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民國111年12 月），45-8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以傅斯年、羅家倫被誣一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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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期間，有傳言稱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二人收受安福系
賄賂，組織學生復課而遭北京學聯驅逐，引發各方關注。這一謠言實則起於北京學聯內部，北大學生朱一鶚因南下作學生代表的計畫屢遭傅、
羅所阻，故利用《北京日報》所報導的新聞進行造謠，隨後謠言經參與「新舊之爭」論戰的張厚載、徐凌霄二人配合傳至上海。傅、羅憑藉二
人在學聯中的重要位置、同研究系報紙的緊密關係，以北京學聯名義為自己辨白，並請託相熟的北大師生、上海報界人物為其澄清，甚至授意
他人散布朱一鶚破壞北大的不實消息。在此後的歷史記憶中，朱一鶚這
位五四學潮健將的身影逐漸消失，傅、羅則以學生領袖的身分為世所知。
傅、羅被誣，究其根源，在於二人對學生罷課持審慎態度，其後更是藉闢謠之機呼籲學生遠離政治、盡力從事「文化運動」，以圖收束學潮。
惟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間本就存在緊張性，學生在不斷介入社會事務後
被賦予「學生政客」、「學生報人」的新角色，在讀書與救國之間徘徊不定，逐漸分途而行。傅、羅被誣一事，集中體現了五四時期學生個人
意氣之爭、新派與舊派之爭、罷課與上課之爭，以及黨派之爭。
關鍵詞： 五四運動、研究系、安福系、傅斯年、羅家倫***

本文初稿先後蒙張曉俐、張田、鄭澤民、蔡紀風、石希嶠、唐益丹審閱攻錯，在「晚清史方法
與文獻」課程中承戴海斌教授、王藝純、王思雨、王藝朝、鄒子澄、胡冬敏、王超諸君糾謬正
誤，修改階段得宮陳、羅嗣超、孟凡幫助。在寫作過程中，陳以愛、周月峰兩位教授指點提示良多。三位匿名審查專家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惟文責由筆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1 年 4 月 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 年 5 月 27 日。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45-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自發生之日起，五四運動就成為被闡釋、追憶的對象，相關解說在每一次「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不斷湧現。或受此影響，「五四」的回憶史、詮釋史、
紀念史成為重要議題，吸引許多學者進行探索，而五四運動中的具體史事，反倒被認為已無剩意可尋而不受關注。 1事實上，我們對「五四」史事層面的了解，尚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亟待釐清。 2
在頗為學者關注的〈《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傅斯年曾回憶辦《新潮》期間的三層困難，除了刊物「經濟方面的波折」與飽受政府高層的政治壓
力外，第二層困難是「發生了許多反動，有幾家報紙天天罵我們，幾幾乎像他
們的職業。……我們不免有受氣負苦的地方，甚而至於拊若干敵，結許多怨；
前兩月志希和我的被誣，也未嘗不以此為根源」。 3所謂「被誣」，是指傅斯年、羅家倫在五四期間被傳受安福系賄賂一事。傅提及此事，只是將之作為《新潮》腹背受敵的結果，故對「被誣」的具體情況並未言明。實際上，是時因外
交失敗，加之國內政治派系的宣傳鼓動，輿論普遍呈現出反安福系之態勢。4而
在安福系屢次嘗試插手教育界事務後，學界更是與之勢若水火。在這種氛圍下，竟有傳聞稱傅、羅這兩位新思潮的鼓吹者、學生運動的健將被安福系收買，
由此激起的反響，恐怕並非像傅一筆帶過這般簡單。
研究者對「被誣」一事關注較少，惟羅志田在梳理「問題與主義」之爭時，
透過胡適、李大釗等人為傅、羅闢謠的電文，注意到此事。他認為謠言的「散布者」或是安福系，或是新潮社在民間的競爭對手。受李大釗〈混充牌號〉一
文中官僚藉清流學者作招牌這一說法的啟發，羅推測「收買」謠言很有可能出
自安福系本身。 5陳以愛則認為，傅、羅被傳為安福系收買的消息，「夾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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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為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期，頁 4-27。
本文討論的五四運動是狹義層面的，即 1919 年 5、6 月的學生運動，非廣義層面的新文化運動。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1919 年 9 月 5 日），《新潮》，卷 2 號 1（1919 年 10
月 30 日），頁 200-201。
馮筱才，〈政爭與「五四」：從外交鬥爭到群眾運動〉，《開放時代》，2011 年第 4 期，頁 28-41。
羅志田，〈對「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再認識〉，《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6），頁 79-81、頁 83 注釋 2。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新舊文學陣營對立的情緒」。 6二人的闡述皆具啟發意義，然謠言究竟出自何方，由誰散播，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問題仍有待考索。
五四時期謠言頻現，對此時人早有策略，以「息謠之最善方法莫善於根究造謠之人」。 7若依後見之明，傅、羅被安福系收買一事確無實據，那麼找出
造謠者，分析其造謠動機，自然是「息謠」的最佳方法。只是謠言之散播離不開各式媒介，是時各報紙、新聞通信社幾乎都有黨派背景，各報報人的政治主
張、人際網絡又格外複雜，訊息在傳遞過程中難免被添枝加葉，賦予新的涵義。
因此對謠言傳播、衍化、接收的各個環節予以清楚掌握，亦是「息謠」之關鍵。
本文首先梳理這一謠言產生、傳播、被接收的全過程，嘗試回答下述問題：造謠者、散謠者究竟是誰，與傅、羅有怎樣的人際糾葛，闢謠者基於何種動機、持何種立場而為傅、羅辯護，各方利用的發聲平臺又有何種背景。
傅、羅被安福系收買一事雖是蓄意編造，二人投身學生運動卻是實情。有趣的是，傅、羅向以五四學生領袖的身分為世所知，惟以往研究多注重二人在《新潮》發表的思想論說，或二人在五四當天的活動，對於他們在整個運動中
的具體行事，在學生組織中的實際作為，著墨不多。 8傅、羅被誣一事，則為我們重新認識二人在五四運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契機。本文通過分析傅、羅應對謠言時所採取的舉措與動用的人際網絡，說明二人在學生團體中扮演的
角色及與報界的關聯，尤將釐清羅家倫與研究系報紙的密切關係，揭示二人如
何利用媒體把控輿論風向，在運動後期藉宣揚「文化運動」左右學運走勢，由此探究學生在介入社會政治運動後與各方勢力之間錯綜的互動狀況，以充分揭
示「學生報人」、「學生政客」等新角色的出現。此外，學生個人意氣之爭、
罷課與上課之爭、新派與舊派之爭，以及黨派之爭等，又是如何在傅、羅被誣678

陳以愛，〈五四運動初期江蘇省教育會的南北策略〉，《國史館館刊》，期 43（2015 年 3 月），
頁 36。
即，〈息謠〉，《時報》，1919 年 6 月 17 日，第 1 張第 1 版。
對於學生組織的研究，參見林齊模，〈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幹事會和北京學聯史實考〉，《安徽史學》，2020 年第 1 期，頁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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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匯聚、並形塑學生運動的面貌，本文也將深入探討，以圖還原更為生動的五四圖景。

