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中华日本学会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2010 年 5 月

前言为了了解改革开放后全国日本研究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于 1984 年首次进行了全国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
学者的调查，并于 1985 年编印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上、下册），于 1987 年出版了日文版。1995 年，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又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的调查，并于
1997 年出版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中、日文版，受到日本研究学界的好评。此外，2006、2007 年中华日本学会还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内部版）。
为进一步了解全国日本研究的最新状况，总结日本研究的经验，为今后发展
日本研究事业提供参考，加强日本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我国日本研
究界与日本及国际日本研究界的交流，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与日
本国际交流基金合作，于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3 月，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日本研究调查。在学会领导和全国各日本研究机构及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方努力，本次调查顺利完成。本资料即是调查的成果之一。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国内的日本研究学会、主要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由于力量所限，本次调查没有包括香港、台湾、澳门的日本研究学会、机构、
学者以及海外的中国籍日本研究学者。本次调查共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出调查表 1550 套，其中学会和机构 120 套，研究者个人 1430 套（由于一些被调查者使用了复印的调查表，实际调查表数要比发出的数多一些）。收回有效调查表 1140 套。其中研究机构、学会 100 套，研究者 1040 人。
由于近年大学日语教育急速发展，设置日语系或教研室的大学大幅度增加。
据统计，到 2009 年，全国共有 385 所本科大学设立了日语系或日语专业。但为了重点体现日本研究的状况，本次调查将是否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作为日本研究机构的收录标准，因此一些参与调查的大学日语教学单位未能被收录。
本次调查虽经多方协作并付出巨大努力，仍有若干不尽如人意的遗憾。由于
近年来被调查者住址、通讯方式变动很大，大量日本研究学者分散在各大学的专业学院工作，部分学者退休，致使个别日本研究机构和相当数量的学者未能获得我们发出的调查信息。
本资料集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十年来全国日本研究最新进展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全国主要日本研究学会和机构名录，第三部分是全国日本研究学
者名录。
本次调查得到了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蒋立峰先生、秘书长高洪先生等领
导以及各学会、各研究机构和各位学者的大力支持。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林昶、亚
太所李文、北京大学李玉、宋成有、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李卓、宋志勇、清华大学刘晓峰、中日关系史学会徐启新、北京日本学中心徐一平、黑龙江大学
安成日、吉林大学李玉潭、陈景彦、东北师范大学陈修秀武、辽宁大学崔新京、
王铁军、大连外语学院宫伟、西安外国语大学刘建强、山西大学米彦军、、天津
师范大学王晓平、河北工业大学贺亚芹、山东大学王慧荣、青岛大学李广民、洛阳外国语学院徐万胜、南京大学彭曦、复旦大学胡令远、同济大学蔡建国、华东师范大学高宁、浙江工商大学王勇、王宝平、华南师范大学孙耀珠等为此次调查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对各位的鼎立支持表示衷心谢意。
本次调查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大力支持，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小岛宽之先生付出了巨大劳动，在此特致谢忱。
由于此次调查涉及人员众多，范围广，加之编辑人员能力所限，本资料集难
免有疏误之处，敬请各位日本研究同仁批评指正。
为防止本次调查的个人信息流传社会被侵权、恶用，本资料仅限于学界交流、
参考用，不公开出版，任何人不得将本资料信息用于商业或其他非学术用途，不得翻印。对于擅自非法利用本资料者，编者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中国的日本研究》编委会

2010 年 5 月

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蒋立峰 杨栋梁

2008 年，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三方合
作，在 1996 年第二次普查的 12 年之后，进行了第三次中国的日本研究普查。2009
年 4 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邀请国内各方面的日本研究专家聚首北京，举行“中国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估。本
文以第三次普查获得的基本数据为依据，以第二次普查为比较对象，并以专题研讨会上专家的评论为参考，对 1997 年以来中国日本研究的变化及现状，进行定
量分析和概要性总结。

一、研究力量与资源配置的变化

本次普查覆盖面较广，但由于对普查对象的条件限定较为严格以及信息沟通渠道不够畅通等原因，本次普查未获得江西、安徽、海南、贵州、云南、新疆、
西藏、青海等 8 省区日本研究专门机构的相关信息。本次普查也未在台湾、香港、
澳门地区及国外中国籍的日本研究者及其主办的研究机构中进行。根据本次普查
回收到的有效问卷，截至 2009 年 4 月，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统计数为 100 家，
研究者统计数为 1040 人。与第二次普查相比，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人数略有减少。
这一组统计数据中，研究机构数与实际状况可以说基本吻合，研究者数与实际数
量则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出入。虽然如此，本次普查的结果仍表明，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队伍的发展基本稳定，百家研究机构、千人研究队伍即中国日本研究队伍的总体形象。当然，在研究队伍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人员结构和资源配
置等方面又发生了值得瞩目的可喜的变化。
1、研究队伍的年轻化、研究队伍的年轻化、高学历化和知识结构多元化研究队伍完成更新换代，这是十年来中国日本研究队伍的最大变化。新中国第一代日本研究者们留下丰厚业绩和满园桃李，或颐养天年，或乘鹤西去。文化
大革命前培养的第二代日本研究人员虽然笔耕不辍，但绝大多数已经退休。文革

后的 1980 年代从大学毕业的第三代学者已成为日本研究的主力军，而充满朝气
的第四代日本研究者也开始在许多领域崭露头角。目前中国日本研究队伍的年龄
结构，年轻化成了最为显著的特点。其实际状况是，30 岁以下占 9%，30-39 岁
占 26%，40-49 岁占 30%，50-59 岁占 22%。60 岁以上（含退休者）仅占 8%，较第二次普查的 17%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由于文革期间大学停止正常招生而导致
的人才断层，第二代研究者退休后，现职研究者中 60 岁以上的高龄层所占的比
例骤然降低。但从总体上看，无论与自身发展的其他历史时期比，还是与其他国家日本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比，目前中国日本研究队伍的年龄分布已处于较为理
想的状态。
研究队伍的高学历化是本次普查结果中凸现的另一个亮点。十年前统计的研究者中有博士学位者仅 52 人，而此次普查则多达 370 人，增加了 7 倍，已占研
究者统计数的三分之一，而主要日本研究机构已接近实现全体研究者博士化，日本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因此有了明显提高。
本次普查结果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知识结构多元化趋势显著。与第一、二代学者相比，现职研究人员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而现在 40 岁以下的研究人
员，基本上都有在日本长期留学或研究的经历，外语基础良好，掌握两门以上外语者亦非鲜见，还出现了一些取得不同学位、掌握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学术研究环境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不少青年学者结合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来探讨日本问题，推出了不少视角新颖、方法独特、领域扩展的研究成果。
2、研究力量的分布
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社科研究机构、政府调研部门和社会
传媒四大系统中。如果不计社会上散在的独立研究者，则各系统研究人员在全国
日本研究者中所占的比例大致为：大学研究机构专职研究人员及各专业学院的教
师占 70%（但在本次普查所登录的 811 名大学日本研究者中，以研究为主的教师不足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市社科院中的研究人员占 10%，国家有关部委及各省市政府下属调研部门的研究人员占 10%，新闻出版等传媒系统的研究人员
占 10％。
研究力量分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若按研究者人数多少排序，则依次为日本语言文学（43％）、日本历史（18％）、日本经济（14％）、日本政治及对外关系（12％）、日本哲学和思想（5%）、日本教育（2％）、日本研究综合（2％）、其他（4％）。与第二次普查相比，语言文学类的研究者人数大幅度增加，历史、经济
类研究者减少，其他各学科的力量分布变化不大。语言文学类研究者大量增加的
原因，在于十年来各大学急速扩增日语专业产生的对日语教师及日本研究者的旺
盛需求，并与研究者来源较偏重于日本文化及文学有关。如何保持日本语言文学
研究与日本经济、政治、历史等领域研究、尤其日本综合研究的协调发展，成为
今后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次普查结果还表明，中国日本研究力量的地区分布格局依旧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以及东北地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的研
究力量有所增强，但西北力量较弱的状况依旧。
3、人力资源的组织性配置
人力资源的组织性配置研究资源包括研究者、研究设施、研究资料、专业学术期刊以及研究经费等
方面，其中核心资源无疑是研究者。在信息爆炸、研究日趋专业化的现代社会，
个体研究难以承担大型研究项目。因此，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人力研究资源的高效
配置，是中国日本研究面临的一个课题。
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力资源的组织性配置方式有三种。一是实体性研究机构，此类机构在全国不足 10 所，如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等。如果将综合研究机构中下设
的日本研究部门也包括在内，总数可达 20 所左右。二是虚体性研究机构，它是一种横向联合、没有固定编制的同仁组织，许多研究中心即属此类。此类机构中
虽不乏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活动频繁并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者，但多数机构活动较少，有的甚至形同虚设。三是国家和地方两级日本研究专业学会，本次普查获得的数据是，目前国家级日本研究学会 7 个，即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省市等地方日本研究学会 5 个，半数以上的日
本研究者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学会。这些学会搭建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平台，
除了举办学术年会外，还不定期举行日本研究专题研讨会。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即在第二次普查的对象期间，各种日本研
究机构可谓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近十年来，新成立的日本研究机构不多，一些省和自治区迄今尚无类似的日本研究组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0 年代末开始的高校改革强调学科统一建设，推行专业学院制管理，日本研究等国别研究及区域研究由于具有复合学科的性质，无
法在既定的学科目录上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结果在这场改革之后，高校中根据
国务院指示于 1964 年建立的实体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研究力量被分散、组织功能趋于弱化。具体说来，在日本研究领域，除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升格为研究院并扩大编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稳健发展，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整体迁至浙江工商大学继续发展等少数例外，在学界公认、基础雄厚的日本研究机构中，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等大学的日本研究机
构被纳入专业学院管理，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保持了
独立建制，但不少研究人员被分散到各专业学院，专职研究人员相对以往高峰期的三四十人减少到不足 10 人。

二、研究视角的变化和热点问题世纪之交，世界在变，中国和日本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与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相对照，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改变了长期落后的状态。随着中国国际地
位的提高和发言权的扩大，其研究日本的视角和热点也发生了若干变化。
1、研究视角从学习经验到汲取教训的变化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 1996 年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学习和借鉴日本经
验是研究者普遍具有的动力和意识，因此日本研究的经济热和文化热经久不衰。
然而近十年来，日本经济、文化研究虽然热度不减，但研究的视角发生了从学习
经验到汲取教训的变化。例如，与战后日本如何实现经济赶超的正面经验研究相对照，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滞后性及其改革、不良债权问题等成为这一时期经济
研究的重点。思想文化研究在不断细化的同时，其视角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关
于日本儒学、日本人价值观、生活习俗、企业文化、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增多，
肯定、赞美型成果减少，辩证、批判性成果增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及其后的十余年中，中日关系研究构成了压
倒其他一切的新热点。围绕这一热点展开的研究和讨论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如关
于南京大屠杀、731 细菌部队等日本侵华史料的搜集整理；化学武器、慰安妇、劳工等现实的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及东亚地区的合作与博弈；对日外交“新思维”的讨论；日本的右倾化及国家主
义问题等等。
2、热点研究中 “外来者”
外来者”与大众参与活跃
日本研究中“外来者”与大众参与活跃，是本期日本研究必须特书一笔的新现象。一些新闻记者和非以日本研究为主业的国际政治学者等，参加了中日关系
大讨论甚至一时扮演主角，“对日新思维”提案即是“外来者”投向日本研究界的一枚“炸弹”，对中日学界、政府乃至民众曾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再就是大众积极参与讨论日本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网上博客是近年骤然兴起的新事物，个
人博客中开设的日本专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严肃的学术论文、内政外交
的时评，也有对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纪实报道和生活观感，它在向民众发出独立
信息的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唤起了更多人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外来者”的参与和“草根日本学”的兴起，意味着中国的日本研究由专
家学者垄断话语权的局面已被打破，应该说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还应指出，由于现代大众传媒工具的发展，热点问题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通过报刊杂志等传统载体进行，专家学者通过学术网站、电视演讲或讨论等形式，
直接而快速地向社会传递信息，阐述见解，这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现代传媒技
术的发达，推助了热点问题的扩散和升温，同时也加重了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三、研究的深化及代表性成果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的整体性研究取得不小的进展，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深度、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这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研究能力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至 1996 年前，中国学者撰写的日本通史著作不超过 5 种，而近十年就有 8 种新作问世。在日本断代史及日本政治、外交、经济、思想文化、文学等研究领域，则有更多的专著出版。这些著述各具特点，或以资料翔实、考证缜密见长，或以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称著，从而在整体上夯实了日本研究的基础，这也表明我国日本研究的整体实力有了明显提高。
大型、系列研究丛书的出版是显示综合研究能力的重要标志。从人力和财力上讲，十年前，组织编写并出版大型日本研究丛书有很大困难。但是近十年来，中国学者编撰出版了若干大型系列日本研究丛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复旦大学日本研
究中心《日本研究丛书》、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中日文化研究文库》、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等。其总量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这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大步前进的标志。
2、专题研究不断深入
专题研究是衡量日本研究深度和水平的基本尺度，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大量著
述中，不乏实证上有突破、理论上有创新的佳作。
在不断升温的当代日本研究领域，围绕政党政治、政局演变、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右倾化、外交战略和政策、对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泡沫经济崩溃与长期萧条、
经济体制与结构改革、产业发展与企业动态、对外经贸关系等问题，产生了一批
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而张香山、孙平化、刘德有、肖向前等参与战后中日关系
重建的老一辈专家撰写的回忆录，则为中日关系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基础雄厚的日本历史研究中的某些专题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引起中日
学界的关注。古代史方面，沈仁安、王金林等人的著作对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及早期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有所突破；近现代史方面关于日本的近代化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方面也有一批力作推出；专门史研究方面，叶渭渠关于日本
文学及文化的研究、俞辛焞关于辛亥革命期中日外交的研究、王晓秋关于近代中
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等，其著述都展示了新的研究深度。王勇及其带领的团队从基础资料的搜集和研判入手，从文化互动的观点出发展开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书籍之路”研究，构成特色鲜明的一个学术亮点。
这方面值得推介的研究成果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3、翻译事业及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随着中日关系的加深和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让更多民众关注日本、了解日本
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其重要手段之一是翻译出版国外有关日本的著述。
翻译作品涵盖所有领域，既有丸山真男、梅原猛、升味准之辅、五百旗头真、
新渡户稻造等撰写的名著，也有浩如烟海的文学力作。夏目漱石的小说几乎都有中译本，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为中国读者所熟知，1990 年代以来在中
国刮起的村上春树“旋风”迄今势头不减。近年来，山冈庄八的历史小说《德川
家康》、《丰臣秀吉》、《织田信长》等在中国图书市场推出后迅即成为畅销书。此外，欧美学者关于日本的著述也被大量译成中文出版，1990 年由吕万和等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虽然重印了 16 次，但却未能阻挡近
年来 6 种新版本的问世。翻译事业的发展，不仅是对日本研究的必要策应，更重要的是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了解日本的重要渠道。
基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主要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取得了进展。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并将从资料供给的角度对今后的研究产生影响。
在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严绍璗通过对 108 万余种文献的整理，于 2007 年出版
了 350 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在日本侵华及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成就非凡。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洋洋 3000
万字，汇集了中国、日本和西方三方面的资料与证言，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最全面而权威的基础资料。此外，还有抗日战争、日本侵华罪行及细菌战、强征劳工等多种资料专辑出版。
4、研究领域的拓宽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进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调整，中日两国自
身及其在国际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发生很大变化。应对这些变化所提出的新课题，
中国的日本研究正朝着“世界中的日本、地区关系中的日本、世界和地区中的中
日关系”等多方向扩展，开拓出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并取得一定成果。在日本的对外关系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日本对华、对美、对俄、对韩国和朝鲜等问题上，这一状况已经改变。近十年来，关于日本与联合国、东盟、欧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和国家关系的著述急剧增加，其中不乏拓荒之作，从而为今后研究的扩展和深入打下了基础。

四、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展望

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值得欣慰，但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亦值得重视和思考。
第一，基础理论性研究尚待加强。由于种种原因，急功近利式的研究和“跟风”现象依然存在，介绍性和重复性的“研究成果”不少，真正称得上实证有发现、分析有深度、理论有创新且产生国际影响的学术精品还不是很多。因此，如何坚持朴实求真的学风，发扬科学创新精神，推出更多旨在探索事物发展内在规
律的学理性研究成果，是今后中国的日本研究界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资源配置还不够合理。这表现在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东北地区，若干省和自治区研究力量薄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大学中分散在不同专业学院的日本研究人员“单兵作战”现象普遍，如何最大限度地整合研究力量、开展大型课题的攻关研究，是今后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三，国际学术交流有待深化。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对
外学术交流频繁，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是，这种交流还
多停留在交换看法、互通信息的层面，通过合作研究取得共识的成果较少，各说
各话的现象普遍。今后的学术交流更应重质量轻数量、重内容轻形式，从而不断推进交流与合作的深化。
下一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重点何在、热点将在哪里出现尚不明了，但以下方面值得关注。
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关日本人及其民族特性、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日本
对外观及其对外战略和政策等将会受到重视并继续深化。
在跟踪性对策研究方面，当代日本政治走向、经济动态、思想动态、社会变动等都可能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在日本对外关系的研究中，研究领域必将大为扩
展，日本对世界任何地区或国家采取的政策和行动，都将和世界范围的中日合作
与博弈联系起来，成为中国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毋庸赘言，日本研究任重而道远。为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世界的和平进步，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必须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中国的日本政治、
中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
外交研究（1997－
1997－2008
2008）
徐万胜

本文所说的“政治”、“外交”，是与历史、经济、军事、社会等相对应
的狭义上的政治、外交。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与取材范围，主要包括从 1997 年
至 2008 年期间中国学者在大陆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及学术著作。
这一期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以及中日两国合作关系的深化，
在中国的日本学界，政治、外交研究是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并且取得了较为丰
硕的研究成果。

一、日本政治研究概况

在日本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政局演变、政治体制
及其改革、政党政治、政治右倾化等四个方面。除大量期刊论文的发表以外，部
分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表明中国学者的日本政治研究在某些层面上开始形成
自身的学理体系。
（一）政局演变
“政局演变”，一直是中国学者对日本政治进行跟踪研究的重点领域。该领
域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时政性，其内容往往围绕热点问题展开。它注重对政局
未来走向的分析与预测，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日本政局的演变历程。
在政局演变研究领域，前期的大多数成果均侧重于对日本国内政局变化的介绍与分析。例如，鲁义《日本大选与政局走势分析》（《日本学刊》1997 年第 1期）、马俊威《大选后的日本政局走向》（《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2 期）、
高洪《日本新型政治结构探析——以新进党解体后的政局走势为中心》（《日本学刊》1998 年第 2 期）、吴寄南《新进党解散后的日本政局》（《国际展望》
1998 年第 2 期），等等。
自 2001 年小泉纯一郎内阁长期执政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更加注重把握日本
政局演变的基本特征与本质属性。例如，吴寄南《“小泉神话”与日本政治的转型》（《日本学论坛》2005 年第 2 期）指出，小泉内阁执政促使日本政治发生
了深刻的转型；高洪《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日本学刊》2006
年第 6 期）一文，在分析安倍政权的“新现实主义路线”与战略派属性的基础上
探讨了其政策选择。
此外，在日本政局的演变进程中，中国学者还加大了对“政治人物”的研究
力度。在该领域，以吴寄南著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 2002 年版）
为代表。作者依据实地调查、搜集的详尽资料，分析了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群体崛
起的背景，逐一介绍了分布在朝野两大阵营的政治新秀，并对他们的共同特征作
了科学归纳。
与“政局演变”相关联，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主要包括：吴寄南主编的《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日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刘江永著的《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梁云祥和应霄燕著的《后冷战时代的日
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薛君度和陆忠伟主编的《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刘晓峰等著的《日本的危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等等。其中，刘小林著的《当代日本政党政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局变动》（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 年版），对冷战后日本国
内政局演变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论述。
（二）政治体制及其改革这里的“政治体制”是广义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政治结构”等。
在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总括性研究中，以王新生著的两部个人学术专著为代表。其中，《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版）基于政治过程论和
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按照日本政治过程的顺序从各个方面对当代日本政治进行了深入剖析；《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
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着重探讨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分析了“1955 年体制”的形成、功能、变异、终结及其对
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这两部著作将中国学者对日本政治体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冷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政治改革”无疑是其关键词之一。因此，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国内在选举制度、行政制度等领域进行的诸项改革，并探讨此种改革对日本政治体制造成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期刊论文包括：
甘峰《小选举区制与日本的两党制目标》（《东北亚论坛》1998 年第 3 期）、
张亲培《日本众议院选举制改革之研究》（《东北亚论坛》1999 年第 2 期）、
徐万胜《日本中央省厅改革分析》（《当代亚太》1999 年第 10 期）、宋长军《日本新选举制度与政治改革》（《当代亚太》2000 年第 3 期）、高洪《关于日本政治制度创新的理论探索——“21 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政策报告书评析》（《日本学刊》2000 年第 5 期）、李海鹏《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日本学刊》2005 年第 5 期）、金熙德《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日本学刊》
2006 年第 1 期），等等。另外，在张健和王金林主编的《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
革》（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李寒梅等著的《21 世纪日本的国家
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戴晓芙和胡令远编的《日本式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包霞琴等主编的《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等著作中，均有部分章节对冷战
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展开了论述。吴寄南主编的《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详细介绍了始于 1990 年代末期的日本新一轮行政改
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及在各个领域的实施进程。
与“政治体制”相关联，还有部分学术著作侧重于对日本各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分析。例如，宋长军著的《日本国宪法研究》（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
刘小林著的《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日本》（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杨
孝臣著的《日本政治现代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郑励志主编
的《日本公务员制度与政治过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杨建顺
编著的《日本国会》（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张健主编的《当代日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孙叔林和韩铁英主编的《日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徐万胜著的《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赵立新著的《日本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等等。
（三）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是近年来日本政治研究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在政党体制、自民
党政权、日本共产党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日本政治研
究领域的一大“亮点”。
在政党体制研究领域，近 10 年来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准的个人学术专著：林尚立著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从政治学的研
究视角着重分析了日本政党体制的结构和功能，“是目前日本国内比较全面、系
统研究日本政党政治的著作，有创新，有见解，是有价值的日本研究专著”（郑励志语）；高洪著的《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在着重分析冷战后日本各党派间分化组合过程与政治斗争实质的基础上，探索了
21 世纪初期日本政党体制的发展前景；徐万胜著的《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将“1955 年体制”的本质内涵界定为“一党优位制”，是国内首次以“一党优位制”为题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及政党体制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并对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形成、转换等因素做了深入
探讨；张伯玉著的《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
则从政治生态的分析视角对战后日本政党体制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另外，伴随着“1955 年体制”的崩溃，“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也是
中国学者的关注点之一。这方面的代表性期刊论文包括：高洪《日本政党体制转
换的社会成因》（《日本学刊》1999 年第 2 期）、高洪《新世纪日本政党形态
相关的若干问题》（《日本研究》1999 年第 4 期）、徐万胜《无党派阶层与日
本政党体制的转型》（《日本学刊》2004 年第 2 期）、徐万胜《论日本“后自民党时代”的“自公合作”》（《日本学刊》2005 年第 1 期）、徐万胜《政治资金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日本学刊》2007 年第 1 期）、李莹《试论日本
政党体制的转型》（《当代亚太》2007 年第 5 期）、徐万胜《参议院选举与日
本政党体制转型》（《日本学刊》2008 年第 1 期），等等。
在自民党政权研究领域，以王振锁著的《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为代表。该著基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采取史论结合、有史有论的
叙述方式，注重实证，对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兴衰过程、原因及其对内对外政策做了系统客观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有关日本政党政治史的研究空白。
此外，徐万胜发表的《论冷战后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日本学刊》2006

