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63
No.17,（2009）pp.63-68

德国图书馆中文藏书述要杨慧玲德国柏林前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曾经傲居欧洲，学者们往往慕名前往；相比之下，德国下萨克森州汉诺威附近的 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图书馆并不以中文藏书闻名。
2009 年，
我在德国访学半年期间，调研了德国这两个图书馆的中文藏书。
柏林前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最为著名的是“汉学书库”，若非亲临柏林前国家图书馆，否则很难体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批中文藏书的毁损。张国刚教授在“中国人编写的葡汉词典——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访纪”一文中介绍了德国柏林图书馆汉学书库的历史渊源，汉学书库始于勃兰登堡选帝侯威廉大帝，自 1665 年起，他委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私人朋友代为搜求中文书籍。现在所见汉学书库的卡片目录、各个时期编写的目录，甚至就连读者索书使用的电脑目录
反映的仍是战前的收藏情况，因此，即使找到了汉学书库藏书的书名和索书号，却常常失望地发现该书现已遗失，或者在波兰、俄罗斯等地，那些在馆的汉学书库藏书反倒像漏网之鱼般侥幸。
使用汉学书库的藏书，必须依靠中文馆员和读者服务人员的协助，确认是否在馆。在中文馆员 Dr.
Gumbrecht Cordula 博士的帮助下，我有幸进入书库参观了汉学书库，并阅览了一些中文藏书。目前在馆的中文藏书的数量只占原汉学书库目录的很小一部分。
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图书馆的中文收藏，略晚于柏林前国家图书馆汉学书库的起始年份。1666 年 Herzog August（1579-1666）去世时留下的大量中世纪手稿、欧洲摇篮本书籍奠定了该图书馆的西文珍本馆藏基础。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1691 至 1716 任馆长期间，积极购买珍贵手稿本，开创字母排序编排目录的方法，设
计新的图书馆，为该馆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来华耶稣会士了解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的中文手稿及中文书籍最可能是这一时期收集来的。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图书馆历任馆长不乏饱
学明贤之士，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加之未受历次战争破坏，现在，这个图书馆已建成德国最著名
的十七世纪研究型图书馆。其丰富的手稿藏书、专业的图书馆检索系统和高效的服务，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者来此进行研究。
我查阅了这两个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发现有两大类书具有共性：一类是为学习汉语语言而收集的中文书籍，另一类是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述。这两类中文藏书所占比重较大，此外还有两个图书馆相同或可互相参照的中文书籍，在此择要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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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最常见的十七、十八世纪学习汉语的材料主要是中国儿童蒙学课本，如《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图注》等书籍，而《三字经》、《千字文》等书是中国元、明、清时期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蒙学识字课本。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藏的《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的字里行间或页面空白处多有拉丁文手注，对每个汉字逐字释义，这显然是学习者个人使用过的课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他们汉语学习的过程。德国这两个图书馆的中文书籍基本上没有任何标注，仅在柏林前国家图书馆个别中文书籍的扉页上出现过作者题字。《三字经》、《千字文》都是民间流传版本，没有注解。以中国儿童蒙学课本做教材学习汉语，始自入华耶稣会士，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虽然当时已出现了许多种学习汉语的教材和工具书，但是新教传教士和欧美外交官对这类书仍情有独钟。究其原因，在于这类蒙童课本收入的都是生活中最常用的汉字，生词量控制在一千常用
字左右，三四字一句的内容呈现方式易学易记。最重要的是，这类课本中识字和中国文化知识交织在一起，其间穿插中国历史人物和德育故事寓教于乐，使得语言学习不再枯燥，了解中国习俗
文化不再抽象。
《千家诗图注》是完成识字后，学习中国诗文的最佳课本。柏林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钟伯敬先生订补千家诗图注”上下两册，由绍秘楼刻印出版。书中收入的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等浅近易懂、脍炙人口的名篇，题材广泛，图文并茂，诗文后还有注释，比纯文字版的《千家诗》更易为欧洲人学习使用。柏林前国家图书馆的汉学书库目录有《千家诗讲解日记故事》、《鑑韵幼学诗》等书，现已佚失，因此无法查考此类书是否也是用以学习诗文的课本。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明清时期蒙童教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模式对欧洲人的汉语学习也同样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另一种在海外所见用以学习汉语的中文书籍是民间生活百科全书性质的万宝全书。这种书多为民间摘抄刊印出版，版本繁多，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图书馆的《万宝幼学须知》
是民间蒙童类万宝全书的一种。Wolfenbüttel《万宝幼学须知》于庚申孟秋文萃堂梓行，同于万宝
全书类内容杂收的特点，内容有十八宿全图、輿地，接着是“小儿论”，孔子路遇小儿，与小儿的对话，就连孔子都觉得后生可畏，旨在为蒙童励志。
“小儿论”页面上是孔门弟子名单。随后是“百家姓”，页上有历代名贤。后又见《增补素翁指掌杂著全集》书名，页面上注明了此册是由王百谷先生注释，陈眉公先生选集，千赋堂出版。查日本汉籍目录，康熙八年（1669）千赋堂版的同名
著作的描述与Wolfenbüttel本相同。
《增补素翁指掌杂著全集》的第一部分“杂字”的页面有两大组成部分，上面是图文版汉字，第一页的插图汉字有“天、云、雷、雨、日、月”，都是最简单实用的汉字；下面是分类知识和词汇，第一页对“鱼虾门”的名物进行解释，后面有“食味门、五谷食味门、蔬菜门、果子茶料门、花草门”等相当广泛的内容。
“杂字”后有李贽编写的“家中书札”、“帖式手镜”、“关约契式手镜”，提供了日常生活中家庭、宗族、友人、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书信、礼帖、契约等文书范例。这部万宝全书既有最基本的看图识字，如杂字中的“天、云、雷、雨、日、月”等字的图文部分；“杂字”中也有对疑难名物的通俗讲解，如“菠菱菜”解为“又名红根菜”，“椒房”解为“皇后卧房”等，另有一些字词是从文化传承以及文化根源的角度进行解释，如对“馒头”解为“孔明征孟获班师马虏水不能度孔明乃用羊豕裹面包像人头祭神明故称之曰馒德国図書館中文蔵書述要（楊）65

