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line）ISSN 2434－1827

福

井

大

学

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ukui
第4号

Vol. 4

2019年

目

次

Contents

人

文

科

学

Humanities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永井崇弘

O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ed in India
at Early 19th Century: Study of Lassar’s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Takahiro NAGAI

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皆島



1

博

Cognitive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Polysemous Word“hand”
Hiroshi MINASHIMA

 13

自

然

科

学

Natural science
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西村保三

Classification of convex polygons for the fundamental domain of tiling
Yasuzo NISHIMURA
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福井幸大

 27

櫻本篤司

The values of polygonal number zeta functions at integers
Kodai FUKUI  Atsushi SAKURAMOTO 43

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Shikoku, Japan

Hideto HOSHINA

 67

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保科英人
Lists of insects written in offering records of document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insects presented to the imperial royal familyof Japanese modern monarchical period.

Hideto HOSHINA

社

会

科

 77

学

Social science
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細谷龍平

From Globalization to Glocalization－ Towards a Meme-based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 －Ryuhei HOSOYA

 93

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横井正信
Flüchtlingskrise und Führungswechsel in der CDU/CSU

Masanobu YOKOI

 113

教

育

科

学

Educational science
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稲葉敦

Outline of nation building through education in modern Korea

Atsushi INABA

教育現場において看護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抱く信頼感の検討

岸Study of trust that nursing students have for teachers at schools

 175

俊行

Toshiyuki KISHI

 197

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

木村優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eachers’ emotions based on cognitive and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emotion

Yuu KIMURA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 209

末川和代

Investigation of outline and model abou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imed
at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Masayo SUEKAWA

 229

応

用

科

学

Applied science
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実践と考察

塚本充

Practice and Consideration of Guidance of programming for Studentof Teacher Training University

Mitsuru TSUKAMOTO

人台による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衣服圧に及ぼす素材物性の影響

 253

服部由美子

The Effects of Fabric Properties on Clothing Pressure in Waist Belts Using a Dummy
Yumiko HATTORI
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

服部由美子

 267

前川結花

Surveys on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warenessof the Sewing

Yumiko HATTORI

Yuka MAEGAWA 275

幼児における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
概日リズム

村上亜由美

竹内惠子

岸本三香子

Influence of the Remains of a Meal to Nutritional Intake and Circadian Rhythm ofSalivary Cortisol Level in Preschool Children
Ayumi MURAKAMI  Keiko TAKEUCHI  Mikako KISHIMOTO

 289

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
永

井

崇

弘＊

内容提要
至今的研究，普遍认为有关汉译圣经的最早版本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的译本。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马礼逊
于 1810 年根据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白日升（Jean Basset,1662-1707）的汉译手稿，在中国完成了使徒
行传的翻译。与此同期（1810 年），马士曼和拉沙在印度完成了马可福音的汉译本并以出版。但是，根据 T. H. Darlow & H. F. Moule 1963 的记载，拉沙在 1805 年已经单独翻译了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并在 1807 年完成了全部马太福音的翻译 1）。这些有关拉沙的翻译至今尚未被发现，有关其详细内容也都未知。
作者于伦敦调查之际，发现了这本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的手稿《嘉音遵 𡂼菩薩之語》（1807）。拉沙的译本不同于马礼逊的译本，马礼逊是参照了白日升译本，但拉沙的译本是完全在没
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汉译本的状态下，独自探究翻译而成的。如何将代表西洋文化的圣经中词汇及语句汉语化，若要考察此过程，拉沙的译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拉沙的译本在印度赛兰坡已于 1807 年 5 月 4 日之前完成 2）。此后，通过大英浸信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 1766-1815）赠予了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并藏于大主教伦敦的宫邸兰柏宫内的图书馆（Lambeth Palace Library）。本稿意在通过对拉沙本人、翻译背景及其翻译底本的考察，从而建立对拉沙译本的词汇及文体等各项内容具体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拉沙、新教第一批汉译圣经、印度赛兰坡、底本
1. 汉译者拉沙与圣经汉译的背景
新教最早的汉译者拉沙的有关资料很少，不明之处颇多。拉沙（Johannes Lassar）本人并非宣
教士，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基督徒，生于澳门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小熟悉中国话。亚美尼亚人的传统＊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総合グローバ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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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是以世界贸易为业，依此，作为亚美尼亚人的拉沙出生于澳门也就不是特别之事了。后来，他离开生养他的澳门到了广东，他的汉语能力在那里又得到了磨练，也曾做过葡萄牙人的翻译，甚至以葡萄牙人翻译的身份前往北京的朝廷。但拉沙 23 岁时，倾心于商业贸易，24 岁时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进行红茶贸易，却因茶叶的价格暴跌遭受了巨大损失。此后又有一个从商贸业转行到汉
语教师的机会。当时，加尔各答当地要办一所 College of Fort William（威廉堡学院），欲以 450 英镑
的年薪应聘拉沙，却又因办校规模缩小而取消了对他应聘的预定。然而就在此时，大英浸信会宣教士布坎南看到学院汉语教育课程无法成立，又痛感汉译圣经的非常之需要，因此决定把拉沙叫到位
于距加尔各答北方 20 公里的赛兰坡（Serampore），请他来翻译圣经，并支付拉沙同等与学院中文教师的报酬，年薪 450 英镑，相当于月薪 300 卢比。于是拉沙在 1804 年 9 月翻译了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1807 年完成了马太福音汉译本的手稿《嘉音遵𡂼菩薩之語》，并于 1808 年印刷刊行。拉沙是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不只限于亚美尼亚语，汉语、葡萄牙语他都很精通，也晓得英语，
所以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他除了参考亚美尼亚语译本以外，也有参照英文译本 3）。
另外，拉沙不只是翻译圣经，他也教汉语。大英浸信会的宣教士马士曼也曾在 1806 年师从拉沙学习汉语。后来，1810 年马士曼和拉沙一起，以格里斯巴赫（Griesbach）希腊语文本为基础校订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汉译。然后他们于 1813 年翻译了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并于 1816 年完成了
新约圣经的汉译本。1822 年，马士曼和拉沙一起完成了新旧约圣经的汉译本。
2. 拉沙之译本《嘉音遵菩薩之語》

受雇于布坎南的拉沙于 1807 年完成的这本马太福音译本《嘉音遵𡂼菩薩之語》，现今只在英国的兰柏宫图书馆发现有藏。书名应该是直接从英文钦定版翻译而来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The Gospel” 是 “ 嘉音 ”、“According to” 是 ” 遵 ”、“Matthew” 是 “ 𡂼”、“St.” 是 “ 菩萨 ”，这些词汇都一一对应，但是 “ 嘉音遵𡂼 菩薩 ” 作为汉语语句不完全，因此有必要加了后缀 “ 之语 ”。
这本手稿是西式精装本，长 29.5cm ×宽 19.5cm，全部是拉沙的手写而成 4）。有章、节的区分，章是用 “ 第～篇 ” 来表示，节是用汉字的数字加圈来表示。整部手稿是以墨写而成，但其中个别之处也有修改之痕迹，它是先以铅笔在修改之处的旁边轻写，在以墨笔重写。字体的大小约小二号（20pt），
每页是 20 字× 6 行，约 120 字。每页的序号用铅笔在右页的右上角标志，虽然是西式装本，但却用的是线装本的页码标志方式。
由拉沙翻译的《嘉音遵𡂼菩薩之語》，后经布坎南之手被献于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 5）兰柏宫内的图书馆（Lambeth Palace Library）。布坎南是大英浸信会的宣教士，并非英国国教会的成员。由于教派的不同，有可能此版本的手稿也被赠与其他的组织。这本书稿的扉页之前，有赠寄者布坎南的手写寄语，如下。这一页的右上角有铅笔标记的罗马数字 “i” 的页码。
To
His Grace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永井：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3

For the Lambeth Library;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ng the First Fruitsof
The Cristian Institution
In the East——
Calcutta; May 4th 1807
C. Buchanan
正如 “Be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Cristian Institution In the East” 的记载，1804 年拉沙所完成汉译
圣经只有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而 1807 年的《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则是第一本马太福音全卷的汉译本。
3. 关于拉沙汉译的底本
如先前所述，基督徒的亚美尼亚人拉沙，很有可能是参考了亚美尼亚语圣经和英译版圣经来进行汉译圣经的翻译的。此时，拉沙也有可能采用了宣教士的圣经理解，所以本稿也将对照新约圣经
的原文希腊语文本进行考察。此处首先对拉沙做汉译圣经时期所流行的希腊语文本、英译文本及亚美尼亚语文本进行考察。
3.1. 希腊语文本和英文文本
拉沙进行汉译圣经的 19 世纪初，广为使用的希腊语文本，能估计到的是曾在 1611 年作为英语钦
定本（King James Version）底本的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公认文本是以 1516 年由伊斯拉谟（Desiderius Erasmus）的希腊语新约圣经文本为起始，英文钦定本的底本则是斯蒂芬纳斯（Robert
Stephanus）第 4 版和伯撒（Theodore Beza）手写本、埃尔泽维尔（Elzevir）版的混合 6）。还有一个可以考虑到的可能性，是格里斯巴赫校订的希腊语文本。这个文本也是马士曼和拉沙在 1810 年一起校对完成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时所使用的文本 7）。格里斯巴赫是德国的圣经学者，他将自己的研究
结果融入了希腊语文本的校订之中，这就成了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这一文本的最早版本是 17751777 年在德国的哈雷（Halle）出版的版本。
故，本稿考察的对象集中在希腊语的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以及英文译本。并对拉沙也参考使用的亚美尼亚语译本试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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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3.2. 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圣经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是在公元 5 世纪，由希腊语并一部分叙利亚语翻译而成。据说是梅斯
罗普（Mesrop, 439 年没）在萨哈库（Catholicos Sahak, 390-439）的帮助下从希腊语文本翻译而来的文本，并萨哈库从叙利亚语翻译过来文本混合而成。现存最老的版本是 887 年完成的四福音的手写本。到了 17 世纪，手写本已经不能供应人们的需要，于是 1662 年亚美尼亚的司教会议决定使用欧洲的印刷技术来出版刊行亚美尼亚语圣经。然后，他们向法国提出申请，但当时天主教会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 1666 年由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刊行。之后 1688 年和 1698 年继续由阿姆斯特丹再次出版刊行，再后来也出版于威尼斯。本稿所使用的亚美尼亚语圣经是 1820 年在威尼斯出版的版本。
下文将对拉沙翻译马太福音时所参照的各底本 : 亚美尼亚译本，英文钦定本、希腊语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明了其间各样的关系。
4. 拉沙译本的底本
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拉沙翻译马太福音的 19 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希腊语文本是公认文本
和格里斯巴赫文本，因此本文先将这两个文本中与拉沙的马太福音不同之处抽出，进行考察。
4.1. 本稿所考察的经文马太福音希腊文本的公认文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不同之处共有 29 节经文。如下 ：4:18、5:27、6:13 － 14、6:18、7:14、8:5、8:29、8:31、8:32、9:13、9:35、10:23、12:35、13:46、14:22、14:25、15:8、16:8、16:20、18:35、19:17、20:22、20:23、20:26、21:30、25:13、26:60、27:3536、28:20
本稿以这 29 节经文为对象，来考察对比希腊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并 1820 年版的亚美尼亚文本（此版本靠近 1800 年头拉沙翻译的马太福音汉译本）、以及英文钦定本。
4.2. 拉沙翻译的《嘉音遵菩薩之語》的底本

拉沙的汉译文中与希腊文的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不同的这 29 节经文，再与亚美尼亚文本
和英文钦定本的对应经文比较之后，总结出 5 种类型。如下 ：（1）汉译文与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一致（2）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本、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3）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一致（4）汉译文与希腊语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都不一致（5）从汉译文无法辨别永井：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5

接下来将此 5 种类型逐一举例考察。
4.2.1. 汉译文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
拉沙的汉译文与希腊语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一致的地方，在这 29 节经文当中有 15 节，所占比
例最多，达 52 ％。这 15 节经文是 5:27、8:5、8:31、8:32、9:13、10:23、13:46、14:22、15:8、16:8、19:17、21:30、25:13、26:60、28:20。
以下的例文中 CA 是古代亚美尼亚语、TR 是希腊语公认文本、KJV 是英文钦定本、GB 是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下划线处为作者所添付。
太 8:5
CA: Եւ մրտեալ ’ի կափառնաում, մատեաւ առ նա Հարիւրապետ մի, աղաչէր զնա,TR: Εἰσελθόντι δὲ τῷ Ἰησοῦ εἰς Καπερναούμ, προσῆλθεν αὐτῷ ἑκατόνταρχος παρακαλῶν αὐτὸν
KJV: And when Jesus was entered into Capernaum, there came unto him a centurion, beseeching him,
GB: Εἰςελθόντι δὲ αὐτῷ εἰς Καπερναούμ προσῆλθεν αὐτῷ ἑκατόνταρχος παρακαλῶν αὐτὸν,噫進㗎啤唎喃之時百總于彼處來至哀求他

在这里拉沙的汉译文所翻译的 “ 噫”（耶稣），与公认文本的 “Ἰησοῦ” 和英文钦定本的 “Jesus” 是

一致的，但在亚美尼亚译本中却是 “մա”、格里斯巴赫文本中是 “αὐτῷ”，即相当于 “ 他 ” 的代词。再举
一例 ：太 28:20
CA: Ուսուցէք նց պաՀել զամենայն որ ինչ պատուիրեցի ձեզ. եւ աՀաւասիկ ես ը ձեզ եմզամենայն աւուրս, մինչեւ ’ի կատարած աշխարՀի:TR: δ ιδάσκοντες αὐτοὺς τηρεῖν πάντα ὅσα ἐνετειλάμην ὑμῖν· καὶ ἰδού, ἐγὼ μεθ' ὑμῶν εἰμι πάσας τὰςἡμέρας ἕως τῆς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Ἀμήν
KJV: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lo, I am with you
alway,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men.
GB: δ ιδάσκοντες αὐτοὺς τηρεῖν πάντα ὅσα ἐνετειλάμην ὑμῖν. καὶ ἰδού, ἐγὼ μεθ' ὑμῶν εἰμι πάσας τὰςἡμέρας ἕως τῆς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而誨等爲作等事所以我命爾也而觀我則與爾恒矣致世之終啞这里拉沙的译文中最后加上了 “ 啞”（阿门）一词，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是一致的。但亚美尼亚语译本中对应的与 “ 阿门 ” 对应的词 “ամէն” 却没有，格里斯巴赫文本中对应的 “Ἀμήν”（阿门）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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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这样看来，拉沙译文中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的地方，要么是出自于公认文本，要么是出自于英文钦定本，拉沙本人不懂希腊文，所以推测应该是出自于英文钦定本。这里所用的例文，
在圣经翻译中都是明了简单的内容，在汉译文完成后再去修正的可能性很低。
4.2.2. 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文、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译文一致
拉沙的汉译文中与亚美尼亚译文、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译文一致的经文有 太 4:18、6:13-14、6:18、8:29、9:35、12:35、14:25、18:35、27:35-36，共 9 节。占全体的 31%，位居第二。
例文如下 ：
太 6:13-14
CA: Եւ մի՛ տանիր զմեզ ’ի փորձուի. այլ փրկեա զմեզ ’ի չարէն. զի քո է արքայուի եւ զօրուի եւփառք յաւիտեանս ամէն: Զի եԹէ Թողուցուք մարդկան զյանցանս նց, Թողցէ եւ ձեզ Հայրնձեր երկնաւոր:TR: καὶ μὴ εἰσενέγκῃς ἡμᾶς εἰς πειρασμόν, ἀλλὰ ῥῦσαι ἡμᾶς ἀπὸ τοῦ πονηροῦ ὅτι σοῦ ἐστιν ἡ βασιλεία
καὶ ἡ δύναμις καὶ ἡ δόξα εἰς τοῦς αἰῶνας ἀμήν Ἐὰν γὰρ ἀφῆτε τοῖς ἀνθρώποις τὰ παραπτώματα
αὐτῶν ἀφήσει καὶ ὑμῖν ὁ πατὴρ ὑμῶν ὁ οὐράνιος·KJV: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men. For if ye forgive men their trespasses, your heavenly Father will
also forgive you:
GB: καὶ μὴ εἰςενέγκῃς ἡμᾶς εἰς πειρασμόν, ἀλλὰ ῥῦσαι ἡμᾶς ἀπὸ τοῦ πονηροῦ. ἐὰν γὰρ ἀφῆτε τοῖςἀνθρώποις τὰ παραπτώματα αὐτῶν, ἀφήσει καὶ ὑμῖν ὁ πατὴρ ὑμῶν ὁ οὐράνιος·而不可由我等爲邪色然救我等于匪事緣是爾之王都兼權柄兼爾之威名于窮世也啞 苐爾恕
人之罪者爾天上之父亦必恕爾也
这里拉沙译文 “ 緣是爾之王都兼權柄兼爾之威名于窮世也啞

（” 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你。

阿门！），亚美尼亚语译文是 “զի քո է արքայուի եւ զօրուի եւ փառք յաւիտեանս ամէն:”、公认文本是“ὅτι σοῦ ἐστιν ἡ βασιλεία καὶ ἡ δύναμις καὶ ἡ δόξα εἰς τοῦς αἰῶνας ἀμήν”，英文钦定本是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men. ”, 这些都是一致的。格里斯巴赫文本中没有这一部分，最早的新约希腊语文本与格里斯巴赫文本一样，也没有这一部分。最新的希腊语版本 NA28
中也没有此处。
例文如下 ：
太 8:29
CA: Եւ աՀա աղաղակեցին եւ ասեն. Զի՞ կայ մեր եւ քո յū nրդի այ, եկիր տարաժամ տանջել զմեզ:永井：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7

TR: καὶ ἰδού, ἔκραξαν λέγοντες Τί ἡμῖν καὶ σοί, Ἰησοῦ υἱὲ τοῦ θεοῦ; ἠλθες ὧδε πρὸ καιροῦ βασανίσαι
ἡμᾶς;
KJV: And, behold, they cried out, saying,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thee, Jesus, thou Son of God? art
thou come hither to torment us before the time?
GB: καὶ ἰδού, ἔκραξαν, λέγοντες· Τί ἡμῖν καὶ σοί, υἱὲ τοῦ θεοῦ; ἠλθες ὧδε πρὸ καιροῦ βασανίσαι ἡμᾶς;覘見他等大聲而呼謂曰與爾何碍噫

爾神之子豈非爾來于此乎而委曲我等未到期時之先这里是有两个被邪灵附身的人从墓地里出来向耶稣吼叫的场景。拉沙的汉译文中有对耶稣称呼的译文 “ 噫”，亚美尼亚译文里有 “յū”的一词，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也都分别是 “ Ἰησοῦ”、“Jesus”

的译词。但在格里斯巴赫文本中却无法看到。由此看出，拉沙这一处的译文，有可能是参照了亚美尼亚语译本或英文钦定本，又因拉沙的母语是亚美尼亚语的考虑，所以此处是基于亚美尼亚语译本
而出的考虑是合理的。
4.2.3. 汉译文与亚美尼亚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一致
至此，已经考察了汉译文与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的一致之处，另外还有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语译文、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的地方，这两种占全体的 83%。除此之外，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语译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一致的地方有 3 节，太 16:20、20:22、20:26，只有全体的 10%。举例如下 ：太 16:20
CA: ＊ Յայնժամ սաստեաց աշակերտացն, զի մի՛ ումեք ասասցեն Թէ նա է Քսն:TR: τότε διεστείλατο τοῖς μαθηταῖς αὐτοῦ ἵνα μηδενὶ εἴπωσιν ὅτι αὐτός ἐστιν Ἰησοῦς ὁ Χριστός
KJV: Then charged he his disciples that they should tell no man that he was Jesus the Christ.
GB: τότε διεστείλατο τοῖς μαθηταῖς αὐτοῦ, ἵνα μηδενὶ εἴπωσιν, ὅτι αὐτός ἐστιν ὁ Χριστός
而後他命其弟子爾不可與人說我乃是这里拉沙的汉译文有 “唎嗉嘟唎嗉嘟 ”（基督）一词。这与亚美尼亚语译本的 “Քսն” 和格里斯巴赫文

本的 “ὁ Χριστός” 是一致的。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里还加上了 “Ἰησοῦς” 和 “Jesus”（耶稣）。拉沙的汉译文中是没有的。再举一例 ：太 20:22
CA: Պատասխանի ետ յս եւ ասէ. ոչ գիտէք զինչ խնդրէք. կարէ՞ք ըմպել զբաժակն զոր եսըմպելոցն եմ, կմ զմկրտուին զոր ես մկրտելոցն եմ մկրտել. ասեն ցնա. Կարող եմք:TR: ἀποκριθεὶς δὲ ὁ Ἰησοῦς εἶπεν Οὐκ οἴδατε τί αἰτεῖσθε δύνασθε πιεῖν τὸ ποτήριον ὃ ἐγὼ μέλλω πίνειν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ὁ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ῆναι λέγουσιν αὐτῷ Δυνάμεθ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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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KJV: But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Ye know not what ye ask. Are ye able to drink of the cup that I shall
drink of, an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They say unto him, We areable.
GB: ἀποκριθεὶς δὲ ὁ Ἰησοῦς εἶπεν· Οὐκ οἴδατε, τί αἰτεῖσθε. δύνασθε πιεῖν τὸ ποτήριον, ὃ ἐγὼ μέλλω
πίνειν; λέγουσιν αὐτῷ· Δυνάμεθα.
噫荅曰爾不知爾等所問者我所飲之盃爾可飲否他等說于他我等可譬如爾可忍墜下我所以當忍者这里拉沙的译文中，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译文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ὁ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ῆναι”
和 “an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对应的汉译文没有。这个缺落与亚美尼亚语译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是一样的。
这些拉沙的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语译本、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一致，可以考虑到拉沙应该还是受到母语的影响，以亚美尼亚语译本为基础的。
4.2.4. 汉译文与希腊语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都不一致
如上所看到的，拉沙的汉译文与希腊语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英文钦定本、1820 年版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之间总是有数个重合或个别重合的一致之处，但有一处经文却是上述任何一个文
本中都没有重合的，如下 ：太 20:23
CA:＊ Ասէ ցնս յս. րզբաժակն իմ ըմպիցէք, եւ զմկրտուԹին զոր ես մկրտելոց եմ մկրտիցիք, բայցնստուցանել ը աջմէ եւ ը աՀեկէ իմմէ ոչ է իմ տալ, այլ որոց տուելէ ’ի Հօրէ իմմէ:TR: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οῖς Τὸ μὲν ποτήριόν μου πίεσθε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ήσεσθε·Τὸ δὲ καθίσαι ἐκ δεξιῶν μου καὶ ἐξ εὐωνύμων μου οὐκ ἔστιν ἐμὸν δοῦναι ἀλλ' οἷς ἡτοίμασται ὑπὸτοῦ πατρός μου
KJV: And he saith unto them, Ye shall drink indeed of my cup, 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but to sit on my right hand, and on my left, is not mine to give, but it shall begiven to them for whom it is prepared of my Father.
GB: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οῖς· Τὸ μὲν ποτήριόν μου πίεσθε· τὸ δὲ καθίσαι ἐκ δεξιῶν μου καὶ ἐξ εὐωνύμων μου,οὐκ ἔστιν ἐμὸν δοῦναι, ἀλλ' οἷς ἡτοίμασται ὑπὸ τοῦ πατρός μου.
他說于等爾軰果焉而必飲我盃之物而爾則當忍焉墜下者我所以忍耳苐坐于我之右邊兼左邊
此我則不能賜也我父做 惟他等也
这里亚美尼亚语译文的 “եւ զմկրտուԹին զոր ես մկրտելոց եմ մկրտիցիք”，与公认文本的 “καὶ τὸ永井：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9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ήσεσθε·”、英文钦定本的 “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译文是一致的，但格里斯巴赫的文本中，没有这一处对应的译文。此处经文的插文属于圣经文本校对的不确定部分，在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中出现的这段插语，在最新的希腊语文本 NA28 版也并没有出现。而且 1881 年的英文修订版里面也没有，它的底本威斯科特和霍尔特（Westcott & Hort）希腊文本里也没有这一处插文。
英译文本中，1384 年的威克里夫译本（Wycliﬀe Bible）中虽然没有，但其后的 1525-1535 年廷代
尔（Tyndale Bible）译本、1535 年科弗代尔译本（Coverdale Bible）、1539 年的大圣经（Great Bible）、
1560 年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1568 年的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中却都有此处，1611 年
的英文钦定版都受其上版本的影响。
亚美尼亚语版本这一部分的译文与 1698 年的版本相一致，因此 1820 年版的古代亚美尼亚语译
本有关此处的经文大概是基于传统上而存在的。同时，能反映出古老文本的别西大（Peshitta）译本、
英文钦定本和亚美尼亚语译本则都有 “ 受浸 ” 这部分内容的插文。
拉沙的译文中有的这句插文 “ 而爾則當忍焉墜下者我所以忍耳 ”，与希腊语的公认文本、英文钦
定本、以及亚美尼亚语的 “ 要受我所受的洗 ” 的意思也都不同。太 20:23 这节经文在后来拉沙与马士曼的共同翻译中，是 “ 其謂伊等曰・爾固將飲如我飲之盃・而受如我受之蘸惟准坐于吾右手・吾左手我弗能賜・獨與伊等吾父所因而備之者。”（下线为作者所填），插入了有关 “ 受浸 ” 的内容。
综合以上的考察，有关这个插入部分的译文，都没有发现与 “ 受浸 ” 以外有关的内容，拉沙译文究竟是基于何物做了如此的汉译不得而知。从拉沙的汉译文看来，很难想象这是有关 “ 受浸 ” 插文的误译，只能想他有可能是也参考了其他别的文本或译本。
4.2.5. 从汉译文无法辨别这个是从拉沙的汉译文来看，无法辨别是基于何处而出的译文。29 节经文中只有仅此一节。如下：太 7:14
CA: Քանզի անձուկ է դուռնն եւ նեղ ճանապարՀն որ տանի ’ի կեանս, եւ սակաւք են որ գտանեն
զնա:
TR: ὅτί στενὴ ἡ πύλη καὶ τεθλιμμένη ἡ ὁδὸς ἡ ἀπάγουσα εἰς τὴν ζωήν, καὶ ὀλίγοι εἰσὶν οἱ εὑρίσκοντεςαὐτήν
KJV: Because strait is the gate, and narrow is the way, which leadeth unto life, and few there be that findit.
GB: τί στενὴ ἡ πύλη καὶ τεθλιμμένη ἡ ὁδὸς ἡ ἀπάγουσα εἰς τὴν ζωήν, καὶ ὀλίγοι εἰσὶν οἱ εὑρίσκοντες
αὐτήν.
少者是門也而窄者是道也所以通于命也他等所得之者則鮮矣1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这里亚美尼亚译文的 “Քանզի” 与公认文本的 “ὅτί”、英钦定本的 “Because” 是一致的，与格里斯巴
赫文本的 “τί”（how）不同。拉沙译文中等同于其的连词也没有看到，很难判断拉沙是基于什么来翻
译的。
5. 结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19 世纪初期在印度所完成的新教最早汉译圣经单卷《嘉音遵𡂼菩薩之語》

的汉译者拉沙，有关其本人的经历、如何开始汉译圣经工作的背景得以明确。拉沙是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出生于澳门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幼习得汉语，曾任葡萄牙人的汉语翻译。24 岁时在加尔各答做红茶贸易，因茶叶价格暴跌而转行汉语教师。本打算赴职于新将成立的 College of Fort William（威廉堡学院），但因办校规模缩小而被取消预定之职。之后，受雇于宣教士布坎南开始了圣经汉译工作。其圣经的汉译本马太福音《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底本，是以英文钦定本及亚美尼亚语译本为主的。虽然拉沙的母语是亚美尼亚语，但以英文钦定本为基准的汉译文却发现有很多。另，有关
太 20:23 的译文，希腊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别西大译本都没有与其对应内容。本稿
尚未能明确拉沙是基于何种文本或译本作此插文的汉译，由此发现有不同于希腊语文本或亚美尼亚
语译本的其他版本存在的可能性。很希望将此作为今后的课题。
虽然尚有积存下来的课题，但据本稿所考察的内容理出了拉沙《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未解之处之头绪。今后希望就有关拉沙汉译本的圣经用语、文体等做更进一步详细的研究，以期呈现这部
最早汉译圣经的全貌。
本稿受助于 JSPS 科研費 19K00570。
注释1） 参考 T. H. Darlow & H. F. Moule 1963 的第 181-182 页。B.F.B.S. 的 1806 年报告书的第 77 页，推算出拉沙翻译的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大致完成于 1805 年 3 月。
2） 此次前往英国调查时，发现在拉沙译本的首页白纸的地方，有布坎南手写的给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寄语。日期
为 1807 年 5 月 4 日，所在地是加尔各答。Hugh Pearson 1817 的第 94 页中载有 1807 年 1 月 23 日布坎南所写的
信，其中写道 “I am happy to hear that the first Gospel in Chinese and Shanscrit is ready.”，所以推算拉沙译本的马
太福音是在 1807 年 1 月中旬左右完成的。
3） 参考 1813. Claudius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Thomas T. Skillman. Lexington, K. 的第 141-144 页。
4） 这本寄赠给兰柏宫图书馆的马太福音书，是拉沙本人的手抄本。参考 1813 Claudius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r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Lexington, K.
Thomas T. Skillman. 的第 13-16 页。
5） 当时英格兰教会的坎特伯里大主教（Charles Manners-Sutton，1755-1828）。在职期间是 1805-1828 年 . 兰柏宫图书馆于 1610 年，设立在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宫邸内。主要收藏 9 世纪以后英格兰教会及国教会的各种文书记录，以及基督教和教会有关的手写本及刊行本。
6） 参考 Bruce M. Metzger & Bart D. Ehrman 2005 的第 149-152 页。

永井：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117） 参考 1835.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6 的第 253 页。

参考文献［1］ Myles Coverdale 1535. BIBLIA（Coverdale Bible）（科弗代尔译本）［2］ 1540. The.holie.Bible.（Great Bible）（大圣经）［3］ 1568. The.holie.Bible.（Bishops’ Bible）（主教圣经）［4］ 1698. ԱՍՏՈՒԱԾԱՇՈՒՆԶ ՆՈՐ ԿՏԱԿԱՐԱՆ（Astuatsashunz Nor Ktakaran, 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
ՅԱՄՍՏԵԼՐՕԴԱՄԻ（阿姆斯特丹）ՅԱՄԻՏԵԱՌՆ.（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5］ 1805.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W. Bulmer and Co. Cleveland-Row. London.
［6］ 1810. The Christian Observer Conducted by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for the Year 1809, Vol.8. Ellerton andByworth. London.
［7］ 1813. Report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with Extracts of Correspondence, Vol.2 for 1811, 1812, 1813. L.
B. Seeley. London.
［8］ Claudius Buchanan 1813.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Thomas T. Skillman. Lexington, K.
［9］ Hugh Pearson 1817.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2nd Ed. 2Vols.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Author. Oxford.
［10］ 1820. ՆՈՐ ԿՏԱԿԱՐԱՆ ՏԵԱՌՆ ՄԵՐՈՅ ՅԻՍՒՍԻ ՔՐԻՍՏՈՍԻ（Nor Ktakaran tearn meroy Yisusi Kristosi, The
New Testame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ՎԵՆԵՏԻԿ（威尼斯）. ՎԱՆՍ ՍՐԲՈՅՆ ՂԱԶԱՐՈՒ.（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11］ 1835.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6: p.253［12］ John Clark Marshman 1859.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Ⅰ.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London.
［13］ 1859. Η ΚΑΙΝΕ ΔΙΑΘΗΚΗ. Griesbach’s Text, with the Various Readings of Mill and Scholz, Marginal References to
Parallels, an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London Henry G. Bohn. London.（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14］ 1870.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英文钦定本）［15］ American Committee of Revision 1881. The New Testamnt of our Lord and Seviour Jesus Christ.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英文修订本）［16］ Brooke Fross Westcott & Fenton John Anthony Hort 1901.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Macmillan and co.,Limited. London.（威斯科特和霍尔特希腊文本）［17］ T. H. Darlow & H. F. Moule 1903.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2. Kraus Reprint Cprporation（1963）. NewYork.
［18］ E. Daniel Potts 1967. British Baptist Missionaries in India 1793-1837, The history of Serampore and its Miss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 Stephen Neill 1985.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1707-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 Vahé Baladouni, Margaret Makepeace 1998. Armenian Merchant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Source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21］ Johm Wycliﬀe & John Purvey（Terence P. Noble）2001. Wycliﬀe’s New Testament. Ward Printing Inc.. Vancouver.（威1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克里夫译本）［22］ Bruce M. Metzger & Michael D. Coogan 2001. The Oxford Guide to Ideas & Issues of the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3］ The Aramaic Scriptures Research Society in Israel 2005. The New Covenant Aramaic Peshitta Text with Hebrew
Translation. The Bible Society. Jerusalem.（别西大译本）［24］ Bruce M. Metzger & Bart D. Ehrman 2005.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Restoration, 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25］ 2007. The Geneva Bible: Edition A Facsimile of the 1560 E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ssachusetts.（日内瓦圣经）［26］ William Tyndale 2008. The New Testament 1526 E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ssachusetts.（廷代尔译本）［27］ Janet M. Magiera 2009. Aramaic Peshitta New Testament Vertical Interlinear Vol.1. Light of the Word Ministry
Publications. San Diego.（别西大译本）［28］ Institute for New Testament Textual Research Münster/Westphali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Holger Strutwolf 2012.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Nestle-Aland 28: NA28 版）［29］ Η ΚΑΙΝΗ ΔΙΑΘΗΚΗ（The New Testament, The Greek Txt Underlying The English Authorized Version of 1611）. The
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希腊语公认文本）［30］ Lassar 1807.《嘉音遵𡂼菩薩之語》［31］ Marshman & Lassar 1822.《聖經》

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皆

島

博＊

（2019 年 9 月 26 日
内容要約

受付）

本論は，認知意味論の理論的枠組みにおいて，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多義構造を分析する。英語の “hand” は日常的に多用される基本的な身体部位語彙の一つであるだけでなく，文字通り身体性の高い名詞であり多様な意味（語義）を提示する。本論では，英語の “hand” がプロトタイプの意味（基本義）を起点として，その意味拡張の過程
でどのような認知的動機付けを経て，多義の意味体系を獲得してい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
キーワード：多義語・多義性・意味拡張・認知意味論・身体部位語彙
1. はじめに本論では，英語の名詞 “hand” を取り上げ，その多義構造と意味拡張の動機付けについて，認知
意味論の理論的枠組みにおいて考察する。英語の “hand” は基本的な身体部位語彙の一つであり，次のような少なくとも 3 個の意味で用いられる点で多義的といえる：（1） a. the back of the hand（手）b. the minute hand of the clock（時計の分針）
c. We are short of hands now.（人手）認知意味論では，上のような “hand” が提示する様々な意味は無秩序に派生してきたものではな
く，プロトタイプの意味（基本義）を出発点として，何らかの認知的動機付け（メタファー・メ
トニミー・シネクドキ）によって意味拡張を展開し，相互に関連性のある意味と意味とのネット
ワーク，すなわち，放射状カテゴリーを構成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と考える。本論の目的は，“hand”
に関して，次の 3 点について，認知意味論の立場から記述を行い，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ある。
＊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総合グローバル領域

1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i）“hand” の複数の意味（語義）の区別（ii） “hand” のプロトタイプの意味（基本義）の仮定（iii） “hand” の意味拡張の動機付け（メタファー・メトニミー・シネクドキ）の認定
2. カテゴリーとしての多義語
ある語が相互に関連した複数の意味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を多義性といい，また，そういう語を多義語という。例えば，英語の “eye” という語には，次のような意味がある（『ライトハウス英和辞典』の記述を一部修正・省略して引用）：① 目，眼② 視力，視覚，視線③ 観察力，見分ける力，鑑賞力，眼力④ 目つき，目もと⑤ 目の形をしたもの；台風の目

認知意味論では，多義語を一種のカテゴリー，すなわち，複数の語義の集合と考える（籾山・深田 2003：141）。カテゴリーとは，現実世界に存在するさまざまなモノをグループ分け（分類）して，ひとまとめにして捉える心の働き（認知）をいう。多義語は，相互に関連した複数の意味をひとまとめにして，その構成員としての語の個々の意味から構成される，という点でカテゴリーを構成しているといえる 1）。
認知意味論のカテゴリー観では，カテゴリーのすべての構成員が構成員であるための必要十分
条件を満たしている必要はない。むしろ，構成員の間に中心的なものと周辺的なものとの区別が存在するだけであると考える。また，他のカテゴリーとの間の境界線も曖昧な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る。これらの点が，カテゴリーのすべての構成員は，プラス（＋）かマイナス（－）かの二項対立に基づいて決定される必要十分条件を満た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り，また，他のカテゴリーとの間の境界線も明確なものと考えていたアリストテレスの時代の古典的カテゴリー観と異なっている。認知意味論のカテゴリー観では，カテゴリーには次のような特徴があることが提案されている（Wittgenstein 1978；Labov 1973；Rosch 1975；Lakoff 1987）：（i）

カテゴリーの構成員は家族的類似を示す（ii） カテゴリーの構成員には典型的事例が存在する（iii） カテゴリーの構成員はプロトタイプ効果を示す

皆島：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15

まず，「家族的類似」とは，カテゴリーの全構成員は共通の性質を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が，各構成員が部分的にどこかで共通の性質を持つことによって，カテゴリー全体の統一性が保たれていることをいう。次に，「典型的事例」とは，カテゴリーの構成員の中には，最もわかりやすい
例，つまり，代表的な構成員であるプロトタイプが存在することをいう。最後に，「プロトタイプ効果」とは，カテゴリーの構成員は均質なものではなく，典型的なものとそうでないものとに分
かれ，構成員間でカテゴリーへの帰属度に程度差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をいう。
上で引用したカテゴリーとしての多義語 “eye” に当てはめてみると，①～⑤の各語義がカテゴ
リーの構成員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そして，カテゴリーを構成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カテゴリーの 3
つの特徴を示す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したがって，カテゴリーの構成員（各語義）の間には，典型的な意味（プロトタイプ）とそうでない意味（非・典型的な意味）との違いが存在し（プロトタ
イプ効果），全く同一の意味はないが，部分的に類似した意味が混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カテゴ
リー全体としての統一を保っている（家族的類似）と考えられる。
ところで，一つの語が多義性を獲得することを認知意味論では意味拡張といい，それはカテゴ
リー拡張の結果生じたものと考える（Lakoff 1987；Sweetser 1990；Taylor 1995）。認知意味論では，多義語というカテゴリーは，古典的カテゴリー観の要件を満たす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そこには中心的構成員（プロトタイプ的意味）とそれ以外の周辺的構成員とが混在する。なお，プロト
タイプ的意味（基本義）とは，複数の意味の中で最も基本的な意味のことで，意味拡張の起点となる意味であるが，主として，次のような特徴と傾向性をもつ（Dirven and Verspoor 1998；籾
山 2002；瀬戸 2007a；高橋 2010；瀬戸他 2017）：（i）

文脈なしで最も想起されやすく，身体性・具体性が高い，文字通りの意味。

（ii） 言語習得の早い段階で獲得される意味。
（iii） 他の転義を理解する前提となる，あるいは，他の転義との関連性が自然に説明できる意味。
（iv） 使用頻度が高いことが多い意味。
（v） 慣用表現や比喩で使用されやすい，すなわち，用法上の制約を受けにくい意味。
カテゴリー拡張では，この基本義を起点として「メタファー」「メトニミー」「シネクドキ」と呼ばれる 3 種類の比喩（認知的動機付け）が要因となり，複数の方向へ語義の意味拡張が展開する。これらについて，佐藤（1992），瀬戸（1997），籾山・深田（2003），瀬戸（2007a, b），瀬戸他（2017）にしたがい，次のように定義する。
①メタファー：二つの事物の間に存在する何らかの類似性に基づいて，一方の事物を表す形式を用いて他方の事物を表す。
②メトニミー：二つの事物の間に存在する何らかの隣接性・近接性・関連性・連想に基づ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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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一方の事物を表す形式を用いて他方の事物を表す。
③シネクドキ：一般的な意味（類概念）を持つ形式を用いて特殊な意味（種概念）を表す，逆に，
特殊な意味（種概念）を持つ形式を用いて一般的な意味（類概念）を表す。
カテゴリー拡張の最も一般的な形態を放射状カテゴリーと呼ぶ。これは，Lakoff（1987）で提示されたモデルで，中心的構成員（プロトタイプ）を 2 次的構成員（非プロトタイプ）が取り囲
み，その 2 次的構成員を中心に，それを 3 次的な周辺的な構成員が取り囲む，というように，文
字通り，結果として，中心から外へ向かって放射状に拡張していくカテゴリーのことである（辻2002: 238；辻 2013: 340）
。多義語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のモデルを図示すると下のようになる（辻2002：238；瀬戸 2007a：5；瀬戸 2007b：41；瀬戸他 2017；辻 2013: 340）を参考に作成）。なお，
実線矢印はメタファーに，破線矢印はメトニミーに，二重線矢印はシネクドキに動機付けられた
意味拡張を表す：
図1

多義語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のモデル
転義④

転義⑥

転義①

転義⑤

転義⑩

基本義

転義⑦

転義②

転義③

転義⑫

転義⑪

転義⑨

転義⑧

上の図で，中心に位置する 基本義 が中心的構成員（プロトタイプ）で，そこから，それぞれ，
メタファー，メトニミー，シネクドキによって，転義① ，転義② ，転義③ の第 2 次構成員へとカテゴリー拡張をしている。さらに， 転義① から，それぞれ，メタファー，メトニミー，シネクド
キによって， 転義④ ， 転義⑤ ， 転義⑥ の第 3 次構成員へとカテゴリー拡張をしている。 転義②

皆島：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17と 転義③ からのカテゴリー拡張についても同様である。ただし，こ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の図は多義語の意味拡張の理論上のプロセスを図示したモデルにすぎない。したがって，すべての多義語がこのような意味拡張のプロセスをたど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こと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
3. 英語 “hand” の多義構造
3.1 “hand” の複数の意味
ここでは，“hand” の複数の意味（語義）の区別を行う。その際，指針となるのは英英辞典における意味領域の区別と定義である。大型辞典は一般に意味領域の区別が精密で，定義の項目数も多くなる傾向がある。したがって，本論では，議論を煩雑にしないために 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以後，MED），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以後，OLD），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以後，CED）の 3 種類の中型辞典を参照する。各辞典に挙げてある定義の項目数については，MED
が 9 項目，OLD が 12 項目，CED が 9 項目である2）。各辞典の定義（日本語に訳して引用）を，共通すると思われる意味領域ごとに並べ直すと，下の表のような（Ⅰ）～（Ⅸ）の 9 個の意味領域に再整理できる。なお，各定義の冒頭に付してある数字は各辞典における定義の通し番号を表す。
意味領域

MED

OLD

CED

（Ⅰ）
人体

1［可算］腕の先端にある体の一部で，物を拾ったり持ったりするのに使う

1［可算］腕の先端にある体の一部で，親指とそれ以外の指を含む

1［可算］腕の先端にある体の一部で，物を持ったり，動かしたり，触ったり，触れたりするのに使われる

（Ⅱ）
労働者

2［可算］肉体労働をする
人：a. 農場で働く人，b．船上で働く人

6［可算］農場や工場などで肉体労働をする人
7［可算］船の乗組員

5［可算］肉体労働をする人
あるいは何かの技術や経験がある人：船乗り（Ⅲ）
援助

3［単数］助け3［単数］（略式）何かを行
うときの助け4［単数］多くの努力を要す
ることを行うことへの助け（Ⅳ）
拍手

4［単数］手を叩くことで演
技・演奏（パフォーマンス） （該当する定義なし）を楽しんだことを示すこと

7［単 数］ 演 者（パ フ ォ ーマー）に対する拍手（Ⅴ）
ゲーム

5［可算］カードゲームで与えられた特定のカードの組

9［可算］カードゲームで一人の競技者に与えられたカードの組
10［可算］カードゲームの対戦（対局）

3［可算］カードゲーム（の一勝負），または競技者がカードゲームで持っているカードの組

4［単数］ある特定の状況で誰かまたは何かが演じる役割や役目。ある状況に対する誰かの影響6［単数］ある出来事に対する関わりあるいは影響（Ⅵ）
関与（該当する定義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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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意味領域

MED

（Ⅶ）
機械

7［可算］回転して文字盤を指す時計の長い部分

5［可算］（通常，複合語で） 2［可算］掛け時計や腕時計
掛け時計や腕時計の文字盤 の文字盤を指す時計の細長
い部分
を指す部分

OLD

CED

（Ⅷ）
長さ

8［可算］馬の体高を測定するための単位

12［可算］馬の体高を測定するための単位。4 インチあるいは 10.16 センチに相当

9［可算］肩の高さまでの馬の体高を測定するための単位。1 ハンドは 4 インチ（＝10.16 センチ）

（Ⅸ）
筆記

9［可算］（主に書き言葉で） 11［単数］（古い用法）筆跡
誰かの筆跡の特定のスタイル

8［単数］（古い用法）人の筆跡

上で英英辞典の定義を再整理した結果に基づいて，本論では “hand” に対して最終的に次のような 10 個の語義を区別する 3）。なお，各語義は例文とともに列挙してあるが，辞典の例文は編集者の作例によるものもあるので，不自然な例文はなるべく避けるという意味で，辞典から引用した
例文ではなく，ウェブサイトより収集したものを使用した。
語義①〈手〉：概念｛腕の先端，手首より先にある身体の一部｝｛親指とそれ以外の指から成る｝｛物を拾ったり，持ったり，動かしたり，触ったりするのに使われる｝（2）Hands are made up of more bones and moving parts than most other areas of the body.（手は体の他のほとんどの領域よりも多くの骨と可動部分で構成されています）


https://www.fairview.org/patient-education/82381

語義②〈働き手〉：概念｛特に，工場，農場，船上などで，手作業にたずさわる人｝（3）Where do all the harvest workers come from? This is a question we are often asked on ourwine tours. Even though harvesting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more and more, still perhaps 40%of all grapes are still harvested by hand（the exact number is hard to know）. And in Champagne
it’s 100%. It is compulsory. So many hands are needed.（収穫労働者はみんなどこから来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れはワインツアーでよく聞かれる質問です。収穫機の使用はますます増えていますが，おそらくすべてのブドウの 40 ％がいまだに手で収穫されています（正確な数を知るのは困難ですが）。そしてシャンパーニュでは 100 ％です。必須です。なので非常に多くの働き手が必要です）


https://www.bkwine.com/news/foreign-harvest-workers-dominate-champagne/皆島：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19

語義③〈手助け〉：概念｛誰かが何かを行っているときに差し伸べられた援助｝（4）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the other day when I saw the Jackie Chan movie in thetheaters. Anyways,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you could give me a hand with translating a letterfrom Chinese to English.（先日ジャッキー・チェンの映画を劇場で見ていた時に君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ました。とにかく，中国語の手紙を英語へ翻訳するのを君に手伝ってもらえたらな，と思っていました）
https://www.ieltsbuddy.com/ielts-letter-translation-of-document.html

語義④〈拍手〉：概念｛演者の演技や演奏などに賞賛の意を示すために，手のひらと手のひらを叩き合わせること｝（5）A performance of Chinese yo-yos, one of Taiwan’s traditional folk arts, was included in the
ceremony. The audience enjoyed the show and gave big hands.（その式典には台湾の伝統芸能の一つである中華ヨーヨーの実演が含まれていました。観客はショーを楽しみ，大きな拍手を送っていました）
https://www.aeonstores.com.hk/new/detail?id=248&lang=en

語義⑤〈手札〉：概念｛カードゲームで，競技者に配られた，あるいは競技者が獲得した一組のカード｝（6）A hand consists of five cards, but only a straight, flush, full house and straight flush use all
five cards. However, with hands where not all of the cards are required to make the hand, suchas three of a kind or two pair, the remaining cards can be decisive.（持ち札は 5 枚のカードで構成されますが，ストレート，フラッシュ，フルハウス，ストレートフラッシュのみが 5 枚のカー
ドすべてを使用します。 ただし，スリーカードやツーペアのように，すべてのカードで持ち札を成すことを求められていない持ち札については，残りのカードが決定的になります）


https://www.pokerstarsschool.com/article/Poker-Hand-Rankings

語義⑥〈対戦〉：概念｛カードゲームにおけるひと勝負，1 回の対局｝（7）Rick is forced by a Russian Mafia boss to play one hand of poker, with the prize being his
girlfriend’s life.（リックはロシアマフィアのボスにポーカーを一勝負させられる羽目になります。
彼のガールフレンドの命を代償として）

https://www.imdb.com/title/tt0971202/plotsummary?ref_=tt_ov_pl2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語義⑦〈関与〉：概念｛ある状況や出来事に対する，誰かまたは何かの関わり，影響，あるいは役割｝（8）As evidence piles up pointing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s responsibility in the brutal killingof the dissident journalist Jamal Khashoggi, President Trump has only hardened his refusal toconcede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prince had a hand in the crime.（反体制派ジャーナリストのジャマ
ル・カショジの残忍な殺害におけるサウジ皇太子の責任を仄めかす証拠が集積するにつれ，トラン
プ大統領は，皇太子がその殺害へ関わった可能性は認めないとの見解を強固にしたにすぎません）https://www.nytimes.com/2018/11/18/us/politics/trump-khashoggi-saudis.html

語義⑧〈時計の針〉：概念｛掛け時計や腕時計の文字盤を指示する細長い部品｝（9）A clock is a device used to tell time. Clocks measure time in hours and minutes, and havean hour hand and a minute hand.（時計は時間を伝えるために使用される装置です。時計は時間と分で時間を測定し，時針と分針を備えています）


https://www.wyzant.com/resources/lessons/math/elementary_math/telling_time

語義⑨〈ハンド〉：概念｛馬の体高を示すための長さの単位｝（10）A horse’s height is measured in ‘hands’ which is a measuring unit of 4 inches. The horse ismeasured from the ground to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withers. There are two popular ways tomeasure a horse. One is by use of a measuring stick. The other is by using a measurement tape.
（馬の体高は 1 測定単位 4 インチの「ハンド」で測られます。馬は地面からき甲（肩甲骨の間の高くなっている部分）の最も高いところまで測定されます。馬を測定する一般的な方法は 2 つあります。1 つは，尺杖の使用です。もう 1 つは，巻き尺を使用する方法です）


https://www.saddleupcolorado.net/blog/measuring-a-horses-height/

語義⑩〈手書き〉：概念｛手で筆記用具を使い文字を書くこと｝｛誰かが手で書いた文字，筆跡｝（11）Good handwriting displays patience, care and self-respect; a bad hand is an embarrassment.
There’s an obvious arrogance in making readers pore over every unruly pen stroke.（上手な手
書きの字には根気，配慮，自尊心が表れます。下手な字には困惑します。字を読む人にペンの一
筆ごとの乱雑な線を凝視させるような傲慢さが明らかにあります）
https://www.questia.com/magazine/1P4-1914619548/writing-wrongs-poor-penmanship-impoverishes-us-all皆島：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21

3.2 “hand” の意味拡張とその認知的動機付け
上で “hand” に 10 個の複数の意味を区別した。ここでは “hand” の意味拡張とその要因となる認
知的動機付け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が，最初に意味拡張の起点となるプロトタイプの意味（基本義）を仮定する。多義語の複数の意味のうち，プロトタイプの意味が備えた特徴と傾向性を第 2 節で示したが，それらを考慮すれば，“hand” の複数の意味の中でも文字通り「身体性・具体性」の高い語義①〈手〉を基本義として仮定するのが妥当であろう。
次に，基本義〈手〉からその他の転義への意味拡張であるが，その認知的動機付けに関しては，手の機能との類似性に基づくもの（メタファー的拡張），あるいは，手の機能との隣接性（近接性・関連性・連想）に基づくもの（メトニミー的拡張）のどちらかに分けられる：
Ⅰ．メタファー的拡張：
基本義〈手〉⇒ 転義〈時計の針〉
手には，物を指し示すという機能がある。時計の針にも，文字盤の数字を指し示すという手と類似した機能がある。したがって，この意味拡張は機能の類似性に基づくメタファー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その一方で，文字盤を指し示す時計の針と物を指し示している手（指先）とは見た感じが似ているとも捉えられる。そうすると，これは形態の類似性に基づく意味拡張と捉えることもできる。場合によっては，機能および形態の類似性に基づくメタファーであるとも解釈できる。
しかし，いずれにせよ，メタファーによる意味拡張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
Ⅱ．メトニミー的拡張（i） 「手」⇒「作業をする人」：
基本義〈手〉⇒転義〈働き手〉“hand”「（作業をする）手」で，「作業をする人」を指している。つまり，「部分」（手）で「全体」（作業をする人）を指しているので，メトニミー（「部分」⇔「全体」の関係も隣接性の一種である）による意味拡張である。
（ii） 「手」⇒「手で行う行為」
；
〈拍手〉
；
〈手書き〉
；
〈関与〉
：
基本義〈手〉⇒ 転義〈手助け〉転義〈手助け〉〈拍手〉〈手書き〉〈関与〉は，一見，それぞれ異なる語義にも見えるが，「手（hand）がその機能として行うさまざまなこと（行為）」を指している点では共通しているとも言2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える。つまり，各語義の差異は文脈（前後関係）の差異による揺れであるとも捉えられる。言い換えれば，各語義はしかるべき文脈を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明確化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すな
わち，転義〈手助け〉は「手で行う行為  手を使って誰かを助けること」，転義〈拍手〉は「手で行う行為  手のひらを打ち合わせること」，転義〈手書き〉は「手で行う行為  手で筆記用具を動かして文字を書くこと」，転義〈関与〉は「手で行う行為  手を下すこと；（手を使って）直接事に当たること」を指している。文脈による語義の揺れを捨象すれば，各語義は一義的には「手で行う行為」という点では共通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hand”「手」で，それと密接な関連性にある「手で行う行為」を指しているので，メトニミーによる意味拡張である。
（iii） 「手」⇒「手の中に持っている物」
基本義〈手〉⇒転義〈手札〉：“hand”「手」で，手の中に持った「（カードゲームの）カード」を指している。空間的隣接性に基づいた指示のずれであるので，メトニミーによる意味拡張である。
さらに，この転義を起点として，転義〈手札〉から転義〈対戦〉への二次的な意味拡張が生じている。“hand”「カード」で，「カード」が使われるカードゲームの対局（の場）を指しているので，空間的隣接性に基づいた指示のずれ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これもメトニミーによる意味拡張
である。
（iv） 「手」⇒「物の長さを測定する基準としての手」：
基本義〈手〉⇒ 転義〈ハンド〉“hand”「手」で，「手」という具象物の属性の一つである「手幅（長さ）」を指している。つまり，4 インチ（約 10 センチ）という幅をもつ「手」がそのまま単位の名称（ハンド）として使用されている。なお，この意味は手幅を物差しとして馬の体高を測定したことに由来する 4）。
3.3 “hand” の意味のネットワーク
上で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に対し 10 個の語義を区別し，基本義を仮定した。そして，そこから各転義への意味拡張を展開する際に，どのような認知的動機付けを経て新たな語義を獲得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も認定した。その結果，“hand” は下のような放射状カテゴリー（意味のネット
ワーク）を構成すると仮定できる。なお，下の図で，実線矢印はメタファーに，破線矢印はメト
ニミーに動機付けられた意味拡張を表す。

皆島：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図2

23“hand” 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
転義

転義

〈ハンド〉

〈働き手〉
転義：
（手で行う行為）

転義

基本義

〈手札〉

〈手〉

〈手助け〉
〈拍手〉
〈手書き〉
〈関与〉

転義

転義

〈対戦〉

〈時計の針〉

4. おわりに本論では，英語の身体部位語彙 “hand” を対象として，その意味拡張と多義構造について，認知
意味論の観点から分析を行った。その結果，明らかになった点は次の通りである：（i）“hand” は多義語であり，放射状カテゴリーを構成する。

（ii） “hand” の意味拡張の起点となる語義として，〈手〉を仮定するのが妥当である。
（iii）	“hand” の意味拡張の動機付けとしては，メタファー・メトニミー・シネクドキの 3 種類の比喩のうち，メトニミーが主たる役割を担っている。
結局，メトニミーによるものであれ，メタファーによるものであれ，人の手が有するさまざまな機能（働き）の一つに焦点が当た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れが認知的動機付けとなって，“hand” の各語義の意味拡張を誘発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

2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後注1） 認知意味論では，人間を，意味を読み取り，意味を発信する主体とみなし，「意味」については，人間の身体性（感覚・知覚・認知など）の総合的な営みを通じて概念化されたものと考える。そして，概念化することはカテゴリー化することと同じであるという立場を取る。
2） MED の見出し第 6 項目は，“play one’s hand = use one’s advantages” という特定のイディオムの定義になっているので除外する。また，OLD の見出し第 2 項目 “-handed” は形容詞を派生させる接尾辞的要素の定義であり，
第 8 項目の “hand-” は複合語で接頭辞的に用いられる要素の定義であるので除外した。
3） 本論では，意味の記述に 2 つのレベルを設ける。一つは，「語義」で〈…〉で囲んで表す。もう一つは，「概念」
で｛…｝で囲んで表す。
「語義」と「概念」は，それぞれ語の意味の一側面を構成する。
「語義」は，語の意味をなるべく簡潔に，ワンフレーズで収まるようにまとめた記述である。「概念」は，語の意味をなるべく，具体的に，詳細に，百科事典的意味をも交えて，まとめた多面的記述である。
4）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第 3 版：p. 794）による。

参照文献
Dirven, René and Marjolijn Verspoor（ 1998）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Labov, William（1973）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In: Charles-James N. Bailey and Roger W.
Shuy（eds.）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340-373.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1987）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籾山洋介（2002）『認知意味論のしくみ』（シリーズ・日本語のしくみを探る⑤）東京：研究社．
籾山洋介・深田智（2003）「意味の拡張」松本曜（編）『認知意味論』（シリーズ認知言語学入門第 3 巻）73-134．東
京：大修館書店．
Rosch, Eleanor（1975）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 192-233.
佐藤信夫（1992）『レトリック感覚』講談社学術文庫．
瀬戸賢一（1997）「第Ⅱ部 意味のレトリック」巻下吉夫・瀬戸賢一『文化発想とレトリック』（日英語比較選書①）
94-177．東京：研究社．
瀬戸賢一（編）（2007a）『英語多義ネットワーク辞典』東京：小学館．
瀬戸賢一（2007b）「メタファーと多義語の記述」楠見孝（編）『メタファー研究の最前線』31-61．東京：ひつじ書房．
瀬戸賢一・山添秀剛・小田希望（2017）『［認知言語学演習②］解いて学ぶ認知意味論』東京：大修館書店．
Sweetser, Eve（1990）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高橋英光（2010）『言葉のしくみ―認知言語学のはなし』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Taylor, John R.（1995）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辻幸夫（2002）『認知言語学 キーワード辞典』東京：研究社．
辻幸夫（2013）『新編 認知言語学キーワード辞典』東京：研究社．
Wittgenstein, Ludwig（1978）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 G.E.M. Anscombe）.Oxford: Basil Blackwell.

皆島：英語の多義語 “hand” の認知意味論的分析﻿

参照辞典類
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ウェブ版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
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ウェブ版，https://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第 3 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ウェブ版，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ライトハウス英和辞典』（初版，研究社）

例文検索ウェブサイト
https://www.google.com/

25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西村 保三*1
西村 保三*1

西

村

保

三＊

内容要約：タイル張りとは，１種類の有界図形（基本領域）を平面に周期的に敷き詰めた模
内容要約：タイル張りとは，１種類の有界図形（基本領域）を平面に周期的に敷き詰めた模様のことで，17 種類のパターンがある。本稿では，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になる凸多角形
様のことで，
を分類する。17 種類のパターンがある。本稿では，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になる凸多角形を分類する。

1
1

はじめに
はじめに

１種類の有界図形を平面に周期的に敷き詰めた模様をタイル張りと呼ぶ。タイル貼りと書か１種類の有界図形を平面に周期的に敷き詰めた模様をタイル張りと呼ぶ。タイル貼りと書かれたり，タイリング，敷き詰め，壁紙模様，平面充填，テセレーションなどと呼ばれることもれたり，タイリング，敷き詰め，壁紙模様，平面充填，テセレーションなどと呼ばれることもある。このような模様は，床のタイルや壁紙などで目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タイル張りにおいある。このような模様は，床のタイルや壁紙などで目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タイル張りにおいて，平面を敷き詰めている１種類の図形（タイル）を基本領域と呼ぶ。ただし，タイル張りのて，平面を敷き詰めている１種類の図形（タイル）を基本領域と呼ぶ。ただし，タイル張りの
基本領域は，単純閉曲線で囲まれた連結な閉集合とし，以下の条件を仮定する。
基本領域は，単純閉曲線で囲まれた連結な閉集合とし，以下の条件を仮定する。
1. 基本領域の内部の異なる２点は，タイル張り全体の対称性によって，互いに移りあわない。
1.
2. 基本領域の内部の異なる２点は，タイル張り全体の対称性によって，互いに移りあわない。
平面の任意の点は，基本領域のある点をタイル張り全体の対称性によって移した点である。

2. 平面の任意の点は，基本領域のある点をタイル張り全体の対称性によって移した点である。
ここで，平面図形 P の対称性とは，平面の合同変換群 Isom(R2 ) の作用における，P の固定部
ここで，平面図形
Isom(R2 ) の作用における，P の固定部
分群 Sym(P ) = {fP∈の対称性とは，平面の合同変換群
Isom(R2 ) | f (P ) = P } のこととする。なお，基本領域は，タイル張りか
分群
Sym(P ) = {f ∈ Isom(R2 ) | f (P ) = P } のこととする。なお，基本領域は，タイル張りから１通りに決まるとは限らない。平面の合同変換は，並進，回転，鏡映，滑り鏡映の４種があら１通りに決まるとは限らない。平面の合同変換は，並進，回転，鏡映，滑り鏡映の４種がある。タイル張りは一次独立な２方向の並進対称性を持つ平面図形であり，回転・鏡映・滑り鏡る。タイル張りは一次独立な２方向の並進対称性を持つ平面図形であり，回転・鏡映・滑り鏡
映の有無によって，その対称性は 17 種類に分類される。それらは，壁紙群とか平面結晶群と呼映の有無によって，その対称性は17 種類に分類される。それらは，壁紙群とか平面結晶群と呼ばれ，p1, p2, pm, pgg, cm, · · · などの国際記号で表される（[4, 5] 等）。

ばれ，p1, p2, pm, pgg, cm, · · · などの国際記号で表される（[4, 5] 等）。
敷き詰め可能な図形（平面充填図形）の分類は，古くから研究されている。任意の三角形と敷き詰め可能な図形（平面充填図形）の分類は，古くから研究されている。任意の三角形と四角形が平面充填図形であること，七角形以上の凸多角形は平面充填図形にならないこと等は四角形が平面充填図形であること，七角形以上の凸多角形は平面充填図形にならないこと等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敷き詰め可能な凸五角形の分類は難問で，約 100 年前に研究が始められ，よく知られている。敷き詰め可能な凸五角形の分類は難問で，約100 年前に研究が始められ，2015 年にも新しいタイプの敷き詰めが発見されている（[6] 参照）。タイル張りと多面体の展開

2015
年にも新しいタイプの敷き詰めが発見されている（[6] 参照）。タイル張りと多面体の展開
図には関係があり，秋山仁[1] は，正四面体の任意の展開図（辺に沿って切るとは限らず，面を図には関係があり，秋山仁[1] は，正四面体の任意の展開図（辺に沿って切るとは限らず，面を曲線に切ることも許す）が平面充填図形にな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
曲線に切ることも許す）が平面充填図形にな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
本稿では，17 種類の敷き詰めパターンそれぞれについて，対応する軌道体（多面体を拡張し本稿では，
17 種類の敷き詰めパターンそれぞれについて，対応する軌道体（多面体を拡張した図形）の展開図を考察することで，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を分類する。
た図形）の展開図を考察することで，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を分類する。
＊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1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1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28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タイル張りの軌道体

並進からなる合同変換群の部分群を T (R2 ) = {f ∈ Isom(R2 ) | f (x) = x + b} ∼= R2 と表す。
タイル張り P に対して L(P ) = Sym(P ) ∩ T (R2 ) ∼= Z2 を P の格子群と呼ぶ。タイル張りの格子群は，その対称性によって，平行四辺形，長方形，菱形，正方形，正六角形の敷き詰めに対応する５種類の型に分類され，格子群の型に加えて，回転・鏡映・滑り鏡映の有無によって，タイル張りの対称性は 17 種類に分類される（[4, 5] 等）。
定理 2.1 タイル張りの対称性は，以下の 17 種類に分類される（図 1～17）。

p1, p2, pm, pg, pmm, pmg, pgg, cm, cmm, p4, p4m, p4g, p3, p3m1, p31m, p6, p6m

図 1: p1

図 2: p2

図 3: pm

図 4: pg

図 5: pmm

図 6: pmg

図 7: pgg

図 8: cm

図 9: cmm

図 10: p4

図 11: p4m

図 12: p4g

ここで，p は基本格子（primitive），c は面心格子（centered），数字の n は 1/n 回転，m は鏡映（mirror），g は滑り鏡映（glide reflection）を意味する。図 1～17 の基本領域（F）は，p1,

p2 は平行四辺形，pm～pgg は長方形，cm は二等辺三角形，cmm は直角三角形，p4 は正方形，
p4m, p4g は直角二等辺三角形，p3 は 60 度の角をもつ菱形，p3m1, p6 は正三角形，p31m は頂角 120 度の二等辺三角形，p6m は頂角 30 度の直角三角形である。

西村：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図 13: p3

図 14: p3m1

図 15: p31m

図 16: p629

図 17: p6m

タイル張り P の対称性による軌道空間 R2 /Sym(P ) は，R2 をモデルとする軌道体（orbifold）の構造を持つ（[4, 定理 3.15]）。軌道体は，多様体を拡張した概念で，局所的に Rn の近傍 Ui の有限群 Gi ⊂ Isom(Rn ) による軌道空間 Ui /Gi と同型な構造を持つ距離空間として定義される（詳しくは [4, 3.2.2 節]）。Gi が自明群でないとき，対応する軌道体の点は，タイプ Gi の特異点と呼ぶ。特異点がない軌道体は，（リーマン）多様体に他ならない。河野 [4, 3 章] から，各タイ
ル張りの軌道体を以下に列挙する。
例 2.2 (多角形) pmm, p4m, p3m1, p6m の軌道体は，基本領域と同一で，それぞれ長方形，直角二等辺三角形，正三角形，頂角 30 度の直角三角形である（図 18）。これらは，円板に同相で，多角形の頂点はタイプ Dn (n = 2, 3, 4, 6) の特異点，辺上の点はタイプ D1 の特異点である（Dnは二面体群）。これらをそれぞれ，D2′ 2′ 2′ 2′ , D4′ 4′ 2′ , D3′ 3′ 3′ , D6′ 3′ 2′ と表す。例えば，D6′ 3′ 2′はタイプ D6 , D3 , D2 の特異点を１個ずつもつ円板（disc）を意味する。
例 2.3 (多角形の袋) pmg, cmm, p4g, p31m の軌道体は，基本領域（長方形，直角三角形，直角二等辺三角形，頂角 120 度の二等辺三角形）の境界を，図 19 に示した矢印に沿って同一視した商空間である。これらは，図の点線で折り，矢印の辺を貼り合わせれば，多角形の袋として作れる。いずれも円板に同相で，それぞれ，D22, D22′ 2′ , D42′ , D33′ と表す。例えば，D42′
はタイプ C4 と D2 の特異点を１個ずつもつ円板を意味する（Cn は巡回群）。

図 18: D2′ 2′ 2′ 2′ , D4′ 4′ 2′ , D3′ 3′ 3′ , D6′ 3′ 2′

図 19: D22, D22′ 2′ , D42′ , D33′

例 2.4 (凸多面体) p2, p3, p4, p6 の軌道体は，基本領域（平行四辺形，60 度の角をもつ菱形，
正方形，正三角形）の境界を，図 20 に示した矢印に沿って同一視した商空間である。これらは，
アレクサンドルフ接着の条件を満たすので，ある凸多面体（厚みが 0 の二重被覆多角形を含む）

3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の展開図となる（[3, 定理 23.3.1]）。実際，これらはそれぞれ，等面四面体（元が長方形のときは二重被覆長方形），二重被覆正三角形，二重被覆直角二等辺三角形，二重被覆の頂角 30 度の直角三角形の展開図である。いずれも球面に同相で，それぞれ S2222, S333, S442, S632 と表す。例えば S333 は，タイプ C3 の特異点を３個もつ球面（sphere）を意味する。

図 20: S2222, S333, S442, S632

例 2.5 (曲面) pm, cm, p1, pg, pgg の軌道体は，それぞれ基本領域（長方形，二等辺三角形，平行四辺形，長方形，長方形）の各辺を，図 21 の矢印に沿って同一視した商空間である。これらはそれぞれ，円柱面，メビウスの帯，トーラス，クラインの壺，射影平面に同相で，A, M, T, K, P 22と表す。P 22 はタイプ C2 の特異点を２個もつ射影平面（projective plane）を意味する。

図 21: A, M, T, K, P 22

3

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
タイル張り P に対応する軌道体 R2 /Sym(P ) は，P の基本領域 B の境界 ∂B をタイル張り全体の対称性で移り合う点同士を同一視した商空間 B/ ∼ と同じであるので，次の定理が成り立つ。
定理 3.1 平面図形 B が，タイル張り P 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必要十分条件は，B が軌道体 R2 /Sym(P )を切り開いて平面に広げた展開図になることである。
ここでの展開図は，多面体の辺に沿って切り開く「辺展開」に限らず，面の内部を曲線に沿って切ることも許す。定理 3.1 より，特に正四面体（等面四面体 S2222 の１種）の任意の展開図は，

p2 パターンの基本領域となることがわかる（秋山の四面体タイル定理 [1, 6]）。以下，タイル張り P のパターン別に，軌道体 R2 /Sym(P ) の凸多角形への展開図を分類する。多角形 ABC · · ·に対して，辺の長さを a = AB, b = BC, c = CD, · · · と表して，軌道体の展開図が凸多角形となる場合（特に切り線は軌道体上の直線に限る）のみ考察する。

西村：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3.1

31

軌道体が多角形になる場合

pmm, p4m, p3m1, p6m の軌道体は，基本領域と同じ凸多角形であり，他の展開図を持たない（例 2.2）。従って，それらの基本領域はそれぞれ，長方形，直角二等辺三角形，正三角形，
頂角 30 度の直角三角形に限る（図 18）。

3.2

軌道体が凸多面体になる場合

p2, p3, p4, p6 の軌道体は，凸多面体（球面）で，その頂点はタイプ Cn の特異点である。凸多面体を多角形に展開する際に，切断する部分 Γ をグラフとして見て，Γ の頂点・辺の数をそれぞれ V, E と表す。球面をグラフ Γ で切り開くと多角形（円板）であることから，球面の胞体
分割が与えられ，球面 S 2 のオイラー標数 χ(S 2 ) = V − E + 1 = 2 から V = E + 1，従って Γ は木（サイクルのない連結グラフ）である。また，特異点（多面体の頂点）を切り開かないと平面に展開できないので，Γ は全ての特異点を頂点として含む木となる（[3, 補題 22.1.2]）。グラフ Γ を展開図のカット木 と呼ぶ（一般の軌道体を展開する場合，グラフ Γ は木にな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その場合も同様に「カット木」と呼ぶことにする）。さらに，展開図が凸多角形である
とき，非特異な頂点において，隣接するカット辺がなす角は 180 度以下であり，その点の次数は 3 以上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特異点の数を m，非特異なカット木の頂点の数を k とすると，１つの辺は２つの頂点に隣接することから 3k + m ≤ 2E = 2(V − 1) = 2(m + k − 1) すなわち，k ≤ m − 2 が成り立つ。p3,

p4, p6 では m = 3，p2 では m = 4 であるので，k はそれぞれ 1 ないし 2 以下となる。以上の条件を満たすグラフの組合せ構造は，図 22 の７通りある。m = 3 の２つの型を i, t，m = 4 の５つの型を I, T, X, Y, H とそれぞれ表すことにする。白丸の点は非特異な頂点を表す。

図 22: 可能な球面のカット木（m = 3：i, t,

m = 4：I, T, X, Y, H）

p3: S333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図 23）。カット木が i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 60 度の角をもつ菱形である。t 型のときは，A = C = E = 120◦ , a = f, b = c, d = e を満たす六角形である。
ここで，B, D, F のいずれかが 180◦ のときは，A = C = E = 120◦ , b = c, e = a + d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る（図 23 右）。

p4: S442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図 24）。カット木が i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正方形または直角二等辺三角形である。t 型のときは，A = D = 90◦ , a = e, c = d を満たす五角形である。ここ3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で，E = 180◦ のときは A = D = 90◦ , a + c = d を満たす直角台形（図 24-4），B = 180◦のときは A = C = 90◦ , c = d を満たす四角形となる（図 24-5）。

図 23: S333 の展開図

図 24: S442 の展開図

p6: S632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図 25）。カット木が i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正三角形，頂角 120 度の二等辺三角形または 60 度と 120 度の対角をもつ凧形である。t 型のときは，A = 60◦ , D =120◦ , a = e, c = d を満たす五角形である（図 25-4）。ここで E, B, C が 180◦ のときはそれぞれ，A = 60◦ , D = 120◦ , d = a + c を満たす台形，A = 60◦ , C = 120◦ , b = c を満たす四角形，A = 60◦ , C = 120◦ , a = d を満たす四角形となる。

図 25: S632 の展開図

p2: S2222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カット木が I,T,X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それぞれ，平行四辺形，三角形，四角形（一つの角が 180 度であれば三角形）である。Y 型のときは，A + B + C =360◦ , c = 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である。ここで，A または C が 180◦ なら台形，B = 180◦ なら平行四辺形となる（図 26）。

H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 A + B + C = 360◦ , c = f を満たす六角形である。ここで D = 180◦
なら A + B + C = 360◦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り，さらに A か C が 180◦ なら台形となる。
また，初めの六角形において E = 180◦ のとき，A + B + C = 360◦ , c = 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り，さらに C = 180◦ なら台形，B = 180◦ なら平行四辺形となる（図 27）。

西村：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33

図 26: S2222 の展開図 I,T,X,Y 型

図 27: S2222 の展開図 H 型
注意 3.2 上記の考察では，十分条件の説明を省略したが，例えば，任意の四角形が等面四面体の展開図になることは，次のように示される。任意の四角形に対して，各辺の中点を頂点とする四角形は，平行四辺形である（ヴァリニュンの定理）。この平行四辺形の３辺で元の四角形を切断して，多角形の内と外を逆転させるように「裁ち合わせ」を行うと，平行四辺形（＝等面四面体の展開図）に変形される（図 26-3）。この裁ち合わせは，タイル張りのエッシャー化[5] と同じ操作であり，特に p2 パターンでは，デュードニーのカンタベリーパズル（正方形を４つに分割して正三角形に変形する裁ち合わせ）と同様の分割合同変換に対応する。このような「内外逆転」変形が可能な凸多角形は，秋山・中村 [2] によって分類されている。

3.3

軌道体がタイプ Cn の特異点をもつ円板になる場合

pmg, cmm, p4g, p31m の軌道体は，タイプ Cn の特異点を持つ円板であり，口の開いた多角形の袋として表現できる（例 2.3）。これを多角形に展開するカット木 Γ の頂点数・辺数を V, Eとし，軌道体の境界上にあるカット木の頂点数を s とする。軌道体の境界部分において，カット木の頂点に挟まれた s 個の辺を加えると，円板の胞体分割となり，円板 D2 のオイラー標数

χ(D2 ) = V − (E + s) + 1 = 1 より E = V − s である。さらに別の円板を軌道体の境界に沿って貼り合わせると球面の胞体分割となり，境界部分の辺を１本だけ取り去ると，残ったグラフ

は球面のカット木（特に木）となる。従って，Γ は s 個の木からなる「森」で，各木は唯一つ

3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の境界上の頂点を（根として）持つ。
また，前節同様，タイプ Cn の特異点は，全てカット木の頂点であり，非特異の頂点の次数は 3 以上である。このことより，タイプ Cn の特異点数を m，非特異の頂点数を k とすると，3k + m + s ≤ 2E = 2(V − s) = 2(m + k) 従って k ≤ m − s が成り立つ。cmm, p4g, p31m では m = 1，pmg は m = 2 であることから，k はそれぞれ 0 ないし 1 以下となり，可能なカット

木の組合せ構造は，図 28 に示した５通りに限定される。m = 1 の型を i，m = 2 の 4 つの型をii, I, V, Y と表すことにする。ここで，黒丸はタイプ Cn の特異点，白丸は非特異点，三角は境界上の点（＝タイプ Dn の特異点）すなわち木の根を表す。

図 28: 可能な円板のカット木（m = 1: i,

m = 2: ii, I, V, Y）

p4g: D42′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図 29）。カット木は i 型である。根を一般の点（タイプ D1 の特異点）に取る場合，展開図は A = C = 90◦ , a = d を満たす四角形である。根をタイプ D2の特異点に取る場合，直角二等辺三角形である。

p31m: D33′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図 30）。カット木は i 型である。根を一般の点に取る場合，展開図は A = 120◦ , C = 60◦ , a = d を満たす四角形である。根をタイプ D3 の特異点に取る
場合，頂角 120 度の二等辺三角形である。

cmm: D22′ 2′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図 31）。カット木は i 型である。根を一般の点に取る場合，
展開図は直角台形である。根をタイプ D2 の特異点に取る場合，直角三角形である。

図 29: D42′ の展開図

図 30: D33′ の展開図

図 31: D22′ 2′ の展開図

pmg: D22 の展開図を考える（図 32）。カット木が ii, I, V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それぞれ台形，
平行四辺形，三角形である。カット木が Y 型のとき，A + B + C = 360◦ , c = e を満たす

西村：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35

五角形である。ここで，A または C が 180◦ のときは台形，B = 180◦ のときは平行四辺形となる。

図 32: D22 の展開図

3.4

軌道体が円板・球面以外の曲面になる場合

pm: 軌道体は円柱面（穴開き円板）A で，境界は２つの円である。A を展開するため，カット
木は境界である２つの円を結ぶ道を持つ。その道に沿って A を切ると円板 D2 と同相になるが，A の内部に特異点がないので，この道には端点以外の頂点は存在しない。従って，カット木は２つの円周を結ぶ線分のみとなり，展開図は平行四辺形である（図 34-1）。

cm: 軌道体はメビウスの帯 M である。境界は１つの円で，基本領域である二等辺三角形の底辺と頂点に対応する。円柱面と同様，カット木は境界（円）上の２点を結ぶ線分となるが，端点が一致してループになる場合もある。展開図は一般には等脚台形，ループになる
場合は二等辺三角形である（図 34-2,3）。

p1: 軌道体はトーラス T である。カット木 Γ の頂点数・辺数を V, E とすると，トーラスのオ
イラー標数 χ(T ) = V − E + 1 = 0 より，E = V + 1 すなわち Γ は独立なサイクルを２つもつ連結グラフである。特異点を持たないので，カット木の頂点の次数は 3 以上であることから 3V ≤ 2E = 2(V + 1) 従って V ≤ 2 である。以上の条件を満たすグラフは，図 33に示す３通りあり，それぞれ ∞, θ, 0-0 型と呼ぶことにする。

図 33: 可能なトーラスのカット木：∞, θ, 0-0 型
カット木が ∞ 型のとき，２つのループ辺は，トーラスの本質的ループ（円板の境界でないループ）で，基本群 π1 (T, x0 ) ∼= Z2 の基底 {(a, b), (c, d)} に対応する（タイル張り P の3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格子群 L(P ) ∼。このとき展開図は，元の基本領域の平行四辺形= Z2 の基底とも対応する）)(
a c
をユニモジュラー行列
でアフィン変換した平行四辺形である（図 35 左）。
b d
カット木が θ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 A = D, B = E, C = F, a = d, b = e, c = f を満たす六角形（＝平行六辺形）である（図 35 中）。ここで，A, B, C のいずれかが 180◦ のときは，平行四辺形となる。
カット木が 0-0 型のとき，１つの本質的ループに沿ってトーラスをカットすると円柱面が残るので，円柱面を「-0」型に切り開いて展開することになるが，pm の項で述べた通り，
円柱面のカット木は２つの境界を繋ぐ線分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不適である。

図 34: A, M の展開図

図 35: T の展開図

pg: 軌道体はクラインの壺 K である。トーラスと同じく，オイラー標数 χ(K) = 0 で特異点がない閉曲面より，可能なカット木の型は，トーラスと同じ図 33 の３通りある。
カット木が ∞ 型のとき，クラインの壺 K を１つの本質的ループに沿って切ると，ループを一周した時に曲面の向きを保つか反転するかで円柱面またはメビウスの帯が残る。前者の場合，円柱面の境界上の，基点に対応する２点を結ぶ線分がもう一つのループ辺となり，展開図は平行四辺形である（図 36-1）。後者の場合，メビウスの帯の凹頂点（初めのループの基点）を基点とする本質的ループがもう一つのループ辺となり，展開図は凧形である。ここで，頂角の一つが 180◦ のときは，二等辺三角形となる（図 36-2,3）。

図 36: K の展開図 ∞ 型

西村：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37

カット木が θ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A + B + C = 360◦ , a = e, b = d, c = f （このとき B = E でもある）を満たす六角形である（図 37-1）。ここで，D = 180◦ のときは，

A + B + C = 360◦ , a = d, b = e, c = 2b （このとき B = D でもある）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る（図 37-2）。また，A = 180◦ のときは，A + B + D = 360◦ , b = d, a = c + 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る（図 37-3）。この五角形において，D = 180◦ のときは，隣接する二辺の比が 1 : 2 の平行四辺形となる。また，C = 180◦ のときは等脚台形，B = 180◦ のときは平行四辺形となる（図 37-4,5,6）。

図 37: K の展開図 θ 型
カット木が 0-0 型のとき，クラインの壺を１つの本質的ループで切ると，メビウスの帯または円柱面が残るが，後者はトーラス同様不適。前者は，残ったメビウスの帯を，よく知られた手品の様に内部の本質的ループに沿って切ると円柱面が残り，各ループ辺の基点である凹頂点を結ぶ線分を切ることで，展開図は，A+B +C = 360◦ , a = b, c = f, d = e を満たす六角形となる（図 38-1）。ここで，E = 180◦ のときは，A+B +C = 360◦ , a = b, c = 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る。この五角形において，B = 180◦ のときは，平行四辺形となる。また，始めの六角形で A または C が 180◦ のときは，A+B +C = 360◦ , a = b, c = d+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る（図 38-4）。この五角形において，B = 180◦ のときは A+B = 180◦ , b = c+dを満たす台形，A = 180◦ のときは平行四辺形になる（図 38-5,6）。

図 38: K の展開図 0-0 型

3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pgg: 軌道体はタイプ C2 の特異点を２つ持つ射影平面 P 22 である。カット木 Γ の頂点数・辺数
を V, E とするとき，射影平面 RP 2 のオイラー標数 χ(RP 2 ) = V − E + 1 = 1 より，V = E

すなわち Γ はサイクルを一つ持つ連結グラフである。非特異な頂点数を k とすると，そこでの次数は 3 以上より，3k + 2 ≤ 2E = 2V = 2(k + 2) 従って k ≤ 2 である。可能なカット木の組合せ構造は，図 39 の 6 通りがあり，それぞれ，0, 6, 6’, 9, γ, -0-型と表すことにする。なお，白丸は非特異な頂点を表す。

図 39: 可能な P 22 のカット木：0, 6, 6’, 9, γ, -0カット木が 0, 6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それぞれ，長方形，二等辺三角形である（図 40-1,2）。
カット木が 6’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 A + B + D = 360◦ , c = e, b = d を満たす五角形である（図 40-3）。ここで，A または B が 180◦ のときは等脚台形，D = 180◦ のときは台形となる。
カット木が 9 型のとき，展開図は A + B + C = 360◦ , a = b, c = 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である（図 40-6）。ここで，B = 180◦ のときは平行四辺形，A または C が 180◦ のときは，

A + B = 180◦ , b = a + d を満たす台形となる。

図 40: P 22 の展開図 0, 6, 6’, 9 型
カット木が γ 型のとき，射影平面をループに沿って切ると，特異点のあるメビウスの帯が残る。ループの基点（凸と凹頂点に分かれる）と２つの特異点を２線分で結んだ展開図
は，両方とも凹頂点と結ぶ場合，a = b を満たす四角形（図 41-1），凹頂点と凸頂点に結ぶ場合は，a = c を満たす四角形である（図 41-5）。ここで，角のいずれかが 180◦ のときは三角形となる。ただし，前者（図 41-1）で D = 180◦ のときは，二等辺三角形となる。

西村：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39

図 41: P 22 の展開図 γ 型
カット木が-0-型のとき，展開図は A + B + D = 360◦ , b = d, c = f を満たす六角形である（図 42-1）。ここで，A または B が 180◦ のときは，A + B + D = 360◦ , b = d, c ̸= 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る（図 42-2 は B = 180◦ の場合）。この五角形においてさらに D, A, B

が 180◦ のときは，それぞれ，A + B = 180◦ , c > b + d を満たす台形，等脚台形，円内接四角形となる（図 42-3,4,5）。また，初めの六角形において，D = 180◦ のときは，

A + B + C = 360◦ , a = c + e を満たす五角形となる（図 42-6）。さらに，この五角形において，A = 180◦ のときは台形となる。B または C が 180◦ のときは，頂点を入れ替えると，既に調べた円内接四角形になるケースと同じである。

図 42: P22 の展開図 -0-型

3.5

まとめ

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を表 1 にまとめておく。ただし，カット木の構造（敷き詰め方）の違いは考慮せずに，多角形の条件にだけ注目する。例えば一つのパターンに台形と平行四辺形の敷き詰め方がある場合は，「台形」とだけ記す。

4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パターン

三角形

表 1: 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
四角形
五角形
平行四辺形

p1
p2

三角形

平行六辺形

5-1

二等辺三角形

平行四辺形，凧形

5-1-11,2,3 6-1-1

等脚台形，台形 1

5-2-1

6-1-2

長方形

pmm
pmg

三角形

台形

5-1-1

pgg

三角形

台形，二等辺四角形

5-1-11,4円内接四角形

5-2cm

二等辺三角形

等脚台形

cmm

直角三角形

直角台形
菱形 1

p3
p3m1

正三角形

p31m

二等辺三角形 14-2

p4

直角二等辺三角形

直角台形 1，4-1

p4m

直角二等辺三角形p4g

直角二等辺三角形

4-1

p6

正三角形，

台形 2

二等辺三角形 1

4-2,3

p6m

6-1

平行四辺形

pm
pg

四角形

六角形

直角三角形 1

二等辺三角形 1: 頂角 120 度の二等辺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1: 頂角 30 度の直角三角形
菱形 1: 60 度の角をもつ菱形
台形 1: A + B = 180◦ , b = c + d の台形
台形 2: A = 60◦ , D = 120◦ , d = a + c の台形
直角台形 1: A = D = 90◦ , d = a + c の直角台形
二等辺四角形: a = b または a = c の四角形

4-1: A = C = 90◦ , a = d の四角形
4-2: A = 60◦ , C = 120◦ , b = c の四角形
4-3: A = 60◦ , C = 120◦ , a = d の四角形
5-1: A + B + C = 360◦ の五角形

5-3

5-4

5-5

6-2

6-3

西村：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となる凸多角形の分類﻿

41

5-1-1: A + B + C = 360◦ , c = e の五角形
5-1-11: A + B + C = 360◦ , c = e, a = b の五角形
5-1-2: A + B + C = 360◦ , a = d, b = e, c = 2b の五角形
5-1-3: A + B + C = 360◦ , a = b, c = d + e の五角形
5-1-4: A + B + C = 360◦ , a = c + e の五角形
5-2: A + B + D = 360◦ , b = d の五角形
5-2-1: A + B + D = 360◦ , b = d, a = c + e の五角形
5-3: A = C = E = 120◦ , b = c, e = a + d の五角形
5-4: A = D = 90◦ , a = e, c = d の五角形
5-5: A = 60◦ , D = 120◦ , a = e, c = d の五角形
6-1: A + B + C = 360◦ , c = f の六角形
6-1-1: A + B + C = 360◦ , c = f, b = d, a = e の六角形
6-1-2: A + B + C = 360◦ , c = f, a = b, d = e の六角形
6-2: A + B + D = 360◦ , b = d, c = f の六角形
6-3: A = C = E = 120◦ , a = f, b = c, d = e の六角形
注意 3.3 いずれかのパターンで，タイル張りの基本領域になる凸多角形は，三角形，四角形，
五角形 5 種（5-1～5-5），六角形 3 種（6-1～6-3）となる。これらが平面充填図形になることは，

1918 年にラインハルトが学位論文で示している（[6] 参照）。

参考文献
[1] J. Akiyama, “Tile-makers and semi-tile-makers”, American Math. Monthly 114, (2007),
pp.602-609.
[2] J. Akiyama and G. Nakamura, “Determination of all convex polygons which arechameleons”, IEICE Transactions, E86-A, (2003), pp.978-986.
[3] エリック・D・ドメイン，ジョセフ・オルーク〔上原隆平 訳〕，“幾何的な折りアルゴリズム”，近代科学社，2009.

