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27
No.36,（2019）pp.27-38

从孔子的理想国到中国变色龙——浅谈 19 世纪中西方文化关系之变迁1
李 真（北京外国语大学）2

一、引言
明末以前一千多年的时间，欧洲与中国相距遥远，交通不便，交往有限，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呈现出雾里看花的状态。从中世纪开始有关中国的报道逐渐增多，以探险家、旅行家、商人或传教士的东方游记为主，如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但这类记载并不专记中国，
大多浮光掠影，为了迎合当时欧洲人的兴趣还掺杂了不少夸张和想象的成分。到了地理大发现时
代，中世纪的东方游记点燃了西方人去寻找香料如山、黄金遍地的“大汗之国”的热情与梦想。从
哥伦布到麦哲伦，从迪亚士到达·伽马，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各国航海家、新兴贵族带着对大汗之国契丹的无限向往，拉开了大航海的历史大幕，开启了人类历史从割裂的大陆板块到真
正全球化的新纪元。
伴随着这一时期拓展海商与殖民扩张步伐的，还有欧洲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政治渴望，
以及文艺复兴的勃兴与基督宗教的海外传教，故此时在欧洲大陆上政治动机、商业利益、文化流动
与宗教传播融为了一体。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东西方的往来愈加频密，增加了因异质文化接触和碰撞带来的冲击。
“自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分别平靖了欧亚大陆两端，欧洲与中国就开始沿丝绸之路往来贸易，但直到 1500 年后，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交流。
”3 亦有学者指出：“在 16 世纪后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则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 200 年
间，两者之间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在文化上的最大收获、最宝
贵的成果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4 可以说，16-18 世纪是欧洲与中国交往历史中最为和谐的一段“甜蜜时期”，其中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起到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在这二百多年时间，来华传教的仅耶稣会士就多达四百多人，他们不仅传布教务，而且也因博学多才，被任命在宫
廷中担任不同的工作，如在钦天监任职，充当外交谈判翻译，测绘地图，修建园林，铸造火器，修理钟表，奏乐绘画，制造西药等等。正如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所说，到达中国的这些耶稣会士，
是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同时又是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的大多数领域
1

本文系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1807-1949）”（17ZDA195）的
阶段性成果。
2 作者同时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
3（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 3 页。

4张西平：
《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导论”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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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在文明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中，似乎找不到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人。
在 1500 到 1800 的这三百年间，正是全球化初始的开端，中国与西方对彼此都产生了兴趣，
有了广泛接触，第一次在一个较为平等、宽容的状态下展开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对方。在这期间，东西方彼此的影响虽时断时续，不那么均衡，但这种交流始终是双向流动的，既有差别迥异
的不同文明交融时必然产生的碰撞，也有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动态过程中的相似。这三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从 19 世纪开始到 2000 年的两个世纪恰好反转过来，变成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中国施加影响。
1800 年标志着中西关系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不能与西方现代
文明平等对话的没落帝国。随着之后几个世纪中国和西方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双方在某种程度
上彼此调换了位置。尤其是自 19 世纪中叶始，中国所遭遇的一系列军事失败和外交示弱表明这个
帝国昔日的强盛与荣耀已成为过眼云烟。事实上，早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中国的式微和衰落已初显端倪，这以 1793 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期间对大清帝国“乾隆盛世”所作出的观察为重要的代表。

二、从“聋子的对话”到兵戎相见——中西关系的变局
早在 1497 年，英国人就曾试图打通跟中国直接进行商贸的航路，但未获成功。1635 年，英国
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拉开了中英正式交往的帷幕。当时的晚明政府并未搞清楚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红毛番”有什么区别，还以 为都是荷兰人。事实上，16 世纪末争夺海上霸权，西班牙、荷兰相继被新兴的日不落帝国击败后，英国逐渐崛起，掌握了国际海上贸易的话语权。到了 18 世
纪后半期，英国完成产业革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通商和贸易，特别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在众多英国公司中，东印度公司
在对华贸易中享有垄断地位。
“及至 18 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 90%
左右，输出值则占 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
”5 然
彼时清政府却对最新的国际形势和外贸发展知之甚少，闭目塞听，甚至在修订的《大清一统志》里介绍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却竟然没有提到过“英吉利”这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在中国，由于广东十三行长期垄断了对外贸易，英商始终未能在中国打开英国本土商品的销
路。巨大的贸易赤字迫使英国急切想绕开十三行，希望开放多口通商。1759 年，东印度公司一个船长洪仁辉（James Flint）驾船直抵天津，打算进京向乾隆皇帝反映中外贸易中的种种实情，包括广州海关的贪腐和十三行对外商的钳制，请开宁波贸易。尽管洪仁辉通过贿赂天津知府灵毓，将状
纸送到乾隆御案前上达天听，却并未取得英国人所期望的外交成果，反而引得乾隆大为光火。因为
在乾隆看来天朝之体面被直接打脸，一位外国人千里迢迢“告了御状”。他下令两广总督彻查此事，
最终的结果一方面惩处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免除部分陋规，同意英方带来自己消费的食品生活

