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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化：幸福经济的关键步骤
作者：海伦娜·诺伯格·霍奇
翻译：黄毅、李恺宇简介我们有时觉得现在每天都是坏消息：气候紊乱、物种灭绝、工作不保、贫困、暴乱冲突…
这让人很容易感觉到不知所措、沮丧和无助。但是如果我们往深处考虑，就会发现充满希望
的理由。人类目前面临的大多数困难都来自于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单独处理
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开始同时着手处理所有危机。
我从不同角度做的观察和研究（从最落后国家到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表明，潜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缺乏对经济系统运作的正确认识。我们把经济优先放在其他所有的要求之前，这是一种扭曲了的观念。它在无意中支持了全球经济的过分庞大和强大，这不仅威胁到了我们自身的生存，还威胁到了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存。经济系统不择手段地利用全球的各个方
面牟利，甚至利用生命本身，它利用分离而不断发展，利用将我们同自然分离而不断发展。
并非必须这样，改变正在进行中。除却传统机构的力量，草根运动逐渐显现。在每个洲，人们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通过建立本地化或以当地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来保护地方生态系统
和社群。这些有规模的主动性行为运用文化和生态来塑造经济，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他们
就是人类力量、坚持不懈和积极意志的最好明证，他们将在未来快速被学习和复制，共同快速改善我们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
将近 40 年来，我的团队和我越来越意识到快速把方向从全球化转变到本地化是如此迫切。因为本地化是最有战略性的、最高效的、最被广泛认同的方式，可以逆转由于全球经济
造成的伤害。加强本地经济将会带来个体或“内部的”，政治上的或“外部的”变化。在政治层面上，局部化经济是兼顾公平和持续性的经济模式，因为它能大幅减小贫富差距，同时
降低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排放。在个体层面上，本地化经济又是幸福经济，因为它把我们和
社会与自然连接了起来。
我的思维是在拉达克（又被称作小西藏）被打开的。那是在 1975 年，我偶然走进了这个正在准备融入全球化的城市。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我很快能流利地用拉达克当地语言交流，
这使得我能在最大程度上，从内感受这里古老的基于大自然的文化。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亲眼见证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我开始思考，我们的经济系统是如何把力量集中在中央的，又是如何产生了人们对有限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激烈竞争的。同时，我也开始深入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全球青少年对爱和被接受感的反常需求。在拉达克，这被证明与那些发生的严重问题有联系——十年间出现了经济低迷、自杀、暴乱冲突、毁坏大自然等现象。
我被激励着迫不及待想要分享我的这些发现。由于精通七国语言，我被邀请到许多国家
做政策制定或是草根组织的演说。当我意识到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们无意间在支持目前这种不
环保甚至最终还会危及到他们自身的经济系统的方式，我更有动力和理由继续这样做了。我看到那些关于进步、教育、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想法是如何盲目地转变来支持经济增长和发展，那些理想主义和美好愿景是如何终结于无意识的浪费、消费主义观念、失业和不安全之中的。

斯堪的纳维亚的同事丰富了我的想法，他们是一群反对加入欧盟的人们。他们认为欧盟
在根本上是这样一个经济体：它被大商业集团推着往前走，而这些大商业集团统统将欧洲各国多样化的货币、文化、语言视为公司效率和利润的绊脚石。我的朋友们为欧洲正在发生的无边际大规模贸易给文化、民主和环境造成的影响而担忧。这恰恰与我对于拉达克参与经济
全球化的担心不谋而合。
我的想法在读完 E.F.舒马赫的《小即是美》后被进一步完善了。我试着更加关注迫切需
要的转变——从快速发展、规模巨大和更集中的经济结构到更多下放权力或者局部化的、人性化的经济模式的转变。一开始，这引起了甚至是著名组织和媒体的关注。我受邀到哈佛大大学和牛津大学演讲，接受众多媒体的采访并被放在电视上播出，也受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甚
至是首相、总统的接待。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自由贸易协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使经济全球化开始发展起来，并且一些关于去中心化和本地化的观点被快速边缘化。一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型联合体和媒体协会从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和权力，所以他们不仅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而且能影响公众主流意识和知识话语。他们对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导致了政策从根本性政治的改革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调节，比如绿色消费伦理投资、碳（排放权）交易等。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态意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增强，市场信心开始不足。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加深了人们对盲目不可靠的投机活动的影响的思考。同时基层民众一直在忙碌着
重建共同体和当地经济。即使不被主流媒体承认，也没得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快速效仿。他们旨在缩减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建立更加独立的本地化、地区以及国内的经济模式；他们缩小了市场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更加负责任、更加透明；他
们崇尚自然，并且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工作——证明了即使在这样拥挤的星球上，人类也
不是非得和自然的需求相冲突。
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不仅仅有广泛深刻的对公司资本主义和单一消费的批判，还
有全球范围的真正要求转变和持续进行的本地化运动。
本地化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事实上，政策步骤需要从经济全球化转变为本地化经济活动，这需要国际间的协作。我们需要条约来保护环境，而不是那些保护全球银行和企业的经济利润的自由贸易协定。即使是在基层，我们也迫切需要在各个层面上分享信息和协作——社区层面、以及国内和国际层面。局部化不是一份僵硬死板的处方药，正好相反，它是适应
不同地区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的过程，我把它叫做“把经济带回家”。
本地化所带来的利益远超出我们一般能够想到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在全世界各地，本地经济不仅能保证更高的就业率、经济繁荣和平等收入，也能提供需要支撑强大共同体的框
架，同时也能反过来支撑个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
最后，本地化更新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个人之间、社区之间以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它满足了我们在个人目标和所属上的深层渴望，以及我们对自己和未来下一代对安全的希望。

PART Ⅰ9 双输经济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放松贸易管制自由贸易对民主制度的抨击
低效率补贴
什么是补贴
金融管制放松大规模杀伤性金融工具
债务、结构性调整和紧缩
企业规则
计算成本
全球化使经济规模有了巨大的增长，当然也导致了一连串严重的问题。因为不断过度扩张的经济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原野正在被破坏、生物多样性也遭到侵蚀。与此同时还产生
了越来越多的废料——包括降低气候稳定性的温室气体和持续危害我们后代的核废料。不断扩张的经济也在影响我们个人的幸福。人们失去的不仅是财政安全，还失去了有意义的工作、
失去了人与本地持续联系所带来的心理安全。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国家，抑郁症和自杀行为都非常多。公司控制的媒体和西式教育共同在世界上传播了某种单一消费者的理念，这使
得独特的消费个体转变成消费者团体，并且多元文化传统被同化。随着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斗争与暴力也与日俱增。当这些问题全都结构性地与经济全球化关联，大规模的经济却
使我们很难发现其中的关联。政府和公司的 CEO 们也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决定对世界
另一边造成的影响。这也同样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因为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变
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去做一些合乎伦理的选择。在加州餐馆供应的鱼可能是在奴隶们驾驶的泰国渔船上非法捕获的。在德国买到的衬衫可能是在孟加拉国的血汗工厂缝制的，那里的工人为了温饱而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下劳动。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印度中产阶级可能使得气候恶化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这就好像我们的手臂已经伸得太长，以至于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双手在做什么了。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审视一下全球化的机制和它的结构性影响，我们就能开
始看到经济系统是如何被破坏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该如何修复它。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名词。1.放松对对外贸易和资本的管制，目的是使得商业企业和银行可以实现全球化经营。2.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支配的单一世界市场。（常常和国际合作、依存度、地球村相混淆。）
我们常常听到“全球化”这个词，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一
个无国界的世界，有新技术来推动创意和创新的自由流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星球，贸易关系网使得每个国家和其他国家都是相互依存的，为了共同的福祉而存在。而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地球村” ——一个人口规模正在收缩的和平、和谐的星球。但就其核心而言，全球化是一个经济进程，是关于解除对贸易和投资的管制——开
放市场让大公司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去进入和支配当地市场。Paul Hellyer,加拿大前国防部 长，是这么给全球化下定义的： “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公司化的代号。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银行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重组世界， 因为这样他们无需给他们的雇员支付相当的工资，无需缴纳税款去修路和修护公园，无需支 付养老金和体恤金给老人和残疾人。”尽管大公司和大银行
正致力于“重启”世界。在 Hellyer 的话中，全球化常常被描述成可以超越任何人控制的自然地
产物和进化动力。举个例子来说， 在世界银行的网站上声称“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必然现
象”。尽管如此，再往下看，银行 也承认全球化事实上也是可以避免的：“没有发生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低准入，比如说 进口关税，以及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投资和贸易这些经济领域的高度开放，全球 化是不会发生的。换言之，是政府在主动改变政策规则来推动全球化的实现”。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今天的“全球化”仅仅始于 500 年前就开始的掠夺性征服和殖民
主义的另一种新形式。在目前阶段，这个制度已经最大程度地渗透进了整个地球，基于永无
休止的增长、大肆消费、公司控制，将所有生态系统和所有地方、地区和国家经济纳入单一集权控制的世界。

放松贸易管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条约来解除对全球贸易与投资限制的过程（请参照“什么是全球化？”，第 10 页）。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最早的现代贸易协定之一，
它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之中，其明确的目标就是减少关税和所谓的“贸易壁垒”。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贸易协定的数量开始飞速增长。1994 年是一个分水岭：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开始生效；世界贸易组织（WTO）被创造出来，它是一个超国家的全球贸易监管机构。
从那时起，数以千计的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和投资协议被批准。在写这篇文章时，仍旧有许
多协定正在谈判中，但是迄今为止在规模和范围上最大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TPP）。TTIP 是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商谈，而 TPP 包含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墨西哥和其他六个国家。总的来说，TTIP 和 TPP 创造的
自由贸易区域包含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
所有的条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给予企业和外国投资者为寻找“最有利的商业环境”
而进出国民经济的自由——在这些环境中，劳动力和资源很廉价、税收较低，而且环境和社
会保护措施不严格、甚至没有。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 是经济发展和扶贫领域的权威专家，
他解释了这个过程的运作机制：“当资本变得可以在国际间流动时，国家就开始为争夺资本而竞争。它们通过提供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利润率来争夺资本，例如，削减企业税率、宽松的监管、容忍污染或者忽略劳
工标准。接下来的竞争主要发生在政府之间，资本利益来自于‘恶性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会为了每步都走在其他国家前面而螺旋式的降低税收和减少监管。”“由于一切都以失去国家税收而告终，而且经济需要法规来管理，所以最终所有的国家都会遭受损失。最后，
最大的受损者是那些国际性的非流动劳动力……”
任何国家政策——包括授权人性化工作条件的国内劳动法以及限制空气和水污染的法
规——如果被认为阻碍了贸易或外国投资都将会允许被废除，这是自由贸易协定实现“螺旋式降低税收和减少监管”的一种方式。例如，包括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一些条约给予了私营企业一种权利，如果他们认为监管将会减少他们的预期收益，那么他们有权
控告政府。烟草巨头 Philip Morris 曾经申请了一个针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诉讼，原因是澳政府

以公共健康的名义要求其变更香烟盒的包装标志。
（见下文：“自由贸易对民主的攻击”）。因为最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条约的签署和批准，许多受到协定以及条约约束的国家不得不默许大企业和银行要求，或者是不得不卷入代价高昂的法律诉讼，这些诉讼不是在他们国内的法
庭进行审理，而是发生在一些秘密地、偏袒企业的仲裁法庭内。

自由贸易对民主制度的抨击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条约被写进法律开始，大量国有投资者争端出现。截至 2014 年底，争端数量总共达到 608 起，单就 2014 年一年即新增案件 42 起。在已经结案的案件中，25%被裁定为偏向于投资者，37%的案件偏向于国家，而其余的案件有的已尘埃落定，有的仍被搁置。[1]一些典型的国有投资者争端公司对抗公共健康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和澳大利亚政府

美国烟草巨头 Philip Morris 公司正就禁烟法向乌拉圭和澳大利亚政府提起诉讼。该公司
争辩道，雪茄盒上的警告标识和过于朴素的包装妨碍了它们有效地展示其商标，导致公司大量市场份额流失。
公司对抗环境保护
Vattenfall v. 德国政府

2012 年，瑞典能源巨头瓦腾福公司向德国政府发起了一项针对国有投资者的诉讼案，为由于他们的两个核电站所损失的利润要求 37 亿英镑的赔偿金。该案件恰在福岛核电站事
故后德国政府决定逐渐淘汰核能使用之后。
公司对抗金融危机 公用事业 v. 阿根廷政府

