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
No.39,（2021）pp.1-22

襄助徐继畬撰研《瀛环志略》的佚名年轻中国人小考*荘 钦永!" 1848 年，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在福州刊行。作者徐继畬在书内明言，撰研期间泰西人如雅裨理（David Abeel）等均予以协助。三年后，1851 年，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为这书撰写了一篇冗长的书评，揭露了一个外
人全然不知的史实：其实除了几个泰西人外，徐氏尚取得一位曾在美国读书四年、年轻广东
香山人的襄助。1840 年回国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时，这位留美学生受
聘担任英国战舰上的一名翻译。在当时这是汉奸的举止。因着这缘故，卫三畏为他隐姓埋名；徐继畬也不便提这事。究竟这个为敌国英方服务的译者是何许人，姓甚名谁？1957 年，在卫三畏书评问世整整一个世纪后，美国学者多罗蒂·安·罗克威尔（Dorothy Ann Rockwell）
翻阅美部会档案等文献，得知他名叫 Yung Mung Chum Akum（Akum 是其乳名），曾在美
国麻省两所学校就读。又过了六十多年后，笔者发现在美国纽约历史协会档案部里，有一页
志日 1839 年 8 月 26 日 Yong Mon-Chun Akum（Yung Mung Chum Akum 之不同拼写）以中
文亲笔抄写的主祷文，从落款确定他的中文姓名就是杨文俊，小名亚锦。
有关杨文俊到美国读书的传奇故事，台湾学者苏精教授前些时候费神劳心爬疏档案，写成学界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弥足珍贵的文字。这篇论文立足于苏精先生之鸿文，据杨文
俊当年所就读的学校文献、《中华丛报》上的报道，及英国驻日本外交官萨道义（Ernest Satow）
的日记与回忆录等资料，略作一点拾遗补缺的工作。它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位曾经襄助徐继畬
撰研《瀛环志略》、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充当英方译者有多一点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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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英方译者；徐继畬；《瀛环志略》；Akum；杨文俊

1763 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海军实力异军突起。她先后击败法国、荷兰之舰队，控制了全球海权，主宰了世界贸易，并在各大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因着这个原因，原是偏居一隅的日耳
曼部落语言的英语就此得以在世界广为传播，跻身世界通用语之列。18 世纪三十年代初以降，除了极少数在广州与英国人有贸易交易的商人或有交涉的买办、通事，愿意学习一点实用洋泾浜英语外，具有根深蒂固、浓烈“夏夷之辨”思想意识的中国人，是不屑学习这些“番鬼”所说的“鬼话”1。这种情形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发生变化。悲剧民族英雄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在*笔者衷心感谢美国麻省伍斯特历史博物馆档案与图书部（Worcester Historical Museum Library andArchives）馆长温迪·伊瑟丽（Wendy Essery）、纽约历史协会图书馆档案部（Manuscript Department,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主任特·欧赖利（Ted O’Reilly）代笔者搜索有关杨文俊之资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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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查办鸦片期间，除了向懂得汉语的泰西人求助外，2 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用“以定控制之方”，3 也为了了解域外世界，他雇佣了四名有英语知识的中国人，把访获敌方的书信，译出汉文；或翻译广州、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地出版的英文报纸，以及苏格兰地理学家慕瑞（Hugh Murray）
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等书刊。这是学界皆知的史实。
1848 年，被美国人称誉作“东方伽利略”的封疆大臣徐继畬在福州刊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三年后（1851 年），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在其所主编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书评。卫氏在文章里除了极力赞赏徐继畬在地
理学上所取得的突破与成就，并指出书中的一些错误外，揭露了一个外人全然不知的史实：徐氏在撰写此书期间，除了取得刚于四年多前弃世的同仁雅禆理（David Abeel）的帮助外，就像林则徐一样，他也借助一位懂得英语的中国年轻人的襄助。卫氏说，这位中国人from Hiangshan, who had at that time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 four years’ sojou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had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English tolerably well. This young man was
engaged as interpreter by Capt. Smith of H. M. S. Druid, but his knowledge of his own language andthe Amoy dialect was so imperfect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was not very satisfactory in communication
with either commoners or officials. We think it not unlikely that this young man may have beencalled on by Judge Sü to translate the compend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he had brought with himfrom New York, a service which he was quite able to perform viva voce in his own dialect. 4

并慨然同意在本文中复制两馆所珍藏的图片，增加本文的光彩。笔者也感谢好友蔡锦图博士提供 1837年麦都思等四人小组翻译、在巴达维亚出版的《新遗诏书》内主祷文的文字。
1

例如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广州刊行一本教人懂得一些简单英语的小册子，就使用“鬼话”这蔑称来指称英语，书名叫做《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参阅 Samuel Wells Williams, “Gaoumun fan yu tsă tsze tesuentaou, ……,”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no. 6 (October 1837), pp. 276-279; W.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2), p. 63；内田庆市、沈
国威编著：《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 世紀の東アジア》，白帝社，2009，第 183～187 页；周振鹤：《〈鬼话〉》、《〈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均载《逸言殊语》（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8，第 22～23，94～106 页。

2

例如 1839 年 6 月至 8 月，在中英关系逐渐恶化时，林则徐通过密使与当时在广州行医的眼科医生、
美部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医生有几次间接的接触。6 月 10 日，三位密使与伯驾谈论地理学，
后来伯驾赠送给林则徐一册地图集、一部地理书及一个地球仪。7 月，林则徐命人到伯驾那里请他将
滑达尔（Em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的《各国律例》（The Laws of Nations）中的一些条款翻译成
中文。参阅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89-90.

3《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片》，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第三册《奏折》，第 290 页。

4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an Chi-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no. 4 (April 1851), p. 170.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3中译文：!"#$%&'())*+,-./012.3&*-.4567389:;<=>?%@A0BCD(E6.FGHIJ;KLMNOPQRSTU3V&WX.7YZ[\]YS^_;`ab3cde.Cfg.hiW&STU;>jk%lmno`pq@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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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引的记载，吴义雄先生“相信卫三畏不会无端杜撰这一个故事。这则史料证明徐继畬为了
其著作的准确性，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一位为敌国服务的中国人，标准的定义是汉奸。”
6

对于此事，徐继畬只字不提，卫三畏也替他隐姓埋名。

一、佚名襄助者中英文姓名发现之经过究竟这个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为敌国英方服务的译者是何许人，姓甚名谁？
就在卫三畏那篇书评刊载整整一个世纪后，1957 年，美国学者多罗蒂·安·罗克威尔（Dorothy
Ann Rockwell）为学界侦破这悬案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刊行的《中国论丛》第 11 期上，罗克威尔发表了海外第一篇研究《瀛环志略》的论文——《徐巡抚〈灜环志略〉
之编纂》。她查阅美部会档案与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肄业生名录，得知这个年轻人名字叫 Yung Mung Chum，7 当时旅居广州的传教士则叫他做 Akin。他来自中国的 Chihung chun，先在麻省的莱斯特学校（Leicester Academy）就读，1839 年冬又进入威廉斯学院学习，1840 年 6 月回国。8 可惜，罗克威尔所见的资料均没提供这名中国学生的中文姓名。
又过了六十多年，2019 年，笔者读到 1892 年麻省的伍斯特文物学会（Worcester Society of
Antiquity）年刊上的一篇文章。它是该学会的一名活跃会员在追思不久前离世的老同学、哈佛大学第二十任校长汤姆斯·禧尔（Thomas Hill）的演讲稿。文章接尾部分，她提及伍斯特文物学会藏品
中有当年禧尔就读莱斯特学校时，Yun Mun Chun Akum（Yung Mung Chum Akum 的不同拼写）送5中译文据吴义雄：《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载虞和平、孙丽萍主编：《穿越时空的目光：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 207 页。

6
7

同上注。
其实，莱斯特学校、威廉斯学院，以及美部会档案的记录也有将其姓名拼写作 Y. M. C. Akum。参阅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
August 14th, 1839 (Worcester, Mass.: Printed at the Spy Office, 1839), p. 5;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Troy, N.Y.: N. Tuttle [printer]), 1839), p. 13.

