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
No.43,（2023）pp.1-21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中越边界误解成因考释
林 宏
摘要：作为欧洲第一部刊行的西文中国分省地图集，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对此后很长时期的欧洲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其地图与图说文字中却存在对中越边界的严重失实图示与描述，误以为在制图年代广西省西部、云南省东南部的大片土地已非中国境土。本文通过文
本细读，运用比较地图学方法，指出卫匡国的误解主要来自于对一幅已佚失的明代总图“人迹图”
的误读，同时卫匡国制图时所倚重的《广舆记》中的一些文字记载可能也对误解起到催化作用。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新图志》的性质，还原十七世纪中叶东西方之间地理知识传递、再生产的复杂历史场景。
关键词：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人迹图”；中越边界；制图过程
一. 引言
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下文简称为《新图志》）1655 年在阿姆斯特丹由欧洲重要制图家约安·布劳（Joan Bleau）出版。
《新图志》中登载制作精美的中国总图与分省地图，还有长达 171 页的拉丁文地理图说，后者由长篇前言与分省图说
构成，附有一些对中国周边地域的介绍。
作为近代欧洲第一部刊行的西文中国分省地图集，《新图志》被陆续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不断再版，是数代欧洲读者认识中国的要籍。此前欧陆印本地图上的中国图示简略而过时，《新图志》
地图取而代之，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欧洲制图家绘制中国的典范，其图说则是同时代最系统、详细的
西文中国地理描述。卫匡国的图、文均在欧陆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
芬（F. von Richthofen）将卫匡国比作西方“中国地理知识之父”的赞语并非过誉。1
虽然《新图志》在地图史、地理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出地位，但以今人眼光审视，
书中图、文却存在大量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对欧洲人中国知识的准确性产生负面影响。今日研究中
指出这些错讹的同时，还需考辩其成因，从而深入揭示《新图志》的性质。本文即探讨《新图志》
中对中越边界的严重误解：《新图志》分省图说中，误将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多个府州记作已被东京国占领，2 在广西、云南分省地图上也有相应注记。

1

F. von Richthofen,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1,Berlin:1877,

p.676。
2

卫匡国将东京国写作“Tungking”、大致对应于安南后黎朝阮、郑对峙时期郑氏控制的北部地区，在其南侧为“Cochinchinam”国，今译交趾支那，大致对应阮氏控制的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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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各国学者对《新图志》的探究已近二百年，成果极为丰硕，3 却无先行研究提及此显著
错误。二十世纪末起，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在梅文健（Giorgio Melis）早期工
作的基础上，花费三年时间对《新图志》拉丁文图说进行意大利文翻译，并添加大量译注，涉及图
说的文献来源与历史背景等问题，白佐良去世时尚未全部完成，经其他意大利学者整理后，译本终于在 2002 年出版，4 但译注中仍未对中越边界误记做任何辨析。5尽管围绕《新图志》已有悠长的研究史，但两份关键史料与《新图志》间的关联性在晚近浮现，
可促使研究提升至新的层次。卫匡国 1643 年进入中国内地、1651 年返欧，《新图志》在归途中开
始制作，因入华时间不长，游踪不广（仅造访东部七个直省的少量地区），制图时大部分地理知识
得自中文图志。6 因此对卫匡国所据中文资料的解读至关重要。
第一份史料是卫匡国添加大量批注的晚明地理书凝香阁刻本《广舆记》，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批注与《新图志》制作过程密切相关，故可称此本为“工作本”，梵蒂冈图书馆近年已将工作本全书高清扫描公布。7依据工作本，可知此前许多学者所持卫匡国主要参考《广舆图》的观点并不准确，经细致解读，可将卫匡国制作《新图志》的最主要步骤还原出来，笔者已有系列研究。8第二份史料的关联性最近由比利时学者康言（Mario Cams）揭示。在 2019 年发表的研究中，
他认为卫匡国应曾参考《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崇祯十七年/1644 由曹君义发行）或同系舆
图（下文概称此系舆图为“人迹图”），理由是此图附表中对各省户口数字及各省城间里距的记载3系统性的学术回顾参见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制图方法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2018 年。
4（意）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第三卷引言》，载张西平等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 年，第 264 页。
5Martino Martini, Nous Atlas Sinensis, Opera Omina, Volume III, edizione diretta da Franco Demarchi, a curadi Giuliano Bertuccioli, Trento: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Trento, 2002.
6

卫匡国本人坦承此点。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1655），第 26 页。以下引文均为这部拉丁文初版的页数。本文翻译引文时参考了意
大利文译本。
7梵蒂冈图书馆网站，网址为：http://digi.vatilib.it/view/MSS-Barb.or.135，检索时间：2020 年 8 月 3日。
8白佐良等意大利学者在译注《新图志》时最早利用了《广舆记》工作本，但仅限于《新图志》拉丁

文地理图说与《广舆记》正文的部分比对。笔者已发表数篇利用工作本进行研究的论文，参见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绘制方法——基于梵蒂冈藏卫匡国批注本<广舆记>之<广东省图>的研究》，
载戴龙基、杨迅凌主编：《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47-397
页；《<广舆记>与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城址经纬度推定过程研究》，《历史地理研究》2021 年第 1 期，
第 117-140 页；《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山川绘制》，《形象史学》2021 年秋之卷，第 261-291 页；《卫
匡国<中国新图志>经纬度数据的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 年第 1 期，第 29-43 页。另可参见
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制图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8 年；《晚明清初中西地
图交流史专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20 年。

3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9

同《新图志》图说序言中的数据基本相符，在其他明代地理图志中则无如此高拟合度的数据。 康
言的研究颇具启发性，将“人迹图”首次与《新图志》联系起来。不过，关于卫匡国具体使用的“人迹图”版本可做进一步分析，且康言的研究未对“人迹图”内容丰富的地图本身做具体分析。
实际上，卫匡国在诸多方面都深入利用了“人迹图”，此图是卫匡国制作《新图志》的重要辅助资料。
本文将主要针对《新图志》及上述两份史料展开分析，一方面，对关键文本做细读比堪，另一
10方面，倚重比较地图学方法， 在缺少制图者本人关于制图资料与方法直接叙述的情形下，经由对相关地图上图形、注记的细节比对，尝试揭示制图过程之“黑箱”中的奥秘。进而结合对文本、图
像的解读，指出卫匡国中越边界误解的根源，推进对《新图志》知识来源、制作过程等问题的认识。
二. 《新图志》图、文对中越边界的严重误解
在《新图志》分省拉丁文图说之广西总述中，卫匡国称“此省境土并非皆由中国皇帝掌控，部分区域属于东京国。我在地图上用虚线将这种差别表示出来”。

11广西图上确有一道虚线将省境

划为两部分，标写“此线以南地区归属东京王国”，据之，则约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已沦于东京（图 1）。

图 1 《新图志》广西图“中越边界”及相关城址位置示意图《新图志》广西省分节图说中也有系列叙述：“第七府（Urbs）南宁”节，称“此府南半部从中国人的统治下叛离后归属东京王国”。129

Mario Cams (2019), De Novus Atlas Sinensis van Martini en Blaeu (1655) en zijn Chinese bronnen.Caert

Thresoor—the Dutc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2019-4.
10

国内学界的地图史研究中，钟翀最早明确提出运用“比较地图学”方法，见钟翀《<天津城厢形势

全图>与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图》，《历史地理》2013 年第二十七辑，第 312-321 页。
11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2 页。

12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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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第 43 号（2023）“第八府太平”节，称“此府为全省至关重要之地，位于山地南侧，曾经居民密布、沃野相连，
现已归属东京王国，不在中华帝国境内”，卫匡国列出府内所辖基层政区名后（此为《新图志》分省图说的常规内容），续称“这些是依据中国官话记下的地名，但我不知东京国属民怎么称呼这些
地方。很遗憾我们的神父们没能绘制一幅关于此王国的详细地图或编制一部详细地志，能够将这13些地名的东京语表达都记下来，或者至少转录下它们的读音”。

