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晶華 教授/谭晶华 教授
上海外国語大学 本副学長/上海外国语大学 原副校长:::::::::::::::::::::::::::::::::::::::::::::::::::::::::::::::::::::::::::::::::::::::::::::::::::::::::::::::::::::::::::::::::::::::::::::::::::::::::::::::
日時：2022 年 1 月 23 日

采访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場所：上海外国語大学虹口キャンパス

采访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

使用言語：日本語及び中国語

使用语言：日文、中文

聞き手：野口裕子

采访者：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1．生い立ち1．成长经历

（1）両親について（1）我的父母（2）中学・高校と文化大革命（2）中学与文革

2．上海外国語学院と日本語学習

2．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日语

（1）個人的体験（1）个人体验（2）日本語専攻開設直後の教師陣（2）上外日语专业早期的老师们

3．大平学校について

3．关于“大平班”（1）同窓生たち（1）同学们

（2）忘れがたい先生方（2）难忘的恩师们（3）訪日研修の思い出（3）回忆访日研修（4）同級生のその後と自らの訪日経験（4）同学们的去向和自己的访日经验

5．自らの日本文学研究と出版物について

5．我个人的日本文学研究和出版

6．中国の日本文学研究と中国日本文学

6．关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研究会について（1）歴史的な流れ（1）历史沿革（2）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の活動（2）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活动（3）中国の日本文学研究の特徴と動向（3）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特征和动向

７．次世代への期待

７．对下一代的期待:::::::::::::::::::::::::::::::::::::::::::::::::::::::::::::::::::::::::::::::::::::::::::::::::::::::::::::::::::::::::::::::::::::::::::::::::::::::::::::::【本文】
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
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1．生い立ち/成长经历(1)両親について/关于父母我的家庭是一个工人家庭，据我父亲说，祖父生了 5 个孩子，上面 4 个都是姐姐，只有他最后一个是
男孩，有两位姐姐到韩国去了，朝鲜战争后就找不到了。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只有一个姑姑，就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姐姐，我们见过。当时山东人比较贫穷，我的父亲 1942、1943 年的时候到了大连，在日本人

1开的工厂工作，他主要的业务是开起重机，那个时候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技术活，开大概 15 吨到 25 吨的大
吊车，还有就是修理内燃机，修理汽车，因为日本的汽车工业很发达。小时候他也跟我们讲起过，在日本
人的工厂里面，日本的老板比较客气，请他们北方人吃“刺身”，北方人看见生的都是非常畏惧，生的怎么能够吃，他们不能接受，后来久而久之也比较习惯了。他也说了他们的一些技术活里面的工具名称，比方说“ハンマー（编注：锤子）”，我在读日语一年级的时候，他就说日文的什么叫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果然是对的，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工具的名称他还记得。
大概在大连待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当时的山东人分成两拨，一拨往东北，就是所谓的闯关东。还有
极少量的，胆子更大一点的就跑到了上海。当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是汪精卫政权的天下，日本的工厂，日本的机关，包括很多民生的东西，像长途汽车站，运输，这些都是日本人在运营的。他后来到了上海，上海话一点也听不懂，单身一个。先是在日本人开的长途汽车上卖票，后来因为他会修理汽车，变成
了一个内燃机的技工，大概做了一段时间，抗日战争结束了，就换了地方。当时国民政府一些大的企业，
比方说江南造船厂需要人，由于他会开吊车，又会修理内燃机，他就转到了江南造船厂。1946、1947 年
的时候他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是山东人，山东烟台有一个叫牟平的，现在属于烟台的一个区，靠海
边的，据说是胶东最富裕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很穷，父亲说他在日本人的企业挣的钱都不舍得用，把纸币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想寄给乡下的祖父祖母。那个时候邮路不通，由上海的寄不到，因为山东有些
地方是解放区，所以他就寄不过去。等到抗日战争结束想寄的时候，祖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父亲还
没结婚，我们都没有生出来，所以我们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祖母。
我父亲到江南造船厂开吊车是三班倒，我母亲担心他晚班又在那么高的地方，担心他的安全，就叫他
把江南造船厂的工作辞掉。那么到哪里去呢？他同样的技术可以运用到军工路，上海军工路是美国人的军
用码头，在那里工作，那里做白班，不做晚班。这个时候正好是国共战争，到了 1947 年、1948 年以后，国民政府已经打不过共产党，露出失败的很颓废的情况。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组织进不去造船厂，因为门口
有美国哨兵，还有国民党的哨兵站岗。国民政府把武器、文物，包括黄金这些重要的东西开始往台湾运输
了，只有开吊车的工人看得到，我父亲说，进去了以后有块黑板，上面写的今天吊什么吊什么，他就把这
个情报递给共产党，所以他在解放之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在造船厂一直干到解放以后。按照中国现在的规定，1949 年 10 月 1 号新中国成立之前加入共产党的就算离休干部，所以他算离休干部，但是他的职业基
本上还是属于一个工人的身份，所以这个对我们学日语没有起到任何的影响和作用，是比较纯洁的情况。
（2）中学・高校と文化大革命/中学与文革
我在 1964 年考进上海市的一个重点中学，叫华东师大第一附中，是文科比较强的中学。我因为从小
就比较喜欢写作，中文成绩比较好，所以就考上了华东师大一附中。这里学外语的一共有六个班，四个英语班、两个俄语班，一个班有五十个学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觉得外语应该多学，因为中苏的关系不是很好，应该学英语，但是进了学校以后由学校去分配，我被分在俄语班，我在那里整整学了两年的俄语，课
程量很大，说明对外语比较重视。没想到两年之后，1966 年的那一年初二下学期，马上就要放暑假前，
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有都停掉了，期末考试也没有考。当时也比较幼稚，觉得不要考试就很开心。就开始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到北京，还是学校组织的，当时我只有 15 岁。1966、1967
年，根本就没有上课，1968 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段时间了，上方领导们也提出来应该复课闹革命，因为成天在外面这么打打杀杀的不好，还是要学点知识，就开始复课。复课后大概又断断续续地学了
一年，照理我是 1967 年 7 月就应该毕业了，但是因为运动的关系，一直拖到 1968 年。