8

此处罗克威尔根据美部会档案志日 1840 年 6 月 26 日伯驾的记录，其后志日 7 月 15 日的印刷公开信也拼写作 Akin ，它应是杨文俊小名“阿锦（金）”之官话拼写（“锦”、“金”粤语同音，读作 Akum）。
参见 Dorothy Ann Rockwell, “The Compilation of Governor Hsü’s Ying-huan chih-lüeh,” Papers on China,
vol. 11 (1957), p. 10, 26 note 43；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
传教士的作为》，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第 87 页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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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以中文抄写的主祷文及其他纪念品。9 这主祷文既是用中文书写，Akum 或许在落款会写下他
的中文姓名。于是，我马上给今天已改称伍斯特历史博物馆（Worcester Historical Museum）写信，请有关负责人代为搜寻这纸主祷文的下落。10 其后，Wendy Essery 女士寄来那纸主祷文（见插图3）和两幅图画（一幅画的是 Leicester Academy[莱斯特学校，见插图 2]，另一幅题名作 Talo Plant[芋]）。同样的，除了当年 Akum 亲笔在各文献上所写的题名外，它们均未签署其中文签名。
2021 年 1 月底，出乎我意料之外，纽约历史协会图书馆档案部竟庋藏有另一纸 Akum 亲笔抄
写的主祷文。它夹杂在《罗伯特·沃特斯档案，1692～1839 年》（Robert Watts papers，1692-1839）
中。11 沃特斯家族是纽约有名望的家族。约翰·沃特（John Watts，1715-1789）是纽约郡（New York
Province）的成功商人，也是总督政务会（Governor’s Council）中的一名成员。1752 年，他为纽约
州议会的议员及纽约医院管委会主席。翌年，创办纽约学会图书馆（New York Society Library），
是该图书馆十二位信托人之一。其长子罗伯特（Robert Watts）创立纽约商会（New York Chamberof Commerce）。这组案卷凡四盒，年份虽起自 1692 年，但其中绝大部分文件志日介于 1778 至 1839年。它们都是一些法律文件如沃特家族三代成员的遗嘱及他们在纽约市、纽约州及新泽西州土地
业权的法律证件，以及他们的来往书信等等。
对于这一页主祷文，我还想再碰一下运气，看看它是否有落款。我给该历史协会写信，几天后，
接到复函并文件复制品（以下简称作《纽约本主祷文》）。乍看之下，惊喜万分。纸上的文字书写
格式是中西合璧。中文竖书，行序自右而左；英文横写，行序自左而右。

Œ

9Rufus N. Meriam, “My Academic Reminiscences of the Rev. Thomas Hill, D.D., LL. D.,” in Proceedings ofthe Worcester Society of Antiquity for the Year 1892 (Worcester, Ma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1893), pp.
284-285.

10

伍斯特文物学会是在 1875 年创立。1919 年，易名伍斯特历史学会（Worcester Historical Society）。
1978 年，又再改用今名。又，对 Wendy Essery 女士，笔者再次献上衷心的谢忱。犹记第一次给伍斯特文物学会写信，Wendy 复函云，由于她刚上任，对馆藏资料完全不熟悉，无法提供协助，深感抱歉。
对此，我完全能理解。但我没料到，她却还是惦念这事，直到好长的一段时间后，忽然接到她的来信，说我所要的资料找到了。那时，我心中对 Wendy 之服务精神与态度既是感动又是感激。

11

Lord’s prayer in Chinese, written in 1839 by Yong Mon-Chun Akum, in Robert Watts papers (1692-1839),
Box 1.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5•Ž 1••‘’“”•–—˜™š›œcg‘•:S•ž‘Œ-.|}‚ƒŸ Ž•¡¢£¤¥¦Œ纸的上端有一位名叫 R. Kearney（R. 肯尔尼）写了八行英文题记：Mr Akum, the writer of this page,/ is about 18 year of age, and was born about 60 miles from
Canton, in China, in the interior / frontier sea-coast. He has just entered the Freshman/class in Williams College, Mass. When he shall/ have completed his studies, he expects toreturn,/ as a minister of Christ, to his own country./ He wrote these lines in my study, atUpper Red Hook./ Aug 26, 1839.

R. Kearney中译文：@§¨S•:C©ª«¬0}-®¯3°¬±²³g.´µ}¶-6·3¸¹º»S¼•%&E)½‰¾¿ÀÁÂ4ÃSÄ¬%DÅÆÇÈ4É132Ê&"ˆS.
GËÌÍÎÏÐ•SwÑ%&*A±ÒÓÔÕÖlS•×¼:Ø@ÙŠÚ%
8 Û 26 Ü31839 0%R. ˜™šŒ
左上角另有四行英文字：
Yong Mon-Chun Akum/ By Mr C. Akum/ Redhook/ Aug 26th 1839
中译文：
Yong Mon-Chun Akum/ C. Akum «¬Ý:3ÓÔÕÖ38 Û 26 Ü31839 0
Redhook 是地名，同一张纸上肯尔尼写作 Upper Redhook，前者应是后者的简称，今译上雷德胡克。它是位于美国纽约州达奇斯县（Dutchess County）西北部的一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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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 Yong Mon-Chun Akum、C. Akum，就是 Yung Mung Chum、Yun Mun Chun
Akum，与伍斯特历史博物馆三件文献上的 Y M C Akum，或苏精先生文中的 Y. M. C. Akum12所指其实是同一个人。
从《纽约本主祷文》中 R. 肯尔尼所写题记，我们知道这页的主祷文是由一位刚考进麻省威廉
斯学院、有志与学成后献身宣教事业的 Mr Akum 所抄写。抄录日期：1839 年 8 月 26 日；地点：
位于上雷德胡克（Upper Red Hook）肯尔尼的书房内。合理的推论是：1839 年秋，杨文俊报进威廉
斯学院深造。13 乘学院尚未开学之前，他到纽约旧地重游。8 月 25 日，星期天，他来到坐落在雷
德胡克的圣保罗教堂（St. Paul’s Church）参加主日崇拜聚会，顺便探望当年救济他的主日学老师（说见下）。翌日，星期一，年近知天命的教会牧师肯尔尼接待这位来自远方的异邦弟兄。两人在
书房内促膝闲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递给杨一页纸，请他以中文抄写主祷文及中国特有的数字书写方式。14
R. 肯尔尼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一页不具法律性与任何经济价值的主祷文竟出现在沃斯特家族档案中？翻查沃特家族的族谱，发现原来肯尔尼家族与沃特斯家族有姻亲关系。R. 肯尔尼，全名 Ravaud Kearney（戴武·肯尔尼）。戴武的母亲苏珊妮·沃特斯（Susanne Watts）即是约翰·沃特斯（1715-1777）的三女，15 她与菲力普·肯尔尼（Philip Kearney）缔结良缘，共育有十二个儿女。排行第十的戴武约于 1790 年出生。16 后来，戴武的千金玛丽（Mary）嫁给他的堂兄艾塞克
斯·沃特斯（Essex Watts）。17

12

见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按，除了 Yung Mung Chum、Yun Mun Chun Akum
外，笔者所见尚有 Yung Mung Chung Akum、Yong Mong Chung Akum 等不同拼写。参见 The Centenary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Worcester, Mass.: Printed by Charles Hamilton, 1884), p. 80;
Meriam, “My Academic Reminiscences of the Rev. Thomas Hill, D.D., LL. D.,” p. 284; General Catalogueof the Non-graduates of Williams College 1910 (Williamstown, Mass.: Published by the College, 1910), p. 19;
William S. Cooper, “Communication,” The Williams Alumni Review, vol. 3, no. 2 (April 1911), p. 5.