“我们的神父们”应指在东京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卫匡国认为太平府已被东京国占据，还描述道“中国地理学家称此处的居民
为野蛮人，因为他们不从属于帝国，并且几乎遗弃了中国的礼俗”。

14“第九府思明”节，称“中国著作中称此城为东京国的都城，东京国亦称安南国。我认为这是确切的，本地居民把此城称作 sinhoa。不过我常听说此王国有南北两个都城。此地原归属于 pegao
的统治者，汉朝时称 kiaochi，唐代首次建立名为思明的政区，明代沿用此名。当黎朝首领起兵后，此处脱离了中华帝国”。15“第十府镇安”节，称“此城及此府全境属东京国”。

16

17“第十一府田州”节，称“此处同样由中华帝国转投东京国”。

“军事府（Urbs Militaris）思恩”节，称“此处属东京国”，又称“此处居民曾经野蛮愚昧，
此后当地臣服于明朝，他们学习中国文字、书籍，穿着中国衣冠，甚至当此地很快从中国分离后仍18

然保有这些文化”。

“第一州（Civitas Major）泗城”节，称“此州及所辖的程县之地均属东京国”。19
章末“要塞（Munimenta）”节，称“此省邻接云南省处，有两个现属东京国的要塞：1.上林，
2.安隆”。20《新图志》云南省图说的总述中称部分政区“已不再隶属于本省，而是归于东京国或称安南”。
21

分节图说中也有相关内容：“第三府临安”节，记有 9 处要塞，并阐发道，“此府要塞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临近东京王国之故。中国皇帝不得不在此安置大量驻军以抵御来自东京王国的入侵。实际上此府以东的土地均
22

已沦陷”。

13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7 页。

14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7 页。

15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7 页。

16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8 页。

17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8 页。

18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8 页。

19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8 页。

20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48 页。

21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55 页。

22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58 页。

5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第八府广南”节，称“此府及所辖富州均被东京国占领，脱离了中国。凭借高大雄伟的山脉
阻隔抵御来自中国的征讨”。23“第九府广西”节，称“此府之地属东京国”。24“第一军事府曲靖”节内，阐释军事府的含义为“军与民混居”（对应于中文的“军民府”），
25

称此军民府临近东京国，有效地抵御外侮。

26“第七军事府元江”节，称因为此地“靠近东京与老挝”，因此设有一处军事要塞。

据上述引文，位于云南东南端的广南、广西二府已归属东京国，临安、曲靖、元江三府则与东
京国相距不远，其中临安府引文中的“府东之地”即指广南、广西二府与前述广西省西部政区组
成的整片连绵“沦陷地带”。在《新图志》云南图上虽无广西图那样的明确线条，但在省境东南端界线边有注文云“此省的这些地方归属东京国”，与图说相合。
27

实际上，稍具明清史常识者便可发觉卫匡国存在严重误解。 卫匡国撰述时正值明清易代，虽
时局动荡，但越方从未大举进取南明、清朝相继控制的滇、桂边境。需补充说明的是，此时越南北部势力其实包括两支，除前述郑氏主政下的后黎朝政权外，还有割据的高平莫氏，卫匡国亦不明此节。
卫匡国的认识亦与明代中越边界沿革不符。明初继承元与安南陈朝边界，1400 年胡季犛篡位
建立胡朝。陈末时曾侵占广西思明府沿边禄州、西平州，胡朝建立后未归还，又于 1404 年侵夺云南临安府宁远州所辖沿边猛、慢等七寨。永乐四年（1406）起明军攻入安南，胡朝灭亡，永乐五年
至宣德二年（1407-1427）为短暂的“属明时期”，明廷在安南设置府州县，1427 年黎利率起义军驱逐明军，1428 年后黎朝建立。明、黎间时有边界变动，但涉及州县层级者仅宣德二年的两次，
一是禄州、西平州再度归属越方，二是宁远州全境被越方占据，明中后期宁远州的部分土地又还属中国。此外另有一些峒、寨、村等基层聚落的改属。28 要之，除“属明时期”外，从明初至清初中越边界仅有下层政区或县下聚落尺度的局部进退，未发生过如卫匡国误解的那般剧烈变动。
还可分析卫匡国误解里滇桂诸地“转投”东京国的时间节点问题。
《新图志》图说多数条目中对此并无明确表达，仅在思明府节中称因“黎朝首领（Ly præfectis）”起兵而脱离中国，应指黎利
建立后黎朝事，南宁府节中所称叛离中国应也指此时。
在《新图志》书首长篇前言中，卫匡国除了概述中国地理，还在末尾特列诸小节介绍边疆或域23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60 页。

24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60 页。

25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61 页。

26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64 页。

27当时中越边境东段中方一侧为广东省廉州府，《新图志》对此府的图、文表述中未涉及边界变动问题。
28

参见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161-164 页。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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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诸地，其中包括安南王国（Regnvm Gannan）一节（此处卫匡国借鉴中文“安南”概念，范围大
于西人概念中的东京国，详下文），介绍当地在秦汉唐治下的古代史及明初风云变化的“当代史”，
明确称 1428 年起安南再度脱离中国统治。29 结合前引思明府节中的表述可判断在卫匡国的误解中
上述滇桂诸地在后黎朝建立时改属安南。
三.《广舆记》相关文字的参考性及卫匡国转译时的误读与修改
卫匡国未踏足滇、桂，对二省的知识主要得自中文图志。前引《新图志》思明府图说中，卫匡
国称依据中国著作此府就是东京国都城，此处显系杜撰，思明府未曾属安南，所谓依据中国著作只是为提升欧洲读者信任度的技巧性表述。后续所谓“本地居民”间的越语称呼“sinhoa”也是凌虚30

蹈空，翻检当时西文图、书，未见东京国范围内有此地名。

在《新图志》滇、桂二省篇章中，卫匡国未曾点明创作过程中中文图志的真正作用。本小节先通过细节比对，阐明本文所论区域内，《新图志》与卫匡国所最倚重的凝香阁本《广舆记》间的关
系。
《广舆记》最初由陆应阳编撰，1600 年出版，主体文字来自《大明一统志》，删去部分栏目，对剩余栏目也做显著删减，并补充陆应阳从其他史地文献中搜得的资料，无地图。
《广舆记》版本
众多，凝香阁本是最早的内容有明显更改的版本，由阎光表改编，最显著差别是补入十六幅地图，
包括一幅中国总图与十五幅分省图，此外还对正文做少量添改。凝香阁本的出版时间在十七世纪
前期，不晚于 1626 年。31
32

《新图志》分省图说的最主要中文资料就是《广舆记》的正文。 仔细分析前小节的滇、桂二
省引文，可知其中包含大量卫匡国对《广舆记》的借鉴，但又包含误读。
一些表述明显与《广舆记》原文有直接联系：如前引思明府节中的历史叙述便得自《广舆记》
思明府节“建置沿革”门，对应“古百粤地，汉属交趾，唐置思明州，国朝为思明府”，思恩府节
风俗描述的前半部得自《广舆记》思恩军民府节“形胜”门，对应“其俗猺獞杂处，不事诗书，本33

朝建学，粗知礼事”。 广南府节中的地形分析源自《广舆记》广南府节“形胜”门，对应“山崖34

高峻，固若金城”， 但原文只是对地势的客观描述，《新图志》中“凭借高大雄伟的山脉阻隔抵
御来自中国的征讨”云云则是卫匡国基于此地归属安南的误解而做的演绎。 然而，《新图志》中关于滇桂府州陷入安南的失实描述显然不可能在《广舆记》中找到直接对应的一词半句，但仍需经由文本比对，探讨是否可能是出于卫匡国对《广舆记》的误读误译、甚或受到《广舆记》本身某些误
29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25 页。