5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集团，2016 年，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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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免税；另一方面则断然拒绝英方提出的多口自由通商，处理“汉奸”6，以洪仁辉违抗禁令勾结奸民为由判监禁澳门三年并驱逐出境。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乾隆还颁布了《防范外夷条
规》，继续重申对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诸多人身限制。
经过这次挫折后，英国政府进一步感到了要直接与中国建立外交和经贸关系的必要性，否则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再次发生。更何况，此时英国的国力已今非昔比，从万历到乾隆的短短二百余
年，完成了海上力量称霸、宪政革命、工业革命等系列变革，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崛起，从一个小
小的英伦三岛，成为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欧洲强国。英国举国上下已有相当自信，想要跟东方的这个华丽帝国平起平坐了。
1793 年，英国决定向中国派出由著名的外交家马嘎尔尼勋爵（Earl George Macartney）率领的
代表团出使中国，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官方的来华外交使团。57 岁的马嘎尔尼受命之际，已
近花甲之年。他从 28 岁被任命为特使出使俄罗斯开始，在英国外交界已经淬炼了近三十年，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等职。据称马戛尔尼性情温和、举止优雅、诚实正
直，深具学术品位和贵族气质，被视为那个时代最富才华的才俊之一。得知将作为“英王派往中国的全权特使”，早已是“中国迷”的马戛尔尼非常兴奋，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7 使团副团长由另
一位能力出众的外交家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担任，他曾在格林纳达和印度与马戛尔尼共事，故这次两人出使中国的合作更是水到渠成。由于当时全英上下找不到一个会中文的翻译，斯当东只好前往意大利那波里的东方学院，招募了两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恰好完成神学训
练即将回国任职，于是受聘充当了使团翻译。
英国使团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进而促使清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发展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使团出发前，内阁向他们下达的正式指令中主要的建议如
下：第一，英国愿意派遣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英方将以礼待之；第二，希望中方增开通商口岸；第三，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希望像给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特权一样，也给英方提供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行使司法权等。甚至，还有最后一个隐晦的可能也是全欧洲人最关心的使命：“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
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
”8 当然，出于跟中国官员多年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也得到了这样的忠告，要尊重并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同时又不要损害英方的尊严和体面，避免在一些礼节小事上被束缚。
为了给乾隆帝留下惊艳的第一印象，英国人煞费苦心，首先没有以外交谈判的常规形式，而是

6

即把为洪仁辉写状纸的刘亚匾处死，与其交往密切之安徽商人汪圣仪杖六十、徒一年。

7

马戛尔尼早在 1786 年就曾赋诗表达过对中国的向往之情：“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攀登她无

