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27
No.40,（2021）pp.27-36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清西人汉语学习文献述略——从傅尔蒙目录到儒莲目录的考察1李 真!"#法国国家图书馆自 17 世纪以来通过各种渠道所收藏的汉籍种类繁多，其中也有一批明清以来西人汉语学习文献入藏，包括了汉外词典、中文文法、汉语教材、词汇手册、文选编译等手
稿、抄本或出版物等珍贵资料。本文从早期几部馆藏汉籍目录出发作为文献指南，梳理从早期汉学家傅尔蒙的《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到专业汉学家儒莲的《皇家图书馆汉、满、蒙、日文新藏书目录》，针对其中收录的明清西人汉语学习文献进行初步的述评，以期能为学界展开进一步
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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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图书馆是欧洲收藏中文图书数量最多的图书馆之一。从 14 世纪法王查理五世下令将
近千种文献移至卢浮宫图书馆收藏开始，由此奠定了法国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基础，自 1368 年始建迄今已有 650 多年历史。中文图书作为其馆藏的精华，自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即已陆续进入该馆，囊括了 15 万余册（卷）雕版、石印、铜（铅）活字印刷品，几百件抄本和 500 多种期刊，是东方分部数量最大的典藏2。这批中文文献涉及历史、哲学、语言、文学、数学、天文、地理、农
业、医学等多个学科，还包括 17、18 世纪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时期欧洲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相关出版物。
粗略来说，法国国家图书馆汉籍的入藏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668 年，彼时红衣主教马扎然（Jeles
Mazarin, 1602-1661）捐赠了一共 16 册稿本给图书馆，首开该馆汉籍收藏之先河。之后首批入华的“国王数学家”之一、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奉康熙帝之命从中国返回法国时，带回了 312 册（22 种）古籍，才真正拉开了法图中文藏书的大幕。到了 18 世纪，图书馆馆长
比尼昂（Jean-Paul Bignon, 1662-1743）和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委托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de Prémare, 1666-1736）和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等人，着手在中国购买了不少图书典籍寄回法国；加之图书馆得到了比尼昂馆长个人收藏的捐赠，他本人后来又从巴黎外方传

1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 年度青年创新团队：早期域外

汉语教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 2018JT001。
2[法]罗栖霞：《法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图书的跨文化典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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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搜求了一批中文书籍也悉数入馆。此外，旅法华人黄嘉略去世后遗留的中文图书也进入此，这些珍贵的书籍和资料都进一步充实了该馆的中文馆藏。19 世纪到 20 世纪，法国国家图书馆则以收
购汉学家、东方学者的私人藏书或其他图书馆、机构的捐赠为主要途径，包括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9-1873）、柯恒儒（一译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 1783-1835）、鲍狄埃（一译颇节，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著名学者的藏书；此外，图书馆还从中国
书店定期购买新书，以及直接接受中国学者的赠书。3 通过三百多年的持续努力，法国国家图书馆逐渐丰富并成就了在欧洲首屈一指的中文馆藏，为法国汉学的发展、中欧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学术界的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手文献资源。
有关法国国家图书馆历代入藏的中文典籍情况，有多部书目可供查阅参考，包括早期汉学家
傅尔蒙在旅法华人黄嘉略帮助下所编的《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Catalogus Codicum Manuscriptorum
Bibliothecae regae, 1739）；以及后来再版的《皇家图书馆藏中国图书目录》（Catalgogus Librorum
Bibliotheae Regae Sinicorum, 1742）；欧洲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将其增补修订为《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录》（Mémoire sur l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du Roi, 1818）；雷慕沙的弟子儒莲于 1853 年编纂了《皇家图书馆汉、满、蒙、日文新藏书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et mantchoux, mongols et japonais du nouveau fonds de la Bibliothèqueroyale）；进入 20 世纪，伯希和为他带回的敦煌文献编纂了《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伯希和 A 藏和 B
藏引得》
（Répertoir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du fond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13）
4；当然，法图中文书目的集大成者当属 20 世纪初的东方学家古朗（一译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所撰的书本式目录《中、韩、日等国出版中文书籍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préen, japonais, etc., 1902-1912），至今仍是查阅法国国图中文藏书的权威指南。
正是由于有了国家图书馆如此丰厚的中文藏书，为法国本土学术界开展对中国的各种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使得法国汉学在欧陆各国虽非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但却后来居上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领头羊。法国汉学研究由 18 世纪赴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创，自路易十四时代向中国派出
有“国王数学家”美誉的法国传教团，以白晋、马若瑟、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钱德明等耶稣会士为代表，逐渐过渡到 19 世纪成长起来的专业汉学家如雷慕沙、儒莲、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之后又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

