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岳兵 教授/刘岳兵 教授
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 院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院长:::::::::::::::::::::::::::::::::::::::::::::::::::::::::::::::::::::::::::::::::::::::::::::::::::::::::::::::::::::::::::::::::::::::::::::::::::::::::::::::
日

時 ：2022 年 2 月 27 日

时间 ：2022 年 2 月 27 日

場

所 ：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

地

点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使用言語：中国語

使用语言：中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日本語・日本研究との出会い

１．结缘日语和日本研究(1)生い立ち、南開大学修士修了まで(1)过往人生至南开大学硕士毕业(2)日本留学の 3 つの収穫

(2)留学日本的三个收获

(3)恩師・池田知久先生(3)恩师池田知久

２．個人の研究について

２．个人的研究３．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について

３．关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1)3 つの発展段階と今後(1)三个发展阶段以及今后(2)国際交流について(2)关于国际交流

４．今後の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

４．关于今后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本文】※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１．日本語・日本研究との出会い/结缘日语和日本研究(1)生い立ち、南開大学修士修了まで/过往人生至南开大学硕士毕业
我是出生在湖南省衡南县，就是衡阳的一个农村里边，我的家庭里边没有跟日本有什么关系的，兄弟三个人，我是最小的。如果是一定要说和日本有什么关系，我就不客气地实事求是地说，很小的时候，我听我母亲说，她是 30 年代出生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她和乡亲们一起逃到山里边去躲避日军。到山里以后，因为小孩不听话，会闹的，大人就非常紧张，让人听见了我们都完蛋了，非常紧张，那种心情我现在
回想起来都非常鲜明的，虽然我自己是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估计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经历。
衡阳，当然这跟我从事日本研究没有关系，但所有中国对战争感兴趣的可能都知道，衡阳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被授予抗战名城的一个城市，衡阳保卫战就被认为是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那个是非常惨烈的，非常经典的那种战例。我跟爱知大学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国研究者就提到这个事，因为都是比较熟悉的朋友。非常偶然，他说“我哥哥就是战死在衡阳的”，所以这个出生地有的时候也偶尔会碰到一些非常有感触的事情。当然我后来到日本还买到了一本叫《衡阳会会员名簿》。“衡阳会”是参加过衡阳会战的日本的老兵，他们在日本组织的会，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去采访这些参加衡阳会战的这些老兵的。但是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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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专业不在战争这一块，而在比较和平的这种中日文化交流，比方说我最近出版的那一本书，在关西
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叫《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i。第 1 章和第 2 章都是湘学，就是湖南的学问
和日本的关系。所以说衡阳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的课题，但是因为我精力有限，也没有去做那方面的研究。
研究日本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我觉得人生没有规定好的路线，都是一个一个的机缘，一个一个的机会，这种遇到的人、所学的专业，可能最后就找到了，成为现在的一个样子。小时候能够上大学就不错
了，从来没有想到一定是要学什么哲学，一定要研究什么日本的，都是很意外的。但是人生就是一个一个
的意外，就是非常丰富。
学哲学不是自主的选择，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盲目的情况下选择的。我是农村中学出来的，家里又不是书香门第，所以对于学问没有太多的了解。可以说选择哲学有一种好奇，或者是功利的也有可能。为什
么说功利的呢？因为 80 年代的时候，一说哲学可能很高大，以后可以出人头地。实际上学了哲学以后，虽然没有能够实现那个目标，但是我通过学哲学，对问题刨根问底，我觉得哲学培养了我的这种好奇心，
我还是觉得蛮受用的。
从哲学到研究日本，这个完全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我从南开大学的本科毕业以后，到外面工作过两
年，再回到南开大学，读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毕业以后，1994 年的时候，正好日本研究院这个楼建好了，我就留校。应该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被认为是比较优秀的，留在学校里了。当时正好我有一个南开很有
名的日本研究的老师叫王家骅老师，我的研究室在 4 楼，就在他的隔壁。他 1995 年的时候出了一本很有
