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85
No.16,（2009）pp.85-97

近代东亚语境中的日语——从“方言”到文明的载体沈

国威提要：汉字文化圈域内各国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与学术语言的转型，即国语化是同步而
行的。东亚各“国语”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去“汉文”的过程，但是，术语、抽象词汇
体系的建构又是以汉字为基本元素的。近代的日语既不是文化语言，也不是商业语言，缺乏作为外语进行学习的动机，但是，得益于兰学翻译的积累率先完成了学术语言的转型，并开始向外部膨胀。日语谋取东亚“普通文”地位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是日语的大量新词、译词成为汉字文化圈的同形词，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近代化，西方新知识体系的引进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讨论了日本近代学术语言的形成以及中国日语观的变化、早期日语学习热潮中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同文

国语

术语

日语借词

一、引言：汉文与汉字的悖论语言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近代以后的语言变化不仅是表达形式（常常被说成语法）的变化、词语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即作为
国家、民族、自我三个层面认同的核心装置；语言使用者获得了“国语”这一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以降东亚各语言的变化，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思考东亚各国的传统语言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国语”进化这一过程时 1，汉字的存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
表意（或称为音节、语素）文字的汉字没有欧亚其他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神圣性，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跨语言系统的书写符号体系，汉字为汉字文化圈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记录手段，同时，汉字所记录的中国典籍又被当作整个汉字文化圈的文章规范。即对于汉字文化圈而言，汉字使书面表达成为可能的同时，使用汉字的古典又严重地束缚了表达的自由性。因此，域内各“国语”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去“汉文”——即中国典籍1

以欧洲为例，俗语开始获得文字与语法，并由此具备记录文学作品的可能性，随着国民文学的形成，

最终取得了“国语”的地位，这一过程以及其伴随诸现象均被称之为“语言的近代化”进程。山本真弓《言語的近代を超えて》，东京：明石书店，2004 年，10 页或問 第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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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文章规范——的过程，但是尽管议论百出，甚至多项改革被付诸实施，汉字的地位却并
没有被撼动 2。非但如此，汉字文化圈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容受。
现在，即使在那些不再使用汉字国家的“国语”里，大量的汉音词也依然占据着书面语言的主要部分。
在进入 20 世纪之前，以汉字为记录媒体的汉文发挥了汉字文化圈书面共同语（Lingua franca）
的作用。与之相比，日语在商业活动、古典的传承、新知识的容受等所有方面都不能说是重要的语言。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语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国语的转变，开始与西方文明连在了一起，成为传递近代新知识的载体。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地区发现通过日语可以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
新知识，日语历史上首次成为非母语使用者的学习对象，与汉文对换了角色，从“方言”演进成东亚的强势语言。日语的变化可以说是江户时期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新词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着重讨论近代东亚语境中的日语由“方言”到为汉字文化圈提供关键词语的强势语言的过程，以及中国对于日语、日语学习等历史性观念的变化。

二、近代日本的学术语言
日本古无文字，汉字随中国的典籍传入日本，至迟在 8 世纪，汉字汉文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阅读语言和记录语言。前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后者则是信息的主动产出。这种非母语使用者的创作催生了诸如“变体汉文、准汉文”等下位类。至江户时期，幕府推崇宋明理学，教化大开，
当时社会通行的文章体裁主要有以下数种：“汉文体”，即语法、词汇均以以中国的典籍为轨范的文章。为了方便日本读者阅读汉
文通常加上表示词序的“训点”和表示形态变化的词尾，这种文体兴起于四世纪下半叶。

“和文体”，即使用假名、按照日语语法撰写的文章的文体，主要用于和歌等传统文学
作品，著名的《源氏物语》（11 世纪）是其代表性的作品。八世纪下半叶起逐渐形成，
使用者以女性为主。

“和汉混淆体”，即在日语语法的框架下混合使用日本传统词语和中国典籍中的汉字词的文章体裁。镰仓时代（1180～1333）广泛用于军记物语，至室町时代（1333～1573）
成为男性使用的主要文体。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是：汉字以“音读”（即根据古汉语发
音形成的日本式汉字读音）的形式表达来自中国的或抽象性的概念；以“训读”（与汉字意义相对应的日语译义）的形式表达日本固有的、日常性的概念。