头”，“核桃”解为“汉张骞使西域得种归中国后石勒讳胡改名核桃”。1“杂字”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名词事物，总体上以识字、广见识为目的。然后，此书循序渐进地进入到日常文书部分，有“家中书札”，兄弟父子之间的问候书信；“卓吾李先生校士民切要帖式手镜”，即各种请客或者礼
尚往来的文帖；“李卓吾先生校士民切要关约契式手镜”，收入与私塾老师、训蒙、兄弟分家、做生意、官府禁约、买田买屋、婚娶等一类的合同契约文书。这三部分以教授读写书面汉语为目的，
从日用文书的体例、格式、特殊用词、表达等方面为日常书面汉语提供范例，供大众观摩借鉴并
照此使用。书中称这些日用文书类是李卓吾（李贽）编写。中国素来重视蒙童教育，历史上也不乏大学者编写蒙学教材的实例，例如李斯的《苍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班固所做的《训纂篇》及其续篇，蔡邕作《劝学》，朱熹编写的《小学》等，《三字经》也被多数人认为
是大学者王应麟所作，万宝全书类的民间书籍的作者无法考证，李贽作也是一种说法。最令我惊
奇的是，“家中书札”与“关约契约手镜”部分竟然与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 1628
年的荷兰文-拉丁文-汉语手稿词典的附录中的绝大多数内容相同，我曾作了比较，凡是相同的部分，
都是一字不差地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词典附录中有一些内容是《万宝幼学须知》未收的，此外，两者相同的内容，出现的先后顺序有变化，也有《万宝幼学须知》有而词典附录未收的内容。这
充分说明此类幼学万宝全书是当时手稿词典作者编写附录日常汉语文书的最主要的来源，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因使用了不同版本的万宝幼学类书籍所致。《万宝幼学须知》是一个从小儿立志问学、识字、写字、增广见闻、书写日常文书的自足系统，1628 年的荷-拉-汉手稿词典充分借鉴了这样
的学习系统，手稿词典正文体现了以汉字、词语为主的查询、识记汉字词语功能，无所不包的各类实用文书作为词典附录，为之配上罗马注音和外文释义，堪称最佳的实用汉语教材。由于编写者是欧洲传教士，所以兼收了中文传教资料，以满足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需要。这个事例也充分体
现了海外藏中文书籍的其他重要价值。
海外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另一类最常见的书籍是欧洲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述，柏林前国家图书馆目录中收入的耶稣会士著述不少，如《几何原本》、《几何补编》、《奇器图说》、《七克》、《职方外纪》等，其中有些书有多个不同索书号，但是遗失情况非常严重。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Bibliothek 图书馆也有《天主实义》下、《圣教日课》、《坤輿图说》等耶稣会士中文著述。国外现藏明清时期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宗教、医学、科技等方面的中文书籍也都是由他们带回欧洲的，欧洲入华传教士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确实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述
以耶稣会士的中文著述最多，这也是耶稣会不同于其他入华修会的一点。早期入华耶稣会士不仅重视学习官话口语和书面语言，同样注重中文翻译和著述，出版中文基督教译著。然而，颇为讽
刺的是，17 世纪中叶，当华耶稣会的传教事业凭借语言策略获得了发展，他们却为传教事务所累，而逐渐失去了中文学习和著述的优良传统。事实上，海内外所见的耶稣会士中文著述基本都是早