名的书，叫《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ii。我的老师，后来我的博士导师方克立先生在儒学研究，特别是新儒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名。我的硕士研究的就是中国的现代新儒学。（可能是这个原因吧，）王家骅先
生，他的书出来后给我，要我一个硕士毕业生给他写书评。我当时是一个硕士毕业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荣幸的事情，也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最后当然我硬着头皮
去看他的书，文章写好以后给王老师，最后也登出来了。这可能是我研究日本的一个最初的契机。从中国
哲学里边的中国儒学到日本思想里边的日本儒学，所以说儒学这样一个题目是我从中国到日本中间的一个节点，是在南开大学王家骅先生的督促指导成全之下，最后就研究了日本，研究了日本的思想。所以对我
来说，这种机缘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能够碰到这样的老师。
(2)日本留学の 3 つの収穫/留学日本的三个收获
1994 年我毕业留校，那个时候留学还是非常珍贵的事情，非常少的非常可贵的事情，不像现在随便就可以去留学。当时因为南开大学和立教大学是友好学校，叫姊妹校，之间就有交流关系，所以我就有机
会去立教大学留学了。那应该是 1996 年的 4 月到 1997 年的 11 月。这期间在日本第一次留学，这个期间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对我的人生，对我的研究都是一个转折期。
我虽然有王家骅先生这样的老师的指导，但是我的专业还是中国哲学，所以去立教大学的时候，导师还是中国哲学的老师，叫森秀树，森先生。森先生是非常温和的，やさしい一个老师。他带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会。
在这个期间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日本，了解了日本的最基本的状况，结识了很多日本的老师，这个
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说的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我内心的一些改变和一些能力的增强方面的。比方说日语。不像有的老师日语说得比中文还好，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不是日语科班出身的，但是日语我不能说在立教大学过了关就可以了，但是基本上交流应该勉勉强强也还可以。我在立教大学去上日语课，2认识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实际上我后来博士毕业到浙江大学之后跟他还有联系，他叫早川雅水（はやかわまさみ）。这个老师是个法国通，フランス通，他出了很多书。他的生活非常的优雅，每一次课结束以后要到他家里去开 party，好多同学都去，我觉得这种生活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是一个文人的那种生活，就是说他年纪很大了，屋子很宽广，很阔绰，都是艺术方面的气质，我觉得非常好。他跟我说
了一句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话，他说，“哲学か、日本語か，それが問題だ（编注：你要哲学，还是日语，这是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愧对他。我哲学出身，哲学也没有太学好，日语也没有太学好，确实现在还是个问题。所以说这个老师让我非常感动，完全不是像我们现在很拘谨的、很专门的那种学者的生
活。当然我对早川先生也不是很了解，说实在的。可能我现在说的这个只是我凭借我对他的一种接触，上课的时候接触和到他家里看到他一些感官的样子，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憧憬。我觉得知识分子你不管
研究什么，一定要对它有兴趣，不要做那种很死的学问，要做得非常——就像他的名字“雅水”一样——要非常优雅，什么时候都要有余裕，“余裕”，这个是我的理想。我后来碰到的老师，比方说我自己的博士导师方先生，我坐在他身边，我就觉得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但是那时更多的是一种长者，一种导师的那种感觉。
还有非常严厉的，比方说我后面遇到的东京大学池田知久先生，那是非常严厉的先生。我觉得做学问
当然应该“厳しい”，但是要是生活的话，我还是倾向于早川先生的那种，能够有一种非常“余裕”的那种心态来面对学问也好，处理事情也好。这样的话，就比较从容地待人接物，这是我的理想。所以我觉得留学
立教大学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第二个最大的收获，因为我去立教大学留学有将近两年，第一年是南开大学和立教大学是协定学校，它就会有奖学金，足够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住的等各方面生活是足够的，但是奖学金只有一年，第二年我就去打工，打工的生活让我非常地有收获。我在东京的七环，“環七通り”的一个拉面店里面打工。
在 90 年代的时候，去日本打工的中国人很多，这个拉面店里边，当然这个是法律上的事情，最后黑下来
所谓的非法滞在，为了挣钱这种情况可能都有。我在这个店里边就遇到这样一个福建的人，所以让我不仅
是了解日本方面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中国国内的情况，还有这么辛苦地出来挣钱打工的人。
更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你做一行把一个事情做好，做到极致，就总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我做一碗面，最后端上去，顾客最后连汤都喝得非常干净，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我的实现，从一个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一个刚刚去打工，一点一点都要学，最后到这个店里边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同时应付十好几个顾客，我觉得这样一种成就感，这样一种对于工作，“仕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从来没有的，这种收获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还有，通过在面店里边和各种各样的人的接触，比方说到深夜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那些年纪大的人很寂寞的，到这里他不是为了吃面，而是找人聊天，对吧？因为面很便宜，300、500（日元）就可以就坐在那里。而且深夜了也没有别人，我们要到晚上两三点才收工，所以经常就会有这样的人跟你来聊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所以说我现在的学生比方要到日本去留学，我也鼓励他们去打工，这不光可以了解日本社会，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和各种各样的生活体