年第 2 期）、《论邮政民营化与日本自民党政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2 期）、《论“小泉改革”与日本自民党重建》（《国际论坛》2006
年第 3 期）等论文，也对冷战后自民党政权的内部力学结构与外部社会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除自民党以外，对于日本国内其他政党的研究，中国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主要表现为：曹田禄著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着重剖析战后日本共产党“日本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发现其一般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前瞻其未来发展，是研究日
本共产党的一部力作；华桂萍著的《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
角》（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多视角地对日本社会党的安全保障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界对日本社会党及其安保政策研究的空
白和不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王振锁语）。此外，这方面的期
刊论文还包括：高洪《日本民主党初探》（《日本学刊》1997 年第 1 期）、张伯玉《日本共产党纲领的调整及其背景》（《日本学刊》2003 年第 6 期）、朱艳圣《冷战以后日本社民党的新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第 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日本共产党研究”课题组《解析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变革》（《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6 期）、吴广义《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变革》（《当代世界》2005 年第 7 期）、徐万胜《冷战后的日本共产党》（《日本学论坛》2008 年第 2 期），等等。从中可以发现，鉴于冷战后
日本共产党不断进行路线调整及其浓厚的在野党色彩，中国学者对日本共产党的
研究力度明显加大了。
（四）政治右倾化“政治右倾化”是许多中国学者对冷战后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此种研究力图揭示日本国内政治势力对比变化以及政治转型的价值取向，它
往往与对“政治保守化”、国家主义思潮、修宪倾向、右翼势力等问题的研究交织在一起。
以“右倾化”或“保守化”为题，中国学者着重探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背景、表现与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为两部个人学术专著：吕耀东著的《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以日本政党格局

的变动为背景，在整体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形成、发展及成因；
张广宇著的《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认为，日本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在冷战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它
正被日本的主流政党和政权以社会化、法制化和政策化的形式转化为日本的民族
和国家行为。同时，在该研究领域还发表了大量期刊论文。例如，李阁楠《战后日本政治保守化问题》（《日本学刊》1999 年第 3 期）、刘长敏《试析当今日
本政治的右倾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 年第 6 期）、陈景彦《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及其影响》（《日本学论坛》2000 年第 4 期）、朱艳圣《冷战以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及日本政治的发展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1 年第 5 期）、刘兴华《日本政治右倾化演变过程及其背景》（《国际资料信息》2005 年第 12 期）、黄大惠《不断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政治》（《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12 期），等等。
另外，部分研究成果还从“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的视角来探讨“政治右倾化”问题，从而揭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意识形态本质。例如，孙政著的《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
新国家主义是日本战后保守政治的最主要思想之一，并力求探索政治发展与新国家主义演变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指出的是，以桐声《当代日本政治中的
民族保守主义》（《日本学刊》2004 年第 3 期）、张进山《当代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生成、概念和释疑》（《日本学刊》2007 年第 3 期）等论文为代表，有些学者主张用“民族保守主义”来概括冷战后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思潮，力图满足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
作为“政治右倾化”的具体表现，右翼势力、历史认识、修宪动向等问题点
也是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
在右翼势力研究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两部学术专著：孙立祥著的《战
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在对日本右翼势力
的历史演变轨迹加以分期论述的基础上，还以宽阔的视野对战后日德两国的右翼
势力进行了横向比较，并剖析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及其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步平和王希亮著的《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版），在对战前日本右翼运动的历史演变加以介绍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战后日
本的右翼团体与右翼运动，分析了右翼团体与日本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两部
力作将有关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另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相
当数量的期刊论文。例如，袁蕴华《日本的右翼势力》（《国际资料信息》1997
年第 1 期）、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桐声《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日本学刊》
2005 年第 6 期），等等。
在历史认识、修宪动向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批判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争的错误史观，并对其修宪动向表示关注。这方面的期刊论文主要包括：金熙德《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当代亚太》2001 年第 5 期）、管颖《日本宪法第九条及其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高洪《日本国家发展道路
的思考与抉择——<众议院宪法调查会中间报告书>评析》（《日本学刊》2003
年第 1 期）、孙智昌《日本右翼势力与历史教科书问题》（《历史教学》2003
年第 1 期）、孙伶伶《修宪预示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解析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修宪报告书》（《日本学刊》2005 年第 3 期）、孙伶伶《日本修宪与民族
保守主义思潮》（《当代亚太》2007 年第 3 期）、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改宪政
治的动向与影响》（《当代亚太》2008 年第 6 期），等等。此外，王希亮著的《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详尽论述了战
后日本政界战争认识观的演变历程，深入揭示了日本战争责任顽疾长期存在的根源所在，指出了日本战争遗留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张海鹏和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苏智良著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王智新和刘琪著的《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则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批判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倒退行为。
综上所述，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日本政治研究状况，在不断取得成绩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例如，研究领域尚须进一步拓宽，在地方政治、
市民政治等研究领域缺乏相应的学术成果；对于某些热点问题（如“政治右倾化”）的研究，虽有大量期刊论文的发表，但这些论文的选题重复率偏高，彼此之间缺乏视角差异，论述内容往往流于一种现象介绍。毋庸置疑，中国学者的日本政治研究一定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

二、日本外交研究概况

在日本外交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交战略、中日关系、日美关系及其他对外关系等方面。特别是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发表了
大量学术论著，在日本外交研究成果总量中占据了约 40％左右的比例。
（一）外交战略
近年来，由于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进程明显加速，所以，中国学者一直对日
本外交战略的整体走向保持关注，力图分析其内涵、特点及趋势等。这方面的代
表性期刊论文包括：马玉安《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地缘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第 7 期）、臧志军《论世纪之交的日本外交战略》（《太平洋学报》1999 年第 3 期）、孙承《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战略简析》（《日本学刊》2000 年第 5 期）、金熙德《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论争》（《世界经济与
政治》2001 年第 11 期）、金熙德《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21 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评析》（《日本学刊》2003 年第 1 期）、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 年第 5 期）、韦民《论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进程及其发展方向》（《国际政治研究》2004 年第 1 期）、李建民《新世纪以来日
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国际论坛》2004 年第 4 期）、晋林波《新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国际问题研究》2004 年第 4 期）、周永生《小泉内阁的外交政策浅析》（《日本学刊》2006 年第 5 期）、金熙德《安倍外交的初期成效与展望》（《日本学刊》2006 年第 6 期）、刘江永《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学刊》2007 年第 6 期）、金熙德《21 世纪日本外交的抉择》（《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 1 期），等等。
与此同时，许多研究成果还注重从某一视角来探讨日本的外交战略。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鉴于“东亚合作”是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所面临的
重大课题，所以，部分成果置重点于日本的亚洲地区外交战略上。例如，孙承《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02 年第 5 期）、陆国忠《东亚合作与日本亚洲外交走向》（《和平与发展》2003 年第 1 期）、刘江永《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初析——兼评“日本国际论坛”呈小泉首相的两份献策报告》（《日本学刊》2004 年第 3 期）、王少普《“从东南亚向亚太的扩展”――试论冷战时期日本的区域主义》（《国际观察》2004 年第 5 期），等等。第二，还有部分成果从文化视角来探讨日本的外交战略。例如，尚会鹏《文化与日本外交》（《日本学刊》2003 年第 3 期）、刘亚娜《从文化角度看当代日本外交》（《东北亚论坛》2003 年第 5 期）、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日本学刊》2006 年第 1 期）、李文《“和”文化与日本外交困局》（《当代亚太》2007 年第 12 期）、吴咏梅《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日本学刊》2008
年第 5 期），等等。第三，随着非传统安全、全球性问题等因素在国际关系实践
中的凸现，部分成果也体现了日本外交战略中的这些新内涵。它们虽然数量尚不多，但在相当程度上蕴含着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例如，林晓光《全球性问题与
日本的大国外交》（《日本学刊》1999 年第 3 期）、王珊《“反恐”外交与日
本的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1 年第 12 期）、刘国华《浅析日本的公共外
交及其局限》（《日本学论坛》2006 年第 4 期）、李宝俊《试析日本人权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4 期）、李广民《国际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日本
公共外交》（《东北亚论坛》2008 年第 5 期）、蔡亮《日本环境外交的战略意
图及其特点》（《当代世界》2008 年第 6 期），等等。
在外交战略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著作，主要包括：金熙德著的《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深刻揭示
了“战后型”日本外交的特征，并通过对其演变规律的归纳来探讨其发展趋势；徐思伟著的《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基于历史学视角，对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意义做了详细论述，是有关日本外交战略的个案研究；张雅丽著的《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历程；孙承著的《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在阐述日本国内
形势变化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应对；沈海涛等著的《日本国家战略与东北亚外交》（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在透视日本国家战
略调整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日本的东北亚外交；金熙德著的《21 世纪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在概述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 21 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趋势与对外关系
的演变；金熙德著的《日本外交 30 年――从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岛出版社），深刻地论述了从福田赳夫内阁到福田康夫内阁的三十年间日本政治与外交的演变规律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等。
（二）中日关系
基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需求，中日关系研究必然是中国学者在日本研究领
域的重中之重。中国学者对中日关系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探索，既与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间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的现状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国际
政治、国际关系等相关专业学科的蓬勃发展。
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对于双边关系演变历程的勾画与总结，是一项基础研
究工作，是推动中日关系研究向前发展的起点。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取得了“与时俱进”的新成果：田桓主编的《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主要对中日关系发展有较大影响和作用的双边官
方条约、协定、协议、联合声明、会谈公报、政府要员谈话、代表或反映官方立场的报刊社论、评论及新闻报道等加以编撰，共汇集收录中日两国已公开发表的
文献 628 篇，是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所不可或缺的资料集；田桓主编的《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按照时间顺序
详细论述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突出重点历史事件，论据真实可靠，力图总结
出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并揭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徐之先主编的《中日关系三十年（1972－2002）》（时事出版社 2002 年版），首
次采用了有关中日复交与缔约谈判的最新资料，系统分析了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
的新特点；史桂芳著的《战后中日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年版），论述
了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变进程；李建民著的《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年版），在对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分阶段加以论
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冯瑞云等著的《中日关系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在对当代中日关系
进行历史分期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中日关系“总体上向前发展”的演变历程，等等。另外，张香山著的《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 年版）、

孙平化著的《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刘德有著的《时光
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和吴学文著的《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由于作者均是亲
身见证和参与战后中日关系重建过程的老一辈专家，它们的出版对于中日关系研
究而言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
除了对中日关系进行“历时”性研究以外，还有更多的学术著作注重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分析与预测，可谓是一种“现时”性研究。例如，冯昭奎著的《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金熙德著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新动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吴寄南和陈鸿斌著的《中日关系“瓶颈”论》（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冯昭奎和林昶著的《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刘江永著的《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等。其中，金熙德著的《中日关系――复交 30 周年
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从追溯中日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前
提入手，回顾和总结复交以来 30 年间中日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并深入探讨了当
前中日关系的现实特征和未来演变趋势；刘江永著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主要是针对 21 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冷经热”这一矛盾现象，重点分析相关领域的重大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结合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预测，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与策略。同时，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现状研究的期刊论文。例如，
姜跃春《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国际问题研究》1997 年第 4 期）、黄大慧《中日关系新格局与日本对华战略》（《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8 期）、冯昭奎《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11 期）、陆忠伟《关键在于增信释疑——发展中日关系之我见》（《现代国际关系》2000 年第 12 期）、
金熙德《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日本学刊》2004 年第 5 期）、吴寄
南《对突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几点思考》（《日本学刊》2005 年第 1 期）、刘江
永《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前景》（《外交评论》2005 年第 3 期）、武寅《对等平衡：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日本学刊》2006 年第 3 期），等等。此外，在对中日关系现状进行探讨的过程中，2002 年至 2006 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先后实施 3 次舆论调查（调查结果载《日本学刊》2002 年第 6 期、

2004 年第 6 期、2006 年第 6 期），力图反映普通民众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认知状况。
在对中日关系整体进行“历时”或“现时”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术著作更是侧重于挖掘中日关系中的具体内涵，从某一层面上对中日关系进行深入剖析。
例如，刘天纯等著的《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侧重于从日本对华政策的视角来论述中日关系；张耀武著的《中日关系中的台湾
问题》（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通过对外交文书和历史资料的分析，客观地揭示了“台湾问题”的产生和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发展脉络；林晓光著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以日本对华
ODA 为重点，深入阐释了日本如何在其国家战略的框架下以 ODA 为手段来影响中
日关系的，并探讨了中国的应对之策；鲁义著的《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从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的
发展，着重分析了彼此间在侵华战争、参拜靖国神社、对华 ODA、国家安全与军事发展等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并提出了增进互信、促进相互理解的建议，等等。
与此同时，为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向前发展，中国学者对于中日关系框架下的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等争端一直颇为关注，并发表
了大量期刊论文。例如，冯昭奎《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现代国际关系》
2001 年第 9 期）、汤重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关键》（《现代国际关系》
2003 年第 10 期）、张景全《关于中日钓鱼群岛争端的几点认识》（《东北亚论坛》2005 年第 2 期）、步平《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孙冰冰《论中日东海争端与能源合作》（《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6 期）、朱凤岚《中日东海争端及其解决的前景》（《当代亚太》
2005 年第 7 期）、王珊《从东海油气田争端看日本对华能源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12 期）、陈永明《日本加强与台湾关系的原因与影响》（《当代亚太》2006 年第 2 期）、吴寄南《日台军事互动的现状、背景及未来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9 期），等等。特别是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
曾一度在中国学者之间引发有关“对日外交新思维”的争辩。例如，时殷弘《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2 期）、张海鹏《试论当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等等。
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还出现了两个新动向，非常值得关注。
其一，是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例如，李建民著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虽然最终着眼点是探讨中日关系，但其出发点却是日本国内政治特别是日本国家战略的变迁，重点分析了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与中日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黄大惠著的《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年版），采用
政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从政策决定的研究视角，详细论述了日本国内各
种政治行为主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是国内有关中日邦
交正常化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翟新著的《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7 年版），将松村谦三集团对华活动的基本作用定位为自民党政权
的对华外交渠道，主要考察了该集团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对华政策主张与活
动；黄大惠著的《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深入探讨了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发展趋势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其二，是从多边关系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例如，张蕴岭主编的《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刘建飞著的《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张蕴岭主编的《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吕乃澄等主编的《大棋局――中日美关系风云五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 年版），等等。其中，刘建飞和林晓光著的《21 世纪初
期的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从三角互动的视角出发，系统地分析了 21 世纪初期中美日战略关系发展的国际大背景、内在动力
和外部影响力量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中美日双边及三边之间的共同利益、矛盾
以及三角关系的发展趋势；任晓等著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在对三角关系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中美日三边关
系的演变及位置移动；廉德瑰著的《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 1949－1972》（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是一部从宏观视野多层次分析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著
作，详细论述了 1949 年至 1972 年期间中美日三国围绕“台湾问题”所展开的政治角逐，并试图揭示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特点；金熙德主编的《21 世纪的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侧重于从两国关系演变和区域合作潮流的双重视角来探讨 21 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朱宁著的《胜算――中日地缘战略与东亚重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在从双边层次上对中日关系加以分析的
基础上，更是从中美日三边层次对中日两国安全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多边层次上对中日两国所在的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作出分析，等等。
特别是在中美日三边关系研究领域，除学术著作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
期刊论文。例如，吴心伯《谋求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平衡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2 期）、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1 期）、杨伯江《从总体趋势中把握
中美日三边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3 期）、夏立平《论新世纪中
美日三边关系》（《太平洋学报》2004 年第 1 期）、林晓光《中日关系与中美
日三角关系的利益结构分析》（《和平与发展》2004 年第 4 期）、王辑思《从中日美力量对比看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 3 期），
等等。
（三）日美关系
在日本外交研究领域，除中日关系以外，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关系
是中国学者颇为关注的双边关系。并且，在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进一步加大了对“日美同盟”内涵的研究力度，并探讨其对日本大国化进程及中国周边安全态势所造成的诸多影响。
近年来，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是：刘世龙著的《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它将历史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相结合，以日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为对象，深入分析了日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周期；刘艳著的《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解读：兼论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在对冷战后日美同盟的演变历程加以详细论述的基础上，又重点分析了日美同盟
演变对中日关系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等等，
有关日美关系研究的期刊论文，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有些是集中讨论了日美同盟“再定义”问题。例如，杨伯江《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
中期报告初析》（《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7 期）、金熙德《日美同盟再定义及其未来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7 期）、王公龙《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日本学刊》2002 年第 5 期），等等；第二类，有些是集中讨论了日美同盟的演变历程及发展趋势。例如，任晓《论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的美日同盟》（《美国研究》2000 年第 4 期）、徐万胜《冷战后日美同盟
关系的三大趋势》（《当代亚太》2000 年第 10 期）、陆国忠《“9.11”事件后
日美关系的走向》（《和平与发展》2002 年第 2 期）、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国际论坛》2005 年第 5 期）、徐万胜《论日美同盟的转变：从“冷战后”到“九一一后”》（《国际论坛》2005 年第 6 期）、刘星《试论日美同盟的生命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6 期），等等；第三类，
有些是集中讨论了日美同盟的外延影响问题。例如，杨伯江《强化日美同盟：日
本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起跳板?》（《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6 期）、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当代亚太》2004 年第 4 期）、王传剑《美日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当代亚太》2005 年第 9 期）、
刘江永《日美同盟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观察》2006 年第 1 期）、
吴怀中《日美“再编”协商与日本安全战略调整》（《日本学刊》2006 年第 4期）、张景全《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7 期）、
徐万胜《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 1期），等等
另外，如前所述，许多研究成果还在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框架下探讨了日美关系，不再赘述。
（四）其他对外关系
在其他对外关系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涉及到经济外交、东南亚外
交、联合国外交、日俄关系、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间关系等方面。
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的支柱之一。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外，中国学者在日本经济外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特别是围绕着“政府开发援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并指出了其经济援助的“政治化”趋势。该领域
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为：张健著的《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1952—1972）》（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按照日本对美国、对东南亚与对西欧各国的三条主线，
系统地论述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形成；金熙德著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以揭示战后日本 ODA 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为主
题，循序论述日本 ODA 的理论、历史及重点事例，并对其中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和日本外交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此外，代表性期刊论文还包括：徐万胜《战后日本的“战略援助”探讨》（《东北亚论坛》1999 年第 3 期）、林晓光《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政策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2 期）、朱艳圣《新世纪的日本 ODA 政策——兼评日本对华 ODA 政策》（《国际论坛》2004 年第 2期）、王珊《日本中东能源外交简析》（《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3 期）、
吴寄南《日本新一轮能源外交剖析》（《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10 期）、李秀石《解析日本“资源外交”》（《世界经济研究》2007 年第 11 期），等等。
在东南亚外交研究领域，代表性学术著作为：乔林生著的《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主要从战争赔偿与日本重返东南亚、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区域合作政策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日
本的东盟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注重经济、经济政治并重到突出政治的发展过程；邓
仕超著的《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分阶段详细论述了战后日本与东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
此外，代表性期刊论文还包括：王公龙《90 年代日本对东盟的外交政策》（《日本学刊》1997 年第 4 期）、金熙德《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形成与演变》（《当代亚太》1998 年第 7 期）、金熙德《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转折——从福田主义
到桥本主义》（《当代亚太》1998 年第 7 期），等等。
在联合国外交研究领域，代表性学术著作为：肖刚著的《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和连会新著的《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代表性期刊论文包括：丁诗传《从“完全追随”到“有选择追随”──试析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日本学刊》
1999 年第 4 期）、孙承《论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1 年第 8 期）、李建民《“普通国家”目标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当代亚太》2004 年第 7 期）、张森林《日本加紧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动因》（《日本学论坛》2005 年第 1 期）、金熙德《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5 期）、黄大惠《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 3 期），等等。

