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0254-4466
第 41 卷第 2 期 民國 112 年 6 月（2023.6）頁 269-279 漢學研究中心

書*評郭 雨 穎*程永超
《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関係史の研究》
大阪：清文堂，2021 年，374 頁，ISBN 9784792414979

東亞世界的交通往來所涉及到的研究課題極廣，學界關注的焦點之
一是跨文化交流之傳播者。例如楊聯陞先生（1914-1990）定義中國文化
對外傳播的「媒介人物」（professional intermediate agents），舉凡外交方面的使節、經濟方面的買辦（如：海商）、宗教方面的僧侶與傳教士、文化方面的譯官（如：通事）皆屬此列，不一而足。1 然就官方角度來看，「媒介人物」定義往往落在肩負赴外交聘重任的使節身上，以日本為例，自中古以來即有派往中國的遣隋使、遣唐使，隨著時代邁入近世時期，則有遣明使（勘合貿易），其目的乃在通過使節進行文化交流與互攝，以期達
到知識、情報環流的作用。逮至豐臣秀吉（1537-1598）發起侵略朝鮮戰
役（明朝稱：萬曆朝鮮之役；豐臣政權稱：文祿．慶長之役；朝鮮王朝
稱：壬辰倭亂、丁酉再亂），伴隨日本國內豐臣政權瓦解、德川幕府建立等
情勢演變，乃至中國迎來「明清鼎革」之歷史大變局─「華夷變態」的2022 年 8 月 23 日收稿，2023 年 2 月 15 日修訂完成，2023 年 4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

1

楊聯陞，〈中國文化中的媒介人物〉，《大陸雜誌》15.4(1957.8): 29-33。

Kuo Yu-ying, master’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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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展開，2「華夷變態」此一概念可說強烈地衝擊當時東亞世界秩序的內在邏輯（華夷之辨），同時亦使中、日、朝三方在外交策略上有著劇烈變化。
日本東北大學程永超教授（1989-）為釐清「華夷變態」所造就之變化在日本（豐臣政權、德川幕府、對馬藩）、朝鮮王朝，與中國（明、清）
三方關係發展中的歷史脈絡，與國際秩序的遞嬗，進而廓清對近世東亞世
界交通往來的認識，撰成《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関係史の研究》。本書係以作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改寫而來，3 論述重點圍繞在近世東亞三國有關使節交聘、情報蒐集、貿易等課題，以下將分
別展開評述。

一、燕行使與通信使之間
近世時期東亞使節赴外交聘，以朝鮮王朝的燕行使與通信使所留下的文獻最為豐贍，故亦成為後人探究近世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然而，相較於過往研究側重在燕行使「事大（朝天）」、「赴京」之使行，亦
或通信使「交鄰」、「誠信」之使行，作者則舉出同時擁有燕行使與通信使經驗的吳允謙（1559-1636）和洪啟禧（1703-1771），通過兩位「重複經驗」者來挖掘朝鮮使節的定位及其特殊性。要之，所謂「重複經驗」
者由於同時兼具赴中國與日本的交聘經驗，故其外交視野亦較僅具有「單一經驗」者更為開闊。
吳允謙係德川幕府建立（1603）之初，日本、朝鮮關係尚未明確化
前即擔任「回答兼刷還使」（1617，明萬曆四十五年；日本元和三年；朝鮮光海君九年）的角色，赴日本京都伏見城謁見幕府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579-1632），此次「海路」經驗同時也開啟了他通過「海路」赴明朝擔
2

此概念主要源自江戶初期儒者林春勝（1618-1680）編纂之中國情報、勢態報告書（唐船風說書）─《華夷變態》，其中又以〈序言〉「華變於夷之態也」、「夷變於華之態」兩句前後呼應，從而揭示該書主旨。（日）林叟，《華夷變態》（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延寶二年［1674〕序本）。