当阿根廷政府采取冻结公用事业金的比率，并使其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应对 2001-2002 年
间的金融危机时，即收到了超过 40 张来自诸如美国 CMS 能源公司、Suez 水务公司和法国威望迪公司的诉状。到 2008 年底为止，针对该国的裁定额已累计超过十亿美金。
公司对抗环境保护
Lone Pine v. 加拿大政府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基础上，美国公司 Lone Pine resources Jnc, 向加拿大政府索要 2.5 亿美元的赔偿款。因为基于对技术的环境风险之担忧，魁北克省出台了一项关
于水力压裂的延期清偿政策。
公司对抗公共卫生健康
Achmea v. 斯洛伐克政府

2012 年底，丹麦保险公司 Achmea（前身为 Eureko）依裁定从斯洛伐克获赔 2200 万英
镑赔偿金，因为此前斯洛伐克政府推翻了之前管理部门的私有化政策，并且要求医疗保险公司在非盈利的基础上运作。

注释：
1.欧洲委员会，“投资者诉政府争议解决：一些事实和数据”，2015 年 3 月 12 日，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january/tradoc_153046.pdf(accessed 25 April 2016).
2.这些文字是根据《跨大西洋公司权利法案：投资者的特权在欧盟与美国贸易协议中威胁公共利益和民主》
编写的，该文在 2013 年 10 月由西雅图-布鲁塞尔联盟、欧洲观察会和跨国协会编纂。
http://corporateeurope.org/trade/2013/06/transatlantic-corporate-bill-rights.用在此处符合《知识共享署名、
非商业性使用许可证》第三版。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by-nc-sa/3.0/“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当前的国际贸易额几乎是 1950 年的32 倍。[5]进出口贸易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1960 年的贸易额不足世界产出的 25%；到 2012 年，该数据已增长到了 60%。[6]转而，巨大的增长也为那些主
宰全球经济的公司的扩张储备着力量。
几千年来贸易是一项居民和国家都会参与的活动。但在过去，大多数社群并不关心远距
离贸易的问题：那时候贸易最主要的经济目标，是如何利用在相对短的距离内可获得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有当本土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那些同外界进行贸易来消化多余产
出的需要才开始突显。
然而，如今对国际贸易的探求已经达到其自身的极限了。我们现在在贸易上的实践源于
1817 年政治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提出的理论：即如果一个国家专注于生产他们所擅长领域
的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以生产剩余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但不再生产的产品，这个国
家就会变得更加富裕。尽管这个所谓的目标是提高“效率”，而结果却产生了一个及其低效
和浪费的体系。由于多数社会和环境成本正在被“外部化”，即转入纳税人身上和环境中——这项理论的缺陷并没有立即显现。比较优势理论至今仍然指导着政府的计划和决策，并且是
自由贸易中不容置疑的宗旨。
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贸易总是好的，且贸易越多越好。政府在对基于贸易层
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的资金，签订贸易条款从而将他们的经济向外来资本开放；放弃原先那些为保护国有和本土公司的工作和资源而制定的法律条文和惯例。
整体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依赖贸易。而实际上，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食品----唯一一个全球人类都需要的每日必需品，受到贸易经济的影响尤为突出。今天，人们可以看到欧洲和北美的苹果产区生产的苹果正从新西兰起运到各地。西班牙柑橘海岸的客商们将会在超市货架上看到来自阿根廷的柠檬，而西班牙当地的柠檬却留有剩余直至腐烂。
在蒙古，一个乳畜数量是全国人口十倍的国家，商铺里贩卖的多是欧洲的奶制品而非本地的产品。（蒙古有着总量为人口十倍的乳畜，然而超市货架上贩卖的多是欧洲的而非本地的奶
制品。）
更糟糕的是“贸易冗余”：通常在一年中，大不列颠出口上百万吨牛奶和成千上万吨小
麦和羊羔，同时，进口几乎达到同样的数额。[7]这种进口和出口相类似产品的贸易模式已经
被其他很多国家记录在案。在一些案件中，的确存在相同产品正同时被进口和出口的现象：纽约时报报道称“挪威捕捞的鳕鱼被运往中国做成肉片，再运回挪威以供销售。”这真是一次往返万里的旅程。
图（在挪威被捕捞的鳕鱼经历了 10000 英里的旅程被剔骨切片后又返回到挪威当地商场出售。）
在这个气候变化失控，化石燃料减少的时代，这种挥霍式的贸易，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那
些善意的个体为减少他们自身的碳足迹所付出的努力，不免显得有些许疯狂。长距离地运输
食品或其他基本商品，我们能得到什么福利呢？更何况它们都可以在当地进行生产（而的确几个世纪以来都能如此）。这些协定为何能被描述成经济“高效”？我们会看到，过度的贸易实际上只会使大公司获益而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好处。这并非高效，但大范围的补贴和忽视成本的行为却能使之成为可能。

低效率补贴
全球化的支持者称，全球贸易使商品成本降低，这本身就证明了经济是有效的。然而，当我们仔细关注全球经济补贴的方式，就发现这个观点成为泡影。为了促进贸易，政府不仅依附于国际条约，他们还通过税收优惠，市场准入计划，生产补贴，贷款担保等，直接补贴
数百亿美元给他们的经济体的贸易部门(参见 “补贴入门”,第 16 页)。
资助国际贸易的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在为大企业铺开补贴的红地毯。例如，一家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发现，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每年提供超过 800 亿美元的税收优惠政策，免费的公共土地，基础设施援助，低成本融资和其他补贴，以吸引和保留大的
非本地企业。这些补贴计划“几乎完全是为了大公司的利益（由高薪的游说者资助），而忽视了小企业的存在。
”9
政府也为大企业提供间接或隐性补贴。例如，通过降低长途运输的成本，矿物燃料补贴
间接补贴全球经济，协助支撑大规模生产的能源密集型系统，以及随经济全球化蔓延到世界
各地的大规模消费。
间接补贴也包括政府投资的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这些实际上由纳税人资助的基础设施包括：远距离传输网络、多车道公路和高速公路网络、航运码头、机场、高速铁路、集装箱设
施、出口加工区等；
能源基础设施-大型集中式发电厂（包括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石油设施、天然气和焦
油管道等；
高速通讯和信息网络-卫星，移动电话网络，电视，广播和英特网；研发机构-该设施开发工业和农业当中的技术以替代劳动力，以及扩大和现代化物理基
础设施的技术来支持全球经济。
虽然大部分基础设施也供小企业和公众使用，但跨国公司和他们的全球供应链从中受益超乎想象。因此，自然而然的，在 2014 年，世界二十大经济体领导人推出 G20 全球基础设施倡议，承诺数万亿美元资助这个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扩大，该宣布令许多生态学家震撼，
但高兴的是参与全球贸易的企业。10还有一种额外的隐性补贴涉及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负面影响，例如，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或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这些代价几乎永远不会从企业的底线中减去；相反，这些“外在化”的费用将由社会和自然世界支出，这其实相当于隐性补贴，也就是人为地增加了企业利润。报告中有评论表明，工业在以近每年 7.3 万亿美元速度消耗地球的“自然资本”（森林、
土壤、渔业、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等），记者杰夫斯普罗斯指出，“全球经济的大部分，换
句话说，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因为市场没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的价值和使用–文明依赖于
此以获得其农作物，水、空气，及其民生，因而其只是（暂时）可行的。” 11
因为这个系统的直接和间接补贴，才能人为地使从世界各地运来的大部分货物价格上似乎比当地生产的商品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大蒜一路从中国运到西班牙，可以是当地种植大蒜价格的一半的原因——异地种植的大蒜：价格里既没有反映运输中产生的污染，也没有考虑
所需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成本。

什么是补贴
直接补贴
在美国，市场准入计划每年向企业和贸易协会提供 2 亿美元左右来拓宽各种国际商品市
场，包括 Welch 葡萄汁、蓝钻杏仁、啤酒、红酒、糖果棒和宠物食品 3。
美国政府的代理机构——进出口银行，向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买家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该机构 2013 年共放出直接贷款 69 亿美元，其中 81%的发放贷款仅用来购买五家公
司的产品，包括柏克徳和通用电气公司；该银行放出的 122 亿美元贷款担保中有 65%用于支
持仅一家公司的出口，波音。4
各国政府经常直接向即将发往出口市场的货物提供生产性补贴。根据环境工作组的报
告，美国政府在 1995 年到 2012 年间大约共发放 2560 亿，仅仅用以扶持经济作物（玉米、棉花、大米、大麦和大豆）的生产。这些经济作物都产自于大型单一化种植的农场，再出口
到遥远的国内市场或者国际市场上。然而这类补贴的绝大部分即约 75%用在了最大的那 10%
的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上，绝大多数主要用于满足当地需求的小型多样化作物农场则拿不到
任何补贴。5 作为共同农业政策一部分的欧盟农业补贴计划，也倾向于支持大型工业化农场
和以出口为主的农业综合企业，而不是小规模的当地生产者。
监管组织 Good Jobs First 创建了 240 项经济发展“特大交易”补贴，这些补贴是由美国
本地各州政府为每个企业提供的，总计 7500 万美元，方便他们在本地发展。受赠企业包括
很多我们熟悉的跨国企业，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石油、花旗银行、高盛、迪斯尼、通用电气、陶氏化学、亚马逊、苹果、英特尔和三星。6 沃尔玛仅在美国地区得到的地区经济
发展补贴就超过了十亿美元。7
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通常会后退一步，向大型企业提供支持。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巨型企业（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得到了大量的低利率贷款等形式的政府支持，然而与此同时，社区银行和小型企业只能原地挣扎。据说，美联储提供了大约共 4.7—29 万亿美元给全
国的银行，包括最大的几家——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高盛，即便这些企业直接造成了金融
体系的紊乱。8间接补贴
大型生产商和国际贸易得到了大量的能源补贴，使得整个系统看起来是“高效”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全球化石能源补贴每年总计约 5.3 万亿美元，平均每
分钟一千万美元。9根据一项分析报告，从 1995 年到 2013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累计约 36 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公共资助。该报告还总结道，为保持全球经济增长，2013 年到 2030 年预计
将在基础设施上投入 57 万亿美元，包括对道路、铁路、港口、飞机场、水资源、电力和通信。10联合国 2010 年的一项研究准则估计，2008 年世界最大 3000 家企业的综合环境外在性，
竟达到 2.2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当年除了前七以外的国家经济体的总数还大”。11
2014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被忽略的人类活动产生的经济耗费总数每年有 4.3—20.2
万亿美元！相比较，美国每年经济总量大约只有 70 万亿美元。同时，根据此项报告，人类每年从世界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大约有 143 万亿美元，包括草原、沼泽、珊瑚礁、森林及其他。122013 年的一项可能是最大的气候变化外部性调查报告显示，有 90 家实体经济与过去
150 多年燃烧的大部分化石能源有关。这些“耗碳主角”包括 50 个控股企业如德士古和埃
克森美孚，31 个国有企业如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和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以及 9 个前苏联、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控制产业。燃烧这些化石能源而产生的排放物占全部碳化合物的三分
之二，并且在工业化时期被排放到了大气中。13
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如今全球化的经济在过去 500 多年里是受到了南方国家的补贴。
而这却使南方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文化、自然、经济代价。如果没有对这些国家长达几个世纪
的殖民，没有这些南方国家长期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包括奴隶的供应，西方工业国家就不会崛起。其实奴隶贸易的真正价值无法计算，世界上对奴隶补偿的呼声高涨，要求 10 万亿到 100 万亿美元不等。14

