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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9,（2021）pp.23-31

清末近代法律用语词典的日源性考察*郑 艳*・张 莉*!""# 清末中国共出现七部近代法律用语词典，均深受日本影响。其中仅一部根据日本法律
法规译著自编而成，四部直接译自单本日语法律词典，另外两部则由多本日语法律词典原书或汉译本译编或汇编成书。当时中国缺乏近代法律用语，日本法律用语中的绝大多数汉字词都被原样借用至汉译本中。明确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词典中的日源性对研究辞书史、中日近代法
律用语的交流及中国近代法律用语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大意义。
$%& 辞书史 清末 近代法律用语词典 日源性一、引 言
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的形成始于来华传教士在翻译西方国际法文献时的译词创制活动，但起关键作用的是留日学生对日本近代法律用语的全面借用。清末仓促变法修律之际，中国尚未创
制出成套的近代法律用语。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字为中国人提供了理解日本近代法律用语的基础。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大批学生赴日留学研习法政。清末新政推行以来，清廷积极聘请日本法学家来华担任修律顾问和法政学堂教习。在此背景下，大量日本近代法律用语涌入中国，当时的法律词典最集中地收录了法学领域中的日语借词。对这些词典及其编纂资料的考察不仅有助于辞书史的梳理，更能为中日近代法律用语的交流及中国近代法律用语的形成与演变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清末中国出现的汉语近代法律用语词典共七部。实藤惠秀（1981:349-351）在论及中日近代词汇交流时最早列举出四种清末中国法律用语词典[1]。俞江（2001：40-41）[2]和王健（2001）[3]在研
究法律新词时补充了另外三部词典信息。屈文生（2012）首次将清末七部法律用语词典信息汇总，
并对其中四部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情况进行概述。截至目前为止，前人研究均指出清末中国近代法
律用语词典深受日本影响，但具体影响如何尚不明确，所收录词条全貌不清，编纂方式及资料相关记载极为有限，且缺乏对日语词条汉译时策略和方法的考察。本文将对清末法律用语词典及其全*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辞典中的日语借词研究”（项目编号：18YJC740149）以及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清末近代刑法文献中所见日语借词及其演变”（2017SK166）的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郑艳。
*

郑艳，天津外国语大学求索荣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法律用语交流史。

*

张莉，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日词汇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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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纂资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试图解决上述三大问题。

二、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词典中词条及其编纂资料概况
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词典共收录词条 19260 条，
去掉重复内容后的相异词条数目为 7709 个。
因部分词典成书仓促，收录词条较多，对照其日本原书或其他编纂资料后发现少量错误，如将“愿诉”误写为“顾诉”、将“取得实效”误作“取得特效”、将“无记名公债证券”写为“无记名公偿证券”等。错误词条共 36 个，散见于官方出版的《汉译新法律词典》（1905）外其他六部词典中。
法律条文除法学知识外还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认识成果和常识，通过各种专业术语和日常用
语来进行表述。因此，这些法律用语词典中所收录的词条除法律术语外，还有经济学、政治学、工学、管理学、理学、军事学、教育学、农学、哲学、医学、文学、艺术学等其他专业术语和日常用语。其中法律术语约占 50%，其他专业术语约占 40%，日常用语约占 10%。词典的出版顺序、成书方式、版权信息及日文原书或编纂素材概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词典及其编纂资料编成书号方式

①翻译

②

自编

清末近代法律用语词典
徐用锡译（1905.5）《汉译新法律词

三浦熙等编（1901.3）《新法律字典》东

典》北京：京师译学馆

京：大日本新法典讲习会钱恂、董鸿祎编（1907.1）《日本法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1907）翻译过程大全解字》上海：商务印书馆中难解译词朱树森、孙德泰、孙德展等编
③译编