3

程永超，「通信使．燕行使と近世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博士學位論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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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登極使」（1622，明天啟二年，祝賀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登基）的「朝天」路線，從而開拓了後來的「遼海貢路」，成就其「重複經驗」。洪啟禧的「重複經驗」則落在他對語學的關心，關鍵乃在於洪啟
禧本人十分精通「華語」，又在出使日本時獲知接待朝鮮使節的對馬藩儒
雨森芳洲（1668-1755）擁有三國語言能力後，以日本儒者作為比較對象，進而深刻地意識到朝鮮譯官素質之「迷劣」與不足，因而在返國後即將心
力投注到語言與聲韻學，除己身著有《三韻聲彙》外，亦向朝廷提案修訂並重新刊行作為日語教材的《捷解新語》，以及作為中國語教材的《老乞大》、《朴通事》乃至《洪武正韻》，以期提升赴外交聘使節的通譯能力。
以同時兼具赴中國與赴日本的「重複經驗」者為研究對象，在於可以窺見朝鮮使節對當時東亞局勢的整體觀察，進而體知朝鮮王朝在「事大（朝天）」、「交鄰」間的不同態度，乃至使節與不同政權、文化體系交流
後所得到的實際反饋及後續引發的迴響。可惜的是，本書僅將吳允謙和洪
啟禧的「重複經驗」分開論述，並沒有將兩位身處「不同時代」4 的「重複經驗」者置於「明清鼎革」之「前」、「後」的歷史脈絡來進行比較。
若能在「重複經驗」基礎上更進一步地開展論述，不但能窺見朝鮮王朝國策的轉變，亦能深入內在脈絡把握士人思維理路、文化心態，進而可以在既有使節研究上取得突破，同時亦能呼應本書揭櫫「華夷變態的東亞」之題旨。

二、作

中介者的朝鮮王朝：近世東亞情報網絡之建構ņɺŇσ෼ٟᄽ⎞ᆙᛤʑߡ
德川幕府建立後，德川家康（1542-1616）亟欲修補此前豐臣政權與
朝鮮王朝因戰爭所導致的破碎外交關係，其目的主要是重啟與明朝交易的4吳允謙亡於「明清鼎革」前，與「丙子胡亂」（1636）同年；洪啟禧則活躍於朝鮮英祖（李昑，1694-1776）時期，同時亦是作為「尊周思明」理念的提倡與實踐者，參見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英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78 冊，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1955-1958），卷 116，「英祖四十七年六月六日」條，頁 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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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貢路」，同時也是為了掌握大陸情報，希望藉由對馬藩作為與大陸交往之渠道，透過朝鮮王朝來與明朝達到交涉，但前後共計五次的交涉，最後
仍以失敗告終。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指出，朝鮮王朝並非僅是作為幕府向明朝詢問恢復國交─「通貢」意向的窗口，事實上，他更是被宗主國明
朝賦予蒐集「倭情」的重要任務，如明代《神宗實錄》即有諭令朝鮮國王（宣祖李昖，1552-1608）「天朝興廢，顧護至意，仍遠偵密探，無論有無警息，每二月一報鎮江遊擊衙門，如有重大情形，不時馬上馳聞」的載記，5 朝鮮王朝《宣祖實錄》亦有「邊報二月一報，此係聖旨，不輕為之」的相關記載。6 對勘兩條史料則能確知明朝對「倭情」的關注，從中亦彰顯了朝鮮王朝對明朝「事大」態度的不敢悖慢。
清朝入關前，皇太極（1592-1643）同樣希望通過朝鮮作為渠道來蒐
集日本情報，特別是在「丙子胡亂」（1636）後，朝鮮王朝臣服清朝，確立了雙方臣屬關係。尤當注意的是，在「三田渡盟約」中皇太極給朝鮮仁祖（李倧，1595-1649）的「敕諭」中有「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的記載，顯見清王朝對日本的關注，即試圖通過獲取朝鮮通信使回傳之情報，與日本展開交涉。本書指出，以1643 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日本寬永二十年）通信使赴日使
行最具代表性，原因在於，朝鮮王朝之所以一轉往昔遣使日本的「消極」態度，反而更加積極地蒐集「倭情」（此時正逢德川幕府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出生以及日光東照宮竣工），此舉係朝鮮王朝為謀求與
日本外交的穩定發展，因而積極取得清朝認可，進而遣使赴江戶交聘，同時亦使此一程序（遣使前須奏報）成為慣例；7 另一方面，這樣帶有對東亞時局關心的意圖其實來自皇太極直接的政治干涉，或與正逢「明清鼎革」之際，皇太極對中國「華夷變態」於當時東亞世界影響極為關心有關。
5明．顧秉謙等奉勅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神宗實錄》，（《明實錄》第 11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416，「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條，頁 7831。