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她的都市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越过北方疆
界，探研鞑靼旷野，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
”参见《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转引自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集团，2016 年，第 294 页。
8（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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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给乾隆祝寿以期获得觐见的出使理由；其次，在礼品的准备上带去了最能体现当时欧洲技
术进步的物品，比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蒸汽机、棉纺机、
织布机、吊灯、座钟、机织布料、减震马车、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等；此外，在人员的
配备上，使团由 700 多人组成，包括外交官、学者、医生、画家、乐师、技师、水手、士兵等，成为当时英国乃至欧洲出使规模最大的使团。甚至据说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乾隆帝感
兴趣，可以坐着热气球上天游览。当时，包括马戛尔尼在内的使团上下深信，这些礼品一定会让中
国皇帝和民众大开眼界，从而引发对英国商品的兴趣和对大英帝国的重视，进而开辟中英贸易的
坦途。
清廷方面一开始还是非常热情接待英国特使，但从皇帝到属下均把这个使团当成了藩属国的贡使，其中原因之一有因国书翻译方面的误解和渲染造成的推波助澜。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后，按照惯例英使团需向皇帝行三叩九拜之礼。马戛尔尼觉得这不是对英帝国的平等外交礼仪，最初断然
拒绝，因为英国人的拒绝，帝国上下极为不悦，双方不欢而散。尽管最后各退一步，英国人同意单膝跪地，随众俯首，清廷不再勉强他们把头磕在地上，觐见得以完成。但这已经惹恼了乾隆，至于
马戛尔尼代表英方提出的种种要求，当然遭到了皇帝的严词驳回，均被否定。显然，英国第一次官
方使团的外交使命最终以失败告终。
当其时，欧洲本土恰逢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贸易。待战事一毕，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为了达到前次未竟之目的，英国又派遣了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第二个使团再度来华，但也因拒绝按清廷规矩跪拜中国皇帝而遭遣返。更何况，嘉庆皇帝给予使团的
待遇远不及乾隆，第二个使团不但外交失败，而且对中国的观感和感情也颇为负面。
1793 年，这是中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分水岭。原本，中国正好处在乾隆统治的鼎盛时期，人口翻番，领土面积也增加了一倍多；英国因为商品经济、工业革命和政治改革，在欧洲处于国力急速上升的阶段。如果这两个国家当时增加更多正面的接触和交流，相互吸取对方的成功经验，一个比其他许多国家历史更为悠久，拥有灿烂文化底蕴的东
方古国，同一个已经完成技术革命进入“蒸汽时代”的资本主义强国，能够把各自的优势和创造融
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文化与技术交流将有可能源源不断造福彼此。然而，事实上，正如《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聋子，本来历史赋予远东
和远西一次难得的平等对话的机会，但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于是欧亚大陆的两极在 50 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
成兵戎相见。
”9
英国遭遇了两次外交失败后，逐渐将对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通过输入鸦片打开中国市场的突

9（法）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第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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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口。由政府支持，从早期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再到后期的散商“港脚商人”（Country
Merchants）与十三行及官府勾结，纷纷将鸦片走私入境，谋取暴利。到了道光年间，鸦片之患实避无可避，林则徐临危受命，虎门销烟后，极大打击了英国私商的利益。于是他们将“自由贸易”
作为借口，把中方合法合理的禁毒描绘成商业冲突，游说本国政府以武力予以解决。英国驻华商务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甚至向私商们承诺，女王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这就进一步将贩毒、
禁毒拔高到了国家利益冲突的最高层面。当英国下议院讨论是否以动用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时，尽管很多人都深知鸦片贸易不道德，但最终仍以 271 票对 262 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中国发动报复战争的议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鼓吹者，就是当年跟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副使斯当东的儿
子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他 13 岁作为“见习侍童”跟随父亲来到中国，曾被乾
隆接见，因会说几句流利的汉语而得到乾隆喜爱，当场解下身上的荷包赐给他。中国之行激发了小斯当东学习中文的热情，后来成为深谙中国事务的中国通，并担任过第二次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
再次出使中国。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未消融两次出使给小斯当东带来的屈辱感，他在下议院的发言
中明确告诉英国人，战争不可避免：“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
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10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割让香港，支付赔款，开放五口通商，1793 年马戛尔尼跪求乾隆
没有得到的待遇，1842 年英国人通过一场战争基本都得到了。
《南京条约》的核心内容，几乎跟当
年英使访华时的要求无二。中国长期以来在国家控制下的贸易体制，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彻底溃败。
“这并不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开始，而是中国无力把握这种‘开放’的开始。
”11 其他欧美国
家随后跟进，第一次鸦片战争十几年后，英法两国以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数次战争皆以失败告终，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国未能适应近代世界之大变局，最终导致了近代
中国外交无可挽回之殇。

三、从理想国到变色龙——19 世纪西方中国观的变化
于是，在世界步入近代的大洪流中，正当西方各国将自身融入变革，投身更为广阔的全球图景之时；中国却开始了闭关自守，停滞不前。马戛尔尼赴华及其使命的失败其实孕育了以后两个多世纪中西关系的一场巨大变局：西方与远东的文化冲突，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冲突。1210（法）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第603 页。
11