[4] 河野俊丈，“結晶群”, 共立出版，2015.
[5] 杉原厚吉，“エッシャー・マジック”，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6] 杉本晃久，藤田伸，“美しき「タイル張り」の数学”，Newton 2018 年 1 月号，pp.114-121.

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福井 幸大1＊ 1 櫻本 篤司＊22
福井 幸大*
櫻本 篤司*

内容要約：多角数ゼータとは，多角数のべき乗の無限和として定義される複素関数である．本論文では，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を与える公式を示し，零点について調べる．

1 はじめにゼータ関数とは自然数の (−s) 乗の無限和∞ 1∑であり，s が正の偶数，0 以下の整数の場合
sn=1 nの値は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しかし，零点に関するリーマン予想は現在も未解決で，多くの数学者により研究されている ([3])．ゼータ関数には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や多重ゼータ関数など類似の関数が多くある．本論文では多角数の (−s) 乗の無限和で与えられる多角数ゼータを扱う．多角数とは，点を多角形の形に並べた時に必要な点の個数である．例えば三角数の場合は以下のようになり，点の個数は左から順に 1, 3, 6, 10, · · · となる．

本論文では，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を与える公式を示し，三角数ゼータ，四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の零点について明らかにしている．
論文の構成は次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2 節では，ゼータ関数や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を定義
し，その性質を挙げる．次の 3 節では，多角数ゼータを定義し，その解析接続を与える．さらに，その極や留数を求める．4 節では，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をゼータ関数やフルヴィッツ
ゼータ関数で表し，三角数ゼータ，四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の零点を明らかにする．

＊1＊2

福井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学校教育専攻*1 福井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学校教育専攻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4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2 準備
この節では，ベルヌーイ数，ゼータ関数，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を定義し，それらの性質を挙げる．
定義 2.1. (ベルヌーイ数) 次の関係式によって定まる数 Bn (n = 0, 1, 2, · · · ) をベルヌーイ数と

いう．

)
n (
∑
n+1
i

i=0

(n = 0, 1, 2, · · · ).

Bi = n + 1(2.1)(2.1) において，n = 0, 1, 2, · · · と順に代入して計算すると，ベルヌーイ数の値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B0 , B1 , B2 , · · · , B10 の値を表にまとめると，次のようになる．

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Bn

1

1
2

1
6

0

−

1
30

0

1
42

0

−

1
30

0

5
66

この表からも推測されるが，ベルヌーイ数について次の命題が成り立つ．
命題 2.1. ([1, 命題 1.4]) n を 3 以上の奇数とするとき Bn = 0 である．
また，ベルヌーイ数の間には次の関係式が成立する．
命題 2.2. ([1, 定理 1.6]) 正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n
∑

(−1)k

k=0

(

)
n+1
(n + k + 1)Bn+k = 0kが成り立つ．
定義 2.2. (ゼータ関数) Re(s) > 1 を満たす複素数 s に対して

ζ(s) =

∞
∑
1

n=1

ns

と定め，ζ(s) をゼータ関数という．
偶数におけるゼータ関数の値は，次のようにベルヌーイ数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
定理 2.1. ([1, 系 4.12]) 正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ζ(2n) = (−1)n+1

22n−1 π 2n B2n
.
(2n)!

(2.2)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例 2.1. ζ(2) =

45

π4
π6
π2
, ζ(4) =, ζ(6) =
.
6
90
945

ゼータ関数 ζ(s) は Re(s) > 1 を満たす複素数 s に対して定義されているが，複素平面全体に解析接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定理 2.2. ([1, 定理 5.4(1)]) ζ(s) は全複素平面の有理型関数に解析接続され，s ̸= 1 で正則で，s = 1 で 1 位の極をもち，留数は 1 である．

ゼータ関数の 0 以下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もベルヌーイ数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
定理 2.3. ([1, 定理 5.4(2)]) 正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ζ(1 − n) = −12

例 2.2. ζ(0) = − , ζ(−1) = −

Bn
.
n

(2.3)

1
1
, ζ(−2) = 0, ζ(−3) =
.
12
120

命題 2.1 と定理 2.3 より，次が成り立つ．
命題 2.3. n を正の整数とするとき，ζ(−2n) = 0 である．
ここで，ゼータ関数に関する評価式を示しておく．
命題 2.4. Re(s) > 1 のとき，

|ζ(s) − 1| <

(

1+

2
Re(s) − 1)

1
2Re(s).

証明. Re(s) = a とおく．

�∞
�
�
∞ �
∞
�∑ 1 � ∑
�1� ∑
1
�
�
�
�=
|ζ(s) − 1| = �≤�� ns �
�
ns �
na
n=2

n=2

n=2

∞
∑
1
1
= a+
2
na
n=3
∫ ∞
1
1
< a+
dx
a
2
x
]∞
[2
1
1
= a+ −
2(a − 1)xa−1 2
1
1
= a+
2
(a − 1) 2a−1
)
(
1
2
.
= 1+
a − 1 2a

4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次に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を定義する．
定義 2.3. (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 Re(s) > 1 を満たす複素数 s と正の実数 a に対して

ζ(s, a) =

∞
∑

1
(n
+
a)s
n=0

と定める．

a = 1,

1の場合，ζ(s, a) は ζ(s) 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
2

命題 2.5.

(1) ζ(s, 1) = ζ(s).
( 1)= (2s − 1)ζ(s).
(2) ζ s,2

証明. (1) は自明であるから，(2) のみを示す．
∞( 1) ∑
1
=
ζ s,
1 s
2
(n
+
2)
n=0
∞
∑

1
(2n
+
1)s
n=1
(∞
)
∞
∑ 1
∑
1
s
=2
−
ns n=1 (2n)s
n=1
)
(
1
s
= 2 ζ(s) − s ζ(s)2
= (2s − 1)ζ(s).
= 2s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 ζ(s, a) において，a は正の実数としているが，整数でなければ負の実数でも定義が可能である．この論文では，ζ(s, a) の a の条件を a ̸= 0, −1, −2, · · · とする．

3 多角数ゼータ
3.1 定義定義 3.1. (多角数) m を 3 以上の整数とし，

a1 = 1, an+1 − an = (m − 2)n + 1(n = 1, 2, · · · )によって定まる数列 {an } に属する自然数を，m 角数または位数 m の多角数という．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n 番目の m 角数は47

m−2 2 m−4n −n である．
221を満たす複素数 s に対して
2
)−s
∞ (
∑
m−2 2 m−4n −nZm (s) =2
2n=1

定義 3.2. (多角数ゼータ) m を 3 以上の整数とする，Re(s) >と定め，Zm (s) を m 角数ゼータという．また，m 角数ゼータをまとめて多角数ゼータとよぶ．
例 3.1. 四角数ゼータ Z4 (s) はZ4 (s) =

∞
∑
(

n2

n=1

)−s

=

∞
∑

n−2s = ζ(2s)

(3.1)

n=1

となり，ゼータ関数 ζ(s) 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

3.2 解析接続
この小節では，多角数ゼータ Zm (s) の解析接続を与える．Zm (s) の解析接続については黒川([4]) も簡潔に述べているが，ここでは証明を加えておく．
1をみたす複素数 s に対して
2
)−s ∑
)k
)(
(
∞ (
s+k−1
m−4
m−2
Zm (s) = 1 +(ζ(2s + k) − 1)2
m−2k

命題 3.1. m を 3 以上の整数とする．Re(s) >k=0が成り立つ．
証明.

Zm (s) =

∞ (
∑
m−2

n=1

2

n2 −

)−s

m−4
n
2

)−s ∑
)−s
(
∞
m−4 1
m−2
−2s
·
1−
=1+
n
.
2
m−2 n
n=2
�
�
�m − 4 1 � 1
�m ≥ 3, n ≥ 2 のとき，�· � ≤ であるから
m − 2 n� 2
)−s ∑
)k
)(
(
∞ (
−s
m−4 1
m−4 1
·
·
=
−
1−
m−2 n
m−2 n
k
k=0
)k
(
)
(
∞
∑
−s
m−4
k
(−1)
=
n−k
m−2
k
(

k=0

(3.2)

4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と展開することができ，

(

m−2
2

)−s ∑
∞

)
∞ (
∑
−s

)k
m−4
n−k
k
m
−
2
n=2
k=0
)−s ∑
)k
(
)
(
∞ (
∞ ∑
m−2
−s
m−4
k
=1+
n−2s−k
(−1)
2
m
−
2
k
n=2

Zm (s) = 1 +

n−2s

(−1)k

(

k=0

となる．ここで，二重級数

∞ ( )
∞ ∑
∑
−s

n=2 k=0kk −2s−kが絶対収束することを示す．まず，(−1)k ( m−4
m−2 ) n��( )� �� −s � � −s(−s − 1) · · · (−s − k + 1) �
�
�
�=�
�
� k � �k!
|s| · |s + 1| · · · |s + k − 1|=k!
|s|(|s| + 1) · · · (|s| + k − 1)≤k!
k −|s|(−|s| − 1) · · · (−|s| − k + 1)
= (−1)k!
)(−|s|= (−1)kkとなるから，Re(s) = a(> 12 ) とおくと�( )� �( )�)k(� −s� � −s � �
�
m−4
�
k
−2s−k �� · �n−2s−k �(−1)
n�� ≤ ��
�
� k
�
k
m−2
(
)
1
k −|s|.
≤ (−1)
2a+k
n
k
∞
∑
1
= ζ(2a + k) − 1 > 0 であるから，命題 2.4 よりさらに，2a + k > 1 より
2a+k
n=2 n
∞
∑

よって，

1
= |ζ(2a + k) − 1|
2a+k
n
n=2
)
(
1
2
< 1+
2a + k − 1 22a+k)(2
1
2a + 1≤ 1+=.
2a − 1 22a+k(2a − 1)22a+k

�
�
)k
(
(
)
)
∞ �(
∞
� ∑
∑
m−4
1
� −s
k
k −|s|−2s−k �
(−1)
n
(−1)
�
�≤
2a+k
� k
�
m−2
n
k
n=2
n=2
)
(
2a + 1−|s|< (−1)kk(2a − 1)22a+k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49

となり，

�
�
)k
(
(
)
)
∞ �(
∞ ∑
∞
� ∑
∑
m−4
−|s|
2a + 1� −s−2s−k �
k
n
(−1)k
(−1)
�
�<
� k
�
m−2
(2a − 1)22a+kk
k=0 n=2
k=0
)k
)(
∞ (
2a + 1 ∑ −|s|1
= 2a−
2 (2a − 1)
2
k
k=0
(
)−|s|
1
2a + 11−= 2a
2 (2a − 1)2
2a + 1．
= 2a−|s|2(2a − 1)
従って，二重級数

∞ ( )
∞ ∑
∑
−s

n=2 k=0kk −2s−k(−1)k ( m−4は絶対収束するから
m−2 ) n

)k ∑
)
(
∞
−s
m−4
(−1)k
n−2s−k
m−2
k
n=2
k=0
)−s ∑
)k
)
(
(
∞ (
−s
m−4
m−2
(−1)k
=1+
(ζ(2s + k) − 1).
2
m−2kZm (s) = 1 +

(

m−2
2

)−s ∑
∞ (
k=0

また，

(

)
−s
−s(−s − 1) · · · (−s − k + 1)(−1)k(−1)k =k!
ks(s + 1) · · · (s + k − 1)=k!
(s + k − 1) · · · (s + 1)s
=
k!
(
)
s+k−1
=
k

より

Zm (s) = 1 +が成り立つ．

(

m−2
2

)−s ∑
∞ (
k=0

)(

s+k−1
k

m−4
m−2

定義 3.3. k を 0 以上の整数とし，s ∈ C \ {− k−12 } に対して

φk (s) =
と定める．

(

)k

)
s+k−1
(ζ(2s + k) − 1)k定理 2.2 より φk (s) は C \ {− k−12 } で正則である．

(ζ(2s + k) − 1)

(3.3)

5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 ]
k
とおく．
2
(n!)2
(1) k が奇数のとき，φk (−n) = (−1)nと定めれば，φk (s) は整関数となる．
2(2n + 1)!
( )
1
2n
n
で
(2) k が偶数のとき，φk (s) は s = − 2n−1で1位の極をもち，留数は
(−1)
2
4n+1
2
n

命題 3.2. k を 0 以上の整数とし，n =

ある．

証明.

(1) k = 2n + 1 であるから()
s + 2nφk (s) =(ζ(2s + 2n + 1) − 1)
2n + 1(s + 2n)(s + 2n − 1) · · · (s + n) · · · s=(ζ(2s + 2n + 1) − 1)
(2n + 1)!
(s + 2n) · · · (s + n + 1)(s + n − 1) · · · s={(s + n)ζ(2s + 2n + 1) − (s + n)}(2n + 1)!
{}(s + 2n) · · · (s + n + 1)(s + n − 1) · · · s 1(2s + 2n)ζ(2s + 2n + 1) − (s + n)=
(2n + 1)!
2
(3.4)
となる．ζ(s) は s = 1 を 1 位の極にもち，留数は 1 であるから，(s − 1)ζ(s) は s = 1 における値を 1 と定めれば正則となる．従って，(2s + 2n)ζ(2s + 2n + 1) は s = −n における値を 1 と定めれば s = −n で正則となり，(3.4) の右辺は s = −n で正則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このとき，φk (s) の s = −n における値は，(3.4) より

n(n − 1) · · · 1 · (−1) · · · (−n)(2n + 1)!

(

)

1
−0
2

= (−1)n(n!)2.
2(2n + 1)!

(n!)2
φk (s) は s ̸= −n で正則だから，φk (−n) = (−1)nと定めれば整関数となる．
2(2n + 1)!
(s+2n−1)(2) k = 2n であるから，φk (s) =(ζ(2s + 2n) − 1) である．ζ(2s + 2n) は s = − 2n−1
2n2
を 1 位の極にもち，留数は 1 だからlims→− 2n−12{(

2n − 1s− −
2)}φk (s))(
s + 2n − 11(ζ(2s + 2n) − 1)
(2s + 2n − 1)2n2s→− 2n−12)(
1 s + 2n − 1= lim{(2s + 2n − 1)ζ(2s + 2n) − (2s + 2n − 1)}2n2s→− 2n−1
2()
1 n − 12
=
.
2
2n
=

lim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ここで，n − 12
2n

)

lim
2n−1

{

(

51

(n − 12 )(n − 32 ) · · · 12 · (− 12 ) · · · (−n + 12 )
(2n)!
{(2n
−
1)(2n
− 3) · · · 3 · 1}2= (−1)n22n (2n)!
{2n(2n − 1)(2n − 2) · · · 3 · 2 · 1}2= (−1)n24n (n!)2 (2n)!
(2n)!
= (−1)n 4n
2 (n!)2( )2nn 1= (−1) 4n
n
2
=

より，

s→−

2

)}
(
( )
1
2n − 12n
φk (s) = (−1)n 4n+1
s− −
2
2
n

となる．従って，φk (s) は s = − 2n−1
を 1 位の極にもち，留数は (−1)n
2
ある．

1
24n+1

(

2n
n

)

で

Zm (s) は (3.2) により解析接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n = 0, 1, 2, · · · } に解析接続される．s = − 2n−1は1位
定理 3.1. Zm (s) は D = C \ {− 2n−122の極であり，留数は (−1)n

1

24n+1

(

証明. (3.2) より)
2n ( m − 2 )n− 12 ( m − 4 )2n
である．
2
m−2
n

Zm (s) = 1 +

(

m−2
2

)−s ∑
∞ (
k=0

m−4
m−2

)k

φk (s)(3.5)

であり，命題 3.2 より φk (s) (k = 0, 1, 2, · · · ) は D において正則である．

∞ ( m − 4 )k∑φk (s) は D において広義一様収束であることを示す．K を D に含ま
k=0 m − 2
∞ ( m − 4 )k∑φk (s) の収束を調べる．K は有界であれるコンパクト集合とし，K における級数
k=0 m − 2
るから，ある正の整数 N が存在して，任意の s ∈ K に対し Re(s) > −N となる．k ≥ 2N + 2

ここで，のとき，s ∈ K に対して Re(2s + k) ≥ k − 2N ≥ 2 であるから，命題 2.4 より|ζ(2s + k) − 1| <(2
1+
Re(2s + k) − 1)

1
2Re(2s+k)

≤

3
2k−2N

5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となる．また，K はコンパクトだから r = max{|s| | s ∈ K} とおくと，(3.3) より

�
�(
)� �
� s + k − 1 � � (s + k − 1)(s + k − 2) · · · s �
�
�
�=�
�
�
� �
k!
k
(|s| + k − 1)(|s| + k − 2) · · · |s|≤k!
(r + k − 1)(r + k − 2) · · · r
≤
)k!
(
( )
r+k−1
k −r
= (−1)
.
=
k
k

よって，

�
�(
�
� m − 4 )k��φk (s)� ≤
�
�
� m−2

∞
∑

k=2N +2�()�� s+k−1 ��� |ζ(2s + k) − 1|��kk=2N +2
( )
∞
∑
3
−r
<
(−1)k
k 2k−2N
k=2N +2{ ∞ ( )(
)k 2N
( ) }
+1
∑ −r
∑
1
1
2N
k −r
−
=3·2
−
(−1)
2
k
k 2k
k=0
k=0
{
}
)
(
2N
+1
∑
1
2N
r
k −r
(−1)
=3·2
2 −
<∞
k 2k
∞
∑

k=0

となり，級数∞ ( m − 4 )k
∑

k=0

m−2

φk (s) は K において一様収束する．よって，この級数は D において広義一様収束するので，(3.5) の右辺は D において正則である．従って，(3.5) は Zm (s) の解析接続である．

n を 0 以上の整数とし，Zm (s) の孤立特異点 s = − 2n−1について考える．
2})−s {()2n(∑ ( m − 4 )km−4
m−2
Zm (s) = 1 +
φ2n (s) +φk (s)
2
m−2
m−2
k≥0
k̸=2n

であり，1 +

( m − 2 )−s ∑ ( m − 4 )k
2

k≥0
k̸=2n

m−2

で正則で，φ2n (s) は s = − 2n−1
φk (s) は s = − 2n−1
2
2

を 1 位の極にもつから，Zm (s) は s = − 2n−1
を 1 位の極にもつ．またその留数は命題 3.2(2)
2
より

(

m−2
2

) 2n−1
(
2

である．

m−4
m−2

)2n

(−1)

n

1
24n+1

(

)

2n
n

= (−1)

n

1
24n+1

(

2n
n

)(

m−2
2

)n− 21 (

m−4
m−2

)2n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定義 3.4. D = C \ {− 2n−1
| n = 0, 1, 2, · · · } において2

Zm (s) = 1 +

(

m−2
2

と定める．

)−s ∑
∞ (
k=0

m−4
m−2

)k

φk (s)

53(3.6)

4 整数における値
4.1 正の整数における値
Z4 (s) は Z4 (s) = ζ(2s) であるからゼータ関数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m ̸= 4 の場合，sが正の整数のときの Zm (s) の値は，上道・櫻本 ([2]) の結果を利用することにより，ゼータ関数，
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
定義 4.1. l, n は非負整数で，l + n ≥ 2 を満たすとする．

このとき，a, b ∈ Z \ {0}, b ∈/ (−a)N に対して，Fl,n (a, b) をFl,n (a, b) =

∞
∑

k=1

により定める．

1k l (ak + b)nl または n が 0 の場合，Fl,n (a, b) は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Fl,0 (a, b) = ζ(l),F0,n (a, b) =11
1 ∑1 ( b)
− n.
=
ζ n,
b n
n
an
a
a
b
(k + a )∞k=1

n を正の整数とするとき，Zm (n) は Fl,n (a, b) 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
)−n
∞ (
∑
m−2 2 m−4k −kZm (n) =
2
2
k=1

= 2n

∞
∑

k=1

1

k n {(m − 2)k − (m − 4)}n

= 2n Fn,n (m − 2, −m + 4).
特に，m が偶数のときはZm (n) = Fn,nとなる．

(

m−2 m−4
,−
2
2

)

5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例 4.1. Z3 (n) = 2n Fn,n (1, 1), Z5 (n) = 2n Fn,n (3, −1), Z6 (n) = Fn,n (2, −1).

Zm (1) は次の定理を利用して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定理 4.1. ([2, 定理 2.4]) a, b は正の整数で，b ≤ a − 1 を満たすとする．

F1,1 (a, −b) =a−1
πbπ 2 ∑jπ12bjπ
log 4a −cot−
log sin .
cos
b
2b
a
b j=1
a
2a

この定理と Zm (1) = 2F1,1 (m − 2, −m + 4) より，次が得られる．
定理 4.2. m は 3 以上の整数で，m ̸= 4 とする．

Zm (1) = −π(m − 4)π2
log{4(m − 2)} −
cot
m−4
m−4
m−2
m−3
∑
4
jπ
2(m − 4)jπ+
log sin.
cos
m − 4 j=1
m−2
2(m − 2)

具体的な値としては，以下が得られている．
例 4.2. ([2, 例 4.1,4.2,4.3]) Z3 (1) = 2, Z4 (2) =π2π, Z5 (1) = 3 log 3 − √ , Z6 (1) = 2 log 2.
6
3

次に，2 以上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Zm (n) を求める．
命題 4.1. ([2, 命題 3.1]) l, n が非負整数で，l + n ≥ 1 を満たすとき

Fl+1,n+1 (a, b) =1a
Fl+1,n (a, b) − Fl,n+1 (a, b)
b
b

である．
この命題より，Fl,n (a, b) は F1,1 (a, b) とゼータ関数，フルヴィッツゼータ関数を用いて表すことができる．

/ (−a)N とする．
命題 4.2. a, b ∈ Z \ {0}, b ∈正の整数 l, n に対して，以下が成り立つ．

Fl,n (a, b) =

(

)
(
)
l + n − 2 ( a )l−1 1
l + n − 2 ( a )l 1−
F1,1 (a, b) −
−
b
bn−1
b bn
l−1
l
(
)
l
∑
l + n − 1 − j ( a )l−j 1
−
+
ζ(j)
b
bn
l−j
j=2
)
n (
∑
l + n − 1 − k ( a )l−k (−1)k ( b )
−
+
.
ζ k,
n−k
b
bn
a
k=2

(4.1)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55

証明. (4.1) の右辺を Sl,n (a, b) とおき，(4.1) を l + n に関する帰納法で示す．

(i) l + n = 2 のとき
このときは l = n = 1 であり，

( )
( )(
0
0
a) 1
F1,1 (a, b) −−= F1,1 (a, b).
S1,1 (a, b) =01b b
よって，l + n = 2 のとき (4.1) は成立する．

(ii) l + n = N のとき成り立つと仮定し，l + n = N + 1 のときを考える．
1) l ≥ 2, n ≥ 2 のとき

命題 4.1 と帰納法の仮定より

1aFl,n−1 (a, b) − Fl−1,n (a, b)
b {(
)b
(
)
l + n − 3 ( a )l−1 1
l + n − 3 ( a )l 1
1
−
F
(a,
b)
−
−
=
1,1
b
l−1
b
bn−2
b bn−1l)l (∑l + n − 2 − j ( a )l−j 1
−
+
ζ(j)
b
bn−1
l−j
j=2
}
n−1
∑ (l + n − 2 − k ) ( a )l−k (−1)k ( b )
−
ζ k,
+
b
bn−1
a
n−1−k
k=2
{(
)(
(
)
)
a l−2 1
al+n−3
l + n − 3 ( a )l−1 1−
F1,1 (a, b) −
−
−
b
l−2
b
bn−1
b
bn
l−1
)
(
l−1
∑
l + n − 2 − j ( a )l−1−j 1
−
+
ζ(j)
l−1−j
b
bn
j=2
}
)
n (
∑
l + n − 2 − k ( a )l−1−k (−1)k ( b )
−
ζ k,
+
b
bn
a
n−k
k=2
{(
) (
)} (
a )l−1 1
l+n−3
l+n−3
F1,1 (a, b)
=
+
−
b
bn−1
l−1
l−2
{(
) (
)} (
l+n−3
l+n−3
a )l 1
−
+
−
b bn
l
l−1
{(
)
(
)} (
l−1
∑
a )l−j 1
l+n−2−jl+n−2−j
+
−
+
ζ(j)
b
bn
l−j
l−1−j
j=2
( a )l−n (−1)n ( b )1+ n ζ(l) + −
ζ n,
b
b
bn
a
)} (
)
(
{(
n−1
∑
a )l−k (−1)k ( b )l+n−2−kl+n−2−k
−
+
.
+
ζ k,
n−k
n−1−k
b
bn
a

Fl,n (a, b) =

k=2

5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ここで， pq +Fl,n (a, b) =

(

( p )
q−1

=

(p+1)
q

より

)
(
)
l + n − 2 ( a )l−1 1
l + n − 2 ( a )l 1
−
F
(a,
b)
−
−
1,1
b
bn−1
b bn
l−1
l
)
l−1 (
∑
l + n − 1 − j ( a )l−j 11−+
ζ(j) + n ζ(l)
n
b
b
b
l
−
j
j=2

( a )l−n (−1)n ( b ) n−1∑ (l + n − 1 − k ) ( a )l−k (−1)k ( b )
+
−
ζ
n,
ζ k,
+ −
b
bn
a
b
bn
a
n−k
k=2
(
)(
(
)(
)
)
a l 1
l+n−2
l+n−2
a l−1 1F1,1 (a, b) −
−
=
−
n−1
b
b
b bn
l
l−1
)
l (
∑
l + n − 1 − j ( a )l−j 1
−
+
ζ(j)
b
bn
l−j
j=2
)
n (
∑
l + n − 1 − k ( a )l−k (−1)k ( b )
−
+
ζ k,
n−k
b
bn
a
k=2

となり，(4.1) は成立する．

2) l = 1, n = N のとき
命題 4.1 よりa1
F1,n−1 (a, b) − F0,n (a, b)
b
b
(
1
1
b)
− n よりであるから，帰納法の仮定と F0,n (a, b) = n ζ n,
a
a
b
{(
)
(
)
n−2
1
1
n − 2 ( a) 1
F1,1 (a, b) −−F1,n (a, b) =b0bn−2
b bn−11})(n−1∑ n − 1 − k ( a )1−k (−1)k ( b )
−
+
ζ k,
n−1−k
b
bn−1
a
k=2
{
}
a 1 ( b)
1
− n
ζ n,
−
b an
a
b
( a) 11= n−1 F1,1 (a, b) − (n − 2) −
b
b bn
n−1
∑ ( a )1−k (−1)k ( b )
−
+
ζ k,
b
bn
a
k=2
( a) 1 ( b ) ( a) 1
− −
ζ n,
+ −
b an
a
b bn
n (
)
(
∑
a )1−k (−1)k ( b )
1
a 1
.
−
= n−1 F1,1 (a, b) − (n − 1) −
+
ζ k,
b
b bn
b
bn
a
F1,n (a, b) =k=2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一方

S1,n (a, b) =

(

)
(
)
n−1
1
n − 1 ( a) 1
F1,1 (a, b) −
−
bn−1
b bn
0
1
(
)
n
)
(
k
∑ n−k
a 1−k (−1) ( b )
+
ζ k,
−
b
bn
a
n−k
k=2

=

n (
( a) 1∑a )1−k (−1)k ( b )
−
F
(a,
b)
−
(n
−
1)
−
+
ζ k,
1,1
n−1
n
b
b b
b
bn
a

1

k=2

であるから，(4.1) は成立する．

3) l = N, n = 1 のとき
命題 4.1 より

Fl,1 (a, b) =1
aFl,0 (a, b) − Fl−1,1 (a, b)bbであるから，帰納法の仮定と Fl,0 (a, b) = ζ(l) より

Fl,1 (a, b) =

=

)
)
{(
(
l − 2 ( a )l−2
l − 2 ( a )l−1 1a1−−ζ(l) −
F1,1 (a, b) −
l−2
l−1
b
b
b
b
b

(
)
l−1

∑
l − 1 − j ( a )l−1−j 1
ζ(j)
+
−

b
b
l−1−j
j=2
l−1 (
( a )l−1∑
1a )l−j 1
ζ(l) + −ζ(j)F1,1 (a, b) +
−
b
b
b
b
j=2

l (
( a )l−1∑a )l−j 1
= −
ζ(j).
−
F1,1 (a, b) +
b
b
b
j=2

一方

Sl,1 (a, b) =

(

)
)
(
l − 1 ( a )l 1
l − 1 ( a )l−1−−
F1,1 (a, b) −
l
b
b b
l−1
(
)
l
)
(
∑ l−j
a l−j 1
ζ(j)
+
−
b
b
l−j
j=2

l (
( a )l−1∑a )l−j 1= −ζ(j)F1,1 (a, b) +
−
b
b
b
j=2

であるから，(4.1) は成立する．

(i),(ii) より，正の整数 l, n に対して (4.1) が成立する．

57

5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定理 4.3. m ≥ 3, m ̸= 4 とする．2 以上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Zm (n) =

)
)n {(
)(
(
)
2n − 2(m − 4)22(m − 2)2n − 2
Zm (1) −−−(m − 4)22(m − 2)
n−1
n
)
(
)
)}
(
(
n
k
(
∑ 2n − 1 − k
m−4
m − 4)kζ(k) + (−1) ζ k, −
+
n−k
m−2
m−2

(

k=2

である．
証明. 命題 4.2 よりFn,n (m − 2, −m + 4)
)(
)n−1
(
m−2
2n − 2
1
F1,1 (m − 2, −m + 4)
=
n−1
m−4
(−m + 4)n−1
)n
(
)(
1
2n − 2m−2−
m−4(−m + 4)n
n
)n−j
(
)
(
n
∑ 2n − 1 − j
1
m−2
+
ζ(j)
m
−
4
(−m
+ 4)n
n
−
j
j=2
)n−k
)(
n (
(
∑
(−1)k
m − 4)
2n − 1 − k
m−2ζ k, −+nm−4(−m + 4)
m−2
n−k
k=2
)
)(
)
(
(
)n {(
2n − 22n − 2(m − 4)2
m−2
−
F
(m
−
2,
−m
+
4)
−
= −
1,1
n
n−1
(m − 4)2
m−2
}
)
)
(
)
(
(
n
k
)
(
∑ 2n − 1 − k
m−4
m−4
+
ζ(k) + (−1)k ζ k, −
m−2
m−2
n−k
k=2

となる．Zm (n) = 2n Fn,n (m − 2, −m + 4) より，Zm (n) =

(

)
)n {(
)(
(
)
2n − 2(m − 4)22(m − 2)2n − 2Z−(1)−m(m − 4)22(m − 2)
n−1
n
)
)}
(
)
(
(
n
k
(
∑ 2n − 1 − k
m − 4)m−4k
ζ(k) + (−1) ζ k, −
+
m−2
m−2
n−k

−

k=2

である．
例 4.3. Z3 (n)

)
)(
)
(
1
2n − 22n − 2−Z3 (1) −
n
n−1
2
}
(
)
n
∑ 2n − 1 − k
)
(
k
k
+
(−1) ζ(k) + (−1) ζ(k, 1) .
n−kZ3 (n) = (−2)n

{(

k=2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ここで，Z3 (1) = 2,)((−1)k ζ(k) + (−1)k ζ(k, 1) = (−1)k ζ(k) + ζ(k) = {1 + (−1)k }ζ(k)

より

}
)
{ (
) (
) ∑
n (
2n
−
1
−
k
2n
−
2
2n
−
2
{1 + (−1)k }ζ(k)−+Z3 (n) = (−2)n −
n−k
n−1
n
k=2
{ (
}
) ∑
)
n (
2n
−
1
2n
−
1
−
k
n
k
−
+
{1 + (−1) }ζ(k)= (−2)nn−kk=2となる．この式から n = 2, 3, 4 のときの値は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 ( ) ( )4(π 2 − 9)132ζ(2) =+,
Z3 (2) = (−2)2 −0
2
3{ ( ) ( )}53
Z3 (3) = (−2)3 −+2ζ(2) = 8(10 − π 2 ),
3
1
}
( )
{ ( ) ( )16(π 4 + 150π 2 − 1575)
3572ζ(4) =
2ζ(2) ++
Z3 (4) = (−2)4 −
.
0
2
4
45
例 4.4. Z6 (n)

)
(
)
)(
2n − 22n − 2
1
Z6 (1) −−Z6 (n) = (−2)
2
n
n−1
)
)}
(
)
(
(
n
k
∑ 2n − 1 − k11k.
ζ(k) + (−1) ζ(k, − )
+
2
2
n−k
n

{(

k=2

ここで，Z6 (1) = 2 log 2,(
11)= (−2)k + ζ(k, ) = (−2)k + (2k − 1)ζ(k)ζ k, −
2
2

より

{ (
)
(
)
2n − 22n − 2Z6 (n) = (−2) −log 2 −
n−1
n
)(
)}
n (
∑
(−2)k − (−1)k + 1
2n − 1 − k
1+
ζ(k)
+
2k
n−k
n

k=2

となる．これより{ ( )( ) ( )}2(π 2 − 12 log 2)
2
2
1
log 2 −+
(1 + ζ(2)) =Z6 (2) = (−2) −
3
1
2
0
2

である．

59

6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4.2 0 以下の整数における値
n を 0 以上の整数とし，Zm (−n) の値について考える．
(3.6) よりZm (−n) = 1 +

(

m−2
2

である．k ̸= 2n + 1 のとき，(3.3) より

)n ∑
∞ (
k=0

m−4
m−2

)k

φk (−n))−n + k − 1(ζ(−2n + k) − 1)k( )n
= (−1)k(ζ(−2n + k) − 1)kφk (−n) =(となるから，k > n のときは φk (−n) = 0 である．また，k = 2n + 1 のときは，命題 3.2(1) より

φk (−n) = (−1)n(n!)22(2n + 1)!

である．従って，

)n {

)2n+1
(n!)2
m−4
m−2
2(2n + 1)!
}
)
(
)
(
n
k
∑
m
−
4
n
(−1)k
(ζ(−2n + k) − 1) .
+k
m−2

Zm (−n) = 1 +

(

m−2
2

(−1)n

(

k=0

(4.2) を利用して Zm (0) を求めると

m−4 1· + ζ(0) − 1
m−2 2
m−4
1
=
−
2(m − 2) 2
1
=−
m−2

Zm (0) = 1 +となる．

n が正の整数の場合，Zm (−n) の値については次の定理が成り立つ．
定理 4.4. n が正の整数のとき

)n (
)2n+1
(n!)2
m−2
m−4
Zm (−n) = (−1)
2m−22(2n + 1)!
)n ∑
)k
(
n ( )(m−4n
m−2
ζ(−2n + k).
−
k
2
m−2
n

(

k=1

(4.2)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61

証明. (4.2) より

)n {

)2n+1
(n!)2
m−4
Zm (−n) = 1 +(−1)
m−2
2(2n + 1)!
}
)
(
)
(
n
k
∑
m−4
k n
(−1)
(ζ(−2n + k) − 1)
+
k
m−2
k=0
)n (
)2n+1
(
(n!)2
m−2
m−4
n
= 1 + (−1)
2m−22(2n + 1)!
)n ∑
)k
( )(
(
n
m−4
n
m−2
(−1)k
ζ(−2n + k)
+
k
2
m−2
k=0
)n ∑
)k
( )(
(
n
m−4
m−2
k n
(−1)
−
k
2
m−2
(

m−2
2

n

(

k=0

となる．ここで，命題 2.3 より ζ(−2n + k) は k が n 以下の偶数のときは 0 となるから，(−1)k ζ(−2n + k) = −ζ(−2n + k) である．また，
n
∑

k=0

(−1)k

)k ∑
)k
( )(
n ( )(
n
m−4
n
m−4
−
=
m−2
m−2
k
k
k=0
)n
(
m−4
= 1−
m−2
)n
(
2
=
m−2

であるから，

)n (
)2n+1
(n!)2
m−2
m−4
2
m−2
2(2n + 1)!
)n ∑
)k
(
n ( )(nm−4
m−2
ζ(−2n + k)
−
2
m−2
k
k=1
)n (
)n
(
2
m−2
−
2
m−2
)n (
)2n+1
(
m−2
m−4
(n!)2
= (−1)n2m−22(2n + 1)!
)n ∑
)k
(
n ( )(nm−4
m−2
ζ(−2n + k)
−
2
m−2
k

Zm (−n) = 1 + (−1)n

(

k=1

となる．

6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例 4.5. Zm (−1)()31m−2 m−4m−2 m−4
Zm (−1) = −
−
·
ζ(−1)
2
m−2
2 · 3!
2m−2()(m − 4)3
1
m−4
=−
−
−
24(m − 2)22
12(m − 3)(m − 4)=.
6(m − 2)2

例 4.6. Zm (−2)

)2 (
)5
(
)2 (
)
m−2
m−4
4
m−4
m−2
Zm (−2) =
−
ζ(−3)
·
2
2
m−2
2 · 5!
2m−2(m − 4)5(m − 2)(m − 4) 1=·−
240(m − 2)32
1202(m − 3)(m − 4)(m − 6m + 10)=−.
30(m − 2)3(

4.3 Z3 (s), Z4 (s) の整数の零点
ここでは多角数ゼータの零点のうち整数であるものを調べる．

n が正の整数のときは定義より Zm (n) > 0 であり，Zm (0) = −

点で整数であるものは負の整数に限られる．

1
̸= 0 より，Zm (s) の零
m−2(m − 3)(m − 4)
(m − 3)(m − 4)(m2 − 6m + 10)
(−2)
=
−
,
Z
より，m = 3, 4m6(m − 2)230(m − 2)3のとき Zm (s) は −1, −2 を零点にもつ．定理 4.4 を用いて Zm (−3), Zm (−4) を求めると
Zm (−1) =(m − 3)(m − 4)(4m4 − 41m3 + 171m2 − 344m + 280),
420(m − 2)4(m − 3)(m − 4)(m2 − 5m + 7)(3m4 − 24m3 + 80m2 − 144m + 120)Zm (−4) = −630(m − 2)5
Zm (−3) =となり，m = 3, 4 のとき Zm (s) は −3, −4 を零点にもつ．
そこで，Z3 (s), Z4 (s) の整数の零点を求める．

Z4 (s) = ζ(2s) であるから，命題 2.3 より Z4 (s) はすべての負の整数を零点にもつ．次に，Z3 (s) の整数の零点を調べる．まず，準備として次の命題を示す．
命題 4.3. 正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n ( )
∑
n

k=1

が成り立つ．

kζ(−2n + k) =(−1)n (n!)22(2n + 1)!

(4.3)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証明. 正の整数 n に対して，an =

63

n ( )
∑
n

k=1

k

ζ(−2n + k) とおく．

定理 2.3 より Bn+k = −(n + k)ζ(1 − n − k) であるから，命題 2.2 よりn∑(−1)k+1

k=0

(

)
n+1
(n + k + 1)(n + k)ζ(1 − n − k) = 0kが成立する．ここで，2 以上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Sn =

n
∑

(−1)k+1

k=0

(

)
n+1
(n + k + 1)(n + k)ζ(1 − n − k)k

とおく．i = n + 1 − k とすると k = n + 1 − i となり)n+1(2n + 2 − i)(2n + 1 − i)ζ(−2n + i)
Sn =
(−1)
n+1−i
i=1
(
)
n+1
∑
n+1
(−1)i
(2n + 2 − i)(2n + 1 − i)ζ(−2n + i)
= (−1)n
i
i=1
n+1
∑

n+2−i

(

である．ここで，命題 2.3 より i が 2n より小さい偶数のとき ζ(−2n + i) = 0 であるから，(−1)i ζ(−2n + i) = −ζ(−2n + i) となり，
Sn = (−1)

n+1

n+1
∑(
i=1

)
n+1
(2n + 2 − i)(2n + 1 − i)ζ(−2n + i).
i

ここで，(2n + 2 − i)(2n + 1 − i) = i2 − (4n + 3)i + (2n + 2)(2n + 1)

= i(i − 1) − 2(2n + 1)i + 2(n + 1)(2n + 1)であるから，)n+1{i(i − 1) − 2(2n + 1)i + 2(n + 1)(2n + 1)}ζ(−2n + i)
Sn = (−1)
ii=1n+1∑ (n + 1)
n+1i(i − 1)ζ(−2n + i)
= (−1)ii=1
n+1∑ (n + 1)iζ(−2n + i)
− (−1)n+1 2(2n + 1)
i
i=1
n+1
∑ (n + 1)
n+1+ (−1)
ζ(−2n + i).
2(n + 1)(2n + 1)
i
i=1
n+1

n+1
∑(

6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さらに，

(
)
)
n
n+1
(n + 1)!
=(n + 1)i=(i − 1)!(n + 1 − i)!
i−1
i

(

より

)
)
(
)
(
n−1
n
n+1
(n + 1)n(n + 1)(i − 1) =i(i − 1) =
i−2
i−1
i

(

であるから

)
n−1
(n + 1)nζ(−2n + i)
i−2
i=2
n+1
∑( n )n+1
2(2n + 1)(n + 1)ζ(−2n + i)
− (−1)i−1
i=1
n+1∑ (n + 1)
n+1
ζ(−2n + i)2(n + 1)(2n + 1)
+ (−1)ii=1
n+1∑ (n − 1)= (−1)n+1 (n + 1)n
ζ(−2n + i)
i−2
i=2
n+1
∑ {(n + 1) ( n )}n+1−
ζ(−2n + i)2(n + 1)(2n + 1)
+ (−1)ii−1
i=1

Sn = (−1)n+1となる．ここで，

n+1
∑(
i=2

)

n−1
i−2 ζ(−2n + i) において j = i − 2 とおくと，ζ(−2n + 2) = 0 より

n+1
∑(
i=2

n+1
∑(

)
n−1
∑ (n − 1)n−1
ζ(−2n + i) =ζ(−2n + 2 + j)
i−2
j
j=0
=

)
n−1
ζ(−2(n − 1) + j)
j

n−1
∑(
j=1

= an−1
が成り立つ．また，1 ≤ i ≤ n のとき

(

) (
) (
) ( ) (
) ( )
n+1
n
n
n
n
n
−
=
+
−
=
i
i−1
i−1
i
i−1
i

であり，i = n + 1 のときは

(

) (
)
n+1
n
−
=1−1=0ii−1

福井・櫻本：多角数ゼータの整数における値について﻿

65であるから，
n+1
∑ {(
i=1

となる．従って，

)}
) (
n ( )
∑
n
n+1
n
ζ(−2n + i) =−ζ(−2n + i) = an
i−1
i
i
i=1

Sn = (−1)n+1 (n + 1)nan−1 + (−1)n+1 2(n + 1)(2n + 1)anとなり，Sn = 0 より

an = −nan−12(2n + 1)(4.4)

である．これを用いて，(4.3) を n に関する帰納法で示す．

(i) n = 1 のとき
n ( )
∑
n

k=1

k

であるから (4.3) が成り立つ．

ζ(−2n + k) = ζ(−1) = −1
12(−1)n (n!)2
1
1
=−
=−
2(2n + 1)!
2 · 3!
12(ii) n = l のとき成り立つと仮定すると
al =

l ( )
∑
l

k=1

n = l + 1 のとき，
)
l+1 (
∑
l+1

k=1

k

k

ζ(−2l + k) =(−1)l (l!)2.
2(2l + 1)!

ζ(−2(l + 1) + k) = al+1l+1
al2{2(l + 1) + 1}(−1)l (l!)2
l+1·=−2(2l + 3) 2(2l + 1)!
(−1)l+1 (l + 1)2 (l!)2=2(2l + 3)(2l + 2)(2l + 1)!
(−1)l+1 {(l + 1)!}2=
2{2(l + 1) + 1}!
=−となり，n = l + 1 のときも成り立つ．

(i),(ii) より，すべての正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4.3) が成り立つ．

6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定理 4.5. Z3 (s), Z4 (s) の整数の零点は {−1, −2, −3, · · · } である．
証明. Z4 (s) については既に示したので，Z3 (s) について証明する．
定理 4.4 より，正の整数 n に対して

Z3 (−n) = (−1)n( )n ∑
( )n
n ( )
(n!)2
1
1
n
−
(−1)2n+1(−1)k ζ(−2n + k).
22(2n + 1)!
2
k
k=1

命題 2.3 より，1 ≤ k ≤ n に対して (−1)k ζ(−2n + k) = −ζ(−2n + k) が成り立つから

1
Z3 (−n) = n
2

{

(−1)

n+1

}
n ( )
∑
n
(n!)2
ζ(−2n + k)+k
2(2n + 1)!
k=1となり，命題 4.3 より

1
Z3 (−n) = n
2

{

(−1)

n+1

(n!)2
(−1)n (n!)2+2(2n + 1)!
2(2n + 1)!

}=0である．従って，Z3 (s) の整数の零点は {−1, −2, −3, · · · } である．

参考文献
[1] 荒川恒男・伊吹山知義・金子昌信, ベルヌーイ数とゼータ関数, 牧野書店, 2001
[2] 上道直哉・櫻本篤司, 多項式によって定義された整数列の逆数の無限和について, 福井大学
教育地域科学部紀要 1 (2011), 121-146[3] 黒川信重, リーマン予想の 150 年, 岩波書店, 2009[4] 黒川信重, リーマン予想を解こう, 技術評論社, 2014
[5] 小山信也, 素数とゼータ関数, 共立出版, 2015[6] 高木貞治, 初等整数論講義 第 2 版, 共立出版, 1974
[7] 森正武・杉原正顯, 複素関数論, 岩波書店, 2003

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Shikoku, Japan
Hideto Hoshina＊

Abstract. 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Euconnus yoshidai sp. nov., E. sayo sp. nov., and E. akane sp. nov., are described from Shikoku,
Japan. As a result of this study, the Japanese member of Euconnus becomes twenty-five.
Introduction
The genus Euconnus Thomson, 1859 belongs to the tribe Cyrtoscydmini of the subfamily
Scydmaeninae of the family Staphylinidae. In Japan, twenty-two species of Euconnus are recorded(Sharp, 1874, 1886; Reitter, 1891; Csiki, 1919; Franz, 1976; O’Keefe & Li, 1998; Hoshina & Arai,
2003; Hoshina et al., 2003; Hoshina, 2004a, 2004b; Hoshina & Nagano, 2005; Hoshina, 2006, 2007,2013, 2015; Hoshina & Nakata, 2018; Hoshina, 2019a, 2019b).
Recently,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some specimens of Euconnus collected from Shikoku,
Japan. After my careful examination, it is cleared that they include three new members of Euconnus.
In this paper, I describe the three new species under the names, Euconnus yoshidai sp. nov., E. sayo
sp. nov., and E. akane sp. nov.
Before going further, I wish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Mr. Takasuke Miyata and Mr.
Masataka Yoshida for their kind oﬀering of the valuable specime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ll specimen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by sifting litters. All material examined wasdissected, and the male genitalia were put in 5 % KOH for about 12 hours at room temperature.
Drawings of male genitalia were prepared using an imaging equipment of biological microscope.
＊

Facul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Fukui

68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ukui, Vol.4, 2020.1

The holotype designated in this study is deposited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Nature andHuman Activities, Hyôgo (MNHAH). Paratypes are preserved in University of Fukui (FU).
Subgeneric posi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The definitions of many subgenera of Euconnus are not well established. Therefore, many
species of Euconnus were described without subgenera (Newton & Franz, 1998). Recently,
Jałoszyński (2015) and Jałoszyński (2017) redefined the subgenera Napochus Thomson, 1859 andEuconophron Reitter, 1909, respectively. Euconnus yoshidai sp. nov. and E. sayo sp. nov. describedin this paper have pronotum whos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Euconophron. In
contrast, shapes of antennae and aedeagus of E. yoshidai sp. nov. and E. sayo sp. nov.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Napochus. As a matter of convenience, I describe all three new species without subgenera.
Genus Euconnus Thomson, 1859
Euconnus yoshidai Hoshina, sp. nov.
[Japanese name: Awa-hime-kokemushi](Figs. 1, 4–6)
Diagnosis. Body length 1.78–1.91 mm. Dorsum slightly reddish brown. Hind wings dimorphic,
fully development or vestigial. Aedeagus robust in general. Median lobe of aedeagus weakly concave
at apical margin in ventral view.
Measurement of holotype: Body 1.78 mm in length; head 0.35 mm in width; pronotum 0.43 mm
in length and 0.47 mm in width; elytra 0.96 mm in length and 0.76 mm in width.
Male and female. Coloration. Dorsum of body almost concolorous and slightly reddish brown;
maxillary palpus light brown; antennae brownish; antennomeres 1–7 slightly reddish brown;
antennomeres 8–11 brown; meso- and metaventrites slightly reddish brown except for a black mediancarina of mesoventrite; abdominal ventrites brown; legs brown with light brown tarsi; pubescence of
dorsum yellowish light brown.
Body 1.78–1.91 mm in length (Fig. 1), about 2.3 times as long as wide, densely and thinly
pubescent on dorsum as other Japanese forestal species of the genus.
Head not showing sexual dimorphism; width of head about 0.78 times as long as that ofpronotum; surface of head smooth and almost without discal punctures; setal socket punctures
minute; vertex weakly and simply convex; eyes oval, about 2.8 times as long as wide in dorsal

Hoshina：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Shikoku, Japan69

view; antennae clavate at terminal four antennomeres; antennomeres 1–7 each longer than wide;
antennomeres 8–10 each wider than long; antennomere 11 almost as long as wide.
Pronotum smooth, wholly convex, about 0.93 times as long as wide, almost without discalpunctures, and widest near base; length of pronotum about 0.44 times as long as that of elytra; widthof pronotum about 0.62 times as long as that of elytra; anterior and posterior margins almost straight;
lateral margins weakly curved; setal socket punctures very minute or indistinct; basal grooves absent;
4 antebasal pits strongly impressed.
Elytra about 1.3 times as long as wide, widest at about basal 2/5 of lateral margins (Fig. 1),
smooth, and almost without discal punctures; setal socket punctures minute; each elytron with twobasal elytral fovea near the middle of anterior margin.
Hind wings fully development or vestigial.
Legs without sexual dimorphism, and normal shape in the genus.
Metaventrite pubescent, smooth, convex, and almost impunctate; abdominal ventrites pubescent
and weakly microreticulate.
Male. Aedeagus robust in general (Figs. 4–6); median lobe about 1.4 times as long as wide in
dorsal view (Fig. 5) and weakly concave at apical margin in ventral view (Fig. 4); both parameres
almost symmetrical and slender (Fig. 4); each paramere bearing a few fine apical setae and weakly
curved in lateral view (Fig. 6).
Distribution. Japan: Shikoku (Tokushima Pref.).
Type series. Holotype: ♂, Ketayama, Misato-son, Tokushima Pref., 27. vii. 2003, M. Yoshidaleg. (MNHAH). Paratypes, 1♂, 18. ix. 2003, same data as holotype except for the date (FU); 1♂,
Mt. Daisen-zan, Mino-chô, Tokushima Pref., 13. iv. 2002, M. Yoshida leg. (FU); 1♀, 22. ix. 2002,
same data as the former except for the date (FU).
Notes. Euconnus yoshidai sp. nov. is similar to Euconnus sayaka Hoshina, 2019 in appearance,
but can be separated from it by having the median lobe of aedeagus with apical margins weakly
concave in ventral view (Fig. 4). In contrast, E. sayaka has the median lobe with apical margins
strongly concave in ventral view.
Dimorphism on the hind wing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dimorphism on the hind wings ofEuconnus yoshidai sp. nov. is sexual dimorphism.
Etymology. The specific name is dedicated to a collector of holotype of the present new species,
Mr. Masataka Yoshida.

70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ukui, Vol.4, 2020.1

Euconnus sayo Hoshina, sp. nov.
[Japanese name: Sayo-hime-kokemushi](Figs. 2, 7–9)
Diagnosis. Body length 1.80 mm. Dorsum slightly reddish brown. Hind wings fully
development. Aedeagus robust in general. Median lobe of aedeagus bearing a long hornlike
projection near an apical margin.
Measurement of holotype: Body 1.80 mm in length; head 0.38 mm in width; pronotum 0.45 mm
in length and 0.46 mm in width; elytra 0.99 mm in length and 0.76 mm in width.
Male. Coloration. Dorsum of body almost concolorous and slightly reddish brown; maxillary
palpus light brown; antennae brownish; antennomeres 1–7 slightly reddish brown; antennomeres
8–11 brown; meso- and metaventrites slightly reddish brown except for a black median carina of
mesoventrite; abdominal ventrites brown; legs brown with light brown tarsi; pubescence of dorsum
yellowish light brown.
Body 1.80 mm in length, about 2.4 times as long as wide (Fig. 2), densely and thinly pubescenton dorsum as other Japanese forestal species of the genus.
Head smooth and almost without discal punctures; setal socket punctures indistinct; vertex
weakly and simply convex; eyes oval, about 3.2 times as long as wide in dorsal view; antennae
clavate at terminal four antennomeres; antennomeres 1–2 and 7 each longer than wide; antennomeres
8–10 each wider than long; other antennomeres almost as long as wide.
Pronotum smooth, wholly convex, almost without discal punctures, and widest near base;anterior and posterior margins almost straight; lateral margins weakly curved; setal socket punctures
very minute or indistinct; basal grooves absent; 4 antebasal pits strongly impressed.
Elytra widest at about basal 2/5 of lateral margins (Fig. 2), smooth, and almost without discalpunctures; setal socket punctures minute; each elytron with two basal elytral fovea near the middle ofanterior margin.
Hind wings fully development.
Legs normal shape in the genus.
Metaventrite pubescent, smooth, convex, and almost impunctate; abdominal ventrites pubescent
and weakly microreticulate.
Aedeagus robust in general (Figs. 7–9); median lobe about 1.1 times as long as wide in dorsal
view (Fig. 8), and bearing a long hornlike projection near an apical margin (Fig. 7); the projection
dorsally curved in lateral view (Fig. 9); both parameres almost symmetrical and slender (Fig. 7); eachparamere bearing one few fine apical seta and weakly curved in lateral view (Fig. 9).

Hoshina：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Shikoku, Japan

71

Distribution. Japan: Shikoku (Tokushima Pref.).
Type series. Holotype: ♂, Mt. Tôgû-san, Kamiyama-chô, Tokushima Pref., 3. xi. 1975, M.
Yoshida leg. (MNHAH).
Notes. Euconnus sayo sp. nov. is similar to Euconnus miyatai Hoshina, 2004 in appearance,
but can be separated from it by having the median lobe of aedeagus with a long hornlike projection
curved dorsally in lateral view (Fig. 9). In contrast, E. miyatai has the median lobe with a hornlike
projections almost straight.
Etymology. This specific name is derived from a Japanese word sayo, which means a night.

Euconnus akane Hoshina, sp. nov.
[Japanese name: Akane-hime-kokemushi](Figs. 3, 10–12)
Diagnosis. Body length 1.42–1.43 mm. Dorsum slightly reddish brown. Hind wings fully
development. Aedeagus oval in general in ventral and dorsal views. Median lobe of aedeagus sharply
and upwardly projected at a ventro-apical corner.
Measurement of holotype: Body 1.42 mm in length; head 0.30 mm in width; pronotum 0.39 mm
in length and 0.39 mm in width; elytra 0.78 mm in length and 0.60 mm in width.
Male and female. Coloration. Dorsum of body almost concolorous and slightly reddish brown;
maxillary palpus light brown; antennae brownish; antennomeres 1–7 slightly reddish brown;
antennomeres 8–11 brown; meso- and metaventrites and abdominal ventrites brown except for a
black median carina of mesoventrite; legs brown with light brown tarsi; pubescence of dorsum
yellowish light brown.
Body 1.42–1.43 mm in length, about 2.2 times as long as wide (Fig. 3), densely and thinly
pubescent on dorsum as other Japanese forestal species of the genus.
Head not showing sexual dimorphism; width of head about 0.81 times as long as that ofpronotum; surface of head smooth and almost without discal punctures; setal socket punctures minutebut distinct; vertex distinctly and simply convex; eyes oval, about 3.0 times as long as wide in dorsal
view; antennae clavate at terminal four antennomeres; antennomeres 1–2 each longer than wide;
antennomeres 3 and 7–10 each wider than long; others antennomeres almost as long as wide.
Pronotum smooth, wholly convex, about as long as wide, widest at about apical 2/5 or half oflateral margins; length of pronotum about 0.48 times as long as that of elytra; width of pronotum
about 0.60 times as long as that of elytra; anterior and posterior margins almost straight; lateral

72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ukui, Vol.4, 2020.1

margins weakly curved; discal punctures very sparse and minute; setal socket punctures very minute;basal grooves present; 4 antebasal pits strongly impressed.
Elytra about 1.3 times as long as wide, widest at about basal half of lateral margins (Fig. 3),smooth, and almost without discal punctures; setal socket punctures minute but distinct; each elytron
with two basal elytral fovea near the middle of anterior margin.
Hind wings fully development.
Legs without sexual dimorphism, and normal shape in the genus.
Metaventrite pubescent, smooth, convex, and almost impunctate; abdominal ventrites pubescent
and weakly microreticulate.
Male. Aedeagus oval in general in ventral and dorsal views (Figs. 10–11); median lobe about
1.6 times as long as wide in dorsal view (Fig. 11) and sharply and upwardly projected at a ventroapical corner (Fig. 10); the projection of median lobe apically pointed in lateral view (Fig. 12); bothparameres almost symmetrical and slender (Fig. 10); each paramere bearing some few apical setae
and almost straight in lateral view (Fig. 12).
Distribution. Japan: Shikoku (Kôchi Pref.).
Type series. Holotype: ♂, Mt. Ôzareyama, Ôkawa Village, Kôchi Pref., 27. v. 2007, T. Miyata& T. Miyata leg. (MNHAH). Paratypes, 1♀, Higashisasa-rindô, Monobe, Kami City, Kôchi Pref., 10.
viii. 2010, T. Miyata & T. Miyata leg. (FU).
Notes. Euconnus akane sp. nov. is similar to Euconnus dulcis Sharp, 1886 in appearance, but canbe separated from it by having the dorsum densely pubescent (Fig. 3). In contrast, E. dulcis has thedorsum sparsely pubescent.
Etymology. This specific name is derived from a Japanese word akane-iro, which means thereddish color.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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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H., 1976. Neue Scydmaeniden aus Japan, sowie Bemerkungen zu bekannten Arten. Entomologische Blätter für
Biologie und Systematik der Käfer, 72: 51–60.
Hoshina, H., 2004a. A new species and taxonomic note on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cydmaenidae) from
Honshu, Japan. 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for Regional Environment, Fukui University,(11): 17–22.
Hoshina, H., 2004b. First new species of the subgenus Cladoconnus of the genus Euconnus from Japan (Coleoptera:
Scydmaenidae). Entomological Problems, 34: 119–123.
Hoshina, H., 2006. Notes on the genus Euconnus (Insecta: Coleoptera: Scydmaenidae) from Tsumadaira Wetland, Fukui
Pref., Honshu, Japan. Ciconia, Fukui, 11: 44–48.

Hoshina：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Shikoku, Japan73

Hoshina, H., 2007.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cydmaenidae) from Fukui Pref., Honshu, Japan.
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for Regional Environment, Fukui University, (14): 17–22.
Hoshina, H., 2013. New record of the subfamily Scydmaeninae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from Kumejima Is., theRyukyus, Japan,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Japanese Journal of systematic Entomology, Matsuyama, 19:285–288.
Hoshina, H., 2015.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Northern
Kyushu,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systematic Entomology, Matsuyama, 21: 195–197.
Hoshina, H., 2019a. Seven new species of the subfamily Scydmaeninae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from Japan. 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for Regional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Fukui (25): 49–65.
Hoshina, H., 2019b. Taxonomic note on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Japan(II). Japanese Journal of systematic Entomology, 25: 97–100.
Hoshina, H., & S. Arai, 2003. Taxonomic note on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cydmaenidae) from Japa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Regional Studies, Fukui University, Series II (Natural Science), (55):
11–12.
Hoshina, H., S. Arai, & H. Ushijima, 2003. Descriptions of two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cydmaenidae) from Japan. The Entomological Review of Japan, 58: 27–33.
Hoshina, H., & M. Nagano, 2005.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cydmaenidae)
from Niigata Pref., Honshu, Japa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Regional Studies, Fukui University,
Series II (Natural Science), (57): 1–5.
Hoshina, H. & K. Nakata, 2018.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Central Honshu, Japan. Elytra, New Series, Tokyo, 8: 219–222.
Jałoszyński, P., 2015. Taxonomy of 'Euconnus complex'. Part III. Morphology of Euconnus subgenus Napochus andrevision of the Australian specie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Zootaxa, (3925): 1–24.
Jałoszyński, P., 2017. Taxonomy of 'Euconnus complex'. Part XI. Status of Euconophron and Scopoph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Zootaxa, (4236): 450–460.
Newton, A. F. & H. Franz, 1998. World catalog of the genera of Scydmaenidae (Coleoptera). Koleopterologische
Rundschau, 68: 137–165.
O’Keefe, S. T. & K.-J. Li, 1998. Review of the Scydmaenidae (Coleoptera) of eastern Asi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cydmaenus, and description of the first scydmaenid from Hainan Isl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New York
Entomological Society, 106: 150–162.
Reitter, E., 1891. Neue Coleopteren aue Europa, den angrenzenden Ländern und Sibiren, mit Bemerkungen überbekannten Arten. Zwölfter Thei. Deutsche Entomologische Zeitschrift, 35: 17–36.
Sharp, D., 1874. The Pselaphidae and Scydmaenidae of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1874): 105–129.
Sharp, D., 1886. The Scydmaenidae of Japan. Entomologist’s Monthly Magazine, 23: 46–51.

74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ukui, Vol.4, 2020.1

Figs. 1-3, habitus. 1, Euconnus yoshidai sp. nov. 2, Euconnus sayo sp. nov.
3, Euconnus akane sp. nov.

Hoshina：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uconnus (Coleoptera: Staphylinidae: Scydmaeninae) from Shikoku, Japan75

Figs. 4, 7, 10, aedeagus, in ventral view. 5, 8, 11, ditto, in dorsal view. 6, 9, 12, ditto, in lateral view.
4-6, Euconnus yoshidai sp. nov. 7-9, Euconnus sayo sp. nov. 10-12, Euconnus akane sp. nov. Scale A:
0.2 mm for Figs. 4-6. Scale B: 0.2 mm for Figs. 7-9. Scale C: 0.2 mm for Figs. 10-12.

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保

科

英

人＊

要約．宮内庁書陵部に所蔵されている未刊行史料『進献録』から，近代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献納の事例をまとめた．
元号が平成から令和となった瞬間を見届けた現代人は，我が国における皇室の存在感の大きさを改めて見せつけられた．改元を記念して，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が，本稿では『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明治・大正・昭和戦前期）における天皇家およ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実態について，
いくつかの話題提供をしたい．
『進献録』とは宮内庁書陵部が所蔵する未刊行史料の一群である．文字通り天皇家や宮家に献上された物品の記録であるが，単なる物品名の羅列リストではない．献納者が宮内省（現在の宮内庁）に提出した自己紹介文や，宮内省から献納者への指示文書なども収められていて，近代期における昆虫の生き虫や昆虫標本，昆虫をモチーフとした民芸品の皇族への献納の実態を示す貴重史料である．筆者が知る限り『進献録』がこれまで昆虫学史や文化昆虫学の資料として活用されたことはない．筆者とて『昭和天皇実録』（宮内庁編）を閲読中に，引用されている文献として『進献録』なる史料をたまたま知った口だ．
近年，昆虫を含む様々な国内動植物の人為的移送による遺伝的撹乱や国内外来種の問題が顕在化している．もちろん，今となっては江戸期や近代期の動植物の放流・移植の全貌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しかし，ホタルのような観賞要素が強い昆虫であれば，新聞記事や『進献録』の調査によって，どの地域のホタルがいつ東京に持ち込まれたかの知見をある程度集積できる．近代期の生物移送を追跡するうえで，『進献録』は一つの貴重な参考資料なのである．
近代期における地方から東京へのホタルの大量輸送の実態『進献録』の昆虫関連記録を紹介する前に，近代期における天皇家や宮家への昆虫献納の概略を＊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7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まとめておく．スズムシやコオロギ，マツムシなどのいわゆる鳴く虫は現代以上に都市部でペット昆虫として流通していた（加納, 2011; Hoshina, 2017）．しかし，旧公家の華族が明治天皇皇后にカンタンを献上したとか，伏見宮や閑院宮家がクサヒバリやスズムシを虫屋から買い上げたとの記録が散見するものの（保科, 2017b），新聞記事に残る鳴く虫の皇族へ献納・売却事例は決して多くない．また，近代期の東京の縁日で売られていた鳴く虫は関東及びその周辺の野生個体，
ないしは養殖個体であって，遠方の個体が東京の市場に持ち込まれた形跡はない（保科, 2017b）．
さらに，万単位の個体の鳴く虫が野外に放虫されたのは，大正 7 年 8 月に東京日比谷公園で開催された「虫聲會」など，僅かな事例にとどまる（同年 8 月 4 日付東京毎日新聞）．近代期の鳴く虫はあくまで一般家庭相手の商品であった．
一方，ホタルは鳴く虫とは大きく様相が異なる．何と言っても一度に売買された個体数が桁違いに大きい．ホタルの場合，購入された数万，数十万頭単位のホタルが一晩で放されたことも珍しくない．次に，鳴く虫と違って，放虫近代期の天皇家や宮家へのホタル献納記録は多くの新聞記事に残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諸記事に登場する “ ホタル ” がゲンジボタルかヘイケボタルかは定かでないが，ともかく万単位のホタルが皇族に献上されたことが，少なからず新聞記事になっている（保科, 2017c, 2018; Hoshina, 2018）．
では，ホタルはどのような形で天皇家・宮家へ献納されたのか？まず，天皇自身や皇族が地方に赴いた際，現地の臣民から提供されたとの事例がある．例えば，明治天皇は明治 15 年に千葉県に行幸した際，成田の新勝寺住職が数万頭のホタルを天皇に供したとの記録がある（宮内庁編,
1971）．また，明治 44 年 8 月に東宮（のちの大正天皇）が北海道を巡回したおりには，1 人の臣民が佐渡島から数万頭のホタルを取り寄せ，小樽市内の東宮宿泊所の後方山中に放したという（同年 8 月 24 日付読売新聞）．宮家へのホタル供覧の事例としては、明治 40 年に閑院宮及び同妃が長岡市を訪れた際に，地元住民が数万のホタルを集め，両殿下の宿に持参したとの記録がある（明治 42 年 6 月 22 日付読売新聞）．しかし，もっとも新聞記事に頻繁に現れるホタルの皇族への献納は地方から臣民がホタルを抱えて上京し，宮内省に直接持参した事例である．
筆者は新聞記事から知り得た天皇家や宮家へのホタル献納事例をまとめたことがある（保科,2018）．その概要が表 1 である．筆者の調査の結果，近代期に埼玉，滋賀，長野，岐阜，静岡，福岡から千・万単位のホタルが盛んに献上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った．また，大正初期以降，在京の各私鉄が沿線の河川や公園に十万単位の地方産ホタルを放虫するイベントを度々開催したほか，
明治末以降，大阪や東京の百貨店も客にホタルを景品として配っていた（保科, 2018）．
これら東京に大量移送された地方のホタルが虫籠の中で飼い殺しにされたのなら，倫理上はともかくとして，保全生物学的には問題ない．問題は，天皇家や宮家に献納されたホタルの多くが下賜されて，上野公園や明治神宮，靖国神社等に放虫された点にある（保科, 2018）．ホタルの遺伝的撹乱の問題の本質については古河（2011）や斎藤（2016）に譲りたいが，遺伝的撹乱が起きる機会は近代期に幾度となくあったわけである．

保科：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表1

近代期新聞に掲載され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ホタル献納事例
和暦



79

事項

明治 29 年

江州石山法院住職がホタル数万頭を宮中に奉送

明治 35 年

武州大宮の氷川神社宮司が恒例により見沼産ホタル 2 籠を宮内省に献納

明治 35 年

滋賀県栗太郡の郡長，県知事らの尽力でホタル 3 万頭を宮中に献納

明治 38 年

府下中野町の小学校の生徒が皇居・二重橋からホタル数千頭を放虫

明治 39 年

滋賀県の江畑榮太郎がホタル 3 万頭を献納

明治 40 年

滋賀県栗太郡の江畑榮太郎が琵琶湖畔のホタル 1 籠を「畏き邊り」に捧呈

明治 42 年

滋賀県栗太郡の江畑榮太郎がホタル 3 万頭を宮中に献納

明治 43 年

滋賀県守山尋常高等小学校の生徒や教員がホタル 3 万頭を三皇孫殿下へ献納

明治 43 年

府下中野町の小学校の生徒 400 名が皇居・二重橋からホタル数万頭を放虫

明治 44 年

長野県五加村有志数名がホタル 3 千頭を三皇孫殿下へ献納

明治 44 年

府下中野町の小学校の生徒 450 名が皇居・二重橋からホタルを放虫

明治 45 年

武州大宮の氷川神社宮司が見沼産ホタル 2 籠を天皇皇后両陛下に献納

大正 4 年

滋賀県知事の名で守山産ホタル 2 籠を皇太子へ献納

大正 5 年

大宮町氷川神社宮司らが天皇家や各宮家に見沼のホタル 3 千頭を献納

大正 5 年

府下中野町立桃園小学校の生徒 300 名が皇居・二重橋から 1 万頭のホタルを放虫

大正 6 年

大宮町氷川神社宮司らが天皇家，伏見宮，竹田宮，北白川宮に見沼のホタルを献納

大正 7 年

大宮町氷川神社宮司らが天皇家，伏見宮，竹田宮，北白川宮に見沼のホタルを献納

昭和 2 年

大宮町氷川神社宮司らが天皇家，伏見宮，久邇宮など宮家へ見沼のホタルを献納

昭和 4 年

滋賀県知川町からホタル 2 千 5 百頭を皇太后及び照宮へホタルを献納

昭和 9 年

福岡県浮羽郡の小学校児童が照宮，靖国神社に 1 万 5 千頭のホタルを献上

昭和 10 年

福岡県浮羽郡の小学校児童が天皇家や宮家に 2 万頭のホタルを献上

昭和 10 年

岐阜県揖斐町の少年赤十字団は桂川のホタルを皇太子及び三内親王に献上

昭和 11 年

岐阜県揖斐町小学校は桂川のホタル 5 千頭を皇太子，照宮，孝宮，順宮に献上

昭和 12 年

福岡県浮羽郡の学校生徒が宮中，山階宮，明治神宮，靖国神社にホタル数万匹を献納

昭和 13 年

静岡県青島町の高等裁縫女学校がホタル 2 千頭を皇太子及び照宮に献上

昭和 13 年

福岡県浮羽郡の中，女，小各学校の生徒がホタル 12 籠分を天皇家や明治神宮へ献納

昭和 13 年

埼玉県大宮町氷川神社が宮中及び各宮家へ見沼川のゲンジボタルを献納

昭和 14 年

福岡県浮羽郡の工業学校生徒らが 10 万頭のホタルを天皇家に献納
保科（2018）を一部改変

8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戦前期にホタルが天皇家に献上されていたとの事実は従来からよく知られていた（例えば，田中, 1949）．ただ，現在の東京都内のホタル個体群の由来を考察する際，従来の文献は，近代期における上記の東京への地方産ホタルの大量輸送について全く言及していない点が気になる（例えば，矢野, 2018; 矢島, 2019）．
近代期の日本人は現代とは異なり，ホタルは眺めるだけでなく捕虫網で取りたがる傾向があった．例えば，前述の大正 7 年 8 月に東京日比谷公園で開催された「虫聲會」では鳴く虫と共にホタルも放虫されたのだが，当日は捕虫網を持った多数の来客がホタルに殺到した，との記録が残っている（保科, 2018）．つまり，天皇家から下賜された地方産ホタルが放されたのが仮に繁殖困難
な靖国神社や明治神宮だったとしても，そこから人の手によってホタル本来の生息地である陸水環境に運ばれる機会は十二分にあったわけである．
また，私鉄が河川に無数にばら撒いた地方産ホタルも大半は放虫後ほどなく野垂れ死にしたであろうが，一部は繁殖にこぎつけた可能性もある．さらに東京近郊の住民が百貨店で景品として貰った地方産ホタルを，自宅近くの川に放したとの事例もあったはずだ．
単純に確率から言えば，地方産ホタルが繁殖に成功し，東京ないしは東京周辺のホタル個体群に与えた影響は極めて小さいと思われる．しかし，遠方から持ち込まれた個体数が桁違いに大きいので，その影響を完全に無視できるかどうかは疑問が残る．もちろん，現代の保全生物学的観点から近代期のホタル放虫を批判するのは無意味だ．ただ，近代期の放虫個体に由来する遺伝子が皇居以外の東京周辺のホタル個体群にも拡散している可能性だけは常に考慮しなくてはならな
いだろう．
『進献録』に見る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献納記録
宮内庁書陵部に保管されている『進献録』は原則年度別に整理されている．それらの多くは利用「要審査」との扱いであり，すぐに閲覧できる状態ではなかった．そこで筆者は同庁書陵部に対して利用請求を行い，利用制限を解除した後に調査を行った．近代期の『進献録』については，筆者が全巻利用制限を外したので，現在は利用請求しなくとも閲覧可能になっている．
近代期の『進献録』は，明治元年から昭和 20 年まで全ての年度分が残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
い．また，各年度の『進献録』に記された物品が，その年の皇室への献納全てを網羅しているとの保証もない．そのような条件付きであるが，『進献録』から読み取れた昆虫の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献納事例を，年代ごとに分割した表 2 の 1-3 にまとめた．表中の資料番号とは，宮内庁書陵部が『進献録』の冊子ごとに与えている管理番号である．なお，表中の経由者とは紹介者に相当する．
（2）で後述するように，当時の臣民は皇室に自由に物品を献上できたわけではないようだ．多くの場合，県知事等の紹介があって初めて宮内省に送付ないしは持参できたのである．
表 2 の 1-3 を見ればわかるように，『進献録』に記載された昆虫の献納事例は数こそ多いが，毎保科：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81

年同じ人物からの献納の繰り返しが多く，案件としては少ないと思われる．また，表 2-3 の昭和
14 年の献納記録は掲載史料こそ違えど，明らかに同じ献納が二重記録されているものもある．この他，保科（2018）の調査である新聞記事では拾えた献納事例が，『進献録』では確認できないものも多かった．本来なら『進献録』に収録すべき文書資料が失われた可能性もあるが，その理由は定かではない．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進献録』から読み取れ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献納の実態を紹介することとする．
（1）昆虫献納は言わば一種の既得権益か？
表 2（1-3）から天皇家及び宮家に献納されたのは，一部の昆虫美術品や標本を除くと，ほぼホタル・スズムシ・マツムシの生き虫に限ら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表中の見沼蛍や石山蛍などの昆虫名は，現代で言うなら関サバや越前ガニに相当する通称であり，特定の地域固有の生物種を表していない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ホタルにしてもスズムシにしても，日本のほとんどの地域に分布す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れらの昆虫の献納者は，明治期の滋賀県の江畑栄太郎や埼玉県の氷川神社，奈良県知事など少数の常連ばかりである．なぜ他県の臣民はホタルやスズムシを献納しなかったのか？
『進献録』収録文書を調べていくと，臣民のホタル献納申請が宮内省によって却下された事例を一つ見つけた．明治 37 年 6 月 8 日，埼玉県木崎村の河邉民蔵は同県知事を通じ，大宮の見沼蛍の献納を申し出たが，早くも翌日の 9 日には宮内省内事課長名で「不許可」と県知事宛に通知されている．つまり河邉の献納申請は瞬殺されたわけだ．申請却下理由は明記されていないので，以下筆者の憶測である．表 2-1 に示すように，この頃同じ埼玉県の氷川神社宮司が見沼蛍を献納していた（注 1）．同地のホタルはこれ以上不要との理由で，河邉民蔵の方の申請は不許可となっ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もっとも，昭和戦前期には奈良県の添上農学校は県知事を通じて毎年スズムシを献納していた
わけだが，奈良県知事はそれとは別に自身でスズムシとマツムシを納めていた（表 2-2 及び 2-3）．
『進献録』からは，奈良県知事自身によるマツムシとスズムシの献納はそれぞれ明治 43 年と昭和
5 年まで遡れた．一方，添上農学校がスズムシの大量養殖に成功し，皇室への献納を始めたのは
昭和 7 年である（添上高等学校六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 1967）（注 2）．つまり奈良県の場合は，大宮の見沼蛍とは異なり，鳴く虫の “ 二重献納 ” が認められていたわけだ．宮内省側の献納申請の採否の判断基準は，『進献録』に記述されていないため不明な点が多い．
何はともあれ，何らかのきっかけでホタルなりスズムシなりの献納が一度実現した場合，翌年以降は既得権益と化し，新規献納希望者よりも優先された可能性がある．上述のように献納されたホタルは皇族や天皇家の邸宅内で飼い殺しに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く，大半の個体は上野公園や靖8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表 2-1 『進献録』に記録された天皇家への昆虫関連品の献納（明治大正期）
和暦



献納

献納者

経由者

資料番号

明治 36 年

蛍 六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09

明治 36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09

明治 37 年

蛍 四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10

明治 37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10

明治 39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13

明治 39 年

石山蛍 五籠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13

明治 40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15

明治 40 年

蛍 五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15

明治 40 年

松虫 百匹

今井品三（奈良県）

明治 41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明治 41 年

蛍 五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明治 41 年蝶蛾鱗粉転写製品 四点

名和靖（岐阜県）明治 42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19

明治 42 年

蛍 五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19

明治 43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20

明治 43 年

蛍 五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20

明治 43 年

松虫

奈良県知事

68521

明治 44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22

明治 44 年

蛍 五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22

明治 44 年

松虫

奈良県知事

68523

大正元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

68524

大正元年

蛍 五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24

大正 2 年

見沼蛍 参籠氷川神社宮司68526

大正 2 年

蛍 五籠

江畑栄太郎（滋賀県）

68526

大正 2 年

松虫 百匹

奈良県知事

68527

大正 3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68528

大正 3 年

松虫 百匹

奈良県知事

68529

大正 4 年

松虫 百匹

奈良県知事

68530

大正 5 年

松虫 百匹

奈良県知事

68531

大正 6 年

松虫 百匹

奈良県知事

68532

大正 7 年

松虫 百匹

奈良県知事

大正 11 年

蛍 壱籠

守山町青年団長

奈良県知事

68516
68517
68517

田中芳男

68517

68533
滋賀県知事

68537

保科：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83

表 2-2 『進献録』に記録された天皇家への昆虫関連品の献納（昭和 5 ～ 13 年）
和暦



献納

献納者

経由者

資料番号

昭和 5 年

松虫・鈴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68549

昭和 5 年

見沼蛍 弐籠氷川神社宮司昭和 6 年

源氏蛍 弐籠守山町青年団長

昭和 6 年

松虫・鈴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7 年

蛍 弐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53

昭和 7 年

源氏蛍 三千匹

守山町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53

昭和 8 年

蛍 壱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56

昭和 8 年

源氏蛍 三千匹

守山町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56

昭和 8 年

鈴虫 百匹

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8557

昭和 8 年

松虫・鈴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9 年

蛍 参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60

昭和 9 年

源氏蛍 参籠守山町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62

昭和 9 年

見沼蛍 四籠氷川神社宮司昭和 10 年

源氏蛍 三千匹

守山町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65

昭和 10 年

鈴虫 百匹

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8565

昭和 10 年

松虫・鈴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1 年

暹羅国産昆虫標本 弐箱（注 1） 訪暹経済使節団長

昭和 11 年

松虫・鈴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1 年

鈴虫 百匹

添上農学校長昭和 11 年

見沼蛍 四籠氷川神社宮司昭和 11 年

源氏蛍 弐籠守山青年団長昭和 12 年

松虫・鈴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2 年

鈴虫 百匹

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8570

昭和 12 年

蛍 弐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71

昭和 12 年

筑紫蛍 参箱吉井尋常高等小学校長

福岡県知事

68571

昭和 12 年

源氏蛍 弐籠守山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71

昭和 13 年

鈴虫・松虫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3 年

鈴虫

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2674

昭和 13 年

蛍 弐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73

昭和 13 年

筑紫蛍 参籠浮羽工業学校長

福岡県知事

68573

昭和 13 年

源氏蛍 参籠守山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73

昭和 13 年

鈴虫・松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3 年

鈴虫 百匹

添上農学校長

68550
滋賀県知事

68551
68552

68557

68563

68565
拓務大臣

68567
68568

奈良県知事

68568
68569

滋賀県知事

68569
68570

62674

68573
奈良県知事

68573

注 1）暹羅国は現在のタイ

8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表 2-3 『進献録』に記録された天皇家への昆虫関連品の献納（昭和 14 ～ 17 年）
和暦



献納

献納者

経由者

資料番号

昭和 14 年蛍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2674

昭和 14 年

筑紫蛍

浮羽工業高等学校長・船越尋
常小校長

福岡県知事

62674

昭和 14 年

見沼蛍

氷川神社宮司昭和 14 年

源氏蛍

守山町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2674

昭和 14 年

鈴虫

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2674

昭和 14 年

松虫・鈴虫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4 年

蛍 弐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75

昭和 14 年

筑紫蛍 七籠浮羽工業学校長・船越尋常高
等小学校長

福岡県知事

68575

昭和 14 年

源氏蛍 弐籠守山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75

昭和 14 年

見沼蛍 四籠氷川神社宮司68575

昭和 14 年

松虫・鈴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68575

昭和 14 年

鈴虫 百匹

県立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8575

昭和 15 年

蛍 弐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78

昭和 15 年

見沼蛍 四籠氷川神社宮司昭和 15 年

源氏蛍 弐籠守山青年団長昭和 15 年

鈴虫・松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5 年

鈴虫 百匹

県立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8578

62674

62674

68578
滋賀県知事

68578
68578

昭和 16 年

蛍 弐籠

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長

静岡県知事

68580

昭和 16 年

源氏蛍 参籠守山青年団長

滋賀県知事

68580

昭和 16 年

見沼蛍 四籠氷川神社宮司昭和 16 年

鈴虫 百匹

県立添上農学校長

昭和 16 年

鈴虫・松虫 各百匹

奈良県知事

昭和 17 年

竹製昆虫類 弐拾七個

高木新七

愛知県知事

68581

年代不明

源氏蛍

南井太一

滋賀県知事

62674

年代不明

鈴虫

添上農学校長

奈良県知事

62674

年代不明

松虫・鈴虫

奈良県知事

年代不明

筑紫蛍

浮羽工業高等学校長

年代不明

見沼蛍

氷川神社宮司

68580
奈良県知事

68580
68580

62674
静岡県知事

62674
62674

保科：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85

国神社へ放されていた．となると，どれだけホタルの献納を受けようとも宮内省側としては扱いには困らなかったはずなのに，なぜ献納は一部の人間のみに認められた既得権益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との疑問がわく．
『進献録』収録文書から，宮内省側が皇室への物品献納が献上者の売名行為になることを怖れていた形跡が読み取れた．例えば，昭和 17 年 9 月，愛知県矢作町の高木新七は同県知事を通じて竹製昆虫細工の皇太子への献納を願い出た．同月 26 日，宮内省総務局長は愛知県知事に高木新七の献納の許可を通知したが，その際「献納が広告や宣伝にならぬよう配慮せよ」との注文を県知事に付けているのである．献上者の売名行為の回避が，宮内省側が無制限でホタルやスズムシの献納を受け入れなかった理由の一つと考えられぬこともない．その他，種々の事情から宮内省が新規献納者の参入に慎重であり，結果としてホタルやスズムシの献納者が一部地域の臣民に限られ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天皇家への献納が宣伝に利用されるとの宮内省側の懸念は過剰反応とは言い難い面がある．例
えば，明治 41 年，岐阜市の名和昆虫研究所所長の名和靖は自作の蝶蛾鱗粉転写標本を宮家および天皇家に献納した（後述）．それにより，蝶蛾鱗粉転写標本の名声が高まり，名和昆虫研究所へ同標本の注文が殺到したとの事例があるのである（保科, 2019）．
（2）『進献録』に見るホタル献納の舞台裏．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を例として『進献録』から，昆虫含む地域の特産品の天皇家への献上の流れが読み取れた．最も多いパター
ンは，献納を希望する臣民はまず自身が居住する県庁に，その旨を申し出る．果たして何割の献納希望が認められたのかは『進献録』では把握できないが，この段階で相当数の献納希望が県庁内部でふるい落とされた可能性がある．また，県庁に献納を申し出た臣民が，100% 自分の意思で申請したかどうかは別である．例えば，昭和戦前期の福岡県の浮羽工業学校のホタル献納の場
合，まず県会議員が発起して，浮羽郡小学校児童からホタルを献上する計画が立てられた．そして，献納に使用するホタル籠の製作を浮羽工業学校に依頼した，との経緯があった（福岡県立浮羽工業高等学校編, 1956）．つまり，最終的に浮羽工業学校が献納者になるまでに，献納実現に向けた地元有力者による背後から運動があったわけである．
県知事が臣民からの献納希望を承認したとする．次に県知事は県民の献納申請願と共に「うちの県民の何某がこれそれの品を天皇皇后両陛下に献上したいとの希望を持っている．何卒よろしく」との紹介状を宮内省に送付する．書類を受け取った宮内省側は審査の上，可と判断すれば「何某の献納を了承する」と県知事宛に通知する．その後は，献納を認められた県民が宮内省に物品を発送，ないしは東京に直接持参することで献納手続きは完了した．なお，前出の福岡県浮羽工業学校のホタル献納では，航空輸送会社がホタルの輸送費を無料とするなど，献納者の経済的負担を軽くする地元の支援活動もあったようだ（保科, 2018）．