6（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宣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115 冊），卷 217，「宣7此處承審查人意見提示，特此謝忱。

祖四十年十月十七日」條，頁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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ņʷŇോఛౡಓ⎞ቄ㍫ⳇΒ͐ʠक˅ㆃㅶ關於朝鮮王朝與日本的外交與情報傳遞，本書指出應當關注朝鮮王
朝最後一次派往日本之通信使（1811，清嘉慶十六年，日本文化八年，朝鮮純祖十一年）係改採「易地聘禮」的模式，8 有關此次德川幕府與通信使互動的敘述，作者將重點放在幕府方面主持外交事務的儒者身上，側重儒官古賀精里（1750-1817）通過《擬問擬答》的編纂，與朝鮮通信使「 預演」相關的「問」與「答」來應對「易地聘禮」之筆談，展開論述。
要之，幕府「預演」的「筆談」內容其實帶有蒐集大陸（中國、朝鮮、俄羅斯）情報之政治目的存在，故在聘禮結束後要進呈給大學頭林家（林述齋，1768-1841）與幕府檢閱。是以，幕府儒者與朝鮮使節的交流即特別
著眼在朝鮮王朝國情、文化、禮俗之理解，通過「擬問」來試探朝鮮使節
對儒家經典熟稔與否，又或「易地聘禮」前不久發生俄羅斯入寇松前藩一事（文化露寇［文化四年〕，1807），幕府官方即試圖通過對朝鮮使節之「 擬問」來探知俄羅斯對當時東亞秩序挑戰下清朝於北方邊境的因應之
道，也因此，圍繞這些議題所展開的「筆談」，自然帶有相互頡頏、彼此交鋒之意圖。必須闡明的是，此一取徑，不若以往研究糾結於外交（交鄰）場合所揭櫫的「誠信」，但使節卻往往囿限於國家顏面，故而在「筆談」過程、「詩歌酬唱」內容產生所謂「失實」問題，9 而是應當正視背後
原本即帶有之政治目的，如此方能還原日本儒者、朝鮮使節的政治意識形
態及文化心態。
至於近世日本、朝鮮王朝的外交關係，乃至與中國方面的交涉，對馬藩當是不可忽略的要角，尤其是當德川幕府亟欲修復與朝鮮王朝之外交關係時，對馬藩即擔任對朝鮮事務的外交窗口。作者指出，幕府不論是對
明、對朝鮮外交，均是通過對馬藩進行交涉，如在 1604 年（德川幕府開府隔年：日本慶長八年；朝鮮宣祖三十七年）幕府即希望透過朝鮮通信使
向明朝交涉，表達欲與中國貿易，進而恢復國交的宿願，但本書比較中、8

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中華文史論叢》2017.2(2017.6): 14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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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德川幕府因財政緊絀，故而將聘禮地點從原本的江戶藩改到對馬藩，朝鮮通信使僅須至對馬藩與幕府官員進行國書交換儀式即可，不必親赴江戶藩謁見幕府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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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

日、朝三方史料後發現，在交涉過程中，對馬藩與朝鮮王朝在處理外交事
務背後，不時帶有明朝與幕府的政治角力。要之，根據「朝鮮自任咨文」
所載「觀變策應，相機區處，毋得專諉天朝（明朝），因循延緩，致滋兩誤」原則，明朝將對日本外交權力適度地下放給朝鮮王朝自主權衡。10 不過後來雙方交流也僅止於《己酉約條》（1611，明萬曆三十九年；日本慶長十六年；朝鮮光海君三年）訂立後的日、朝貿易。日後對馬藩使者再向
朝鮮官員表達上京與建立國交的願望則一概遭到拒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作朝鮮王朝秉持「朝鮮自任咨文」的原則，當然也不免有朝鮮王朝利用
明朝牽制德川幕府及對馬藩的政治意圖和外交手段。