（1907.2）《日本法政辞解》东京：并
木活版所
陈彦彬、张恩枢、钱崇威、汪郁年译

④

翻译

日文原本或编纂素材（1907.4）《法律经济辞解》东京：并
木活版所①+④与⑦所对应日文原本+上野贞正编（1903.7）《法律辞典》东京：博文馆

岸本辰雄编（出版年份不明）《法律经济辞解》东京：明治大学出版部

郭开文、张春涛合译，陈介校阅⑤

翻译（1907.10）《汉译法律经济辞典》东

原著不明。原著者为法学博士清水澄

京：奎文馆
⑥

汇编

⑦翻译

何道贞等 81 人编（1908）《法律名辞通释》成都：法政学堂绅班

②+③+⑤

王我臧译（1909.10）《汉译日本法律经田边庆弥编（1902.11）《法律经济辞济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典》东京、大阪：宝文馆

上述词典按其成书方式可分为翻译、自编、译编、汇编这四类。第一种直接从日本法律用语词
典翻译而来，是最为常见的成书方式，包括《汉译新法律词典》（1905）、《法律经济辞解》（1907）、

清末近代法律用語詞典的日源性考察（鄭・張）25《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1909）这四部。第二种是中国人自主编
纂而成的《法规解字》（1907）。第三种是基于日文词典及日语词典汉译本译编而成的《日本法政辞解》（1907）。第四种是基于日本近代法律用语词典汉译本、编译本和自主编纂而成的中文法律用语词典汇编而成的《法律名辞通释》（1908），为集大成之作。下文将对每部词典及其编纂资料并对日语词条的汉译策略和方法等内容进行详细考察。