“侯文”，信函等社交性文章的文体，使用者为男性，助词、形式动词等为日语固有成分，表实质概念的词语多为汉字词。

2“汉文训读文”，即汉文直译式的文体。这是长时间形成的一种阅读中国典籍的技术。

汉字与其所记录的典籍之间不存在着共荣共损的不可分离关系。

近代東亜語境中的日語（沈）87江户时期，和汉混淆文还没有获得学术语言的地位，正统的文章使用“汉文”，或汉文训读文。
江户中期通过荷兰书籍吸收新知识的“兰学”兴起，在将荷兰语转换成汉日本学术语言的过程中，
日本学者得以清醒地认识到了“翻译过程”的存在 3，以及随之而来的翻译方法、文体上的各种问
题。下表为主要兰学书的语言、文体使用概况：
书名

时间

使用语言

备注

解体新书

1774

汉文

有训点符号

西说内科撰要

1792

汉文训读体

历象新书

1798

汉文训读体

重订解体新书

1798 成，1826 刊

汉文

泰西舆地图说

1804

汉文训读体

医范提纲

1805

正文为汉文

解说部分为训读体和文

眼科新书

1815

汉文

有训点符号

增补重订内科撰要

1822

汉文训读体

远西医方名物考

1822

汉文训读体

气海观澜

1825

汉文

有训点符号

植学启原

1835

汉文

有训点符号

穷理通

1836

汉文

有训点符号

舍密开宗

1837

汉文训读体

气海观澜广义

1851

汉文训读体

有训点符号

由上表可知，汉文及汉文训读文是兰学主要的翻译语言。杉田玄白在《解体新书》刊行前谈及为何以汉文翻译此书时说：“日本、中国、朝鲜、琉球等属亚齐亚，虽语言不同，但书则通文。
用汉文撰写，可通诸国” 4，又说“窃思是书或有幸传至中国，为其时着想，遂以汉文译出。日本
人可用假名阅读”（同上 400 页。这里的假名是指该书大量使用的训点和注音假名）。《解体新书》
在当时是否有走出国境的可能性暂且不论，杉田的言说至少传递了这样的消息：汉文被认为是东3

在此之前日本学者甚至没有意识到汉文训读即是翻译。参见沈国威《日本的兰学译词与近代汉字新词的创制》，《中国学术》第 23 辑，2007 年，152～186 页。
4

杉田玄白《和兰医事问答》（1795），原日文，笔者译，此信写于安永二年正月（1773），《文明源流丛

书第二》国书刊行会，1915 年 391 页。至于大槻玄泽之孙，清修（号如电）在其祖父文集《磐水漫草》
跋文中的言说：曾闻。杉田先生之译定解体新书。意在执和兰实验说。一洗医风。然不翻以国文。而汉
文记之。如彼。仰亦有说。医家皆奉汉法。苟非革其根底。则不能果其志。其译用汉文。望传之支那。
而警觉彼土医林也。后年。英国合信氏。著全体新论。亦此意。先生先之。殆百年。可谓远且大矣。
（原汉文，《磐水存响》1912 年 127～128 页）不过是善意的过度解读。亦参见舒志田《『全體新論』と『解體新書』の語彙について》，《或问》第 8 期，2004 年，1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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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共同语（Lingua franca）；就日本而言，当时有两种读者群，即直接阅读汉文的人和必须借助
于训点符号才能阅读的人。后者人数众多，促成了汉文训读文向和汉混淆文转变和普及。例如，《增补重订内科撰要》使用汉文训读文，著者在序中说：（《西说内科撰要》）然其文义渊邃，议论艰深，初学之辈，难遽窥其微旨，探其赜趣亦属不易。故晚年更加重订，文章务以平直为要（原文为日文）。
《气海观澜》原为汉文，增订为《气海观澜广义》时，增订者说：“将此译成汉文，或误其义，
故今以国语连缀成篇，务求易解”（原文为日文）。
直到明治初期为止，学术书、翻译书所使用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汉文直译文体（即汉文训读文）；汉文在明治 17、18 年达到隆盛，以后渐渐衰退。明治维新以后，针对一般百姓（妇女童蒙）的汉字教育受到极大重视的同时，政府的法令、启蒙家的文章逐渐向和汉混淆文体过渡，最终取代了汉文直译文体。日本学术语言的这种转变得益于大量的汉字复合词（包括译词、新词、术语）的出现。
作为实际观感，黄遵宪在谈论日本的文章时说“（维新以后的日本职制章程条教号令……）概
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汉字及日本字联缀而成者也］” 5。这是第一次明确地将日语当作外语的记述，同时也指出了日语在文体上的区别。1891 年日本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国语辞典《言海》刊行，其后各类辞典、科技术语集相继问世；言文一致运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第 5 节所述，实现了语言近代化的日语在世纪之交开始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在汉字文化圈域内传递文明 6。