三、對馬藩之地位再衡定：國交恢復、情報蒐集與貿易ņɺŇߡ˅඼ു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朝鮮王朝雙方交涉過程中，對馬藩主宗義成（1604-1657）屢次出於私意偽造、竄改幕府致朝鮮國書、禮單之情事，後來為家臣柳川調興（1603-1684）所揭發（史稱：「柳川一件」），進而
導致幕府收回對朝鮮王朝外交的主導權。相關研究，如田代和生（1946-）
雖針對「柳川一件」之始末進行詳實的梳理，11 但她僅止聚焦在「柳川一件」後幕府及朝鮮王朝外交體例的確立，12 以利展開國交恢復後貿易關係
的探討，對「柳川一件」後對馬藩於日本、朝鮮外交關係之地位並未詳加討論。又如荒野泰典（1946-）指出德川幕府主要係通過「四個口（四つの口，即長崎－中國、對馬藩－朝鮮王朝、薩摩藩－琉球國、松前藩－蝦夷地）」來處理對外關係，其中，對馬藩除了要擔負對朝鮮王朝的貿易與
10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宣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99 冊），卷 174，「宣祖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條，頁 9a。
11 （日）田代和生，〈改ざん発覚す ─柳川事件〉，《書き替えられた国書─徳川．
朝鮮外交の舞台裏》（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頁 123-181。
12 （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第 5 章〈日朝外交体制の確立〉，頁 11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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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業務外，在戰事發生時亦須起到動員作用，此一認識係築基於幕府本
是作為武家政權，且又頒行「幕藩體制」的緣故。據此，荒野泰典指出，幕府賦予對馬藩地位其實帶有「軍事」以及「知行（行使領地支配權，如：徵稅、徵兵）＋朝鮮貿易」的雙重性格。13ņʷŇ෼ࢊ╒ゝ
本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加以大量徵引對馬宗家留存下來的相關史料，更細緻化地釐清對馬藩在德川幕府、朝鮮王朝外交往來之間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梳理對馬宗家史料，作者指出，「柳川一件」後幕府取回對朝
鮮王朝外交的實權，對馬藩不再具有特權（如：免除參勤交代），轉而作為接待朝鮮通信使的角色，對馬藩固然是幕府與朝鮮王朝（甚或明、清中國）貿易往來的重要管道，但對馬藩實際上卻是被幕府賦予蒐集朝鮮，乃至於大陸（中國）情報的任務，從對馬宗家上呈幕府之史料來看，其中有關「唐兵亂」（指中國方面發生動亂，如：明清交替戰事、太平天國之亂皆屬此列）的記載即可窺見─謹慎地蒐集大陸情報乃是對馬藩的「第一職務（御役職第一）」。是以，就外交角度來說，幕府雖未能與中國方面
建立直接且實質的外交關係，但對於當時大陸情報的掌握仍認為有優先性
與必要性。通過對馬宗家史料的解讀，加以對馬藩與朝鮮半島的地緣關
係，自古以來即帶有外交上的自主性，可以確知對馬藩在「朝鮮王朝－（對馬藩）－德川幕府」的情報、貿易網絡建構上有其重要地位。另一方面，
亦可窺見德川幕府試圖恢復與明朝、朝鮮王朝外交關係的背後，其政治（軍事）目的不亞於經濟層面的貿易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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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論及中朝貿易往來時，亦提拈出朝鮮王朝、對馬藩居中的地位
與影響力，通過田代和生所揭櫫的「銀之路」（以白銀購置生絲、織物，路線：〔起〕京都伏見→首爾→北京〔訖〕）與「絹之路」（以生絲、織物換取