30Sinhoa 或可对应于南方阮氏控制的顺化城，有待进一步探讨。

31对凝香阁刻本年代的分析，参考海野一隆《地図文化史上の広輿図》，東洋文庫論叢第七十三，東洋

文庫，2010 年，第 194-195 页。
32

参见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山川绘制》。

33[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梵蒂冈图书馆藏凝香阁本，卷二十。

34[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凝香阁本，卷二十一。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7记的影响，从而形成《新图志》中的严重误解。
《广舆记》卷二四《外夷》“安南”节“沿革”门记云：古南交地，秦属象郡，汉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改交州。国朝洪武初归附，赐安南国王印，王姓陈氏，为权臣黎季犛所篡，永乐初发兵进讨，俘获季犛父子，郡县其地。甫定35而黎利复叛，宣德间遣使谢罪，因宥而封之。

《新图志》前言的“安南王国”节中卫匡国的表述可翻译如下：
中国人所称的安南由东京王国与交趾（Kiäochi）或称交趾支那（Cochinchinam）构成，安南古
称南交（NanKiäo）,秦代时此地由象王朝（Siang dynastiæ）统辖，汉朝最穷兵黩武的孝武帝将此地
尽数占据，施以中国的治道与法律，首次将此地称作交趾…（中略，内容为关于“交趾”名称释义）…唐代称之为交州。然而中国人对这片土地的兴趣似乎一直不高，据说是因为当地民俗粗鄙，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当地人喜爱自主自治，凭借优于中国人的武力与精力，他们易于保有自由。
290 年前的明代初年，安南屈服于洪武皇帝，但明帝采用分封方式，将此地封给陈姓国王。不久后国王被三个黎姓官员杀害。他们掌控了王国。永乐皇帝知晓此事后处决了两位叛变者，第三位
则逃脱了，安南重新成为帝国一省。安南人刚放下武器不久，那位逃脱者就出现了，安南人再次将
中国人赶走，重新掌控这片土地，并且明智地派出了一个使团。当时的宣德皇帝爱好和平与逸乐，而不耽于帝业，鉴于此地人民不断反抗，又无足轻重，就将此地分封给黎氏治理，只需每隔三年带
厚礼朝见一次即可。
如此，约在公元 1428 年这片土地从中华帝国分离。但内部纷争使得此地并不安宁，土地一分
为三，第一部分是老挝王国，第二部分是东京王国，第三部分是交趾支那王国，此外还有部分土地
留在了广西、云南二省”。36比对可知，卫匡国主要基于《广舆记》而展开铺叙，但又对原文做出不少曲解，显著者包括：37①不知象郡性质，误解为独立王国，相对于《广舆记》表述中的秦代， 卫匡国将安南地域被纳入
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时间推后至汉武帝时。②《广舆记》所记汉武帝平南越后所置涉及安南之地的
三郡中，卫匡国只译出交趾，可能因“交趾”之名与后世西文“交趾支那”称呼间的密切联系而做特意强调。卫匡国所谓汉武帝时“交趾”首次出现之说亦不确切，实则“交趾”早已出现在先
秦文献中。③建立后黎朝的黎利并未参与胡季犛父子（原姓黎，故《广舆记》作“黎季犛”）篡陈
之事。至于引文末称老挝也属安南则完全出自卫匡国臆想而添写，且与引文文首所述范围矛盾。
为便于深入分析，下文用“安南地域”指代卫匡国本人不确切认识中具有历史演变整体性的、
与中国分合无定的区域概念，用“属安政区”指代《新图志》图说中记载的在明代陷入东京国的滇35[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凝香阁本，卷二十四。

36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25 页。

37

关于秦象郡南界是否已深入今越南中南部问题，百余年来当代学者有反复辨析，但此前明清学者未做过具体考证，通常受《汉志》自注等文献影响以为秦象郡应包括汉日南郡，亦即深入今越南中部地区，《广舆记》原文即承此说，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197-198 页。

8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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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桂西政区，“属安政区”包含在“安南地域”范围内，位于后者的北端。据此，卫匡国在“安南王国”节中的表述可概括为：“安南地域”在汉武帝至唐代期间直属中国，明代永乐年间一度又短暂直属中国，而洪武至永乐前期及宣德以后则以封王的形式自立（卫匡国不完全理解朝贡体系，将册封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做了不恰当的比附）。
那么，在《广舆记》滇桂二省各节“建置沿革”门内，是否存在一些对应记载，可启发卫匡国
据之定出子虚乌有的“属安政区”名单呢？
《广舆记》广西省内的以下词句可能起到作用：南宁府记“周为百粤地”，太平府记“古南粤地，汉属交趾郡”，思明府记“古百粤地，汉属交趾”，镇安府、思恩军民府、泗城州、上林长官
38司、安隆长官司均记“古百粤地，汉属交趾郡”。

需指出，其中多数条目记当地沿革为汉属交趾郡，皆是《广舆记》误记，因据今人复原，明代
39

广西西部地域在汉代应属郁林郡，而非交趾郡， 但卫匡国显然无法辨出此误，因此《广舆记》的
失实表述可能会加深他对这些地区属“安南地域”的认识。不过，仅依靠“汉属交趾”无法得出《新图志》中的“属安政区”名单，因为多有反例。一方面，《广舆记》南宁府“建置沿革”中记
40

41“汉属郁林”， 广南府无赵宋前沿革，广西府则记作“汉为益州牂牁地”， 三府也被卫匡国认42

为属“安南地域”。另一方面，庆远府“建置沿革”记作“汉交趾日南二郡界”， 却不在“属安政区”之列。
此外，“古南粤地”、“古百粤地”也无法作为卫匡国的判定标准，因为它们同时出现在两广其它不少非“属安政区”的府州之“建置沿革”叙述中，而被卫匡国识别为“属安政区”的云南省广南、广西两府“建置沿革”记载中也无“南粤”、“百粤”等语词。
综上，《广舆记》“建置沿革”的部分文字或可起到提示作用，但无法决定卫匡国误解中的“属安政区”名单。事实上，仔细比对《新图志》与《广舆记》文字，还可发现卫匡国在翻译“建置沿革”时似业已心存“属安政区”的名目，而对“建置沿革”文字有所节略、曲解的事例：《新图志》沿用《广舆记》体例，通常会将各节“建置沿革”所记历代政区名称的演变过程译
出（如前引思明府之例），多数节内对此翻译完整，少数地名演变过于复杂者有所节略。然而，总计 11 处“属安政区”中，在《广舆记》“建置沿革”原文中记有宋元地名者共计 6 处：南宁府记“宋曰永宁，国朝为南宁府”，太平府记“宋平南岭，立五寨，其一曰太平”，镇安府记“宋于镇
安洞建宣抚司”，泗城州记“宋置泗城州”，上林长官司记“宋置上林峒”，广西府记“元置宣慰38[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凝香阁本，卷二十。

39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55-356 页。
40[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凝香阁本，卷二十。

41[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凝香阁本，卷二十一。

42[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凝香阁本，卷二十。庆远府实际在郁林郡，《广舆记》记载有