21968 年那时社会问题已经比较尖锐了，那么多的青年学生怎么安排？工厂很多地方搞武斗停工，怎么办呢？毛主席就发了一个指令，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青年学生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就把所有的这几届累积的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全推到农村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激动，自己要求去据说黑龙江一些军垦农场，解放军驻扎的边疆那些地方，还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去的，要成分好。我是够条件的，但是那
个时候我的父亲正好是因为过去地下党的事情在受审查，所以中学老师说“你不如换一个地方，不要到边疆去”，后来就选了江西井冈山，那也是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就去了，一去就在那里待了六年。我 1968 年
底开始准备，1969 年一过了元旦就下去了，那个时候交通也不便，在火车站里守了三天，因为下大雪，拖拉机开不出来，大概 1 月 10 号左右，到了插队的地方，是一个四县交界的小山村，只有 7 户人家 38 个人，江西是属于地多人少的地方，就是田地比较多，它有 200 多亩土地，但是大大小小的人只有 38 个，
分成 7 户人家住在三个山头上，所以出工是队长在那里吆喝，“冲啊”，然后叫一声，我们大家出去，我在那里待了 6 年。
1972 年以后，大学就恢复招生了。像北大、上外，都是 1972 年。还有更早的 1971 年就开始招生了。这个是给予我们了一个希望，总觉得知识不够，因为各种各样的运动的原因没有读下去，所以就等待这个机会。1973 年我有机会轮到一次，但是因为考虑到还有高中的同学年龄比我大的，有的身体更加不好的，就转让了一次。到 1974 年再次轮到我，我就到了上外。
一开始通知是学英语，后来因为男女生的比例，就把我调剂到日语去了。对于日语，我觉得有这个机
会学习总归是好的，因为过去学了俄语，心里是蛮想学英语的，但是因为学校这样做出决定了，我就到日语系去报到了。
中国人对学日语的反应，当然上海这个地方和中国有些地方不同。有些地方可能有些比较强烈的反应，比方说家庭里面有人逃过难，吃过苦，受过日本侵略军蹂躏的那些，有的非常反感，不要去读日语。
上海这种情况就比较少，显得稍微比较开明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觉得中国的落后还是需要人家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这方面没有特别的反感。
2．大学と日本語学習/大学学日语
（1）個人的体験/个人体验
1976 年文革结束了，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后来想想，学日语也不差，因为二外学的是英语，而且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日本方面包括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内，对中国大量地援助，学日语的到日本进修学习，得到学习资料，还有派遣专家到这里来讲课，这种机会好像比英语还多，所以后来我也感到蛮幸运，当然那个时候也很努力，觉得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那个时候没说你毕业了以后一定可以留在上海，基本上是你哪里来回哪里去，原则是这样的。你江西来，你回江西，安徽来，你回安徽，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学习非常用功。
我们一个年级是三个班，一个班二十个人，招了六十个人，没有人提出不要学。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读
书的机会的确不容易，所谓的工农兵学员，我们算农村来的，还有从工厂招进来的，和解放军里面招进来
的，军队的最少，大部分是工农，大家学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也没有人不愿学，我觉得整个班级读书
都是比较卖力的。每个班级有一个录音机，台式的，两个转盘，一天到晚只要不上课，它始终在转，我们
就不停的，因为老师说你要模仿，你要有正确的发音，就跟着它学，这个机器始终在转。过了几年以后，开始有盒式录音机了，每个人都买了一台，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好像是香港货，我们有的时候对现在的学生
说，你们的条件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都学得很用功。