验。所以我觉得打工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在立教大学留学将近两年，有我学业上最大的一个挫折。因为我认为我南开大学的硕士毕业，能够留在学校，我自己认为我是很优秀的，而且我的硕士论文应该说是不错的，因为后来在台湾的一个杂志上分两期刊出来，没有修改一个字，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在立教大学期间，我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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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折，让我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快要结束在立教大学的留学的时候），我想直接去念博士，就报了东京大学。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我就想提交申请书给池田知久先生，原来就认识他，最后他非常无情地给我打击回来了，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我后来去找池田先生说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你那个论文根本不叫论文，你那个论文太差，你那个研究根本不行”。这个挫折感对我来说叫什么？
我把它叫做“红门落第”，“赤门落第”，这种感觉非常的难受。当时在我住的地方，叫力行会馆，我一个人就哭。“为什么？我很优秀的，为什么到这里就不行了？日本的学问，日本的老师他是怎么做学问的？为
什么我的路数不对？应该怎么样？”我就在反思，可以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池田先生最后那么严厉地批评，我就觉得非常委屈，自信心受到了打击，最后，应该是 1997 年 11 月就留学
结束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现在已经改了，研究生院已经没有了，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了。
当然,我觉得如果当时东大录取我了，如果去了的话，可能就无非是多了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研究者。
因为我当时提交的论文研究计划还是中国哲学的，跟日本研究没有关系。比方说我后来有一本书（我基本上不说了），叫《真情与真理之间——20 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史论略》iii，实际上这本书就是当时提交东京大学的博士课程的一个研究计划。这本书是我回国以后在读博士阶段完成的。我自己觉得，去日本留学研究日本问题，这样也非常好。这个事情说明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当时我留学阶段还在选择研究方向。因为我硕士的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新儒学，这个期间在立教大学一年多，我也在收集（资料），日本人、近代日本有没有儒学，如果有，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我也在做这个工作。所以“红门落第”是我定下来研究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因为我回来以后就利用我在日本收集的，近代以来日本对儒学的这一些思想家的资料来做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所以说立教大学留学近两年，对我来说非常珍贵，青年时代非常值得回忆的，有很多话是可以说的。
(3)恩師・池田知久先生/恩师池田知久
我现在想和你分享我和池田先生的故事，实际上这里边也都是国际交流基金的促成，我也非常感谢日
本国际交流基金。我 1997 年从日本留学回来，1998 年的 9 月份就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到2000 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博士论文的执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フェロー（编注：fellowship）”，又到东京大学找到我当时在立教大学想去拜他为师的池田知久先生那里。当时我去的时候，他旁边有好多
中国的学生，还有一些日本的学生都在说，“他怎么还敢来？被池田先生骂回去了，他还敢来”。我就是要搞清楚我哪儿不行，我要搞清楚。我为什么不敢来？我就去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池田先生再一次严厉
地批评我，我真的是非常无助。我非常高兴的，“你看，我敢于来了，我又来东京大学了，对吧？我又来了，我还要拜你为师”。当时我的研究计划是方（克立）先生同意我做的一个题目。但是方先生他自己做中国儒学，不做日本儒学，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导师组，卞崇道先生、高增杰先生都是导师组的成员。当时还找了李甦平先生，李甦平先生做韩国儒学、做日本儒学。开题的时候，可以说是中国做日本思想、日本
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觉得这样做可以。但是这个研究计划到池田先生那里被否定了，他说“你这样的研究计划，我没有办法指导你，你不可能完成的，你实现不了”。因为里面列了很多人物，不是一个人
物、不是一个问题，牵涉的问题很多。他说，“你要是这样的研究计划的话，你现在就回国去，我指导不了。你没有办法，你太差，太笼统，不是研究计划，我看不出你想做什么”。“‘出鱈目’、胡扯，你这完全不通”。我不知道做什么好，我很无助。我要怎么办？最后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回去，我回来叫什么事，我就硬着头皮在那里。