金融管制放松随着贸易管制放松，金融管制放松已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者——即致力于消除海外
投资与投机的障碍。金融自由化于 20 世纪 70 年代便已在许多国家兴起，在 1999 年加速发展。当时代表全球金融服务活动 95%比重的 70 个 WTO 成员国同意通过“对金融部分消除或放松当前在对外投资上限制”的条款。将金融服务自由化纳入上百条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文，并从那时起签约生效。
为寻求更高收益，资本流动在国际市场愈加自由，像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以及新加坡
的金融中心进一步放松了监管审查以加入“逐底竞赛”来吸收更多的金融资本。新型市场和
复杂金融工具的出现（详见 20 页“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促进了金融活动的爆炸式增
加：跨境资金流动从 1980 年的 500 亿美元增至 2007 年的 1.1 万亿美元。可见金融系统已变
得高度复杂化，它在使全球紧密相连的同时，也在未来埋下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放松金融监管所带来的金融危机频繁程度和严重性的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为追
求高额利益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使大规模流动资金快速进出国境，会迅速破坏整体经济的稳定，出现失业率激增以及经济困难的问题。不稳定的资金流向曾导致了墨西哥（1994）、土
耳其（1994 和 2001）、东南亚（1997）以及阿根廷（2001）的经济危机。最近，金融自由化也成为了导致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主因之一。更糟糕的是因全球经济已变得愈加互联
互通，金融危机也变得更具传染性，从一国快速蔓延至他国。尽管存在高风险，2008 年危
机到来时经济低迷状态下要求更强的金融管制的呼声倒是陷入停滞、逐渐被淡化。与此同时，对金融自由化的延伸和扩展的新举措被加入 TPP 及 TTIP 协议中。导致全球金融系统不稳定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资金都是以“虚拟财富”的方式流转循环的。按照作家大卫·科滕的定义，“‘虚拟财富’指如魔术般出现或消失的金融资产，它使得会计分录和资产泡沫膨
胀并且同与创造出的任何真正价值或效用无关。”14
放松金融监管的银行通过债务金字塔创造了大量虚拟财富，在此过程中，资产泡沫制造的虚拟抵押可以用来支持进一步借贷。银行需要持有一小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剩下的部分
用于贷款及投机业务。过去放松对金融监管的几十年里，银行存款准备金相当低，近 97%
的资金处于自由流通，数以亿计美元资金相对应的金融数字脉冲获得的回报仅仅还是债务。
15 每次银行发放贷款，资金就会被“创造”出来，该资金也必须连本带息的返还给银行。
因为实际上，私人银行已被授予印钞的权利了。
比起用来满足社会的真正需求，大部分稳步扩张的资金都仅仅是为了尽可能获得最高最快的资金回报。大多数资产纯粹用来投机，当然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通过利用债务进入对金融和股票市场的庞大投机交易线也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市场崩溃的原因之一。尽管在经济危机中得到了教训，但高度杠杆债务仍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根据 2015 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可知：“由于全球信贷泡沫破裂，造成了继大萧条后
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发生，在其七年后债务仍不断爬升。事实上，比起减少负债或去杠杆化，
当今所有主要经济体比起 2007 年都有着相对于 GDP 更高的借贷水平。近些年全球债务已增
加 57 万亿美元。
”16
金融自由化也造成了全世界不平等现象的激增。将大规模投机赌在汇率上会使本国货币
币值仅在一夜之间崩溃贬值，只增加了极少部分投资者的财富却使绝大部分群众陷入困境。
大宗商品市场也是如此，投机交易占了很高的比重，实体货物的流通却一再被压缩。但投机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是能够看得见的：投机若发生在农业商品市场就会使其价格暴跌（迫使农民破产）或飙升（同时导致数百万人挨饿，就像 2008 年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爆发了粮食暴动 17）。
尽管在 2008 年经济危机有过短暂中断，股票市场中金融业利润和华尔街奖金收入均有上升，但是普通职工薪金仍停留在 20 世纪 70 年代水平。
最近有两位学者总结了当今美国现状：“金融产业的兴起是导致收入不均的重要因素之
一并且使收益均集中在最高层群体。”18
与此同时，无止境的增长已经通过生态破坏危害到了生物圈，当务之急是必须创造一种
新的经济结构以避免出现更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显然会是一种系统性崩盘。

大规模杀伤性金融工具
在深化金融一体化和放松管制的背景下，出现了新金融工具的扩散。其中最常见的是衍
生性金融工具，其价值仍然是建立在其他金融工具的基础之上，比如房地产贷款、大宗商品
期货、股票市场指数或货币估值。鉴于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衍生性金融工具
获得广泛关注（卷入这场危机的衍生性金融工具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债务抵押债券和信
用违约互换）。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衍生性金融工具的全球价值迅速扩大。根据 2013 年《时代杂志》报告称，“虽然没有办法确切知道其价值，但估计所有金融衍生品的面值加
起来将高达一千万亿美元，或者超过 14 倍的世界年 GDP。”[15] 此外，这个极其复杂且阴暗的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基本上不受管制，一直使得整个金融体系高度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沃伦•巴菲特会把此类工具称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16]注释：
15“为什么金融衍生工具可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威胁？”，《时代周刊》在线，2013 年 3月 27 日，http://business.time.com/2013/03/27/why-derivatives-may-be-the-biggest-risk-for-the-global-economy/(accessed 22 September 2015).
16 “沃伦 巴菲特与金融衍生工具”（2012 年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专家报告），www.fintools.com/docs/Warren%20Buffet%20on%20Derivatives.pdf(accessed 22 September2015).

债务，结构性调整和紧缩发展的过程需要能源、运输和其他针对出口型工业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必须
借助大量的资本来建立这种基础设施。如果出口价格下降，他们可能就无法偿还贷款。于是他们被迫承担结构性调整项目来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有资格为进一步贷款叫价。这

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削减社会支出、限制外来投资以及为贸易型基础设施提供更多资
金。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给南方国家通常也是为了用项目制造机会和条件。而
且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表示愿意接受。由于单就贷款利息方面的支出占到一个国家年度预
算的绝大比例，所以偿还贷款所需要的盈余资金只能通过出口自然资源或绝大部分的国内产
品来获得。
因为全球化，即使是北部“富裕”国家也深陷债务和独立性危机中。跨国公司纷纷以将
业务“离岸”作为要价，在低税率和高补贴方面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发行国债来救助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再培训下岗工人、改善现有社会结构、恢复由于政府
管制撤销而破坏的自然环境以及清理流动性公司。
债务国被迫在国际债权人面前毕恭毕敬，而且这些债务国很容易发现他们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中，因为他们所支付的利息消耗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国家预算。这也就难怪许多政府难
以维持下去，而跨国公司和银行却资金储备充足。
这类情况也是近来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一些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即使是美国也不例
外：在 2011 年的债务上限危机中，由于政客们在进一步扩大政府信贷方面产生争执，美国
失去了其顶级信用评级的称号。仅有的提高债务上限的最后协议才使得美国免除了拖欠贷款的麻烦。然而这种情况差不多在两年后又重复上演。到 2015 年年中，美国的国际债务高达
18 万亿美元。 对小国而言，即使是此类债务中的小部分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了安抚债权人，紧缩
性的政策是有必要的，而这些政策通常又会导致高失业率、重要的社会项目支出削减和大规模抗议等问题。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善，因为政府能提供的唯一解决办法仅是：更多的债务和更少的自
主权。

企业规则
以持续贸易增长为目的的补贴和规制，以及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放松管制，都在促进市场
的不断扩大以获得全球份额。。在此进程中，大型的跨国公司和银行才能够通过侵袭和吸收
那些小型的本地化商业市场而不断扩张。尽管对于任何选民而言，这其中的原委无法言说，但事实上，很多公司在这样的进程中都已经变得实力雄实，甚至在经济和政治话语权上都可以超越一国政府。2011 年，在世界 175 个最大的经济体中有 111 个都是公司。壳牌，单单
一个公司的税收就比 110 个单个国家的 GDP 要多，也多于爱尔兰、新西兰和孟加拉国三国
的 GDP 总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光是美国政府每年提供给包括壳牌在内的大型石油企
业达到 100 亿到 520 亿美元之间的补贴和税收减免。）22
经济全球化比制定政策更能给大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尽管现在公司都声称他们的忠诚无处安放，政府仍天真地支持在他们眼里是“他们自己的“跨国企业。政府对于大企业
的仁慈有一部分可能是源于政府和大公司之间的“旋转门”。比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的前主席现在是电缆工业主要的游说团体——国家电缆和电信协会的 CEO，这是 FCC 的现主
席曾经担任的职位。23 这样公然的利益冲突现在已是普通可见：2011 年的一份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400 个前美国立法官和 5400 个前国会职员成为了游说者。
虽然政府声称他们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进行贸易条约的商定，但是，不论是由 WTO 所
监察的包罗万象的贸易条约也好，像 NAFTA、TTIP、TPP 等地方性贸易条约或很多两国间的贸易协定也好，现实情况是那些围在谈判桌前的代表们本质上都是在为跨国公司服务。比如，TPP 的协商在保密情况下进行，排除在外的公众只能依靠泄密文件来获取正在进行计划的信息。与此同时，超过 600 个公司的“贸易顾问”在开始就占据了谈判桌的席位。25 竞选捐款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在美国参议院关于快速跟进 TPP 的的辩论中，比如，美国商业联盟参加 TPP 的成员——包含了在国内的许多大型企业，给主要议员竞选筹款储备捐赠总共超过了一百万美元。
“现在一般国会议员都不会拒绝这笔钱”，美国反腐败组织的代表
Mansur Gidfar 说，“他们当然知道作为一个游说员，假如想为再选举筹资或确保未来的工作
机会，他们应该怎样才能满足这些人的特殊要求，使其开心。”26总的来说，跨国公司的超流动性、放松银行管制的货币创造、政府和大企业之间非比寻
常的关系共同造就了全球企业规则的体制。其结果是民主政治遭到侵蚀以及国际间的“竞争逐底”。无论在社会或环境或健康标准层面，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不得已向最小分母靠近。

计算成本
从长远来看，日益发展的全球化经济是没有最终赢家的。第一批失败者已经变成了小农、
穷人或者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全球化成本增加，连富人也少有能逃脱其影响的，因为他们也必须在一个生态恶化的星球上生存，承受社会结构碎片化的后果。

全球化的代价如下：失去生计
随着企业在世界各地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最宽松的税收监管条件，生计安全早已不复存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墨西哥-美国边境两边的原初态生计都已
消失。例如，经济政策研究所估算出北美自由协定导致了美国 682900 人失业。27 与此同时，
墨西哥农民也因贸易协定受到了不利影响——对美国玉米的大量补贴涌入墨西哥，使得墨西哥小农卖出的玉米价格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5 年下降了 60%。28 数以百万的小农受到了
不利影响，自从北美自由协定执行以来，共有将近 200 万农民被迫放弃农业耕作。而由此带
来的好处却难以辨别：尽管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上（那里与世隔绝，人们在剥削劳动力的工
厂辛苦工作）出现的新兴的工厂增加了工作岗位，但是墨西哥 2014 年的失业率却高于 1994
年的失业率。29
当世界范围的大型交易取代了本地原有的诸多交易，工作岗位就会减少。例如，巨大的在线交易商亚马逊每 1 亿美元的零售额需要雇佣 14 名员工，而大街上的商店为获得相同数
量的销售额需要雇佣 47 名员工。30

环境破坏
全球化正通过对资源密集使用、不断增长的消费型经济模式的传播来强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的生态后果。这些严重的生态后果随经济模式的传播而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全球环境衰退的证据比比皆是。由于农业工业化和企业化，土地中营养物的消耗与腐蚀，表层土迅速流失。整片整片不可再生的森林因为木材业、石油业、采矿业而被大量砍伐。地
球上植物与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正以自然灭绝率的 100 倍到 1000 倍的速度消失，被列为地球
重大的物种灭绝浪潮之一。31 当陆地上的动植物为生存而挣扎时，地球海洋的健康情况也
因为废塑料的产品、污染、酸化以及工业化的渔业而持续下降。当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时，经济全球化却使这种威胁更为严重，甚至连 WTO 也承认说“进一步开放的贸易有可能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32经济与贸易的持续反常正在创造一个精萃的巨大机器，万亿美元用在通过气体压裂开采；用于山顶移除、油砂开采、深海油井、核电、地质工程等项目上来寻找更多的能源和资
源。而且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被鼓励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便使得情况严重恶化。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三大国家，其人均排放量到 2030 年将增加三倍。33 一项
2014 年估算国家生态足迹的研究强调了，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国梦，那么，因此造就的全球消费经济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像普通美国人那样的人均生态足迹，我们将需要 3.9 个地球才能满足。34
通过全球化加速这些趋势显然与现存世界的需求相互矛盾。我们有限的地球没有能力在
不断膨胀的消耗的基础上维持经济体系的稳定。但是目前全球化的前提是世界上更多的人——其实可以说是所有人都被鼓励来支持这样的毁灭性系统。