3

有关法国国家图书馆汉籍收藏的相关研究，可参阅《欧洲图书馆所编早期汉籍目录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2期。陈恒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的来源与文献价值考略》
，
《大学图书
馆学报》
，2018年，第2期。Bénédicte Héraud, sous la direction de M. Dominique Varry, ‘‘Les Fond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1719-1742)’’, Mémoires DEA, 1993.
4

王重民先生 1934-39 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用中法文编写了《伯希和 A 藏和 B 藏目录》

（Catalogu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至今仍是检索“伯希和 A 藏和 B 藏”的唯一书目工具书。
参阅：[法] 罗栖霞：《法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图书的跨文化典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 年，
第 32-34 页。

法国国家図書館所蔵明清西人漢語学習文献述略（李）29

1883-1945）、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等这些世界级汉学大师独领风骚。几代传教士
和学院派汉学家深耕于此，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探寻与研究，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使得法国逐渐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学术高地，地位举足轻重。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国际汉学界几乎由法国学派一统天下，尤以巴黎为中心向欧美各国辐射和传递着来自中国的各类报道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新进展。1920 年代留学法国的历史学家李思纯曾精辟地指出：“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在欧洲作为汉学重镇的地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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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汉学界数百年的学术传统中，遵循传统语文学（古典文献学）的路径与取向，重视对
中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与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法国从业余到专业的几代汉
学家于汉语的教与学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上，也同样体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一大批近代西人汉语学习文献上。这批珍贵的文献包括了自17世纪以来陆续入藏的汉外词典、中文文法、
汉语教材、词汇手册、文选编译等手稿、抄本或出版物，至今还有不少宝贵资料尚未得到系统的
整理，成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中一个亟待开发的宝库。在对法图所藏近代西方人汉语学习文献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有四个由早期汉学家编纂的目录可供参考。5
第一份就是《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1739）（以下简称《写本目录》）。这份目录其实并非傅
尔蒙独立完成，而是在旅居巴黎的华人黄嘉略的帮助下所作，目录用拉丁文写成，所录的中文书
名没有汉字，均以西文注音代替。该目录是傅尔蒙以黄嘉略之前受命编纂的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
的书目草稿为基础，进一步整理完善形成的。按傅氏之说法，其中主要包括了六大类藏书，按入藏时间排序6——!"#$%&"'""()*+,-)./01234567890:;<=>?@ABCDE!

"FGHIJ)KL 0MNODPQR STUV!WXYZ[\X[]^Z_YZX`a["<bcd"'"e#5有关法图汉籍收藏及其早期目录的最新研究，可参阅谢辉：《法国国家图书馆早期入藏汉籍述略》，《国际汉学》，2021 年，第 1 期。
6

参阅：[法]傅尔蒙《皇家图书馆藏中国图书目录》，《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 1280 页。
7

傅尔蒙曾言“1647 年之前，皇家图书馆仅有四册中国图书，而且它们是红衣主教马扎冉的藏书。
”见[法]傅尔蒙《皇家图书馆藏中国图书目录》，《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第 1280 页。据谢辉博士考证，此处“1647”当为“1697”之误。因为在 1668 年，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提议皇家图书馆与马扎冉学院图书馆进行图书交换，马扎冉的这批汉籍（四种 16 卷）即于此时进入皇家图书馆。参阅谢辉：《法国国家图书馆早期入藏汉籍述略》，《国际汉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67-174 页。
8傅尔蒙在 1742 年目录的前言中说：“1697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2 日，白晋自中国归来时带来另外 49

册。
”但经法国学者郭恩（Monique Cohen）考证，白晋于 1697 年返法时携归汉籍实有 22 种、45 函、
312 册。Monique Cohen, “A Poi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books 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Paris by
Joachim Bouvet S.J., in 1697”, Chinese Culture: A Quarterly Review,1990,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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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傅尔蒙记载，耶稣会士洪若翰带回满汉文图书十二卷本；但后来雷慕沙认为洪若翰带回的其实是

一部十二册的满文词典。参阅谢辉：《法国国家图书馆早期入藏汉籍述略》，《国际汉学》2021 年第 1期，第 167-174 页。另据钟鸣旦书中所言，洪若翰向皇家图书馆捐赠的是清廷武英殿刊行之正品殿版
书。参阅：（比）钟鸣旦：《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陈妍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107 页。
10柏应理 1685 年返回欧洲时携带大量耶稣会士在中国刊行的中文著述，以宗教和科学主题为主。其中捐出了约 155 种赠予教宗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还把一部分书存放在巴黎的皇家图书馆。参阅：（比）钟鸣旦：《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陈妍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106 页。
11