43 个月写第一章。第一章是中江兆民，记不清是花了 3 个月还是 4 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就这么趴下了，我需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赢得老师的信任和理解，我不能就这样结束了，就从此再也没有办法抬头看池田先生，不可能的。因为湖南人、衡阳人，湖南人他很倔的，不行的，不能就这样完了。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种侥幸心理，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还有《一年有半》，那不是有中译本吗？我看看日本图书馆是不是有中译本。想都不要想，找不到。所以我在东大，驹场（校区）那边、本乡（校区）那边，还有农学部那边，我去找过，大概有 4 套，还是《中江兆民全集》。十几卷，我开始把它一卷一卷地借，尽量都把它借出来，就放在我手头，不断地做笔记、不断地翻。真是非常投入…，某种意义上是跟池
田先生斗，实际上也是跟自己斗了，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最后我把叫东洋的卢梭传统和现代
儒学在中江兆民思想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最后把这一章写出来。我说“池田先生，你看我这几个月，我就写了这个东西，您看看是不是可以？”最后大概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池田先生用不同颜色的笔，至少有三种颜色的笔，在我的论文上修改。最后改完了，他觉得“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确实不简单”。当然池田先生虽然批评我，但也不是不管了，我要有具体问题问他的时候，他也给了
很好的指导。最后这个文章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认可以后，就在他的研究室，就在他的身后有一套《中江兆民全集》，他说“这个《中江兆民全集》送给你”。我心想，“你不早点送给我，害的我到处去找这个”。但是他没有认可你，他没有办法送给你。你要做出来了，他才送。所以我现在手头有的一套《中江兆民全集》是池田先生送我的，非常珍贵，我的宝贝。
最后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也是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把池田先生从东京请到北京来参加我的博士论
文答辩。国际交流基金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一个协议，最后出版的时候也是国际交流基金支持，池田先生还特意为我这个书写了一个序。所以我觉得，人生的日本研究的道路上，池田先生这样一个有名
的大家对我从否定到肯定，最后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参加我的答辩，并且愿意为我的书写序，这都是一个
非常宝贵的经验。我现在跟池田也有联系，我也翻译他的书，或者是找人翻译他的书，都一直有联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定不要害怕批评，批评你是好事情，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对自
己的激励。不能够一被批评觉得不行，就真的不行了，一定要好好地想，到底应该怎么做，一定要做好。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池田先生的批评，这么严厉的学者。所以在东京大学这么好的学校里边，他的学生很少，大家都害怕他。他上课也是一样的，我去旁听过他的课。
留学经历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我可能也有温和的一面，但是骨子里可能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可能有的学生都不敢接近我，因为你不能够出错的。比方说我要求学生，“你的注释，有一个地方注错了
的话，我就会怀疑你整个是不是有问题”。注释很规范，这个地方你必须做到，你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地去做学问，你应该仔细。我觉得我在国际交流基金支持下能够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我一辈子受用。这个
是对于学术写作。
我还受用的就是翻译。因为他是研究中国的大家，汉学家，研究老子、庄子、简帛，都非常有名，他的中文非常好，有很多论文。我是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支持下，2005 年到 2007 年到大东文化大学去，有两年的时间，还是在他门下去做“ポストドクター（编注：博士后）”，实际上是他就不断地让我给他翻译
他的论文，这个收获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好多同学觉得翻译好像是一个负担，但我为什么觉得收获很大呢？因为池田先生的中文非常好，他知道这个东西你翻得对不对，你表述得对不对，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自己不做呢？