8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表 2（1-3）からわかるように，経由者は一部例外を除き大半が県知事である．昭和 10 年代の奈
良県のスズムシ・マツムシのように，県知事自身が献納者である時は，経由者は存在しない．次に明治 30 年代から 40 年代にかけて近江産ホタルを献納していた江畑栄太郎の場合，滋賀県知事
が経由者であることを示す文書が『進献録』に収録されていない点は不可思議である．明治 42 年
6 月 19 日付読売新聞によると，「江畑榮太郎氏（四十六）は三十五年六月中郡長，縣知事，三宮式
部長等の盡力にて螢三萬匹を宮中に献納」とある．よって，江畑が宮内省と強力なパイプを持っていたがために，県知事の介在が不要であったとは考えにくい．滋賀県知事作成の紹介状は単に失われて後世に伝わらなかっただけの可能性もある．一方，埼玉県の氷川神社が同県知事を経由することなしにホタルを献納できているのは（表 2），大宮産ホタルは明治 25 年以降，継続的に天皇家へ献上されていた実績に加え（大宮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 1969），氷川神社が官幣大社との格を有する神社であり，宮内省と直接協議が可能な立場だったからかもしれない．
献納する臣民が作成及び提出する文書に定められた書式はなかったようだ．よって，『進献録』収録の文書は，献納者によって文章量がまちまちである．例えば，氷川神社の提出書類は極めて簡素である．例えば，昭和 16 年の文書では「一 獻上願

見沼螢 四籠右天皇 皇后 皇太后三陛下 皇太子殿下へ獻上仕度候條御採納方御執成被下度此段奉願候也 昭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官
幣大社氷川神社宮司有賀忠義

宮内大臣 松平恒雄殿」とあるだけだ．

一方，毎年膨大な文書を宮内省に提出していたのが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である．
『進献録』に収録されている同校作成の文書は，当時の天皇家へのホタル献納の経緯を詳細に記した興味深い資料である．ここで，昭和 8 年 5 月の同校の照宮成子内親王（昭和天皇皇女）へのホタル献
納関連文書を例にとってみよう．同校校長の仲田順光が準備した書類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宮内大臣宛の「献上願」
・「献上蛍由緒書」
・「調書」
・医師作成の「身体検査書」
まず，仲田校長はこの 4 種の書類を県庁に提出した．受け取った田中廣太郎静岡県知事は「うちの県の仲田校長が照宮成子内親王殿下へホタル献納を希望しておりますので何卒良しなに」との湯浅倉平宮内大臣宛の添え状を仲田提出の書類に加えて宮内省に送付した．
仲田順光が用意した各書類について補足しておこう．
「献上願」とは文字通り「献上を希望します」との簡略な挨拶文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次に「献上蛍由緒書」とは静岡県志太郡（現在の藤枝市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の旧田中城主がかつて宇治や大和から導入したホタルを放流したとか，
地元のホタル狩りに歌われる童謡の紹介など，志太郡のホタルにまつわる解説が長々と書かれている．

保科：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87「調書」とは，献上者の名前，ホタルを採集する静岡県志太郡の町村名，捕獲したホタルの選別法，献上する個体数，ホタルを入れる籠の様式，持参者の名前とその生年月日などが細々と記されている書類である．
「調書」に書かれた選別法によれば，構内の清浄な場所に捕ってきたホタルの調選所を設け，良いホタルを精選し洗浄の後に籠に納める，とある．また，籠の様式を読むと，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が用意したホタル籠は檜白木造で総丈一尺五寸だ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最後の「身体検査書」であるが，実際に籠を持参する校主の仲田恵法と校長の仲田順光の二人の身長，体重，視力，聴力，呼吸器系，神経系の状態，言語状況「吃音症状なし」などが記されており，診察した杉本葆医師の印鑑まで押されている．
田中県知事が湯浅宮内大臣に宛てた書類は昭和 8 年 5 月 9 日付．その中に「献納は今月 25 日から
31 日までが好適であるからお取り計らい願いたい」とある．ようするに「ホタルにはシーズンがあるから早く献納申請を認めてほしい」との要望である．宮内省側は県知事の催促の意思をくんだのか，宮内次官名で「ホタルを献納してもよろしい」と 5 月 15 日付で県知事あてに通知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れを受け，同月 24 日，静岡県知事官房秘書課は宮内省官房総務課宛に「26 日午後
3 時に仲田校長がそちらに出頭してホタルを持参し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と回答している．そして，静岡産ホタルは照宮成子内親王に無事届けられたわけである．
以上が，昭和 8 年 5 月の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のホタル献納顛末だ．書類を揃えるだけで大変である．臣民はホタルをただ野外で集めて箱に詰めればよいと言うわけではない．もっとも，昭和戦前期，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は恒常的にホタルを皇室に献納しているが，作成に最も手間がかかる「献上蛍由緒書」「調書」は毎年一字一句ほぼ同じである．今風に言えばコピペと言うやつだ．この手抜きは特に不敬行為ではないと言うことなのだろうか？この点は現代人からすれば不思議に感じる．
そして，なぜホタルを東京に持っていくだけで医師の診断書が必要なのかについても現代人には不可思議に思えるが，とにかく粗相があってはならぬとの皇室への畏敬行為である．女学校側
としては宮内省にホタルを持参する二人はちゃんと受け答えできます，と証明したかったわけだ．もちろん，仮に宮内省側が持参者の吃音症状の有無を重視したとすれば，現代では人権問題に繋がりかねない案件であ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進献録』に偶然残った名和靖の履歴書
明治 41 年岐阜県の名和昆虫研究所長の名和靖は蝶蛾鱗粉転写製品を献納した（表 2-1）．名和靖（1857–1926）はギフチョウの発見者として名を残すほか，明治大正期に基礎昆虫学及び応用昆虫学分野で優れた業績を上げた，明治大正期の在野の昆虫学者である．昆虫学全般を扱った雑誌『昆虫世界』の発刊や講習会等を通じた農業従事者への害虫防除技術の指導など，名和が近代昆虫学で果たした功績は極めて大きい（保科, 2019）．

8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その名和が献納した蝶蛾鱗粉転写製品とは，彼の発明品の蝶蛾鱗粉転写標本のことで，蝶や蛾の羽の鱗粉を紙に移し，触角や厚みのある胴体等は実物を用いず絵画として描き，最終的には 1 頭の昆虫がいるかのように合成させたものだ．つまり半自然・半人工の標本である．蝶蛾鱗粉転写
標本は学術標本としての価値もあるが，名和靖は己の開発した手法が美術工芸に資することを念頭に置いていた．蝶蛾鱗粉転写標本は言わば芸術品なので，物によっては大変値が張った．例えば，100 種分の標本を収めた蝶蛾鱗粉転写標本は 1 冊 25 円もの価格が付けられたものもあった．
現在の貨幣価値で 20 万円になろうかと言う高価な代物である（保科, 2017a）．
表 2-1 にあるように，名和靖の蝶蛾鱗粉転写製品の献納の経由者は岐阜県知事ではなく，田中芳男（1838–1916）である．“ 博物館の父 ” として名高い田中芳男は当時勅撰貴族院議員だった．田中が名和の献納の経由者となったのは決して偶然ではない．田中は名和昆虫研究所の最大の支援者の一人だったことに加え，明治 41 年当時の宮内次官である花房義質と個人的に親しい間柄であっ．名和が献納を実現する上で，田中の後援に期待したのはある意味当然でた（保科, 2016b, 2019）
ある．
『進献録』に収録されている，蝶蛾鱗粉転写製品献納関連の文書はとにかく膨大である．その量は前出の静岡県青島高等裁縫女学校提出の書類をはるかにしのぐ．蝶蛾鱗粉転写製品の説明，名和昆虫研究所の事業実績，名和自身の著書や『昆虫世界』の紹介などなど，とにかく延々と記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進献録』収録の他の献納品関連文書と比較すると，なぜ名和靖だけがここまでの詳細な文書を提出させられたのか，その点は全く不明である．
『明治四十一年進献録』（資料番号：68517）収録の名和靖関連文書の一つが名和靖の履歴書である．名和は明治 41 年の献納実現のため，同年 4 月より上京していた（保科, 2019）．名和は滞京中に花房義質宮内次官に何度か直接会い，献納に向け協議している．『名和靖日記』（名和昆虫博
物館所蔵（岐阜市）の未刊行史料）から，名和が花房から履歴書提出に関し指示を受け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このように，蝶蛾鱗粉転写製品の献納とは直接の関係はないものの，『進献録』によって，はからずも名和靖の履歴書が後世に伝えられたことになった．名和の伝記は既にいくつか刊行されている（例えば，平野, 1943; 木村, 1944）．しかし，名和本人の手による明治 15 年から同 40 年までのこの履歴書は，各項目が日付入りで記載されているほか，一部職歴には給与額も記されているので，昆虫学史上の重要資料と言える．本稿のテーマである皇族への昆虫献納とは外れるが，資料紹介の一環として名和の履歴書を紹介しておく．なお，この履歴書を一字一句全て翻刻するにはあまりに多くのページを必要とするので，極力原文を尊重しつつ，重要と思われる事項を抜粋して記すこととした．その際，旧漢字は現代漢字に改めた．

保科：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89

＜履歴書＞
岐阜県平民

名和靖

明治十五年四月

安政四年十月八日．

岐阜県農学校農学全科卒業．

明治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岐阜県農学校雇

月俸十円．

明治十六年七月二日

岐阜県華陽学校雇月俸十二円．

明治十九年四月六日

岐阜県華陽学校助教諭試補

明治十九年五月六日

岐阜県中学校助教諭試補

明治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同岐阜県師範学校雇月俸十五円．
月俸十八円．

岐阜県尋常中学校雇兼務．

明治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学科取調べのため出京を命ぜられる．

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明治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
同

月俸十五円．

大日本農会より農芸委員を委嘱される．

岐阜県尋常師範学校助教諭心得

月俸二十二円．

岐阜県尋常中学校助教諭心得兼務．

明治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明治二十五年六月七日

学科取調べのため出京を命ぜられる．

帝国大学より世界博覧会に出品する昆虫類標本の採集を委嘱される．

明治二十六年一月十七日
明治二十六年五月九日

農業科教授上取調べのため東京府及び千葉県に出張を命ぜられる．
尋常師範学校尋常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博物動物科教員，尋常師範学校尋常中学校農業科教員の免許を取得．
明治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
明治二十七年三月一日

岐阜県尋常師範学校助教諭

給二級俸．

大日本農会より農芸委員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明治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給一級俸．
岐阜県尋常師範学校教諭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五級下俸．

依頼本官を免ぜられる．

明治二十九年五月六日

岐阜県より害虫駆除取調を嘱託される．月手当三十円．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一日

大日本農会より農作物害虫調査を委嘱される．

明治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明治三十年十一月十日

岐阜県より害虫調査のため愛知県出張を命ぜられる．
岐阜県よりウンカ調査のため兵庫県岡山県広島県へ出張を命ぜられる．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大日本農会より農芸委員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九日

岐阜県より第一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月手当四十円．

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五日

岐阜県より第二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二日
同

岐阜県より害虫駆除講習会のため滋賀県阪田郡に出張を命ぜられる．
岐阜県より害虫駆除取調の嘱託を解かれる．

岐阜県より害虫調査を嘱託される．手当として月額四十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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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岐阜県農会所より農芸委員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出雲大社農会より翼賛会員に推薦される．

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九日

岐阜県より第三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岐阜県より害虫取調べのため京都府及び奈良県に出張を命ぜられる．
明治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岐阜県より害虫調査のため岡山県に出張を命ぜられる．

明治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岐阜県より第四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岐阜県より冬季昆虫展覧会顧問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岐阜県より第五回内国勧業博覧会出品奨励委員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五日

岐阜県より第五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六年四月五日

岐阜県より第一回長期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六年四月十日

岐阜県より第六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五日

岐阜県より第二回長期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日

岐阜県より第七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巡査教習所昆虫学教授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八年四月一日

岐阜県より第三回長期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八年四月五日

岐阜県より第八回害虫駆除講師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三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岐阜県農学校教員を嘱託される．

明治四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当所附属農学校を開校する．（注 3）

明治四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大日本農会より農芸委員を嘱託される．

かつて科学史界の見解として，明治期の名和昆虫研究所の財政基盤は貧弱で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た（日本科学史学会編, 1965）．しかし，名和昆虫研究所は岐阜県からの補助を受けていた，言わば半官半民の研究機関だったので，常に財政難に悩んで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と言うのが瀬戸口（2009）の見解である．実際，履歴書を見ても，名和靖は岐阜県から害虫関連の業務の嘱託を受け，相応の月手当を貰っ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なお，本稿は『進献録』収録の昆虫関連物品献納の紹介なので，名和昆虫研究所の経営状況の考察については，保科（2017a）に譲りたい．

（注 1）明治 44 年『進献録』（資料番号：68522）によると，同年に氷川神社がホタルを献納した際の同神社宮司は中島博光（1865–1943）である．中島は福岡県の英彦山神社の宮司を務めたこともある（神社新報社編, 1986; 福山城博物館友の会編, 2000）．華族昆虫学者として名高い英彦山神社宮司の高千穂宣麿（1864–1950）は，明治 30 年から同 31 年まで宮司を一時辞めていたことがあり，中島は言わば中継ぎとして 1 年半，英彦山神社に赴任していた（保科, 2015, 2016a）．中島はどうも昆虫とは何かと縁がある神官のようである．
（注 2）昭和戦前期に農学校がスズムシの養殖に取り組んだのは他校にも事例がある．例えば，兵庫県立上郡農学校

保科：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進献録』に記された近代期天皇家及び宮家への昆虫の献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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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数万単位の個体のスズムシを人工飼育し，希望者には無料で分与していたと言う（昭和 13 年 6 月 29 日付神戸又新日報）．
（注 3）当所とは名和昆虫研究所のことを指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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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約

平＊

受付）

本論では、まずグローバル化の概念が学界に続いて政策当局にも取り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経緯と、市場中心のグローバル主義への批判が高まる中で、当初はグ
ローバル化の派生概念であったグローカル化が、広義の文化の視点から捉えた場合にはグローバル化そのものであるとした社会学者ローランド・ロバートソンの学説を紹介する。そこで提起されているグローバル化＝グローカル化における均質性・普遍性と多様性・個別性との相互浸透の構造を、ハンバーガーの発展史を事例として取り上げる中で考察する。そこには累積的な循環構造があり、生物進化の構造との相似性が認められる。これを説明する試みとして、生物進化の基本的分析単位である遺伝子からの類推で、生物学者リチャード・ドーキンスが提起し、その後の文化進化論などで定着しつつある
ミームの概念を基本単位とする新たな社会理論の枠組みを提示する。そこでは、社会・文化の変容をもたらす基底には、ミームの変異があり、その源泉は相対的な概念としてのローカリティーであることを導く。
キーワード：グローバル化、グローカル化、遺伝子、文化進化、ミーム
はじめにグローバル化（Globalization）という言葉の源流については諸説あるものの、世間で広く使われ出したのは約 30-40 年前、1980 年代から 90 年代にかけてであった。初めはジャーナリストや学者が、基本的にこういう新語の場合は多くがそうであるように「スーツケース言葉」として使い始めた。スーツケースには誰でも好きなものを突っ込むように、誰でも自分に都合の良い意味で様々に使い、用語としての統一が取れていない言葉のことを言う。色々な側面がある概念である＊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総合グローバ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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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ので、それぞれの側面を詳しく知っている専門家は多いが、全体像を俯瞰できている人が少ない。
いわば群盲象を撫でるような対象である。
グローバル化は、特に一般に使われ出した当初は定義が不明確ないし多様な言葉であったので、1990 年代にアカデミックな概念としては盛んに取り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も、政府関係者、特に国際関係を所掌する外務省などの公式文書や、国際会議ではまだほとんど使われていなかった。政策当局の文書には何よりも言葉の明確さが求められるので、このように必ずしも明確でない概念は、具体的な分野や案件を取り扱う行政府が言及するには本質的に不適当だとの感覚が当時は広く持たれていた。グローバルという形容詞はともかくとして、グローバル化は、使われたことはあったとしても、せいぜい枕詞としてであった。しかし、1996 年に大きな転機が訪れた。同年にフランス、リヨンで開かれた G7 首脳会議で、グローバル化がいきなり中心議題となったのである。その前年のカナダ、ハリファックスでの G7 サミットのコミュニケでは、グローバルという言葉は何度か現れるが、グローバル化は一度も出てこない。これを 96 年に一足飛びに
中心議題にしたいと言い出したのは、議長国フランスであり、実質的には当時のフランス大統領
ジャック・シラク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
ところで、それまでは、グローバル化は全体として良いことだとの認識が政府関係者、特に G7のような主要先進国の政府間では共有されていた。つまり、グローバル化は国際間の貿易経済関係を発展させ、経済成長をもたらす、世界にとって総じてプラスになることだとの理解である。
80 年代以降、特にアメリカのレーガン大統領と英国のサッチャー首相の時代に確立したネオリ
ベラルな、成長重視で、政府の役割は小さい方が良いとの考え方に立った経済政策がその原点にあった。これは今でもグローバル化について根強く残っている考え方で、最近の有力なグローバ
ル学者の一人マンフレッド・シュテーガー（Manfred Steger）は市場グローバル主義（Market
Globalism）と呼んでいる（Steger 2017: 109- ）。しかし、実は 90 年代頃には既に、グローバル化
は良いことばかりではなく、マイナスの面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が次第に言われ出していた。環境問
題、特に地球温暖化問題が世界の大課題としてクローズアップされてきたこともあった。しかしこの頃にもう一つ大きな問題とされはじめたのはグローバル化がもたらす格差であった。最近では先進国を含めた各国内の格差の問題が重大視されているが、それ以前からまず問題になっていたのは先進国と開発途上国との格差の問題であった。これは途上国側からだけでなく、先進国でも、有識者や、学生が問題提起する運動が次第に広がってきていた。まず槍玉に上がったのは世銀や IMF であった。貧しい途上国に対して開発資金や国際収支安定のための外貨を貸し付ける
戦後のマルチ経済秩序の根幹をなす、ブレトン・ウッズ会議で生まれた二つの国際金融機関である。これらの機関が借金の返済難に陥った途上国に対して大変厳しい財政緊縮と改革を要求し、かえって途上国を苦しめているとする立場からの批判が噴出するようになる。また、戦後の多角的自由貿易体制を担う WTO にも矛先が向けられた。これらの動きは反グローバリズムと呼ばれることもあるが、グローバル化そのものは否定しないにしても、その利益はより公平に分配され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95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する点で公正グローバル主義（Justice Globalism）とも呼ばれる。これらの機関に代表される国際経済システムの総元締めは元々はアメリカである。これらの運動の根底には、戦後築かれた国際経済システムと、80 年代以降のネオリベラルな経済運営の中核ともなったアメリカに対する批判がある。そして 90 年代には G7 の中でも、アメリカを名指しにはしないが、フランスが遂にグローバル化に対する注文をつけ始めたのであった。フランスは基本的には自由貿易を標榜する西側先進国の一員でありながら、文化に関わるサービス貿易の自由化には反対するなどアメリカと対立する部分も出てきていた。しかし、G7 としての結束も重要であるので、グ
ローバル化は全体としては世界経済に大きな恩恵をもたらすが、その負の面にも留意を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いった内容の宣言を出したのであった。ここで公正グローバル主義が少しは G7 でも認知されたことになる。
しかし、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批判はその後も強まって行く。象徴的な出来事は 1999 年にシアトルで開かれた WTO 総会の際に起きた大規模な反対デモであった。その頃から毎年の世銀・IMF 総会でも同様の抗議運動が行われてきている。筆者は、1994 年にマドリッドで行われた年次総会に出席したが、その際にも既に批判の兆候が出ていた。また環境保護の立場からグローバル化を牽制する動きは環境グローバル主義（Ecological Globalism）と呼ばれることもあるが、基本的に同じ流れに沿ったものと言える。
以上のように、初めは主として学者間での概念論的な議論の対象であったグローバル化が、次第に政策当局者の意識の俎上に上るのと並行して、民間からの批判運動も盛り上がって来た歴史
は、いずれにしても経済の視点から見たグローバル化について、肯定論と牽制論とが対抗する図式で捉えられるであろう。それはグローバル化を、時間的には最近 30-40 年の世界の動きを中心
として、空間的には世界大で捉えた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地球環境問題の視点と、経済格差を問題とする視点は、グローバル化をより人間一人一人の視点から見る方向に向ける重要な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ことも指摘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して、人間一人一人の視点に降りていくと、実はもっと広いグローバル化概念に繋がる。それは一言で言えば「文化」の視点からのグローバル化である。ここでは、「文化」は、人間が関わる社会のありようの総体を指す広義の「文化」である。1
グローバル化の時間軸と空間軸
人間の営みを広義の文化の視点から捉えるグローバル化は、論者にもよるが、はるか以前からの、一説には何百万年か前の人類の出アフリカにも遡ることだと言われる。ホモ・サピエンスの最初の頃の祖先がアフリカを出たということ自体がグローバル化の初期の大事件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世界は、総体としてはその後の何百万年かに亘って、何度もの大きな歴史的節目（主として人間の文明が本質的なパラダイム転換を遂げた節目）に飛躍的に前進し、それらの狭間で9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は停滞もするという、緩急の局面を交互に繰り返す、累積的な「社会進化」のプロセスを経てきた（図 1）。そのプロセスそのものがグローバル化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言える。

図1

グローバル化の長期年表

では、文化の視点からのグローバル化は、空間的にはどう捉えられるであろうか。そこでは必然的にミクロなレベルがクローズアップされるであろう。グローバル化は世界大の動きをマクロにだけ捉えていたのでは、人間中心の視点から実態を正しく見たことにはならない。
一人一人の人間の視点をさらに突き詰めると、人文学の領域に関わって来ることになる。しかし一応社会科学の視点を保つとすれば、グローバル化は、少なくとももっと我々人間にとって身近な地域のレベルから捉え直すことが必要であろう。そこからグローバル化の派生概念としてのグローカル化が登場する。またそれらの概念を取り扱う学問領域としては、政治学や経済学から、社会学や文化人類学、地理学などに焦点が移ることとなる。
ロバートソンのグローバル化論
2018 年 7 月に、グローカル化論の草分けである英国出身の社会学者ローランド・ロバートソン（Roland Robertson）教授が福井を初めて訪問し、本学で講演を行った。ロバートソンはもともと1980 年代、90 年代に、グローバル化が学界でも本格的に論じ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当時からまずグ
ローバル化理論の大家の一人であった。大多数の論者はグローバル化をビジネスや経済学の視点から捉えていた（今でもそうである）のに対し、ロバートソンは社会学者として、歴史も踏まえながら、より広く社会の仕組みや動き全体を、分野を限定せずに考察した。若い時には宗教の歴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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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な展開を研究したことで知られている。大きくは、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とエミール・デュ
ルケームからタルコット・パーソンズに連なる、社会現象を包括的に説明しようとする一般理論の系譜を引き継いでいる社会学者の一人である。ロバートソンはパーソンズ的な社会学理論を国際関係とグローバル化につなげて発展させようとしたと言えるであろう。
同教授はグローバル化について、二つの定義を提示している。一つは簡単な定義で、もう一つは難しい定義である。簡単な定義は「世界の一体化」である。この簡単な定義も、単に人、物、金、情報の国境を越える流れが増大して世界が物質的に一体化し、統合されていくという一般的な理解にとどめず、世界中の人が意識の上でつなが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で、人の認識のレベ
ルでも一体化が進んでいる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る。そして、そのように物質的に、また認識のレベ
ルでも世界の一体化が進むグローバル化の結果は、多くの論者が言うように、色々な意味での均質化、画一化がもっぱら進んでいるかと言うと、そうではなくて、同時に個別化、多様化も進んでいることに特に注目している。
ここに、グローバル化についての一つの大きな論争のポイントがある。簡単に言えば、グロー
バル化により、世界は総体として、同じであること（sameness）がより支配的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か、逆に違い（difference）がより大き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か、言い換えれば、世界の「文化」は総じて画一化していくのか、多様化していくのか。両方だとすればどちらがどういう場面ではより優勢であるか。そしてそれはなぜか。さらに言うと、双方が同時進行しているとすれば、その間にはどういう相互作用があるのか、あるとすればどのような構造で、そこにはどういう原理が働いているかという問いに行き着く。
同教授によるグローバル化の難しい方の定義は、1992 年の著書「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
地 球 文 化 の 社 会 理 論」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の 中 で 提 起 し て いる、「個別性の普遍化と普遍性の個別化との相互浸透を伴う二重プロセス」（Twofold process
involving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 and the particularization of。
universalism）である（Robertson 1992: 100）
この定義は難解な上に、あまり具体例を挙げては説明されていない。筆者は次のように解釈している。
最近の世界は、国境を超えた物質的な流れの加速に加え、情報通信の発達で情報がくまなく行
き渡ることで、地球上のどこにいる人も、多分に同様のモノや情報を共有する度合いが増えている。このことはモノ・情報のレベルでは「普遍性」が拡大していると言い換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しかし、人はそれぞれ誰でも個性があって、人生観も世界観も違う。ましてや世界中の人となると、様々な民族、文化、国籍に分かれている。従って、モノ・情報の面での普遍性はいくら進んでも、それぞれの人の考え方、世界観や自己認識が皆同じになるわけではない。否、その面ではなおのこと違いが際立ってくる部分も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そういった現代人の一人一人の経験、世界共通のモノ・情報が氾濫する中に置かれて、それを様々に受け止める各人の個人的9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体験があること。これがいわば「普遍性の個別化」であろう。そこでは表面的、外見的には均質化が進んでいるが、人が内面的にそれをどう受け止めるかとの視点で捉えれば、それは様々に個別化される。
そして次に何が起きるかと言えば、人々が共有するモノ・情報が画一化すればするほど、人それぞれに一定の主体性がある限り、必ず中にはそれに飽き足らず、反発して、または人が各々置かれた状況や住んでいる地域の文化的、地理的環境などに適応させる形で、新たなモノや情報、あるいは考え方や価値観、認識などを打ち出す人が出て来るであろう。また、地球全体の環境が変化する場合にもそれに触発されて自然発生的に認識や世界観の変化も生じて来よう。それらの変化は、多くの場合一人一人の人の内面にとどまって、社会のレベルで発現する割合は限ら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まだ基本的には「普遍性の個別化」の段階に止まっていると言える。しかし、それらの変化がある程度の集団や地域で共有されるものとなり、または個人のレベルでもたまに非常に強いアピールを持つものが生まれると、それは社会の様々なレベルで発現し得る。そしてそのような現象が単発に終わらず、地域をまたがり、場合によっては世界全体で、同時多発的に出てくるという現象も生じ得る。これが「個別性の普遍化」と言うべき状況だと考えられる。そこ
では表面的、外見的にも新たな文化の多様性が現出する。ロバートソンは、この状況を、「より普遍的な経験となりつつある個別性への期待」（an expectation of particularity as an increasingly
universal experience）が出てくる状況だとも述べている（Robertson 1992: 102）。
ロバートソンが言う「普遍性の個別化」と「個別性の普遍化」は、このように解釈すれば、その両者は、互いに関係なく別々に起きていることではなくて、互いにもう一方の原因となり、また結果ともなる形で、連続的に、混ざり合って生じていると言う意味で「相互に浸透する」と理解できる。
ロバートソンのグローカル化論
ロバートソンはこのように、グローバル化の概念を、空間的に人間一人一人により身近なロー
カルなレベルを含めて考え、かつ人それぞれの認識の問題としても捉えた。そして「グローカル化」の概念を学術的な形で初めて唱え始める（Robertson 1992: 173）。当初は、上述の「相互浸透」プロセスの一方である「個別性の普遍化」を指して言う言葉として使っていた。同教授がその意味での「グローカル化」という言葉の発想を得た源泉は実は日本の社会にあった。
日本では古来、農業において、各地域が、天候や地理的な自然条件に応じてそれぞれ独自の耕作法を編み出してきたことを「土着化」と言ってきた。ロバートソンは「土着化」という日本語の言葉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の概念を思いつき、それを次第に発展させて行ったのであった（Robertson。それに先立って、70 年代、80 年代には、トヨタ自動車などの有力日本企
1992: 173, 1994, 1995）
業が世界に事業展開する際に、各国、地域の消費者の傾向を調査し、それぞれに適応した製品を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99開発するビジネスモデルを世界に先駆けて展開していた。このことも別のレベルでの「土着化」の例であった。現にビジネス界ではこういった展開が、グローバル・ローカル、グローカル化な
いしそれに類似した言葉で表現されはじめ、現在でも経済面での用語として使われ続けている。
ロバートソンはその後、グローカル化の概念を発展させ、それをグローバル化に対峙させるのではなく、グローバル化と不可分の一体をなす概念と位置付けるようになる。そこでのグローカ
ル化は、グローバル化をもっと掘り下げて、より洗練された「相互浸透」の視点から捉えた場合には、グローバル化そのものである（Robertson 1994: 31）。言い換えると、グローバル化は、地域の視点から、もっと言えば地域に住んでいる我々人間自身の視点から見た場合には、グローカル化と呼んだ方が良く、人間中心のグローバル化＝グローカル化と言うことになる。そしてそういうグローカル化＝グローバル化の現場は地域であり、長い間に世界の大きな変化をもたらす源
泉もまた地域であると言える。
相互浸透プロセスの連続性
ここで「相互浸透」のプロセスについての議論をもう一歩進め、「普遍性の個別化」と「個別性の普遍化」が連続して起きていることについて考えたい。文化の個別的変化が同時多発的に生じ、新たな文化多様性が生まれる「個別性の普遍化」が起きると、それはその後どうなっていくであろうか。その多様性が無限に一方向に広がっていくのかといえば、必ずしもそうは言えないであろう。グローバル化が進展する中では、多様な文化が全て等しく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通常ないのであって、何らかの形の淘汰が進む場合が多いと考えて良いのではないか。そして時折、他の多くを押しのけてのし上がるモノや情報、さらには認識、世界観、価値観などが出現し、ついにはその中でも特に支配的な影響力を持つものが、地域をまたがって、時には世界大に広がって、そこに新たな普遍性が生まれて来るというメカニズムも、一定の条件下では働くであろう。このように普遍性と個別性は相互に作用しあって、交互に派生する構造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のが本論の仮説である。
ここで注意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は、このように普遍性と個別性が交互に派生する構造があるからといって、それが綺麗に分かれて順番に起きることは現実の世界では多くはない。それらは多分に重なり、互いに混じり合い、かき消し合って、明確には観察されないことの方が多いかもしれない。また交互の転換が起きるタイムスパンは様々であろう。しかしそのような基本構造は確かにあるだろう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議論では、ロバートソンのグローバル化の定義と、そこから導かれる相互浸透プロセスの連続性の構造を、モノ・情報のレベルと認識のレベルとに分けて考察した。しかしこの議論を、具体的事例に即して実証的に進めるためには、データによる検証を行うことは本質的に難しい認識のレベルは内在化させて、モノ・情報のレベルに絞る単純化を行う必要がある。理論的枠組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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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は一般に、基本テーゼが説明できる限りにおいて極力簡明さ（Parsimony）が求められるのであり、この単純化によっても、グローバル化において普遍性と個別性が交互に派生する基本構造の説明は保全されると期待される。
具体例：ハンバーガーの発展史
現代社会学の大家のひとりジョージ・リッツァー（George Ritzer）は、現代のグローバル化を象徴する事例として、マクドナルドのファストフードチェーンのビジネスモデルを取り上げ、「マ
クドナルド化」（McDonaldization）という言葉を作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Ritzer 1993）。確
かに、グローバル化を、経済の視点を中心として、最近 30-40 年の現段階で見る限り、これは的を得た概念化だと評価されよう。しかし、本論が目指す、より長期の、広義の文化の視点からのグローバル化（＝グローカル化）に沿ってハンバーガーという食べ物を捉えるとどうであろうか。
歴史を遡って見てみたい。
マクドナルドはもともと 1940 年にカリフォルニア南部の小都市サンバーナーディーノでマクドナルド兄弟が始めた 1 号店に遡る。その後オーナーは変わり、フランチャイズとしての拠点をイリノイ州に移したりしつつ、全米で最有力のハンバーガーチェーンに成長して行った。ただし、ハンバーガーのファストフードチェーンはマクドナルドが初めてではなかった。ハンバーガー
チェーンの先駆けは、1921 年にカンザス州ウィチタで 1 号店を開店したホワイト・キャッスルであった。ホワイト・キャッスルは中西部・中部大西洋岸ではかなり普及していた。またその成功に肖って各地に多数のハンバーガーチェーンが生まれた。しかし、全米、さらには世界に展開し、業界 No. 1 にのし上がったのはマクドナルドであった（Smith 2008）。
マクドナルドは 1971 年には日本に進出し、日本での 1 号店を銀座 4 丁目の三越デパートの一階で開店した。マクドナルドはこの頃、日本と前後して各国にも進出し、世界ブランドとしての地位を確立しつつ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そこでは、ロバートソンの定義に照らせば、ハンバーガーの世界にファストフード方式という革命的な「個別性」を編み出した会社の一つマクドナルドの商法が世界スタンダードとしての「普遍性」を獲得した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しかしその翌年、1972 年には、東京で日本ブランドの初のハンバーガーチェーンであるモス
バーガーが創業し、その 1 号店が板橋区成増でオープンした。モスバーガーはマクドナルドとは差別化した日本人の好みにあったハンバーガーを提供することを掲げて、1973 年にはテリヤキ
バーガーの販売を開始した。ここでは、マックのハンバーガーという普遍性に対する「個別化」
が（ファストフード方式そのものではないが、メニューのレベルでは）早速起きたことになる。
同様に、やがて日本国内でも沖縄ではゴーヤー・バーガー、韓国ではキムチ・バーガー、インド
ではベジバーガーが生まれるなど、普遍性の個別化が同時多発的に起きるようになる。それらの多くが定着すると、全体として世界のハンバーガー市場に新たな多様性が生まれたということが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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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える。
それらの多様なハンバーガーの中でも、テリヤキバーガーは、マクドナルド日本も追随し、やがて他の各国にもサムライバーガーや将軍バーガーなどの別名で広まって行った。それは世界大にまでは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準グローバルなレベルで新たな普遍性を生んだ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ただし、これはハンバーガーのメニューのレベルでのことであって、マクドナル
ドがリードしたファストフード方式そのものはまだ今日に至るまで世界標準として健在だと言って良い。
次に、ホワイト・キャッスルやマクドナルドの創業時に戻って、そこからさらに時代を遡ってみたい。これらのファストフードチェーンを通した販売方式が生まれる以前、ハンバーガー自体が全米に広まったのはいつ頃だったのであろうか。通常言われているのは、1904 年にミズーリ州
セントルイスで開かれた万国博覧会の会場でハンバーガーが販売されたことである。従って、この頃にはアメリカ全国で見られる料理になっていたと思われる。その普遍性から、ファストフー
ド方式のブランドで販売するという個別性が生まれるのは上記の 1921 年のホワイトキャッスルの創業時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では、もともとハンバーガーの原型、つまりハンバーグステーキをパンに挟んだ料理が最初に生まれたのはいつ、どこでだったのか。これには諸説あって、ここ一箇所というのは決められな
いようである。食べ物史にはありがちな、我が地元こそが発祥の地という主張や都市伝説が乱立しており、信頼すべき文献は、諸説を挙げながらそのどれも実証はできず真相は不明としている（Hogan 1997: 22-23、スミス、小巻訳 2011: 11）。本論の趣旨からはそのどれが真実であったかは重要ではない。概ね 1880 年代から 20 世紀の初頭にかけて起きたことであろうとの推定の下に、ここでは便宜的に、都市伝説の一つである、ドイツのハンブルグで 1891 年にオットー・クアズ（Otto
Kuase）という人が作ったという説を挙げておきたい。これが正しいとすると、ハンバーガーは多分ハンブルグの港から出航したドイツの水兵か移民がアメリカにもたらしたのであろうと推測される。
そのさらに前に遡れば、ヨーロッパでハンバーグステーキが一般的に食べ始められた時期が 19
世紀中にあった。その前身は、やはりヨーロッパで挽肉を加熱せず生でタルタルステーキと称して食べ始めた時代があり、さらにその起源は、不確かではあるが 12 世紀ごろのモンゴル帝国の遊
牧民タタール人の馬肉料理に辿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ている（Jacob & Jacob 2010: 165）。
以上のハンバーガーにまつわる食べ物の発展史をチャートにすれば、個別性の普遍化と普遍性の個別化とが順繰りに派生していく循環の構図が浮き上がって来る（図 2）。しかもこれは基本的に終わりがない、永続的に繰り返すプロセスであり、それをもたらす内在的なメカニズムが存在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の推論が成り立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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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図2

ハンバーガーの発展史に見る普遍化と個別化のサイクル

グローバル化は、確かに最近の 40 年間くらいの間に顕著に進み、ポストモダンというくくりで勃興してきた新しい社会学などでは、あたかもそれまでの世界とは完全に一線を画する質的に異なった展開であるとの一般的な認識がある。しかし、その背景には、もっと長期に、何世紀、何
千年にも亘って続いてきている人類文明の発展史があり、その底流には一貫して変わらない社会
進化、ここでは長い歴史的タイムスパンで捉えたグローバル化の原理もあるのだということ、その意味でグローバル化は最近に始ま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ことが、この事例からは見て取れる。そして、その底流で働く原理は、グローバルなレベルとローカルなレベルとの連動の具体的なメカニズムに着目することでクローズアップされ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2
社会（文化）進化と生物進化との相似性
さて、このように長期に渡る社会進化のプロセスとして見たグローバル化は、実は生物の進化のプロセスとよく似たところがある。このことは、20 世紀の社会学の大家で、社会のシステムを巨視的に捉える一般理論の構築を目指したタルコット・パーソンズが、特に晩年に強い関心を寄せた問題であった。また、生物学者の側ではそのはるか以前から、他ならぬチャールズ・ダーウィ
ン自身が 19 世紀からはっきりと指摘していたことでもある（Darwin 1871: 57-58）。
社会の進化と生物の進化には相似性が見られる以上に、双方の進化が実際に連動すると見られる場合もある。これが観察されたとする有名な例として、人の成人におけるラクトース耐性（乳糖を消化する酵素の有無）と牧畜文化の発展との間に共進性が見出されるとの研究がある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103（Richerson & Boyd 2005: 191-192）。このように、社会の進化と生物の進化が直接の因果関係を通して相互に連動することに着目した「二重相続理論」を構築しようとする学術研究の系譜が一方にはある。また、社会進化の構造そのものを、モデルを立てて数学的に分析しようとする学問分野も近年発達してきている。これは 1980 年代のアメリカ・カリフォルニアの生物学者を中心とする研究者たち（特に Cavalli-Sforza & Feldman, Richerson & Boyd）に端を発していて、社会の動態や人の行動はひっくるめて広義の「文化」と捉える立場から「文化進化論」と呼ばれている（Mesoudi 2011）。これらの研究は、優れて実証的で、厳格なデータ検証を目指しているが、それだけに、巨視的な社会進化の構造、特に生物進化との総体的な類似性や、その中での均質化と多様化との同時進行の構造などについての理論を提起するには至っていない。
巨視的社会理論とグローバル化との接点
そういった総体的な、巨視的なレベルの社会理論としては、まずタルコット・パーソンズ（Talcott Parsons）の理論体系を挙げ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あろう。それはパーソンズが長年にわたって膨大な著作の中で発展させた体系であるが、本論の目的からは、有名な「AGIL 図式」のことに簡単に触れるにとどめたい。パーソンズの社会理論は複雑で難解と言われるが、その出発点
は、人間の行動（action）を基本に据える社会行動理論であった。パーソンズは、まず人の行動を生み出す価値観や動機、欲望や感情を細分化して定義し、また行動の総体と相互作用からなる社会をシステムとして見る。その社会システム全体をいくつかの下位システムに分け、また各シ
ステムを構造と諸機能に分けて捉えた末に、システムが維持されていくための 4 つの機能的要件として挙げたのが A,G,I および L であった。それぞれ、システムの適応（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 attainment）、統合（Integration）と、潜在的パターン維持（Latency）の頭文字を取ったものである（Parsons & Smelser 1956: 17-19）。この理論体系の基本的な性格は、それ自体が社会
事象や人の行動を具体的に説明するものではなくて、これを基にして、さらに細部の理論や、具体的事象との関連付けを行っ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その真価が発揮されると期待される、試論的な理論の枠組み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うしたパーソンズの理論体系は、過度に複雑で、機械的だとし、また巨視的理論に対する一般的な懐疑論も強く、随分批判を受けたが、近年は再評価されつつある。筆者もこれは複雑すぎるとは感じているが、具体的な事象の説明に繋げようとしてその体系を不断に発展させたパーソンズの姿勢は高く評価されて良いと考える。しかし、パーソン
ズは、その理論体系をグローバル化に当てはめて発展させるところまでは残念ながら果たせず、
1979 年に他界した。
同じように、社会の構造や動態を解析する一般理論的な枠組みを立てようとし、またグローバ
ル化にも関心を寄せたより最近の著名な学者としては、インド生まれの文化人類学者アルジュン・アパデュライ（Arjun Appadurai）がいる。アパデュライは、1990 年に発表した Disj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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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という論文で、当時すでに学界を賑わせていたグ
ローバル化による均質化と多様化の議論に対して一石を投じた。彼はそこでグローバル化を文化的なフローの集積と捉え、それを 5 つのスケイプ（scape）と呼ぶ次元に分けて考える理論的枠組みを提起した。5 つのスケイプとは、1）エスノ・スケイプ、2）メディア・スケイプ、3）テクノ・スケイプ、4）ファイナンス・スケイプ、および、5）イデオ・スケイプである（Appadurai
1990: 296）
。ここでは詳細は割愛するが、5 つのスケイプは、互いに複雑に重なり合い、また人々の世界認識（imaginaire）を形作る要素ともなるという議論を展開している。そして、5 つのスケ
イプはグローバルなレベルでは互いに本質的な断絶状態（disjuncture）にあり、その全体は、およそ予測可能性がない複雑系であるとしている（Appadurai 1990: 301- ）。グローバル化が均質化と多様化のどちらをよりもたらすかといった議論は不毛であると言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であった。
しかしアパデュライは、この論文を再掲し、追記を加えた 1996 年の著書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の中では、その断絶状態に焦点を置いたグローバルな文化プロセスについての一般理論の構築に期待を寄せている。そのために、現代文化は本質的に「フラクタル」な（全体と部分とが相似している）構造を持つとの仮定に立って、その各次元の重なり合いには、数学や生物学からの類推で、共通特徴を見出す説明（polythetic account）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示唆している（Appadurai 1996: 46）。アパデュライ自身はその議論を発展させていない。しかし、文化のフローでみる世界は高度に複雑であり、混沌としてはいるが、全くランダムな無秩序ではない、そこには何らかの因果関係による一定の秩序の構造があるはずだとの基
本認識は示していた。
ちなみに、ロバートソンも、初期には、グローバル社会を 4 つの階層：1）国家社会、2）個人、
3）世界の社会システム、および、4）人類に分けるモデルを提示している（Robertson 1992: 25。しかしこれも概念論に止まっていて、その具体的なメカニズムに立ち入った議論は提示して27）いない。
遺伝子からミームへ
そこで本論では、グローバル化＝グローカル化のメカニズムについて、アパデュライの示唆を道標として、また生物学にヒントを求めて、さらに考察を進めたい。
英国の生物学者リチャード・ドーキンス（Richard Dawkins）は、1976 年の著書「利己的な遺伝子」（The Selfish Gene）において、自然選択による生物進化の仕組みを、人間などの生物個体ではなく、遺伝子そのものを基本的分析単位として解明したネオダーウィニズムの系譜を体系化し、一般に広く流布させた功績で知られている。その中からの一節を次に引用する（Dawkins。
2016: 342. 訳及び下線は筆者）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105「存在するに至った複製子は、自らのコピーを際限なく大きいセットで生み出す能力を持つ。しかし、コピーの過程は常に完全ということはあり得ず、全体の複製子の中には互いに違う変種が含ま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れらの変種のうちのいくつかは自己複製の力を失う結果、その同族も存続しなくなる。他の変種の中には、複製力は持つが、その効率は高くないものがある。さらに他の変種からは、新しい芸を持つものも出現する。それらは、先達の複製子や、同世代の他の変種よりも優れた自己複製子となる。そして、それらの子孫が全体の中で支配的になって行く。時が経つにつれ、世界は最も強力で才覚に富んだ複製子で満たされるようになる。」
ここでは、複製子たる遺伝子が自己複製するプロセスが、複製のエラー、すなわち突然変異を経てたどる一般的な経過が語られている。ここで下線を引いた三つのキーワードを次のように読み替えてみるとどうなるであろうか：複製子→ハンバーガー、コピーの過程→量産販売プロセス、
新しい芸→消費者に好まれるメニュー。
そうすると、この文章はそっくりそのまま、先に紹介した、ファストフードハンバーガーが、一つの種類が遍在する初期の状況から、個別性の普遍化で多様性が現出するフェーズを経て、次の強力な新商品が支配的な広まりを見せるまでのサイクルの描写と言っても良いものになる。この驚くべき類似性は、単なる偶然によるものとは言い難い。また二重相続理論のように直接の連動による因果関係を検証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従ってこの例からは、社会（文化）の進化と、生物の進化という全く異なる対象に共に働く共通普遍の原理があると推論せ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その共通普遍の原理を探求する上で有用な手がかりになるのは、ほかならぬドーキンス自身が「利己的な遺伝子」のなかで提唱した「ミーム」の概念である。
ドーキンスによるミームの定義は、人の脳から脳へ伝達され複製（模倣）される文化的情報である（Dawkins 2016: 249）
。その基本的な原形は人のアイデアである。少し発展した形態としては、音楽のメロディーや、服装のファションが挙げられる。ある有力な服装のファッションが人から人へ模倣されて（言い換えれば、同じ流行の服装が多くのメーカーによって生産され、多くの人に買われて）広まるが、やがて新しいファッションが様々に出てきて、その中で特に人気を得たものが新たな流行となって広まるプロセスは、先ほどのハンバーガーの例と同じく、生物進化と同様のダーウィニアンな構造を持っていると言える。
このように、遺伝情報を複製によって伝達する遺伝子が基底にある生物進化からの類推で、文化情報を複製によって伝達するミームのコンセプトを立てて、それが文化進化の基底にあると考えることは理にかなっていると考える。ただし、ミームの範囲をどう取るかという問題があり、またミームの複製は遺伝子の複製とは、その精度や、寿命、複製される数の多さ、変異が起きる
頻度などの点で大いに異なることや、ミームの進化は世代ごとに獲得される形質が継承さ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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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ラマルク的」進化である点などで、遺伝子進化とは異な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また、文化的な情報はそもそも定量化され得ない、実証研究になじむ実体がないなどの様々な批判がある。しかし、その後これらの批判にも答える形で様々な有力なミーム論が展開されている（Blackmore。それらは、心理学や、脳神経学、認知科学、心の哲学などに及び、
1999, Dennett 2018: 205-247）
また文化進化論の一つの系譜としても次第に定着してきている。
ミームの新しい定義
文化は本質的にフラクタルな構造を持つとのアパデュライの示唆は、その意味について本人が、「ユークリッド的境界や、構造や、規則性を持たない」との解説（Appadurai 1996: 46）を付けたことがその後一人歩きしていて、必ずしも正しく理解されていないように思われる。筆者は、「フラクタル」を自然科学の語義により忠実に捉えて、社会の各層にまたがって同様な形の文化進化の構造が見られるとの意味に解釈したい。そうだとすれば、その各層にわたって共通に働く原理があり、各層に援用できる汎用的な分析単位としての概念を立て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本論では、その概念としてミームを採用し、次の一般的定義を与えることにしたい：「社会において、一定の精度と頻度で、複製ないし模倣される観念、事物、慣習、制度など」
ここでは、社会を構成する基本的要素を便宜的に、観念（ideas）、事物（artifacts）、慣習（practices）と、制度（institutions）の四階層で捉え、ベースとなる一番下の階層の観念をミー
ムの基本形態としている。その上の各階層はミームが累積的に組み合わさって上位のミームを形成するというフラクタルな構造を想定している（図 3）。

図3

ミームの四階層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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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階層の中では、ハンバーガーは「事物」の一例と考えられよう。そこには様々な「観念」、
例えば挽肉の調理法、パンの製法、肉をパンに挟むという発想などが集積している。階層を一つ上がって、ハンバーガーを食べるという人の「慣習」を考えると、そこにはハンバーガーそのもののほか、皿やナプキン、あるいは人の手も事物と捉えれば、それらすべてが動員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マクドナルド的なファストフード方式という「制度」は、ハンバーガーを食べる慣習、レストランで食事を供するという慣習、フランチャイズという商慣習などが寄り集まって成立している。3 このようなフラクタルな構造は、各階層において、同じ簡明なモデルを当てはめた分析
を、下位階層からの複雑な積み上げは捨象して行える可能性を秘めている。アパデュライが、グ
ローバル化する社会の構造を 5 つのスケイプに分けて論じた際に、各スケイプ間には断絶を見い出さ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のとは対照的に、ミームをベースとするこの階層構造は、別の切り口からの一般理論を構築することへの期待を与えるものと言えよう。
ところでこの四階層には「人」が入っていない。これは生物の進化論において、ダーウィンの当時までは人ないし生物個体が基本的分析単位だったのが、その後のネオダーウィニズムにおける理論的展開の中で遺伝子中心の進化論が登場したことにより、基本的分析単位としての生物個体が遺伝子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ことと通底している。その本質的な共通性は、人ないし生物個体は全て限られた寿命で死んでいくのに対し、複製子（遺伝子ないしミーム）のうちの強いものは半永久的に生き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ある。
ミームを基本変数とするグローカル化モデル
ではこのように定義したミームは、上述の普遍化と個別化のサイクルに見られるグローカル化の累積的な循環構造を説明するのに役立つであろうか。それを考えるために、ミームを基本に据える社会変動のモデルを立ててみることにしたい（図 4）。ここでは、説明の便宜のため、再度、事物としてのハンバーガーと、そのグローバルセールズを例にと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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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図4

ハンバーガーを例とするミームに基づくグローカル化のモデル

このモデルは、工学において物理的なシステムを表すのに使われる「状態空間」（State-space）
を応用したものである。システム内部にある複数の状態変数は相互に作用し、また外部環境によって様々に規定されている。外部環境はシステム内の動きには影響されない。ここでは状態変数として、理解を容易にする観点から複合的な二つの概念、「グローバルな風景」と「ローカルな状況」を置いている。ここで言うグローバルとローカルは、相対的な概念であり、グローバルは必ずしも世界大である必要はなく、またローカルは様々なレベルの政治的、文化的、地理的空間の階層を意味し得る。そして二つの状態変数はそれぞれ、数値化できるいくつかの構成要因からなる。ここで鍵となるのは、グローバルな風景における均質性 / 多様性（α）と、ローカルな状
況の中の新商品の出現率（β）である。αは均質性と多様性の比率を表す。このモデルは二つの状態変数を含むという意味で「二次モデル」であり、原理的に二つの変数間の相互振動を表現できる。ハンバーガーに即して言えば、まず特定の商品（例えばビッグマック）が支配的となり均質性が極大に向かう過程では、次第にそれに対抗する個別化の動きが出てくる。それは新商品の出現率を高め、やがて商品の多様性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しかし多様性の高まりはいずれ飽和状態に近づき、新商品の出現率は下がる。その間に種類は豊富になった多様な商品の中から、強力なものが新標準として台頭し、やがて新たな均質性をもたらす、といったサイクルが想定できる。
外部環境要因の中では、各ローカリティーないし地域の文化的性向が重要である。それは特にその地域における新商品の出現率に影響すると考えられる。このモデルの延長として、地域の文化的性向について、その地域の人が全体として外来文化をどう受け止めるかという観点から三つの要素 A, B, C を立て、A+B-C を、その地域の総体としての外来文化に対する受容度と定義して、

細谷：グローバル化からグローカル化へ―ミームに基づく文化進化理論に向け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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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文化的発現を四つの形態に分類するスキームを提案したい（図 5）。

図5

ローカリティーの文化的性向のスキーム

本モデルは、もとより厳密には、数学的な構成と、データによる検証が求められる。しかし、ここでハンバーガーを例として考察した中で、原理的に、均質性（または普遍性）と多様性（または個別性）が交互に派生する振動のメカニズムを簡略な形でながら表すことができた。ここでは文章による説明の便宜上、事物としてのハンバーガーを例に取ったものの、上述のミームの四階層の図式を想起すれば、観念、事物、慣習、制度の各階層に亘って同様に見出し得る構造原理があり、それを記述するためにミームの概念は有用であることが示されると考える。
ここで説明されるのは、文化進化の一つの基本構造であると同時に、ロバートソンの定義によるグローバル化＝グローカル化の構造の一部でもある。すなわち、グローバルなレベルでの様々な現象と、ローカルなレベルの事象との連動関係の中には、均質性と多様性とが交錯する構造があること、また、一定の条件下では、そこに連続的な循環の構造を持つ累積的発展のメカニズムが働くことを説明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はもとより全ての社会現象に当てはまるモデルではない。
しかし社会変動を、特に長期のタイムスパンで見た場合に、そのかなり有意な範囲に適用し得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結論
以上見てきたように、社会の文化的進化と生物の遺伝子的進化という一見非常に隔たった領域に共通して働く原理があり、それを貫く基本的な説明の単位は生物については遺伝子であるのと同様に、文化進化についてはミームという複製子を立てることがこれまでにはなかった有用性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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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持ち得るというのが本論の主張である。
そして、遺伝子にしてもミームにしても、それらの複製子が支配するシステムが進化する決め手となるのは「変異」である。社会において文化的な変異が起きる場はどこかといえば、グロー
バルではなく、ローカルな場、すなわちローカリティーにおいてである。変異は、上述のローカ
リティーの文化的性向のスキームに即して言えば、文化の「融合」が生じることに当たる。
ローカリティーは、先に述べたように相対的な概念であり、様々な空間的階層にまたがっている。都市のレベルでは、マクドナルドの 1 号店が開かれた当時人口 5 万人程度であったサン
バーナーディーノという小都市もあれば、3000 万人を超える現在の東京も同じく一つのローカ
リティーである。世界全体をグローバルな場と捉えれば、日本全体も相対的には一つのローカリティーだと言える。さらに宇宙に視野を広げれば、世界全体もローカリティーである。4変異は様々なレベルのローカリティーで、様々な形で生じている。その大半は、存続する力が弱く消滅して行くか、せいぜいそのローカリティーで生き続けて行くにとどまるであろう。しかし、その中からまれに非常に強力な「変異種」が生まれ、ローカリティーを超えて、上位のロー
カリティー、さらには地球大にも広がり、中にはそれまでのグローバルスタンダードに取って代わるものもやがては出て来る。そのような大きな社会変動の源泉は、いずれも元をたどればどこかのローカリティーで生まれた変異である。
それがどこのどのようなローカリティーから生まれてくるかは、基本的に予測不可能であり、多分に偶然に左右されるというべきである。そこには、ローカリティーのレベルや文化的性向、関連する分野や変異の種類、背景にある社会や時代環境など様々な要因が関わって来るであろう。
しかし、新時代のグローバルスタンダードを生む主体的な変異の源泉となるポテンシャルは、本
質的にはどこのどのレベルのローカリティーでも均しく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る意味では当然のことであるが、ミームを基本的分析単位として立てた本論で改めて理論付けされる点である。言い換えれば、ローカリティー（地域）こそがグローバル化＝グローカル化の現場であると同時に、源泉だとも言える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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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ger, Manfred B., 2017,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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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注1

文化には様々な定義があるが、例えば大辞泉による一般的な定義でも「人間の生活様式の全体、人類みずからの手で築き上げて来た有形、無形の成果の総体」と広く規定している。その中にはそれぞれの民族・地域・社会に固有の文化もある一方、多くの論者は人間に共通普遍の文化（Cultural Universal）もあるとの立場を取っている。
本論もこのように文化を広義に捉え、その諸側面を統合的、学際的に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
2

ここでのグローバルとローカルは空間的にそれぞれどのレベルかということは一義的に決めない相対的な概念である。従ってグローバルなレベルとローカルなレベルとの連動と言っても、具体的には様々なレベルの間で、また同じレベルでの横の連動も含めて起きていることの総体であり、全体には極めて複雑な実態がある。しかしその中から上記のような基本構造が抽出され得るというのが本論の主旨である。
3

この例で見る、ハンバーガーという事物、それを食べるという慣習、ファストフード方式という制度は、いずれも広義には観念とみなすことも可能である。
4

ロバートソンは最近グローカル化論の延長として宇宙に対する関心を表明している。

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
における党首交代横井正（2019 年 9 月 30 日

信＊

受付）

（内容要約）
2015 年秋に始まったいわゆる難民危機に際して、メルケル首相は難民に対して事実上国境を開放する政策をとり、その結果ドイツには大量の難民が流入する結果となった。CDU/CSU 内では、
すでにそれまでも財政拡張的な社会保障政策、規制強化的な労働市場政策、従来の家族政策や原子力政策の転換等によって中道左派有権者へと支持基盤を拡大し、将来的に緑の党との連立を可能にするというメルケルの「党近代化」路線に対して、経済自由主義派や価値保守派からの批判が高まっていた。そのような状況のなかで勃発した難民危機は、CDU 内及び CDU と CSU の間に激しい内部対立と混乱をもたらし、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を中心としたその後の一連の選挙における CDU/CSU の敗北へとつながった。その結果、CDU と CSU の党首であるメルケルとゼーホー
ファーはともに党首を辞任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が、このことは必ずしもメルケルの路線が否定されたことを意味せず、社会の大きな変化に起因する支持基盤の縮小に対して、CDU/CSU をどのようにして「国民政党」として維持していくのかという課題は依然として解決されていない。
目次
第1章

第 3 次メルケル政権における難民危機の発生と先鋭化（1）2015 年夏の難民危機勃発と CDU/CSU 内の批判の高まり（2）難民の受け入れ上限設定をめぐる対立の激化
第2章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へ向けての沈静化の試み（1）2016 年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DU の敗北（2）連邦議会選挙に向けた難民政策に関する CDU と CSU の「和解」（3）2017 年春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DU の勝利と CSU の「バイエルン・プラン」＊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総合グローバ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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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の連邦内相就任（1）連邦議会選挙後の CDU と CSU の難民政策に関する合意形成（2）ゼーホーファーのバイエルン州首相辞任と連邦内相就任
第4章

難民政策をめぐる CDU と CSU の対立の再燃（1）ゼーホーファーの「マスター・プラン」をめぐる対立（2）EU 首脳会議と連立与党合意（3）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の設置と二国間協定交渉問題
第5章

CDU と CSU における党首交代（1）マーセン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罷免問題（2）CDU/CSU 院内総務選挙におけるカウダーの敗北（3）バイエルン州とヘッセン州における州議会選挙（4）メルケル及びゼーホーファーの党首辞任と CDU 党首選挙
第6章