1

明版《增补易知杂字全书》对“馒头”与“核桃”的解释与本例极为接近，详见吴惠芳《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局，2007，77-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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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入华传教士的著作，后来的入华耶稣会士的语言造诣鲜有人能达到前人的水平，因而只是再版
或者翻印前耶稣会士的中文著述。早期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翻译、著述和出版也曾得到中国文人、官员、出版商的帮助和资助。
入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述的风格与耶稣会士著述截然不同。语体更为通俗，体裁也更为多样，有趣的是新教传教士模仿《三字经》、《千字文》风格撰写的宗教小册。麦都思的《新增三字经》“化天地 造万有 及造人 真神主 无不在……神造人 照自像 性为善 心为良 我始祖 男与女
最快活 在园里 神赐人 可常食 凡在园 有果实 惟有禁 树一根 食之者 失神恩 有恶鬼 以謟言
迷惑之 得罪天 这一错 坏人性 皆为恶……”三字一句，从神主的恩威，伊甸园人类始祖的原罪失恩，谈到耶稣救世人的神恩，劝说世人信耶稣、敬畏神，认罪得永福。柏林图书馆另有一本《婴儿书课》，内封书名《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作者匿名，时间不详，课文共三十三课，模仿《千字文》，全是四字一句，内容既有蒙童知识教育，也有基督教知识，如“第十三课天下多人 几

百千万 无住一所 万国分散 一有唐人 住在唐山 二有红毛 三优和兰 祖家列国 各有其民

在外

州府 亦有番人 有人面白 有人面红 有人面乌 各处不同……第二十三课 西天耶稣 真是圣人 神天之子 极其可怜 耶稣本处 即在天堂 惟其降世 救人灵魂 耶稣生时 有天神降