三、直接译自日语的四部词典
译自日语的四部法律用语词典中，《汉译新法律词典》（1905）、《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1909）的原书已经查明，《法律经济辞解》（1907）未找到确切原书，目前仅《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的日文原书尚未发现。翻译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接借用日语中绝大多数汉字词，且对原词条修改非常谨慎，仅限于去掉无词汇意义的介词假名，用“之”来代替假名“ノ”，将日文短语
类词条中宾语和谓语位置按照近现代汉语习惯调整为谓语在前宾语在后等。此外，词典编译者大多具有留日经历，均对日语借词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认为其在今后本国创制和审定法学术语时能起到参考作用，后期译著本土化色彩略有加强。
（1）《汉译新法律词典》（1905）及其原书
《汉译新法律词典》（1905）是首部被翻译成汉语的日本法律用语词典，且译成之后两次被纳
入清末汇编型法律用语词典之中，在日本近代法律用语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促进作用。
该书经学务大臣鉴定，由善化（今湖南长沙）张缉光（1873-1925）主编，译者为无锡人徐用锡（生卒年不详）。在日本东京秀英舍第一工厂印刷完毕后，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905）通过京师译学馆在国内发行。全书共一册，收录词条 1635 个，正文部分 767 页，后附检字部分 76 页。
检字（即索引）部分将首字和词条按照康熙字典分类法进行重新排列，未附页码，正文中词条仍按
照原书中的日本假名“イロハ”顺序排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索书号为 D9-61/45。
《汉译新法律词典》原书名为《新法律字典》（1901）。由日本著名法学家、政治家、法学博士
户水宽人（1861-1935）作序。序言中提及日本在翻译欧美近代法译著时曾借用来华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所创制译词“权利”等。首页标注的主任编纂为
内山幸作（生卒年不详），版权页中标注的编纂者和发行者均为三浦熙（生卒年不详）。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在东京出版，发行机构为大日本新法典讲习会，印刷所为厚信舍。全书共一卷，索引10 页，正文 377 页。释义通俗易懂，主要援引民商事法条标明出处，且对难解之词进行举例说明。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此书，索书号为 10.11501/785830，全文电子版可免费下载。
该书汉译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保留原书风貌。词条翻译过程中汉字词皆直接借用，部分词条在借用过程中使用了异体字或通假字。大部分词组将原语中假名“ノ”用“之”来代替；少数词组需要按照汉语语法调整语序，去掉无词汇意义的介词假名，保留重要汉字，并在动词修饰名词的结构之间添加连词“之”。译词与原词一一对应，并无任何删减。关于译书中大量出现
的“异国名词”（即日语借词），文典总理张缉光在序言表示，翻译西方近代文献，日本比中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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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晚，但是现在日本与中国相比，在西文翻译方面，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早年曾从中国的《法国律例》（1880）等汉译西书中选择性地借用过译词，那么中国在正式创造自有的近代法律术语之前，先暂时使用已经形成体系的日语新词，属于文化反哺现象。虽然国情相异，用语亦有晦涩难懂之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并无不可。
（2）《法律经济辞解》（1907）及其日文版《法律经济辞解》（1907）扉页标明本书为丹徒张恩枢（生卒年不详）、通州陈彦彬（生卒年不详）、震泽钱崇威（1870-1969）、吴县汪郁年（生卒年不详）合译，丁未四月出版。四位译者均为留日学生，其中钱崇威知名度最高，曾于 1906 年官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的法政大学，求学期
间表现优异。毕业后因“游学毕业，考列优等”[4]，被学部授予编修一职。版权页上标注的发行者与译者相同，编纂者为岸本辰雄（1851-1912）。调查原书后发现，岸本辰雄仅为校阅者，实际编者
为明治大学出版部。印刷与发行时间均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由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印刷者为田所定吉。代发行所有三家，分别为上海普及书局和文明书局，日本中国留学生会馆。该
书收录词条 1112 个，索引 25 页，正文 314 页，编撰体例与《汉译新法律词典》（1905）相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ID 编号为 008810339。
《法律经济辞解》（1907）原书与译著同名，是明治大学法律专业大一学生讲义。编纂者、出版与发行部门均为明治大学出版部，校阅者为日本著名法学家、明治大学创设者、法学博士岸本辰雄。目前收集到两种同名日文版本，其一为 1904 年版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书，书籍编号为
10810284103。索引 24 页，正文 357 页。其二为 1912 年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索书号为10.11501/786190。索引 24 页，正文 490 页，收录词条与前者相比约增加 60%。1907 汉译本中收录词条数目多于 1904 年版但少于 1912 年版，且与这两种日本版词条数目有较大差距，其确切原书
尚未查明。但对比该书和日文版中均收录的词条及释义可知，翻译时仍主要采用异化策略和直译的方法，即大量借用日语原词。其原因在凡例中表述为虽然中国法律、经济方面思想日益进步，但相关术语尚未形成体系。若对日语借词进行意译，有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
（3）《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先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和明治四十年（1907）十月分别在中日两国出版并发行。本书所用资料为日本版本，该词典由武广和雄在东京国文社印刷，发
行处为东京奎文馆书局，发行者为橘喜代松，译者为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留学生[5]郭开文（1878-1936）
与张春涛（生卒年不详）。该书为方便留日学生或有留日经历的读者自学，词条右上角用假名标注
了日语读音，用语解释简明而缜密。全书收录词条 2324 个，索引共 53 页，正文共 567 页。索引
和正文中词条均按照康熙字典体例排序，这显得比前两部词典更加本土化。译本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索书号为 322-61。
原书作者为宪法·行政法学家、政治家、法学博士清水澄（1868-1947）。著者在自序中称，“大清帝国锐意改革，立宪君主政体之议，亦已确定。则法之为何物，与夫法中之专门语之字义，人无清末近代法律用語詞典的日源性考察（鄭・張）27

