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勇明 教授/樊勇明 教授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元主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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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2022 年 1 月 24 日

时 间 ：2022 年 1 月 24 日

場

所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地 点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使用言語:中国語及び日本語

使用语言：中文、日语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1.生い立ち1.成长经历

2.研究の経歴

2.研究经历

（1）上海国際問題研究所（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2）日本の労働組合との交流（2）在上海总工会与日本工会交流（3）アジア経済研究所と慶応大学にて（3）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和庆应大学的访研经历

（4）浦東開発銀行から復旦大学へ（4）在浦发银行任职后，进入复旦大学任教

3.経済を中心とする交流の思い出

3.回顾以经济为主的交流（1）中日上海研究会と 90 年代以降の変化（1）中日上海研究会和 90 年代以后的变化（2）中日上海国際金融中心研究会（2）中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

4.新たな時代に入って4.进入新时代

（1）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と（1）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企业的合作

日系企業との協力（2）新時代に必要な全面的日本理解（2）立足新时期，深入研究、全面认知日本:::::::::::::::::::::::::::::::::::::::::::::::::::::::::::::::::::::::::::::::::::::::::::::::::::::::::::::::::::::::::::::::::::::::::::::::::::::::::::::::【本文】※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1.生い立ち/成长经历
我的出身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工人，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像我们这一代人，实
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些过程。我念小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跃进，所以我们都去上街捡废铜烂铁，或者把家里的铁锅拎出去再去炼铁。进了小学和中学的时代，正好赶上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中学的一个记忆
就是“饿”，因为吃不饱饭。
真正能够平静下来是中学到高中，平静了两三年时间，马上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说我是 1968 年高中毕业，实际上我只念了一年高中，剩下两年都在家里，因为学校关门了。完了以后，我接下来就是 1969 年