误。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9司曰广西”，其中关于太平、镇安、泗城、上林四处的宋元记述在《新图志》的对译里却尽皆省去，且《广舆记》原文中这些政区的地名演变记载并不繁复，故颇疑是卫匡国有意略去的。可推测卫匡
国的动机：在其整体叙述中，中国对“安南地域”的统治期只有汉至唐、明前期两段时间，只有将
这些“属安政区”在《广舆记》中的宋元地名记载略去，才可不与整体叙述矛盾。果若如此，则《广舆记》“建置沿革”文字并不构成对卫匡国表述的硬性约束，故亦非错误认知的主要源头。南宁府、广西府则分别对宋、元地名有所对译，前者似因只有南半部在“安南地域”内，故保留宋代地
名的对译，后者或因译时疏忽、忘记削删所致。
除“建置沿革”门内“汉属交趾”之语外，《广舆记》“形胜”门的描述也具有区域差异，似可启发卫匡国对“属安政区”的认定。
《广舆记》、《新图志》并记的广西政区中，“形胜”门的描
述可分作两类，列为下表：
表 1 《广舆记》广西省“形胜”门中的两类条目
政区名《广舆记》“形胜”门的描述政区名《广舆记》“形胜”门的描述桂林府

襟五岭，控两越，被山带江，西南太平府

峻岭长江，接壤交趾，其俗椎髻蛮音，少事都会畎亩，多务山园，以强凌弱，一言不顺，父
子相仇杀

柳州府

山水清旷，居岭峤之表

思明府

石山峻立，江水萦回，其俗科跣，畏官法，
无医药，假贷刻竹，比指为券

庆远府

平乐府

危峰叠嶂，控扼蛮夷思恩军山雄水绕，其俗猺獞杂处，不事诗书，本朝民府

建学，粗知礼义镇安府

高峰峻岭，环带左右，其俗顽梗，情义乖踈地总百粤，山连五岭，襟带湖湘， 泗城州

山明水秀，地僻林深，其俗夷野，近渐礼法清湘九疑犬牙相入，滩泷三百六十，至昭而中分

梧州府

水陆冲要
浔州府

南宁府

二江限其南北，都峤勾漏为邻，山上林长

累峰据前，仓岭峙后，其俗科跣带笠，父子

水奇秀势若游龙

官司

各居，男女混杂

内制广源，外控交趾，南滨海徼， 安 隆 长西接溪峒

群峰耸峙，涧水环流，趂食为生，混婚姻早官司

表中政区可分两类，各 7 处。右栏内政区的“形胜”门中，除地形、区位描写外，均另有对当地风俗的描述（用下划线表示），基调是突出其相对于中原汉地文化的异质性。左栏内政区则不见
风俗描写，提及“蛮夷”、“溪峒”处，也是位居“控扼”、“控”、“接”的他者地位。文本差异构成一种内外有别的圈层结构。右侧栏中 7 个政区均为“属安政区”，故可推测《广舆记》“形胜”文字或曾对卫匡国的认识造成一定影响。南宁府“形胜”门的记载属左侧栏中一类，亦可用卫匡国认知中其文化属性的过渡性解释。
但是，仅凭“形胜”门的文字仍无法供卫匡国直接得出“属安政区”的完整名单，一方面，上
引文字中对各处风俗的描述并不整齐划一，另一方面，也很难解释卫匡国在云南政区中的择取。云

10

或問

第 43 号（2023）

南各地“形胜”门中并无广西那样明确的圈层结构，列入“属安政区”的广南、广西府之“形胜”
门中固有对异俗的渲染，然相邻的临安、曲靖等府亦不乏类似描写。因此，《广舆记》“形胜”门
文字对卫匡国误解的形成至多也只起参考作用。
四. 《新图志》广西图中政区的简化《新图志》与《广舆记》地图间关系的问题非常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详解，43 此处仅着重概述
本文涉及的广西局部区域，作为后文进一步图像分析的基础。此区域恰又是《新图志》与《广舆记》
图形差别较显著的局部，故需做特别分析。
凝香阁本《广舆记》总图与分省图源自对嘉靖间《广舆图》某早期版本的摹绘，但转摹不精，
略去计里画方网格，线条、定点、注记等的方位发生不同程度改变。
《广舆记》地图与正文分省地
理叙述中各包含一套聚落名单，二者间存在诸多差异，主要差异及由来包括：①正文“建置沿革”
中的政区名目经过十六世纪末的修订，较沿用十六世纪中叶旧图示的地图更具时效性。②地图中标出部分准实土卫所，正文未记。③除政区外，地图中还标注多种类型的大量非政区型军事地点
及交通地点，正文未记。④地图转摹不精，相对于《广舆图》，部分地点或遗漏地名注记，或遗漏
符号，或二者皆漏，部分注记文字抄误、或潦草难辨，符号体系发生简化及误用。此外，卫匡国所
用《广舆记》工作本中部分地图局部印制模糊，也导致一些地名难以识读。44
卫匡国在制图过程中应曾认真比对《广舆记》图、文，并发现二者存在众多差异，进而决定以《广舆记》图、文的互校互补为主要基础，重新修订出一份中国聚落名单，建构新的聚落体系。卫
匡国修订后的聚落体系分别展现在 1655 年《新图志》分省地图、经纬度表、正文分省图说中，各有细节差异。在《广舆记》工作本上也留有大量与聚落补改工作有关的笔迹，包括对原图漏绘政区
的补充、对部分原绘政区定点的移位。卫匡国的新聚落名单总体上较《广舆记》图、文完整，但主
要由于《广舆记》本身的缺陷、卫匡国对卫所等行政区划制度了解不足、文本误读乃至主观曲解等
原因，新聚落体系多有不合实际之处，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他对广西西部政区结构的大幅度简化。

43

参见林宏《<广舆记>与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城址经纬度推定过程研究》。

44

参见林宏《晚明清初中西地图交流史专题研究》，第 9-20 页。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11图 2 《中国新图志》广西西部政区格局相对于《广舆记》图的简化
图 2 是《广舆记》工作本与《新图志》广西图西部线描图的对照，为方便叙述，线描图上利用《新图志》图说原文中的聚落序号标识。左侧《广舆记》图取卫匡国在工作本上补改后的聚落定点，
由于所据资料中定位信息的匮乏，卫匡国补改的方位多不确切，但却是《新图志》图上聚落定位的基本依据，《新图志》地图上仅有少量政区的相对方位较补改后的工作本发生二次更改（如镇安府）。
左图红色虚线为工作本原绘的政区界线，可大体展现明代此区域复杂的政区结构。
《广舆记》正文
中，除各府、军民府、直隶州及其属县外，另以单独条目记载布政司直辖的利州、奉议州、向武州（辖富劳县）、都康州、龙州、江州（辖罗白县）、思陵州等土州，及上林、安隆两个长官司。
《广舆记》地图中，它们中多数由黑线勾出各自辖区，个别漏绘，仅少数共居一区（如龙州、江州、罗
白县）。
广西本有田州府，经嘉靖七、八年（1528、29）的系列变动，最终改为直隶州。
《广舆记》地图绘出田州直隶州，但《广舆记》正文中漏记田州，卫匡国依据前者，但误读为一府。卫匡国构建的“田州府”下的州县也来自《广舆记》原图，“lung”（3，括号内为图说中的聚落序号，下同）得自原图“上隆”注记，原指上隆州，但误译。
《广舆图》初绘时（十六世纪中叶），原属旧田州府的上林县已改属思恩军民府，归德州、果化州已改属南宁府，《广舆图》所绘本属过时，经《广舆记》
图中介，卫匡国的“田州府”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新图志》地图上，卫匡国对政区结构做出大幅改动。相较于《广舆记》地图的主要变化包括：归顺州（8）、向武州（9）、龙州（21）、江州（22）、罗白县（23）归属太平府，思陵州（3）归属
思明府，富劳县（4）、都康州（5）、奉议州（6）归属镇安府，利州（7）归属泗城州，上林、安隆
两个长官司也无独立辖区，置于泗城州境内。观察方位，卫匡国是依照就近原则将它们分别改划
的，造成太平等三府一州的辖境显著扩展。
经过卫匡国的大幅度改动，广西西部政区结构焕然一新，由纷乱变得简明、疏朗许多，却也大大地脱离了实际。在广西中东部及云南省东南部，虽同样经卫匡国在《广舆记》工作本上的补订，
但政区结构无显著调整。