13

考试包括：地理、英文、拉丁语、希腊文法及古典作品等科目。参阅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p. 15.

14

参阅《纽约本主祷文》肯尔尼之题记。这三种中国特有的数字书写方式分别是小写数字（即“三”、“四”、“五”）、大写数字（即利用与数字同音的繁体字取代数字，如“叁”、“肆”、“伍”）和传统苏州码子（即“〣”[三]、“〤”[四]、“〥”[五]）。

15苏珊妮·沃特是于 1751 年 2 月 24 日在纽约出生，卒年不详。参阅 Watts (Watt) [in New York and in
Edinburgh, Scotland] and Watts, Wattes, Wattys, Wathes, de Watt, Le Fleming, all prepared by Albert Welles(New York: Charles H. Ludwig [printer], 1898), p. 6.

16

Watts (Watt) [in New York and in Edinburgh, Scotland], p. 17.

17艾塞克斯·沃特斯在 1819 年出生，父亲罗伯特·沃特斯（Robert Watts，1784-1850）即是约翰·沃特斯的长子。参阅 Watts (Watt) [in New York and in Edinburgh, Scotland], pp. 10-12.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7戴武·肯尔尼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新教教徒。1817 年，当他约二十七岁时，就被按立成为圣公
会的牧师。18 此后，终其一生在纽约州内的教会服务，先后担任安大略县（Ontario County）卡南
代瓜（Canandaigu）的圣约翰教堂（St. John Church）、19 阿尔斯特县（Ulster county）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以及坐落在上雷德胡克（Upper Redhook）与沃特斯家族有密切关系的圣保罗
教堂的教区长。20
纸张右边是 Akum 抄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 9～13 节、今天基督徒最为熟悉、
在聚会时常背诵的主祷文。21落款：ÞŒŒŒ•‘’©ªßàáâ®Ûã-¶ÜŒ®Ûã-¶ÜÌä®åæ-ç0抄录者自称是“羊”，意思即他是耶稣降世人间所要寻找到的一头迷失的羊（罪人）。22“列福”即 Redhook 的汉字拼写。落款证实那位襄助徐继畬撰写的年轻华人名字叫做杨文俊，粤语读音拼写作 Yung Mung Chum，乳名亚锦则拼写作 Akum。23这一页毫无经济价值的纸张，充满爱心的肯尔尼异常珍惜。后来他可能将它转交与女婿艾塞
克斯·沃特斯保管，最终与沃特斯家族的一批重要文件一起存入《罗伯特·沃特斯档案》里。它之
所以能留存至今，反映了一位牧师对一个立志献身宣教事业异邦信徒的真情厚义，也因着这缘故，他也为史学界保留了珍贵的史料，让一百八十多年后的学者从中知道有关杨文俊的籍贯、年龄、在美国读书的概况等极其难得的资讯。

二、在美国读书、四年后回国1800 年，受英国宗教觉醒运动之波及，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一股宗教热忱，推动了持续七十年的布道运动，史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Second Great Awakening）。这场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人们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范围最为广泛、规模最为宏大的复
18

Journal of the Convents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Diorese of New York (New York: Henry
M. Onderdork, 1844), p. 366.

19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Fifth Convention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State of
New-York (New-York: Printed at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Press, 1830), p. 4.

20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ishops, Clergy, and Lai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 in a General Convention, Held in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 from September 5, to September,
17, Inclusive, A.D. 1838 (New-York: Swords, Stanford & Co., 1838), p. 152; The History of Ulster County,
New York, edited by Alphonso T Clearwater (Kingston, New York: W. J. Van Deusen, 1907), vol. 1, p. 466.

21

《路加福音》11 章 2～4 节也有主祷文，惟文字与《马太福音》稍有不同。

22

参阅《马太福音》十八章 12～14 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 3～7 节。

23

据欧德理《粤语字典》，“杨”、“文”、“俊”三字分别拼写作 Yéung、Man 及 Tsun；“亚”、“锦”二字则拼写作 á、 kam。参阅 Ernest John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 Co., 1877), pp. 2, 213, 411, 834 & 99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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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24 美国的基督徒效仿英国差会的模式，成立不少宣教团体。1812 年，正当人们热烈谈论国内战争之时，在波士顿市东北约三十英里的贸易商港塞勒姆（Salem）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宣教团体– 美 部会。这差会虽然是由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成员所创立，但基督徒却超越宗派障
碍，自由支援它的事工。1830 年 2 月，它派遣传教士裨治文与雅裨理一起抵达古老的中华帝国。
1833 年 10 月，帝礼士（Rev. Ira Tracy）也抵达广州。
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一位富于冒险性格的中国人杨文俊，横渡重洋，后来在美国接受教
育，皈依基督教，且决意回国后，献身教会，传讲福音。多年前，台湾学者苏精费心耗神爬梳美部会、美国长老传教会档案，把杨文俊在美国的传奇事迹给勾勒出来，写成史学界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相关文字，弥足珍贵。这里笔者仅据一些新发掘的史料略作拾遗补阙。
杨文俊何许人也？卫三畏说他是香山人。杨文俊本人在报读莱斯特学校时，说他来自 ChihungChung, China。25 如此看来，Chihung-Chung 当是清代香山县长乐乡“赤坎村”三字之粤语拼写。
26

这个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开平县正中的村庄，距离今天江门的开平市区约 12 公里，四周被潭江支流水系包围，沿潭江可通航到广州、香港、澳门，与肯尔尼所说“他出生于距离中国广州约
六十英里，面向海岸的内地”吻合。
杨文俊在 1821 年（道光元年）或 1822 年（道光二年）出生，那时正是爱新觉罗·旻宁登基成
为满清六世皇帝之时。27 约 1835 或 1836 年，由于想看看域外辽阔的世界，这个仅仅是十四五岁的年轻人，瞒着双亲，一声不响地只身乘船，踏上那漫长、充满未知的旅程，横渡重洋到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来到中国人叫它做花旗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28 抵达不久后，盘缠俱已用尽，身在异国他乡，人生地疏，孤身一人，举目无依，逼得流落街头。就在这个时候，十多二十年前娄亚
谷（Lowe-Ah-Cook）流落纽约的故事再次重演。29 杨文俊幸遇一位有怜悯爱心的女主日学老师收24Andrew Reed and James Matheson, A Narrative of the Visit to the American Churches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1835), vol. 2, p. 10.

25

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s
August 14th, 1839, p. 5;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p.
13.

26

据欧德理《粤语字典》，“赤”、“坎”、“村”三字分别拼写作 ch’ik hom ts’un。参阅 [清]田明曜，
陈澧纂：《香山县志》卷五《舆地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 71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影印清光绪刻本，第 5 页 b；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p. 57, 168 & 838.