1上山下乡，我是到东北，黑龙江兵团，从上海到黑龙江要坐三天的火车。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说是在解放军的序列里面，但是实际上就在那里种地。我们的连队一共 360 个人，全都是学生。我们上海去了 100
个，160 个是哈尔滨人，哈尔滨第十八中学，也是个哈尔滨有名的中学，还有 100 多人是来自齐齐哈尔某个
中学的，学校名字忘了。就等于说，我们这个连队就是上海、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三个学校的 300 多个学生合在一起。
我那里种了将近 5 年地，那个种地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种麦子、种高粱、种玉米、种大豆。其中，种大
豆最辛苦，因为大豆要人工去收割，割一天大豆下来以后，腰已经是彻底麻掉了，手上全都是扎的大豆的毛刺，痛得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早晨 4 点钟起来，晚上要到 8 点钟才能收工回来，因为东北要抢收，否则，天寒地冻庄稼就收不回来了。
在东北种了将近 5 年地以后，我有机会进入复旦大学，进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从黑龙江回来，我那是沾了工人家庭出身的光。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是先要考试。后来出来个张铁生，所以考试成绩都不算了，那是后话。一开始是要一本正经地去考试。
还因为我是高中毕业，我读的那个中学也是个重点学校，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可能学的东西比别人多一点。
我们 68 届高中生，虽然只读了一年高中，但是兵团知青中相当部分人是 68 届初中和 69 届初中，所以说我们
高中生当时在考试时各方面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当然，只能说偶然当中有了这么一个机会。说到考试，我觉得成绩可能考得还不错。
在填志愿的时候，我想我的家庭出身是穷人、工人家庭，所以就填了两个专业，一个是交通大学的船舶消磁专业，为什么填船舶消磁专业？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们说船舶消磁专业是属于军工项目。我想我是工人家庭，录取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第二点，我填了一个辽宁电力学院。因为在东北，电力是重点产业。但是发榜以后，却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我没有填文科啊？竟然被变成文科了，而且还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所以，好多人说，“你回上海去，将来毕业以后要当外交官了”。
我这里可以讲一个エピソード（编注：episode）。当时那段时间，走后门很厉害的。好多人都以为我的家庭是什么显赫的家庭。甚至有人说，“樊勇明他爹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我听到后，笑坏了，说“我们家我妈妈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化工厂的工人”。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
2.研究経歴/研究经历（1）上海国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政系读了三年，那时候我们的学制是三年，毕业后就分配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叫国际问题研究院。我刚刚分进去那时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一个保密单位，不挂牌子，工作内容是对外保密的。后来到了 1979 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逐步开放了，我们才公开地挂上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牌子。
我到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先被分配在亚非组，具体搞非洲研究。所以我对非洲的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很熟悉，因为我搞过两三年的非洲研究。
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学术经历和整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有很多重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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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1979 年、1980 年的时候，同日本的交流急剧地增加，就需要日本各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因此国际所
领导在 1981 年的时候，对我说，“你改行，不要再去搞非洲了，去搞日本研究。所里成立了日本研究室，那里需要人”。于是，我就跟着当时的两位大先生，郭炤烈就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郑励志，开展日本研究工作。郭炤烈和郑励志他们两人都是台湾人，郭炤烈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他调到
上海，一直是从事日语教学和日本研究。他曾在上海电台开设过广播日语课程。还有一位，叫朱实，也是很有名，他是一个日本儿童文学的专家，他现在还健在。郭炤烈已经过世了。
在此期间，我从头开始学日语。上午照常工作，下午自己找个地方去自学日语。所里为了帮助我们学日语，当时从复旦大学请了两位日语老师，一位叫张丽华，还有一位叫邱银娥。由她们两个人来教，一个礼拜教