缺乏弹性
因为经济全球化鼓励了许多国家专营某项产品，因此很多自己不生产的国内需求都要依靠进口。通过与复杂进出口体系相关联，他们与不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紧密相连，并且对此无从掌控。比如自然灾害，战乱，疫情，经济衰退——当然还包括，商业投机——即使发生
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也能对千里之外的国家产生直接影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目
前的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了新的系统性风险和漏洞。

被侵蚀的民主像在 WTO，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执委会这样不具有民主选举和最终责任的机构中，决策变得更集权化，每个个体的影响逐步缩小。人们可能仍然有权利投票选举国家
和当地领导，但由于左右两派的政党都只信奉和追捧企业和银行界的意愿，投票选举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即使是在那些名义上的民主国家，这也是事实。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随着公司利益集团变得更加富有，他们能够增加政客在竞选捐献和政治广告上的开支，这些都使
得他们对政府的政治决策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力。

富人和穷人越来越大的差距
与全球经济一定会“水涨船高”的空洞标语相比，全球发展正在逐步加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世界上 80 个富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的财富，总数超过三十亿的人口。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加剧。35
从历史上看，财富差异最大的是在穷国和富国之间。然而，当全球化趋势席卷全球的时

候，大多数国家国内收入不公平的现象就成为一个紧迫问题。以中国为例，不平等的现象在
1980 年-2010 年已经加深了快两倍。从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中国民众把不平等作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排在腐败和失业问题之前。36 从种族隔离制度时代终止后，在南非，财
富差距的问题也随着棚户区和豪华住宅发展在扩大。37 自从 1970 年代后，几乎每一个工业
化国家，都产生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38

不健康的城市化（2005 年，十亿人口生活在城市贫民窟。这个数字在 2030 年将会翻一倍） 全球化腐蚀乡村经济，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现象更是如
此。当全球经济正在逐步打破自有的经济系统时，人们除了迁移到人口已经激增的城市之外
没有更多的选择。最近至 2005 年，令人震惊的是将近十亿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而且这个数据预计在 2030 年还会翻一番。
在全球化时代，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被驱逐，为了进行名为“进步和增长”的发展。一份 2015 年由国际联合企业调查新闻记者发布的报道称：在此前的十年间，发展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为了进行这个项目估计全球有 340 万人口被迫离开家园，他们的
土地被夺走，他们生计被破坏，成为了“身体上和经济上”无家可归的人。39 这种无家可归的人已经成为庞大的贫民窟不断增长的推动力。在发展中国家，约十亿人口已经居住在贫民窟里。40
中国鼓励城镇化就给出了令人警醒的案例。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名义
下，在未来十年内让数百万农村人口搬迁到城镇。据纽约时代期刊的报道，搬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政府现代化的规划行之有效。预计到 2025 年，中国 70%的人口，也就是将近 9 亿
人口将搬迁至城市。41 有些人认为，从长远来看，将大规模农民进城纳入经济发展的规划目标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发展。因为中国日益机械化的工厂不可能消化如此庞大的农民工潮。
（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一般说的“无就业增长”的现象）。42 而且，新创造出来的城市工作岗位经常是高剥削的。
今天，甚至在多数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依然在不断推进：全球化经济将工作岗位集
中在大都市及其近郊，而乡村却在城市集聚中逐渐失去了经济活力，元气大伤。
除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之外，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激增：城市人所
有的物质需求都必须从外地运来，这就导致该过程中所制造的污染远远大于在乡村原本自然环境下使用物质资源所造成的污染。城市就变成了一个污染高度集中的地方。

食品安全缺失全球化与单作栽培间有某种结构上的关联。只有那些可以制造大量同质消费者并且大规
模市场化的全球公司才能成功。在农业方面，这意味着多样性的急剧减少，基于追求短期利益，只有很少一部分农作物适合单一作物种植生产，其他成千上万的地方亲缘品种都被抛弃。
概括来说，上世纪世界农作物种类大约消失了 75%，不断消失的原生态基因使得食品安全风
险无处不在。43
少数企业控制着世界粮食供给的增长比例。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反而意味着一种低效率和自然资源的浪费。与大规模单作物种植相比，小规模多元化的农场每英亩产量更高。

企业控制同样威胁到很多人的食物获取，例如那些所谓的“食物沙漠”地带的居民，包围他们的不是有营养的、健康的、新鲜的食物而是垃圾食品。事实上，现在食品供给被大公司控制的比重更高，即使生产足够多的食物可以供给地球上所有人，仍然有 8.7 亿人营养不良。
44

健康状况下降全球化导致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当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快速超赶时，西方社会正经
历着前所未有的肥胖、残疾、心脏病和癌症的高比例。全球食品中的转基因、大量农药残留、
防腐剂、人工香精和合成脂肪、长途运输和长期贮存的营养流失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污染、伏案工作、团队意识和精神支持的缺失同样也导致以上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公司控制的大型技术正在导致健康成本上升。许多工农业投入
被证明含有致癌物，还有的则含有即使是微量也具有高毒性的内分泌干扰物。
近几年手机和无线设备的使用使微波辐射以指数倍增长，然而其对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得
到充分研究。纳米技术也是如此，全然不考虑它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便被融入到日常产品
中并被投放到市场。世界经济同样依赖于大规模和不断增长的能源总量，这同样与健康有着广泛关联。我们依赖化石燃料的影响十分广泛。从与污染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率上升到炼油
场附近的“癌症小巷”。核能的健康影响将通过日本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几代人体现出来，而现
在在其他核电站堆积的数百万吨废燃料和低放射性物质造成的健康危害，将持续保持未来数
千年。

心理代价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每天都被西方现代化的消费生活方式洗脑，连带暗中诋毁和蔑视本国
传统和本土的生活方式。
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城里的东西都是尖端优质的，乡下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进口的加工
食物和成品食物比本地农产品更好；“进口的是好的，本地的是垃圾”一句话概括了中国广
告业的倾向。452014 年全球广告的花费超过五千亿美元，在南部发展中国家保持最高增长率。
46广告不仅仅诱使人们丢弃本地食物而去追捧麦当劳，丢弃本地风俗的服装而去追捧有设计感的牛仔服，他们被诱导重塑自身个性去效仿好莱坞电影中迷人的金发碧眼明星。然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达到这种理想是不现实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中深深的失败感、自卑
感和自暴自弃。
即使是被认为是魅力焦点的西方人也有同样感受。不论你是谁你在哪里，全球顾客单一文化强加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理想，激起人们的不安感使得公司们能够更好的卖那些能使你更
有吸引力、更流行和更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首当其冲，许多发展中国家 18 岁以
下群体中药物滥用、暴力和自杀的稳定上升，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球三亿五千万不同
年龄的人正遭受着抑郁的折磨”。这正是现在“导致世界范围内残疾的主要原因”，可能最令人担忧的是 2010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全球自杀率比二战增加了 60%。

种族冲突
全世界暴力和内乱事件的上升显而易见。这也是经济体系下单一文化的必然后果。这种
体系和模式同时也会给经济本身增加更多的不安全因素。自尊缺失和对日渐稀缺的工作岗位
的激烈竞争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层。当人们被困于激烈竞争引发的令人沮丧的环境中，偏见、种族歧视、敌视移民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在绝望中，失去自尊和不能养活自己与家人的男性，最终走向虐待本族妇女和儿童的道路。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宗
教原教旨主义正在兴起——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

PART Ⅱ从全球化到本地化什么是本地化？
反驳观点反思过去：远古的未来从全球化到本地化
如果全球化是这么多问题的根源，那么很显然本地化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转变，这会为全球化产生的问题带来系统的答案。这样的转变需要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努力。一是来自底层
草根阶级的努力，数以百万的地方和地方企业都在证明他们可以做的比那些为数不多的垄断企业更好。正是这些垄断企业现在主导着基本需求的供给。然而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重
新编织的新的社会和经济构造可以满足自然界的需求——包括自然和人类。不过，要让这种首创精神得到广泛传播，本地化同样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变化。调整税收和福利，重新调节贸易和金融，这样商业（包括银行业）才会切实地以本地为基础且遵守社会制定的规
章制度。

什么是本地化？
Localization，作为名词，1、去除目前倾向于大公司和银行的财政政策和其他支持。2、
减少对出口市场的需求依赖性，鼓励生产更多地为地方需求服务；（而这经常与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贸易消除混淆。
）
本地化是经济去中心化的过程，它使社区、地区、国家有更多掌控自主事物的权利。这
并不意味着鼓励每一个社区变得完全自我依赖。这仅仅意味着缩短各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努力实现本地市场同当前由垄断主导的全球市场之间的平衡。地方化并不是指生活
在寒冷气候条件下的人们被掠夺了享受橘子和鳄梨的权利，而是说当他们的基本生活品如小麦、大米、牛奶等短缺时——不需要跨越千里运送，而在半径 50 英里的地方就能够被生产
出来了。这样的话，当经济的增长在社区和国家层面得到加强和多样化的同时，我们也结束了那些远距离的贸易。本地化过程减少了不必要的贸易运输。最终，多样化程度、产成品和
贸易数量就会自然地呈现出地区差异。

反对和疑问提倡根本性的方向转变通常会引起一片反对和质疑。以下是最普遍的几种观点：

难道全球化不是消除贫困的必要手段么？
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但是，逐渐转向更小规模、更地方化生产的方式会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际上均获得利益，同时促进世界各地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和提高就业率。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知道：全球化经济需要南方向北方出口大量自然资源，如：原材料。他们最好的农耕土壤必须用来为北方国家种植食物、植物原料、甚至是鲜花。并且大量的南方劳动力被北方市场
的商品生产商廉价雇佣。所以现在假如发达国家实现更多自主生产，就不会使发展中国家陷
入更加贫困化，发展中国家也能保留其本身更多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产量。例如：一个最
新的研究报告表明，5.5 亿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人仅靠那些外国公司或政府用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生产并出口粮食的土壤喂饱。

我们需要国际合作，地方化难道不会引起独立主义么？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政府和草根组织都需要和外界交换信
息来达成推动减少污染、贫穷和冲突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不幸的是，许多人认为经济全球化
才是这类国际合作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过，正如我们想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恰恰主导了全球冲突和竞争的生成，加剧了社会和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如此紧迫，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组建国际联盟来专门降低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力量才是目前最具策略的办法，因为这样可以帮助社群建立自己的商业规则。

地方化不就是社会工程的一种形式么？
向地方化转变的进程中需要国际政策做些改变。事实上，现今“失业增长”将社会和环
境工程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望无垠的星球和整个经济都在被重新改造来适应全球
增长的需求。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人们在形成单一文化的过程中正被鼓励着放弃他们的语言、
食物和服装。在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政策制定者明确的呼吁成百上千万的人们从农村
转移到城市。而本地化完全不同于上述这种集权化所带来的如上描述。恰恰相反，本地化为多样化的社群创造更多的机会来定义和追寻他们自己的未来。

难道不是农村人口太多而需要转移到城市么？
很容易被人忘记的是：这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还居住在农村。忽视他们当然是危险的、是错误的。不过在我们的认知中，人们能成为城里人就意味
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观念加剧了城市化的进程。所以当中国正在计划于 2025 年前将 2.5
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时，我们都表示不会有问题，而美国和欧洲正在试图进行的人
口乡村化就显得太乌托邦了。即便在北方发达国家，乡村社群也在一点点被拆除。乡村人口被迫挤进大都市的郊区，因为那里能找到工作。只有 15%的人口还留在乡村。所以说，现在全职的农民比全职的监狱罪犯还要少。现在真不大可能找到还以农业方式作为人口主要存在
方式的国家了。

城市不是更有效率么?
即便人类在形体上只在城市中占有极小的空间，但全世界的城市中心均保持极高的资源
密集性。他们要求的大规模并且集中的系统，大部分无一例外地比适合当地的小规模多样化系统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更大。城市的食物、水资源、建筑材料和能源，全部从很远的地方由能量耗费极大的基础设施运过来。城市的废弃物必须用卡车和驳船集中拉走，或者以极大的环境代价焚烧掉。玻璃钢铁建筑的窗户从来不开，甚至呼吸需要的空气都必须用风扇、泵和
不可再生能源提供。从巴黎最富裕的地方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城市人的生活依赖于源源不断被打包运输进城的食物，以至于每消耗一磅食物，都会造成更多的石油耗费，以及大量的污染和浪费。
但这并非城市本身的问题。与周围农村环境保持平衡的小城镇也能够保持生态和文化的活力。但是目前的城市化正在持续破坏城乡之间这种更为健康的关系。它是一个以集中为特
征的持续性过程——是庞大都市的人口集中过程，这种过程将人类同他们的某些天然基本需
求失联。但是这个过程却让那些满足城市人口需求并从中获利的大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
也可以从城市化的进程中获得“效率”，但是从生态和资源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既不可持续也无效率。

