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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2010）pp.125-129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本通史性著作―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讨论会综述北京•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

由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主办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副教授的新作《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讨论会 8 月 14 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举行。
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卞崇道教授主持了这次讨论会。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是由京津地区的日本哲学思想与文化研究者组成的一个开放性的读书人自由联合组织，每月举行一次例会。刘岳兵也是该读书会的成员，其新著《日本近现代思想史》是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第一本通史性著作。这次讨论会也是该读书会 8 月份的
例会。为此还特邀了一些日本近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近现代文学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
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作为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外国专家局、中央编译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 20 余位
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

一讨论会首先对《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一书的学术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京大学历史系宋成有教授指出该书反映了中国日本近现代史，特别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认为从研究深度而言，这是一个代表作。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郭连友教授指出关于日本思想的通史性著作，最近即便在日本学界也不多见，作者以一人的努力而完成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这
部力作，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卞崇道教授也充分肯定了在中国
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里这是一本大作、一本力作。认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使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日本近代以来 100 多年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主要论著的思想史脉络
与意义，为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一般读者了解、认识日本提供了很有益的读本。
对该书的特点，与会者都对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夫表示赞许。宋成有教授指出，我国的日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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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容易形成一定的框框，有那么几个帽子，而对帽子底下的脑袋瓜儿
具体长得什么样，就缺乏实证的调查分析，主要表现在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考证、整理、分析还不够。而刘岳兵的这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资料加以必要的分析，可以把日本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有所依据地展示出来，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卞崇道教授强调注重史料研究、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到底而力图展示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是该书最大的特点。其扎
扎实实的学风，是我们日本思想研究的楷模。该书的第二个特点，宋成有教授说是从整体框架上
打通了日本近现代史，而卞崇道教授进一步指出，这本书上溯到近代日本思想的萌芽时期——江户时代，下叙到战后时代的初期。为我们重新梳理了一下作为历史的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不言而喻，书中重点在于阐述政治思想史的演变，不过也存在着可称之为思想论争史、庶民思想史、女性思想史的丰富内涵，而且还涉及到了或者是儒学、佛学、神道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京都学派哲学、现代化思想、战后思潮等多样性的内容，再现了东亚近现代思想相互影响、彼此交融的多样性的历史事实。第三个特点，宋成有教授认为是作者在书中抓住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日本和世界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且作者孜孜以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强调寻求真实，应该是史学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副教授认为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其整体性、系统性、学术性三个方面。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的刘建平副教授则强调阅读该书给自己的第一个冲击性的感觉，就是作者研究日本思想史，不光是要在日本思想史的范畴内说清楚日本各种思想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光是要说清楚日本各种思想的演变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中国研究者的问题意识。
特别注意到作者所引用的杨树达对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评价，认为这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他说这本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还有中国的问题意识，能够为我们带来对思考中国问题的启发。清华大学刘晓峰副教授也强调作者的“中国目光”很有意义，认为作者的研究历程与此很有关系，说作者做近代日本儒学的研究，有这个目光是很自然的。
对本书的读者定位，宋成有教授说这本书可以作为研究生的教材，作为干部们阅读的资料，本科生高年级看看也不错。读这本书，必须有日本近现代史的基础，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没有了解，
那要么看不懂，要么觉得没意思。需要有一点基础，档次是很高的。所以需要读者也有一定档次。

二讨论会还探讨了该书对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上的贡献与不足。就贡献方面而言，宋成有教授指出，该书提供了中国日本近代思想研究较少提及的重要内容，比如高山樗牛、浮田和民，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问题，女性解放中的母性保护论争，还有理想主义，超国家主义、西田哲学与时
局的关系、三木清的东亚协同体等，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中，关于思想研究部分很少涉及的，其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本通史性著作（卞）127

中有许多新鲜的内容，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建平副教授说在战后部分，该书并没有局限于那些思想家、哲学家等知识分子，还提供了一些政治家的思想脉络。比如吉田茂《十年的回忆》中提到了对天皇制的看法，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其实恰恰是这些东西，决定了战后思想的主流，决定了日本国家追求的价值。从中可以找到日本之所以成为今日日本的内在逻辑，也可以找到中日关系中我们之所以还被蔑视的原因。刘晓峰副教授说：该书不仅大的日本近现代思
想史的脉络交代清楚了，而且在大的框架下面，很多细致的纹理也做得很好。比如战后天皇制，这部分写了很多，就有纹理的感觉。作者在这里对各个时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内在逻辑因素都有自己的表述。这种对天皇制问题的纹理清晰的梳理非常可贵。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最大的差别
在哪里？或者说根本的差别在哪里？天皇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种梳理就是很可贵的。卞
崇道教授也列举了该书在具体问题研究上的几个亮点，比如对于明治维新思想史意义的分析，认
为从思想史角度对明治维新意义进行分析，该书要比过去的日本史著作细致。比如对昭和前期“转向”与“非转向”的介绍很详细，在当时时代背景之下产生转向的问题，是过去我们对日共思想
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搞不清楚的地方。通过这个介绍使我们清楚了日共当时内部纷争的真相。比
如对“超国家主义”的辨别也很重要。还有对于西田与时局的关系的辨证，厘清了西田对战争和当局的具体的立场。过去我们往往不去做这种详细的考证，而主观地给西田扣上支持战争的帽子，对西田哲学武断地下个资产阶级哲学的性质就了事了。西田到底有什么言论，对战争到底关涉到什么程度，该书中做得很仔细。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西田思想及京都学派哲学是有帮助的。同样对于京都学派中的世界史学派也要做具体分析。本书对世界史的立场以及“近代的超克”的文献
介绍很翔实。
与会者也深入探讨了该书在一些问题研究上的不足，提出了一些与作者不同的观点。比如在结构上，大家都感觉战后的篇幅和分量不足，不能展示战后日本思想史的丰富内涵。还有关于思想发展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方面的描述，与会者大都认为有待加强。因为与会者都是学有所长的日
本研究专家，在讨论会上提出了许多与作者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成教授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特别对近代日本的教养主义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养主义”的问题，该书中还是沿用了比较传统的框架，但如果结合近来的研究成果，和对那个时代的思想进行回溯，就会觉得这样已经不能全面把握那个时代思想的“教养主义”的问题了。因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
人物，我们在教育史和伦理史上可能会提到的一个人物，叫新渡户稻造，恰恰是日本近代“教养主义”形成中的一个主要的山头。对教养主义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发展脉络的论述，我也对该书觉得不太满足。王青副教授是徂徕学研究专家，她指出该书关于徂徕学的认识，主要是吸收
的丸山真男的观点，对此提出了质疑。她认为荻生徂徕的思想的目的主要是要以中国三代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亦即分封制作为典范，来剔除掉已经侵蚀到德川政权内部的商品经济

