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8期（民國111年12月），141-14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キム・ハンバク（Kim Hanbark），《配流刑の時代—清朝と刑罰》
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22。308 頁。

王天馳*

Kim Hanbark 博士的《流放刑的時代—清朝與刑罰》一書是在其博士論
文的基礎上修訂完成的，於今年 3 月由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出版。「流放刑」（日文原文：「配流刑」）一詞是作者自創的概念，用來統稱「將罪人送至遠離原籍的地區，一定期間乃至終身不准返回」的一類刑罰（頁 13，註 4）。清代律例中的刑罰繼承了《唐律》以來的五刑體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真正嚴格符合上述「流放刑」定義的只有五刑中的「流」，而根據 Kim
博士的考察，清代流放刑的實際使用範圍遠比五刑中的流刑更為廣泛。五刑中
原本作為勞役刑的「徒」，以及起源於明代用作充實軍戶手段的「充軍」，到了清代實際上都以流放的形式執行。另一方面，清代創立了新的流放形式—「發遣」，即將罪人發往東北、新疆、西南煙瘴等地域「當差」、「種地」、「為奴」等。因此，直到宣統二年十二月（1911 年 1 月）《大清新刑律》廢
除流放刑為止，除死刑和用於懲罰輕罪的打擊刑（笞杖）、拘束刑（枷號等）以外，流放刑事實上在清代的刑罰體系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也是作者將清代稱為「流放刑的時代」的原因（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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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博士後研究人員-141-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本書作者認為，與前代相比，清代流放刑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作為實刑廣泛使用；二、內地的一般州縣成為主要的流放地；三、在實際執行中，犯人管理等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成為流放刑乃至五刑體系最終解體的內在原因（頁 6）。他在本書中分兩部七章具體討論了上述問題。
第一部「清代內地流放的確立」（第一至三章）考察了徒刑、充軍的「流刑化」和流放里程制度的確立。明代刑律中所規定的「流」一般不實際執行，而是通過「贖」的方式用金錢或勞役代替；與之相對，將罪犯送至各衛所編
入軍戶的「充軍」事實上代替「流」成為降死一等的刑罰—明中期以後適用
充軍的情況原先多為徒流以下的罪名，由於徒流可贖從而失去懲罰效力，於是改為不可贖的充軍。在明代，充軍原本是朝廷充實軍戶的手段，到了清代，由於軍事制度的變化和衛所制的大規模收縮，一般州縣取代衛所成為充軍的目的地。與此同時，充軍在一些情況下開始允許納贖，原先參與軍犯管理事務的兵部也退出這一流程，這些變化都導致了充軍的「流刑化」，即充軍與刑律中「流」的區別越來越小。另一方面，作為律例中正刑的流刑也受到充軍制度的影響。雍正年間頒布的〈軍衛道里表〉規定了充軍的配所，而雍正三年（1725）《大清律》中，流刑的配所仍基本沿襲明律中「徒流遷徙地方」條的規定，限定在陝西、浙江等七省。乾隆八年（1743），仿照〈軍衛道里表〉制定的〈三流道里表〉被引入流刑中，流刑的配所不再限於七省而擴展至內地幾乎所有州縣。
在充軍、流刑之外，五刑中的「徒」在清代也不再是其本義所指的勞役刑，
而是以流放的形式執行。儘管這一結論已經被以往的研究者多次確認，但本書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釐清了徒刑「流刑化」的過程。清前期的《大清律》（順治律）沿襲了明律中徒犯發往他省鹽場、鐵冶服役的規定，但隨著實際執行時犯人被發往驛站的情形增多，雍正三年《大清律》則規定徒犯發往本省驛站服役。
