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 教授/李卓 教授
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 元院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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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2022 年 2 月 27 日

时间 ：2022 年 2 月 27 日

場

所 ：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

地

点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使用言語：中国語

使用语言：中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大学入学までの生い立ち

１．上大学之前的人生经历

２．南開大学の恩師と研究の歩み

２．南开大学的恩师和研究历程

３．訪日研究について

３．访日研究４．日本研究の生涯

４．日本研究之生涯

５．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について

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1)院長時代の日本研究院(1)院长时代的日本研究院(2)機関誌『南開日本研究』(2)学术杂志《南开日本研究》

６．天津の日本研究

６．天津的日本研究

７．今後の日本研究者への期待

７．对今后的日本研究者的期待:::::::::::::::::::::::::::::::::::::::::::::::::::::::::::::::::::::::::::::::::::::::::::::::::::::::::::::::::::::::::::::::::::::::::::::::::::::::::::::::【本文】
１．生まれから大学入学まで/上大学之前的人生经历
我出生在辽宁锦州。锦州这个地方就是过去的旧满洲，我是 50 年代出生，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我就感觉到，虽然年龄很小，但是过去那个殖民地的痕迹，是还有一些遗留的。锦州就是这样，包括我出生地，就是在过去满铁职员的住宅。日本人战败的时候，都撤回了，这些住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变成了铁路职工的住宅。因为我的父母和我的上一辈的长辈都是铁路员工，所以我出生的住址就是过去的满铁职员的住宅。所以从小我就有这样一个很浅的印象。一说起来像住宅什么，包括一些街道的名称，现在还都有印象，都是殖民地遗留的东西。
后来我父母的工作地，随着铁路工作就到了阜新市，阜新市更是当年日本侵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煤矿
城市。当时侵华的遗留东西就更多，包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叫“万人坑”，煤矿工人死了以后埋的遗骨，非常大的地方。我在很小的时候，每年都要去到这个万人坑凭吊死难矿工。那时对日本就有这样一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但是因为很小，没有更深的认识，但是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长大
了，应该去了解，有这样一个非常深的印象，确实是这样。
我是 1971 年下乡的，下乡不久，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然后慢慢走上正常的交流的轨道。中国大概有 10 年，大学考试基本上就停止了。到 1977 年的后半段时间，以邓小平力主的改革开放，恢复大学的高考，我就在那一年参加了高考。这年的高考好像是 537 万人报考，录取的是 27 万多人，据说录取率是5%，所以我很幸运能够进入这个行列，应该说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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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的高考大家都说是考题最简单的一年，但是考试是最难的一年。因为录取率，没有高考的这 10年间的考生积累在一起 500 多万，但是录取的很少。所以我能够在这一年上大学，感到非常的幸运。我的很多同龄人当中，落榜的人很多。
1977 年 12 月初，我和哥哥、妹妹三个人都参加了高考。我们三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我哥哥已经工作了，而且已经结婚了，所以他高考的动力就不大了。最后大学通知他参加体检了，但是后来他自己放弃了。他后来也很遗憾。我妹妹因为身体不太好，那次考试没有合格。我哥哥妹妹那年都没能上大学，我们家只有我上了大学，他们两位现在都很羡慕我。
我当时斗胆报名南开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当年南开大学在辽宁省招生好像是三个人，没有别的专业，只有世界史专业和哲学专业，三个人一共是三个指标，我就报了世界史，因为没有别的选择。由于很长时间在农村上山下乡，没有机会去复习数理化，就只能学历史专业。
２．南開大学の恩師と研究の歩み/南开大学的恩师和研究历程
我 1977 年底参加考试，中国高考历史上唯一的一年是 3 月份入学，我就是 1978 年的 3 月入学的，
那年 2 月份我到了天津，3 月份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进大学以后，就和日本研究开始有关系了，有两位老师引领我走上日本研究道路。
第一位是李约瑟先生，他是我学日语的老师。这位老师毕业于京都大学史学科，西方哲学史专业，他的日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都非常棒，英语就更不用说了。他是 1953 年从日本回国的，回国以后也
是辗转，后来就到了南开大学外语系当老师。
选择学习日语，我的父母没有反对，因为我在农村 6 年多时间，能够上大学，他们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学什么专业就自己选择了。我们 77 级上大学以后，有一半的同学是学英语，有一半的同学学
日语。我纯粹是从“あいうえお”开始学习日语，是这位李老师教我们学习日语。我印象非常深，他第一堂
课就说，“不要以为日语当中有很多汉字学起来简单，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日语是越学越难，大家都要有
这样的精神准备。”这句话当初不是很理解，但是现在我把这句话记得非常深刻，而且我理解了，老师说
得不错，日语确实越学越难。
引导我学习日本历史的老师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创始人吴廷璆先生。我大学四年毕业以后，就感觉还是学习得不足，知识不够。因为在大学阶段，我的专业是比较泛泛的世界史，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基本上明确了我将来要学习日本历史。最后通过考试进入了修士课程，跟着吴廷璆先生学习日本史。吴先生特别要求我要学习日本古代史。虽然很难，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按照先生对我的要求和期望，一直走的是日本
古代史研究这条路，一直到我退休。