5当然一个是他很忙，再一个从某种程度上他就觉得应该训练你，让你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有的时候是晚上 10 点钟会打电话给你，他说“翻译得怎么样了？”我把邮件发给他，他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对，中文的表述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通过讨论以后就更明确了，他的意思我也
明确了。通过这个训练，我就觉得一定要非常仔细地，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一段一段，最后把它连贯起来。收获非常大。所以在我所遇到的日本的老师里边，我非常感谢池田先生这么对我严厉地教导。很难
得，所以当然像早川先生，还有像我自己的老师方先生那样，都是非常如沐春风，是非常好的，像池田这种严厉的老师，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人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２．個人の研究について/关于个人的研究
我的出发点是近代日本儒学。《日本近代儒学研究》iv是国际交流基金支持 2003 年出版的。
在我博士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杨栋梁教授有一个项目，可能也是国际交流基金支持的，是 10 卷本的“日本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v，其中的一本《近现代思想史》，他让我写。这个《思想史》，我是从博士生
到当教授，基本上这个期间，花了 10 年的时间来写这个书。因为我博士论文是写的儒学，日本近代儒学
只是思想史里边的一个点，要作为一个通盘的、整体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我不可能一年、两年做出来。
我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博士生怎么可以接这么大的题目？但是杨老师信任你，他说“没有关系，你慢慢做，我们现在也没有急着要出”，这种信任我觉得是对人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这是我走向高校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我觉得有人在支持我。
所以最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vi这个书出来了，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意识我下了比较大的
功夫的。第一个就是这种“通史”，近现代日本史是从幕末，江户时代幕末一直到战后，能够有一条思想史的线索把它贯通下来，我觉得我基本上做到了。还有一个，因为我比较重视历史的原典，所有的论述、所有的议论、论断都是有出处，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做到了，即所谓的原典意识。还有一个，如果是说思想史上的问题，我就特别关注近代日本到底是怎么从和平走向战争的？这个思想逻辑是什么？我特别想去了解。这个书里面，某种意义上也解释了这方面。当然，现在看来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很重要。这几点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还有一本书叫《“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vii，可能说是我自己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学术
史，特别重视研究的传统。现在的博士论文也好，硕士论文也好，它的第一章必须是对先行研究的一个总结，那么我很看重这个，我不主张随意去创新，它必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对先行研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
下，你再去创新。所以这一本书《“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就是一个学术史的总结。我觉得学术
史的清理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一本就是最近出的，《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里边的一本叫《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如果说《日本近现代思想史》是思想史领域里边一个代表作的话，《交涉史研究》就是我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个小结。这里边我提到湘学和日本交流，这个可能是一种家乡的情怀。但是我觉得地域的研究和全局的研究要结合起来，从地域的研究看整个中国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在浙江大学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就研究浙江和日本。厦门大学有朋友，他们研究福建和日本。我作为一个湖
南人，我觉得我有责任研究湖南和日本什么关系。所以就是说，从这种地域积累来看全局性的交流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是一个特色。还有一个就是交涉是互动性、双向性的。所以我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近代
日本思想史里边的中国因素有哪些？里边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东西。凭借这本书，我后来在关西大学拿到论文博士，叫文化交涉学的论文博士。
我觉得自己既然要写一本书，就好好地把它写好，一定要有自己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创见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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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1)3 つの発展段階と今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今后我从 2017 年做院长到现在。日本研究院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时期呢？最近不正好有一个“百年南开”
吗？我也在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南开的日本研究可以说，用我来划分，可以划分为三个
时期。
第一个时期，代表性人物就是吴廷璆先生。吴廷璆先生那个时期可以说是奠基时期，因为吴先生1949 年从武汉大学调到南开来，到 1964 年成立日本史研究室，都是在吴先生那个旗帜下面。最后到1988 年成立日本研究中心，我觉得就是在吴先生的旗帜下面，我们南开人去整合南开，把全校的力量都整合起来，有一个这样的基础。