上下，皆所应晓。然欲求其字义于群籍，夫岂易言，是予之所以有辞典之著也”[6]。换言之，清水澄得知清廷意欲学习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为方便中国人阅读法律文献而编著了该辞典。清末日本学者大多具有较强的汉文读写能力，但该书在序言中称“奎文馆主橘君复请吾国人至留学于东
京帝国大学者集而译之”，因此难以断言本书原本即用汉字撰写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为止，本书原书不明。
关于译本的出版意义，与译者同为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陈介（1884-1951）在序言中指出，中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要想救亡图存，取道日本，学习西方，研究法律和经济，不失为一种良策。为开启民智，留日学生编译大量近代文献。关于书中大量引入的日语借词，他认为虽然译书中
存在大量晦涩难懂的日语借词，但术语含义精深，不得擅自更改，免得引起误解。在今后制定法律
过程中，审定和创制中国相关术语时，也能够起到参考作用。
（4）《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1909）及其原书
《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1909）译者为侯官王我臧（生卒年不详），初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印刷于乙酉年（1909）十月出版发行。王我臧为福建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员，曾参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1907）等日语文献的汉译工作。全书收录词条 2360 个，共一册，扉页后附检字 6 页，仅收录词条首字，正文部分 148 页，正文中词条按康熙字典体例排列。目前所见的 4 个版本收录词条相同，其中最早版本为宣统二年（1910）的第六版，最大版次为民国二年（1913）第十四版。
本书所使用资料为后者，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为 MGTS/083471。
其原书名为《法律经济辞典》（1902），主要编纂者为法学士田边庆弥（生卒年不详），另有小泉润一郎和里见元寿二人参与。该书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东京印刷完成后通过宝文馆在东京
和大阪两地发行。具体负责发行的工作人员分别是大叶久吉和吉冈平助。印刷所为博进社工场，具体工作人员为水谷景长。全书共一卷，无序言。目录 4 页，索引 82 页，正文 302 页，索引和正文
中词条均按照日本假名イロハ顺序排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此书，索书号为 10.11501/786192，
并将该书全文电子版免费公开。
本书所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和方法与其他三本译著相同，其原书中绝大多数词条已经被《日本法政辞解》（1907）和《法律名辞通释》（1908）收录过。但其出版年份最晚，在作为单行本翻译过程中，本土化倾向略有增强。少数单词在此前的译书中直接借用，但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进行个别
字的修改、增删或语序调整。如“附带犯、支拂担当者、继受取得”在之前的词典中被原样借用，
但在本词典中则个别汉字被同义或近义词素代替，分别被改译为“附带罪、支付担当者、继续取得”。
“奸夫·妇、院内·外、逆戻の為替”则通过汉字或标点的增减改译为“奸夫奸妇、院内外、逆为戾”。
“卖买”这一中国古代汉籍中出现过的词被修改为当时汉语中更常用的同义词“买卖”等。
在词条中将“支拂”改译为“支付”尚属首次，有利于国人理解，属于改译成功凡例。但译者当时缺乏统一译词的观念，“支拂地、参加支拂、支拂停止”等其他词条中的“支拂”仍然原样借用，并未修改。另外，将“继受取得”改译为“继续取得”，虽仅存在一字之差，但语义却与原意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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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清末出版的近代法律用语词典虽然在后期开始出现本土化的萌芽，但若修改不当，则有误译的风险。