3那个时候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大学生不能光学一点外语，应该到工厂去，到农村
去，这个叫“开门办学”，大学应该把门打开，学生要走向社会。我在大学的三年期间，去过上海第一医疗机械厂，在杨浦区那边，到上海的虹桥，那个时候都是农村。一去就两三个月，就在那里上课，一边劳动
一边上课，这个叫所谓的“开门办学”。
（2）日本語専攻開設直後の教師陣/上外日语专业早期的老师们
据上外的老师说，上外的日语专业是 1959 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全国开日语专业的高校没有超过十家，所以我们这个是比较早的。后来经过文革，1977 年以后，就变成了几十家。到了 90 年代，扩招以后
就变成了几百家，它有这么一个过程。文革之前，教日语的学校非常少。老师从什么地方来？当时日本有很多华侨，他们听到新中国成立了，很激动，要回来建设新中国。
我的老师叫俞彭年，他后来是上海外事办公室的主任，他教了我三年。他的日语非常地道，他是在日本读完高中，大概是 50 年代末的时候又在中国大概进修了一些中文，后来他就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毕业了以后，最后就分到上外来，他本来应该是教哲学的，结果后来因为缺日语老师，他就做日语老师。俞老师循序渐进，逻辑性很强，所以学日语他这个思维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这些华侨的老师后来很多在文革以后来去自由，很多都回了日本。所以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算是里面比较优秀的人都留下来，来充实教师的队伍。
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女老师叫岩田昌子。她是战后就没有离开上海，住在南京路的，他们家里我们也去过，她是一个日侨。日语当然是很地道了。
另外还有三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当年从台湾过来的老教授。我们上外的三名，教育部也是比较首
肯的，一个是叫王宏，一个是叫周明，一个是叫李进守。因为他们在台湾上小学、中学不学中文，而是学日文的，所以他们（的日语）就跟日本人差不多。王宏他后来在上海交大，他是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的，他
在那里加入学生的地下党的组织，所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就代表台湾的人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周明老师他当时是“二二八”，即当时我们讲的“民众造反”的起义的领导人，后来失败了就跑到中国大陆来了。李进守老师，第一次“大平班”去（日本）的时候，翻译就是请的他，是老教师。这些老师的日文水平都非常
好，我比较早地跟他们做教学秘书，我跟王宏、陈生保几位老师在 1984 年开始成立日语系的时候，我们
就做了副主任，协助王宏老师工作，耳濡目染也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3．大平学校について/关于“大平班”(1)同窓生たち/同学们「大平学校」は 1980 年にスタートしました。中国の日本語教員 600 名を養成する計画でしたが、上海外大はその頃、若手教員が多く、年に 8 人から 10 名ぐらいの先生を推薦できました。「大平学校」の研修生たちは卒業したばかりの若手だけではなくて、文革前に卒業した研修生も一部分入っていました。例えば上海外大の徐耀耀先生は文革前の卒業生です。北京外国語大学の林為龍、四川大学の王為儒、
大連外国語大学の蘇桂荃などは、40、50 歳でした。同窓生としては、北京外大の徐一平さんは 2 期生です。3 期生の同級生には郭連友先生。大平学校を終わってからは、それぞれ各自の大学の教壇に立って教えていますが、いつも交流しているので、とても良い関係です。
1982 年 9 月に入学しましたが、（この年から「上級班」ができ、）4 つのクラスのうち 1 つは上級班でした。私は上級班でした。学習の様子は今の日本の大学と変わらないです。ゼミもあるし、講義もあ4ります。国際交流基金に派遣された教師は全部一流の専門家。だから教えていただいたことはとても印
象深いです。
その時一番感心したことは、講義のほかに学生の討論の時間が多かったことです。それはその頃の中国の大学の教え方とだいぶ違います。一方的に教えるのではなく、学生さんに討論させます。そして、手本として自分もいろんな論争をします。例えば日本の専門家の間で、会議の時には学術の問題について弁論するんです。それは当時の研修員たち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んです。
(2)忘れがたい先生方/难忘的恩师们
忘れがたい先生としては、お一人は金田一春彦先生です。金田一春彦先生とは、「大平学校」の前にすでに知り合いでした。その頃は（国際交流基金による）「巡回セミナー」があって、華東大区から選ばれた代表の日本語教師に、上海外大で（金田一春彦先生を含む）6 名位の先生方が講議してくださったんです。その前にも、金田一先生は一人で語学の専門的な講座をし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その頃、私は教研室の教学秘書でしたから、生活の面倒とか見学（の手配）などは私の仕事でした。そのおかげで、金田一春彦先生や国松昭先生、佐治圭三先生、奥津圭一郎先生というような有名な先生と接触する時間が多かったです。その頃は上海外大の「専家楼」も上外飯店もできていませんから、錦江飯店をお借りして、そこに泊ま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金田一春彦先生はさすがに三代にわたる有名な言語学者で、かなり記憶力が良いです。一度、「譚さん、あなたは上海出身ですか」、「上海方言を一度録音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いかがですか」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最初のテーマ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私はすぐ言えるんです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注：上海語）」。彼はカタカナでノートの中にバーッと書いてですね、改めてまた重複すると、非常に正しく、呉音、上海弁の発音を正しく発音されました。本当に、さすがに偉い学者ですね。