一、謠言的製造與流衍1919 年 5 月底，北大學生、同樣是新潮社員的徐彥之在陳獨秀處發現一
封寫給陳的信，信件使用的是「北京大學消費公社製」的信紙，署名為劉乃釗、
王寬仁、黃浩、洪壽泉，自稱是大學生，信的內容意在揭發徐彥之與另外兩名
學生在學潮中的不端行為。徐抄錄此信，在信後附上辨白，以〈何苦來？〉為
題在《晨報》與《國民公報》刊載，只是原信發表時，徐將另兩人的名字隱去。
信函內容如下：仲甫先生左右：此次學生風潮黑幕重重，有不能不為先生一陳者。文科學生徐彥之、某某等（另外兩位因未商協本人，故姑隱其名）數人
詭計多端，反覆無常。初學古文，繼從先生改從新學，非本意也，蓋趨時耳。苟從此力圖發揚，亦未使〔始〕非學術前途之福。詎先生告長假，蔡先生以風潮去京後，某等明知先生等將不復來，新學難保不立見摧殘，於是改弦更張，頓易初志，向可由舊而新，今亦可由新而舊；向之力求蔡先生返校者，今則聲言只須蔡先生之精神長在，雖由
安福派人任校長亦無不可，以此話惑同學，一方私與安福派官僚相結
納，太平湖之黨晏居然被邀同飲。二十四日《北京日報》已載其事，
先生如不信，可向各方面調查。為個人飯碗計，不惜置國事於不顧，校事於不顧，自己良心於不顧，以獻媚於他人，賣校求榮，其人可殺。 9這封揭發信作於 5 月 27 日，除寄給陳獨秀外，還寄給了辭去北大校長一職、時已南下的蔡元培。蔡元培得到該信，或經調查，在 5 月 30 日日記處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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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彥之，〈何苦來？〉，《晨報》，1919 年 6 月 1 日，第 6 版；《國民公報》（北京），1919
年 6 月 1、2 日，第 3 版。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此函假造，校中並無此等學生。」10同樣，徐彥之在查閱了《國立北京大學
廿周年紀念冊》中的「學生一覽」，又至教務處查詢後，也發現北大學生並無此署名四人，斷定署名為假造。信雖是「託名」製造，所述內容卻極具針對性，從「初學古文」而後「改從新學」的描述，加之徐彥之在辨白處嘗提及《新潮》
雜誌，不難辨認出被隱去姓名的兩人，即傅斯年與羅家倫。由於事關新舊思想，易讓人聯想起此前《國故》與《新潮》的論爭，為此徐特意聲明這封信並不是《國故》的同學所為，因寫信者有意將《新潮》三人與安福派官僚相勾連，說
明他厭惡《新潮》並不關乎新舊思想。
按信中所述，能夠證實三人與安福系相勾結的依據是《北京日報》的報導。
檢視《北京日報》，確有其事，只是該新聞載於 5 月 26 日，而非 24 日：
罷課風潮迄未少殺。昨日（按，25 日）某校學生以罷課一舉徒損自己
學業，毫無補於事實，因稟承長官舉行維持會，目的在即日上課，所有各要求問題暫時不要政府履行，以俟將來由政府容納。此為釜底抽
薪之計，甚為妥當。昨日某議長在太平湖請客，亦有學生界在內。某議長甚盼望維持會之有成效云。 11
同日該報仍有類似報導：頃得某方面消息，安福系首要人昨在本俱樂部召集各校學生，極力勸
導，維持現下學界情形，並取銷罷課風潮，以期各校一致照常上課，勿長此激烈以貽人口實云。 12兩則報導內容較為模糊，不過太平湖醇親王府是安福系分部所在地，安福系「首要人」王揖唐是眾議院議長，兩相參照，可知報導當指一事。儘管不久《北京日報》刊出消息，辯稱太平湖宴會係某議長請鄂省實業廳魏宗蓮等人話舊，同座學生係議長高足，席間並未談論學生及學界維持會問題。 13 然此說訛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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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日記 1919 年 5 月 30 日條，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卷 16（日記 1913-1936），頁 74。
〈學界維持會出現〉，《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26 日，第 2 版。
〈本京瑣聞·學界消息〉，《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26 日，第 3 版。
〈學界維持會已中止進行〉，《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2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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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少，登出後第二天同報即有新聞予以澄清，可見並不可信。14安福系勸導學生
上課的消息經登載後，隨即傳至上海。5 月 27 日《時報》有報導稱：
某校以罷課有妨學業，發起維持會，即日上課，與各校接洽。眾議長
王（揖唐）在太平湖宴私立某大學，勸提倡上課不干政治。 15
同日《申報》刊登 26 日北京電謂：學生團和緩分子擬組維持會，目的在勸同學即日上課，所有各要求暫
不責政府履行，俟將來由政府容納，為釜底抽薪計。 16
細讀兩電，其內容均與《北京日報》所登消息相關，只是《時報》將赴宴之學
校明確為「私立」。緊接著，28 日的《時報》、《申報》分別轉述《北京日報》的報導。 17
維持會消息的出現及其引發的反響與當時北京學潮的氛圍有關。自 5 月
19 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發起聲勢浩大的罷課運動後，政府採取諸項壓制舉措要求學生上課，出動大批軍警禁止學生集會、講演，18學生出版的《五七日刊》
被查封，學生幹事段錫朋亦有被捕之傳言。1925 日，教育部訓令各校，由校長
會同教職員督促學生三日內上課。20教育部的訓令「表面以部令督促，內容係
由各校分別勸導」。21而維持會的出現正是政府在強力壓制措施外，企圖打入學校內部，鼓動學生上課的救濟手段，已有學生開始利用維持會的名義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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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謂照常上課的學校「十居八九」，即非事實。見〈學界熱潮可望減退〉，《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29 日，第 2 版。另外，魏宗蓮任職於鄂省實業廳，28 日報導誤作贛省。
〈國內專電〉，《時報》，1919 年 5 月 27 日，第 1 張第 2 版。《民國日報》分作兩則電文進行報導。〈本社專電〉，《民國日報》，1919 年 5 月 27 日，第 1 張第 2 版。
〈專電〉，《申報》，1919 年 5 月 27 日，第 4 版。
〈安福系之疏通〉，《時報》，1919 年 5 月 28 日，第 2 張第 3 版；〈北京學生已在嚴重監視中〉，《申報》，1919 年 5 月 28 日，第 7 版。
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頁 144-152；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 311-315。
李恂如日記 1919 年 5 月 24 日條，見李恂如，《耕齋日記》，收入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
日記叢鈔》（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冊 174，頁 340。
〈各校罷課問題近況〉，《晨報》，1919 年 5 月 28 日，第 2 版。
〈袁希濤關於限令上課期滿部持冷靜態度密電稿〉（1919 年 5 月 29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 238。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內運動上課。22《新聞報》的北京通信員「昂昂」便認為，推行復課的維持會
是安福系破壞學生運動的手段：
一說安福俱樂部對於學生團亦在設種種計劃，希圖破壞：（一）收買一部份學生組織學生維持會以為抵制；（二）使用心腹慫恿學生擾亂秩序，俾犯眾怒，為一網打盡之計。三十日某京報有言學生中之和平派將組織學生維持會，主張上課等語，即係安福派之一種作用，但學
生團防範甚嚴，且有知識，此種計劃未必能售。 23
如前所揭，《北京日報》是維持會消息的重要源頭。作為北京老牌報紙，《北京日報》的政治傾向並不明顯。不過針對學生運動一事，該報偏向政府一邊。
五四學生事件發生後，該報主持者朱淇親自撰寫社論，表示「此次學界與曹陸章之風潮」，「應交與法庭開公判」。24是時除極少數人如梁漱溟外，主張法
律公判學生者多屬說「官話」而非「袒護學生」一方，25因「五四學運帶有強
烈的暴力行為（縱火傷人），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執政者與非執政者最為明顯的區別之一。一般說，非執政的一方視為正義之舉，大都表示支持，而執政
的一方則強調法律、強調秩序」。26按此標準，《北京日報》在當時多扮演維
護政府的角色，甚至與安福系的言論機關《公言報》、《國是報》主張一致，
並共享信息。針對政府「將解散北京各學校，並槍斃拘留各學生」的傳言，該報記者「民」認為這是有人「欲陷政府於受攻地位，藉收漁人之利」，而學生
5 月 7 日被釋一事已證明謠傳不實。 27對於「焚毀大學」這一風說，「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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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熱潮可望減退〉，《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29 日，第 2 版。
昂昂，〈北京特約通信〉，《新聞報》，1919 年 6 月 2 日，第 1 張第 4 版。
朱淇，〈曹陸章案宜交法庭辦理〉，《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8 日，第 2 版。
語出〈陳獨秀致胡適〉（1919 年 5 月 7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上冊，頁 42。
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頁 104。
民，〈學生風潮餘波〉，《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內容相近的報導參見〈學界風潮後之謠言宜禁〉，《國是報》，1919 年 5 月 9 日，第 2 頁；〈學界風潮之餘波〉，《公言報》，1919 年 5 月 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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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為此說與前兩種傳言乃同一作用，自不可信，而 8 日出京、隨後辭職的蔡元培，
不免被他批評「為無意識謠言所動」。 28
由此，《北京日報》放出維持會消息，是為政府宣傳規勸學生復課之計畫，在有意無意間亦透露出學生內部已有分化的跡象。當時即有消息稱「京校學生
分上課、罷課及有條件上課三派，團體已分裂」。29對此，北京中等以上學校
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北京學聯）迅速予以駁斥，聲明消息「全非事實」，學聯「雖遭外人壓迫，內部團結依然堅固」。30北京學聯維護自身形象之舉，從
側面反映出維持會向學校滲透、「壓迫」之實。如徐彥之所言，傅、羅受安福
系賄賂而組織維持會的傳言已在北大風傳，「一時風聲鶴唳，校內外傳播殆遍」。寫託名信的人正是此類傳言的始作俑者（或推波助瀾者），並為傳言確
立攻擊對象，羅織證據。
託名信的內容雖繪聲繪影，卻有明顯破綻。首先，儘管維持會係由安福系
牽線組織，然並不意味著參與其中、持復課主張的學生即被收買；再者，即便學生受賄一事屬實，各報報導中的受賄學生並未具名，而託名信卻能對號入座，直指徐彥之三人，可謂別有用心。只是《北京日報》報導已產生影響，為從源頭破除謠言，徐彥之遂援引《國民公報》的報導，指出太平湖宴會一事是安福系為離間學生而蓄意散播的消息。
徐彥之依據的是《國民公報》5 月 29 日刊登的〈某俱樂部招宴學生說不
確〉一文，內稱：近日外間紛紛傳說某俱樂部有招宴學生之舉，勸其平息風潮、早日上課，此等事實之確否姑不具論，但以純潔之學生，而令與黨派發生關
係，實為一種惡現象。日前《惟一日報》評論，即深致慨。其評論原文云：「聞昨日某部要人召集該系學生開會，勸其維持學界，取銷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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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辭職後之蔡元培〉，《北京日報》，1919 年 5 月 11 日，第 2 版；亦見〈辭職後之蔡元培〉，《國是報》，1919 年 5 月 11 日，第 2 頁。
〈國內專電〉，《新聞報》，1919 年 5 月 30 日，第 1 張第 3 版。
〈來函〉，《新聞報》，1919 年 6 月 6 日，第 2 張第 2 版。此電作於 6 月 2 日。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課，其主張固為吾人所極端贊同，然學生而有系，政黨而有學生，亦
云奇矣。夫此次學生風潮，人多謂有黨派之利用，此風一啟，甲系召
集甲系學生開會，乙系亦將召集乙系學生開會，其範圍或且愈擴愈大，益復糾紛不可理矣。吾人甚望此事之不確也。」
茲據某方面消息謂 此等傳說殊屬不確，其來源即為某俱樂部所散播，其用意在離間學生云。 31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段說明文字字體被加粗放大，顯然有強調之意。《國民公報》為研究系所辦報紙，該系與安福系在政治上多有對立，在輿論上相互攻擊。《國民公報》主持者藍公武與北大師生胡適、傅斯年等人來往頗多，思想同流，32他還委託陳獨秀向北大學生邀稿，在《國民公報》或《時事新報》刊
登。33可見《國民公報》極力澄清有損學生聲譽的傳聞，並藉此攻擊安福系乃
順理成章之事。只是這樣一條來源模糊的消息，會被徐彥之作為關鍵證據採用，其中當有玄機。
實際上，「某方面消息」是羅家倫在中美通信社調查的結果。中美通信社
是由美國人卡爾·克勞（Carl Crow）所創辦的美國對華宣傳機構，此前學者
多關注該通信社在傳播「威爾遜主義」及進行反日宣傳諸方面的作用，對其在
五四期間對於學潮的報導及立場則較少措意。34五四運動中，學界倚仗各通信
社、報館傳送信息，而溝通學、報兩界的人即羅家倫。羅與報界關係緊密，長期為《晨報》譯稿，五四前後他進入《國民公報》任職，《國民公報》對學
生動態的掌握遠較北京他報及時，當有羅家倫往來學生與報館間傳遞訊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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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俱樂部招宴學生說不確〉，《國民公報》，1919 年 5 月 29 日，第 3 版。
周月峰，〈響應與批評：五四運動前藍公武與《新青年》同人的互動〉，《中共黨史研究》，
2021 年第 6 期，頁 134-149。
〈陳獨秀口供〉（1919 年 6 月 12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檔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
新華出版社，2009），頁 107。
任一，〈「寰世獨美」：五四前夕美國在華宣傳與中國對新國家身份的追求〉，《史學集刊》，
2016 年第 1 期，頁 46-57；高瑩瑩，〈一戰前後美日在華輿論戰〉，《史學月刊》，2017 年第4 期，頁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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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功。 35五四風潮發生後，羅家倫擔任北大幹事會新聞股主任，負責接洽報界。
由於北京學聯評議會決議之事項由北大幹事會執行，羅也就成為學聯新聞事務的負責人。羅家倫與新聞通信社聯絡頻繁，透過通信社，他將學生動態發往各處，亦從中獲取各方消息。
中美通信社與北大頗有淵源，該社經理陳定謨兼任北大法預科講師。36同樣具有美方背景的《益世報》則聘北大學生成舍我任該報編輯。成舍我亦為新
潮社員，自是與羅家倫相熟。5 月 26 日，羅家倫曾往「中美通信社送新聞，
在該處與舍我君籌商《益世報》事件」。37可見中美通信社是羅常去之處，他
習慣在該社傳遞、探聽消息。因此當安福系招宴學生的消息一出，羅家倫在聽
說該新聞與中美通信社有關後，隨即前往該社調查，自陳定謨處得知新聞是由
安福系的中央通信社傳出。38羅家倫遂藉職務之便在《國民公報》刊布「真相」，
將招宴之說解釋作安福系為「離間學生」而散播，隨即告知徐彥之，由徐藉此說明託名信之謬。其後《國民公報》上的這則新聞亦被羅家倫拿來作為闢謠的
重要證據。 39
與此同時，中美通信社亦發出通信，點明招宴學生的新聞是由安福系的通信社所發，驗證了羅的說法不虛。這則通信在《民國日報》刊載：
北京大學日前內部忽發現學生勾通安福部主張上課之謠言，實因某某
數報曾登載一新聞，謂安福部召集該系學生，囑其勸告同學上課云云。
大學學生中，本有少數人主張上課者，既發現此項新聞，同學遂疑及主張上課者之曾赴安福部，以致群情憤激，幾以強暴手段對付被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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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孫伏園與副刊〉（1950 年），收入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卷 10，頁 673-674。文中「《國民新報》」當是《國民公報》之誤。
五四後，周作人曾至《國民公報》館訪羅家倫。周作人日記 1919 年 6 月 14 日條，參見魯迅博
物館藏，《周作人日記》（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中冊，頁 32。
〈職員一覽〉，《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北京：國立北京大學，1918），頁 81。
〈傅斯年羅家倫致同學書〉，《時事新報》，1919 年 7 月 3 日，第 3 張第 4 版。
〈傅斯年羅家倫致同學書〉，《時事新報》，1919 年 7 月 4 日，第 3 張第 4 版。
羅家倫引述的版本為：「據本報確實調查，該日並無其事，即係某俱樂部發此謠言以離間學生團體云云。」「本報」即《國民公報》，為羅調查所得。參見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3 張第 4 版。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之人。嗣經調查確係捕風捉影之談，且以該項新聞，係由安福派之通
信社所發出，難保不無作用。復經同學力為調處，此項風潮，現已漸歸平靜矣。 40
《民國日報》為中華革命黨所辦，素持反安福系的立場，故傾向選用利於打擊
政敵的報導。研究系言論機關《時事新報》同樣如此。就在《民國日報》刊登消息的同一天，《時事新報》刊載《英文滬報》5 月 29 日北京通訊云：
日前王揖唐曾圖以賄賂破壞學生團體，既而密謀破露，遂致失敗云。41
翌日，《時事新報》刊載 CS 生所作「北京特別通信」：
安福方面爭閣員席、爭教育權二事仍在繼續進行，一面叫他們的機關報誣蔑學生為政黨所利用，一面又叫他們所辦的通信社發出種種新聞，
有他們這一系的學生為離間之計，以破壞學生團體。後來學生也就覺
悟了，不曾上他們的大當。 42
CS 生當為北大師生，其通信沿用了《國民公報》新聞中的說法。值得注意的
是，這幾則報導雖皆指明學生上課一說為安福系通信社所編造，且此「離間之計」以失敗告終，然道出了部分實情：學生內部在上課與否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安福系宴請學生的新聞致使學生之間互相猜忌，甚至激發了肢體衝突。隨即，部分滬報駐京記者繼續傳播安福系賄賂學生一事，並將受賄學生指向羅家倫。
6 月 4 日《新聞報》刊出通信謂：安福部前曾（二十五日）招致學生數人（中有主張文學革新之大學生
某某等，姑隱姓名）到太平湖本部運動上課，並疏通意見。當時學生
中意思活動者僅二人，餘均婉辭謝絕。隔數日又邀集商議，不料好事
多磨，二君回校一言上課即為大眾申斥，卒未收效，亦可謂徒勞而無功矣。 4340414243〈京校罷課後之近狀〉，《民國日報》，1919 年 6 月 4 日，第 2 張第 6 版。按，原文本有衍字：「疑及及」，現改正。
〈北京近日之怪現狀〉，《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4 日，第 2 張第 1 版。
CS 生，〈北京學生界最近的狀況〉，《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5 日，第 1 張第 2 版。
佛，〈北京特約通信（續）〉，《新聞報》，1919 年 6 月 4 日，第 1 張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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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該通信作於 5 月 30 日，刊出時間略晚，與前引「昂昂」的看法稍有差異。文
中所謂「主張文學革新之大學生」指向羅、傅等人，明顯是受到託名信的影響。
同日《申報》有報導稱：
北京大學學生有羅某等，曾著某雜誌等，專以鼓吹民意為己任，大為學界所贊。計此次風潮發生，羅等即為某日刊主持之人，近有被安福部以金錢五萬元收買之說，後被各校探悉其事，以羅助桀為虐，群起而攻，羅遂不能立足於學生團之內。 44
休學在家的顧頡剛敏銳地察覺到「羅某」即羅家倫。在 6 月 5 日寫給徐彥之的
信中，顧頡剛提及幾天前讀到《國民公報》所載〈何苦來？〉，對徐「在困難中奮鬥」甚是關心；而「昨見《申報》載志希為學生團中所不容，未知是謠是
實，在協力禦侮的時候，尚要尋私怨，真是可恨」。有趣的是，顧頡剛將徐、羅遭受攻擊歸結為「私怨」，而對「收買」一說置之不理，可見他對新潮社員
抱有信心。他更多地在質疑學校內部，認為發動學潮的幾個人「或者只是高興，
不見得是愛國」，因北大中「無意識」的人太多，所以「這次風潮竟澎湃洶湧到這樣子，從外觀看來好像是大有進步，從內容看來不由得不令人憂慮，那輩胡鬧的人怎能擔當這樣大的責任」。45顧頡剛甚至疑心「北京學生聯合會是為少數高興鬧事的人把持」，直到「六三」學生被拘後，他「知許多人都情願犧
牲」，由此「見得學生的真精神」，方打消顧慮。 46顧頡剛對羅家倫的信任並不能阻遏相關風說不斷流衍之勢。6 月 3 日起，
政府大肆抓捕學生，旅居北京的徐兆瑋自北大學生狄君武處獲悉「聞有按聯合
會名單逮捕幹事員之說，君武亦為幹事員，情形益危迫矣」。47同時，《新聞報》另一駐京記者傳出消息：「安福俱樂部有出重金購買學生羅某，探得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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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政府與學生團最近狀況〉，《申報》，1919 年 6 月 4 日，第 7 版。「某日刊」當指《國民公報》。
顧頡剛，〈致徐彥之〉（1919 年 6 月 5 日），《顧頡剛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卷 1，頁 265。
顧頡剛，〈致潘家洵〉（1919 年 6 月 11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168。
徐兆瑋日記 1919 年 6 月 5 日條，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合肥：黃山書
社，2013），冊 3，頁 1990。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團中為首諸人名單，洩其密謀，堅請政府悉置於法。」48「羅某」當仍指羅家倫。可以發現，傳言中羅家倫被收買後的行事幾經變動，從參與維持會主導復課，演變為出賣北京學聯幹事，性質愈發惡劣，他在《國民公報》上的糾謬工
作收效甚微。