大多数人不是更喜欢住在城市里么？
常言说所有人都更喜欢城市生活，因此“城市潮”不会被扭转。然而我们需要明白，把人群拉往城市的心理压力和结构压力更为巨大。在全球化经济开始之时，这些压力包含了暴
力和种族灭绝。后来，这些压力中又不断增添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浪漫色彩。以上都意味着城
市现代化使人们摆脱了农村生活的粗野、愚昧和绝望以及无用。
当下与之类似的心理压力来自于电影、电视节目和广告，来自课本和教室，甚至来自于网络。大部分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已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假设所深刻影响，而且技术进步
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方式。

同时，我们的税收体系已经被系统地用于支持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型的城市、乡
镇和农村地区已被不断边缘化。
最近，在全球化舞台上，工业经济已经转化为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但是城市化所带来
的压力依然有增无减。当工作和经济收入的机会都集中在技术含量高的城市区域及其附近郊
区时，城市生活继续被称为最前沿文化的所在地。
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小乡镇和农村地区采取政策措施，供给资源和就业
机会，无疑这些地方会出现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那就会吸引人们在此安家落户。很多年前，一项调查研究在芬兰进行，调查人员问赫尔辛基当地居民：“如果你在小城镇有一份一模一
样的工作，你会更愿意去那里还是待在首都？”大部分都表示他们会选择搬出大城市。纵观
整个工业化世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积极地尝试回归土地，这显然在新的农民迁移中，是一种朴门运动和生态村运动。

我们难道不需要工业化农业来养活世界么？
农业产业化支持者想让我们相信，当代农业比传统农业要高产的多。我们必须进一步加
强并全球化我们的粮食生产系统。然而，尽管我们用尽所有的农药、肥料、转基因技术以及
高科技处理系统，令人可悲的是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每晚都饥饿难眠。这是因为全球化的目
的不是为人类提供足够的、富有营养的食物，而是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连锁超市和其他跨
国食品公司谋取利益。
如果我们真正地想要解决世界温饱问题，我们有必要开始使我们的粮食生产系统本地化。2013 年，在一份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主
要食物需求，同时专营生产和出口经济作物来牟利的模式，近期已经很难达到其想要的结果
了。
”60 位支持这篇报道的国际专家推荐了一种与食物生产相近的“马赛克”模式，可以支持小型农场、农业多样化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这种体系不仅仅有助于缓解贫困和饥荒问题，还会在总体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全球范围内的各项研究表明，小规模多样化的农场与大规模单一栽培的农场相比，其单位土地产量更高。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在肯尼亚如果所有
国内农场与其中最小的农场生产力水平相同，那么全国农业产量就会加倍。不幸的是，肯尼亚农场仍然被国外企业所控制，被合并并转型成专供出口的大型单一生产模式。

“公平贸易”难道不是解决办法吗？
任何一个国际贸易都应该是公平的。当下的公平贸易标准可以提供参考，但是侧重点还应该是在为本地需求进行生产上，而不是单纯为了出口。即使是在公平贸易的条件下，单纯
依赖国外市场意味着生产商的不稳定性。南北半球的很多国家如果优先保护和节约各国的自然资源，并且优先扶持那些为满足本地需求而生产的国企和地方企业，那么情况也许会好很多。

本土化不是意味着退回到过去吗？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过去往往是落后的、不被重视的。当我们向着高科技未来奋力前进的时候，总有一些被遗落在过去。本地化运动并不是要把过去理想化，而是从本地的文化历
史和其消亡历史中得出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深刻了解当地的重要性以及
把文化嵌入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同时告诉我们，在本地经济相互作用中，社区功能是如何被强化的，以及社区如何成为塑造强大的自我认同意识和自尊意识的基础；我们会从中得
知：切断人地关系的代价将会是无比的巨大（见第 32 页《反思过去：古老的未来》）

反思过去：远古的未来
为了弄清楚人类与自然和群体紧密联系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不得不回顾过
去。例如，千百年前——在英国的圈地运动之前，或是在南方的殖民时代之前，尽管很多信
息没有被广泛公开，但是仍有许多记录显示出，大型的自给自足群体生活原本的样子。正如
我之前提到的：拉达克（即“小西藏”），是一个可以为我们提供传统社群生活线索的地方。
我十分幸运，在它被全球经济影响之前体验了那里的传统文化。
被高山保护的拉达克幸免于殖民主义的影响，直到最近才有些许现代化的发展。当我在1975 年到达那里的时候，拉达克基于群体的文化仍然给予那里的人们一种自尊感和一种对
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尽管生活在艰苦而贫瘠的高纬度地区和极寒的气温中，拉达克人仍获得
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繁荣。最终，我意识到他们是我见过的最自由、宁静和幸福的人群。
我也发现他们的幸福转化为一种非凡的忍耐性，一种对差异和灾祸的接受性。
但是在那以后，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内，这种文化被经济全球化彻底毁灭了。经济发展
已经迅速瓦解了当地经济，它已经将原先由单位家庭和单位村庄的妇女主导的决策机制，改变为由遥远的城市中心男性控制的官僚体制。它还使原先集中针对当地资源和需求的儿童教
育机制转向为城市经济作准备的机制。全球化还清楚地告诉拉达克人现代化生活是美好的、
刺激的、舒适的，而农村的生活是落后无趣的。因为这些改变，拉达克人失去了自尊心，并
产生了心胸狭隘的流言蜚语以及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摩擦。现代经济中对就业和政治权利的激烈竞争，甚至导致了曾在此地并肩和平相处了 500 多年的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
如果更仔细些分析，我们会发现相同的进程在全世界的文化和群体中展开。例如，在我的出生地瑞典以及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废除了小规模而多样化的食物生产，代之以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生产，弱化了的社群生活被现代化迅速取代。当人们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在高楼大厦的公寓中时，依赖高科技和遥远的官僚体制而不是依靠身边人，女性的价值，家庭、社群和国家之间的联系都在不断弱化。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超过一半的斯德哥尔摩居民都独自居住。同时，抑郁率、酗酒率、自杀率都在不断上升。
即使在像西班牙这样全球化发展进程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国家，每年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农贸市场被储存着进口食品的超市所取代，慢节奏的遥远农村小镇因大都市而被抛弃，
城郊地区堆满了塑料包装纸，人们由于压力过大、忙于工作，而不能像从前一样放下工作午
睡或和朋友们喝一杯。
对于那些生活在这种现代化趋势末端的人们来说，他们出生于高度现代化和城市化、国际化的社会中，让他们去理解失去了什么是很困难的。这种进程自然会带来“同一个世界”
的理念，即每个人似乎都对彼此熟悉，都说英语，有同样的世界观和文化习惯。但是因为语
言和文化多样性与自然世界的多样性是密切联系的，抹去任何一种多样性都同样会带来灾难。

有一个真相已经被战争、殖民主义和经济发展掩盖了 500 多年：我们迫切需要适应多样性。在全世界，每个阶级的人们都被迫接受单一文化的理念和行动。即使在追求可持续性发
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体适用”的倾向，即所有人都应该生活在“智能城市”中，开着
混合动力汽车，接受素食主义者。然而，生活当然不是只有一种形式，每一片草叶，每一条蚯蚓和唱歌的鸟儿，以及无数种不同文化中的每一个独特个体，都需要多样性。消除多样性
与生活本身是矛盾的。因此，全球化用单一文化系统替代了多样性也是与生活相矛盾的。
从欧洲到美洲，从非洲到亚洲，还有南北方都有相似的情况。当全球化的单一文化驱使人们从农村到更大的城市，不必要的竞争和压力，使我们渐渐远离彼此，远离大自然。这种
远离在社会的动荡不安、环境破坏和心理健康状况的降低中逐渐一一展现。
本地化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而是意味着承认过去文化的精华部分。人们依靠本地的资
源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从而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人们要十分重视群体关系，因为
群体能满足人们心理上上对相互联系和安定的需要。这就是在我们寻找解决当下危机的办法时需要时时铭记于心的。

PART Ⅲ从这里到那里积极派的全面行动
人民的力量
政策转变
草根行动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本地化有几个步骤相当关键。政策层面的改变需要保证商业规则的决
定力量重新回到社群的手中。因此首先当然是要坚持让政府回到谈判桌上，夺回那些已经签署给跨国公司的权利。新的政策协定需要确保能收回这些权利，即要求商业“区域化”或者“本地化”，由此使得政府对他们所能影响的事物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政府政策应竭力支持
当地与区域性商业，而不是继续推进“规模”与全球化。

人民的力量
要想转变公共政策使其远离全球化而趋向于本地化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政策制
定者在世界各地一直是在满足大公司和银行的要求。不过，经济变革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左派或右派代表们所提出的相同的“发展”的建议上（经济增长平衡、贸易增加、高技术以及企业赞助），倒不如相信基本经济结构变革的运动正在发生。
企业规则体系的核心当然是贸易条约。自从 1999 年发生在西雅图、华盛顿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事件发生以来，从 G8 到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每次国际性的贸易会议开展期间都会

有示威游行。有时候抗议者会达到成千上万人，他们把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个以前被公众所忽视的问题上来。而在西雅图游行事件发生的六年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几乎毫无阻力地顺利通过了。如今，当公司磋商者竭尽全力想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政策问题上控制政府时，他们遭受到了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不仅仅来自关心社会的市民，甚至还有与会代表。由于多年的市民运动导致公众意识的觉醒，这些
立法者感受到了来自基层的压力，纷纷要求了解在任何表决之前的谈判中的保密细节。这种
抵制的氛围可以确保——未来从根本上那些影响全球和全人类幸福的贸易决定必须受到更多的公众监督。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抗议活动是“占领华尔街”。始于 2011 年 9 月的华尔街示威游行迅速
席卷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组织起来示威，成百上千的营地建立了起来，并肩作战的
社群精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弥合了社会分裂。百分之九十九的运动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也把与普通民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提到了政治议程上。虽然那些营地都被清除了，但是这场运动的精神犹存。
群众运动拧成一股力量，超越了左右派的二分法，也超越了政治。这种思想起于欧美，
在“新经济联盟”中快速繁衍。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这些组织已经成功通过了一些法令，
包括支持当地食品、支持社区权利以及其他一些本地化的必要部分。同样的，一个在意大利极富盛名的反腐团体——五星运动，长期致力于弥合传统团体的分裂。通过公共水资源平台、可持续交通系统、逆向增长和环保主义等行动，在 2013 年大选中，五星运动吸引了选民们
的持续投票支持。
这些例子表明，即使是一个规模相当小但有着良好组织的团体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转变政府的方针不是不可能或者可能性很小，一旦有足够数量的人们懂得——全球化除了对环境有极大的影响之外，它还一直威胁着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是养老金的多少，亦或使政府变得贫穷（见“激进主义大局”下），那么，它就有着巨大可能。