27

《纽约本主祷文》载，杨文俊“年约十八岁”。假如这是西方人的实岁，逆推上去，则杨文俊当生于
1821 年；如果是虚龄，那他是在 1822 年出世。

28

“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和 Cooper 的记载均说杨文俊流落美国费城，但杨文俊的同窗
汤姆斯·禧尔（Thomas Hill）却说是在纽约。苏精据美部会档案所记是在纽约，此从苏说。参阅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The Monthly Miscellanyof Religious and Letters, vol. 4, no. 3 (March 1841), pp. 177-178;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 79。

29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77～80 页。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9容他，带领他到教会（应是坐落在纽约上雷德胡克的圣保罗教堂）参加每个星期的主日学，学习英文。约一年后，杨文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30那时麻萨诸塞州中部莱斯特位于伍斯特县（Worcester county）西部六英里，有村落名莱斯特（Leicester），人口不多，约有 1800 名，但它却有一所名闻遐迩的私立男女混合寄宿学校---莱斯
特学校（Leicester Academy）。19 世纪二十年代末，麻省有五十八所学校。31 莱斯特中学为该省
的第二所学校。它是在 1784 年由曾参与美国革命战争的两位将领雅各·戴维斯（Col. Jacob Davis）
和以便以谢·克拉弗斯 （Col. Ebenezer Crafts）出钱购置一所旧房子及周围的土地，发起筹建。他们的义举获得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善翁义士在经济上热烈的支援。32自创办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伍斯特县一所名字响当当的名校，为进入学院准备、远道而来报读者众多。33 女主日学老师为杨文俊集金筹款，让他进入这所名校读书。
杨文俊就读莱斯特学校的时候，校长是 1822 年耶鲁学院的毕业生路德·莱特（Luther Wright，
1796～1870；在职年份：1833 年 8 月至 1839 年 8 月）。他是麻省伊斯特汉普顿（Easthampton）
人。在耶鲁毕业后，他留担任助教（tutor）数年，与此同时，修读神学课程，最终成为合格的牧师。
在接任莱斯特第十二任校长之前，他先后在马里兰州，以及康涅狄格州的埃灵顿（Elligton）担任
副校长。34 在莱特的领导之下，学生人数增加。杨文俊在校最后一年，即 1839 年，学校共有二百七十名学生，其中男生一百八十七名、女生八十三名。35 1841 年，杨文俊毕业两年后，莱特回到家乡出掌威利斯顿学校（Williston Seminary），直到 1849 年辞职。36 威利斯顿学校与晚清中国的30
31“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p. 178.
“Academics in New England,” The Quarterly Register a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 Society, vol.
8 (April 1829), p. 236.

32

Emory Washburn, “Top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Town of Leicester,” The Worcester Magazineand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 no. 2 (June 1826), pp. 78-81; A. H. Coolidge, A Brief History of Leicester,
Massachusetts (s.l.: s.n., 1890), pp. 25-31.

33

William G. Land, Thomas Hill, Twentieth President of Harvar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 31.

34

Payson W. Lyman, History of Easthampton: Its Settlement and Growth (Northampton: Trumbull & Gere,1866), pp. 170-171; Joseph Henry Sawyer, A History of Williston Seminary (Eastampton: Trustees of Williston
Seminary, 1917), pp. 75-76.

35

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
August 14th, 1839, pp. 5 & 11.

36

Coolidge, A Brief History of Leicester, Massachusetts, p. 29.

10

或問

第 39 号（2021）

教育史是有密切的关系。1872 年至 1875 年，清廷派遣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幼童学生赴美留学，其中有六名就曾在这间学校读预科。37•Ž 2•èéÂê4Ãë3•‘’ì± 1839 0%íEî“”ï™Sðñò%ŽgS4Ã± 1833 0óÈ3ôõöÌ÷ø%ùËúûüÍZóý°"•‘’ûþÿ-.¾¿!Âê‚ƒ"#¡¢£”Ž•¥¦Œ
在学校三四年，杨文俊学习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与法文，也修读古典学、地理、历史、写作
法与数学等课程。学校采用的课本是当时美国学校普遍使用的，38 例如地理课本采用威廉斯学院
毕业生、天文学家与教育家伊莱沙·布瑞特（Elijah H. Burritt，1794-1838）编写的《天文地理学》（Geography of the Heavens）、39 雅斯·欧尼里（Jesse Olney，1788-1872）编写的 《实用现代地理》（A Practical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40 历史课本则采用在耶鲁大学执教多年查尔斯·伍瑞志（Charles A. Goodrich，1790-1860）编写的《美国历史》（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7

钱钢、胡劲草：《大清留美幼童记》（增订本），（香港）中华书局，2009，第 306～307、316～317、322～323、326～327、334～335 页。

38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s
August 14th, 1839, p. 12; Emory Washburn, Brief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Leicester Academy. Part I (Boston:Phillips, Sampson & Co., 1855), p. 31.

39

关于布瑞特的生平与著作，参见 Albert T. Brooks, “Elijah Hinsdale Burritt: The Forgotten Astronomer,”
Popular Astronomer, vol. 44 (1936), pp. 293-298.

40《实用现代地理》初刊于 1828 年，至 1851 年已经印刷了六十三版。参阅 John A. Nietz, Old Textbooks(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1), p. 228.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4111等等。据他的同学说，杨文俊的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上。杨文俊在学校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与世界

地理、美国历史的知识，是后来徐继畬要借助于他的主要原因。
杨文俊进入莱斯特读书时，三层楼高的新校舍刚落成几年。楼下房间用作教室、校长的住家，
二楼与三楼则是师生宿舍。42 由于全校师生同住在一栋楼，日夜相处，师生同学之间的认识较深，关系密切，感情也较深厚。就像当时多数学校一样，莱斯特学校校园内宗教氛围浓厚。早在准备进入莱斯特时，杨文俊已皈依基督教。对此美部会、美国长老传教会领导人已略有耳闻。其中一个机构（应是美部会）送他一本不久前刚刊行的《新约全书》。如今杨文俊与一批热心基督徒师生同住一栋楼一起学习生活，信仰也变得更加坚实。43 最迟在 1838 年，也就是在莱斯特最后一年时，杨
文俊已心誓旦旦表示将来学成回国后，愿意献身宣教事业，向同胞们传讲福音。44自莱斯特毕业后，1839 年秋，杨文俊进入麻省的威廉斯学院。威廉斯学院是在 1793 年创立的一所学院，以创办人以法莲·威廉斯（Ephraim Williams）的姓氏命名。学院的宗旨是培养牧师、
医生、教师与学术人员等专业人才。45学院设备先进，校园内建有美国第一个天文台。当时与杨文俊一起入学的新生共有三十四名，46 学校安排他和来自康涅狄格州格兰比（Granby）的 J. Cotton
Strong 住同间宿舍。
就像当时绝大多数学院一样，威廉斯学院校园内的宗教氛围极其浓烈。1810 年，威廉斯学院
内的学生信仰火热，最终导致美部会的创立，掀起了海外宣教热潮。47 二十多年后，这种狂热宗教热忱依然沿袭下来。学院有教堂。杨文俊进入威廉斯时，出掌校务是四年前刚上任的第四任院长
马可·霍普金斯（Mark Hopkins，1802-1887，1835～1872 在职）。他是威廉斯学院的校友，1824
年度的毕业后，留校担任导师（tutor）两年，1830 年升任教授，教导道德哲学。担任院长期间，他
与其在校教导数学、自然哲学的弟弟艾伯特·霍普金斯（Albert Hopkins，1807-1872）俩热心在学
生间传讲《圣经》的教训，赢得学生的尊重。艾伯特带领学院午间的祷告集会，也负责照顾学生的41

截至 1834 年，《美国历史》共印刷六十四版。参阅 Nietz, Old Textbooks, p. 265.

42

“History of Leicester Academy,” The American Quarterly Register, vol. 7 no. 1 (August 1834), p. 52.

43

杨文俊同年的同学如安吉尔（Marshall B. Anger）、克拉克（Rev. Thomas W. Clark）和利弗莫尔（Daniel
P. Livermore）等均在毕业后献身教会，担任牧师。参阅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Meriam, “My
Academic Reminiscences of the Rev. Thomas Hill, D.D., LL. D.,” p. 284.

44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45

关于威廉斯学院创校的背景，参阅 R. Cragin Lewis, editor, Williams 1793-1993: A Pictorial History(Williamstown, Mass.: Williams College Bicentennial Commission, 1993), pp. 8-27.

46

当年全校学生凡一百三十六名。

47

Lewis, ed., Williams 1793-1993, pp. 35-38.