二、謠言擴散與各方反應儘管徐彥之隱沒傅、羅二人姓名，然而各報導中出現的「羅某」已經指向明確。而真正提名道姓坐實二人受賄一事的報導源自「聯合通信社」，刊登在6 月 8 日的《神州日報》：
北京學界因對日外交失敗問題激起最大風潮，而暗幕中與日本相依為命之安福派，初本欲以武力壓平之，嗣見勢漸擴大，未可輕侮，於是
妙想天開，就學生中之掛新派招牌而資望較隆者，極力施其運動。其運動方法有賂以金錢者，有許以位置者，有同時許以位置並賂以金錢者，聞北京高等專門以上各學校學生受其運動而改變宗旨者頗不乏
人。北京大學中向抱激烈主張之傅斯年、羅家倫二氏，前被大學推為學生聯合會代表，最近竟為安福派之游說所惑，忽然改變態度，且對
於新派學生祕密施其勾引，以期羅致於安福派之幕下。事為同學所發
覺，於本月二日在文科大學飯廳內開會議決，將傅、羅二氏之代表名
義取消，並當眾宣布傅、羅受安福派運動之確據與其罪狀。爾時全場
憤怒，不啻鳴鼓而攻。傅、羅見勢不佳，乘機而出，學生中頗有欲加
以痛毆者，而多數人則以傅、羅平日提倡新學，成績頗優，不必過於摧殘，致墮奸人之計，故傅、羅得免於禍云。
附在這段報導後的按語，雖批評安福系施「鬼蜮伎倆」於學生，卻對此見怪不怪，實意在指責傅、羅墮壞蔡元培「得意門生」之名，累及蔡的聲譽。 49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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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雷，〈北京特約通信〉，《新聞報》，1919 年 6 月 6 日，第 1 張第 4 版。
〈學生潮中之學生潮〉，《神州日報》，1919 年 6 月 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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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後，《神州日報》刊出「半谷」的特約通信。「半谷」即張厚載，曾是北大學
生，1919 年 3 月因發布文科學長陳獨秀辭職的「風說」而被北大開除。50退學後，張厚載仍為上海報紙撰寫北京通信。在這封通信中，張厚載聲稱自己聽到一「極離奇的新聞」：「新潮雜誌社裡的某某三人已被曹陸章收買，有與安福派通聲氣的嫌疑，所以學生聯合會又議決把這三人驅逐出校。」張厚載對此消息雖表示「不甚確實」，卻因其學、報兩界的朋友同持此說轉而「疑信參半」。
實際上，以親訪某人所獲得的耳食之語來驗證傳聞虛實，是張厚載通信的一貫套路。他表面上抱持「疑信參半」的審慎態度，實質上在對消息進行再加工。
他明顯讀過〈何苦來？〉所載託名信，才會將新聞主角定為《新潮》的三人，
而非傅、羅兩人；然而，託名信僅述及安福系曾賄賂學生，曹汝霖、陸宗輿、
章宗祥則與此無關。張厚載卻稱自己曾看到某報時評謂「曹、章當初做學生的時代也是很激烈、很活潑的愛國青年」，由此聯想到《新潮》三人確實以激烈
著稱，而「如今《新潮》裡的某某三人倘果有如外間所傳說的事情，某報的時
評可謂不幸而中」。51就在張厚載撰稿同期（6 月 10 日），曹、陸、章三人被免職。此時強行將《新潮》三人同被輿論視作「賣國賊」的曹、陸、章相比擬，
可見張的用意。
由於託名信的關係，徐彥之與傅、羅同被視為安福系收買的對象。在〈何苦來？〉中，徐辯稱自己並不在所傳的組織維持會的人選之列，之所以被羅織在內是因他在新潮社中佔重要位置。〈何苦來？〉發表後，關於被收買者的說
法時有變動，或謂傅、羅二人，或謂羅一人，然均未出現徐彥之，直到半谷通
信才再次將其加入。其後，兩則電文的出現使人選限定在傅、羅二人身上。6月 15 日，《時報》刊北京 13 日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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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羅志田，〈陳獨秀與「五四」後《新青年》的轉向〉，《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77-187。
半谷，〈學海新潮（三）〉，《神州日報》，1919 年 6 月 13 日，第 2 版。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大學生傅、羅被同學發覺暗通軍閥，派求位置，自相殘賊。傅、羅本
激烈派，任學生代表，罪狀既揭，遂被驅逐。 52
同日的《民國日報》則揭出二人姓名：
謠傳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暗通軍閥派發覺，被人宣布罪狀驅逐。 53
羅家倫其後曾透露《時報》的消息源自「北京某報之記者徐某」，該報日日登載攻擊《新潮》之文，或謂「人首畜鳴」，或謂「洪水猛獸」。54「某報」指的是《京報》的附刊《小京報》，即前引傅斯年口中「天天罵我們」的報紙，
而「徐某」即該報主持者徐凌霄。55因不滿於《新潮》諸人改革文學的激烈態度、率意罵人的行事風格，《小京報》曾刊登孟勉、黃復、徐適盦等人的批評
文字長達半月。徐凌霄雖未公開表態，卻有籌劃之功，他實不認同新派人士，
尤其是他對舊劇的看法與傅、羅有霄壤之別。於是，作為《時報》的北京特約
通信員，徐凌霄藉機將消息發至上海。 56
就在被收買人選確定係傅、羅二人的同時，關於收買一方不斷有新說出
現，在安福系的基礎上增加了曹、陸、章三人，繼而擴及「軍閥」。上述兩電
一出，消息基本定型，隨即引發各方關注。一直關注此事動向的顧頡剛，延續
其一貫的看法，認為：
孟真、志希被同學逐出，難保無這件事，卻親近軍閥派的行為斷斷不
敢相信，他們若是這樣的言行背謬，志氣薄弱，我不但從今不敢相信
他人，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
顧頡剛對傅、羅較為了解，他知曉二人性情「絕不肯瞻顧世故」，「見著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要加以評論」；加之《新潮》受人歡迎，結怨甚多，託名信一
事已說明「只要是《新潮》社員，沒有不被人妒忌的，沒有不說被安福部收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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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專電〉，《時報》，1919 年 6 月 15 日，第 1 張第 2 版。
〈本社專電〉，《民國日報》，1919 年 6 月 15 日，第 1 張第 3 版。
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3 張第 4 版。
「徐某」為徐凌霄，此點承陳以愛老師提示，謹此致謝！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 328。《京報》與新舊之爭的關聯，有待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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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的」。因此，他並不相信二人會親近軍閥，反倒認為北大內部「黨派紛歧，私仇固結，排抵強烈」，猜測針對傅、羅的人或受「安福部慫恿」，「或者真與
安福部有關係」。顧頡剛將此事歸為「內鬨」。 57
被逐一事無論是否切實發生，都反映出北京學聯內部存在嚴重的意見分
歧，甚至出現如顧頡剛所言的內訌情況，這與學聯對外展示的團結形象不符。
北京學聯一如往常，迅速作出回應，於 20 日發布聲明，宣稱驅逐之事子虛烏有，強調學聯內部的團結：日前報載關於傅、羅二君之事，閱之不勝詫異。查二君前在敝會忠勤
服務，嗣以有人造謠中傷，曾為一度避嫌之辭職。今事已大白，前此謠諑皆屬別有作用，敝會對於二君始終未嘗有驅逐之事，特函達貴報，以代聲明。 58
北京學聯的這份聲明於 22 日出現在上海各大報紙，惟刪去「前此謠諑皆屬別有作用」一語。 59學聯似乎更有意消除謠言在上海的影響，故聲明在上海報
紙刊出的時間甚至早於某些京報。60除聲明外，學聯尚致電上海各大報館，對
京滬各報「屢載本會內鬨，團體分裂種種謠言」予以澄清。 61可見學聯重在維
護自身團結的形象，故對造謠中傷者不作追究。而傅、羅「曾為一度避嫌之辭職」，顯示二人受謠言波及，不見容於學生團體或為實情。
與上海報界淵源頗深的余裴山亦關注此事。626 月 16 日，他致信《時事新報》主筆張東蓀，認為傅、羅被驅逐「一定是官僚派的惡毒手段，因為曉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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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致葉聖陶〉（1919 年 6 月 17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64-68。
〈來函照登〉，《國民公報》，1919 年 6 月 21 日，第 3 版；〈來函照登〉，《晨報》，1919
年 6 月 23 日，第 3 版。
〈來函〉，《申報》，1919 年 6 月 22 日，第 8 版。該聲明在上海其他報紙刊登的情況，茲不
贅舉。
其後，20 日聲明的未刪節版再次刊於滬報，可見〈傅羅二君人格之保證〉，《民國日報》，1919
年 6 月 29 日，第 3 張第 10 版；〈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來函〉，《申報》，1919 年 7 月 2日，第 8 版。
〈公電〉，《時報》，1919 年 6 月 24 日，第 1 張第 2 版。
余裴山自復旦公學畢業後，任《神州日報》主筆，後投身教育事業。見余裴山，〈求學時代之回憶〉，收入薛明揚、楊家潤主編，《復旦雜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8-19；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這二位是狠〔很，下同〕激烈的、狠正直、敢言敢為的，只要拿一個惡名來汙衊了他，使他內裡互相攻擊，那大學問題自然不解決而自解決的了」。為證明
自己所言不虛，他附上羅家倫 6 月 9 日給他的信，以說明羅在運動中主張一貫，不可能與黨派勾結。 63余裴山是《新青年》、《新潮》的忠實讀者，與傅
斯年的通信嘗載於《新潮》，64自稱同傅、羅「精神上是狠聯合的」；他與胡適亦為老相識，書信來往不斷。受新思潮影響，他對《神州日報》版面與內容
進行革新，曾向胡適約稿。65五四後，他關注學潮，是學生的鼎力支持者。66可以發現，他分析「官僚派」欲藉助謠言引發大學內訌的觀點與羅家倫在《國民公報》放出的新聞如出一轍，當是受到羅的影響。事實上，余、羅一直保持通信，為證明羅的清白，余裴山藉給張東蓀寫信之機將羅的信附在其中，變相替羅發聲。隨後，他重施此法，展示了羅 6 月 18 日的回信。 67余裴山將私信公
開之舉，勢必得到信主人的允許，而張東蓀樂於為這些信件提供刊發平臺，可見他對學潮亦甚為關切，反映出其與北京學界的密切關係。
張東蓀對北京運動的走向與北大的情形十分關注，為此希望胡適詳細寫一
封信給他。在得知傅、羅被驅逐的消息後，他寫信詢問胡適「傅、羅被誣的黑幕，可否詳細寫出，做〔作〕為通信」，因為「蓀近來主張勿論對於何方面，都沒有顧忌。一有黑幕，如果確實，就把他宣布。我以為非如此，這社會永無清明」。68對此，胡適很快回信，表示他並不怪罪「別有用意」的造謠者，卻
指責上海幾家大報的駐京訪員，「竟把這種無據的謠言用專電傳出去，這真是
現今報界一種大怪現狀了」。69幾家大報，即指 6 月 15 日發布電文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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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裴山，〈致胡適〉（1919 年 2 月 12 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冊 29，頁 196-200。
〈來函〉，《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19 日，第 3 張第 4 版。
〈通信〉，《新潮》，卷 1 號 3（1919 年 3 月 1 日），頁 551-554。
〈新思潮〉，《神州日報》，1919 年 4 月 8 日，第 6 版。
裴山，〈學生的活氣〉，《神州日報》，1919 年 5 月 7 日，第 6 版。
〈來函〉，《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3 日，第 3 張第 4 版。
張東蓀，〈致胡適〉，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 34，頁 218-219、222。
〈來函〉，《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6 日，第 3 張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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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民國日報》等。胡適的回應看上去僅為張東蓀提供了「極簡單的消息」，不過《時事新報》不時有羅家倫的音訊，其後又刊發傅、羅揭開「黑幕」的具有
通信實質的信件，雙方在私下始終保持著聯絡。
胡適選擇簡單回應張東蓀，蓋有考慮，他把火力集中對準了《神州日報》，
因該報率先指名道姓地散布傅、羅被收買的消息。胡適的這封更正信並不見於已出版的胡適全集或選集中，茲錄於下：《神州日報》記者：前幾天貴報載有聯合通信社及半谷通信，說北京
大學新潮社員傅斯年、羅家倫兩君被安福部收買去了，故背叛學生聯
合會。這種新聞自然是別有作用的人造出的謠言，值不得一駁，但是這兩位都是我所深知的青年，因為平時議論不肯讓人，故被無恥之徒造謠誣蔑，我看了未免有點不平。現在的人沒有膽子出來同新思潮作
正大光明的激戰，卻去鬼鬼祟祟的背後損壞人的名譽，這是狠可恥的事。但是這種毫無根據的謠言不但有人相信，竟有人發專電到上海去傳播，真是可怪的了。至於傅、羅兩君在學生幹事會的勤勞，已有聯
合會替他們聲明，不用我再說了。胡適白。 70
這封信當是胡適交由余裴山刊登。胡適主要針對的對象，一是「半谷通信」的作者張厚載，將謠言定性為同新思潮激戰，即是在譏諷張的「可恥」行為；二是發專電到上海的謠言傳播者。至於造謠誣蔑的「無恥之徒」指代何者，則語焉不詳。將謠言歸咎於傳播者，而對造謠者不予追究，這在前引胡適給張東蓀的信中即有體現。不過，是時羅家倫擔任杜威（John Dewey）演講的速記員，
與胡適經常見面， 71胡適自是了解被誣事件內情。他知曉內情卻又閉口不談，
其中自有玄機。幾天後，胡適在《每週評論》再發聲明：
自學生愛國運動發生以來，有人造出一種謠言，說北大的新潮社社員
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去了。上海有一家大報的駐京訪員
竟把這種謠言用專電傳出去！那些魚行的通信社自然不消說了。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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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更正〉，《神州日報》，1919 年 6 月 26 日，第 4 版。
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3 張第 4 版。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有許多朋友寫信來問究竟這事是真是假。我們正式回答他們：「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72
胡適依舊批評謠言的傳播者，惟表述略作調整，發專電者從「幾家大報」變作
「一家大報」。聯繫這一期《每週評論》胡適著重表揚「兄弟」刊物《星期評論》，加之《民國日報》發電時註明傅、羅被逐事乃「謠傳」，可知胡是將同樣具有中華革命黨背景的《民國日報》排除在外，僅針對《時報》一家而言。
此時胡適很可能通過羅家倫知悉《時報》的發電員即徐凌霄，故單列《時報》
進行敲打。而後，胡適連同周作人、劉復、高一涵、陳大齊、李大釗、錢玄同、
唐偉等北大教師致函京滬報紙澄清謠言，說法與〈他也配〉相近。73綜合來看，
胡適有意將「我們」（北大師生）與安福系作明顯區隔，正因二者涇渭分明，謠言才不值一駁，對造謠者亦無須理會。只是與胡適一齊列名者僅有七人，多數北大教師（尤其是學校評議會、教授會的成員）並未就此事發聲，或能反映
出北大內部與傅、羅親近的教師實屬寥寥。
對比之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學聯）中的北京學生代表則言之鑿鑿，認定謠言是由安福系製造：
日前本埠各報載有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派賄買，一時眾聽為之淆惑。嗣經同人確實調查，全係安福派捏造，以圖汙蔑。傅、
羅二君為勇敢有為之靑年，初不因之稍損毫末，用特備函表白，請貴
報登載以釋群疑是幸。北京南來代表羅隆基、段錫朋、方豪、許德珩、
聞多、陸梅僧、瞿世英、羅國烺、黃日葵、羅發組、劉慶平、錢宗堡、
汪信臣、張國燾、祁大鵬、楊健、陳寶鍔同啟。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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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隨感錄·他也配〉，《每週評論》，號 28（1919 年 6 月 29 日），第 3-4 版。胡適此文
標題或受《國民公報》記者毋忘的影響。毋忘，〈他也配〉，《國民公報》， 1919 年 5 月 18日，第 3 版。
〈來函照登〉，《國民公報》，1919 年 7 月 2 日，第 3 版；〈北京胡適等來函〉，《申報》，
1919 年 7 月 2 日，第 8 版；〈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等來函〉，《民國日報》，1919 年 7 月 2 日，
第 2 張第 7 版；〈胡適、周作人、劉復、高一涵、陳大齊、李大釗、錢玄同、唐偉啟事〉，《晨報》，1919 年 7 月 3、5、6、7 日，第 1 版；〈來函〉，《時報》，1919 年 7 月 7 日，第 2 張
第 4 版；〈胡適等啟事〉，《時事新報》，1919 年 7 月 8-12 日，第 1 版。
〈京學界代表羅隆基等來函〉，《申報》，1919 年 6 月 29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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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北京南來代表對此事多不知情，掛名純為壯大聲勢，真正知曉內情者惟 段錫
朋、陳寶鍔等北大學生（詳後）。這些學生代表與北京學聯立場一致，均為證
明傅、羅清白，只是將造謠者指向安福系，則比北京學聯更進一步。有趣的是，《民國日報》將此聲明與北京學聯 20 日聲明同置一欄，標題冠以〈全係安福派污衊詭計〉，亦不顧及兩份聲明的微妙差異，旨在藉學生聲明來攻擊政敵，
作政治宣傳之用。 75
然而並非所有人（團體）均將造謠者指向安福系。就在北京南來代表聲明
刊登的第二天（6 月 30 日），復旦大學同學會開會，決議對校友羅家倫致函獎勉。羅 1917 年自復旦公學畢業，五四後一直受到復旦校友關注。 76在同學
會看來，「羅家倫君在北京大學，為國事非常盡力，近為奸人所忌，誣為安福派所買收，業經調查不確」。77此處「奸人」指向模糊，若指安福系中人，意即安福系承認收買學生的事實，不免有自我汙名之嫌，非該系一貫作派。78因此「奸人」當另有所指，很有可能是忌恨羅家倫的學界中人，「誣衊」羅與安
福系相勾結。
綜上所述，謠言藉通電、通信由京至滬，內容逐步定型，影響漸次擴大；
為傅、羅闢謠者因立場各異，對謠言呈現出不同的認知：顧頡剛關心北大內訌
情況，北京學聯意在維持對外團結形象，余裴山與南來學生代表認為是安福系
造謠；胡適絕口不提造謠者，反倒歸咎傳播者，且每次因發言形式不同（個人
立論或集眾表態），表述間有區別。這些微妙的差異顯示出事件另有「內幕」。
至於「內幕」究竟如何，只能由傅、羅二人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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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羅二君人格之保證〉，《民國日報》，1919 年 6 月 29 日，第 3 張第 10 版。
參見〈復旦公學畢業式〉，《時事新報》，1917 年 7 月 1 日，第 3 張第 2 版；《復旦年刊（1919）》，頁 103。汪嘉驥，〈五四後本校大事追憶〉，《復旦》，期 8（1920 年 1 月 1 日），頁 157。
〈復旦同學會敘餐記事〉，《申報》，1919 年 7 月 1 日，第 11 版。
安福系並不承認曾干預學潮，過問北大內部事務。參見〈安福部與北京大學〉，《公言報》，
1919 年 7 月 29 日，第 3 版。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三、揭出造謠者及其策略
在謠言出現後，最先應對者是徐彥之，後由其他人替傅、羅闢謠，這期間
傅、羅二人均未露面，似乎不急於回應。傅斯年於 5 月底回山東參加留歐學生
考試，確實無暇顧及此事。不過，羅家倫從一開始就謀劃應對之策，發聲各方
背後均有其身影。
如前文所示，羅家倫藉《國民公報》將安福系招宴學生的報導解釋成安福系為離間學生而製造的謠言。這一解釋可謂一石二鳥，既說明北京學界內部主
張一致，並無復課之議；又證明羅家倫等人被安福系收買一事係空穴來風，託名信遂不攻自破。羅在《國民公報》發布的新聞隨即成為徐彥之闢謠的重要證據。其後，余裴山與全國學聯的北京代表亦將造謠者指向安福系，重複羅的說法，他們當是受到羅的囑託。余裴山通過與羅書信往來獲知內情，並將羅的信
件公開，替他向上海各界傳達訊息。北京代表所得消息源自「同人確實調查」，
而能夠調查此事的「同人」只能來自北京，從其後傅、羅寫給段錫朋、陳寶鍔
等人的闢謠之信，可斷定所謂「同人」即傅、羅自己。
羅家倫暗中向各方傳達自己的解釋，表面上卻對謠言不屑理會。在 6 月
18 日寫給余裴山的信中，羅家倫認為「外間所傳的各種誣衊我們的話，完全
是那些喜造言生事的人鬧的，還有那些國粹大家」，回應反倒會讓造謠者得勢，
故表示無意辯正，況且是時他憂慮的是陳獨秀被捕一事。79不過他還是向余裴山與外界透露自己仍擔任「學生會的新聞股主任」，未被解職，而傅斯年早在5 月底就回山東，藉此說明「被逐」一說並不可靠。 80
羅家倫所言不虛，是時他確實在盡心營救陳獨秀。但他對謠言從來不是不屑理會。6 月 20 日，傅斯年回京。就在當天，北京學聯為傅、羅發聲，否認79
80