三、中国人遇到日本语
中国的典籍最早对日语作记录的是宋人罗大经著的《鹤林玉露》，其后至 19 世纪中叶间有一些片断的记载，但中国人对日语终不甚了了 7。明治维新前，广东读书人罗森随培理舰队访问日本，与日本各方人士有过笔谈等形式的接触。但是罗森的“工作”语言是汉语，他没有机会了解实际
的日语，他本人在《遐迩贯珍》（1854～55）上连载的《日本日记》也没有涉及日语。明治维新以
后，两国民人开始交通，时有访问记出版。但无论数量还是内容深度都是日本入超中国。例如 1854
年王韬将钱莲溪的《琉球杂记》“采摭概略，连缀成篇”刊载在《遐迩贯珍》（1854 年 6 月号）上，其目的不过是“以备游人之考镜”。1889 年叶庆颐在上海刊行《策鳌杂摭》，所想到的也只是“俾问禁问俗者作权舆或不无小助”。明治以后，中国官吏、商人，以及曾在中国居住过的传教士等有
机会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们所耳闻目睹的日语与“中东同文”的预期相差甚远，首任驻日公使
何如璋遂有“日本文字颠倒，意义乖舛”“方言殊异，文义支离，翻译通事，颇难其人”的感叹。

5《日本国志》凡例，方括号中为双行夹注。

6

参见沈国威《明治の学問の用語》，《日本语学》2003 年巻 22、12 号 34～44 页

7

沈国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笠间书院 1994 年 75～80 页，刘建云，《中国人の日本語学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日本：学术出版 2005 年 19～35 页近代東亜語境中的日語（沈）89

他们的诗文、游记中也大量地记录了日语之“怪”，即用汉语知识无法理解的日语汉字词 8。著《策鳌杂摭》的叶庆颐在“事物之名于异域固不必从同，第日本与我国有同文而殊解者”和“日本与中国地同洲书同文，事物称名应莫不从同”之间困惑。他把“同文殊解”的原因归结为“罇鸱伏猎”，以讹传讹 9。最早把日语作为一种外语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文体等角度进行描述的是黄遵宪 10。尽管黄的著作中还有一些想当然的记述 11，但关于日语文字的记述（汉字的传入，汉字传入之前的日本神代文字）基本上反映了 1880 年前后日本国内日语研究的成果；黄对于日语的（尤其是在与汉语相比较时）语言系统、词汇、语法、文体等方面特征的把握也惊人的准确 12。
遗憾的是黄遵宪的观察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知识。
以日语学习而论，如上所述，19 世纪既不是商业语言，也不是文化语言的日语，除了实用上
的理由以外，学习动机相对软弱。在踏上日本国土之前，中国人一直没有把日语作为一种外语来看待。1862 年开馆的京师同文馆开设十余年没有培养日语人才，以致何如璋 1877 年不得不带英语
翻译赴任。到日本后发现语言不通，“只得暂觅通事二名”。为了解决外交事务上的迫切需要，第二任公使黎庶昌赴任后即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提出“招致学生设馆肆习”日文。
这种公使馆内的日语教育持续的时间不长，培养的情况似乎也并不理想，翻译人才短缺的情况甚至到了戊戌维新的前夕仍没有得到改善。甲午之后，驻日公使裕庚选拔青年去日本学习日语，京师同文馆也于 1897 年开设东文馆培养日语人才，日语作为一种外交的语言取得了与其他西方语言
相同的地位 13。而农学社开办东文学社，延聘日本人教授日语，即是民间学日语的先河，也表明
了日语开始成为文化的语言的开始。
日语教科书则以 1884 年玉燕出版的《东语简要》为先河。是书木刻，六十五丁。至于内容，
作序者说“将日本要语摘录一编”，其实不过是一些日常俗语。某人写序，对该书著述动机解释说，继英法美西方各国来华之后，“日人于租界建房屋、创市肆，鳞次栉比，即茶寮之增艳斗丽，亦可谓酒天花国中，别树一帜矣。惟我人之欲啜茗消愁者，苦于语言不通，徒呼负负，亦岂非一憾事
乎？”作序者署名“茂苑浣花生”。这个序和署名并不都是噱头，据陈祖恩的研究，19 世纪 80 年
代初上海出现了很多名为“东洋茶楼”的妓院，有很多日本妇女在茶楼里做皮肉生意 14。书中的
8