在日俄关系研究领域，主要是以北方四岛问题为核心展开的。代表性学术著
作为：李勇惠著的《俄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另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例如，陆国忠《日俄关系升温的背景及其发展》（《和平与发展》1997 年第 4 期）、王庆海《日对俄外交政策作重大调整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第 10 期）、刘桂玲《俄日关系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调整》（《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12 期）、夏义善《俄日关系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98 年第 2 期）、王庆海《俄日之间北方四岛问题的由来、
发展与走向》（《东欧中亚研究》1999 年第 3 期）、林晓光《世纪之交的日俄关系》（《日本学刊》2001 年第 5 期）等等。
在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间关系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主要包
括：崔志鹰《日朝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9 期）、
丁英顺《冷战后日本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当代亚太》1999 年第 2 期）、
林晓光《战后日朝关系的演变及走向》（《国际论坛》2000 年第 2 期）、张玉
山《朝日关系的现实与未来》（《东北亚论坛》2001 年第 3 期）、王少普《试论冷战后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基本特点》（《世界经济研究》2002 年第 5 期）、
巴殿君《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的战略选择》（《东北亚论坛》2003 年第 1 期）、
王珊《日本对韩外交及日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8 期）、巴殿
君《日朝关系与朝核问题》（《东北亚论坛》2005 年第 2 期）、刘世龙《日美韩合作与朝核问题》（《日本学刊》2006 年第 2 期），等等。
另外，中国学者在日本外交研究领域的关注点，还涉及到日本与印度、中东、
中亚、欧洲、非洲等国家或地区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李凡著的《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52－1996）》（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潘德昌《论日欧首脑外交》（《日本学论坛》2002 年第 1 期）、罗建波《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
的外交政策》（《国际观察》2003 年第 1 期）、程传林《浅析日本的中亚外交》（《当代亚太》2005 年第 1 期）、胡仕胜《从日相访印看日印关系升温》（《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5 期）、金熙德《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日本学刊》2006 年第 4 期）、赵阶琦《日本加强对印外交的背景与前景》（《日本学刊》2006 年第 6 期）、朱永彪《日本与中亚接近的原因探析》（《日本学刊》2007 年第 2 期）、沈旭辉《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交政策的演变浅析》（《日本学刊》2007 年第 2 期）、白如纯《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日本学刊》2008 年
第 5 期），等等。
综上所述，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日本外交研究状况，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例如，有关中日关系研究的学术著作虽然在数量
上有了大幅增长，但综合性研究偏多，而专题性研究偏少；有关日本其他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虽涉及面较为宽广，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缺乏相应学术著作的支撑，尚不成体系。毫无疑问，中国学者的日本外交研究必将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取得更大进步。

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1997-2007)
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莽景石日本经济研究，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属于国别经济研究；就其学术范畴而言，
属于经济理论研究。因此，尽管决定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动向的因素可能很多，
但主要接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现实的日本经济的动态变化，二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一般而言，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受到前者的影响要大于、甚至远远大
于后者的影响，反映了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现状研究”的特色。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始终在萧条与复苏之间徘徊，其间经济体制改
革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1997 年，在财政改革与刺激需求的两难处境中，桥本
内阁决定提高消费税，结果使萧条进一步加深，被日本经济学界称为“政策萧条”，
在随之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金融业同样受挫，从而最终形成了战后日本的增长与波动中前所未有的长期萧条，直到 2004 年底才勉强走出萧条，恢复自
律性增长，但增长始终乏力。在日本的长期萧条中，日本经济发生了深刻的结构
性变化，特别是在企业、劳动、社会保障、金融、财政等领域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以上日本宏观经济的动态演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体制性、结构性变化，构成了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的现实背景。应该说近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
究的领域非常广阔，几乎涉及了上述日本经济动态的所有方面，但从学术资源分
配的角度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原因、影响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长
期萧条及其经验、教训，引起了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高度重视，集中了相当大一批研究力量。与这一选题相关，另一个引起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广泛兴趣的选题是，日本陷入长期萧条后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各种
具体的制度变迁，同样集中了相当大一批研究力量。其他有关反映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的的领域或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注意，除比较传统的研究领域如金融及金融政策、财政及财政政策、企业制度及雇用制度
等之外，日本的社会保障、高新技产业的进展、技术创新体系等，特别是循环经济都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视野。在相关的研究领域，都有一些专著产生，但更多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体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
文上。

一、关于日本泡沫经济和长期萧条的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和萧条之中，
进入 21 世纪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这是日本战后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分析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成为热点，并且主要不是从技术的角度，而是从更为宏观的，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角度展开分析。王洛林、余永定、李薇的研究是有分量之作1，同样的分析还有田中景、池元吉的研究2和周泽红的研究3。
根据这些研究，日本经济陷入其间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长期萧条的原因，是包括国际因素、国内因素、政策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源于日本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曾让美国生畏，
日本模式曾被当做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过度干预模式没能及时转向，在关键时刻有出现了重大决策失误，结果形成了泡沫经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日本现存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消极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政府主导型”体制下，逐渐形成了政、官、财的“铁三角”，同时也形成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过分和过滥的干预，其中包括政府规制、行政指导和官员“下凡”多种渠道。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像日本这种干预如此宽泛甚至不规范，将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破坏、抑制和扭曲。日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制度创新，目前正在进行一种强制性的体制转轨。
必须看到，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在指出日本经济萧条的严重性以及日
本经济体制的弊端的同时，非常清醒地告诫道：从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来看， 日
本正在向美国模式靠拢， 但并未放弃自己的许多特点， 而是在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尽管上个世纪 90 年代经济发展遭受到严重挫折， 日本仍是世界第二1

王洛林、余永定、李薇：《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经济》，《世界经济》2001 年第 10 期。
田中景、池元吉：《日本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及其前景》，《世界经济》2008 年第 8 期。
3周泽红：
《政府干预危机：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再思考》，《现代日本经济》2003 年第 1 期。
2经济大国， 亚洲第一经济大国，日本经济的巨大潜力任何人都不应低估。
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是，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为理论思考背景，分析了对泡沫经济形成和陷入长期萧条富有责任的日本模式的经验
教训。马建堂、杨正位的研究是这方面代表之作4，他们指出：首先一定要为改
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发展中解决经济问题。日本政府想要通过改革摆脱经济困境，但在经济不景气、环境偏紧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改革，必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甚至可能因此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其次，一定要在经济开放中坚持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世界经济大国无一不是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
日本政府在 1985 年日元升值、出口压力增大时决定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转由内需为主牵动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国内需求一直没有启动起来，经济衰退由此逐步加重；另外，一定要注意防范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日本巨额的财政赤字、大量的不良债权，使政府几乎没有宏观调控的余地，成为摆脱衰退、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一定要提高经济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和经济再生计划，主要是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提高企业自主性和加快技术创新，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民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解决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不良债权持续增加，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处理不良债权问题成为日本政府应付经济危机对策中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也引起了中国日本经济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集中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广泛
涉及到日本不良债权的产生的原因、规模、影响以及日本政府处理不良债权的政
策、措施、手段和效果等各个方面。如王洛林5、李晓6、李薇、7傅钧文8、李薇
和陈虹9、陈虹和李薇的研究10都属于这一研究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论文。
这些研究，详尽地考察了日本政府为处理不良债权所采取的措施，如颁布《“住专”处理特别措施法》，建立共同债权收购机构，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注入
公共资金，强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传统的金融体制，提高金融机构竞争能力等。
4

马建堂、杨正位：《日本经济:全面衰退、积重难返、教训深刻》，《世界经济》2002 年第 1 期

5王洛林：《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国际经济评论》，1997 年第 5—6 期。

6

李晓： 《
“住专”处理与日本型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世界经济》1997 年第 4 期。

7李薇：
《日本的不良债权和“金融振兴整体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10 期。

8傅钧文：《日本银行界的不良债权及其解决措施》，《世界经济研究》1999 年第 1 期。

9李薇、陈虹：《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新举措》，《国际金融研究》，1999 年第 3 期。

10

陈虹、李薇：《日本处理银行不良债权的行政措施与操作重点》，《国际经济评论》，1999 年第 7-8 期。

这些研究也都不约而同地总结了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处置不良债权必须及时果断，否则不良债权会累积增加，导致处置成本攀高；处理不良债
权必须避免利用信息不对称掩盖数据信息，增加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加强金融监管。实际上中国各大银行同样存在不良资产问题，商业银行的风险贷款比率甚至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对日本政府处理
不良债权经验的研究，对中国面临相似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银行业健康发展，维持金融稳定，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与上述研究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是，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业的重组。张大荣11吴德烈12等比较详细地考察和介绍
了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日本银行业重组的过程、规模、格局，提供了有价值的
信息，并概括了日本银行业重组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银行业新格局的特点。
一般说来，泡沫的形成、破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波动，但日本经济却遭遇到了罕见的长期萧条，其原因是复杂的，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也不能说问题已经
完全解释清楚了，还需要持续地研究，包括国际学术界在内，一般的共识是体制
因素是基本的、决定性的，正像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界大体也持如是说。但对日本陷入长期萧条不能自拔的解释，更直接的则与对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果评价有关。马建堂、杨正位的研究认为：泡沫经济破灭以来，
日本以赤字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明显启动经济，反而累积了巨大的财政金融风险，使宏观调控基本失去了回旋余地；从货币政策来看，不良债权过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零利率政策基本失灵。刘瑞德研究13认为，在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并未因“流动性陷阱”而无所作为，而是致力于发掘模型功能的实效性，在看似无法操作的空间内寻求微
妙有效的可行之处，使零利率政策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及支持经济复苏发挥出一定作用。

11

张大荣：
《日本银行业重组格局基本形成》，《国际金融研究》2000 年第 6 期。

12

吴德烈：
《日本银行业重组的背景、效应及启示》，《国际贸易》2000 年第 1 期。

13刘瑞：
《日本走出萧条过程中的货币政策》，《日本学刊》2007 年第 1 期。

二、关于日本经济体制与结构改革的研究

日本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并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即开始了经济发展战
略、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体制的调整，但由于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导致的虚拟经济繁荣，延缓了这些调整，并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表现出其种种弊端，由此开始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大变革时代。在中国进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
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日本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改革，成为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最为关心的领域，几乎所有日本经济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研究。
对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离不开对日本经济体制不同于其它类型的经济
体制的特征及其现代起源的认识。日本的经济体制炯然不同于与盎格鲁撒克逊型经济体制，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分析。比如江瑞平的研究
14认为，当代日本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法人垄断资本主义，并将日本模式界定为法人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它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宏观运营机制、分配与再分
配关系、储蓄与积累模式等当代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主要方面。关于现代日本经济体制起源的研究，同样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分析，如冯玮的研究15评论了
冈崎哲二、奥野正宽、山之内靖、野口悠纪雄等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现代日本
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形成于战时统制经济时期，“总体战体制”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战后，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杨栋梁的研究16则认为战时期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战后体制产
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并对“1940 年体制”进
行了反驳性批评。
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也充分注意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日本经济
体制的时效性，这反映在有关日本“制度疲劳”的研究以及关于日本经济萧条的
制度分析中。主要有池元吉、李晓、田中景的研究17，以及周泽红的研究18，这些研究从日本经济体制的主要构成部分如年功序列制、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制出

14

江瑞平：
《.法人资本主义—关于日本模式的一种解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5 期。
冯玮：《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现代日本经济体
制源流论”阐析》，《日本学刊》2004 年第 3 期。
16杨栋梁：《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南开学报》2004 年第 5 期。
17
池元吉、李晓、田中景：《90 年代日本经济困境探源》《日本学刊》1998 年第 2 期。
18
周泽红：
《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制度分析及启示》，《改革与战略》2002 年第 11 期。
15发进行分析，认为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其经济体制凸显出许多弊端，
陷入了“制度疲劳”，急需改革和实现制度创新。余昺雕的研究19 则将日本经济
社会体制概括为官僚主导下的不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和保守落后的政治社会体
制，分别对此进行分析，得出日本经济体制已经陷入“制度疲劳”的结论，只有进行产业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制度的创新才能走上再生之路。安岗的研究20 认为，关系型交易是日本奇迹和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关系型交易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起飞，但在市场机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关系型交易越来越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下降， 酿成经济萧条；实现
关系型交易向非关系型交易的转变，是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所在。
对日本经济体制的认识以及对日本经济体制时效性的判断，最终还要落实在对日本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结构改革的研究上，在这方面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界分配了相当大的研究力量，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上。
1、、关于小泉内阁关于小泉内阁“
小泉内阁“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研究
江瑞平的研究21指出，小泉内阁经济改革计划的推出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其中最应予以重视的是不良债权、财政赤字和体制僵化等困扰日本经济的三大难题，小泉的经济政策计划也主要是针对这三方面问题提出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
中却面临着多重障碍，并且这一经济改革计划的实施也会带来多种消极影响。何一鸣的研究22 认为，日本新首相小泉纯一郎为日本经济重建确立的政策指标近
来成为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对小泉内阁驾驭经济的能力，日本
国民抱有很高的期待，国际社会亦寄予厚望，但日本经济面临的难题很多，新内阁强调进行“断然的改革”，但改革措施能否使日本经济真正走上自律性恢复的轨道，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张祖国的研究23 对小泉内阁的经济改革绩效进行了
评价，指出小泉内阁执政近两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依然没有走出困境的迹象，结构改革不见成效的主要原因是：在结构改革内容上并没有取得国民共识；在具
体操作上大都停留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没有提升到经济体制改革高度进行通盘考

19

余昺雕：
《制度的“疲劳“与日本经济的再生》，《太平洋学报》2001 年第 1 期。
安岗：《日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日本研究》2004 年第 3 期。
21
江瑞平：
《当前日本的经济改革：背景与前景》《现代日本经济》2001 年第 5 期。
22
何一鸣：
《小泉内阁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艰难困境》《现代日本经济》2001 年第 5 期。
23张祖国：《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成败简析》《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
20虑和长远规划；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改革与发展以及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走激进主义改革路线。相似的还有张季风的研究24 ，从“小泉改革”的背景、内容、理论基础和误区等角度，对“小泉改革”进行了比较完整的分析。
2、、关于日本邮政民营化问题的研究
2001年小泉内阁提出全方位结构改革思路，经济改革核心即为邮政民营化。
2007年10月1日起，日本邮政公社实行民营化，分别设立邮政业务、保险、储蓄及邮政资产管理四家公司。日本邮政民营化引起了中国日本研究界的很大关心。
姚海天的研究25 认为，在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期，科学技术没有重大突破、无法实质性地推动经济进一步提升的现有条件下，通过挖掘经济潜力促进增长，就成为日本政府长期经济政策的首选施政方向。小泉首相上台后明确提出邮政改
革，就是这种施政方向的体现。日本邮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原有邮政系统通过实行民营化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方式的变更，达到挖掘日本经济潜力的根本目的。赵旭梅的研究26 以及杨华的研究27，对日本邮政改革的背景、 基本原则、民营化后的组织体系、民营化实施程度的主要指标、邮政民营化存在的问题等做了分析。
3、、关于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关于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局限、局限、影响和效果的研究
范纯的研究28 指出，近15 年来，日本经济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对经济体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日本政府大力推进体制改革，但遇到不少深层问题与较大阻力，改革难以前行，因此，解决僵硬体制与环境的矛盾，不仅要靠强力政治规划改革的基本方向，更要设计推动改革的激励机制，采用渐进方
式与经济方法，激活民间的创造性。裴桂芬的研究29 通过对村山、桥本、小泉
三届内阁的“结构性改革”的分析指出，村山内阁的改革仅提出了改革的设想，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桥本内阁的改革计划抓住了结构性问题的症结，但由于对形势的认识和对困难的估计不足，改革半途而废；小泉内阁的改革决心似乎更大，
但实际上改革的思路并未超出前任的设想，有名无实的改革计划难以长期得到国民的认可和支持，而恐怖事件的爆发和世界经济不景气增加了又其改革的难度，
24

张季风：
《
“小泉改革”剖析》，《当代亚太》2004 年第 7 期。
姚海天：
《日本邮政民营化分析》，《日本学刊》2005 年第 3 期。
26赵旭梅：《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解析》，《现代日本经济》2006 年第 4 期。
27杨华：《日本邮政民营化改及其启示》，《日本学刊》2007 年第 3 期。
28范纯：《日本经济环境变化与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国际关系》2001 年第 11 期。
29裴桂芬：《浅析 90 年代以来结构改革》，《日本学刊》2002 年第 3 期。
25

其不得不从结构改革转向克服通货紧缩，“结构改革”的前景亦不容乐观。樊勇
明的研究30 认为，日本的调整仅仅应该是经济上和产业结构上的调整，体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调整更为重要，日本经济的“病根”在于政府主导的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体制，指出日本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双调整刚刚开了个头，尚未进入实
质性阶段，经济的转型尚未真正起步，日本不仅需要从微观上寻找新的增长点，
更需要从宏观上调整战略。冯昭奎的研究31 论述了进入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政府为了扭转经济衰退局面，自细川内阁开始就积极推进缓和规制等
多项改革，他回顾了桥本内阁到小泉内阁(1996-2006年)这段时期日本经济改革的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王德迅的研究32 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日本规制改革的新举
措：创建“结构改革特区”；引进“市场化试验”制度，将部分由政府垄断的公
共服务项目，通过政府和民间企业平等竞标的方式，委托给在成本和服务质量方面都具有优势的中标者经营，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削减公共服务成本，扩大民间企业商机；建立更趋科学化，即可以量化规制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规制影响分析”评估体系，指出规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目前仍在改进。

三、关于日本财政、关于日本财政、金融体制及政策的研究

日本的财政、金融体制和政策，即是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之
一，也是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但是，近十多年来，日本社
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进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财政负担加重、长期萧条中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公共投资特别是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以及在长期萧条中货币政策的失灵、政府实行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间接金融体制下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主银行制的崩溃与银企关系
的变化等等，现实日本经济的动态变化与经济政策调整，给关于日本财政、金融
体制与政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研究内容。
1、、日本财政体制及政策的研究
在日本陷入长期萧条不能自拔的过程中，财政状况恶化，财政赤字对GDP30樊勇明：《体制和结构双调整中的日本经济》，《日本学刊》2003 年第 1 期。
冯昭奎：《日本经济改革的进展与问题》，《日本研究》2007 年第 1 期。
32王德迅：《日本规制改革评析》，《.亚非纵横》2008 年第 2 期。
31

之比高居不下，长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过高，日本政府重建财政的对策与财政结构改革引起了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广泛注意。余永定、李薇的研究33论述了导致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为刺激经济增加了公共工程投资、国债还
本付息高居不下；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开支增加等，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日
本财政发展的长期趋势，指出日本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日本经济预计将继续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并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政府财政重建的目标和措施。
与日本政府重建财政相关，日本的税制改革、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政府金融机构改革也为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所注意。庞德良的研究34指出，在长期萧条的90年代，日本的消费需求和民间设备投资需求对大型和超大型的公共投资并没有太大的反映，公共投资的牵引作用和乘数效应已经明显下降，其原因在于公共投资结构与日本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相脱节；居民预期收入下降是公共投资难以引致消费的增长，预期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使公共投资难以拉动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无效投资和浪费投资规模巨大，降低了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率。日本的经验表明，
公共投资能否拉动经济增长，即取决于投资本身的效率化，也取决于公共投资与民间消费、民间设备投资及其与国民经济增长结构的内在联系。谢升峰的研究35
介绍了日本财政投融资在“泡沫期”前后的两次转型，指出长期萧条中由于结构
矛盾突出以及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日本的政府投资并没有起到最终效果，为此日本政府进行了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但日本的财政投融资的转型也带来了一系列
问题：增加公共债券发行量对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均将产生影响；日本政府的隐性债务将显性化。李玉潭、袁英华的研究36分析了日本政府对政策金融机构的重组的历史过程，论述了日本重组政策金融机构的基本方针，并介绍了日本重组政
策金融机构的最终结果，2005年末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排除了各省厅的抵制，确
立了政策金融机构的改革框架，即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民营化，将政策金融机构整合为一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政策金融机构重组对我
国的启示。崔景华的研究37则详细地介绍了日本2006年个人所得税、法人相关税制、土地和住宅税制、以及关于烟、酒税的改革，指出了日本经验的启示在于利33

余永定、李薇：《当前日本的财政重建》，《世界经济》1997 年第 10 期。
庞德良：《论日本公共投资困境与经济衰退长期化》，《财贸经济》2002 年第 2 期。
35谢升峰：《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转型及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4 期。
36
李玉潭、袁英华：《日本对政策金融机构的重组及其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07 年第 5 期。
37
崔景华：
《2006 年日本税制改革主要内容及几点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07 年第 3 期。
34