這一說法在 6 月 23 日致狄侃的信中被他再度強調。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3 張第 4 版。
〈來函〉，《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3 日，第 3 張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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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驅逐一事，該聲明於翌日送登《國民公報》。 81考慮到羅家倫為新聞股主任，
又供職於《國民公報》，可以判定該聲明是傅斯年在歸京當日與羅家倫商議的結果。82二人利用羅的職權，以北京學聯的名義替自己辯誣，並在聲明中透露
二人曾一度「避嫌」辭職。聲明通過《國民公報》公之於眾，羅尚託狄侃將聲
明在上海「廣為傳播」。83事實上，當時以北京學聯名義發布的電文可能多出
自羅家倫之手，學聯營救陳獨秀的電文即由他主導。84這反映出學聯這一「新產物」組織不夠精密，任事者多由學生中間「習於做事的出來自由擔任職務」，
導致一些決策「流於專斷」。 85是時有人攻擊北大，即稱大學中「少數專權，
託名全體」，所言未必皆為構陷之辭。 86
經羅家倫調動自己掌握的輿論工具與人脈資源，南北學、報界人士漸次為此事闢謠，羅亦準備將謎底揭開。時任上海學生聯合會評議長的狄侃與羅家倫
為復旦公學校友，引羅為「知己」。87他不相信傅、羅被逐一事為真，故寫信詢問，隨即將羅 6 月 23 日的覆信寄給張東蓀，在信中羅將「真相」原原本本
道出。一如前例，信在《時事新報》公開，此舉顯然經過羅家倫授意，而張東蓀亦得償所願，得到揭開「黑幕」的通信。 88
羅家倫分三部分描述謠言始末。首先，他依舊將謠言起源歸咎於安福系：
此謠言之起，最初起於安福俱樂部在太平湖會宴學生之新聞一條，後據確實調查及中美通信社之報告，知係該部所辦之中央通信社發出，何以該通信社發表該部之祕密，其內容不問可知，當時即由五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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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照登〉，《國民公報》，1919 年 6 月 21 日，第 3 版。
羅家倫致余裴山信中提及康白情為文書股主任。康同為新潮社員，當時有謠言稱康被安福系收
買（筆者尚未見到此類報導），故康亦有可能參與聲明的撰寫。
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3 張第 4 版。
〈北京全體學生對於陳獨秀被捕之表示〉，《國民公報》，1919 年 6 月 16 日，第 2 版。
康白情，〈北京大學的學生〉，《少年世界》，卷 1 期 1（1920 年 1 月 1 日），頁 48-49。
〈昨聞之學界消息〉，《公言報》，1919 年 6 月 13 日，第 3 版。
對狄侃的介紹，參見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1），頁 514-515。
本段與以下幾段，若未註明，均引自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3 張第 4 版。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九日之《國民公報》、《晨報》揭破其陰謀，略謂「據本報確實調查，
該日並無其事，即係某俱樂部發此謠言，以離間學生團體云云」。……
該部通信社在北京繼續發出各種指名之新聞尚不足，尤令張敬堯在上
海所辦之某通信社發出種種指名之新聞，表面雖罵安福，而其用心則更深一層矣。
前文提到會宴學生的報導見於《北京日報》，然登載時未註明消息來源，檢視
同時期安福系報紙《公言報》、《國是報》，均無類似消息。考慮到是時《北京日報》言論偏向政府，且與安福系報紙共享一些資訊，刊登由中央通信社發
出的新聞不無可能，只是該新聞之刊出是否有離間學生的謀劃，則見仁見智。89
實際上，明確提出離間學生一說的報導並不見於《晨報》，僅在《國民公報》
登載，說明此說為羅家倫的「獨家發明」。張敬堯的上海通信社指聯合通信社，
指名新聞即前引 6 月 8 日《神州日報》刊登的消息。因創辦人李次山與張敬堯
的交誼，聯合通信社曾得到張的資金贊助，然該社背景複雜，南北議和期間轉
而成為益友社的輿論機關。90五四時期該社與張敬堯是否還藕斷絲連，仍待探究。中央通信社由《民強報》編輯羅毅夫主持，91據傳與安福系或張敬堯有關
聯。92正是因為兩通信社與張敬堯均有牽扯，故羅家倫認為二者相互配合，致使消息擴散。
其次，羅家倫指出「謠言一方面由於安福之陰謀，一方面更由於新舊之爭」。他述及辦《新潮》以來所遭受的攻擊，並向狄侃透露參與此次造謠的兩人：「子知《神州日報》之通信員半谷為誰，即前次因新舊之爭而開除，早與
北京『訟』報（按，指《公言報》）發生關係之張某也。子知《時報》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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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厚載亦關注到該新聞，他表達了學生勿與政黨接近的願望，並希望「此種傳說為絕對的不確」。
光芒（疑為張厚載），〈北京學界風潮之近狀〉，《神州日報》，1919 年 5 月 29 日，第 2 版。
許金生主編，《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北京：線裝書局，2014），
冊 2，頁 344。
〈北京部分通訊社名稱、地址及負責人姓名表〉（1919 年 8 月 26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文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 386。
許金生主編，《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冊 2，頁 202。此為1918 年末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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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電員為誰，即在前述北京某報之記者徐某也。」「張某」即張厚載，「徐某」即徐凌霄，二人均迴護舊戲，不認同傅、羅的批判論調，因筆戰而結怨。張、徐亦有私交，93他們在 6 月間默契地將謠言傳送至上海，推波助瀾，很有可能
是暗地共謀。可見，謠言事件成為新舊之爭的延續。
羅家倫上述內容基本屬實，可與前文所揭一一對應。問題在於，無論是安
福系還是「舊派」，構陷新潮社員有其「用心」，並不難理解；而羅家倫及時闢謠，揭露「黑幕」，自是應有之舉。然而羅遲遲不欲宣辯，並謂謠言可「自生自滅」而「真相自明」的解釋，更像是託辭；真正原因在於「謠言之起，內
幕複雜」，他擔心宣布內幕後「於團體進行不無妨礙，外邊黑暗勢力更可利用」。
只是他眼見謠言已「哄動全國」，不得不出面詳述事件始末。顯然，羅家倫對
謠言「於團體進行不無妨礙」的擔憂，表明謠言內幕不僅與「外患」有關，還關涉「內憂」。最終，羅家倫披露真相：
弟與傅斯年君皆平素梗直任性，故得罪於人甚多。有同鄉某君者，其品行弟不欲言，乃去年以國史編纂處名譽徵輯員名義回浙，大事招徭〔搖〕，不理於人口者也。此人屢次欲南下作代表，段錫朋君阻之不得，遂令弟與傅君阻之。此人因之恨弟與傅君刺骨，四出作匿名帖。
日前傅君之弟與人互毆，伊即暗通警署，欲捕其弟及傅君，並唆被傷之人赴檢廳起訴，近又暗向傅君索傷費三百元。傅君之弟年僅十六歲，
現因被嚇逃走，不知下落。傅君之祖父以八十之年，因之急成瘋疾，
此人之心快而傅君苦矣。此等慘劇，其忍聞耶！
羅家倫列出「同鄉某君」的種種行為，揭示謠言與學潮期間被激化的個人私怨
有關，只是未具名指出同鄉為何人。在此函刊出幾天後，《時事新報》登出傅、羅二人 6 月 27 日寫給段錫朋、許德珩、陳寶鍔、黃日葵四人的信。 94段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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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豂公來簡〉，《小京報》，1919 年 2 月 26 日，第 3 版。徐凌霄回信見〈答豂公〉，《小京報》，1919 年 2 月 26 日，第 3 版。
〈傅斯年羅家倫致同學書〉，《時事新報》，1919 年 7 月 3、4 日，第 3 張第 4 版。以下論述
若不詳註，皆出自此信。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人時為全國學聯中的北大學生代表，亦是謠言事件的親歷者，他們與其他北京
代表前曾登啟事為傅、羅辯誣，辯誣依據的「同人確實調查」當為 23 日羅家倫致狄侃信。27 日信得以在《時事新報》登載，或依照慣例由羅家倫授意，或由段等四人與張東蓀交涉。 95
這是傅、羅首次（亦是唯一一次）合體現身，回應謠言。信的內容是在23 日羅信的基礎上進行擴充，論述大體相近，同樣認為謠言與《新潮》掀起
的「新舊之爭」有關，將散謠者歸為張敬堯的通信社、張厚載、徐凌霄等人（當然未揭出姓名）。然 27 日信件亦有調整說法之處，尤其是對謠言起源的解釋，
與之前有細微的差別：由中央通信社發出的新聞，前此被視作是謠言緣起，此時則歸為謠言「所利用之機會」。於是，謠言有了新的源頭：「謠言之所自，始由於『樞密會議』之一匿名帖。」
這種差異體現的是傅斯年的主張，而重溯謠言源頭當是傅同羅家倫商量後的結果，尤凸顯傅的意圖。為反駁所謂二人與安福系相勾結的謠言，傅斯年將自己與羅家倫自 5 月 24 日至 26 日的行事一一開列，以說明二人所為「不外新聞股例行事件與《五七》同學保釋兩端」，無接洽安福系之可能。值得注意的
是，傅、羅的行事顯示二人參與學生事務甚是積極，然而長久以來，學界對二
人在學生運動中的重要性卻缺乏足夠認識。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傅、羅對學生激烈的罷課行為持審慎態度，日後二人又成為學潮問題的應對者，故對自己在五四中的具體行事著墨不多。因此，既往研究或參照羅家
倫的回憶，認為傅斯年被其他學生襲擊後，就成為五四運動的旁觀者；96或著
重關注羅家倫起草北京學界宣言，撰文闡釋五四運動精神的貢獻，對二人的認
知存在局限。而 27 日信件提示的線索，則有助於還原傅、羅在學生運動中的
實際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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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滬期間北京學生代表與張東蓀來往頗多。參見康白情，〈南遊漫記（六）〉，《晨報》，1919
年 8 月 8 日，第 7 版。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1950 年）、〈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1931年），均收入李瑞騰、莊宜文主編，《羅家倫與五四運動·史料篇》（桃園：國立中央大學，
2019），頁 2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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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五四事件後，傅、羅便在北大幹事會任事，因幹事會為北京學聯的執行機
關，二人亦負責學聯事務。前文已揭示羅家倫在學聯中的重要作用，自五四起
他就負責接洽報界，97其後一直擔任新聞股主任，中途短暫退出學聯，隨即復
職。 98在是時學生印象中，傅斯年擔任文書股主任。 99若據所列行事，傅則多
在新聞股活動。無論是哪兩股，傅都承擔著起草文書、對外交涉的工作，直至
5 月 29 日他赴濟南參加留歐學生考試為止。正是由於二人在幹事會中位居要津，為學生事務的主要決策者，從而被人誣以開「樞密會議」來籌劃接洽安福系。為作回應，傅、羅遂將內幕揭開：「樞密會議」之一揭帖，後經調查，即某君所為。伊於布此揭帖之後，即召其同黨四出造謠言，蓋伊初次欲南下赴武漢之計畫為弟等所打破，
故積怨之深入於骨髓，而利用當時恐慌忿怒之心理，下此毒計。後又強欲赴上海，斯年、家倫當即譏誚數語。於是次日揭帖出矣，謠言起
矣，此真所謂「因公受累」也。至於彼所利用之機會，一則當時謠言
百出，瞬息萬變；一則報上有安福部招宴安福部學生一段新聞，彼強舉斯年、家倫二人以實之。……尋報上安福部招宴學生一事，……顯
係安福一種挑撥手段。當日陳獨秀先生曾堅稱係安福之詭謀。次日陳獨秀先生接到一匿名函，謂弟等二人與徐君彥之如何如何。陳獨秀先生氣極，謂必係受安福指揮之學生所造，即電某報調查，請其將此詭計揭穿。後對此函筆跡，又某君所為也。某君又使其同鄉陳某廣設方術，與弟等為難。 100