两次，剩下自己自学。
（2）日本の労働組合との交流/在上海市总工会与日本工会交流
因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哑巴英语、哑巴日语，能看、能写、能译，但是不会讲，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非常强调要突破口语。因此 1984 年的时候，所领导为了给我提供一个口语练习的机会，就把我安排到了上海市总工会国际部，去参加日本工会的代表团接待工作。当时中国的工会和日本的工会有非常
密切的交流，我就在那里接待日本工会的各种各样的访华团和旅行团。当时来的最多的是日本国铁的，日文叫“国労”，那是日本国铁的労働組合，现在可能还在，还有就是日教组，日文叫“日教組”，都是“连合（编者注：日本工会联合会(rengo)）”的主要的成员团体。我在总工会国际部参加接待了好多好多日本工会的代表团。
那个时候他们到中国来，一个是参观访问，另外一个更多的就是到我们的工厂去传授技术。当时的我们的工厂也生产东西，但是走进去非常肮脏，零部件也没有好好地码放，随便堆一堆。在他们的指导下，怎么样设置通道，零部件怎么样规整，怎么样保养机器。特别是印刷技术的交流，那时候中国开始大量地彩色印刷，那时哦，日本的印刷行业派来许多工会代表团，来专门给我们的工人传授怎么分色。比如说一幅画有几种颜色，这个颜色是怎么分出来的，怎么印上去的，分成几个层次，怎么弄。有些日方技术人员还带来分色的仪器。
我们有一次到上海手表厂去交流。我们也有上海牌手表，在上海还很抢手，但是和日本的手表是没法比。
因此他们来指导我们怎么做。所以说，我在总工会国际部实习时，不仅仅是提高了自己的日语水平和会话能
力，同时也感到这个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已经是完全展开了。
（3）アジア経済研究所と慶応大学にて/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和庆应大学的访研经历
到了 1985 年，我第一次得到一个到日本去的机会，那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当时它是作为通产省的一
个下属研究机构，现在是和贸易振兴协会，JETRO 合并了，所以现在叫 JETRO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我在那里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日本的经济问题，我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外国资本》一书，就是在那里酝酿、思考，回国后完成的。
1992 年，我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到庆应大学去进修。庆应大学我的指导老师是日本著名经
济学家，就是鸟居泰彦、鳥居泰彦，后来做过庆应大学的校长。我去的时候他是经济学部的部长。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他说你虽然是接触了一点经济研究，但是经济学的基础非常薄弱，所以他要求我去听他的课，那一年多的专业学习是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3在这个时候，我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是哪些人呢？有一个还是日本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做拓殖大学的校长，渡边利夫，渡辺利夫。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我把我原来这本著作改写成日文，在日本正式出版。（编注：樊勇明『中国の工業化と外国資本』文真堂、1992 年）
我还在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小岛丽逸先生的帮助下，到日本的大东文化大学经济学部，用这本著作申请了我的论文博士。这个对我来说，拿个论文博士开始觉得没什么，好像仅仅是一个学术锻炼，没想到对我今后的人
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等到我 1998 年又回到复旦来教书时，其中一个条件，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我那时候就是在他们几位的帮助下，一个叫我去天天上课，一个是叫我把我的中文著作改写成日文著作，还有一个叫我去申请学位，我就这样很自然地完成了进入复旦大学任教的一个基本条件。
私たちが日本にいたときに、本当に日本の方々からいろんな面で、お世話になったんです。例えば、企業、日産自動車。国際交流基金のパーティーで、日産自動車のある部長と名刺交換した時に、彼に「何か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か」と聞かれました。私は、「自動車の工場を見たいんです」と。ただ、非常に軽く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部長が帰ってから、一週間後ですね、もう詳細な日程が来たんです。いつ、何時、車はどこに手配してあると、私が日産自動車座間工場に着いた時には、中国の国旗を揚げて下さった
んですし、また、その部長さんがその工場を隅々まで案内してくださって、まる一日の見学コースでした。
それは本当に心暖かくしてくださったんです。
また、普通の人々でも、そうですね。私、87 年の時に、日本のある中小企業、零細企業の社長さんを敦煌まで案内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本当の家族みたいに（お付き合いが続いています）。本当に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さんですね。