それから、例えば千葉大の吉田凞生（よしだひろお）教授。近代文学の講義を担当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私はその頃、遠藤周作の宗教文学に興味があって、『海と毒薬』を翻訳しました。その頃、82、83年頃の中国の社会では、仏教と儒教の他には、西洋の宗教などは信者も少なく、研究もあまり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少し勉強して短い論文を書きました。吉田先生に提出したら、ものすごく褒めてくれま
した。そして丁寧に教えてくれたんです。例えば日本人はどういう風に宗教を見ているのか、特にカトリックについてどんな理解をしているか。やはりほかの民族と少し違うところがあると教えてくれました。例えばフィリピンのような国では、キリスト教は厳しい父親のような存在だと。でも『海と毒薬』に現れる日本人のキリスト教の理解はやさしい母親のような存在だと教えてくださり、非常に印象的でした。帰国されてからも文通していました。
国松昭先生の授業はとても活発でした。作家の作品を説明する時は非常に丁寧で、教室の端から端までいつも動きながら、しぐさと面白いセリフとで非常に生き生きと教えてくれました。国松先生は、その後、二、三回、中国を訪問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私は 1979 年、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が設立した時に1 万字ぐらいの川端康成の論文を書きました。今から振り返ればやはり幼稚ですね。でもその頃はあえて国松先生に提出して見てもらいました。非常に丁寧にいろんな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たんです。印象深かったのは、「一人の作家を突っ込んで研究するためには、日本の近代文学史をよく読んでください」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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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つまりこの作家はどんな流派で、どんな特徴があるのか。他の同時代の作家と比べたらどこに特色があるのか。そして、一番感動なことはですね、川端康成の本を一冊くださいました。（裏表紙には）「譚君の川端研究のために 国松昭」。非常に大事にしています。その中の文章は何回も読んで、ずーっと
今まで、もう 40 年になりました。私の研究には大きな助けになったんです。
もう一人は佐治圭三先生。中国の日本語教師たちはみんな感動するんです。日本でこんなに偉い先生が日本で教職をやめて、中国で教師を育成するために、大きな犠牲を払ったともいえるんですが。そしてとても親切な人です。私たちを連れて一緒に万里の長城まで登って研修員と交流し、いろんな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たんです。「大平学校」を終わってから京都外大に行かれましたが、私たちが京都外大に行く度に出てきてくださり、昔のいろんな思い出話などをしたものです。
(3)訪日研修の思い出/访日研修的回忆
初めて日本に行ったのは、大平学校の訪日研修です。たしか 83 年の 2 月下旬に行きました。丸一カ
月の見学があったんです。その頃は背広の着方もわからない。ネクタイの締め方もわからない。一人がやるとまわりで大勢が教えてくれる、そんな状況でした。日本の各大学、同志社大学とかの大学と交流したりしたほか、日本の東京、大阪、神戸の有名なところ、松下の工場など、全面的に見学しました。
鳥羽というところも行きました。大きなホテル、そして日本の大学生が研修している寮のようなところも見ました。最初の訪日では、日本の国はどんな国か、そして風俗とか食事とか、いろんな文化のことを勉強しました。百聞は一見に如かず。この目で見て印象深かったです。
それから、社会と生活の様子ですが、1 期生と 2 期生の頃は、（日本の）警察や関係部門が研修員の安全のためにいろいろと保護してくれたんです。でも 3 回目になるとものすごく開放的になりました。
日本も慣れてきたんですね。
その後は、私は仕事の関係の理由で、日本で修士を勉強する機会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4)同級生のその後と自らの訪日経験/同学们的去向和自己的访日经验当时我们到“大平班”去了以后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研修生当中，后来回到自己学校以后，又争取到
去日本读学位的这么一个机会。比方说像我们学校的莫邦富老师，他先去读了硕士，又要读博士，后来就
一直在日本工作，作为一个“ジャーナリスト（编注：媒体人）”，一直在那边工作，已经有 38 年了。这样的当时“大平班”的学生有一大批。后来经过统计，大概有半数是在国内教日语。当时我们的一些老师也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教中国人学好日语，当时我就错过了去日本读学位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还
是比较缺，所以你要去读一个学位，硕士也要两三年，博士有的好的学校要五六年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
都有，所以一走就是七八年、十年不在，我身边的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所以学校的老师领导希望我们不要
再走了，你们再去这样读的话，就没人教学生了。因为那个时候恢复高考以后，文革以后要学外语的人非常多，尤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家感觉还是要学日语，所以学生增加的非常猛。我读书的时候是 3
个班，只有 60 个人，后来最多到了 6 个班，每个班 30 个人，这样的话就要将近 200 个人，老师还是不够，所以我就没去日本。
后来尽管去的比较少，但是短期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我得到了去日文研(编注：大学共同利用機関
法人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研究的一个机会，这个是在 1996 年的 6 月到 9 月整6