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 年，第 205 页。

12（法）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第6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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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7 世纪开始到 18 世纪中叶风靡欧洲的“中国风”热潮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中西双方
愈加强烈的差异性和对立性，这成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欧洲认识中国的一个新起点。与启蒙时代
以法国人为代表远眺中国的玫瑰色眼镜所不同的是，19 世纪初欧洲看待中国的眼光已经悄然变色，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上个世纪对中国的热情与追捧逐渐被轻蔑和嘲讽所取代。西方人在来华传教士介绍中所认识的那个“理想国”源于一个博学多识的孔子形象。这位圣人面容安
详，手握笏板，身居书屋，满架经典。这副画像最早出现在 1687 年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后来在不同的作品中不断改造再版。而从 19 世纪开始，最流行的中国形象却变成了“中国佬约翰”：留着长指甲，拖着长辫子，一张令人生厌的邪恶面孔，呲牙怒目注视着沸腾茶壶里的一群外国人。13 这样刻薄不堪的人物形象与此前孔子所代表的儒雅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者其实都反映了欧洲人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观感和印象，
一种是建立在仰慕赞颂基础上的理想化，一种却是傲慢轻视下的极度丑化。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变化不是在某个时间点陡然发生的，也并不是欧洲各国对华的一个总态
度；其实早在 18 世纪欧洲一片赞誉中国的声音中，已经出现像孟德斯鸠、卢梭一样冷静的思考和严峻的批评；而 19 世纪的蔑视与轻侮也并非全然普遍现象。
“因为国家之间的态度很少是举国一
致的，除了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之外。但可以肯定地说，就在 19 世纪初期前后，中国在欧洲受欢
迎的风潮开始告退”。14 当是时，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被定位成一条怪异的“变色龙”，这不仅仅
是中国自身的变化造成的，也要考虑到欧洲人立场与视角在不同时代的转变，使得看待中国的着
眼点有所转化。
马戛尔尼使团的到访成为中国新形象的起点。他们长达数月深入中国内地的旅行，与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沿途官僚、平民百姓，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流，通过亲身感受这个古老的帝
国，一步步揭开了这个体量庞大又遥远神秘国度外面的面纱。尽管未能顺利达成其政治外交目
的，但真正的收获是为民众获取来自中国的真实信息终于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直接导致了 18世纪末欧洲关于中国知识讯息量的激增。使团上下都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正使马戛尔尼写有日
记、书信和报告，副使斯当东和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以及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也记录了随行观感15，使团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还
沿途画了大量的中国风情画，这些细腻的文字和生动的插图，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
自然景观、社会文化以及对外贸易交流的实际情况，向英国普罗大众展现了一个古老而又陌生的中国。由于和中国通使的失败，没有获得通商口岸，没有能够公使驻京，马戛尔尼回国后承受了很大压力。英国报纸和宫廷对国王乔治三世花了这么一笔巨款而毫无所获大为不满。马嘎尔尼闷

13

这个画像名为“神奇的茶壶”，大约是在 1901 年前后一个俄国人笔下的中国人形象。茶壶中的六个士兵代表了 1900 年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中的六国，分别是美、法、俄、日、德、英。
14（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67 页。