完了以后是俞辛焞先生。俞辛焞先生应该说是有一个这样的基础了，要去拓荒，我觉得这个是个拓荒的一个时期。从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到出各种各样的丛书，那个时候就开始得到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确
实做了很多工作。
我觉得杨栋梁先生也是对南开日本研究功不可没的，我觉得他是第三代，叫振兴时期。因为 80 年代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步入比较正规的日本研究，比方说成立日本研究院。南开的日本研究能够在国内，大家说它是重镇也好，说它地位怎么重要也好，杨栋梁先生的凝聚力、他的指导，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分成这三个时期。在第三个杨先生这个时期，我觉得可以划到明年 2023 年，因为 2023 年
是日本研究院成立 20 周年。我虽然现在是做院长，但是现在还是在杨先生的指导之下，还是在他这个时期。
如果说以后，以后会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都很优秀。但是 70 年代、80 年代出生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尽快地进入自己研究领域的角色，能够
在那里有一面旗帜，我觉得这个是今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这种权威性的学者，比方说原来一说日本研究，就有吴先生，俞先生，杨先生这样，都是非常有权威性的学者，他可能领域也很广泛，这样的学者我觉得固然可贵，但是各个专业领域随着学科的分化，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群雄并起，各个领域的人都能够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如果是能够做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南开日本研究未来的一个方向。不光南开是这样的，全国的日本研究，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的。原来我们一说到日本史研究就会说到周一良，说到邹有恒，说到吴廷璆，他们是最有权威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我们现在要来说日本史研究，我们可能会问研究古代史有谁？研究
武士道有谁，研究某个很具体的问题有谁？这种细化我觉得是日本研究深入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我在做院长的位置，我愿意推动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让他们成为其领域研究的骨干，我有责任，我也愿意去做这个工作。
比方说最近我们就要成立日本古代史研究中心，李卓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我想聘她还是做日本
古代史研究中心的主任，王玉玲虽然是副教授，她是做古代史的，所以让她做执行主任，团结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包括日本的，西方的，研究日本德川时代、中世、古代的这些学者，建立一个平台、一个机制。不光是古代史这样，比方说能源问题，我们也可以请尹晓亮教授负责。还有安全问题、经济史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我所关心的宗教、思想、文化，这都可以成立相应的中心。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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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依赖权威，我们自己就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将非常好的学者集中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对日本研究的一个推动，一个推进。所以我觉得南开的日本研究未来方向应该是这样的。
放眼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我觉得大概也应该是这样的。以后就是要做专门的研究，培养出各个方面领域的专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2)国際交流について/关于国际交流上个学期就成立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具体的工作原来一直是办公室在做。你既
然重视它，你就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个事情，就是名正言顺地来做这个工作。这个中心的成立是日本研究院对这个事情重视的一个表现，在以后就算工作量了。
国际交流这一块我觉得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不光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整个的中国日本研究
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国际交流无非是，第一个就是怎么去和国际上的日本研究者交流？不光是日本的，也包括欧美的。我们日本研究院 2017 年去美国访问，去了哈佛、耶鲁，与他们的日本研究者做过交
流，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比方说我们后来就有一个我的博士生，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去耶鲁做一年的研究。后来也是在基金会的帮助下，我们去英国，也是非常有收获的。我觉得交流光看论文，光看国外的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坐下来，面对面地去交流，去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最大的要去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日本研究的研究成果，怎么国际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迫切需要解决，因为我们的前辈学者，比方说王金林先生，80 年代的时候，在东京的六兴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十三卷本的叫《从东亚看日本研究》，那非常有影响。他对日本的学界了解中国的日本研究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学术贡献。后面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比方说浙江大学的王勇先生，他做交流史大系，那个是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一起做的，这个是 90 年代的事情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能够代表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的成果去向日本学界、向世界展