整 4 个月，其中包括两个月的暑假，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学校的领导，就是不能够长期脱离岗位，
所以给了我这么一个假期，一年的项目缩成 4 个月。
另外还有国际交流基金会给我们的资助，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王宏老师带着我和梁传宝，那个时候梁老师任上外日语的系主任，我们三个人到京都外大，和佐治圭三和另外两个学者一起搞共同研究，完全是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像学术振兴会资助我在北海道大学参加了日本全国
的坂口安吾研讨会。我还到东京参加过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的评奖，它是 1990 年设立了野间文艺翻译奖，因为考虑到中文圈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港澳，有台湾，还有东南亚中文区，所以一直没有决定把这个轮到中国。后来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台湾暂时看来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到 2002 年的时候，就把第十三届野间文艺翻译奖给了中国，当时京都外大的一个最有名的中文学者竹内实，还有东京大
学的藤井省三，早稻田大学的岸阳子，法政大学的市川宏，主要是他们四个评审委员，大陆去了我，还有
北京的叶渭渠先生，我们两位去的，后来台湾好像是辅仁大学的林水福先生去的，七个人在那里做评委，后来给了一个叫陈薇的永井荷风的译者。
除了参加这样的评论活动，后来因为交流的关系，比方说要开展校际交流活动，我后来一共去了日本
二十几次，十天、两个礼拜的这种访问，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各种类型学校的情况
有所了解，这个是一些交流的情况。
5．自らの日本文学研究と出版物について/关于个人的日本文学研究和出版物
下乡的六年之间，我们是四个初中生，八个高中生。高中生他们已经学了五年到六年，有一定的阅读
量，他们对文学更有感悟。那个时候在乡下也没什么事情做，他们经常跟我讲文学，我受到他们的一种感染。
后来到了大学了以后，一两年级的时候是日语的基础，三年级以后就分成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语
言的研究里面又有音韵、语法，还有词汇，文学里面就有古代文学和近现代文学，我当然还是选择了近代文学。我觉得明治维新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的发展都非常好，我觉得通过文学可以更多地了解日本
的近现代，了解日本近现代社会的变化，了解人生，近代人和过去江户时代封建主义的人还是不一样的，
近代人是怎么变化的？有些东西对我们的启示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做文学。
我刚才讲到了像国松昭老师他们叫我多关注文学史，所以我从 1983 年开始就在我们的本科生的四年
级教文学史，叫“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快教了四十年了，一开始学校资助了一点钱
做油印教材，后来到 1992 年出了第一版的《日本近代文学史》i，到 2003 年又出了修订版第二版，到2010 年我即将退休之前做了第三版，最近出版社又做了第四版。这本书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将近 40 年了，很多学校采纳了这个教材。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还听到，有的同学去考硕士
生、考博士生，他就（用这本书）自学文学史，结果后来竟然有的人考上了，跑过来感谢我。我说这个是我们做老师应该的。
80 年代的时候，我一篇篇的小文章发表在大连外国语大学的《日语知识与研究》，一共发表了三、四十篇，后来就把它汇成一个册子《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由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版ii。后来又由我们学校的出版社出了第二版修订版iii，第三版是华东理工出版社出的iv。这本书的发行量也比较大，使用
的学生、社会上的人士也比较多，这个里面收了 80 部日本近代名作。怎么鉴赏，它的好在什么地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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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说明什么问题，而且里面有一些引用的原文，把它最精彩的原文引用在里面，你可以尝一下梨子的味道，它是一种什么文体，它是什么一种写法。这本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编注：谭老师指着一本书说，）这是写给大学生看的《川端康成传》,是 1996 年在我们学校出版社出的v。这本是《日本文学辞典》，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vi。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一一地说了。这几本在日本文学界或者在我们的教育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们现在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论文，我老是跟那些学生
说，“你们还是要把文本读好，细读文本”，有的同学喜欢弄一个理论套在上面，有的还不止一个，一篇论
文里面弄了三、四个理论，这个其实是值得考虑的。我的意思还是要叫这些学生，把文本读好，踏踏实实
地研究，有的理论说得很时髦，但是他自己还没完全搞懂，有这么一个情况。文学理论还是跟西方走的多，有的是通过日本去学了西方的理论，这方面比较起来或许会有一点困难，讲不了很多。
我喜欢的作家从川端康成开始，基本上都带有一点唯美的倾向。除了川端康成，唯美派的三个代表作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这些作家的作品我接触的是比较多的。这一本（编注：[日]谷崎润一郎著、谭晶华译，《刺青——谷崎润一郎早期短篇精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年）收录了
15 篇谷崎潤一郎的作品和后面的一个后记，还有永井荷风对谷崎的推荐语也收在里面。《春琴抄》里面的『盲目物語』，还有这个是『蓼食う虫』，这个是『痴人の愛』。谷崎潤一郎的作品，在我们这里翻译的还是比较多一点，中国的读者也比较喜欢。永井荷风的作品，包括重版的，我一共翻了十五本，现在出来的有八本，在出版社里面的还有七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三本，马上就要出来了，40 万字一卷，有三卷。
明治卷、大正卷和昭和卷。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又约我翻了他的日记，『断腸亭日乗』《断肠亭日乘》，
一共有七卷，因为要赶出版的进度，我承担了 1、3、5、7，每卷译成中文大概有 20 万字，大概是七八十
万字的样子，这个交给出版社，已经有一两年时间了，他们还在运作，做得很仔细。
川端康成今年是他逝世 50 周年，版权公版了。日本说对发展中国家 50 年就可以公版了，发达国家要
70 年，我们现在还是 50 年，今年公版，我去年年底又翻译了 5 本他的代表作，这样明年就可以发行了。
最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夏目漱石在中国翻译得很广泛。我翻了两本，因为很
多其他的同志都翻了。安部公房了的作品做了两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一版『忍川』，三浦哲郎的，私小说。我们的学生，一般的读者，他们比较喜欢看日本近代小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6．中国の日本文学研究と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について/关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1）歴史的な流れ/历史沿革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如果说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因为中国第一代的文人，像鲁迅兄弟，像郁达夫、郭沫若，他们都是在清末的时候到日本留学的。然后是大正时期，就是 1912 年以后陆陆续续
地回来。回来了以后，他们认为日本的文学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介绍了什么“白桦派”、“新时潮派”，很
多文学的东西，包括坪内逍遥的理论书籍『小説神髄』也介绍了，还有一些随笔、戏剧、“シナリオ”，剧
本，他都介绍。所以对五四前后的中国的对于日本文学的了解，或者通过日本文学对日本近代社会的了解，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三十年代，我们中国老一代的研究者还是陆陆续续地到日本去留学。
其实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是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翻译的。他并不是从德文翻译，而是从日文翻译。像这种例子很多。我们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在 1979 年成立的时候，第一任的实际会长是社科院的研究员李