CDU/CSU における党首交代の背景にある問題

第1章

第 3 次メルケル政権における難民危機の発生と先鋭化（1）2015 年夏の難民危機勃発と CDU/CSU 内の批判の高まり
第 2 次世界大戦後の西ドイツへの難民の流入は、1970 年代半ばまではわずかであったが、1970
年代後半に入ると増加し始め、1980 年に初めて年間 10 万人を越えた。その後、1990 年のドイツ統一前後にはソ連圏社会主義諸国の崩壊とユーゴ内戦等の影響を受けてさらに激増し、庇護申請者数が 1992 年に年間 438,000 人とピークに達して大きな問題となった。この難民の急激な増加をきっかけに、連邦議会は 1993 年に庇護権を規定していた基本法第 16 条を改正し、第 16a 条を新たに設けた。この改正では「安全な出身国」と「安全な第三国」というカテゴリーが設けられた。
それによって、一般的に国家による政治的迫害が行われていないと考えられる諸国は「安全な出身国」に分類され、それらの諸国からやって来た者に対しては原則として（反証が示されない限り）庇護を与えないこととされた。また、「安全な出身国」以外からやって来た難民であっても、EU 加盟諸国やその他の「安全な第三国」を経由してドイツに入国した場合にももはや庇護申請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た。ドイツに隣接している諸国は当然のことながらすべて「安全な出身国」または「安全な第三国」に分類されたことから、この改正以降、陸路でドイツに入国したすべての難民は庇護申請を行うことが基本的に不可能となった。また、空路で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者に対しても、いわゆる「空港審査」が適用され、入国させずに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で迅速な審査が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1）。
この基本法改正やその後の東欧諸国における混乱の沈静化とともに、難民数は徐々に減少し、2008 年には庇護申請者数は 28,000 人にまで減少していったん沈静化したが、2010 年代に入るとい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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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ゆる「アラブの春」やイスラミック・ステートの台頭の影響を受けて、難民数は再び急速に増加し始めた。これに対して、連邦政府は実際には 1993 年の改正を厳格には適用しない対応をとった
ことから、難民の数はさらに増加の一途をたどった。特に 2015 年に入るとシリアにおける内戦によって発生した大量の難民が中心となって、その数は急速に増加していった。2015 年 1 月～ 8 月のドイツにおける庇護申請者数は前年同期比で 122 ％増の 257,000 人となり、8 月だけで 10 万人を超える難民がドイツ国境にやって来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に伴って、同年の庇護申請者数は前年と比較して 2 ～ 3 倍に増加し、これと関連した州と市町村の支出は少なくとも 50 ～ 60 億ユーロに達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州別では、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
ン州やバイエルン州への庇護申請者の流入が最も多く、バイエルン州財務相マルクス・ゼーダー
は「庇護申請者関係支出が 3 倍になれば、バイエルン州の予算負担も限界に達する」と警告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さらに、ハンガリーとオーストリアの国境にもドイツや北欧諸国を目指す大量の難民が押し寄せるようになった（2）。
このような状況に対して、アンゲラ・メルケル首相は 9 月 4 日にハンガリーに滞留していた難民をオーストリア経由でドイツに入国させることを決断し、メルケル首相と協議したトーマス・
デメジエール内相は、国境において庇護を申請すると申し出たすべての人々を入国させるよう口頭で命じた。難民に対して事実上国境を開放したこの措置によって、結果的にはこれ以降基本法
第 16a 条の規定は停止されたに等しい状態となった。その際、メルケルは「政治的に迫害されている人々にとって庇護を受ける基本権に上限はない。それは、内戦という苦難からわれわれのもとにやって来る難民にもあてはまる」と述べて、難民受け入れ数に上限を設けないという方針を示した。しかし、当時シリア国内には 1,200 万人の難民がおり、さらに 400 万人がトルコ等シリア国
外にいると言われていたことから、この決定はこれまでとは比較にならない数の難民の流入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が高く、また閣議等で法的問題について十分議論された末のものでもなかった（3）。
このため、オーストリア等を経由してやって来る難民の流入に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るバイエルン州の州首相であり、キリスト教社会同盟（CSU）党首でもあるホルスト・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それは誤った決定であり、長期にわたってわれわれを悩ませるであろう。私は、瓶の蓋を元に戻せ
る可能性はないと考えている」と発言して、メルケルの決定に強く反対した。しかし、メルケル
は難民の受け入れを制限するならば「それは私の国ではない」とし、「われわれはそれ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述べて、上限を定めない難民の受け入れという方針を変更することを拒否した（4）。
メルケル首相のこのような方針は実際にさらに大量の難民流入をもたらし、2015 年 9 月 12 日にはミュンヘンに 12,200 人の庇護申請者が到着し、さらに 13 日夕方までには 4,500 人が到着するといった事態となった。このため、デメジエール内相は、同日シェンゲン条約上の例外的措置として、国境検問を一時的に再導入することを命じ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この時点で連邦政府は 2015
年の難民受け入れ数を約 80 万人と予測していたが、実際には 100 万人に達するという予測も出始11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めた。
このようなリシア出身者を中心とした難民の急激な増加とメルケルの方針をめぐって、キリス
ト教民主同盟（CDU）と CSU の間の対立はその後次第に激化していっ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EU
内務相会議が 12 万人の難民受け入れ分担について合意した 9 月下旬にもメルケル首相に対する激しい批判を繰り返した。彼は難民の大幅流入増の一因が連邦政府の決定にあるとし、「（EU の難民受け入れ）ルールはドイツによって無効にされた」と主張して、メルケル首相に対して「法と秩序」を遵守するよう要求した。他方で、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バイエルン州政府は移民を制限するための多くの可能性を検討している」と発言して、メルケル首相が方針を変えないならば、バイエルン州が単独でも「緊急措置」を実施することを示唆した（5）。
メルケル首相の難民政策に対する批判の声は、CDU 内で元々メルケルに批判的であった経済政策重視派や保守派の政治家からもあがった。党内保守派に属し（第 2 次世界大戦前のドイツ領等から追放された人々の団体である）元被追放者同盟会長でもある連邦議会議員エリカ・シュタイン
バッハは「国民は CDU/CSU がこれ以上の難民の流入に歯止めをかけ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る」とし、「われわれがこのように多くの難民に実際に対処できると信じる者はいない」と主張した。 彼
女ほど明確ではなかったが、CDU 幹部会員で連邦財務省次官でもある若手有力政治家イエンス・
シュパーンは、難民の波によって他の政策課題の実現も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と指摘して、間接的にメルケル首相の難民政策を批判した。また、ユーロ危機の際のギリシア救済策等に関してメルケルを批判してきた CDU/CSU 院内副総務ヴォルフガング・ボスバッハも、連邦議会内政委員会
委員長を辞任するという形で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に反対する姿勢を見せた。
ヴォルフガング・ショイブレ財務相やデメジエール内相といった閣僚として難民対策に直接携わっている CDU 幹部は、公式にはメルケル首相の方針を支持していたものの、例えばショイブレ
は 10 月上旬にパリで学生を対象に行った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において、「ドイツにおける状況は非常にナーバスで脆いものである」と指摘し、「1 日あたり約 1 万人の難民の流入に対処す
ることはまったく不可能」であり、「フランスが 1 年間で受け入れるのと同数の難民をドイツが毎週受け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発言した（6）。
この間も CSU とバイエルン州政府は難民の入国制限に向けての圧力をさらに強めた。10 月 9 日には、バイエルン州政府は、緊急措置として難民の入国を国境において制限するという州政府の要求を連邦政府が拒否する場合には、バイエルン州は「独自の措置をとる権利」を留保することを閣議決定した。同時に、ゼーホーファーは、難民の流入が制限されない場合には、バイエルン
州は連邦憲法裁判所に対して連邦政府を提訴すると警告した。
このような CSU からの圧力の高まりに対して、CDU 幹事長ペーター・タウバーや連邦首相府長官ペーター・アルトマイアー等 CDU 指導部は、空港に設置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トランジット・
ゾーンをドイツ国境に設けるという CSU のかねてからの要求に対して譲歩する姿勢を見せ始めた。しかし、空港の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は申請を認められる可能性の低い庇護申請者を入国さ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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せずに一時的に留め置き、3 週間弱の法的保護を含む即時手続を行い、申請が却下された場合にはただちに空港から直接国外退去を実施するための施設であり、国境で身分証明書等を持たない多数の難民に対して同様の迅速な手続を実施できる可能性は低かった。このため、連立与党である
社会民主党（SPD）に属するハイコ・マース法相は「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は拘留ゾーンであり、（CSU の要求は）実際には実施不可能である」と否定的な見方を示し、この提案を拒否した（7）。
しかし、CSU の強い懸念は必ずしも根拠のないものではなかった。2015 年 10 月のアレンスバッ
ハ世論研究所のアンケートによれば、難民をめぐる状況の推移を「大いに心配している」とした
回答者は 54 ％、「若干心配している」とした回答者は 38 ％に達した。また、難民の波が「ドイツを大きく変化させる」と予想する回答者は 3 分の 2 に上り、テロ組織が難民の波を利用してテロリストをドイツに送り込むことを懸念する回答者は 62 ％であった。さらに、「ドイツがどれくらいの数の難民を受け入れるかについてのあらゆるコントロールを失っている」とした回答者は 57 ％であり、回答者の半数は政治家が現実感覚を失っていると答えた。
このような懸念の高まりのなかで、CDU/CSU の支持率は 2015 年 10 月には 2013 年連邦議会選挙以降最も低い 38 ％へと低下した。この結果に対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世論調査におけるわ
れわれの支持率は、おそらくすでにもっと下が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た。通常、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ける CSU の支持率は CDU/CSU の全国平均支持率よりも高いことから、残りの州での CDU の支
持率は 38 ％を下回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た（8）。
このような状況から、メルケル首相も微妙に態度を変化させ始めた。10 月末にニュルンベルクで開催された政府の対話集会において、メルケルは、申請を却下された庇護申請者を従来よりも徹底して国外退去処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この点で、われわれはもっと厳格にならねばならない」と発言した。また、彼女はこれまでのところ難民政策において「秩序ある状況」をもたらす
ことに成功しておらず、「コントロールの改善」の必要性があることを認めた。さらに、メルケル
は国境における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の設置に対して消極的な立場をとってきたが、11 月 5 日に行われたメルケル、ゼーホーファー、SPD 党首ジグマール・ガブリエルによる連立与党党首会談
では、庇護を認められる可能性の低い難民に対して「空港で行われているような」迅速な手続を実施することが合意され、そのために 5 つの施設が設置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ただし、それらの施設は「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ではなく「受け入れ施設」という名称とされ、対象者を施設内に拘禁するのではなく、施設の存在する郡内に居住する義務が課されるだけとなった。従って、この合意は CSU に対する譲歩のポーズという意味合いが強く、メルケル首相
は難民受け入れの上限設定という CSU の要求を拒否する姿勢を依然として変えていなかった（9）。
（2）難民の受け入れ上限設定をめぐる対立の激化
しかし、この間にもドイツに流入する難民数は急激に増加し、2015 年 1 月から 10 月末までの流入数は 758,000 人に達していた。これは年末までに 80 万人がやって来るという従来の予測をはる11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かに上回るペース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危機的状況を背景として、上記の 3 党首会談の直後には、デメジエール内相が、シリア難民に関しては、個人ごとの迫害に関する事情が明らかにされない
限り、（ジュネーブ難民条約に基づく難民とは見なされないが、様々な人権・人道上の理由から
国外退去処分にすることが不可能あるいは望ましくない庇護申請者に対して 1 年間の滞在期間を認める）補完的保護のみを与え、家族の事後的呼び寄せを禁止するべきであるとする提案を行った。彼は「難民数は非常に多く、われわれはその何倍にもあたる家族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ことをその理由としてあげた。
この提案は首相府との事前の合意抜きに突然行わ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が、CSU だけではなく、CDU 側でもショイブレ財務相やヘッセン州首相フォルカー・ブーフィエが「われわれの受け入れ能力は無限ではない」としてただちにそれを支持した。しかし、ガブリエルは「これまで議論されてきたこととは逆のことである」としてそれを拒否し、首相府長官アルトマイアーもガブリエ
ルに同調するという形で、この問題をめぐっても連立与党内で意見の対立が発生した。その後、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はさらに議論を続けるとすることで対立の激化はさしあたって避けられたが、デメジエールの発言は難民問題をめぐって CDU/CSU 内に混乱が広がりつつある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あった（10）。
この後も CSU は難民受け入れ数に上限を設定することを中心的な要求として主張し続け、CDU と SPD がそれを拒否するという状況には変化が見られなかった。CSU は 11 月に開催した党大会において、具体的な数については言及しない形で難民の受け入れ上限設定を要求する決議を採択したが、この決議に先立って党大会に来賓として出席したメルケル首相は、そのような上限設定を拒否することを再度明確にした（11）。
難民の受け入れ数に上限を設定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要求は、CDU と CSU の共同青年組織である「青年同盟（Junge Union）」や CDU 内の経済政策重視派を中心に公然と提起された。青年同盟は CDU 党大会に提出した動議において、2015 年中に約 100 万人の難民が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ことを指摘した上で、EU レベルでの解決策が実現されるまで、難民受け入れ数に上限を設けることを要求した。また、CDU 経済評議会幹事長ヴォルフガング・シュタイガーは、「雇用や社会にうまく統合されない膨大な数の難民が持つ社会的爆発力は巨大なものである」と強く警告する一方で、「様々な誤ったメッセージによってドイツへの難民の吸引効果が発生している」とし、その数を減少させるための「明確なメッセージ」として、「国内及び EU レベルでの難民受け入れの上限数を緊急に確定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した。CDU/CSU 中小企業経済連盟（MIT）も「現在、移民についてのコントロールは失われている」として、政府の対応を批判した。
しかし、CDU 多数派は、CSU や SPD からも批判を受けているメルケル首相に CDU からも打撃を与えることは結局政権の座を維持するという党にとっての最大の目的を損なうことになるという見方において一致しており、党大会に向けて、最終的には党内の結束を優先する姿勢を見せた。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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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U 総務会は、現在のような難民の流入が続けば国家と社会にとって長期的に過剰な負担になることを認め、国境管理の強化等を通じて難民の流入を明確に減少させる必要性を強調するという方向で党大会に提出した動議を修正したが、その際にも難民受け入れ数に上限を設定するという文言は盛り込まれなかった。メルケルも、上限設定を拒否するという態度については一貫して変更しなかったものの、党大会の演説において、連邦政府が受け入れ難民数を明確に削減する方針
であることと、EU レベルでの難民危機解決に努力することを強調して、代議員たちに理解を求めた。この結果、CDU 党大会では総務会提出動議がほぼ全会一致で採択された。このように、実際には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が全面的に支持され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が、CDU 党大会においては党の結束は一応維持された（12）。
これに対して、難民の流入によって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バイエルン州の「国民政党」である CSU は、勢力を拡大しつつある右派ポピュリスト政党「ドイツのための選択肢（AfD）」等に対抗して州内の保守的有権者からの支持をつなぎ止め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からも、2016 年に入ってもメルケル首相の難民政策を批判し続け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年頭の記者会見において、12 月だ
けでも 1 日あたり 4,000 人の難民がバイエルン州にやって来たことを指摘したうえで、難民受け入れ数を制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する主張を繰り返し、年間受け入れ数の上限を 20 万人と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た。
これに続いて、1 月下旬には CSU バイエルン州議会議員団の年頭恒例の会議がメルケル首相も一部参加して開催されが、この会議終了後、ゼーホーファーは異例の激しさでメルケルを批判した。彼は、メルケル首相が CSU 議員たちとの協議において難民政策についてまったく譲歩するそぶりを見せなかったとし、「私は大連立が極めて深刻な状態に陥っ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る」と主張した。さらに、彼はこの会議の中で「首相は任期が長くなるなかで、自分しか信じていない」と発言したとも報道された。
これに加えて、2016 年 1 月末にはバイエルン州政府は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を批判する彼女宛書
簡を閣議決定した。この書簡においては、EU 対外国境の効果的な管理と EU 諸国間での難民の実効的かつフェアーな受け入れ分担の実現と、それまでのドイツ国境における「効果的な独自の国境管理」の実施が要求されていた。また、ドイツへの難民受け入れ数を年間最大 20 万人とする
上限設定が改めて要求された。さらに、期限は設けられていなかったものの、バイエルン州の要求が実現されない場合には、連邦政府に対して憲法訴訟を提起するとされていた。さらに、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2016 年 2 月上旬の新聞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いて、憲法訴訟を提起する可能性を再度示
唆したうえで、「現在法と秩序が維持されているという状態にない」とし、「それは不法の支配である」と発言した（13）。
しかし、このような激しい批判を受けても、メルケル首相は態度を変えなかった。彼女は、難民問題をめぐって 2 月下旬に開催された EU 首脳会議の直前に連邦議会で政府声明を発表したが、そこでも、難民危機が EU にとっての歴史的試練であり、EU 対外国境を保護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12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ることを認める一方、「保護を必要とし、それを求める人々」を「壁を作って排除することは、私の信念によれば欧州の答えではない」と強調した。さらに、2 月末のテレビ・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いても、メルケルは国民に対して難民危機の克服に関して忍耐を求めた。彼女は「今や目標は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難民の数を減少させることである」とする一方、「私は自らの道が正しいと深く確信している」とし、難民の受け入れ数に上限を設定することを再度拒否した。彼女はその理由として、国境閉鎖や受け入れ数の上限設定を各国が単独で行った場合、他の国が苦しま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をあげ、EU レベルでの解決策の重要性を訴えた（14）。
ただし、メルケル首相も実際には 2015 年夏時点と同様の行動をとり続け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
オーストリアやハンガリーに続いて西バルカン諸国も国境を閉鎖するようになって以降、いわゆる難民移動の「バルカン・ルート」は事実上閉ざされつつあったが、それと引き換えにギリシアとマケドニアの国境付近には多数の難民が滞留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問題に関して、メルケル
首相は 2016 年 3 月はじめにクロアチア首相オレシュコビッチと会談した際に、「状況は昨年 9 月のハンガリーにおけるそれとは比較できない」とし、ギリシアとマケドニアの国境に滞留している
難民を人道的理由からドイツに受け入れるつもりはないことを示唆した。さらに、彼女は「ギリシアとマケドニアの国境をマケドニア側から守ることだけが重要ではない」として、シェンゲン条約体制を再構築し、ギリシアを含む EU 対外国境を守ら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を強調した。ゼーホー
ファーはメルケルのこの発言を彼女の難民政策の「転換」を示すものであるとして歓迎した（15）。
第2章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へ向けての沈静化の試み（1）2016 年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DU の敗北
以上のように難民の急激な増加が政府・連立与党に混乱と対立をもたらすなかで、2016 年 3 月
半ばに行われた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ラインラント・プファルツ州、ザクセン・アン
ハルト州で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は、CDU の得票率はそれぞれ前回選挙と比較して軒並み低下した。特にかつては CDU の牙城であった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における CDU の得票率は前回選挙と比較して 12 ポイント低下して 27.0 ％となり、過去最低となった。また、CDU の有望な若手幹部と見なされていたユリア・クレックナーを筆頭候補としたラインラント・プファルツ州でも、同党の得票率は 35.2 ％から 31.8 ％へと低下した。ザクセン・アンハルト州においても、
CDU は第一党の地位を維持したものの得票率は 2.5 ポイント低下して 29.8 ％にとどまった。これに対して、反移民・難民を掲げた AfD は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において 15.1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初めて同州議会に議席を獲得した。また、同党はラインラント・プファルツ州においても 12.6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特にザクセン・アンハルト州では 24.3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て CDUに次ぐ第二党へと躍進した（16）。
この結果に対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今回の選挙結果は政治的な地震である」とし、連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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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の難民政策が CDU の得票率低下の原因であると指摘した。彼は難民危機発生以降の状況を
CDU/CSU の存続に関わるものであるとし、「この路線を続ければ、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後にはもはや大連立さえ不可能になる事態をもたらす可能性がある」と警告して、政府の難民政策の変更を要求した。メルケル自身も「これらの選挙において決定的であったのは、人々の目から見ても難民問題の最終的な解決策が見出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である」と述べて、自らの難民政策が一連の州議会選挙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たことを認めた。しかし、メルケルはそれに続けて、「われわれは欧州全体での解決策を必要としており、この解決策に時間がかか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と述べて、従来の難民政策を維持するという態度を変えなかった（17）。
このように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は 2016 年 3 月の 3 州での州議会選挙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が、他方では、この時期には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難民の数は大幅に減少し始めていた。難民の急激な増加に対応するために 2015 年夏に導入された各州への庇護申請者配分システム（Easy-System）のデータによれば、2015 年 11 月には 1 か月あたりの登録難民数は 20 万人以上となったが、その後登録数は減少し始め、2016 年 1 月には 9 万人、2 月には 6 万人、さらに 3 月には 2 万人へと急速に減少していった。その背景には、冬期に入って特に地中海経由での難民の移動が困難になったことに加えて、オーストリアやバルカン諸国が国境を閉鎖したことと、2016 年 3 月に EU とトルコの間で難民送還に関する合意が成立したことがあった。この協定締結後、ギリシアに流入する難民の数は 3 月時点での 27,000 人から 4 月には 3,300 人へと大幅に減少した。
しかし、2015 年 9 月の難民に対する国境の開放以降の難民政策は間違っておらず、難民危機は
難民発生の原因に対する対処と欧州レベルでの共同行動によってのみ解決できると考えるメルケ
ル首相と、現状の難民政策は誤りであるがゆえに変更しなければならず、場合によってはドイツ
一国レベルでの措置も必要であると考えるゼーホーファー及び CSU との基本的立場の違いは依然として埋まっていなかった。
このような難民政策をめぐる対立は、より広い意味での CDU と CSU の間の対立や、CDU 内の
メルケル批判の高まりへとつながっていった。2016 年 5 月になると、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や彼女の下での様々な政策面での「SPD への接近」を理由として、CSU が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の際にCDU との共同選挙綱領ではなく、独自の選挙綱領を立案することや、ゼーホーファーがメルケルとの対立を理由として連邦議会選挙に CSU 筆頭候補として立候補する可能性が取りざた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CSU が連立や CDU との（連邦議会での）統一会派から離脱することは問題外である」が、「ただし、それは現在のところである」といっ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の発言は、そのような憶測をもたらしていた。これに対して、ショイブレ財務相は「メルケル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の間の対立という言い方を拒否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実際に行われているのは CSU からの一方的な攻撃であると反論した。CDU/CSU 院内幹事ミヒャエル・グロッセ・ブレーマーも「（メルケルの政策に対して）ほとんど毎週ミュンヘンから批判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は CDU/CSU に損失を与えている」と指摘した。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反論に対しても、CSU バイエルン州議会議員団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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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内総務でありゼーホーファーの側近でもあったトーマス・クロイツァーは「ショイブレは CDU/
CSU 内の対立をまったく一面的に描いている」とし、「難民政策をめぐる様々な政策分野において CDU/CSU 共通の路線から逸脱しているのはメルケルの方である」と名指しで批判した（18）。
このような CDU と CSU の対立の背景には、メルケル政権発足以降、CDU 内でメルケルを支持する「近代化派」に対して価値保守派や経済自由主義派が次第に劣勢になりつつあるという状況もあった。後者は難民政策にとどまらず、メルケル政権下での原発の撤廃、徴兵制の廃止、家族政策の変更等の面での「緑の党への接近」や労働政策及び社会保障政策面での「社会民主主義化」
に対して次第に不満を募らせていたが、難民政策における対立はそのような不満を限界点にまで高めた。特に CSU は、2005 年以降 2 回にわたる大連立政権によって SPD が次第に消耗するなかで、メルケル首相の「左派」路線が最終的に CDU/CSU と緑の党との連立をもたらすことを懸念していた。CSU から見れば、緑の党は SPD よりもさらにラディカルであり、CDU が左傾化する
一方で、メルケル政権のギリシア救済策や難民政策に対する反発を背景として AfD が急速に台頭しつつあることからして、メルケルの路線は「CDU/CSU の右に民主主義的に正統化された勢力を形成させ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 CSU 元党首フランツ・ヨーゼフ・シュトラウス以来の党の基本方針に真っ向から反するものであった。難民危機が起こる前には 40 ％を上回っていた CDU/CSUの支持率が危機発生以降低下し続け、2016 年 4 月には 33.8 ％にまで低下し、世論調査において難民問題解決に関して CDU を信頼しているとする回答者の比率が 13 ％しかないという状況に陥っていたことは、CDU/CSU 内のメルケル批判派の危機感をさらに高めた（19）。
難民政策をめぐってメルケル首相や CDU 多数派と CSU や CDU 保守派との間の対立が激化する一方で、2016 年春以降も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難民の数は減少を続け、登録難民数は 4 月以降 1
か月あたり 16,000 人程度でコンスタントに推移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結果、2015 年の登録者数
が 100 万人以上となったとされた（ただし、連邦移民難民庁（BAMF）は 2016 年 9 月に再集計した統計を発表し、重複登録を除いた 2015 年の難民登録者数を 110 万人から 89 万人へと下方修正した）のに対して、2016 年 1 ～ 6 月の合計登録数は 222,000 人に減少した。ただし、バルカン・ルー
トは事実上閉鎖されたものの、地中海を越えてイタリアに到達する難民はなお 1 か月あたり 7 万人程度となっており、状況は依然として安定していなかった。それでも、ピーク時に比べればドイツへの難民流入数は大幅に減少したため、2016 年夏時点での各州の難民の当初受け入れ施設の収容可能数約 22 万人に対して、実際の収容者数は約 75,000 人となっていた。収容率が最も低くなっていたのはチューリンゲン州の 13 ％であり、最も収容率の高いバイエルン州でも約 50 ％となっていた（ただし、都市州での収容率は高く、ハンブルクとブレーメンでは約 80 ％となっていた）。このため、各州は受け入れ施設を縮小し始めていた（20）。
2015 年夏に始まった難民危機がこ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ピークを過ぎたにも拘わらず、それは
CDU/CSU にとって重荷になり続けた。2016 年 9 月はじめには、メルケル首相自身が CDU の州支部長を務めているメックレンブルク・フォアポンメルン州で州議会選挙が行われたが、この選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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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における CDU の得票率は 2011 年の前回選挙と比較して 4 ポイントあまり低下して 19.0 ％となった。これに対して、AfD の得票率は CDU を上回る 20.8 ％となり、同党は州議会において SPD に次ぐ第二党へと躍進した。メックレンブルク・フォアポンメルン州においては過去 10 年間 SPDを首班とする大連立が形成されており、この州議会選挙後もそれは維持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が、SPD も得票率を 5 ポイントあまり低下させ、30.5 ％に終わった。メックレンブルク・フォアポン
メルン州はドイツ南部や西部の州に比べれば難民流入に伴う影響をそれほど受けてなかったにも拘わらず、この選挙においては難民政策が大きな争点となった。CDU の筆頭候補者であったローレンツ・カフィアーも「この選挙においては難民政策が唯一の争点であった」と指摘した（21）。
この選挙結果を受けて、メルケル自身も「今回の選挙結果は連邦政府の政策、特に難民政策とも関係している」ことを認めた。彼女は「多くの人々が現在こ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われわれの能力に十分な信頼を持っ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ことを今や認めねばならない」とし、「従って、当然のことながら私にも責任がある」と述べた。そのうえで、メルケルは、今やどのようにして信頼を再び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かについて熟考しなければならず、自らその先頭に立たねばならな
いとしたが、他方では、自らの難民政策を正しいと考えていると再度明言して、この州議会選挙後も従来の政策を変更するつもりはないとする態度を変えなかった。彼女は、難民の流入数の減
少、庇護申請審査の厳格化と処理の迅速化、州及び市町村に対する難民対策財源の支援等によって「現在の状況は 1 年前より何倍もよくなっている」とする一方、AfD の台頭に動揺して「われわれまでもが主張を過激化させるならば、単純で明快な表現のできる人々だけが成功を収めるであろう」と警告した。彼女によれば、従来の政策によって「耐え抜き、真実の下にとどまる」場
合にのみ、有権者の信頼を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った（22）。
これに対して、CSU 側からは再び批判の声があがっ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CDU/CSU にとっての状況を極めて危険なものであるとし、メックレンブルク・フォアポンメルン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DU の「破滅的結果」は、彼が難民政策における路線修正を行うよう何度も要求したにも拘わらず、それが受け入れ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の一つの結果であると指摘した。この選挙直後に開催された CSU 連邦議会議員団会議においても、議員たちはこの選挙における「大きな敗北」の「誠実な分析」を要求するとともに、難民の年間受け入れ数に上限を設定するというかねてからの要求を繰り返した。9 月上旬には CSU 総務会は年間受け入れ数の上限を 20 万人とするという決議を採択して、これまでの CSU の要求を再確認した（23）。
メックレンブルク・フォアポンメルン州に続いて、9 月 18 日にはベルリン市議会選挙が行われた。ベルリンでもそれまで SPD を首班とする大連立が形成されていたが、この選挙では SPD の得
票率が 21.6 ％、CDU のそれが 17.6 ％でともに過去最低となり、メックレンブルク・フォアポンメ
ルン州の場合とは異なって、もはや大連立政権の維持すら不可能となった。それに対して、この選挙でも AfD は 14.2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てベルリン市議会に初めて議席を獲得した。この結果を受けて、ベルリン市では SPD を首班とし、緑の党と左翼党から成る赤赤緑三党連立が形成さ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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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とになり、CDU は野党に転落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この市議会選挙の直後に開催された CDU 総務会において、メルケル首相は再び自らに敗北の責任の一端があることを認め、「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十分ではないと言われており、私はそのために努力したい」と表明した。さらに、メルケル首相はハンガリーに滞留していた多数の難民をドイツに入国させた 2015 年 9 月の決定が「一時的に十分なコントロールができなくなる」という状態を生み出したことを認め、「私を含めて誰もこのような状況を繰り返すことを望んでいない」とし、「今やそれが一つの例外にとどまることに努力するつもりである」という意向を示した。しかし、メルケルはこの時点でも自らの決定を「比較考量において絶対に正しかった」とする態度を堅持し、「政策の根本的な修正を要求し、もはや難民を受け入れようとしない人々に対しては、『それは基本法、連邦共和国の倫理的基盤、私自身の信念にも反する』と言いたい」と述べて、難民政策に関する自らの立場を変更せず、20 万人という難民受け入れ上限を設定するという CSU の要求を再び斥けた（24）。
（2）連邦議会選挙に向けた難民政策に関する CDU と CSU の「和解」
2016 年春に続いて同年秋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も CDU が敗北を喫するなかで、2016 年 11 月下
旬には、CDU 総務会は 12 月に開催される CDU 定期党大会に提出するための動議を決議した。この動議は翌年の連邦議会選挙のための CSU との合同選挙綱領を作成する際の基礎にも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が、そこにも CSU が要求しているような難民の受け入れ上限の設定に関する提案は盛り込まれなかった。前述したように、メルケルが強く反対し続けるなかでそのような提案を動議に取り入れることは、メルケルに対する不信任と同じことであった。
ただし、この総務会提出動議においては難民政策にかなりのスペースが割かれており、CSU だ
けではなく CDU 内にも存在しているメルケル首相の難民政策に対する不満を反映して、「昨年のような出来事を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が明記された。他方で、2016 年春以降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難民の数が減少してい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いた。それはこの目的のために CDU/CSU が国
内、欧州、国際的レベルで短期間のうちに様々な措置をとった結果であるとされ、「必要な場合」には「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設置のような措置をさらにとるべきであるとされた。また、「バル
カン・ルートは近隣諸国によって閉鎖された」ことについても言及されていたが、メルケル首相
がオーストリア、ハンガリー、バルカン諸国等によるこのような措置を批判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は触れられていなかった。他方、アラブ地域からの難民・移民を念頭において、「わが国の法は名誉に関する不文律、部族や家族の絆、シャリア（イスラム法）よりも上位にある」として、女性、
異教徒、同性愛者等に対する差別や蔑視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ことが強調されていた。さらに、「あらゆる法的可能性によって、（ブルカのような）全身を覆う服装や年少者との結婚を禁止する」ことが支持された（25）。
12 月はじめに開催された CDU 党大会においては、この総務会提出動議に基本的に沿った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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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が採択されたのに加えて、党首選挙も実施された。これに先だって、メルケルは 11 月下旬に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に首相候補として立候補する意向を表明しており、CDU 党大会で彼女が党首に再選されることは、同時に首相候補に選出されることも意味していた。メルケルはこの CDU 党大会における演説の中で代議員に対して、「（昨年）あなた方に無理な要求を行った」と述べて遺憾の意思を示し、「（難民の大量流入という）昨年のようなことを繰り返すことはできず、繰り返すべきではなく、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を認めた。しかし、それにも拘わらず、党首選ではメルケルは 89.5 ％と過去 2 番目に低い得票率で党首に再選された（26）。
さらに、この党大会では、外国人を親としてドイツで生まれた子供に対して国籍選択義務を再導入するという青年同盟が提出した動議が際どい差で可決された。このような子供に対する国籍選択義務の免除（二重国籍保持の許容）は主として連立パートナーである SPD からの要求によって 2 年前に実施されたばかりであり、メルケル首相以下党指導部はこの動議に関する討議の際に再導入を行わないよう代議員に呼びかけた。党首選の結果に加えて、党首脳の説得にも拘わらず
この動議が可決されたことは、CDU 内にもメルケルの難民・移民・外国人政策に対する根強い不満が蓄積してい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た。CDU 内最大の州支部である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
ファーレン州支部の若手政治家が青年同盟の動議の可決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若手有力幹部であるシュパーンが公然とこの動議を支持する演説を行ったことは、それを象徴していた。
確かに、この決議が採択されても、実際には SPD の賛成が得られないことから、そのような国
籍選択の義務がすぐに再導入される可能性は低かった。しかし、CSU 指導部は、CDU 党大会のこの決議によって、二重国籍問題を CDU/CSU の選挙綱領において取り上げ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自らの考え方の正しさが実証されたと解釈した。CSU 幹事長アンドレアス・ショイアーはこの直後に、この CDU 党大会決議を「CDU/CSU が二重国籍に反対して連邦議会選挙戦に臨む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と理解している」と発言した。しかし、これに対してメルケル首相は「われわれがかつて行ったような二重国籍を争点とした選挙戦を今になって行うべきであるとは考えていない」と述べ、明確な反対を表明した。このため、2017 年秋の連邦議会選挙に向けて、CDU/CSU の間には、難民受け入れの上限設定に加えて新たな意見の食い違いが生じる可能性が生まれた（27）。
以上のように、2016 年を通じて CDU/CSU は難民受け入れの上限設定を中心に、難民・移民・外国人政策について内部対立を続けた。しかし、他方では、2016 年 12 月の CDU 党大会においてメルケル以外の人物が同党の首相候補になることはないことが確定し、2017 年春の 3 州における州議会選挙と同年秋の連邦議会選挙という一連の重要な選挙が近づくなかで、メルケルの政策を攻撃し続けることは CSU にとっても得策ではなくなりつつあった。2017 年 1 月末に欧州議会議長
マルティン・シュルツが SPD の首相候補に指名され、同時にガブリエルの後継党首に就任することになった後、彼と SPD の支持率が急速に上昇し、CDU/CSU やメルケルのそれと互角になる勢いを見せていたことも、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た。
このような背景から、2017 年に入ると CSU は次第に CDU との対立を緩和させる方向を取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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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め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2017 年 1 月上旬に「ドイツがドイツであり続けるために」というタイトルの庇護・難民・移民政策に関する文書をバイエルン州政府の閣議で審議したうえで公表した。
この文書におい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庇護を必要とする人々の受け入れはキリスト教的な人道上の責任の命じるところである」とする一方、「受け入れは、EU 内のフェアーで連帯的な負担配分を考慮し、一国の受け入れ能力の限界を超えない分担率に基づく秩序ある手続によ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て、ドイツの受け入れ能力には限界があることをあらためて指摘した。この点で、ゼーホーファーの文書は年間の難民受け入れ上限数を 20 万人にするという従来の要求を改めて確認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ただし、この文書は当初予想されていたほど強硬な表現にはなっておらず、難民受け入れ上限についても過度に強調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むしろ、EU 内での難民受け入れのフェアーな分担に加えて、EU 対外国境保護に関する加盟諸国の連帯的支援、トルコ
以外の諸国との難民送還に関する協定締結、「安全な出身国」認定対象国の拡大等の必要性が強調されたうえで、「最後の手段」としての効果的なドイツの国境管理が要請されていた。この文書の公表自体、彼自身ではなくバイエルン州首相府長官マルセル・フーバーが行ったことも、CDU との対立をこれ以上先鋭化させるつもりがないことを示唆するものであった（28）。
さらに、CDU がメルケルを首相候補とすることを決議したのに対して、当初 CSU はそれを支持するかどうかを明確にしていなかったが、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2017 年 1 月末には「CSU はメルケ
ルと共に自らの要求の多くを実現できる」と発言し、CSU が CDU とともにメルケルを首相候補として連邦議会選挙に臨むことを明確にした。また、CSU 総務会は連邦議会選挙のための CDU と
CSU の共同選挙綱領の立案にあたって、対立の的となっている難民受け入れ数の上限設定問題を
そこからはずし、この要求を CSU 独自の選挙綱領として作成する「バイエルン・プラン」の中で取り上げ、選挙戦で訴える方針をとっ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連邦議会選挙後に CSU の参加する連立交渉が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場合には、上限設定の要求を堅持するとしたが、連邦議会選挙戦においてはこの問題を事実上棚上げにし、CDU との協力を優先することを明確にした（29）。
このような動きを受けて、2017 年 2 月上旬にはミュンヘンで CDU と CSU の合同幹部会が開催された。そこではメルケルが両党の共同首相候補に指名され、夏までに起草される共同選挙綱領の基礎となる「ミュンヘン宣言」が採択された。この宣言の中では CDU と CSU が「多くの共通の立場と異なった立場を持つ独立的な二つの政党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る一方、両党は「キリスト教的人間像、共通の基礎的価値、社会的市場経済に対する信奉によって結びついている」ことが強調された。さらに、CDU と CSU が「共通の強さ」によって SPD、左翼党、緑の党による左派政権樹立を阻止することが共通の目標として掲げられた。
この会議においても、メルケルは難民受け入れ数の上限設定を拒否する態度を維持する一方、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CSU が選挙に勝利した場合には上限設定を支持する連立協定にのみ賛成するという表明を繰り返した。しかし、「ミュンヘン宣言」の中ではこの問題は取り上げられず、同時にゼーホーファーは難民政策における CDU と CSU の共通性の面を強調し、「メルケルは国内外で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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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きな名声を有する優れた首相である」と述べて、メルケル政権の継続を支持した（30）。
（3）2017 年春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DU の勝利と CSU の「バイエルン・プラン」
この後、2017 年 3 月から 5 月にかけて行われた 3 州における州議会選挙すべてにおいて CDU は勝利を収めた。3 月末に行われたザールラント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は、党内でメルケルに近い立場をとる幹部の一人であるアネグレット・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州首相が率いる CDU が前回選挙に比べて 5 ポイントあまり得票率を上昇させ、40.7 ％を獲得して最強政党の地位を維持した。これに対して、緑の党及び左翼党との左派連立を目指した SPD の得票率は 1 ポイントあまり低下して 29.6 ％に終わり、大連立が継続される可能性が高まった。この州議会選挙は、シュルツ
が SPD の首相候補となり、支持率を上昇させているなかでの初めての州議会選挙として注目されており、SPD にとってはこの結果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この後、4 月上旬に行われた公共放送
ARD の世論調査では、メルケルに対する支持が再びシュルツを上回った（31）。
それに続いて 5 月上旬に行われたシュレスヴィヒ・ホルシュタイン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も、
CDU は 32.0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て、27.3 ％の得票率に終わった SPD を政権の座から追い落とし、緑の党及び自由民主党（FDP）と連立を形成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CDU が州議会において野党の立場から政権を奪回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のは 2005 年の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州議会選挙以来のことであった（32）。
この選挙の 1 週間後には、連邦内最大の州である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州において州議会選挙が行われたが、そこでも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を最も支持する幹部の一人であるア
ルミン・ラシェットを筆頭候補とした CDU は、前回選挙と比べて得票率を 6.7 ポイントと大幅に上昇させて 33.0 ％を獲得し、SPD の最高幹部の一人であるハンネローレ・クラフトの率いる赤緑政権を追い落とした。SPD は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州において過去 50 年間のうち 2005 年から 2010 年を除く 45 年間にわたって政権の座にあり、党の首相候補となったシュルツ
も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州支部所属であったことからも、この選挙に敗れたことはSPD にとって大きな衝撃であっただけではなく、「シュルツ効果」がもはやなくなった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た（33）。
ただし、2017 年春の一連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 CDU が勝利し、しかもそのうち二度は CDU 内
で難民政策に関してメルケルを支持している州首相あるいは筆頭候補者によって達成された勝利であったことは、必ずしも政府の難民政策が有権者の多数から支持され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州議会選挙では、SPD の得票率は過去最低となったが、CDU の得票率も前回選挙と比べれば上昇したものの過去 2 番目に悪い結果であった。
SPD は難民政策において CSU はもちろん CDU よりも結束してメルケルを支持してきており、この点で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に対する批判票が SPD に向かうことはそもそもあり得なかった。従って、これらの州議会選挙の結果は CDU にとっての勝利というよりは SPD にとっての敗北であっ12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た。
この間、メルケルとシュルツに対する支持も前者に明確に有利になっていった。アレンスバッ
ハ世論研究所の調査によれば、2 月時点ではメルケルが首相を続けることを支持する回答者が26 ％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シュルツが首相になることを望む回答者は 39 ％と大きく上回っていた。しかし、6 月までにはメルケル支持が 45 ％へと大幅に上昇したのに対して、シュルツ支持は
20 ％へと大きく低下した。このようにメルケルに対する支持が回復した背景には、首相として10 年以上の実績を有する彼女に対して、主として欧州議会で活動してきたシュルツの国内政治家
としての手腕に疑問を抱く有権者が次第に増加したことの他、2015 年の難民危機以降様々な対策がとられてきたことに加えて、2016 年春以降難民数が減少に向かっていったことも影響していた（34）。
CDU/CSU にとってのこのような状況の好転のなかで 2017 年 7 月はじめに公表された CDU/
CSU の共同選挙綱領である「2017-2021 年統治綱領」では、2 月の同党合同幹部会で合意された通り、難民受け入れ数の上限設定の問題については触れられなかった。その代わりに、CSU からの批判を間接的に認める形で「2015 年のような状況は繰り返すべきではなく、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
い。なぜなら、この点について、すべての関係者はこの状況から学んだからである。」という文章が盛り込まれた（35）。
ただし、この「統治綱領」発表後もメルケル首相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この問題に対する態度を変更し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メルケルは 7 月下旬に行った ARD のインタビューで、「（難民受け入れの）上限に関する私の態度は明確である」として、「私はどのような状況下でもそれを受け入れるつもりはない」と再度明言した。メルケルは CDU と CSU が異なった政党であることを改めて強調し、連邦議会選挙において両党が特定の問題において異なる立場をとることは今回が初めてではないと指摘した。
これに対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も、CSU 支持者から「バイエルンのライオンはもはや咆哮せず、
メルケルとの関係では喉を鳴らす子猫になった」という批判を受けないためにも、この問題において態度を変更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彼は 7 月末に行った新聞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いて、現在のメルケルとの関係が非常によいとした一方で、「難民のために国境を開放するという 2015 年 9
月のメルケルの決定は、連邦議会において CDU/CSU が絶対多数を獲得するという、私の目から見ればそれまであったチャンスを逃すことにつながった」と述べて、当時のメルケルの決定を再度批判した。彼は、その後政府の難民政策が「われわれの意味で」変更されたことこそが CDU/
CSU の支持率回復につながったとし、「このような状況は続けられるべきである」と主張した。さらに、彼は難民受け入れ数に年間 20 万人という上限を設けるという要求を繰り返し、「何よりも賢明な政策によってわれわれが AfD の得票率を（議席獲得が不可能となる）5 ％未満に抑え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指摘した（36）。
このような意見の相違を反映して、CSU が 7 月半ばに発表した独自の選挙綱領である「バイエ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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ルン・プラン」においては、年間 20 万人という難民受け入れ数の上限を導入するという要求が掲げられた。また、補完的保護の対象となる難民に関しては、家族の事後的呼び寄せを今後とも停止するべきであるとされた。さらに、滞在権を有する人々の統合はドイツの「主導的文化」を基準とするべきであるとされた。その基準として「キリスト教的特徴を持つ現行の価値秩序、われ
われの習慣と伝統、われわれの共同生活の基本ルール」があげられ、公共の場での全身を覆うブルカの着用禁止等が要求された。さらに、CSU は実効的な入国審査を要求し、証明文書を持たずにドイツに到着した者等、身分や国籍が明確でない者を入国させてはならないとした（37）。
第3章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の連邦内相就任（1）連邦議会選挙後の CDU と CSU の難民政策に関する合意形成
CDU と CSU は難民政策に関して一応の妥協を達成し、2017 年春の一連の州議会選挙を乗り切って同年 9 月の連邦議会選挙に臨んだが、結果的にはもう一つの「国民政党」である SPD とともに大きな敗北を被った。CDU/CSU の得票率は 2013 年連邦議会選挙の 41.5 ％から 32.9 ％へと大幅に低下した。この得票率は戦後西ドイツにおける政党システムが未だ確立していなかった 1949
年の第 1 回連邦議会選挙に次いで史上 2 番目に低く、CSU が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いて 40 ％を下回る
得票率しか得られなかったのも 1949 年以来のことであった。SPD の得票率が 25.7 ％から 20.5 ％へと低下したことと合わせて、第 3 次メルケル大連立政権は有権者から事実上不信任を突きつけられた形となった（38）。
連邦議会選挙の翌日、メルケル首相はユーロ危機や難民危機、それを背景とした AfD の台頭という形で先鋭化した政治的両極化の原因が自らにもあることを認め、「このような事態の展開が私個人とも関係していることは極めて明らかである」と述べた。しかし他方で、メルケルは「それにも拘わらず、私は自らの首相在任中の根本的決断が正しかったと信じている」と明言し、「わ
れわれが今になって異なったこと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と述べて、難民政策
をはじめとした従来の方針を維持する姿勢を明確にした。
このように表明したメルケルは、2005 年の政権発足後彼女の側近として CDU/CSU 連邦議会議
員団の院内総務を務めてきたフォルカー・カウダーを再選することを議員団に対して提案した。
しかし、9 月 26 日に行われた院内総務選挙では、カウダーは再選されたものの、対抗候補がいな
かったにも拘わらず、これまでで最も低い 77.3 ％の得票率に終わった。2013 年連邦議会選挙後の院内総務選挙では、彼の得票率は 97.4 ％であったことからして、この院内総務選挙の結果はメルケルに対する議員団の不満の大きさを示すものであった（39）。
FAZ 紙は、メルケル首相に対するこのような不満の背景には、難民政策だけではなく、彼女の政権の下でエネルギー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家族政策等広範な分野において「徐々に静かに行われてきた革命」に対する党内保守派の不満があると指摘した。同紙によれば、この「革命」は C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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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に左派中道派の新たな支持者をもたらしたが、メルケルはそれによって「突然故郷を喪失し、追放されたように感じた保守派の人々」に対する配慮を怠った。FAZ 紙は、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2015 年秋にメルケルが決断した難民に対する国境の開放は際だった意味を持っていたと指摘し、次のように論評した。
「当時、まさに中産市民層において国家と法秩序に対する多くのドイツ人の根本的信頼が、破壊はされなかったとしても動揺させられた。国境の開放に代わる選択肢はないという主張や、移民の大量流入を大きな幸運であるとし、それに対して疑いを持つことを大きな悪であると主張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に続いて行われたことは、今日に至るまで必ずしもドイツ陶酔者ではない人々を（それに反対する）バリケードの上に向かわせている。」
FAZ 紙は、そのような有権者は「首相府や大連立においては、移民を左派の多くがなお夢見ている『別の共和国』への道を推進するための手段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人々が活動しているという確信」を抱き、「無規律な大量移民の結果に対して政治的『エスタブリッシュメント』が目を閉ざしているという印象」を強めた結果、CDU だけではなく CSU や SPD も選挙において大きなツケを払わ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と総括した（40）。
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党首に対する不満は CSU においても CDU 同様あるいはそれ以上に見られた。連邦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SU の得票率が連邦全体で 6.2 ％にとどまり、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いてすら 38.8 ％に終わったことは、同党に大きなショックを与え、ゼーホーファーは予想外に早く窮地に追い込まれた。彼は、選挙戦前に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に反対したり賛成したり、難民の受け入れ数上限の設定を要求したりしなかったりするという不明確な行動によって、バイエルン州の伝統的支持者の一部を混乱させ、AfD や FDP に票を奪われた。連邦議会選挙に続いて 2018 年秋には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が予定されており、こ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絶対多数を失うことは CSU
にとって最大の悪夢であった。従って、州議会選挙までに流出した支持者を取り戻し、明確な路線を確立することは CSU にとっての最優先課題となった。
ただし、この時点でゼーホーファーを公然と批判し、彼を追い落とせば、選挙後の連立交渉において CSU の立場をさらに弱体化させ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ため、連邦議会選挙直後に開催された CSU
バイエルン州議会議員団の会議では、党首の交代を要求する議員たちは少数派にとどまり、さしあたっ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党首の地位を維持できることになった。彼自身、11 月に CSU 党大会が開催されることを指摘し、そこが人事に関する議論を行うための正しい場であると強調して、批判をかわそうとした。
しかし、連立交渉に向けて、さしあたって党内で混乱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を回避するという方向性は支持されたものの、CSU 内で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に対する批判は沈静化しなかった。ゼーホー
ファーが連邦議会選挙結果についての分析を行った際に、CSU が選挙戦中に「右側面」において隙を見せたと述べたのに対して、元バイエルン州首相ギュンター・ベックシュタインは「問題は右傾化ではなく、われわれが難民受け入れ数の上限設定を実際に実現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をどの程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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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の人々が信じ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と指摘し、ゼーホーファーの曖昧な態度が選挙での敗北をもたらしたと間接的に批判した（41）。
連邦議会選挙直後、SPD は大連立の継続を拒否することを明確にしていたため、CDU/CSU、
FDP、緑の党によるいわゆる「ジャマイカ連立」が政権樹立のための事実上唯一の選択肢となった。しかし、CDU と CSU においてはそれぞれの党指導部に対する不満が渦巻いており、また難民政策に関する CDU と CSU の立場も依然として一致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のため、両党は連立事
前協議を前にして、難民政策に関する合意形成のための会議を 10 月 8 日に開催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が、メルケルとゼーホーファー同様に、両党の院内総務であるカウダーとアレクサンダー・ドブ
リントの態度も必ずしも一致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の会議直前に、ドブリントは、両党の間では「細部のことではなく、根本的なことが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と述べてメルケルの路線を間接的に批判し、CDU/CSU が「保守的で政治的に右に位置する有権者」に対する働きかけを強めねばならないという見方を示した。しかし、カウダーは「左派か右派かが問題ではない。そのよう理論的な議論はまったく有益ではなく、市民も関心を持っていない」と述べてドブリントの見方を否定した。また、カウダーは CSU が要求している難民受け入れ数の上限設定に関しても、「この対立を最終的に解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たものの、CDU が CSU とは異なった立場をとっている
ことを改めて指摘した（42）。
メルケルやカウダーの方針に対する批判の声は CDU 内からもあがった。10 月上旬にドレスデンで開催された青年同盟の総会は、「過去 12 年間の統治期間の成果は CDU と CSU に対する支持を拡大するには十分ではなかった」とする決議を採択した。この決議は、メルケル政権下で経済政策重視派や価値保守派が影響力を低下させたことが党の支持低迷をもたらしたとする見方に基
づいて、「CDU/CSU が独自の勢力と未来の推進力として認知される」ためには、「社会的、自由主義的、保守的という CDU/CSU の 3 つの政治的根源を均等に反映する党と議員団の強化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た。さらに、決議は「政府、議員団、党における新たな顔によって国
民政党のスペクトラム全体を反映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たが、そこで「鮮明な輪郭を持つ人物」として想定されていたのは、ザクセン州首相スタニスラフ・ティリッヒやシュパーン等のメルケルに批判的な党幹部であった（43）。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 10 月 8 日に開催された CDU と CSU の難民政策に関する合意形成のための会議は、当初難航も予想されたしかし、連立事前協議を目前にして、両党がいつまでも合意できなければ党指導部には政治的行動力がないと見なされ、FDP 及び緑の党との交渉上の立場を弱めると考えられたことから、結果的には妥協が形成された。
この会議において採択された合意文書では、「人道的理由に基づく受け入れ総数が年間 20 万人という数を越えない状態を達成す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メルケルの方針を反映して「上限」という表現は盛り込まれなかった。他方で、ゼーホーファーが要求していた通り、事実上の上限としての 20 万人という数字が明記され、「ドイツと欧州に難民としてやって来る人々」の数を「持続13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的かつ長期的に」減少させる努力を続けねばならず、「われわれはそれを保障する」とされた。さらに、20 万人という受け入れ規模が「予想に反して国際的国内的状況の変化によって遵守できない」場合には、連邦政府と連邦議会が合意して「上方あるいは下方への目標の調整」を決議するとされていた。
そのような目標を実現するための具体的措置としては、難民発生の原因に対する対処、EU トルコ協定をモデルとした難民の母国及び経由国との協力、EU 対外国境の保護、EU レベルでの庇護手続及び母国への送還の共同実施、EU 共通庇護システム（GEAS）と EU 内で庇護申請に対して責任を負う国を決定するルールであるダブリンⅢ規則の改革等、これまでも連邦政府が目指してきたことが列挙されていた。さらに、2016 年春以降実施されている補完的保護対象者の家族の呼び寄せの停止を継続することも明記されていた。
また、この文書では、今後新たに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すべての庇護申請者の手続を南ドイツの
いくつかの都市に設置されている施設をモデルにした「決定・送還センター」において一括して行うとされ、庇護申請者は「申請に対するできる限り迅速な決定が行われるまでそこに留め置かれる」とされていた。この措置が実施されれば、今後庇護申請者は申請に対する決定が下されるまでセンターを離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り、申請が却下された場合には、このセンターからただちに国外退去処分に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はずであった。他方、EU 対外国境管理の実効性が保障されるまでドイツ国境での検問は維持されるとされていたが、国境での難民の入国拒否という強硬派の要求は事実上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なかった（44）。
（2）ゼーホーファーのバイエルン州首相辞任と連邦内相就任
以上のように、ジャマイカ連立事前協議を前にして CDU と CSU は難民政策に関して一応の合意に達した。しかし、それにも拘わらず、CSU 内の党指導部に対する不満は沈静化しなかった。
10 月半ばには CSU のミュンヘンの郡支部長の多くが参加して会合が開かれ、党と州政府のトップにおける「人心の一新」を要求することで合意したとの報道がなされた。 党内でのこのような動きに対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まずベルリンでの連立事前協議を行って結果を達成し、その後で CSU とバイエルン州政府の人事問題に取り組むべきであるとして、事態を先鋭化させないよう呼びかけ、11 月に開催予定の CSU 党大会では自らが党首の交代も含めて党内多数の意見に従うことを繰り返し示唆した。
しかし、ゼーホーファーのこのような呼びかけにも拘わらず、彼に対する圧力は低下せず、む
しろ逆の方向へと向かっていった。10 月下旬には、現時点で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が行われた場
合には、CSU の議席が絶対多数を明確に下回るであろうとする世論調査結果が公表された。この調査における CSU の支持率は 41 ％であったが、これは過去 60 年で最も低い値であった。このよ
うに CSU にとっての状況が改善されない一方で、ジャマイカ連立事前協議が 11 月までかかる可能性が高くなったことから、11 月半ばに予定されていた CSU 党大会は連立事前協議の結果を見極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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めるために 12 月半ばに延期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45）。
さらに、11 月上旬にはバイエルン州青年同盟の総会が開催されたが、そこでは州議会選挙前に「人事面での刷新」を行うために「州政府首脳の秩序ある交代のための道を開くべきである」とする決議が採択された。これは、事実上ゼーホーファーに対して辞任を求める党内で初めての公式決議であった。確かに、青年同盟の決議は通常であれば党内でそれほど意味を持たないものであったが、この時期にこのような決議が採択されたことは大きな注目を集めた。これに対して、
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ベルリンでの事前協議が終了すれば、私はただちに明確かつ明白な対応をするであろう」と繰り返したが、彼がベルリンでの連立事前協議を理由にこの総会への来賓としての参加を直前にキャンセルしたことは、青年同盟側の不満をさらに高めた。
他方、この総会に出席したゼーダーは「私は『よくやった！』と尊敬している」と述べて、青年同盟の「勇気」を称賛した。フランケン出身の法律家であり党内保守派に属するゼーダーは以前からゼーホーファーの後継者となる野心を見せており、彼との関係もよくなかった。しかし、ゼーダーがあえてこのような発言をしたこと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の影響力の低下が党内で広く進行していることを示唆するものであった。実際、この時点での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ける世論調査では、CSU の支持率はさらに 37 ％にまで低下していた（46）。
ゼーダーをはじめと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に対する批判の高まりに対して、バイエルン州内相ヨアヒム・ヘルマンやバイエルン州副首相イルゼ・アイグナーといっ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に近い党
幹部は、「ゼーダーが振りまいているイメージは破滅的なものである」と指摘して間接的にゼー
ダー等を批判し、まずジャマイカ連立事前協議の結果を待つよう勧告した。さらに、アイグナー
は「われわれは決して AfD だけに票を奪われたのではなく、緑の党や FDP にも票を奪われた」と指摘し、CSU が連邦議会選挙における打撃の結果として右傾化路線をとることに対しても反対した（47）。
ゼーホーファーをめぐるこのような党内の不透明な状況から、CSU はジャマイカ連立事前協議
において積極的で柔軟な態度をとることができず、交渉を進展させずに消極的で防御的な戦術に終始した。党内での批判が高まり、自らの進退をめぐる決断を迫られ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連立
事前協議が続いているという論拠によってのみ、それを先延ばし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しかし、彼は、ベルリンにおける連立事前協議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結果を得ることが CSU における自らの地
位を守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かについて確たる方針を持っているようには見えなかった。事前協議において実務的に重要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たドブリントやショイアーにとっても、現党首であるゼー
ホーファーが事前協議において何を目指しているかが不確かであり、かといって彼に代わる党首が誰になるかも判然としなかった。従って、交渉におけるゼーホーファー、ドブリント、ショイ
アーの発言や態度も必ずしも一致せず、不明確なものとなった。
ジャマイカ連立事前協議自体は、CSU と緑の党の間の政策距離が遠く、FDP も強硬な態度をとり続けたため、11 月下旬には決裂した。その結果、残された唯一の選択肢として、当初は野党宣13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言をしていた SPD と CDU/CSU との間で再び大連立を形成するための協議が開始された。これと並行する形で、2017 年 12 月はじめには CSU バイエルン州議会議員団会議が開催されたが、翌年秋の州議会選挙を控えて同議員団内で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の行動に対する不満が高まっており、この時点までには少なくともゼーホーファーが州議会選挙の筆頭候補になることはほとんど不可能な状況となっていた。さらに、この会議で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が党首と州首相の職を続けるべきか否かも議論の焦点とな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てい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に直面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彼の後継を目指すゼーダーとの間で権力を分割するという妥協を受け入れた。これを受けて、CSU 州議会議員団会議はゼーダーを翌年の州議会選挙の筆頭候補とすることを全会一致で決議した。さらに、ゼーダー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から「2018年第 1 四半期頃に」バイエルン州首相の地位も引き継ぐことになったが、新しい連邦政府がどのような形になるか明確になっ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からも、交代の時期についてはこの時点では確定されなかった。こうして、ゼーダーがバイエルン州首相に就任する一方、ゼーホーファーがさしあたって CSU 党首を続けるという一種の二頭制が短期的解決策として選択された。
他方で、ゼーホーファーは新しい連邦政府が樹立された場合には「高いランク」の連邦閣僚に就任する可能性を示唆した。かつて党首であったシュトラウスやテオドール・ヴァイゲルの例に見られたように、CSU が連邦レベルで強い影響力を発揮するためには、党首が連邦政府に入閣している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った。2015 年にメルケル首相が国境の開放を決断した時にも、ゼーホー
ファーは連邦閣僚ではなかったため、その結果を州レベルにおいて「食い止め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かった。従って、ゼーダーが州首相としてミュンヘンからバイエルン州の利益を代表する一方、ゼーホーファー（彼は 1980 年に連邦議会議員となって以降、主として連邦政治に携わってきた）
が CSU 党首の立場で連邦閣僚になることは、連邦政治における CSU の発言力を強化するうえで得策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た。このような妥協の後、12 月半ばには延期されていた CSU 党大会が開催され、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83.7 ％の得票率で党首に再選された（48）。
その後、2018 年 2 月上旬に大連立政権の連立交渉が合意に至るのと前後して、新政権の閣僚ポスト配分が行われた。その際には、上記のような CSU 内の指導部再編と権力分割に加えて、難民問題をめぐる CDU/CSU 内の対立が依然として完全には解決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や、同年秋に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が予定されていること等から、ゼーホーファーが国内治安や移民・難民政策を管轄する連邦内務相に就任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さらに、内務省の権限は大きく拡大され、「内務・建設・郷土（Heimat）省」という名称に変更された。大連立を円滑に形成するために財務、外務、
労働社会という 3 つの重要ポストを SPD に譲った CDU/CSU にとって、内相ポストは残された最も重要なポストであり、このポストをさらに権限を拡大する形で CSU に与えることはメルケル首相にとって困難な決断であった。CSU に内相ポストが配分されたことは、同党が主張していた 20万人という難民受け入れ数上限の設定が連立協定において曖昧化されたことに対する代償であるという見方もされた。CSU はこの権限を強化した内務相に加えて経済発展援助相と交通相の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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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ポストを獲得し、経済発展援助相にはゲルト・ミュラー、交通相にはショイアーが就任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れに加えて、CSU 副党首ドロテー・ベールが首相府のデジタル担当国務相に任命された（49）。
このような経緯を経て、連立協定案が CDU 党大会と SPD の党員投票によって最終的に承認され、フランク・ヴァルター・シュタインマイアー大統領が連邦議会に対して正式にメルケルを首相に任命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た 2018 年 3 月 5 日、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CSU 総務会において、3 月 13 日にバイエルン州首相を辞任することを表明した。
第4章

難民政策をめぐる CDU と CSU の対立の再燃（1）ゼーホーファーの「マスター・プラン」をめぐる対立
連邦内相に就任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第 4 次メルケル大連立政権が 2018 年 3 月に発足すると同時に、「迅速な庇護手続と一貫した（難民）送還のためのマスター・プラン」を立案することを表明した。CDU/CSU と SPD の連立協定では、前政権時代の「庇護パッケージ」に含まれていた構想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を庇護申請手続が終了するまで収容しておく「到着・市町村配分・決定・送還センター（頭文字を略してアンカー・センター（AnKER-Zentren）と呼ばれた）」の設置、庇護申請処理の迅速化と滞在権を認められなかった難民の国外退去執行数の明確な引き上げ、さらに違法入国を阻止するための連邦警察官の 7,500 名増員等が規定されてい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が表明した「マスター・プラン」は、そのうち主として庇護申請処理の迅
速化や国外退去執行数の引き上げを実現するための計画であり、彼は遅くとも夏までにそれを閣議に提出するとしていた（50）。
その後、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いったんこの「マスター・プラン」を 6 月上旬に公表することを表明したが、それはすぐに延期された。その理由は、この問題と関連して国境で難民の入国を拒否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か否かをめぐって CDU と CSU の間に激しい対立が再燃したことにあった。
前述したように、2015 年秋以降ドイツに入国した大量の難民に関しては、庇護申請に対する決定が出る前に申請者が他の地域に移動して行方不明となったり、申請が却下された後も法的な異議申し立てや病気等の理由で国外退去を拒んだり、パスポートを意図的に破棄して出身国の特定を妨げたり、出身国が受け入れを拒否する等の例が大量に発生し、国外退去の執行が困難となっていた。このため、2018 年の連立協定では、今後新たに入国して来る難民を国境に近い 5 ～ 6 か所に設けられた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に収容し、迅速に庇護手続を行い、却下された場合にはそこ
からただちに国外退去させることが計画されていた。しかし、この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の設置自体について必ずしもすべての州が賛成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ため、バイエルン州以外では計画は必ずしも進捗していなかった（51）。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なかで、バイエルン州首相となったゼーダーは 2018 年 5 月下旬にアンカー・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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センター計画に対して疑問を呈したうえで、2015 年のような難民の大量入国を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し、「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が機能しない場合には、国境における入国拒否を行わね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した。ゼーダーの発言は、陸路でやって来る難民の多くが到達する国境を抱えるバ
イエルン州において 10 月に予定されている州議会選挙を念頭においたものであると推測された。
また、これと時期を同じくして、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の難民収容施設で国外退去を拒否する収容者による暴動が発生する一方、連邦移民難民庁ブレーメン支所長が弁護士等とともに2013 年から 2016 年の間に 1,200 件以上の庇護申請を不正に認めていた疑いがあるというスキャン
ダルが発覚したこと等からも、この問題に関する議論が再燃した。このような背景の下で、CSUは今後すでに EU 指紋認証データ（Eurodac）に登録された難民を国境で拒否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た（52）。
CSU がこのように主張したのに対して、メルケル首相は 6 月上旬の連邦議会における討議の際に、2015 年の難民危機当時の自らの判断の正当性を改めて強調した。その際、メルケルは 2017 年
7 月の欧州司法裁判所の「ジャファリ判決」を引き合いに出した。この判決は、クロアチアからEU に入り、同国からオーストリアへの通過を「黙認」された難民の庇護申請管轄権がどちらの国にあるかを判断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のケースに関して、欧州司法裁判所は（難民が最初に EU
域内に入った国が庇護審査の管轄権を持つという）ダブリンⅢ規則が危機の時期においても有効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し、クロアチアに管轄権があることから、同国がこの難民を再び受け入れねばならないとした。しかし同時に、欧州司法裁判所は、難民が異例の多さとなった場合に、EU 加盟
国が権限のない場合でも庇護手続を引き受ける用意があると宣言する「自発的関与」の可能性も認めた。メルケルはこれまでも「ジャファリ判決」のこの部分を 2015 年の判断の根拠として主張していた。ただし、この「自発的関与」を通常のルールとして認めるか、あるいは難民受け入れの不均衡を緩和するためだけの例外と考えるかについては、国際法学者の「欧州派」と「ナショナル派」の間でも意見の対立があり、この判決から 2015 年にドイツがそのような行動を取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かどうかについての結論を引き出す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それは結局のところ
政治的問題であった（53）。
いずれにせよ、メルケル首相は、国内法よりも EU 法を優先させるという立場から、安全な第三国を経由して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を受け入れたことを正当化した。もっとも、ダブリンⅢ
規則においても、すべての EU 加盟国が庇護申請者を「安全な第三国」へ送り返す権利を保持することが明記されていた。メルケルの政策を批判する人々はその点も指摘したが、連邦政府は内相が安全な第三国から入国しようとする難民を拒否する規定を停止する権限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をあげて、それに反論していた。
以上のように、メルケル首相をはじめとした CDU 主流派と CSU の間では、隣接する諸国からやって来る難民の入国を拒否するか否かをめぐって大きな意見の対立があった。CSU が他の EU諸国ですでに庇護申請を行っている難民については入国を拒否すべきであると主張していたの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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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して、CDU はドイツで庇護申請を却下された難民のみを国外退去させるべきであるとして、それに反対していた。
このような対立から、ゼーホーファー内相は、6 月 12 日に予定していた 63 項目から成る「マスター・プラン」の発表を延期すると表明した。連邦内務省スポークスマンは「計画された措置のうち 62 の措置についてはゼーホーファー内相とメルケル首相との間で合意されているが、国境管理に関してのみ協議が続いている」と述べた（54）。
この問題をめぐる CDU と CSU の対立はその後も次第に激しさを増していった。6 月 13 日夜には、メルケル、ゼーホーファー、ゼーダー、ブーフィエがこの問題を解決すべく会談を行った。
その際、CDU 側は 6 月末に新たな共通庇護政策について審議するために開催される EU 定期首脳会議を待つよう要請したが、CSU 側はそれを受け入れず、会談は物別れに終わった。
この直後、CSU は、同党が主張しているような方針に基づく国境における難民の入国拒否を
ゼーホーファーが連邦内相としての政令を通じて実施するであろうと表明した。これに対して、
メルケル首相は、ドイツが合意なしに他の諸国の負担になる形で一方的に行動するべきではないと発言し、連邦政府報道官は基本法に規定されている首相の基本方針決定権を指摘して牽制した。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後に CDU 幹事長となっ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も「ゼーホーファー
によって計画されている移民の無秩序な拒否は（他の EU 諸国に対して）ネガティブなドミノ効果を発揮し、最終的には CDU が常に支持してきた欧州統合に対して疑問を呈す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ろう」と強く警告した。しかし、EU 全体での合意に基づく対処という方針を主張する CDU 首脳に対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2015 年の難民に関する決定によって欧州の分裂をもたらしたのは CDU である」と反論した。クロイツァーも「われわれはすでに一度、メルケル首相から欧州レベルでの解決策を目指すために次の EU 首脳会議までの時間を与えるよう要請された。…それか
ら何度も EU 首脳会議が開催された。しかし、今日に至るまで欧州レベルでの解決策は示されていない」と批判した。このような非難の応酬の中で、ゼーホーファーが CDU 及び SPD との連立の解消を考えているといった報道がなされる等、この問題はメルケル首相によるゼーホーファー
内相の解任、連邦議会における CDU と CSU の合同議員団解消、連立の崩壊といった危機へと発展する様相を見せ始めた（55）。
しかし、CDU と CSU がそれぞれ主張しているいずれの方針をとったとしても、この問題の解
決は容易ではなかった。CDU の方針が実現され、EU 対外国境での信頼できる庇護申請者受け入れ体制と EU 内での難民の配分メカニズムが再び機能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しても、ドイツを目指そうとする難民が多数いる限り、ゼーダーが「移民ツーリズム」と名付けた難民の移動を阻止す
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と予想された。他方、CSU の主張通りに他の EU 諸国においてすでに登録された難民の入国をドイツ国境で拒否したとしても、それ以外の難民については入国させ、庇護審査を行うということを続けた場合には、EU 対外国境地帯の諸国では登録が行われず、難民の通過が黙認され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た。さらに、ダブリンⅢ規則によれば、庇護管轄権が他の国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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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ある難民を 6 か月以上滞在させた場合には、管轄権は当該滞在国に移ることになっており、現状でも、イタリア、ギリシア、ハンガリー等は、自国に管轄権のある難民のドイツからの送還手続を遅らせ、6 か月が経過するのを待つという方法をしばしばとっていた。
このようなジレンマの下で CDU と CSU の対立が続くなか、CSU は前述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の政令による登録済難民の入国拒否を実際に実施するかどうかを 6 月 18 日の党総務会で議論したが、結果的には EU 首脳会議が開催される 6 月末までそのような措置の実施を延期するという形
でメルケルと CDU に対して一時的に譲歩した。しかし、CSU 総務会は「来たるべき EU 首脳会議
において十分な効果を持つ結論が得られない限り、遅くとも 7 月第 1 週から（難民の入国）拒否を実施する」ことも決議しており、状況は緩和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
実際、CSU 総務会における譲歩の後も、ゼーホーファーは自らの政策に反する行動を首相の基本方針決定権に抵触するものと考えるというメルケル首相の示唆を念頭において、「連立パートナーである CSU の党首に対して首相の基本方針決定権によって脅しをかけることは極めて異例のことである」と指摘し、「CSU はこのようなことを甘受しないであろう」と発言した。これに対して、ショイブレ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がメルケルの意思に反してドイツ国境における庇護申請
者の入国拒否を命じるならば、彼女は自らの地位の尊厳からゼーホーファーを解任する以外に選択肢がなくなるであろう」と警告した（56）。
（2）EU 首脳会議と連立与党合意
CDU と CSU の間でこのように激しい対立が続くなか、公式の EU 首脳会議の前段階として、6
月 24 日にはまず難民問題の EU レベルでの解決策を協議するために EU 委員会が招集するという形で 16 か国による非公式会議が開催された。EU 委員会が当初この会議に向けて準備していた最終声明草案では、EU 内での難民の公正な配分を実現するための「効果的な連帯性メカニズム」を含むダブリンⅢ規則の改革の「迅速な実現」が目標として掲げられていた。また、特に中・東欧諸国やオーストリアの要求に基づいて EU 対外国境管理協力機関（Frontex）を 2020 年までに 1 万人に増員することや、欧州庇護支援事務所（EASO）の難民送還等に関する権限強化も提案されていた。さらに、主要な難民出身諸国及び難民通過諸国との協力の強化や地中海で救助された難民の庇護申請を処理する中央施設の設置等の提案も盛り込まれていた。
しかし、難民の送還の迅速化のために想定されている措置によって負担増を被ることを懸念するイタリアや、EU レベルでの尚早な決定による混乱を恐れるハンガリー等の東欧諸国による反対から、この最終声明を採択することは結局断念された。そのため、メルケル首相は、短期的目
標として「（EU 内で移動する）2 次的移民とすでに EU 加盟国のいずれかにおいて登録された難民の国境を越える移動を回避するための」二国間あるいは三国間での協定締結をめざすという方針を示した（57）。
6 月 28 日に開催された公式 EU 首脳会議において、メルケル首相はこの方針に従って 2 次的移民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139を回避するための二国間協定の締結に対する他の諸国からの支持を得ようとした。フランス、スペイン、ギリシア、ブルガリア、フィンランド等がそれに応じる姿勢を見せたのに対して、地中
海経由でやって来る難民を多数受け入れているイタリアのコンテ首相は、難民受け入れ分担を各国に求め、各国がそれに応じない場合には会議の最終声明に署名しないとする強硬な態度をとった。このため、首脳会議は行き詰まる様相を見せ、29 日未明まで 10 時間近く続いたが、最終的には今後の基本方針については合意するという形で決裂が回避された（58）。
EU 首脳会議後、メルケル首相は、この会議での合意や個々の諸国との間で想定されている措置を基礎とすれば、ゼーホーファーが行うとしている国境における難民の拒否と同等以上の効果があり、実際に本質的な進展が達成されるであろうと述べた。ま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
は EU 首脳会議の合意を「真の打開」であると高く評価し、「メルケルは多くのことを達成し、欧州レベルでの解決策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た」と述べた。
しかし、実際にはこの会議ではあらためて難民政策をめぐる EU 内の対立が浮き彫りになり、合意内容も原則決議の域を出ない具体性に欠けるものであった。メルケルは上記の発言と同時に、
ギリシアとスペインがダブリンⅢ規則に基づいてすでに両国で登録された難民の再受け入れを行う意向を表明し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ただし、このことが適用されるのはドイツとオーストリアの国境において検問対象となった難民だけであった。さらに、メルケルは「他の EU 諸国との間でも難民の送還に関する手続きの迅速化についての協定を締結することも検討されている」としたが、具体的な国名はあげず、イタリアとの間では現在のところ合意がないと述べた（59）。
CSU は 7 月 1 日に党総務会を開催し、連邦議会議員も参加して EU 首脳会議の結果について審議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この会議において、EU 首脳会議によって CSU の要求が十分満たされたというメルケル首相の評価を全面的に否定し、「計画されているような措置は CSU が要求している国境における（すでに他の諸国で登録された）難民の拒否という点では効果のない間に合わせの策に過ぎない」と批判した。ま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EU 首脳会議において最も重要な国である
イタリアやオーストリアとの二国間協定を締結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も批判し、むしろこの会議で合意された措置を実施すれば、ドイツは本来それを管轄すべき他の諸国の任務まで引き受けることになり、難民危機の緩和ではなくその激化をもたらすと主張した。さらに、彼は CSU
総務会の前日に行ったメルケルとの協議も「効果がなかった」とし、CSU 党首と連邦内相の職を辞任する可能性を示唆した。
ゼーホーファーのこのような強硬な態度に対しては、CDU との駆け引きの一環であるという見方もあったが、CSU 総務会の直後に開催された CDU 総務会においては、メルケル首相も「状況は深刻である」という発言を繰り返した。EU レベルでの合意を優先し、ドイツが単独行動をすべきではないと考えるメルケル首相等 CDU 主流派と、難民問題を EU 任せにせず、必要があれば国内的措置によって近隣諸国に圧力をかけるというゼーホーファー等 CSU の考え方は依然として一致していなかっ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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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CDU と CSU の両党総務会はほぼ一致してそれぞれの党首を支持したが、実際にはそれぞれの党内では対立をこれ以上先鋭化させ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声も高まっていた。それを受けて、EU首脳会議の評価をめぐって再び生じた混乱を収拾するため、7 月 2 日には CDU と CSU の双方から8 名ずつ幹部が出席して合意を達成するための会議が開催された。その結果、以下のような 3 点が合意された（61）。
・ドイツが庇護申請の審査管轄権を有していない難民の入国を今後認めるべきではない。
・当該 EU 諸国との難民再受け入れに関する協定が締結されている限りにおいて、庇護申請者は閉鎖された「トランジット・センター」からすでに登録された EU 諸国へ直接送還される。
・難民再受け入れ協定の締結を拒否する諸国において庇護手続が行われている人々については、今後直接オーストリアとの国境において入国を拒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
この合意においては、「トランジット・センター」が国境付近のドイツ領内に設置される場合にも、そこに収容した難民を入国したものとは見なさないとされた。また、ドイツ・オーストリア
国境における拒否はオーストリアとの協定を基礎として実施することとされた。従って、この合意は、他の EU 諸国においてすでに登録された難民を国境において拒否し、入国させないという
CSU 側の要求を受け入れつつ、庇護手続を管轄する国への難民送還はドイツ側の一方的な行動ではなく、あくまでもその国との行政協定を基礎として行うという点で、メルケル首相の方針を維持するという形で妥協を図った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すでに他の諸国において登録された難民の国境における入国拒否をめぐる対立の背景には、メルケル政権の下で次第に拡大してきた CDUと CSU の考え方の相違という根本的問題があり、それ自体がこのような個別的妥協によって解決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
他方、CDU と CSU の合意に対して、連立与党である SPD は特に「閉鎖された収容所」としての「トランジット・センター」の設置に反対し、連立委員会の開催を要求したため、7 月 2 日から
5 日にかけて 3 回にわたって同委員会における協議が行われた。その結果、CDU/CSU 側は SPD の要求を受け入れ、それまで予定していたような形での「トランジット・センター」の設置を事実上断念した。
前述したように、CSU は他の EU 諸国において登録された難民すべてを国境における拒否の対象に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ていたが、連立委員会での協議の結果、他の EU 諸国で登録されただけではなく、それらの諸国ですでに庇護手続を開始していた難民（「Eurodac 1」というカテゴリーに分類される難民）のみをドイツ国境において既存の空港の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等に収容し、基本
的に 48 時間以内にトランジット手続によって庇護管轄権のある国に送還することで合意が達成された。ただし、当該国との間で再受け入れに関する行政協定が締結されていることが送還の前提条件とされた。他方、他の EU 諸国においてすでに登録されているが、庇護手続を開始しないま
ま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に関しては、計画されている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に収容し、どの国が管轄権を持っているかを従来よりも迅速に審査し、管轄権のある国に送還することとされた。ま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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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送還の実効性を高めるため、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から管轄権のある国への送還は従来のように各州ではなく連邦警察が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った（62）。
このような妥協は CSU にとってもある意味で現実的なものであった。連邦内務省によれば、この時点でオーストリアとの国境にやって来る「Eurodac 1」に相当する難民は 1 日あたり 5 人程度であった。この数であれば既存の警察施設への収容は可能であり、またオーストリアとの間にも大きな問題を生じさ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と考えられた。しかし、CSU が当初主張していたように、
他の EU 諸国ですでに登録されているが、庇護申請を行わないままオーストリアとの国境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もトランジット手続の対象とした場合、その数は大幅に増加し、短時間での処理は不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た。7 月 5 日の連立与党合意では、「現在ドイツからのダブリン（規則に基づく管轄権のある国への）送還は約 15 ％のケースにとどまっている」とされており、言い換えれば 85 ％のケースでは管轄権のある国への送還が実現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また、オー
ストリア側は同国が管轄権を持たない庇護申請者をドイツから再び押しつけられることを警戒しており、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オーストリアに対してそのような行動をとらないことを保障せ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となっていた。SPD は「トランジット・ゾーン」に対する反対を除いては CDU と CSUの合意に対して大きな異議を唱えておらず、この点での妥協が成立したことから、7 月 5 日の連立
委員会は 1 時間あまりで終了した。この合意を受け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延期されていた「マスター・プラン」を 7 月 10 日に公表した（63）。
しかし、CDU と CSU が難民政策をめぐって再び対立したことは、SPD も含めた連立与党にとってさらに打撃をもたらした。連立与党間で合意が達成された後も、批判の応酬はなお続いた。シュルツの後を継いだ SPD 党首アンドレア・ナーレスは、ゼーダーが「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を前にして慎重に計画された挑発」を行っており、「AfD が使っている『庇護ツーリズム』のような概念によって難民に対するルサンチマンを煽っている」と批判した。SPD 副党首でメックレンブル
ク・フォアポンメルン州首相でもあるマヌエラ・シュヴェージッヒも「この対立によって政治に対する信頼は失われた」とし、「市民は、ここ数日問題となったのは政策内容ではなく、ゼーホー
ファーの大きな田舎芝居であったと感じている」と批判した。さらに、ショイブレも、主と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によって「煽られた論争」によって CDU/CSU が「破滅寸前」になっていると発言した。
これらの批判に対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SPD に対して今後行われる二国間協定交渉を「妨害」しないよう警告し、そのような協定の締結に成功しない場合には国境で一方的に難民を拒否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り、「問題は振り出しに戻るであろう」と指摘した。さらに、ゼーホーファー
は、彼と CSU に反対する「キャンペーン」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し、「節度とスタイルを見失っている」のは彼ではなく批判者たちの方であると反論した（64）。
ゼーホーファーやゼーダーは庇護政策の「転換」によって AfD を押し返すことができたと主張したが、実際には必ずしもそうはなっていなかった。上記の連立与党合意の直後に TNS Em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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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が行った世論調査によれば、AfD の支持率は 17 ％へと上昇し、初めて SPD と肩を並べた。CDU/CSU の支持率も 30 ％へと低下した。また、回答者の 69 ％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が政治家の名声を損なったとし、庇護政策をめぐる対立の中でメルケル首相の名声も傷ついたとした回答者も 46 ％となった。さらに、CDU と CSU の行動が互いに節度を欠いているとした回答者も 67 ％に上った。
アレンスバッハ世論調査研究所が 7 月上旬に行った世論調査でも、CDU/CSU の支持率は 30.5 ％、SPD のそれは 20 ％へと低下したのに対して、AfD の支持率は 15 ％へと上昇した。また、政府が移民に関連する問題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ていると考える回答者は 9 ％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政府のコントロール力をまったく信じていないと回答した人々は 33 ％となった。また、移民の実効的なコントロールを望む回答者は 80 ％、庇護申請を却下された難民の国外退去の徹底化を望む回答者
は 76 ％に上った（65）。
（3）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の設置と二国間協定交渉問題
2018 年 7 月はじめの連立与党合意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の「マスター・プラン」の公表後、8 月はじめにはバイエルン州は州内の 7 か所の難民当初受け入れ施設を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に再編した。
前述したように、すでに 2018 年の連立協定においては「ドイツで保護を求める人々は、迅速、包括的かつ法的に確実な方法で処理される庇護手続き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その処理は、今後中心的な受け入れ・決定・送還施設において行われ、そこでは連邦移民難民庁、連邦雇用エージェンシー（BA）、青少年局、司法当局、外国人担当機関等が協力して活動する。…アンカー（AnKER）施設において到着、決定、市町村への配分または送還が行われるべきである。
」とされており、同年 7 月の連立与党合意においても「すでに他の EU 加盟国において登録され、ドイツ国内にやって来た庇護申請者のために、アンカー施設における特別な迅速化された手続を導入する」として、その設置が予定されていた。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の設置と運営は各州が行うことになっており、
バイエルン州に設置されたセンターはその先駆けとなるべきものであった。これを受け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他の州においても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を設置するよう勧告し、「CDU と SPD の党首
は、より多くの州がこのセンターを設置するよう働きかけね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て、メルケルとナーレスに対してセンター設置に関する支援を要請した（66）。
しかし、多くの州の州首相たちは、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の設置に依然として反対していた。連立協定によれば、連邦、州、市町村の権限はこのセンターにまとめ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おり、庇護申請者は庇護手続が続いている間このセンターにとどま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その期間は通常
最長 18 か月間であるが、年少の子供を持つ家族の場合には最長 6 か月とされていた。庇護手続後に滞在権を得た者は、センターから各市町村に振り分けられ、滞在権を得られなかった移民は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から直接国外退去させ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連邦内務省によれば、一つの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には約 1,000 ～ 1,500 人の庇護申請者が収容され、全国に約 40 のセンターを設置すべきであった。これに対して、多くの州は庇護手続きに関するすべての担当機関を一か所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143に集めるという構想自体には基本的に反対しておらず、実際にも各州にはすでにアンカー・セン
ターに類似した施設が存在していた。しかし、特に緑の党が政権に参加している州においては、庇護申請を却下された難民を直接国外退去処分にすることを想定した閉鎖的なセンターに対する反発が強く、それらの州の施設は（国外退去という点を含まない）「到着センター」と呼ばれていた。また、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を運営するための連邦と州との間の行政協定は未だ締結されておらず、連邦内務省も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ける運営の状況を見守る方針を示していた。
他方、CDU と CSU の合意や連立与党合意では、庇護管轄権を持つ EU 加盟国に難民を送還するための二国間協定の締結をめざす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その交渉を担当するのは連邦内相である
ゼーホーファーとされていた。彼はまずその交渉のために、すでに 7 月 5 日にはオーストリアを訪れ、セバスチャン・クルツ首相、ヘルベルト・キックル内相等と会談を行ったが、オーストリア
側はドイツが送還協定を締結していない諸国からやって来た難民を国境において拒否した場合、それらの難民を押しつけられることを警戒していた。このため、クルツはドイツがオーストリアの不利益になるような措置をとらないことを要求し、ゼーホーファーも「われわれは現在も将来もオーストリアが管轄権を持たない難民をオーストリアの責任にはしないであろう」と表明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従って、オーストリアがドイツの望むような協定を受け入れる可能性は、少な
くともこの時点では低かった（67）。
他方、前述したように、EU 首脳会議においては、数か国が自国に管轄権のある難民の再受け入れに関するドイツとの二国間協定について交渉する意向を示していた。このうち、ギリシアとスペインの 2 か国は実際に早期にこの交渉を受け入れ、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8 月 6 日にはスペインとの協定の締結にこぎ着けた。協定の内容は、すでにスペインにおいて庇護を申請し、さらに国境を越えてオーストリアからドイツへと移動した人々を 8 月 11 日以降 48 時間以内にスペインに送還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ただし、連邦内務省によれば、難民がどの EU 加盟国
において庇護申請を行ったかは 2018 年 6 月半ば以降に関してのみ把握されており、それ以降他のEU 加盟国で庇護申請を行い、その後国境を越えてオーストリア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は約 150 名であった。また、スペインから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は 8 人だけであり、さらにスペインとの協定が適用されるオーストリア経由でドイツに入国した難民はいなかった。従って、実際にスペインとの協定が適用される難民は非常に少数になると予測された。
これに対して、連邦内務省次官シュテファン・マイアーは「該当する人数よりも法治国家を実現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し、この協定を難民政策における重要な一歩であると評価した。さらに、内務省は、スペインがシェンゲン条約適用諸国の対外国境保護にとって相当の重要性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を強調した。しかし、SPD 院内副総務エーファ・ヘーゲルは「この数字はスペインとの協定がシンボル的な意味しか持っていないことを非常に明確に示していると」と指摘した。緑の党党首アンナレーナ・ベアボックも「ゼーホーファー内相はこの協定によって再び何も解決しなかった」と批判し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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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スペインとの行政協定に続いて、8 月 17 日にはこれとほぼ同一内容の行政協定がギリシアとの間でも締結された。さらに、9 月半ばには、連邦内務省はイタリアとの間でも、海上における難民のコントロールと二次的移民の防止に関する共同行動についての政治的枠組合意の一部として、
スペイン及びギリシアとの行政協定に準じた協定を締結することで合意したと発表した。この協定では、イタリアにおいて庇護申請を行った後にオーストリアを経由してドイツ国境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を 48 時間以内にイタリアに送還するのと引き換えに、地中海で救助された難民をそれと同
数ドイツに受け入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2018 年 6 月半ばから 8 月半ばまでにイタリアからドイ
ツ・オーストリア国境にやって来た難民の数は 73 人となっていた。しかし、ドイツ側のこの発表の翌日には、イタリア内相マッテオ・サルビーニはこの協定に未だ署名していないことを強調
し、イタリアはただ一人の難民でも負担を増やすような協定を受け入れないと述べて、ダブリン
Ⅲ規則の改革を協定署名の条件としてあげた。このため、イタリアとの協定締結は失敗に終わった（69）。
以上のように、2018 年 7 月の連立与党合意後も、CSU が目指しているようなドイツが庇護管轄権を持たない難民の国境における入国拒否、トランジット・センターや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の設置による迅速な手続と難民の母国あるいは庇護管轄権を持つ EU 諸国への迅速な送還、その前提となる二国間協定の締結は現実には容易ではなく、その効果も実際には非常に限られたもので
あった。
第5章

CDU と CSU における党首交代（1）マーセン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罷免問題
難民政策に関する EU レベルでの合意が困難に直面し、国内でも本来庇護審査の対象とならな
い難民や庇護申請を却下された難民の国外退去が遅々として進まないなか、2018 年 8 月 26 日には、ザクセン州ケムニッツ市で 35 歳のキューバ系ドイツ人がイラクとシリアから来た 3 人の庇護申請者と口論になった末に刺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が発生した。この事件で逮捕された容疑者の 1人である 23 歳のイラク人男性は、元々ブルガリアに庇護管轄権があり、2016 年 5 月には国外退去処分が執行可能となったが、同国に送還されないまま 6 か月が経過したことから、ドイツに管轄権が移り、その後庇護を承認されないままドイツに滞在し続けていた。この人物はこの事件以前にもドイツ国内で強盗事件等を起こしており、2011 年 11 月に連邦移民難民庁に提出した身分証明書も偽造されたものであった。
このような人物による犯行であったうえに、当初刺殺された男性は暴行されかけていた女性を助けようとして殺されたという誤報もあったため、この事件をきっかけとして、ケムニッツでは
右派過激主義者によるデモが発生し、それに対抗する左派のデモ隊との衝突が起こる等して、8月 27 日夜には警官隊を含む 20 人が負傷する事態となった。また、9 月 1 日にも AfD 党員等も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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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約 4,500 人の右派デモ隊と同程度の規模の左派デモ隊が衝突し、9 人が負傷し、25 人が検挙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事態の悪化を受けて、SPD 幹事長ラルス・クリングバイルは連邦憲法擁護庁によるAfD の監視を要求し、「ケムニッツの事件は、AfD の広範な部分が明らかにフェルキッシュでナ
ショナリスティックな思想を代表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と非難した。SPD 幹部であるカタリーナ・バーレイ法相やマース外相も同様の見方を示し、AfD の監視を要求した。野党側では、緑の党が最も明確に AfD の監視を要求し、ベアボック党首は「AfD の監視は最近の出来事からして緊急に必要である」と発言した（70）。
実際、AfD の一部の政治家は右派過激主義的な発言を繰り返しており、例えば AfD 連邦議会議員ゲッツ・フレミングは「移民の暴力は完全にコントロール不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われわれは新たに平和的革命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と発言していた。AfD 党首ガウラントも現在の「政治体制」に対する「平和革命」を支持し、彼が目指している「革命」においてメデイァを含めて「メルケル体制を支えるすべての人々」を責任ある地位から追い落と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と発言していた。
このような AfD の政治家の行動や発言に対しては、CDU/CSU の幹部政治家の間からも連邦憲法擁護庁による AfD の監視を肯定する声があがった。CDU 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支部長であり同州内相でもあるトーマス・シュトロブルは「ケムニッツでの事件に対する関与は新たな事態をもたらした」として、AfD に対する連邦憲法擁護庁による監視の可能性について言及した。カウダーもケムニッツでの右派デモへの AfD 党員の参加は「新たな次元」のものであるとし、「右派過激主義は連邦議会の政党から多かれ少なかれ公然と支援を受けており、それはすでに憂慮すべき状態にある」との見方を示した。さらに、彼は「AfD の政策は危険であり、同党はわが国の基本価値を攻撃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た。カウダーは AfD の監視を明確には要求しなかったものの、それを支持していることは明確であった。さらに、ゼーダーでさえ、「ケムニッツでの事件
以降、わが国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の状況は変化している」とし、「AfD はついに本当の顔を見せた」と発言した（71）。
しかし、CDU/CSU 内ではこの問題に関して意見が一致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ゼーホー
ファー内相は「現在 AfD を党全体として監視するための前提条件は存在していない」として、連邦憲法擁護庁による AfD の監視に否定的な態度をとった。さらに、ゼーホーファーは 9 月上旬のCSU 連邦議会議員団の会議においても、移民問題がドイツにおけるほとんどすべての重要な問題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で「移民はすべての政治的問題の母である」と発言した。
また、彼は移民の犯罪行為について公然と議論する人々をただちに極右と見な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し、「私が閣僚ではなく市民であれば、もちろん急進主義者と一緒にではないが、街頭に出ているであろう」とそれまでよりも踏み込んだ発言をした。これに対して、メルケル首相はテレビ・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いて「私であれば、そのような言い方はしない」と述べ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を暗に批判し、「移民はわれわれを様々な課題に直面させており、その点で問題もあるが、成果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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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ある」と発言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の発言は間近に迫った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を念頭におい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たが、連立与党内の対立をも引き起こすこのような発言が州議会選挙にとって効果的であるか否かについては CSU 内でも意見は必ずしも一致していなかった。AfD に対するゼー
ダーの批判は、彼がゼーホーファーとは異なった見方を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た（72）。
難民としてドイツに入国した人物が引き起こした殺人事件がこのような政治的対立に発展する
なかで、9 月はじめにはケムニッツでの騒乱の際に外国人と思われる人物に対する「魔女狩り」を撮影したとされる動画が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で公開され、その真偽が問題となった。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で CDU 党員でもあるハンス・ゲオルク・マーセンは 9 月 7 日付新聞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いて、この問題に関して「そのような魔女狩りが起こ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の確かな情報は私のもとには届いていない」とし、「インターネットにアップされた動画の信憑性については証拠がない」との見方を示した。さらに、彼は「私が慎重に評価した結果、それはケムニッツにおける殺人から人々の目をそらすという意図を持った偽情報であるという十分な根拠がある」とも発言した。
このようにマーセンが明確な根拠を示さずに動画をフェイクであると示唆したことに対しては、野党だけではなく連立与党内からも批判の声があがり、CDU と SPD の幹事長であるクラン
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とクリングバイルはともにマーセンに対して自らの発言の証拠を示すよう要求した。メルケル首相自身も動画をフェイクであるとする見方を間接的に批判した。これを受けて、マーセンは 9 月 10 日に内務省と首相府に対して自らの発言に関する報告書を提出した。この報告書において、彼は、動画が偽物であるとか操作の結果であると主張したのではなく、この動画からケムニッツで「魔女狩り」が行われたという結論を引き出す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指摘しようとしただけであると主張した。マーセンは与野党からの要求を受けて 9 月 12 日に連邦議会内政委員会と統制委員会においてもこの問題に関する証言を行い、同様の主張を繰り返した（73）。
連邦議会におけるマーセンの証言直後、ゼーホーファー内相はマーセンの発言、報告書、議論からして彼を解任する理由がないとして、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を続けさせる意向を連邦議会内政委員会に伝えた。しかし、SPD はそれに納得せず、マーセンの辞任を要求することを明確にし、メルケルに対してこの問題でイニシアティブをとることを要求した。マーセンが議会での証言を行った 9 月 12 日には、彼が AfD 議員であり連邦議会司法委員会委員長でもあるシュテファン・ブ
ランドナーに対して 2017 年連邦憲法擁護報告書の内容を公表前に伝えていたという報道もなされ、彼に対する辞任圧力はますます高まった。SPD がマーセンに対する辞任要求を明確にしたことにより、この問題は連立与党首脳レベルでの解決を必要とするものへと発展し、9 月 13 日と 18
日には 2 回にわたってメルケル、ゼーホーファー、ナーレスの三党首による協議が行われた。その結果、SPD の要求に沿ってマーセンを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から更迭するものの、ゼーホーファーの主張を受け入れる形でマーセンを連邦内務省次官に転任させるという形での妥協が図られた。
しかし、結果として更迭というよりも事実上の昇進を意味するこの人事に対して、野党は一斉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147に非難の声をあげた。緑の党院内総務カトリン・ゲーリング = エッカルトはこの決定を「理解し難い不正」であるとし、「マーセンの忠誠を欠いた行動や AfD との癒着は追及を受ける代わりに報奨を与えられた」と批判した。左翼党院内総務ディトマール・バルチュも「マーセンが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でなくなることはよいことであるが、彼が事実上昇進することは茶番である」と非難した（74）。
このような非難は野党にとどまらず、SPD 左派からは三党首会談の決定の撤回だけではなく大連立解消の要求さえ提起されるようになり、SPD 副党首ラルフ・シュテグナーは「大連立に対する SPD の堪忍袋の緒は極端に切れやすくなっている」と発言した。SPD 青年部（Juso）委員長ケ
ヴィン・キューネルトも「我慢の限界に達している」として大連立からの離脱を要求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がマーセンを次官に昇進させるために内務省の 8 人の次官のうち唯一の SPD 党員であるギュンター・アドラーを一時的に休職させたことは SPD の怒りをいっそう高めた。
党内左派からの突き上げに対して、ナーレスは党員に対して大連立の継続を呼びかけ、「欧州は試練の前に立たされており、アメリカとの貿易摩擦の恐れがあり、シリアをめぐる状況は高い外交術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ことを強調して、SPD にとっては「行動力ある連邦政府」を維持することの方が重要であるとの立場をとった。他方で、ナーレス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がマーセンをめぐる問題を「連立問題にした」と指摘し、「私が SPD を連立に残留させることを決断したことは、私がゼーホーファーの決定を正しい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と主張した。
マーセンの処遇に対する不満は SPD だけではなく CDU 内にも見られ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
ウアーは党員宛書簡において、マーセンの次官昇進に対して党内では「理解不能、当惑、拒否」の雰囲気が見られるとしたうえで、「しかし、党首会談では、（連邦議会の）再選挙に至るまであらゆる結果をもたらす可能性のある政府分裂の危機が生じていた」と指摘し、「わが国に対する責任から」そのような事態をもたらすわけにいかなかったとして、党員に対して理解を求めた。
実際、メルケル首相自身もマーセンを批判していたにも拘わらず、連立の崩壊に対する懸念から
ゼーホーファーに押し切られてマーセンを更迭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という見方が有力であった（75）。
このように連立与党首脳は党首会談での決定に対する理解を求めたものの、連立与党内の雰囲
気は次第にそれを許容するものではなくなっていった。これを受けて、9 月 20 日には SPD 首脳は 4
時間にわたる協議を行った後、この問題が SPD 内だけではなく国民の間でも大きな信頼喪失をもたらしたという結論に達し、ナーレスはメルケル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に対して 18 日の決定を見直す
ための再協議を求める書簡を送った。この書簡のなかで、ナーレスは「国民の全般的にネガティ
ブな反応は、われわれが誤っ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われわれ 3 人（ナーレス、メルケル、ゼーホーファー）すべてが誤ったことをした」ことを認めた。この書簡が公になった直後、ゼーホーファーも「合意に基づく解決策が可能である場合には」新たな協議を拒否しない態
度をとり、21 日には三党首はマーセンを内務省次官に昇進させるという決定を見直すことで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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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した。
この間、infratest dimap が 9 月 21 日に行った世論調査では、CDU/CSU の支持率は 20 年以上行われてきたこの調査の歴史上最低の 28 ％へと低下し、SPD の支持率も 17 ％にまで低下していた。
この結果、支持率だけから言えば、大連立はもはや有権者の過半数からの支持を失っていた。これに対して、AfD の支持率は 18 ％となり、初めて第二党とな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に対して、CDU/
CSU 院内副総務で CDU/CSU 中小企業経済連盟（MIT）会長でもあるカルステン・リンネマンは「私は選挙区から怒りの洪水を浴びた」とし、「市民は、われわれがベルリンにおいてすべておか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問いかけているが、それはもっともなことである」と述べて、強い危機感と連立与党首脳に対する不満を示した。ゼーダーも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を間近に控えた時点での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この混乱に対して、「一官僚がその職にとどまるか否かをめぐって連立与党が 2 週間にわたって崩壊の瀬戸際に至るまで対立していることは、強力な民主主義の表現とは言えない」と述べて、強い苛立ちを示した。
こうして、連立与党党首会談での決定はわずか数日で見直されることになり、9 月 23 日に三党首が再び会談を行った結果、マーセンを内務省次官ではなく同省特別顧問に任命し、欧州・国際関係問題を担当させることで再合意した。ナーレスはこの新たな合意を「連立与党が世論の批判を真剣に受け止め、自らの行動を修正する状態にある」というよいシグナルであると評価した。
ゼーホーファーも「マーセン問題における新たな決定によって、国民の態度に対応した」と述べて、事態を沈静化させようとした。しかし、マーセンを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から解任しておきな
がら、いったんは内務省次官に昇進させようと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メルケルも「連邦内務省内の円滑な機能にとらわれすぎ、人々がマーセンの昇進について聞いた時にもっともな反応をすることについて、考えが足りなかった」と述べて、誤りを認め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76）。
（2）CDU/CSU 院内総務選挙におけるカウダーの敗北
マーセンをめぐる連立与党内の混乱はこれと同じ時期に行われた CDU/CSU 院内総務選挙にも影響を及ぼした。カウダー院内総務は 2005 年のメルケル政権発足以来一貫してこの職にあり、当初は政府に対する CDU/CSU 議員団の独自性を示す行動をとっていたが、次第にメルケル首相の側近の一人として議員団を彼女の路線に従わせる役割を果たすようになった。しかし、SPD との大連立が繰り返され、2015 年以降の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に対する批判が高まるなかで、CDU/
CSU 議員団内では経済政策重視派や価値保守派の不満は次第に高まり、それとともにメルケルに対して忠実なカウダーに対する批判も大きくなっていった。前述したように、2017 年連邦議会選
挙直後に行われた院内総務選挙の結果は、そのような議員団内の不満の大きさを示していた。
CDU/CSU においては、連邦議会選挙後まず 1 年の任期で議員団総務会が選出され、1 年後に党内に大きな対立がない限り、再選されることが慣行となっていた。しかし、2018 年 9 月末に予定されていた議員団総務会の再選挙の場合には、前述したような状況の下で、8 月末には 12 人から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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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る院内副総務の一人であるラルフ・ブリンクハウスがカウダーに対抗して院内総務選挙に立候補することを表明した。
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州出身の 50 歳の税理士であるブリンクハウスは 2009 年にCDU 連邦議会議員となり、2014 年から財政問題担当院内副総務を務めていたが、本来であれば院内総務に就任するまでの経験と経歴には達しておらず、メルケルもゼーホーファーもカウダーの院内総務続投を支持していた。また、ブリンクハウスは若手議員のリーダーであるシュパーン
連邦保健相、リンネマン、青年同盟委員長であるパウル・ツィーミアク等を中心とするメルケル
批判派に属しており、ユーロ危機の際のメルケル政権の対処を強く批判したこともあったが、従来はそれほど目立った存在ではなかった。ブリンクハウスが立候補を表明した後も議員団内で公然と彼を支持する組織的な運動も起こらなかった。このため、当初は CDU/CSU 議員団多数派は
院内総務選挙において明らかにカウダーに投票するであろうと見られていた。さらに、ブリンク
ハウスの立候補はメルケルに対して明らかに反旗を翻す行為であり、10 月に予定されているヘッセン州と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ける州議会選挙直前に対決的な院内総務選挙が行われることは CDU/
CSU 内に劇的な不安定化をもたらす可能性があった。従って、メルケルに対して批判的な議員た
ちの多くも彼女に対する不満をそのようなタイミングで表面化させることは適切ではないと考えていた。
しかし、それにも拘わらず、ブリンクハウスが立候補を公式に表明した後、CDU/CSU 内では「世代交代」や「議員団指導部の刷新」を要求する雰囲気が次第に高まり、院内総務選挙の結果は予測不能になっていった。2018 年 9 月上旬に行われた CDU/CSU 議員団会議においてメルケルが正式にカウダーを院内総務候補として提案した際に、彼を高く評価する一方で「私にとって、議員団が独自の存在であり、時として独自の関心に従うことはまったく明らかである」と述べたことや、カウダーが「対抗候補者が立候補することは民主主義においては必然ではないがあり得ることである」と述べて、ブリンクハウスに対して攻撃的態度に出なかったことも党指導部の断固たる態度を示すという点ではマイナスに作用した（77）。
こうした不安定な状況に加えて、マーセン問題をめぐる連立与党首脳の混乱した対応に対する批判が高まるなかで 9 月 25 日に実施された CDU/CSU 院内総務選挙においては、ブリンクハウス
は 30 ％程度にとどまると見られていた当初の予測を大幅に上回る 52.7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カウダーをわずかの差で破って新しい CDU/CSU 院内総務に選出された。メルケルやゼーホーファー
だけではなく、この前日にはドブリントも CSU 議員に対してカウダーに投票するよう再度呼びかけていたにも拘わらずこのような結果になったことは、カウダーに対する CDU/CSU 議員団の不満の大きさを示す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それは間接的にメルケルに対する批判でもあり、さらに CDU/CSU 指導部の見通しの甘さを露呈するものでもあった。
この結果に対して、メルケル首相は「敗北もあるのが民主主義であり、それについて何も美化することは」と述べて、カウダーの敗北が自らの敗北でもあることを認めた。実際、CDU/CSU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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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内総務の選挙に際して党首の意向に反して対抗候補が出現することは希であり、ましてその対抗候補が当選することは異例の事態と言えた。その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し、マーセンをめぐる問題に続いてメルケルが自らの誤りを認めるような発言をせ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に追い込まれたことは、彼女やカウダーがもはや従来のようには党と議員団を掌握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いう指摘を招くものであった。
野党はこの結果を見て一斉にメルケルの権力喪失を強調した。緑の党院内総務アントン・ホー
フライターは「CDU/CSU は深刻な分裂状態にある」という見方を示し、FDP 院内副総務アレク
サンダー・グラーフ・ラムスドルフも「それは大連立の終わりの始まりである。自らの議員団内
でのメルケル首相の権威は明らかに崩壊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た。同党党首リントナーはメルケル
首相に連邦議会で自らに対する信任投票を行わせるよう要求した。左翼党党首ベルント・リーク
シンガーもブリンクハウスが選ばれたことによってメルケルは大きく弱体化したと主張した。さらに、AfD 院内総務アリス・ヴァイデルは「メルケルは終わりである。カウダーの失脚によってメルケルの権力喪失は CDU 内で今や明らかになった」と主張した（78）。
しかし、ブリンクハウスが院内総務に選出されたことは CDU/CSU 議員団の不満と政府に対する指導力回復の要求を示唆するものではあったが、必ずしも大きな混乱と政権の崩壊につながる
メルケル首相の失脚や大連立の解消を意図した「クーデター」ではなかった。ブリンクハウス自身、院内総務選挙にあたってメルケル政権の方針を公然と批判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く、選挙後には「人々はすぐに実務活動が続けら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る」と述べて、議員団とメルケルとの安定的な協力関係を回復することを重視する態度をとった。メルケルに批判的なリンネマンも、「議員団は今や（政府に対する）忠誠と独立性の間のバランスを見出さねばならない」と指摘し、「議員団と首相府の間の新たな協力形態」に対する期待を示した。カウダー以外の院内副総務が全員再選されたことも、議員団がこの問題を終息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た。
さらに、院内総務選挙におけるカウダーの敗北後、メルケルが 12 月の CDU 党大会において再び党首に立候補するかどうかが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が、彼女は 9 月 27 日に「私は今立法期を通じて職務を果たすと述べたのであり、党首職と首相職の兼職に関する自らの考えを変えていない」と表明して、続投の意思を明確にした。メルケルはシュレーダー前首相が首相在任中に SPD
党首のポストを手放したことが失脚につながったと考えており、この表明は彼女が党首選への立候補を明確にした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た。これに対して、ブリンクハウスも「私はメルケルが党首選に立候補し、それが支持されるであろうと考えている」と述べて、メルケルの党首再選を支持した（79）。
こうして、CDU/CSU 院内総務選挙をめぐる混乱は表面的には収拾されたが、この出来事は、
すでに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直後に表面化していたカウダーに対する CDU/CSU 議員団の不満をメルケルが十分に把握でき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意味しており、マーセン事件に続いてメルケルの
指導力の翳りを印象づけるものとなった。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151（3）バイエルン州とヘッセン州における州議会選挙
難民政策をめぐる連立与党内の対立、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マーセンの更迭をめぐる迷走、CDU/
CSU 院内総務選挙における議員たちの「反乱」等、同党首脳の指導力と方針に対する疑問をもたらす状況が続いたことは、2018 年秋の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戦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CSU は難民問題に対するバイエルン州の住民の懸念を払拭し、同州においても台頭しつつある AfD に対抗するためにも、難民の流入を制限し、庇護申請を却下された難民の一貫した国外退去を実現するための強硬な政策を主張したが、大連立政権内で必ずしもそれらの主張を貫徹することができず、繰り返し連立与党内での中途半端な妥協を許容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この間、CSU の支持率は次第に低下し、10 月はじめに行われた ARD の世論調査ではついに33 ％にまで低下した。これに対して、ゼーダーは「これらは、すべてベルリンでの政治によって信じられないくらい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と述べて、州議会選挙を直前にしたこのような低迷状況の責任が連邦政治にあることを強調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ゼーダーは、記者会見においてゼーホー
ファーの「マスター・プラン」をめぐる対立とその際に彼が辞任を示唆しながら結局実行しなかったことに関しても彼を間接的に批判し、「内部対立は常に損失をもたらす」と発言した。これに対して、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戦を州首相であるゼーダーの「専権事項」であるとし、州議会選挙戦とその結果に対する責任がすべてゼーダーにあるとする態度をとった。
ゼーダー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の関係はかねてからよくなかったが、州議会選挙を目前に控えて CSUの 2 人のリーダーが責任のなすり合いを始め、このように対立を公然化させたことは、党内の苛立ちをますます強めた（80）。
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直前になってもこのような状況は変わらなかった。CSU の支持率は 33 ～
35 ％で推移し、CSU が常に目標としてきた絶対多数議席を獲得することは絶望的となり、選挙後に他の政党と連立を形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ることは確実と考え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SPD の支持率も 10 ～ 12 ％にまで低下し、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いてはもはや小政党の一つに過ぎなくなっていた。それに対して、緑の党の支持率は 20 ％近くに上昇し、バイエルン州の政党勢力配置はかつてと比べて大きく変化しつつあ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に対して、ショイブレは「バイエルン州議
会選挙はおそらくすべての政党において議論と動揺をもたらす結果になるであろう」との予測を示す一方、メルケル首相の立場に関しても「メルケルは 3 立法期あるいは 2 立法期半にわたって不動の存在であったが、もはやそのような状況ではなくな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の結果が CSU だけではなく CDU/CSU 全体に大きな変化をもたらす可能性を示唆した（81）。
10 月 14 日に行われた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の結果はショイブレのこの発言を裏付けるものとなった。CSU は選挙直前の支持率を上回る 37.2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たものの、同党が州議会選挙
でこれより低い得票率に終わったのは 1950 年の 27.6 ％だけであり、47.7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て絶対多数議席を確保した 2013 年の前回州議会選挙と比較した場合には壊滅的な敗北であると言えた。第二党となったのは事前の予想通り緑の党であり、同党の得票率は前回州議会選挙の 8.6 ％15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から 17.5 ％へと倍増した。これは緑の党にとって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での最高記録となる得票率であった。これと対照的に SPD の得票率は 20.6 ％から 9.7 ％へと半減し、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過去最低となった。前回州議会選挙では 3.3 ％の得票率に終わり、議席を失っていた
FDP は、5.1 ％を獲得して辛うじて議席回復に成功した。他方で、左翼党は 3.2 ％の得票率に終わり、前回州議会選挙と同様に議席獲得には至らなかった。これに対して、市町村自治の強化を訴え、バイエルン州を主な拠点とする自由有権者連盟（Freie Wähler）は 11.6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た。さらに、これらの政党に加えて、CSU にとって最大の懸念であり、初めてバイエルン州議会
選挙に参加した AfD は 10.2 ％と二桁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これによってヘッセン州を除くすべての州議会に議席を有することになった（82）。
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の結果に対して、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難民政策をめぐる連立与党内の対立が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たとする見方を示し、「私はそのような対立がどのような影響を及ぼすかを CDU、CSU、SPD が今や学んだと期待している」と述べた。他方で、彼女は党内対立のネガティブな影響についての認識を 2 週間後に行われるヘッセン
州議会選挙に対する「警告」でもあるとし、「CDU は残された 2 週間を同州での選挙戦に集中するであろう」と述べて、党内対立を終息させ、態勢を立て直す必要性を強調した。他方で、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ユーロ、イスラム、移民・難民、国内治安等の問題に関して強硬な立場をとることによって AfD への支持者の流出を食い止めようとする CSU 指導部の路線を批判した。
彼女によれば、CDU/CSU の「右への移動」は効果を発揮せず、「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は、そのようなやり方によっては右においても中央においても票を失い、後者においては緑の党を利することになる」ことを示したのであった。メルケル首相に近い立場をとる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
ファーレン州首相ラシェットも同様の見方を示し、「今や右傾化についてのおしゃべりを止め、中道政党であり続けること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した（83）。
州議会選挙後、単独政権の維持が不可能となった CSU は連立を形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たが、当然のことながら AfD との連立は問題外であった。また、SPD は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いてはも
はや市町村政党と言えるレベルにまで衰退したうえに、連邦と同様の連立を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いて形成することは望ましくなかった。残る連立相手として考えられるのは緑の党、FDP、自由有権者連盟であったが、緑の党との連立は連邦におけるのと同様に理念や政策的方向性の相違から極めて困難であり、ゼーダーも選挙直後から緑の党との連立を否定すると考えられる発言をしていた。FDP との二党連立では過半数議席を確保できないことからからも、連立相手としては理念や政策の点でも最も相違の少ない自由有権者連盟との連立が現実的と考えられた。
このような結果に終わった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の後も連立与党は低迷状態から抜け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10 月 19 日に公表された世論調査「ポリトバロメーター」の結果によれば、CDU/
CSU の支持率は 27 ％、SPD のそれは 14 ％とこの調査開始以降最低となった。この調査では、連立与党の関係がどちらかと言えば悪いと答えた回答者は 84 ％に上った。また、メルケルが首相の座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153にとどまることに反対すると答えた回答者は 56 ％、ゼーホーファーが内相を辞任すべきであると答えた回答者は 72 ％に達した。選挙ではなく世論調査の結果であるとはいえ、CDU/CSU と SPDの合計支持率が 40 ％あまりしかないという事態は連立与党をさらに動揺させた（84）。
この状況を見て、メルケル首相は CDU チューリンゲン州支部党大会に出席した際に、異例の強い調子で CDU の「国民政党」としての性格を放棄しないよう訴えた。彼女は「CDU の国民政党としての役割がおそらくすぐに終わ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が問題とな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われわれが 2010 年代の残りの期間を 2015 年（の難民危機の際）に何が起こったかについて議論することに終始し、それによってすべての時間が無駄に使われるならば、われわれは国民政党としての地位を失うであろう」と警告した。さらに、メルケルは、CDU が選挙結果にあまりにも拘泥して悲観主義に陥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たうえで、「われわれは世界を美化して描くことなく、しかも期待と楽観主義をもたらすために選ばれた」と述べて、党員に対して自信を取り戻すよう訴えた。SPD ラインラント・プファルツ州支部党大会に出席して演説したナーレスも同様に、SPD の国民政党としての役割を堅持する必要性を強調し、「われわれは少数の人々ではなく多くの人々にとっての政治を行う」と主張した（85）。
しかし、両党首のこのような訴えにも拘わらず、ヘッセン州議会選挙の 3 日前の 10 月 25 日には、
CDU 首脳として初めて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大連立の存続に対して公然と疑問を呈し、大連立が崩壊した場合には連邦議会選挙が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ろうとの見方を示した。彼女は「連立与党内の状況が緊張していることを公に認めねばならない」とし、「従って、状況がどの程度安定し続けるか、何よりも個々の政党内のダイナミズムがどのような展開を示すかについて、
誰も 100 ％確実に述べ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発言した。ブーフィエも州議会選挙 2 日前には「大連立の状況のイメージについての失望がほとんどすべてを覆い隠している」とし、「われわれはそのツケを払うことになるであろう」と悲観的な発言をした。
SPD 側でも、ニーダーザクセン州首相シュテファン・ヴァイルは「ヘッセン州議会選挙後、われわれはすべてのカードを見せね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て、連立の継続をめぐって党内で困難な議論が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の予測を示した。SPD 連邦議会議員で党内左派に属するヒルデ・マテ
タイスも大連立を継続するかどうかの党員投票を「1 年後ではなく今」行うことを要求した（86）。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 10 月 28 日に実施されたヘッセン州議会選挙では、バイエルン州に続いて CDU と SPD は予測された通り大きな敗北を被った。CDU の得票率は前回選挙の 38.3 ％から
27.0 ％へと 11 ポイント以上の低下となった。これは 1960 年以来の低さであった。SPD の得票率
も 30.7 ％から 19.8 ％へと低下し、ヘッセン州における過去最低の記録となった。他方、緑の党はバイエルン州に続いてヘッセン州でも最高記録となる 19.8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議席数では SPDと同じ 29 議席となっただけではなく、得票数では SPD をわずかに上回って第二党へと躍進した。
AfD は初めて州議会選挙に参加した 2013 年には 4.1 ％の得票率に終わっていたが、2018 年選挙では 13.0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これによってすべての州の州議会に進出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F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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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 7.5 ％、左翼党は 6.3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この二党も議席を得ることに成功した（87）。
ヘッセン州においてはすでに 2013 年以降 CDU と緑の党による黒緑連立政権が形成されており、CDU は大きな敗北を被ったものの、緑の党が得票率を大幅に上昇させ、さらに SPD と緑の党の連立も CDU と FDP の連立も多数を確保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から、CDU が首班となる黒緑連立自体は維持される見通しとなった。しかし、ヘッセン州議会における CDU と SPD 敗北が連邦政治の影響を大きく受けたものであるとする点については、選挙前と同様に両党の見方は基本的に一致していた。ブーフィエは「選挙戦はベルリンの大連立の状態に対するイメージよって強い影響を受けた」と再度指摘した。また、SPD ヘッセン州支部長で州議会選挙の筆頭候補であったトルス
テン・シェーファー = ギュンベルも「SPD は以前から信頼と信用の重大な危機に陥っている」とし、「従って、連邦党指導部は今や結論を出さね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て、大連立の現状に対する強い不満を改めて示した。
CDU と SPD の他の幹部もこのような見方を否定しなかっ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
CDU にとってのこの「手痛い結果」の責任がベルリンの大連立にもあるとし、「そこから引き出される結論」として「われわれがともに統治を行うかどうかという議論に終止符を打たね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て、大連立を継続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明確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する態度を改めて示した。SPD ナーレスも「連邦政府の現状は受け入れ難い」とし、「SPD においては変化が必要であるが、CDU/CSU も結論を出さね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た。ただし、彼女は必ずしも大連立の即時解消ではなく、連立与党が今後どのようにやっていくかについての「拘束力のある日程計
画」を立て、それを実施したうえで、2019 年に SPD が大連立を継続するかどうかを判断すべきであるとした。キューネルト等党内左派が以前から大連立の即時解消を強く要求していたにも拘わらず、ナーレスがこのような態度をとった背景には、大連立からの離脱とそれに続いて連邦議会選挙が行われた場合、さらに大幅な議席減少に追い込まれることに対する SPD 連邦議会議員団の強い不安があった（88）。
（4）メルケル及びゼーホーファーの党首辞任と CDU 党首選挙
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を批判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AfD へと流出した支持者を取り戻そうした CSUが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過半数を失ったのに続いて、メルケル支持派と見られてきた
ブーフィエを州首相とするヘッセン州でも CDU の得票率が大幅に低下したことは、大連立の現状だけではなく、メルケルの指導力自体の低下という印象をさらに強めた。このことは、CDU 党
首と首相を 2021 年の次期連邦議会選挙まで続けるというメルケルの表明が依然として正しいかという疑問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ったが、この疑問に答えるかのように、メルケルはヘッセン州議会
選挙の翌日に、12 月に開催される CDU 党大会において党首選に立候補しないことを表明した。さらに、彼女は首相職については次期連邦議会選挙まで続けるものの、選挙には立候補せず、その後はすべての政治的職務から退くことも表明した。メルケルは党首辞任の理由として大連立のイ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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メージにおける重大な欠陥をあげたうえで、ヘッセン州議会選挙の結果も自らの決断に一定の役割を果たしたとし、「昨日の選挙結果は一つの節目として理解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と」述べた。他方で、メルケルは CDU 党首辞任についてはすでに夏のはじめに決断しており、当初はヘッセン州議
会選挙の直後に開催される予定の CDU 総務会においてそれを伝えるつもりであったとし、すでに以前から党首を辞任する意向を固めてい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89）。
メルケルの CDU 党首辞任表明は、難民政策をめぐって彼女や CDU との間に軋轢をもたらし、結果的に大連立自体の不安定化や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SU の敗北の大きな原因を作り出し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に対する CSU 党首辞任の圧力も強めた。メルケルの辞任表明以降、CSU
内では、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ける連立交渉終了後に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の後継党首についての議論が提起されるであろうといった発言が中級幹部から公然と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り、ゼーホーファーがCSU 党首を続け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という見方が大勢となっていった。彼自身も党内からの圧力を受けて、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挙後の新政権樹立と 2019 年春の欧州議会選挙に向けての筆頭候補の決定後には CSU と自らの今後についての答えが出されるであろうと発言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しかし、その後も党内からの圧力は低下せず、党幹部会や総務会でも彼の辞任を要求する声がますます高まったことから、ついに 11 月半ばにはゼーホーファーは党首辞任を表明し、新しい党首を選出するための特別党大会を 2019 年 1 月に招集することを約束した。後述する CDUの場合とは異なって、CSU においてはすでにゼーダーをゼーホーファーの後継党首に選出することを支持する意見が大勢を占めており、後継者争いが起こる可能性は事実上なかった（90）。
しかし、CDU 内の状況はこれとは異なっていた。メルケルは党首辞任表明の際に自らの後継者の選出に介入しないことを明言し、12 月の党大会での決定に委ねる姿勢を見せた。しかし、その日のうちに元 CDU 院内総務フリードリッヒ・メルツ、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シュパーンが党首選への立候補を表明した。
このうちメルツは 2000 年にショイブレの後を継いで CDU/CSU 院内総務に就任し、新自由主
義的な税制・財政・経済政策の立案において中心的役割を果たした人物であった。しかし、彼はCDU 党首となったメルケルとの権力闘争に敗れ、2002 年連邦議会選挙後には院内総務職をメルケルに奪われて院内副総務に事実上降格となり、2004 年にはこの職からも退いた。さらに、メルツは 2009 年連邦議会選挙に立候補せず、政界から事実上引退して経済界に転身していた。
それにも拘わらずメルツが 2018 年になって突然党首選に立候補した背景には、彼が政界からの引退以降も（彼自身の出身地でもある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州支部に次いで大きな）CDU 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支部の幹部であり元党首でもあるショイブレ、元同州首相ギュンター・エッティンガー、シュトロブル、CDU 中小企業議会サークル（PKM）会長クリスティアン・フォン・シュテッテン等と長年にわたるコンタクトを維持し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った。彼らはメルケル政権樹立以降党内で経済政策重視派や価値保守派が次第に影響力を低下させてきたことに対してかねてから不満を抱いており、難民危機以降のメルケルに対する党内での批15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判の高まりや連邦議会選挙及び一連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DU の不振を背景として、メルケルの党首辞任表明のはるか以前から彼女を追い落とすためのメルツの政界復帰を計画していた。すでに 2018 年夏にはシュトロブルはそれに向けてメルツと最初の協議を行ったと言われており、10
月はじめには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支部の党活動家の間でメルツの党首選への立候補の噂が広ま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メルケルがもはや不動の存在ではないというバイエルン州議会選
挙前のショイブレの発言もこのような動きを背景としたものであり、メルケル首相もそれを把握していた。従って、メルケルの党首辞任表明後ただちにメルツが党首選立候補を表明した時点では、少なくとも CDU 幹部の間ではそれはもはや驚きをもたらさなかっ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メルツが党首選への立候補を表明したことに対して、CDU 経済政策重視派はただちに歓迎の意向を示した。シュタイガーは新しい党首の条件として「すべての党内グ
ループから信頼を得ることができ、CDU を再び成功した国民政党にする政策内容及び人柄」をあげたうえで、メルツの立候補表明を歓迎した。また、フォン・シュッテッテンは「党はフリード
リッヒ・メルツが党首になり得るという考えに、まさにしびれている」と述べて、メルツを強く支持することを表明した。 CDU 党首選が迫った 12 月はじめには、ショイブレも「メルツが党大会において多数を得られれば、それはわが国にとって最上であろう」と発言して、公式にメルツを支持する態度を示した。ショイブレはメルツを支持する理由として「政治的諸勢力の中央への結集を再び可能にし、わが国の体制を安定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をあげ、メルツが党首となることによって、メルケル政権時代に CDU の「左傾化」によって FDP や AfD へ流出した支持者を取り戻し、「政治的周辺勢力を再び弱体化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主張した（91）。
このように、メルツがバーデン・ヴュルテンベルク州支部を中心とした党内の経済政策重視派
や価値保守派から支持を得ていたのに対して、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ザールラント州政府の閣僚及び州首相を歴任した党幹部であり、CDU が不振に陥るなかで 2017 年 3 月に行われた同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も党に 40.7 ％の得票率をもたらして州政権維持に成功していた。この点で、彼
女は政界から引退していたメルツとは異なって政治的実績をアピールすることができた。事実、党首選キャンペーンが開始された後、彼女は新聞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いて、「CDU に選挙での勝利をもたらすという自信と、すでに得票率 40 ％の勝利を達成したことは同じではない」と述べて、メルツに対する自らの優位を示唆した。ザールラント州議会選挙後、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
は州首相に再任されたが、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後に党の立て直しの一環として人事面の刷新を行うべきであるという声が党内で高まったことから、彼女はメルケルからの要請に応える形で州首相から CDU 幹事長へと異例の転身をした。その際、2017 年末の党大会における幹事長選挙では、
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 98.87 ％という高い得票率を獲得し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この幹事長起用以前からメルケルと密接な関係を持っており、幹事長就任後にはクランプ = カレ
ンバウアーがメルケルの後継者になるという見方が有力となった。事実、メルケルは党首辞任を表明する直前に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だけにはそれを予め伝えていた（92）。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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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政策面でも 3 人の党首候補のなかではメルケルに最も近かった。
彼女は 1989 年以来社会政策を重視する党内グループであるキリスト教民主労働者派（CDA）に所属しており、CDA 会長カール・ヨーゼフ・ラウマンは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 CDU 幹事長に選出された際、「党大会が真のキリスト教社会派を幹事長に選出したことはまことに素晴らしい」と称賛したが、2018 年の CDU 党首選に際しても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への支持を呼びかけた。事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社会政策においてはメルケルよりも SPD に近いとも言える政策を支持していた。例えば、彼女はドイツ国内に 1,550 万人の「閉め出された人々」がいるとし、「ドイツにおける貧困問題は社会的な爆弾であり、それに対して緊急に対処する必要がある」と主張していた。彼女はそのための対策の一環として、低所得者に対して医療・介護保険料を減免し、その代替財源を高所得者に負担させるといった政策を支持していた。
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女性政治家として CDU 女性同盟（Frauen-Union）からも支持を得ており、同同盟会長アネッテ・ヴィドマン = マウツは「女性同盟にとって好ましい人物であり、政治の世界で成功した女性にとってのロール・モデルである」と述べて、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
アーの党首選立候補を支持し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経済政策、原発の廃止と気候保護
政策、庇護・難民政策等においても基本的にメルケルを支持しており、彼女が党首になった場合にはメルケルの路線からの転換は最も小さくな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た（93）。
長期的には中道左派へと CDU の支持者を拡大し、将来的に緑の党との連立も可能にするというメルケルの「党近代化路線」を支持すると同時に、短期的にはメルツが党首になった場合に SPDとの連立維持が困難となり、結果の不確かな連邦議会の再選挙を行わねばならなくなることを懸念する CDU 幹部の多くは、その点から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を支持していた。シュレスヴィ
ヒ・ホルシュタイン州首相ダニエル・ギュンターは「近年の中道路線との断絶が起こってはならない」とし、「CDU が中道国民政党であり続けるつもりであるならば、その党首に選出される人
物は党のすべてのグループから受け入れられね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て、従来の路線の継続という理由から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を支持することを示唆した。さらに、メルケルに近い立場をとるラシェットも党に対して「右に舵を切らない」よう警告した（94）。
しかし、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にとっては、このことは同時に弱点でもあった。彼女があまりにもメルケルと同一視されることは「ミニ・メルケル」というイメージにつながり、彼女が党首になっても CDU の刷新や立て直し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メルツ支持派の批判を強めるおそれがあった。メルケルは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彼女の後継者であると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につれ、次第に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から距離をとるようになったが、それは彼女がメルケルと変わらないと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に対する懸念を示唆していた。
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もメルケルとの継続性と同時に独自の立場を打ち出す姿勢を見せた。特に、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婚姻・家族政策において明確に保守的な立場をとった。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前に同性婚の法制化が論争の的となったのに対して、彼女は「結婚の定義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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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男性同士の恒久的な責任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へと広げられるならば、近親者の間での結婚や 3人以上の人々の間での結婚といった他の要求を排除できなくなる」と主張して法制化に明確に反対し、結婚を「伝統的に」男女間の結びつき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と明言した。また、クランプ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刑法 219a 条に規定された医療機関による妊娠中絶の広告禁止を改正する問題をめぐって CDU/CSU 保守派と SPD が対立した際にも、改正に明確に反対した（95）。
ま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を基本的に支持していたが、難民に対して彼女よりも厳しい姿勢を見せた。例えば、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シリア出身の庇護申請者によるドイツ国内での犯罪の例をあげて、「そのような人々に対してはドイツだけではなくシェンゲン域全体において生涯にわたって再入国を禁止すべきである」と述べて、犯罪歴のある
難民の国外退去を肯定する発言をした。さらに、彼女は、連立協定において庇護申請者のための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の設置が合意されたにも拘わらず、実際にはほとんど設置されていないこと
によって「CDU は自らが連立協定に書き込ませたことを信じていないという印象を引き起こした」とし、主として CSU の要求に基づくこのセンターの設置を推進することを支持した。クラン
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ザールラント州首相時代に、未成年であると称しているがそれを証明できない難民の扱いをめぐる対立が CDU 内で起こった時にも、同州においてそれらの難民の年齢を強制的に確定し、それを理由として庇護申請の 30 ％を却下することを躊躇しなかった。
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安全保障政策面においても連邦軍の装備改善のための予算拡大を支持するとともに、「われわれが徴兵制あるいは一般的な奉仕義務を再び導入するかどうかについて議論することは、CDU にとって真の要望である」と述べて、メルケル政権下で停止された
徴兵制の再導入についての検討を否定しない姿勢を見せた。さらに、彼女は「国家に対する無賃乗車はあり得ない」という立場から、徴兵制を再導入しない場合にも、従来良心的兵役拒否者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きたような奉仕役務については再び義務化すべきであると主張した（96）。
CDU 党首選の 3 人目の立候補者となったシュパーンはメルツと同じく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
トファーレン州出身で、2002 年に連邦議会議員に初当選して以降、財務省次官等を歴任した 30
歳代の有望な若手政治家であった。彼は難民政策を中心とするメルケルの政策路線に対する批判的立場を鮮明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頭角を現し、党内から一定の支持を得ることに成功していた。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後には、メルケルは党内の不満や批判に対して人事面での刷新という形で応える必要から、若手政治家のシンボル的存在としてシュパーンを連邦保健相に起用した。メルツと同じくメルケルに対して批判的な立場をとるシュパーンは、2018 年 11 月はじめに FAZ 紙上に掲載した党首選立候補に関する寄稿においても、「右の分離主義者の教条的な行動も左の緑の党の見かけ上近代的なポピュリズムも行動の指針にはならない」として、「キリスト教民主主義的な政策の核心を定義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指摘する一方、移民問題が依然として最も重要な問題であると主張した。また、シュパーンは企業の国際的競争力を高めるための税負担緩和や連帯付加税廃止を支持するといった点でもメルツに近い立場をとっていた。しかし、他方でシュパ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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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は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直前に同性婚の法制化が問題となった時に法制化支持の立場をとり、自らも同性パートナーと結婚したことを公表する等、党内の価値保守派とは一線を画す側面も持っており、メルツとは異なって党内で精力的に活動してきたことを強調して、「世代交代」の必要性を訴えていた（97）。
ただし、シュパーンは将来有望な若手政治家ではあっても、この時点では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
ウアーやメルツのような党内の支持基盤を欠いていた。彼が所属しているノルトライン・ヴェス
トファーレン州支部は CDU 内で最大の州支部ではあったが、州首相で支部長でもあるラシェッ
トがメルケル支持派であることもあり、シュパーンが同州支部から強い支持を得られる状況にはなかった。11 月半ばに infratest dimap が ARD の委託で行った世論調査でも、CDU 支持者の間での 3 人の党首候補に対する支持率は、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 46 ％、メルツが 31 ％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シュパーンの支持率は 12 ％にとどまっており、12 月の CDU 党大会直前になってもこの状況はほとんど変わらなかった（98）。
以上のことから、党首選は事実上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とメルツの対決になると予測された。CDU 内では、原子力政策や家族政策に見られるようなメルケルによる党の「近代化」と「中道左派寄り」の政策に対する柔軟な態度によって新たな支持者を獲得し、州レベルではすでに現実化している緑の党との連立を連邦レベルにおいても将来的に可能にすることを目指すグループ
は、メルケルとの継続性の面が大きい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を支持していた。それに対して、
CDU が従来掲げてきた伝統的価値やドイツの経済立地に対する配慮がメルケル政権下で軽視されたと感じて不満と疎外感を強め、AfD のような政党に走った支持者を再び取り戻すことを目指すグループは、メルツを支持していた。ただし、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とメルツの主張は極端に異なっ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く、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党首になった場合には 2015 年当時のように難民の無制限受け入れが行われ、逆にメルツが党首になった場合には国境が閉鎖されて難民が一切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といった劇的な変化が起こる可能性は低かっ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 2018 年 12 月 7 日にハンブルクで開催された CDU 党大会における党首
選挙では、1 回目の投票で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 45.1 ％、メルツが 39.2 ％、シュパーンが15.7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た。この結果を受けて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とメルツの間で行われた決選投票では、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 51.8 ％、メルツが 48.2 ％の得票率を獲得し、前者が辛勝し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新しい党首に選出されたことは、党首交代後も CDU の
路線の大きな転換や CDU/CSU と SPD との間あるいは CDU 党首と首相との間の緊張が高まる可能性が低い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た。しかし他方では、党首選の結果がこのように拮抗したことは、党が二分され、現状に対する大きな不満が党内に存在することを改めて浮き彫りにした。
党首選の翌日に行われた幹事長選挙でもそのことは再び明らかとなった。幹事長は党首の提案に基づいて選出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が、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敗れたメルツ支持派の不満に応え、党の結束を回復するという観点から、シュパーンに近く、メルケル批判を展開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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きたツィーミアクを幹事長に選出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た。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党首選が行われる以前からツィーミアクに幹事長就任を打診しており、当初ツィーミアクはシュパーンとの友好関係を理由にそれを固辞していたが、党首選後に幹事長を引き受けることを承諾した。しかし、党首選とは異なって対抗候補がいなかったにも拘わらず、彼は幹事長選挙において 62.8 ％の得票率しか獲得できなかった。このことは、彼の翻意に対するメルツやシュパーンの支持派からの批判と同時に、党内の結束の回復が容易ではない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た。
ツィーミアクは党大会での演説の中でメルツを「この党の最も重要な人物」であるとし、「彼は今後とも CDU 内で卓越した役割を果たさね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て、メルツに対して党あるいは政府の重要な役職に就くよう呼びかけた。また、リンネマンもメルツに対して「われわれのもとにとどまる」よう要請した。これに対して、メルツも党首選後の演説において形の上ではクランプ= カレンバウアーの下での党の結束を呼びかけた。しかし、実際には彼はその後に行われた党幹部会選挙には立候補せず、早々に党大会場から姿を消した（99）。
新しい党指導部を選出した後、党大会は「人々のための経済－ 21 世紀の社会的市場経済」と題する総務会提出動議をほぼ全会一致で決議した。その中では、企業の国際的競争力の強化、国家による後見に代わる自己責任の重視、社会保険料率の 40 ％以下への抑制、デジタル化時代の新たな秩序枠組の構築、EU 域内におけるフェアーな企業課税等、党内の経済政策重視派と経済界の要望に沿った要求が掲げられていた。また、リンネマン等の提案を受けて、連帯付加税を 2021 年までに完全に廃止する（連立協定では立法期中に納税者の 90 ％に対して廃止することだけが SPDとの間で合意されていた）ことや企業年金の普及を図るために企業年金受給者の医療・介護保険料の負担緩和を要求する決議等も採択された。さらに、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は、ただちに移民・難民問題に取り組むために 2019 年 1 月に専門家やメルケル政権の政策に批判的な人々との「作業協議」を行うことも表明した（100）。
しかし、経済界側は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 CDU 党首に選出されたことに対して消極的な反応を示した。この党大会直後に、ドイツ経営者団体連盟（BDA）会長インゴ・クラマーはク
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の党首就任に対する儀礼的な祝辞を送ることもなく、CDU の新指導部に対して「変化しつつある経済状況という背景の下で、経済と雇用のために競争力の問題を前面に押し出す力を発揮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た。機械設備製造連盟（VDMA）も農業分野も含むデジタ
ル・インフラの拡充、税法上の研究開発支援、労働市場のいっそうの柔軟化、国際的競争力のある税制等の実現を要求した（101）。
第6章