一开始吴先生说你要学习古代史。当时是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吴先生的几个硕士生，还有博士生，他
们做近代或者是幕末研究的比较多，所以我进来以后，老师说你学习古代史吧，我说可以。就这样，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奈良时代的家庭“乡户”研究，毕业论文是《论乡户》。研究家庭形态，户籍和班田制度，那个时候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当时的研究涉及到家庭、家族，我也是考虑从作为女性的角度，作为女性学者，比较关心家族问题、家庭问题。研究生毕业以后就逐渐向下走，往中世、近世，然后向近代这样的一个家族史逐渐地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再进一步就是从家族问题又扩展到社会史、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集团，就是这样一个逐渐的一个扩大的过程。所以我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古代史，社会史，家庭。这些研究在中国国内，还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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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女性学者，我很关注日本的家族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的《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i。这
是 1997 年出版的。通过这个书的写作，我就更关心日本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女性问题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关注日本的家训问题，家训研究，2006 年出版过一本书叫《日本家训研究》ii。这是
和我的若干位博士生一起，把很多日本很有名的商人的家训、武士的家训、还有近代财阀的家训或者叫家宪，进行翻译，然后做一些解读。我觉得把资料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学界，作用和意义可能更大。家训研究，和家族问题研究是有直接关系的。
另外还有关于女性女子教育的问题。过去有一个成语，日本讲“良妻賢母”，中国是“贤妻良母”，和日本的叫法稍微不太一样，韩国也有这个词，这些都是从女性女子教育这个角度来谈。我也很关注女子教育
这个问题，也曾经出版书，写过论文。总之我的研究的历程中，更多还是有出于女性的这种心态去观察日本，观察日本历史。这恐怕和男性学者不太一样。他们都是比较讲宏大的叙事，我可能更多是从女性学者
这个角度。
关于研究家庭，我曾经在 2004 年的时候，利用在京都的日文研一年进修的机会，写了《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iii。专门就中日两国家族的特点做了一些比较性的研究，那是我出版的第二部著作。我感觉虽然中日两国都是属于东方国家，某种程度上，日本曾经也受过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从家族和或者叫家庭表面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如果仔细地去探究，这里边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还有很多有差距的地方。家族结构、家族观念，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两国国民的家族道德、家族伦理也有不一样的
地方。
３．訪日研究について/访日研究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那时候开始逐渐的有了人员的交
流。我 1982 年进入修士课程，1985 年毕业，那个时期就是硕士毕业，留校也可以，因为当时很少有博士，所以我就留校在研究室工作了。
1989 年，中国的大学和日本的大学的交流协定逐渐就出现了。1989 年那一年，立教大学和南开大学
签订了友好交流协定，就是姊妹学校。我很幸运地作为交流学生（研究生），到立教大学留学。我就通过日本文部省奖学金到日本去留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第一次留学确实对未来的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对了解日本社会，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立教大学这次留学，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立教大学的野田嶺志老师，这位老师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是引导我研究日本古代史的第一位日本人老师。我一开始去的时候，还是第一次和日本大学院生一起上课，当时我是作为大学老师的身份去日本，但是我和大学院生一起学习，交流。
从那时候开始，接触日本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以前，我毕业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已经接触过这
种研究方法。但是到日本以后，可能更亲临实地，和老师们直接地交流，学习日本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感觉和我们的研究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日本书纪》是用汉字写的，当时一开始我就不是很理解，我是一个中国人，汉字我一看就都懂了，我还得跟他们大学院生一起，每一周有一次或者是两次“ゼミ（编注：seminar）”，要跟他们一起读《日本书纪》，我就觉得很枯燥。但是后来我想，虽然看汉字能看懂，但是实际上汉字背后的这些实际的
内容，和它反映出来的历史，很多我还是不了解，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知道清华大学刘晓峰老师现在就组织博士生研读《日本书纪》，就是解读，认真地通过资料来了解当时的那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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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我作为外国人研究员去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那一年的时间从深入研究这个角度，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而且日文研作为国际交流的机构非常好，学习环境、研究条件非常好。我做了很多的包括资料各方面的准备，有意地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为后来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日文研的时候，我的指导教师叫笠谷和比古。他现在已经从日文研退休了，好像现在在奈良工作。
他在研究上对我的启示一方面是非常注重实证的考察，同时他有一种宏观的把握。我觉得笠谷先生对我的