12

或問

第 43 号（2023）《广舆记》地图本无可导致卫匡国形成边界误解的信息。在《新图志》广西、云南二省图上，45卫匡国也仍参照《广舆记》原图，将本文相关的二省地域大体完整地转绘出来， 以沿边政区名目
为判断依据，尽管政区定点不甚准确，但总体上所绘图形可展现明清之际中越边界的基本态势，唯《新图志》中沿用《广舆记》原图标出的西平州（2，属思明府）宣德时已属安南（参见前文），为
一小误。沿用由《广舆记》图改绘的“底图”基础上，卫匡国在《新图志》地图中用前述虚线、文字表达对边界的不同观点，《新图志》图说中也保留了“属安政区”各节，但在节内说明己见。
《新图志》图说展现的广西西部政区结构与地图中大同小异，因此需特别注意，前引《新图志》图说中
相关各个“属安政区”的所指范围并非明代实际府、州、长官司辖境，而是经卫匡国大幅改动后的
境域。
五. 卫匡国使用的“人迹图”版本问题
据上述分析，《广舆记》正文与地图均非卫匡国对中越边界误解的最主要来源，卫匡国的误解其实得自另一种单幅中文舆图。本节将以《新图志》广西图上的一个特殊地名“Sucheu”的来源为线索，先厘清卫匡国所用单幅舆图的版本问题，作为下节具体论证此图作用的基础。
明末清初的商业地图市场上出现多种大型单幅总图，占据图幅主体的中国直省区域绘法在图
46

形、注记等方面高度近似，特别是政区建置皆以万历十四年（1586）为断， 因此具有显著的关联性，根据各图图名的共性，笔者将之概称为“人迹图”。
47

比较现存“人迹图”，又可根据地图上的域外绘法分为两个子类， 区分的标准为：第一子类
的边疆及域外图形、注记得自明代本土知识，第二子类则融入晚明耶稣会士带来的世界知识，因此域外绘法焕然一新。
下文将概述笔者所知七幅明末清初“人迹图”的基本情况，其中梁辀《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
物事迹》为现存“人迹图”中年代最早者，据龚缨晏新近考订，梁辀图可能制于 1603 年。48 但细
45关于云南西南部疆域范围，《新图志》、《广舆记》绘法存在一定差异，需做另文分析。

46

参见林宏《晚明清初中西地图交流史专题研究》，第 88 页。韦胤宗曾考证加拿大藏《九州分野舆图

古今人物事迹》，认为此图编刻于万历十一年，参见韦胤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藏<
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明代研究》2016 年 12 月，第 195-196 页。此说有误，《九州分野》图
与曹君义图的政区名目一致，图上标出的宁远州、定番州等地名的出现均晚于万历十一年。
47

成一农曾以各图所附图说为主要依据对相关地图做过分类，本文的研究对象、分类依据均与此文不同。参见成一农《“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研究——从知识史角度的解读》，《形象史学》2020 年第十五辑，第 256-284 页。
48

此前学者据《乾坤》图梁辀序言落款认为此图绘制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龚缨晏新近分析图上具

体内容，推测《乾坤》图上“万历癸巳”应是“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之误。龚缨晏《<坤舆
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驳李兆良的相关观点兼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149-153 页。卜正民（Timothy Brook）也对梁辀图图序做文本分析，指出制图时间应晚于 1602 年，（加）卜正民《全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图学互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
年，第 166-168 页。

13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致比对各图注记，梁辀图上展现的个别年代较晚的政区变动未体现在其余六图上，

49

因此梁辀图

50

之前应尚有已佚失的“人迹图”祖本、甚或多种早期版本。
第一子类：

51

①《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印本，藏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此图有牌记云“癸
未仲秋日南京季名台选录梓行”，韦胤宗认为此年代指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称此图具有开创性意义，梁辀图（④）的中国部分仿绘自此图，而⑤、⑦两图又仿绘梁辀之图。52 但此说不确切，实际上，①的成图时间（详下）晚于梁辀之图，此图内容应与“人迹图”的祖本或早期版本基本一致。
②《皇明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抄本，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53 全图内容与图①几乎一致，但抄写时多有空缺，应是因为绘者依据的印本模糊难辨所致。此图左下角牌记明确写作“崇祯癸未
仲秋日南京季明台选录梓行”，点明图①未标明的刻印年代，应为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而非万历。可进而推测季明台原刻图名首二字本为“皇明”，①为入清后的翻刻本，故将图名易作“九州”，同时还将“季明台”改作“季名台”，②则是依据①的某个明末原印本忠实摹绘的。
54③《历代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刻本，藏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55 此图有牌记“康熙己未
端阳月北京吕君翰选录梓行”，出版于康熙十八年（1679）。为对①的翻刻之作，全图内容基本一致，略有小异。牛津藏本图名栏上半部缺损，但可据横滨市立大学藏宽延庚午（1750）年日本摹刻
本准确还原图名。56
第二子类：④《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署名无锡儒学训导梁辀刊行，原图下落不明，中国国家图书馆49梁辀图是已知现存晚明“人迹图”中唯一展现极个别晚于全图年代断限（1586 年）政区变动者，笔

者目前检得两处：遵义府、汾州府，待见读高清图像后进一步分析。
50

参见林宏《晚明清初中西地图交流史专题研究》，第 88 页。

51

高清图像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网站：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chineserare/

items/ 1.0216490#p0z-3r0f，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52

韦胤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藏<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第 189-219 页。

53

高清图像见澳门科技大学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网站：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detail/MUST~2~2~384~493，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54

卜正民误将哈佛藏本认定为刻本，据高清图像，此本实为抄本，参见（加）卜正民《全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图学互动》，第 170-171 页。
55

高清图像见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网站：https://iiif.bodleian.ox.ac.uk/iiif/viewer/8957301e-2596-4e4e-9337-2ff41a535d22，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56

高清图像见横滨市立图书馆网站：http://www-user.yokohama-cu.ac.jp/~ycu-rare/views/WC-

2_14.html?l=1&amp;n=184，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14

或問

第 43 号（2023）

收藏复制本。57 此图印制年代如前述，图上中国绘法得自祖本或早期“人迹图”，但注记有所减省，并做极少量添改，又将得自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外国地理知识记录在图幅边缘的抽象群岛图形中。
⑤《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印本，藏于大英图书馆，58 崇祯十七年（1644）金陵曹君义刊
行。此图印制精良。绘有纬度标尺及示意性经度线条，显受西学影响。图上中国部分很可能得自对①的转绘，注记有少量减省，个别地名位移，界线等图形有局部形变。域外部分则在中国四围参照艾儒略（Giulio Aleni）《职方外纪》中的地图增添世界地理图示。59⑥《天下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印本，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60 横滨市立大学图书馆等处，61
康熙二年（1663）由姑苏王君甫发行。此图与⑤非常接近，除略去经纬度要素外，总体无显著差别，在主图注记与图说中有个别关于改朝换代的文字添改，还有个别抄误、漏写。
⑦《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印本，日本人梅村弥白在京都根据王君甫之图翻刻刊印，将图
名中的“天下”改作“大明”，刊年不详，约在元禄、宝永间（十七、十八世纪之交）
，在日本流
62

63

传很广，存世亦多，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多处。 梅村弥白翻刻本制作精良，较忠实地保留⑥的原貌。
如前述，康言指出《新图志》图说总序内列表所载各省会间里程数与曹君义图所附路程表基本
相符，64 现存七种“人迹图”中此路程表仅见于归属第二子类的⑤、⑥、⑦三图中。
笔者另文指出，绘制《新图志》时卫匡国依据对中文文献不尽确切的解读，对中国聚落体系形
成独特见解，与实际制度不能完全契合。笔者将卫匡国认知下的聚落归纳为两大类：基本政区与军事点。“基本政区”约计 1300 处，包括所有府州县，也包括西南省份的军民府与部分军民指挥使司，其余类型多样的各种聚落均被卫匡国认作“军事点”，约计基本政区数量的¼，包括不少实际
中归属民政系统的政区。如前述卫匡国在制作《新图志》时将《广舆记》地图、正文互相参合，补