此後，驛站徒犯過剩造成管理和財政上的問題日益凸顯，以致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規定徒犯不再由驛站管理，而是與軍流犯一樣交給州縣管理。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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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面，儘管徒刑是以服役時間長度（一般一至三年，也有四至五年的特殊情況）
而非發配距離來衡量罪刑輕重，律例也沒有具體規定如何根據罪刑輕重確定配所，地方卻出現了《山東省五徒表》這樣類似軍流刑所用道里表的工具書，表明徒刑在配所選擇方面也受到了軍流刑以發送距離來衡量罪刑輕重這一邏輯的影響。於是，徒刑和充軍失去了其在立法時的本來意義，而是按照距離差等（徒＝省內流放；流＝3,000 里以下流放；充軍＝4,000 里以下流放），被統攝
在同一個流放刑的體系內。
第二部「內地流放的諸般問題與清朝的對策」（第四至六章、終章）考察
了流放刑大量運用的背景下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以及政府的對策。作者認為，
隨著十八世紀人口增加和商業發展，清政府已難以控制和管理日益增多的人口移動，在此種情況下，流刑的大量運用實際上是官方主導的一種強制性人口移動，這給地方社會的管理帶來更大的負擔。由於中央對流犯的管理沒有統一的規定，犯人到達配所之後，其人身自由並未受到限制，犯人生計無法維持、破壞當地治安、逃亡等問題嚴重，所造成的行政和財政負擔都落在地方政府頭上。既要保證流放犯人的生計，又要防止他們逃亡，地方官員不得不採取各種
對策。例如，《巴縣檔案》中就顯示當局採取從既有流犯中選拔「軍犯頭」來
管理新犯人等舉措。同時，乾隆、嘉慶時期開始用不定期頒布「恩詔」的方式
將有「自新」情狀的犯人釋放回籍，這使得本來作為無期刑的流放刑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擬似「刑期」的機制。作者指出，頒布「恩詔」這一舉措不僅有顯
示皇帝仁慈和權威的意味，也有因應流犯過剩等問題的現實考慮。解決流犯過剩問題的另一個對策是「發遣」的擴大。「發遣」是清代特有的刑罰，即將犯
人送往內地之外的特定邊疆地區，並規定了送到配所之後的後續處置，如「為奴」或「當差」等。發遣在清初本來是法外的非正式刑罰，其後逐漸制度化並載入正式律例中，隨著乾隆時期征服新疆，很多原本在律例中被定為流罪或軍罪的項目被改定發遣新疆，這也被認為是分散內地流犯的一個手段。最後，作者在終章〈流放刑時代的終結〉中介紹了流放刑廢除的背景和過程。他認為清-143-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末之所以廢除，主要原因並不是為了因應法律改革及實現撤廢領事裁判權等目的，而是在於流放刑內在的種種問題。管理困難、犯人逃亡等使得流放已失去
了原本的意義而名存實亡，而當局所採取的對策，如恩詔減等導致流放的「有期刑化」，以及清中後期開始出現的自新所、習藝所等監禁收容機構，更削弱
了流放刑的存在基礎，因此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大清新刑律草案〉交付
審議時，廢除流放並未引起太大的爭議。
在以往的中國法制史研究傳統中，研究者們（特別是法學背景的研究者）
傾向於從制度史層面關注法典編修及轉審程序，抑或從法理的角度探尋法律條
文背後的立法思想和邏輯。近幾十年來，隨著清代中央和地方檔案的整理和公開，更多研究者開始利用裁判文書等第一手史料，從社會史層面關注成文法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如何適用、罪犯如何懲治、糾紛如何解決等課題，然而受限於材料（尤其是裁判文書幾乎都沒有紀錄刑罰執行的情況），這些研究的關注重
心往往放在案件審理判決之前的環節，缺乏關於案件宣判後刑罰究竟如何執行的研究，特別是對死刑以下徒流等刑罰執行情況的綜合性研究。 1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Kim 博士的新作為清代刑罰制度研究領域帶來了諸多新的創見。
Kim 博士第一次將清代的徒、流、充軍、發遣整合在「流放刑」這一概念下，並指出它們的本質是距離不等的流放，從而得出清代是「流放刑的時代」
這一結論，可謂是大膽而富獨創性的。本書的一大特色是挖掘了多種未被前人利用過的新史料，特別是《巴縣檔案》等地方性文書，為我們提供了官修史料
中難以看到的重要信息，讓我們得以窺見清代流放實際執行情況和流犯生活狀況。如第二章中，作者分析《巴縣檔案》中乾隆年間一則為經過巴縣的流犯配給物資的材料，並考察了一百名流犯的流放路徑，從而證實了徒流犯大致按照