四、自编、译编和汇编而成的三部词典
清末中国的近代法律用语词典中，除从日文一对一翻译成中文的四部词典外，还有另外三部词典分别以自编、译编和汇编的方式编辑而成。其一为中国知识分子自主编纂而成的《日本法规大全解字》（1907），其二为基于一部日本词典汉译本和三部日语原文词典编译而成的《日本法政辞解》（1907），其三为基于当时中国所有的汉语近代法律用语词典汇编而成的《法律名辞通释》（1908）。
编译者除留日学生外，也有本国法政学堂学生。他们翻译日本法律用语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与前人无异，亦引进了大量日语借词。
（1）自主编纂而成的《日本法规大全解字》（1907）《日本法规大全解字》（1907）其编纂者为清末外交官、开明学者钱恂（1853-1927）和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的董鸿祎（1878-1916），初版于丁未年（1907）正月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本书为南洋公学译书院初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补译和校订而成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1907）难解字词附录，后作为单行本问世。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原书为中外出版社发行的《现行类聚法规大全》（1899-1903），译者多为留学日本研习法政的学生。全书共 10 函，81 册，分为 25 类，涵盖当时日本所有法律、法规，包括敕令、规章、官制等，共约 3000 种。该译著将明治维新后日本
法律近代化的成果全面展示在国人面前，是清末外国法律译书中的代表作之一。
《日本法规大全解字》（1907）收录词条 1919 个，目录 17 页，正文 154 页，按照康熙字典体例编辑而成。藏于中国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索书号为 49387。
全书虽由国人自主编纂而成，却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其词条均出自日本法律法规，释义亦来自日语。词典编者为开明学者，对日语借词表现出主动引进的积极态度。与前几部法律用语词典编译者认为日本近代法律用语晦涩难懂不同，该词典的实际执笔人，即具有近代法专业知识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译者认为，日语单词词义十之八九可以通过汉字字义来推测，对日语借词表现出主动引进的积极态度。虽然部分汉字词确实能够通过汉字字义推测词义，但当时中日法律相差较大，且“汤叶”（即豆腐衣）等日本特有的固有名词、“手形”（即票据）等汉字表记的和语词、“立脱尔”
等外来词的音译词（即升）、“曹达水”（即碳酸饮料）等表示新生事物的汉字与外来语混合词等词，很难从字面推测出其单词含义，故另编《日本法规大全解字》以供读者查阅。
（2）译编而成的《日本法政辞解》（1907）《日本法政辞解》（1907）是由三种日文原版词典和一种日文词典汉译本译编而成，是中国首部具有汇编性质的近代法律用语词典。编译者为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朱树森、孙德泰、孙德震、胡贤炬，其生平尚不明确，可能为留日或国内法政学堂学生。根据版权页标注，本书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七日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印刷者为小笠原芳，同月十日在中日两国各大书肆发行。本书清末近代法律用語詞典的日源性考察（鄭・張）29