57较模糊图片见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图版 145，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版。

58

大英图书馆藏本清晰复印件见（加）卜正民《全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图学互动》，套装内附图。

59

关于曹君义图与艾儒略著作间关系的分析，参见 Zhang Qiong, Making the New World Their Own,

Leiden/London: Brill,2015, pp.350-351.
60

高清图像见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网站：

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detail/MUST~2~2~383~492，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61

高清图像见横滨市立大学古地图数据库：http://www-user.yokohama-cu.ac.jp/~ycu-rare/views/WC-

0_161.html?l=1&amp;n=177，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62

高清图像见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网站，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i13/i13_00587/index.html，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63

高清图像见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网站：

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detail/MUST~2~2~385~512，检索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另于日本京都大学、横滨市立图书馆、西尾市岩濑文库、筑波大学图书馆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处网站也可见此图高清图像。
64

Mario Cams (2019), “De Novus Atlas Sinensis van Martini en Blaeu (1655) en zijn Chinese bronnen”.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15订聚落名单，同时，详细绘制中国各级各类聚落的“人迹图”（所绘聚落总量甚至高于《广舆记》
分省图）也在卫匡国补订聚落名目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卫匡国对“军事点”的65

补订上，因为“人迹图”上绘出更多相关聚落。 而关于“基本政区”，通检《新图志》中各幅地
图，只有一处不见于《广舆记》图、文中，此地名又恰好位于本文研究区域内：属于思明府的“Sucheu”（图 2），根据笔者对《新图志》所有地名来源的查考，中文资料出处仅有《广舆记》与“人迹图”
两种，故可知此地名是据“人迹图”补出的。
《广舆记》正文思明府“建置沿革”中记领州五：思明州、上石西州、下石西州、凭祥州、忠66

州，

无可与“Sucheu”对音者，明代至清初，府内亦从无对应政区。
《新图志》图说中，思明府

内记有六个政区：1. Suming（即思明府，《新图志》的通例是将府、直隶州名记作辖境内首城之名）、
2.Suming（思明州）、3.Xangxe（上石西州）、4.Hiaxe（下石西州）、5.Pingciang（凭祥州）、6.Chung（忠州），与《广舆记》原文对应，亦无“Sucheu”，《新图志》图、文不符。如图 2 所示，《新图志》广西图中简化政区结构，除上述 6 城外，另将《广舆记》广西图上有独立辖区的 Siping（西平州）、Sulin（思陵州）划入扩大后的“思明府”，再加上“Sucheu”，共计 9 城。
《新图志》经纬度
表中的“思明府”也是扩大后的规模，府内先列《新图志》图说前 5 府，“Sucheu”排列第六，随后是忠州、西平州、思陵州。
1644 年曹君义图（⑤）上仍然无法找到“Sucheu”的对应注记，但在 1663 年王君甫图及其精细日本翻刻本（⑥、⑦）上，思明府内却标有“思州”，恰可同“Sucheu”相应。比对可知，“思州”是由对旧图上“忠州”的抄误造成的。不过，王图年代已晚于《新图志》，不可能为卫匡国所
用，故推测卫匡国利用的是某种从曹图（⑤）翻刻的“人迹图”（目前尚未发现，或已佚失），卫
匡国返回欧洲前，在中国或东南亚某处获得此图，图上已将“忠”误抄作“思”。
《新图志》地图上，“忠州”（Chung）、“思州”（Sucheu）并立。依据工作本广西图笔迹，可大致推测卫匡国的改动过程。工作本上可见卫匡国手书序号 6，因前 5 序号均与《广舆记》、《新图志》
图说排序相符，故推测 6 对应于《广舆记》、《新图志》图说中的忠州。可注意，“6”是添写在工
作本上原绘州城符号◇边的，但《广舆记》原图遗漏注记，查核《广舆图》，此处确系忠州符号，卫匡国此时添写的序号准确。然而稍晚时卫匡国又据“人迹图”核对思明府聚落名目，因其所用“人迹图”上无“忠”而有“思”，且方位偏东，故删去“6”所对应的原图◇符号，另在右侧新
绘一个州城符号，将此城东移，此时的“6”已改而对应得自“人迹图”的“思州”。此后，复又据《广舆记》正文重添一忠州，标在更右下方，手写“Chun”，即“忠”的拼写。
六.卫匡国的误解主要得自对“人迹图”“土流”注记的严重误读
第二子类“人迹图”虽然吸纳了不少世界地理新知，但仍是基于中国中心天下观绘制的，中国占据全图大部分面积。现存⑤、⑥、⑦三图对东南亚诸国的绘法就很可突显华夷之别，安南、65

参见林宏《晚明清初中西地图交流史专题研究》，第 22-54 页。

66[明]陆应阳撰、阎光表增补《广舆记》凝香阁本，卷二十。

16

或問

第 43 号（2023）

占城、暹罗、真腊等位于中南半岛的陆地国家均以文本框的形式展现，布设于大陆南侧的浪涛中，与爪哇、渤泥等岛国混处。与此对应，原本全属内陆的广西、云南被绘作南侧滨海。67 这种区隔图示虽属虚幻，却可更明确地展现中国边界所至。
然而，卫匡国虽然参考了“人迹图”，但“人迹图”上并无可直接引发《新图志》中特殊边界认识的图示，乃是因卫匡国误读了“人迹图”，才曲折地造成了最终的误解。
“人迹图”在思明府内绘有西平州，并准确添加注文“近投入安南”，较同样注出西平州但未说明归属变化的《广舆记》之图更确切，同时，还绘有禄州，添注“近安南国”，略去“投入”二字。但需注意，因“人迹图”上地名密集，两处本仅与县级政区归属相关的注记均又靠近思明府
符号，似易使卫匡国产生整个思明府都“投入安南”的误读（图 3）。不过“人迹图”上仅思明府
内有此类注记，因此仅凭之不足以形成卫匡国的大范围整体性误解。
其实，卫匡国的误解竟主要得自“人迹图”上本不相干的另一类注记的误读。
“人迹图”在西南诸省部分政区名边写有一类注记（参见图 3），至少包含“土、流”中一字，与地方行政制度相关。明代继承、发展了元代创立的土司制度，委任各类土官管理大量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但自明初起，中央政府便开始对部分民族地区增强控制，运用向民族聚居区派设各级流官的手段改变当地政治结构，政策的施行因时、因地而异，变化过程与整个明代相始终，各异的地方
行政状态可概括为位于渐变光谱中的五种类型：
A. 政区内各类官员均为世袭土官，自治程度最高。
B. “土流参治”之一，土司政区部分佐贰官、首领官等属官由流官担任，正印官仍是土官。
C. “土流参治”之二，明初为土司政区，后将正印官改为流官，达成“改土归流”、向普通政区
转变的关键步骤，但部分主要属官仍由土官担任。甚至还存在少量并设土、流正印官的特例（如云南府安宁县、曲靖军民府霑益州等）。
D. “土流参治”之三，正印官明初即为流官，但部分属官至晚明仍由世袭土官担任。
E. 完成地方政府的“改土归流”，正印官及主要属官均改设为流官。
“人迹图”中的“土”、“流”注记也可对应地做出分类，并可对其字面意思做如下阐释：① 知土、知土典流、知土余流、知以下俱流、知土同流、知土目流、知土以下流、知土判流、知土通以下流、经以下流官：均可对应于 B 类型，知府、知州、知县等正印官为土官，典史、同知、吏目、通判、经历等属官部分由流官任职。
② 流、知流、知目流：表述较为含混，对应于 C、D、E 类型中的某一种。
③ 知典俱流、知目俱流、知同目流：对应于 E 类型。