8芒，他是三十年代到日本留学。他很儒雅。中文很好，字也很漂亮。后来我们的顾问楼适夷啊，夏衍啊，
他们跟鲁迅是两代人，（鲁迅）他们是清末去的，他们可能是二、三十年代去的一代学者。可以说是一个渊源，对吧，有一个传统。
新中国成立了以后，虽然也是做了很多的翻译和研究，但是由于历史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无产阶级的
文学挂帅。我 70 年代进学校，查了一下，那个时候像二葉亭四迷、樋口一葉，还有徳富蘆花，这样少数
的近代的作家的东西是有翻译文章的，但比较少，所以这些书都被人借得都翻烂了。（但是）用现在的观点看这些文章，它也是揭露了明治时代的，像樋口一葉，她是写妇女和儿童，那些弱势群体受压抑受压迫的这个情况，这种要抨击资本主义所谓的黑暗的东西，（应该）比较容易出来。（但是）受意识形态的影
响，其他基本上都是无产阶级作家。这个在文革之前的 17 年，或者是十几年当中呢，这种现象比较严重。
有的人说无产阶级作家现在经得起时代的风化的作品太少了。其实也未必。无产阶级文学，因为从大
正时期的中期开始，一直到后来昭和的五、六年被镇压，还是有很多作品，当然里面也有精品。像宫本百合子了，这些作品还是不错的。这个要实事求是地讲。但是有些作品就随着时代被淘汰了，被遗忘的情况
也是有的。
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芒教授和东北师大的吕元明教授，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中国
日本文学研究会，我是从第一次成立会就参加的。和莫邦富，我们两个最年轻了，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参加
了。到去年为止，一共开了 17 次。里面，除掉 82 年那次我在“大平班”不能请假，所以就没去，还有 88
年我在日本樱美林大学，也没去，其他的 15 次我都参加了。所以我对整个的情况是比较了解。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了以后就成为国家的一级学会。现在是挂在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会下面的，变成二级学会，但是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是一级学会。其实关心日本文学学者，在中国国内还是有一批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成立了 42 年，我感觉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前面的 10 年是 79 年到 89 年。那么这个十年里面，基本上都是老同志。他们在文革之前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的打击，所以都显得非常地谨慎。最有趣的例子就是 1979 年我去参加的时候，我跟莫邦富
参加，我写了一篇川端康成的论文，尽管不成熟。莫邦富写了井上靖，井上靖的一篇论文。但是其他的老同志写的基本上都是无产阶级文学。我跟忘年交的山东大学的金中教授住一个房间，他就问我，“小谭，你要发表什么？”我说“川端康成”。“哦”，他笑笑，倒没说什么。但是广西有一个老教授就警告我，意思就说，“你这个反动作家要当心”。我说“为什么叫他反动作家？”后来老教授就讲了三个理由，“第一，和无产阶级文学对立，唱对台戏。”新感觉派搞文学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学搞革命的文学，所以说“不行”。第二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概五、六个人吧，他们几个人串在一起就发
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因为老舍、一些文人都在运动当中自杀了，所以他们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做的是不对的。这个后来我们自己也否定了。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有陆军报道班、海军报道班，
川端也来过，回去也写过一些小文章。但是这个里面并没有支持侵略战争，就是比较含蓄。所以你说他是一个反动作家，好像也说不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最早的十年的情况，后来川端康成的研究变
成了一个“ブーム（编注：热潮）”，很多人都参与了，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是非也等于是越说越明。
我觉得这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带来的一个好处。那么对那些老的研究者来说，也是一种思路改变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十年。