13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第 2 部
第 1 章〈大君外交体制の確立〉，頁 16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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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路線：〔起〕北京→首爾→京都伏見〔訖〕），14 以及朝鮮使節赴中國
所進行的「八包貿易」（與清朝商人、民眾進行私貿易，以作為公費使用），作者指出，由於朝鮮王朝「嚴格化」、「規制化」與中國之間的「八包貿易」，通過「八包定數」限縮白銀的流通，其中尤以韓祉擔任義州府尹時期
的檢查施行最為澈底，使節無法攜帶足夠的白銀於北京購得中國優質的生
絲、織物，導致攜回貨物品質惡劣、價格高騰，因而朝鮮使節、譯官、商人（東萊府商人）通過游說於倭館任職之代官、對馬人，乃至透過東萊府使上奏朝廷，希冀勸緩官方對白銀管制的強化，以拯貿易衰微，此則「八包一件」的歷史背景。本書指出，通過「八包一件」可以窺知，儘管「八包貿易」起初僅是作為中朝貿易的一環，但在當時「銀之路」與「絹之路」
的貿易循環下，朝鮮作為中國、朝鮮王朝、德川幕府三方之間的中繼站，通過使節、商人的來往，仍緊緊維繫著三者之間的經濟關係，而對馬藩居中的表現，同時亦揭示了中朝貿易與日朝關係之間密不可分的連動性。

四、有待開拓與深掘的學術課題
綜觀全書，以往論及東亞世界「媒介人物」的交流，由於係從「漢字」
作為知識載體的觀點出發，故多側重在「漢詩」外交，15 乃至使節之間的「筆談」、16 近年來東亞使節研究亦開始關注到情報蒐集與交換，17 然而，相較於前人研究側重在情報交流的區域連動性，18 本書則是通貫兩者，關
14 （日）田代和生，〈「鎖国」時代の日朝貿易─銀の路．絹の路─〉，《経済史研究》
14(2011): 1-24。
15

村井章介指出「漢詩」於東亞外交場域的意義，見氏著，〈序〉，《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頁 i-iii。

16 （日）金文京，〈漢文による筆談〉，收入氏編著，《漢字を使った文化はどう広がっていたのか―東アジアの漢字漢文文化圏》（東京：文學通信，2021），頁 398-402。
17

如沈玉慧的博士論文，見氏著，「清代における朝貢使節の相互交流と情報収集―朝鮮燕行使 を 中心 としてみた ―」（福岡：九州大學人文科學府博士學位論文，2013）。
18

鄭潔西《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曆朝鮮戰爭與 16 世紀末的東亞》（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一書指出，應當注意到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戰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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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以「筆談」、「漢詩」作為載體的情報傳遞，以此來探討背後帶有的
政治意圖與外交意義。也正是基於此一關懷，作者更加細緻化地處理德川
幕府訴諸「入貢」明朝後展開的外交史歷程，除了重新衡定對馬藩於「日－朝」外交關係上的地位與意義外，更揭示隱藏於「中－朝－日」三國背後的情報傳遞網絡，提醒我們應當正視朝鮮王朝在「日－朝」與「中－朝」
外交之間扮演的角色。要之，朝鮮王朝在德川幕府嘗試與明朝建立國交關係失敗的情況下，居中扮演了外交情報傳遞的要角，亦釐清了朝鮮通信使所提供之「倭情咨文」與明朝外交國策的內在關聯性，挖掘情報傳遞最深層的關懷─對「華夷變態」之關注。就此而言，通過跨越三國藩籬、四方（德川幕府、對馬藩、朝鮮王朝、明清中國）關係等複數因素交織之視域，來重新看待近世東亞歷史。以此視角，我們得以重回近世史脈絡中朝鮮使節（燕行使、通信使），甚或德川幕府儒者、明清官員所擔綱的「媒介人物」於文化交流層面的影響，乃至認識朝鮮王朝、對馬藩作為文化交流「中介者」（intermediary）地位的歷史意義。
也正是出自對朝鮮王朝作為「中介者」的關注，本書指出應當正視日、朝外交背後的「中國因素」，此係呼應葛兆光（1950-）所揭示的，在近世東亞的外交場域上，「中國因素」當是作為「不在場的『在場者』」，自本書所觀照的使節、情報網絡、貿易等研究課題來看，我們確實可以窺見「中國因素」無時不刻地發揮其影響力─尤其是針對朝鮮王朝的外交態度而論。但若更進一步地溯源，葛兆光定義所謂不在場的「在場者」，所指應為：「傳統中國向周邊漫延開來的古典知識、禮樂制度和藝文意境，仍然作為近世東亞諸國文化人的共同『經典』，在文化比賽中充當了評頭品
足、較長論短的尺度。」19 質言之，「中國因素」除了指認政府、官方實質
的政治影響力外，當重視其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乃至乘載「禮樂制度」
的知識體系。