67

梁辀图上安南国绘作东西延展的不规则形区域，北与滇桂陆地接壤，但其余中南半岛诸国均绘在海中。季名台图（①）上安南用文本框表示，在东北端尚与广西思陵州、江州相连，曹君义图（④）上文本框已总体在海中，北侧局部与广西相接，王君甫图（⑤）上整个文本框已明确位于海中，与广西有宽阔水道相隔。成图年代愈晚，安南局部图示的华夷区隔性似愈强。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17“人迹图”中未对保持土官自治的 A 类政区做注记，仅标注其余四类，应是着意展现明代的土、流动态变化，而略去未变者。王君甫图是由曹君义图演化的，基本照录曹图的“土流”标注，唯遗漏曹图广西太平府永康等五州边的标注，另将镇安府上林县边标注由“知流”误抄作“知土”。曹图中国部分改绘自季明台图，“土流”标注也基本相符，仅个别增减。季图又与四十年前的梁辀图同源，皆来自更早版本的“人迹图”，尽管二图地名方位略有差别，可导致“土流”标注
方位随之改变，但标注内容本身仅有小异。
另可注意，明代土司政区主体由两大类构成：甲类，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
长官司等；乙类，军民府、土府、土州、土县等。两类土司在下层职官设置上有所差别，但明廷在两类土司中均进行过 B 类的“土流参治”，《明史·职官志》概括称“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
68

府州县佐贰多流官”。 在《明实录》等史料中也可检得关于甲类土司“土流参治”的许多记载，明廷设置了“流官吏目”、“流官同知”等下层职官，但“人迹图”上的“土流”注记仅见于乙类土司符号边，甲类土司符号边则全未注出。此外，明代西北另有一些不属于上述两大类的土官，
69

系于卫所体制下，也存在少量“土流参任”的情形，

对此“人迹图”中亦未加特殊标注。

进一步分析可知，即使将标注对象限定在上文指出的有限范围内，“人迹图”的“土流”标
注也欠缺完整性与准确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遗漏大量应有标注。明后期有三种全国性著作中对乙类土司动态做较系统记述，且富原创性，分别见于罗洪先《广舆图》的表格式分省图说、张天复《皇舆考》的分省图说、《大明70

官制》的分省正文中。 比较之下，通常又以《大明官制》所记者条目更完整、内容更详细（如广西思明州，《广舆图》作“知土官”、《皇舆考》作“知土”、《大明官制》作“土官知州、流官吏
目”）。核诸方志等同时代文献，可对《大明官制》做部分验证，知其所记虽难免错漏，但多数属实。一些晚明民间类书的地理部分中也有相关记述，如《事言要玄·地集》等，应是参合《大明官制》、《广舆图》等书简编的，另一些民间类书复经进一步简写后几乎将土、流信息损失殆尽（例如有些类书中在思明州下仅记作“吏目”）。71
王君甫图中共计 36 处此类标注，曹君义图 41 处。以曹图计，广西 30 处、云南 8 处、湖广 1
处、四川 2 处。
《大明官制》版本众多，如前述，“人迹图”的政区下限为万历十四年（1586）
，因

68

《明史》
，卷七十六，职官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876 页。

69

参见武沐《明代“土流参治”再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16-119 页。

70《大明一统志》、《广舆记》等地理文献中几无对土司土、流动态的记载，《大明会典·州县》中仅记

各省土府州县总数，《皇明职方地图》分省职官表中记述袭自《广舆图》。此外，清人修《明史》之《地理志》中无相关记载，《土司传》中的相关记载则仅广西部分较系统，余省零散、缺漏。
71

如《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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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此以同年刻印的宝善堂本《大明官制》为参照， 可大体展现“人迹图”中的漏注情形。 《大明官制》中对乙类土司政区动态的分省统计如下：广西 47 处、云南 47 处、湖广 3 处、四川 4 处、贵州 4 处，总计 105 处。相比之下，“人迹图”的标注显然远非完整，且地域分布也不均衡，广西
74

中北部、云南大部、贵州中部、四川北部等地本也应有此类标注，“人迹图”却均遗漏。

第二方面，与《大明官制》及其他史料比对可知，“人迹图”上的一些土、流标注并不准确，举例言之，广西太平府思同州、罗阳县、思城州、茗盈州标作“流”，但《大明官制》作“土知州、流吏目”或“土官知县、流官典史”，正印官尚未改流。不过，如下文所述，这些标注的不确切性并不会对卫匡国的笼统解读造成影响，故此处不展开分析。

图 3 王君甫图上广西、云南的“土流”注记示意图如图 3 所示，“人迹图”（以王君甫图代用）上不甚完整的“土流”注记主要集中在广西西部及云
南省东南端的连片区域中，此外仅云南南部与西北部、四川东南部、湖广西部有零星相关注记。
与《新图志》比较，这一连片分布的区域范围恰好同卫匡国归为“属安政区”的广西、云南境
土高度吻合，对这种空间一致性仅有的合理解读是：卫匡国完全误读了“人迹图”上的“土流”
注记，做出了风马牛不相及的阐发。对卫匡国误读的逻辑过程可做如下推测：① 他很可能对改土归流、土流参治等制度全无确切知识，无法理解这些注记的真正含义。在《新图志》图说中卫匡国仅在一处明确言及土司，出现在云南省总序中，称此省有一些具备自治权力的“tuquon”（土官），却称中国其它省份无此制度，75 可见他对土司制度缺乏准确了解。且在云南省章内也未能具体指出哪些地区由土官执掌，可知他关于云南土司的知识也仅限于皮毛。
② 依据“人迹图”“土流”注记的分布情况，将上述连片区域直觉地认作一个特殊区域。且未认
真地推敲这批注记间的表述差别，囫囵吞枣地以为它们有共同的表意。此外，由于“人迹图”上注记密集，卫匡国可能未注意到或忽略了逸出连片区域的少量零散注记。