研究，指导意义非常大。他这种研究，中国的学者也非常能够接受，既有史实、又有理论，这种结合老师做的非常好。所以我到现在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既要有实证主义史学，又要按照中国国内现在讲究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两者结合起来，做好日本史研究。
2000 年以后又有包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的机会，我就申请到日本，还是到日文研去，去那边做研究。当然这些都是在 2000~2012 年左右。2012 年以后就很少再有机会像几个月能够塌下心来做研究的情况了。主要我是从 2007 年到 2012 年做日本研究院的院长，行政工作也很多，也很难再出去研究。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去日本研究的经历。
总之对研究日本的学者来讲，一定要到日本去收集资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和现在的情况还不一样。现在通过网络可以查阅国立国会图书馆，搞现实问题研究的很多资料通过网络都可以得到，但是搞历史研究的很多书，国立国会图书馆可能还是都能看到一些，现在的条件大大地改善了，但是那个时候一定要到日本去查阅资料去翻书，所以到日本去的任务就是查资料，就是去图书馆，我去了很多图书馆。我出版著作，或者是发表论文，都是通过这样的经历得到的资料。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的孩子是三岁多一点。一开始那是义不容辞地一个人就去了，那时候不能
带家属。刚去的时候很想孩子，我曾经想把孩子也带过去。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习惯以后很快就改变
想法了，因为你带孩子过去是可以的，但是会耽误很多学习的时间。
后来很快，我是 1989 年 10 月份去的，我家先生在 1990 年，他也有很巧的一个机缘，也到立教大学做客座教授。6 个月的项目，他在经济学部。当时有一位老师叫逆井孝仁，我先生在逆井孝仁先生的指导下研究。我们商定好，为了把学业把研究做好，不带孩子，完全改变了初衷，把孩子放在家里，由孩子的奶奶帮忙照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991 年 4 月份我们回国，到 1993 年的时候，我的先生又到神户学院大学做客座教授。那次就把孩子一块就带过去了，让他到了日本的小学校，接受日本的小学教育。我孩子通过和小学同学，他们的父母，交流，了解了一些日本社会的情况，这些经历都是很难忘的。
他和小学的同学后来很长时间都有来往。或许因为从小有这样的经历，他后来到日本读的博士学位。
４．日本研究の生涯/日本研究之生涯
我从大学开始就学习日语，又走上研究的道路，日本研究成了我一生的职业。这样一种职业，更多的
是和日本学者交流，和普通的日本人交流，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就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多的是一4个事业，我逐渐地喜欢上这份工作。我和很多日本朋友交流，通过这些交流更了解了日本这个国家。对日
本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的研究著作、论文，都和这些交流分不开的。所以这是终身的事业，从上大学
到现在，一直都是和日本有这样的直接的关系，没有改变。
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专一的，现在我的研究生，博士，也有几十名了，他们也在继续研究日本。
有的研究社会史，有的做日语教学，仍然在继续做这些工作，我感到很欣慰。中日两国毕竟是邻国，永远也搬不走。需要学者，多进行研究，来推动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我想我这些年的工作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这样一个宗旨来作为指导。因为我所研究的更多偏重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
５．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1)院長時代の日本研究院/院长时代的日本研究院
我担任院长那个时期，应该说是日本研究院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前任是杨栋梁老师，后来他到历史
学院任院长，我接任。2007 年前后，正是中日关系有一些反复的一段时间。
2007 年从历史研究这角度，我现在回顾起来，是工作研究各个方面更繁重一些的时期。从我们总体来讲，因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那时的日本历史研究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不论怎么说，那段时间，我们的老师、各位研究者们，还是按照我们的研究规划，基本上做的还是踏踏实实，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总之我觉得还是在发展时期。
杨栋梁老师在任的时候，申请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iv丛书，那段时间大家都是全心全意地去完成这套书，10 卷本，出版以后获得很大的好评。那段时间南开日本研究院成为中国教育部
的外国问题研究基地，这说明大家还是齐心努力地做了很多工作的。
那段时间我们的办公楼重新装修，这个楼是 90 年代初建的，已经很多年了，要重新装修，学校给了很大的支持，这也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
(2)機関誌『南開日本研究』/学术杂志《南开日本研究》
1996 年开始第一期。从一开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就给予资助，每年大概三十多万字，这是年刊，
我们叫《日本研究论集》年刊，一年一本。这是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学术杂志。我们很多老师、教授们都做编辑工作。我们没有专门的编辑，属于业余工作，做编辑。
1996 年开始，一直到 2010 年改版为《南开日本研究》，还是每年出一本。我曾经专门做过主编，我们很多老师，包括杨栋梁老师，还有莽景石老师，赵德宇老师都当过主编，还有宋志勇老师。
该杂志的主要特色首先就是为研究日本的学者提供一个论文发表的一个机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
个角度来全面研究日本的这样一个学术研究杂志。北京大学有个《日本学》，上海复旦大学也有一个杂志，和这些杂志类似。我们的杂志是以书代刊，没有杂志出版刊号，每年一期。
这个杂志在全国还是有影响的，像我们的老师，还有全国各地的学者，包括国外的学者，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投稿、发表，一直坚持到现在。据说今年开始要变成一年两期了，我想这个杂志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国内日本研究学者越来越多，有研究要发表的需求，将来我想会越来越好。
６．天津の日本研究/天津的日本研究
中国的日本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基本上就是东北、华北，还有上海这样一个格局。近年来广州、华南、湖南都有一些增加。起码在 2000 年以前，主要还是东北、华北、天津。