97〈昨日各校學生聯合大會詳情〉，《晨報》，1919 年 5 月 6 日，第 3 版；〈昨日之學界大會〉，《國民公報》，1919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98
6 月 23 日羅家倫致信狄侃，稱自己「仍在學生團體任事」。見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3 張第 4 版。
99
夏明鋼，〈五四運動親歷記〉（1961 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輯 11，頁 11。倪品
真稱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等人均在文書股，只是他在敘述中忽略了新聞股。見倪品真編，《五四運動紀實》（衡陽：湘潮印書館，1941），頁 75。羅家倫亦稱康白情為文書股主任。
100「同鄉陳某」疑為義烏人陳邦濟，時為北大工科采冶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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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是時北大出現頗多互相揭發、攻訐的匿名揭帖。101信中提到的「揭帖」與「匿名函」（即前文引用的「託名信」）內容相近，皆由「某君」製造。惟揭帖是在學校內張貼，匿名函則寄給蔡元培、陳獨秀等人。「某君」因不得南下擔任學生代表，故遷怒於傅、羅二人，將安福系招宴學生的新聞嫁接於二人身上，進而製造揭帖、匿名函加以傳播，甚至暗通警署，行勒索之事。因此，「揭帖」
與「匿名函」係「謠言之起」。正是由於謠言源自北京學聯內部紛爭，一旦披露
內幕，無疑對一向以團結形象示人的學聯造成不良影響，「於團體進行不無妨
礙」，因此熟知內情者多對造謠者閉口不談。那麼製造謠言的「某君」究竟是誰？
從羅家倫透露的線索可知，「某君」是他的浙省同鄉，1918 年曾擔任國史編纂處名譽徵集員。1917 年，國史館併入北大，成立國史編纂處。1918 年
6 月，為徵集民國史料，編纂處擬於每省各設名譽徵集員兩人。102北大共有 26
名學生報名參與，其中浙籍兩人，分別是商科的朱一鶚（浙江東陽）與國文門
的曹侃（浙江天台）。103其後徵集員又有增減，羅家倫最終加入，與朱一鶚、
曹侃一齊回浙搜集史料。 104因此，「某君」在朱、曹二人之間。
提供「某君」身分資訊的人是顧頡剛。他在讀過 27 日信後認為傅、羅闢謠甚有效果，「你們辨白之後，人家都加倍的信仰，有幾個人向來不看《新潮》
的，看見了我也都問起你們兩位」。緊接著，他問道：你們信中隱名的一個人是否朱一鶚？我很要知道。 105
顧頡剛並非無端猜測。如前所述，顧熟知傅斯年與他人的「私怨」，曾總結傅在北大「反對之人事」，其中一條即：學生儉德會—朱一鶚發起，討校長的好，當時孟真大施攻擊。朱在法科，現在的《國民雜誌》朱也在內。 106