72[明]陶承庆校正、叶用时增补《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60

册，齐鲁书社，1996 年。
73“人迹图”编绘时依据部分过时资料标出一些已改废的政区，《大明官制》中的土、流注记也不尽确切，故此处统计只可展现总体状况。
74

若再考虑《大明官制》对明中前期完成改土归流的政区已无特别记述的情况，则“人迹图”的漏标

较实际更多。
75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155 页。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19③ 最关键的一环：卫匡国将此类注记中频频出现的“流”字误解为境土的流失。
④ 前述“人迹图”上思明府西平州、禄州旁的“近投入安南”注记，及对前引《广舆记》正文“建置沿革”、“形胜”门中一些文字的解读可能在卫匡国总体误解的形成中起到催化作用。
⑤ “人迹图”上的不少“土流”注记原特指某些下层政区，但卫匡国将其所指泛化，据此类注记
的分布笼统判断全府（直隶州）或半府整体性地归属安南。
还有一些细节可做补述。因为“人迹图”本身空间准确性较低，所绘政区间相对方位常与卫
匡国用作主要绘图依据的《广舆记》地图矛盾，且如前述，卫匡国转绘时又对《广舆记》原图政区结构、名目、方位（尤其是广西西部）做出改订，所以在卫匡国将主要依据“人迹图”注记认定的“属安政区”范围落实到基于《广舆记》地图修订而成的《新图志》政区图上，及撰成《新图志》
图说的过程中，需做较复杂的空间转换，由此也会产生一些《新图志》图、文与所据中文地图间的差异。如“人迹图”上云南曲靖军民府与“属安政区”广西府并不接壤，中隔澂江府，但《新图志》
地图参照《广舆记》图，将曲靖府绘作南接广西府，据之，卫匡国才在《新图志》图说中称曲靖“临
近安南国”。又如《新图志》图说称南宁府南半部沦陷，是依据“人迹图”上绘在南宁府境内的果化、归德二州的“土流”注记所做的判断，但《新图志》地图上，如前述，二州已因卫匡国参照《广舆记》图而改属虚构的“田州府”，对南宁府图示上的“土流”表述已无作用，《新图志》地图上而地域缩减后的南宁全府均在虚线安南一侧，与正文表述不符，是由于图上斜穿庆远府的虚线向
下自然延伸造成的。
七. 余论
本文指出卫匡国在《新图志》中对中越边界方位的误解主要是由对“人迹图”上“土流”注记的严重误读引起的，《广舆记》正文中的一些文字表述与“人迹图”上的个别其它注记可能对误
解起催化作用。卫匡国并未阐明他做出判断的理据，本文经由对相关各类文献做文本细读及对多种相关地图做深入细节的比较地图学研究，钩沉索隐，揭示误解产生的原因。
回到孕育《新图志》的时代背景中，卫匡国的误解是一系列具体历史条件因缘际会的产物：第一，卫匡国在中国的有限游踪并未涉及滇桂。第二，他虽对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有笼统了解，但对如
土司制度等具体问题尚缺乏准确认知。第三，卫匡国对中文文献的择取及所依赖中文图志本身的缺陷均产生影响，他随身带回欧洲的《广舆记》图、文对“土流”动态无系统记述，同时代的《广舆图》、《官制》等书有之，可惜卫匡国未曾参考，而卫匡国参用的“人迹图”恰对“土流”注记作
了不完整却集中的标注，从而引发误解，设若“人迹图”的标注更加切实完整，遍布西南诸省更广阔范围，那么卫匡国的误解或可避免。第四，当时欧洲人对越南地理的了解并不充足，卫匡国也未
对已有成果充分借鉴。截止十七世纪中叶，欧洲人对越南最系统的描述见于耶稣会士罗历山
（Alexandre de Rhodes）在 1650、1653 年出版的两种著作中，罗历山在十七世纪前期多次进入安
南的郑氏、阮氏控制区活动，并先后绘有两种越南地图，收于上述两书中，卫匡国在《新图志》前言的“安南王国”节中也提及罗历山著作，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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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罗历山之图绘制简略，可见其人越南地理知识亦卫匡国《中国新图志》，1655 年拉丁文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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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有限，77 且罗历山图将东京国北界定在 22.5-23°N，
而卫匡国图上“安南地域”的北端已达 25°N，
可知卫匡国应未参考罗历山图示。第五，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曾在 1650 年入广西活动，1651 年初返欧，但同年启程返欧的卫匡国直至 1654 年秋天才在罗马与卜弥格首次相遇，78 即
便此时得到关于广西的准确信息，因《新图志》已在阿姆斯特丹的布劳工厂完稿，也无暇再做修改。
79克服辉格史观的偏见，对古地图上的错讹展开专题研究，可为充分挖掘古地图的复杂性及探究古地图的绘制过程与历史语境提供绝佳的切入点，丁雁南曾对欧美学界近年来关于古地图上错
80

讹问题的理论解释做过精到的总结， 笔者对卫匡国《新图志》的系列研究也可从中西地图交流史的角度为这一论题提供不少鲜活例证。
《新图志》虽总体较此前西文中国地图有巨大进步，但细查
可知，除本文所论中越边界的诡谲误解外，在关于中国的经纬度方位、政区、聚落、山川、风物等诸多方面，《新图志》图、文中还可发现大量错讹。经笔者研究，已可阐明多数错讹的由来，其中不少是由卫匡国对所据中文图志的误读、误用造成的，而根源则是卫匡国杰作的时代局限性：在直
接地理知识严重欠缺的情况下，他在返欧途中制作《新图志》时只能仰赖所携带的中文图志资料，
从中尽力挖掘信息，以敷制图之需，但所携中文资料毕竟十分有限、卫匡国对其结构与性质又缺乏足够的认识。
The Origin of Martino Martini’s Misinformation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Novus Atlas Sinensis
Abstract：As the first published provincial atlas of China in Western language, Martino Martini’s 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 made a great influence to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sia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here
are serious errors about the location of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on the map and in the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that Martini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at the mapping year a vast region on thewestern part of Guangxi Province and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Yunnan Province has been taken over by theregime of Vietnam.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relevant texts, and using the method ofcomparative cartograph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Martini’s misinformation was originated from themisreading of a now lost general map of China Ren Ji Tu, meanwhile some texts in Guang Yu Ji that was
Martini’s basic reference material during his mapmaking may also catalyzed Martini’s misinformation. The
study may be helpful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Novus Atlas Sinensi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77

对此图的研究可参考 Alexei Volkov, “On Two Maps of the Vietnam by Alexandre de Rhodes”, Luís

Saraiva and Catherine Jami ed, Visual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in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16th -18th Centuries, World Scientific, 2018, pp99-118.
78

Noël Golvers, “Michael Boym and Martino Martini: A Contrastive Portrait of Two China Missionaries andMapmakers”, Monumenta Serica,59:1(2011), pp259-271.
79

参见白佐良《卫匡国生平及其著作》，载张西平等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2-32 页。
80关于国际地图史学界对参见丁雁南《地图学史视角下的古地图错讹问题》，《安徽史学》2018 年第 3期。

衛匡国『中国新図志』中越辺界誤解成因考釈（林）21complex historical scenes of the delivery and reproduc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between China andEurope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Keywords：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Ren Ji Tu；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Mapping Process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早期西文中国地图制图方法与谱系研究（1500—1734）”（ 19CZS078 ）；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藏 山 川 名 胜 舆 图 整 理 与 研 究 ”(19ZDA192)阶段性成果。
致谢：感谢杨迅凌、康言（Mario Cams）、丁雁南等先生在资料及写作方面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作者简介：林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上海市“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与研究”重点创新团队成员，历史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地图史、历史地理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通信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269 弄 13 号 301
电话：13564487152

邮编：200032

邮箱：linhong1985@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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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43 号（2023）

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
本会は、16 世紀以降の西洋文明の東漸とそれに伴う文化・言語の接触に関する研究を趣旨とし、具体的には次のような課題が含まれる。
１、西洋文明の伝来とそれに伴う言語接触の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
２、西洋の概念の東洋化と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新語彙の交流と普及に関する研究
３、近代学術用語の成立・普及、およびその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４、欧米人の中国語学研究（語法、語彙、音韻、文体、官話、方言研究等々）に関する考察
５、宣教師による文化教育事業の諸問題（例えば教育事業、出版事業、医療事業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６、漢訳聖書等の翻訳に関する研究
７、その他の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例えば、布教と近代文明の啓蒙、近代印刷術の導入とその影響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本会は、当面以下のような活動を行う。
(1) 年 3 回程度の研究会(2) 年 2 回の会誌『或問』の発行(3) 語彙索引や影印等の資料集（『或問叢書』）の発行(4)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の各種コーパス（資料庫）及び語彙検索サービスの提供(5) （4）のための各種資料のデータベースの制作(6) 内外研究者との積極的な学術交流
会員
本会の研究会に出席し、会誌『或問』を購読する人を会員と認める。
本会は、言語学、歴史学、科学史等諸分野の研究者の力を結集させ、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目指している。また研究会、会誌の発行によって若手の研究者に活躍の場を提供する。学問分野の垣根を越えての多くの参集を期待している。
本会は当面、事務局を下記に置き、諸事項に関する問い合わせも下記にて行う。
〒564-8680 吹田市山手町 3-3-35 関西大学以文館 3 階 KU-ORCAS
第 3 プロジェクト室（Tel.ダイヤルイン 06-6368-3268）
E-mail:u_keiichi@mac.com
代表世話人：内田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