9第二个十年就是从 90 年到 2000 年。这个十年里面，出去留学的人越来越多。老一辈的作家们功底很好，什么俳句了，和歌了，这些比我们强得多。另外，他们的思想也在转变当中。所以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就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到现在了，20 年。这个里面很多在日本读学位的回来了。在国内培养的年轻的一代也上来了，所以研究的方式、研究的方法，包括思维的方法，跟前面的 20 年相比，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我觉得第三个时期也是蛮重要的时期。当然这个里面有个传承，有个继承。没有
老一代的努力，没有老一代的奋斗，也不可能有第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加上了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学习，向世界学习回来的人才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第三个时期还是比较重要。
（2）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の活動/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活动
我是 2006 年就任的第四任会长，到现在是第五任。第一任是林林，活了 100 岁。他是中日友协的会长，但是他很少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从 1979 年到 1994 年期间，基本上是李芒老师担任副会长，还有吕元明，后来几个老的像李德纯，几个老的就是副会长。林林一直挂到 1994 年。李芒做到 2000 年，做了 6 年
时间，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后来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就由高慧勤老师来接替。高慧勤也是中国社科
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做了 6 年以后得病了，所以后来推荐我来，就是李芒算是第二任，高慧勤
是第三任。我是第四任，从 2006 年一直做到去年。去年按照规定，只能做到 70 岁，我就完成了。我也想应该是有后生们来接班了。
第五届会长邱雅芬老师原来在中山大学，现在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的副会长
是周阅老师、我们上外的高洁老师，她也是我的博士生，还有清华大学的王成老师。现在副会长就这三位。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2000 年之前是每隔 3 年开一次大会。79 年、82 年、85 年、88 年这样开。2000
年以后改为两年开一次，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次疫情稍微有点影响。可以说每一次的大会交流都是国际研讨会。我们后来检讨发现我们留下来的资料太少。就是不大重视，会开过了就散了，各做各的。后来我们觉得还是要有点东西留下来。我们从学会成立 30 周年的时候，即 2009 年，我记得在延边大学开会，就每隔两年开一次会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文集。这个文集到现在就做了这么 6 卷。这是坚持做到 2020 年，那么2020 年是因为疫情拖到了 21 年。这样，12 年每隔一年出一本。我们觉得还是所谓的雁过留声吧，留点东
西。否则，散掉了也很可惜。
研讨会上分成几个组，就是古典的、文学史的、近代的、现代的、比较文学。讨论最早的时候是三天，后来考虑到精简一点，是两天以内或者是一天半。任何一组你都可以发言，也是比较开放的，自由的。
日本文学会（除了）隔年开一次的大会以外，有时还临时开了研讨会。在绍兴的越秀外国语学院开了
一个川端康成诞辰什么 120 周年的研讨会。还有大众文学的研讨会，这些都不是正式地列入这个会的，都是临时的。这种交流也是比较多。
（3）中国の日本文学研究の特徴と動向/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特征和动向
中国日本文学的研究，我觉得是比较有特点的，首先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国家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刚
才说了，可以追溯到清末，几代人的努力。周作人的日文非常好，解放以后的那些古典基本上都是他翻的。翻得很好，『平家物語』等都是他翻的。这个是他对中国日本文坛的一种贡献。再加上林林、楼适10