5天津的日本研究在全国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日本史学会成立于 1980 年，由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的几位老先生倡导成立的，也包括南开大学的吴廷璆先生。吴廷璆先生是中国日本史学会的首
任会长，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王金林先生、吕万和先生，他们都是重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所以现在
中国日本史学会的秘书处仍然在天津社会科学院。
除此之外，原来还有日本经济研究会。另外最近这些年各个大学，像天津理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
都成立了日本研究机构，虽然它们不是像南开这样是实体的机构，但是日本研究的机构确实是不少。原因
很重要一点就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是在全国最早招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日本研究机构，南开的毕业生硕士和博士加在一起，现在差不多 500 名了，他们毕业之后，尤其是这些博士生毕业以后，到了全国各地，成为日本研究的骨干，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７．今後の日本研究者への期待/对今后的日本研究者的期待现在我已经退休了。虽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说实在的还有很多需要做，但是恐怕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能够继续把日本研究做好，南开日本研究院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从1978 年进入南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很幸运能够在这样一个团队工作。我得益于这个团体，很多老师，包括吴廷璆先生，余辛焞先生，还有武安龙先生、王家骅先生、王振锁先生，米庆余先生，得益于他们对我们的指导，这样一个团队氛围非常好。所以我们自己都能够做出自己的成果。希望以后我们年轻的教师们能够继续发展这种日本研究院的好风气，好学风，继续把日本研究做得更好。我很羡慕这些年轻学者，他们很多人都是从日本归来的博士，他们比我们当初受到的教育机会更多，他们的条件更优越。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而且越来越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民间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没退休的时候，一直对学生倡导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我的学生在日本期间，我都嘱咐他们一定要认真地好好地观察日本社会。311 地震那一年，我们好几个学生都在日本，他们亲身体会到了大地震的那种情况，日本社会的秩序井然的那种情况。回来都跟我讲，说这回真是体会到了日本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在 1990 年到北海道佐吕间町参加“ホームステイ（编注：homestay）”。到今天我也难以忘记当地
淳朴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关照，组织的活动。从那以后到现在也有很多的联系，所以我说民间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我参加ホームステイ的房东，还专门到中国来过，他的女儿上大学专门学习中文。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交流机会。1990 年到现在 30 多年了，估计那位房东和夫人都已经退休了，当年那个小孩子，我估计也都当妈妈了。
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中日关系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还是希望中国的年轻人有机会多到日本去看一看，去留学或者是各种形式的考察。也希望日本的年轻人有机会也多到中国来，看一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飞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互相交流，才更有意义，
中日关系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从工作角度说已经落幕了，寄期望于年轻一代，我从心里这样希望。
公開：2023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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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著《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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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著《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

iii

李卓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二科，2004 年

iv

杨栋梁主编《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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