15

参见（英）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英）爱尼斯·安德逊：《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従孔子的理想国到中国変色龍（李）33闷不乐，一直不愿公开他的日记；后来只能让副手斯当东出面，于 1797 年出版了《英使谒见乾
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同时，随团其他成员纷纷发表各种报告和纪实，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欧洲人突然发现，原来存在于中世纪东方游记和传教士笔下的那个“中国神话”被彻底打碎，“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黑暗”。16
英国使团的这批记录中留下了关于当时中国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社会制度、宫廷生活的描述
以及对两国迥异风俗的对比观察，较为忠实地记述了沿途见闻，具有颇为独特的新奇角度，虽不免也带有一些误解甚至偏见，但作为两百多年前英国人对中国沿海口岸到内陆腹地广大疆域的首次访问和观察的记录，仍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当年马可波罗曾说大汗之国遍地黄金，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度，但当英国人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深入内陆时，却惊讶地发现在繁华盛世的外表遮掩下，竟然是难以想像的集体贫困，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生活贫穷困顿。当使团将中国官员送来的丰富给养中死去的家禽扔到河里时，岸边看热闹的中国百姓竟然跳下水争先恐后打捞上来当作食物，
这让英国人无比震惊难以置信。
中国人很勤劳，但人口的急剧增长给这个帝国带来巨大的压力，有限的耕地需要养活数量众
多的民众，马戛尔尼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17 人口压力导致农民想尽办法来提高产出，精心完成每一道
工序，这使得乾隆时期中国农业水平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巴罗曾估计虽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要低于英国，或仅为英国的二分之一，但是每块地麦子的产量中国要高于英国。尽管如此，沿途老百姓
依然生活得十分穷困，饥荒频仍。巴罗的看法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在于三点：一是土地均分，只生产够自己家庭需求和缴纳地租的农业生产，没有与市场挂钩；二是耕作方式过于老旧，三分之二的农户没有使用耕畜和机械力；三是庄稼种类单一，以 稻米为主，缺乏像马铃薯、玉米等淀粉类粮食补充。
使团成员沿途还发现了大量的弃婴现象，这在当时似乎已司空见惯。
“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以 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指导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18 社会贫富差距之大，使得英国人瞠目结舌，沿江北上所见的房屋，少数极为豪奢富丽，大多为草房土屋，很少能见到中等人家的房子。18 世纪欧洲社会的重要变革是中产阶级的兴起，成为当时各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助推力；在中
国却没有产生这样一个阶层。巴罗写道“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

16

张宏杰：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集团，2016 年，第 307 页。

17

参见《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转引自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重庆出版集团，2016 年，第 301 页。
18（英）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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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9 正是由于英国使团的这次到访，以 第一手的信息来源对几百年来欧洲所传扬的富庶强盛造成了巨大的翻转，西方开始掌握当时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对当时清朝的专制统治和社会财富有了较为理性的判断。
虽有令人失望的种种现象，英国人也注意到了中华帝国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下有着欧洲人难以想像的有效运行和严密管理。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2000 多年一直保持稳定而没有根本变
化，在民族历史上是特殊的现象。他们虽然自吹历史悠久，但也有一定的根据：在基督诞生前 400
年他们已经基本组成一个国家，服从同样的法律，受同样形式的政府管治以至于今。
”20 整个国家
组织管理整齐划一，首都更是如此，北京虽人口众多，但“京城的治安管理非常好，居民的安全和宁静很少受打扰。”21 因为北京城设立了周密的联防制度，所以秩序良好，违法犯罪很少发生。在这个庞大帝国运作秩序井然的背后，却掩盖不了清政府官僚体系的森严等级和深层腐败，以及对下层民众的全然漠视和随意践踏，比如下级要向上级下跪，犯错时常被当众处以打板子的处罚等等；尤其是被处罚之人表现出的那种卑微的顺从和奴性，更是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
人完全不能接受，“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
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22
欧洲人从 18 世纪传教士那里所获得的中国政治清明和各级官吏正直的正面形象就此消弭：“……
我看到他的文化，教育了整个人类；我看到他历史长，人口多，勤劳精敏。他的君王的权力，建筑
在以德临民，为着驯服的四邻，制定了优良礼法，治国不需要征诛，治人只凭着风化。
”23 ——伏尔泰曾在《中国孤儿》中借成吉思汗之口赞扬过的中国之立国精神，此刻在英国人眼里似乎也荡然无存。马戛尔尼最后对整个清政权的总结十分犀利，他指出这是一个异族对中原汉人的专制统治，
造成了中国当下开始落后于欧洲的局面，“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里没
有改善，没有前进，甚至可以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24 因为他发现这个古老帝国似乎还沉醉于昔日的荣光而不思进取，对于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毫无兴趣，“在这个国家，人民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
余的，甚至是有罪的。”25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

