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73No.24,（2013）pp.73-82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与晚清北京景象1——以《官话指南》为中心徐丽摘要：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严重的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开始艰难的近代化历史进程。作为帝都的晚清北京城，是近代社会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阴晴表。这一切宏大叙事不仅见于正史专著，即便是作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如《官话指南》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迁。
《官话指南》不仅为研究近代北京官话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还从他者的视角，为研究晚清史、中日交流史提供重要史料。
关键词：官话指南，北京官话，他者，晚清北京景象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北京城的每一次变化也都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满清前期，北京城作为皇权的中心，成为满清贵族生活的大本营，汉人一般不得进入内城居住。外国人在没有特许的情况下，更是不得进入北京城，皇城给人以神秘莫测的色彩。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逼迫下，清政府签订了许多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56 年，英法等国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在修约要求被清政府拒绝后，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内容规定：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增开牛庄、淡水、汉口、南京等 10 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
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方的经济文化也越来越多的渗透到生活当中，中国开始了近代历史的进程。这些史实不仅记载于官方正式的文件档案中，还散见于各种笔记、小说、报刊、教科书中。这些报刊、教科书虽然对一些史实的记载不完整，但是从一个侧面也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变化历程，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一时代的社会变迁。成书于 1881 年的《官话指南》，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汉语
教科书，不仅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的北京官话，而且在内容的编排上还生动的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下北京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变迁。该书作者在北京生活学习多年，熟知北京的社会状况，文章选材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编排材料，也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对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经济生活的观察和理解，能够反映晚清时期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提供了 19世纪晚期日本人视角中的晚清北京形象。这些珍贵的北京官话教科书，不仅为研究近代北京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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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 年度“211”工程三期创新人才培养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资助。	  74	 或問	  第 24 号	  （2013）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还可以从他者的视角，为研究晚清史、中日交流史提供重要史料。
1、《官话指南》的成书与作者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一改江户幕府时期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以积极的态度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向北京派驻公使。出于外交的需要，日本的汉语学习从唐通事时代的南京话转向北京话的学习。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其中《官话指南》是这诸多教材中影响深远的一部书。
《官话指南》作者是驻北京公使馆的长崎籍人吴启太、郑永邦。吴启太和郑永邦是堂兄弟，他们家世代为唐通事，都具有较为深厚的家学渊源，对南京官话比较熟悉。吴启太的父亲吴硕三郎在明治 11 年(1878)曾任上海领事馆翻译。第二年，吴启太被北京公使馆录取为翻译生，在中国教师的教导下攻读汉语。郑永邦是郑永宁(右十郎)的三子。郑永宁是吴硕三郎的弟弟，先后担任