用税收手段积极推进分权化改革；税制改革方案中注重中小企业发展；简化税制的同时注重税制公平；税收优惠方式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支持技术进步。
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机制、作用、效果的研究，也是中国
日本经济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领域。周宇宏、孙士和的研究38回顾了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历史，提出了日本公债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严重后果：债务负担过重引起财政危机，加剧了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引起财政危机，加重了债务负担。
日本的教训是，对经济基本面判断失误；政策手段过于单一；政策的基本取向严
重失误；忽视了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政策上单纯依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过于保守；泡沫经济崩溃后，货币政策又几乎无所作为，转向单纯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孙建夫、马卫红的研究39运用凯恩斯的乘数理论，结合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却使公共投资乘数呈递减趋势，远未达到预期设
想的现状提出疑问，探讨导致“投资乘数”失灵的原因，同时指出了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尽管日本的公定利率连续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尽管政府一再增加公共投资，但民间设备投资一直在低位徘徊。认为日本未能走出长期萧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景气预期始终未能形成，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一直走低，长期萧条使得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民间消费低迷与政府债务过重形成了恶性循环。张玉锦的研究40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金融政策的不同步、不协调，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使效果大大下降。日本银行是从1989年开始降低利率的，但是政府采取
的不动产融资的总量限制和征收低价税等政策是为了阻止过热经济继续膨胀促使资产价格下降，两者是相悖的，而扩大公共财政支出等景气刺激对策则是从
1992年8月才开始实施，两者虽有重合期但是步调不一致，财政政策滞后了4年，成为日本经济泡沫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始于“分权”，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化和经济增长影响巨大，在这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也表现出对日本财政分权体制的关心。赵惠敏、董蕾的研究41详细地介

38

周宇宏、孙士和：《九十年代日本公债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启示》，《经济研究参考》
2002 年第 61 期。
39
孙建夫、马卫红：《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3 年第 3 期。
40
张玉锦：
《日本政府的干预行为与效果分析-兼论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太平洋学报》2003 年第 1 期。
41
赵惠敏、董蕾：《日本的财政分权体制及对中国的借鉴》，《经济研究参考》2007 年第 17 期。

绍了日本政府间事权划分及财政支出结构、政府间税收权限和税种划分、政府间
转移支付，借鉴日本的经验分析了中国政府间税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李淑霞、苗翡的研究42对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日本采取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在支出领域获得了更大的
自主权，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而且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增长；财政分权与
财政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收入自主权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这与有关研究的结论不同；在影响增长的个因素中，财政分权的贡献度小于私人资本投
资，同时又大于地区相对富裕度的影响程度。
2、、日本金融体制及政策的研究
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对长期萧条中的日本金融体制、政策及其改革与调
整，同样给予了极大关心。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随着日本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化经济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丧失了原有的比较优势，本来就面临着改革，实际上以金融自由化为基本方向的改革在陷入长期萧条之前已有所进展。在长期萧条中，日本的金融体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特别是 1995 年爆发以不良债权为
主要标志的金融危机后，日本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1996 桥本内阁提出
了《金融体系的改革——面向 2001 年东京市场的新生》，即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构想。其目标是在 2001 年之前处理完不良债权，同时把日本金融市场恢复到与纽约、伦敦同等水平的国际金融市场。
日本版金融“大爆炸”和英国版金融“大爆炸”，其基本理念都是自由化，
但英国版金融“大爆炸”的目标仅仅是证券市场的改革，而日本版金融“大爆炸”
的目标则是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由于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所反映的日本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刻性，众多的中国日本经济研究者投入到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如余
永定43 、傅钧文44、王洛林45、刘玉操46等都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高圣智的研究47通过评述日本版金融“大爆炸”，从日本金融行政、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制、中央银行体制三个方面，对战后日本金融体制的成败作了比42

李淑霞、苗翡：《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现代日本经济》2007 年第 4 期。
余永定：
《日本金融“大爆炸”的由来和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 年第 5 期。
44
傅钧文：
《医治“日本病”的大手术》，《世界经济研究》1997 年第 4 期。
43

45

王洛林等：
《当前日本的经济、金融形势》，《宏观经济研究》1997 年第 6 期。

46

刘玉操：
《当前日本金融面临的问题探析》，《世界经济》1997 年第 8 期。

47

高圣智：
《日本版金融“大爆炸”述评—从“大爆炸”看战后日本金融体制的成败》 ，《金融研究》1997
年第 11 期。

较深入的分析，认为任何一种制度运行的惯性都是很强的，特别是要冲破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把过去的金融体制全部炸掉，建立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日本来说，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注重对环境要素变化的分析，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金融制度并把握恰当的制度调整时机，可以说是经济发展运行中永恒的课题。阎坤的
研究48则是在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背景下，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金融自由化
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历史进程及其对日本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在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背景下对日本金融体制改革进行研究的还有项卫星和李玉蓉49，他们回顾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至 90 年代初的金融体
制改革的措施和过程，认为改革的不彻底性所导致的金融体制中仍然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缺陷，是构成始于 1995 年的日本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日本的的金融行政和金融监管被置于大藏省的掌控之中，其政策运行方式的不公开、不透明以及在危机期间对金融问题的拖延处理，是日本金融动荡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原因。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滞后以及改革举措，引起了中国日本经济研究者的注意，陈虹50、张大荣51、佟铁成52等很多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其中李建伟、余军和柯卡生的研究53，对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进展进行
了实地考察，并深入分析了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原因、力度以及改革步骤和
具体措施，详尽介绍了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分工及其法律依据、金融厅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及其对各类金融机构监察、金融厅与财务省之间的分工协作关
系、日本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监管方式、日本银行与金融厅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等等。该项研究总结了六项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加强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从分业监管走向职能监管、力求在实现职能监管的基础上保留分业监管的优势、加强对不同金融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顺应金融48

阎坤：《日本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大改革》，《日本学刊》1998年第4期。

项卫星、李玉蓉： 《日本金融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与金融危机—对日本金融体制模式及其改革的重新审视》，《东北亚论谈》2000 年 5 月第 2 期。

49

50

陈虹.：
《金融监管的制度背景与效率机制》《世界经济》1999 年第 8 期。

51

张大荣：《日本金融厅及其监管现状》《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52

佟铁成：《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及其借鉴》，《现代日本经济》2004年第2期。

53

李建伟、余军、柯卡生：《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最新进展—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系列研究报告之二》，《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月9日。

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刘红的研究54论述了日本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以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将新型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认为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后果是，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
保险机构共同参与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已初步形成。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同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金融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大大加强；金融监管重点
发生变化；金融监管手段更加市场化,引入早期纠正措施,改变了以往的行政命
令、行政指导等方式；金融监管方式也由过去的行业监管改为职能监管,在职能监管部门之下再细分行业进行检查与监督。
在日本的长期萧条中，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面临经营危机，特别是出现了一个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即金融机构和生产性企业一样开始发生倒
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说明了长期萧条的深刻性，而政府处理金融机构经营危机乃至倒闭的举措，一方面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政府政策的适应性调整。裴桂芬的研究55，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与欧
美国家的金融机构危机处理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日本金融机构危
机处理方式进行了评价，认为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未能很好地把握住入公共资金的时机，并且政府也未能履行解释的责任，如对住专注入资金之前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则，事后也没有做出可信的解释；其次，对金融机构单纯的救济型资金注入，已经脱离了银行监管政策中的维持金融秩序稳定或保护存款者利益的目标，对大银行进行行政主导型的资金注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欧阳媛和杨华柏的研究56
则从法学的角度，论述了日本政府如何依法处理破产金融机构、回收不良债权。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的主要做法是，首先成立了金融监督厅来代替大藏省过
去的监管私营金融机构的职权，修改《日本银行法》赋予日本银行更大的独立性，
削弱大藏省的权力，1998年10月通过了《金融再生关联法》中的八个法案，力图尽快恢复国内外对日本经济的信心。在组织机构调整和修改法律的基础上，限期处理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开金融机构破产的先河，同时注入公共资金，增强市场
信心，成立整理回收机构，最大限度的追回不良债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成立专门监管机构，调整政府各部门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分工。日本政府依54

刘红：《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

55

裴桂芬：《关于90 年代日本处理金融机构危机方式的比较分析》，《日本学刊》2000年第5期。

56

欧阳媛、杨华柏：《日本是如何依法处理破产金融机构、回收不良债权的》，《法学家》2000年第6期。

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金融业重整和不良债权回收起到了很好效果。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持续地采取了宽松的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萧条的局面。就货币政策而言，
一般认为日本陷入了以往仅存在于抽象的经济学假说中的“流动性陷阱”，货币
当局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已经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货币政策是失灵的。围
绕着长期萧条期间日本政府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至零利率政策、日本经济的
“流动性陷阱”局面、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也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孙晓骏57探讨了日元贬值对日本摆脱“流动性陷阱”的效应问题，针对一些只有坚持实施管理型通货膨胀政策，即降低日元汇率，坚持通货膨胀，日本经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的观点，该项研究通过经验分析，得出日元至少要贬值16.8%才能促使国内通胀率提高一个百分点。1%的提高对于抑制数年的通货紧缩，显然于事无补，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显然太大。这意味着，除非大幅度
的贬值，否则很难实现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出口这两个日元贬值的目标，同时日
元的贬值也难以持续，而且会降低拥有大量海外资产的日本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因此关键还是在于日本政府通过改革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庄希丰和黄怡瑄的
研究58认为，在长期萧条中日本银行持续维持低利率水准, 但未能有效地刺激景气的复苏, 还引发了日本是否陷入流动性陷阱及投资陷阱的争论。该项研究针对
日本在1993 —2006 年这一低利率时期，运用VAR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只透过实质汇率这一渠道产生效果, 对实质利率和实质股价渠道没有显著影响力, 即日本存在着“流动性陷阱”, 因为利率已经很低,即便日本银行持续施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无法使利率再向下调整，货币政策对
产出也没有显著影响。

四、关于日本企业制度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

日本式经营管理曾经享誉世界，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最为关57

孙晓骏：《日元贬值能否使日本走出流动性陷阱—汇率与通胀率的相关关系考察》，国际金融研究》2002

年第4期。
58

庄希丰、黄怡瑄：《低利率时期的货币政策效果—台湾地区及日本经验》，《财经科学》2008年第1期。

注的领域和研究重点，目前仍然有持续的研究，但研究方向日益向日本企业制度以及公司治理结构领域进展。在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中，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的日本企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企业制度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引起了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并且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
“日本式经营”是传统的研究领域，似乎也是老话题了，但仍然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周见的研究59认为日本式经营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内外环境的特殊性, 而且与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及企业家的阶级构成有密切联系。万涛、薛顺利的研究60认为和谐的现代日本型经营体系，是在日本企业和管理者的管理哲学—“和谐”管理思想基础上构建的。一些研究批评了“日本式经营”，如刘均胜的研究61指出日本式经营助长了职工的依赖心理并
抑制了创新精神，妨碍了自由的、横向的劳动力市场，论资排辈和高层人员人浮
于事的现象，丧失了工作的喜悦和劳动的意义，企业强调长期相互交易关系的建立, 使企业缺乏根据市场要求变化来调整产品结构, 引进技术更新设备的动力。
王丽的研究62则认为不良资产源于日本式经营机制的弊端，由于日本企业与企业之间，尤其是企业与银行之间，作为相互持股的利益共同体，在企业经营不善，甚至濒临破产之际，银行还会尽力加以扶持，这是不良资产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
与“日本式经营”研究相关的一个子研究领域是终身雇佣制，对其在长期萧条中发生的变化及其趋势，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赵增耀的研究63认为，针对传统雇佣制度所引发的问题, 日本企业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意味着传统制度已经全面瓦解。终身雇佣制作为日本理想的企业用工制度，依然会得到
工会、企业的重视，但它的采用范围会缩小到核心职工，同时企业会引进以能力工资为基础的年薪制。而王伟的研究64持有不同的观点，指出 2002 年 12 月通过的《关于雇佣何题的政劳资协议》，不仅为解决雇佣问题开了处方,还意味着战
后日本雇佣体系的终结。张乃丽的研究65则从企业经营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日
本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明显滞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人才的竞争，日本
59

周见：《日本式经营的理念与价值观》，《世界经济》1998 年第 3 期。

60

万涛、薛顺利：《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日本型经营体系再探讨》，《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2 期。

61

刘均胜：
《.知识经济与日本式经营》，《日本研究》2000 年第 2 期。

62王丽：
《日本式企业经营机制与不良资产》，《现代日本经济》2004 年第 2 期。

63

赵增耀：
《日本的劳动市场体系及其面临的挑战和新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12 期。

64王伟：《日本战后雇用体系的终结》，《日本学刊》2003 年第 1 期。

65

张乃丽：
《日本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新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现代日本经济》2006 年第 6 期。

企业长期推行的以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为主的人事制度已面临崩溃。
日本传统的企业制度在长期萧条中面临深刻的挑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研究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董伟的研究66(1998)通过分析经济危机后的情况，指出日本企业制度在法人相互持股、主银行作用减弱以及终身雇佣制等方面
存在问题，改革方向是相互持股从紧密型向松散型转换，同时企业雇佣制度和经
营者支配等也将发生变化。王胜今、董伟的研究67（2001）通过对美日两国在企业与股东、政府、从业人员及企业之间的比较制度分析，发现了日本企业制度的种种不协调性，并得出这是日本经济走向衰退的重要根源之一的结论。李洪江的研究68指出 90 年代日本企业陷入发展困境, 其国际竞争力日显衰退虽然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内部管理制度缺陷乃是根本原因，今后日本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适应环境的变化改革企业制度。
在国际经济学界，近二十年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蔚然兴起，形成了一种关于企业制度研究的新话语，这一点在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界同样得到反映，传统的日本式经营管理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换为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研究，并出现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与演进。侯惠英、张长胜的研究69通过对经营
者主权的制度分析，指出目前日本的改革主要是从内部人治理方面进行的，即对董事会的内部组织重新给予了构建，使其各组织在功能的运作方向上更加明确和清晰，这对改善和约束经营者主权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胡方、皇甫俊的研究70指
出由于技术、经济制度、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状态的改变，日本传统的企业治理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日本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经营者、所有者、
银行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薛有志、刘素的研究71指出战后日本形成了内部控制型治理结构，这是由日本企业的伦理属性决定的，从董事会治理伦理、股东治理伦理以及主银行治理伦理三个角度都可以体现出日本企业独特的治理特点。随着66

董伟：《现代日本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现代日本经济》1998 年第 5 期。

67

王胜今、董伟：《由美日企业制度比较分析日本经济衰退之根源》，《日本学刊》2001 年第 6 期。

68

李洪江：《.经营衰落激起制度改革,，适应环境变化再寻生机—对年代日本企业制度改革的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1 年第 2 期。
69

侯惠英、张长胜：《日本经营者主权现象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4 期。

70

胡方、皇甫俊：《近年来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2 期。

71

刘素：《日本企业伦理与治理结构的协同演进与创新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08 年第 6 期。

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伦理观念在协同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两者的逻辑关系决定了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和发展方向。
关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孙丽的研究72通过对日美德经营者主权
与股权结构的比较分析，得出在美国对经营者的监督问题是通过外部治理机制中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来完成的；在日本由于法人股东的交叉持股, 意味着敌意接管即使没有法律的保障也不会发生；与日本一样, 德国公司复杂的股权模式以及交叉持股，严重地阻碍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日德的大多数公司缺少外部约束
和监督，与很多文献中关注的标准公司治理机制相比相差甚远, 但运行的相当有效。孙丽的另一研究73通过对日本与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分析了日
本的主银行制、职工持股制度、法人相互持股制度，对经济转轨期的中国企业的
经营方式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具有借鉴作用。宋效忠、王文俊的研究74则通过对中日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比较，探讨了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根结所在
以及改革方向。
关于相互持股与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庞德良的研究75分析了战后日本企业
中形成的法人相互持股制度和银行主导机制，得出日本建立包括股东、从业员工、
银行和社会在内的多元化的共同治理机制， 既是历史的必然， 又为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结论。高煜的研究76（2005）认为日本相互持股在总体
上表现出解体趋势，同时在结构上又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整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相互持股的负担和风险性增大，对主银行的依赖降
低，保持与客户长期交易关系以及进行商业关系的战略重组等，相互持股的近期
演变在融资体制、股票市场、治理机制、内部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对日本的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崔学东的研究77 则通过分析日本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的变化，揭示了日本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论述了拆除以银行为核心的交叉持股的关系型资本结构，成为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72

孙丽：《经营者主权与股权结构—日美德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日本研究》2002 年第 4 期。

73

孙丽：《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来自日本的启示》，《日本学刊》2003 年第 2 期。

74

宋效忠、王文俊：《中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比较与借鉴》，《日本研究》2005 年第 2 期。

75

庞德良：《论日本法人相互持股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世界经济》1998 年第 12 期。

76

高煜：《日本相互持股的近期演变：原因、效应及对我国的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5 期。

77

崔学东：《交叉持股的变化与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现代日本经济》2007 年第 2 期。

关于主银行与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迟进的研究78阐述了日本以银行为主导
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日本以银行为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分析了日本以银行为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利弊。吴昊的研究79指出由于日本各个企业之间的财务状况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并且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主银行功能也会产生重大影
响，所以主银行对各种类型的企业的监督与控制程度并不一致，以主银行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对日本大企业的经营活动乃至日本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其负效应正不断显现。
关于公司法变革、股权结构变化对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吴建斌的研究
80

考察了日本新世纪之初公司法修订的内容和过程，指出日本顺应世界潮流的指导思想、放松事先管制、强化事后监管的修法思路，以及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因势利导的具体办法，对中国公司法的改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汪志平、李致
平的研究81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对日本新公司法的演进历史、出台背景、企业制度
和公司治理的主要变革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李彬的研究82则分析了日本公司股权结构的演变过程，预测了其发展的趋势，并探讨了不同时期股权结构的形成原因
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指出公司监互相持股是产生日本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要根源。封文丽的研究83指出，由银行相机治理与法人交叉持股形成的相互监督是日
本公司治理的主要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股东监控机制的负效应日益显现，开始了由“组织导向”向“市场导向”的变迁。

小 结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最初二十年里日本经济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以及深陷罕见的长期78

迟进：《日本以银行为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现代日本经济》1998 年第 6 期。

79

吴昊：《日本大企业以主银行为核心的治理结构的运营效绩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0 年第 6 期。

80

吴建斌：《近年日本商法、公司法修改试析—兼谈对我国公司法的若干修改意见》，《日本学刊》2004

年第 1 期。
81

汪志平、李致平：《日本新公司法：演进、背景和变革》，《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82

李彬：《日本的股权结构演变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日本学刊》2008 年第 3 期。

83

封文丽：《日本公司治理中的股东监控机制》，《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2 期。

萧条，引起了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样面临波动困扰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背景下，对日本发展模式以及日本经济体
制的反思，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同时，从资
本、劳动、技术等增长的的决定要素的角度看，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依然稳固，借鉴日本的经验，更好地促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仍然构成了中国日本
经济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与以往的一致性。
尽管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特别表现在研究领域的的广阔
性上，但仍然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加强的不足之处。首先，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日本经济研究似乎没有及时同步完成研究范式和预警
的转换，分析性的成果相对于描述性的成果还太少；其次，一些重要领域的研究，
如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刘易斯转换点问题等对中国改革与发展
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课题，似乎还没有充分地进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的视野；再次，在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创新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1997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1997(1997-2007)
宋成有

1997 年，骆为龙、徐一平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全面总结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其中包括日本史的进展。值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续编 1997 年以来中国日本研究之时，笔者以出版的学术著作为据，概述其要。

一、

新要素和研究布局

最近 10 年来，若干新要素加快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步伐。概括起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日关系的状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在大局稳定、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摩擦和麻烦不断。日本政府高官的“狂言”问题、右翼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国战争受
害者的民间索赔问题、日本某些势力介入台湾的“统独”问题、愈演愈烈的钓鱼岛归属的争端等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 2001—2006 年小泉纯一郎当政期间，一年一度的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将中日政治关系降到了冰点。这些摩擦和麻烦刺激
着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神经，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历史探源，给予越来越强烈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学术研究的活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费保障。1992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中国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动下，进入连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市场繁荣、经贸活跃，国库收入迅速积累。国家社科、教育部和中国社科院研究项目的研究基金
随之加大了投放的力度，立项经费大幅度提高。在科研立项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
下，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立足于竞争和发展，竞相鼓励本单位人员争取立项，
承诺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助。各种立项科研课题，包括日本史研究课题的经费资助，
逐年增加。总之，中日关系的现状对日本史研究不断提出新要求和科研经费稳定增加，使近 10 年来中国日本史研究明显不同与此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巨大动力。
其二，日本史研究群体实现了新老交替，中青年学者成为史坛的主角。最近
10 年来，20 世纪 40--50 年代活跃于日本史坛的吴杰、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
教授等老一代学者留下巨大的开创性业绩，先后仙逝；60 年代进入日本史研究
领域的第二代学者陆续离退休，告别讲台而颐养天年，犹笔耕不止。但是，从整
体上看，80 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学者，担起重任，活跃在中国日本史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新世纪之初崛起的第四代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展现着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在实现群体年轻化的同时，第三、第四代学者普遍完成了高学历化。继 20 世纪 80 年代之初，南开大学率先设立日本史博士点之后，各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陆续设置日本史研究方向博士点，招生培养，实施专业系统训练。每年均有数量可观的博士生获得学位，加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群体。
与 80 年代初期日本史博士生基本立足国内培养不同，随着 80 年代中后期国际学术交流的稳定发展，研究生在读期间，既可以在国内通过外国专家讲学、国际学术会议、图书资料交换等方式，接触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信息；也能够依据签定
学术交流协定，通过联合培养、攻读学位或政府资助等多种方式，负笈东渡。在日本留学期间，掌握新的研究动态和方法，搜集到国内图书馆所缺乏的资料，有益于开阔视野并提高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同时，在日本各类大学、科研机构从
事日本史教学科研的“海外军团”和学成归来的日本史“海归派”，也日益活跃在学术领域，是日本史人才梯队的重要力量。这样，年轻化、高学历化与国际化、
多元化一起，成为近 10 年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群体的主要特色。
其三，图书市场的力量介入学术研究领域，对日本史研究施加着无所不在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图书价格一再飙升。进入 21 世纪后，图书价格又接连攀登新台阶。出版社和书商在读书界急欲了解日本的需求中，发现了新商机，
对出版日本史的图书充满了热情。在图书利润的驱动下，出版社为占领图书市场，
往往设置系列研究课题，出版诸如地区史系列、国别史系列、大国通史系列、世界文明史系列、文化比较系列等多卷本的图书。在策划过程中，日本史是系列出版规划中的重要选择对象。需求和利润双管齐下，日本史研究著作大量出版。另
外，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生活节奏进一步加快，趣味性、可读性和记述简明、图文并茂的日本史著作受到欢迎。中国日本史的专著的表述逐渐淡化了教科书式的刻板形式而日益丰富多彩。
其四，适应日本史备受社会关注的需要，网络平台等传播手段异军突起于日本史研究领域，学术信息传播便捷化、多元化，“草根史学”兴起。据中国互联
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至 2008 年 12 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以 22.6%，超过全球普及率 0.7 个百分点，网民数目达到 2.98 亿、宽带网民数达到 2.7 亿、国家84