12

或問

第 39 号（2021）属灵生活。48就在这种环境下，杨文俊矢志投身于传教事业的信心也变得更为坚固，49他的同窗多
有献身出来。成为传教士到印度等地当宣教。50
在学校孜孜不倦地学习古典学等课程，杨文俊的成绩超越一般学生。然万没料到，就在第一个
学期即将结束时，在家乡苦苦等待儿子回家的双亲，虽不知儿子究竟在何方，从中国寄出一通信封
上只写收信人之名（当然是中文姓名）、没有地址的家书，但它却奇妙地送到杨文俊手中。看了信后，杨文俊决定回乡。51 回国之前，1840 年 1 月，他拜访了美部会秘书安德森（Rufus Anderson），
后者还托他带了一封信给在广州的裨治文；他也向美国长老会秘书娄理华（Walter Lowrie）道别。
52

1840 年 6 月 19 日，杨文俊终于抵达澳门，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三天后，他拜访了裨治文，
把安德森的信交给他。身为美部会领导，安德森不言而喻希望杨文俊有机会参与中国的布道工作，襄助广州的同工。在给母会安德森复函时，裨治文认为杨文俊的英文很好，但已忘了中文，以致程度差得几乎无法阅读。又说，他很了解基督教教义，但仍需要细心指点。对此，裨氏表示愿意教导，不过这有待其父亲是否同意。53尔后，杨文俊父亲从乡下到澳门见儿子，接他回家。在异乡饱受孤独的他，如今久别重逢，深深感受到父亲真挚的爱与家庭的温暖。踌躇满志、愿意献身教会事工的他，如今得面临现实的考验了。父亲坚决要他放弃基督教信仰。面对父亲强硬的态度，孝顺的杨文俊唯有服从，最终裨治文只
好放弃接纳杨文俊为同工；杨文俊也不得不放弃离美前答应陪同长老会传教士前往新加坡一行的承诺。
再过六天，6 月 28 日，神州东南沿海炮声隆隆，硝烟漫天，英国远征部队揭开了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的帷幕。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杨文俊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计划，转回澳门，与马礼逊纪念
学校的教师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夫妇同住在大三巴旁、马礼逊教育会的会址上的一所
葡式大屋，和鲍留云一起研读中英文，54 并协助刚在七个月前才正式开学的教学工作。当时学校48

Lewis, ed., Williams 1793-1993, pp. 57 & 66.

49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50

例如同班同学 William Austin Benton 后来成为传教士，到叙利亚去宣教。参阅 Obituary Record of
Graduates of Yale College Deceased During the Academical Year in June 1875…(New Haven, Conn.: Yale
College, 1876) , p. 186.

51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按，在杨文俊离开威
廉斯学院七十多年后，1913 年，即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二年，学院才迎来第二个华人学生 Tse-Ki Chow。
参阅 The Williams Alumni Review, vol. 5, no. 4 (October 1913), p. 3。

52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

53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

54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8 页。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13有学生约十一名，包括近代著名企业家唐廷枢的兄长廷植，以及后来成为第一位留美医学博士黄宽等。551840 年 8 月 15 日，杨文俊从澳门给老娄理华写信，告诉他回国后的情况。信中流露他盼望回
美完成教育的意愿。但在父亲不让他走，同时也缺乏盘缠的两难下，只好作罢。56此时此境，杨文
俊深感灰心丧志。他写信给美国同学，表示很想放弃信仰。57 当时在威廉斯学院教导他希腊文、
拉丁文的以便以谢·克洛吉（Ebenezer Kellogg，1789～1846）老师也关注他在信仰面临的困境。58
昔日在美的理想与抱负，今日逐渐地为现实所吞噬。他的信心慢慢地被残酷的现实腐蚀，此后，慢慢地他离开信仰群体，成为教会圈外的边缘人了，“传教士们似乎也没有在通信中再提到他”59了。

三、从抄录的《主祷文》窥视杨文俊的中文程度
在写给母会秘书安德森的信中，裨治文提及杨文俊已经忘了中文，程度差得几乎无法阅读。60
这评说是否言过其实？
杨文俊在美国读书期间，曾以中文抄录主祷文，分别送与同窗禧尔（《伍斯特本主祷文》）和肯尔尼牧师（《纽约本主祷文》）。主祷文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要用怎样的话语祷告，经文见于《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 9～13 节，类似经文见《路加福音》第 11 章第 2～4 节。前者是 19世纪与今天的基督徒熟悉背诵的经文。这里我们以《伍斯特本主祷文》为例来窥视杨文俊的中文程度。杨文俊据以抄录的经文是 1837 年巴达维亚刊行的麦都思等四人小组译本《新遗诏书》（即《新约全书》）。这译本第一卷书《马太传福音书》第 11 章载：61

55

马礼逊纪念学校是在 1839 年 11 月 4 日正式开学。唐廷植、黄宽分别是在 1839 年 11 月 4 日、1840
年 3 月 13 日入学。参阅张伟保：《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第 52～54 页。

56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8 页。

57“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p. 178.

58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有关 Ebenezer Kellogg 之生平及其与威廉斯学院的关系，参见 Mark
Hopkins, A Sermon Occasioned by the Death of Prof. Ebenezer Kellogg, Delivered in the Church in
Williamstown, on Sabbath Afternoon, Oct. 11, 1846 (Boston, Mass.: Press of T. R. Marvin, 1846).

59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9 页。

60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

61截至 1838 年，新教传教士所翻译的中文《新约全书》与单卷本有：（1）马礼逊、米邻合译的《神天圣书》（1823 年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2）单卷本《马太传福音书》（1836 年坚夏书院刊行）；（3）尚德者纂《新遗诏书》（1837 年巴达维亚出版）。翻阅《神天圣书》，发现其译文与杨文俊抄录
者完全不同。《马太传福音书》大部分译文与杨文俊抄录者相同，但第六章第 10 节则不尽相同，作“尔国临至，尔旨得成”，而《新遗诏书》则译作“天国临至，圣旨得成”，与杨文俊所抄录的文字
吻合，因此我们得以确定杨文俊所拥有的《圣经》是 1837 年巴达维亚本。有关这时期不同中文圣经译
本的研究，参阅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道风书社，2018，第 146、147、
149、150 页。关于四人小组译本的研究，可参阅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铸以代刻：

