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報告］

21 弊射議凛高心嶄忽

溝口雄三〈MIZOGUCHI Yuzo,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Ⅰ
在写作本文時， 中國 “神舟” 號載人飛船成了日本媒体的熱点報道。 20世紀初承受義和団事件帯來的苦難的中國在 21 世紀初却因載人飛船而成為話題，在 20 世紀初誰能想得到廢。
暦史是不断流動着的。 暦史学者、 僅限于 E. H. 嫐尓所称的参加現在的暦史的暦史学者
們， 他們観察問題的角度也是随着暦史一同変化的。 我們這些暦史学者必須去摸索適応21世紀初的観察現代中國的新視点。
今天人們対近現代中國的認識， 是従西欧中心主義的視点出發塑造的形象。 即， 中國近代是従鴉片戦争開始的。
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落后了， 中國才被迫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中國近代史的進程就是反帝、 反封建、 反殖民地的斗争史。
当然， 這様的暦史観是根据暦史事実総結出來的， 也的確是客観的史実。 但是， 正因為是這様， 我們不能説這種認識就描絵了暦史的全部。 比如説， 在這里有山有河也有平原， 如
菓只告訴這里有河，即使可以説河的存在本身的確是客観事実，但也不能説我們就表達了河、山和平原都存在這個整体上的事実。 鴉片戦争史観、 資本主義發展滞后史観、 反帝、 反封建、反殖民地史観等等，都是以 “西方的衝撃” 為起因的暦史観，並没有捕捉住中國暦史的本質。
Ⅱ
以上的暦史観実際上都是在 20 世紀前期的暦史中産生的，在這個意義上這些観点対于 20
世紀是必要的， 但 “使用期限” 也応截止到20世紀。
比如， “反封建” 是受清末厳復 《社会通詮》 影響的五四運動中出生的革命知識青年的
口號， 這是在與西欧的個人主義、 自由、 人権等近代的価値観進行対比后提出的命題。 具体
上講 “反封建” 就是要打倒作為 “封建家長制統治” 的宗族共同主義。
但是， 如菓我們従中國 （暦史） 的全部看的話， 首先在中國並不存在西欧和日本作為社
会制度的封建制──比如説不存在長子継承家業的世襲身嚴制， 如菓仔細考察被認為是 “封建制” 的宗族制度的実際内容就会發現， 它也是為防止従均分継承制度中分離出來的社会流
動的一種社会保険、 互助的体係， 很明顕， 把它当成 “封建家長制統治” 僅僅只把握住了事
物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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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論分組 Overall Session“反帝、 反殖民地” 的確反映了帝國主義侵略及由此而來的半殖民地的暦史事実。 但是，中國並没有像印度那様成為完全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也不是説國土的一半被殖民地化了。 峇外19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並没有現在這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対國土也非常大方。
比如清末的革命家譚嗣同就曽主張把新疆壤給英國，使英國和俄國為争奪這塊土地産生矛盾，這様中國可以遠離受到 （英俄） 侵略的危険， 変得安全。 中國知識分子対殖民地問題変得敏
感是従第一次世界大戦前后民族主義高漲后的事情了， 従那以后， 充満自豪感的中國知識分
子開始不能容忍幤怕是毫釐的殖民地了。 這一点上與印度的知識分子、 比如説泰戈尓対殖民地的包容態度是不一様的。
総之， 対外反帝、 反殖民地、 対内反封建是 20世紀前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時性課題， 决不是中國暦史的全体性課題。
Ⅲ簡単而言， 従中國暦史的整体進程上看， 近代是従 16 －17世紀開始的， 之后， 在清朝的繁栄中， 導致王朝体制崩潰的民間力量逐漸壮大， 並發動了辛亥革命。
過去我在 《方法論的中國》 一書中提到， 在中國 “封建” 一詞従16－17世紀后含有地方自治的意義，這種所謂的民間自治以各種各様的形態在民間拡散開來，特別是太平天國以后，各省開始掌握軍権， 直到出現了各省的独立運動。
就是説中國暦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清朝的 300 年暦史過程， 正是王朝体制慢慢崩潰的過程。 人們可能提到康煕、 乾隆盛世， 但正是這種盛世造就了民間力量的壮大， 這就是辯證法
中矛盾的産物。
我們有必要了解辛亥革命以省嚴独立形式出現的時代本質。 金観涛在其著作中指出， 毎
当王朝崩潰的時候， 中國大致上都会重復着地方叛乱 （導致中央崩潰） 的模式。
在王朝末期， 中央集権的向心力喪失， 地方叛乱導致了 （権力的） 分散化， 接着下一個王朝再重新匯聚権力， 就是這様不断重復着暦史運動。 但是， 清末各省的独立運動却不尽相同， 既是行政単位又是政治単位的省追求政治上独立、 共和制或聯邦制， 就算是 （権力的）地方分散， 也與明末的李自成、 張献忠和呉三桂等地方割据大相径庭。 省的独立這種形態既是制度性的也是自律性的， 其制度的形態和自律性本身就是反王朝制度的， 因此辛亥革命不是王朝的崩潰而是 “王朝制度的崩潰”。
Ⅳ根据上述観点， 我們応該怎様従暦史全体的視点観察当代中國廢。
首先我們要突破近代暦史是従鴉片戦争開始的這種観念， 向大家展示一幅浪漫的暦史長巻，即従16世紀末開始直到20世紀中叶的期間，中國以其内在的暦史動力緩慢地将延続了両
千年的王朝制度推向滅亡， 経過辛亥革命， 終于創建了新的國家体制──中華人民共和國。
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 年新中國成立経暦了38 年的動乱， 其間不僅有内乱， 還有帝國主義
列強和周邊國家日本的侵略。 這 38 年説長也長， 但是比起唐宋変革期間従唐朝滅亡到宋朝成1421 世紀的眼光看中國立的五代十國長達 53 年的割据和動乱來還算是短暫的。這 38 年尽管很復雑，但基本上可以将
其特征帰結為自秦漢帝國以來中國両千年王朝体制的崩潰和摸索新國家体制的中國暦史上最波瀾壮闊的時代。 同時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最喪失向心力、 最没有抵抗力的時期。 剛才我用了
周邊國家日本這個説法， 日本位于中華文明圏的周邊地区， 和北方的騎馬民族類似， 具有武的文化， 従豊臣秀吉時代開始就図謀出兵中國， 対中國虎視眈眈。 尽管日本対中國的侵略與（日本的） 資本主義形成密不可分， 但也包含周邊國家入侵這個因素。 総之， 中國的周邊國
家在中國本土衰落的時候肯定会進行入侵，這種暦史現象在王朝体制崩潰的這38年里也以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面目毫無例外地出現了。 這個時期的中國就好像正在蛻皮的巨蠎， 即使対小動物的攻撃也無法進行充分反撃。 但是最終中國還是駆逐了各式各様的入侵者， 成功地建立了新國家。
如菓我們把鴉片戦争的暦史観和反帝反封建的暦史観置于暦史長河中就会清楚地發現它們是很有局限性的， 它們只是為了20世紀的需要但並不適于21世紀今天的暦史観。
Ⅴ那麼我們在21世紀的今天， 希望通過什麼様的視角來勾画中國的暦史廢。
最近筆者在 《思想》 雑志 “思想的語言” 一欄中， 發表了一篇題為 《縦帯與横帯》 的文章， 筆者在結語中写道 :清朝以與民間力量的相互補足性的結合作為権力的基礎， 民間的力量在與権力結合的同時逐漸壮大。 正是這種力量導致了太平天國運動 （1854－ 64 年）， 而為了鎮圧太平天國， 就
必須組建湘軍、 淮軍等地方軍隊 （后來的軍閥）， 這様連軍隊也逐漸由民間控制了。 湘軍、 淮軍的崛起被当時的革命派汪精衛称為 “満人的中央集権正被取代，漢人的地方分権正在開始”（《民報》 ８號）， 這個評価的確一語中的。 像這様以省為行政単位的官、 軍、 民的権力的構
築及独立， 導致了王朝体制走向最終的滅亡。 ……38 年來， （中國人在） 列強的幹渉内政、 軍
閥割据、 南北中央政府的対立、 日本的侵略等鴉片戦争以來持続不断的苦難中， 在将王朝時
代的天的統治理念 （均貧富、 萬物各得其所、 民以食為天） 脱胎換骨為大同主義、 三民主義
和社会主義的理念的同時也継承了其中的一部分，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我説的“縦帯”。為了避免誤解，這個縦帯不是具備形態和性質的固定実体，僅僅是一個表象（Image）。
縦是指時間的流動， 帯是指時間帯來的変化的性質。 比如， 直到明朝中叶， 還限于是士大夫
階層道徳律的儒教， 被王陽明推廣到了民衆階層 ; 到了明末清初， 宗族結合倫理和郷村秩序倫理， 作為 “礼教” 在民間廣泛普及 ; 民國初期尽管被批判為 “吃人的礼教”， 但宗族制中的相互扶助、 相互保険体係還是延続了下來 ; 毛沢東在革命勝利后， 至少在文革以前， 也重
新将相互扶助包装為専門利人的社会主義倫理並在全國範囲内推廣。 為此， 在儒教里為適応時代而産生的多種多様的変化及其展開以及在変化中出現的連続性和非連続性的形態被筆者
假定為 “帯”。 一方面， 横帯就是指衆所周知的 19 世紀后像環游世界一様席巻亜洲的資本主
義、 帝國主義和西方的近現代文明這三個 “近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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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論分組 Overall Session