CDU/CSU における党首交代の背景にある問題

CDU/CSU は 2005 年秋の連邦議会選挙において勝利を収めて以降、現在に至るまで 14 年間にわ
たってメルケルを首相とする政権を維持しているが、このうち 2009 ～ 2013 年を除く 10 年間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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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にわたって SPD との大連立が形成されており、ドイツでは希にしかない立法期途中での連邦議会選挙がなければ、さらに 2021 年秋まで大連立政権が続き、メルケルは 16 年間にわたって首相を務めることになる見込みである。
しばしば指摘されているように、メルケルが当時野党であった CDU の党首となった直後の2000 年代前半には、SPD と緑の党の連立政権であるシュレーダー政権が伝統的な社会民主主義路線と一線を画す「新中道」路線を掲げ、財政再建、経済成長率の回復、失業者数の減少等を目的として、社会保障・労働政策面を中心とした大胆な改革政策を展開していた。また、それに対抗すべく、CDU/CSU も大規模な企業・所得税減税や規制緩和、年金支給開始年齢の引き上げ、労働者の諸権利の制限等、新自由主義的政策を主張していた。しかし、2005 連邦議会選挙において、
このような政策が有権者の多数から支持されないことが明確になると、大連立政権の首相となったメルケルは CDU/CSU の路線を「左傾化」させ、シュレーダー政権時代の改革を修正あるいは撤回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支持を取り戻そうとする SPD の要求を取り込むという方向性をとった（102）。
メルケル政権下でのこのような路線転換は、2000 年代後半に経済状況が好転し、それに伴って失業者数の減少や財政赤字問題の緩和が進んだことによって可能となった面もあった。しかし、それ以上に、メルケルを中心とした CDU 主流派は、無党派層が増加し、大政党に対する支持が次第に低下する傾向が見られる中で、FDP との連立が不可能な場合には事実上大連立しか選択肢がないという現状を打破し、将来的に緑の党との連立を可能にするとともに、新たな支持者を獲得することを目指して党の路線転換を図った。
こうして、メルケル大連立政権下では、いったん 67 歳へと引き上げられた年金支給開始年齢の長期被保険者に対する事実上の再引き下げ、高齢女性に対する年金の拡充、現在も議論されている低所得者に対する「基礎年金」の導入等、年金政策に関する給付拡大への方向転換が行われた。
公的医療保険に関しても、CDU/CSU が野党時代に主張していた定額保険料制度への転換は行われず、経営者側の保険料負担に上限を設定するための労使均等負担原則の廃止も撤回された。労働市場政策に関しても、外国人労働者の増加や協約拘束率の低下に対処するために労組がかねてから要求していた法定最低賃金が導入されるとともに、派遣労働に対する規制の強化等が実施された。税制政策面でも、CDU/CSU は 2000 年代前半にはシュレーダー政権が行った大規模な減税に加えて、所得税を線形的累進制から段階税率制へと転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さらに大幅減税を実施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ていた。しかし、2009 年に実際に FDP との連立政権が樹立され、同党がその実施を要求しても、もはや CDU/CSU はそのような大規模減税を行おうとはしなかった。
このような路線転換とともに、メルケル政権発足以前には CDU/CSU 内で強い発言権を持っていた経済政策重視派は次第に影響力を低下させ、CDU/CSU の「社会民主主義化」を批判するよ
うになってい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ユーロ危機が発生し、ギリシア等に対する巨額の救済策や欧州中央銀行による大規模な金融緩和策が実施され、EU の財政同盟化の議論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ると、経済政策重視派はドイツに巨額の財政負担をもたらすものとして、メルケル政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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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の対応を強く批判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さらに、エネルギー政策に関しては、CDU/CSU は 2009 年の第 2 次メルケル政権発足までは原子力発電を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への転換実現までの「架橋テクノロジー」として維持するという方針をとっており、2020 年代初頭までに原子力発電を全廃するというシュレーダー政権時代に決定された計画を修正し、原発の稼働期間を 2030 年代まで延長することを決定した。しかし、2011
年 3 月に福島原発事故が発生すると、メルケルはこの決定を突然撤回し、古い原発の稼働をただちに停止したうえで、2022 年までに原発を全廃するという方針に転換した。それによって、緑の党との最大の対立点は事実上なくなり、同党との将来の連立可能性は大きく高まった。しかし、
この突然の方針転換はエネルギー供給の不安定化や電力料金の上昇といった懸念をもたらしただけではなく、原子力テクノロジーの放棄という点でも経済界や党内の経済政策重視派の反発を招いた。
メルケル政権下での CDU 主流派の路線は、経済・社会保障・労働政策分野等における経済政策重視派の反発に加えて、その他の政策分野においても「価値保守派」と言われる支持者や党員の不満を高めた。ドイツの家族政策はシュレーダー政権時代に、男性のみが就業し女性が専業主婦となるという家族像を前提とした政策から、夫婦がともに仕事と家庭を両立させることを目標とする政策へと転換され、子供の出生後 3 年間育児休職の権利を与える「親時間」の導入、育児手当受給や親時間取得中のパートタイム労働の可能化、全日保育の拡充等の政策が実施された。
メルケル政権はこの路線をさらに強化し、育児手当に代わる所得代替機能を有する親手当と 1 歳以上の幼児の保育の法的請求権の導入、2 年間労働時間を短縮しつつ家族を介護できる法的請求権である「家族介護時間」の導入等を行った。さらに、労働政策面からも企業の監査役会における女性の比率引き上げ義務や男女間の賃金格差解消と同一労働同一賃金の義務化が実施された。
他方、シュレーダー政権時代には「同性パートナーシップ法」が制定され、同性パートナー
シップの戸籍上の登録が可能とされたが、第 3 次メルケル政権下では同法が改正され、一方の同性パートナーの養子と他方の同性パートナーによる養子縁組が可能となった。さらに、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直前には、同性カップルにも法律婚を認める民法改正が行われた。
これらの政策は時代の変化に即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が、子供を家庭で育てることを重視し、ある
いは結婚を男女の結びつきと考える CDU/CSU 内保守派からの批判を招いた。特に、2017 年の民法改正は、連邦議会選挙後に SPD や緑の党と連立交渉を行うことになった場合の障害を予め取り除くという CDU 指導部の選挙戦術的な思惑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として、党内保守派は強い反発を示した。事実、連邦議会でのこの改正案の採決にあたっては、SPD、緑の党、左翼党が一致して賛成に回ったのに対して、CDU/CSU 議員団は 309 名のうち 75 名が賛成するという分裂状態に陥った。
家族政策以外の分野でも、第 2 次メルケル政権下では徴兵法改正が行われ、2011 年夏から徴兵制が停止され、志願兵制への移行が行われた。また、これと連動して兵役拒否法や非軍事役務法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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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改正され、良心的兵役拒否者による社会福祉施設等での役務も停止された。この改正も冷戦時
代とは大きく変化した状況に沿ったものであったが、徴兵制を軍事面だけではなく公共心の育成
や社会の紐帯維持という面からも必要であると考える人々からの反発を買った。
さらに、シュレーダー政権は発足直後の 1999 年に国籍法を改正し、外国人夫婦の一方が 8 年以上合法的にドイツに滞在し、定住許可を得ている場合には、ドイツにおいて出生した子供にドイ
ツ国籍を付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従来の血統主義を一部変更した。また、この国籍法改正と同時に外国人法も改正され、8 年間合法的にドイツに滞在した外国人に対して帰化請求権が付与された。さらに、2005 年には外国人法が廃止されて移民法が制定され、それまで複雑であった移民の地位が簡素化されるとともに、高度専門技術者、経営者、留学生等を中心に、ドイツ国内での就業条件が緩和され、難民の受け入れも緩和された。それと同時に、移民・難民を管轄する連邦官庁である連邦移民難民庁が設置された。
これに対して、CDU/CSU はコール政権までは「ドイツは移民国ではない」という立場をとっていたが、メルケル政権はこの点でも路線を転換し、シュレーダー政権の方向性を継承した。2012
年には高度な資格を有する EU 域外諸国出身の外国人に対して EU 域内での就労を認める「EU ブルーカード」がドイツ国内でも適用され、ドイツの大学等を卒業した外国人に対しても同カードが付与されるとともに、さらに定住許可への道も開かれた。また、シュレーダー政権時代の国籍法改正では、二重国籍状態となった外国人の子供は 18 ～ 23 歳の間に一方の国籍を選択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が、2014 年には、親が EU 加盟諸国及びスイス出身の場合との差別を解消するた
めに、ドイツでの教育修了等を条件として、親の出身国に関係なく国籍選択の義務を免除するという改正が行われた（103）。
以上のような様々な政策分野におけるメルケル政権の路線は、社会国家のスリム化よりもその基礎の堅持を望む有権者からの支持に加えて、若く都市的で非物質的価値を重視する中道左派的な有権者からの支持を拡大し、緑の党との政策的相違の縮小あるいは接近を可能にすることを目標と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裏を返せば、それは CDU/CSU 内の経済政策重視派だけではな
く、国家主権や伝統的な保守的価値を重視する支持者の反発をもたらす路線でもあった。
このような反発は大連立が繰り返されるなかで次第に顕在化していったが、ユーロ危機への対処、特にギリシア等に対する巨額の財政支援をめぐって経済政策重視派の間で急激に高まり、AfD 結成の一因ともなった。さらに、2015 年に大きな混乱を引き起こし、長期的にもドイツ社会を大きく変化させる可能性のある難民の大量流入をもたらした連邦政府の難民政策は、価値保守派の間でもメルケルを中心とする CDU 主流派に対する怒りを噴出させた。難民危機の発生から半年あまり経った 2016 年春に行われた一連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いて CDU が敗北し、AfD の台頭を決定づけたことは、その翌年に連邦議会選挙が予定されていたことからも、難民政策に象徴されるメルケルの路線をめぐる CDU 内の対立をさらに激化させることになった。
このような対立は CDU 内だけではなく、同党の姉妹政党である CSU との対立といういっ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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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深刻な状況をもたらした。周知のように、CSU は社会保障政策等においてはゼーホーファー党首の下で（また「社会同盟」という党名にも反映されているように）CDU 内の社会政策重視派に近い立場をとっていた。しかし、他方では CSU は保守的傾向の強いバイエルン州の利益を代表すると同時に、「CDU/CSU の右に有力な政党が登場することを阻止する」というシュトラウス元党首
時代からの原則に基づいて、CDU/CSU 内でナショナルあるいは価値保守的な有権者からの支持を得ることを重視してきた。このような立場をとる CSU にとって、バイエルン州にも大きな財政的負担をもたらす恐れのあるユーロ救済策、ドイツが「移民国」であることを前提とした国籍法改正や移民法の制定、伝統的家族像を否定し、共働き夫婦や保育という形での家庭外における子育てを正しいあり方とすると考えられる家族政策、同性婚を男女間の婚姻と同等化し、同性カップルが（養子という形で）「自分たちの」子供を持つことを認める婚姻政策等は簡単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かった。
このようなメルケル政権下での SPD に対する譲歩や緑の党との政策的接近に不満を持つ CSU
にとって、2015 年の難民危機以降の状況は、バイエルン州が陸路での難民の流入によって最も大きな影響を受け、財政負担を強いられるという理由からだけではなく、国境管理の崩壊や治安の悪化を招き、さらに移民・難民政策自体をコントロール不能にして、「西欧的キリスト教的価値観」を基礎とするドイツ社会を大きく変質させる恐れがあるという点からも、到底認め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かった。CSU 党首であるゼーホーファーが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に激しく反対した背景には、CDU 主流派との間のこのような対立があった。
しかし、当初はユーロ救済策反対を掲げて登場した AfD が反イスラム・反難民に重点を移して急速に勢力を拡大したことによって、CSU は、一方では CDU 主流派との関係を完全に破綻させず、他方では保守的支持者の AfD への流出を阻止するという困難な対応を強い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がまず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を「不法の支配」として激しく非難した後に、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の前後にはメルケルと「和解」し、第 4 次メルケル政権発足後には再び CDU との合同議員団解消寸前の対立を繰り返すというジグザグ・コースをとったことは、CSU にとってのこのような困難な状況を示唆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以上のように、メルケル政権発足以降 CDU/CSU 内で徐々に高まりつつあった潜在的な路線対
立は、難民危機によって党を根本的に動揺させる次元に達した。マーセン連邦憲法擁護庁長官という一官僚の解任問題が大きな混迷をもたらし、連立の危機にまで発展する様相を見せたことも、彼が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をめぐる原理的対立にとっての「シンボル的人物」になったから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動揺は、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と 2018 年のバイエルン州及びヘッセン州での州議会選挙における CSU と CDU の一部では壊滅的とも言える敗北によって、ついにメルケルとゼーホーファーが相次いで党首を辞任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るという事態をもたらした。
しかし、CDU と CSU における党首の交代は、CDU/CSU が抱える根本的問題を解決したわけではない。2018 年末の CDU 党大会における党首選においては、基本的にメルケルの路線を継承する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165とみられたクランプ＝カレンバウアーが新しい党首に選出されたものの、党内の経済政策重視派
やショイブレ等かつての CDU 本流派が担ぎ出したメルツとの党首選での差はわずかなものに過ぎず、党内の結束が回復されたというにはほど遠い結果となった。党首就任後にクランプ＝カレ
ンバウアーがメルケルの難民政策を批判する党員や支持者との「対話」の姿勢を見せ、同性婚の法的承認に対しても消極的態度をとっていること等も、党内の融和を促進するというよりも、方針の不明確さという懐疑的な見方をもたらし、未だ首相になっていないこともあって、彼女に対する支持率は低下する傾向にある（104）。
また、新しい CSU 党首に就任したゼーダーも、難民問題が沈静化しつつあるという状況があるものの、AfD 以上に強硬な難民政策や右派的主張を掲げることによって同党を打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く、むしろ環境保護政策等を重視する方針を示している。バイエルン州はかつてとは異なって今や経済やテクノロジーの面においてドイツ国内で最も先進的な地域となり、新たなタイプの有権者が流入・増加して、緑の党の支持率が大幅に上昇していることから、CSU に
とっても農村部を中心とする保守的支持者に依存するだけでは、もはや州議会において単独で過半数を確保することは困難となっている。
こうした状況の背景には、さらに根本的な問題がある。CDU/CSU はドイツ統一直後には 97 万人を超えていた党員の半数近くを失い、SPD と同様に社会の大きな変化とそれに伴う無党派層の増加の中でどのようにして「国民政党」としての存在を維持していくかという問題に直面している。CDU/CSU は SPD ほど綱領と原理原則を重視する政党ではなく、「政権を掌握し続ける」という目標の下で大きな柔軟性を示してきた。しかし、難民政策をめぐる CDU/CSU 内の対立は、強固な支持層が縮小していくなかで、「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という党名によって表現される
党の基本的原理とは何か、どのような有権者を将来の支持者として取り込んでいくのかという、同党にとって最大の問題を一挙に露呈させた。SPD は CDU/CSU よりも一歩早くそのような問題に直面していたと言える。長期的に見れば、SPD の衰退は 1980 年代に非物質主義的価値を重視する若い党員や支持者の一部が離反して緑の党の結成に加わった時から徐々に始まり、2000 年代に入って「アジェンダ 2010」や「ハルツ改革」のように、経済・社会保障・労働といったどちらかと言えば利益配分政治をめぐる対立によって急速に加速された。これに対して、CDU/CSU の場
合、経済政策重視派と社会政策重視派の対立といった面も見られるが、むしろ家族、社会、国民、
国家の基本的なあり方をめぐる考え方の不一致が近年の党勢衰退により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
ポリトバロメーターの「ドイツにおいて最も重要な問題は何か」を問うアンケートにおいて、他を引き離して最も多い回答が 2000 年代には「失業」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2010 年代には「外国人・統合・難民」へと変化したことは、有権者の関心の中心が経済や労働から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問題に移った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さらに、前者の問題のピーク時に SPD 内で激しい内部対立が始まり、難民危機のピーク時に CDU/CSU の内部対立が先鋭化したことは、両党が直面してい16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る最も大きな問題がどこにあるのかを示している。CDU/CSU がその問題をどのようにして解決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は、党首交代によっても未だ明確になっていない（105）。
（1）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Hrsg.),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Asyl, Migration undIntegration, Stand: August 2019, S.13, 15; 小林宏晨『連邦憲法裁判所判例（1996 年 5 月 14 日）（4）：第 3 部ドイ
ツ基本法体系における庇護基本権の問題点』法学紀要第 41 巻、1999 年、147 頁以下；渡辺富久子『ドイツにおける難民に関する立法動向―人間の尊厳にふさわしい待遇を目指して―』外国の立法、第 264 号、2015 年、64 頁以下。移民・難民の滞在資格については、渡辺『ドイツにおける移民及び難民の滞在資格』外国の立法、第 267 号、2016 年、125 頁以下参照。
（2）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以下 FAZ と略称）vom 27. Juli 2015; FAZ vom 12. und 30.
September 2015.
（3）FAZ vom 12. und 24. September 2015.
（4）FAZ vom 12. und 16. September 2015.
（5）FAZ vom 14., 15., 23. und 30. September 2015. バイエルン州政府は、難民流入と関連して、家族に伴われない
まま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未成年の難民に関しても大きな危機感を抱いていた。このような難民については、受け入れた地域の青少年局が保護する義務を負っていたが、バイエルン州は他の州を合計したよりも多い数の年少難民を受け入れていた。そのような状況の中で 2015 年末までにはさらに 15,000 人の年少難民がやって来ると予測されており、CSU は他の州がこのような難民を受け入れようとしないことに対して不満を募らせていた。
（6）FAZ vom 28. September 2015; FAZ vom 8. Oktober 2015.
（7）FAZ vom 10. und 13. Oktober 2015.
（8）Kontrollverlust – die Besorgnis der Bürger wächst. Die wirtschaf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Konsequenzen
des Flüchtlingsstroms stehen immer mehr im Vordergrund. Prof. Dr. Renate Köcher,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in: FAZ vom 21. Oktober 2015; FAZ vom 22. Oktober 2015.
（9）FAZ vom 27. Oktober 2015; FAZ vom 6. November 2015.
（10）FAZ vom 9. November 2015.
（11）CSU-Landesleitung(Hrsg.), Bschlussbuch zum Parteitag 2015, 80. Parteitag der Christlich-Sozialen Union
20. und 21. November 2015, München, S.28, https://www.csu.de/common/csu/content/csu/hauptnavigation/
politik/beschluesse/Beschlussbuch_2015.pdf.（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12）FAZ vom 24. November 2015; FAZ vom 7. Dezember 2015; 28. Parteitag der CDU Deutschlands, 14.15. Dezember 2015, Messe Karlsruhe, Beschluss. Karlsruher Erklärung zu Terror und Sicherheit, Flucht
und Integration, S.8ff.,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dokumente/beschluss-karlsruher-erklaerung.
pdf?file=1.（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13）FAZ vom 22., 23. und 27. Januar 2016; FAZ vom 11. Februar 2016.; Schreiben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an die
Bundeskanzlerin, https://www.bayern.de/wp-content/uploads/2016/01/Schreiben_an_BKM.pdf.（2019 年 9 月 7日現在）
2015 年夏以降の難民の急激な増加は CDU/CSU 内の対立を次第に激化させていったが、連立与党は必ずしもこの事態の悪化を傍観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く、この危機的状況に対処するための措置をまとめた「庇護パッケージ」を立案した。このうち、まず 2015 年 10 月には、難民の当初受け入れ施設での収容期間延長、アルバニア、コソボ、
モンテネグロの「安全な第三国」指定、難民受け入れに伴う財政面での措置等を規定した「第 1 次庇護パッケー
ジ（庇護手続迅速化法）」が施行された。それに続いて、2016 年 3 月には難民の受け入れに対する対応を厳格化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167することを主な内容とする「第 2 次庇護パッケージ（迅速な庇護手続の導入に関する法律）」が施行された。この「第 2 次庇護パッケージ」においては、特にデメジエール内相による提案以降 CDU/CSU と SPD の間で数か月間にわたって対立が続いていた補完的保護の対象となっている難民の家族呼び寄せについては、2 年間停止することが決定された。また、滞在権を認められる可能性の低い庇護申請者の手続を特別な受け入れ施設で迅速に行うこと、国外退去義務のある難民が医師の診断を濫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病気を理由に国外退去の引き延ばしを図ることを困難にすることも決定された。連立与党がこの「第 2 次庇護パッケージ」について合意した背景には、大量の難民流入に対する国民の批判の高まりと AfD の支持率上昇という状況のなかで 2016 年 3 月に一連の州議会選挙が行われる予定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もあった。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8/6185, Entwurf eines Asylverfahrensbeschleunigungsgesetzes; Asylverfahrensbeschleunigungsgesetz, in: Bundesgesetzblatt Jahrgang 2015
Teil I Nr.40, aufgegeben zu Bonn am 23. Oktober 2015, S.1722ff.;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8/7538,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Einführung beschleunigter Asylverfahren; Gesetzes zur Einführung beschleunigter
Asylverfahren , in: Bundesgesetzblatt Jahrgang 2016 Teil I Nr.12, aufgegeben zu Bonn am 16. März 2016, S.390ff.
（14）FAZ vom 18. und 29. Februar 2016.
（15）FAZ vom 2. und 5. März 2016.
（16）Oskar Gabriel und Bernhard Kornelius, Die baden-württembergische Landtagswahl vom 13. März 2016: Es
grünt so grün,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Heft 3/2016, S.497ff.; Heiko Gothe, Die rheinland-pfälzische
Landtagswahl vom 13. März 2016: Populäre SPD-Ministerpräsidentin führt Rheinland-Pfalz in Ampel-Koalition,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a.a.O., S.519ff.; Everhard Holtmann und Kerstin Völkl, Die sachsenanhaltische Landtagswahl vom 13. März 2016: Eingetrübte Grundstimmung, umgeschichtete Machtverhältnisse,
a.a.O., S.541ff.
（17）FAZ vom 15. März 2016.
（18）FAZ vom 13. Mai 2016; FAZ vom 2. Juni 2016.
（19）Vertrauensverluste und Polarisierung. Das Vertrauen der Bevölkerung, dass die traditionellen Parteien
Konzepte für die Zukunft haben, nimmt ab. Die Flüchtlingskrise legte dies offen. Von Professor Dr. Renate
Köcher,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in: FAZ vom 15. Juni 2016.
（20）FAZ vom 9. juli 2016; FAZ vom 2. September  2016; FAZ vom 1. Oktober 2016.
（21）Martin Koschkar und Christine Nestler, Die mecklenburg-vorpommersche Landtagswahl vom 4. September
2016: Zäsur des regionalen Parteienwettbewerbs und Fortsetzung der Großen Koalition, in: Zeitschrift fürParlamentsfragen, Heft 1/2017, S.25ff.
（22）FAZ vom 6. und 8. September 2016.
（23）FAZ vom 7. September 2016. しかし、この 20 万人という数字は、それ自体が他の EU 諸国からすれば必ずしも少ない数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に加えて、CSU の要求は見かけほど過激な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バイエルン州内相ヨアヒム・ヘルマンはこの受け入れ上限数に関して、「難民受け入れ数の上限設定についての要求は、ドイツおけるすべての庇護申請者を念頭においたものではなく、安全な第三国から連邦共和国にやって来た人々のみを念頭においたものである」と指摘した。さらに、彼は「そのような上限の下で 200,001 人目の難民が安全な第三国からやって来た場合には庇護請求権を与えられない」と付け加えた。それは、言い換えれば、難民が EU 域外や「安全ではない国」から直接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場合には、「上限」に関係なく庇護権を与え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た。
ヘルマンのこの発言の背景となっていたのは、EU 加盟諸国あるいは「安全な第三国」から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た者は庇護権を援用できないとした基本法第 16a 条、EU 対外国境管理を規定したシェンゲン条約、EU 域内で基本的に難民を最初に入国させた国がその難民に対する庇護を管轄することを規定したダブリンⅢ規則であった。

16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これらのルールがすべて遵守されていれば、陸路で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難民のほとんどは庇護請求権を持たないはずであった。しかし、2015 年の難民危機以降、これらのルールは事実上無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メルケ
ル自身も 2015 年 10 月に欧州議会において、「ダブリン方式は現在の形では反古になった」と発言した。しかし、メルケルのこの発言は EU における難民受け入れのルールを放棄することを認めたものではなく、それを発展させた形で復活させ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のものであった。ヘルマン自身も「われわれの目的は、人々の自由にとっての大きな成果であるシェンゲン条約を恒久的に放棄することではなく、EU 対外国境を守ることである」と述べており、CSU が主張していた「上限」の意味は、庇護を与えられるべき人々を見捨てることではなく、EUのルールによれば本来ドイツにおいて庇護を与えら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が、ルールが守られていないがゆえにドイツにやって来る難民の受け入れに上限を設定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FAZ vom 12. und 17. September 2016.
ダブリン規則とその改正及び EU 各国間の受け入れ分担の問題については、中坂恵美子『EU における難民等受入れの責任と負担の分担―ダブリン規則の改正とリロケーション―』広島平和科学、第 38 号、2016 年、1 頁以下及び中坂『難民等の受入れにおける負担および責任の分担―諸理論と EU の試み―』国際法外交雑誌、第 117 巻
第 2 号、2018 年、105 頁以下参照。
（24）Oskar Niedermayer, Die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wahl vom 18. September 2016: Zersplitting desParteiensystems und halber Machtwechsel,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Heft 1/2017, S.40ff.; FAZ vom
20. September 2016.
（25）29. Parteitag der CDU Deutschlands, 6.-7. Dezember 2016 · Grugahalle Messe Essen, Antrag A des
Bundesvorstands, Orientierung in schwierigen Zeiten - für ein erfolgreiches Deutschland und Europa, S.16ff.,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images/780x439_artikel_slider/161205_antrag_a.pdf?file=1.（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26）a.a.O., S.13ff.; FAZ vom 7. Dezember 2016.
（27）Sonstige Beschlüsse, 29. Parteitag der CDU Deutschlands, S.13,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
dokumente/cdupt16_sonstige_beschluesse.pdf?file=1.（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FAZ vom 8. und 10. Dezember
2016.
（28）Bayerische Staatskanzlei, Pressemitteilung, Nr.6, 10. Januar 2017, Bericht aus der Kabinettssitzung, http://
bayern.de/wp-content/uploads/2017/01/170110-Ministerrat.pdf.（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29）FAZ vom 30. Januar 2017.
（30）Orientierung geben - Zukunft sichern. Erfolgreich für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er
Erklärung von CDU und CSU vom 6. Februar 2017, https://www.csu.de/common/download/2017-02-06Parteivorsitzendenpapier-Zukunftsgipfel.pdf.（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FAZ vom 27. Februar 2017.
（31）Jürgen R. Winkler, Die saarländische Landtagswahl vom 26. März 2017: Bestätigung der CDU geführten
Großen Koalition,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Heft 1/2018, S.40ff.
（32）Wilhelm Knelangen, Die schleswig-holsteinische Landtagswahl vom 7. Mai 2017: Niederlage der „Küsten
Koalition” und erstmals „Jamaika” im Norden,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Heft 3/2017, S.575ff.
（33）Stefan Bajohr, Die nordrhein-westfälische Landtagswahl vom 14. Mai 2017: Schwarz-Gelb statt Rot-Grün,
a.a.O, S.614ff.
（34）Auf der Achterbahn. Steil aufgestiegen und tief gefallen: Die schwierige Situation der SPD nach dem Hypeum die Kandidatur von Martin Schulz, Von Professor Dr. Renate Köcher,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in: FAZ vom 21. Juni 2017.
（35）Für ein Deutschland, in dem wir gut und gerne leben. Regierungsprogramm 2017-2021, S.63, https://www.
cdu.de/system/tdf/media/dokumente/170703regierungsprogramm2017.pdf?file=1.（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169（36）FAZ vom 17. und 24. Juli 2017.
（37）Der Bayernplan. Klar für unser Land, Programm der CSU zur Bundestagswahl 2017, Beschluss des CSUParteivorstands am 17. Juli 2017, S.13ff., https://www.csu.de/common/csu/content/csu/hauptnavigation/
politik/beschluesse/Beschluss_Bayernplan_BF.pdf.（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38）Der Bundeswahlleiter(Hrsg.), Wahl zum 19. Deutschen Bundestag am 24. September 2017, Heft 3, Wiesbaden
2017, S.9ff.; Ders, Ergebnisse früher Bundestagswahlen, Wiesbaden 2017, S.25ff.; Richard Hilmer und Jérémie
Gagné, Bundestagswahl 2017: GroKoIV - ohn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Heft 2/2018, S.372ff.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に関する邦語文献としては、坪郷實『2017 年ドイツ連邦議会選挙と政党政治のゆくえ』自治総研第 473 号、2018 年、36 頁以下；佐藤公紀『「民主主義の新たな対立線？」－ 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と政治動向－』歴史学研究第 972 号、2018 年、48 頁以下；野田昌吾『2017 年ドイツ連邦議会選挙』法
学雑誌、第 64 巻第 3 号、2018 年、613 頁以下。
（39）FAZ vom 26. und 27. September 2017.
（40）Ebd.
（41）FAZ vom 7. Oktober 2017.
（42）FAZ vom 6. Oktober 2017.
（43）Ebd.
（44）Regelwerk zur Migration, https://www.csu.de/common/csu/content/csu/hauptnavigation/dokumente/2017/Regelwerk-Migration.pdf.（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FAZ vom 10. Oktober 2017.
（45）FAZ vom 17. und 20. Oktober 2017.
（46）FAZ vom 6. November 2017.
（47）FAZ vom 13. November 2017.
（48）FAZ vom 18. Dezember 2017.
（49）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後のジャマイカ連立事前協議とその失敗を経て 2018 年 3 月の第 4 次メルケル大連立政
権発足に至る過程については、Sven T. Siefken, Regierungsbildung „wider Willen“ -der mühsame Weg zur
Koalition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2017,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Heft 2/2018, S.407ff. 及び横井正信『2017 年連邦議会選挙と第 4 次メルケル大連立政権の発足』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第 3 号、2019
年、163 頁以下参照。
連立協定においては、移民・難民の年間受け入れ数に関して「過去 20 年間の経験を基礎として、また合意された措置と移民に関して直接コントロール可能な部分を念頭において、わわれは移民数が年間 18 万人から 22 万人の幅を超えないであろうということを確認する」とされた。Ein neuer Aufbruch für Europa. Eine neue Dynamik
für Deutschland. Ein neuer Zusammenhalt für unser Land.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19.
Legislaturperiode, S.15,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dokumente/koalitionsvertrag_2018.pdf?file=1.
（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50）Koalitionsvertrag, S.103ff.; FAZ vom 7. April 2018.
（51）批判派は、特に様々な国籍や文化を持った人々が長期間にわたって狭い空間の中で一緒に過ごさ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から、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を問題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た。事実、2018 年 5 月には、ザクセン州ドレスデンのアンカー・センターにすることを予定されている施設において、ジョージア出身の庇護申請者とムスリムの庇護申請者との間でラマダンの異なった食事時間をめぐって対立が発生し、警察がそれを仲裁しようとしたところ、逆に難民によって暴行を受けるといった事件が起こっていた。FAZ vom 29. Mai 2018.
（52）FAZ vom 4., 16. und 19. Mai 2018. ただし、ドブリントは、すでに他の EU 諸国において庇護申請を行った難民については、今後直接国境において入国を拒否すべきであるが、難民登録済であるものの、ドイツ国境に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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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するまでに庇護申請を行わなかった難民については、今後ともドイツにおいて庇護手続をすべきであるとしていた。彼はその理由として、当該難民がどこで EU 域内に入ったかを証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とをあげた。この点では、彼の態度はすべての登録済難民の入国を拒否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 CSU の公式の立場と必ずしも一致しておらず、基本法第 16a 条を厳密に遵守するという立場ではなかった。FAZ vom 6. Juni 2018.
（53）Rechtsprechung EuGH, 26.07.2017 - C-646/16,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
cid=193206&pageIndex=0&doclang=DE&mode=req&dir=&occ=first&part=1.（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54）FAZ vom 13. Juni 2018.
（55）FAZ vom 16. juni 2018.
（56）FAZ vom 19. und 25. Juni 2018.
（57）FAZ vom 21. und 25.Juni 2018.
（58）この首脳会議での合意内容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
・EU 域内に難民を収容するための新たなセンターを設置し、純粋な難民であるか送還されるべき「不規則的な移民」なのかを判断する。各国の難民受け入れの分担は自発的な基礎の下で行われるべきである。
・EU 加盟諸国は 2 次的移民に対処するためにあらゆる必要な国内的な法的行政的措置をとるべきである。
・EU 対外国境管理を強化するため、EU 対外国境管理協力機関を現在の 3,000 人から 2020 年までに 10,000 人に増員し、欧州国境警察へと発展させる。
・ダブリンⅢ規則を含む共通欧州庇護制度の改革に取り組む。
・密入国斡旋組織を壊滅させるため、EU 領海外（地中海）で救助された難民を収容する「地域下船センター（regionale Ausschiffungszentren）」を第三国（北アフリカ）に設置する可能性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難民発生の原因を除去するため、アフリカ大陸諸国支援のための投資を拡大する。
Tagung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28. Juni 2018)– Schlussfolgerungen, EUCO9/18,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
eu/doc/document/ST-9-2018-INIT/de/pdf.（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59）FAZ vom 30. Juni 2018.
（60）FAZ vom 2. und 3. Juli 2018.
（61）Einigung zur Migration. CSU bringt Asylwende voran!, https://www.csu.de/common/csu/content/csu/
hauptnavigation/aktuell/topaktuell/PDFs/2018/2018-07-03-Einigung-Asyl.pdf.
（62）Koalitionsausschuss 5. Juli 2018, Ordnung und Steuerung in der Migrationspolitik, CDU Pressemitteilung
016/18,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dokumente/koalitionsausschuss-180705_0.pdf?file=1&type=field_
collection_item&id=15483.（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63）Ebd.; FAZ vom 7. Juli 2018;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für Bau und Heimat, Masterplan Migration.
Maßnahmen zur Ordnung, Steuerung und Begrenzung der Zuwanderung, 04. 07. 2018, https://www.bmi.
bund.de/SharedDocs/downloads/DE/veroeffentlichungen/themen/migration/masterplan-migration.pdf?__
blob=publicationFile&v=7.（2019 年 9 月 7 日現在）
（64）FAZ vom 7., 9., 13. und 20. Juli 2018.
（65）FAZ vom 9. Juli 2018; Sehnsucht nach starker Führung. Jedem Zweiten bereitet die Flüchtlingssituation
große Sorgen. Das führt zu Zweifeln am Staat und an den politischen Prozessen, Prof. Dr. Renate Köcher,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in: FAZ vom 18. Juli 2018.
（66）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S.107; Koalitionsausschuss 5. Juli 2018, S.1; FAZ vom 6.
August 2018.
（67）FAZ vom 6. Juli 2018; FAZ vom 8. August 2018.
（68）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für Bau und Heimat, Pressemitteilung, 17.08.2018, Zurückweisung an der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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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nze Verwaltungsabsprache mit Spanien tritt am Samstag, 11. August in Kraft, https://www.bmi.bund.de/SharedDocs/kurzmeldungen/DE/2018/08/verwaltungsabsprache-spanien.html.（2019 年 9 月 7 日 現 在）; FAZ
vom 11. August 2018.
（69）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für Bau und Heimat, Pressemitteilung, 09.08.2018, Verwaltungsabsprache
mit Griechenland zur Zurückweisung an der Grenze abgeschlossen, https://www.bmi.bund.de/SharedDocs/
pressemitteilungen/DE/2018/08/griechenland.html.（2019 年 7 月現在）; FAZ vom 14. und 15. September 2018.
（70）FAZ vom 29. August 2018; FAZ vom 1. und 3. September 2018.
（71）FAZ vom 3., 4. und 5. September 2018.
（72）FAZ vom 7. September 2018.
（73）FAZ vom 6., 8. und 10. September 2018.
（74）FAZ vom 13., 14. und 19. September 2018.
（75）FAZ vom 20. und 21. September 2018.
（76）FAZ vom 22., 24. und 25. September 2018. マーセンをめぐる混乱の余波はこの後も続いた。マーセンは 10 月
18 日にワルシャワで開催された欧州各国の情報機関幹部の会議の際に行った離任演説のなかで、「SPD の左派ラディカル派勢力」にとってケムニッツでの「魔女狩り」に対する彼の批判は大連立の崩壊を煽るための「絶好の機会」であったと述べた。また、彼は自らを「理想主義的でナイーブかつ左派的な外国人・治安政策に対する批判者」であるとした。さらに、彼は政治家とメディアが「魔女狩り」をでっち上げ、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検証されていない偽情報を流布させたとし、「これはドイツにおける新たな質のフェイク・ニュースである」と主張した。
マーセンがこのように連邦政府と連立与党の指導部を公然と批判したことに対しては、彼を当初擁護していた
ゼーホーファーさえ怒らせた。ゼーホーファーは「マーセンの発言は度を超えている」とし、「私は彼に対して人間的に失望した」と述べて、マーセンをただちに職務停止にし、連邦憲法擁護庁副長官トーマス・ハルデンヴァ
ングを長官代理に任命した。これによって、マーセンがどのような立場でも連邦内務省にとどまることは事実上不可能となった。これに対して、AfD 党首ヨルグ・モイセンはマーセンの発言を称賛し、マーセンが AfD に入党するならば「大歓迎されるであろう」と述べた。FAZ vom 6. November 2018.
（77）FAZ vom 8. und 10. September 2018.
（78）FAZ vom 26. September 2018.
（79）Ebd.; FAZ vom 27. und 29. September 2018.
（80）FAZ vom 6. und 8. Oktober 2018.
（81）FAZ vom 13. Oktober 2018.
（82）Rainer Olaf Schulze, Die bayerische Landtagswahl vom 14. Oktober 2018: Signal für nachhaltigen Wandelauch im Bund ?,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Heft 2/2019, S.223ff.
（83）FAZ vom 15. und 16. Oktober 2018. イエナ大学の政治学者ティム・ニーンドルフによれば、バイエルン州における CSU の勢力衰退の背景には、さらに長期的な変化があった。バイエルン州はかつての農業州から自動車や最先端の産業が集積するドイツで最も経済的に成功した州への構造転換に成功し、失業率も事実上の完全雇用状態である 3 ％を下回るまでになっていた。こうした成功は CSU の統治の下で実現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の意味では同党の大きな業績でもあった。しかし、皮肉にもこの成功は CSU の支持基盤を掘り崩すという結果ももたらした。経済的成功によってバイエルン州には教育程度の高い若く都市的な人々が多数流入するようになった。2004
年以降だけでも 160 万人以上の人々が他の州からバイエルン州へと移動してきた。同州で生まれ育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これらの人々は必ずしも伝統的なバイエルン的特徴や宗派的帰属性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確かに国勢調査によれば 2011 年時点でもバイエルン州の住民の半数以上はカトリックであったが、他方で教会からの脱退者は毎17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年数万人に達しており、人口の流動化はこのような傾向に拍車をかけていた。さらに、他の州からバイエルンに移動してきた人々の多くは都市部で生活しており、農村部の住民ほど保守的な投票行動をとらなかった。州全体
では高い支持を得ている CSU がミュンヘン等の大都市の市長選で苦戦していることはそれを示すものであった。
もちろん、そのような人々もバイエルンの経済的成功を CSU の功績と考える可能性はあったが、同党の伝統的な保守的支持者ほど党と強い結びつきを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この問題は、CSU にとどまらず、CDU/
CSU 全体についても言えることであった。Scheitert die CSU an ihrem Erfolg? Wie sich der Wirtschaftsboom inBayern und der Zuzug auf das Wahlverhalten auswirken, Von Tim Niendorf, in: FAZ vom 9. Oktober 2018.
（84）FAZ vom 20. Oktober 2018.
（85）FAZ vom 22. Oktober 2018.
（86）FAZ vom 26. und 27. Oktober 2018.
（87）Marc Debus und Thorsten Faas, Die hessische Landtagswahl vom 28. Oktober 2018: Fortsetzung derschwarz-grünen Wunschehe mit starken Grünen und schwacher CDU,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Heft
2/2019, S.245ff.
（88）FAZ vom 29. Oktober 2018.
（89）FAZ vom 30. Oktober 2018.
（90）Ebd.; FAZ vom 7. November 2018.
（91）FAZ vom 30. Oktober 2018; FAZ vom 6. November 2018; FAZ vom 5. Dezember 2018.
（92）FAZ vom 27. November 2018; FAZ vom 1. Dezember 2018.
（93）FAZ vom 5. November 2018; FAZ vom 1., 6. und 7. Dezember 2018.
（94）FAZ vom 2. und 3. November 2018.
（95）FAZ vom 15. November 2018; FAZ vom 11. Dezember 2018. 元パッサウ大学教授で長年 CSU を研究している
政治学者ハインリッヒ・オーバーロイターは、CDU 党首選後の FAZ 紙の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いて、メルツは主要な問題において世界観的に CSU に近く、バイエルン州に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な経済政策に関する高い能力を持っているがゆえに、CSU にとってはメルツの方が好ましかったとする一方、「私は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がいく
つかの誤った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たとも考えている」と述べ、彼女は単なる第 2 のメルケルではなく、まさに「すべての人々のための結婚や妊娠中絶」のような政策分野において、CSU に似た立場を代表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た。
FAZ vom 12. Dezember 2018.
（96）FAZ vom 9. November 2018; FAZ vom 8. und 10. Dezember 2018.
（97）Jens Spahn, Ein echter Neustart für die CDU und Deutschland, in: FAZ vom 1. November 2018.
（98）FAZ vom 17. November 2018; FAZ vom 7. Dezember 2018.
（99）FAZ vom 8. und 10. Dezember 2018.
（100）31. Parteitag der CDU Deutschlands, 7. bis 8. Dezember, Hamburg Messe, Beschluss: Wirtschaft für den
Menschen –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im 21. Jahrhundert,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images/780x439_
artikel_slider/181208-beschluss-soziale-marktwirtschaft.pdf?file=1&type=field_collection_item&id=17496.（ 2019 年 9月 7 日現在）（101）Ebd.
（102）シュレーダー政権時代の改革政策については、Vgl., Hans Jörg Hennecke, Die dritte Republik. Aufbruch undErnüchterung, München 2003; Christoph Egle und Reimut Zohlnhöfer(Hrsg.), Ende des rot-grünen Projektes.
Eine Bilanz der Regierung Schröder 2002-2005, Wiesbaden 2007. 邦語文献としては、小野一「ドイツにおける『赤と緑』の実験」御茶ノ水書房、2009 年（103）メルケル政権下でのこれら様々な分野における政策の実施とその評価については、以下の諸文献を参横井：難民問題とドイツキリスト教民主・社会同盟（CDU/CSU）における党首交代

173

照。Sebastian Bukow und Wenke Seemann(Hrsg.), Die Große Koalition. Regierung - Politik - Parteien 20052009, Wiesbaden 2010; Christoph Egle und Reimut Zohlnhöfer(Hrsg.), Die zweite Große Koalition. Eine Bilanz
der Regierung Merkel 2005-2009, Wiesbaden 2010; Reimut Zohlnhöfer und Thomas Saalfeld(Hrsg.), Politik im
Schatten der Krise. Eine Bilanz der Regierung Merkel 2009-2013, Wiesbaden 2015; Reimut Zohlnhöfer undThomas Saalfeld(Hrsg.), Zwischen Stillstand, Politikwandel und Krisenmanagement. Eine Bilanz der Regierung
Merkel 2013-2017, Wiesbaden 2019. 邦語文献としては、西田慎／近藤正基（編）「現代ドイツ政治」ミネルヴァ
書房、2014 年；平島健司「ドイツの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7 年；田中耕太郎『統一ドイツにおける年金改革の軌跡とパラダイム転換』早稲田商学、第 439 号、2014 年、31 頁以下；松本勝明『メルケル政権下の医療制度改
革―医療制度における競争―』海外社会保障研究、第 186 号、2014 年、16 頁以下；倉田賀世『メルケル政権下の子育て支援政策』海外社会保障研究、第 186 号、2014 年、39 頁以下；森井裕一『ドイツの安全保障文化の変容－
連邦軍と徴兵制をめぐる議論を中心として－』国際政治、第 167 号、2012 年、88 頁以下；渡邊泰彦『ドイツにおける同性婚導入』京都産業大学総合学術研究所所報 、第 13 号、2018 年、1 頁以下（104）ポリトバロメーターの月例世論調査の結果によれば、主要な政治家を＋ 5 ～－ 5 で評価する項目におけるクランプ = カレンバウアーに対する評価の平均値は、彼女が CDU 党首に就任した 2018 年 12 月時点では＋ 1.3 であったが、その後徐々に下降傾向となり、2019 年 9 月時点で－ 0.2 にまで低下した。なお、この調査において政治家に対する評価の平均値が＋ 2.0 を上回るのは希である。Forschungsgruppe Wahlen: Politbarometer, https://www.forschungsgruppe.de/Umfragen/Politbarometer/Langzeitentwicklung_-_Themen_im_Ueberblick/Politik_
II/（2019 年 9 月 12 日現在）
（105）ポリトバロメーターの月例世論調査において、「現在ドイツにおいて最も重要な問題（2 つまで回答可）は何であると思いますか」との質問に対して、「失業」という回答の比率が最も高くなったのは 2005 年 3 月の 90 ％（2位は「経済状況」の 12 ％）であったが、その後の経済回復と失業率低下に伴って、その比率は 2014 年秋までには 20 ％を切るまでに低下した。それに代わって、2000 年代には数パーセントであった「外国人・難民」という回答の比率は 2013 年秋頃から徐々に上昇し始め、2015 年に入ると 30 ％を上回るようになり、2015 年の難民危機発生とともに同年 11 月には 88 ％とピークに達した。その後、難民問題の沈静化とともに、その比率は 2019 年 9 月
時点で 27 ％にまで低下したが、なお「最も重要な問題」の項目で 1 位となっている。なお、この調査では「最も重要な問題」に加えて「他の重要な問題（2 つまで回答可）」を回答する項目もあるが、この項目では 2019 年 9 月
時点で「環境・エネルギー転換」という回答の比率が 36 ％で最も高くなっている。Ebd.

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Outline of nation building through education in modern Korea
稲

葉

敦＊

1945 年の解放から 2000 年頃までの現代韓国教育史を概観し、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を通して、どのような国民形成がねらわれていたかを探る。韓国の学校教育においては、「弘益人間」の理念を一貫して掲げつつ、朴正煕大統領期には経済発展を進めるための教育が重視され、労働力としての近代化人間、強い民族意識を持った「韓国人」の育成が期された。社会教育においても、優秀な労働力の育成や国民意識の啓発がねらわれた。民主化後においては、世界化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目標の実現に向けた「韓国人」の育成が期されている。
はじめに
本稿においては、1945 年の解放後、2000 年前後までの現代韓国教育史を概観する。そうして、教育の制度的変遷や量的拡大、質的転換の様子を概観することを通して、どのような国民形成がねらわれていたかを探っていく。その際、初等中等教育段階の学校教育を中心としつつも、国民形成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社会教育や高等教育についても見ていくこととする。
論を進めるに先立って、国家は教育によって自国民の育成、すなわち国民形成を期すということ、国家が望む国民像、望ましい国民像はその国の学校教育の教育課程の基準に表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また、そうした国民像は、国の政治・経済的状況を背景に変化を見せ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前提とすることについて検討しておきたい。
今日の世界では、人や物、情報などの移動が活発になっているが、どれほど国境を越えた人の交流が活発であるとしても、自国民の育成を期さない国家などは皆無である。また、それぞれの国家が望む国民像は教育課程の基準その他何らかのかたちで制定あるいは表明されると言ってよい。例えば、日本では、教育基本法第 1 条において「教育は、人格の完成を目指し、平和で民主的な国家及び社会の形成者として必要な資質を備えた心身ともに健康な国民の育成を期して行わ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国民の育成が教育の目的であることが表明され、この目的の下に、学＊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17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校教育法や学習指導要領が制定されている。韓国においても、教育基本法第 2 条において、国民の育成が目的である旨が述べられている。もちろん、国民形成は、学校教育以外の場においてもなされるのであるが、教育課程の基準は国家が望む国民像を端的に表し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この際、実際の学校教育において国の定めた教育課程の基準がどれほど機能しているのか、あるいは、学校教育が人間形成にどれほどの影響力を及ぼ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疑問も生じるであろう。これに関して、水原克敏（2010）は、日本の教育を巡るこうした問について、学校の実態
は学習指導要領の構想どおりには進行していないものの、日々の学校教育は学習指導要領の枠組
みの中で動いており、また、教育課程の内容と配列によって、育成される人間像はずいぶん違ってくるのであって、日本の歴史を見れば、時代の政策に応じて、さまざまな人間像が養成されてきた旨を述べている。本稿においても、日韓間で程度や態様の差異はあるとしても、韓国においても、教育課程の基準が実際の学校教育において機能しており、また、学校教育が人間形成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る。そして、政治・経済的状況を背景として「望ましい国民像」が変化してきたものと仮定して、論を進めることとする。
韓国の学校教育に関する教育政策の変遷をたどる上で、第一に着目すべきは、日本の学習指導要領に相当する「教育課程」である。
日本においては、教育課程とは「学校教育の目的や目標を達成するために、教育の内容を生徒の心身の発達に応じ、授業時数との関連において総合的に組織した学校の教育計画」と学習指導要領解説（総則編）で定義されている。そして、それぞれの学校において編成する教育課程の基準となるものが、文部科学省告示として定められる学習指導要領である。
これに対し、韓国においては、教育課程の語は日本と同じ意味で用いられるほか、文教部令あ
るいは 1979 年以降は文教部告示等の形式で定める教育課程の国家基準、すなわち日本の学習指導要領に相当するものも、例えば、教育部告示第 1997－15 号「初・中等学校教育課程」などの名称が付され、これらを総称して「教育課程」と呼んでいる。日本の教育課程はいわゆる一般名詞であるのに対し、韓国におけるこの語は一般名詞であるとともに固有名詞でもあると言える。そこで本稿においては、韓国における教育課程の国家基準である「教育課程」を日本語の教育課程と区別するため、「教育課程」と括弧書きで表すこととする。
韓国の「教育課程」は、1955 年から 2015 年までの間、数年から十年ほどの間隔で 10 次にわたって改訂されてきた。そのため、一般に「第○次教育課程」と称されている。
「第 1 次教育課程」が制定されたのは朝鮮戦争休戦後の 1955 年であるが、それ以前にも緊急的、過渡的な措置として「教授要目」が定められていた。1997 年に「第 7 次教育課程」が告示された後、「教育課程」は随時改訂することとされたため、以降の「教育課程」については、「2007 年改訂教育課程」、「2009年改訂教育課程」、「2015 年改訂教育課程」というように呼称されている。また、「教育課程」は学校段階に応じて、「国民学校教育課程」、「中学校教育課程」、「高等学校教育課程」などが定めら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177れている（1）。本稿においては、義務教育の最後の段階である「中学校教育課程」を主として取り上げて検討することとする（2）。
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については、学校教育とりわけ初等中等教育がその中心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が、社会教育や高等教育も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しながら、筆者がこれまでに収集した範囲では、解放後から近年までの学校教育および社会教育の全体を日本語で概観した先行研究は見当たらないところであり、これを整理し俯瞰すること自体が有意義と考える。
実際、本稿において参考とした韓国教育史に関する主な文献については以下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が、現代韓国教育史の全体像を俯瞰するには、これらを突き合わせ、それぞれの不足を補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点目は、馬越徹『現代韓国教育研究』（1981 年、高麗書林）である。本書では、初等中等教育、高等教育の変遷が極めて明快に叙述されているが、1981 年刊行であり、全斗煥大統領期以降については、他の文献で補わざるを得ない。
2 点目は、尹敬勲『韓国の教育格差と教育政策−韓国の社会教育・生涯教育政策の歴史的展開と構造的特質−』（2010 年、大学教育出版）であり、本書は解放から 1990 年代までの社会教育・
生涯教育政策の変遷を詳細に叙述しており、その背景として学校教育の変遷についても簡略に述べているが、大部である故にかえって全体の流れが捉えにくくなっている箇所も見受けられる。
3 点目は、黄宗建・小林文人・伊藤長和編著『韓国の社会教育・生涯学習−市民社会の創造に向けて−』（2006 年、エイデル研究所）であり、社会教育・生涯学習の変遷のほか、地方自治体における取組の具体例なども豊富であるが、同一の事象に関して執筆者によって評価が全く異なっている記述なども見受けられる。
4 点目は、韓国語文献であるが、教育科学技術部『中学校教育課程解説 I 総論，特別活動』（2008年）中の「Ⅱ 中学校教育課程の変遷」である。韓国の学校教育の変遷が「教育課程」を中心にまとめられている。本稿において「教育課程」の変遷を整理するに当たっては、基本的に本書を典拠とした。なお、最新版の『2015 改訂教育課程総論解説－中学校－』では、付録として「中学校教育課程の変遷」が引き続き掲載されているが、一部の記述が省略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る。
こうした先行研究や文献の記述や時期区分を参考としつつ、本稿においては、時期区分をおおむね、①米軍政期から李承晩大統領期までの時期（1945 〜 1960 年）、②朴正煕大統領期（1961 〜
1979 年）、③全斗煥、盧泰愚大統領期（1980 〜 1992 年）、④金泳三大統領期以降（1993 年以降）の4 期に分けた。
多くの先行研究に共通しており、かつ重要である点は、政権すなわち大統領の変わり目が教育政策や国民像の変化と結びつけられている点である。
翻って日本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ると、首相の交代が教育政策や学習指導要領に示す人間像、教17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科の内容などに大きく影響したとは言い難い。例えば、水原克敏（2010）および同書の新訂版（2018）において、教育政策の転換点として 55 年体制の成立や 60 年安保とその後の高度経済成長などの政治的事象やそれに関連する事象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ものの、同書に名前が挙げられている
首相は、戦後では吉田茂と中曽根康弘のみである。日本においては、首相の交代によって教育改
革の極めて大きな方向性が提起されることはあっても、具体的な政策が極端な影響を受けたことはない。これに対して、韓国においては、後に見るように、大統領の交代によって教育政策の大きな変更が余儀なくされたり、大統領の考えが具体的な政策や教育内容にまで影響を及ぼしたりしている。こうした日韓間の相違もたいへん興味深い課題である。
1．米軍政期および李承晩大統領期
第 1 期は 1945 〜 1960 年、米軍政期から李承晩大統領期までの時期である。解放後、米国の影響を強く受けながら教育が再開され、大韓民国建国後には教育法が制定されるが、朝鮮戦争により教育は停滞を余儀なくされ、経済も困難な状況にあった。朝鮮戦争の後には、義務教育の就学率が大きく伸びるとともに、中等教育や高等教育にも量的拡大がみられた。1955 年には最初の「教育課程」（第 1 次教育課程）が制定された。社会教育では、識字教育を中心として、国民啓蒙教育
や職業技術教育などが展開された。以下にその経過および特徴を概観する。
（1）米軍政下における学校教育の再開
日本の敗戦による解放から 1 か月後の 1945 年 9 月、米軍政の下に置かれた南朝鮮において教育が再開された。米軍政の性格は、「軍政法令を通じて日本の軍国主義的、植民地的思想と形態を払拭させ、解放された韓国を民主化させようとする米軍による直接統治」であった。米軍政庁学務局は、9 月 16 日、その諮問機関として韓国人識者 7 人からなる韓国教育委員会を組織するとともに、17 日には一般命令第 4 号「新朝鮮の朝鮮人のための教育方針」を示達して、同月 24 日から初等学校の、10 月 1 日から中等学校以上の授業を開始することとした。一般命令第 4 号では、教授用語を韓国語とすること、韓国の利益に反する教科、すなわち修身、日本語、日本史等の教授を禁止すること等も示された。国民学校や中学校等の授業開始に先立って、学務局は、教科目や時間配当表等を矢継ぎ早に示したが、時間的余裕のないなかでの検討であったため、具体的な教育内容を示すには至っておらず、それには、1 年後の教授要目の制定を待つことになる。まさに緊急措置として教育が再開された。
翌 1946 年 2 月、学務局は教授要目制定委員会を組織し、教育内容の設定に着手する。同年 9 月に各教科の授業内容を示す教授要目が示達され、即日施行された。教授要目は、現在は文献としてほとんど伝わっておらず、「特徴」のみが伝えられているが、後の「教育課程」と比較すれば極めて簡素な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この頃には教科書の編纂も着手されるなど、教育内容の具体化への取組が進められていった。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179

この時期の韓国は、政治・経済面において米国に強く依存しており、教育の再建も米国民主主義の影響を強く受けながら進められた。教授要目においては、前年に修身に代わって設けられた公民科が、地理、歴史とともに廃止、統合されて、米国の経験中心カリキュラム理論が反映されたものと指摘される社会生活科が設けられたのも、米国の影響の強さを表し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米軍政期について馬越徹（1989）は、軍政当局は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色の払拭と教育制度運営の民主化を軸に教育政策を立案・実施したとして、「いわゆる「民主教育の基礎工事」の時期とし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と評し、また、その際のモデルは米国の教育理念と制度であり、その中核となった思想が民主主義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
その一方で、教授要目においては、韓国の歴史的民族的思想とされる「弘益人間」の理念が教育理念として掲げられた。鄭美羅（1989）は「韓国の教育目標である「弘益人間」の精神に基づき、愛国愛族の教育を強調し、日帝の残滓を精神面又は生活面から除去することに格別の努力を傾けた」点を教授要目の特徴の一つで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ここで、「弘益人間」の理念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ておく。
「弘益人間」の理念は、1949 年 12 月制定の教育法において、教育の目的を定めた第 1 条に「教育は弘益人間の理念の下に、すべての国民をして人格を完成し、自主的生活能力と公民としての資質をもたせ、民主国家発展に奉仕し、人類共栄の理念実現に寄与させ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と明確に掲げられた。
「弘益人間」は、古典『帝王韻記』や『三国遺事』に由来するものであり、『三国遺事』巻第一
紀異には、「古記云昔有桓國庶子桓雄數意天下貪求人世父知子意 下視三危太伯 可以弘益人間 乃
授天符印三箇 遣往理之」とある。馬越徹（1989）によれば、「広くすべての人間の利益に奉仕する」といった理念である。なお、ここで留意すべきは、『三国遺事』の「弘益人間」は、「弘く益する人間（にんげん）」ではなく、ここでの馬越の理解のように「弘く人間（じんかん）を益す」と読むのが適当と思われること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先行研究においては、「「弘益人間」が理想的な人間像として追い求められる」であるとか、「「弘益人間」とは、広く全ての人の利益になる人間のこと」といった記述もみられるところである。もっとも、「弘益人間」が提唱された当初から提唱者自身によって、「利益を与える人間になること」や「弘益ができる人間になること」
が主張されており、もともと混乱を招きやすい概念であった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弘益人間」については、意味が曖昧で具体性に欠くであるとか、神話に近い非科学的なものである、日本統治時代の「八紘一宇」の再版であるといった批判が当初からあったが、そこに含まれる意味の包括性や深さだけでなく、伝統的概念としての象徴性や、「民族的理想」を標榜しているといった点から、教育理念として採用された。馬越徹（1981）によれば、教育法第 2 条には「愛国愛族の精神」といった表現があるとはいえ、強烈な民族主義を押し出したものではなく、「民主国家」の発展に奉仕し、ひいては「人類共栄」の実現に寄与するという、米国モデルの民主18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主義理念が反映された理想主義的なものである。すなわち「弘益人間」は、先行研究においては
おおむね、民主主義の理念と民族主義の理念とを合わせ持ち、かつ人間の普遍的原理としての側面がある概念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2）「教育課程」の制定と義務教育の量的拡大
1948 年 7 月に李承晩が初代大統領に選出され、同年 8 月に大韓民国が樹立された。翌月に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が樹立される。韓国では、翌 1949 年 12 月 31 日に教育法が公布されることにより、新たに教育課程の基準を制定する機運が高まっていった。教育法第 155 条には、学校の教科は大統領令で、各教科の要目および授業時数は文教部令で定める旨が規定され、これを根拠に、最初の教育課程の基準の制定作業が着手された。しかし、直後の 1950 年 6 月に朝鮮戦争が勃発すると、その作業は中断をやむなくされた。休戦協定成立に向けて米ソなど関係大国の情勢の変化がみられた 1953 年の春、まず教育課程全体委員会が構成され、新教育課程の基本原則についての検討が再開された。そして、1954 年 4 月に文教部令第 35 号として「国民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師範学校教育課程時間配当基準令」が制定された。これは、全 26 条と附則および各学校の授業時数の配当を示した 6 つの別表のみの極めて簡潔な内容が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の後、各教科委員会において、全体委員会が立てた基本原則に従った教育内容が起案され、全体委員会の審議を経て、1955 年 8 月に文教部令第 44 号、第 45 号、第 46 号として国民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それぞれの「教育課程」が制定された。この「時間配当基準令」と「教育課程」とを合わせて「第 1 次教育課程」と呼ぶが、これを第 1 次とするのは、韓国において「我々の手によって作られた最初の体系的な教育課程である」と認識され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こうして、教育内容と授業時数とが関連した教育課程としての体系が整えられていくとともに、「教育課程」に従った教科書の準備が進められ、1958 年までに国定・検定・認定に区分された教科書が編纂されて（3）、「教育課程」を具体的に実践する環境が整えられていった。
さらに、1950 年 6 月に開始された義務教育 6 カ年計画は、直後に勃発した朝鮮戦争により実施不可能となっていたが、1954 年に改めて、義務教育完成 6 カ年計画が策定された。朝鮮戦争中は70 ％前後であった国民学校就学率は、同計画の最終年度である 1959 年度には 96.4 ％にまで上昇した。また、中学校の学生数（4）は、1952 年から 1960 年までに 1.8 倍に、高等学校の学生数は、同じ期間で 2.1 倍に増加し、国民学校から中学校への進学率、中学校から高等学校への進学率も飛躍的に増大するなど、中等教育についても量的拡大が見られた。
「第 1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も、教育法第 1 条に規定された「弘益人間」の理念はその基本理念となるが、「教育課程」には「弘益人間」に関する特別な記述は見られず、具体的な育成すべき人間像も示されてはいない。また、反共教育、道義教育、実業教育が強調されるが、その内容は示されていないなど、未だ制度上の整備が不十分な点は多かった。しかし、道義教育については、
1956 年に文教部の諮問機関である道義教育委員会において、道義教育の当面目標として愛国愛族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181