积极派的全面行动
尽管有数不胜数的草根力量已经开始行动，但全球经济的强劲势头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全球经济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的灾难，我相信现在正是
做出重大改变的绝好时机。
当前体系已经付出了明显的坏境代价，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大多数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实际收入下降，又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来支持基本的生活开销。
政府面临着来自全球债权人而非只是本国国民的压力，其中很多政府因为赤字严重而无法兑付债券。人们开始意识到必然是出现了某些根本性错误，而对当前体系进行小修小补是无法弥补这些错误的。做出改变的临界点已经到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出产生当前所面临危机
的根本原因，对其做出简明扼要的解释，并找到具有重大意义的解决方案。
“积极派的全面行动”的目标就是帮助推动临界点的到来。这不仅仅需要提高理论分析的意识，而且要积极推动新本地化项目的开展。这些项目能展现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在城市或是乡村，都正在重建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让人们从精神上、心理上以及物质上都获得收益。
“积极派的全面行动”也包含对基本假设进行广泛而全面的反思。当今的消费文化建立
在谎言和误导之上，通过传播自相矛盾的言论来麻痹和迷惑民众。一方面，晚间新闻日常引
导民众思考如今的消费是否利于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民众又被告知是消费者的贪欲拉
了世界的后腿。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是个别消费者的贪欲造就了当前的经济体系。我们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参与投票支持发放补贴、制定规则或是缴纳税款等支持当前经济政策
的制定；没有参与投票支持让这些经济政策来祸害我们个人和地球的生存。
直到最近，原本广泛支持解构全球经济体系的观点被边缘化了，大家把目光都狭隘地集
中在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身上。因此，剩下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似乎就是：即便财富和权力仅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也要全面扩大这不人道的经济规模。而积极派行动先锋就是要告
诉民众——我们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
为了积极派的全面行动能够成功，我们需要克服许多艰难险阻。大多数人遇到问题时会
想到直接采取行动。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当前经济的问题就是跨国公司掌握了太多权力，那么就不需要再继续讨论下去了。”当大多数人意识到先于经济问题的还有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时，只有少数人知道经济还损害了个人自尊及文化自尊，激化了民族间、种族间、宗教间的矛盾，危害了人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绝大多数人也未意识到各种贸
易条约已经给予了企业和银行过多的权力，以至于它们俨然成为了实际的全球政府——左右翼政党无论谁当政，都不会阻碍这个“全球政府”在幕后统治一切。现在，这个从全球转向
地方的更宽广的视野和方案可以让那些反对大公司规制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开展行动。
我也曾听到人们说过：“体制终究会自我崩溃，所以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对其做任何改变。”然而，尽管经济体制本身存在更深层次的缺点及矛盾，但其寿命可能会超越自然及社会。许多年前，我一度认同瑞士经济学家宾斯万格所说的：不受控制的资本——即不与某
些规则和限制想关联的货币——将会永久不断地乘数倍增，甚至可能会导致生态和社会体制的崩溃。换句话说，未到最后一棵树倒下之际，经济只会永生不息。如此一幅悲伤景象，这
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
不幸的是，很多人已经完全放弃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制。甚至于一些坚定的社会活动
家有时也会说：“不需要再做任何尝试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走上街头，政府也听不进去。”
不得不承认，的确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街头反对伊拉克战争，然而政策制定者还是会把普通百姓拖入这些无聊和负面的冲突中；的确有成千上万的人反对水力压裂法和核能发电，但政客们仍然继续推进上述技术。但是，当民众可以将所有碎片化的这些观点拼凑起来，就会突
然发现;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而这些问题都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旦所
有人看见的问题的全貌，这些呼声被政府听到的可能性将成指数式增加。因为目前这一套体
制不论是对于人类抑或是整个星球来说都是具有破坏性的，而“新经济”运动以正向的建构方
式来表达人们的诉求而非用对抗的方式来表达不满，这远比大多数“单一事件”斗争要更有
成功的潜力。
还有一个阻力存在于关注“内生变化”的人群中。这种“新时代”运动已经在让成千上万的人倾听到自身的心声并关注传统本土文化智慧方。这种更深层次的意识创造出对于全球
经济带来的竞争机制与消费主义的反感，这种更深层次的意识营造出一种人与人或人与地球之间更加友爱的关系。然而，到目前，在这种新时代运动中，对“内心”层面、“正面思考”
和个人改变方面出现了某些排他性的高度关注趋势。也就是说，在这些关注内心世界的人群
中，很大一部分多多少少都蔑视那些只关心“外部”世界的激进分子。
同样，在激进社会中，当注重外部的、实际的、政治性的改变时，很多人都忽视了他们
自己的内在需求。纵然其所从事的工作本就是利他的，但忽视了内部维度往往阻碍了他们的各种努力。忽视内心的平和以及内心的各种反映，往往会使其聚焦于消极事物，产生自以为是和无用的愤懑，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崩坏、矛盾四起，最终与这个世界渐渐疏远。而“积极派的全面行动”真正明确了我们的问题是同时存在于内外两个维度的，要解决问题就意味
着要从两方面入手。
“积极派的全面行动”并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政客、企业或是银行家。正如我在开篇中提到的，现今极具破坏力的经济体制仍在持续扩张，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提出该经济增长模型的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告诉他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现金流和数值表现的世界上，而忽视了由他们复杂深奥的经济模型所导致的很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问题
和生态问题。大型企业和银行的 CEO 们都紧盯着投机市场以谋取短期利润并达成增长目标，
以至于很难再有精力去思考他们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就连焦虑的消费者、纳税人和公民们都很难意识到，他们的这些选择恰恰支持了这个能源密集型、就业率不断降低、内心世界贫瘠的经济体系。
现今的经济体系已经盲目地运转了很久很久，以最佳的善意对整个社会进行极大的破坏。目前的解决方式不应该是充满愤怒和冲突的，而应该是积极地寻求正面的、平和的、大范围的、系统的改变。
意识能够如同火苗一样快速蔓延。我们自觉认识到，我们没有必要说服政客们和经济大牛们，因为他们似乎已经被深锁在自己建立的错误假设之中，也没有必要说服深深沉浸在消费者主义中的那些人。即使财政压力巨大，时间也十分紧迫，但仍有非常多积极的为这个世
界担心着的人，他们致力于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他们也许在意的是如何改善孩子的学校，
如何保护野生动物，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何解决世界温饱问题，或是如何提升精神
和道德价值。无论他们致力于解决哪方面的问题，经济问题对大家的威胁是普遍存在的，并
把我们都联系在了一起。
最近几年，不少个人和团体都组织参与了各种独立运动，但是他们彼此没有连接。所以
我们需要以一种整全的方式而来超越支离破碎的单独行动。我们看到，很多人现在正在纷纷
献上他们的爱心、希望和创造力，促成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个充满文化感和幸福经济的新世界的诞生。

政策转变贸易条约相对于继续放松贸易管制而言，各国可以首先坐下来就地区健康和国家经济进行协商并
合作。贸易的目的不再单纯只是为了增加公司利润和提高 GDP，而是为过剩产品寻找市场以
及获得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
现在已经有一些反对进一步放松贸易管制的组织和个人网站出现了。在欧洲，已经有80 多个组织汇聚一堂共同起草了“选择性贸易授权书”，并且获得了 193 位国会议员的支持。
这份文件中写道，“允许国家和地区、各团体组织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消费进行管制……当地地区的食物体系应优先于全球农业贸易……有权确保企业运营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在其可接受范围之内”。

金融政策
银行金融体系需要重新调整以便于遏止虚幻财富的产生以及减少非管制资本的流入。
与此同时，当地的投资部门应从已过时的法律中跳脱出来，因为这些法律条文严重阻碍了人们通过退休基金和证券交易来投资社群。

放贷方式也急需转变。目前，小型企业备受歧视。股份银行针对他们的贷款利息率要远远高于那些大型企业。股份银行还常常要求小型企业的法人在贷款时亲自做出担保。如果社
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能得到更多支持，本地更多的各类企业将走向繁荣。比如在美国，地方
小型金融机构资产只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 11%，但其向小型企业的贷款额却占全国小型企业贷款的三分之一。

经济健康状况指标
决策者总是用 GDP 的增长来证明所制定政策的有效性，但他们并未意识到 GDP 这一指标严重误导了对国家财富的衡量。GDP 仅仅是对市场活动中流动资金的衡量，并没有对收支情况以及流动情况是否理想进行区分。癌症、犯罪、交通事故以及石油泄漏方面的支出增加也会导致 GDP 的增长，但是任何合理的评估指标都会把它们视作社会不健康的象征，而非
健康运作。
不断增长的 GDP 成就了不少亿万富翁，但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中产阶级在内都在不断下降。事实上如今连政府都在国家 GDP 不断增长时，变得越来越穷。
更何况，GDP 只衡量了包含货币交易的活动，缺少了家庭、社区、环境部分的情况。因此，花钱送孩子去日托中心会增加 GDP，而放在家中由自己家人来照顾却不会增加 GDP。砍
倒一片森林制成纸浆会增加 GDP，而保护一片对生物圈健康至关重要的森林却不会增加GDP。
在发展中国家，着力于系统提高 GDP 的政策导致当地原本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崩溃。
通过不断的“发展” ，健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被全球经济带来的真正贫困所代替。
各种各样的 GDP 替代物正在被不断地发展和应用。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真实发展指数（GPI），它拓展了原本单一框架的衡量方法，纳入了“关键的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等，这有便于形成有关我们经历过的进步和挫折的精准图表”55。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法国、芬兰、意大利、荷兰、苏格兰以及英国等国家已经使用 GPI 进行了测算。而在美
国，也有很多组织提倡在全国推行使用 GPI。佛蒙特州首先响应，并已确定每年使用 GPI 进
行测算。
1972 年当时的不丹国王宣布用国民幸福指数（GNH）替代 GDP 进行测算，许多人为此
大受鼓舞。在 2004 年，不丹促成了一场推行国民幸福指数模型的热潮。
（不幸的是不丹当前的政府已经开始渐渐淡化 GNH 这一概念。）

税收
几乎所有国家的税收制度都存在对中小型企业的歧视。这些小规模、可持续生产的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为重重的个人所得税、社会福利税、工薪税等等而背上了沉重的税收负担。而那些资本、能源、技术密集型的大型生产企业却能获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加速
折旧、投资免税额和税收抵免等）。扭转税收系统中的这种偏见不仅会激励本地的经济增长，也会为人而非机器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同样地，征收能源附加税也会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起到支持和鼓励作用。因为如果征收化石燃料附加税，那么由其生产和消费而造成的环境破坏代价所构成的真实成本将会在价格上得到体现。他们也会因此降低运输费用，增加当地生产满足或当地消费，从而形成健康的、多元化的经济。

分散式可再生能源
目前可再生能源技术得到的补贴比矿物燃料的五分之一还要少。56 若能完全改变这种情况，则能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机会，节省更多长期支出。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纽约州增加可再生能源补贴，则每年因环境污染而起的死亡事件将会减少约 4000 例。纽约州将省
下约 330 亿美元的同时，还创造了制造业、安装行业和维修业的永久工作岗位。
对于各种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来说，分散式的发电厂更为可取。将能源设置在最终使用地，以减少传送电缆的消耗、提高输电效率；这样也不至于消耗更多的能源、占用更多土地面积。分散式能源也有助于减少政府资本从本地经济中“流失”掉，确保了政治权利的非集中化。
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仍在农村，从煤炭和核能到水利大坝的大规模的能源设备都是为了促进城市化和全球化而针对城市地区和出口导向型产品的需求而准备的。转而支持建设
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备，总体上可以加强村落、小型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建设，有助于
停止乡村不健康的城市化倾向。
然而没有政策是完美的，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家政府，都正在制定新的法律用来鼓励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和普及，包括税收优惠、补贴政策以及金融方面的支持如保证收购价格、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即 RPS）等。德国的再生能源法案和保证收购价格纲要可能是鼓励分散式可再生能源发展最成功的政策。2009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
的绿色能源法案包含了一项大胆的“当地购买”的保证收购价格条款。该条款给予那些雇佣
本地的劳工和制造所需物料的项目以政策奖励。
（不幸的是该条款于 2013 年被裁定为违反了WTO 的规则后，当地政府就停止了该条款）。在美国，国家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RPS）
项目指定了详细具体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该政策已经引发了一场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飞速发展。设置权限以获得定量的分散式本地控制下的能源，有助于强化这种方式。事实上，美国的部分州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来促进邻里间集体所有的太阳能项目的发展，比如科罗拉多的太阳能花园法案和明尼苏达州的太阳能就业法案等。

食物和农业
由于食物是这个星球上所有人每天的必需品，所以即使只是对其生产方式、运输方式以
及销售方式作出微小的一点转变，都可能对地球造成剧烈的影响。正如在第一部分“低效率补贴中说道：大多数国家，农产品补贴大大支持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农综企业。在世贸组织成员国中，整整三分之二的补贴都流向了最大规模最富裕的农产品领域。农业调查基金也向生
物技术及化工能源密集型单一栽培产业大大倾斜。据预测，每年全世界范围内有 490 亿美元
用于食物及农业调查，这个数据只比用于“有高度要求和有机标准的知识、技术和工具的行
业”上的支出少百分之一。把这些开支转而用于鼓励发展小规模、多样化农业将会对振兴南
北方的农村经济有所帮助，并且也对促进生物多样性、更健康的肥料、食品安全、均衡多样
的饮食以及更新鲜的食品有所帮助。