CN 域名数达到 1357.2 万，各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 随着电脑普及和网站平台
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日本史或日本研究团体，纷纷设置介绍本单位的网站。例如，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文化研究网”（http://www.zdrbs.com），登载网上阅览的著作、论文、随笔、史料约 15000
种，“日本汉文史料全文检索库”收录各种文献约 300 万字，拥有注册会员近 4000
人，是国内同类网站中资源最丰富的网站之一。85各研究机构的网络平台定期发
布、更新本单位的基本信息，将本单位简介、学术成果、交流活动、师资力量、
研究课题、图书资料等信息公布在网站上，信息公开化。网络瞬间通四海，日本史研究圈不再是学者专业研究的小天地。越来越多的圈外人士、年轻学子，出于对日本史的浓厚兴趣，设立诸如拥有会员 2500 余人、登载帖子超过 55 万余的“日86

本古代史论坛”等多个网站， 对日本史课题或出版的日本史研究著作，自由发
表评论或开展研讨论。学者的一言堂正在扩大为社会的群言堂，学术研究的信息化和多元化不可逆转。
上述诸多新要素交织组合，构成了 10 余年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学术环
境。这一期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布局仍然保持着以往的研究布局，分成海峡两
岸的两大片。两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两岸学术
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前进。
在改革开放热潮的强有力推动下，大陆的日本研究、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进
入前所未有的兴旺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1996 年 12 月，大陆设有日本研究机构 98 个，日本研究学会 43 个，含参加两个以上研究团体的会员约万余人，
其中研究学者 1260 人；各类日本研究杂志和学术刊物 33 种；1949 年至 1993 年，
出版著作、译作 3529 种，发表论文 19456 篇，其中绝大多数为 1978 年以后取得8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数据，2009 年 1 月 13 日。
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创业回眸》，http//www.forstlight.cn。
86
日本古代史论坛，RiBenShi.com（2005--2009）。
85

的研究成果。87在海峡对岸，20 世纪 80－90 年代初期，日本研究活跃发展。1997
年以后， “台独”势力痴迷于“去中国化”的政治炒作，对日本史研究产生了
一定不利的影响。
1997 年以来，海峡两岸总体上的研究布局，有所变化。依据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来归纳，主要的几个特点是：其一，日本通史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数量超过古代史。其二，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研究状况，依旧是两头大、
中间小，即上古史、近世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中世史的成果偏少。其三，日本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成果两相比较，近代专题研究成果数量颇丰，成果数量超出现
代史成果。其四，大陆学者的整体力量和研究成果数量超过台湾学者，构成中国
日本史研究的主体。
在日本史研究的科研机构布局方面，海峡两岸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建立的
科研团体，一方面依旧开展活动，充满了活力；另一方面，也面临学科调整、人员流动、资源配置变动等难题，各科研团体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即或如此，冠以“史”字的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
史研究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苏州中日关系史学会、南京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等科研团体，继续开展着活动。此外，从北到南，数十所大学和省属社科院的日本研究团体在继续发展。其中，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院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拥有专设的楼所建筑、成编制的教学科研人员、现代化设施、数万册图书和来自日本的经费援助，南北呼应，充满学术活力。
在海峡对岸，1996 年成立日本文教基金会等团体，发挥全局性的引导作用。
各大学也竞相成立日本研究团体。1980 年东吴大学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所，至1997 年，共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115 篇；1990－1999 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9 篇。
成立于 1983 年的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开展对日本的综合研究。至 1997 年，已
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147 篇。
作为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学刊》、河北大学
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研究》、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

87

骆为龙、徐一平主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25 页。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论丛》、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日本研究论集》、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日本思想文化研究》、复旦大学日本研究
中心主办的《日本研究集刊》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核心刊物上，也经常登载有份量的日本史研究论文。
在海峡对岸，文化大学的《文大日研学报》、辅仁大学日文系和日本研究所
主编的《日本语日本文学》、日本研究学会主编的《日本学报》、东吴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淡江大学日文系和日本研究所主编的《日本论丛》、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主编的《台大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丛刊》等
研究刊物，是发表论文的学术园地。

二、通史和日本古代史研究成果
通史和日本古代史研究成果

1、日本通史 10 余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颇丰。其中：郑
樑生为淡江大学荣誉教授，专攻明史、日本史、 中日关系史。1990—2001 年连
续出版 11 集《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1993 年出版《日本通史》、2001 年出版《中日关系史》的基础上，2002 年出版了《日本史》（三民书局），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2006 年，台湾中研院教授林明德的《日本通史》由三民书局再版。作者将日本史的发展阶段分为原始时代、古代国家、律令制国家、武家政权、统一政权、近代、现代，论述条理清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老一代学人、文化大学教授汪公纪的《日本史话》上下册，分成上古篇、中古篇、近古篇、近代篇，以历史人物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解答了读者对日本历史诸如徐福东渡、女帝
执政、源平争霸、南北朝对抗、幕府将军、近代日本兴亡等感兴趣的问题。作为
普及性日本史读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大陆，刘建强编著的《新编日本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
分为古代、中世（封建前期）、近世（封建后期）、近现代等四编，普及日本通史
相关知识。对若干日本人名，地名和一些难读词标注假名、实用的附录等，增强了实用性。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传递了若干观点、资料方面的新信息。王新生的《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以统治主角变迁为主线，将整个日本通史分为贵族统治的古代、武士
执政的中世、军人主导的近代、官僚掌权的现代等四大时期，注意采用新的研究
成果、新史料和新方法，从通史的角度论述日本从古至今的历史演变过程。2006
年，王保田的《日本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重利用考古学等研究成果，多角度地阐述古代的民众生活；并从宏观角度出发，以古代四章、近现代各一章的方式，力求把握日本历史各个时代的特征，以中日文化交流和国际社会互动的视角，理解日本历史的变迁过程。同年，孙秀玲的《一口气读完日本史》（京华出版社），从中国人看日本的角度出发，笔调生动地评介了自古以来的日本史发展过程。
2008 年，三部日本通史著作出版，使 2002 年以来大陆学者的通史出版数至少达 8 部之多。其中，王仲涛、汤重南的《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以滕村新一的考古现场造假开篇，由此说起日本的石器时代，再从古代、近代一直
写到安倍晋三内阁执政的 2006 年。作者把握中国要素和国际要素对日本历史曲
折演进的影响，分析的视野开阔，力求捕捉日本史的发展特色；行文注意文字的生动，章节目的篇幅根据阐述的需要，或简或繁，灵活发挥。这些特点，增强了该著的论说性。冯玮的《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8 年）
总字数 80 余万，创近年来个人独撰通史在篇幅上的记录。 王雪松编《简明日本史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
地理风土、历史进程和文化特色。
2、日本古代史 作为断代史体裁的古代史专著， 1984 年出版的王金林所著《简明日本古代史》至今仍独领风骚。但是，1997 年以来，古日本人族源、
中日古代稻作文化的关联、中日玉文化渊源、日本古代国家与王权、宗教思想、
古代都城制度、儒学东传的变异、古代日本社会结构、古代日本家族制度、古代
婚姻形态、中国古籍流转路途、江户时代町人文化、古代日本与东亚等研究课题
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成果累累。等限于篇幅，仅举要如下：第一代学者创业艰辛，树立了治学的楷模。周一良先生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集》(4)《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人民出版社，2000）和《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汪向荣先生与向皓合著的《中世纪的中

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汪公纪先生的《日本史话》的上古、中古、
近古篇（联经出版社，2005）等日本古代专题研究著作的出版或再版，为领略老
一代学者的风采和学术造诣，提供了范本。其中，周先生著述国学功底的深厚、考据功夫的精深，令人印象深刻。汪先生对元明之际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人物的评析，注意发掘新史料，对通说提出质疑，展示了求真务实
的治学精神，等等。
第二代学者在收获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并继续奋进开拓。沈仁安的《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
分别收录了作者对日本古代、近世史研究的多篇学术论文，涉及古代日本国家形
成、东亚国际关系、武士阶级演进、江户时代历史特征、三大改革、民众运动、
对外关系等基本问题。行文史论结合，质疑日本学者观点，展开深入分析的特色
鲜明。与 2001 年出版的《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科出版社）对照起来阅读，
不难发现作者一以贯之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并为
此而不懈努力。在古代史研究中善于提出创新观点的王金林继续开拓前进，接连
出版了《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等
专著，并有日译本出版。作者依据丰富的文献、考古和民俗资料，就天皇制的演
进历程、宫廷文化与神道的关系、神道与道家道教的关联等问题，对日本人的精
神世界进行深入研究。著作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天皇制、原始信仰的渊
源和发展轨迹，受到读书界的欢迎。
第三代学者在拓展、创新日本古代史研究领域方面，显示了活力和实力，取得一系列成果。李小白的《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赵德宇的《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李虎的《中朝日三国西学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等著，对近世日本的
南蛮学、兰学发展的经纬、在东亚三国的归宿和历史影响等问题，作出了颇有深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李卓编著《传统文化与家族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和《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等著作，对日本家族制度、文化

特征、与中国家族制度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周密的研究，建构了有中国
学术特色新领域。刘毅的《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和《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均由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再版）、王宝平主编的《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王维先的《日本垂加神道的哲学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王健的《神体儒用的辨析》（大象出版社，2006 年）等
著，均为此前中国学者涉足不多的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运用大量新史料，
把握模仿与创新等两大特点，勾划了古代日本文化发展进程的全景图，受到读者
的欢迎，该著一版再版。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东京堂出版，2006）
是作者经过多年勤奋搜集，在掌握国内外最多碑文拓本的基础上，经过思考、辨析而撰成的力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好评。王海燕的《古代日本的都
城空间与礼仪》（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古代日本都城
制领域，在国内学术界同样具有创新价值。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和《日本和歌史》（学林出版社，2004）、赵维平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等著作，对文学、艺术进行了新探索。上述著作
从不同角度，对若干日本古代史课题深入开掘。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版，显示了中
国第三代学者的整体实力。
近 10 年来，德川时代史成为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台湾学者林景渊的《德川幕府初探》（寰宇出版社，1999）探讨了德川幕府的成立、幕府体制、权力结构、幕府崩溃、江户文化、庶民生活等课题，对德川时代进行了全景画式的勾勒。
近世日本的对外关系和学术流派的研究取得新进展。陈文寿的《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香港社科出版社，2002）充分利用中日韩三国史料，对锁国体
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视角新颖的诠释；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对德川时代思想流派重新加以审视，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新思路。
在耳熟能详的近世儒学研究领域，也不乏新作，例如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
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
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叶国良、陈明姿的《日本汉学研究续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王炜的《日本武士名誉观》（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张宝三、徐兴庆主编的《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等专著。
另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 2003 年开始出版“德川时代史系列研究”丛书，
前述沈仁安的《德川时代史论》和李文的《日本武士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两部专著，即为系列研究中的首批成果。此外，尚有一批下过
功夫，资料丰富且突出中国学术特色，具有出版价值的有关德川时代货币制度、
横滨开港、武士道、开国后幕政改革、伊势信仰等课题的博士论文因出版经费乏
力而“待字闺中”。近年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也有多篇博士论文涉及德川时
代的家训、寺子屋教育、思想流派等课题。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组织科研力量，
将目标锁定在近世东亚思想史研究课题，经过一番努力，将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三、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成果

1、断代史 1997 年以来，海峡两岸的断代史体裁日本近代史著作，屈指可数。在台港出版界，1997 年，陈水逢的《日本近代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三次印刷出版；2006 年林明德的《日本近代史》由三民书局三版印刷；廖达斯的《日本近代史纵横》（泛洋发展公司，1999），是最近 10 年来台港学者的新作。
在大陆，宋成有的《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注意从变异性
和连续性的视角出发，从中国因素对日本近代史发展的影响切入，力图对某些人所周知的历史现象作出新的解说；在撰述中，尽力引用并展示中国学者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与近代断代史体裁的研究成果的寥寥无几成鲜明对照，日本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2、近现代日本政治、（中国
近现代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 武寅的《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
社科出版社，1997），对近代天皇制的本质特征、帝国议会与内阁、枢密院的互
动关系，以及政党运作等问题的分析，不无启发意义。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研究
成果相对集中。王振锁在 1996 年同时出版了《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自民党兴衰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之后，又出版了《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对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取得有份量的系列研究成果。
蒋立峰主编的《21 世纪日本沉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合著的《日本
政府与政治》（台湾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

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高洪的《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4）等著，对战后日本议会体制、政党运作、政策制定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翔实的研究。
日本近现代外交史研究的进展明显。张香山的《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刘德有的《时光之旅：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
馆，1999）、吴学文的《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等著作，均为战后中日关系发展见证人的回忆录，透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和《辛亥革命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东方书店，2002）等著，以大量档案资料和原始资料为依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方针的复杂性和中日关系的历史真相；作者克服顽疾缠身，笔耕不辍的精神，令人感佩。米庆余主编的《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所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肖伟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等著作，贯通一气，从宏观视角论证了近现代日本国家战
略发展和变化的经纬，给予准确的评析。黄大慧的《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8）等著作，依据充足的史料，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对问题展开有说服力的评析。此外，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刘世龙的《美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李凡的《日苏关系史 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乔林生的《日本对外政
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2006）等著，扩大了对日本外交研究的视野，逐步形成中国对日本外交史的研究系列。徐思伟的《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和郑毅的《铁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等著作，将研究对象锁定在确立了战后日本外交总路线的吉田茂，从不同侧面展开研究，显
示了学术功力。
3、日本近代化研究 吴廷璆主编的《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王家骅的《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农文协出版社，1998）、周颂伦的《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刘金才的《町人伦理思想研究： 日本近代化动因新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杨宁一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等著，不仅展示了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特征的深入思考，进一步突出了对思想文化、伦理意识要素的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其中，对家族制度、
町人伦理、自我意识等问题的探讨，另开中国学者研究日本近代化进程的新路径，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台湾学者李恭蔚编著的《东亚近代史：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春晖出版，2000）等著作，对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异进
行了解说，并对近代中日两国接受欧美异质文化的异同，展开有见地的比较和分析。
4、在近现代日本经济史领域，
在近现代日本经济史领域，可谓成果累累。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经济开
可谓成果累累发的经验教训，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他山之石。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研究，不独学术价值，更具经世济民的现实意义。杨栋梁的《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日本经济现状研究》（与
薛敬孝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合著，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
2007）等著，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以丰富的史料，对近现代以来日本政府经济
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等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不乏启发意义的论述。王振锁
主编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等著，抓住新世纪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从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关键因素的分析出
发，表明了中国学者的观点和立场。张健的《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指出国家政治行为的经济本质，归纳了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新论迭出。白雪洁的《日本产业组织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张玉来的《丰田公司企业创新研究——兼论日本汽车产业发展模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雷鸣的《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兼论日本历史上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从更加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对日本经济开发的主体，
展开深入分析，令人印象深刻。温娟的《关于明治初期地租相关事业推进过程的基础性研究》（せせらぎ出版，2004），开展对明治时代地域个案对象的研究，展示了地税改革的历史面貌。上述著作，从不同角度对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体制、
组织、模式等问题进行多层面的专题研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具。
5、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

王中田的《日本人学思想史纲》（北京出版社，

1999）、崔世广等合著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纪廷许的《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进一步探讨了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演进过程，提供了若干了解现代日本社会的重要信息。对近
现代日本思想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04 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张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首次通过认真的研究，向中国读书界介绍并评析上述著名的日本学问家。刘岳兵在2003 年出版《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年又主编出版了《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联书
店，2007）等著作，对日本儒学在日本社会的发展踪迹，展开有深度的探索。向卿的《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依据丰富的史料，对日本武力崛起之前的民族主义演进经纬进行了梳理，把握了其发展的脉络。
6、中日关系史研究 俞辛焞先后出版了《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黄兴在日活动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近
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等著作，通过对得自日本的大量档案资料分析，将研究引向深入。宋志勇、祁建民合著的《近代日本在华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周维宏等编译的《永远的忏悔：归国日本战犯的
后半生》（解放军出版社，1999 ）、孙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
人民出版社，2001）、纪亚光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蒋立峰等合著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刘天纯等著
的《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4）、石云艳的《梁启超与日
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等著作，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将研究引向深入。
小泉当政期间中日政治关系对抗加剧，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首创“政冷经热”用语的刘江永著《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
与日本：变动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对中日关
系的现状、发展或制约两国关系的诸要素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析，受到读者的欢迎。与此相类似的经世之作，还有冯昭奎、林昶合著的《中日关系报告》（时事出版社 ,2007）、梁云祥的《日本平成时期的联合国中心外交》（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8）、《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等。
近年来，日台关系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陈奉林的《战后日台关系史（1945－1972）》（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张耀武的《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4）、龚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与台湾关系研究（1972－2003 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等专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构成研究日台关系的系列成果。
7、在近现代文化史研究领域，李卓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以中日文化
在近现代文化史研究领域
比较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尚会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
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李树果的《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韩立红的《日本文化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等著，继续对日本文化的特点、演化、作用和中日文
化心理展开研究，不乏新意。
8、战时日本和抗日战争史研究，是最近
10 年来成果积累相当丰富的领域。
战时日本和抗日战争史研究
余子道、张林龙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出版社，2000），
为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中的一部。这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丛书总计 1000 余万字，涉及 “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战败投降 14 年间中
日关系的诸方面，从整体上展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实力。
在若干新的研究领域，新成果迭出。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
版社，1999）、《日军性奴隶》（人民出版社，2000）和主编的《罪孽滔天——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0）、与荣维木、陈丽菲等合编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商务印书馆，2005） 、胡澎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等著作，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课题，资料翔实地对“慰安妇”、民间索赔、日本妇女团体等问题，展开
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
此前冷落多年的研究领域，也推出了新成果。徐康明的《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与李莲芬合著的《飞越驼峰：二战中规模最大的战略空运》（解放军出版

社，2005）、《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以及时广东、冀伯祥的《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2001）、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凤凰卫视的《中国远征军》（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等著作，对长期在大陆受到忽视的国民党军队抗战历史
贡献作出正面评价和肯定。上述研究和叙事，对全面、真实地开展抗战史研究，
不无有益作用。
对多年研究过的课题，也进行了立足新角度的诠释。杨宁一从现代化视角展开分析的《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韩永利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王真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蒋立峰、汤重南主编的《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雷园山的《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学林出
版社，2006）、齐红深编著的《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李洪錫的《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领事馆警察机构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
等著作，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旧说新释的角度出发，对抗战的历史地位、日本军
国主义及其侵华政策、日本法西斯专政、殖民统治等问题，展开了新的探索和审视。
9、东亚视野的日本史研究 金龟春主编的《中朝日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
族出版社，2000），立足于东亚三国自古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关系史的比较
研究，对古代的东北亚文化圈和近代东北亚三国外交关系框架的演化，展开论述。
作者将中朝日三国关系作为有机的整体来把握，从现有的双边关系研究扩展为多变关系研究，视野开阔。李昌植的《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通过与朝鲜开化派人物李恒老、朴圭寿、金玉均、俞吉浚、
徐载弼等人的比较，探索近代日朝两国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思想原因。姜龙范、
刘子敏等合著的《清代中朝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分不同时期，勾勒了从努尔哈赤崛起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清朝与朝鲜关系演进的轨迹，不乏新见解。刘德斌主编的《东北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从国际关系框架的演变入手，论述东北亚国家在地区舞台的沉浮兴衰。这一研究视角，对于把握日
本国际地位的变迁，具有宏观把握的意义。安成日的《东亚国际关系史论》（吉林文史出版社，2005），集中研讨了中日、日韩关系，提供了从中国、韩国视角
观察日本的思路。由中日韩三国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
出版社，2005）是批驳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揭示东亚历史发展真相的作品，为
三国共同研究、编写历史教科书，提供了一个范例。
10、10、资料集和工具书编辑和出版取得新进展资料集和工具书编辑和出版取得新进展。资料集的编辑，是反映中国日和工具书编辑和出版取得新进展
本史研究关注课题所在的晴雨表。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成了日本朝野一批人士
的口头禅，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巨大障碍。有鉴于此，中国日本史、近代史研究者展开认真、深入的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出版了多部
有份量的资料集，为分清历史是非而以正视听，奠定了基础。章伯锋、庄建平编
纂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是 7 卷 11 册，共约 1000 万字
的大型综合性系列资料集，为从事抗日战争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实依据。
2003—2004 年，金宇钟主编的 10 卷本《东北地区朝鲜人抗日历史史料集》（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史料集收录了 1927 年至 1945 年满洲省委、特委的文件、报告、决议及工作汇报等大量第一手资料，真实记录了东北朝鲜族抗日斗争的历程，是研究东北抗战史的重要史料集。
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资料搜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近 10 年来取得巨大进展。
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收录了 1903 年至 1947 年日本侵华的各种罪证。黄纪莲编的《中日“二十一条”
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搜集了有关日本政府将中国保护国化图谋从提出到失败的各方面资料，有助于深入研究“二十一条”问题。朱成山主
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出版 6 年
后，2005 年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首批 8 卷率先推出， 25 卷全部出齐后，总字数达到 1200 万字。这部资料集收录的各种资料，为揭露大惨案的历史真相，提供了充足的事实根据。李晓方
主编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辑的《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出版社，2005）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华中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等资料集，将细菌战、强制劳工、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的各种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工具书的编辑和出版虽然在数量上不是太多，但质量有所提高。1997 年，
骆为龙、徐一平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工具
由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持，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和大陆从事日本研究的机构和学者的合作，编辑而成。一卷在手，大陆的日本研究概貌、主要日本研究机构、学会及学者简介、主要日本研究论著索引书刊、日本研
究杂等信息，可谓一目了然。日本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也可据此书而了解 1995 年之前的发展经纬。
2000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由李玉、汤重南、林振江主编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等两部著作，可以弥补《中国的日本研究》对历史部分评述不足的遗憾。这两部著作，追述了自古代以来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对
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过程，按照历史发展阶段或分成若干专题，对中国学
者的研究成果加以评介，有助于读者把握 90 年代中期之前对日本史和中日关系
史研究的进展和基本观点，是为开卷有益。