参见沈国威《关于和文奇字解类资料》，《或问》第 14 期，2009 年，117～128 页

9

沈国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笠间书院，1994 年，92～108 页

10

在傅云龙等人的报告书中均将日语称为“方言”。

11

如认为某些词汇取自辽人语；关于汉音、吴音等的记述《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也有变动。

12有关内容先见《日本杂事诗》，较完整形式的记述是 1895 年《日本国志》刊行后才被广泛阅读。

13

京师同文馆于 1897 年才开设东文馆，可以算是国内官方日语教育的开始。刘建云前揭书 79～87 页。

许海华《近代中国日语教育之发端──同文馆东文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 年第 1 期 52～58 页
14陈祖恩《居留民素质与国家形象——明治时代上海居留民的文明觉醒运动》，国际研讨会：《全球视野

中的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8.12.11-14）上的研究报告。亦参见，红粉芳惠《近代以前の日中語学学習書から見る中国語教授法》，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第 4 号，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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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009）“你多少年纪”“你住在何处”“你叫什么名字”“马车去游玩”等内容都是为中国的嫖客准备的。
《东语简要》出版后十余年，随其父居留日本的陈天麒出版了《东语入门》（1895），这可以
说是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日语学习书 15。本书分上下两卷共三十五叶，按意义收录单词，单词部
分后面是简单的会话。陈在自序中说：自各国通商以来，中国人学习英法语言的人日益增多，但是研究东学的人还是寥寥无几。这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入门书。作者本人 1885 年跟随出使日本的父亲来日，在准备科举考试的闲暇，同时学习日语，6 年来略通一二。近年中日两国修好，贸易频繁。
来中国的日本人也有所增加，但是语言不同势必造成感情上的隔阂，相互猜疑。所以不顾自己的学识浅陋，编纂了本书。
从上述两个序可知，两本书所设想的学习者都是中国国内的生活的人，就是说是为了与来到
中国的日本人进行交流而学习日语，内容也极为简单。王韬为《东语入门》作序说：“近以日人通商苏杭两郡，效日东方言者颇众，（中略）东语入门一书，为问道之津梁，舌人之木铎，俾贸易场
中通问答者作先路之导焉”。此时距离钱莲溪的《琉球杂记》已有 40 余年，日语除了“问禁问俗”
以外又增加了贸易上的功能。
然而，就在陈天麒出版《东语入门》之后不久，中国人对于日语的期许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1896 年 3 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选拔了 13 名公使馆生来日留学。这一被称为开近代留学先河的举措，其实政府最初的意图完全是出于外交事务上的考虑，并无假道日本输入文明的打算。1900
年首批留日学生之一的戢翼翬在日本刊行《东语正规》，编纂目的是“输入文明之先导不得不求之于语学”，日语成为获取西方文明知识的新的手段，日语学习被赋予了新的动机。这也是 20 世纪
初大量出版的日语教科书的重要卖点。
至清王朝灭亡短短的十余年间，共出版日语教科书类 90 余种之多，是中国外语学习史上极为
特殊的时期。