或問 第 19 号128（2010）的要素，要巩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基础上的德川政权的一元化专制统治。同时她指出徂徕学不过是从职能论的立场出发，他更加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否定了个人在任何意义上的主体性。因此强调徂徕学和朱子学的分歧更多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认为不能把徂徕学对朱子学的批判简单地理解成字面意义上的复古，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前近代与近代的时间序列的问题。刘建平副教授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他对该书中讲到，到了 1935 年，野坂参三还在批判天皇制。而他的研究表明野坂参三对天皇制的看法的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1935 年。详细地介绍了野坂参三的天皇制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李萍教授详细地论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分析了中国与日本在接受和传播、
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面的不同特征，而这些正是该书论述得不够充分的地方。中国外国专家局陈化北副司长指出该书前言中论及吉野作造的“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中没有就此展开，前后呼应不够。而且指出如果对具体思想家所受影响的时代背景论述不充分，容易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卞崇道教授认为中江兆民、与“山川主义”相对应的“福本主义”、河上肇等思想家也还有待于充分研究并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指出该书最好有一个总结，系统阐述作者对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基本观点。

三讨论会还就方法论等问题提出了值得中国日本研究者关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卞
崇道教授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即详实丰富的史料梳理与甄别，其背后也隐含了最大的不足，即作者本人的立场与分析不够明晰和充分。强调我们中国学者写日本思想史，还是应该有我们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立场。卞崇道教授说，就目前的状况看，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要提倡的。
作者本人也做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才极力肯定和推举这本书。实证的历史学的方法要提倡，但我们也不排斥和贬低哲学的分析的方法。两者都要给予肯定。他认为本书很好贯彻了史学研究
方法，但哲学分析方法的穿插似乎不足。基于现在的研究现状，我们要贯彻史学研究方法，但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构我们自己的日本思想史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王成教授也深有感触地指出，对第一手资料把握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代学者越来越自觉的一个问题。至少我们不轻易下结论，至少我们把资料先呈现出来，当把第一手资料完整地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想已经可以看出一
个学者的研究功底。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个资料，并把它体现在自己理论体系当中的时候，作为读者已经可以会意，作者的问题意识已经捕捉到了问题的所在。但是与此同时就带来一个我们值得
思索的问题，即这个第一手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作者自己立场呈现的问题。该书的《前言》中强调尽可能避开所谓的理论、方法，而我们在一个非方法或者无方法的情况下，来呈现一个体系的话，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本书，在避免过多受到理论束缚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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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体系方面的薄弱。卞崇道教授强调，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日本许多问题还有不清楚、模糊的地方，我们原原本本地将第一手资料摆在那里，有甄别能力的人没问题，但一般读者就困难了。所以作者的观点与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刘建平副教授则对思想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认为思想史研究，应该为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一个民族提供价值的论证，提供国家的战略导向，我们通过读这样的思想史，应该能够找到日本现代化为什么经历曲折而最终成功、以及中日关系复杂性缘由的答案。王青副教授作为《日本近世思想概论》的作者，在谈到通史性著作写作的难处时很有体会，她说作者在《前言》中所强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应用中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原典和资料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的，而写作中就面临如何利用、取舍或者剪裁的问题。在取舍剪裁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作者本身的学术观点存在。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作者主观学术观点和客观材料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论点是无法对材料进行取舍的，可是论点又不能脱离材料，主题先行。如何解决这个理论上的难题，是值得我们所有人
都去思考的。宋成有教授则谈到，我们搞日本研究，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立场。对日本的研究动
向要研究，但目的是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研究，逐渐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
在讨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之后，本书作者、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副教授对各位专家精湛的评论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并对所提出的问题作了简短的回应，表示该书如果有再版的机会，一定尽可能吸收大家的意见。同时也向大家报告了最近申请到一个“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局限”的课题，希望通过这个课题研究，来弥补本书中对战后日本思想研究的不足。
北京·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代表：卞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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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場風景

発表者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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