四、外国著作的汉译和出版

翻译国外学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始终受到重视。最近 10 年来，先后翻译
和出版了大量欧美、日本学者的著作。其中，日本通史类著作，至少有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邓懿、周一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分别由台湾巨流图书出版公司（2003）、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汉译并出版。,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 再版）展现了老一代日本学者
的研究功力。
近 10 年来，历史人物的译著大量出版，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德川家
康和天皇裕仁的各种译著。例如，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山冈庄八的作品《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织田信长》、《伊达宗政》的历史小说，被重庆出版集团、海南出版社等两岸三地的出版社几乎同时选定，多卷本的《德川家康》成为畅销书，
受到读者的欢迎。虽然严格说来，这些书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著作，但对于推动中国读书界关心日本历史，还是不无裨益的。
贺柏特•毕克斯的《裕仁天皇》（林添贵译，时报文化，2002）、小森洋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三联出版社，2004）、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
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等译著，档案资料丰富，其中包括若干首次公开的资料，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这些史料的公开，对把握裕
仁的历史定位，揭破其战争责任，有着重要的佐证作用。
丸山真男著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和《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99）、梅原猛的《诸神流窜》（卞立强译，经
济日报出版社，1999）、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董果良等译，商务出版社，
1997）依田熹家的《近代日本与中国》（卞立强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郭伟强译，新星出版社，2008）、
五百旗头真的《1945-2005-战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等译著，对把握欧美日本学者的观点、研究方法乃至档案史料，均有学术价值。
日本经济发展史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由计量史学家撰写的 8 卷本
《日本经济史》（三联出版社，1997—1998 年）陆续出版。其中包括速水融的《经济社会的成立 17-18 世纪》、新保博等共著的《近代成长的胎动》、梅村又次 山
本有造《开港与维新》、西川俊作的《产业化的时代》（上下）、中村隆英等共著
的《双重结构》、中村隆英编的《“计划化”和“民主化”》、安场保吉的《高速增长》等著作，由厉以平、李瑞、连湘、杨宁一、胡启林等翻译出版。森岛通夫的《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高柏的《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刘耳译，商务印书馆 ，2004）、《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的产业政策：1931―1965 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等译著，对全面、客观地认知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不无启发意义。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章开沅编译出版

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始档案及部分成员的信函、日记等历史资料，《天理难
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年）、《东史郎战地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等国外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
的日记、通信集等第一手资料的翻译出版，具有提供多方面佐证的史料价值。

五、简评与展望最近 10 年来，适应社会需要，抓住诸多机遇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在创新观点、提出若干有价值的论述架构、发表论文、出版学术论著和史料编辑等方面，
成果颇丰；学术群体在新老交替中实现了年轻化、高学历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第三代、第四代学者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体力量，构成了教学科研的生力军，
接过老一代学者的接力棒，开拓前进；“草根史学”兴起，日本史研究借助网络
手段日益社会化等等。凡此种种，说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也面对诸多挑战。例如，如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如何协调、学习引进与独自创新如何兼顾、各断代史和专题史课题研究如何均衡发展、新的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开拓、跨地区和跨国别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老一代治学风范和业绩如果发扬光大、在国际接轨过程中如何争取和保持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权，等等。
在各种挑战中，以如何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体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学术特色，似乎是新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解决好这个问题，事关新世纪日本史研究迈出新的步伐，创造新业绩，并建树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
至于如何理解“中国学术特色”，自然是见仁见智，议论百出。作为抛砖引
玉之见，暂且归纳为：其一，站在中国看日本，突出中国学人的立场、观点，并
自成一家之言，而非亦步亦趋地复制、转述外国学者的观点，甚至挟洋自重，傲视本国学术界。其二，体现中国学人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具有审视全局的大气度
和大格局；将局部与整体、点与面辩证地联系起来思考，综合地而非孤立地、完整地而非零散地把握研究对象，探讨其来龙去脉；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明其事

也明其理。其三，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
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自我矮化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顶礼膜拜。其四，是用准确、流利的汉语撰写文章，而不是用
原封不动地照搬日语汉字词汇，“协和语”充斥字里行间；等等。
在说到中国日本史学术特色时，不能不提起先学在各领域取得的业绩。例如，
在断代史、通史领域，万峰的《日本近代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 年再版）、
王金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和吕万和的《简明日本近代史》（均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赵建民与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等。这些著作，虽然反映的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大陆的日本史研究水平，但堪称大陆日本通史、断代史领域的奠基之作。几部著作尽管存在着资料、个别表述上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研究
立场、理论框架、整体把握、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均有中国
学术特色的体现，值得后学认真阅读、揣摩，继承并发扬光大。如果对此视而不见而一厢情愿地谈论“超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令人忍俊不住。
在继续创建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的漫漫路途上，先学铺路，后学承续并开拓不止，发展前景看好。然而，毋庸置疑，近 10 年来，图书市场的的“浮华”、“浮夸”、“浮躁”之风也侵袭着学术界，包括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计划经济式的课题立项与运作、图书市场“看不见的手”握有的指挥棒、职称评定的压力、机构审议的程式化等因素，有违学术研究的规律，无助于专心治学大环境的健全发
展。将其称之为造成“三浮”之风的风源口，恐怕并非耸人听闻。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可以预测，上述问题得以消除之日，必定是中国日本史研究再上一层楼之时。

中国的日本文化与社会研究（
中国的日本文化与社会研究（1997—
1997—2007）
2007）
李卓

1997-2007 年这十年间，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学术研究条件大大改善；大批研究者赴日进行研究交流，提高了学术水平；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一批年
轻有为的博士研究生进入专业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中国日本研究队伍中的新生力量。这些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事业蒸蒸日
上，其中日本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是进步最大、社会影响最强、成果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

一、对日本文化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
中日两国有着相临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有着悠久的友好
交往的历史，也有近代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惨痛经历，20 世纪 70 年代恢复中日邦交以来又有着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就广度与深度而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二十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就已经超过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尽管后十年
中日关系一度进入冰冻期，但中国的日本研究并未因政治关系的曲折而停滞，反而更加深入，尤其是促进了人们进一步加深了解和剖析日本人的欲望，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日本民族、审视日本人成为日本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说，十年来，对
日本文化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具体表现在：（1）日本文化研究丛书相继问世。由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化丛书》已经出
版了多部日本文化研究著作，如叶渭渠、唐月梅的《日本文学史》、《物哀与幽
玄 日本人的美意识》、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王晓秋的《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以及译书《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梅原猛著，卞立强、赵琼译）、《日本文化论》（加藤周一著，叶渭渠译）。由王晓平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文日本新书》，目前已经出版 20 种，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出版数量最多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该丛书作者均为国内知名专家及对相关领域颇有研究的学者，立于学术前沿，题材广泛，深入浅出，图
文并茂，集研究与普及于一身，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日本文化的平台。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院的《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已出版 37 部），有 12 部是关于日本文化
与社会研究的。由王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从
2001 年开始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 11 部。王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化大讲堂》，已经出版了《棋道》、《花道》、《音乐》、《武道》四册。清华大学从 2004 年开始创办“东亚文化讲座”，着力从多种角度讨论研究日本文化问题，至今已讲 60 余期。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以学术随笔和旅日感怀为主的《东亚人
文·知日文丛》。这些系列丛书具有明显的系统化、专业化特色，标志着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前十年。
（2）研究队伍超出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日本文化研究。十年间，
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经贸交流的加深乃至关于历史问题的摩擦，都是促进人们
加强了解日本的契机。许多非日本研究专业人士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研究日
本，留下各具特色的思考。《转轨中的日本》是作者赵亿宁作为“一个中国记者
跨越边界的国际调查报道”，是近年来一本关于介绍日本文化的较为全面、深入的报道式研究。《樱花与武士》的作者是一位农林经济学博士，因曾长期生活在日本而对日本有切身感受，书中对决定现代日本成长轨迹的“先天基因”——风
土细节和世间规则进行了剖析和解读，揭示了日本人的人文品格和行为习惯，并赋予日本文化的类型为“欺辱文化”。《“暧昧”的邻居》一书的作者余杰是颇受
文学青年喜爱的青年作家，该书是他在十多个城市中采访从国会议员到普通民众
近百人的基础上写成。这一经历使作者本身知道自己是多么不了解日本，更知道
了解日本并非易事。作者提出的“了解日本”乃是“关怀中国”的重要环节的观点极具启发性。
《看世界——日本的循环型社会》一书的作者吴季松是政府官员，他从地理、历史、人文、生态、水资源管理等角度对日本所见所闻做出忠实的纪录和颇为深刻的分析。虽然这些“非专业”的著作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研究，但他
们的观察可能要比专家更具现实性，更具影响力。
（3）电视、因特网等大众传媒的参与，加深了民众对日本文化的了解。电视
媒体是目前形式最为普及、受众最为广泛、传播最为迅捷的信息传播载体。拍摄历时三年、由中央电视台与专家学者共同打造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中的第七集《日本》，讲述了日本是如何由一个弱小、落后的东方封建国家而成为当时
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大国，又是如何由图强之路而步入军国主义歧途的，在讲述历史的同时，讲日本人的文化传统，讲民族精神，引起极大反响。中央电视台2007 年拍摄的另一电视专题片《岩松看日本》，以媒体的视角和新闻人的敏感，
对日本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时尚、娱乐等诸多方面作了近距离观察。该专
题片的内容虽不似专家学者般深奥，也全无情绪化的议论和泛泛而谈，而是力求
以平实、客观的描述，将一个真实的日本呈现给电视观众，具有远远超出平面媒体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节目中“透过日本文化看日本”（主讲人胡平 2006 年 8 月 12 日）“、大国之路——日本崛起”（主讲人汤重南 2007
年 1 月 27 日）、“皇权与日本近代化”（主讲人杨栋梁 2007 年 7 月 8 日）等讲座
都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在网络方面，有关日本文化方面的专门网站从无到有，最值得称道的是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文化研究网”（http://www.zdrbs.com），登载著作、论文、随笔、史料约 15000 种，“日本汉
文史料全文检索库”收录各种文献约 300 万字，拥有注册会员近 4000 人，是国
内同类网站中资源最丰富的网站之一。

二、多角度日本文化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在宏观研究方面，叶渭渠主编的《日本文明》，作为《世界文明大系》丛书
之一，详细论述了日本文明的起源、演变过程及其与各大陆文明的接触方式、途径及其间之差异，是国内迄今介绍日本文化最为全面的著作。该书将日本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归纳为两种文明的碰撞，经历了“不平衡→对两种文明的自觉
与反省→开始包容外来文明→两种异质文明分解、化合→创造与重新整合→新的平衡”这种程式的不断循环。同作者还著有《日本文化史》。如果说这两部著作
是从外部环境来审视日本的话，那么汤重南等人的《日本文化与现代化》则着眼
于从日本社会内部寻找现代化的动因，从社会结构的变化、家族制度的延续、文化教育的发达与人的现代化等方面阐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探讨日本历史文化特征的研究方面，高增杰著《东亚文明撞击：日本文化的历史与特征》从东亚文化的视野论述日本文化的特征。王勇教授在他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一书从日本民族起源到讲到江户时代，提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为“模仿与创新相融合”。该书不仅是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教科
书，也是了解日本文化的理想入门书。王勇在他主编的《中日书籍之路研究》中，
详细阐述了他提出的“书籍之路”的含义：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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书籍之路”概念的提出，意在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在《传统与现代：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一书中，
作者王秀文通过对日本的姓氏制度、婚姻习俗、教育发展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对日
本文化习俗的历史沿革作了细致的考察。
阎德学的《武士之路：日本战略文化及军事走向》一书从军事史的角度剖析
日本文化，是研究日本文化一个新视角。书中指出日本民族血缘和精神上的同质
性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日本社会的组织效能尤其是军事组织效能之高在世界
史上非常少见。
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日本文化的，依然以研究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为主
流，如刘起釪的《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郑彭年的《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
李寅生的《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张跃的《致富论——中国古代义利
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日本义利观的影响》、蔡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等等。覃启勋的《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全面而细致地考证了明末清初学者朱舜水
东瀛传道授业的原因、对象、内容等，论证了朱舜水对日本近世文化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日本文化首当其冲。日本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这一问题已经进入学者
的研究视线。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全面系统地
概括了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和内容，客观公正地
评价了日本文化的输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到的作用。石云艳的《梁启超与日本》考察了梁启超流亡日本 14 年期间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及日本政府的对应、
明治思想家对梁启超的影响，使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向前迈出一大步。冯天瑜
《“千岁丸”上海行》为 1862 年幕府派“千岁丸”号官船赴上海考察的考察记
行，反映了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中国，具有宝贵的
史料价值。
从人物角度研究日本文化的，是十年来日本文化研究的新亮点。北京大学
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首批研究成果均为对日本著名学者的研究，即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张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是以中国学研究为出发点的，但对于这些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研究大家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无疑是国内日本文化研究的重要进步。此外，郝润华的《鉴真评传》对鉴真的生平行迹及对日本佛教的贡献、鉴真在中日文化交
流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做了深入探讨。
从历史问题角度研究日本文化的，是这十年日本文化研究的中的重要课题。
由蒋立峰和汤重南担当主编的近百万字《日本军国主义论》通过地理环境对日本
民族性格的塑造、尚武传统与武士道精神、神国观念与天皇崇拜思想等方面的论
述，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的源流、形成过程和体制结构等，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根源，全方位、多层次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深刻根源。刘炳范《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通过对日本
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来探究战后日本的战争认知理念，并分析其深层原因。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使用大量第一手日文资
料，全面揭示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策略、实施途径、方式及其危害。

三、日本文化论日本人论
日本文化论日本人论研究经久不衰日本人论研究经久不衰随着“泡沫经济时代”的终结与“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经济的衰退，原本在日本国内较为热衷的日本文化论与日本人论开始降温。但是在中国国内，日本经
济与社会的变动，反而成为进一步考察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契机，使日本人论与
日本文化论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所谓“日本文化论”与“日本人论”是把日本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独特
性体系化并加以强调的言论学说，或者说是关于日本的文化、社会、国民性特征的论述。十年间，这方面的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比照前二十年，出现了不少认
识深刻、观察透彻的研究。
在“日本文化论”方面，卞崇道《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一书，通过对 20 世纪日本诸种文化精神的描述，深入而广阔地揭示了日本文化复杂的双重性格。杨薇《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强调日本原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史发挥的主导性和制约性作用，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及生活方式层面着
手，探讨了日本列岛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模式，从而展示了其社会历史的变迁。针对“杂种文化”、“耻感文化”、“合金文化”等各色各样的“日本文化论”，王勇在《日本文化论: 解析与重构 》(《日本学刊 》，2007 年 6 期 )一文中，对诸家学说逐一解析，指出日本创造文化的机制既非模仿也非独创，应名之为“再生文化”。
在对“日本文化论”的研究中，不少学者着力探讨“日本精神”。十年中，至少有两部冠名《日本精神》的书出版。覃启勋著《日本精神》从分析日本精神方面已有研究成果的利弊得失入手，探讨日本精神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指出日
本民族最本质的精神是原创开拓精神。这种原创开拓精神是日本民族顺势向前的
潜在内因，也是日本这个岛国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另一部《日本精神》（李建全著）则根据对日本的细节观察与亲身体验阐述日本精神的闪亮点。探讨“日本精神”的还有李冬君著《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该书笔调细腻，文字优美，以日本社会中“花道”、
“茶道”、
“俳道”、
“武士道”等概念为切入点，从
文化的角度讨论了日本人对“美”的体会、对死生之道的领悟等诸多论题。
关于“日本人论”的研究，是人们更多关心的话题，有关著述也最多，且多出自作者对日本人的近距离观察及对日本文化的切身体验。尚会鹏长期从事日本
民族性、民族行为方式深层结构的研究，十年中先后出版了《认识日本人》、《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中日文化冲
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等著作，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文化心理等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是深层次研究日本人的力作。杨宁一的《了解日本人：日本人
的自我认识》是一部介绍和研究日本人如何自我认识的著作，指出明治时期日本
人的自我认识是日本现代社会自我认识的开端，这种自我认识既有危险的日本人
优秀论，也有可贵的国民性反省论。李兆忠的《暖昧的日本人》分析了日本人心灵深处那种极为自大又极为自卑、极为谦恭又极为蛮横、极为雅洁又极为残忍、
极为聪明又极为愚鲁的人格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性格使日本人给人以“暖昧”之感，并从日本民族的历史演变、地理条件、资源环境等方面深刻分析了产生“暧昧”原因。此外，盛邦和的《透视日本人》、高增杰主编的《一笔难画日本人》、
王志强的《如此日本人》、周兴旺的《日本人凭什么》、崔霞的《第三只眼睛看
日本——一个女记者眼中的战后日本国民性》等书都是考察与分析日本人民族性格的著作。从这些书论述的内容、观察的角度与分析的深度来看，中国人对日本
人的了解在逐步加深。
中国人的日本观随着长期的、各种形式的对日交往而不断发生变化。在众多的“日本人论”研究中，学界也在认真总结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李兆忠的《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选择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十六位亲历东瀛生活的中国文化精英人物的对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解读，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日本观。此类书籍还有贾植芳等选编的收录鲁迅、郭沫若、巴金、丰子恺等人有关日本观感的《我的日本印象》、樊萍编《鲁迅谈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论日本》和钟叔河主编的
《周作人文类编 7 日本管窥》等等。研究中国人日本观的有汪向荣的《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孙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
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已经出版了《中日诗文交流集》、《日本军
事考察记》、《日本政法考察记》等等。