道里表規定的配所發送（頁 66-71）。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通過考察《巴縣1關於清代流放的代表性專著如 Kim 博士書中所述（頁 6-7），主要有 Joanna Waley-Cohen, Exile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及王雲紅，《清代流放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此外，太田出，《中国近世の罪と罰：犯罪・警察・監獄の社会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以江南地區
的情況為中心，詳細考察了清代中後期開始出現的具有類似近代監獄性質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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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檔案》中的「安置軍流遣犯清冊」，作者不僅為讀者呈現了流放到巴縣的犯人的生計、職業等情況，而且通過分析在冊流犯的遷徙，驗證了巴縣流犯遇恩詔
減等釋放的情況，令人耳目一新（頁 148-153、196-200）。當然，本書中史料
的數量與質量仍使得一些問題留有值得商榷的餘地。譬如，《巴縣檔案》中有關流犯的史料仍然多屬零星、片斷，難以上升到量化統計和理論化分析的程度。關於徒刑發配里程的考察中，作者所列舉的材料也僅限於《山東省五徒表》和嘉慶《延安府志》，考慮到清代地方志龐大的體量，本書僅通過兩種史料便得出徒刑決定配所時會考慮距原籍地里程的結論，使讀者不得不對此論的說服
力存有疑慮（頁 113-121）。當然，以上這些問題主要還是受限於史料的留存
情況，現階段尚難以改善，只能期待更多新史料的發現。
本書雖然將清代稱為「流放刑的時代」，但論述主要集中在清中期的雍正、乾隆、嘉慶三個時代。這一段時期清朝對內統治較為平穩，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內地戰亂相對較少，也沒有經受對外戰爭和近代化的衝擊。受篇幅所限，
將雍正到嘉慶約百年間的時代作為清代的主旋律固然無可非議，然而關於「流放刑的時代」究竟如何開始，又如何結束？以下相關幾點，願一併就教於Kim 博士。
首先，關於充軍和徒刑的「流刑化」過程，Kim 博士已做了精彩的闡釋，然而作為流放正刑的「流」在明清之際如何演變，在本書中卻並沒有專門的論述。Kim 博士提到明清流刑雖然依據同樣的律文，但一個重要的差別在於明代的流刑基本上可以通過納贖免於實際執行，而清代的流刑則傾向於作為實刑發
配，但這一過程是伴隨著明清交替突然發生的，還是經歷了一個過渡時期，這種變化是清朝統治者機械理解律例的結果，還是出於治安上或政治上的考慮，或是因為其背後有什麼社會變化？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Kim 博
士還指出，雍乾以前的流犯大多數是發往東北（頁 20-21、32），關於這一點，Kim 博士主要是引用王雲紅的研究，但後者的論據也多為《大清會典事例》和-145-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清朝文獻通考》等官修史料，其反映流放真實情況的程度也存在疑問。 2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點是，Kim 博士在本書序章開頭就明確地提到近年在清史學界成為熱門話題的「新清史」，並將這一學派的觀點視為自己對話的重要對象與展開立論的參照物。他認為，強調清朝內亞傳統、帝國面向及族群多元性的「新清史」潮流對清代法制史領域也帶來重要的影響（如蒙古等藩部地區
與內地法制的區隔等問題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心），但清代內地司法體系的時
代特徵—如「省例」的編纂、以實刑為中心的刑罰運用、開始施行自由刑、多用流放刑等—亦不該被忽視，而應從以律例為中心的中國法制史傳統的內
在邏輯去理解。對於以律例體系為思考中心的中華法的發展流變而言，Kim 博士這一觀點可謂至論，但就流放刑而言，不得不說清初的大量流放東北帶有極
強的滿洲特色，並且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正是這一滿洲特色形塑了後來的「流放刑的時代」。關於清初流放東北，已有很多相關著述， 3而近年影印出版的遼寧省檔案館藏《黑圖檔》中，也有大量關於東北地區遣送流犯的滿文文書尚未得到解讀，正等待研究者發掘。就 Kim 博士關心的議題而言，清前期內地流放與東北流放的比例和消長，似可基於檔案資料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最後，關於流放刑的終結，Kim 博士傾向於將其歸因於流放刑本身產生的