19

同前注，第 282 页。

20（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369

页。
21（英）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第 73 页。

22（英）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第 132 页。

23

范希衡：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56 页。

24（法）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第277-282 页。
25

同前注，第 382 页。

従孔子的理想国到中国変色龍（李）35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 150 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
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26
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的印象和观感既标志着启蒙时代中国“样板”的终结，也是预示西方人的
中国观发生变化的起点，同时亦成为中国形象在西方进入一个修正阶段的开始。之后，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前往中国的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旅行家和特派记者的数量增加
很快，不仅活跃于沿海通商口岸，也逐渐深入内地和边疆地区。由于活动范围的扩大，他们对当时处于衰落期的清帝国展开了比以前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观察，开始涌现出一批官方记录、报
告、信件、日记、游记、新闻报道、专题论文等。如果将这一时期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多语种外
文资料进行初步的评述和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材料中既包含有当时西方整体上对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直观叙述，也反映了各个观察者对 19 世纪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不同兴趣所在及种种态度。
比如 19 世纪中期，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在其代表作《中华帝国纪行》（L'Empire chinois）一书中忠实地记录了在中国 14 年生活和游历中细致入微的观察，描述了中国
各地的风土人情、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等等，并试图在这些日常叙事背后分析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将中国描绘成“一个脱离宗教影响、具有悠久文明，并正在迅速走向腐败和灭亡的民族”。27 这本书出版后极为畅销，当时欧美各国在评论中国时，往往引其书中资料作为依据，他本人也因此获得
了西方汉学界的最高荣誉“儒莲奖”。甚至到了 1935 年，日本人大谷孝太郎撰写名著《现代支那人精神结构的研究》时，还在引用古伯察对中国人的诸多评论：“软弱性”“讲礼节”“易走极端”“对宗教漠不关心”“重刑罚”“没有宗教感情”“迷信”“商业性”等等。
再如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的《中国概述》（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既有对前人作品的回顾梳理，也有作者自己的亲身观察，包括了中欧交往的历史，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制度、科学艺术、产业发展、宗教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介绍，成为由 19 世纪西方外交官所写的关于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英国驻华领事密迪乐（T.T. Meadows）
的重要作品《中国人及其反叛》（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了明晰的阐释，并就中华民族的信仰和宗教哲学发表了全新的看法，其中批评了古伯察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述，认为古伯察不加批判地引用了没有到过中国的汉学家作品，且对他本人的在华经历和与中
国人的交往夸大其词。德国传教士郭士腊（Charles Gutzlaff）所撰《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
因内容丰富、涉猎广泛颇受西方世界青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西方中国观的素材来源方面可与德庇时的《中国概述》媲美。
这一阶段有关中国问题最值得重视的一部作品当属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26

同前注，第 532 页。

27（美）M.G. 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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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基于作者本人多年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对中国经典著作和早期传教士作品的了如指掌，以及担任《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主编的敏锐触觉，这部作品
一出版旋即获得好评。卫三畏的博学多识及在华经验，为此书的编撰提供了最佳助力。全书全面介
绍了中国国情，讨论了中国的教育制度、语言文学、科学发展、日常饮食服饰、社会生活、商业状况、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以 及中英第一次战争的起因和影响，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和民众了解中国
概况、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最具参考价值的知识来源。
随着观察范围的日益扩大，除了对中国整体性、一般性的介绍性著作之外，西方也涌现出不少针对某些特定事件、专题或角度所作的讨论与研究，比如中英战争、中国的对外关系、太平天国运
动、西方的商业远征、中国的对外移民、中西部地区、《圣经》的中文翻译、中国文献典籍外译、词典和语法书等等，涉及到了很多以前较少关注甚至从未涉足过的领域。比如口岸的开放使得更多西方人得以接触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他们时常会流露出对士绅阶层的厌恶与反感，“就我见到
的中国士绅来看，他们几乎都是一副令人厌恶的病态像，天朝居民的上层阶级脸上显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女气，许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见他们就会觉得恶心和讨厌。
”28 中国的个人卫生和社会卫
生状况也是他们明显不喜之处，“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里没有冲水厕所也没有固定的方便之地；厕所设施都暴露无遗，粪便不断被清走，几乎到处都是臭气冲天。
”29 再如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受到歧
视，往往激烈抨击妇女裹脚的风俗和弃婴现象，诸如此类的观察与评述还有很多。在这一时期西方有关中国的一手资料激增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以偏概全，容易
误导欧洲人对中国的整体观感。正如曾担任过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在其日记中
所写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著作都陷入了毫无根据的以偏概全的错误之中。从局部看整体在许多事情上是适用的，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中国领土的某一具体地
点，人们却无法确定有关他们的什么应该是这个帝国另一地区的习俗的特点，或者应是另一省里
某些个人的习惯。
”30
在这一时期，欧洲人逐步认识到东方世界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19 世纪的中国与马可·波罗
13 世纪访问过的“契丹”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不能只依靠从中国古籍或者耶稣会士的记述中寻找资料，需要对中国自身的现状作认真的观察分析。欧洲人通过这一批传播近代中国信息的新材料中逐渐区分乌托邦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这道鸿沟对从知识阶层到普通大众
新的中国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像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据说他深入研读过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全部资料，不仅包括耶稣会士的材料，也有英国人最新的出使纪实，其中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人的记录对他震动很大。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提出“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