四、日本思想、
日本思想、宗教研究进展明显

日本思想、宗教的研究具有理论要求高，专业性强、论述难度大等特点，是十年来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个耀眼的闪光点，尤其是在日本思想史领域，不少颇有
深度的著作问世。李甦平、何成轩的《东亚与和合——儒释道的一种诠释》全面、系统地从和合角度系统地研究东亚的儒释道三合一的关系。吴光辉的《传统与超越 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对日本近世与近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特色、哲学观点进行了剖析与分析。
近世日本社会在思想文化上是非常活跃的时期。王青的《日本近世思想概论》
一书内容涉及儒学、国学、兰学及町人思想、农民思想等，是国内不多见的简明
扼要的概括和介绍近世思想史的专著。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针对长
期以来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脱儒”的过程。江户中后期思想家获生徂徕及其弟子所缔造的“徂徕学”，创生了
“日本近世新法家”，在江户思想界发生了“脱儒入法”运动，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明治维新，成为“脱亚入欧”论的理论先导。
对日本儒学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学者倾力较多的领域。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是我国学者对近世日本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学者荻生徂徕首次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专门著作。很长时间以来，日本学术界的儒学研究，都是以江户时代为中心而展开的，而认为近代以来的儒教没有研究的价值。刘岳兵对上述观念提出批判，先后撰写和主编了《日本近代儒学研究》、《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本研究日本近代儒学的著作。刘岳兵指出，日本近代儒学是日本儒学史上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继上一个十年王家骅先生的日本儒学研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后，刘岳兵的上述研究在日本学界受到关注与好评，此外，王健的《“神体儒用”的辨析 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提出了“神体儒用”这一
日本精神结构的命题，在此之上阐述了儒学在日本的命运与价值。
神道在中国曾经是神秘而陌生的领域，过去的研究较少涉及。近年来，经过
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开创性研究成果。1999 年出版的色音的《日本神道教与文化》，对神道教做了扼要而通俗的介绍。2005 年出版的刘立善的《没有经卷的宗教 日本神道》对神道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内容包括神道的萌发与演变、神道的流派、近代社会神道的政治实践、神道的特征等等，作为神道入门书，有着很强的可读性。长期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王金林先生近年来潜心研究神道，其专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是对早期神道的解读与探索。
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日本神道研究》一书，从原始神道开始叙述，谈及中国道
教对日本神教的影响，皇室神道的成立，神道与中国儒教、外来佛教的对立及结合，日本国家神道的形成、作用、瓦解及日本战后神道等，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
内容最全面，分析最深刻的神道研究专著。王宝平主编的论文集《神道与日本文化》也从多角度对神道文化做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关于佛教方面的研究，梁晓虹的《日本禅》详细介绍了日本禅宗的起源、发展及成熟过程。该书的观点为：日本禅宗传自中国，是随着中日两国禅师的密切交往而形成并逐步发展的。日本禅宗虽源于中国，各派的思想和风格基本
上也保持了中国禅的特征，但它又是中国禅宗的发展，无论其思想体系，还是修
行方法，都有自己的特性。何劲松的《近代东亚佛教 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对日本佛教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做了详尽分析与评判。
有关基督教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李小白的《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日本布教与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都是资料厚重，分析深刻的著作，是此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五、日本大众文化研究成为关注点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日本大众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中日交流的频
繁与加深，国内学者不断拓宽研究日本大众文化的视野，涌现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曹永玓《现代日本大众文化》一书以现代日本人的衣食住行为线索，透过日
本的服装、住宅、饮食、交通、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教育、报纸、广告、杂志
等日本现代大众文化的种种现象，诠释现代日本社会方式及其文化嬗变过程。王瑞林和王鹤《笑侃东瀛：日本文化新视角》也是一部通过考证中日历史文化互动来介绍大众文化的作品。
风土人情一直是日本大众文化研究的热点。高关中的《日本风土大观》一书，介绍了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和 70 多座城市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经济文化、名胜古迹以及地方传说和名人轶事、风土人情，还有日本概况、简史、气候、交通、
城市风貌和传统建筑艺术等专题介绍，知识性和趣味性兼备。
日本传统艺术优雅精巧、情绵意深、美伦美奂，是世界艺术史上颇具东方审
美意趣的文化样式。十年间关于日本日本传统艺术的研究在走向深入。李书敏总
主编的《日本传统艺术》共十卷，包括叙事画、浮世绘、佛画、铠甲、日本刀、木质建筑、陶瓷等，是迄今在中国首次大规模地、整体地评介日本传统艺术的图
文系列著作。滕军的《叙至 19 世纪的日本艺术》将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与实践体验成果相结合，展示了日本的雕塑、雅乐、大和绘、能乐与狂言、庭园、茶道、花道、浮世绘、歌舞伎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艺术。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的研究。在歌舞伎研究上，李颖的《日本歌舞伎艺术》，追溯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日本歌舞伎的演变过程，
分析了歌舞伎的舞台艺术特征。朱香钗《中国京剧与日本歌舞伎表演艺术比较 》
介绍了传统歌舞伎舞台表演与中国京剧舞台表演的异同。在茶道研究上，靳飞的
《茶禅一味 ：日本的茶道文化》、 赵方任的《日本茶道逸事》等介绍了日本茶道发展变化的历程。在花道研究上，王勇主编，顾春芳和胡令远的《日本文化大讲堂·花道》就日本民族对插花艺术的态度及反映出的对美的向往、追求和感悟
作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在浮世绘等美术研究上，有潘力的《浮世绘》、李佩玲
的《和风浮世绘·日本设计的文化性格 》、梅忠智的《日本浮世绘精品》等。在相扑等体育研究上，有陈洪兵、金舒莺和刘颖的《日本相扑与力士》具体介绍了相扑的历史与现状。

日本在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时尚动漫的出现、流行便是现代科技在大众文化领域的体现。白晓煌《日本动漫》具体介绍了日本动漫
的特征、日本漫画出版业、日本动漫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本动漫对中国
和欧美的影响和中国动漫崛起。
此外，贾蕙萱的《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出发，分别就中日两国的农耕文化、饮食观、饮食习俗、饮
食文化渊源等进行比较研究，为大众了解中日饮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也
是研究日本文化的独特的视角。

六、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有了新收获
中日两国地理相近，人文相接，但近来以来两国的发展道路及社会制度却截
然不同。随着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以认识中日文化的异同，总结两国历史的成败得失，思考两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已经为我国学者所重视，并成为日本研究的新视野。跨文化、跨国别的比较需要立足于对双方历史
与文化的足够了解，难度较大，但学者们还是孜孜以求，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前
述尚会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是中日两国国民性比较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多集中在中日两国近代社会转型问题上。封建社会后期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后来中日两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赵德宇的《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与于桂芬的《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都是研究此问题的力作，
但前者注重历史的反思，后者侧重实证研究。李虎的《中日朝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更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东亚三国，从中探讨中日韩三国近代社会转型迥异的原因。李少军的《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指出近代西学的广度与深度、
传播面与吸收西学的成效相去甚远，这成为两国近代化进程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陈景彦的《19 世纪中日知识分子比较研究》对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构成、对列强冲击与西方文化的反应、“崇文”与“尚武”的区别、“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不同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该书认为，

由于中日两国不尽相同的内外环境和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知识分子在近代
社会的作用与结果也不同。
李卓的《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
是对中日两国家族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书中运用宏观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中日家族制度的差异，指出中国的家是相同血缘关系的集团，
日本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的经营体。家的血缘性与社会性是两国家族制度所有差异的起源，它造成中国的家的封闭性与日本的家的开放性，影响到中日两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步伐，并带来两国国民性的差异。
此外，还有各个角度的中日比较研究，就笔者视线所及，如柴彦威的《中日城市结构比较研究》、贾蕙萱的《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研究》、铁军、周洁、江新兴
等《中日乡土文化研究》、刘庭风的《中日古典园林比较》、曹林娣等《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陈勤建的《民俗视野：中日文化的融合和冲突》、刘晓峰的《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陈振濂的《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
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姜文清的《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曹炜的《中日居住文化》、林惠子的《中国女人·日本女人》、徐元
勇的《中日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王丽荣的《当代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刘达
临的《浮世与春梦：中国与日本的性文化比较》等等。仅从这些书名即可看出，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有了一定深度，也有了相当的广度。

七、日本社会研究出现开拓性进展

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新著，把认识日本社会的目光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
群体和社会生活。研究视野之新、研究对象之新、研究方法之新，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日本社会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
李卓长期从事日本家族制度研究，先后出版了《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作者从社会史研究角度出发，对日本的婚姻、家族、
继承制度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同作者的《日本家训研究》以日本家训为研究对象，在阐述日本的家族制度、家族伦理及家训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按照武家家训、
商人家训、女训的顺序分章进行论述。近代日本社会中企业的家宪与现代企业的

社训是前近代家训的延长或派生物，是日本家训发展史的特征所在，故也是该书着重论述的内容。该书还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武家家训、商人家训、女训、往来物、
社训、社是等加以翻译、整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资料的便利。这些研究已经
形成体系，既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也有助于国人了解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研究日本继承制度的还有官文娜《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及其文化特征》（《历
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侯庆轩和王巍巍《日本的家论理与现代化》则重点
论述了日本的家族伦理在近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从性别角度考察日本社会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从性别角度考察了日本战时体制下妇女团体的产生与发展、活动与作用、衰落与灭亡，再现了战时日本妇女团体的整体面貌，并对战时妇女团
体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客观评价。同类作品还有李建军《军国之女:
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从“日本女性与战争”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王慧荣的《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着眼于日本的女子教育，系统地梳理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根据发展特点对其进行了历史阶段的划分，同时通过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教育家的考察，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日本女性在女子教
育方面的成就。
在对日本社会不同阶层的研究上，从揭示日本近代化的动因入手，有了很多
新的成果。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研究日本町人的专著。该书对日本近世町人阶层的形成，町人伦理在近代化
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考察。该书认为，町人伦理是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
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精神原动力。该书提出了日本近代化动因的新视角。李文的《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一书不拘泥于传统的武士伦理道德的研究范围，从“武士阶级的内部组织、社会地位和观念形态”、“武士阶级与明治维新”、“士族与日本近代化的启动”三个方面研究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把对武士阶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娄贵书不仅对武士与武士道问题发表了大量研究论
文，还有《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一书出版。
日本社会思潮、民众意识等也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一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静态的日本
民族性格及社会思想传统与动态的当代日本社会思潮的流变分析相结合，探寻日本社会变化及政治走向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高增杰主编的《日本的社会思潮
与国民情绪》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与思想史的宏观操作方法，通过把握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和平主义思潮互动消长的演变，分析了这种变化的社会基础及其对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影响。同类著作还有徐静波和胡令远的《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以及赵京华的描述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社会转型与思潮的《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等。

八、越来越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民生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与国民的关注，东邻日
本经济发达，又与我国有较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在社会福祉与社会保障事业等方
面成熟于我国，故对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成为新热点。
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新热点。吕学静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对日本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日本的年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雇佣保
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与
评述。沈洁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则将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为萌动
期、形成和确立期、发展期、调整和重组期等进行介绍。宋金文的《日本农村社
会保障》一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农村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及日本在农村社
会保障方面采取的有效措施。
实事求是的说，我国对日本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处于起步期，专著性成果不多，大量体现在研究论文中。如在养老制度与养老金制度研究方面，有边恕的《日本公共年金的支付危机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日本研究》2003 年第 3 期）、王伟的《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评析》(《日本学刊》2007 年第 4 期)等；在医疗看护保险研究方面，有李光勇《试析日本社会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原因》（《现代日本经济》2003 年第 2 期）、林宪鹏《日本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现状、困境、
对策》（《日本研究》2005 年第 3 期）等；在企业福利方面，有毛慧红和戴维周《日本企业年金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日本研究》2004 年第 4 期）、朱孟楠
和喻海燕《企业年金制度发展模式选择:日本的经验与启示》(《日本问题研究》
2007 年第 3 期)等。

日本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少论文从论述日本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与现状入手，分析其原因，并列出对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同时介绍日本政府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如陈鸿斌《老龄化、低出
生率——日本无法破解的难题》（《日本学刊》2003 年第 3 期）；宋金文《当代日本家庭论与老年人扶养》（《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5 期）；王伟《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车维汉《日本的老龄社会:现状·影响·对策》（《日本问题研究》2004 年第 4 期）；陈茗《日本老龄产业的现状及其相关政策》（《人口学刊》2002 年第 6 期）等等。王桂新《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之比较》（《人口与经济》2003 年第 2 期）则试图通过考察比较，探讨日本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过去关注不多的人口问题十年来也有了一些研究论文。李小白《近代转型期
日本社会的人口增长控制》(《东北师大学报》2007 年第 3 期)通过一系列统计
分析，探究江户时代后期，人口增长控制的状况及深层次原因。李通屏《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本的经验》（《人口研究》2002 年第 6 期)、王桂新《中日两国的人口转变与人口增长》（《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 年第 6 期）、顾杨妹《日本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人口学刊》2005 年第 6 期）、郝秉键
和陈熙男《日本现代化的人口条件》（《史学月刊》2003 年第 2 期）、王伟《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等则重
点研究了现代日本的人口问题。

九、外文汉译著作具有两大特点
在日本文化、社会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是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外文汉译著作有两大明显特点：第一是在译书的选择上，注重学术品味，多选择具有学术影响的名人的“名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森岛通夫于上世纪 80 年代所著《日本为什么“成功”？》在中国曾引起不小的反响。1999 年，森岛通夫又在此基础上写了《日本为什么将会衰落？》，由天津编译中心翻译，2000 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人口、精神、金融、产业、教育等各方面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分析，预

测五十年后日本将会衰落，并提出“唯一的救治方案”就是把日本民族的命运与整个亚洲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实现自身的持久繁荣发展。南博
是战后将美国社会心理学引介到日本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被称作“一百多年来探讨日本人的集大成之作”，时间跨度从明治、
大正、昭和到现代，可说是一部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史、一部客观评论“日本人看日本”的专书。小泉八云的《神国日本》是小泉八云研究日本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全面探讨了神道及民间宗教观念在日本历史上的演变，追溯了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这是西方解读日本异域文明根本动力的最早尝试。像这样有影响的译著还有很多，如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河合隼雄著、范作申译《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鸟越皓之著、王颉译《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高坂健次著、张弦等译《当代日本社会分层》及作为武士道经典的《叶隐闻书》等等。
第二是在译书的实施上，有计划，有组织，动员集体的力量，通常以丛书的
形式体现。商务印书馆从 2004 年期在十年内翻译出版一百五十余种日本学术著
作。目前和辻哲郎《风土》、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辻清明《日本官僚制研究》已经出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由
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熊泽诚《日本式企业管理的变革与发展》、
广田康生《移民与城市》、藤井胜《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江田由美子《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作田启一《价值社会学》、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正村俊之《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橘木俊诏《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十部组成，均为 90 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社会学著作，
在日本学术界有很好的评价。这些译著不仅有助于我国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对中
国社会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作用。
在大量的译书当中，除了得地利及资料之先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也
有对其他国家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的介绍。美国的贝拉著、王晓山、戴茸译《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是深度研究日本社会结构与经济伦理的著作，指出江户时代全国市场的建立、都市化的发展、武士阶级的贫困和商人地位提高等
一系列社会变革直接导致了 1868 年的明治维新与战后新日本的勃兴，江户时代是日本现代文化的渊源。张乃丽译《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是韩国学者李御宁撰写的关于日本的著作。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透过日本社会中许多社会现象得出日本人以“缩小”见长，“以小取胜”的结论。澳大利亚罗斯·摩尔与杉本良夫的《解读日本人论》、《日本人论之方程式》也作为陆留弟主编的《日本文化译丛》，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

结语综上所述，1997 年至 2007 年，中国的日本研究步步深入，成就斐然，值得
肯定。但是还应看到我们存在的差距。由于中日两国的相近的地缘关系及相似的文化背景，加之历史上两国师生关系的互换及近代以来中国被侵略的经历，尤其是近年来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一系列摩擦，使得国人对日本文化与社会产生了越来
越高的关注度。随着国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与信息的发达，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的欲
望也随之增强。有一个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新渡户稻造
的《武士道》一书在由张俊彦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于 1993 年出版后，至 2006
年已重印了 9 次，而且，自 2003 年以来又出现了至少五个新版本。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最早由吕万和等翻译，商务印书馆于 1990 年出版，至 2007 年 12月，重印了 16 次，同时也出现了 6 个新版本。这一现象既说明了大众的需求，
也说明我们还缺乏这样的具有权威性与强大影响力的“经典”性成果。今后，需要集全体日本研究工作者的智慧与才能，实现跨学校、跨机构的联合，认真规划，统筹考虑，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日本文化与社会研究水平。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1997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1997—(1997—2007)王晓平

在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中，日本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是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改革开放之初，通过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富于创造性的翻译和介绍，包括电影在内的日本文艺，成为中国人打开窗户、观察世界首先看到的景观，开风气之先，为思想解放运动推波助澜；在改革深入的年代，日本成为中
国留学生首选的地域之一，大批学习日本语言、文学、艺术的中国学者获
得了亲睹日本全貌、亲自品尝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的机会，并通过他们，把真实的日本传达给大众。文学艺术的研究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
理解，架设了一座经得起风吹浪打的桥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蓬勃发展，不仅近现代文学的名家
名作，许多古典文学名著也都被翻译出版，并且出了不少精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也从作品赏析、评论、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和理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对日本学术的虚心学习，咀嚼模仿，再到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融合，与中国学界建立有机的密切联系，并创造出适宜于当今文化环境的
表述方式，中国学者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扩大了日本文学在一个拥有 13 亿
人口的大国的传播，同时，也使日本文学中的优秀元素，成为创造中国现
代文化有益的营养。
经过前近 20 年的蕴蓄与积累，1997—2007 年间中国日本文学研究持续发展。各大高校的教授、各科研机关的学者们在日本文学这一研究领域
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超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
和中国对其他外国文学相比，日本文学研究的特点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借地域相邻和文化因缘密切之便，中国翻译界对日本文学的反应尤为
迅速；赖双方交流的意愿之强烈和渠道的多样，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与
和其他地区相比，有更多的直接交流的机会。仅据不完全统计，20 年来，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从事过研究活动的中国学者，就多达 60 余位，其

中文化、文学研究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初期阶段，这一现象更为醒目。此外，由于历史的文化联系，由于两国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政治上两国存在的相关利益和问题，由于近年两国旅游热的升温，中国读者
对于日本问题、日本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除了欧美文学仍占据中国人阅
读外国文学的首位之外，日本文学也逐渐为更多人所青睐，其翻译和出版
的数量逐年攀升，也为日本文学研究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下对 1997 年——2007 年的主要研究成果略作剖析，就推动日本文学研究向更深邃广博的层次发展，提出初浅看法。

一 、 日本文学史研究有了“
日本文学史研究有了 “ 中国造”
中国造 ” 里程碑

日本文学史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近些年频繁的国际交流活动
使中国的研究者能更多更快地阅读原版书籍并与国外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
交流。10 年间出版了一批日本文学通史、断代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发展
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叶渭渠、唐月梅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叶渭渠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简史》、《20 世纪日本文学史》等皆是这一时期的成绩。
其中四卷本的《日本文学史》洋洋 210 万字，是继上个世纪 30 年代谢六逸氏撰著《日本文学史》以来中国日本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极大成果，被学术界誉为“日本文学史研究的新里程碑”(林林)，它的问世标志“日本文学通史写作的大成和终结”， “不仅为中国的日本文学通史写作树立了一块界标，更为后来的研究者铺下了坚固的基石”（王中忱）。这部著作采用“立体交叉研究体系”，也
就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机制，以多学科角度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从宏观上把握日本文学与日本哲学美学的关系，以及日本独自的
民族审美体系的形成过程，微观上具体分析了有代表性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的创
作活动和理论构建，同时详尽地论述了和汉、和洋文学的交流，提出“冲突、并存、融合”的日本文学发展模式。
《日本文学思潮史》也是“立体交叉研究体系”
的成果之一，它将日本文学放在整个日本社会文化发展变化进程中，以文学史为纲，网罗作家、作品、理论、批评，进行全面、系统、动态的比较、分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整体上把握日本本土文学思想与外来文学思想的碰撞、交汇、融合过程。它的主要特色在于从思潮的角度来研究日本文学史，突破了惯用的文学史架构模式，是一大创新。
王向远的著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是国内外第一部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专题通史，将纵向的历史演进线索与横向的作家作品评论结合起来，对
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日本文学作品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反映了历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化与变迁，分析了中国题材在日本文学中地位、作用与功能，揭示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巨大的、持续不断的影响。著者尚有《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一书，包括本书的主要内容。
罗兴典撰写的《日本诗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叙述了日本明治维新
以后诞生的日本新诗（现代自由诗）发展历程，被认为是关于日本新诗的“袖珍百科事典”，同时也是“一部从一个侧面反映日本文化的思想史” 。2003年罗
兴典又出版了《日本诗歌与翻译艺术》，分“日本诗歌篇”、“翻译艺术篇”、“题外篇”三大部分，前两篇系统论述了日本诗歌与翻译艺术，“题外篇” 收
入了作者的部分诗歌、散文习作。郑民钦的日本诗歌研究也有不小的成果，
他的《日本民族诗歌史》研究了日本民族诗歌发展历史，其中以较大的篇幅阐
述了近代短歌、俳句向现代的发展过程。而《日本俳句史》研究的则是俳句的起源、摇篮期、黄金时代、俳句的中兴、昭和俳坛的革命、俳句与中国。
此外还有高文汉编著的《日本古典文学史》，谭晶华编《日本近代文学史》，曹志明编著的《日本战后文学史》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