收录 3747 个词条，共一卷，总目共 17 页，仅列举部首及词条首字；正文共 878 页，词条亦按照
康熙字典体例排序。藏于首都图书馆，索书号为 303 827 .39。
该词典蓝本共有 4 种，凡例中称“本书据日本法学士田边庆弥法律经济辞典、法学士上野贞
正法律辞典、暨明治大学出版法制经济辞解、新法典讲习会出版新法律字典编辑而成”。第 1 种田
边庆弥所编《法律经济辞典》（1902）汉译本于 190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第 2 种上野贞正
编《法律辞典》（1903）目前未见汉译本及相关记载；第 3 种明治大学出版社编《法律经济辞解》汉译本发行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第 4 种新法典讲习会编《新法律字典》（1901）汉
译本于 1905 年在国内出版发行。
《日本法政辞解》（1907）出版时间早于第 1 种和第 3 种词典汉译本，且第 2 种词典未发现汉译本，仅晚于第 4 种词典汉译本发行时间。将第 4 种词典汉译本和《日本法政辞解》（1907）中词条释义对比后发现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无明显引用痕迹；但两书中均出
现“手形债负者”（应为“手形债务者”）这一相同错误词条，而日文原书中表述正确。因此，本词典编译过程中所用前三种蓝本为尚未出版汉译本的日文原书，第四种蓝本可能为已出版的汉译本。
关于编译过程中选用词条标准，凡例中称所选用词条主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难以理解的新奇之词和重点法学术语。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半数以上词条出自国内无汉译本的上野贞正编《法律辞典》（1903）。编号为①、④、⑦的词典所对应日文原书中入选《日本法政辞解》（1907）的词条约
41%。释义崇尚简明，为综合原书中解释内容后整合而成，篇幅被大量删减，并去除所有词条的出处及参照法条，仅对少数难以理解的法律用语举例进行说明。该词典不仅引进了国内无汉译本的上野贞正编《法律辞典》（1903）中的法律用语，且首次对三种日本近代法律用语词典中重点词条进行筛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迈出了将日本近代法律用语词典进行本土化改编的第一步。
（3）汇编而成的《法律名辞通释》（1908）《法律名辞通释》（1908）由一部译自日文、一部在翻译日本法规时自主编纂和一部基于日语
原文和汉译本词典编译而成的中文词典汇编而成，属于集大成之作。所面向群体为法政专业学生或其他研究法学人士。经四川提学使司提学使、法政学堂绅班监督邵方（生卒年不详）鉴定，刘天
佑（生卒年不详）作序。根据附于首卷最末两页的编辑校勘人员氏名表可知，编辑和校勘人员均为
四川法政学堂学生，共有何道贞（生卒年不详、字叔元、彭山县）、萧开辉（生卒年不详、字子玉、奉节县）等 27 人。于光绪戊申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一次出版，由四川法政学堂绅班发行。全书收录 6163 个词条，共 11 卷，其中目录 1 卷，正文 10 卷，编纂体例同康熙字典。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索书号为 13148。
关于本书蓝本，凡例中称“本书系将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著作之法律经济辞典、日本新出之法政辞解、本国新出之法规解字三书汇成一编”[7]。刘天佑在序言则称“日本法学诸家所以有法政经
济辞典、法政辞解、法规解字三书之作”。但对三种编撰资料进行详细调查可知，《法律经济辞典》
确实由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编纂而成，但所用蓝本为汉译本——《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8]。
“法政辞解”，虽然确实在日本东京印刷并出版，但该书是参照四部词典编译而成的中文词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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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日文版本，全名为《日本法政辞解》（1907）。
“法规解字”即《法规解字》（1907），无日本版本，不需要翻译。因此，本书成书方式为汇编，汇集了当时中国出版所有近代法律用语的词条，是清末
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词典的集大成者。
该词典编辑过程中并非简单汇总三书内容，也进行了增补和修订。凡例中指出，“三书汇成一编，于三书中所未备者，复参考法学家正当学说以补入之”。少量未被收录的词条是因为词义相同者仅选用其中之一或疏漏等原因导致，另参照当时译书增加了极少量词条。编号为②、③、⑤的词
典中入选《法律名辞通释》（1908）的词条约 99%。
“原书解释中有改易一般用语为本国用语，如易支拂为支付等，则参照各书改正之，以存其真相”。若同一词条被三种蓝本所收录，其释义均正确
且相似，则选取“较明白易知者”，其出处在义项末尾用括号予以注明。若蓝本中释义有错误或解
释各不相同，则由编者“详加研究，采用其正确者”。释义中所引证法律条文，亦使用括号在解释
之末注明，若蓝本中条文引证有误，则“参照日本法规大全改正之”。将当时国内通行的所有汉语
法律用语词典汇集成一册，去重补遗并进行改正，使内容更加完备、准确，在为法政学堂学生等人
提供学习参考资料的同时，也在中国借由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法律从而走向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

五、结 语
本文主要围绕收录词条全貌、编纂方式及资料、日语词条汉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对清末
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词典的日源性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词典共收录相异词条 7709 条，其中法
律术语约占 50%，其他专业术语约占 40%，日常用语约占 10%。这些词典均深受日本影响，七部
词典中有四部直接由单本日语词典翻译而成，两部根据多本日语词典或日语词典汉译本译编或汇编而成，另有一部根据日本近代法译书自编而成。
词典编纂者多为留日研习法政的学生，他们在翻译日本近代法律用语时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直接借用了绝大多数汉字词。对日语借词秉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认为其在今后本国创制和审定法学术语时能起到参考作用。即便如此，后期译著本土化色彩略有加强。考察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词典日源性对研究辞书史、中日近代法律用语的交流及中国近代法律用语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大意义。