日本外务省汉语大译官、汉语学所督长、驻华公使馆翻译、参赞等职。郑永邦于明治 13 年(1880)人选使馆翻译生，明治 14 年（1881），在其北京官话口语教师黄裕寿、金国璞的鼓励和帮助下《官话指南》印刷出版。除参编《官话指南》之外，他还编有《日汉英语言合璧》(1888)。
初版本分为四卷，七万余字。第一卷是“应对须知”，45 段。内容包括见面寒喧、探病问候、拜客聊天、评价人物等，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篇幅简短。第二卷“官商吐属”，40 章，是本书内容较为广泛的一卷。包括有租房、卖皮货、修表、打围等等，篇幅相对于“应对须知”明显增加，叙事前后连贯，谈论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展现人物的不同身份，口气逼真。第三卷“使令通话”，20 章。主要是通过主仆问答的形式展开，从饮食起居、会客交友等多方面反映主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卷“官话问答”，也是 20 章。大多是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官与清朝的王爷、中堂以及地方官员的外交应酬和交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1903 年，金国璞改定的《改定官话指南》问世，此书删除了第一卷“应对须知”，代之以“酬应琐谈”20 章，大都是清末开矿、开设银行、官府招标修筑铁路、银行电汇、金价涨落等和时代密切相关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近代化的进程。此外这部书还被译成多种汉语方言和英法等外国语言等版本，“在整个明治时代，它不仅确立了支那语学习者必读书的地位，而且该地位经过大正时期，一直保持到了昭和20 年。同时，该书不仅用于日本的支那语教学，而且广被翻译，出版了英语本、法语本和注释本，可以说是当时的国际名著。”

2、《官话指南》所反映的生活习俗现象《官话指南》是吴启太等“辑切日用者编成……盖出于其自课自得之余，宜乎亲切明著。”《官话指南》在记录地道的北京官话的同时，也忠实的描写了当时北京的生活习俗。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记载和传承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我们通过一部好的教材能依稀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
《官话指南》所反映的民俗事象纷繁复杂，从日常生活和社会基础的经济活动，到相应的社会关系，再到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大都附有一定的民俗行为及有关的心理活动。下文从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入手，揭示教科书所反映的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生活习俗。	
  	  	
  	  	  	  	  	  	  	  	  	  	  	  	  	  日本明治時期教科書與晩清北京景象（徐）	  	  	  	  	  	  	  	  	  	  	  	  	  	  	  752、1 晚清的水陆交通交通运输和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北方比较干旱，交通基本以旱路为主，如马拉大车较为普遍。沿海地区和靠近江河的地方水运交通工具有帆船和火轮船，城市交通有人抬轿子和黄包车；有在家畜驯化基础上产生的马帮、驼队以及各种畜力如牛车、马车、驴车等。清末虽然出现了现代化机动车辆，但是当货物数量少、距离不是很远，又没用合格公路的条件下，一些古老的车辆仍在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轿子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因用人力肩抬而行，故原名为“肩舆”， 一般适于短
距离的出行。并且坐轿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轿子在过去一般是有身份的人以及女眷出行而距离又不太远时的首选。
如：(问）老爷是打算坐轿子去呀，还是骑牲口去呢？
（答）那么明儿个你先雇停当了一顶轿子，和一头骡子，回头你再细细儿的想一想得带什么吃的，你就都预备出来，装在一个篓子里，为得是带着方便。（03-08）

2清代对官员用轿规定十分严格，一般人是不准坐轿的。从文中可以看出，对于外国人乘轿清政府可能有心无力去管辖，也从一个侧面看到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一定的特权。北京现在还有轿子胡同，从中可以看出轿子对北京的意义。
传统的交通工具有用人力推拉的小型独轮车和架子车。
《官话指南》中的小车子应该就是指独轮车。因其体积小，便于通行，且运价低廉，所以在田间、码头被经常使用。如：这么着那个客人，就告诉我们栈里的伙计，叫那俩推小车子的，快去把他那俩红皮箱给找回来。（02-21）
在北方地区，马拉大车是比较普遍的出行交通工具。车分马车、驴车、骡车等，富裕的人家
自备马车，贫者或不常住者需要时可以雇佣。按用途一般分为拉人的轿车、拉物的大车、拉镖的镖车。车厢装有绸绫窗等，专门供人雇佣的车成为“买卖车”，在胡同口等待雇佣，讲妥价钱起程的叫“站口”，东奔西走流动拉客的称为“跑海”。有时富家自备的马车在闲时也出去拉活以补贴车马费用。如：（问）你雇的这个车，干净不干净？车箱儿大小骡子好不好？

（答）都好，今儿雇的不是那站口子的车。	 	 	 （问）那么是跑海的车么？	 	 	 （答）也不是，是宅门儿的车。(03-06)
此外男人还可以骑马或骑骡子出行。
还有近起来所有鞍子、马镫、肚带，这些个家伙，都脏的了不得，怎么你也不拾掇啊？（03-16）
我们俩人，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去的。（02-15）
水路交通方面，清末沿海或沿江地区人们出门远行，一般选择坐船。而大宗货物的运输也大都选择水运。早期的传统船运一般为帆船或夹板船，后期火轮船传入中国，很快成为水运的主要工具。