私が一番感動したのは、92 年の時に、国際交流基金のフェローシップには家族の手当があるんですから、家族と一緒に、うちの娘も一緒に行ってたんです。日本語わからないですけれども、その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ですね、日本語の発音から会話まで、教えて下さったんです。娘が退屈しないように、羽田空港に近いところで、そこはいろんな遊園地があるよ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の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ですね、交替で、今日は空港、翌日はどこと、本当に心を込めて、お世話してくださったんです。まあ、そういう方々はほとんど亡くな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私は永遠に彼らの恩を銘記しております。
（4）浦東開発銀行から復旦大学へ/在浦发银行任职后，进入复旦大学任教
我从庆应大学回来以后，那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步到金融领域，所以上海市就组建了浦东发
展银行，从各个部门调来一些人去，我当时就从国际所到浦东发展银行去了。在浦东发展银行也有许多和日本有交往的地方。
在浦东发展银行工作一段时间，正好又去参加了一个中日合作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项目。因此
我又回到日本，在日本工作了三年半。完了以后 1998 年就重新回到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书，一直到退休。大概我的经历就是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一般人家庭的、一个穷人家庭的小孩，就这样在各位贵人的指引之下，才能够在今天成为一个大学老师。无论是中国的许多贵人，还有许多日本的贵人，不同的时候，不同的角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此我非常地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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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回顾以经济为主的交流（1）中日上海研究会と 90 年代以降の変化/中日上海研究会和 90 年代以后的变化关于中日交流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 90 年代初，上海那时候搞了一个以原来的老市长汪道涵先生为中心的中日上海研究会。中方参加的人员有汪道涵、北京的马洪和于光远等人。日方主要参加的人员是经济企划厅的宫崎勇，宮崎勇先生，还有就是当时的兴业银行，现在并入了瑞穗银行，兴业银行的调查部长，后来做到常
务，叫小林進。
说起来，上海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已经和日本有了交流。上海的金山石化工厂，1972 年经
过周总理批准，是中国引进的第一套的化工设备。所以说上海有两座山，一座是金山，还有宝山，宝山就是宝
山钢铁厂。
到了 90 年代以后，中日合作进入到新的阶段。从我个人的有限的接触来说，可以说中日在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是有成果的。你看，相对北京，上海的交通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其中原因就是，我们上海在当时搞了两大基础设施。一个是浦东国际机场，在建设中使用了日本官方发展援助 ODA 的贷款。现在日本来的航班一部分是在虹桥，一部分是在浦东。浦东机场建设的时候是一部分填海造陆，需要解决地面沉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建造了延安东路高架和南北高架。在此之前，上海已经建设了内环高架。内环建好了以后，很快就发现问题，就是路口设计不合理。所以说虽然有了高架，但是道路利用率不高，内环经常会出现堵车，大家当时都把内环叫内环停车场。因此在造南北高架和造延安路高架时，就要想办法要避免这个问题。
因此，当时由一位副市长带队，去东京、大阪考察，学习国外大城市建设经验，以加快推进上海建成国际
大都市的进程。我们去考察关西国际机场时，就学习怎么控制地面沉降的。在关西机场，我是第一次听到日本
是用计算计控制地面沉降的。在大阪，就学习大城市的高架道路是怎么样来设计和安排的。当时，大阪在城市高架底下建造商业设施，很多各种各样的商店。当时我们还专门去看过，去研究过。我所知道的 90 年代初、中期上海同日本的交流，大概是这么一个经过。从上海来看，不仅有大量的日本企业进来，而且同时在城市建设方面也和日本有很多的交流。
（2）中日上海国際金融中心研究会/中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
我 1998 年回到复旦以后，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埋头在系里面教书，和日本没有特别的交流。但是有一条，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做“中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参加人员包括上海的金融界的一些干部，一部分学者，还有日本银行和日本的部分金融机构和研究机构的人员。日方参加的就是后来成为日本银行理事的平野，以及后来当了财务省次官的山崎，中方还有其他的一些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
实际上从 80 年代起，日本的金融机构接收了大量的中国金融从业人员去研修。我就在兴业银行里研修了
三个月。在一段时间内，有相当多的中国上海，包括北京的金融界的人士在日本研修，很多很多。我所认识的
原来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的银监会、外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或者其他相关部委、司局的好多人都有过在日本研修的经历。像野村证券等许多日本金融机构都很热心于接受中国的研修人员。现在已经倒闭多年的山一证券，实际上当时的山一证券对华合作是很积极的。还有就是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等，这些机构对华的经济金融合作都是很积极广泛的。三菱银行当然也很多。