101〈評議會教授會聯合會布告〉，《北京大學日刊》，1919 年 5 月 15 日，第 2 版。
〈國史編纂處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
103
〈國史編纂處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6 月 22 日，第 1 版。
104〈快信〉，《新聞報》，1918 年 7 月 18 日，第 1 張第 2 版。
105
顧頡剛，〈致傅斯年〉（1919 年 7 月 22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183。
106顧頡剛，〈致葉聖陶〉（1919 年 6 月 17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6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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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學生儉德會」係北京大學學生儉學會，於 1917 年 4 月 16 日由朱一鶚發起，贊成者共 16 人。朱一鶚「草就簡章十則進商校長」，以勤學、儉財、發展自
治能力為宗旨，呈請宿舍不設舍監，不備僕役。蔡元培提倡的北京留法儉學會
珠玉在前，北大儉學會無論是組織名目抑或宗旨均有效仿之處。107況且此會發
起時間僅距蔡元培長校四個月，啟事又是在〈北京留法儉學會簡章〉刊布十餘
天後撰寫，贊成人多是朱一鶚的同鄉、同學，朱籌備該會當為臨時起意，誠有討好校長之嫌。108傅斯年很有可能撰寫匿名揭帖，對朱「大施攻擊」，致使二人結怨。109相較之下，曹侃雖非「新文學」的支持者，然並未加入《國故》，當不致與學弟傅斯年呈敵對之勢。 110故「某君」即為朱一鶚。
實際上顧、傅二人與朱一鶚皆有淵源。顧、朱二人在 1913 年一同參加在
上海舉行的北大預科招生考試，俱在錄取之列。111入校後，傅、朱同在預科第一部英文甲班。112預科畢業後，傅斯年升入國文門，朱一鶚進入北大商科。或許是儉學會討好校長產生作用，朱一鶚深受蔡元培倚重。為紀念北大創校 20
週年，朱一鶚等人負責為編輯《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搜集材料，113他
還撰寫〈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會紀事〉一文，彰顯其編輯之責。114蔡元培發起進德會，朱一鶚與傅斯年皆被選為評議員。115不過朱曾在進德會大會演講，
107〈北京留法儉學會簡章〉，《新青年》，卷 3 號 2（1917 年 4 月 1 日），頁 1。
〈北京大學同學儉學會啟〉，《新青年》，卷 3 號 4（1917 年 6 月 1 日），頁 1。此會持續時
間不長，五四後已不存在。康白情，〈北京大學的學生〉，《少年世界》，卷 1 期 1，頁 53。
109
傅斯年回憶 1917 年北大一個同學「長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滿人意的事」，他曾撰匿
名揭帖「討伐」之，這個同學當是朱一鶚。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1940 年），
收入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 5，頁 526。
110
曹侃於 1918 年畢業後入文科研究所，所習課程偏向於黃侃所授科目。見〈附北京大學各科畢業
學生成績單〉，《教育公報》，年 6 期 3（1919 年 3 月 20 日），頁 62；〈曹侃請津貼已准〉，《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11 月 20 日，第 2 版；〈在校同學錄〉，《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頁 3。
111
〈北京電報〉，《民立報》，1913 年 4 月 4 日，第 3 頁。
112
〈學生一覽〉，《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頁 29。
113〈本校二十週［年］紀念冊之籌備〉，《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1 月 25 日，第 1 版。
114
朱一鶚，〈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會紀事〉，《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頁 1-2。
115
起初經選舉，傅斯年為評議員，朱一鶚為糾察員。6 月 29 日進德會會議，通過李大釗提議，將
糾察員廢除，悉改為評議員。參見〈進德會報告〉，《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6 月 3 日，第2 版；〈進德會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7 月 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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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對入會者一番訓勉，其地位可見一斑。116藉擔任國史編纂處徵集員回鄉之機，朱一鶚經蔡元培介紹，參觀滬、浙兩地教育實業各機關，拜訪名人，並將參觀經歷撰文紀錄，刊於《北京大學日刊》。117同為校長的得意門生，朱一鶚諸般行事不免讓傅、羅不滿，二人嚴斥朱氏「大事招搖」，未嘗不是競逐之心在
作怪。
朱一鶚在校園中甚是活躍，參加北大體育會，118擔任國民雜誌社調查股主
任，119並參與發起平民教育講演團。120他在講演團的活動延續到了五四期間。121
而在學生運動中，他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據他回憶，「五四運動，我本是發
動的一人，亦是自始至終，追隨同志，努力奮鬥的一人」，甚至擔任五四當天
示威運動的「總代表」。122按照倪品真的說法，五四前一天的準備大會是由朱一鶚、許德珩與廖書倉發起。123當天，邵飄萍出席報告巴黎和會形勢，當有其東陽同鄉朱一鶚的聯絡之功。5 月 4 日上午，學生決意遊行至各使館一事為京師警察廳探知，朱一鶚作為學生代表負責同警察廳管轄人員接洽。 124據此
可知「發動的一人」確有實據，並非朱的自我標榜。
國民雜誌社社員在五四運動中「出力獨多」，125屬北京學聯核心力量，朱一鶚在運動初期得以大顯身手，與其社員身分有關，也離不開他此前在北大建立的聲譽、積累的活動經驗。5 月 22 日，從上海悄然轉至杭州的蔡元培「得116〈朱君一鶚在進德會大會中之演詞〉，《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6 月 3 日，第 4 版。
〈北京大學學生來滬參觀〉，《申報》，1918 年 7 月 9 日，第 11 版。朱一鶚，〈參觀小記〉，《北京大學日刊》，1919 年 1 月 14 日，第 4 版、1 月 15 日，第 3-4 版。朱一鶚年假參觀的紀錄，參見朱一鶚，〈天津工商業參觀記〉，《國民》，卷 1 號 3（1919 年 3 月 20 日），頁 8-18。
118〈校長布告〉，《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10 月 24 日，第 1 版。
119
〈國民雜誌社第一期職員錄〉，《國民》，卷 1 號 1（1919 年 1 月），頁 1。
120〈平民教育講演團〉，《北京大學日刊》，1919 年 3 月 7 日，第 4-5 版。
121〈平民教育講演團紀事〉，《北京大學日刊》，1919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
122
朱一鶚，〈五四運動之回顧〉，《中央副刊》，號 41（1927 年 5 月 4 日），頁 18-19。
123
倪品真編，《五四運動紀實》，頁 46。
124〈前日學界風潮之又一報告〉，《公言報》，1919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京師警察廳移交被捕學生案致京師地方檢察廳函稿〉（1919 年 5 月 7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檔案中的北京五四》，頁 5。
125
語出自陳獨秀，見一覺記，〈本社成立週年紀念大會紀事〉，《國民》，卷 2 號 1（1919 年 11月），頁 87。
117-73-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朱一鶚電」，是時拍電報費用不菲，朱一鶚當是代表學聯與蔡聯絡，可見他在學聯中的重要位置。6、7 月間，朱多次寫信給蔡元培，其中包括那封託名信，可惜除託名信外，其他信件的內容已無從得知。 126
隨著運動深入，朱一鶚愈發「積極」，企圖作為學生代表南下武漢、上海
串聯，遇到了阻力。是時北京學聯派遣學生奔赴各地，通常會選擇出生地、求學地與目標地均有關聯的學生，方便學生就地聯絡各界。學聯較早趕赴武漢的兩位學生代表均為湖北籍，即符合這一標準，朱一鶚顯然因條件不合而未能成行。127不過也有例外情況，赴上海的學生代表就未按該標準進行選拔。上海是全國學聯所在地，赴滬代表將承擔籌備全國學聯成立、策動上海工商學界、溝通南北等重要使命，因此所選學生不以籍貫為限。朱一鶚看重這次大施拳腳的良機，且從結果來看，赴滬代表多為國民雜誌社社員，他自然有當選資格。只是他並不被同班同學段錫朋所承認，段遂找傅、羅這兩位新潮社員力阻之。國民、新潮兩雜誌社在五四前後關係複雜，雙方在新舊文學、學運策略等諸多問
題上並無共識，然雙方人員互有往來。128羅家倫 1918 年參與新華門請願運動，
故與段錫朋、許德珩等人相熟，曾受邀加入國民雜誌社，因不認同《國民》的「狹義國家觀」而拒之。129學生運動開始後，兩雜誌「開始合流」，130甚至被
顧頡剛寄望「互相輔助」。131因此，傅、羅替段錫朋出面分憂，乃出於私誼，
也是幫段維護國民雜誌社內部的團結。
126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卷 16（日記 1913-1936），頁 72、78、81、84、86。
羅發組為清華學校學生，宜昌人；張伯謙為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生，襄陽人。參見張影輝、孔祥徵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頁 69。〈武漢學生之聯合〉，《益世報》（天津），1919 年 5 月 27 日，第 2 版。
128
羅家倫 1920 年送別赴法留學的許德珩，作詩謂：「五四以後的一夜，你在門裡，我在場中；六三以前的一夜，我進門去，你在場中。」此詩可見二人關係。羅家倫，〈往前門車站送楚僧赴法〉，《新潮》，卷 2 號 3（1920 年 2 月），頁 503；〈往前門車站送楚僧〉，《國民》，卷 2
號 2（1920 年 6 月），頁 37。
129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 1950 年），均
收入李瑞騰、莊宜文主編，《羅家倫與五四運動·史料篇》，頁 177、233。
130〈許德珩先生講演詞〉，收入北大壁報聯合會委託風雨社編輯兼發行，《五四在北大》（北京：北大壁報聯合會，1947），頁 16。
131
顧頡剛，〈致狄膺〉（1919 年 8 月 10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226。
127

-74-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經此一事，朱一鶚與傅、羅之間的宿怨被激化，繼而生出謠言事件。不過，朱一鶚的造謠行為並未影響他在學聯中繼續扮演重要角色。6 月初，朱一鶚「提議恢復遊街講演案」，大批上街講演的學生被捕，繼而引發「六三運動」，
全國多地罷工罷市。132可以說朱的提議將運動推向了另一高潮。而在學生多奔
赴各地，北京學潮漸息後，留在北京的朱一鶚如願以償成為學生代表，在拒簽
和約的請願活動中嶄露頭角。朱一鶚作為北大代表在 6 月 25 日、28 日分別謁
見總理龔心湛、總統徐世昌，提出和約不簽字等三項要求。1337 月 7 日，朱一
鶚作為北京學聯代表出席北京各界聯合會的籌備會，由他報告聯合會籌備之經過。134可見從 5 月至 7 月間，朱一鶚一直是學聯的中堅分子，並在運動後期代
表學界與各界聯絡，成為推動學潮持續進行的重要力量。

四、謠言的結局
傅、羅二人的闢謠是否為人所信，取決於接受者的立場。偏向學生一方的《時事新報》就評論傅、羅的「表明態度」是有效的，社會上沒人再說二人受賄，並且人人都恨造謠者。135若按前引顧頡剛所言，連向來不看《新潮》的人
都熱心打聽二人，二人被誣反倒助長了《新潮》的影響力。不過牽涉此事者對
二人的說辭並不認同。張厚載讀過通信後，立即刊登聲明回應：
前此關於傅、羅兩君被誣事之通信，鄙人早已申明其為謠言，但既有所聞，自不能不書以待兩君之來函更正，此意於通信中詳言之，讀者
自能辨別。鄙人與傅君相知識已久，聞此謠言後即知為妄，其後又遇報界數君，皆如是言之，且言之鑿鑿。曾參殺人，曾母且不能無疑，
132