流犯生計、管理、逃亡等內在問題，筆者對此也持保留意見。如 Kim 博士據
清實錄所述，乾隆帝早在即位初期就已經意識到流放刑「有名無實」，但「成例相沿，不肯輕改」（頁 205，註 18）。從乾隆到宣統年間廢除流放刑為止的一百餘年裡，清朝經歷了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數次內外戰亂和巨大的社會變
化，流放刑的廢止也應當放在清末變局這一大背景下討論。具體而言，清末修
訂新刑法時全面模仿西方和日本的法律體系，在整個立法思想和法律體系的變23

王雲紅，《清代流放制度研究》，頁 117-134。
如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上海：開明書店，1948）；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李興盛，《中國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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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革中，流放刑的廢除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另一方面，根據太田出的研究，清末以通商口岸為中心出現了各種「改過所」、「遷善所」及具有近代監獄性質的「習藝所」等監禁收容機構，甚至出現了在案件判決時就已經不按律例判處
徒流等傳統刑罰，而是直接判處監禁的現象。 4各類監禁機構的出現，使得流放刑向自由刑的過渡具備物質和社會基礎，促使「流放刑的時代」向「監獄的時代」過渡。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流放刑已經徹底廢止的民國初年，由於新式
監獄出現管理不善等種種問題，一度又有恢復流刑之議。 5因此，具有上千年
歷史的流放刑的廢除，也並非一蹴而就，其傳統的慣性本身就使得這一古老的
刑罰具有現代人難以理解的生命力。
本書的題目「流放刑的時代」，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家
皮埃爾・德戎（Pierre Deyon）的《監獄的時代—論犯罪的歷史與監獄體制的起源》，後者考察了法國大革命前後監獄制度的誕生，並指出法國革命前以身體刑為主的刑罰體系之所以轉換為後來以自由刑為主的刑罰體系，其背景在於犯罪件數增加以及常見犯罪從暴力犯罪變為財產犯罪這一重大社會變化，使得法國監獄也由革命前關押未決被告人以及收容隔離貧困流浪人員的機構，變為懲罰和改造犯人的場所。6對比 Kim 博士與德戎的研究，與西歐近代監獄制度所承載的一套「啟蒙」話語與技術相較，Kim 博士眼中的「流放刑的時代」，更多是基於實用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折衷立場，對一種古老刑罰的實用性改造。
而到了晚清，從「流放刑的時代」到「監獄的時代」的轉變背後，發生了怎樣的觀念和社會變化，似乎是研究者們下一步可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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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出，《中国近世の罪と罰：犯罪・警察・監獄の社会史》，頁 346-360。
王雲紅，《清代流放制度研究》，頁 4。
Pierre Deyon, Le temps des prisons.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délinquance et les origines 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Lille et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75). 日譯本：ピエール・デイヨン著，福井憲彦譯，《監獄の時代—近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犯罪の歴史と懲治監獄体制の起源に関する試論》（東京：新評論，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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