14

或問

第 39 号（2021）•Ž 3••‘’î“ï™S$ÿþ%Sè•ž‘ëŒ-.¾¿!Âê‚ƒ"#¡¢£”Ž•¥¦ç&'žû(3()E*+•,-.*/301È2%-/.,343256È3*•)*/,7%-Ì-Ü‡839Ü:;%-ã,*<-=3)-<C=7%-æ,>?l@AB
C3DÐlE°,FG%H.Ñ9IÑ9JÑKL/.3,4MM7%NOÝPQ%Œ
上引小字为经节号码。今天的读者，特别是没有基督教知识背景的读者，大概无法读懂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因此笔者将和合本译文迻录如下：
Ýc3RmžS…@TU•Jlm*/ÒS.3PC;0RSÍo2%PRS.V33
PRS5kŠ*•Ò3)WŠ*/Ò%lmÜ‡SXY39Ü:Zlm%<lmS=3)W
lm<ØCS=%>[lm\]^_3Ðlm`³FG%ao.b3Ic3Jd3eERS3
fÊgh%i\jŒ杨文俊在抄录主祷文后，用粤语读出每一个字的读音，然后禧尔以罗马拼音标记在每一个字的旁边；他也提供文中几个汉字的英语译词（见插图 3）。62如果我们以它和杨文俊据以抄录的原文仔细比读，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
先说笔误。共有四个：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大出版中心，2014，第 121～165 页；唐子明：《启示与文字：中文圣经翻译的故事》，天道书楼，2018，第 102～105 页。
62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 79.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15（1）第 9 节，原文“尊名成圣”，“名”，粤语读音 meng，63，杨误写作形近之“各”字，更据之错读作 gock；64（2）第 10 节“圣旨得成”，“旨”字下半部“日”，杨文俊笔误作“貝”；（3）第 13 节“乃救我等出凶恶”中的“救”，字体左边“求”，杨文俊在横画下写多了一“口”（如“束”之上半部）；（4）第 13 节“盖国者、权者、榮者皆归天父”，“皆”字上半部“比”，杨笔误作“北”。
这四个笔误也出现在《纽约本主祷文》中。65
次说读音。有三个误读：（1）第 10 节“天国临至”，“临”，粤语读作 lam，66 杨文俊错读作 sum；（2）第 13 节“勿容我罣诱惑”，“罣”，“挂”之异体字，粤语读音是 kwá，67 杨误读作
hoong；（3）第 13 节“荣者皆归天父”，“榮”，粤语读作 wing，68杨误以为是形近之“勞”字，念作 lò。69
三说字义。从禧尔记录几个汉字的英语译词如“求”、“父”、“天”及“地”是正确的，但第 9 节“吾父在天”的“吾”，杨文俊甚是离谱地将这个常用字误译作“great”。
在一段仅有八十二个字的文字里，竟然出现如此之多的笔误、错读与误解，特别是极其普通常
用的“名”、“吾”二字，在在显示杨文俊在赴美之前，仅在家乡读过几年书，所认识的中文字极
其有限，水平是非常差劣。它证实裨治文所说，绝非虚言。

四、为英国政府服务杨文俊待在鲍留云那里时间不长，仅有几个月。此后，他受聘成为英国战舰“都鲁壹”舰长亨
利·士密（Capt. Henry Smith，1803-1887）70 的口译员。
在英国海军史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史上，士密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1839 年 1 月 19 日，
为了剿灭在红海掠夺英国商船的海盗，保证出入红海的安全，在佰尔里少校（Major T. Baillie）指挥下，士密率领载炮二十八门的“窝拉疑号”（Volage）军舰炮轰占领了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扼海

63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431.

64

“各”，欧德理《粤语词典》拼写作 kok。参阅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 p.
272.

65

又，《纽约本主祷文》第 9 节把“吾”误写作“五”。

66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342.

67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314.

68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943.

69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378.

70

有关史密的海军事业，参见 William R. O’Byrne, A Nav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John Murray,
1849), p. 1085.

16

或問

第 39 号（2021）

上交通要道、可以为船只提供补给的亚丁港。71 四个月后，感到英国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印度总督应义律的要求下，调遣士密率领“窝拉疑号”等舰船从印度军事基地启航开往中国。8 月
30 日，“窝拉疑号”开抵粤海，舰长士密受委为英国海军驻华司令。72
士密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后几次的前哨战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名字屡见于林则
徐的奏折中。1839 年 9 月 4 日，为求林则徐接济英国人的给养，士密与义律乘坐“路易莎号”与开到九龙山附近海面，向大鹏营参将递送一份“抗议书”，由于中方在限定半小时后仍然不加理会，
英方下令开炮轰击师船，引发鸦片战争的第一次交火。73 10 月 28 日，为阻为挡英商船“皇家萨克马逊号”（Royal Saxon）报关入口，士密下令炮击水师提督的师船，引发穿鼻之战。74 1840 年 8
月 19 日，因英牧师温森特·士丹顿（Vincent Stanton）在澳门卡思兰湾被绑架案，英兵在士密指挥
下，乘“进取号”偷袭关闸炮台，史称澳门关闸之战。751839 年 10 月 18 日，英国议会已决定向中国发动战争。76英国的海陆军从本土、南非、印度、
锡兰源源向中国开去。1 其中装载有四十四门大炮第五级护卫舰“都鲁壹号”由舰长约翰·丘吉尔（John S. Churchill，1797-1840）指挥，受命为珠江中的海军指挥官。“都鲁壹号”自悉尼启航，
1840 年 1 月，抵达澳门。不料五个月后，1840 年 6 月 3 日，丘吉尔病逝。77 就此，“都鲁壹号”
舰长与海军指挥官之职便由士密接续。
在近代中英交往的过程里，中英双方均面对缺乏精通英汉双语的人才，英方能胜任这工作的，
仅有马儒翰、郭实猎、罗伯聃三人。九龙之战期间，英方翻译是郭实猎，78穿鼻之战时则是马儒其

71

R. L. Playfair, A History of Arabia Felix or Yemen,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Present Time (Bombay: Printed for Government at the Education Society’s Press, 1859), p. 163.

72

据士密给林则徐的文书，自称其职称作“英吉利国水师总管官”。参阅〔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第 246 页。

73

有关九龙之战，参阅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p. 202-203；杨国桢：《林则徐大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 315～
317 页。

74

关于穿鼻之战，参阅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p. 203-206 ；杨国桢：《林则徐大传》，第 338～340 页。

75有关澳门关闸之战，参阅“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no. 4 (August 1840),
pp. 233-240；杨国桢：《林则徐大传》，第 381～383 页。

76
77

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第 364～365 页。
约翰·丘吉尔是 20 世纪四十年代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的先祖。参阅 Lindsay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abridged
and edited from their manuscripts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by Bernard Mell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s,1996), pp. 44-45, 215-216.

78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 202.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17人。79 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商务监督聘请的这三名专职翻译均得随英国远征军北上，负起重要的任务，英方急需聘用一些懂得中文的中国人来填补空缺。80 1841 年 10 月，年仅十三岁的巴夏礼（Harry Parkes，1828-1885）从英国抵达澳门，向马儒翰学习中文。马儒翰写信与他的大姐说，“我们非常需要翻译官……就目前而言，只要他能说一丁点儿中文，我们也将很乐意接受他。”81 就是在这种翻译员奇缺、饿不择食的情况下，杨文俊得传教士的举荐，82受聘成为“都鲁壹号”舰长
士密的一名口译员，时间大概在 8 月澳门关闸之战之后。
1841 年 8 月 26 日，英军攻陷鼓浪屿与厦门，83 在约翰斯顿少校（Major Johnstone）率领下留驻鼓浪岛屿，“都鲁壹号”、“卑拉底士号”（Pylades）和 “阿尔吉林号”（Algerine），士兵五百六十名驻守鼓浪屿。84 主力部队撤离厦门，北上浙江。《江宁条约》签订后，为确保清政府付还
条约中规定烟价、军费等赔款，英军继续驻扎在鼓浪屿岛上三年多。就此杨文俊也留在鼓浪屿一段时间。
有关杨文俊为英军服务的记载，笔者目力所及，仅见一则。1841 年 9 月，英国双桅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被强烈的台风吹断桅杆。受损的船往鸡笼港（今基隆）逐渐飘去，船上二百多名船员大部分被村民救起，转交官府。1842 年 3 月 5 日，怡和洋行双桅“阿呐号”（Ann）鸦
片船在强风骤雨中，误触暗礁，最终搁浅于台湾淡水与鸡笼之间洋面，船上五十余名英人被台湾官
兵束手就擒。在这两起海难事件中，台湾守军共获英俘 187 名。除了在监在途病毙、或被处决外，幸存者仅有少数。台湾道姚莹（1785-1853）、台湾镇总兵达洪阿（？-1854）向清廷虚报发炮败敌的“胜绩”，道光帝厚赏二人。8579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1637-1842: Prelu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8；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 293
页。

80

例如英国远征队战舰上就有广东香山人布定邦。参阅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夷匪犯境闻见录》，中华全图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第 59 页。

81转引自 Stanley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Vol. 1: Consul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1894), p.14.