情報流通對於近世亞洲（明代中國、日本、朝鮮王朝、琉球國、女真政權、暹羅等）影響的整體連動。
19

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4.2(201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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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近世東亞使節交流背後，依循「禮樂制度」（所謂「中國因素」）
構建出「交鄰」與「事大」外交秩序的研究，至今仍然乏善可陳。夫馬進（1948-）指出近世外交場合中「中華」的「在」或「不在」，或是當「春秋之義」、「禮的精神」作為近世東亞世界共同文化底蘊、知識體系的同時，兩者皆對作為外交秩序原理的「交鄰」與「事大」，提供了更為根源
性的思想論據。20 是以，對思想史溯源的清理動作，當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掌握近世東亞交流史的實像。亦如岡本隆司（1965-）所呼籲的，對
於「交鄰」歷史現象的解讀，應當跨越「國別史」、「一國史」的藩籬，以此視角來重新看待使節研究。質言之，不論「交鄰」與「事大」的原理
運用都不是服膺於宗主國政治實力的全然搬照，而係如本書揭示朝鮮士人
對「朝鮮自任咨文」外交原則運用之具有自主意識。因此，不宜簡單地使用「敵禮」、「對等」、「誠信」等字眼來統括對「交鄰」的認識。21 此語不但提醒我們，應當要自近世東亞各國不同的政治場域、文化體系內部來重新看待士人階級對「交鄰」與「事大」外交秩序原理的運用，始能重新衡
定其意義，修正既有研究觀點，還給近世東亞交流史一個本來面目。就此而論，本書所昭示通貫中、日、朝三國視角來俯瞰近世東亞交流史的取徑，可謂具「嚆矢」地位。
儘管燕行使研究及燕行錄相關文獻的發掘、解題 22 已然蔚為風潮；朝鮮通信使相關文獻資料作為構建日本（德川幕府）與朝鮮王朝和平與
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見證，亦於 2017 年 10 月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收錄為「世界記憶遺產」（Memory of the World），後續引發的研究浪潮相當可期。但若我們能在本書揭櫫情報傳遞網絡的基礎上，正視前述葛兆光、夫馬進與岡本隆司所指摘先行研究的未足之處，通過考究
外交文書，乃至情報中蘊含的「微言大義」，重新衡定潛藏於情報傳遞之
間的國家意識與文化意識，或能更有助於對「華夷變態」的歷史（政治20 （日）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
第 1 章〈朝鮮の外交原理、「事大」と「交隣」〉，頁 28-44。

21 （日）岡本隆司編著，《交隣と東アジア─近世から近代へ─》（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21），序章〈「交隣」とは何か〉，頁 1-17。
22 漆永祥，《燕行錄千種解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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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外交史、思想史）脈絡來進行辨析。事實上，通過本書所揭示的研究課題，可以窺見近世東亞情報蒐集背後處處充滿政治角力，這自然是「華夷變態」所導致之結果，因而衍生出研究者所歸納日本「日本型華夷意識」23 與「日本型華夷秩序」、24 甚或是史料當中即可見的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主義、意識）」等自我覺知。相對於傳統中國的「華夷之辨」，
我們應當正視「華夷變態」此一概念在近世東亞世界之政治場域、知識體
系下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與「再生產」（reproduction）。職
是之故，在「華夷變態」此一歷史變局下，訴諸「交鄰」與「事大」外交秩序的原理建構，及其如何於近世東亞世界開展等相關課題，仍然江山可待，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地探掘。

23 （日）朝尾直弘，〈鎖国制の成立〉，收入（日）歷史學研究會、日本史研究會編，《講座日本史 4：幕藩制社会》（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頁 59-94。
24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第 1 部第 2 章〈近世東アジアと日本〉，
頁 2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