此事主要是由比尼昂促成，但傅尔蒙在前言中称是在他个人的努力之下，巴黎外方传教会才捐赠了藏书，颇有些抢功之嫌。参阅谢辉：《法国国家图书馆早期入藏汉籍述略》，《国际汉学》2021 年第 1期，第 167-174 页。
12谢辉：《法国国家图书馆早期入藏汉籍述略》，《国际汉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67-174 页。

13[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 80 页。

14此处系原拉丁文分类标题之中文参考译文。

法国国家図書館所蔵明清西人漢語学習文献述略（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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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在目录的第一类首批入藏汉籍中，傅尔蒙列出“Dictionaria”一类，收入了像
《字汇》
《正字通》
《许氏说文》《海篇朝宗》《字汇补》《西儒耳目资》《翰林重考义韵律》15共七
种中国小学类和传教士编纂的音韵学作品；奇怪的是他竟然将《天主实义》《七克》《天主降生言行纪像》《圣教信证》等宗教类书籍和《脉经》《本草通玄》等八种医学方面的书籍，以及把《春秋》也放到了这一类下面。可见当时傅氏本人的汉语水平和对于中国文献典籍的认识着实有限，才会出现了这样的分类偏差。
第二类由比尼昂捐赠及协助获取的汉籍中，暂未发现收入字典或语法的专门书目。
在第三类巴黎外方传教会捐赠的汉籍中，傅尔蒙列出“Grammatici”一类，收入《字汇补》《字汇》《四言杂字》《千字文注解》四种；另有一种未写书名，解题里说明这是一部词汇和短语
手册，收入二字到六字的简洁文雅的短语（P. 400, LIII）。
在第四类委托在华传教士购买，由傅圣泽带回之汉籍中，傅尔蒙列出“libri Grammatici.
Dictionaria”（语法和字典）一类，收入了《悬金字汇》
《品字笺》
《正字通》
《康熙字典》《字学津梁》《摭古遗文》《正韵通》《许氏说文》《篆字汇》《传字草书》共10种，以中国小学类书籍为主。
在第五类由马若瑟寄回的汉籍中，傅尔蒙未列出单独的语法或字典，但是我们找到了《康熙字典》和《篆字汇目》两部，却被他归入“哲学”类。另有马若瑟本人所撰关于从索隐学理论解
读汉字的《六书实义》也在这一大类中。
最后第六类即黄嘉略的中文图书，相关主题的大致有三种，其中第12种是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编撰的汉语字典，一卷；第14种是一个对话手册，包括一个和尚和传教士，两个中外商人之间的对话；第15种是一个汉语词汇表，但是仅有拉丁字母注音没有汉字。
第二份目录是《皇家图书馆藏中国图书目录》（以下简称《中国图书目录》），在1742年作为
傅尔蒙本人的汉语语法书《中国官话》的附录出版，收书378种。该目录以1739年《写本目录》
为基础编写，每一种书目之上还标有1739 年汉籍目录的索引号，供读者查阅。经过傅尔蒙修订的《中国图书目录》比第一本《写本目录》的进步之处在于在编目时尽量给出了汉籍的中文书
名，实在没有的才用注音标注，这给使用者提供了比较大的便利。这一版的分类较1739 年目录
也有所创新，将第一份目录中涉及的藏书重新进行了整理编目，不再以入藏法图的时间先后顺
序，而是以类别开始对这批图书做了归类，分为十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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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该书目只有“翰林”二字的注音。