《南京条约》关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的开放，打开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外国势力大量侵入，海上航运一时繁盛起来。《马关条约》又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更使外国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自此在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远洋航运中，国际间的交流也频繁起来。
如： 他是和一个朋友，搭帮回来。俩人带着一个底下人，雇了一只船。（02-28）	  	  	  	  	  	  	  	  	  	  	  	  	  	  	  	  	  	  	  	  	  	  	  	  	  	  	  	  	  	  	  	  	  	  	  	  	  	  	  	   	  	  	  	  	  	  	  	  	  	  	  	  	  	  	  	  	
  	  	  	   	  2	   序号表示此例句的出处，如（03-08），指此句出自《官话指南》第三卷第八章。下同。	  76	 或問	  第 24 号	
  （2013）因为有这本地一个商人，名叫刘云发，由福州雇定了敝国一只夹板船，装载杂货，运到此处。
（04-07）
赶他买妥了，过了有两三天，忽然又来了一只火轮船，装了有五六百箱子烟土来。（02-23）
2、2 衣着服饰衣食住行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服装位于首位。
“几乎从服饰出现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社会身份、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种种文化观念融入到了服饰中。服饰的面貌是社会历史风貌最直观最写实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服饰的历史也是一部生动的文明发展史。”（华梅 2004）历时两百多年的清朝，可以说是中国服饰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服饰经历了满服、满汉服饰融合的阶段，长袍马褂成了清代的代表性服饰。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对外通商口岸增多，使中国更多地接触外界，这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对中国本土服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欧美时尚的影响，样式和品种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的中上层社会的男士除着长袍、马褂、布鞋，戴瓜皮帽外，也穿西服、皮鞋，戴礼帽，出现中西合璧的穿着方式，有的则完全是西装革履。一般民众的着装也在长袍马褂的基础上变化出了新的款
式和搭配,所以这一时期的服装是中洋混杂，多姿多彩的。如第三卷第五、十章，主仆二人关于穿戴的一段对话。
哼，给你钥匙你自各儿开罢。那衣架子上挂着的那些个皮袄、皮褂子、斗篷，是得在背阴儿地方晾晾。
是，那么着那绸子缎子的呢？（03-10）
是要甚么衣裳？

要西国的衣裳。(03-05）

你回头把我脱下来的东洋衣裳，给叠起来，可别拿刷子刷。（03-05）
2、3 居住建筑
最具老北京味道的建筑是胡同。胡同即小街巷，是北京的特色，北京的根。到清末，已发展至近两千个。胡同最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关于名称的起源说法众多，莫衷一是，其中以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影响较大，他认为胡同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是“水井”的意思，由于水井，人家聚成一个居住群体。北京的胡同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北京城的一个重要符号特征，出现了大量的胡同名称。
舍下在东单牌楼总布胡同。（02-01）舍下是在东四牌楼报房胡同住。（02-02）那个人说，小的名字叫王安，在这镇店上红竹衚衕（胡同）住家，平常是放印子为生。
（02-35）
	   体现老北京风格的建筑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就是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牌楼。牌楼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因为历史上北京的牌楼是中国所有城市里最多的，已经成为北京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北京人对牌楼情有独钟。而如今消失得最彻底的也是老北京街口上的牌楼，原来这些地方过去叫东单牌楼和东四牌楼，后来牌楼被拆除，地名中的“牌楼”二字也就省略了，只有东单和东四作为地名沿袭下来。	
  2、4 饮食习俗	  	  	  	  	  	  	  	  	  	  	  	  	  	  	  	  日本明治時期教科書與晩清北京景象（徐）	  	  	  	  	  	  	  	  	  	  	  	  	  	  	  77民以食为天，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吃饭，但吃饭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而且具有典型的文化内涵。
中国很多社会交往是在饭桌上完成的，吃饭还体现了主人对客人的重视程度。第三卷第十一章的一段会话，为我们提供清末饮食风俗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信息。
（仆）您打算着请多少位客？
（主）我想有十位客罢。
（仆）这么说，饭庄子比饭馆子好。
（主）这两处有什么分别呢？
（仆）饭庄子是成桌的，饭馆子是成桌的也有，零要也可以。若是请的客多，倒是饭庄子好。
（主）成桌的是什么?