告我世人 圣人出现”。这一本读起来更像是中国人所作，在基督教会学校使用的课本。米怜在马礼逊支持下，1815
年在马六甲创办的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柏林图书馆的此刊不齐。1815 年的创刊号
上，除了宗教文章，还刊登了一则义馆告示，招收失学儿童入学接受教育，预报月食的时间，刊
末还有“年终诗”四首，摘录如下：“其一：日月星辰常运行。川流不息亦无停。世人生命总有限。
每到年终该想明。其二： 生命长短有定数。年随运转少不多。终了一年老一岁。须想徃日罪如何。
其三：一年四时十二月。白头到尾多行为。心话与行向人已。前罪痛悔后无违。其四：神恩保我得长生。赐我衣食该事神。不知死日并后事。年终省察遵神行。
”米怜曾向马礼逊提起，他鼓励身边的中国助手闲暇时作诗，这些诗很可能是中国助手所作。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新教中文刊物较多，这要归功于柏林的纽曼教授，曾亲赴中国收集中文书刊，得到了马礼逊、郭实腊的帮助。柏林前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郭实腊翻译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封面上还有郭实腊 1851 年在广州的亲笔题字。该馆目前仍能看到一些如《节录成章幼学问答》、《新纂节录圣经释义》等新教中文著作。
柏林前国家图书馆中有一部印刷本的汉葡词典，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图书馆
则有一部手抄本的《佛朗机化人话簿》，这两本的作者和时间不详，但明显都是中国人学习葡语的材料。编纂的方法类于《华夷译语》，以汉语音写外文，分类录写外文单词发音。柏林前国家图书馆的书名为《澳门番语杂字全本》，红色封面上有一配剑葡萄牙人像，“省城第七甫五桂堂藏板”，
目录的内容包括“天地类、人物类、身体门、言语通用、买卖问答、穿着门、食用门、物件门、
绸缎门、颜色门、洋货门、铜铁门、数目门、丈尺门、斤数门、担斗升门”等十六个门类，但这本书只到食用门，后面部分都已遗失。从天地类的收词来看，内容详过《华夷译语》，收有一些当地用语。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图书馆的手抄本《佛朗机化人话簿》也不全，能看到的有“地理门”“时令门”“人物门”“人事门”“花木门”“身体门”“器用门”“数目门”“采色德国図書館中文蔵書述要（楊）67门”“鸟兽门”，还有一些很长的买卖对话。这两部书的音写汉字完全不同，还有待高明做深入研究。澳门的葡萄牙人对华贸易始于十六世纪中后叶，兴于十七世纪，这些中国人学习葡萄牙语的
材料都是早期中欧语言接触的实证，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历史材料在今天尤其罕见，因此，这两份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德国这两个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与中国、日本的中文书籍相比，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与中国国
内图书馆的收藏特点迥异。然而，这些中文书如何来到德国，为何德国的图书馆珍藏这些并不被国内图书馆重视的中文书籍或材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并值得探究的问题。我曾在 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图书馆看到一些杂乱的中文手稿，初看就是中国人记帐的本子，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把几页没名堂的东西当宝贝。接连看到了好几份类似的东西时，我才开始有了不同的认识。他们之所以重视这些手稿账本的真实原因在于，这些手稿账本上记录有汉语的物品名，数量，价钱，而且又是手写体，因此可以当作学习汉语的真实语言材料。与这些账本收在一起的中国人
手抄书信，想必也是同样的目的。在德国的图书馆中看到康熙十九年刊的《名公日记故事》，重读中国传统的尊贤、仁义、孝亲、友悌、节操道德故事，也是特别感慨，孔子在当代的中国，恐怕真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了。德国的图书馆中时常看到一些满文书籍，我不能解读，却意外发现 19 世纪的德国汉学家甲伯连茨（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卡拉普罗斯（JuliusKlaproth）都懂得满文，甲伯连茨还曾借阅过这些满文书，高度赞赏书中的内容。柏林前国家图书
馆见到了克拉普罗斯编写的书目，收入了超过 60 种语言关于亚洲语言历史的书籍，分类相当科学，
而且许多书都是根据克拉普罗斯个人的藏书编入的。这些欧洲汉学家的研究精神真是令人佩服。
这两个图书馆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制度、医学等方面的中文书籍，体现了他们对
中国文化的兴趣。海外看中文书籍，一种别样的阅读和思考。行万里路，只是重新读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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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Cod. Guelef.117.1-extra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