16

参阅：[法]傅尔蒙《皇家图书馆藏中国图书目录》，《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 1280-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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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目录中的第一大类明确标明是“Grammatici”（语法书），标明是从傅尔蒙《写本目录》的第378页开始，即据查里面共列35种书籍，其中前25种为字典或文法，收入《字汇》
《悬金
字汇》
（2种）
《字汇补》
（2种）
《正字通》
（2种）
《海篇朝宗》《许氏说文》
（2种）
《品字笺》
《康熙
字典》
（2种）
《字学津梁》《篆字汇目》《传字草书》《千字文注解》《四言杂字》《西儒耳目资》《六书（实义）》《翰林重考义韵律》
《蒙学法》
《篆字汇》
《摭古遗文》《正韵通》；第26种为《中国书》，无铭文，内页均为中国字，傅尔蒙称这些汉字可以从他提到的各种字典里找到。17 从编
号27开始为“故事和罗曼史”这样的文学作品，收入《山海经》
《好逑传》
《玉娇梨》
《三才子》
《平山冷燕四才子》《雅谜》《拍案》《元人杂剧百种》《西厢记琵琶记》。在“Grammatici”类下面
的这批书籍中绝大部分在第一个《写本目录》均能找到对应的书目，基本上是把《写本目录》分
散在六大类中中国小学里的文字音韵类书籍集中到一个类别之下。
第三份是《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录》。这个目录是雷慕沙于1818年受法国内政部长所托，为
更好利用法图的中文图书而撰写的。雷慕沙在傅尔蒙所编的两个目录基础上，重新对中文藏书做了整理，重点是补充和修订了傅氏的一些编目疏漏和错误。这部书目其实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
分主要是对中文藏书的一个整体性介绍，类似为法图中文书籍所作的分类提纲，没有涉及具体书
目信息，缺乏指向性。后一部分则集中评述了傅尔蒙所编目录的不足和失误，甚至援引了多达
362处例证来针对其疏漏做具体点评分析。18 其中对傅尔蒙所翻译的一些重要古籍的名称提出了批评，认为傅氏没有真正了解这些汉籍的实际情况，包括作者、主要内容以及该书在中国文献中的地位，如雷慕沙说像《许氏说文》的译名和编目提要就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故1818年雷慕沙这
本目录或可视为对傅尔蒙所编书目之补正，而却难以作为专门的文献指南来供读者使用查找；也许雷慕沙原本亦有对这批藏书重新编目之计划，却由于染病英年早逝，未能细化原有方案并按汉
学文献学之体例来编制自己这份目录，不能不说是法国汉学史上的一个憾事。
直到雷慕沙的亲传弟子、著名汉学家儒莲于1853年手抄整理的《皇家图书馆汉、满、蒙、日17

原文拉丁文参考译文：“《中国书》无铭文，其中纸页几乎都是中国字，你当可在我所提及的多种词

典中找到。此外，阿拉伯文字形式，非自极古者，即 Kuphica 式，而是 Mauritanica 式，系在非洲人中间继承 Kuphica 者。第一卷。
”
18

参阅王辉：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9 年，第 20 页。

法国国家図書館所蔵明清西人漢語学習文献述略（李）33

文新藏书目录》出版，才将法图的汉籍目录编写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这部因其资料丰富、翔实，
加之大多为其亲自目验辑录，分类合理，遂成为了解法国国家图书馆截止到19世纪中叶的中文收藏的一部重要参考书目。
这份目录共分为四卷，主要整理的是法籍耶稣会士带回的和巴黎外方传教会捐赠给法国皇家图书馆的汉籍。前三卷目录又分八个大类19，按正典、经典、法律判例20、宗教21、历史22、地理23、科学与艺术24、文学25等类别将藏书分门别类；第四卷主要是对中国基督宗教文献的整理，所录书籍没有明确分类和标注，因此也没有出现在第一卷卷首的总目录中。儒莲的这份目录跟前述其他几个目录所不同的特点是非印刷本，全部为他本人手抄卡片目录，然后粘贴在空白页书上，
装订成书，汇集成册。书目的基本体例是卡片式目录，书目信息包括书名26、扼要解题27、编号几个部分。儒莲在每张卡片上著录一种书，偶有两种书的情况，书目合计约有1000余种，4700余册。
根据整理，儒莲书目前三卷的索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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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包括“正典”、“经典”、“法律判例”和“宗教”以及“历史”的第一部分；第二卷包括“历史”的后三部分、“地理”、“科学与艺术”、“文学”的前五部分；第三卷均为“文学”。
20“法律判例”这一类下面又分“政治和行政”、“伦理道德和哲学”两个小类。

21“宗教”这一类下面又分“佛教”、“道家文人的哲学”和“道教经典”三个小类。

22“历史”这一类又分“年表”
、
“传记”
、
“目录学”
、
“考古学”
、
“古币学”四个小类。

23“地理”这一类又分“水文地理”、“游记”两个小类。

24“科学与艺术”这一类又分“数学和几何学”
、
“天文学”
、
“军事艺术”、“农业和园艺”
、
“医学和药

剂学”
、
“神秘学：占星术、风水和堪舆”、“绘画、雕刻和纹饰”、“音乐”、“艺术和手工艺品”九个小类。
25“文学”这一类又分为“汉字字体”、“汉语的书写及写作技艺”、“修辞学：雅语选段”
、
“诗歌”
、