在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中，殖民主义、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都说意味着将最肥沃的土地
拿来种庄稼供应北部市场。把重点转向用于满足当地的多样化消费、低成本产品，将不仅可以实现本地经济的稳定性，还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与此同时还可以消除世界上落后地区的饥饿人群。
在数十年倾向于全球化的粮食政策之后，本地化粮食政策如今已经获得了部分监管支
持。在 2013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出台了一项有关本地的粮食法案，旨在加强对当地食
物的关注，改善当地粮食文化，针对把自己生产的部分捐赠给附近粮食银行的农民予以一定
的税额抵免。58

健康安全规章那些用于规范大规模生产所造成的问题的规章制度往往反倒加重了小企业的负担，这是
不公平的。例如，电池般的养鸡农场显然需要重要的、环境优良的以及健康的卫生规章，因为这类数量巨大、基因相似、被紧密圈养在同一地方的牲畜相当容易滋生疾病，妥善处理由
其产生的数十吨污水，以及承担在长距离运输或是在加工家禽途中发生的食品腐烂的风险。
然而对一个小生产商而言，例如有十二只散养土鸡的农民，从根本上服从同样的规章制度往往会使得其成本大大提高，从而导致无法维持经营。大型生产商可以将规制造成的成本分散
到长期大量的业务中去，这样就使他们很享受经济规模，这远远胜过小企业。于是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规章制度开始广泛传播。它们正在摧毁欧洲以农场为基础的芝士生产者，摧毁美国
当地苹果酒生产商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小规模食品贸易。
在被称为“山寨食品”的清单中，伊利诺伊州正在考虑放宽对生产果酱、腌菜以及其他
防腐食品的小型生产商的限制。17 个类似的清单已经在全美发布。59 几个缅因州的小镇则 更进一步。为了去钻这个打击市场和当地食品的限制性规章的空子，他们通过颁布法令宣布 “
食品主权”来赋予他们的居民“选择生产、加工、销售、购物以及消费当地食品的权力。”
60

土地利用规则
对本地和地区土地使用规则进行调整，以保护野生自然环境区、开放地区和农牧地区免遭开发。政治和金融支持可以更多倾向于那些已经被划拨了用途的地块，建立土地信托。在某些时候，本地政府甚至可以用政府支出来购买农牧用地的开发权，来保护土地不受郊区扩
张的影响，同时减少了农民的税收压力。
在城市，分区进行行政管理的政策通常将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厂用地分离，这是对大规模生产和市场开发的需要和危害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我们需要融合居民住宅、小店铺和小规模的生产，将它们放在同一个社群中。反思对基于的生活方式的限制也将带来益处。分区和其他的规定旨在减少高密度的发展常常终结于禁止对环境无害的
住宅安排，比如共同住宅、生态村。

市场与公共空间
政府投资建造的高速公路间接地补贴了大型商店、超大型自助商场和购物中心。如果把
钱花在本地化上——例如我们曾经在欧洲每一个乡镇可以找到的——而不是花在为建造或扩大公共市场上，那么本地商人和工匠就可以用有限的资金销售他们的商品。这将活化小镇
或本地化的中心地带，同时也能减少汽车的使用、能源的消耗和污染。
为本地公民创建和扩大某些空间——比如市政厅或是村庄草地——都将鼓励公众的面对面交易。这不仅可以使社区活跃起来，也能巩固共享民主制。

全球化媒体
电视、网络以及其他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基于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和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扶持为形式的大量补贴的接受者。近年来，许多国家广播公司已经被全球媒体帝国取而代之。例如，《美国 1996 年电信法》取消了反垄断条款，并放松了对媒体行业的
管制，法律甚至允许大型企业可以拥有多种自媒体渠道，包括电视、广播和网站。这样的法
律需要被改写，以鼓励对所有权多样性的支持和表达。此外，群众和国家应该有限制单一文
化的、暴力的或纯粹商业信息和图像对孩子的强行轰炸。
社区娱乐的辅助设施——从社区广播站到直播音乐和电影院，将会以一种健康的方式为
全球化媒体提供一个可替代的选择。
更多的人们能够投身于共同创造的娱乐，如舞蹈、唱歌、会演等，这会使更多的社区团
体壮大。在集体分享的娱乐环境内长大的孩子，较之于被电视屏幕和无线设备吸引的孩子，会对地方和当地文化有着更加强烈的归属感。

教育
学校教育正日趋与企业人才需求相契合，这些企业也被认为是今天孩子们未来的雇主。
在发达或发展中地区，课程内容越发标准化并更针对科技知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规教育依然建立在殖民形态的基础上：死记硬背殖民国家的语言；从国外获取文化与历史资料；培养与出口经济有关而不是与地方或区域经济有关的技能。在大多数国家，这种教育形式过
滤掉了关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信息，原封不动的保留了有关“发展”的理想神话和城镇消费者文化的资料。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从面向企业定制课程向地方学习多样化的转变中大大受益。
比起支持充满竞争、“无就业增长”的特殊化经济，教育应更趋于满足环境、文化多样和地
方经济的要求。在区域农业、建筑业和适当技术方面提供培训，可以进一步满足真正产业分
散化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限制来自他国的信息流通，实际上，文化交流也是课程内
容的重要部分。

医疗保健
目前，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倾向于大型的集中医院以服务于城市人口。降低成本的压
力要求医生和护士不得不服务更多病人，从而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照顾病人的质量。而本地社
群有相当数量的小诊所，它们更少地依靠高科技，更多地依靠健康从业人员、健康教育和预
防医学。如果把同样的钱花费在数量更多的这些小诊所上，这将给更多的人带来医疗保健，同时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将微创和自然愈合方法融入到医疗保健系统中也是有益的。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医疗保健的支持转移到本地化的替代品上，而这些替代品大多数
人能负担的起 ，那么地方经济和社区将大大受益。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医学对医疗保健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实际上也是能拯救生命的帮手。但是，我们也需要继续支持那些为生
命保障进行预防性治疗的传统疗法。

草根运动
除了政策方面自上而下的变化，从全球到本地的转换也需要多样的自下而上的当地化举
措，而这些举措已经陆续出现。不同于制止全球经济霸主的政策措施，这些小的自下而上的举措需要循序渐进的步调和对当地背景的深入了解，这些举措一般应该由当地人设计和实施。如果辅以上述政策变化支持的话，久而久之，这些举措必将促进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并且获得长期的可持续性。
本地化的草根运动结合当地情况当然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其可能性范围宽广。以下关于
草根运动的调查不可能详尽，但它起码说明了今天已经采取的各种举措。

地方金融社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使人们可以在街坊邻里和社区里进行相互投资，而不用去遥远的
金融机构。同时也使小企业能够获得启动阶段的小额贷款，而这种类型的贷款银行通常只提供给大公司。随着占领运动 1再次 引起人们对大型银行不公平甚至违法行为的加倍重视，一项旨在鼓励人们将资金转移到更小的社区公共机构中的运动也在美国发生。在这之后不到两
年的时间里，有超过四百万个账户从国家下属的华尔街银行被转走。
这种趋势此时也正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孕育。例如，在巴西东北部的海港城市福塔雷萨（Fortaleza），穷困的帕尔梅拉(Palmeira)居民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区银行——一个由当
地居民管理和经营，面向本土需求的银行。这个银行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银行建立之前，帕尔梅拉地区的居民在购买方面的需求只实现了 20% ；15 年后，93%
的居民消费需求都来自这个社区内部。61
本地投资是另外一个即将大热的趋势。在美国，“慢钱协会”2已经转移了两千一百万美
1
占领运动是一项国际范围的社会政治运动，反对世界各地的社会不平等和缺乏“真正的民主”，其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和经济正义和民主的新形式。
2“慢钱”(slow money)是资本所有者对资本性质的思考与重新定义。在参观完慢食运动的总部所在地意大利小镇布拉之后，身为投资人的伍迪•塔什(Woody Tasch)开始重新发现了“慢”的价值。在“慢食”哲学中，食物的本质就应该是“慢”的——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不论被采用了多少现代技术，最终，食物的生产
是不受人类的欲望左右的，无论人类有多么不情愿接受这个准则，食物自身会用漫长而坚定的报复让人们元投资到小型农场和食品行业中。62 例如包括本土证券交易、微型的合作投资基金，以及在
当地投资退休金基金在内的其他金融创新活动也正在探索之中。
另一个保证资金始终停留在本地经济圈的方法是创造只被社区成员和当地的参与商户
承认的区域货币。相类似的，时间银行 3和地区交换和贸易协会（LETS）实际上属于大规模的易货贸易系统。人们列出他们愿意提供的服务、物品和期待收到回报的数量。他们的账户
以提供给其他成员的物品及服务来积攒信用的多少，然后他们能使用这些信用在这个系统里
购买其他任何人的物品或者服务。因此，即使人们拥有很少或者没有“真正的”钱，仍然能够参与进来并且从本地经济内部的信用流通中受益。（这些首创活动放在食品项目中倒是很好，因为食品项目靠它们原有的方式很难维系。）

地方商业
当本土企业面临与那些享有高补贴的大公司竞争者同台较量时，“购买本地产品”运动
就可以帮助这些小企业继续生存下去。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防止资金从本地经济圈流出，还
有助于帮助人们了解那些被人为压价和产自遥远地区产品的隐藏成本，以及它对于环境和社
会的影响。草根组织相继出现，他们尤其反对大公司在乡村和小城镇的经济中形成市场连锁。
例如，麦当劳公司立志在中国以几乎每天新增 1 家连锁店的速度为它现已拥有的遍布 100
个国家 35000 家连锁店的帝国版图上，添砖加瓦。而这一举动已经遭到超过 24 个国家的草
63
根组织的抵制。 沃尔玛，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迅速扩张引起了一个完整的市民群体网络，他们为保障就业和社会结构不受这些掠夺型“大卖场”的威胁而努力。在印度，哪里有沃尔玛操控的连锁的“最优惠价现代批发卖场”，哪里就有由街边
64
小贩和小公司组成的的联合，来倡议扭转中央政府对这些大型超级市场提供资金支持。
地方商业联盟使中小企业能够形成一个关系网，互相支持，赋予地方经济生机与活力。
在北美，“活跃地方经济商业联盟”（BALLE）涵盖了 80 多个关系网，代表了约 30000 家独立的企业。他们通过召开会议，为创立和经营一家成功的小微企业提供指导，并给企业搭建了
一个创意分享平台。
地方商业的会员卡网络也正在兴起。这与大卖场提供的会员卡很相似，但是它只能用来换取在本地购买的折扣。在波特兰市(Portland)和俄勒冈州(Oregon)，这个支持网（the Support
land network ）包含超过 100 家本地企业，并且正在其他城镇和州进行试点推广。
本地能源 世界上许多城镇都已经投资于集体所有制的分布式能源。例如科罗拉多州的柯林
斯堡正计划建设一个 600 千瓦的“太阳能花园”，印度的 Dharnai 村也在建设可供能 350 户人家适
用的太阳能微型电网。这些小规模项目对无污染可再生清洁资源的利用已超出它们的原有价值而初获成效。因为这些能源正好在所需之处释放，所以没有必要扩大输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居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它们的能源开销而不必付费给偏远的能源公司；本地投资者在产出盈余时可以通过转让获得收益。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无论是彻底的重新实施自治，还是正式通过允许国家和城市在非本

明白并且遵守。与食物的“慢”相对立，“快”一直被人们视为“资本”的本质。有无可能将“资本”由“快”变“慢”，从而与关注人类整体福祉的食物的生产结合起来？塔什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他看来，过往的大部
分资本往往只关注如何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一“内部收益”，但此外，“公平”“责任”“社区”“文化”⋯⋯这些具有更强烈价值观倾向的“外部收益”同样也应该是资本能够做到并且必须去实现的效益。
3“时间银行”由美国人 Edgar Cahn 创办，顾客可以用计时劳动换取所需。与原始的以物易物不同，“时间银行”的顾客们不用互相提供服务。所有工作最终以“时间币”的形式体现价值，无论是为他人打扫房屋，还是做饭、修车，人们每工作一小时就可以得到 1 个“时间币”。