曾琦，〈五四運動與國家主義〉（1926 年），收入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上冊，頁 394。
133
〈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見總理詳情〉，《晨報》，1919 年 6 月 27 日，第 3 版。〈各界對於山
東問題之最後請願〉，《晨報》，1919 年 6 月 28 日，第 2 版；〈總統與各界代表之談話〉，《新聞報》，1919 年 7 月 3 日，第 2 張第 1 版。
134
〈紀京津聯合會〉，《申報》，1919 年 7 月 11 日，第 6 版。
135
守黑，〈表明態度〉，《時事新報》，1919 年 7 月 19 日，第 3 張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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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而況鄙人之於傅、羅兩君乎！當時即致函傅君，叩以真相，囑其即復，
乃久久不得覆音。鄙人既屢有所聞，又任新聞職務，遂取以為通信材
料，且特聲明為一種謠言，並希望兩君之更正，亦可謂無負於兩君矣。
其後傅君來書，謂新自魯歸，讀鄙人書，即請往一談。鄙人於某夕往，則傅君已出門，乃悵然返。近閱《時事新報》傅、羅兩君致某某諸君
函，謂鄙人與《公言報》早已發生關係，又謂因新舊波浪之關係，作此通信。夫鄙人與《公言報》，除戲評外無絲毫關係；至新舊風潮，鄙人雖屈抑以去，然曾不以此介介於懷。若謂鄙人挾嫌通信，鄙人絕對不能承認。恐有誤會，特此聲明。 136
傅斯年與張厚載在京不乏見面機會，終不得見或是張的託辭，或是二人本不相為謀。他們最大的分歧在於對舊戲的態度，傅主張舊戲當廢，「沒一駁的價值」；
張為資深「梅黨」，以舊戲為「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替舊戲辯護，頗有
感情色彩。137不過張厚載自稱對新舊文學「均無成見」，138同新潮社員之間亦
有引為同調之處。就在新舊之爭前夕，張厚載尚呼應顧頡剛關於家庭改革的主張，文章在《新潮》發表，說明傅、張關係尚可。139雙方矛盾的激化，源自新舊之爭中張厚載將林紓嘲諷陳獨秀等人的小說送登《新申報》，後又在京滬報
紙傳播北大「謠言」，顧頡剛遂將張歸入傅斯年結怨的人事之列。140五四運動
發生後，張厚載經常撰寫通信介紹學界情形，惟通信中不時有學生的「負面」
消息。就在傅、羅通信刊出的前一天，7 月 2 日，張厚載署名「百屏」，報導學生被收買的消息。他稱「傅、羅諸君受安福收買之謠，記者早已信其不確」，
然而「今又聞法政專門學校代表劉某（按，劉琪）亦有受安福部兩千元之說，
並謂安福部密遣該部某氏餽送六萬元於北京大學代表、學生聯合會領袖之段
希〔錫〕朋，經段嚴詞拒絕云云」，他「但望後說之可靠而尤望前說之不確136〈張豂子啟事〉，《神州日報》，1919 年 7 月 11-18 日，第 1 版。
參見傅斯年，〈再論戲劇改良〉，《新青年》，卷 5 號 4（1918 年 10 月 15 日），頁 349-360。
138
豂公，〈感舊偶談（一）〉，《天津商報畫刊》，1932 年 8 月 4 日，頁 2。
139
張厚載，〈獨立生活〉，《新潮》，卷 1 號 4（1919 年 4 月 1 日），頁 661-665。
140
顧頡剛，〈致葉聖陶〉（1919 年 6 月 17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6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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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也」。141其後張引用《又新日報》記者顧名 142的說法，指責傅斯年為北大的「門羅主義」派，繼而揭露北大學生互相猜忌、「四分五裂」的情形。143事實上，學界內部之紛擾多屬實情，張厚載「有聞必書」確不利於維護學界團結的形象，
在學聯看來難脫「藉公圖私」之嫌。反過來，張厚載對於自己受新舊之爭影響，成為紓解新派情緒之「犧牲品」而被勒令退學一事，始終介介於懷。 144
筆者目前尚未發現朱一鶚的回應。不過，就在傅、羅闢謠不久，7 月 17日北大發生了迎胡（仁源）拒蔡（元培）風潮，輿論多視該風潮為安福系收買學生以破壞北大之舉， 145而一封通信則將朱一鶚與此事扯上關係：
安福部對於大學的懷恨，當然已非一日，五四運動以後，更無日不準
備他們的陰謀，無如學生團體異常堅固，他們無法可想。起初用恐嚇
政策，不久恐嚇政策失敗了，於是用造謠離間的政策，不久造謠離間
政策又失敗了。他們氣得走路〔投〕無路的時候，又聽得蔡校長快要
回來，於是忍無可忍，同胡仁源勾結，實行妙計。兩禮拜以前，北大
國貨維持股裡有兩個敗類發生了一件案子，後來開全體大會，將楊濟
華、許有益、朱一鶚三人擯除。楊某等因之懷恨，於是安福部利用他
們的懷恨以實行破壞大學的計畫。事為北大幹事會所知，遂即密派樊
淵溥、陳強華二人暗中加入他們的團體偵察一切。果然於十六日，他
們在安福部所辦的中央政聞社會宴，樊、陳兩君也同時在場，指揮若定的是范鎧等，范鎧等的靠山是胡仁源，胡仁源的靠山是安福部。樊、陳兩君以極機敏的能力盡得其祕密，回來報告。他們的祕密是什麼呢？

141

張厚載在《神州日報》所用筆名除「半谷」外，常用「白蘋」，「百屏」與「白蘋」同音，當
是他另一筆名。百屏，〈京塵雜錄〉，《神州日報》，1919 年 7 月 2 日，第 1 版。
142
顧名（君義），江蘇泰縣人，1918 年自北大國文門畢業，後擔任靳雲鵬機關報《又新日報》的主筆。參見〈在校同學錄〉，《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頁 43；許金生主編，《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冊 2，頁 215。
143
白蘋，〈北京大學之新寫真〉，《神州日報》，1919 年 8 月 3 日，第 1 版。
144
HK 生（疑為張厚載），〈北京特約通信〉，《新申報》，1919 年 4 月 16 日，第 1 張第 2 版。
豂公，〈感舊偶談（一）〉，《天津商報畫刊》，1932 年 8 月 4 日，頁 2。
145〈京聞瑣紀〉，《新聞報》，1919 年 7 月 24 日，第 2 張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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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以目的論就是迎胡拒蔡，以手腕論那就複雜多了，而最重要的就是推
翻現在北大的幹事會。他們當場擬了一個通啟，大概說蔡先生久不來
京，他們要請胡仁源來署理校務；又擬了一個三張紙長的傳單，誣衊
了幹事會許多罪狀，說得朱一鶚、程體乾如何的好而被擯，其餘的幹
事如何的壞，而當局所以非實行推翻不可。 146
通信仍為 CS 生所作，將朱一鶚與迎胡拒蔡風潮牽扯在一起，獨見於此處。揆
諸史料，楊濟華、程體乾等人被幹事會開除實有其事。 147然朱一鶚並不在其中，148否則遭幹事會驅逐的他，自無資格作為學聯代表參與 7 月 7 日北京各界
聯合會的籌備會。
CS 生將朱一鶚視為楊濟華等人的同黨，其中一因是風潮發起者如程體
乾、許有益均係朱的同鄉，楊、朱曾同為北大儉學會與體育會成員，幾人素有淵源。更為重要的原因當與傅、羅被誣有關。前文提到 CS 生較早參考羅家倫
在《國民公報》的解釋，在通信中揭露安福系通信社散布招宴消息的目的乃在
離間學生；如今他將未被幹事會開除的朱一鶚描述為投靠安福系、密謀破壞大學之人，顯然有構陷之意。檢視 CS 生在《時事新報》為數不多的通信，內容
皆與北大有關。149他當係北大內部人士，與傅、羅親近，知曉二人被誣內情，於是藉題發揮，以朱一鶚造謠之道還施彼身，算是「秋後算賬」。而向 CS 生
透露內情，為其尋得刊布平臺的人，很有可能是羅家倫。
自參與籌備北京各界聯合會後，朱一鶚逐漸銷聲匿跡。據後來者論述，他
於 1919 年畢業後回到家鄉的東陽中學任教，後進入國民黨宣傳機關任職。150
146

CS 生，〈破壞大學陰謀之大敗露〉，《時事新報》，1919 年 7 月 26 日，第 2 張第 1 版。
〈黃堅等 183 名北大學生共同投案書〉（1919 年 8 月 2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檔案中的北京五四》，頁 146-147；〈北大學生願共同投案〉，《晨報》，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148
據倪品真回憶，是他與蔣希曾勒令幾人出會，然未提及有朱一鶚。倪品真編，《五四運動紀實》，
頁 186。
149
除前文所引兩篇通信外，目前所見的另一篇為 CS 生，〈北京學界之壯烈犧牲〉，《時事新報》，
1919 年 6 月 7 日，第 2 張第 1 版。
150
旭文，〈朱一鶚的「五四」人生〉，韋定民、華德韓主編，《東陽文史資料選輯》（東陽：政協東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2000），輯 16，頁 28。朱一鶚可能沒有拿到北大的畢業證書。
參見北京大學檔案館收藏的《法本科畢業學生分數冊》（民國八年），收入王學珍、郭建榮主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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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朱一鶚並未因參與五四運動而行「五四運」，「五四」對他的意義，就在於每
次「五四」紀念時由他「報告五四運動經過情形，每年至少溫習一次」。151在「五四」的歷史記憶與歷史論述中，也很少出現他的身影，其事蹟自然不被研究者關注。對比之下，傅、羅二人「光榮的參加了運動，也光榮的畢了業」，152
作為「五四」的風雲人物而聞名於世。只是 1949 年政權鼎革後，謠言再度成為「事實」，傅、羅被安福系收買一事成為他們破壞學生運動的鐵證，二人在新的歷史敘述中被重新定位，此為後話。

五、餘

論

通過本文的考辨分析，可以發現傅、羅被誣一事看似是五四運動中學生內
部的人事糾葛，卻因謠言製造、擴散過程中諸多力量的介入而牽聯甚廣，涉及
學生個人意氣之爭，新派與舊派之爭，黨派之爭，罷課與上課之爭。謠言起於學生內部在罷課與上課問題上的分歧，安福系藉機利用維持會來遏止學潮，朱一鶚激於私怨而製造傅、羅組織復課的謠言，張厚載、徐凌霄因往日與「新派」
的爭端將謠言散布至上海。為掩蓋學生內部分歧，避免風說妨礙學潮，羅家倫
策略性地將安福系招宴學生的新聞解釋成安福系為離間學生而散布的謠言，並調動其社會網絡鼓吹此說。研究系則基於反安福系的政治考量為學界提供闢謠的平臺。自此，謠言從北到南，由京至滬，逐步擴散，成為輿論焦點，隨
著真相被揭開，學生內部的糾葛亦對外顯露。
傅、羅被構陷為主張復課者，蓋非偶然，除上述因素外，實與二人對學生
「運動」方式的看法，對待罷課的態度有關。在歷次學生運動中，罷課都是一把雙刃劍，既可成為學生抗爭的重要手段，又因引發罷課∕復課之爭變成影響

編，《北京大學史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2（1912-1937），上冊，頁 719。
〈附北京大學各科畢業學生分數表〉（民國八年十二月造報），《教育公報》，年 7 期 6（1920年 6 月 20 日），頁 16-18。
151
朱一鶚，〈五四運動之回顧〉，《中央副刊》，號 41，頁 18。
152
周作人，〈《新潮》的泡沫〉（1950 年），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卷 10，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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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學生離合的關鍵因素。北京學界由於內部意見紛歧，在罷課問題上態度時有反覆。最早的罷課之議出現在五四當晚為營救被捕學生而召開的集會上，傅、羅對此持審慎態度。田炯錦回憶，「在新文化運動有大貢獻的一位年長同學」直言，「被捕同學應該聽候校長設法保釋」，不當輕易將罷課用作「營救同學的武器」，被人一拳打落眼鏡。153被打的「年長同學」即為傅斯年。傅勸阻罷課，
確實是順應蔡元培的意旨。 154只是要求上課的聲音終究微弱，北京各校 5 日
宣布罷課。羅家倫此時忙於聯絡各界，然當蔡元培透露警察廳會釋放被捕學生，惟前提是要求各校復課時，羅即刻傳達復課決定，為此慘遭同學責罵。155
由此可見，傅、羅在學潮初期均執行蔡元培的上課主張，然此主張在激憤的風
潮中尤顯突兀，易被學生中的激烈分子懷疑係親近政府，從而成為二人被誣之根由。 156
儘管不認同罷課抗爭，二人還是積極投身運動之中，傅斯年在被打後不久
即加入幹事會。按二人自述，自 5 月 5 日起「吾輩定『北京學界打頭陣，將來
發展不限北京，更不限學界』之大政方針」，157此舉實未辜負顧頡剛對二人「將風潮擴大」的寄望。158五四期間軍人搗毀北大之說頻傳，傅、羅廣求南北各界援助，以確保北大不被政府解散，甚至與胡適等人同江蘇省教育會謀劃北大南153

田炯錦，〈「五四」的回憶與平議〉（1969 年），收入陳占彪編，《五四事件回憶：稀見資料》（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 196。
154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中冊，頁 198-199。其後有逸聞稱，傅斯年是因贊成蔡元培的主張而被打。參見〈五四大鬧趙家樓〉，《力報》，1947
年 5 月 4 日，第 1 版。
155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收入李瑞騰、莊宜文主編，《羅家倫與五四運動·史料篇》，頁 183-184。
156
孫伏園回憶 5 月 5 日晚他得知傅斯年被打的消息，因傅「受了政府的收買」，而「羅家倫也有嫌疑」。此處被打有傅、羅提倡「新思想」的因素，更為重要的原因仍與傅主張復課有關，只是孫並未點出，且其記述受到謠言事件的影響。柏生，〈五月四日〉，《晨報副刊》，1922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157
〈傅斯年羅家倫致同學書〉，《時事新報》，1919 年 7 月 4 日，第 3 張第 4 版。
158
顧頡剛，〈致葉聖陶〉（1919 年 5 月 9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61。