夷、夏衍、李芒老师的第二代的努力，还有四川那边的黄瀛，像这些老先生都是当年第二代留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根底可能很难跟其他国家来比较，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2008，2010 年以后，我们这个意识也开始加强了，不要我们关起门来，就是中国学者
自己在那里研究。其实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 2002 年在青岛海洋大学的那次会议，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日
本学者来参加了，平岡敏夫，还有中西进，包括现在还在日本文坛活跃的一些评论家，他们参加我们的研讨会，这个使得国际研讨会的色彩国际性就更加强了。其实世界的文学理论方面一般受欧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记得 2010 年在延边那一次，韩国的、北朝鲜的、台湾的、港澳的，还有东南亚的很多学生都来
参加，我觉得也是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在这方面可能注重跟各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的交流，我觉得这个也
是做得比较好的。我相信这方面今后会越做越好。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他们都在海外学习了很长时间。当然日本是主要的，
但是也有跑到德国去学习的，去法国学习的也有，那么世界是一家，这方面的共同的交流也是比较多。
另外，特别是 99 年以后，随着中国的大学开始扩招，大学的培养的方式从精英化，像我们这些过去
都是很少的人，很少的学校在教日语，现在转向大众化，要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学习日语学习外语。所以现
在全国我们统计下来大概有 500 多所学校开了日语专业，那么日本文学怎么教学，怎么研究，也成为一个
研究的课题。
７．次世代への期待/对下一代的期待
最后简单地说一两句话。我觉得已经打好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们当然也会再行努力，但是希望更加年轻的中年的一代或者青年的一代，能够把传统继承下去，能够通过日本文学对中日的交流，对中国对
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在我们的基础上做得更好。这对中日的交流是大有好处的。通过文学、
通过文化的互相理解，尽可能地更好地和平共处，更好地大家一起发展，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
中国日本文学の事業が今まで代々受け継いできたように、これからもっと特色のある、そして深く幅広い研究をしてほしいです。年寄りの世代ももちろん貢献したいんですが、今の中年の世代そして若者たちに期待しております。日本近代文学を通して、日本の社会や文化を深く理解して、その交流を通して中日両国人民の交流をもっと発展させるように努力して欲しいと思います。

i谭晶华《日本近代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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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晶华《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商务印书馆，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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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晶华《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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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晶华《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商务印书馆，华东理工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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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晶华《川端康成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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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晶华《日本文学辞典 作家与作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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