心の涵養など 4 つの目標が設定されるとともに、「公民としての道徳」や「反共防日の精神」など
5 つの指導領域が設定され、道義教育用の教科書も作られるなど、後追いで「第 1 次教育課程」を具現化するための整備が進められた。
第 1 期の教育と国民像の特徴としては、加藤克彦（2000）は李承晩大統領期の教育の状況について、国家そのものが揺籃期にあり、戦争の勃発もあって、制度面で不備が多く、さらに米国の自由民主主義教育理念に強く影響されており、反共主義、反日主義の国家イデオロギーよりも教育法の「弘益人間」理念が強く表れ、国民としての規範よりも人間として普遍的な道徳が指導されていたと指摘しているが、これらはおおむね米軍政期にも当てはまることであろう。また、馬越徹（1981）も、アメリカ民主主義の韓国社会への受容期であり、「民主化」という理念が最優
先し、「民主化」原理に基づく教育機会（量）の拡充に重点が置かれた時期であるとし、「個」と「国家民族」と「世界」は矛盾対立する概念ではなく、反共教育や道義教育が叫ばれながらも、教育理念の基調は、総じて「個」を出発点とする弘益人間に置かれていたと指摘している。
高等教育に関しては、1946 年 8 月の国立ソウル大学校設立法、1949 年 12 月の教育法により、制度的に体裁が整えられ、朝鮮戦争後には量的拡大の一途をたどっていった。他方で、量の拡大に伴う質の低下への危機意識からの取組もなされた。高等教育機関が首都ソウルに集中し、私立が圧倒的に多いといった、地域格差、国公立・私立のアンバランスを是正するために、地方国立総合大学が設立されたほか、教授陣の質の確保のための大学教員資格基準の作成、校地、校舎、体育場、図書、教員の 5 項目にわたる大学設置基準令の制定などが行われた。
（3）社会教育の胎動
韓国の戦後復興は米国の援助に大きく依存していた。未だ、のちの高度成長をもたらす輸出指向型工業化は確立されておらず、農地改革も結果的には零細自作農の没落と農村からの人口流出を招くなど、韓国経済は困難な状況のなかにあった。
こうした経済状況や、解放当時、13 歳以上の非識字率が 77.8 ％に達していた社会状況を踏まえ、社会教育の分野では、「非識字退治」や「非文解退治」、「文盲退治」などと呼ばれる識字教育に力点が置かれた。
米軍政下の 1945 年 10 月に米軍政関連団体である成人教育会が発足して成人教育を担う指導者養成事業が始まり、翌年 5 月には公民学校設置要令により成人を対象とした基礎教育が実施された。大韓民国の樹立後も、1949 年に制定された教育法では、1910 年 1 月 1 日以降生まれで学齢を超過した全ての人を対象として、識字教育を受けることが義務づけられ、ハングルの普及活動を含む識字教育が展開されていった。朝鮮戦争中には、軍隊内で、新兵訓練所や捕虜収容所でも大々的な識字教育が行われたといわれる。
朝鮮戦争後の 1954 年から 1958 年には、農閑期を利用した 70 日から 90 日の教育期間で、国民学校第 2 学年水準の読解力と日常生活に必要な計算力、公民的な知識などを習得させること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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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とした「非文解退治 5 カ年計画」が実施され、1958 年には非識字率は 4.1 ％に減少したとされている。孔秉鎬（黄ほか（2006））は、この数値については妥当性、信憑性が疑われるものの「非文解退治運動は相当な効果をもたらしたと推察されう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また、尹敬勲（2010）によれば、この頃の社会教育については、識字教育のほかに、講演や映画上映などの方法によって、農村青少年の教導、農業技術の普及、農村の生活改善、奉仕の精神
や愛郷心、愛国心の高揚などを目指した活動が展開され、国民啓蒙教育としての特徴を有し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さらに、技術学校や高等技術学校を通じて行われた職業技術教育、公民学校に期待された学校教育を補完する社会教育といった特徴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これらの成果としては、識字教育により国文（ハングル）が普及したこと、問題点としては、社会教育関連の法整備が行われず、識字教育と政権の政治的正当性を訴える国民啓蒙教育だけが広がっていたことであ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る。
2．朴正煕大統領期
第 2 期は 1961 〜 1979 年、朴正煕大統領の時期である。朴正煕政権は経済発展を推し進め、やがて外貨導入が進み輸出指向型工業が発展していった。1984 年からの中学校教育義務化を控え、中等教育の就学率が更に上昇し、入試競争が過熱化した。国民啓蒙教育、国家観の確立が強調されるようになり、1968 年に国民教育憲章が宣布される。学校教育に関しては、国民教育憲章を具現化した「教育課程」（「第 2 次教育課程」部分改訂、「第 3 次教育課程」）が制定された。社会教育
は、1960 年代には識字教育から職業技術教育がその中心となっていったが、1970 年代に入ると、国民意識啓発教育としてのセマウル教育と職業技術教育に焦点が当て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以下にその経過および特徴を概観する。
（1）経済開発と「第 2 次教育課程」
1960 年、3・15 不正選挙で国民からの批判が高まり、李承晩が大統領を辞任して米国に亡命す
る（4 月革命）と、翌 1961 年、朴正煕が 5・16 軍事革命により実権を掌握した。朴正煕は、このときの「革命公約」では反共を韓国の第一義の国是とするとともに、同年 7 月には反共法を制定した。また、翌年から第 1 次経済開発 5 カ年計画を実施するなどの経済発展＝近代化政策を押し進めた。さらに、朴正煕は 1962 年の第 5 次憲法改正により大統領に権力を集中させ、翌年にはみずから大統領選に立候補して当選、就任した。
5・16 軍事革命により、李承晩大統領期の 1958 年から基礎調査が進められてきた「教育課程」の改訂に向けた作業はいったん白紙に戻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教育分野についても旧悪を一掃するとの名分の下に、「教育課程」の改訂作業を担当していた編修官を含む、多数の文教部の官吏が交代させられ、しかも既存の資料のほとんどは新しい編修官に引き継がれなかった。このため、「教育課程」の改訂作業は最初の段階から始めざるをえなくなり、「第 2 次教育課程」が制定さ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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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のは 1963 年 2 月のこととなった。
「第 2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自主性、生産性、有用性の 3 点が強調された。生産性の強調とは、生活に必要な方法を習得し生活を改善していく態度と能力の育成を、有用性の強調とは、国家社会の要求や生活における課題に実際に活用できる技術・技能の習得や人格・態度の育成を指しているが、自主性の強調については、教育を通して形成する人間性は、漠然として普遍的な民主的公民ではなく、「固有の歴史と伝統を保持し歴史的現実の中に明確な使命感を自覚し遂行する大韓民国の国民」を育てる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
「第 2 次教育課程」を具体的にみていくと、まず、「第 1 次教育課程」でも重視されていた実業教科の一層の重視を特徴として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朴正煕政権発足当初の経済は依然として厳し
い状況にあり、急速に工業化・産業化を進めるために有効な労働力の確保、人材の育成が課題であった。
「第 2 次教育課程」では、実業・家庭科には数学や社会等の教科よりも多くの授業時数が配当された。中学 1、2 年の数学、社会、科学、体育の週当たり授業時間が、各教科とも 3 〜 4 時間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実業・家庭科にはこれらよりも多くの時間、すなわち、中学 1 年で 4 〜 5
時間、中学 2 年で 4 〜 6 時間が配当され、中学 3 年では最多で 12 時間を配当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った。さらに 1963 年の改正教育法では、中学校については全教科時間の 15 ％以上を実業に充て、一人一技を習得させる旨が規定されるとともに、全教科の 30 ％以上を実業科目とする学校は実業中学校、実業高等学校の名を冠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実業教科の強化充実が図られた。
「第 2 次教育課程」のもう一つの特徴として、教科とは別の位置づけで「反共・道徳生活」が創設され、強烈な政治的イデオロギー教育が学校に持ち込まれ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
「反共・道徳生
活」は国民学校、中学校のすべての学年で毎週 1 時間必修となった。さらに、学校行事にも反共活動が組み込まれ、反共映画・スライドの鑑賞、パレード見学、反共作文・雄弁大会、一線将兵慰問などが実施された。
「第 2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弘益人間」の理念はなお教育法に掲げられているものの、ほとんど象徴的なものとなり、反共、祖国近代化という国家目標が色濃く反映された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2）国民教育憲章と「第 3 次教育課程」
朴正煕政権は、1965 年に日韓基本条約を締結して日本との国交を樹立するとともに、同年、米国の要請を受けてベトナム戦争への派兵を開始した。これらは、外貨不足に悩む韓国経済を大いに助けることとなり、1967 年からの第 2 次経済開発 5 カ年計画では、経済開発が国家の至上命題とされるに至り、輸出指向型工業化の方針が確立され、安価で豊富な労働力を利用した繊維等の軽工業の発展がもたらされた。しかし、憲法の大統領三選禁止条項を改定してまで政権の長期化を図るなどの朴政権の強権体制に対する不満が高まるとともに、1971 年の大統領選挙では野党候補の金大中が善戦するなど内外情勢が流動化するなかで、朴正煕は、同年に国家非常事態宣言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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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翌年には全国に非常戒厳令を布告し、次いで憲法を改正し大統領の権限を更に強化して、「維新体制」と呼ばれる個人独裁体制を確立した。これを批判する運動が広がると、朴政権は、維新憲法
批判の禁止などの緊急措置をたびたび公布してそうした運動を弾圧し、1976 年には尹潽善、金大中らが民主救国宣言を発表したが、これも弾圧された。
韓国経済が成長を達成していくなかで、国力の増進は、国家、国民の自信を回復させ、政府をして精神的側面を重視させることとなった。物的生産に直結する経済行為としての「第一経済」
に対して、祖国の近代化と民族中興を実現するために不可欠の精神的基盤を指す「第二経済」とのスローガンが登場し、まずは発展ということで疎かにされていた精神面が強調され始め、それが教育においては国民教育憲章として現れた。
国民教育憲章は、1968 年 6 月から制定に向けての審議が開始され、11 月 26 日に国会において満場一致で同意され、12 月 5 日に宣布された。韓国語でわずか 400 字足らずの文章であるが、愛国心と使命感を強調した内容であり、当時国民学校の 4、5 年生にもなると意味が分からなくとも全文をそのまま暗唱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と言われる。国民教育憲章の全文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われわれは民族中興の歴史的使命を帯びてこの地に生まれた。祖先の輝かしい精神を今日に蘇らせ、内には自主独立の姿勢を確立し、外には人類共栄に寄与する時である。ここにわれわ
れの進むべき道を明らかにして教育の指標とする。
誠実な心と健やかな体で学問と技術を学び、生来の各人の資質を啓発し、われわれの處地を
躍進の足場として、創造の力と開拓の精神を培う。公益と秩序を前面に立たせながら、能率と実質を尊び、敬愛と信義に根ざした相互相助の伝統を受け継ぎ、明朗であたたかい協同精神を培う。われわれの創意と協力を基盤として国が発展し、国の隆盛が己の発展の根本であることを自覚し、自由と権利に伴う責任と義務を果たし、自ら進んで建設に参与し奉仕する国民精神を高める。
反共民主精神に透徹した愛国愛族がわれわれの生の道であり、自由世界の理想を実現する基盤である。道が後孫に引き継がれる栄光ある統一祖国の将来を見据えつつ、信念と矜持を有す
る勤勉な国民として、民族の英知を集め、たゆまぬ努力で、新しい歴史を創造しよう。
国民教育憲章は、国民の国家意識や社会連帯意識が欠如している、経済発展に伴い精神の荒廃が進んでいる、教育においても民族固有の伝統や国民精神が疎かにされているといった認識から、「弘益人間」に代わる新たな教育理念として打ち立てられたものであり、「国」の隆盛が強調されるとともに、民族的伝統が重視された。馬越徹（1981）は、「弘益人間」の理念の出発点が「個」にあったのに対し、国民教育憲章では「国」が基点とされ、「個」の発展の前提として「国」の隆盛が強調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と指摘している。ここでの、「国」の概念も、教育法第 1 条の弘益人間理念に見られる抽象的な「民主国家」ではなく、「反共民主精神に透徹した」国民の作り出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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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統一祖国」と具体化され、そうした国家の「建設に参与し奉仕する国民精神」の涵養が求められたとしている。
国民教育憲章は、韓国教育の基本原理とされ、1970 年代の教育政策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た。
国民教育憲章の理念を具現化すべく、まず 1969 年に「第 2 次教育課程」の部分改訂が行われた。
そして、これと同時に全面改訂に向けた検討が開始され、1973 年に「第 3 次教育課程」が制定された。
「第 2 次教育課程」の部分改訂の特徴としては、まず、「反共・道徳生活」の授業時数がそれまでの週当たり 1 時間から 2 時間に増加され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また、実業・家庭科の授業時数も大幅に増加されている。実業・家庭科の中学校 3 年間での最少授業時数を比較すると、「第 2 次教育課程」では 385 時間であったものが、同部分改訂では 490 時間となり、さらに後の「第 3 次教育課程」では 525 時間と増加されていく。
国民教育憲章の理念の一層の徹底をねらって改訂された「第 3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正しい国家観に立脚した「国籍ある教育」が目指された。国民的資質の涵養、人間教育の強化、知識・技術教育の刷新が基本方針とされ、「国民的資質の涵養」としては、民族主体意識の涵養、伝統を基盤とした民族文化の創造、個人の発展と国家の隆盛との調和が、「人間教育の強化」としては、
価値観教育の強化、非人間的傾向の克服、勤勉性と協同性の昂揚が、「知識・技術教育の刷新」では、基本能力の培養、基本概念の把握、判断力と創意力の涵養、産学協同教育の強化が要求された。これらのうち「個人の発展と国家の隆盛との調和」については、まさに「個」の発展の前提としての「国家」の隆盛を強調したものであり、この文言はのちの「第 4 次教育課程」における教育的人間像にも引き継がれている。
また、「国籍ある教育」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に、「国史」の教科としての独立、「道徳」の教科化とその内容の国民教育憲章に沿った変化などが見られる。なお、南北赤十字会談の実現や南北共同声明の流れを受けて、「反共・道徳生活」は廃されたが、新設の道徳科の指導領域の一つとして「反共生活」が設けられ、反共教育は継続された。こうした「第 3 次教育課程」の特徴について、
加藤克彦（2000）は、国家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完全に符合した形で教育理念が打ち出されていると述べている。
以上見たように、この時期には、経済発展＝近代化を進めるための教育を重視しつつ、「民族」
や「国民」が強く意識され、反共人間、労働力としての近代化人間、強い民族意識を持った「韓国人」の育成が期された。
1960 年代の後半頃、国民の所得水準が向上するなかで、教育的関心の高まりとともに、受験競争が過熱の度を増していき、異常な入試競争が社会問題と化した。そこで、1969 年から中学入試
撤廃、1974 年から高等学校平準化といった政策が実施された。中学入試撤廃は、学校群を設定し、抽選によって入学者を決定するものであるが、いわゆる一流中学の廃校をも含む激烈なものであった。高等学校平準化は、考査の後、学校群の中で抽選によって入学者を各学校に振り分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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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ものである。馬越徹（1981）によれば、これらは、私立学校も対象としていること、一流校を排除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などが共通しており、中等教育の量的拡大の面では貢献したが、学力の低下や私立学校の財政難など多くの問題も残したという。実際、1970 年、1975 年、1980 年の高等学校就学率は、それぞれ 29.3 ％、40.5 ％、48.8 ％であり、1970 年代後半には上昇が見られる。その一方で、大学進学をめぐる熾烈な受験競争が社会問題として表出してきた。
高等教育に関しては、李承晩大統領期の量的拡大から質的拡充への転換が模索された。はじめに企図された学校や学科の統廃合による量の削減については大学内外からの強い反発により失敗
したものの、量的拡大の圧力の中での質的拡充に向けて、ソウル大学校の総合化や 1972 年の「高等教育改革方案」に基づく高等教育改革が政府主導で進められた。
（3）産業化とセマウル教育
1967 年に開始された第 2 次経済開発 5 カ年計画の下、繊維をはじめとする軽工業の発展に続き、1972 年からの第 3 次経済開発 5 カ年計画によって、1970 年代の韓国経済は、浦項総合製鉄の建設に象徴される重化学工業の建設が進められ、「漢江の奇跡」と呼ばれる経済成長を実現した。
こうした工業化、産業化の背景として、教育を受けた多くの優秀な労働力が要求され、実質と効率を尊ぶ経済的な人間、機能的な人間の育成が標榜されて、「祖国近代化」のスローガンの下、各種の開発計画が展開された。このような中で、1960 年代には、先に見たように学校における実業教育の充実が図られるとともに、教育の量的拡大が一層進んだ。すでに 1950 年代の末には国民学校には学齢児童のほぼ全てが就学できるようになり、中学校の就学率も 1960 年に 32.2 ％であったものが、1970 年には 53.3 ％に上昇した。
社会教育の分野でも、1960 年代には、私設講習所に関する法律や産業教育振興法、職業訓練法などの法的・制度的な整備が進み、これによって様々な社会教育機関が設けられ、職業技術教育のほか、正規の学校教育の機会を得られなかった勤労青少年などを対象とした学校教育補完型の社会教育、また、農業者と都市労働者との間の所得格差の広がりや離農が進む中で、農村指導事
業などの地域社会開発型の社会教育が展開された。正規の学校ではなく営利を目的とした民間の教育機関である私設学院は、その教育内容や組織・形態も多様であるが、学校や他の社会教育機
関が担うことがない多くの分野の社会教育を担当し、1960 年代以降、社会の発展に貢献してきたと評されている。1970 年代には、産業人材育成のための社会教育機関として、1972 年に放送通信大学が、1974 年に放送通信高等学校が設置されたほか、1977 年には工場に勤める勤労青少年のための企業附設学校および学級が設置された。さらに大学も 1970 年代から社会教育事業に関与し始めるなど、社会教育が多様化していった。
1970 年 4 月の地方長官会議における朴正煕大統領の提起により、セマウル（新しい村）運動が開始されやがて全国で展開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セマウル運動は、農民の意識の活性化による遊休労働力の動員から出発し、社会資本を充実させ、農村の近代化、農家所得の増大、農業生産力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187の拡大を図ることをねらいとしていた。運動の結果、農村には商品経済が急速に浸透し、農家所得の増大、米の自給達成などの成果が表れたとされているが、他方で、農業基盤の強化が不十分であったため農村の所得の増大にはつながらず、むしろ、官製精神運動、国民意識啓発教育としての色彩を強めていったとの指摘もなされている。
3．全斗煥大統領、盧泰愚大統領期
第 3 期は 1980 〜 1992 年、全斗煥から盧泰愚大統領の時期である。全斗煥政権は、経済成長を維持しつつ強権的な政治を行っていたが、国民からの民主化要求が高まり、1987 年、盧泰愚による民主化宣言を受け入れた。盧泰愚政権は、北方外交の展開、北朝鮮との関係改善と国連同時加盟などを進め、学校教育にもその影響が見られた。社会教育に関しては、1982 年に社会教育法が制定された。1980 年代にはラジオやテレビを媒体とした通信教育が普及するとともに、文化・教養
教育が生涯教育の中心となっていった。以下にその経過および特徴を概観する。
（1）国民精神教育と新たな教育への変化
1979 年 10 月朴正煕大統領が暗殺された後、全斗煥が粛軍クーデタにより実権を掌握し、翌年、光州事件を経て、大統領に就任した。
全斗煥政権は、経済成長を維持しながらも、強権的な政治によって国民からの批判が強まり、これを打開するため、全斗煥の盟友である盧泰愚が 1987 年、6.29 民主化宣言を発表した。全斗煥はこれを受け入れて憲法を改正し、同年 12 月の大統領選挙では盧泰愚が当選した。盧泰愚政権は、
ソウルオリンピックを開催し、また、社会主義諸国との「北方外交」を展開してソ連や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国交を樹立するなど、反共・反民主の強権的イメージの払拭に努めた。さらに、北朝鮮との関係改善を図り、1991 年には南北の国連同時加盟が実現するとともに、和解と不可侵および交流協力に関する合意書と非核化に関する共同宣言が成立するなど、一時的に南北の和解が進展した。
第 3 期は 13 年ほどの短い期間であるが、この期間中に「教育課程」は比較的短い間隔で 3 次の改訂が行われている。
「第 3 次教育課程」の改訂については、既に、朴正煕大統領期の 1978 年から基礎研究が進められてきており、全斗煥政権発足翌年の 1981 年には「第 4 次教育課程」が告示された。
これに先立って全斗煥政権が最初に取り組んだ教育政策は、所得格差による教育機会の不平等の是正を目的として、高等学校在学生に家庭教師や私設学院の授業を禁止するとともに、大学の卒業定員制を導入するといった措置を講じた（7・30 教育改革措置）。1960 年代以降、国民の所得水準が向上するとともに、朴正煕政権の中等教育機会の拡大政策の下、1969 年の中学入試撤廃や1974 年の高校平準化政策によって高等学校就学率も上昇し、1970 年代末には熾烈な大学受験競争
が社会問題となった。そうした中等教育の量的拡大という状況のなかで出帆した全斗煥政権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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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朴正煕政権との差別化を図るねらいもあり、先ずはこうした改革から取り組んでいった。
「教育課
程」改訂に関しては、1980 年に文教部が韓国教育開発院に教育課程改訂案開発に関する研究を委託するが、既に基礎研究が進められてきたこともあって、翌 1981 年には「第 4 次教育課程」が告示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第 4 次教育課程」では、国民教育憲章に代わって国民精神教育が新たに教育理念として掲げられたが、なぜ憲章に代わって国民精神教育が前面に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については全く説明のな
いまま「教育課程」にも反映されたという。国民精神教育は、1975 年に登場し、もとは国民教育
憲章や 10 月維新など朴政権の理念を具現化するために掲げられた多数の教育目標を包括するための指導概念であるが、全斗煥政権では、国民教育憲章から個人に関する部分を大幅に取り除き、国家・社会への貢献と反共主義を更に強調したものとされ、これに基づく「第 4 次教育課程」は、国家理念に沿ったかたちで教育を目指す点で、「第 3 次教育課程」を継承発展させたものといわれる。
したがって、目指す国民像に着目すれば、「第 4 次教育課程」は「第 3 次教育課程」と大きく変わらないのであるが、その他の面では次の時期に連なる変化が種々見られるところである。
第一に、「第 4 次教育課程」では、経験中心主義と学問中心主義との均衡と調和が図られたと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第 2 次教育課程」は、知識の詰め込みではなく、子どもが興味・関心を持って主体的に学ぶよう仕向けることを特徴とする「経験中心主義」あるいは「生活中心主義」と言われる考え方に基づいたものであったが、「第 3 次教育課程」は、科学の基本的概念や原理の学習を重視し、早い段階から繰り返し指導することを特徴とする「学問中心主義」あるいは「系統主義」と言われる、対極に位置する考え方に基づいた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ながら、「第 4 次教育課
程」においては、極端に経験や生活あるいは学問の系統性のいずれか一方に重きを置くのではな
く、両者のバランスと調和が図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日本についても、1947 年および 1951 年の学習指導要領は経験中心主義に、1958 年および 1968 年の学習指導要領は系統主義に基づくものと言われるが、日本の学習指導要領、韓国の「教育課程」ともに、改訂を重ねるに連れて、経験や生活と学問の系統性とのバランスが図られるよう変遷してきている点は共通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第二に、実業・家庭科の授業時数が削減に転じるとともに、同教科内での授業時数の配分においても、農・工・商・水産といった職業に直接結びつく内容から生活に必要な技術への重点の移動がみられる。実業・家庭科の中学校 3 年間での最少授業時数が、「第 3 次教育課程」では 525 時間であったものが、「第 4 次教育課程」では 408 時間に減少し、後の「第 5 次教育課程」では 374 時
間と更に減少している。また、内容の面でも、実業・家庭科のうち男子の必修の内容が、第 3 次の「技術」から第 4 次では「生活技術」に改められるとともに、選択して学習する部分は、第 3 次においては、農・工・商・水産・家事から 1 つを選択して 210 時間以上と、職業に結びつく内容が重視されていたのが、第 4 次においては、これらから 1 つまたは 2 つを選択して計 170 時間以上と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189なった。これも、中学校卒業後直ちに農業、工業、商業、水産業あるいは家事に従事する者の減少に伴い、内容と授業時数が変化してきた日本の技術・家庭科と同様の変化をしていると言える
だろう。
第三に、
「教育課程」の形式や行政実務的な側面でも変化がみられる。従前は法規文書としての
文教部令の形態であったものが、1979 年 3 月に公告文書としての文教部告示へと形態が変更された。すなわち、法令としての位置付けから、行政として必要な専門的・技術的事項を定め公に示すものへと、その性格を変えたこととなる。また、告示から施行までの移行期間も、それまではほとんどが即日施行か 1 年未満の期間しかなかったものが、「第 4 次教育課程」以降はおおむね 2
年以上の期間が新課程実施のための準備期間として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らも、文部科学大臣告示の形式をとり、さらに告示から実施までに 4 年前後の準備期間を設ける日本の学習指導要領とよく似た性格を有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と言える。
これらのことは、1984 年からの中学校教育の義務化を控え、先にみたような中等教育の量的拡大が見られる時期であることが一つの要因であるとともに、「教育課程」あるいは教育そのもの
が、これまでの経験を経て、更には教育の世界的な潮流をも踏まえて、いわば洗練され、あるいは現代化してき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これらのことから、「第 4 次教育課程」は、国民像に着目す
れば朴正煕政権期を継承しているものの、着実に新たな段階に至ったものと評価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
1985 年から改訂作業が進められていた「第 5 次教育課程」は、盧泰愚による民主化宣言と前後して告示された。
「中学校教育課程」が最も早く、民主化宣言の前の 1987 年 3 月、「国民学校教育課程」が民主化宣言と同じ 1987 年 6 月、「高等学校教育課程」は盧泰愚が大統領に就任した後の1988 年 3 月の告示と、政権交代の最中に改訂告示が行われており、全斗煥政権のうちに告示された「中学校教育課程」についても、その施行時期は 1989 年度からである。
「第 5 次教育課程」は、単に教科書の使用期間に関する行政上の理由で改訂が急がれたとされ、第 4 次のようには名分が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ない改訂であり、既に第 6 次への改訂も見込まれていたことから、改善の必要な部分のみの改訂が行われたとされ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この時期には、民主化が進むとともに韓国の国際的地位の向上や北朝鮮との関係改善が模索され、教育にもその影響がみられるところであり、「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も、国民像などに関しては変化がみられるところである。
「第 5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第 3 次、第 4 次の「教育課程」の教育的人間像にみられた「個人の発展と国家の隆盛との調和」との文言はなくなり、国家が個人に優先するといった強力な国家主義は強調されなくなった。また、道徳科においては、従来の指導領域「反共生活」が「統一・安保生活」に改められるとともに、教科目標についても、第 3 次には「共産主義侵略粉砕の決意を固くし」、第 4 次には「北韓共産集団の挑戦に対応し」といった文言がみられたものが、「北韓共産集団の実像と共産主義理念の虚構性を批判し」と幾分か理性的な表現へと改めら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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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1990 年から改訂作業が進められていた「第 6 次教育課程」は、盧泰愚大統領末期の 1992 年に告示され、「中学校教育課程」の施行は金泳三大統領期に入ってからの 1995 年度からである。
「第 6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来るべき 21 世紀に向けて求める人間像を「健康で自主的、創意的、道徳的な韓国人」とし、教育課程の構成方針の第 1 に「道徳性と共同体意識が透徹した民主市民を育成する」ことを掲げた。この方針は最も中核的な方針として、全ての教育活動に適用され、理念的に中心的な地位を占め、普遍的、共通的方針であるとされた。
具体的にみていくと、道徳科においては、第 5 次の指導領域「国家生活」と「統一・安保生活」
が「国家・民族生活」に統合されるとともに、教科目標には共産主義を批判する表現がみられなくなり、また、「健全な国家観」、「国家と民族文化の発展に努力」といった表現もみられなくなった。道徳科の授業時数を見ても、中学校においては週当たり 2 時間が維持されたが、国民学校においてはそれまでの週当たり 2 時間から 1 時間に削減された。さらに、独立した教科であった国史科が社会科へ統合されるなど、全体として国家の強調が弱まった。
このほか、実業教科については、男女共通に履修する家庭科と技術・産業科が創設され、それまで選択必修として残されていた農業、工業、商業、水産業、家事が姿を消した。実業教科の中
学校 3 年間での授業時数も、「第 5 次教育課程」では 374 〜 510 時間であったのが、「第 6 次教育課
程」では 306 時間へと削減された。そして新たに選択教科として、漢文、コンピュータ、環境が導入されている。
加藤克彦（2000）は、「第 6 次教育課程」には民主化の影響がはっきり表れており、また、告示と施行の政権が異なることからも、「教育課程」が時の政権の意図を直接反映しなくなり、ナショ
ナリズムのイデオロギー装置としての教育の機能は大幅に弱められたと指摘している。他方、田中光晴（2008）は、後の「第 7 次教育課程」について、「依然としてイデオロギー装置としての機能は、弱まっておらず、むしろその機能は潜在化した」と指摘している。筆者は、後に述べるよ
うに「第 7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も世界化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目標の実現に向けた「韓国人」の育成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ことに鑑み、田中の考えが妥当かと考えるのであるが、この時期にナショナ
リズムのイデオロギー装置としての教育の機能が弱められていたと考えるべきか否か、たいへん興味深い課題である。
この時期においては、朴正煕大統領期と比較すれば国家主義や反共主義が弱ま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が、それらのいわば名残もみられるところである。また、「第 4 次教育課程」から「第 6 次教育課程」の全体を、国家主義が最も強く表れた「第 3 次教育課程」から世界化への対応を掲げた「第7 次教育課程」への過渡期と考えることも可能と思われる。
（2）社会教育法の制定
1980 年代の社会教育に関して最も画期的な事象は、社会教育法の制定であろう。社会教育法に関しては、朝鮮戦争以前から 15 回にわたり法案をめぐって議論が行われながら、義務教育制度の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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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が優先され、社会教育に必要な財政の不足などの理由により、法の成立には至らなかった。
しかし、1980 年 10 月の改憲において、第 5 次共和国憲法第 29 条第 5 項に、国家は生涯教育を振興するという生涯教育理念が明記されたことがきっかけとなり、社会教育法をめぐる議論が活性化
して、1982 年 12 月にようやく制定・施行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社会教育法は、第 1 条において「すべての国民に平生を通じた社会教育の機会を付与して、国民の資質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によって、国家社会の発展に資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と社会教育の目的を規定するとともに、機会均等や自律性の保障などの一般的事項、国家・地方自治体の責務、社会教育専門委員や社会教育施設に関する事項、マスコミの社会教育への参加に関する事項などについて規定している。
尹敬勲（2010）によれば、社会教育法については、法律に基づく社会制度に発展させた点で有意義であったと評価される一方で、学校教育に関する内容が中心であった教育法の下位法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のために、重要性が低いとの認識を与えかねない点や、社会教育法が文教部の管轄であるのに対し、職業訓練法は労働部、公務員教育法は総務処が管轄するなど、社会教育政策の一
体的・総合的な推進には難があった点、いくつかの重要な社会教育機関が規定されなかった点な
どの問題点が指摘されている。
1980 年代の社会教育の特徴としては、経済の安定化に伴い、人びとがより質の高い生活を追求し始めるようになり、文化・教養教育としての社会教育が展開されていっ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
憲法に生涯学習条項が追加され社会教育法が制定されるなかで、教育法にも大学に生涯教育院を開設し社会教育を振興する旨が規定されたこともあり、多くの大学が生涯学習院を設立した。生涯学習院の講座は大学の特徴による相違はあるものの、生活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の一般教養や文化的内容を含むものが主流となり、語学や女性向けプログラムが大きな割合を占め、学習者個
人の興味や趣味的内容に焦点を当てた学習が増えた。1970 年代までの行政が定めた内容を学ぶ社
会教育から脱却し、大学や民間の社会教育機関を通じて多様な学習内容が提供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また、1980 年代には、通信教育が普及・拡大した。放送通信大学は、ソウル大学から完全に分離・独立し、5 年制の学士課程に改編され、多様な学科を設置し、さらに地域学習施設を拡充して、高等教育の機会を拡充し、学生数を伸ばした。放送通信高等学校は、1980 年代前半は学生数を増やしたが、後半になると、国民生活の向上によって一般高校への進学率が上昇したことに伴い、学生数は減少に転じていった。
4．金泳三大統領期以降
第 4 期は 1993 年以降、金泳三大統領期以降の時期である。1990 年代の韓国は、その国際的地位が向上し、OECD への加盟も実現した。1997 年に深刻な経済危機に陥ったが、1990 年代いっぱ
いで危機をほぼ克服した。金泳三政権は、教育改革を重要政策課題とし、教育法を教育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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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の教育三法体制に改めた。教育課程についても、種々の新たな教育活動が導入されるなどの改革が行われた。また、従来の教育者中心の社会教育から学習者中心の生涯学習へと移行すべく、1999 年、社会教育法に代わって平生教育法（生涯教育法）が制定された。以下にその経過および特徴を概観する。
（1）世界化と「第 7 次教育課程」
1990 年代の韓国は、盧泰愚政権期の北方外交などにより、その国際的地位の向上が目立った。
また金泳三政権は、第 7 次経済開発 5 カ年計画を破棄し新経済 5 カ年計画を策定して、経済構造を転換し先進国入りすることを目指し、1996 年には OECD（経済協力開発機構）への加盟が実現した。翌 1997 年、韓国は深刻な経済危機に陥ったが、次いで大統領に就任した金大中は、財閥改革などを進めて経済危機に対処し、1990 年代いっぱいで危機をほぼ克服するとともに、北朝鮮に対しては太陽政策を掲げ、2000 年には南北首脳会談が実現した。
文民出身の金泳三は選挙戦中から「教育大統領」候補を自負し、1993 年の政権発足当初から教育改革を重要政策課題とした。政権発足直後の 1994 年 1 月には大統領直属の諮問機関として教育改革委員会を発足させ、教育改革に着手した。同委員会は 1997 年までに 4 次にわたり報告書を策定するが、1995 年 5 月 31 日に第 1 次報告として提出された「世界化・情報化時代を主導する新教
育体制の樹立のための教育改革方案」（5.31 教育改革方案）は、改革のビジョンを示したものとして特に重要である。この改革方案では、情報化・世界化にふさわしい人間の形成のために 6 つの教育方針を示した。第 1 は学習者中心の教育への転換、第 2 は教育の多様化、第 3 は自律と責務
性に基づく学校経営、第 4 は自由と平等が調和した教育、第 5 は教育の情報化、第 6 は質の高い教育の追求である。これを踏まえ、政権の末期である 1997 年 12 月、「第 7 次教育課程」が告示され、2001 年度から施行された。
金泳三政権は、1949 年に制定された教育法の全面改正にも着手した。大韓教育法学会に研究を委託し報告を得たほか、5.31 教育改革方案においても、教育法の改正が提案されている。そこでは、教育法は度重なる部分改正により法令としての体系性が欠けていること、社会変化から生じる新たな教育的要求を受容していないこと、国民の教育を受ける権利を尊重した法整備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など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そして、教育法制定からおよそ半世紀後の 1997 年 12 月に、教育基本法、初・中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が制定され、教育三法体制に改められた。
「第 7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21 世紀の世界化・情報化時代を主導する自律的で創意的な韓国人の育成」が改訂の重点とされた。
この「世界化」の概念について、田中光晴（2008）は、韓国内でも様々に議論され、はっきり定義されていないとしつつ、政府広報局の「世界化とは国際化の上位概念であって、世界をひとつの地球村と認識し、共に生きていく能力と姿勢を培っていくことである」との見解を踏まえ、「世界化」には、現象として外に開かれていく「国際化」の上位概念としての意味と、「培う」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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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う内に対する国家戦略としての意味が含まれているとした。そして、「世界化」は、世界経済を想定した上で国際競争力を養お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り、その国際競争に勝ち残れる国家とその発展を支える人材を育成することが教育改革の大きな目的で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要すれば、「世界化」とは、単なる国際化ではなく、経済はもとより、政治、文化などのさまざまな面で国際競争を勝ち抜き、韓国が世界をリードしようとし、そのためには国民一人一人の能力や資質を向上させようとする国家戦略であ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こうした「世界化」への対応として、「第 7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国民教育のレベルアップ
をねらいとして 9 年間の義務教育に高等学校第 1 学年を加えた 10 年間を「国民共通基本教育課程」とする教育課程の再編成が行われるとともに、初等学校第 3 学年からの早期英語教育、児童生徒の能力や個人差に基づいて多様な教育を提供しようとする水準別教育課程、日本の「総合的な学習の時間」に相当する「裁量活動」などが導入された。
より具体的にみれば、「教育課程」の総論においては、追究する人間像の一つとして「民主市民意識を基礎とし共同体の発展に貢献する人」が掲げられ、道徳の教科目標には、「統一以後に期待される望ましい韓国人および世界市民としての能力と態度を持つ」ことが挙げられた。
「第 7 次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世界化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目標の実現に向けて、「韓国人」であり「世界市民」でもある国民の育成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日本の学習指導要領においては「国際社会に生きる日本人としての自覚」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こととの相違が興味深いところである。
なお、1997 年に制定された教育基本法の第 2 条には、教育法に引き続き「弘益人間」の理念が次のように規定された。
「教育は弘益人間の理念の下に、すべての国民をして人格を陶冶し、自主的生活能力と民主市民として必要な資質を備えさせ、人間らしい生を営むようにし、民主国家の発展と人類共栄の理想の実現に寄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教育基本法制定過程において、「弘益人間」の理念を教育基本法に持ち込むことについては議論もあり、結果的には導入されたのであるが、それは、「弘益人間」の理念の妥当性、適合性が認められたからではなく、多くの韓国人に漠然と教育の本質的意味を含んで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ており、他の適当な代案もないという貧弱な理由で残されたとの指摘もなされている。
（2）2000 年代の「教育課程」「第 7 次教育課程」より後、急激な社会変化への対応という観点から「教育課程」は随時部分的な改訂をすることとされ、「2007 年改訂教育課程」、「2009 年改訂教育課程」、「2015 年改訂教育課
程」が制定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は、制定後たびたび部分改訂されていて、教科の改訂は総論より遅れて部分改訂の際に行われるであるとか、新しい教育課程が施行される前に次の改訂が行われる状況まで生じている。こららの「教育課程」の特徴や評価については、今後研究していくこととし、「2007 年改訂教育課程」および「2009 年改訂教育課程」について特徴的と思われる点の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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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単に述べるにとどめる。
「2007 年改訂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第 7 次教育課程」の教育的人間像を全面的に承継、維持している。その一方で、道徳科の指導領域は、1「道徳的主体としての私」、2「私たち・他人・社会との関係」、3「国家・民族・地球共同体との関係」、4「自然・超越的存在との関係」の 4 区分に整理された。4 が新たに設けられたことが特徴であり、また、これによって、韓国の道徳の指導領域と日本のそれとがきわめて類似することとなった。また、「第 7 次教育課程」期の国定道徳教科書には、口絵に韓国国旗である太極旗が大きく描かれ、その下に、「国旗に対する誓い」として「私は誇らしい太極旗の前に / 祖国と民族の無窮の栄光のために / 体と心を捧げ忠誠を尽くす
ことを / 固く決意します」との文が掲載されていたが、「2007 年改訂教育課程」の検定道徳教科書
では、そうした記述がみられなくなっている。
「2009 年改訂教育課程」においては、総則に示す教育的人間像や道徳の教科目標が大幅に改訂されている。その評価は今後の研究を待たねばならないが、ここで道徳の教科目標から「民族」の語がみられなくなった点は重要であり、今後、民族意識や南北統一を巡って実際にどのような教育が展開されていくのか、注目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3）平生教育法の制定
1990 年代に入り社会教育が量的、質的に発展するなかで、金泳三大統領直属の諮問機関である
教育改革委員会が 1995 年 5 月 31 日に示した第 1 次教育改革方策案、翌年 2 月 9 日に示した第 2 次教
育改革方策案においては、開かれた教育社会・生涯学習社会の基盤を構築することや新たな職業教育体制の構築を目指した種々の方策が示された。ここから、社会教育法の全面改正に向けた議論が始まり、1997 年 6 月 2 日に教育改革委員会作成の「平生教育法（生涯教育法）の基本方針と試案」が金泳三大統領に報告され、更なる議論を経て、1999 年 8 月 31 日に平生教育法が制定された。
平生教育法は、国民の生涯学習を振興するため、国民の学習権と学習者の選択権を最大限に保障すること、生涯教育機関相互の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すること、生涯教育担当者の資質と専門性を向上させること、遠隔教育などを通じた生涯教育の機会拡大を目指すこと、職業教育と人材開発事業の基盤づくりを進めることなどを内容としている。尹敬勲（2010）は、「この時期には、
1970 年代まで盛んだった官主導の社会教育政策（識字教育、基礎学力習得のための教育、国民意
識啓蒙教育）は停滞し」ており、「行政ではなく民間主導で、学習者個人の関心に合致した内容に基づく選択重視の教育の登場は重要な意味を持つ」と指摘している。
おわりにこのように、韓国の学校教育は、「弘益人間」の理念を一貫して掲げつつ、朴正煕大統領期には経済発展を進めるための教育が重視され、労働力としての近代化人間、強い民族意識を持った

稲葉：現代韓国における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の概観

195「韓国人」の育成が期された。社会教育においても、優秀な労働力の育成や国民意識の啓発がねらわれた。民主化後においては、世界化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目標の実現に向けた「韓国人」の育成が期されている。
はじめににおいても述べたように、日本語によって韓国教育史を俯瞰すること自体が有意義と考えられ、また、こうした研究は韓国や韓国人について深く知る切り口の一つにもなると思われる。検討すべき点は多々あり、今後、研究を更に深めていきたい。
なお、本稿は、筆者の修士論文「国民教育憲章とセマウル教育を通じた国民形成−朴正煕政権の意図と韓国国民への普及−」（指導教員：吉田光男放送大学名誉教授、須川英徳放送大学教授）の一部を抜粋し加筆・修正したものである。

注（1）韓国の初等中等教育は日本と同じく 6・3・3 制である。日本の小学校に相当する初等教育段階の学校の名称は「国民学校」とされていたが、日本統治時代の負の遺産であるとして 1996 年に「初等学校」に改められた。中等教育段階の学校の名称は日本と同じく「中学校」および「高等学校」である。
（2）韓国において中学校教育が義務化されたのは 1984 年である。なお、この年の中学校就学率は 78.5 ％であり、中学校就学率が 93 〜 95 ％で安定するのは 1994 年以降と、比較的最近まで中学校教育を受けていない者が一定程度いた。
（3）韓国においては、国定教科書がある場合は国定教科書を、国定教科書がなく検定教科書がある場合は検定教科書を使用することとされ、国定、検定のいずれも存在しない場合等には、教育部長官（現行）が認定した図書「認定図書」を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国民学校の全教科、中学校や高等学校の国語、国史、道徳等の教科書は国定であったが、民主化以後、検定教科書や認定図書の拡大が進められている。
（4）韓国では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生も「学生」と呼ばれる。

参考文献【日本語】（著者名 50 音順）
馬越徹（1981）『現代韓国教育研究』高麗書林
馬越徹編（1989）『現代アジアの教育－その伝統と革新』東信堂「学校教育からみた韓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国民教育理念，教育課程を中心に」明治大学大学院政
加藤克彦（2000）
治学研究論集（13）：p.1-19「韓国における初等教育改革への取り組み：田中光晴（2008）「世界化」政策の現状と展望」九州大学大学院教育学コース院生論文集 8：p.83-98
鄭廣姫（2003）「韓国の教育改革と教育三法」日本教育政策学会年報（10）：p.50-66
鄭美羅（1989）「韓国「国民学校教育課程」にみられる人間像の変遷（1）：1945 年から 1980 年まで」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集録 13：p.37-47
黄宗建、小林文人、伊藤長和編（2006）『韓国の社会教育・生涯学習－市民社会の創造に向けて－』エイデル研究所『学習指導要領は国民形成の設計書－その能力観と人間像の歴史的変遷』東北大学出版会
水原克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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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敬勲（2010）『韓国の教育格差と教育政策－韓国の社会教育・生涯教育政策の歴史的展開と構造的特質』大学教育出版【韓国語】（著者名가나다順）『中学校教育課程解説 I 総論，特別活動（중학교 교육과정 해설 I 총론，특별 활동）』大韓教
教育科学技術部（2008）
科書『韓国教育 60 年－成就と課題（한국교육 60 년 - 성취와 과제）』韓国教育課程評価院
韓国教育課程評価院（2009）http://www.kice.re.kr/
各次「教育課程」については、韓国教育課程評価院 国家教育課程情報センター（NCIC）Web ページ http://ncic.
kice.re.kr/ を参照した。

教育現場において看護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抱く信頼感の検討岸俊（2019 年 9 月 30 日

行＊

受付）

本研究では、看護学校を対象に学生が教師に抱く信頼感に関して、教師への信頼の強さ（信頼度）を変数に取り上げて、学生の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との関連の検討を行った。予備調査として、33 名の学生に信頼する教師を何故、信頼するのか自由記述を求めた。その結果をもとに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の作成を行い、看護系の専
門学校生 157 名を対象に調査を行った。その際に教師の信頼度および学校享受感尺度の回答も求めた。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に対して因子分析を行った結果、「学生
尊重・ケア」「教師の真摯さ・安心」「教師としての資質」「教師の教授行動」の 4 つの因子が抽出された。教師の信頼度を従属変数とし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の 4 因子を独立変数とした重回帰分析を行った結果、「学生尊重・ケア」因子と「教師としての資質」因子が、教師の信頼度に正の関連を示していた。また学校享受感の高い学生の方が、教師への信頼度が高いことも明らかとなった。
＜キーワード＞信頼感

教師の信頼度

学校享受感

教師の態度

看護学生

1．問題
近年、不登校や学級崩壊といった教育現場の問題が多数報告されている。また、教師と児童生
徒との信頼関係に起因する問題も多く報告されている。今年（2019 年）1 月には、都立町田総合高等学校において、生徒からの執拗な挑発を受けた教師が生徒を殴ってしまう動画が Web 上に拡散され大きな問題になった。また授業中の教師の問題行動（および子どもを不安にさせるような事案）も後を絶たない。今年に入ってからも授業中に誤答した生徒に体罰を行った高校教諭や小学 3 年生に「馬鹿じゃないの」と言い放った女性教諭などの言動が報道されている。また 9 月には、「死ぬのは 5 人か 1 人か」という思考実験を岩国の小中学校で行い保護者からの苦情で学校側が謝罪したという事案が報道された。更に岐阜県の中学 3 年生の男子生徒が自殺した事案におい＊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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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ては、担任教師がいじめメモを紛失し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香川県の小学校教諭は児童の卒業アルバム用のメモを紛失し改ざんしていたことが報道された。このように 2019 年の 9 か月間
だけでも様々な学校現場における問題事案が報道さ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問題は学校現場における子ども（被教授者）と教師（教授者）との信頼関係の問題につながると考えられる。教育現場で起こっている数々の問題は、子どもを起因とする問題だけではなく、教師をはじめとする大人の側を起因とする問題も多くみられるのである。
学校教育において教師と子どもの信頼関係が重要であることは論を俟たない。学校教育の中心は授業であり、子どもは学校という空間にいる大半の時間を授業という形式で過ごしている（藤岡 1998）。教室という場は、相互作用論の立場から Wilkinson & Calculator（1982）が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教師と子どもとが情報を交換し合う相互作用文脈が根底にあり、その日々の相互作用の結果として教師と子どもとの信頼関係も築かれていると解することが出来る。特に、授業の過程そのものが教師と子ども両者の関わり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る社会的行動からなるものとして理解されている（坂西、1995）。以上のような観点から、学校現場における教師側を起因とする問題を考える際には、まず教師と子どもとの信頼関係がどのように構築されているのかという視点を持って考え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
そもそも子どもの教師への信頼感はどのように形成されているのだろうか。多くの学校では、
新学期の 4 月に初めて担任教師（担当の教師）と出会い、これ以降、子ども達は教師の様々な事象への対応や言動、表情などからどの様な教師なのかを見極めようとしている（三島・渕上 2010）。
そのような子どもの教師への認知過程を経て教師の信頼感が形成さ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実際に、教師の授業内での行動が子どもへ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される研究は多くみられる（例えば岸・野嶋 2006、坂本・内藤 2001）。特に坂本・内藤（2001）は教師の授業内の行動が「児童から教師への信頼感」を媒介にして教師と子どもとの関係のあり方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
子どもの教師への信頼感を取り上げた研究はいくつかみられる。中井・庄司（2006）は、中学生を対象に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尺度を作成した。その結果、教師への信頼は「教師がいる安心感」「教師に対する不信」「教師に対して期待する正当性」の 3 因子構造であ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村上・坂口・櫻井（2010）は担任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を「小学生が担任教師に対して一方向的に感じている、信じ頼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主観的判断とそれに基づく担任教師が自分を幸福にする
ような行動をしてくれるであろうという期待」と定義した上で、小学生用の担任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を測定する尺度の作成を行い信頼性および妥当性の検討を行っている。村上ら（2010）で作成された尺度は 5 項目からなる一次元構造の尺度であり、十分な信頼性および妥当性も確認されている。
先述した通り、教師の授業内の行動が子どもの教師への信頼関係構築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可能性が示唆されている。実際に教師の教授行動と信頼感を検討している研究も見られる。佐竹岸：教育現場において看護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抱く信頼感の検討

199（2003）は、信頼感を個人の特質ではない一般的に用いられる定義（「相手を信頼し、頼ることが出来る気持ち」）を用いて捉えて、高校生の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を生起させる教師の行動の検討を行った。その結果、生徒に信頼感を生起させるような教師の行動として「尊重」「肯定的特質」
「安定性」
「受容性」
「明朗性」
「親密性」の 6 つの因子の関連が、さらに生徒が教師に信頼感を生起するための活動として「安心感」「被受容感」「好感」「被尊重感」の 4 つの因子が関連してい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た。また村上・鈴木ら（2013）は、小学生の担任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と担任教師の行動・態度との関連の検討を行った。その結果、子どもの信頼感形成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教師の行動として、「肯定的評価」「安心感」「親近感」「適切な叱り」の 4 因子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
さらに中井（2015）は、中学生の教師との関係の形成維持に対する動機づけと担任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とを検討した。その結果、教師との関係の形成・維持に対する動機づけ 4 因子がすべて低い生徒の担任教師への信頼感が低いことを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の研究知見より、教師と生徒の信頼関係は教師側の要因と生徒側の要因の相互作用の繰り返しであ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る。
このように教師の行動をはじめとした資源が子どもへ影響を及ぼし、教師への信頼感が形成されているという研究が多く行われており興味深い知見も積み重ねられている。しかし、これらの先行研究の問題点として下記を指摘できる。同一の教師への信頼感においても、評定対象によって変わってくることが想定される。信頼感が先述されている通り、信頼対象の経験や行動から形成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れば、その信頼対象者の経験値との関連で相対的に評価する必要がある。つ
まり教師に対して「とても信頼できる」としている子どもであっても、両親への信頼感と同等の信頼感を抱いているのか、両親程の信頼感は抱いていないのかはわかりかねない。学校現場における教師への信頼感形成を考えていく際には、このような子どもが教師へ抱く信頼度が重要になってくるといえる。教師側の要因と子ども側の要因が子どもの教師への信頼関係構築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であるために、実際に子どもの教師への信頼度と教師の行動との関連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いえる。
また教師の行動と信頼感との関連は十分に検討されているが、同じ教師の行動に対しても、その行動の対象である子どもの受け取り方は異なる。教師の行動が子どもの信頼感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いう事は、すなわち教師の行動を子どもがどう認知するかが信頼感形成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いう事と捉え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
そこで本研究では、子どもの教師の行動認知と教師への信頼の強さ（信頼度）との関連について検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本研究では、信頼の強さを測定するために、信頼を佐竹（2003）と同様に一般的に用いることが可能な「相手を信じて頼ることが出来る気持ち」とした。また本研究では看護系専門学校生を対象とした。その理由として以下が挙げられる。小中学生を対象にした場合、担任教師への評価懸念が想定される。評価をする事への不利益を過度に想定することにより正確な回答がなされない可能性がありうる。また高校生の場合、教師との関わりは比較的大学に近く、担任教師や各教科担当の教師との関わりは生徒によりかなり濃淡が異なる事が想定20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される。同じ条件での関わりとして教師との信頼関係を測定する際には不適と考えられる。また
多くの研究で見られるような大学生を対象に小中学校時代の教師との関係性を回想させる回想法の研究も見られるが、信頼は他者への印象に基づいて形成されるものであり、印象は時間経過とともに変化す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そのため、数年前の人物への信頼度を現在測定することが妥当とは言えない。それに対して看護系専門学校はクラス制を採用しており、1 年生から 3 年生まですべての授業をクラス全員で受ける。また実習が多くあり担任教師との関わりも非常に密接である。また質問紙への回答に関して学校関係者には一切明かさないことを明言することで、小中学生ほどには評価懸念が起きる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このような点を鑑みて、本研究では看護系専門学校の学生を対象に行った。
2．方法
2.1

予備調査

専門学校の学生（1 クラス）33 名を対象に、現在の学校において信頼できる教師を 1 人思い浮かべてもらい、その教師に対して以下の 2 点について自由記述を求めた。1．どういう経緯でその教師に対して信頼を抱くことになったのか、2．その教師のどういう点が信頼できると感じているのか。その際に、ここでの信頼は一般的に他者に対して抱く「相手を信じて頼ることが出来る気持ち」であると明記した。
得られたデータを教育心理学と教育工学をそれぞれ専門としている大学教員 2 名と教育工学を専攻する学生 1 名の計 3 名で整理・分類を行った。その際に、教師への感情や教師の表情に関する記述ではなく、「信頼できる」と感じる契機になった教師の行動に焦点を絞って分類を行った。
その結果、教師の行動を 30 項目にまとめることが出来た。
2.2

対象

看護系専門学校 4 校の学生 157 名（年齢 18 ～ 32 歳：男性 9 名、女性 147 名、未記入 1 名）。全学校とも、1 回生のクラスを対象とした。なお調査は 10 月～ 12 月にかけて行われた。4 月に初めて当該学校の教師と会い、8、9 月に初めての短期間の実習を経た後の時期であり、学校の教師への認知がある程度形成されている時期であり、それぞれの学生が関係する教師とある程度の信頼関係が形成された時期といえる。
2.3

質問紙の構成調査票は、初めに本調査票における信頼の定義として「相手を信じて頼ることが出来る気持ち」
であることを明記したうえで、以下の 3 つの指標で構成された。
1．教師の信頼度
現在、学校で最も信頼している教師を一人思い浮かべてもらい（その教師を A 先生とする旨を明記する）、その教師の信頼度に関して相対的な評価を求めた。すなわち、日常生活で最も信頼している人を 10 とした時の当該教師の信頼度を 10 段階で評定してもらった。

岸：教育現場において看護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抱く信頼感の検討

201

2．教師の行動態度尺度
予備調査の回答をもとに、教師への信頼が形成される要因となる教師の行動や態度に関する 30
項目からなる尺度を作成した。なお尺度への回答は、現在、学校で最も『信頼』している先生（前項の質問項目での A 先生）についての項目に対して、「当てはまらない」～「当てはまる」の 5 件
法による回答を求めた（内容に関しては Table2 参照）。
3．学校享受感尺度
古市（1994）が作成した学校享受感尺度（10 項目）に対する回答を 5 件法で求めた。10 項目の合計得点を学校享受感得点とした。
3．結果と考察3.1

教師の信頼度と学校享受感との関連

学生の教師への信頼度の分布は Figure 1 の通りである。最大値は 10 で最小値は 1 であり、平均は 5.75（N = 151, SD = 2.139）であった。現在、一番信頼している人を 10 とした時の学内における最も信頼できる教師の信頼度であり、5.75 という平均はある程度、理解できる信頼度といえる。まず初めに、教師への信頼度と学校享受感との関連の検討を行った。学校享受感得点の平均
は 28.03（N = 155, SD = 8.363）であったため平均を考慮し、28 点以上を学校享受感高群、以下を学校享受感低群とした。学校享受感の 2 群を独立変数に、学生の教師への信頼度を従属変数とした t 検定を行った（Table1）。分析の結果、学校享受感高群は低群よりも教師への信頼度が有意に高いという結果であった。この結果より、学校への親和性とその学校の教師への信頼度とは関連しており、学校への親和性の高い学生はその学校の教師に対しても高い信頼度を有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

Figure1

信頼度のヒストグラム

20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Table1

3.2

信頼度と学校享受感との関連

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の検討

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の 30 項目に対して因子分析（最尤法・Promax 回転）を行った。因子
負荷量が絶対値 0.4 に満たない項目 5 項目を除き、再度、因子分析を行った。解釈妥当性を考慮して、4 因子 25 項目を採用した（Table 2）。各因子を .40 以上の因子負荷量を示す項目を中心に解釈を行ったところ、第 1 因子（10 項目）は、「A 先生は私によく声をかけてくれる」「A 先生は私のことをよく見てくれる」「A 先生は私に何かるとすぐに対処してくれる」「A 先生は自分のことをよく私に話す」「A 先生は私の個性を大切にしてくれる」などの項目の負荷量が高い。これらの項目は、学生のことを気にかけ、学生主体の関わりを心掛けている項目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のことから「学生尊重・ケア」因子とした。第 2 因子（7 項目）は、「A 先生は私が何度同じことを聞いても怒らない」「A 先生は忙しい時でもいつも笑顔でいる」「A 先生は自分の意見を私に押し付けない」などの項目の負荷が高く、「A 先生は私にどんな時でも厳しくしてくれる」が逆転項目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の項目は、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安心感や親しみやすさを抱いている項
目、教師の真摯な対応を認知している項目と理解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このことから「教師の真摯さ・安心」因子とした。第 3 因子（5 項目）は、「A 先生は自分が言ったことに責任を持つ」「A 先生は私の質問に的確に分かりやすく答えてくれる」「A 先生はいろいろと多く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などの項目の負荷が高い。これらの項目はどれも教師の教職に対する安心感や責任感に対する信頼と捉えることが出来る。このことから「教師としての資質」因子とした。第 4 因子（3 項目）は、「A 先生の授業は教え方が上手である」「A 先生の授業は退屈しない」「A 先生は授業の時と、休み時間でメリハリがある」の項目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項目は、教師の授業技能の上手さに対する信頼であるといえる。このことから「教師の教授行動」因子とした。尺度の信頼性を検討するため、Cronbach のα係数を算出した。その結果、第 1 因子が .833、第 2 因子が .738、
第 3 因子が .790、第 4 因子が .731 であり、一応の信頼性は保証されたといえる。各因子に含まれる項目の得点を合計し、それぞれ「学生尊重・ケア」得点、「教師の真摯さ・安心」得点、「教師としての資質」得点、「教師の教授行動」得点とした。

岸：教育現場において看護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抱く信頼感の検討

Table2

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の因子分析表

203

204

3.3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信頼度と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との関連

次に、教師への信頼度と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との関連の検討を行った。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の 4 因子を、平均値を基準に高群と低群とに分割した。各因子の群分変数を独立変数に教師への信頼度を従属変数とした t 検定を行った（各群の基礎統計量および t 検定の結果の概要は Table 3
参照）。検定の結果、「教師の真摯さ・安心」因子以外の 3 つの因子において高群と低群の間に 1 ％水準で有意に平均値の違いが見られた。どの因子においても高群の方が低群よりも有意に教師への信頼度が高いという結果であった。この結果より、教師が自分のことを考えてくれていると感じる行動や教師の資質を感じられる行動をとっていると認知することや教師の授業技術の上手さを感じる行動を認知することが当該教師への信頼感形成に寄与している可能性が示唆された。それと同時に、教師の行動から感じる真摯さや安心は、当該教師への信頼感と関連がないことが示唆された。
Table3

教師への信頼度と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の各下位因子との関連

次に、教師への信頼感形成に寄与する要因を検討するため、教師への信頼感を従属変数に、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尺度を独立変数とした重回帰分析（強制投入法）を行った（Table 4）。その結果、「学生尊重・ケア」（β =.295, p<.01）、「教師としての資質」（β =.249, p<.01）が正の関連を示した。この結果は、先の t 検定結果とも合致するものである。以上の結果より、学生の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が教師への信頼感形成にある程度、寄与してい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た。

岸：教育現場において看護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抱く信頼感の検討

Table4205

重回帰分析結果

4．結論
4.1

総合考察

本研究では、教育現場における学生の信頼感形成に着目し、学生が学校生活で認知する教師の行動態度と教師への信頼の強さ（信頼度）との関連について検討することを目的に行った。検討にあたっては、調査対象者の当該学校における信頼できる教師を一人思い浮かべてもらい、その教師の相対的信頼度を分析変数として用いたことに本研究の特徴があるといえる。分析の結果、大きく以下の二つの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第一に、学校内での信頼できる教師への信頼度と学校享受感とが関連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学校に対しての親和性の高さが教師への信頼の強さに寄与してい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た。第二に、学生の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と教師の信頼の強さとの間に関連が見られたことである。特に教師の行動を自分のことを考えて行っていると認知すること、および教師の行動の背景に教師の資質を認知することが、当該教師への信頼の強さに関連し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さらに教師の真摯さや教師に対する安心感は、信頼の強さと関わりがないことも示唆された。このことは従来の研究ではあまり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ない点であり重要な事であるといえる。この因子には「同じことを聞いても怒らない」や「いつも笑顔でいる」「自分の意見を押し付けない」などの項目が含まれており、本研究の結果は、当該教師への信頼度が高
い学生も低い学生においても差が見ら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すなわち、学生にとってこれらの行動は教師にとって特別な行動ではなく、教師として当然の行動と捉えてい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る。学生にとって、教師は常に身近な存在であり、自分に安心を与えてくれる存在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を有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
4.2

本研究の限界と今後の課題

本研究では、教師への信頼感形成に関して質問紙調査のみにおいて分析を行った。調査票の中に教師の行動態度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の認知尺度を作成したため、実際に取っている教師の行動を変数に取り上げ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そのため教師の行動とその行動の認知の因果関係が明20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らかではない。すなわち 2 人の学生の教師の行動態度認知が異なっている際に、教師は同じ行動
を 2 人の学生に取っ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認知が異なっているのか、教師が 2 人の学生に異なる行動をとっているため行動態度認知が異なっているのか本研究では明らかではない。これまでの教育現場における教師との信頼感形成に関する研究もほとんどが質問紙調査法を用いて行われているが（例えば中井・庄司 2006 2008、村上・坂口・櫻井 2012、佐竹 2003、児玉・川本 2015）、
今後は実際の教師の行動とその結果の信頼感の形成との関連に関して、インタビュー的手法を用いて事例研究的に分析していく研究が求められる。また「信頼」という概念の曖昧さという点も挙げられる。本研究では一般的に用いられる広義の定義を用いた。しかし実際の「信頼」は、
人間一般に対する信頼感と特定の他者に対する信頼感で異な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いる（例えば。また児童期における重要な他者への信頼感を検討
Rempel, Holmes & Zanna 1985、山岸 1988）
した Rotenberg（2001）によると、この時期の児童にとって信頼対象によって信頼感の構造が異なってく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実際に、教育現場における子どもの教師への信頼感について分析を行った研究においても、「信頼」そのものに対する定義は一意ではなく、それぞれの研究ごとに定義が行われている。今後は「教育現場における信頼」についての研究も行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いえる。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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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岡完治（1998）授業をデザインする

新井邦二郎編

教室の動機づけの理論と実践

金子書房，東京．

浅田匡・生田孝至・藤岡完治（編）成長する教師

金子書房，東京．

古市裕一（1994）学校生活の楽しさとその規定要因

日本教育心理学会総会発表論文集，36：169．

岸・野嶋（2006）小学校国語科授業における教師発話・児童発話の分析 －授業実践の記述の試み－ 教育心理学会研究，54（3），322-333．
児玉真樹子・川本竜太郎（2015） 教師の行動と児童の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との関係－発達段階に着目して－学習開発学研究，8，81-88．
三島美砂・淵上克義（2010） 学級集団，児童 ･ 生徒個人に及ぼす教師の影響力や影響過程に関する研究動向と今後の課題

岡山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収録，144，39-55．

村上達也・坂口奈央・捜井茂男（2012） 小学生の担任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尺度の作成

筑波大学心理学研究，43，

63-69.
村上達也・鈴木高志・坂口奈央・捜井茂男（2013） 小学生における担任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と担任教師の行動・態度についての評価の関連

筑波大学心理学研究，45，91-100.

中井大介・庄司一子（2006） 中学生の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とその規定要因

教育心理学研究，54，453-463.

中井大介・庄司一子（2008） 中学生の教師に対する信頼感と学校適応感との関連

発達心理学研究，19，57-68.

中井大介（2015） 教師との関係の形成・維持に対する動機づけと担任教師に対売る信頼感の関連

教育心理学研究，63，359-371.
Rempel, ]. K., Holmes, ].G., & Zanna, M.P. (1985).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7, 257-281.
Rotenberg, K.]. (2001). lnterpersonal Trust across the lifespan. ln P.B. Batles & ]. Smester (Eds.), International

岸：教育現場において看護学生が教師に対して抱く信頼感の検討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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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美紀 ･ 内藤満江（2001） 小学生が持つ担任教師への信頼感に関する要員 －指導行動，自己開示，スクール ･モラールとの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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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d action in the classroom. In L.C. Wilkinson (ed.) Communicating in the classroom. Academic
Press.
山岸敏男（1998） 信頼の構造－こころと社会の進化ゲーム－

東京大学出版会，東京．

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木

村（2019 年 9 月 30 日

優＊

受付）

本研究では、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き、授業と児童生徒関係で生じる教師の情動を分析検討した先行研究を概観した。結果、（1）情動はその生起過程で自己概念への認識を伴うことで教師の専門職としての目標・
信念・価値観・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構築を促す専門職化の推進、（2）情動がその種類と強さにより教師の実践に多様な影響を及ぼしながら省察的思考と創造的思考の展開を促す認知的実践の駆動、（3）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が教師の実践改善と実践知開発の持続を支える専門性開発の促進、（4）
快感情経験が心的報酬となって教師の職務満足感と自己効力感を高める専門職継続の基盤化、（5）不快感情経験が教師のストレスやバーンアウトに結びつく脱専門職化の加速、（6）児童生徒の学習支援と成長発達支援のために教師の情動理解・管理・表出が一体化して機能する情動的実践の発揮、の 6 つの機能役割でもって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寄与し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
キーワード：教師の情動・専門性開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省察・情動的実践
1．本研究の問題と目的
教師には授業をはじめとした教育実践のあらゆる局面で多種多様な情動1）が生じる。なぜなら教師の仕事は、（1）児童生徒とのかかわりという情動生起に不可欠な「他者との相互作用」を前提とし（Hargreaves & Goodson, 2005）、（2）児童生徒の成長と自己実現を支え促す中で快不快の豊かな情動が生じやすい「ケアリング」の行為を含み（Noddings, 1984）、（3）情動が人の認知・＊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21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動機づけ・行動に連関する心理現象の一部であることから（Oatley, 1992）、教師に固有の知識や思考、職務上のやりがいやストレス、授業や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働きかけに影響を及ぼす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教師の仕事は知識や思考を用いる「認知的実践」であるとともに「情動的実践」なのだ（Nias, 1999; Hargreaves, 2000）。
教師の情動研究は、教師研究にかかわる学術領域の中で国際的にも広く推進されてきた分野である。しかし、教師の知識・学習研究のレビューが精力的に進められてきたのに対して（e.g.,
Munby, Russell & Martin, 2001; 坂本，2007）、教師の情動研究のレビューは例えば学術誌特集論
文 10 編の総評（Nias, 1996）や心理学を用いた分類（Sutton & Wheatley, 2003）に留まっている。
すなわち、佐伯（1986）によるレビュー論文の構造論に鑑みると、これらは、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歴史的展開である「タテ糸」と他分野との対比である「ヨコ糸」から先行研究を整理分類するものの、そこで導出される知見が、例えば教師の専門職としての生活にいかなる価値があるのかといった「ナナメ糸」から検討されていないのである。すなわち、知識や思考といった認知面で語られてきた教師の実践に情動がいかに関与するのか、情動が教師の学びと育ち、すなわち専門性開発にいかなる意味や機能を有するのか、これらを先行研究から精緻に概観、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そして、教師の認知的実践に関する研究知見に情動研究の知見を統合していくことが学術研究上の課題となる。
そこで本研究では、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この目的を達成するために、国内外でこれまで蓄積されてきた教師の情動研究から、授業と児童生徒関係で教師に生じる情動を分析検討した先行研究群に焦点を絞り、後述する情動の認
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いてレビューを行う。そして、レビューの結果に基づき、教師の専門性に関する議論の前進、そして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研究の今後の課題と方法の展望を図る。
2．研究レビューの方法
2 − 1．教師の情動研究の動向と分析範囲
教師の情動研究は Waller（1932）による教師の怒り要因調査を出発点とするが、その後 40 年間で目立った進展は見られなかった。これは 1960 年代までに（1）西洋哲学の理性−情動の二分法があらゆる学問分野と同様に教育研究領域で持続し、情動は非合理性の象徴と見なされ、（2）主観的経験である情動を客観測定することが難しく、（3）情動が女性性やフェミニスト哲学に関連し、学術研究で支配的な父権構造から排除されてきた、という 3 点の理由により研究の俎上に乗りにくかったためと考えられている（Nias, 1996; Noddings, 1996; Zembylas, 2005a）。しかし、60
年代に認知科学を背景として情動研究が発展し、欧米では 70 年代から教師研究分野で教師の情動研究が報告され始め（Lortie, 1975; Nias, 1984; Hargreaves, 1994）、90 年代以降に学術誌論文が飛躍的に増加した。日本では 90 年代半ばから児童心理分野で教師の情動表出に関する論考が見られ

木村：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211（e.g., 中山 , 1997; 塚田 , 1997）、2000 年代には教育心理学・社会学分野で生徒指導場面や職務上のストレスに関連する教師の不快情動の研究が行われた（伊佐 , 2009; 河村・鈴木・岩井 , 2004; 落。
合 , 2003）
以上の研究蓄積と学術研究としての分野化の動向下で、Sutton & Wheatley（2003）が 2002 年ま
でに欧米で報告された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整理と展望を初めて試みた。しかし、Sutton & Wheatley
は、教師に生じる快／不快情動を先行研究の記述から分類するのみであり、さらに、教師の情動の機能として示唆した心理的・社会的機能は彼らが収集した教師の語りと情動心理学の諸理論を併せただけの仮説に留まっていた。つまり、Sutton & Wheatley によって先行研究が特定の観点（ナナメ糸）によって批判的に概観されたとは言い難く、教師の実践・専門性開発と情動との関連性も未だ不明確なままである。
以上の研究動向を踏まえ、本研究では以下の学術誌を対象に 1990 年 1 月から 2018 年 1 月までの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掲載論文を検索・収集した。国際学術誌では教師の情動研究が継続掲載されている Teaching & Teacher Education を主対象とし、その他の欧米学術誌は Web of Science を用いて論文を収集した。日本の研究は CiNii を利用し、「教師」と「情動（感情）」及び情動語（例えば喜び、楽しさ、悩み、ストレス等）や情動にかかわる行動語（賞賛や叱責等）、「生徒指導」や「児童生徒関係」もキーワードに加えて論文を検索した。結果 100 編を超える論文が収集されたが、各論文内容を精査したところ、研究者や児童生徒や保護者の情動を分析した論文群、教師の情動に言及するのだがその具体的データがない論文群があった。そこで、これらの論文群は本研究目的に沿わないと判断し、除外した。
以上より、1970 年代以降の教師文化研究図書 2 編、1990 年代以降の国際学術誌・欧米学術誌 18編、日本の学術誌 10 編、大学紀要 2 編の計 32 編が検討対象に選定された2）。
2 − 2．分析枠組みと分析方法
本研究では、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の蓄積知見を先行研究の分析に用い、同知見に基づいて情動現象メカニズム（図 1）を作成し、これを分析枠組みに用いた。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は、情動がその生起過程と制御過程で文化の影響を受け、認知・動機づけ・行動、他者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影響を及ぼす文化的・生体心理的・主観的・社会的現象と考える（e.g., Scherer, 1982; Averill, 1990; Oatley, 1992; Keltner & Haidt, 2001）。つまり、情動現象メカニズムによって先行研究を概観することで、関連分野である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研究知見が参照可能になるとともに、（1）教職特有の文化が教師の情動生起と制御過程に及ぼす影響、（2）実践中に生じる情動が教師の認知と行動に及ぼす影響、（3）知覚された情動である感情経験が教師の経験世界の意味づけに及ぼす影響、（4）教師の情動表出が生徒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過程に及ぼす影響、の 4 側面から教師の情動の役割を検討可能となる。
分析はまず、上記 4 側面を基準に先行研究をその目的と知見から分類し、次に分類した研究群

21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フェイズ 3＞
情動に基づく経験意味づけ機能＜フェイズ 2＞
認知（知識や思考）・行動に対する情動関与機能

生体心理的変化
行動傾向

主観的経験

情動
生起
＜フェイズ 1＞
認知評価ー情動生起過程
における自己現出機能＜フェイズ 4＞
情動に基づく
他者情動の理解機能

情動制御

認知評価

情動表出

①目標 信念 価値観②責任 能力 期待・

環 境＜フェイズ 5＞
情動管理機能＜フェイズ 6＞
情動表出の
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機能

状況・出来事・他者との相互作用図１

分析枠組みとしての情動現象メカニズム

注 Lazarus（1991）や Scherer（1982）を参考に筆者が作成。情動はまず環境に対する認知評価を通して生じ、ここで環境に関する自己の目標と社会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て構成される信念や価値観等が基準となる。その後、情動は認知や行動に影響を及ぼしながら、主観的経験として個人に知覚され管理・制御される。そして、情動は環境との相互作用で表出されることで個人と環境との間を循環する。フェイズ 1 〜
6 は、教師の情動に対する先行研究群の分析段階と射程範囲を示している。

が情動生起から表出に至る過程のどの段階に着目したのかを再検討した。結果、（1）の研究群は
認知評価−情動生起と情動制御の 2 段階に、（3）の研究群は経験の意味づけと他者情動の理解の2 段階に分類された。図 1 にはこの分類結果として、認知評価−情動生起過程での自己現出機能、認知・行動に対する情動関与機能、経験意味づけ機能、他者情動の理解機能、情動管理機能、情動表出の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機能、の 6 機能側面に該当する研究群をフェイズとして示した。
これにより、先行研究をその歴史的な展開であるタテ糸と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の知見との対比であるヨコ糸から概観しながら、ナナメ糸である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の観点から検討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そこで、本研究では図 1 を基盤として先行研究の概観結果を理論モデ
ルとして示していく。
なお、本稿では先行研究が依拠する社会文化に配慮して各フェイズの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なぜなら、社会文化的規範が情動生起過程で参照される個人の信念や価値観、情動の快／不快の質決定に影響を及ぼし、特定状況下での個人の情動制御の基準となるためである（遠藤 , 1996; 北山 ,。ただし、情動の文化差は情動生起と制御過程に顕著であり、生体心理的・主観的変化、行1998）
動傾向、情動表出には生物学的に規定された普遍性が存在する（Damasio, 1994; Lazarus, 1991）。
そこで本稿では、先行研究の調査国名を明記するとともに、情動生起と情動制御の先行研究を概観する際には研究知見の社会文化的要因についても考察する。

木村：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

213

3．結果と考察3 − 1．フェイズ 1：認知評価―情動生起過程で現出する教師の自己情動は個人の環境に対する認知評価を通して生じる。この認知評価は環境に対する「目標関連性」と「目標一致性」、信念・価値観・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で構成される「自我関与」の 3 基準の一次評価に始まり、いずれかの基準に該当すると快／不快情動が生じることになる。次に、情動の種類は環境を生み出した責任主体を評価する「責任性」、環境に対する自己の解決能力を評価する「対処能力」、環境が自己の目標等に一致するものに変異するか否かを評価する「未来期待」の 3
基準の二次評価で決定される（Lazarus, 1991）。つまり、教師の情動を認知評価−情動生起過程から捉えると、そこで現出する教師の自己に接近可能となる。
この認知評価−情動生起過程から教師の自己概念に接近した研究として、Golby（1996）は教職経歴の類似した米国の小学校教師 2 名に面接を行い、長期にわたる教職生活で教師に生じる情動の機能を分析している。この研究では、教室における児童とのかかわりから生じる喜びや満足感といった快情動を教師たちが認知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自らの職務上の目標の第一が「子どもを育てること」と認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た結果が導かれた。この結果は、児童生徒関係で生じる快情動の認知が、児童生徒の成長発達支援に責任を負う教師の職務上の目標と教育信念を次第に形成していく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児童生徒の成長発達支援と教師の自己概念及び情動生起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は、O’Connor（2008）がオーストラリアの中等学校教師 3 名に情動を伴う実践の特質を尋ねた面接により検討している。この研究の結果、児童とのかかわりから教師たちに生じる愛情や喜びという快情動が自らに「ケアリングの文化」に基づく信念を気づかせた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この結果から、教師は児童生徒関係で生じる快情動の認知から教師文化に内在するケアリングの文化に気づき、児童生徒の成長発達支援を第一の目標と信念とする「ケアリングの専門職」としての教職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構築していく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
一方、Zembylas（2004）はより短期的な視点で授業実践中に教師に生じる情動と信念・価値観との関連を検討している。米国の小学校教師 1 名の授業観察、面接、日記記録の分析から、同教
師は科学の授業中に児童の積極的かつ主体的な学びの様子を認知することから生じた興奮や喜びといった快情動を知覚することで、科学教育を推進することに対する自らの信念を明確化し、さらに児童の学びを深めることに成功した自らの指導法を肯定評価して価値づけたという結果が示されている。同様に、木村（2011a）も授業中に教師に生じる情動に着目し、異なる授業目標を掲げる高校教師 2 名3）の情動とその生起原因と認知評価様式を比較検討した。その結果、教師たちは授業中に生じる様々な情動から自らの授業目標を明確化し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り、さらに教室で起こる出来事に対する認知の二次評価の特徴が授業目標の相違によって異なり、生徒の居眠りや話し合いといった類似状況でも異なる情動が生じ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の知見から、教師は授業実践中に生じる情動の知覚によって、自らの実践の価値を認識すること

21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でそれぞれ「個性的な実践知」（Clandinin, 1985）と指導法を洗練し、自律的な専門性開発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が示唆される。
このように、教師は児童生徒関係で生じる出来事や状況に対する認知評価に基づき生じる情動から、教職生活に対する目標や信念を理解し、児童生徒とのかかわりとそこでの成長発達支援の過程で生じる快情動の知覚からは「ケアリングの専門職」としての教職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構
築・再構築していく。また、教師は授業実践中に生じる情動の知覚から、自らの教科教育に対する信念、指導法に関する価値観、教室で起こる出来事への自らの評価傾向とその基準とのなる教
育目標を理解して個性的で自律的な実践を展開していく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教師は教職生活全般の中で自らに生じた情動の知らせを受けて教師としての自己を認識し、自らを見直しながら専門職として絶えず学び続け、成長し続けていく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と考えられる。
それでは、授業や児童生徒関係で生じた情動は、実践中の教師の生体心理にいかなる影響を及ぼすのだろうか。次節では、情動が教師の認知的実践に及ぼす影響を検討する。
3 − 2．フェイズ 2：情動が教師の認知的実践に及ぼす影響
情動は注意集中や意思決定といった認知過程に影響を及ぼしながら、環境に対処するための適切な行動傾向を導くとされる（Levenson, 1999）。なぜなら、情動は「原型的なできごとや意味に特化した超高速の計算処理装置」（遠藤 2007, p.7）として、進行中の思考や行動に強引に割り込
み、瞬時に適切な情報処理と意思決定を可能にする「良く練られたスキーマ」（Oatley, 1992）として機能するためである。
この情動機能に着目した木村（2010a）は、高校教師 10 名の授業観察と面接から教師の情動と認知・行動との関連を分析した。その結果、（1）喜びや楽しさ等の快情動は教師に柔軟な認知と
創造的思考をもたらす、（2）怒りや哀しみ等の強い不快情動が教師の身体的消耗と認知能力低下
を引き起こす、（3）困惑や悔しさ等の自己意識情動が教師の授業中の省察に結びついて既有の実
践知の検索と実行に寄与する、という情動の種類の相違による教師の認知的実践に情動が及ぼす影響の相違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
木村（2010a）の第 1 知見は、快情動が人の心的活力、思考や行動の範囲の拡張に資す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ポジティブ心理学の知見に対応している（Fredrickson, 2001）。これに関連して Sutton& Wheatley（2003）は、教師が授業中に快情動を感じているときに「フロー」（Csikszentmihalyi,1990）を体験していると示唆する。この示唆と木村（2010a）の知見に基づき木村（2011b）は、高校教師 10 名の授業実践を対象に教師のフロー体験を分析検討した。その結果、教師の快情動の強さと認知能力・活動性・授業への没頭感・授業の統制感の各高まりにおける正の相関関係が実証された。また、社会科教師一名がフローを体験した授業の事例分析から、同教師が生徒との金融政策に関する議論の最中に生徒たちが主体的に話し合う様子から快情動を経験したエピソードが示されている。そこで同教師は自らの認知能力を高めながら生徒の学びに対する迅速な状況判

木村：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

215

断と省察的思考を展開しており、授業展開を即興的に変化させ、生徒と協働で学習課題を探究し、当該授業に対する強い楽しさの情動を知覚したという。この事例分析の結果からも、授業中のフロー体験が教師の認知や行動に好影響を及ぼし、教師の教育実践の質を高める可能性が指摘できる。
一方、授業中の強い不快情動は教師の実践に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も木村（2010a）により示されている。この現象に関連して、オランダの小学校 34 校と高校 15 校の教師に面接を行って教師の授業中の教授学的能力と情動の関係を分析した Klaasen（2002）は、教師は授業中に怒りや不満を強く経験すると「教授学的知識」を忘却しやすくなることを教師たちの語りから抽出し、不快情動の教師の認知への悪影響を指摘している。また、中学校教師 104 名への質問紙調査から教師の感情と実践との関係を検討した河村・鈴木・岩井（2004）によると、生徒指導場面で教師に生じる不快感が強いほど生徒への介入行動が強くなり、結果として教師による生徒理解が不十分になる可能性が指摘されている。木村、Klaasen、河村・鈴木・岩井の研究結果を総合すると、不快情動
は教師の思考や行動の範囲を狭め、授業実践中には授業を想定した教育内容の知識（PedagogicalContent Knowledge、以下 PCK と表記、Shulman, 1987）に象徴される実践知の検索と実行を阻
み、生徒指導場面でも児童生徒理解の観点から負の影響を及ぼしやすいと考えられる。
このように、実践中に教師に生じる情動は、その種類と強さの程度によって教師自身の認知と行動に異なる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ている。快情動は教師の創造的思考の展開、省察的思考の展開とそれによる新たな実践知の発想と即興的実行を促進する機能を有する。一方で、強い不快情動はこれら教師の認知的実践を阻害する機能を含んでいるものの、困惑や悔しさといった自己意識情動は、教師による既有の実践知の検索と実行を促進する機能を有しており、快情動とは異なる過程で教師の認知的実践を駆動する引き金となっている可能性が示されている。
それでは、教師によって主観的に知覚された情動としての感情経験は、教師の学習や成長にいかなる影響を及ぼすのだろうか。教師による感情経験の意味づけ機能を次に検討する。
3 − 3．フェイズ 3：感情経験が導く専門職としての経験の意味づけ
3 − 3 − 1．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による専門性開発の促進
主観的経験として知覚された情動は感情経験に変異し、一定時間、心理過程の中で持続することでその生起原因となった状況や出来事の意味を記憶に根づかせる（Damasio, 1994）。この情動の経験意味づけによる記憶定着機能に着目した先行研究によって、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の基盤となる省察（Schön, 1983）と感情経験との関連性が明らかとなっている。
例えば、英国の小学校・中等教育学校の教師 39 名に過去の情動的出来事を想起させる面接を行った Day & Leich（2001）では、情動的出来事とその振り返りによって教師に明確化される過去の感情経験は、現在行なっている実践経験との比較検討の対象となることで、その過去の感情経験が教師自らの専門性開発の契機として再評価されていく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また、都丸・庄21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司（2005）が中学校教師 290 名に行った質問紙調査でも、教師が生徒との人間関係で悩みを経験する状況で「認知変容」という対処方略を用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り、教師は悩みの経験から生徒に対する見方や接し方を変容させ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一方、授業の振り返りと感情経験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高校教師 1 名の授業観察と授業後に感情経験を尋ねる面接から検討した木村（2011c）によると、同教師は感情経験に言及しながら授業を振り返ることで、生徒の学ぶ姿について生徒それぞれの固有名を挙げながら具体的に想起し、生徒の特性に合わせた教材や授業方略を構想したという。また、過去の同質感情経験を想起して過去の実践を再評価し、教材や授業方略の特性と教科に対する信念を明確化させていったという。
また、Zembylas（2007）は米国の小学校教師 4 名への面接と実践記録の分析に基づき、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が教師の実践知にいかに関与するのかを検討した。その結果、教師は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を教科の内容知識や児童理解に関する知識、カリキュラムの知識や授業方略の知識の再構成に結びつけ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これらの知識は情動的色彩を帯びていることから「情動知」
として概念化している。なお、Zembylas によると、教師の情動知は PCK の一側面と見なされ、情動知を含む教師の実践知は長期にわたる教職生活の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によって開発されると主張されている。
以上の一連の研究結果から、教師の情動を記憶と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から追跡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教師の実践が変容し授業が改善されていく過程、教師の実践知の開発過程の一部を捉え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そして、特に強い感情経験は記憶の形成と定着を伴うことから、長期にわたる
教師の実践の重要経験の保持に寄与しており、その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が教師の持続的な専門性
開発を促進すると考えられる。
3 − 3 − 2．心的報酬としての教職継続の基盤
教師の満足感に関する一連の研究は、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快感情経験が教師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報酬であると繰り返し示してきた。
（1）病気や学習障害
例えば、Lortie（1975）は米国の小学校・中等学校教師 94 名への面接から、を抱える児童生徒が授業や学習に没頭する劇的な成功例、（2）卒業生による感謝の言葉、（3）学級の成績向上、の 3 点に教師は喜びや誇りを経験し、それら快感情経験を金銭的報酬や地位向上報
酬よりも重視す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また、Nias（1989）が米国の小学校の教職歴 20 年未満の教師 99 名と教職歴 20 年以上の教師 50 名への面接から両者の満足感要因を比較したところ、若い教師も中堅教師も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愛情や喜びに基づいて授業能力と技術の高まりを感じ、授業への統制感や自己効力感を高めること、ただし、若い教師は中堅教師よりも専門職としての自律性を感じておらず、満足感は比較的低い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これらの研究結果から、教師は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快感情経験を「心的報酬」（Lortie, 1975）と捉えて職務満足感を獲得し、授業への統制感や専門職としての自律性を感得して自己効力感を高めていく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ている。すなわち、快感情経験が教師の専門職継続を支える基盤を築いていくということ