-80-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遷，以保萬全。159可知二人的策略是以穩健方式與政府周旋，避免動搖教育根基，對罷課後的效果有充分預估，並作提前準備。
傅斯年在 5 月底率先從運動中抽身而出，選擇以學業為重。羅家倫則繼續
投身運動，並經歷「六三之役」。160不過在曹、陸、章三人被免職、上海「三罷」結束後，北京學界內部對運動走向的判斷再現紛歧，分為上課與罷課兩派，以北大為首的學校堅持繼續罷課。161對此，羅家倫有意為罷課風潮踩下剎車。
他採納了蔣夢麟的建議，「信仰惟學可以為人，惟學足以救國」，162而此建議實則是蔡元培、湯爾和、黃炎培、蔣夢麟諸人籌商的結果。藉辨白之機，羅在報紙上發出「關門讀書」、「盡力文化運動」的號召，有意承接五四前新思潮
的運動，引導學生回校讀書，以扭轉運動方向，在他的策動下，更讓「文化運動」一詞成為輿論界的時髦辭彙。163這與同期推動學潮持續深入進行的朱一鶚
呈鮮明對照。一年後，同樣經蔡元培授意，由羅家倫組織，在《晨報》推出「五四」一週年紀念號，羅按照蔡所定基調，呼籲學生轉向「文化運動」以解決根
本問題，其主張既是算五四運動的總賬，又是「開將來的路徑」，試圖終結是
時因中日直接交涉而掀起的全國罷課風潮。164然而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政治
運動之間的緊張性始終存在，就連羅家倫都未能將自己的主張付諸實踐。相比於傅斯年在五四後便身體力行「到國外讀書去」，165羅更熱衷世事，在五四風

159

陳以愛，〈五四運動初期江蘇省教育會的南北策略〉，《國史館館刊》，期 43，頁 30-36。該
方案最終未施行，並在中共建立的論述中被賦予了破壞學運的性質。
160
曾琦，〈致羅家倫書〉（1934 年），收入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中冊，頁 718。
161
〈北京學生界近聞〉，《申報》，1919 年 6 月 22 日，第 6 版。
162
〈蔣夢麟致羅家倫〉（1919 年 6 月 13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 57。
163
參見周月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 2017
年第 1 期，頁 30；李達嘉，〈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思想史》，期 9（2019年 12 月），頁 117-135。
164〈羅家倫致胡適〉（1920 年 4 月 23 日），收入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265。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
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晨報·五四紀念增刊》，1920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165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卷 2 號 1，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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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潮落幕後尚南北奔馳，周旋於各方政治勢力之間，幾乎成為「學生政客」。166伴隨政黨勢力介入學運程度日深，學生在讀書抑或救國的抉擇中陷入兩難，學生內部亦逐步劃分陣營，分道而行。 167
五四運動的發起，親歷者多歸於學生的愛國自覺，然黨派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各政黨均意圖操控學潮以實現各自的政治目的，因此學生成為各方極力拉攏的對象，其中以安福系與研究系為主。安福系對學界手段直接，或以行政
力量安插人手擴張勢力，或以金錢、位置賄賂學生，分化學生團體，或動用輿論抹黑大學。羅家倫初將謠言歸為安福系所造，這種解釋恰同輿論對該系的既有印象吻合。研究系則利用報章鼓吹新思潮來「迎合」學界，其後聘請學生為該系報紙撰稿，由此既可掌握學生動態，又能進行輿論鼓吹，乃至攻擊政敵。168《國民公報》招致羅家倫即是顯例。
此前學界對羅家倫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估計不足，蓋因未能釐清羅與研究系的關係。周作人在「五卅」後曾反思五四運動之「流弊」，認為「近來的專發宣言，打電報，示威遊行，罷市工課……都是羅志希之罪」。 169所謂「罪」
亦可為「功」。羅家倫在五四運動中發揮巨大能量，上述行動單純倚靠學生團
體之力實難進行，研究系為他提供了有力的平臺與資源。正因如此，羅才能游刃有餘地應對被誣事件，透過《國民公報》、《時事新報》引導輿論；反過來，
研究系則藉助學生之力對安福系實施輿論攻擊，同時聚攏學界人心。不過，學生對於是時的政治人物仍心存警惕，清楚若過分接近政客、武人，則「非惟事業無所成，而學生之名譽，亦必為之一敗墮地」。170顧頡剛正是基於此種考量
166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冊 1，頁 81。
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 155-187；羅志田，〈課業與救國：從老師輩的即時觀察認識「五四」的豐富性〉，《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頁 209-240。
168
研究系籠絡學生之法即為益友社所重視。〈羅家衡致吳景濂函〉（1919 年 6 月 26 日），中國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近代史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冊 42，頁 134。
169
〈周作人致錢玄同〉（1925 年 6 月 25 日），轉引自劉靜，〈周作人致錢玄同信札年月考釋〉，《魯迅研究月刊》，2018 年第 6 期，頁 66。
170（潘）公展，〈今日學生應有之覺悟〉，《時事新報》，1919 年 6 月 14 日，第 3 張第 4 版。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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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或清楚羅家倫與研究系密切的關係），故提醒羅「對於帶有政蠹臭味的人務必斬釘截鐵的拒絕」，避免學生被黨派利用。171因此，羅家倫雖加入《國民公報》，但並不依附研究系，其後他便抽身而出，推薦孫伏園替代自己。172學生
與黨派互相倚重，雙方維持著「共同工作」的狀態。173即便是「學生政客」亦
尚未被單一勢力徹底操控而淪為政黨喉舌。
是時學生有自行掌控輿論的意識與能力，這與湧現出的一批「學生報人」
有關。他們在讀書期間受聘為報紙撰寫通信、時評，畢業後即投身報界，在學生運動中成為連接學界與報界的重要橋樑。除羅家倫外，本文提到的成舍我、
張厚載、顧名、孫伏園均在「學生報人」之列。他們俱有北大求學經歷，互有
交集又背景各異。五四期間，他們佔據各個輿論要地，多以局中人身分向外界
釋放學生動態，左右輿論風向，更透過與各界千絲萬縷的關係來影響學生運動的走勢。傅、羅被誣一事可以看作是羅家倫、張厚載等人在輿論場上的較量，
而缺乏輿論陣地支持的朱一鶚不免「失聲」。
學生報人、學生政客的出現，反映了五四期間學生走出校園，不斷介入社
會事務，與各界建立起若干聯繫，從而獲取新的身分，扮演新的角色。正因如
此，學生運動亦擴展為規模更大的社會運動。在這一過程中，學生成為一特殊「階級」，一方面獲得各方資源，有維持其人格獨立性的資本，不受單一政治
勢力的絕對操控；另一方面亦難免獨斷專行，有「學閥」之議。 174其「學生」身分已然不再純粹。
五四運動發生後，各方勢力匯聚其中，然不可否認的是，學生自始至終扮
演著重要角色。略顯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大部分學生留下的仍是模糊的身影，
即便是聲名顯赫的學生領袖，我們對其人際網絡、活動蹤跡、思想主張都不甚清楚。本文對五四期間傅斯年、羅家倫、朱一鶚等學生行事的梳理與澄清，顯
171

顧頡剛，〈致羅家倫〉（1919 年 5 月 9 日），《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235。
周作人，〈《晨報副刊》與孫伏園〉（1949 年），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卷 9，頁 777-778。
173
胡適，〈五四運動紀念〉（1928 年），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3），卷 21，頁 369。
174
冷閣，〈北大學生會之內部衝突〉，《中外新報》，1920 年 3 月 25 日，第 1 張第 3 版。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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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示對學生角色、學運走向的把握，尚有賴於更為細緻的史實重建工作。如果說
「五四」提出的科學民主等精神遺產仍有待我們繼承發揚，並「以『五四』超越『五四』」，175那麼對「五四」歷史的探索，則需要回歸「五四」現場，還原歷史場景，描繪歷史細節。惟有如此，才不致因現實所需而任意塗抹打扮這段歷史，而是基於史事本身對相關人物、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這或許是史家不斷追求那個接近本真的「五四」歷史的意味所在罷。

175

-84-

周策縱，〈以「五四」超越「五四」〉（1991 年），《文史雜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北京公司，2014），頁 180-190。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國立北京大學廿週年紀念冊》，北京：國立北京大學，191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輯 11，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文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卷 16（日記 1913-1936），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卷 2（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北大壁報聯合會委託風雨社編輯兼發行，《五四在北大》，北京：北大壁報聯合會，1947。
北京市檔案館編，《檔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李恂如，《耕齋日記》，收入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冊 174，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李瑞騰、莊宜文主編，《羅家倫與五四運動·史料篇》，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9。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卷 2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韋定民、華德韓主編，《東陽文史資料選輯》，輯 16，東陽：政協東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2000。
倪品真編，《五四運動紀實》，衡陽：湘潮印書館，1941。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冊 3，合肥：黃山書社，2013。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 29、34，合肥：黃山書社，1994。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
張影輝、孔祥徵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許金生主編，《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冊 2，北京：線裝書局，2014。
陳占彪編，《五四事件回憶：稀見資料》，北京：三聯書店，2014。
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上、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卷 5，北京：中華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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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日記》，中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
薛明揚、楊家潤主編，《復旦雜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卷 9、1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顧頡剛，《顧頡剛書信集》，卷 1，北京：中華書局，2011。

二、報紙、期刊《力報》（上海），1947。
《小京報》（北京），1919。
《中央副刊》（武漢），號 41，1927。
《中外新報》（上海），1920。
《公言報》（北京），1919。
《天津商報畫刊》（天津），1932。
《少年世界》（北京），卷 1，1920。
《北京大學日刊》（北京），1918、1919。
《北京日報》（北京），1919。
《民立報》（上海），1913。
《民國日報》（上海），1919。
《申報》（上海），1919。
《每週評論》（北京），號 28，1919。
《時事新報》（上海），1919。
《時報》（上海），1919。
《益世報》（天津），1919。
《神州日報》（上海），1919。
《國民》（北京），卷 1，1919。
《國民公報》（北京），1919。
《國是報》（北京），1919。
《教育公報》，年 6、年 7，1919、1920。
《晨報》（北京），1919。
《晨報·五四紀念增刊》（北京），1920。
《晨報副刊》（北京），1922。
《復旦》（上海），期 8，1920。
《復旦年刊》（上海），1919。
《新申報》（上海），1919。
《新青年》（北京），卷 3，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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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黨派與輿論《新聞報》（上海），1919。
《新潮》（北京），卷 1、卷 2，1919、1920。

三、專著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
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1。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四、論文及專文
任一，〈「寰世獨美」：五四前夕美國在華宣傳與中國對新國家身份的追求〉，《史學集刊》，2016
年第 1 期，頁 46-57。
李達嘉，〈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思想史》，期 9，2019 年 12 月，頁 111-175。
周月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1期，頁 28-47。
周月峰，〈響應與批評：五四運動前藍公武與《新青年》同人的互動〉，《中共黨史研究》，2021
年第 6 期，頁 134-149。
周策縱，〈以「五四」超越「五四」〉，《文史雜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頁 180-190。
林齊模，〈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幹事會和北京學聯史實考〉，《安徽史學》，2020 年第 1 期，
頁 59-68。
高瑩瑩，〈一戰前後美日在華輿論戰〉,《史學月刊》，2017 年第 4 期，頁 27-36。
陳以愛，〈五四運動初期江蘇省教育會的南北策略〉，《國史館館刊》，期 43，2015 年 3 月，頁
1-52。
馮筱才，〈政爭與「五四」：從外交鬥爭到群眾運動〉，《開放時代》，2011 年第 4 期，頁 28-41。
羅志田，〈陳獨秀與「五四」後《新青年》的轉向〉，《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72-208。
羅志田，〈對「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再認識〉，《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6，頁 61-145。
羅志田，〈課業與救國：從老師輩的即時觀察認識「五四」的豐富性〉，《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
新舊之爭》，頁 209-240。
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為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
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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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Studen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Disinformation Affair of Fu Sinian and Luo Jialun
Zhao Shuai*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aw rumors that two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Fu Sinian and Luo Jialun, had been bribed by the Anfu Group to organize theresumption of classes, resulting in their expulsion from the Beijing Federation ofStudents. The rumor essentially originated from within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Zhu Yi’e, a stud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had a personal grudge against Fu andLuo. His plans to go south as a student representative were repeatedly blocked by
Fu and Luo. When he read the Beijing Daily’s report that the Anfu Group had
invited students to organize a meeting to encourage the resumption of classes, hedecided to frame Fu and Luo. The rumor then spread to Shanghai through thecooperation of Zhang Houzai and Xu Lingxiao. Fu and Luo, by virtue of their key
positions in the Federation and their close ties with the Research Clique, used thename of the Beijing Federation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asked teachers and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who knew them well, as well as figures in the
Shanghai press, to clarify the matter, and even instructed others to spread false
information about Zhu Yi’e. In the subsequent historical memory, Zhu, a great
leader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gradually disappeared, while Fu and Luo
became known as student leaders. The rumor about Fu and Luo was rooted intheir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student strike. Later on, they called on students
to stay out of politics and do their best in the “cultural movement” in an attempt
to curb the student movement. However, there was already a tension between thecultural movement and the student movement, and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newroles of “student politicians” and “student journalists” as they continued tointervene in social affairs and became the targets of political parties, thus torn
between their studies and saving the country. The dispute between students’personalities, the new faction and the old faction, the student strike andResumption of Classes, and the partisanship were reflected in this disinformationaffair.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Research Clique, Anfu Group,
Fu Sinian, Luo Jial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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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