82

引荐杨文俊给士密的传教士可能是卫三畏。卫三畏在他那篇《瀛环志略》书评中说，杨文俊的中文与厦门话表达能力有限，以致外国人和中国官员对他的翻译都不满意。这显然是士密或其他英国官员告
诉这位推荐人。

83

有关英军占领厦门的详情，参见“London Gazette, February 1842,” and “Asiatic Intelligence. China,” in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asia, vol. 37 (New
Series), no.146 (Feb, 1842), pp. 108-109 & 155.

84

A Field Officer,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As Sketched in Letters to His Friend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3), p. 81.

85《达阿洪等奏英官投书未交释放英人已获送内渡折》及《达洪阿等奏严讯战俘情形折》，《筹办夷务
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 1773～1774、2484 页；章瑄文：《纪实与虚构---鸦片战争期间台湾
杀俘事件研究》，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第 107～135 页。

18

或問

第 39 号（2021）《江宁条约》签订不久后，1842 年 10 月 8 日，自厦门乘配备十六门炮双桅炮舰“蟒蛇号”（Serpent）舰长内维尔（H. Neville）“带同夷目四人及通事一名”，携带英军统领文书，驶入安
平港索俘，据《中华论丛》的报导，该名通事即 Akum，86 也就是杨文俊。交涉结果，达洪阿等遣人将俘虏“乘快船星夜径送厦门，交鼓浪屿夷官”。87 在获知英国俘虏仅有九名还活着，英方要求
清廷斩首下令处决船员的官员。于是清廷命闽浙总督怡良赴台查办，发现整起事件是姚莹、达洪阿
“冒功欺罔”，就此将两人革职。881845 年 3 月 22 日，清政府支付了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的赔款后，英国的卫戌部队才从鼓浪屿撤离。89 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法知道杨文俊与英军的雇主/职员关系是否继续维持。只知大约在
1844/45 年间之后一段时间，正好徐继畬开始在撰写《瀛环志略》，由于杨文俊懂得英语，又有世
界地理历史等新知，于是徐继畬通过其下属霍明高请求他释疑解难，特别是世界地名的厘定。90
十多年后，杨文俊又再次受英国政府之聘，到英国驻日本公使馆做一名仆役。
随着美国在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建立正式统治后，一些美国人认识到，太平洋海岸线是美国
的经济机遇。1853 年和 1854 年连续两年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 C. Perry，17941858）海军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开到日本江户湾，要求友好通商。1854 年 3 月，美国与日本
在横滨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同意开放下田和箱馆（今函馆市）两处港口通商，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打开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10 月，英国又与日本签订86《中华论丛》原文：“Akum acted as interpreter”。达洪阿等奏文云：“该通事林金回称：‘此信并非
伊写，约知信内是要讨淡水所获夷人及本船银物等语。’”，亚金（杨文俊）姓杨，不是姓林，当时
中英在交涉过程中，只有一位华人通事，不知是杨文俊有意隐瞒其真实姓氏，抑或其他原因。参阅“Journal of Occurrences: ……Visit of H.M. Brig Serpent to Formos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no.
11 (November 1842), p. 627；《达阿洪等奏英官投书未交释放英人已获送内渡折》，思齐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第 2484 页。

87《达阿洪等奏英官投书未交释放英人已获送内渡折》，载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第 2484 页。

88

有关纳尔不达号事件与大安之役，参阅 “Journal of Occurrences: ……Visit of H.M. Brig Serpent toFormosa,” pp. 627-629; “Asiatic Intelligence. China,”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asia, vol. 40, no. 159 (March 1843), pp. 280-282; Shih-Shan Henry Tsai,
Maritime Taiwan: Histor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2009),
pp. 66-67；李祖基、陈忠纯：《社会转型、抗击外侮与近代化建设---晚清台湾历史映像（1840-1895）》，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第 9～20 页。

89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03；Robert Nield, The China Coast: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10), p. 99.

90以徐继畬一个封疆大臣的身份，不太可能亲自向杨文俊请教。道光二十八年（1848）福建抚署《瀛环
志略》刻本目录第 1 页有“沁水霍明高蓉生采译”诸字，霍明高不谙外语，“采译”二字显示指徐继畬是通过其下属霍明高间接向杨文俊咨询请教。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19《日英亲善条约》。1858 年，那位下令火烧圆明园、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到日本，与幕府按稍早前与美、荷、美等国所签条约的内容，签署了日英通商条约。翌年，长崎、箱馆、横滨等地正
式对英、美等五国开放通商。7 月，那位曾在福州担任英国领事期间，为徐继畬就地理问题解疑释难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受委为英国驻日本总领事，在江户（今东京）开馆。
91

杨文俊就在这时随阿礼国到日本。92笔者所见到杨文俊在日本的活动仅有一记载。1865 年，与英发联军火烧圆明园有密切关系的巴夏礼结束北京的工作，到日本接继阿礼国，成为英国驻日本的第二任公使。1867 年 1 月 30 日，
孝明天皇驾崩，年仅十五岁的明治天皇续位。为了增强威信，坐镇在大阪的德川庆喜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很多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革，也邀请外国公使代表到大阪，履行友好条约，希望改变過去八年的攘夷政策。英国外交官萨道义（Sir Ernest Satow，1843-1929）93 接受德川的邀请，一行七人，从
横滨出发，前往大阪。途中游览时拍下一张团体合影照。94 合照中人物有萨道义及其两个日本仆役（retainers）、95 二等秘书米特福德（A. B. Mitford，1837-1916）96 及其华人贴身随从（servant），

91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New York: The Bradley Co., [1863]), p. 150.

92

在中国，英国领事从一地转到另一处时，出于方便沟通，常携带曾一起共事的职员，例如记里布随身
带广东通事前往厦门，罗伯聃出任主宁波领事，随员多达十五人，包括广东仆人。再者，1844 年 11 月
至 1845 年 3 月，阿礼国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他应该认识那个为英国政府服务的杨文俊，故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阿礼国携带杨文俊到日本。参阅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20.

93

这时，萨道义是一名实习译员。至 1868 年 1 月 1 日，他才升迁为日语秘书。关于萨道义的生平，可参阅 P. F. Kornicki,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 in Britain and Japan, 1859-1991, edited by Sir HughCortazzi and Gordon Danie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76-85.

94

这张照片见于萨道义的回忆录 A Diplomat in Japan（Toky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 192～193
页之间。精一坂田的日译本（《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岩波书店，1960）及谭媛媛中译本（《明治维新亲历记》，文汇出版社，2017）都没把这张照片收入书内。

95

他们是野口富作、安次郎。萨道义回忆录载：“The bottom wa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writers and myretainers”（一楼住着日本人秘书和我的仆人），此处 retainers（仆人）是个复数词，可见萨道义有超过一个仆役。回忆录称野口富藏是他的仆人（my retainer Noguchi）。1867 年 2 月 14 日，萨道义写信给宇和岛藩（今四国西部爱媛县宇和岛市）域松根藏，感谢他善待野口富藏与安次郎（回忆录原文：
Noguchi and my boy Yasu），可见两人皆是其随从：前者协助与日本人联系，后者仅是杂役。野口福作是会津人，是一名武士，1866 年，萨道义聘用他。有关其生平，国米重行之《野口富蔵伝：幕末英国外交官アーネスト・サトウゥの秘書》（历史春秋，2013）记之极其详细。参见 Diaries and Travel
Journals of Ernest Satow (1861-1926), vol. 1 (1861-1872), pp. 186-187;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186,
197 & 200; Bernard M. Allen, The Rt. Hon. Sir Ernest Satow: A Memoir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Co. Ltd., 1933), pp. 52-53.