附 注[1] 分别为日本新法典讲习会著，徐用锡译《汉译新法律词典》（1905）；钱恂、董鸿祎编《日本法规解字》（1907），清水澄著，张春涛、郭开文译《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田边庆弥著，王我藏译《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1909）。
[2] 新补充两部词典分别为岸本辰雄著、张恩枢等译《法律经济辞解》（1907）和刘天佑等编《法律名辞通释》（1908）。其中第二部词典编者并非刘天佑，此人仅为作序者，实际编者应为何道贞等
共 27 人，详列于目录卷最后两页。
[3] 新列举的词典为朱树森等编《日本法政辞解》（1907）。

清末近代法律用語詞典的日源性考察（鄭・張）31[4] 华文书局编.大清宣统政纪实录 2 自宣统二年五月上至宣统三年十二月下.台北:华文书局，1968:736。
[5] 刘建云. 关于郭开文日本留学的初步考证:清末留日大潮中的一个个例. 郭沫若学刊. 2010(4):920.
[6] 清水澄著, 张春涛、郭开文译,陈介校阅. 汉译法律经济辞典. 东京:奎文馆书局, 1907:2.
[7] 何道贞等编. 法律名辞通释 凡例. 成都:法政学堂绅班,1910:1.
[8] 对照仅收录在《法律名辞通释》（1908）和《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中的 404 个词条及其释义后发现，前者中词条、释义与后者中相应内容完全一致。因此，可得出《法律名辞通释》（1908）
在汇编时所用给蓝本为汉译本而非日文原版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実藤恵秀. 増補版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1981.
2. 俞江. 近代中国法学语词的形成与发展.中西法律传统（第一卷）. 2001:24-66.
3. 王健. 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晩清西法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 屈文生. 清末民初（1907-1936）法律辞书的编纂与出版. 辞书研究. 2012（4）.
5. 郑贞文. 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C].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204.

A Study on the Japanese Origin of the Dictionaries of Modern Legal Terms in Late Qing Dynasty
Zheng Yan Zhang Li
Abstract: There were seven dictionaries of modern legal te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l of which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Japan. Only one of them was compiled independently based on translationsof Japa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ur were directly translated from a single Japanese legal dictionary,and the other two were translated or compiled from multiple original Japanese legal dictionaries orChinese translations. At that time, China lacked modern legal language, and most of the Chinesecharacters in Japanese legal language were borrowed into Chinese translations. Finding out the Japaneseorigin in the dictionaries of modern legal te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very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dictionaries, the ex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legal terms, and the formationand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gal terms.
Key words: History of dictionaries, late Qing Dynasty, dictionaries of modern legal terms, Japanese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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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39 号（2021）

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
本会は、16 世紀以降の西洋文明の東漸とそれに伴う文化・言語の接触に関する研究を趣旨とし、具体的には次のような課題が含まれる。
１、 西洋文明の伝来とそれに伴う言語接触の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
２、 西洋の概念の東洋化と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新語彙の交流と普及に関する研究
３、 近代学術用語の成立・普及、およびその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４、 欧米人の中国語学研究（語法、語彙、音韻、文体、官話、方言研究等々）に関する考察
５、 宣教師による文化教育事業の諸問題（例えば教育事業、出版事業、医療事業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６、 漢訳聖書等の翻訳に関する研究
７、 その他の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例えば、布教と近代文明の啓蒙、近代印刷術の導入とその影響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本会は、当面以下のような活動を行う。
(1) 年 3 回程度の研究会(2) 年 2 回の会誌『或問』の発行(3) 語彙索引や影印等の資料集（『或問叢書』）の発行(4)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の各種コーパス（資料庫）及び語彙検索サービスの提供(5) （4）のための各種資料のデータベースの制作(6) 内外研究者との積極的な学術交流
会員
本会の研究会に出席し、会誌『或問』を購読する人を会員と認める。
本会は、言語学、歴史学、科学史等諸分野の研究者の力を結集させ、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目指している。また研究会、会誌の発行によって若手の研究者に活躍の場を提供する。学問分野の垣根を越えての多くの参集を期待している。
本会は当面、事務局を下記に置き、諸事項に関する問い合わせも下記にて行う。
〒564-8680 吹田市山手町 3-3-35 関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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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世話人：内田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