地投资者所有的公共事业（IOUs）旁创建本地供电商的社会选择政策，公民们都致力于调动
当地政府从非本地投资者所有的公共事业（IOUs）中夺回能源所有权和控制支配能源系统的
权利。2013 年，德国汉堡的居民为使城市能够通过本地可再生能源承担更宏大的过渡任务，就从瑞典能源巨头瓦腾福中夺回电网一事进行投票。类似地，在 2011 年和 2013 年，美国科
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居民也从埃克西尔能源公司手中拿回能源系统，并以市级电气设施取而代之一事进行投票。像这样关于本地能源的积极措施正开始逆转始自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私有化趋势。

本地粮食和农业 在过去约十年间，本地食物运动已经成为全球最成功的草根运动。社区支持
农业（CSA）
下，消费者直接联系附近的农民，小型多样化的农场越来越繁荣。消费者通常与种植他们食
物的农场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农场欢迎他们来帮忙。CSA 为小农户提供稳
定和可靠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比在超市能买到的更新鲜，更健康的产品。在美国，CSA 的
数量从 1986 年的两个激增到 2014 年的 6200 个。
通过直接连接农民和消费者的农夫市集就十分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和环境。美国农夫市集的数量已经从 1994 年的 1755 个增加到 2014 年的 8268 个，65 在英国，农贸市场从 1996 年
的 0 个增加到 2012 年的大约 750 个。66
一个与之相关的趋势是对当地有机产品的需求呈指数式迅猛增长。以欧洲有机农业的土地面积为例，从 2001 年就开始成倍增长。67 尽管事实上一些大型生产商和出口导向型经营者也是食品市场蓬勃发展的一部分，但对于本地消费，有机方法是最有利于小规模，多样化生产的方式。永续生活设计整合食品生产的有机方法和生态系统的原则理念，成为可持续发
展社会基本概念的核心。
农田信托保护可耕土地免遭开发，这样小农户便可以继续留在农田，保有耕地并负担得起下一代。在美国，从 1982 年到 2007 年间，超过 2300 万英亩的农业土地得到开发。68 国
家和国家土地信托却努力保护剩下来的土地并且在此基础上鼓励对现有农场和牧场土地可持续管理。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趋势是年轻人正在远离农业，这加速
了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使农村社群逐渐瓦解。今天，许多年轻的农民正在扭转这一趋势。在美国，最近成立的国家的年轻农民联盟已经吸引了超过 600 名会员。La Via Campesina--一个连接了 73 个国家 2 亿名会员的全球联盟，年轻人活跃其中。在 2011 年的成立大会上，他们
声明：“随着世界各地青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我们的食物系统已经失去了它的完整性和合
法性，正在污染土地，食物生产的运作系统正在毒害人类，掠夺农村文化。年轻的农民和
La Via Campesina 的农民在我们的农场和农村构建生态的替代品，来抵抗这个系统”。69
社区媒体 社区媒体为普通公民发声，也让人们了解当地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们是把人们团结起来解决当地的问题，增强社区联系和维持当地文化的有力工具。 在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城镇都有社区广播站。从哈里亚纳邦、印度、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到鲍威尔河、不列颠哥伦比亚，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到拜伦湾、澳大利亚。这些广播站不
为大公司散播广告，它们依靠来自社区的经济支持，在本地活跃地为活动提供赞助和为地方
的举措提供免费的报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 电视已被大公司的利益所虏获，但在少数地方独立的媒体渠道依然存在。在美国，Link TV 是由观众捐赠支持的，并专门广播来自世界各地的言辞强硬的纪录片。
许多独立媒体现在已经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包括网络杂志、报纸和电视频道。目前，在来自于对“网络中立”的攻击的威胁下，许多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争取保持自由和平等的访问网络。在美国，就像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大多数人都依赖那些少数大型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例如康卡斯特公司, 时代华纳有线电视公司,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者 Century Link，这些大公
司的控制者和所有者往往是分离的。然而，最近出现了一个社区拥有宽带的运动，以增加
社区对他们的互联网服务的控制。截至 2015 日，全国各地超过 500 个直辖市在保持美元在当地经济中流通的同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宽带网络，以增加自己获得更实惠、更可靠、更快的互联网服务的机会。

教育许多学校开始慢慢放弃严格的管理方法和主流教育课程，最普遍的两种是斯坦纳学校（在美国被称为沃尔多夫学校）和蒙台梭利学校。家庭教育越来越受欢迎，即孩子是由家长
或社区成员教育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然缺失可以导致各种失调”，越来越多的学校把原生态地区或农业环境地区作为教育场所。例如，在林间学校，年幼的孩子整天在户外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成为当地植物和真菌鉴定专家。林间学校的概念起源于 1927 年威斯康星州，
现已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并且很受欢迎。在佛蒙特州，“根学校”the ROOTS School（通过传统技能追溯我们的起源）是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成人提供在荒野自力更生的课程的学校之一。
在发展中国家，也有更多人认识到西方教育文化均质性给人类造成的影响。在印度，
Shikshantar 人民教育与发展研究所正在努力改变教育，使它尊重当地传统，并能自力更生。
医疗保健 近年来，人们对传统医学和辅助医学的兴趣激增。草药、顺势疗法、塑身和放松的技巧，甚至受到了传统药学医生的关注。这种以预防为主的温和疗法是回归人性化医疗系统的重要一步。当然，重要的是要继续提供对抗疗法所擅长的急救和救生护理。然而，本地化的医疗
保健系统的重点在于整个个人，同时也关注更广阔的生活环境。正如佛蒙特州的可持续医学总监提出的：“真正的医学必须造福整个系统即我们的社区，无论是人类或是自然。我们没有必要将治愈我们自己、环境和我们社区的过程分开”。

社区建设 在工业化世界里，人们也正试图建立一个个社区，来避免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孤立、
高竞争压力、污染和犯罪行为。很多类似这样的颇具内涵的社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自然建筑艺术和工厂的食品生产，并寻求发展更多可合作的地方经济。数量在几户到几百户不等的生态村是最受欢迎、最成功、种类最多的社区。他们通过全球生态村虚拟网络和现实世界的联盟得以联系，跨越美洲、亚洲、非洲和欧洲，其数量已达到了数百个。70
流行于北美洲和欧洲的转型城镇由小城镇和大城市中心的社区组织构成。这些组织一直
在努力向远离全球化、碳密集经济过渡。这些组织会定期举办会议以建立一些分属于不同行业的地方经济项目，如食品、能源、地方商务、艺术、交通、医疗等。他们的工作网络现在已经包含了成千上万的组织。 社区权利运动帮助他们重新获得了民主决策的权利。社区环
境保护基金会是该类运动在
北美洲区域的创始者之一。到目前为止，社区环境保护基金会已经帮助超过 1500 人起草了“社区权利条例”，保护他们免受水力压裂法和转基因作物种植等活动的影响。71

总结：本地化即幸福经济学
本地化即是幸福经济学
如今同高速发展的全球经济相一致的是流动性、竞争性和个人主义，这会使人们开始害
怕——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脆弱和无依无靠。相反地，本地化满足了我们对爱和相互关联的
深刻渴求——而这些正是使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基石。本地化为当今社会创造出了一种结构性基础，这种基础提供了深刻的精神满足，即与他人相互依赖着生活的乐趣。
通过重新获得我们与我们所在之处之间的联系，本地化引起了另一个根本性转变。文化
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已经导致人们过于关注外部而轻视周边事物的生活之道，我们能够获知
来自中国、中东和华盛顿的新闻资讯，却依旧对自家后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电脑上敲击几个按键即可使我们与非洲所有野生生物相连，比较之下我们周边的环境似乎就显得枯燥无味了。地方感意味着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去体验周围的生存环境：重新建立与食物来源
的联系，或许甚至自己去种一些食材，学会感恩四季循环更替和动植物区系所具有的特征。
多数人感受到的恐惧、孤独和不满足事实上是对当下这个错误体系的自然反应。从这些
感受中，人们产生了对生活而言真实的、健康的且必要的追求——这提供了工作所需的灵感，重新唤醒我们的满足感、安全感和喜悦之情。无论在哪，我们都能开始一段旅程。我们可以怀着建立更深层联系的目标寻找志趣相投的人。我们可以使自己从分离的恐惧和自我意识中
逃脱出来，并且创造出富于分享和同情的文化氛围。我们可以和自然培养出深厚的、感同身
受的联系。通过吟诵、唱歌、瑜伽或冥想让浮躁的心智安静下来，帮助我们从全球化经济强
加于我们的压力中释放出来，深深地激励我们，使我们重新充满活力。经由这些方式，我们得以开始做出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区和社会都有益的选择，得以开始从自上而下的竞争经济、稀缺经济和开发经济向合作经济、富足经济和幸福经济转变。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的文化传统、社会、人格甚至我们的身体，都在社区与自然的联系
中进化。而经济全球化却用“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关键”“获得的金钱和东西越多人们越幸福”、、“技术将解决一切难题”等类似虚假诺言为这些联系服务。 我想说的话已在嘴边，即全球
经济体系并未奏效。近几年，许多新事物同时涌现。我们正在 重新学习古代本土文化已获知的东西，即外在与内在、人类与非人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正开始从自身出发看待整个世界——由内而外地、更具自我意识地体验我们也身在其中
的伟大而使人们互相依赖的生命之网。

参考目录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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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娜·诺伯格·霍奇，作家及电影制作人，是经济本地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通过撰 写文章和在三大洲发表公开演讲，四年来她一直在提倡给个人、社会和生态都带来福利的经 济学。她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分析学家，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发展对地方社区、地方经济 和个人认知的影响都有所建树。她是一位“本地化”或者说是地方分权的拥护者，认为经济 的本地化是消除这些不利影响的一种手段。因此在 2012 年她获得了著名的 Goi
和平奖。她 的著作《古老的未来》及同名的电影，已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并销售近五十万册。她同 时也是一部获奖电影《幸福经济学》的出品人兼副导演。海伦娜撰有大量的文章、论文、书 籍，并且是两部关于食物和农业的书籍《把食物经济学带回家》《从头开
始：思索农业产业 化》的合著者。
《地球杂志》将海伦娜列为世界“十大最有趣的环境学家”之一，在卡尔·麦克丹尼
尔 的著作《宜居星球的智慧》一书中，海伦娜被描述成“八个改变世界的远见者”之一。
自从
1975 年，她就和拉达克（又称“小西藏”）人民一起工作，试图找寻在不牺牲其社会和生态 价值的前提下使他们的文化适应现代世界的办法。她因此被授予了优质民生奖（又称“小诺 贝尔奖”）。
海伦娜专门研究语言学，曾求学于瑞士、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其中包括伦敦
大学和麻省理工。她用七种语言在众多大学都做过演讲，包括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墨尔本
大学、东京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并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能源和资源组织讲师，也是舒马赫学院的常驻讲师。海伦娜出现在世界各地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上， 包括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时代周刊》、《悉尼先驱晨报》、《卫报》。
海伦娜是本地化之未来组织以及本地化国际联盟的创始人和主导者，也是国际粮食和农 业未来委员会、全球化国际论坛、全球生态家园网络的创始成员之一。

本地化之未来
Local Futures“本地化之未来”组织和国际经济文化社会组织（ISEC）通过全面促进从经济全球化转 变为经济本地化来更新生态、社会、精神的状态。我们最重要的幸福经济项目向社区提供了 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工具，以及来自南北半球的一系
列具有开创性项目的国际论坛。
本地化之未来组织已经在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办了一系列基层项目即通过介绍喜马拉雅地区的拉达克、不丹、尼泊尔以乡村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在欧洲、美国、澳 大利亚建立农贸市场。作为出谋划策的团队，本地化之未来组织也创作了书籍、电影、连环 画，开展了研讨会、公共演讲、共同学习课程，旨在激发斗志，提高生态和社会的福祉。本 地化之未来是最早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当地粮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也是唯一从全球视角 出发的组织。本地化之未来组织已经出版了不少批判工业化粮食生产系统的书籍和研究报 告，这些文字资料促进了当地出台备选方案，并且其自媒体“当地粮食工具箱”赢得了德里 克库玻杯的竞选新闻奖。
本地化之未来组织于 1978 年的拉达克项目开始运作。这个组织最开始聚焦于支持拉达
克的本土文化，以平衡由旅游业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对消费文化的理想化想象。本地化之未来
组织联合当地领袖一起在该地区建立了第一个非政府组织，并促进有机农业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如今，本地化之未来组织在美国、英国、墨西哥、加拿大设有办事处，并且在德国和日
本也有姊妹机构。

www.localfuture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