四、日语学习正当化的装置：“同文”及“日语易学论”
无用赘言中国的日本观、日语观发生变化的契机是甲午战败。经过强烈的感情上的伤痛之后，
冷静下来的中国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日本。取法日本，变革中国的机运逐渐形成。而从时间上看，第一次公开提出以译日文书的方式引进西方新知识建议的应该是梁启超。1897 年 7 月，梁启超在《时务报》的“译书”一文的末尾写道：“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
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16。梁启超的主张显然是受到了其导师的影响。康有为至少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起就开始关注日本 17，甲午之后积极准备刊刻《日本书目志》。
263～275 页。
15

实藤惠秀《中国人の日本語研究》，国语文化讲座 6《国语进出篇》，朝日新闻社 1942 年 274 页

16《时务报》1897 年第 27, 29, 33 期。收入《饮冰室文集》时改题为“论译书”。

17

参见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湾联经 2007 年 241～270

近代東亜語境中的日語（沈）91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的自序中说：“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姑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
（中略）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中略）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下略）”输入西学为何译日本书？这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提倡者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开头大声疾呼号召“有志新学者”学习日语之后，笔锋一转写道：“或问曰日本之学从欧洲来耳。而欧学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经重译。失真亦多。
与其学日本文。孰若学英文矣。
”象这种对东学非西学本源的责难一直存在 18。对此，梁的回答是“子之言固我所知也。虽然。学英文者经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
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梁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但却道出了中国当时的窘相。学西文、译西书固然好，然“吾国岌岌，安得此从容岁月？”（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
”“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
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日本变法，已尽译泰西精要之书，且文字与我同，
但文法稍有颠倒，人人可为译书之用矣。”张之洞说“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梁启超也在“译书”中写道：“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同文”
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
（中略）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少。而获益甚钜”19。

页。所以 1897 年初康有为在桂林发起组织圣学会，连续致函梁启超商议在广西设学、译（日本）书、
办报、筑路等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7～79 页。
18

恩裕上奏折说：“各种西学，则必以步趋泰西为要，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学西人，遂未能遽过西人，然果能如西人，便可胜东人。若学东人，非止不能胜西人，且将不能及东人乎。况东人所译各书，难保无错误脱略之处，我又将何法以正之耶”（《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 年 458～459 页）。
严复则在 1902 年给鼓吹译日本书的梁启超的信中说“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中略）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
”（《与外交报主人》，《严复集三》561 页）
19

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还提到了学习日文较易的五个理由：“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

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
黄遵宪曾说过“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在夹注中又说“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韵”。梁启超的第一、二项来自黄遵宪应无疑问。第四、五项虽然《日本国志》中没有具体的叙述，
受教于黄是可能的（但黄说市井廛细民用方言十之九用汉语亦十之一，并没有汉文十六七的说法）。惟不知第三项“文法疏阔”系何所指，来自何处。此时作为 grammar 义的“文法”概念并不普及，其他同时代的文献中也没有介绍日语文法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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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009）“易学”为译日本书这一权宜之计提供了正当性理由 20。而所谓的同文即日语中汉字十之七八，
或十之六七，其说不一。但这只是表面的“观感”，鼓吹中日同文的人对日语还没有实质性的了解，
只有康有为提到了“文法稍有颠倒”。
康有为极乐观地认为通过翻译日本书吸收西学，改革三年就可见成效 21。日本既有可资利用
的人文资源，日语又与西文一样可以成为汲取新知识的工具，而且比西文简单，“事一而功万”更是打动了不少人。
“由东译华，较译自西文尤为便捷”的空气弥漫了全国，同时也给其后的日语学习加上了浓重的实用主义的色彩。康有为率先提出利用日本资源的问题，经张之洞（劝学篇）等
推动，1898 年以后假道日本获取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共识。为了落实康有为的主张，成立了大同
译书局，梁在为书局写的章程“大同译书局叙例”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的方针。然而，还没有将计划付诸实施，1898 年秋，百日维新即告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这反倒使他有了实际接触日本的社会、文化、语言，读日本书的机会。
梁启超来日后向万木草堂的同学罗普学日语，罗普传授的“秘诀”，被整理成《和文汉读法》。
从这个小册子中可以看出在 1899 年当时，罗普对日文已有了极深入的了解 22。梁启超学习日语数月，自认收获极大，深深地感到了读日本书的喜悦。1899 年 4 月 1 日梁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
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待译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的观点，号召人们直接学日文，读原书。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中日同文，易于翻译，但译成中文总要多一道手续，不如直
接读原书 23。之所以能不译而读都是因为日语易学。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继续说“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这是因为“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
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20