示的成果，我们在国内自己跟自己玩。这个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你既然是研究日本，日本学界没有认可你，不知道你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一套书要来组织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难度。我现在是想一本一本地推动来出版，但是我的理想是能够系统性地把中国或者是南开的日本研究成果
拿到日本学界去展示。我不知道国际交流基金能不能帮助，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我们一起可以做这个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方说在做院长期间，如果能够做成一个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至少对学界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４．今後の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关于今后的中国的日本研究
最后，我们在 2019 年做“南开百年”的时候，我们出了一套书，叫《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viii，其中有一本叫《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是从南开大学成立到 1949 年，把相关的日本有关的论文都完全收集起来。其中张伯苓老校长他在 1930 年发表过一篇《日本研究谈》，我觉得现在读起来也非常振奋，非常理智，对现代完全是有借鉴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日本研究谈》。他
这样说的，他说：“稍为明白国际情势的，都知道今后中日两国间无论感情是好是坏，但关系必较前更深，交涉必较前愈密；而中日两国为求各自国家的生命能够在世界存续计，必须相互扶助，不能相互猜忌，若果是相互猜忌，便是相杀也就是自杀。所以，想得到两者相互扶助的真精神，在日本首先要努力设
法消融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心理，进而使中国达到能谅解程度；在中国便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这个是他 1930 年 2 月份发表在上海，当时出版的叫《日本研究》的一个杂志上，8我经常重温这个话，经常放在我的手边看这个话。中国人现在要研究日本人，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个境界》，就是说克敌制胜，他山之石，美美与共三个境界。那么到底理想的日本研究是什么呢？现在申请课题有国家需要，当然是很重要。那么理想的日本研究，我觉得就像张伯苓先生说的是
“全内容”，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都要研究，不管多么小的问题我们也要研究，不是说哪个问题重要，哪个
问题不重要，只要你这个问题是发自内心的，是有学术积累的，你自己有兴趣的，有资料支撑的，都可以牵一发动全身，都可以了解，都是了解日本的门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是完
整的，对日本的了解。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我也希望今后能够各个领域，也是像刚才说的各个领域，各个问题都有这个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我相信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日本的中国研究也是一样的，2018 年的时候，早稻田大学刘杰教授，他有一个课题叫中日怎么和
解？他也找到我有一个采访。你没有那种很深入的研究，没有彼此相互的很好的认识，没有办法建立一种
信任。所谓的友好，那只是面上的。比方说我们俩关系好，那一定是非常了解的，你没有了解怎么叫关系好，那都是虚的。所以我觉得张伯苓先生这个话非常有道理，不能够相互猜忌，就是相杀，实际上就是自杀，说得多好。所以必须要有相互扶持的真精神。日本研究的全内容，怎么去了解？那就只有老老实实地
去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研究。所以我所期待日本研究院今后各个领域的专家出现，实际上跟张伯苓先生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公開：2023 年 6 月 8 日i

刘岳兵《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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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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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兵 《真情与真理之间——20 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史论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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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年v

杨栋梁主编《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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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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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兵《“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viii《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19 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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