28（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 年，第 94 页。

29

同前注，第 99 页。

30

同前注，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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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亚洲是起点，是日出之地，文明诞生最早的地方，也最幼稚；欧洲是终点，是日落之地，文明产生最晚但最为成熟。黑格尔还对几大文明作了隐喻式的阐释，东方是历史的少年时期；希腊是青
年时代；罗马是壮年，而日耳曼是成熟而完满的老年。在他看来，中国是最具东方性的国家，其文
明尚属于幼年时期，因为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
亮的土地。31 黑格尔承认自己的结论和判断大多来源于斯当东的描述：“在人类的这个泱泱大国，人们都愿意结合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实体中，全国都安静地服从一个大帝王，而他们的法律、风俗，乃至他们的语言始终没有变化。他们既不想跟世上其他地方交往，也不企图去占领。
”32 黑格尔从类似的论述中得出了他的思考：“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
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
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33从孟德斯鸠、卢梭到黑格尔，尽管不乏冷峻的评论，但对中国尚保有一定的理性思考；而在黑
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蔑视、批评和歪曲开始成为欧洲的主流声音。对于当时的西方来说，中国就像
是一面镜子，要了解欧洲自身就要通过他人，而中国恰好成为这面让欧洲反思的镜子，中国教会了他们如何去看西方。19 世纪日益强大脱胎换骨的欧洲觉得已经无需从像中国这样走向衰落的国家
中寻求更多的价值观和思想武器了，反而要把日渐式微的中国视为能够反衬自己奋然崛起的一个
绝佳参照物。虽然还有个别欣赏中国文化并进行认真研究的人，但这样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绝大
多数西方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再对曾经伟大的中华帝国满是溢美之词，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理解的落后东方。不少欧洲人甚至支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打开中
国的大门。这一点在德昆西的《1840 年中英鸦片问题》中尤为突出，他提到中国是一个邪恶的，
半野蛮的东方帝国，不以武力征服，就无法使顽固僵化的中国人开化。特别是 1850 年后，来华的西方人观察到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腐败渗入到整个社会群体中，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导致
部分人得出了中国文明崩溃的看法，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的衰落迹象比比皆是，已经处于停滞倒
退的阶段。

四、结语
回顾 19 世纪中西交往和文化关系这一段历史洪流，我们可以看到进入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不得不从守旧走向变革，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生着巨变，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锥心阵痛和艰难转型。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破坏了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代表旧秩序的清政府江河日下，逐步走向

31

张宏杰：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集团，2016 年，第 307 页。

32（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87

页。
33

转引自（法）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第 5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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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而代表新势力的改革和革命力量开始萌发新生。随着通商口岸的接连开放，洋务运动的兴
起，西方的影响在中国内地也在悄然带来改变。在中国与西方力量发生扭转之时，在与西方世界自觉与不自觉的联系和交往中，西方的商品、技术、制度和思想大规模传入中国，影响了一代有识之士睁眼看中国看世界，民族存亡的危机更是迫使他们前赴后继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中国在西潮的冲击下蹒跚颠沛，中国的文化传承也经历了从怀疑到扬弃的心路历程。
。待到 20 世纪新的时代到来，中国与西方也将迎来一个在对立中相互依存，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的局面。如今，一个新的时代
正在开启，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接纳中国也面临着观念的转变。新的文明互鉴观的特征正是以相互
尊重求同存异为前提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居高临下，彼此尝试不同方式的融合贯通，从对方那里撷取优秀的成果和精粹来弥补自身不足，帮助自身进步，这样中西交流才可能从起起伏伏的历史
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未来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与多元共存，才能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