（仆）成桌的都是八大碗，四冷荤，另外爱添什么小吃儿，那是随便再要。
（主）那么零要呢？
（仆）那是人喜欢吃什么东西，随便叫他现做。
（主）那么还是成桌的爽快。可是定的菜，要清淡的，不要油腻的。
（仆）老爷想是那几样儿菜，合众位的口味呢？
（主）那些个菜名儿，我可叫不上来。你总要挑那不腻的，斟酌着定就是了。总要一百吊一桌的才好，酒是要黄酒，不要烧酒。
（仆）打算听戏不听呢？
（主）听说中国人请客，总是要听戏的多，我也要照那么办。
（仆）官座儿若是现在立刻定，还怕没有。若是没有的时候，定桌子行不行？
（主）那也使得。定官座儿，可总找那不吃柱子的地方才好。
（仆）是，那么上场下场，都不论罢。
（主）总是下场好，上场有那个锣讨厌。还有我这两天听戏，瞧见对面儿官座儿里，有一个人吃东西，那也可以么？
（仆）怎么不可以呢，那总是有相公陪客坐着的时候，吃东西的多。
（主）什么叫相公？
（仆）您没瞧见常在戏台上傍边儿站着的小戏子，长得那么很标致的么？
（主）啊，我想起来了，不错，有这么项人，那是干什么的？
（仆）他们也唱戏，也陪酒。若是老爷要看，明天到饭馆子里，可以发一个条子，叫他们一两个来陪酒，那也很助酒兴了。
（主）这也倒有趣。
（仆）老爷若是喜欢武戏，就听梆子；喜欢文戏，就听二黄。
（主）还是听二黄好。
（仆）那么听三庆啊，是听四喜呢?
（主）听四喜罢。（03-11）
在这段对话中，提到了“八大碗”。	   清朝乾隆时期政局比较稳定，经济相对发展，饮食也相应的发达起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分为“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	  78	 或問	  第 24 号	
  （2013）满族八大碗作为满汉全席的下八珍，深受民间欢迎。过去正席盛菜都用碗，八个大碗的酒席规格是最高的。现在山东部分地区去参加婚礼时，不说喝喜酒，仍然说吃“八大碗”。	   八大碗往往用于宴客之际，每桌八个人，桌上八道菜，上菜时都用清一色的大海碗，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尽管今天盛菜的基本都用盘子，而且远不止八个菜，但这已经是习惯的说法。
另外还介绍了饭庄子与饭馆子的区别，请客听戏的习俗等等。会话中提到的“梆子”“二黄”是京剧的唱腔。京剧的基本唱腔是西皮和二黄。另外常用的唱腔还有梆子、四平调、高拔子和吹腔等。“三庆”“四喜”是指戏班子的名称。京 剧 是 在 北 京 形 成 的 戏 曲 剧 种 之 一 ,至 今 已 有 200年的历史。它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的优点和特长逐渐 演 变 而 形 成 的 。 公 元 1790 年 (清 乾 隆 55 年 )， 徽 戏 开 始 进 京 。 最 早 进 京 的 徽 戏 班 是 享 有盛 名 的 安 徽 “ 三 庆 班 ”， 随 后 又 有 “ 四 喜 ”、“ 和 春 ”、“ 春 台 ” 诸 班 ， 史 称 “ 四 大 徽 班 ”。	  
清末是中西文化的接触融合时期，这种融合渗透在各个方面，上层人物的饮食可以说是 中 西 合 璧 。 如 ： 	  哼，就拿来罢。鸡子儿不要像昨儿个那么老，越嫩越好。
是，今儿个面包是抹上黄油烤么？（03-03）
老爷还要嘎啡不要了？（03-03）
老爷是要沏甚么茶？是嘎啡，是红茶？
两样儿都不用，沏日本茶罢。（03-02）饮食中不仅有鸡蛋，还有西式的面包黄油，咖啡、红茶和日本茶。茶虽是中国的特产，但中国一直以绿茶和花茶为主，而红茶的制作工艺却是从西方传来的。内田庆市（2006）曾对关于“红茶”这一词汇的使用和演变做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他指出，“Black tea”是相对于“Green tea”的一个名称，作为与“Black tea”相对应的汉语词，经历了从“武夷茶”到“黑茶”再到“红茶”的演变。但是“红茶”作为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除在 1844 年于中国商人的贸易记录中
被发现以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出现在中文文献中，较之中国，日本却更广泛的使用了“红茶”一词。这一词汇的流变史在 1881 年由日本人编撰的汉语教科书《官话指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为摆脱清末统治者禁教带来的窘境，基督新教从 19 世纪初就积极推进报刊杂志事业，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他们希望以此种形式向人们宣传基督教，达到传教的目的。这些杂志的出版发行也带动了后来的报刊业。清代虽然也有类似报纸性质的邸报、京门抄等，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报纸，后来传教士创办的报纸杂志在中国的发行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新闻纸不仅关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还刊登民间生活趣事，受到市民的喜爱。
我记得前天新闻纸上记载，有一位会写字画的姓祝，实在羡慕的很。听说你认得他，所以恳求阁下代为介绍。（01-18）

3、《官话指南》所反映的晚清北京的经济生活从大航海时代直至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尽管每个时代全球化的内涵和表现	  	  	  	  	  	  	  	  	  	  	  	  	  	  	  	  日本明治時期教科書與晩清北京景象（徐）	  	  	  	  	  	  	  	  	  	  	  	  	  	  	  79

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却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始终没有本质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