二 、 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 “ 破冰”
破冰 ” 之著

长期以来，日本文学队伍存在课题集中于近代，近代又集中于少数几
位作家的现象，以至于有学者发出“怎么还是那些”的质疑。课题狭隘，
反映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的因素，也有文学观念
的片面造成的局限，还有学者学识范围的束缚等。近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
新著，标志着中国学者全面开拓的努力取得了初步实效。
1997——2007 的这十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
和二十世纪日本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
夏目漱石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在各类日本文学史里也都作为日本近代文学巨匠而被重点介绍，但是专门的研究专著不多。1998 年何少贤出版了《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一书，没有流于一般的人物传记的写作方式，也没有过多地论述夏目漱石的小说创作，而是从评论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想，这在日本研究界也是极少见的。2007 年李光贞的《夏目漱石小说研究》主要从夏目漱石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入手对小说的思想内涵、
人物形象、叙事特色等方面加以分析和研究。车莉编著的《〈我是猫〉诠释与解读》则详细介绍了这位被称为“国民作家”的人生经历和该部作品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的独特性。发表的论文集中在作品分析、“则天去私”思想、与汉文学的关系、与鲁迅的比较等方面，有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研究论文数量偏少,选题
与内容重复性较大,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太不相称。
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的研究继续升温。作为近 20
年来被译介最多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依然是十年来日本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每年都有一部以上关于川端康成或其作品的著作出版。1999 年是川端康成诞辰
100 周年，不仅在长春举办了第五次川端康成研讨会暨川端康成百年诞辰纪念会，同年还出版了中、日、美三国学者联合编选的川端康成研究文集《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文集辑录了近年来三国学者创作的 33 篇论文，比较全面、系
统地论述了川端康成的作品与生平。2007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感悟东方之美——走进川端康成的〈雪国〉》。十年来也不断有论文见诸各类期刊杂志，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川端康成的审美意识、虚无思想、死亡意识、女性观念和他对
待战争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态度等等。
张石所著《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是作者十几年研究的总结和提炼，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到解释学与实证的统一，而在内容和表述上，力求符合中国读
者的阅读习惯。周阅博士一直关注川端康成研究，先后出版了《川端康成评传——川端康成是怎样写作的》和《人与自然的交融—雪国》两部著作以及若干论文。
在此积累的基础上撰写的《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
立足于对川端文学文本的细读，特别注重对文本与作家经历中所表达的内在哲学
意识、精神感悟以及它们以“艺术美”为中心的在文本内含的诸层面上的“文化对话”的考察，从中揭示出已经内化为川端康成创作意识的涉及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本书堪称对近代日本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以及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图谱作重新描绘的基础性著作之一。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第二年即 1995 年，全国就发表了 13 篇专门
研究大江健三郎的论文，2001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四册《大江健三郎自选集》，2005 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大江健三郎随笔集》。张文颖的《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将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但却同是扎根于边缘、致力于边缘文学创作的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与中国著名作家莫言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视角敏锐独特，颇有新意。论述过程中围绕着主要边缘意象进行缜密地分析和探究，试图解开两位作家的文学密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出版的专著还有王新新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1957～1967）》、
王琢的《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论文多围绕其作品的传统与现
代、西方文学影响、中国要素、救赎意识、政治与性、解构等等展开。
村上春树是目前日本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家之一，被称为“80 年代的夏目漱石”。他的作品中文译者林少华认为他的作品“善于把西方冷静的理性分析，
荒谬的梦幻意识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精髓熔为一炉，多以刻画大都市中小人物尴尬处境和青年知识分子失重的精神世界见长”。村上春树的作品还是以翻译为
主，研究类著作有林少华著《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雷世文《相约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世界》，也有为数不少的论文发表，但从理论角度加以深刻分析的较少。有几篇角度比较新颖，如孙树林《井·水·道──论村上春树文学中的老子哲学》（《日本研究》，2001/04）、赵仁伟《“现实是凑合性而不是绝对性的”──论村上春树小说中的非现实性因素非现实性主题》（《外国文学评论》、
2002/01）、魏大海《村上春树小说的异质特色——解读〈海边的卡夫卡〉》（《外国文学评论》，2005/03）等。
唐月梅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受政治左右，要客观地看待三岛由纪夫，2003
年出版了《三岛由纪夫传》。从发表的论文方面来看，既有探讨三岛由纪夫
的审美意识的论文，如《三岛由纪夫文学作品中的希腊古典主义审美情趣》（付博，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4）、也有剖析其极端明民族主义内核的论
文，如《美与恶的辩证法:重读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郭勇，外国文学评论，
2007/02）、还有总体把握其创作脉络的，如《浅析三岛由纪夫小说创作的内在走向》（张涛，日本研究，2004/01）等等，更多的则着眼于三岛对死亡与美的认识问题。
此外还有芥川龙之介、白桦派文学、唯美派文学、战争文学包括反战和侵略文学等也是相对集中的研究论题。王向远撰写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
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等专著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对日本对华进行
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笔部队”也就是用笔杆子炮制日本侵华文学的那些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我们要认识日本军国
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膨胀的过程，要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处追究侵华战争的深层根
源，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因此，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 王向远尚著
有《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日本文学汉译史》等，这些著述，显示了作者敏锐
的问题意识和统摄庞杂材料的能力。
这一期间，大量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高慧勤、魏大海主编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全五卷，是聚合了国内著名的翻译家同心协力完成的上乘译作。

三 、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更加走向成熟

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研究，除了需要对日本现代文化的理解之外，还需要
有深厚的古代语言功底和中日两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因而，一个古代文学
研究者的成熟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社会偏重经济利益的时代，甘于寂寞，不为名利诱惑所动，乐于厚积薄发，才会指望在这一领域做出实绩。可喜
的是，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在培养古典文学博士的工作中已经取得初
步成绩，在各大学日语学科的文学硕士中，也有一批对古典文学研究表示
兴趣的学生，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日本古典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等。另外还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古今和歌集》、《万叶集》等，后来也一
直再版过，近些年也有一些新的译作出现，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芒选译的《万叶集选》，2002年赵乐甡的《万叶集》全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另外
还有李均洋的《徒然草》（分为方丈记和徒然草两部分），郑民钦的《奥州小道》、《源氏物语》，姚继中的《源氏物语》等，代表了一批新译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新成就。

翻译家郑民钦、刘德润等的日本古代诗歌翻译，不断推出新作。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物语文学系列》，收进了《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新译。《今昔物语集》原北京编译社所译的本子，出了两种版本，一是2006年署“周作人校”的新星出版社的本子，一是2008年“张龙妹校注”的人
民文学出版社本、周作人的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引起读者的关注，止庵主编的《苦雨斋译丛》收入了其译作《古事记》、《枕草子》等。金伟、吴彦合译的《万叶集》和《今昔物语集》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万卷出版社出版。陈岩、刘利国主编的《日本历代女诗人评介》对各时期不同风格和流派的诗人做了全面的译介。
1991年读本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的翻译出版是李树果献给我国日本文学
翻译研究界的一个重大成果，2005年他又选编了《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 江户时
代的世风民情》，收录了《古今奇谈英草纸》、《古今奇谈繁野话》、《古今怪谈雨月物语》、《忠臣水浒传》、《樱姬全传曙草纸》、《三世全传南柯梦》等七篇日本读
本小说，为研究江户时代市井小说提供了重要资料。而1998年出版的《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则是他中日传统小说比较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这部书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概括和简化,将读本
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概括为3部书：《剪灯新话》、“三言”和《水浒传》，
认为《剪灯新话》的影响使日本产生了翻改小说,为读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具
特色的方法；通过翻改“三言”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通过翻改《水浒传》产生
了日本后期读本。李树果的这部书就是以上述三部中国小说为中心,探讨它们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影响,并涉及其它中国小说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影响，同时每章后附有重要的日本读本小说的部分译文,增强了本书的文献资料价值。
《源氏物语》是日本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被公认为是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除了从比较文学、美学、心理学、民俗学
等多角度来进行探讨外，多注目于《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的关联。2001
年召开了《源氏物语》国际研讨会，论文收在张龙妹主编的《世界语境中的〈源氏物语〉》一书中。张龙妹可以说是我国《源氏物语》研究界的专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或日本的学术期刊、研究文集里，如《〈源氏物語〉の
政治性》
（《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2001/12）、《〈源氏物語〉与〈白氏文集〉（《中日文史交流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源氏物语〉〈桐壶〉卷与〈长恨歌传〉的影响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08）等等。姚继中的《〈源氏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文献学的研究，对《源氏物语》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挖掘与探讨。《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论文也发表了不少。
这一时期对日本古典戏剧的研究专著增多，朱香钗著《中国京剧与日本歌舞伎表演艺术比较》前半部介绍日本传统歌舞伎舞台表演与中国京剧舞台表演
的异同，后半部着重介绍、研究了当代日本大型歌舞伎《新三国志》的舞
台表演。张哲俊的《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分为中
国古典悲剧的形式和中日古典悲剧比较研究上下两编，论述了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母题与日本古代戏曲“能”（谣曲）之间关系。张哲俊尚著有《中国题材的
日本谣曲》、《东亚比较文学导论》等著述。
其他还有李颖的《日本歌舞伎艺术》、翁敏华的《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
郑传寅的《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王冬兰的《镇魂诗剧:世界文化遗产——日本古典戏剧“能”概貌》等。
古典文学研究类论文主要集中在《源氏物语》、《万叶集》、芭蕉、古典审美意识、汉文学等方面，其中中日文学、文化的比较、影响研究较多，
其中以《万叶集》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王晓平的《敦煌书仪与〈万叶集〉书
状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04/06）、胡令远的《简论中日诗歌特质的差异
性——以〈诗经〉与〈万叶集〉为中心》（《日本学论坛》，2006/01）、吕莉的《‘白雪’入歌源流考》（《外国文学评论》2006/04）等等。1999年以来马骏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连续发表《万叶集》研究系列文章，比如《〈万叶集〉和歌表
现的出典研究》、《〈万叶集〉汉语词汇表达的出典研究》、《〈万葉集〉卷十
六の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各自多年的研究积累之上的,侧重于对文
本的解读，代表了我国《万叶集》研究的较高水平。
2005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为我国的日本古典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较为全面的工具书。其编
撰方针是立足本国学界，强调个案研究。为此不仅在作品的分析上点出我国文学的影响关系，还在整体的条目选择到具体的撰述中尽量体现中日比较研究的特色，附录里包括“中日对照文学史年表”，能使读者对中日古典文学有个综合而
直观的认识。

四、中日文学关系和中日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始终有亮点

数到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国家，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
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小同而大异。像中日之间拥有这样悠久而成果丰饶的文化交流史的国家，在世界
上也是不多见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学交流加以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首先要
完成的任务之一。
中日文学关系史和交流史拥有丰富的史料，尚未系统清理。80年代末出版的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和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曾被称为此一领域的“双璧”。1999年出版的高文汉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
涉及中日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各个时代，以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及重要作家作品为主,运用实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评述了日本的汉诗、汉文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同时也涉及日本物语文学《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吸收
与借鉴，可以说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的史纲式研究。
20世纪敦煌文学的发现，改写了中国文学史的部分内容，也丰富了世界对中
日文学关系的认识。在日本文学中，不仅存在敦煌文学的影响，而且存在精神相通而延展扩衍的元素。王晓平《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远传的
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是2005年出版的人文日本新书丛书中的两本，从日本传播扩衍的敦煌佛教故事、文学作为切入点，通过翔实的资料和严谨
的透析，对敦煌文化的传播和日本对之的文化接受，做出了很好的梳理和发掘，揭示了日本古人的价值取向和日本文化的原初特质。
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邱岭、吴芳龄《三国演义在日本》等著述，论述的虽然是老题目，但在吸收日本学者成果的同时，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新说。王若茜、齐秀丽著《浮世草子的婚恋世界》虽然结构不甚严谨，但著者努力将浮世草子与三言二拍等中国白话小说展开比较研究，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对于近代以来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日本近现代作
家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日本左翼文学及当代作家川端康成等，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要全面地把握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就不能不对近代以来的中日文学关系进行研究。王中忱的《越界与想象:20 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选择了 20 世纪范围之内中国和日本文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文体进行讨论，
但没有把讨论范围仅仅限定在两国文学的关系，有的篇章还涉及到了中国、日本
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系、和媒体的关系等。肖霞《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运动》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的方法，将鲁迅、创造社成员的早期浪漫主义与日本近代浪漫主义这一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加以探讨。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一书对近代和现代受日本文学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内容包括晚清文学变革与日本
启蒙文学，晚清文学向五四文学转变与日本文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
与日本新感觉派等，并对其中出现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此类研究专著还包括胡令远的《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兼论中日之异同》、王晓平的《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林祁的《风骨与物哀：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张福贵与靳丛林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靳明全的《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等等。
高宁著《越界与误读——中日文化间性研究》，主要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探讨
文化越界后的变异和误读，包括其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以事说理，事理互见，书
中各篇不乏创见，延续了著者富有批判意识的一贯作风，又表现出不断超越自我的决心。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日本文学，考察日本
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系正逐渐成为我国学者进行研究的一大突
破口，这种摆脱旧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
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而陆续面世的研究成果也说明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日本文学作品、剖析日本文学的文学思潮和流派。这些成果又给中国
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丰富的史料，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学术界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五、汉文学研究是中国学者“
汉文学研究是中国学者“本领”
本领”独到的领域自古以来，日本汉文学和假名文学互为表里，相互促进，交相呼应，构成了
日本文学独有的格局。汉文学对于日本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曾是重
大而无可替代的。然而，近代以来，汉文学却滑到边缘，甚至有从文化记忆中消失的危险。研究汉文学，并对其给以恰当的评价，是日本文学研究者理应承担的任务。中国学者对日本汉文学的研究，能够从汉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高度，予以重视，并与日本“和汉比较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展开了活跃的学术交流。
如何看待汉文学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关系到文学观念的问题。陈福康等学者强调指出，汉文学曾经是日本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主张对汉文学重新认识。
卢盛江对空海的研究，不仅站在中国研究者的前列，而且弥补了日本在这方面的不足。他两访日本，入深山，访古寺，又辗转访询于海峡两岸，查清现有传本，清理前人成果，校核文字，比勘辨订，注释语辞，补旧说之疏误，出独立之见解，所著《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长达 1200 余万字，又撰有《空海与文镜秘
府论》一书，摘其精要，述其新见，是近年空海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可喜收获。称卢盛江为今日《文镜秘府论》研究之第一人，亦不为过。
蔡毅《日本汉诗论稿》收入作者关于汉诗以及日本汉学论述十八篇，或探讨
平安时代至明治时代若干汉诗人及其作品之得失，或评述考订日本汉籍编纂和流
传，或追寻中日间翻译活动之经过和意义，无不扎实可信，不为空论。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亦有多篇涉及日本汉文学研究，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刊》，
每年出版一辑，其编辑方针乃“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徑，避免固执偏狭”，其中收有的日本汉文学文献研
究论文，多值得一读。
另外，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严明《花鸟风月的绝唱——日本汉诗的
四季歌咏》等专著，都在各自的课题上多有突破。

六 、 日本中国学渐为新的学术热点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名著和专家。日本人研究、学习中国的先进文化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但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在经济上取得巨大
发展，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日益紧密，其研究邻邦中国的目的、方法、态度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比较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日本学者有时对于同一问题却有完全不同的
价值观。其原因是当这门学问漂洋过海植根于异质文化土壤，就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其研究
目的是为了发展日本文化。
学界将这类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文化频繁交流合作共同发展的今天，各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外中国学与中国
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学术中国观，它们之间既有交集又各自在一定领域发挥不同的文化主导作用。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日本的中国学在国外中国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日本保存有许多中国古代流散的抄本或刻本文献，成为日本中国学研究极其
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自从清末以来，中国学者到日本访书者，多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家。严绍璗 20 余年往返日本 30 余次，整理文献 1.08 万余种，于 2007 年出版
了 350 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是他继《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之后的又一力作。以这些著述为基本标志，严绍璗长期从事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
的追寻、整理和编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原创性见解和在方
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的特征，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学术基础。
在日本，对于本土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也不能从中国文化中完全剥离。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实据，长于细读深究。对中国《文选》、《白氏文集》等在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可以说在某种
程度上为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料。由中华书局出版、王晓平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从 2005 年问世，至今已出版 20 余种。这套丛书以“大家小书”为特点，收入了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使得更多的读者能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开阔视野。其中有被誉为“日本万叶研究第一人”中西进所著《〈万叶集〉与中国文化》、近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所
著《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所著《21 世纪与中国文化》、

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桑原隲藏所著《东洋史说苑》等等，有的侧重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有的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有的侧重对中日关
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有的侧重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侧重各有所专，不拘一格，
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排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并且响应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尽量选取较为通俗的作品，以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的阅读需要，无疑为国内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输入了新鲜血液。本丛书出版以后，多种报刊与学术著述发表书评，主要有《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新京报》、《书品》、《域外汉籍丛考》等，在光明网、新华网等展开热烈讨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宋红评论此丛书“一经推出，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仍活跃于一线的日本中国学研究者视为‘龙门’丛书，皆以自己的著作能进入这套丛书为荣耀。”对日本中国学者展开专门研究的，如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等，均以材料翔实、视角独特、立论公允见长。钱婉约所著《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以及她所编译的《我的留学记》、《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奠定了她在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的地位。

七、大型学术丛书成为推动成果传播的旗舰

近代以来，日本学者集合研究团队编撰的大型学术丛书，曾对推动学术研究
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较之分散的单本著述，可以聚合学界有影响的高水平的学者，按照学术发展的需要，推出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这种运作方式，还具有
便于集中宣传，扩大社会影响的特点。近十年来，有关日本文化、文学研究的大型学术在中国出现，也是日本文学研究者群体的壮大和整体研究水平大幅提升的标志，是研究者对社会新需求的积极回应。
王晓平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文日本新书》，聚焦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由数名国内知名学者专家精心编写而成，体现当今学术前沿。他们精读
原典、言而有据，对于相关问题深入研究、又浅显着笔，将深奥的理论、独到的见解以平易生动的语言向普通大众推广，图文并茂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
日本文化的平台。全书数十卷、共四部分，分别以梅、樱、竹、松命名，涵盖中

日文化文学关系、文学、宗教、风俗、历史、艺术各个方面，题材广泛、涵义深
刻。目前已经出版 20 种这套书充分关注人文日本、介绍日本文化、体现中日交往史。内容方面既有
和歌、《万叶集》、谣曲，也有关于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的介绍；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唐诗，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既有东洋学与儒学，也有相扑和漫画。真可以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在两国经济、
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增进国人了解邻邦文化，开扩视野，提升跨文化平等
对话的能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具有深远的意义。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日本古典名著图解书系》采取了图文并茂的“物语绘卷”的形式，为读者进献了一份丰盛的美之宴。
“物语绘卷”早在 11 世纪之前就已经诞生。它由“绘画”和“词书”组成。日本的“绘卷”是饶有兴趣的绘画艺术，文字图画并重，好似绚丽的彩虹，是将从中国传入的“唐绘”日本化，成为“大和绘”的主体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绘画，可以加深“物语”的文化底蕴，
立体而形象地再现作家试图在文本中表现的美的元素。该丛书则借助美轮美奂的绘卷，来解读《枕草子》、《源氏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平家物语》
这五部日本古典名著所具有的日本美和日本文学之美的特质。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可激起对日本古典名著的热情和憧憬。该丛书通过这五部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图典一幅接连一幅地展现出日本古典美的世界，日本古代人感情的世界、日本
古代历史画卷的世界。观赏者如同走进了异彩纷呈的艺术殿堂，并从美的享受中感受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带来的震撼。这套丛书的问世，反映了中国日本文学研究者在将新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文化过程中积极的探索精神。
90 年代中期和末期由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大修馆书店合作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是以中日文出版发行的大型中日交流史相关丛书。全书共十卷，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在编写上也很有特点。每卷都由中日两国学者合写，
各自从不同侧面阐述各卷主题。各个作者提出的问题或各自独立或互有联系，其间各具风格、百花齐放。这样的编写方式更加突出中日交流的两国合作互利的精神，也更便于突出本书宗旨----阐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参编人员方面，既有学界资深专家学者，也有史坛新秀，体现出丛书旨在用浅近笔调表达
深奥学问，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理念。

《日本文化大讲堂》主编王勇先生认为：日本文化的特点不在于模仿与独创，而在于取舍与组装。说日本“擅长模仿”、“ 拙于独创”都是不甚准确的。譬如
日本儒学并非中国儒学的翻版，从西方各国博采众长而成的明治体制，日本的近代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
并且中国与西方对于日本文化的观察侧重不同。中国多强调日本文化对中国
文化的沿袭与模仿，重视相同点。而西方往往认为日本文化神秘异类，重“异”
而轻“同”。其实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民族性，具备自己独特的美意识，他们的文化也必定带有该国水土之气息，民族之烙印。
这套丛书分为日本文化大讲堂之武道、音乐、棋道、花道四册，系统介绍了日本颇具代表性的魅力文化，无论是初次接触这些文化元素的读者还是行家里手，在阅读这套丛书之后，都能够得到一些启示。并且该丛书专题明确，好似带领读者走进了日本文化的课堂，现场聆听专家的讲授一般。从书形式图文并茂，
语言通俗易懂，便于阅读理解。

八、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具有广大的成长空间虽然日本有不少学者热心于日中文学交流，然而从整体来说，日本学界对于
中国的研究现状相当隔膜，对于中国学者的成果评价偏低，在加强两国的成果和人员交流方面，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例如，促进汉语撰写的日本文学研究论
文在日本的介绍和出版，编辑出版双语的文学研究刊物，及时提供日本有关研究热点的文献和信息，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毕竟文学交流的事业，既是双赢的事业，也是只有双方努力，不断协调，同步并进，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和日本的中国文学相比，中国的日本文学事业还相当年轻，所要走的路也更长。凭借中国的丰富文化资源、独特的学术传统和庞大的研究者队伍，中国的研究应该给日本研究注入更多的新风。发展空间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首先，在中国还没有诸如《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近现代文学大系》这
样影响深远的大型日本文学丛书，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文学的精品。对于日
本文学介绍和研究的范围还偏于少数作家作品，范围还相当狭窄，选题过于集中，不足以展示日本文学的全貌。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过于偏重于日本式考据方面的模仿和硬性套用西方理论事理脱节的现象同时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研究的复制和搬用上，与中国学术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
特别是翻译研究的匮乏，不利于翻译水平的普遍提升。
再次，不论是在本土接受日本文化教育，还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子，都有一个与本土文化融合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需要
在学习日语、日本文化方面付出更多的心血，还需要在钻研中国文化（包括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化）及其理论方面更上层楼。包括探索更容易为学术界接受和读者
喜闻乐见的表述形式等多方面的课题，如果在日本文学研究界展开讨论，将有利
于研究的深化。
为了发现和培养日本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加强硕士和博士的文化文学教育
迫在眉睫。由于在本科阶段偏重语言而不能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直接影响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质量，也就对未来的研究队伍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各大学研究条件
的改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获得较好的解决。
在不断纠正和克服违背学术规范的现象的同时，造成积极鼓励和欢迎研究者
去标新立异拓展研究领域的空气，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有广阔的前景，面对世界
最大的后备读者群，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也还有数不清的工作值得去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