96

密福特 1837 年在伦敦出生。1858 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在圣彼得堡担任驻俄国大使馆三等秘书。1865
至 1866 年自愿到北京英国驻华使馆人参赞。1866 年 9 月奉调去日本，担任二等秘书。

20
97

或問

第 39 号（2021）

及一个四五十岁、头戴瓜子帽的 Akum（即杨文俊）。98 这是杨文俊受聘到日本工作的惟一证据。至于杨文俊工作至哪一年，由于没有史料，只好阙如。

五、昔日同窗哈佛大学校长对杨文俊的怀念时光荏苒，杨文俊回国转瞬已经几十年了，但在大洋彼岸昔日同窗始终忘不了这个异域基督徒的传奇性经历，脑海中一直保留着当年杨文俊留给他们难以磨灭美好、深刻的印象。同学中与杨
文俊最为亲密、情谊最为深厚的是禧尔。1884 年，如果杨文俊尚健在，已是七旬左右的老人了。
这年，莱斯特学校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七百名老师校友出席这个盛大的庆祝晚宴。禧尔受邀在晚宴上讲话。他说虽然他在莱斯特只有短短几个月，却特别怀念年轻时班上那位“温文尔雅、可爱、聪明的华人同学”（the mild, lovable, intelligent Chinese classmate）的中国同学杨文俊。他也提及杨文俊赠送与他的《主祷文》，并勉励大家向杨文俊学习。99禧尔比杨文俊年长三四岁，1818 年在新泽西州的新版伦瑞克（New Brunswick）出生。受母亲
影响，是个虔诚基督徒。年轻时就想进入哈佛神学院学习。100 1838 年 5 月，他先进入莱斯特学校
古典部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与《新约》。禧尔与杨文俊感情融洽。在校期间，杨文俊向他讲述在
家乡的童年生活趣事，他如何从一个不相信任何宗教的青年，梯航万里抵达纽约，最终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以及将来回国后献身宣教的想法。101 原本禧尔打算在莱斯特学校学习五个学期，直到 1840
年 5 月，但后来却改变想法，只待了八个月，1839 年就转入哈佛学院学习，那年正是哈佛大学创
立一百周年。102 杨文俊在该年毕业后，报入威廉斯学院。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以后未再晤面。

97

即绰号“哲学家”的 Lin-fu。按，关于 Lin-fu 的名字，精一坂田的日译本以片假名リン·フー译出，谭媛媛的中译本则译作林富，惟据他本人的亲笔签名，当作“林福”。又，密福特在北京时，其随从
名为 Chang Hsi，据此，林福应不是他从中国带过去日本。参见 Mitford’s Japan: Memories andRecollections, 1866-1906,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Hugh Cortazzi. Revised edition (London: Japan Library,2002), pp. 49 & 59; Diaries and Travel Journals of Ernest Satow (1861-1926), transcribed and annotated by
Shinichi Miyazawa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2015), vol. 1 (1861-1872), pp. 161 note 117, 191 &
223；〔英〕アーネスト サトウ著，〔日〕精一坂田译：《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岩波书店，1960），第 20 页；〔英〕萨道义著，谭媛媛译：《明治维新亲历记》，文汇出版社，2017，第 225 页。

98

杨文俊在受英国政府聘用期间，乳名“亚锦”改作“亚金”（粤语“金”、“锦”读音均读作 kum）。
查阅萨道义日记，这帧照片背面，Akum 的亲笔签名作“亚金”。从照片看，他是四十多岁左右的中年人。杨文俊于 1821 年或 1822 年出生，到 1867 年已是四十五、六岁，因此，笔者深信照片中的 Akum（亚金）就是杨文俊。参阅本文注 87；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 p. 213；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186 & 193; Ernest Satow, Diaries and Travel Journals of Ernest Satow (1861-1926),
vol. 1 (1861-1872): China & Japan, p.191.

99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p. 79-80

100

Land, Thomas Hill, pp. 3-19.

101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p. 79-80 & 102.

102

Land, Thomas Hill, pp. 3-19 & 33.

襄助徐継畬撰研《瀛環志略》的佚名年軽中国人小考（莊）21

自 1843 年自哈佛学院毕业后，禧尔又进入哈佛神学院学习两年。毕业后，他出任麻省沃尔瑟姆（Waltham）独神派教堂（Unitarian Church）牧师长达十四年。1859 年，他出任俄亥俄州的安提阿学院（Antioch College）院长，兼任辛辛那提（Cincinnati）救赎主教堂（Church of the Redeemer）
的牧师。两年多后，1862 年，他出掌哈佛大学，成为该大学第二十任校长，至 1868 年 9 月因健康问题辞职。晚年，他担任缅因州波特兰（Portland）第一独神派教堂（First Unitarian Church）的牧师。禧尔既是一位科学家、神学家，也是哲学家、教育学家。在数学、天文学期刊及宗教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103杨文俊有绘画天赋。在莱斯特学校时，他送禧尔三件纸质纪念品。从经济价值的视角看，它们绝不是珍贵的东西，然而，几十年来，这位大学者又是牧师一直珍惜保留，直到晚年，才捐献给麻省的伍斯特古物协会保存。它们的存世，见证一位牧师对一个异域弟兄纯真友谊的珍惜。1891 年
11 月 21 日，禧尔静悄悄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三岁。104
又过了二十七年，1911 年，寿逾耄耋的老同学爱德华·罗德牧师（Edward Lord）仍忘不了这
个异邦教徒。当他见到刚在去年刊行的《威廉斯学院肆业生名录》里有杨文俊之名后，勾起了七十
多年前他在学校与杨文俊愉快相处的日子，也记起杨文俊决志献身宣教的故事。105 罗德是在 1839年与杨文俊一同进入威廉斯学院一同学习。106 1843 年，自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他即进入奥本神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受训，毕业后加入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
担任牧师，毕生献身教会，先后在纽约州的罗缪勒斯（Romulus）、富尔顿（Fulton），以及新泽西
州的亚当斯（Adams）、梅塔钦（Metuchen）等地牧会。就在罗德牧师庆祝百岁生日两天前，1921
年 3 月 27 日，他撒手归去。107结语自 1851 年卫三畏揭露徐继畬在撰写《瀛环志略》期间，一位在美国读书四年的年轻华人曾给予襄助。虽然知道这个在鸦片战争时受聘为英国战舰舰长士密的翻译姓甚名谁，但为了避免给他带来麻烦，卫三畏替他隐名埋姓。徐继畬也只字不提此事。一个世纪后，就如施其乐（Carl T. Smith）
发现林则徐四人翻译团成员的姓名一样，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罗克威尔从档案与学校文献里初步侦
破这神秘人物的身份，晓得他的名字叫 Yung Mung Chum Akum，曾先后在麻省的两所学校就读。
又过了六十多年，2021 年，笔者发现静荡荡躺卧在纽约历史协会档案库里一页以中文抄录的主祷
文，确知这个佚名年轻华人译者的中文实姓真名、年龄与出生地等讯息。2011 年，王宏志教授在103“Harvard Colleg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1891, p. 11.

104

Land, Thomas Hill, p. 250.

105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Non-graduates of Williams College, 1910, p. 19。

106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p. 13.

107“Announcements,” Brooklyn Life (New York), 2 April 1921, pp. 3 & 12.

22

或問

第 39 号（2021）《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下篇：英方译者》提及当时确知中国人担任英方译者有布定邦及十岁的阿发（Afah）等人。108 现从本文，我们确定英方译者中多了一位，名为杨文俊。
这篇论文立足于苏精教授所写的有关杨文俊的原创性、突破性文字，结合卫三畏书评中所提供的信息、莱斯特学校记录、英国驻日本公使馆外交官萨道义的日记与回忆录等资料，勾勒出杨文俊的简单生平，对这个英方译者有多一点的了解。我们又从《伍斯特本主祷文》得以窥视杨文俊的
中文程度，证实裨治文对其所作的评说是真实与符合事实的。

108

王宏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下篇：英方的译者》，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第二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 47～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