突出表现为市场的全球化。19 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但对除英国列强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来说，则是“被全球化”的世纪，中国即是“被全球化”的典型。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始于鸦片战争，
虽然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腐败的晚清政府对罪恶的鸦片贸易也是无可奈何，鸦片贸易依旧十分猖獗。例如《官话指南》中有一段关于鸦片的描述：
忽然他无故的想做洋药的买卖，起初还不过买个一两箱子洋药卖，偏巧赚了钱了，胆子可就壮了。这么着又买了七八箱子洋药卖了，又赚了钱了，所以胆子更大了。赶到了去年快封河的时候，有一个广栈里，来了一百箱子烟土，他听见说，没有别的火轮船来了，他一想，他若是把那一百箱子烟土买下，留着冬天卖，必赚好钱。这么着他就到了那个广栈里，和那个广栈的掌柜的一商量，愿意把那一百箱子烟土都留下，俩月之后付银子，那个广东人也答应了。赶他买妥了，过了有两三天，忽然又来了一只火轮船，装了有五六百箱子烟土来。这个行市就直往下这么一掉，他没法子了，就赶紧的都卖出去了，赔了有好几千两银子，可就把那个当铺也拉躺下了。这都是他放着稳当买卖不做，妄想发财，所以才坏了事了。（02-23）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内忧外患使要求变革传统经济政策的呼声逐渐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李鸿
章等清朝重臣提出了“师夷”的变革思想, 而洪仁开、王韬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救弊
振兴的具体方案。在“自强”与“求富”的呼声下，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危机，推行“自强新政”，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开办工厂。洋务运动使城市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手工工业开始转向机器工业，机器工业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崭露头角。如《改定官话指南》第一卷第三章就提到通过招股份的方式募集资金开矿，并且讨论用土法还是洋法开矿。这种具有民族资本性质的工商业开始出现，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社会格局。但是直到19世纪末，机器工业的数量还很少，大量的手工作坊仍占绝对优势。如书中多次提到成衣铺、裁缝铺等，如：就见那个南边人，磕了一个头说，小的名字叫俞配，是江西临江府的人，在这本地开着个成衣铺。（02-35）
是木作的手艺。先头里开过一个小木厂子，后来也关了。如今是竟仗着给人家做活，挣钱来过日子。(02-17)
手工业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农民经济的贫困化、手工业者的破产, 危及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统治。随着西方的入侵，清末商业形式除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钱庄、中药铺，或其他批发和零售的商店以外，商业经营的品种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五金、洋布、石油等新的经营品种。
当时的中国各类洋货铺林立，中国成为西方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地。
书房里那架坐钟不走了，你回头到祥盛钟表铺，把许掌柜的请来，给收拾收拾。
可是您知道，是竟收拾钟啊，是还收拾表呢？

是了。

我们老爷就说是收拾钟，可没提还收拾表。到底据我想，您把收拾表的家伙带上，万一收拾表了也不定。（02-14）
是这么件事。我们这个亲戚，认得的这个朋友姓沈，他是在保定府开着个大洋货铺，字号是信义。他今年夏天到这儿来的，就住在这东关外头福盛店里了。在偺们这大东街，泰和洋货栈里，批了六十包洋布，批单上写明白的，是俩月交货。（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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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問	  第 24 号	  （2013）信任与契约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契约可以规范企业行为，协调市场要素，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看，契约关系和信任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构建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社会人的交易进行有效的连接约束。
还有那地契，您都看见了么？
我都看见了。
是几张红契，几张白契？
两张红契，两张白契。（02-08）
地契分为“白契”和“红契”。未向官府纳税加盖官印的称白契，经官府加盖官印并纳税的