Ⅵ
従縦帯和横帯交錯的観点看， 原來的僅僅重視横帯、 即前面提到的像鴉片戦争暦史観那様的見解是非常単純的， 就像 （把暦史） 分為伝統和近現代那様， 伝統被大致看成是抽象的、静止的和固化的事物， 而喪失了伝統正是在逐漸現代化的 “現代” 巨変中演変、 延続的這種
変動和現代的視点。 目前対中國近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対横帯的反応 （反帝、 反殖民地、 抵抗， 順受） 這個側面， 而缺乏従縦帯的変動和展開的側面來研究横帯的視点。
正因為如此， 諸如現代中國是資本主義還是社会主義這様的両分法式的思維一直絡繹不絶。 為了回答這様的疑問， 応該不僅将横帯而且将縦帯也包含進去， 従全局的角度考察縦帯
横帯交匯的現代中國。
従縦帯來説， 欧洲的近現代也是一個縦帯， 它與中國的近現代並不一様， 反過來説我們
必須坦率地承認中國的縦帯並不等于欧洲的近現代。 我們期待在近現代這様令人頭疼的暦史時代壤分中， 我們亜洲人不応被局限在横帯， 而応自然地将縦帯融入我們自己的暦史。
以上是我関于用暦史的眼光観察現代中國的報告。
（劉星 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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