木村：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

217

ができる。
ただし、教職歴により満足感の程度に相違も見出されている。この点に関連する知見として、
Liu & Ramsey（2008）による米国の Teacher Follow-up Survey の分析がある。Liu & Ramsey が
同調査結果から教師の職務満足感を検証したところ、性別・経験年数・地位の相違により教師の職務満足感の程度は異なっており、特に、経験年数の増加に伴って職務満足感が高まることが示
唆されている。
それでは、なぜ若い教師の職務満足感は低い傾向を示すのだろうか。英国の新任教師 28 名を対象に教職への期待と教職の継続との関連を分析した Kyriacou & Kunc（2007）は、教職にとどまる新任教師は「生徒の成功を楽しむこと」を重視する一方で、離職を選択する新任教師は「教職への期待を減退させるほどの失望」を児童生徒関係で経験していたことを報告している。つまり、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強い不快感情経験が教職継続の基盤である心的報酬を減じさせ、新任教師を離職へと導くと示唆される。しかし、これが新任教師に限った現象でないことは、教師ストレスやバーンアウト研究で指摘されてきたことである。
3 − 3 − 3．ストレスが導くバーンアウトと脱専門職化
Lortie（1975）と Nias（1989）は教師の不満足感の分析も行い、教師の不満足感の主要因が同僚・保護者・地域にあったことを共通して示していた。同僚・保護者とかかわりや地域と会合による授業準備時間不足・児童生徒に係わる時間不足・教育資源不足に対する不満や怒りが、教師たちに慢性的ストレスや精神疾患をもたら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の結果から、児童生徒の成長発達支援に影響を及ぼす「時間と資源の不足」が教師に不快感情経験を生じさせ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る。
ただし、教師のストレスや精神疾患を導く不快感情経験は、時間と資源の不足だけから生じるわけではない。
例えば、日本の教師ストレスとバーンアウトに関する一連の研究の中で、伊藤（2000）が小学校・中学校教師 208 名への質問紙調査から教師のバーンアウト傾向の規定要因を検討し、教師は児童生徒関係や自らの教科指導能力に関してもストレスを感じることを明らかとしている。また、教師の職業ストレッサーを同定する目的で精神疾患による病気休職者の発生割合が高い地域の小学校・中学校教師 710 名に質問紙を実施した高木・田中（2003）も、教師は「児童生徒とのパーソナルな関係」を重視するため、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ストレスが教師をバーンアウトに導くと示唆している。ただし、これらの研究は質問紙法を採用しているため、教師が悩みや葛藤の経験から教職への意欲を減退させる過程を検討していない。
これ対して、Kelchtermans（1996）はベルギーの小学校教師 10 名への面接から教師のヴァルネ
ラビリティ4）の要因を分析している。その結果、教師たちは児童の成長発達支援の観点から「児童の学習を統制できない」と感じて失望や無力感を経験し、これらの感情経験が専門職としての能力不信やシニシズムをもたら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た。つまり、ケアリングの文化を起源とする
不快感情経験が教師の満足感や自己効力感を減退させる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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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Hargreaves（1994）は、ケアリングの文化が社会的・道徳的な責任を教師に強く要請するために、教師は児童生徒の成長発達支援を不十分に感じると「罪悪感の罠」に陥り、職務意欲を減退
しやすくなると指摘する。それでも、多くの教師は悩みや罪悪感を経験しながらも教職を継続していることも事実である。Hargreaves（1994）も、罪悪感は「罪を償いたい」という意識を教師にもたらし個人的な変化を強力に動機づけるとしているし、都丸・庄司（2005）の研究からも、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悩みの経験が教師の専門性開発を促す契機にな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不快感情経験は概して教師の専門性開発に悪影響を及ぼすとは言い難いことも留意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り、いかなる不快感情経験が教師にとって肯定的な影響を及ぼすのかも詳細に検証する必要がある。
3 − 4．フェイズ 4：感情経験に基づく児童生徒の情動理解
教師はまた、児童生徒関係における感情経験を手がかりにして児童生徒の情動状態を推測し、共感的に理解しようと努める。この、他者が表出する情動に共感し、その情動の背後にある意図や思考を理解することを「情動理解」という。情動理解は「人が他者の経験の場に入り込み、他者の経験を自らも同じ体験をした者として経験しようとする間主観的過程」（Denzin, 1984, p.137）
であって、互いの間の「情動性」の共有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る。
Hargreaves（2000）によると「教師と子どもの強固で継続的な関係」が教師による児童生徒の情動理解を確かにするが、学校と教室には両者の間に情動的距離を生み出す「情動地勢」が存在するという。情動地勢は、（1）文化と階級の相違が教師と児童生徒を互いに異質で理解不能にする社会文化的地勢、（2）教師と児童生徒の目的が食い違い、その相違を解決するメカニズムが存在しない道徳的地勢、（3）古典的男性モデルで教師の専門性が定義され、教師と児童生徒の距離を遠ざける専門的地勢、（4）階層的な権力関係が教師−児童生徒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歪める政治的地勢、（5）学校の構造が教師と児童生徒の相互作用の機会を断片化し形骸化する物理的地勢、の 5 形態からなる。Hargreaves はこの情動地勢を分析枠組みとし、カナダの小学校・中等学校教師 53 名への面接から授業と児童生徒関係での教師の感情経験を検討した。結果、小学校ではケアリングの目的に沿って児童との信頼関係構築に努める教師の専門職意識：専門的地勢と、学級担任制による教師−児童の接触頻度の多さ：物理的地勢のために両者の情動的距離が近く情動理解も促進されやすいが、年齢・身体サイズ・教養に大きな差があることで教師に強い権力が付与されるため：政治的地勢、互恵的な情動理解が阻害される可能性もある。中等学校では、生徒と一定の距離を保とうとする教師の専門職意識：専門的地勢と、教師−生徒の相互作用を断片化する教科担任制：物理的地勢のために両者の情動的距離が遠く情動誤解も生じやすいと結論づ
けられている。
それでは、教師は児童生徒の情動をいかにして理解するのだろうか。この点について Oplatka（2007）はイスラエルの小学校・中等学校教師 50 名への面接結果から検討したところ、教師によ木村：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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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児童生徒の情動理解過程は「注意深さと傾聴」から「探索と先行する配慮」へと段階的に移行す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教師は第 1 段階として、児童生徒の状況を常に見取り、話を傾聴することで情動状態を推測し、第 2 段階として、児童生徒が何らかの問題を抱える前に学校や家庭の生活状況を尋ねて情動状態を診断し、常に気にかけていることを自らの態度で示すのだという。また、情動理解後の教師の対処について、Williams, Cross, Hong, Aultman, Osbon & Schutz（2008）が英国の小学校・中等学校教師 8 名への面接から検討した結果、教師たちは、児童生徒が家庭や学級で経験した哀しみや不安等の不快情動を学級全体で共有したり、家族や命の学習の一環として扱ったりしていた。すなわち、教師は児童生徒の情動を教科指導や学級経営に結びつけようと試みる可能性が示唆されている。
以上より、教師による児童生徒の情動理解は学校と教室で潜在的に働く情動地勢の形態に依拠す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おり、特に、教師−児童生徒間で「情動誤解」が生じると両者の関係が緊張状態に陥る可能性が見出されている。そこで教師は、思慮深く児童生徒の情動理解を行いながら、児童生徒の情動を個々人の成長発達支援を行うケアリングの文化に基づく実践や、授業における児童生徒の学習支援の基盤となる認知的実践に結びつけると考えられる。
それでは、教師は児童生徒の情動理解を行いながら、自らに生じる情動をいかに管理し表出するのだろうか。この論点を次節で検討していく。
3 − 5．フェイズ 5：教師の情動規則・管理・表出
3 − 5 − 1．教師の情動労働と情動規則
他者とかかわる職業に就く労働者は多かれ少なかれ自らの情動を制御し、職業に適切な情動を提示する「情動労働」5）（Hochschild, 1983）に従事するよう求められる。教師もまた、自らの情動を制御しながら児童生徒に対して表出している。
例えば、Winograd（2003）は米国の小学校での自らの職務経験 1 年間で作成した日記を分析し、教師の情動規則として、（1）児童に愛情を抱く、（2）授業に対する熱狂や情熱を提示する、（3）怒りや哀しみといった「暗い情動」の提示を避ける、（4）仕事を愛する、（5）ユーモアの感覚を持って児童や自分の失敗を笑い飛ばす、の 5 規則を導出した6）。Winograd はこれらの情動規則
を学校文化の期待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とし、教職を情動労働と結論づけている。一方、Zembylas（2005b）は米国の小学校教師 1 名（教職歴 25 年）への面接から教師の情動規則の形成過程を分析した。その結果、教師の情動規則は専門職の文化的規範に対する教師個々人の素朴な捉えを出発点としながら、同僚教師との対話や実践での試行錯誤を通して蓄積してきた感情経験を振り返る
ことで変容していく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教師の情動規則は不変ではなく、また他律的に制御されていない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また、教師の情動規則の形成・変容に影響を及ぼすのは専門職の文化だけではないと考えられる。米国の Isenbarger & Zembylas（2006）はケアリングの文化が教師に情動労働を課すと見な22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し、小学校教師である Isenbarger 自身の実践記録に基づいて教師の情動労働機能を検討した。その結果、哀しみといった不快情動を抑制する情動労働は、児童に対する支援不足を教師に認識させるためにストレスやバーンアウトをもたらし、その一方で、喜びといった快情動を提示する情動労働は、児童の成長発達支援に結びつくことが度々あり、教師の自己肯定感や自尊心、教職継続への意欲を高める機能を有す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
この一連の研究知見から、教師の情動規則は専門職の文化とケアリングの文化双方を基盤に形成され、その情動規則に基づいて教師は自らの情動を管理し表出す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おり、ここで取り上げた先行研究では、教職は情動労働と定義されている。しかし、情動労働は、（1）他者との公的・対面的な接触、（2）他者への特定情動の喚起、（3）制度や企業による情動管理の外的制御、の 3 現象で概念定義されている（Hochschild, 1983）。（1）と（2）の現象は教職に明白としても、（3）の現象は検討余地を残している。教師の情動管理は外的に制御されるものなのだろうか。Zembylas（2005b）の研究が示唆するように、教師は外的あるいは他律的には情動管理を行っていない可能性がある。
3 − 5 − 2．教師の情動管理と情動表出
教師の情動規則と情動管理方法の関係について、日本の小学校教師 10 名への面接から検討した
伊佐（2009）は、教師は他律的ではなく自律的に情動を管理しており、教科指導や生徒指導の目
標を達成するために、児童の学習状況や生活状況に応じた自由裁量の判断で、戦略的に情動を表出す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同様に、Oplatka（2007）がイスラエルの小学校・中学校教師 50 名への面接から教師の情動管理方法を分析したところ、教師は自らの情動管理を学校からの要請ではなく、児童生徒をケアする際の自由裁量の判断の積み重ねや個人的・道徳的目的に基づいて形成した役割意識でもって行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これらの結果から、自由裁量の余地が多分に見られる教師の情動管理方法は、教師の専門職としての自律性の現れと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だ
ろう。ただし Oplatka は、欧米と中東の教師文化の差異から教師の情動管理方法も異なる可能性を示唆していた。
社会文化的差異による教師の情動管理方法の相違について、教師の情動表出様式を分析した英日の研究知見から比較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ず、Farouk（2010）が英国の小学校教師 52 名への面接から教師の児童に対する怒りの表出を分析した研究では、英国の小学校教師たちの児童に対する怒りは「単純で反射的な表出」が多く、この表出過程は授業の円滑な進行を目標としており、児童の学習支援と成長発達支援に責任を負う教師の信念に由来する、と解釈されている。一方、Kimura（2010）が日本の中学校教師 3 名への授業観察と面接から教師の情動表出様式を分析した
研究では、（1）生徒の授業参加促進や学習意欲喚起を意図した快情動の誘発と強調、（2）生徒の
積極的授業参加行動に対する無意識の快情動の開示、（3）生徒の消極的授業参加行動と無礼な態度を止めるためのいらだちや困惑の表出と怒りの抑制、（4）生徒との互恵的な情動理解と信頼関係構築を意図した怒り等の不快情動の開示、という 4 つの情動表出様式が見出され、教師たちは

木村：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221

これら 4 様式を、授業展開や生徒の情動状態に応じて使い分け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
このように、特に教師の怒りの表出に関して英日の研究知見に相違が見出されることから、教師の情動表出様式は社会文化により異なると推察される。ただし、比較検討した英日の研究協力者の教師たちの学校種が異なることから、教師の情動表出様式はかかわる児童生徒の発達段階によって異なる可能性もある。さらに、Farouk（2010）では授業観察が行われておらず、英国の教師の授業中の情動表出を検証してその様式を実証する必要もある。
以上より、教師は他律的に情動を制御するのではなく、児童生徒の学習支援と成長発達支援のために自由裁量の判断で自らの情動を管理して表出し、情動制御は教師の専門職としての自律性や思慮深さを象徴する現象と捉えられる（Hargreaves & Fullan, 2012）。また、教師の情動表出には、教科指導や生徒指導の目標達成という明確的かつ戦略的な意図が含まれると考えられる。次節では、これらの意図を含む教師の情動表出が児童生徒の授業参加行動や学習意欲に及ぼす影響を検討する。
3 − 6．フェイズ 6：教師の情動表出に内在する機能
人の情動表出にはそれを受け取る他者に対して、（1）同質情動の誘発、（2）精神状態や意図等の個人情報の伝達、（3）進行中の相互作用における望ましい行動喚起、という 3 つの機能が内在するとされる（Keltner & Haidt, 2001）。つまり、情動表出は個人間と集団内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ン過程に影響を及ぼす社会的現象として捉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教師も自らの表情や発話を媒介にして情動を児童生徒に対して表出することでコミュニケー
ションを行い、児童生徒は教師の表情変化に基づいて教師の情動状態を判断する傾向がある（Neil, 1989）。また、教師の快情動表出である微笑みや笑いが児童生徒の情動状態に対して緊張緩和といった肯定的な影響を及ぼし、児童生徒の授業参加や学習課題への没頭を促すことが示唆されている（Rowe, 1974; 青砥 , 2007）。
日本の児童心理分野では、教師の情動表出の一部である賞賛と叱責が児童生徒の授業参加と学習意欲に影響を及ぼすと繰り返し指摘されてきた（e.g., 塚田 , 1997; 中山 , 1997）。ただし、中山・三鍋（2007）は中学生 188 名への質問紙調査から、「学級集団場面」と「一対一場面」で教師の注
意言葉に対する生徒の受けとめ方が異な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中学校 3 学級で教師の情動表出機能の分析を行った木村（2010b）でも、教師の情動表出には生徒の積極的授業参加行動を喚起し、消極的授業参加行動を抑制する機能を実装した授業方略であると示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一方で、児童生徒の特性と、先行状況と表出情動の一致性／不一致性によって、情動表出に含まれる機能の作用程度が異な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教師の情動表出には、児童生徒への情動誘発機能だけでなく、児童生徒の授業参加の促進や学習意欲の喚起を促す機能が内在し、教師はその機能を授業方略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事実、教師が情動表出を行う際には、その場の状況の適切性や児童生徒それぞれ

22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の情動状態に対する思慮深い洞察を行っている。すなわち、教師の情動表出は、児童生徒への情
動理解と教師としての情動規則・情動管理に密接に結びついているのであり、教師の情動理解・管理・表出は一体として機能する情動的実践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4．総合考察と今後の研究課題
本研究では、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情動の認知・
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き、授業と児童生徒関係で生じる教師の情動を分析検討した先行研究を概観した。その結果を、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図 1：情動現象メカニズムを基盤として図 2 に整理した。図 2 の中心に示した「情動」に接する円には、教師の情動にかかわる文化的現象（自己）、生体心理的現象（対処）、主観的現象（記憶、動機・意欲、理解）、社会的現象（制御、表出）を示した。それらに続く 7 つのセクター内には、図 1 に対応するフェイズを示した上で（動機・意欲は 2 セクターに分割）、先行研究の概観結果に基づき、情動を伴うことで各現象が教師の実践に及ぼす影響を教師の専門職性や経験世界に係わる鍵概念で示し、そこでの情動の主な機能を下部に記した。また、フェイズ 1、3 －（3）〜 6 では、教師の情動に結びつく各現象が「専門職の文化」と「ケアリングの文化」双方の影響を色濃く受けることから、その意味をアーク内に示した。最後に外周には、情動が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寄与する機能役割を概念化したものを明示した。

ストレスとバーンアウト

心的報酬

職務満足感の獲得
自己効力感の減退
自己効力感・統制感・ シニシズム・無関心の高まり
離職

児童生徒理解行為についての省察
実践の振り返りの契機

動機・意欲

児童生徒・教材・自己理解の発展

実践知開発の促進

行為の中の省察

創造的・省察思考の展開
即興性の発揮実践知の発想・検索・実行

記憶

情

対処

理解

制御

自己 表出

自己認識

目標・信念・価値観の明確化
教職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構築・再構築図2

動児童生徒との互恵的な情動理解・信頼関係の構築
児童生徒の学習支援

自律性と思慮深さ

自律的な情動規則の形成
思慮深い情動管理・
情動表出の実現

児童生徒の
学習支援
児童生徒の
授業参加促進学習意欲喚起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機能役割

木村：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ける情動の役割 －情動の認知・社会的構成主義に基づく教師の情動研究の概観を通して－223

以上より、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において、情動とは教師の自己認識、行為の中の省察、行為についての省察、心的報酬、ストレスとバーンアウト、児童生徒理解、自律性と思慮深さ、児童生徒の学習支援に関与する現象であり、以下に挙げる 6 つの機能役割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1.

自己と文化に結びつく情動は教師の専門職としての目標・信念・価値観・アイデンティ
ティの再構築を絶えず促す「専門職化の推進」に寄与する。

2.

実践中に生じる情動はその種類と強さによって教師の認知と行動に多様な影響を及ぼしながら、省察的思考や創造的思考の展開を促して授業の即興的な改善や新たな実践知の発想に結びつく「認知的実践の駆動」の引き金となる。

3.

感情経験は教師による実践の振り返りを促し、感情経験に基づく実践の振り返りが教師による生徒理解、教材理解、自己理解を深化させることで、実践の改善と PCK をはじめとした実践知開発の持続を支える「専門性開発の推進」に資する。

4.

教師は快感情経験から授業や児童生徒関係に対する自己効力感、職務満足感、教科指導・生徒指導能力への自信を高める「専門職継続の基盤化」の資源としての心的報酬を得る。

5.

不快感情経験がストレスやバーンアウトの温床となり、教師の教職継続への意欲や自己効
力感を減退させて離職やシニシズムをもたらす「脱専門職化の加速」を導く。

6.

教師は児童生徒との信頼関係構築に資する情動理解、教師の自律性と思慮深さに基づく情動管理、児童生徒の学習意欲喚起に資する情動表出が一体化して機能する「情動的実践の発揮」により、児童生徒の学習支援と成長発達支援にあたる。

このように、情動は教師の知識・技術の学びや生涯にわたる学びを駆動する役割を担っ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また、教師は児童生徒への情動理解、自らに生じた情動の知らせを解釈し制御する情動管理、児童生徒への思慮深い情動表出によって児童生徒の学びと育ちを支える情動的実践に従事していることも明らかとなった。教師は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という連綿とした過程の中で、情動を手がかりにして授業をデザインし、児童生徒とかかわり、児童生徒とともに自らも専門職として成長発達していくのである。
最後に今後の研究課題と方法の展望について述べる。今後、教師の実践と専門性開発の内実をより深く探究するためには、教師の認知的実践と情動的実践を統合的に分析する研究が教師研
究、教師文化研究、教師教育研究、授業研究といった各分野で求められる。例えば、感情経験の振り返りに基づいて教師の実践がいかに改善されているのか、教師の情動が児童生徒による情動理
解過程にいかなる影響を及ぼすのか、教師の情動管理・表出様式は社会文化、学校種、熟達度によっていかに異なるのか、これらの論題の追究が今後の研究課題に挙げられる。また研究方法上の課題として、個人差や文化差の影響を色濃く受ける情動の捉えがたさにも関わらず（Zembylas,

22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2005a）、多くの先行研究は単一の研究方法のみで教師の情動や感情経験を捉えていた。これでは、教師の情動や感情経験を構成する一面あるいは一点を捉えたに過ぎず、その捉えた情動や感情経
験が教師にとって真正のものであるか否かは判断し難い。今後の教師の情動研究では、教師の内省、教師への面接調査や質問紙調査、教師の教育実践の観察調査を併用するマルチメソッドを用いる必要がある。そうすることで、認知・情動・動機・行動が一体化した教師の専門職としての経験世界により一層アプローチ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そこで情動がいかにして教師の実践を支え、専門性開発を促しているのかについてさらなる知見を得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る。
注
1）
 	 心理学研究では、瞬間的に生じる強い情動は「情動 emotion」、持続的で比較的弱い情動は「気分 mood」、人が主観的に知覚した情動は「感情経験 feeling」と用語が定義されている（藤永，2013）。本稿ではこの定義に従って情動 emotion と感情 feeling を分けて表記する。訳語も同様である。
2） ここでは、教師の情動に関する分析実証データが存在しない論考については検討対象としてカウントしていない。
3） 生徒の授業内容や学習課題への知的関心を促進するために、一方の教師は自らの働きかけによって生徒の快感
情や学習意欲を喚起することを目標に掲げ、他方の教師は生徒同士が繋がって学び合う関係を形成することを目標に掲げていたという。
4） Kelchtermans（1996）は、教師のヴァルネラビリティを「教えることに付随する無力感、フラストレーショ
ン、失望、幻滅感、罪悪感、怒り、恐怖を含んだ情動」と定義している。
5） Emotional Labor は「感情労働」と邦訳されることが多く、そこから Emotional Rule も「感情規則」という邦訳が当てられるが、本稿では注 1 に示す「情動 emotion」と「感情 feeling」の定義と訳分に従い、それぞれ「情動労働」「情動規則」と表記する。
6） 情動規則の（1）は児童と信頼関係を築くため、（2）は教師自身と児童の教科への関心を高めるため、（3）は反抗的な児童に関わる際に冷静さを保つため、（4）は教職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強固にするため、（5）は児童の注意を引きつけるため、とさ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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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末川

和（2019 年 9 月 30 日

代＊

受付）

内容要約 本研究によって、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をはじめとする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法規・施策等と新学習指導要領との整合性が図られ、小学校・中学校段階
における「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が導かれた。また、福井
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実践事例が、21 通りの「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として一般化された。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に、地域の自然や文化等の特色を反映させることで、福井県にとどまらず、全国の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展開に貢献できると思われる。更に、「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の「地域行事等活用型」「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を踏まえ、新たな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
として、地域を支えるマネジメント力と消費者の視点を育む教育の可能性を示した。
キーワード：地域活性化、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学習指導要領、
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消費者教育

1. 緒言
地方からの人口流失や地域経済の縮小といった、人口動態に起因する構造的課題を背景として、地域社会の存続がわが国の関心事となって久しい。無論、地域社会の存続は、国そのものの安定とそこに住む人々の暮らしに直結する。そのことから、地域活性化を現代社会のニーズととらえても問題はないだろう。
地域活性化が社会的に必要とされる今日、近年の政策は地域社会を支える人材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る。2014 年公布の「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平成 26 年法律第 136 号）」に基づき策定される「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基本方針 2019［1］」では、第 2 期「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23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の新たな視点として、人材育成に重点を置くことが示された。教育施策においては、一億総活躍社会の実現と地方創生の推進を目指して、「「次世代の学校・地域」創生プラン～学校と地域の一体改革による地域創生～（2016）」が策定された。改訂された学習指導要領など学校教育の基本
方針では、学校と地域の連携を通した「社会に開かれた教育課程」が目指された。現状を踏まえると、学校教育を通した地域活性化が、今後より推進され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だろう。
各学校が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1 に取り組むことを想定した場合、地域活性化と学校教育の理念それぞれが反映された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やモデル等が存在する意義は大きいと思われる。また、具体的な活動内容を検討する際、複数の実践事例が内容ごとにカテゴリー化された状態は、実用的かつ有益な実録になり得る。しかし現段階では、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施策等と学校教育の指針との整合性が明瞭であると言い難い。また管見の限りでは、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複数の教育活動の事例をカテゴリー化する研究等は見当たらなかった。
そこで本研究では、小学校・中学校における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に焦点を当て、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施策等と教育の実施基準との整合を試み、地域活性化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を提示する。また、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複数の実践例を活動内容ごとに分類し、モデルとして一般化を試みる。さらに、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を踏まえ、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
育活動を提案する。
2. 先行研究等の動向
本研究に隣接する研究としては、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概念・定義に関するもの、日本における学校運営協議会制度の組織化や運営・実態に関するもの、地方大学等における高等教育や社会教育の在り方・展開を検討するもの、大学や高等学校を中心とした実践報告等が挙げられ、これらが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に係わる研究の大半を占めていた。本研究の先行研究として、小学生や中学生が実際に活動した内容に焦点を当てた研究では、広島県の学校（迫・小原・草原
2016［2］ ）、沖縄県読谷村（春日 2017［3］）、宮崎県の地域（安影、竹内 2018［4］）東北被災地域（永井・河野 2018［5］）、東広島市福富町（大方 2019［6］）、栃木県那須町（西村 2019［7］）を分析していた。
また、資料として、文部科学省から、各地域において「地域学校協働活動」や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学校運営協議会制度）の推進に向けた事例集［8］等が公開されているものの、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施策等や教育実践事例の分析を通して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やモデル等を考察する研究等は見当たらなかった。よって本研究の社会的意義として、アウトラインやモデルの考察が、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イメージをより明確なものにし、ひいては各学校における創意工夫された教育活動の促進にも通じる可能性がある点としたい。
1

本研究では、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教育の編成・実施・評価等の一連の取組を「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実施される教育活動、すなわち学習内容や子どもが実際に取り組む活動を「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と表記する。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231

3. 研究方法（1）研究の手順
本研究は、以下の四段階で構成される。
① 「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以降に公開された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施策等を分析対象に、施策等にみる理念や人材育成の方向性の要点を抽出する。
教育活動の実施基準として新学習指導要領と①で抽出される要点との整合性を図ることで、②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を提示する。
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実施報告書に示された活動報告を、活動内容③

ごとに類型化し、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活動内容と展開のモデルを検討する。
④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をもとに、地域社会の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
活動を提案する。

（2）研究対象
福井県は、「ふるさと福井への誇りと愛着を持ち、自ら学び考え行動する力を育む

教育県・福井」を基本理念に掲げ、「ふくい創生教育」、「福井型 18 年教育」、「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
ル」等の独自の教育施策を展開してきた。
その施策の一つであり、本研究で注目した「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は、家庭、地域、学校が連携し、地域に根ざした開かれた学校づくりを目指す同県独自の事業である。地方教育行政の組織及び運営に関する法律に基づく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とは異なり 、「家庭・地域・学校協議会」が県内すべての小・中学校に設置され、地域全体の教育・子育て方針や学校運営の基
本方針が同会議において策定され、また協議会を構成する保護者・地域住民・学校のそれぞれに活動の責任があるといった特徴がある。
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における複数の実践事例を分析対象とし、分析を通してモデル化を試みる理由について、次のことが挙げられる。第一に、モデルの客観性だけでなく、諸条件が同一の地域における多様な教育活動の可能性が証明されると予測したためである。第二の理由として、同一の地方自治体に所属する全ての学校で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が展開・報告される事例は、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事例以外にはないためである。また本研究では、福井
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は小学校と中学校における事業であること、高等学校や大学を対象とした研究に対して、小学校及び中学校段階の研究蓄積が少ないことに鑑みて、小学校及び中学校段階の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を考察する。
4. 持続可能な地域社会を支える人材育成のニーズ（1）関連施策等
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施策等を現在から遡ると、近年の趨勢は「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が

23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背景にあることがわかる。
「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では、「国民一人一人が夢や希望を持ち、潤いのある豊かな生活を安心して営むことができる地域社会の形成、地域社会を担う個性豊かで多様な人材の確保及び地域における魅力ある多様な就業の機会の創出を一体的に推進すること」
を「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と定義し、これに関わる施策を総合的かつ計画的に実施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
「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以降の施策等に注目したところ、同法に基づいて策定される、「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以下、総合戦略と表記する）」や「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基本方針（以下、基本方針と表記する）」のほか、次の施策等で持続可能な地域社
会を担う人材育成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た。
総合的施策として、「地方創生人材プラン［9］」は、今後各地方公共団体が地方版総合戦略に基づいた事業推進の段階に入るとして、様々なタイプの地方創生に関わる人材（以下、地方創生人材と表記する）が必要であるとしている。教育施策として、「「学び続ける」社会、全員参加型社会、［10］
地方創生を実現する教育の在り方について（第六次提言）」（以下、第六次提言と表記する）では、地方創生を達成する上では教育の力が大きいとして、「地域を担う子供を育て、生きがい、誇りを育む」学校教育や「地域の産業、担い手を育てる大学」等の実現を目指している。
「新しい時
代の教育や地方創生の実現に向けた学校と地域の連携・協働の在り方と今後の推進方策について
［11］
（答申）
（中教審 186 号）」（以下、中教審 186 号答申と表記する）では、これからの学校と地域

社会は「地域とともにある学校」への転換を図り、地域の将来を担う人材の育成、ひいては自立した地域社会を目指すとして、学校と地域の連携・協働を推進する既存の体制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る。また、2016 年には中教審 186 号答申と「チームとしての学校の在り方と今後の改善方策につ［12］いて（答申）（中教審 185 号）」、及び「これからの学校教育を担う教員の資質能力の向上につ［13］
いて～学び合い、高め合う教員養成コミュニティの構築に向けて～（答申）（中教審 184 号）」の内容を具体化した「「次世代の学校・地域」創生プラン～学校と地域の一体改革による地域創生～」が策定された。
（2）関連施策等に見る持続可能な地域社会を支える人材育成の取組「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及びこれを根拠とした施策等では、人材育成について次の点を示している。なお、ここでは学校段階等間の接続の観点から、対象の小学校及び中学校段階だけでなく、高等学校段階にも注目する。
最新の基本方針である「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基本方針 2019

改訂版」は、次期（第 2 期）

総合戦略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や施策等が示し、重点施策の一つとして「学校における地域の将来を支える人材育成の推進」を掲げた。また、これに係わる施策として「高等学校における人材育成」
ではあるが、「地域への課題意識や貢献意識を持ち、将来、地域ならではの新しい価値を創造し、地域を支えることのできる人材等を育成」を目的として、「地域課題の解決等を通じた探究的な学び」を実現することとした。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233「地方創生人材プラン（内閣官房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事務局、2015）」は、地方公共団
体が地方創生に取り組む際に必要となる人材を「地方創生人材」とし、この人材に求められる役
割を「機能」及び「フェーズ」ごとに示した（表 1）。
表 1 「地方創生人材プラン」にみる地方創生人材に求められる役割（1）機能による区分
Ａ
Ｂ
Ｃ
Ｄ

地方公共団体も含め、地域の戦略を策定し、戦略全体を統合・管理する人材
コミュニティにおいて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発揮する人材
個別分野において地方創生事業の経営に当たる人材
現場の第一線で中核的に活躍する人材（2）フェーズによる区分
Ａ
Ｂ
Ｃ

戦略策定前段階において、住民・関係者間の合意形成を図っていくうえで、知的相互作用や協働を促進させる役割を担う人材（＝「ファシリテーター」）
住民・関係者間の合意形成に基づき、専門的知識・技能を活用して事業化するための計画にまとめる役割等を担う人材（＝「プランナー」「クリエーター」））
組織化を進めて具体的に事業を実行に移していく役割等を担う人材（＝「オーガナイザー」

第六次提言と中教審 186 号答申では、小学校及び中学校段階における取組について次の点を述べている。第六次提言は、郷土の先人、歴史、文化等の教育を通して、子どもの「郷土への理解・
愛着・誇りや人として必要な倫理観」を育むこと、文化、スポーツによる地域活性化策との連携を通して「地域の人々の生きがいや誇りを育むこと」などが重要であるとした。また、第六次提言と中教審 186 号答申はいずれも、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学校運営協議会制度）をはじめとする既存の体制・取組に焦点を当て、学校と地域が一層連携・協働する必要性を示している。特に第六次提言では、学校には「人と人をつなぎ、様々な課題へ対応し、まちづくりの拠点としての役割を果たすこと」が求められるとして、全ての学校において地域住民や保護者等が学校運営に参画するコミュニティ ･ スクール化を図るとしている。
（3）学校が取り組む人材育成の方向性
以上の施策等を整理すると、持続可能な地域社会を担う人材育成の方向性として、次の点を導くことができる。第一に、高等学校を含め各学校には地域活性化に貢献する人材育成が求められている。第二に、小学校と中学校には、子どもを含む地域全体の「郷土への理解・愛着・誇り」と言った、「地域社会を支える力の基盤となる資質」を育むことが重視されている。第三に、小学校と中学校において以上の教育を実施する上では、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学校運営協議会制度）をはじめとする既存の体制・取組を見直し、学校と地域が連携・協力す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る。
高等学校段階においては、「地域課題の解決等を通じた探究的な学び」の実現が強調される点も考慮すると、地域活性化を図る取組を実際に推進できる力、言い換えれば実用的な資質・能力の育成に重きを置い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の資質・能力の育成は、「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が

23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目指す多様な就業機会の創出にも関係すると思われる。よって、地方創生人材に求められる役割（表 1）は、特に高等学校で育成が目指される能力の具体として捉えることもできるだろう。
5.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1）新学習指導要領にみる学校教育の基本方針
研究の第二段階として、学校教育の実施基準の一つである新学習指導要領を踏まえ、小学校と中学校における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を検討する。平成 29（2017）年に小学校と中学校の学習指導要領及び学習指導要領解説が、それぞれ改訂された。本研究では、平成
20 年改定の現学習指導要領が今年及び来年度（2019 年現在）で終了することに配慮し、小学校及［15］
び中学校の新学習指導要領解説［14］に示された基本方針を中心に実施基準を確認する。

新学習指導要領は、「今回の改訂の基本的な考え方」「育成を目指す資質・能力の明確化」「「主体的・対話的で深い学び」の実現に向けた授業改善の推進」「各学校におけるカリキュラム・マ
ネジメントの推進」及び「教育内容の主な改善事項」の 5 つを基本方針として改訂された。
「今回の改訂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の項目アでは、教育関連法規を踏まえ教育実践の蓄積を生かして、「未来社会を切り拓くための資質・能力」を確実に育成し、「社会に開かれた教育課程」を重視すること等が示された。
「育成を目指す資質・能力の明確化」では、学校教育が長年育成を目指してき
た、知・徳・体にわたる「生きる力」を、「資質・能力」として具現化したとしている。また資質・能力は、「あらゆる学習の基盤となる資質・能力」と「現代的な諸課題に対応して求められる資質・能力」としても大別されており、教育課程全体で育む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された。「「主体的・対話的で深い学び」の実現に向けた授業改善の推進」では、単元や題材など内容や時間のまとまりを見通して、「アクティブ・ラーニングの視点に立った授業改善」の推進が必要であるとし、授業改善における留意事項が示されている。
「各学校におけるカリキュラム・マネジメントの推進」では、「児童や学校、地域の実態に適切に把握し、教育の目的や目標の実現に必要な教育の内容等を教科横断的な視点で組み立てていくこと、教育課程の実施状況を評価してその改善を図っていくこと、教育課程の実施に必要な人的または物的な体制を確保するとともにその改善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などを通して、教育課程に基づき組織的かつ計画的に各学校の教育活動の質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とされた。
また学習指導要領解説では、「学習指導要領第 1 章総則

第 2 教育課程の編成

1 各学校の教

育目標と教育課程の編成」の解説において、教育目標は、各教科等の授業のねらいの改善や、教育課程の実施状況の評価が可能になるよう具体性があることを必要であるとしている。その上で「各学校において教育目標を設定する際には、次のような点を踏まえ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して、各学校が教育目標を設定する際に条件とするべき重要事項とし、「（1）法律及び学習指導要領に定められた目的や目標を前提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2）教育委員会の規則、方針等に従っ、「（3）学校として育成を目指す資質・能力が明確であること」、「（4）学校や地域のていること」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235

実態等に即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5）教育的価値が高く、継続的な実践が可能なものであること」、「（6）評価が可能な具体性を有すること」の 6 点を提示する。
したがって、この重要事項は、教育目標を設定する際の重要事項であるだけでなく、教育活動
を「実施」する際の必要条件として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以下、教育活動実施の必要条件と表記する）。
（2）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学校が取り組む人材育成の方向性」と新学習指導要領等にみる教育の基本方針を整合した結果、「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して 5 要素が導かれた。なお以下では、「要素○」と表記する場合、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要素を指すこととする。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要素①：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によって、全人的な「生きる力」が育成される。
要素①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大原則であり、教育活動実施の必要条件「（1）法律及び学習指導要領に定められた目的や目標を前提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踏まえ、教育関連法
制・法規に定められる学校教育の目標に依拠している。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といえども、学校教育の目標は地域社会の活性化ではない。各学校は、「予測困難な社会の変化に主体的に関わり、感性を豊かに働かせながら、どのような未来を創っていくのか、どのように社会や人生をよりよいものにしていくのかという目的を自ら考え、自らの可能性を発揮し、よりよい社会と幸福な人生の創り手となる力」の育成を志向する教育全体の中に、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を位置づ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言えよう。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要素②：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は、持続可能な社会と幸福な人生の作り手、ひいては地域社会を担う人材の育成を目指している
要素②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目標である。
「持続可能な社会と幸福な人生の作り手」
は、教育活動実施の必要条件「（2）教育委員会の規則、方針等に従っていること。
」に配慮しつつ、
近年の地域活性化の関わる施策等の根拠である「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法」の基本理念と学習指導要領にある「豊かな創造性を備え持続可能な社会の作り手となること」を反映している。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要素③：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は、学校教育が目指す汎用的な資質・能力を育成する中で、当該地域の活性化につながる資質・能力を育成する。
要素③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目的である。教育活動実施の必要条件「（3）学校として育成を目指す資質・能力が明確であること。
」に基づく。
要素①にも係わるが、新学習指導要領の基本方針「②育成を目指す資質・能力の明確化」と「⑤教育内容の主な改善事項」を踏まえると、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といえども、その目的は汎用的資質・能力の育成を前提と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各学校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23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と各教科等で身につける資質・能力の関係性を明らかに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なお学習指導要領解説では、「学習の基盤となる資質・能力」として言語能力、情報活用能力、
問題発見・課題解決能力に言及している。更に、「現代的な課題に対応して求められる資質・能力」に触れ、それらを育成する教育の具体例として「伝統や文化に関する教育」「主権者に関する教育」「消費者に関する教育」「法に関する教育」「知的財産に関する教育」「郷土や地域に関する教育」「海洋に関する教育」「環境に関する教育」「放射に関する教育」「生命の尊重に関する教育」「心身の健康保持増進に関する教育」「食に関する教育」「防災を含む安全に関する教育」を挙げ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これらの資質・能力の育成や教育活動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
活動においても促進が望まれると言えよう。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要素④：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は、地域や社会の実態を踏まえ、学校段階等間の接続など子どもの発達に配慮して、多様かつ総合的な評価が可能である。
要素④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教育的価値である。教育活動実施の必要条件「（5）教育的価値が高く、継続的な実践が可能なものであること。」、及び「（6）評価が可能な具体性を有すること。
」、「学習指導要領第 3 章教育課程の編成及び実施

第 3 節教育課程の実施と学習評

価」、学習指導要領の基本方針「③「主体的・対話的で深い学び」の実現に向けた授業改善の推進」に鑑みている。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要素⑤：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は、子ども・学校・地域の実態に即し、学校と地域が連携して実施される。
要素⑤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実施に係わる特徴である。教育活動実施の必要条件「（4）学校や地域の実態に即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を踏まえ、学習指導要領の基本方針に「④各学校におけるカリキュラム・マネジメントの推進」があること、また施策等においてコミュニ
ティ・スクール（学校運営協議会制度）をはじめとする既存の体制・取組を見直し、学校と地域の連携・協力を要求している点に依拠している。
6.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モデル（1）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分析①

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を分析する意義［16］
研究の第三段階として、「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実施報告書」の分

析を通して、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モデルを提案する。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位置づけは、福井県の教育基本計画［17］からも理解できる。
「福井県教育振興基本計画（平成27~31 年度）」では、10 の方針で構成される「基本的な方針と主な施策」のうち、「方針 1：ふるさと福井に誇りと愛着を持ち将来の福井を考える人を育てる「ふくい創生教育」の推進」におい「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機能を強化し、地域の様々な人と関わりながら、将来て、「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237の福井を考えて自ら企画して行動する体験学習への転換を進める」とした。
すなわち、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制度と「福井県教育振興基本計画（平成 27 ～ 31 年度）
」を踏まえると、福井県の全ての小中学校で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が展開されていると言
えよう。
②

分析方法

福井県の WEB ページでは、福井県内の市町村ごとに、「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
クール」実施報告書」262 件が公開されている（表 2）。報告書は、「タイトル」、「1 取組の概要」、「2 地域コーディネーターについて」、「3 成果と課題」を基本的な書式としていた。
「1 取組の概要」
は、「（1） 活動のねらい」と「（2） 活動の実際」に構成され、「（2） 活動の実際」では実際に取り組まれた教育活動が箇条書き（「①、②、③・・・」）に項目化される。なお、箇条書きの項
目より下位の項目及びその数は、学校によって異なる。

表 2 「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
実施報告書」の市町村別件数
本研究では、まず「（2） 活動の実際」

り、脱穀、調理等の活動行程が一つの項

小分類【タイプ】（該当メイン活動数）
高齢者（23）
高齢者・障害者（11）
多様性理解・世代間交流（44）
子ども（7）
高齢者・子ども（3）地域行事・コンクール等協
力・参加（55）
地域行事等活用（124）
地域行事・プロジェクト等企
画運営（45）
出店・商品企画・販売（24）
感謝の気持ち（13）地域貢献（43）
ボランティア・奉仕活動（30）地域の環境保全（91）
ノーマル（85）
地域調べ学習（104）
地域の環境保全融合（19）農・水産物（81）
地域の食（160）
米（79）
ノーマル（52）
伝統・文化体験（61）その他（9）
話を聞く（23）
地域を支える人・企業（63）
企業訪問・体験（（40）
地域のよさ・魅力等 PR（77）
地域づくり・未来提言（27）
学習成果発表（26）メイン活動総計 820目として報告されている。その中で、仮1 校当たりメイン活動数 3.1の箇条書きの一項目2 において報告された一連の教育活動のうち、主たる活動を「メイン活動」と定義した。次に、「メイン活動」の内容や展開の傾向を類型化した。類型化について、大分類を「型」、小
分類を「タイプ」とした。さらに、類型化した「メイン活動」の内容や展開の傾向から、「活動展開モデル」として特徴を明確にした。
なお、「メイン活動」を定義した理由について、箇条書き一項目あたりに報告される活動の工程が学校によって様々であったためである。例えば、「地域の食型」「米タイプ」に分類された「メイン活動」について、実際の報告書では『米の学習』などのタイトルで、田植え、稲刈

2

大分類【型】（該当メイン活動数）

箇条書きの一項目とは、「①、②、③」とある場合、「①」、「②」、「③」のそれぞれが一項目となる。

23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に行事における米の販売を『米の学習』として報告していた場合、本研究では「地域行事等活用型」「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ではなく、「地域の食型」「米タイプ」とした。一方で、実際の報告書において『行事における出店』などのタイトルで、出店企画、販売計画、販売活動等の行程を一括して報告する中に、「育てた米に関する調べ学習」を記述していた場合は、「地域の食型」「米タイプ」ではなく、「地域行事等活用型」「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とした。
③

分析結果「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

表3

地 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 21
パターンと該当メイン活動数

ル」実施報告書」262 件では、総計で 820 の「メ

市町名

全体

イン活動」が報告されていた。また、1 校当たり

福井市（1）
福井市（2）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池田町
南越前町
越前市
敦賀市
小浜市
美浜町
高浜町
おおい町
若狭町
合計

40
33
10
14
12
10
24
15
12
2
7
24
17
14
4
6
6
12
262

3.1 の「メイン活動」を報告していたことから、福井県の小中学校では、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
スクールの活動として年間約 3 種類実施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表 3）。
「メイン活動」を類型化したところ、大分類 11 型、小分類 17 タイプが抽出されたことで、21 パターン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が導かれた（以下、21 パターン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を総称して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
教育活動モデルとする）。なお、表 4 ～表 14 では書くメイン活動を実施した学校名を市町村別に示した。学校名のあとに付された数字は、「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実施
報告書」の箇条書きに付された番号と対応している（以下、メイン活動番号と表記する）
。

小学校
40
10
7
9
9
8
19
12
8
1
4
17
12
12
3
4
4
10
189

中学校
0
23
3
4
3
2
5
3
4
1
3
7
4
2
1
2
2
2
71

小中

1※1

1※2

0

※ 1：和泉小中学校※ 2：東浦小中学校※小中学校ではないが、福井市の大安寺、殿下、棗、鷹巣、及び高浜町の内浦は、小学校と中学校の報告内容が同じであった。

（2）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①

多様性理解・世代間交流型「多様性理解・世代間交流型」のメイン活動は、高齢者・障害者・子どもなど日常の学校生活では交流のない人々との交流を通した、人々の多様性理解の促進である。児童・生徒が交流する相手に応じて、「高齢者タイプ」、「子どもタイプ」、「高齢者・障害者タイプ」、「高齢者・子どもタイプ」に細分化できる。
活動展開モデルにつて、高齢者や障害者と交流する機会を設ける学校では、事前に高齢者・障害者の身体的特徴や接する際の注意点を学ぶ。その際、社会福祉協議会や介護士等をゲストティー
チャーとする場合もある。その後、実際に施設に赴き、高齢者・障害者と交流する。また、高齢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者体験キット等を活用して、高齢者・障害者の 表 4
行動の不自由さを体験する場合もある。

多様性理解・世代交流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ン活動番号市町村
福井市

子どもと交流する機会を設ける学校では、事前に乳幼児について総合的に学ぶ。その際、助産師や保育園の教員を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とする場合もある。その後、乳児と交流する学校
中で、実際に乳児を抱く体験をする。幼児と交

永平寺町
大野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南越前町
越前市

高齢者

では、来校した乳児とその母親との交流を図る
流する学校では、保育園あるいは幼稚園に児童・生徒が訪園し、幼児との交流を図る。訪園に際して、児童・生徒は現地でのスケジュール

敦賀市
若狭町

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において「多福井市

いずれのタイプも交流後に学んだことをまとめるほか、交流相手や施設にお礼状やプレゼン

高齢者障害者

や遊びやゲーム等の具体的な活動を計画する。
様性理解・世代交流型」に該当する取組では、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小浜市
福井市

トを作成し、贈呈する学校も多い。
（表 4）
地域づくり・未来提言型

現状よりもよりよい地域社会に向けて、地域づ

高齢者
子ども

「地域づくり・未来提言型」のメイン活動は、

子ども②

くりについて具体的な方法を検討し、プロジェ
クトとして提案・実行する。先述の全ての型の 表 5
学習や、最高学年の集大成として行われる場合が多い。
「地域づくり・未来提言型」の活動展開モデ
ルは、他の地域等との比較や経年的な地域の変化等を把握し、地域の現状や課題を客観的に理解した上で、現在自分たちができることや将来取り組みたいことを提案する。提案した内容
は、保護者や地域の人々、また市役所等の地域づくりに関わる部署の担当者等の前で発表さ
れる。
（表 5）

239

小浜市
おおい町
大野市
勝山市
南越前町

学校名と活動番号
日之出小③
和田小①
進明中①
至民中②
国見中⑤
川西中⑧
杜中②
永平寺中③
和泉小中③
本荘小⑤
平章小④
武生東中②
神山小①
坂口小②
服間小③
武生第一中④
武生第三中②
敦賀南小④
黒河小①
明倫小④
三宅小②
野木小①
東安居小①
湊小②
春山小③
啓蒙小③
杜北小①
明新小④
六条小②
日新小③
北郷小②
芦原中①
国富小④
湊小③
灯明寺中④
足羽第一①
鳥羽小②
小浜第二中①
青郷小④
名田庄中④
小山小③
成器南小②
南条小①

地域づくり・未来提言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池田町
越前市
小浜市
高浜町
おおい町
若狭町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有終東小②
和泉小中⑤
成器南小④
北郷小④
芦原小①
鳴鹿小②
惜陰小⑤
吉川小④
北中山小①
東陽中②
池田中④
池田中⑤
王子保小①
北日野小③
松永小①
松永小④
小浜第二中②
小浜第二中③
高浜小③
内浦小中③
大飯中①
みそみ小①
三方中⑥
三方中⑦
三方中⑧
上中中②
上中中③

24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③

地域行事等活用型「地域行事等活用型」のメイン活動は、祭りやコンテスト、販売イベントといった地域行事等への参加であり、活動内容に応じて三タイプ（「行事・コンクール等協力・参加タイプ」、「行事・プ
ロジェクト等企画運営タイプ」、「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に分類できた。
「行事・コンクール等協力・参加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地域行事等で伝統芸能や踊り、演奏、劇等を出演者としての披露、あるいは地域行事等の手伝いである。地域行事等の当日に向けて、児童・生徒は開催者との打ち合わせ、演目の練習等を行う。行事後は、別の行事等で
表6

地域行事等活用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敦賀市

地域行事・プロジェク
ト等企画運営

小浜市
おおい町
福井市

勝山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池田町
南越前町
越前市

敦賀市

小浜市
高浜町
福井市

出店・商品企画・販売

南越前町
越前市

市町村
大野市
地域行事・プロジェクト等企画運営

地域行事・コンクール等協力・参加

杜中③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木田小①
木田小②
鷹巣小中④
森田小③
木田小③
国見小①
東郷小①
東郷小②
鶉小①
鷹巣小中②
下宇坂小①
成和中④
灯明寺中③
国見中④
志比北小⑨
永平寺中②
有終西小③
陽明中②
尚徳中④
成器西小⑤
成器西小⑥
細呂木小③
井伊小②
三国南小②
三国北小①
東十郷小③
丸岡南中③
三国北小②
三国北小③
坂井中②
坂井中③
明章小③
明章小④
惜陰小⑥
進徳小②
荻野小③
越前中③
今庄中②
武生東中①
今庄小②
南条中③
武生南小②
王子保小③
服間小④
武生第一中③
武生第二中③
敦賀南小②
赤崎小②
粟野南小④
角鹿中①
角鹿中②
小浜中①
和田小①
青郷小③
和田小③
棗小中②
大東中①
大東中③
清水中①
清水中③
明新小①
越廻小②
森田中②
足羽中②
明道中①
成和中①
藤島中①
杜中①
灯明寺中②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坂井市
南越前町
越前市

小浜市
高浜町
若狭町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下庄小②
阪谷小①
開成中②
開成中③
尚徳中①
尚徳中②
上庄中④
三室小①
木部小②
丸岡南中②
進徳小③
吉川小①
糸生小①
池田中⑦
池田中⑨
湯尾小④
吉野小③
花筐小①
武生第一中②
武生第六中①
武生第五中③
南越中①
敦賀北小②
沓見小②
粟野南小⑥
気比中①
粟野中①
国富小⑤
宮川小④
内浦小中①
中藤小①
長橋小②
至民中④
大東中②
美山中①
御陵小④
上志比小⑦
乾側小②
和泉小中④
開成中①
荒土小④
荒土小⑤
高椋小②
鳴鹿小①
湯尾小②
湯尾小③
武生南小①
武生第二②
沓見小①
粟野南小②
粟野南小③
口名田小③
高浜小②
鳥羽小②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241

再演する学校も多い。
「行事・プロジェクト等企画運営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行事等の全部または一部を児童・生徒が企画・運営する。
「行事・コンクール等協力・参加タイプ」との違いとして、児童・生
徒は単に参加するだけでなく、行事の内容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い。児童・生徒は、前年度の実績等も踏まえイベントの内容を決定し、大人の協力を受けながら準備する。行事当日は、運営スタッフとして終日活動する。
「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行事等の一環として行われる児童・生徒
による販売活動である。商品は、児童・生徒が栽培・収穫・加工した農産物、あるいは大人が用意した特産物が主である。販売に至るまでの活動展開は、学校によってさまざまであった。具体的には、生徒による店舗のレイアウトの考案や設営、広告の作成と PR 活動の展開等の販促活動、商品の企画・開発が挙げられる。
（表 6）
④

地域貢献型

「地域貢献型」のメイン活動は、地域の環境向表7上に資する活動である。実際の活動をもとに、

市町村
福井市

自分が住まう地域への感謝の気持ちを表す「感作業を中心とした「ボランティア・奉仕作業タ
イプ」に分類した。
「感謝の気持ち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学校生活を送る上でお世話

感謝の気持ち謝の気持ちタイプ」、及びボランティアや奉仕

 域貢献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ン活動
地
番号になっている地域の人々や、地域に住まう高齢

大野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美浜町
若狭町
福井市

者に感謝の気持ちを表す手紙やプレゼントを贈る。
「ボランティア・奉仕活動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地域の環境や人々に感謝しつ
アや奉仕活動を行う。
（表 7）
⑤

地域の食型

「地域の食型」の主活動は、地域で多く生産される食材や伝統の加工食品に焦点を当て、食品の栽培や加工を含む食育である。学習で注目する食材により、「農・水産物タイプ」と「米タイプ」に分類できる。
「農・水産物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地域が産地となっている食材やボランティア・奉仕作業

つ、清掃など児童・生徒が計画したボランティ

永平寺町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南越前町
越前市
美浜町
おおい町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日之出小②
東藤島小③
明新小②
文殊小③
西杜小③
小山小①
芦原小⑤
三国南小③
明章小⑥
春江西小③
美浜西小③
明倫小⑤
鳥羽小⑤
東安居小③
松本小③
光陽中①
成和中①
本郷小②
棗小中③
安居中①
安居中②
森田小④
上文殊小②
川西中④
森田中①
明倫中③
足羽第一中②
上志比小⑨
永平寺中①
永平寺中④
勝山南部中①
勝山南部中④
金津中⑥
三国中②
丸岡中④
中央中①
朝日中②
南条中①
南条中②
武生第二中①
美浜東小①
高浜中①

24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表8

地域の食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南越前町

越前市
敦賀市

小浜市

美浜町
おおい町

若狭町

農水・産物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宝永小③
岡保小②
越廻小①
清水西小③
棗小中①
長橋小①
清水南小②
至民中③
羽生小②
美山啓明小①
吉野小②
御陵小①
志比南小⑥
有終西小①
冨田小①
冨田小②
上庄小②
平泉寺小②
三室小③
野向小②
本荘小②
井伊小③
金津東小③
雄島小①
雄島小②
春江東小②
春江東小③
加戸小①
磯部小③
春江西小④
大関小②
明章小②
春江東小①
東十郷小②
片上小③
豊小②
北中山小④
東陽中③
常磐小②
糸生小②
四ヶ浦小①
南条小②
南条小④
今庄小④
河野小①
河野小③
河野中①
河野中②
河野中③
武生東中③
国高小①
白山小①
南中山小③
武生第五中①
東浦小中①
赤崎小③
威新小⑤
中郷小①
黒河小②
粟野南小①
粟野南小⑤
内外海小④
松永小③
口名田小①
加斗小⑤
加斗小⑥
美浜中央小③
和田小②
青郷小②
佐分利小①
本郷小①
本郷小②
大島小①
大島小②
大飯中②
三方小②
梅の里小①
梅の里小②
熊川小③

市町村
福井市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南越前町
越前市

敦賀市
小浜市

美浜町
おおい町
若狭町

米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円山小①
西藤島小①
本郷小①
酒生小②
清水東小①
清水北小①
杜北小②
安居小①
上文殊小①
下宇坂小②
大安寺小中①
岡保小①
羽生小①
清水西小①
至民中①
吉野小①
御陵小②
志比北小⑧
上志比小①
上志比小②
上志比小⑤
上志比小⑥
上志比小⑧
乾側小①
冨田小③
村岡小②
鹿谷小⑥
細呂木小①
井伊小①
井伊小④
三国南小①
平章小③
春江西小①
春江西小②
長畝小②
高椋小①
大石小①
木部小①
磯部小②
明章小①
大関小①
兵庫小①
吉川小③
常磐小①
糸生小③
宮崎中①
南条小③
湯尾小①
今庄小①
河野小②
武生南小③
神山小②
服間小②
岡本小②
坂口小①
北日野小④
北新庄小①
南中山小①
万葉中①
威新小①
内外海小②
松永小②
今富小②
中名田小③
加斗小④
宮川小②
美浜中央小②
和田小③
佐分利小②
名田庄小②
三方小①
気山小④
野木小②
野木小③
鳥羽小①
瓜生小①
三宅小③
三宅小④
野木小④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243

加工食品に関わる講義や調べ学習が含まれる。講義は、食材の生産・加工に携わるゲストティー
チャーによって行われる。その後、食材の栽培、収穫、加工等に取り組む。「米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地域の稲作に関わる講義や調べ学習が含まれる。「農・水産物」と同様に、地域の従事者を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として、稲作に関わる講義がある。その後、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
とともに、田植え、栽培、収穫、脱穀等に取り組む。いずれのタイプも栽培、収穫、加工に関して、多くが農協・漁協等の団体や地域の農業従事者の協力の下で行われるため、学校所有の田畑や家庭科室で実施される場合と協力者所有の田畑や施設等で行われる場合とがある。収穫・加工
後は、収穫祭や学校給食で調理・試食している。さらに学習の集大成として、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る地域の人々に配布、「地域行事活用型」の「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のように、食材を活用した商品の企画・販売に取り組む場合もある。学習成果は、掲示物や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等の形にまとめられ、学習発表会等で発表される。
（表 8）⑥地域を支える人・企業型「地域を支える人・企業型」のメイン活動は、地域を支える人、地域で活躍する人、社会人となった卒業生、地域産業の要である企業等を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とした学習であり、職場体験等のキャリア教育の要素が含まれる場合もある。活動展開に応じて、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の講義を中心とした「話を聞くタイプ」と企業訪問や体験活動を含む「企業訪問・体験タイプ」に分類できた。
「話を聞く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による講義や出演をメインとしている。「企業訪問・体験タイプ」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による講義や実演の後、半日以上の体験を行う。体験について、学校内で実施される場合と施設やゲストティー
チャーを訪問する場合とがある。講義や実演終了後、児童・生徒は自分の将来を展望する。
（表 9）⑦

地域環境保全型「地域の環境保全型」のメイン活動は、地域の自然環境に焦点を当てた調べ学習や保全活動である。
「地域の環境保全型」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では、地域の自然環境に注目した講義が含まれる。講義内容は、主に理科と関係しており、動植物等の観察に取り組む学校もある。講義等は、教員以外の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が行う場合が多い。その上で、地域の環境を保全・向上するために、清掃、植栽等の環境整備、稚魚の放流等に取り組む。学習のまとめとして、観察記録や学習発表会
等での発表等を行う。
（表 10）⑧

地域調べ学習型「地位調べ学習型」のメイン活動は、地域の生活・現状や歴史・文化に焦点をあてた調べ学習である。
「地域調べ学習型」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地域の社会環境に注目した、主に社会科と関係した講義が含まれる。
「地域環境保全型」と同様、講義等は教員以外のゲストティーチャーが行う場24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表9

地域を支える人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池田町
越前市
おおい町
若狭町

話を聞く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順化小③
松本小②
明倫中②
成和中③
円山小②
杜南小②
灯明寺中①
大東中⑥
鶉小②
森田小①
川西中⑦
足羽中①
足羽第一中③
松岡中②
有終西小④
兵庫小③
丸岡南中①
中河小①
鯖江中①
越前中①
池田中①
武生西小①
和田小④
気山小③

市町村
福井市

大野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越前市
敦賀市
小浜市
美浜町
おおい町

企業訪問・体験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湊小④
旭小④
進明中②
安居中③
杜南小①
大安寺小中②
川西中②
川西中⑤
酒生小①
東郷小③
川西中⑥
森田中④
足羽第一中④
有終東小①
野向小①
勝山北部中①
丸岡中②
丸岡南中④
春江中②
春江中③
鯖江東小②
鯖江中②
中央中②
朝日小①
四ヶ浦小②
城崎小③
朝日中③
朝日中④
南越中②
敦賀西小③
中央小②
赤崎小④
粟野中④
西津小①
西津小②
西津小③
美浜中①
美浜中②
高浜中③

合が多い。併せて児童・生徒は、博物館等の施設や史跡の見学、町探検や聞き取り調査、史料を活用した分析等に取り組む。なお表にある「地域の環境保全融合タイプ」とは、先述の「地域環境保全型」の活動を含むタイプである。学習成果は、掲示物や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等の形にまとめられ、学習発表会等で発表される。
（表 11）⑨

地域のよさ・魅力等 PR 型

「地域のよさ・魅力 PR 型」のメイン活動は、祭り等の行事、複合商業施設、修学旅行先等における地域の広報活動である。
「地域のよさ・魅力 PR 型」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は、地域のよさや魅力について明確にすることから始まる。その方法としては、話し合いやインタビュー、「地域環境保全型」や「地域調べ学習型」の学習成果が挙げられる。児童・生徒は、PR 活動当日までの計画を立て、CM やチラシ、看板等を作成し、PR の練習を行う。PR の際、「地域行事活用型」の「行事・プロジェクト等企画運営」のような演奏や踊り等の披露や、「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を併せて行う場合もある。学習成果は、掲示物や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等の形にまとめられ、学習発表会
等で発表される。
（表 12）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表 10

地域調べ学習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
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池田町
南越前市
越前市
敦賀市

小浜市

美浜町
おおい町
若狭町
福井市
地域の環境保全融合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鯖江市
越前市
小浜市
若狭町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足羽小②
湊小①
旭小②
和田小②
清水南小③
清水北小②
春山小①
春山小④
麻生津小②
岡保小③
川西中①
下宇坂小④
松本小①
旭小①
東藤島小②
明新小⑤
松岡小①
志比小①
志比小②
志比北小⑦
松岡中①
上志比中①
阪谷小②
成器南小①
三室小②
鹿谷小⑦
勝山南部中③
芦原小③
金津小①
平章小①
春江小①
春江小②
大関小③
三国中③
惜陰小①
惜陰小②
進徳小①
神明小①
神明小③
鳥羽小①
鳥羽小③
中河小②
河和田小①
織田小②
荻野小①
宮崎中②
池田中②
池田中③
池田中⑧
今庄中①
吉野小①
国高小②
味真野小①
万葉中③
敦賀西小①
敦賀南小③
粟野小①
気比中②
松原小①
松原小②
松原小③
中郷小②
粟野中③
小浜小③
雲浜小①
遠敷小①
遠敷小②
雲浜小②
西津小④
宮川小①
宮川小③
内外海小①
国富小③
美浜中央小①
青郷小①
佐分利小③
本郷小③
明倫小③
明倫小⑥
野木小⑤
上中中①
豊小①
豊小②
上文殊小③
日新小①
足羽小①
啓蒙小①
啓蒙小②
河合小①
大東中⑦
有終南小①
有終南小②
成器南小③
勝山中部中⑦
本荘小①
片上小①
大虫小①
小浜小①
小浜小②
三宅小①

表 11

245

 域環境保全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地
メ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越前市
敦賀市
小浜市
若狭町

美浜町
おおい町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東安居小②
春山小②
本郷小③
本郷小⑥
清水南小①
清水東小②
藤島中②
越廻中②
順化小①
日之出小①
鷹巣小中③
森田小②
清水東小③
清水北小③
越廻中④
清水中④
旭小③
大安寺小中③
清明小①
西杜小②
明道中②
大東中⑨
東藤島小①
下宇坂小③
森田中③
松岡小②
御陵小③
志比南小④
志比南小⑤
上志比小③
上志比小④
有終南小③
乾側小③
上庄小③
陽明中①
陽明中③
平泉寺小①
村岡小①
荒土小①
鹿谷小④
鹿谷小⑤
北郷小③
北郷小⑤
勝山中部中⑤
勝山北部中③
芦原小②
本荘小④
金津小②
細呂木小②
井伊小⑤
金津東小②
三国西小①
三国西小③
磯部小①
大石小②
東十郷小①
坂井中①
鯖江東小①
神明小②
吉川小②
北中山小③
東陽中①
朝日小②
四ヶ浦小③
城崎小①
城崎小②
織田小①
越前中②
織田中⑤
白山小②
武生第三中①
武生第三中③
万葉中②
武生第五中②
東浦小中③
赤崎小①
威新小②
威新小④
松陵中①
松陵中②
今富小③
口名田小②
中名田小②
加斗小⑦
小浜第二中④
三方小③
明倫小①
明倫小⑦
みそみ小②
鳥羽小⑥
三方中④
三方中⑤
美浜西小①
名田庄中③

24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⑩

伝統・文化等体験型「伝統・文化等体験型」のメイン活動は、日本や地域の伝統文化の体験活動である。活動展開モデルは、伝統文化に関する調べ学習や継承者等による講義の後、

表 12

地域のよさ・魅力等 PR 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体験する。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では、行灯づくり、紙漉、炭焼き、越前焼等の製作、壬生狂言や蕨
里神楽といった福井県の伝統芸能、座禅等の体験が実施されていた。なお表では、伝統・文化に当てはまらない体験活動をその他とした。具体的な活動内容について、丹生小のスキー、芦原小の牧場体験、金津小・豊小の登山、三国西小のサーフィン等が挙げられる。
学習成果は、掲示物や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等の形にまとめられ、学習発表会等で発表される。
（表 13）⑪

学習成果発表型「学習成果発表型」のメイン活動は、学習発表会や文化祭等の学習成果を発表する行事における、活動や成果等の報告である。①～⑩の型には、学習の成果を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池田町
越前市

まとめる活動が含まれるが、「学習成果発表型」は行事の開催が項目の一つとして報告されている場合である。項目化された要因として、報告校が保護者や地域の人々に対する学習成果の発表、及び次年度同様の活敦賀市

動に取り組む下級生の理解を重視している点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学習成果発表型」の活動展開モデルについて、児小浜市

童・生徒は、クラスメートや教員だけでなく、異学年

美浜町の児童・生徒、保護者、日頃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る地域の人々や、発表内容に関連した学習で交流のあった人を前に発表する。発表の形態としては、新聞・ポス
ター等掲示物や本・パンフレット等製作物の展示、プ

高浜町
おおい町
若狭町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安居小②
国見小②
文殊小①
文殊小②
大東中⑤
美山中②
殿下小中①
殿下小中②
越廻小③
清水西小②
殿下小中③
一条小①
国見中⑥
大東中④
清水中②
松岡小③
志比小③
有終西小②
下庄小①
上庄中⑤
尚徳中③
成器西小⑦
村岡小③
勝山南部中②
勝山北部中②
金津中⑤
加戸小②
平章小②
長畝小①
高椋小③
三国中①
丸岡中③
丸岡南中⑤
春江中①
鳥羽小④
片上小②
立待小①
北中山小②
織田中③
池田中⑥
武生西小③
吉野小②
花筐小②
服間小①
大虫小②
王子保小②
岡本小①
武生第一中①
北日野小①
北新庄小②
南越中③
敦賀西小②
敦賀南小①
敦賀北小①
中央小①
沓見小③
威新小③
黒河小③
気比中③
粟野中②
国富小⑥
今富小①
口名田小④
中名田小①
美浜西小②
美浜東小②
美浜東小③
高浜小①
内浦小中②
高浜中②
名田庄中⑤
気山小②
鳥羽小③
鳥羽小④
瓜生小②
熊川小①
熊川小②

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ソフトを活用したスライドの作成、そしてそれらを活用したポスターセッションや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が多い。一方発表の形態に特徴ある学校としては、タウンマップを作成する鷹巣小中や春江小、学習の感想を俳句で表現する
大虫小があった。
（表 14）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表 13

伝 統・文化体験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メ
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永平寺町
大野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町

南越前町
越前市

その他

敦賀市
小浜市
高浜町
若狭町
福井市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鯖江市
越前市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宝永小①
河合小②
日新小②
美山啓明小②
麻生津小①
本郷小④
明倫中①
川西中③
明新小③
六条小①
上志比中①
小山小②
阪谷小③
上庄小①
和泉小中①
和泉小中②
村岡小④
野向小③
荒土小②
本荘小③
金津小③
細呂木小④
金津中④
金津中⑦
丸岡中①
惜陰小③
惜陰小④
立待小②
河和田小②
糸生小④
宮崎小①
宮崎小②
宮崎小③
宮崎小④
四ヶ浦小④
城崎小④
城崎小⑤
荻野小②
朝日中①
宮崎中③
織田中④
今庄小③
神山小③
北日野小②
北新庄小③
南中山小②
武生第三中④
東浦小中②
粟野小②
今富小④
高浜小④
明倫小②
三宅小⑤
羽生小③
勝山中部中⑥
芦原小④
金津東小①
三国西小②
豊小①
花筐小③

表 14

 習成果発表型に該当した学校の学
メイン活動番号

市町村
福井市

永平寺町
勝山市
あわら市
坂井市
越前町

若狭町

247

学校名とメイン活動番号
順化小②
西藤島小②
一条小②
西杜小①
国見小③
本郷小⑤
大東中⑧
藤島中③
鷹巣小中①
鷹巣小中⑤
越廻中①
越廻中③
上志比中①
上志比中②
荒土小③
本荘小⑥
明章小⑤
春江小③
兵庫小②
宮崎小⑤
宮崎小⑥
武生西小②
武生西小④
大虫小③
味真野小②
武生第二中④
気山小①

24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3）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一致性の検証「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が、「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の各要素に合致しているかを確認する。
要素①に関連して、「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の根拠となった福井型コミュニ
ティ・スクールは、教育基本法に基づく『福井県教育振興基本計画（平成 27 ～ 31 年度）』に定められた事業である。すなわち、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は、学校教育の目標である「生きる力」の育成が目指された事業であると解釈できる。要素①及び要素②に関連して、各校の「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実施報告書」における「（1） 活動のねらい」には、
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理念と『福井県教育振興基本計画（平成 27 ～ 31 年度）』にある「人口減少が進む中で、ふるさと福井の先人や郷土の歴史、自然や伝統、産業などを学ぶことに加え、地域への積極的な参加や行動する体験を充実し、ふるさと福井に誇りや愛着を持ち、新たな活力を生み出す人材を育成」が反映されていた。したがって、21 のモデルだけでは判断し難い
が、「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の要
素①及び要素②を満たすと仮定できる。
要素③に関連して、「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は、21 パターンの全てに学校教育が目指す汎用的な資質・能力育成を促進する活動が含まれる。例えば、「多様性理解・世代間交流型」では高齢者、子ども、障害者、「地域行事等活用型」では行事の関係者・参加者とのコミュ
ニケーションが活動の要である。
「地域貢献型」「地域を支える人・企業型」は、自己理解・自己管理能力やキャリアプランニング能力といったキャリア教育における基礎的・汎用的能力の育成にも寄与しうる。
「地域の環境保全型」「地域調べ学習型」等のモデルでは問題発見・課題解決し、「学習成果発表型」「地域のよさ・魅力等 PR 型」「地域づくり・未来提言型」等のモデルは、情報をまとめ・発信する活動が主体である。
「地域の食型」「伝統・文化体験型」は、地域社会を支える力の基盤となる地域の理解・愛着・誇りといった等が児童・生徒に芽生える契機になりえる。
その他、視点を変えれば具体例は枚挙にいとまがない。
加え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において展開された活動事例は、「郷土や地域に関する教育」であるだけでなく、「伝統・文化体験型」は「伝統や文化に関する教育」、「地域行事等活用型」「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は「知的財産に関する教育」、「地域の環境保全型」は「海洋に関する教育」、「環境に関する教育」、「生命の尊重に関する教育」、「地域調べ学習型」は「放射線に関する教育」や「防災を含む安全に関する教育」、「地域の食型」は「心身の健康の保持増進に関する教育」や「食に関する教育」の要素を含んでいた。そのことから、「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
教育活動モデル」は、現代的な諸課題に対応して求められる資質・能力の育成を図るための教育活動としての可能性を含んでいる。
要素④に関連して、「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は、子どもの主体性を尊重して活動を計画・実行させている。活動の成果は、児童・生徒の感想やまとめ等の主観的なものだけでな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249

く、交流した人々の反応・感想、体験を通してできあがった作品や食品、売り上げなど客観的なものからも判断できる。要素⑤に関連して、「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のいずれの活動も、学校と地域等の間で共有し、連携して取り組まれている。すなわち、「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
教育活動モデル」は、「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の要素③、要素④、要素⑤を満たしていると言えよう。
一方で、「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アウトライン」に従い、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メイン
活動一つ一つを分析すると、次の点もわかった。要素①と③に関連して、教科横断的なカリキュ
ラム・マネジメントが図られてはいるが、報告書だけでは教科で育む資質・能力との関わりは把握できなかった。また要素⑤に関連して、高等学校段階への接続は言及していなかった。さらに、現代的な諸課題に対応して求められる資質・能力の育成を図るための教育活動の要素が散見されるなか、「消費者に関する教育」の要素はほとんど含まれていなかった。
また「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には、行政施策以外の意見等は反映されていない。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は、福井以外の地域にまで分析対象を広げれば新たなパターンが浮上する可能性もある。よって、「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と「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は暫定的なものであり、今後ブラッシュアップされる必要がある。以上の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活動報告に不足する点や、「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
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と「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の欠点も考慮しつつ、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具体的取り組みを提案したい。
7.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新たな教育活動の提案―地域を支えるマネジメント力と消費者の視点を育む教育活動―「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に分類された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地域行事等活用型」
クールの事例において、子どもたちは学校や地域に係わる商品を企画してから販売するまでの過程を体験することで、学校や地域の魅力を自ら発見し、魅力が伝わるよう商品開発や広報・販売活動に取り組んでいた。これら一連の活動は、地域社会の担い手の基盤となる地域に対する愛着や誇りの育成、言語能力、情報活用能力、問題発見・課題解決能力等の向上に貢献したと思われる。
提案する活動は、「地域行事等活用型」「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タイプ」に分類された福井型コ
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活動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マネジメント・プロセス（MMP）」を対応させ、消費生活に係わる内容を加えることで、地域活性化の担い手としてのマネジメント力をより育成し、持続可能な消費市民社会の形成に必要となる消費者の視点を養うことをねらいとしている。
具体的には、コトラーらが提唱するマーケティングに関わる概念と「マーケティング・マネ
ジメント・プロセス（MMP）」に基づき、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に、市場調査・分析

25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Research）の段階、市場細分化と標的市場におけるポジションの明確化（STP: Segmentation
Targeting Positioning ）の段階、製品（Product）、価格（Price）、販売促進（Promotion）、流通（Place）で構成されるマーケティングミックスの段階、実施（Implementation）の段階、評価・
フィードバックの段階を設ける。
児童・生徒は地域活性化の担い手として、一連の段階の意義と役割を理解する。その後実際に、販売する商品やその市場について調べ（Research）、自分たちの地域や商品の強みを考え（STP:
Segmentation Targeting Positioning ）、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して商品開発（Product）、価格設定（Price）、広告等の計画（Promotion）、販売当日の売り方（Place）等を検討する。そして、販売（Implementation）し、次年度に向けて反省をまとめる（feedback）。これらの活動を通して、地域活性化だけでなく、広くプロジェクトをマネジメントする力が養われると思われる。
さらにこれらの活動に関連づけて、児童・生徒は地域において持続可能な消費市民社会と市場の形成につながる知識等を理解し、活動に取り組む。例として、ケネディ大統領が提唱した消費者の 4 つの権利に関連づけることで、消費者にとって安全な商品を製作する（安全である権利）、
わかりやすいチラシをデザインする（知らされる権利）、過度な押し売りは法に違反することを知る（選ぶ権利）、消費者が欲しいと思う商品を企画する（意見を反映される権利）等の展開が検討できる。
一連の活動で育成されるマネジメント力は、「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基本方針 2019改訂版」に示された「高等学校における人材育成」にも関わる「地方創生人材プラン」にみる地方創生人
材に求められる役割（表 1）と関連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よって、地域を支えるマネジメント
力と消費者の視点を育む教育活動は、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の各段階を見通した教育課程の可能性を秘めている。また提案する活動は、現代的な諸課題に対応して求められる資質・能力の育成を図るための教育として、「郷土や地域に関する教育」と「消費者に関する教育」の両観点か
ら教育的意義の大きい活動と言える。また、「消費者に関する教育」は、家庭科、社会科、道徳等の教科等を横断できることから、カリキュラム・マネジメントの側面からも価値が高いと言えるだろう。よって本研究に基づく、次なる研究課題として、地域を支えるマネジメント力と消費者の視点を育む教育活動の教科横断的なカリキュラム、並びにカリキュラムにおける家庭科の意義と学習内容を具体的に考察したい。
8. 結言
本研究によって、地域活性化に係わる施策等と教育の基本方針との整合性が図られ、「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が導かれた。また、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実践事
例 820 件から、「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が検討された。「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を踏まえ、21 通りの「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のを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で、今後多様な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を展開が期待できる。しかし「地域活性化を目末川：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のアウトラインとモデルの考案﻿

251

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には、行政施策以外の意見等は反映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から、「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のアウトライン」と「地域活性化を目指す教育活動モデル」は暫定的なものであり、今後ブラッシュアップされる必要がある。
一方、本研究では、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実践事例と各教科で育む資質・能力との関わりや高等学校段階への接続を把握できなかった。さらに、現代的な諸課題に対応して求められる資質・能力の育成を図るための教育活動の要素が散見されるなか、「消費者に関する教育」の要素はほとんど含まれていなかった。
以上を踏まえ、本研究に基づく次なる研究では、地域連携教育と家庭科の学習内容の親和性を明らかにし、家庭科の消費生活に係わる学習領域と関連づけ、消費者と生産者双方の視点を養う、
出店・商品企画・販売の活動を含んだ地域連携教育のカリキュラムを考察する。
【引用文献・参考文献】［1］［2］

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基本方針 2019』、2019 年
迫眞也、小原友行、草原和博「グローバルシティズンシップを育む社会科授業の開発 －ロールプレイの活用によって価値判断する地方自治の学習を通じて－」、『中学教育 研究紀要（47）』広島大学附属東雲中学校、2016 年、pp15-21［3］

春日清孝「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によるコミュニティ創成の可能性」、『埼玉学園大学紀要 . 人間学部篇 17巻』埼玉学園大学、2017 年、pp87-99［4］

安影亜紀「宮崎県内の中学校における地方創生を意識した職場体験学習プログラムの可能性」『研究紀要（26）』宮崎大学教育学部附属教育協働開発センター、2018 年、pp125-134［5］永井玲衣、河野哲也「地方創生教育としての子どもの哲学 : 東北被災地における「子どもてつがく探検隊」の教育実践とその総合的な学習への導入可能性」、『立教大学教育学科研究年報（61）』立教大学、2018 年、
pp 27-47［6］

大方祐輔「地域資源を活用した理科出前授業の教材開発と実践 : 域学連携による地域共創事業モデルの提案」『中等教育研究紀要（59）』／広島大学附属福山中・高等学校、2019 年、pp180-185［7］西村吉弘「地方創生の中における地域づくりの可能性 － 栃木県那須町Ｄ中学校の「学校支援協議会」の事
例から－」、『研究論集（第 4 号）』淑徳大学人文学部、2019 年、pp119-132［8］文部科学省、『地域と学校の連携・協働の推進に向けた参考事例集』、2016 年、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8/04/1370496.htm［9］

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事務局『地方創生人材プラン』、2015 年、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
sousei/info/pdf/h27-12-25-jinzai-plan.pdf［10］ 教育再生実行会議『「学び続ける」社会、全員参加型社会、地方創生を実現する教育の在り方について』、2015 年、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youikusaisei/pdf/dai6_1.pdf［11］ 中央教育審議会『新しい時代の教育や地方創生の実現に向けた 学校と地域の連携・協働の在り方と今後の推進方策について』、2015 年、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__icsFiles/
afieldfile/2016/01/05/1365791_1.pdf［12］ 中央教育審議会『チームとしての学校の在り方と 今後の改善方策について』、2015 年、http://www.mext.
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__icsFiles/afieldfile/2016/02/05/1365657_00.pdf

25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13］ 中央教育審議会『これからの学校教育を担う教員の資質能力の向上について ～学び合い，高め合う教員育成コミュニティの構築に向けて～』、2015 年、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
toushin/__icsFiles/afieldfile/2016/01/13/1365896_01.pdf［14］ 文部科学省『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告示）解説』、2017 年［15］ 文部科学省『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告示）解説』、2017 年［16］ 福井県ウェブページ『平成 30 年度「福井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実施報告書』、http://www.pref.fukui.
lg.jp/doc/gimu/h23community.html［17］ 福井県教育委員会『福井県教育振興基本計画（平成 27 ～ 31 年度）』、2015 年、http://www.pref.fukui.lg.jp/
doc/kyousei/keikakutop_d/fil/151225.pdf

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
実践と考察

Practice and Consideration of Guidance of programming forStudent of Teacher Training University
塚本（2019 年 9 月 30 日

充＊

受付）

本論文では，教員養成系学生に対して，プログラミングを指導できるような授業を構成するための方策を検討する。まず，福井県近隣大学教員養成学部・大学院におけ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関して調査し，考察する。次いで，授業と講習等での取り組みを説明・紹介して，検討する。
キーワード：教員養成大学・プログラミング

1．まえがき平成 29 年 3 月に告示された小学校の学習指導要領の中に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を含む情報活用能力の重要性が説かれている。そして，各教科等においては，コンピュータ等を活用した学習活動の充実，コンピュータでの文字入力等の習得に加えて，「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の育成が盛り込まれており，現場の先生方だけでなく，小学校の教師を目指す教員養成系学生たちをも不安にさせている。
著者は，永らく，現役教員を対象とした教員免許状更新講習において，情報処理関係の講習を担当してきている。そして，小学校段階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必修化を見据えて，かねてより，ビジュアル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である「Scratch」と「プログラミン」を紹介しており，さらに，今
年度はマイクロソフト社製 Excel のマクロを取り上げた。
＊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25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本論文では，近隣大学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に触れる授業の調査について述べ，本学部での授業に活かす方策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さらに，著者の関わる情報関連の授業や教員免許状更新講習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取扱いの実践について述べ，最後に今後の取り組み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2．近隣の大学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に触れる授業の開設状況
2．1

調査対象と方法

日本教育大学協会や日本産業技術教育学会において，福井大学は北陸支部に所属している。そこで，北陸支部所属大学のうち，小学校の教員免許状が取得できる上越教育大学，新潟大学および信州大学の 3 大学の教育学部に加えて，金沢大学人間社会学域学校教育学類，富山大学人間発
達科学部，そして，福井県に隣接している府県の国立大学である滋賀大学，京都教育大学，岐阜大学の合計 8 大学の情報関係やプログラミング関係の授業科目の状況を調査した。調査は，上記大学の Web 上に公開されているシラバス［1］［8］を通しておこなった。
また，今年度より上越教育大学の教職大学院の授業に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の授業が開講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ので，対象大学の大学院の授業も調査対象とした。
2．2

調査の結果と考察

ここでは，各大学の公式 Web ページ上に公開されているシラバスより，調査対象の科目名，授業の概要や到達目標などから一部，もしくは必要に応じて全部を記述する。また，授業の中で実際にプログラミングに触れる回の授業内容の部分も抜粋した。
学生自身にプログラミング能力や技能を身につけさせるものではなく，おもに受講学生が，教員として，児童生徒を指導する際に必要な知識・技能などを扱う科目を取り上げる。
2．2．1

上越教育大学の調査結果と考察（1）上越教育大学の結果〇 学校教育学部の授業科目①「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基礎演習」（2019 以後入学者用）
授業の到達目標・テーマ
これからの教員に必要な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関しての基礎的な知識および技能の習得を目指している。具体的に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21 世紀スキルの問題解決能力育成のために必要な，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に概念について理解
し，実践するスキルを習得する。
・初等・中等教育において論理的思考力 , 創造力を養成し , 子供達の創造力 , 表現力 , 発信力を高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を行うために教員として必要な基礎的なスキルと知識を習得する。
・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用いて各教科で ICT を活用した教材を自ら開発するため基礎的なスキルを習得する。

塚本：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実践と考察

255

授業の概要
初等・中等教育において論理的思考力 , 創造力を養成し , 子供達の創造力 , 表現力 , 発信力を高め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を行うための基礎的なスキルと知識，および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用いて各教科で ICT を活用した教材を自ら開発するため基礎的なスキルを習得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本授業は，e ラーニングと教室による演習によって知識修得と技能の修得を行う能動的な学修によって実施する。
（利用す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Scratch）②「プログラミング演習」（2019 以後入学者用）
授業の到達目標・テーマ
コンピュータサイエンス基礎で学んだ知識・技能を基礎として以下の技能の修得を目的とする。
・アルゴリズムやデータ構造の概念を理解した上で，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用いて，自分が構想した処理を適切なアルゴリズムやデータ構造を用いて実現できる基礎技能の修得。
授業の概要
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 Python の文法等を教科書を使った自学で授業前までに学び，授業中は自学で学んだことの確認テストと簡単な課題を通してプログラミングに関する知識の定着と技能について学ぶ。
また，演習課題を通して教材開発に必要な基本的な技能についても学ぶ。
〇 教職大学院の科目①「教科におけ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2019 以後入学者用）
授業の到達目標・テーマ
小学校で 2020 年から実施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ついて，学校現場での実践例をもとに理解を深める。
本授業では，学校における具体的な事例を取り上げ，目的・方法・分析などについて学ぶこと
を通して，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現実のデータから批判的・発見的に知見を引き出す力を形成する。
授業の概要
小学校段階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の具体的な事例を取り上げ，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への理解を深めるとともに，プログラミン（文部科学省）や Scratch（MIT メディアラボ）を用いた実施方法を学ぶ。
②「教材作成プログラミング入門」（2019 以後入学者用）
授業の到達目標・テーマ
小学校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おいて活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であるスクラッチやビスケットのスキルと知識を修得し，簡単な作品および教材を作成できるようになる。

25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授業の概要
スクラッチ（MIT が開発した小学生用のゲーム開発環境）を使って簡単な教材を作成する。さらに，小学校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を意識して，ビスケット，レゴマインドストームで使われる言語を学ぶ。
（2）上越教育大学の調査結果に対する考察
上越教育大学学校教育学部では「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基礎演習」と「プログラミング演習」が2019 年以降の入学者を対象として開講されている。前者は，e ラーニングと教室による演習によるという画期的な授業方法を取っている点が特筆すべきことである。
上越教育大学大学院には，小学校の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を意識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教科におけ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と「教材作成プログラミング入門」に 2 科目が開設されており，両科目ともビジュアル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である「Scratch」を用いる点が特徴的である。いずれも，2019 年以降の入学者を対象としているので，今年度に新規開講されたものと推察される。
2．2．2

新潟大学の調査結果と考察（1）新潟大学の結果〇教育学部の授業科目①「情報処理演習」（家庭科免許科目）
科目の概要
調査や研究活動を通して得られた「データ」はそのままでは内容吟味に耐えられない。得られたデータを「情報」に高めるには統計的な処理を経て真偽の範囲を再設定する操作が必要となる。
本科目はデータを情報に転換するための基礎的な統計処理技法の習得を目指すとともに，「情報」を取り扱う上で特に必要と思われる「情報リテラシー」「情報機器のしくみ」について概説を行う。また新学習指導要領に盛り込まれた「プログラミング」について，家庭科の授業にどのように取り入れるかについても合わせて概説する。
学習の到達目標
・情報の基本単位，アナログ ･ デジタルの違いについて説明できる。
・情報機器（コンピュータおよび周辺機器）の構造，動作原理を概説できる。
・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の意味および権利について概説できる。
・ネットワーク利用のための基礎知識を身につける。
・インターネット社会のセキュリティと対応策について概説できる。
・データ処理に必要な統計学の基礎知識および機器操作を身につける。
・プログラミングに必要な論理の流れとアルゴリズムについて概説できる。
第 13 回：アルゴリズムと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基礎
・アルゴリズムの書き方

塚本：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実践と考察

257

・コンピュータプログラム
・Python3 を用いた簡単なプログラミング②「情報基礎Ⅱ」（技術科免許科目）
科目の概要
アナログ信号とデジタル信号の違いを理解し，信号の離散化について理解を深める。伝達関数とラプラス変換を学習する。計測信号と目的量偏差から制御量を決定するフィードバック制御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学習の到達目標
計測信号と目的量偏差から制御量を決定するフィードバック制御について理解を深める。
伝達関数の計算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
簡単な制御プログラムを作成できるようになる。
（注意）C 言語により簡単なプログラムを書くため，各自パソコンを用意すること。
（2）新潟大学の調査結果に対する考察
新潟大学では，2 科目の情報関係の授業の中で，プログラミングを扱うが，プログラミングを中心とした授業ではなく，家庭科や技術科の免許取得のための科目であり，中学「技術・家庭」や高等学校「家庭」の授業の中でプログラミングを扱う場合の知識・技能を受講生に身につけさせる授業であると判断される。
2．2．3

信州大学の調査結果と考察（1）信州大学の結果〇教育学部の授業①「情報基礎」（技術科免許科目）
授業の概要
・コンピュータ及び情報処理の基礎を講義する。
・情報処理を科学的に考察し，コンピュータの構成と仕組み及び情報処理の仕組みを学ぶ。
・高度情報化社会の状況を踏まえ，さまざまな情報処理の方式を学ぶ。
・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 BASIC を用いたプログラム作成の実習を行い，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基礎を学ぶ。
第 12 回：プログラミング実習（数値処理，繰り返し処理）
第 13 回：プログラミング実習（条件分岐処理，サブルーチン，ファイルの扱い）
第 14 回：プログラミング実習（図形描画）②「情報基礎演習」
授業の概要
・基礎的なディジタル回路の実習を行い，ディジタル回路を理解していく。