称红契。两者最大的区别是“白契”没有法律效力，而“红契”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鸦片战争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乘机在中国设立银行，利用发行纸币、银元等方式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而墨西哥、西班牙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甘落后，远洋而来，抢占和瓜分中国市场。当时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如英国的“杖洋”、日本的“龙洋”等。而流入中国最多的银元是西班牙的“本洋”，后来才是墨西哥的“鹰洋”。第 3 卷 12 章就是关于银元和铜钱的兑换以及银元和白银的交易。此时具有银行性质的银号也很普遍，可以用银票到银号兑换银子，并且可以挂失银票。
通行都是按七钱银子一块合，说的可是那贸易的洋钱，和鹰洋，是一个样。那一圆的，少换一点儿，在平常用的时候，可也没什么分别。那么给您这票子，这都是和丰本出的。（03-12）
是因为有一个无赖子，捡了一张银票，到银号里取银子去了。银号里人说，‘这是一张失票，已经有人挂了失票了。你等一等，我们把那个丢银票的那个人找来，你们俩人当面一说，他也不能白了你，总得谢和你几两银子。’（02-06）
到《改定官话指南》第一卷的酬应琐谈，第九章提到要从日本电汇一千块钱到天津，第十章提到要从东京电汇五百日元到北京，可见当时的银行业已经非常发达，可以汇兑各种货币。中国国内的私人股份银行开始出现，并且可以顶住官署的制约。如第十九章谈到，官署本打算开设一个大银行，没议妥，就打算招商股，官府派员管理，官督商办，遭到众商家反对，最后只好由个商家自己招股份私立银行。
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以及贸易的发展，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第四卷“官话问答”多数是有关交涉经济纠纷内容的问答。如第七章写中国商人刘云发从福州雇佣外国一只夹板船运货，到达目
的地之后，没有付清下欠的运费准备逃走，船主找到领事官到中国衙门交涉此事。第八章写本地庆长洋货铺东家赵锡三和外国天盛洋行批定了哈喇六十包，后因货样不符等原因发生纠纷而不肯履行合约。第九章写外国宝昌行聘用朱晓山做掌柜而亏空银两，有四家担保商铺摊赔亏空银两，负连带责任。第十章写本地信成洋货铺欠外国恒裕洋行货银引起纠纷，而富顺杂货栈又欠信诚洋货铺货银，领事官到当地衙门去要求当地知县传讯富顺栈的东家，把他欠信成的货银追出来，为得是好归还恒裕洋行的欠款。这种三角连环债务在商业活动中屡见不鲜，官府如何处理这类案件
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日本明治時期教科書與晩清北京景象（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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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官话指南》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外交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 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侵略势力对清统治者的影响与控制逐步加强，清朝的“天朝”地位受到冲击，外国侵略者也
不甘以“外夷”身份与清朝交往，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因此，政治上最先改革的是在外交事务上。1861 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它的设立是清政府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记录了 19 世纪末叶日薄西山的中央帝国与欧美各列强进行外交周旋的全部过程。
那么我今晚就发文书，咨报总理衙门，就提钦差大人，是後日由水路北上就是了。（04-03）
我现在是吏部侍郎，兼管总理衙门事务。（04-02）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仅在中国获得了预期的经济利益，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他们插足于中国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达到利益最大化，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给近代中国
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843 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 13 条规定：“凡英国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官处投禀，候管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者，管事官均应听诉，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即移请华官公同查明其事，秉公定断，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这些规定可以说是领事裁判权制度在中国的开端。随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有类似的规定。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除规定被告主义原则以外，还规定了“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的“会审”制度。《官话指南》第四卷“官话问答”主要是涉及外交方面的交涉问答。