5到 2004 年我开始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工作。那时对日的交流就更加广泛了。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日本人将近是有 20 万，中日之间民间的接触已经是非常的频繁了。虽然，那时候会出现钓鱼岛或者其他一些问题，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冲突。在我的记忆当中，2005 年的时候曾经上海发生过一次反日的示威。出现摩擦，有各种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双方的接触面更广了。原来只是这两个国家少数精英在接触，进入到 90 年代后，一般老百姓大家都有接触。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所以说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东西。
4.新たな時代に入って/进入新时代（1）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と日系企業との協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企业的合作
当时，我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也在研究，怎么来看中日关系整个的大局。中日关系确实有矛盾，甚至有很严重的争端，有领土争端，但是总体上还是合作。合作对双方都有很大的益处，是主流。因此我们和学校
学生会一起合作，做了很多的工作，开了许多的讲演会、说明会以及讨论会。这样，在 2005 年这场风波里面，我们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相反，通过这些各方的合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效果，就是日本的企业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重视越来越重视了。
到现在为止，一直有日本企业同复旦大学开展合作交流。一个是松下的一个讲座，它是面向全校的，现在还在进行。另外就是三井物产的讲座，原来还有三菱银行、三菱商事、日本旅行公社、卫材等企业的项目资助。我记忆中，当时有很多企业提出希望开展合作。当时一些院系用的一些复印机，都是当时日本企业捐助的。通过这些合作，大家增加了对日本的了解，同时，我们在接受大量日本留学生的同时，也派大量的学生，到日本去做访问。
同日本的大学的交流是比较多的。比如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在日本开“复旦日” “復旦デー（编注：复旦day）”，我们在这里开“早稲田デー（编注：早稻田 day）”，还有庆应大学等其他学校。包括京都大学，它和我们经济学院合作，计划联合招生。所以随着相互了解的增加，会有一些矛盾，甚至会有冲突的出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更主要的，双方的合作是越来越发展的。
（2）新時代に必要な全面的日本理解/立足新时期，深入研究、全面认知日本进入 2000 年以后，中日关系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内容。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以前是大
量的日本人到中国来旅游，2010 年以后，是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这个量是空前的。到日本旅游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一种时尚。有的人并不是因为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而去日本的。“爆买”这种情况开始是有的，有一段时间秋叶原都是去买东西的中国人。但是这种现象时间不长，一两年就过去了。现在好多人专门到日本的某一个地方去看日本的忍者，“忍者”，还有到岐阜县白川村专门去看“合掌造り”，还有专门到北海道去看冯小刚拍电影的的一个取景地。这个纯粹就是从一种文化，一种兴趣出发，反映了两个国家交往的深度和非常平和的心理。
当然，问题也不是说不存在，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钓鱼岛问题不断地被提起，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
问题都有。有些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营也常有负面新闻，但总体上，中日关系发展比较平稳。这给我们研究日本提出来一个新的要求，怎么样来帮助大家认识日本，全面正确地引导大家来认识日本？我们希望从事日本研究的人，或者从事日本方面的工作的人，我们双方应该多搞一些加深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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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郑励志先生在 80 年代初的时候，出了一本《战后日本经济》，对日本怎么从战败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做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描述。他也指出日本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还存在许多问题。现
在我觉得也是到了一个新时期，自从冷战结束或者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产以后，日本经济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真的不行，还是怎么样？有的人说日本现在还很厉害，什么海外资产大国，有各种说法。我觉得我们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也好或者其他机构也好，能不能大家合作搞一些能够全面认识日本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普及项目。
在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时在大来佐武郎等人的帮助下，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搞了
一套关于日本经济的《日本经济事典》，全面介绍日本的经济体制，日本的经济管理。书中介绍了什么是“窗口指导”，“窓口指導”是怎么回事，“农协”是怎么回事。当时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走在路上看到农工商超市，这是我们开始想把农协这种做法搬到中国来，结果弄到后来走样了，变成一个单纯的超市了，和原来设想
的完全不一样。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员，始终要正确、全面地介绍日本。因为当时在
一些学者在介绍农协时，只介绍组织农协如何组织农产品流通，其他的功能讲的不多，结果促成了农工商超市，但把农协本来的职能忽略了。因此，希望能够通过中日间的合作，再搞一些全面认识日本经济，全面认识
日本社会的研究项目。
现在一提到日本，大家说是“无欲望社会”。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到日本去，不了解新的情况。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日本的青年还是非常的努力。我的印象是，他们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到公司，完全变了一个人。所以说，像这些事情，需要对日本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国际交流基金在这方面
做一点努力。
全面的かつ正しく日本を認識するのは、中国の普通の人々にとっては、大きな課題の一つであると思うんです。日本の経済、日本の社会を全面的、正しく認識することが絶対に必要とされます。例えば、中国の普通の人にとっては、昔は東芝のテレビ、洗濯機、またキャノンですとカメラ（のイメージが強いです）。しかし今、そういう大企業ですね、ずいぶん変わってきたんですよね。テレビもスクリーンも多分作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東芝は。しかし別のこと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ね。東芝は今、何をやってるか？本当に衰退しているか、あるいはもっと産業の深いところに入っているか、そこらへんは正しく認識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同じように、中国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かですけど、今、中国はですね、いろいろ課題があ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国全体はやっぱり前に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決して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と。
それもやっぱり日中両国、双方の相互理解ですね、これからますますその重要性はますます高くなっていく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ぜひ、国際交流基金、また日本の各研究機関に、（支援を）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公開：2023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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