“长篇小说”、“短篇与中篇小说”、“悲剧、喜剧和对话体小说”、“书信体文学”、“历史题材文学”、“文学杂纂”、“百科全书”、“回忆录与作品集”、“中欧词典”、“满语文章及译文”、“日语”等 15 个小类
26

如果是西文书，直接写西文书名；如果是中文书，则先著录书名的西文注音，如有确定的中文原书名则写上汉字；如不确定，则略过不写汉字。
27

有的书只有书名和编号，有的附上了简要的几句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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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儒莲《皇家图书馆汉、满、蒙、日文新藏书目录》第三卷“文学”第 13 类“中欧词典”所录书目信息统计，截至到他编撰年代的 1853 年，
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共藏 144 部中国和欧洲的词典，笔者将这些文献初步分为如下几类：中国小学类（含字书和韵书）、西人撰汉语文法和音韵学著作、
汉外对照词典（含词汇手册）、日语词典28，参见下表：[–ß-§4!îL±½L#[78[. ÔÕW˜!@W¾Ï¿#[64.â!â.#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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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ÇÈ56•¡âßß‚ƒL„-ñ–•î˜ø4[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批文献中入藏最多的是中国小学类文献，有 78 部，包括历代字书，以明清时期较为流行的字典《玉篇》
《正字通》
《品字笺》
《字汇》
《康熙字典》等，以及各种韵书《五车韵府》《五方元音》《古今韵略》《一切经音义》等。这与该时期欧洲各图书馆的汉籍收藏
与欧洲早期汉学家的私人中文藏书情况大致相同；也是当时欧洲汉学界的风气使然，普遍偏好明
清通俗字书。原因无他，因为这些作品在中国都是常见易得，收字较多，检索方便，可以为西方人阅读中文典籍时查阅汉字提供便利。这种对中国小学类典籍的收藏与重视从来华传教士的时代就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在他们的汉语学习与汉学研究的过程中，这类典籍起到了一定

28这一类其实只有两部作品，一部是编号为 1094 的汉和对照词典（同时也标注了日语藏书的编号341）；一部是编号为 1118 的荷兰语日语对照词典，但因有一个汉文名称《译键》，可能儒莲在辑录时就误以为是中文词典，于是归入此类。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故不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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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号（2021）

的推动作用。
受此风气影响，欧洲本土学者在自身学习和研究汉语的过程中，也开始利用中国小学类文
献，尝试从中汲取编纂汉语学习工具书的经验，因此在儒莲的这份目录中可以看到数量次之的就是西人编撰的汉外双语对照词典或词汇手册，计有 64 部，其中主要包括汉语-法语对照、汉语拉丁语对照、汉语-西班牙语对照和汉语-英语对照四种，比较著名的如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 da Gemona, 1648-1704)的《汉字西译》（Han Çu Si Ye）、西班牙多明我会士迪亚兹(Francisco Diaz, 1602-1699)的汉语西班牙语词典、傅尔蒙的拉汉词典、黄嘉略的汉法词典等。此外，由于当时欧洲与中国的贸易激增，为从事对华贸易人士的日常实用所需，还出现了专为中外商业往来所编的贸易词汇手册，如《红毛番话贸易须知》《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等。
最后一类是传教士或汉学家所撰的汉语文法、音韵学著作，这一类数量在当时虽不多仅入藏
四部，但都是早期西人汉语学习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分别是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61）的《西儒耳目资》、马若瑟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傅尔蒙的《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和雷慕沙的《汉文启蒙》（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综上所述，在历代传教士与汉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从傅尔蒙 1739 年的《写本目录》到 1853年儒莲《皇家图书馆汉、满、蒙、日文新藏书目录》编成，法国国家图书馆从其前身皇家图书馆开始，历经一百余年，到了 19 世纪中叶基本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汉籍专门收藏。虽
在种类分布上还有些许不足，但总体而言，与梵蒂冈图书馆、柏林皇家图书馆等馆藏相比，在当时的欧洲仍可谓首屈一指。从中文的原始资料中来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知识，这成为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逐步扩充其中文藏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另一方面来看，也确实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本
土学者对汉语的学习，为当时的欧洲学术界提供了了解异域语言和文字的一个最直接渠道。在这
批早期入藏的汉籍中，有关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相关文献尽管数量尚无法与其他种类相媲美，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奠定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汉籍收藏的基础，开启了欧洲本土特别是法国学者的汉语学习之路，并在此后法国学者的汉学研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文献为世界汉语教育史
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多维度地全面梳理明清时期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过程，值得
引起学界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