第四卷第六章写外国的一只火轮商船再由上海至天津途中，在葛沽一带撞坏了一只中国商船，船主到天津后把此事向领事官禀明，并且认为中国商船不按河泊章程停泊，不该认赔。而中国商船向当地道台禀报此案，说是商船行走间被撞坏的，道台采信中国商户说辞，判定火轮商船负赔偿责任。领事官和道台为此事辩论不休，最后在总理衙门的调解下，“应由贵国钦差大人，札饬领事官，由我们札饬道台，叫他们饬令两造，各寻见证，然后彼此会汛，自然就有个水落石出了。”由此可见领事裁判权严重干涉中国司法独立而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
第四卷第五章写外国翻译官被围观事件。一个翻译官，领有护照，到某处游历，当地百姓在店门口拥挤观看，并没有过激的行为，而翻译官凭自己的臆测，认定百姓有意滋事，于是到当地讯官衙门和知县衙门去请求设法弹压百姓，不被理睬后，就到知府衙门去要求知府命令知县予以弹压，并且“因想各国人民到处游历，既领有护照，地方官就应当照章保护才是。此事不但载在条约，而且屡次奉旨，饬令各省督抚，转饬各地方官，恪遵条约，保护洋人。何以各省督抚，倒能遵守条约，而地方州县，仍是以保护之责，视为无足轻重之事，令人实不可解。如今我们钦差大人，就求王爷，中堂，大人们，再咨请各省督抚大人，转饬所属，後来若是有外国人带着护照，到处游历，地方官总应当加意保护，以符条约，是要紧的。”而中堂大人面对施压，满口答应“这件事我们明日就行文到那儿去，请该省的巡抚，要查问那个知县，和那个汛官，究竟他们是为什么不肯接见，及不设法弹压的原故。若是查出他们有办理不善之处，必须将他们开参的。并且我
们还可以再行咨请各省督抚，严饬各州县，日后若有洋人到各地方游历去，总要按照条约，加意	  82	 或問	  第 24 号	  （2013）保护。倘或有不肯尽力保护的，一定要指名奏参的。”从此可以看出，晚清朝廷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各级衙门如果保护洋人不力，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5、结语。
以《官话指南》为中心, 讨论近代日本汉语教科书对晚清北京社会景象的书写,对于考察北京从传统神秘莫测的帝都向近代城市艰难的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状况有重要意义，书中丰富的资料再现了当时北京社会各个阶层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常态。日本人对于北京的书写, 既不同于中国史书的记载, 也与同时期中国人撰写的北京民俗的书籍如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让廉的《京都风俗志》、夏仁虎的《旧京琐记》等迥异，借由外国人的视角, 使北京呈现出“中国人习以为常而不易觉察或不屑记载的社会景象, 表现了作者因来自异质文化而特有的敏感与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比较客观和生动的认识北京社会的变迁史。再者，作者作为日本驻华使馆翻译生驻北京三年之久，这与那些往往以观光客的身份对北京做浮光掠影式的猎奇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本书是作为中高级的汉语教科书，因此与一些同时期的日本人编写的游历笔记如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游》、《北京纪事》（1873）、冈本正文的《北京纪闻》（1904）等也有区别，它对北京的描述, 并非停留在城市建筑、节日、庙会等外在的社会形态上, 而是专注于晚清时期北京居民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从细微处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

附记：本论文得到业师李雪涛教授和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沈国威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清）富察敦崇著	   	   	   	   燕京岁时记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清）让廉	   	   京都风俗志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2001	  2001	  常人春	   著	   	   老北京的风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宋莉华	   	   近代日本官话读本中的北京书写-­‐-­‐-­‐以《北京风俗问答》为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 9 月第 36 卷第 5 期	  内田庆市	   	   从“黑茶”到“红茶”-­‐-­‐-­‐《六合丛谈》中所见之“红茶”	   	   收录于沈国威编著的《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徐卫国清末的经济政策与措施李秀原 陈盛杰教学与研究1995 年第 1 期试析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的制度意义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 4 月第 21 卷第 2 期六角恒广著 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内田慶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M）,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