25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マイコンのプログラミング実習を通して，制御の技法を修得する。
③「生活情報処理」
授業の概要
現代社会における IT 技術の進展が家庭生活に果たしている役割や影響，および情報のモラルやセキュリティ管理の必要性について理解する。また，コンピュータのハードウェアとソフトウェ
アの仕組みや役割についての理解を通し，情報処理手順について修得する。実践的な内容として具体的な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実習を行い，情報を収集，処理，発信する情報活用能力を養う。
（2）信州大学の調査結果に対する考察
信州大学では，3 科目の情報関係の授業の中で，プログラミングを扱っているが，プログラミ
ングを中心とした授業ではなく，技術科や家庭科の免許取得のための科目であり，中学「技術・家庭」や高等学校「家庭」の授業の中でプログラミングを扱う場合の知識・技能を受講生に身につけさせる授業のようである。
2．2．4

金沢大学の調査結果と考察（1）金沢大学の結果〇人間社会学域・学校教育学類の授業①「情報と教育」
授業概要
現代社会における IT 技術の進展が家庭生活に果たしている役割や影響，および情報のモラルやセキュリティ管理の必要性について理解する。また，コンピュータのハードウェアとソフトウェ
アの仕組みや役割についての理解を通し，情報処理手順について修得する。実践的な内容として具体的な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実習を行い，情報を収集，処理，発信する情報活用能力を養う。
第 6 回：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ってなに？
第 7 回：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の具体〇教職実践研究科（専門職学位課程）①「学習事例研究Ⅰ」
授業の概要
この授業では，学習デザイン研究Ⅰで取り上げた学習環境の基本的な側面（学習課題，学習単元，協同学習，言語活動，ICT ツール）に関して，ビデオ記録等を用いて，個々の児童・生徒の実際の学習過程を分析する視点を検討する。また，演習を通して，学習課題，学習単元，協同学
習，言語活動，ICT ツールに関する児童・生徒の学習過程について，幼稚園から高等学校までの，各受講生がこれまで携わってきた校種における授業実践を省察し，具体的なケースを取り上げつ
つ，児童・生徒の学習過程の実際を分析し，児童の学習過程に関する理解を深める。
第 12 回：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ついて

塚本：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実践と考察

259（2）金沢大学の調査結果に対する考察
金沢大学では，中学技術科の教員免許状は取得できなくなったので，中学「技術・家庭」の技
術領域を指導するための授業科目は開設されておらず，教員養成課程学生用には，「情報と教育」という授業の中で，2 週にわたって，プログラミングを扱っている。ただ，シラバスの記述から推察すると実際に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使って，コード入力などをおこなっているようには思えない。
金沢大学大学院教職実践研究科（専門職学位課程）においては，「学習事例研究Ⅰ」という授業科目の中で 12 回目に「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ついて」という項目がある。ただ，これも，小学校の新学習指導要領の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やビジュアル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に関するもの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2．2．5

滋賀大学の調査結果と考察（1）滋賀大学の結果〇教育学部の授業①「情報技術実習Ⅰ」（技術科免許科目）
授業の目的と概要
中学校「技術・家庭」科の「情報に関する技術」の指導を行うための基礎スキルを習得し，将来，小中学校の教員になった場合に様々な場面においてコンピュータを活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第 3 回：イベント駆動型プログラミング
第 4 回：プログラムによるデータ処理
第 5 回：グラフィックスのプログラミング
第 15 回：表計算ソフトを用いたプログラミング
第 10 回：アルゴリズム
第 14 回：ネットワークプログラミング（3）〇教育学研究科の授業①「情報教育教材開発特論」
授業の目的と概要
小中学校におけ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や高等学校における情報システムの開発のための教材開発を念頭に，児童・生徒の発達段階に応じた様々なプログラム開発環境を紹介し，それらが基づく設計理念について解説する。教材開発の実際に関しては，小中学生を対象とする場合は S. パ
パートの教育理論，高校生が対象の場合は 1970 年代以降のソフトウェア科学を基礎とした方法を題材とし，教材の設計法や制作方法について論じる。
②「情報教育教材開発演習」
授業の目的と概要

26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小学校で実施される予定の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はコンピュータを用いないでプログラミングの考え方を学ばせるものである。本授業では，小学生にプログラミング思考を学ばせるための教材の開発について演習を通じて修得する。
第 2 回：プログラミング思考
第 3 回：手順の分解（その 1）基礎第 4 回：手順の分解（その 2）応用
第 5 回：変数の型
第 6 回：分岐の考え方（その 1）基礎第 7 回：分岐の考え方（その 2）応用
第 8 回：ループの意味（その 1）基礎
第 9 回：ループの意味（その 2）応用
第 10 回：教材の作成（その 1）基礎
第 11 回：教材の作成（その 2）応用
（2）滋賀大学の調査結果に対する考察
滋賀大学教育学部では，2．2．5（1）であげた技術科免許科目「情報技術実習Ⅰ」以外にも「プログラミング概論」「情報とコンピュータ演習Ⅰ」「情報とコンピュータ演習Ⅱ A」「情報とコ
ンピュータ演習Ⅲ」「コンピュータ及び情報処理」「情報処理実習」「情報システム論」「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実習」などと多数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を扱う授業科目がある。これは，「初等教育コース初等教科専攻情報・技術専修」および「中等教育コース情報・技術専攻」の担当教員の中に情報を専門とする方が 4 ～ 5 人いるという特殊性に起因しているものと思われる。
滋賀大学教育学研究科では，「情報教育教材開発特論」「情報教育教材開発演習」の 2 科目が開設されている。前者は，小中高等学校における教材開発を指向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る。後者は，小学生にプログラミング思考を学ばせるための教材開発が中心であるようだが，それぞれの回の授業内容を見ると変数の型の概念や分岐，そしてループにまで言及しており，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の基礎基本を扱うために不足はないと思われる。
2．2．6

京都教育大学の調査結果と考察（1）京都教育大学の結果〇教育学部の授業①「子どもと情報」
授業の概要
小学校での情報教育とはどうあるべきか，子供が情報機器にどのように接するよう配慮すべきかをメイン・テーマとし，子供は情報を取り入れつつどのように学習していくのか，その時，大人はどのような支援を行えばよいのか，また，ものづくりと情報技術を組み合わせた教育実践について論ずる。

塚本：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実践と考察

261

第 14 回：コンピュータを用いた学校教育（3）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ついて（2）京都教育大学の調査結果に対する考察
京都教育大学教育学部では，技術科免許科目と思われる授業科目は Web シラバス上には見当たらないが，14 回目に「コンピュータを用いた学校教育・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ついて」を扱う「子どもと情報」という科目がある。子どもが情報機器を扱う際の留意点や子どもの情報教育について扱うという。
2．2．7

富山大学と岐阜大学の結果と考察

富山大学人間発達科学部に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に関する授業科目は見当たらず，岐阜大学教育
学部においては，技術科免許科目の中に情報系科目が見当たらなかった。ただ，教育大学協会技術教育部門の名簿には，情報担当者の名前があるので，Web シラバスで公開されていないだけのようである。
2．2．8

福井大学の状況と考察

福井大学では，今年度が新教育学部の完成年度となり，1 年次生から 4 年次生まで揃うこととなった。教育学部学生が受講できる情報に関する授業は，共通教育科目「情報処理基礎」「コンピュータと情報処理」，課程共通科目「ICT 実践演習」，系・サブコース基礎科目（理数・生活教
育サブコース）「生活科学概論 A（情報基礎（実習を含む））」の 4 科目であり，プログラミングを中心としたものではない。
プログラミングを中心に扱う授業は技術科免許科目「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の 1 科目だけである。受講対象者は，技術科の免許取得希望者であり，例年，2-3 名程度の受講となっ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もとで，学生が，教員となった際に小学生に「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をどのように教えるかといったことを既設科目の中でおこなう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3．授業や講習の中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取り扱いについて
本章では，2．2．8 で述べた状況の下で，授業や講習の中でおこなっている試み・実践を報告する。
3．1 「情報処理基礎」の授業の中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取り扱い
教育学部学生対象の必修の共通教育科目「情報処理基礎」については，初等教育コース学生対
象の約 60 名のクラスと中等教育コース学生の約 40 名のクラスで前期期間に授業がおこなわれている。
著者は，双方の授業のうち数コマを分担し，担当時間以外では，授業支援を務めている。平成29 年 3 月公示の次期学習指導要領では，小学校段階から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が必須化されることが明確になったため，平成 29 年度の「情報処理基礎」の授業から，その事実を受講生に周知して，ビジュアル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である「Scratch」「プログラミン」の体験を取り入れている。
「Scratch」については，2．で述べた上越教育大学学校教育学部の「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基礎

26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演習」，同大学教職大学院の「教科におけ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教材作成プログラミング入門」の授業で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ようである。また，「プログラミン」については，上越教育大学の教職大学院の「教科におけ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でも扱われている。
それぞれのシラバスの中でも紹介されているが，「Scratch」は，MIT メディアラボのライフロ
ングキンダーガーテングループ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て，無償で提供されている［9］。
「Scratch」のプログラム作成画面を起動したときの様子を図 1 に示す。

図1

Scratch のプログラム作成開始画面の様子

また，「プログラミン」は，文部科学省が作成したビジュアル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であるが［10］，著者が利用するコンピュータでは，Web ブラウザ上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の起動からプログラム作成画面の「準備」に 5 分近くも要しており，授業利用には疑問が残る。プログラム作成の開始画面の様子を図 2 に示す。

塚本：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実践と考察

図2

263

プログラミンのプログラム作成開始画面の様子

平成 29 年度からは，「情報処理基礎」の授業期間の後半の半コマ程度（40-50 分）を使って，初等教育コース，中等教育コースともに，それぞれの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の特徴を説明し，参考文
献［9］［10］のサイトにて，プログラム作成の体験とすでに登録されているプログラムの利用体験をさせている。それぞれの環境に触れる時間が，15-20 分程度なので，まったくもって十分とはいえないため，今後の授業全体の組み立てを再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3．2 「ICT 実践演習」の授業の中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取り扱い
学校教育課程共通科目である「ICT 実践演習」においては，2020 年度より小学校段階でのプロ
グラミングが必修化されることとビジュアル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である「Scratch」と「プログラミン」に加えて，ほかにもビジュアルプログラミング環境があることを伝えている。授業の中では，ICT 機器の活用と同様に「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論理的思考」を扱うことになることも併せて取り上げているが，本講義の中で，プログラミング関係で 1 コマ程度設けることも検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なお，本授業の受講生は，平成 28 年度に 77 名であったが，平成 29 年度には，58 名となり，平成 30 年度には 21 名と減ってきており，教員を目指す学生たちの多くが受講する授業科目ではな
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ことが危惧されている。
3．3 「生活科学概論 A」の授業の中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取り扱い
一昨年度と昨年度の「生活科学概論 A（情報基礎（実習を含む））」においては，分散集中の形
態での授業となり，中学技術や中高家庭科の教員免許状取得希望者を含めて各年度で 10 名前後の

26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受講者がいる。
プログラミングに関しては，Basic や C 言語の体験に加えて，昨年度の授業では，Scratch でのプログラム作成体験も取り入れた。また，NHK の E テレ（教育テレビ）の「Why!? プログラミング」の DVD［11］を用いて，第 1 話「壊れた魚を動かせ」を視聴した。
3．4

大学院の授業の中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取り扱い

おもに高等学校における ICT 機器活用授業に関する研究で著者と共同研究を進めている福井
市内の私立高等学校の教員が世話人となって，今年 2 月にシャープ株式会社から「ロボホン［12］」を借り受けた。座るポーズと広い歩幅で歩くポーズの様子を図 3（a）（b）に示す。プログラミ
ングで図 3 のポーズをさせ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が，種々の動作をさせる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の実践を高校生対象に技術専攻の大学院生がおこなった。今後も，授業の一環として，ロボットなどを制御するプログラムを扱うことを検討したい。

（a）座るポーズ（b）広い歩幅で歩くポーズ
図3

ポーズをとるロボホンの様子

3．5 「教員免許状更新講習」の中で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取り扱い
講習の対象が現職教員の先生方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ここ数年の受講されている先生方の中には「Scratch」や「プログラミン」をご存知の方が多かった。
今年度から，校務の効率化を図ることも目指して Excel のマクロを扱ったが，授業の中でマクロ記述言語である「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を取り上げれば，プログラミング塚本：教員養成大学学生へ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の指導に関する実践と考察

265を取り扱っ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講習では話したところ，先生方には安堵の表情が見られた。
現職の先生方から学校現場の状況をうかがう機会を活用しながら，教員を目指す学生たちの指導にも活かしていきたい。
4．むすび
本論文では，おもに教員免許状の取得を目指す学生のプログラミング関係の力をつけさせるための授業や現職教員のいわゆる免許講習での実践について述べ，考察を加えた。
学生が子どもたちに「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を育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授業の中で種々の取り組みを試みているが，今後は，参考文献［11］であげた DVD 教材に含まれている「スクラッチ入門の模擬授業」や「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の実践事例」の部分も活用し，授業の中に取り入れたい。
また，文部科学省・総務省・経済産業省が連携して立ち上げた「未来の学びコンソーシアム」が2020 年度からの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必修化にむけて，教育課程内外における取り組みや教材など必要な情報を共有するポータルサイトと銘打つ「小学校を中心とした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ポータ
ル［13］」やベネッセコーポレーションが運営する「ベネッセの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情報［14］」，さらには，文部科学省が平成 30 年 11 月に公表した「小学校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の手引（第二版）［15］」や一般社団法人 ICTCONNECT 21 が発行する「小学校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導入支援ハン
ドブック 2018［16］」なども参考になるものと思われる。
いずれにしても，プログラミングやその指導に関して，学生の資質を高め，能力を伸ばす方策の検討が今後の課題となる。
参考文献［1］ 上越教育大学 シラバス検索：http://syllabus.juen.ac.jp/ext_syllabus/［2］ 新潟大学 シラバス参照・条件入力：http://syllabus.niigata-u.ac.jp［3］ 信州大学 シラバス検索：https://campus-2.shinshu-u.ac.jp/syllabus/syllabus.dll/Search［4］ 金沢大学 Web シラバス：https://eduweb.sta.kanazawa-u.ac.jp/portal/Public/Syllabus/SearchMain.aspx［5］ 滋賀大学 シラバス検索：https://success.shiga-u.ac.jp/Portal/Public/Syllabus/searchMain.aspx［6］ 京都教育大学 平成 31 年度 教育学部 時間割・シラバス（授業内容）検索：http://kyoumu.kyokyo-u.ac.jp/
jikanwari/2018/search/1_gakubu/gakubu-index.html［7］ 岐阜大学 シラバス検索：https://alss-portal.gifu-u.ac.jp/campusweb/syllabus.html［8］ 富山大学 Web シラバス：https://www.u-toyama.ac.jp/campuslife/web-syllabus.html［9］ Scratch HP：https://scratch.mit.edu/［10］ 文部科学省：「プログラミン」，http://www.mext.go.jp/programin/［11］ NHK エンタープライズ：NHK DVD 教材「Why!? プログラミング① - ③」（2017）26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12］ ロボホン HP：https://robohon.com/product/robohon.php［13］ 文部科学省・総務省・経済産業省：小学校を中心とした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ポータル；https://mirainomanabi.jp［14］ ベネッセコーポレーション：ベネッセの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情報；https://beneprog.com［15］ 文部科学省：小学校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の手引（第二版）；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zyouhou/
detail/1403162.htm［16］ 一般社団法人 ICTCONNECT 21：小学校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導入支援ハンドブック2018；https://ictconnect21.
jp/ict/wp-content/uploads/2018/07/page-handbook.pdf※ 参考文献中の URL は 2019 年 9 月 30 日に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を確認している。

人台による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衣服圧に及ぼす
素材物性の影響
服部

由美子＊（2019 年 9 月 30 日

受付）

ウエストベルトは、近年ウエスト寸法に柔軟に対応できる縫製方法が取り入れられる傾向にあるが、伸縮性のあるウエストベルトでは締めすぎに留意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本研究では素材物性およびデザインに応じた衣服寸法に関する基礎資料を得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日本人 20 歳代女性の体形を再現した人台を用いて、伸縮性のある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衣服圧に及ぼす素材物性およびベルト幅、ベルト寸法の影響について検証した。
キーワード：ウエストベルト・ゴムテープ・素材物性・衣服圧・人台
近年、幅広い年齢層においてファッションに対する関心が高まる一方、服装の個性化・多様化
により衣服にはさまざまな素材、デザイン、着装方法が取り入れられている。ウエストベルトは
身体のごく限られた部分を覆うものであるが、下衣を支え、ウエスト部を美しくみせるために重要なデザイン要素の一つであり、外観や着心地から適切な寸法設定を行うことが必要である。
従来、ウエストベルトには伸びにくく硬いインサイドベルトがベルト芯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たが、不特定多数の人を対象にした既製服にはサイズに厳密さを必要とするベルトは用いられない傾向にあり、食事や動作などによるウエスト部の寸法変化 １）～４）に柔軟に対応できるゴムテープを全体あるいは部分的に用いたり、ベルトではなく見返し布、グログランリボン、共布による細幅のテープで縫い代を始末したりするなど、縫製方法に工夫がみられる。
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寸法設定は生理的・機能的な面から、着用者のウエスト寸法と同寸あるいは
１～２ cm のゆるみ ５）～７）を加えることが一般的に採用され、経験的に布の厚さによって調節されている。また、着心地を評価する一指標として、衣服圧をもとに人体へ及ぼす影響について研究された報告 ８）～ 14）は多数みられるが、素材・デザインは一様ではないことからこれらに応じた＊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26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最適な値を設定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
筆者は、これまで締め心地のよいゆるみを予測するためにゴムテープを用いた各種ウエストベ
ルトの着用試験 15）～ 21）をもとに、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幅、素材物性および着用者の身体計測値を用いて予測することを試みているが、伸縮性のあるウエストベルトは寸法的に不安定であり、着用者の評価にばらつきが大きくなり、圧感覚を得にくいことから締めすぎに留意する必要がある。
また、個人情報の保護など被験者に対する配慮から人による着用試験を実施することは、現状では課題が多い。近年、日本人の身体計測値をもとに人体に近い形状を再現した人台が開発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複雑な形態をしているウエスト部に用いる柔軟な素材から構成されるウエストベ
ルトの締め心地を検討するためには、寸法的に安定した人台（ダミー）による評価を見直すことも有効と思われる。
人体に加わる衣服圧は曲率と張力から理論計算法により推定する式 22）が開発されているが、衣服に用いられる布は一様ではなく、多様化していることから、本研究では人体の形態を再現した
人台を用いて、伸縮性のある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衣服圧をもとに素材物性との関係について
検証した。
研

究

方

法

１．人台の形状
用いた人台は、日本人の 20 歳代女性 3,000 人の人体計測データをもとに人間の形態を再現したものである。人台のウエストラインにおける周囲

表１

人台ウエスト部の寸法および傾斜角度

長（ウエスト寸法）、胴部

Position
CF
SF
SSF
SS
SSB
SB
CB
θ
（°
）
0
0
5
10
15
14
11
u
の幅と厚さ、縦断面の形
θd（°）
9.5
12
20
20
21
23
20
態を表すためにウエスト
Waist girth（cm）
63.0
ラインに対して上方およ
Waist breadth（cm）
22.8
Waist
depth
15.5
（cm）
び下方の傾斜角度を表１
θu, ウエストライン上部傾斜角度  θd, ウエストライン下部傾斜角度に、用いた人台の前面、 CF 前中心線，SF 前斜め脇線，SS 脇線，SB 後ろ斜め脇線，CB 後ろ中心線．

側面、後面の写真を図１に示す。
ウエストラインに対して上方および下方の傾斜角度は部位により異なり、前中心線では小さく、比較的平らな形状をしているが、前斜め脇線

図１

人台の形状

服部：人台による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衣服圧に及ぼす素材物性の影響

表２

図２

ゴムテープ

上から、ベルト幅
2cm、2.5cm、3cm、4cm、5cm

269

ベルト芯およびベルト布の厚さと伸び率No.

fabricNB
EB

Nylon Belt
ElasticT0（㎜）ε250（％）

0.81
1.40

0.08
55.4

F1
Taffeta
0.11
1.1
F2
Crepe de chine
0.20
2.2
F3
Tricot0.22
8.2
F8Tricot
0.71
130.0
F9
Venetian
0.72
1.7
F16
Denim
1.33
2.2
F17
Melton3.22
5.2
F19
Fleece
3.81
28.6
4.14
6.8
F20
Double faced
T0，圧縮荷重 0.5gf/cm 2 における布の厚さ
ε250，伸長荷重 250gf/cm における布の長さ方向の伸び率

から後中心線にかけて胴部がくびれ、背筋の伸びた姿勢を反映して、傾斜角度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る。また、腰のふくらみから、ウエストラインより下方の角度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る。
２．試料
ベルト芯として、図２に示すような伸縮性のある幅２～５ cm のゴムテープ（EB）、ベルト布として厚さおよび伸び率の異なる市販の布９種を選定した。ベルト芯およびベルト布の厚さと伸び率を表２に示す。ベルト布の圧縮荷重 0.5gf/cm2 における厚さ T ０は 0.1 ～ 4.1mm、伸長荷重 250
gf/cm における伸び率ε250 は 1.1 ～ 130 ％まで広範囲にわたる。試料 F2 と F3、試料 F8 と F9、試料 F19 と F20 は厚さが近似し、伸び率の異なる布である。また、試料 F8 の伸び率は、EB の２倍以上である。
長さ 80cm、幅の異なるゴムテープを各種布で包み、布が片寄らないように全体を８等分し、ミシンで固定している。また、長さ方向には１cm 幅の縫い代をつけてロックミシンをかけ、縫い代
は裏側に折り曲げて、千鳥がけで押さえている。なお、縫い代の存在が衣服圧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も考えられるが、今回はベルトの平らな面を人台に向け、衣服圧に及ぼす要因から縫い代を除
いている。
３．方法
衣服圧の測定には、AMI 製エアパックを用いている。図３に示しているように、ウエストラインには直径 15mm のタイプ、ベルトの端には T 型を用いた。人台のウエストラインにおける前後中心線（CF、CB）、
脇線（SS）、前後面から側面に変化する位置として前後

ウエストライン用（Φ 15mm）

斜め脇線（SF、SB）および脇線との中間（SSF、SSB）

図3

ベルトの上下端用（28 × 8mm）

衣服圧測定用センサ

27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の計７ヶ所を基準にして、各種ベルトによる衣服圧を測定した。
結果および考察１．素材物性と衣服圧の関係
幅２ cm のベルトについて、長さを人台のウエスト寸法（63.0cm）に設定した場合とベルトの端が接する位置の周囲長（63.5cm）に設定した場合の衣服圧を、表３に示す。各種布を用いたウ
エストベルトの厚さは、芯であるゴムテープとその内側と外側に存在するベルト布２枚分の厚さを加えたものに近似している。しかし、ゴムテープとベルト布の長さを同寸にして製作したベル
トの場合、伸び率は布自体の伸び率よりも小さい傾向を示している。
ウエストベルトによる衣服圧はウエストの部位により異なり、前後面よりも特に曲率の大きい
身体側面において大きくなる傾向が認められる。しかし、後ろ中心線では背骨のくぼみと傾斜のある体形のため、今回用いたΦ 15mm のセンサでは圧力を感知しにくい傾向を示している。
ナイロンベルト NB とゴムテープ EB を比較すると、これらは伸び率が大きく異なるが、同じ長さでは伸び率の小さい NB の衣服圧は各部位において大きいことが認められる。また、EB ではベルトの長さを５ mm 短くすることにより衣服圧が増加していることから、身体寸法に対してゆとりの少ない衣服ではミリ単位の寸法差が着心地に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表３

ベルト幅 2cm における各種ベルトの衣服圧



（kPa）

Length
（cm）
63.5

63.0

0.08

CF
0.38

SF
0.80

SSF
0.57

Position
SS
0.11

SSB
0.23

SB
0.23

CB
0.01

1.40
1.40

55.4
55.4

0.10
0.17

0.19
0.39

0.18
0.36

0.07
0.11

0.15
0.22

0.13
0.22

0.00
0.02

1.57
1.79
1.73
2.75
2.71
3.75
7.51
8.80
9.20

0.9
1.5
8.3
17.0
0.8
0.7
3.4
8.9
3.4

1.02
0.55
0.33
0.46
0.94
1.18
1.21
0.44
1.88

2.18
1.73
0.80
0.99
2.20
2.10
2.63
1.07
3.24

1.88
1.18
0.89
0.96
2.19
1.88
2.61
1.01
3.11

1.23
0.48
0.24
0.35
1.32
1.31
2.61
0.82
2.73

1.50
0.84
0.61
0.71
1.89
1.60
2.93
1.00
2.77

1.15
0.57
0.37
0.41
1.56
1.29
2.38
0.80
2.91

0.02
0.00
0.03
0.01
0.03
0.01
0.10
0.02
0.06

Sample
No.

T0
（mm）

ε250
（%）

NB

0.81

EB
EB
F1
F2
F3
F8
F9
F16
F17
F19
F20

CF 前中心線，SF 前斜め脇線，SS 脇線，SB 後ろ斜め脇線，CB 後ろ中心線．
T0，圧縮荷重 0.5gf/cm2 におけるベルトの厚さ
ε250，伸長荷重 250gf/cm におけるベルトの長さ方向の伸び率
1 kPa ＝ 10.197 gf/cm2

服部：人台による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衣服圧に及ぼす素材物性の影響

271

各種ベルトモデルの衣服圧は厚さと伸び率との関係により異なり、厚さが厚くなるほど衣服圧は大きくなる傾向にあるが、試料 F2 と F3、試料 F8 と F9、試料 F19 と F20 を比較すると、これらは布の厚さは近似しているが、伸び率の小さい布を用いて製作したベルトでは衣服圧が大きいことが認められる。
ベルトに用いる布により衣服圧は異なることから、素材物性に応じた適切な寸法を設定することが求められ、特に伸びにくいベルトではウエスト寸法に適度なゆとりを加えることが、着心地の上から必要である。
２．ベルト寸法と衣服圧の関係
ウエストを一周してベルトを締めるために必要とされる長さは、特に伸び率の小さいベルトでは厚さに応じてウエスト寸法にゆとりを加えなければ寸法不足が考えられる。しかし、伸縮性のあるベルトでは容易に伸びることにより、ウエスト寸法よりある程度短くてもベルトを締めることは可能である。幅２ cm のベルトの詰め率と衣服圧の関係を、試料 EB（ゴムテープ）と試料 F8について図４に示す。ウエスト寸法（63.0cm）に対するベルトの詰め率は、同寸、1.6 ％（−１、3.2 ％（−２ cm）、4.8 ％（−３ cm）、10.0 ％（− 6.3cm）に設定している。
cm）
素材が同じベルトでは、長さをウエスト寸法より短くすることにより、後ろ中心を除いて、詰め率が大きくなるほど衣服圧は増加することが認められる。また、部位によるばらつきも大きくなる傾向にある。今回の詰め率の範囲では、前中心の変化率は体側よりも小さいが、ベルトを短くするにつれて衣服圧は増加傾向を示し、ウエスト寸法に対して 10 ％ 短くすることにより１ kPa
程度の値を示している。これに対して、体側における衣服圧は詰め率５％、実寸では３ cm まで増加傾向を示し、その後緩やかに上昇し、10 ％短くすることにより概して２ ~ ３ kPa の値を示し
ている。

図４

ベルト幅２ cm におけるベルトの詰め率と衣服圧の関係

27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３．ベルト幅と衣服圧の関係
ベルト幅に対するウエストラインおよびベルトの上下端における衣服圧を、ウエスト寸法と同寸および詰め率 10 ％の場合について図５に示す。今回用いた人台では、ベルトの端が接する位置の周囲長は、幅 2.5cm に対して 63.8 cm、３ cm に対して 64.3cm、４ cm に対して 65.0cm､ ５ cm に対して 65.7 cm である。
ゴムテープの長さをウエスト寸法に設定した場合、ベルト幅２ cm ではウエストラインにおける衣服圧は各部位で小さく、ベルト幅が広くなるほど、後ろ中心線を除いて衣服圧は増加傾向を示し、幅３ cm 以上では人台の周囲長が長くなることを反映して、特に斜め脇線におけるベルト

ウエスト寸法（63.0cm）

図５

ウエスト寸法 － 10 ％ゴムテープにおけるベルト幅と衣服圧の関係

服部：人台による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衣服圧に及ぼす素材物性の影響

273

上下端の衣服圧の増加が著しい。ベルト幅を広くする場合には、ウエスト寸法に加味するゆとりを多く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
ベルトの長さをウエスト寸法より 10 ％短くした場合には、ベルト幅に関係なく全体的に衣服圧の増加傾向が認められる。伸縮性のあるベルトでは、衣服を安定した状態で支えるためにはウエ
スト寸法よりも短くすることも望まれるが、詰め率を検討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
以上のように、寸法的に安定した人台を用いることにより、ウエストベルト着用時の圧力はウ
エストの部位および形態により異なることを確認でき、柔軟な素材である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寸法設定にかかわる要因を検証する上で有効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し、実際の締め心地との関係あるいはベルト芯と人台との間に存在する布の物性と締め心地との関係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は、試料の範囲をさらに拡大することが今後の課題である。
結語

ウエストベルトの締め心地を客観的に評価するために、ベルト芯として幅２～５ cm のゴム
テープに対して厚さおよび伸び率の異なる布を用いてウエストベルトを製作し、日本人の 20 歳代
女性の体形を再現した人台のウエストに巻き、衣服圧をもとに伸縮性のあるベルトの素材物性に及ぼす影響を検討した。
その結果、寸法的に安定した人台を用いることにより、ウエストベルトによる衣服圧は一様ではなくウエストの部位により異なり、前後中心線よりも体側において大きくなる傾向を示すが、ベルトの長さをウエスト寸法に設定した場合、概して布の厚さが厚くなるほど、また厚さが近似している場合には伸び率の小さいベルトほど衣服圧は大きくなることが認められ、伸びにくいベ
ルトでは身体寸法に素材物性に応じたゆとりを加味する必要性が示唆された。しかし、同一の素材ではベルト幅が広くなるほど、胴のくびれた体形を反映して特にウエストラインよりもベルトの上下端における衣服圧の増加傾向が顕著にみられ、さらにゆとりの少ないベルトの衣服圧はミ
リ単位の寸法差に変化し、ベルトの詰め寸法が多くなるとベルト幅に関係なく、ベルト全体の衣服圧が大きくな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文１）文化女子大学被服構成学研究室：『被服構成学

献理論編』，文化出版局，東京，246, 257, 260（1985）２）間壁治子：『被服のための人間因子』，日本出版サービス，東京，218, 231-233（1991）
３）田村照子：『基礎被服衛生学』，文化出版局，東京，149-151（1985）
４）柳沢澄子：『被服体型学』，光生館，東京，106-113（1976）
５）石毛フミ子：『被服の立体構成理論編』，同文書院，東京，246（1975）
６）日本衣料管理協会編：『被服構成学』，日本衣料管理協会，東京，98（1975）
７）辻井康子，丹羽雅子編著：『被服学概論』，朝倉書店，東京，128（1987）

27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８）渡辺ミチ：『新版衣服衛生と着装』，同文書院，東京，117-120（1969）

９）三野たまき，間壁治子，百田裕子，上田一夫：ウエストベルト圧とその官能評価，繊学誌，47，282-290（1991）10）間壁治子，百田裕子，三野たまき，上田一夫：衣服圧に及ぼすウエスト部被覆の影響，繊学誌，49，513­521（1993）
11）三野たまき，上田一夫：ウエストベルト圧と比率尺度による圧感覚，家政誌，48，989-998（1997）12）三野たまき，上田一夫：ウエストベルト圧と腹部皮下脂肪の厚さとの関係，家政誌，50,  491-502（1999）
13）上前真弓 , 上前知洋 , 上條正義 , 井上正雄：近赤外分光法を用いたウエストベルトによる被服圧下における脳活動計測，感性工学誌，14，361-367（2015）14）岡田宣子，橋本文子，黒江美奈子，江原亜由美，平川早紀，野溝典子：ウエストにかかる衣服圧の姿勢別検討－カフベルトとゴムベルトのかかわりについて－，家政誌，67，1-13（2016）15）服部由美子，小川光代：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幅とゆとり量の関係，福井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第Ⅴ部 応用科学（家政学編），第 24 号，23-30（1991）
16）服部由美子，丹羽雅子：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寸法設定に関する研究（第１報）上ストベルトの厚み方向における圧縮特性と最適なゆるみ分量の関係，家政誌，49，675-685（1998）17）服部由美子，丹羽雅子：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寸法設定に関する研究（第２報）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幅・素材物性・着用者の体形が締め心地のよいゆるみ分量に及ぼす影響，家政誌，50，1149-1159（1999）18）服部由美子：ウエストベルトの伸縮性と締め心地のよいゆるみ分量の関係，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紀要 第Ⅴ部 応用科学（家政学編），第 39 号，49-56（2000）
19）服部由美子：伸縮性のあるウエストベルトのゆるみについて，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紀要 第Ⅴ部 応用科学
，第 41 号，45-55（2002）（家政学編）
20）服部由美子：『ウエストベルトの寸法設定に関する研究』，平成 12 年度～平成 14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２））研究成果報告書（2003）
21）服部由美子：伸縮性のあるウエストベルトのゆるみと締め心地の関係，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紀要，第 V 部
応用科学（家政学編），第 47 号，23-30 頁（2009）22）Wm. Kirk. Jr. and S. M. Ibrahim : Text. Res. J., 36, 37（1966）

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
服部

由美子＊ 1

前川（2019 年 9 月 30 日

結花＊ 2

受付）

本研究は、被服製作の在り方を検討するために、小学校および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の内容に記述された被服製作に関する題材の変遷と、大学１年生を対象に小・中・高等学校で製作した作品、手縫いに関する理解、被服製作実習の有用性について調査を行った。その結果、被服製作実習で扱われる題材は衣服から布を用いた製作に変化している中で、基礎的・基本的な知識と技能を習得する上で初等教育の重要性を明らかにした。
キーワード：手縫い・被服製作・基礎的･基本的な知識と技能・学習指導要領
緒

言

近年、既製衣料を容易に入手でき、自由におしゃれを楽しめる社会になっているが、家庭において被服製作や補修をする機会は減少し、また学校教育の中で被服製作に配当される授業時間数は減少傾向にある。しかし、明治時代には「羽織袴が縫えなくては一人前ではない」という一般家庭からの要望 １）もあり、女子の小学校就学率向上の対策として学科（教科）「裁縫」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ように、日常生活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の在り方は、時代とともに移り変わっているといえる。現在では、一般の家庭において縫製に関する知識や技能に対する理解が薄れていることを考慮すると、被服製作に対する意識と現状を把握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
これまで被服製作に関する研究は数多く、多方面から行われている。堀内・武井・田部井２）や小林３）による教育的意義に関する研究、日景・鳴海４）５）による被服製作に関する知識や技能の定着に関する研究、高部と布施谷ら６）～９）による被服製作の知識に関する研究、速水・黒光10）による被服製作に関する基礎的な知識・技能の習得状況を分析した研究、猿田11）による衣生活領域における実験・実習教材の変遷と現状に関する研究、水野・堤12）による中学・高等学校「家庭科」＊１＊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現 福井市清水南小学校）

27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被服製作における教材に関する研究、高木・佐藤13）による小学校家庭科における学生と熟練教師が行った製作学習の事例比較、川端ら14）による製作学習における ICT 活用の提案などがある。
学校教育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は、小学校および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
告示）15）16）では、小学校の家庭科および中学校の技術・家庭科家庭分野の内容「B 衣食住の生活」の項目⑸「生活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に布を用いた製作」に記されている。
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30 年告示）17）では、各学科に共通する教科「家庭」には「家庭基礎」（２単位）と「家庭総合」（４単位）の２科目が設けられている。「家庭基礎」では、衣生活にかかわる内容は「B 衣食住の生活の自立と設計」で扱われているが、着装に重点が置かれ、被服製作に関する記述は見当たらない。
「家庭総合」では「B 衣食住の生活の科学と文化」の項目「⑵ 衣生活の科学と文化」アウに「被服製作」が記されているが、学習指導要領解説 家庭編18）では具体的な製作例は示されていない。主として専門学科において開設される教科「家庭」の科目
では、「第 10 節ファッション造形基礎」の指導項目「⑶ 洋服製作の基礎」として基本的なデザ

インのシャツ、ブラウス、ワンピースドレス、ベスト、スカート、ズボンなど、「⑷ 和服製作の「第 11基礎」としてひとえ長着、甚平、はっぴなどが、製作例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また、
節

ファッション造形」の指導項目「⑵ 洋服製作」としてワンピースドレス、ジャケット、ツー

ピースドレス、フォーマルドレスなどの婦人服、シャツ、ジャケット、ズボン、ベストなどの紳
士服、幼児服、「⑶ 和服製作」としてひとえ長着、あわせ長着などが、製作例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専門教科「家庭」では、高度な縫製技術を習得し、ファッション産業やアパレル産業に関る人材養成を目指す内容となっているが、これらの科目を開設している学校は僅かであり、減少傾向にある。
本研究では、第二次世界大戦後、学校教育において被服製作の学習内容はどのように扱われてきたのか、小学校および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をもとに題材の変遷について調査した。また、大学１年生を対象に学校教育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うことにより、大学生の意識と現状を明らかにした。
研究方法
１．学習指導要領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に関する記述の抽出
資料として、文部省および文部科学省が作成し、発行または告示した小学校および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等を用いた。なお、昭和 22 年発行の学習指導要領家庭科編（試案）から平成 20 年３月告示の学習指導要領については、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が公開している学習指導要領データベース19）を参考にしている。
家庭科関連の指導内容から、布を用いた被服製作に関連する記述を抽出した。

服部・前川：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

277

２．
「被服製作」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１）調査対象と時期
調査対象者は、大学入学後、被服製作に関連する授業を受講する前の１年生 132 名（男性 52 名、
女性 80 名）である。
調査は、平成 29 年６月および平成 30 年６月に実施した。
（２）調査方法
調査項目として、小・中・高等学校の家庭科の授業で製作した作品、基礎的な手縫いに関する理解、各学校段階における被服製作学習の学習効果を取り上げた。
授業で製作した作品は、小学校家庭科および中学校技術･家庭科家庭分野の教科書20）をもとに、選択肢として「ふきん」「ぞうきん」「小物入れ」「袋・かばん」「クッションカバー」「エプロン」「ハーフパンツ」「ファイルカバー」「その他」の他、「覚えていない」「作っていない」を加え、合計 11 項目を設けた。同様に、手縫いの基礎として、
「玉結び」
「玉どめ」
「なみ縫い」「本返し縫い」「半返し縫い」「かがり縫い」「しつけ」「まつり縫い」「千鳥がけ」の９種類と「ボタン付け」「スナップ付け」を取り上げ、これらの縫い方について「知っている」「できる」に対する回答を求めた。また、小・中・高等学校における被服製作学習について、現在の日常生活に役立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ついて尋ねた。
調査は、集合調査法により無記名自記式の質問紙を配布し、その場で記入回収した。手縫いに関する理解については自己申告によるもので、実際に作業をさせて評価したものではない。
なお、本調査は福井大学学術研究院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倫理審査委員会において審査承認され、実施している。
結果及び考察
１．被服製作に関する学習指導要領の変遷（１）小学校について
第二次世界大戦後、日本の文部省及び文部科学省が発行または告示した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等の内容から、布を用いた被服製作に関連する題材を表１に示す。編み物、手芸・染色に関する題
材および布を用いた製作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できない場合は含めていない。なお、文部省告示方式
以前すなわち昭和 33 年以前の学習指導要領は、文部省著作の図書（冊子）という形態で発表されているため、発行年月日を示している。
昭和 22 年の学習指導要領家庭科編（試案）では、第５学年で被服製作の基礎となる針の使い方を学ぶために、台ふきやぞうきんの製作、自立のために女子は前掛や下ばき、シャツといった簡
単な衣服を製作するようにしている。第６学年では、運動服や寝まき、じゅばんのような当時の日常生活で自分たちが使用する衣服を製作す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
昭和 31 年の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家庭科編では、衣服として製作される下ばきとシャツは削除さ27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表１

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等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に関連する記述（製作例）

告示年月日（実施年度）〔第５学年〕〔第６学年〕

昭和 22 年５月 15 日＊（昭和 22 年）

単元（二）家族の一員としての子供
C 針の使い方 台ふき ぞうきん
D 前掛の製作（女）単元（三）自分の事は自分でB 下ばきの製作（女）単元（五）自分の事は自分でB シャツの製作（女）単元（一）健康な日常生活
D 運動服の製作（女）単元（二）家庭と休養
C 寝まき又はじゅばんの製作（女）昭和 31 年２月 24 日＊（昭和 31 年）

被服 作り方 縫い方
簡単な日常用品（ぞうきん・台ふき・ふくろ・前かけの程度）
すまい 清掃 そうじ用具 簡単な用具（ぞうきん・台ふき・はたきなど）
A 被服
日常用いる台ふきおよび袋類

昭和 33 年 10 月１日（昭和 36 年）

昭和 43 年７月 11 日
（昭和 46 年）

昭和 52 年７月 23 日
（昭和 55 年）

平成元年３月 15 日
（平成４年）C すまい
ぞうきん、ちりとり、くず入れな
どのような簡単なそうじ用品

A 被服
カバー類、または前かけのような簡単な被服や布・糸利用の日用品
C すまい
雑誌入れ、花びんしき、壁掛、カーテン、のれんなどのような簡単な実用品や装飾品

A 被服
簡単な袋類

A 被服
簡単なカバー類
C すまい
簡単な実用品や装飾品を製作

A 被服
簡単な小物及び袋C 住居と家族
家庭における仕事に役立つ簡単な物を、布などを用いて製作

A 被服
簡単なカバーやエプロン
C 住居と家族
室内の美化や家庭の生活に役立つ
簡単な物を、布などを用いて製作

A 被服
簡単な小物及び袋A 被服
簡単なエプロンやカバー類
C 家族の生活と住居
家族の生活に役立つ簡単な物を布などを用いて製作

平成 10 年 12 月 14 日
（平成 14 年）（３） 生活に役立つ物

平成 20 年３月 28 日
（平成 23 年）

C 快適な衣服と住まい

平成 29 年３月 31 日
（令和２年）

B 衣食住の生活

生活に役立つ物

生活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に布を用いた物＊は発行年月日。記述された単元、分野、領域あるいは内容をゴシック体で表している。

服部・前川：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

279

れ、簡単な日常用品として、「ぞうきん・台ふき・ふくろ・前かけの程度」が題材として指定されている。被服分野以外では、住居分野で布を用いた簡単なそうじ用具が記されている。これ以降、小学校では衣服の製作は取り扱われることはなく、平面的な小物の製作が題材として展開されている。
昭和 33 年の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では、教科「家庭」の第５学年で日常用いる台ふきおよびふくろ類や、簡単なそうじ用品としてぞうきんを製作し、第６学年ではカバー類や前かけのような簡単な被服や布・糸を利用した日用品を製作させ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
「C すまい」においても、第５学年では簡単なそうじ用品、第６学年では布を用いた簡単な実用品や装飾品が記されている。
昭和 43 年の改訂では、題材が精選され、第５学年では台ふきとそうじ用品が削除され、簡単なふくろ類のみにとどまり、第６学年では前かけが削除され簡単なカバー類を製作させ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
昭和 52 年の改訂では、第５学年で前回と同様、簡単な小物およびふくろや、家庭における仕事に役立つ簡単な物を布などを用いて製作させ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が、第６学年では簡単なカバーにエプロンが追加されている。また、「C 住居と家族」において室内の美化や家庭の生活に役立
つ簡単な物を製作させ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
平成元年改訂では、前回に引き続き、第５学年で簡単な小物およびふくろ、第６学年では簡単なエプロンやカバー類を製作させ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
「C 家族の生活と住居」において「室内の美化」「家庭の生活」にかわって、家族の生活に役立つ簡単な物を製作させる内容となり、装飾による工夫は削除されている。
平成 10 年の改訂から、地域や学校、児童の実態に応じて弾力的な指導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するた
め、２学年をまとめて示し、また内容を基礎的・基本的な事項に厳選し、被服製作では題材の指定を見直し21）、「生活に役立つ物の製作」とされている。しかし、平成 29 年の改訂では、中学校等の系統性から「生活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に布を用いた製作」に改められ、学習指導要領解説 家庭編22）の「（内容の取扱い）」には「袋」が指定されている。
（２）中学校について小学校と同様、第二次世界大戦後、日本の文部省及び文部科学省が作成し、発行または告示した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の中から、被服製作に関連する題材を表２に示す。編み物、手芸・染色に関する内容および布を用いた製作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できない場合は含めていない。
昭和 22 年の学習指導要領家庭科編（試案）では、第７学年において夏着物の支度としてワンピースドレスの製作、第８学年では夏の装いとしてツーピースドレスあるいは単長着、秋の装いとしてあわせ長着あるいは二部式あわせ、ツーピースドレス、冬の迎え方としてスモックの製作を扱われ、季節に応じた衣服が製作できる内容になっている。第９学年では、和式仕事着や洋式仕事着、エプロン、半幅帯や羽織、ドレスなどを製作する内容になっている。
昭和 26 年の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職業・家庭科編（試案）改訂版では、職業・家庭科の教育内

28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容である仕事の大項目「手技工芸」の中項目「裁縫」の例として「長着や羽織・仕事着・じゅばん・帯・ワンピース・ブラウス・スカート・ジャケット・下着」が挙げられている。
昭和 31 年発行の学習指導要領職業・家庭科編（改訂版）では、職業・家庭科の内容の第５群に「39. 被服－被服製作」に「〔仕事の例〕ブラウス・スカート・ワンピース・スラックス・ボレロ・
ひとえ長着・あわせ長着・羽織・こどもの衣類など」が挙げられている。必修の時間と選択の時間が設けられ、必修の時間には当時一般的な日常衣類の製作に重点をおき、熟練を要する衣類や装飾品などは選択の時間に指導することとされている。
昭和 33 年の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の教科「技術・家庭」では、「B 女子向き」の第１学年で青少年期における女子の活動的な日常着としてブラウスやスカート類の製作、第２学年では青少年期の女子の休養着としてひとえ長着女物やパジャマ、第３学年では青少年期における女子の日常着・外出着としてワンピースドレス類が実習例として記されている。ひとえ長着などの和服の製作に関する題材はこれ以降記されていない。
昭和 44 年の改訂では、「女子向き」の第１学年では活動的な日常着、第２学年では休養着、第３学年では日常の外出の製作方法を考える内容である。第１学年でブラウスとスカートを指導することは明記されているが、第２学年ではパジャマ、第３学年ではワンピースの製作計画を考える内容になっている。また、保育分野では、幼児の遊び着の製作を選択して実習する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
昭和 52 年の改訂では、地域や学校の実態及び生徒の必要並びに男女相互の理解と協力を図ることを考慮して、従前の「男子向き」と「女子向き」の内容上の重複を整理して領域を再構成し、男女の別をやめて内容を定め、それらの中から各学校が男女生徒の興味、関心、能力、適性等を配慮しながら適切なものを選択して履修させること23）としている。領域「F 被服」の第１学年では作業着としてスモックの製作、第２学年では日常着としてスカートの製作、第３学年では休養着としてパジャマを製作する内容になっている。また、領域「I 保育」では、幼児の生活に役立
つ遊び着の製作が取り扱われている。
平成元年の改訂では、領域「I 被服」の内容⑴の題材は簡単な被服の製作として「立体構成の基礎について理解させることのできるものを適切に選定する」と記されている。以降、具体的な製作品の名称は明記されていない。領域「K 保育」の内容⑵のウに幼児の簡単な被服の製作が取り扱われている。
平成 10 年の改訂では、家庭分野の内容「A 生活の自立と衣食住」の項目⑹において「簡単な被服の製作」を「簡単な衣服の製作」として基礎的・基本的な内容に限定して、生徒が活用できる
日常着を扱うこととしている。内容の取扱い24）として A ⑹のイについて「なお、地域や学校及び生徒の実態によっては、和服等の平面構成の基礎について扱うこともできる」と記され、簡単な衣服の製作については生徒の興味・関心等に応じて選択的に履修させ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平成 20 年の改訂では、家庭分野の内容「C 衣生活・住生活と自立」の中で、「布を用いた物」

服部・前川：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

表２

281

中学校学習指導要等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に関連する記述（製作例）

告示年月日（実施年度）

第１学年（第７学年）

第２学年（第８学年）

第３学年（第９学年）

昭和 22 年５月 15 日＊（昭和 22 年）

単元（二）備えある生活
C 夏着物の支度 （ワンピース ドレスの裁縫）

単元（四）夏の装い
A ツーピース ドレス
B 単長着
単元（六）秋の装い
B あわせ
あわせ長着あるいは二部式あわせC ツーピース ドレス
単元（八）冬の迎え方
B スモックの裁縫

単元（三）被服と活動
A 仕事着
和式仕事着 洋式仕事着B エプロン
単元（八）帯と羽織またはワンピース ドレス
A 半幅帯
B 羽織
C ドレス

昭和 26 年 12 月 25 日＊ 第１節 仕事 手技工作 裁縫（昭和 26 年）（例 長着・羽織・仕事着・じゅばん・帯・ワンピース・ブラウス・スカー
ト・ジャケット・下着）
昭和 31 年 ５月 28 日＊ 第５群 被服 被服製作
（昭和 32 年）（仕事の例 ブラウス・スカート・ワンピース・スラックス・ボレロ・ひとえ
長着・あわせ長着・羽織、こどもの衣類など）
昭和 33 年 10 月１日（昭和 37 年）（２）被服製作（２）被服製作（２）被服製作
青少年期における女
青少年期の女子の休
青少年期における女子の日常着・外出着
養着
子の活動的な日常着（実習例 ワンピース（実 習 例 ブ ラ ウ ス、 （実習例 ひとえ長着
ドレス類）
女物またはパジャマ
スカート類）など。
）

昭和 44 年４月 14 日
（昭和 47 年）

A 被服
活動的な日常着（ブ ラ ウ ス お よ び ス
カート）

A 被服
休養着
（パジャマ）

A 被服
日常の外出着（ワンピースドレス）
C 保育
幼児の遊び着

昭和 52 年７月 23 日
（昭和 56 年）

F 被服〔被服１〕
スモック

F 被服〔被服２〕
スカート

F 被服〔被服３〕
パジャマ
I 保育
幼児の遊び着平成元年３月 15 日
（平成５年）I 被服
K 保育

平成 10 年 12 月 14 日
（平成 14 年）

A 生活の自立と衣食住

平成 20 年３月 28 日
（平成 24 年）

C 衣生活・住生活と自立

平成 29 年３月 31 日
（令和３年）

B 衣食住の生活

簡単な被服
簡単な被服
簡単な衣服
布を用いた物

生活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に布を用いた物＊は発行年月日。記述された単元、項目、分野、領域あるいは内容をゴシック体で表している。

28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の製作が記され、内容の取扱い25）として C ⑶のアについて「主として補修の技術を生かしてできる製作品を扱うこと」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の改訂において、選択的に履修することとなっていた
被服製作が必修となり、衣生活や住生活などの生活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の学習活動が重視されている。
昭和 22 年の発行から昭和 52 年の改訂までは、「ワンピースドレス」「ブラウス・スカート」「休養着・パジャマ」「スモック」などの衣服が製作されているが、平成元年から平成 10 年の改訂までは「簡単な被服」あるいは「簡単な衣服」として基礎的・基本的な内容に限定して被服製作が取り扱われ、平成 20 年の改訂からは「衣服」ではなく生活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の工夫として「布を用いた物の製作」に変わっている。平成 29 年の改訂においても、家庭分野の内容「B 衣食住の生活」の項目⑸に「生活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に布を用いた製作」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が、内容の取扱いとして「衣服等の再利用の方法についても触れること。
」とされ、また学習指導要領解説 技術・
家庭編26）では作り直しや布を無駄なく使い方や製作を工夫す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る。被服製作においても資源や環境への配慮が指摘されている。
２．大学生の被服製作に対する意識（１）授業で製作した作品について
小・中・高等学校の家庭科および技術・家庭科の授業で製作した作品を、図１に示す。
小学校では、「エプロン」（81.8 ％）、
「袋・かばん」（77.3%）の回答率が高く、回答者の約６割が小学生の時に「エプロン」と「袋・かばん」の製作を経験している。次いで、「ぞうきん」（31.1 ％）、
「小物入れ」（29.5 ％）と続く。
「作っていない」の回答率は０％、「覚えていない」は
1.5 ％である。ほぼ全員が小学生の時に何らかの被服製作の経験を記憶していることから、小学校で学んだことがその後の生活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ことがうかがえる。中学校では、「袋・かばん」（23.5 ％）の回答率が最も高く、「小物入れ」「エプロン」（10.6 ％）であり、学習内容が難しくなることも考えられるが、４人に１人は中学校での被服製作が記憶として残っていない。
高等学校においても、回答率の高い作品
は「エプロン」（15.9 ％）で、「袋・かばん」（12.1 ％）、
「小物入れ」（10.6 ％）と続く。最も高い回答率は「作っていない」（34.1 ％）である。家庭科の授業時間数が少ない中、完成までに時間を要する被服製作を取り入れ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現状がうかがえる。しかし、可能な範囲で被服製作が行わ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ように、回答率は異なるが小・

図１

小・中・高等学校で製作した作品

服部・前川：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

283

 ・中・高等学校における「袋・かばん」と中・高等学校において「エプロン」「袋・ 表３ 小「エプロン」の製作学習の有無
かばん」の回答率が高いことから、これら
の作品について各学校段階での製作学習の

（％）

小学校

有無の関係を表３に示す。製作学習の経験が小学校だけで、中・高等学校で製作していない場合が「袋・かばん」では 56.8 ％、「エプロン」では 65.9 ％を示し、回答率が

中学校
有

有
無

最も高い。次いで、回答率の高い組み合
わせは、「袋・かばん」では小・中学校で有製作し、高等学校で製作していない場合

無無（13.6 ％）、
「エプロン」では小学校と高等学

高等学校

作

品

袋・かばん エプロン

有

3.8

2.3

無

13.6

4.5

有

3.0

9.1

無

56.8

65.9

有

2.3

2.3

無

3.8

1.5

有

3.0

2.3

無

13.6

12.1

校で製作している場合（9.1 ％）である。ま 表中の数値は、調査対象者（132 名）に対する割合である。
た、これらの作品を小・中・高等学校で全く製作していない場合、あるいは小・中・高等学校すべてにおいて製作している場合など、被服製作に対する学習の在り方は多様化している。今回の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の改訂では、題材として「袋」が指定されているため、今後の動向が注目される。
（２）手縫いに対する理解について
手縫いの基礎的な縫い方について、「知っている」および「できる」に対する回答率を、表４に示す。なお、返し縫いは「本返し縫い」と「半返し縫い」の回答をもとに、どちらかを「知っている」あるいは「できる」の回答率である。
回答率は、「知っている」および「できる」ともに男性よりも女性の方が高い傾向を示している。しかし、縫い方により特徴がみられる。
「知っている」「できる」ともに回答率の高い縫い方
は、男性女性ともに「玉結び」「玉どめ」「なみ縫い」であり、これらの縫い方は「知っている」と「できる」の差は比較的小さい傾向を示している。女性では名称を知っている場合
ほぼ全員が「できる」と回答し、９割以上を占めている。男性では「なみ縫い」を「知っている」の回答率は９割近くを占めているが、縫える人は８割以下になっている。
次いで、回答率の高い縫い方は「まつり縫い」と「返し縫い」であ

表４

手縫いに対する理解

男 性
知っている できる
玉結び
100.0
92.3
玉どめ
98.1
86.5
なみ縫い
88.5
78.8
返し縫い
71.2
40.4
かがり縫い
38.5
23.1
しつけ
38.5
28.8
まつり縫い
76.9
36.5
千鳥がけ
5.8
0.0
ボタン付け
―
65.4
スナップ付け
―
13.5
縫い方

（％）

女 性
知っている できる
100.0
98.8
100.0
98.8
98.8
95.0
80.0
55.0
61.3
31.3
61.3
43.8
85.0
48.7
5.0
0.0
―
91.3
―
50.0

28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り、７～８割が名称を知っているのに対して、「できる」の回答率は３割程度と低い傾向を示している。
「なみ縫い」と比較して、針の動かし方が難しくなるためと考えられる。
男女差の大きい縫い方として、「かがり縫い」と「しつけ」がある。特に「知っている」の回答率に差がみられ、女性では６割に対して、男性では約４割である。
男性女性ともに回答率の低い縫い方は「千鳥がけ」で、１割に満たない。
「千鳥がけ」は、小学校および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とその解説の中で指定されていない縫い方であり、また教科書27）～31）
により扱いが異なり、記載されているものとそうでないものがあることから、学校で学ぶ機会が少なかったことが考えられる。
留め具の付け方は、主に日常着の手入れの一環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
「ボタン付けができること」は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の内容として指導する事項となっている。日常着用している衣服には、ボタンは実用性だけではなくデザイン要素とし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ように身近に存在するものであるため、回答率は高いと考えられる。男性では６割、女性では９割以上が「できる」と回答している。これに対して、「スナップ付け」は男性では約１割、女性では半数にとどまっている。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解説の中で取り上げられ、教科書でも記載されている内容ではあるが、スナップは主に実用的な目的で用いられ、大きさも比較的小さく、最近の衣類には縫い付けタイプよりも打ち具によるカシメタイプが多いため、スナップ自体があまり認識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が考えられる。
（３）被服製作学習の有用性について
小・中・高等学校において被服製作の経験者に対して「学校教育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の学習は役に立ったと感じていますか？」に対する回答率を図２に示す。
「覚えていない」あるいは「作っていない」の回答を除いている。
小・中・高等学校における「はい」の回答率は、男性ではそれぞれ 78.4 ％、75.8 ％、60.0 ％、女性では 91.1 ％、77.8 ％、70.6 ％を示しているように、男性より女性の方が高く、ともに小学校の回答率が最も高い傾向を示している。回答者の大半は高等学校で「家庭基礎」を履修しているため、授業時間数が少なく、他の学校種と比較して評価が低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これに対して、「覚えていない」あるい
は「作っていない」の回答を含めると「いいえ」の回答率はさらに高くな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が、「いいえ」の回答率は小・中・

図２ 「被服製作は役に立ったと感じていますか？」
に対する回答率高等学校において男性女性共に１割以下で （「覚えていない」「作っていない」の回答を除く）

服部・前川：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285あることから、概ね被服製作学習の経験は役に立っていると評価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特に、被服製作に関する知識や技術を習得するうえで、小学校段階において果たす役割は大きい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結語

学校教育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の在り方を検討するために、小学校および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をもとに、「被服製作」に関する題材の変化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また、大学生１年生を対象に小・中・高等学校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の学習経験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た。その結果、次のような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１）被服製作の主な題材は、小学校では昭和 22 年の学習指導要領家庭科編（試案）では衣服を製作する内容が記されているが、昭和 31 年の改訂から衣服の製作は削除され、平成元年の改訂までは「台ふき・ぞうきん」「簡単な小物及び袋類」「簡単なカバー類」「エプロン」などが指定され、平成 10 年度以降「生活に役立つ物」「生活を豊かにする物」に変わっている。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では、昭和 53 年の改訂までは「ワンピースドレス」「ブラウス・スカート」「休養着・パジャマ」「スモック」などの衣服が指定されていたが、平成元年の改訂から「簡単な被服」、平成 10 年の改訂から「簡単な衣服」に変わり、平成 20 年の改訂以降衣服の製作は題材として指定されず、「布を用いた物の製作」に変わっている。平成 29 年の改訂では環境への配慮が重視されている。
２）家庭科の授業で製作した作品は、小・中・高等学校ともに「袋・かばん」と「エプロン」の回答率が高く、小学校では約８割を占めている。小学校で製作した作品は記憶として強く残っているが、高等学校では「作っていない」の回答率が高く、授業時間数の関係から被服製作を取り入れることが容易ではない現状が示唆された。手縫いに対する理解は、男性よりも女性の方が定着していることが認められ、男性女性ともに回答率の高い縫い方（「玉どめ」「玉結び」「なみ縫い」）、低い縫い方（「千鳥がけ」）、男女差の顕著な縫い方（[ かがり縫い ]「しつけ」）、名称を知っているが縫えない縫い方（「まつり縫い」）など、縫い方により特徴がみられる。
３）学校教育における被服製作の有用性に対する回答率は、男性女性ともに小学校が最も高く、男性では約８割、女性では９割以上を占め、基礎的・基本的な知識や技能を習得する上で、小学校における家庭科の果たす役割は重要である。
本研究を進めるにあたり、アンケート調査にご協力下さいました関係者の皆様に感謝申し上げ
ます。

28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文献１）牛込ちゑ：『被服教育の変遷と発達』，家政教育社，73，76（1971）
２）堀内かおる・武井洋・田部井恵美子：被服製作及び手芸の教育的意義

学習要求からの考察，東京学芸大学紀要 第６部門 産業技術・家政，40，127-140（1988）
３）小林京子：被服製作実習の教育的意義 < 第２部 教科研究 > 中等教育研究紀要，広島大学附属福山中・高等学
校，44，163-168（2004）
４）日景弥生・鳴海多恵子：被服製作用語に関する知識の実態―弘前市内の小生と大学生を対象として―，日本家
庭科教育学会誌，39，47-53（1996）５）日景弥生・鳴海多恵子：被服製作に関する知識や技能の定着における高校家庭科男女必修の影響―男女必修
以前と必修後約 20 年経過時点での調査結果の比較を通して―，日本家庭科教育学会誌，54，12-22（2011）６）高部啓子・布施谷節子・新留理江子・高部和子：家政系女子大生の被服製作に対する意識と基礎知識（第１報）－製作体験と意識との関連－，日本家庭科教育学会誌，37，39-46（1994）
７）高部啓子・布施谷節子・新留理江子・高部和子：家政系女子大生の被服製作に対する意識と基礎知識（第２報）－製作体験と意識との関連－，日本家庭科教育学会誌，37，47-53（1994）
８）布施谷節子・高部啓子：家政系女子短大生における手縫いの技能の実態 : 被服製作の知識と過去の経験との関連性，日本家庭科教育学会誌，43，273-278（2001）
９）布施谷節子・高部啓子：家政系女子短大生と母親の被服製作能力と被服製作の必要性に関する意識と実態，日本家庭科教育学会誌，46，255-264（2003）10）速水多佳子・黒光貴峰：大学生の家庭科における調理，被服製作の知識・技能の習得状況にみる課題，日本家
庭科教育学会誌，57，14-21（2014）11）猿田佳那子：衣生活関連領域における実験・実習教材の変遷と現状―学習指導要領と家庭科教科書を参考として―，同志社女子大学生活科学，47，46-51（2013）12）水野真由美・堤祐美子：中学・高等学校の「家庭科」被服製作における教材に関する研究，杉野服飾大学・杉野服飾大学短期大学部紀要，３，79-92（2004）13）高木幸子・佐藤雪菜：授業における教師のこだわりの違いが子どもの学びに及ぼす影響―小学校家庭科における学生と熟練教師が行った製作学習の事例比較から―，日本家庭科教育学会誌，58，12-23（2015）14）高橋美登里・西村綾世・川端博子：針と糸を使った製作学習における ICT 活用の提案―教員養成系学部の大学生を対象とした動画教材の効果の検証―，日本家庭科教育学会誌，59，135-143（2016）15）文部科学省：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告示），東洋館出版社（2018）16）文部科学省：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告示），東山書房（2018）17）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30 年告示），東山書房（2018）18）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31 年告示）解説 家庭編，教育図書（2018）19）学習指導要領データベースインデックス－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http://www.nier.go.jp/guideline/20）前川結花：学習指導要領および家庭科の教科書における被服製作教材の変遷と現状，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
2015 年度卒業論文（2016）21）文部省：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解説 家庭編，開隆堂出版（1999）22）文部科学省：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告示）解説 家庭編，東洋館出版社（2018）23）文部省：中学校指導書 技術・家庭編，開隆堂出版（1978）24）文部省：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10 年 12 月）解説

―技術・家庭編―，東京書籍（1999）

服部・前川：被服製作に関する指導内容の変遷と大学生の意識

25）文部科学省：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解説 技術・家庭編，教育図書（2008）
26）文部科学省：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告示）解説 技術・家庭編，東洋館出版社（2018）27）佐藤文子・渡辺彩子 ほか：新編
28）中間美砂子 ほか：技術・家庭

新しい技術・家庭

家庭分野，東京書籍，平成 17 年文部科学省検定済

家庭分野，開隆堂，平成 17 年文部科学省検定済29）佐藤文子・金子佳代子 ほか，新しい技術・家庭

家庭分野，東京書籍，平成 23 年文部科学省検定済30）汐見稔幸 ほか：技術・家庭

家庭分野，教育図書，平成 23 年文部科学省検定済31）鶴田敦子 ほか：技術・家庭

家庭分野，開隆堂，平成 23 年文部科学省検定287

幼児における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
村上

亜由美＊１

竹内

惠子＊２

（2019 年 9 月 26 日

岸本

三香子＊３

受付）

4 ～ 5 歳児 31 人（男児 16 人、女児 15 人）とその母親を対象に、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について調査した。その結果、幼児の残食頻度が高いと、穀類、肉、し好飲料の摂取量は低く、乳、菓子の摂取量は高かった。また、エネルギー摂取量、鉄、ビタミン E、ビタミン B1、n-6 脂肪酸、n-3脂肪酸の摂取量は、残食により食事摂取基準より低く不足のリスクが高くなった。
残食頻度と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には有意な関連性がみられた。母親
は、幼児の食事量を把握すること、食事量に影響するような乳や菓子の摂取をさせないこと、普段から意識的に食べ物や食事の話をすることにより、幼児の残食を減らす有効性が示唆された。
キーワード：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幼児・残食・栄養緒

言

幼児期の睡眠習慣や食生活習慣などのライフスタイルは、その後の健康状態に関係するといわれている 1）。近年、保護者のライフスタイルは夜型化や不規則化しており 2）、幼児においても、22時以降に眠る 5 ～ 6 歳児は 25 ％存在し、遅寝の睡眠習慣がみられる 3）。幼児の遅寝による心身への悪影響は知られており、遅寝と食習慣の不健康化や肥満の関係も指摘されている 4）。生体の概日リズムは、光同調以外にも周期的な環境変化、例えば、食事によっても同調することが知られて
おり 5）、生活習慣によって生体リズムに変調をきたすことが考えられる。一方、唾液コルチゾー
ル濃度は、血中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と相関しており、起床時に最高値となり、就寝時にかけて低下する概日リズムをとる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る 6）。
前報 7）において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と生活習慣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と＊1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教員養成領域
福井大学教育学部附属幼稚園園医、小児科専門医＊3
武庫川女子大学生活環境学部食物栄養学科
＊2

290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ころ、概日リズムと体格指数との関連性が示唆された。また、概日リズムと自立起床とは関連する傾向がみられ、自立起床できない幼児には概日リズムがなく、概日リズムのない幼児では、概日リズムのある幼児より健康状態は良くないことが示唆された。さらに、食事内容との関連性をみたところ、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の有無により食事内容に差がみられた 8）。栄養
素摂取量では、概日リズムあり群の n-6 脂肪酸、n-3 脂肪酸の摂取量は高い傾向がみられ、食品群別摂取量では、概日リズムあり群の果実類、し好飲料類の摂取量は有意に低く、藻類、魚介類の摂取量は高い傾向がみられた。
そこで本研究では、幼児の残食頻度と食品群別摂取量、栄養素摂取量、母親からみた子どもの様子、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の有無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さらに、保護者の食意識及び食態度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分析することにより、幼児の残食に対する保護者の対応策について提案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
方法

1．調査時期
調査期間は、2014、2015、2016 年 7 月上旬のそれぞれ連続する 3 日間とした。
2．調査対象保護者の同意が得られた、福井県 A 幼稚園に通園する 4、5 歳児クラス 31 人（男児 16 人、女児
15 人）を対象とした。
3．身体測定及びアンケート調査
幼児の身長と体重を測定し、カウプ指数を計算した。対象の幼児 31 人の身体状況は、中央値では身長 107.4cm、体重 17.0kg であったことから、乳幼児身体育発調査 9）と比較して、標準的な集団であるといえる。また体格は、カウプ指数の中央値 14.9、最小値 13.3、最大値 19.2 であった。
母親を対象に、幼児の睡眠、夜間および朝の目覚め、排便、食事、遊び、寝る前の過ごし方などの生活習慣、幼児の様子などについて、また、母親自身のことの項目について、自記式アンケー
ト用紙及び生活活動記録用紙を配布し、回収した（有効回答数 100%）。
4．食事記録幼児の朝、昼、夕、間食の食事内容（献立人・材料・重量など）を、母親に記録してもらった。
また、食事は、配布した特定のランチョンマットの上にのせ、食事前と食事後の写真を、真上と斜め上の 2 方向から撮影してもらった。残食については、記録と写真から把握できるようにした。
それらより、マッシュルームソフト ヘルシーメーカープロ 501 を用いて「食品標準成分表 2010」10）
による栄養価計算を行った。

村上・竹内・岸本：幼児における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

291

5．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測定
唾液の採取は、調査期間 3 日間について起床時、登園時、降園時、就寝時の 4 回行い、サリキッズ（株式会社アシスト製）を用い、幼児の舌下に脱脂綿を 2 分間留置することとした。なお、登園時と降園時については幼稚園内で唾液を採取し、起床時と就寝前については、家庭において
母親と一緒に採取してもらった。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測定には、Salivary Cortisol EIA Kit（SALIMETRICS 社製）を用いた。1 人の唾液採取の回数に欠損があったため、分析から除外した。
6．集計方法および統計方法
データの集計・解析には、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及び IBM SPSS22.0 J for Windows を用いた。個人別の 3 日間の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と唾液採取のタイミングとの相関には、Spearmanの相関係数の検定を行った。残食頻度による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食品群別摂取量、栄養素摂取量の平均値の差の検定には一元配置分散分析、その後の検定として Dunnett T3 多重比較を行った。残食頻度と母親の食意識、食態度との関連性には、χ 2 検定を行った。
7．倫理的配慮福井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及び教育地域科学部倫理審査委員会にて、承認を受けた。保護者を対象に、調査の目的を説明するとともに、不参加による不利益を被らないこと、得られたデータ
はすべて匿人化を行った学術的な資料として使用し、学術雑誌などに公表することがあることなどを説明した。同意書の得られた保護者とその子を対象に調査を実施し、調査終了後、幼児個人の栄養素摂取状況、身体活動量・活動内容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をまとめた資料を返却した。
結果

1．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母親から見た子どもの様子
31 人の 3 日間の間食を除く朝・昼（給食を含む）・夕、3 食の食事 279 食中、残食のあった食事は 68 食であった（図表なし）。残食物は、おかず（野菜料理）49 件、主食 35 件が多く、朝食時での残食が多くみられた。次いで、おかず（その他の料理）18 件、おかず（肉料理）10 件、おかず（魚料理）10 件であった。残食頻度の群分けは、3 日間の食事（朝・昼・夕）9 回について、残食
回数 0 回を低群、1 ～ 3 回を中群、4 回以上を高群とした。その結果、高群 7 人、中群 13 人、低群
11 人にわけられた。
残食頻度と母親からみた子どもの様子には関連性がみられた（図表なし）。「じっとしていられない」には有意（p<0.05）に関連性がみられ、残食高群 7 人中で「ある」と回答したのは 4 人、低群 11 人中で「ある」と回答したのは 0 人であった。残食高群 7 人中で、「朝からのあくび」が「ある」と回答したのは 4 人、「疲れたという」が「ある」と回答したのは 4 人であった。これは、残292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μg/dl)

0.45
0.40
0.35
0.30
0.25

*

0.20

低群 n=110.15

中群 n=130.10

高群 n=6

0.05
0.00

起床時

図1
表1

登園時

降園時

* P<0.05
低群 VS.中群、高群

就寝時

残食頻度と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日内変動

残食頻度と唾液コルチゾールの概日リズムの関連性
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概日リズム

残食頻度

合計

低群

合計

あり

なし

3

8

11

中群

8

5

13

高群

0

6

6

11

19

p<0.0530（人）

注）1 人 唾液採取の回数欠損のため分析より除外した

食低群 11 人中で、「朝からのあくび」が「ある」と回答した 3 人、「疲れたという」が「ある」と回答した 3 人である割合より高い傾向にあった。
2．残食頻度と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日内変動
唾液採取回数に欠損のあった 1 人を分析から除外した。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日内変動は、残食頻度に関わらず、起床時では高く、就寝時にかけて下がる日内変動を示した（図 1）。残食低群の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は、中群、高群より高く推移し、登園時では低群 0.200µg/dl であり、中群 0.154µg/dl、高群 0.169µg/dl より有意に高かった。
前報 7）と同様の分類方法を用い、3 日間の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と唾液摂取のタイミング、すな
わち起床時、登園時、降園時、就寝時の 4 点との相関係数 r の値より、絶対値が 0.8 より小さい場
合を概日リズムなし、大きい場合を概日リズムありとした。その結果、概日リズムありは 11 人、なしは 19 人であった。残食頻度と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には有意な関連性がみられ、残食高群の 6 人すべてに、概日リズムがみられなかった（表 1）。

村上・竹内・岸本：幼児における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

a.穀類

(g)

500
400

100

300

80
60

200

40

100
0

b.果実

(g)

120

20
低群

中群

高群

e.肉

(g)

100

0

低群

中群

高群

f.乳

(g)

500

(g)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80

60

300

60

40

200

40

20

100

20

低群

中群

高群

0

0
低群

中群

40
30
20
10
低群

高群

中群

高群

g.菓子

(g)

400

0

(g)

200

低群

中群

高群

h.し好飲料

150
100
50
低群

中群

低群n=11

図2

d.海藻

(g)

60
50

100

80

0

c.緑黄色野菜

293

高群

0

中群n=13

低群

中群

高群

高群n=7

残食頻度と食品群別摂取量

3．残食頻度と食品群別摂取量及び栄養素摂取量
残食頻度別に食品群別摂取量を比較した（図 2）。有意ではないが残食高群では穀類、緑黄色野
菜、海藻、肉、し好飲料の摂取量は低く、果実、乳、菓子の摂取量は高かった。
残食頻度別に栄養素摂取量を比較した（表 2）。エネルギー摂取量、たんぱく質、脂質は、残食頻度が高くなると摂取量は有意に低く、炭水化物は低くなったが有意差はみられなかった。ミネ
ラルについては、マグネシウム、リン、鉄、亜鉛、銅、マンガンの摂取量は、残食頻度が高くなると有意に低くなった。ビタミンについては、ビタミン E、ナイアシンの摂取量は残食により有意に低くなった。脂肪酸については、n-6 脂肪酸の摂取量が残食により有意に低くなった。食塩相当
量は、残食頻度が高くなると摂取量は有意に低くなった。1000kcal あたりでみると、残食低群から高群では、鉄の摂取量は 3.9mg から 3.1mg、食塩相当量は 4.4g から 3.3g と有意に低くなったが、他の栄養素の摂取量に有意な差はみられなかった。日本人の食事摂取基準（2015 年版）11）で示された 4 ～ 5 歳の男女別の基準値に対する不足をみたところ、エネルギー摂取量、鉄、ビタミン E、ビタミン B1、n-6 脂肪酸、n-3 脂肪酸の摂取量は、残食により基準値より低くなった。カルシウムは 491mg、ビタミン A は 422µgRAE と残食低群でも不足ぎみであり、残食によりさらに不足のリ
スクが上がった。食塩相当量は、残食低群で 6.9g と過剰に摂取しているため、残食により適正になり、高群で 4.0g であった。

29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表2

残食頻度別の栄養素摂取量及び残食による不足のリスク

栄養素

残食
頻度

n

平均 標準 vs. vs. 判定
値 偏差 低群 中群 男 / 女

栄養素

残食
頻度

ビタミン E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5.2
3.9
3.8

1.1
1.4
0.7

194
169
98

105
125
64

－

n

平均 標準 vs. vs. 判定
値 偏差 低群 中群 男 / 女

－

＊＊

＊＊

－

－
b/b
b/b

－

＊＊

－

＊＊

－

ビタミン K
（μ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

ビタミン B1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0.7
0.6
0.6

.1
.2
.2

－
b/b
b/b

46
37
24

－

ビタミン B2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1.0
0.8
0.8

.2
.2
.3

－

低群 11 1910
中群 13 1697
高群 7 1495

364
437
347

－

ナイアシン
（mgNE）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21
17
15

3
4
4

カルシウム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491
448
452

112
155
166

a
a
a

ビタミン B6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1.0
0.8
0.7

0.2
0.2
0.2

マグネシウム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205
170
149

48
37
26

－

ビタミン B12
（μ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6.0
3.5
2.2

7.3
1.7
1.1

－

リン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854
679
649

104
133
174

＊

－

葉酸
（μ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231
180
164

76
63
57

－

鉄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6.1
5.2
3.8

1.3
1.3
0.7

パントテン酸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5
4
4

1
1
1

－

＊

－
b/
b/b

亜鉛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7
5
5

1
1
1

＊＊

－

ビタミン C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65
56
61

22
26
21

－

銅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0.9
0.7
0.6

0.2
0.2
0.1

－

食塩相当量
（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6.9
5.1
4.0

＊
1.3
＊
1.2
1.0 ＊＊＊

－
c/c

マンガン
（m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2.2
1.6
1.5

0.6
0.3
0.3

－

食物繊維総量
（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10
9
7

3
3
2

－
－
－

ビタミン A（μgRAE）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422
374
358

105
188
116

a/
a/b
a/b

n-6 脂肪酸
（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7
6
5

1
1
1

ビタミン D
（μ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4.0
4.8
4.1

1.5
2.6
2.6

－

n-3 脂肪酸
（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1.3
1.3
0.9

0.3
0.5
0.4

エネルギー
摂取量
（kcal）

低群 11 1565
中群 13 1244
高群 7 1225

226
221
138

たんぱく質
（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57
46
42

7
9
8

脂質
（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48
37
36

6
7
7

＊＊

炭水化物
（g）

低群 11
中群 13
高群 7

221
178
180

カリウム
（mg）

＊＊＊ p<0.001，＊＊ p<0.01，＊ p<0.05

判定

＊＊

＊＊

－

＊＊

＊

＊
＊

＊＊
＊＊
＊＊

＊

＊

a. 基準値より低値、b. 残食により基準値より低値、c. 残食により適正

－
b/b
b/b

＊

＊

－

＊
＊＊

－
＊

＊
＊
＊

－
b/
b/b
－
b/b

村上・竹内・岸本：幼児における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295

4．残食頻度と母親の食意識及び食態度
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母親の食意識及び食態度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示した（表 3）。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母親の「むら食いが気になる」には有意な関連性がみられ、残食高群の母親は、むら食いが気になっている割合が高かった。むら食いとは、毎回の食事量が一定でないことである。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母親が「食べ残さない」、「好き嫌いをなくす」ことを考える頻度とは、有意な関連性はみられなかった。
「食べ残さない」ことを「いつも考える」と回答した母親は、31 人中 19 人、「好
き嫌いをなくす」ことを「いつも考える」と回答した母親は、31 人中 14 人であった。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母親の「食べ物や食事の話をする」には有意な関連性がみられ、残食高群には、「食べ物や食事の話をする」ことを「いつも考える」と回答した母親がいなかった。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母親の「食卓に並べる量」には有意な関連性はみられなかったが、「食べきれる量」を「食卓に並べる」と回答した母親の 10 人中 7 人の幼児に残食がみられ、一致していなかった。
表3a.

残食頻度と母親の食意識及び食態度

むら食いが気になるd.

食べ物や食事の話をする
いつも考える

時々 あまり考える 考えない

はい

いいえ

合計

残食頻度 低群

01111

残食頻度 低群

4

7

0

11

中群

3

10

13

中群

6

6

1

13

高群

5

2

7

高群

0

4

3

7

8

23

31

合計

10

17

4

（人）

p<0.05

合計
p<0.01

b.

食べ残さない

e.

いつも
考える

時々 あまり考える 考えない

合計

31
（人）

食卓に並べる量
食べて 食べき欲しい量 れる量

合計

欲しが 特に気をつ合計
るだけ けていない

残食頻度 低群

8

3

0

11

残食頻度 低群

7

3

1

0

11

中群

8

3

2

13

中群

9

2

0

2

13

高群

3

4

0

7

高群

2

5

0

0

7

19

10

2

18

10

1

2

合計

有意差なし p=0.271

c.

31

合計

（人）

有意差なし p=0.104

好き嫌いをなくす
いつも考える

時々 あまり考える 考えない

合計

残食頻度 低群

6

3

2

11

中群

5

8

0

13

3

4

0

7

14

15

2

31

高群
合計

有意差なし p=0.233

（人）

31
（人）

296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

考察

4 ～ 5 歳児 31 人（男児 16 人、女児 15 人）とその母親を対象に、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
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について調査した。
残食頻度と母親からみた子どもの様子には関連性がみられ、「じっとしていられない」、「むら食いが気になる」と回答した幼児では、残食頻度が有意に高かった。また、残食頻度が高いと、乳や菓子の摂取量が高かった。厚生労働省「H27 年度

乳幼児栄養調査結果の概要」12）において、4 歳と 5 歳の保護者が現在子どもの食事で困っていることで、該当した割合の最も高かった項目
は、「食べ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る」37.3 ％（4 歳～ 5 歳未満）、34.6 ％（5 歳～ 6 歳）であった。次いで、「偏食する」32.9%、28.5 ％、「むら食い」25.5%、18.6%、「食事よりも甘い飲み物やお菓子を欲しがる」16.1%、13.8% などの項目であった。これらのことから本研究においても、幼児が残食する大きな理由として、食事に集中していないことが推察され、また、食事の時に、必ずしもおなかが空いていないため「むら食い」のような食べ方になり、母親の「気にな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推察される。
母親が「食べ残さない」ことを考える頻度が低いほど、残食頻度は高くなる傾向がみられたが、残食する幼児の母親は「好き嫌いをなくす」ことを考えている割合が高い傾向もみられた。残食の多かった料理は、残食件数 163 件のうち野菜料理が 49 件であったことからも、好き嫌いをなくすために、母親があえて食卓に出している料理を幼児が残食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とが推察される。
その一方で、主食の残食も 35 件と多く、また、母親が「食卓に並べる量」を「食べて欲しい量」と回答した 18 人中 11 人の子どもに残食があり、「食べきれる量」と回答した 10 人中 7 人の子どもに残食があったため、子どもの好き嫌いだけでなく、母親が適正量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ため残食している可能性が示唆された。
志澤ら 13）では家族で食事する機会は子どもの食行動に対し重要な要因であること、偏食、食べムラなどの問題では、養育環境要因のみが影響していたと報告し、また、長谷川ら 14）は、食物選択の幅の狭さを規定したのは母親の子どもの食事への配慮であったと報告している。本研究においても、母親が「食べ物や食事の話をする」ことを考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子どもの残食頻度は有意に低くなった。従って、食事を共食することの重要性だけでなく、食事以外の場面においても、普段から意識的に食に関する話題をすることで、残食を減らし、望ましい食行動へ繋が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た。
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をみた結果、残食頻度が高いと、穀類、肉、し好飲料の摂取量は低く、乳、菓子の摂取量は高かった。また、エネルギー摂取量、鉄、ビタミン E、ビタミン B1、
n-6 脂肪酸、n-3 脂肪酸の摂取量は、残食により食事摂取基準値より低くなった。鉄は、残食により 1000kcal あたり摂取量にも低下がみられることから、幼児が残食しがちな料理や食品の内容にも注意が必要である。カルシウムとビタミン A では、残食していなくても摂取量が不足ぎみであり、残食によりさらに不足のリスクが上がっていることから、もっと積極的な摂取が望まれる。

村上・竹内・岸本：幼児における残食頻度と栄養摂取状況及び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

297

反対に、残食により食塩相当量の摂取量が適正になった。1000kcal あたりの摂取量でみても、食塩相当量は低下していることから、残食が多かったおかず類に含まれる食塩相当量であることが推察され、日頃より減塩を心がけた調味を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残食頻度と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には有意な関連性がみられた。これまでの我々の研究 8）において、概日リズムと関連のみられた栄養素である n-6 脂肪酸、n-3 脂肪酸の摂取量が残食により低くなった影響である可能性が示唆された。あるいは、残食頻度が高いと菓子の摂取量が多かったことから、インスリン刺激性による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形成に影響した可能性も考えられる。この点については、残食で食事量が減ったことにより、その他複数の栄養素の摂取量も低くなっているため、今後さらに検討が必要である。
結言

幼児の残食頻度と概日リズムや健康状態には関連がみられた。残食により、エネルギー摂取量が低くなることに伴って、複数の栄養素の摂取量が低くなり、さらに、日本人の食事摂取基準より不足するリスクが高くなる栄養素の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幼児の残食への保護者の対応策として、食事量を把握し、食事量に影響するような乳や菓子の摂取に気をつけることこと、普段から意識的に食べ物や食事の話をすることの有効性が示唆された。
謝辞本研究を進めるにあたり、調査にご協力いただきました幼稚園児及び保護者の方々、そして、研究にご協力・ご配慮いただきました幼稚園の先生方、調査の実施及び分析に携わってくれた福井大学、武庫川女子大学の学生諸氏に深く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本研究は、平成 26 ～ 28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C）課題番号 26350927）の助成の研究の一部である。
利益相反
利益相反に相当する事項はない。
文1） 加藤忠明，高野要献陽，安藤朗子，他．乳幼児の生活リズムに関する縦断的研究．日本子ども家庭総合研究所紀2000；36：153-164

2）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2010 年国民生活時間調査報告書

20113） 日本小児保健協会．幼児健康度に関する継続的比較研究

平成 22 年度総括・分担報告書

2011

298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第 4 号 2020 年 1 月4） 神山

潤．子どもの睡眠．東京：芽生え社，2003；61-68

5） 海老原史樹文，吉村崇編．時間生物学．化学同人

2012；376） N. A. Nicolson，R. V. Diest．Salivary cortisol patterns in vital exhaustion．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0；49：335-342
7） 村上亜由美，竹内惠子，岸本三香子．幼児における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に影響を及ぼす生活習
慣の検索．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紀要 2015；6：355-361
8） 村上亜由美，竹内惠子，松宮さおり，岸本三香子．幼児における唾液コルチゾール濃度の概日リズム別みた栄
養素摂取量及び食品群別摂取量．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紀要 2017 ; 1 :281-289
9） 厚生労働省雇用均等・児童家庭局，平成 22 年身体発育調査

201110）文部科学省科学技術・学術審議会資源調査分科会．日本食品標準成分表 2010201011）厚生労働省 . 日本人の食事摂取基準（2015 年版）2014
12）厚生労働省．H27 年度

乳幼児栄養調査結果の概要

201613）志澤美保，義村さや香，趙朔，十一元三，星野明子，桂敏樹．幼児期の子供の食行動と養育環境との関連．京府医大看護紀要 2017；27：35-44
14）長谷川智子，今田純雄．幼児の食行動の問題と母子関係についての因果モデルの検討．小児保健研究 2004；
63：626-634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
紀要編集委員会
永井崇

弘総合グローバル領域（編集委員長）

Ｄ．ジョーンズ

教員養成領域

櫻本

篤司

教員養成領域淺原

雅浩

教員養成領域

門

井直哉

教員養成領域生

駒俊英

総合グローバル領域

大

和

真希子

教員養成領域

遠藤貴広

教員養成領域

石川

和彦

教員養成領域

澁谷

政子

教員養成領域

山田孝

禎

教員養成領域2020（令和 2）
年 1 月 17 日発行
編 集 兼
発 行 者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

印 刷 所

能 登 印 刷 株 式 会 社

福 井 市 文 京 3 丁 目 9 番 1 号

石川県金沢市武蔵町 7 番 10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