清末社会的“同文”已无上古那种“书同文车同轨”的天下一统的含义，如何如璋、黄遵宪的“同文”

只不过是指日本的文章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书店 2001 年
464～465 页。
21《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 446 页。而在《戊戌奏稿》中则见：请在京师设译书局，妙选通人主之，听其延辟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
（中略）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
22

沈国威《黄遵宪的日语、梁启超的日语》，《或问》第 11 期 2006 年 135～146 页

23日语也许真的易学，但是并不一定容易翻译。黄遵宪就指出过，日语与汉语“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其文亦难”。日本公使馆的查双绥也告诉汪康年日语甚至比西语难翻译：（使馆
里）“能通东语者尚伙，精者亦不过四五人，而能通东文者无人焉。
（东文较西文即难，若翻译法律诸则尤难。
）”梁启超也曾为罗致翻译人员费尽了心思而不果。所以 1897 年初康有为想聘请日人在广西译书时，梁启超回信对后三项表示反对：“日本书同文几半，似易译于西文，然自顷中国通倭文者不过数人。
超以近日《时务报》《知新报》《农会报》所请日本翻译艰难情形观之，而知日本书之不易译矣。”参见
前注 16。

近代東亜語境中的日語（沈）93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可读书而无窒阂矣”。与一年前的《译书》
相比，对日语的理解有了飞跃。
但是，梁启超的易学说是有条件的。一是只读，即目治，听说与写另当别论；二是须通汉文。
“若未通汉文而学和文，其势必颠倒错杂，瞀乱而两无所成”。那些学了几年还不通者都是因为汉
文不好。需要指出的是，梁意识到了“听、说、读、写”的区别，但是对同样是书面语也有不同
文体的区别这一点梁启超似乎没有意识到。所谓“易”的是那些汉文体的文章。
梁启超的直接读日语原文的主张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如为《和文释例》（1901）作序的邢之襄
写到：“日本与欧洲文字绝异，犹不避劳瘁孜孜其业如此，而我国之文字，与日本为同源，乃置之
不顾，必借二三译言者之力，始可以涉猎其书，抑可异矣。
”
该书的著者吴启孙则说得更清楚：“今谋新之士辄曰，瀹民智莫急于译书，而从东文转译西书，尤为事半功倍。斯说也，余以为不然。夫西书当译，东书不当译。何则？东土文字尽与吾同，其所异者，不过数十虚字之间耳。得其钩勒联贯之法，循而读之，与汉文无以异也。”吴启孙对东文转译西书事半功倍的说法不以为然，既然学日语“颖者数日，钝者旬月，可以尽通”，就不需要劳神翻译了。
另一个日语易学说的支持者是在中国国内的学习环境中短时期内掌握了日语的丁褔保。丁褔
保 1901 年考入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东文学堂学习日语。他本人在东文学堂学习不足一年（其中有
半年回老家养病），却学有所成，是众多日语教科书著者中惟一（？）没有去日本留学过的人。他
先著《东文典问答》（1901），又著《广和文汉读法》（1902）。丁褔保在“东文典问答序”中说：“今岁冬季。阳湖吴稚晖先生自日本赴粤东。道经沪上。谓余曰。东文文法。其紧要处全在动词助动词及助词等。如尽力教人。六七日间。无不通晓者。嗣后即可将普通东文书。随阅随查。一月小成。三月业大就。子盍不将文法编成浅说。以饷吾党之好学者。
”
可知本书编纂是受到了吴稚晖的影响。吴稚晖 1901 年春赴日留学，是年冬回国。短短的几个
月，学得颇有心得。《东文典问答》分为“问答”“东文提要”和“东文杂记”三部分。丁福保在“东文提要”中写道：“或谓学日本文。数日可小成。此言诚非诬也。玆将东文中紧要字句。录成
四十一款。倘能依次熟记。即可当数日之小成矣。
”
卷末所附的“东文杂记”是丁褔保刚刚开始学习日语不久时留下的文字，记录了对日语特点
的观察和学习心得。在这里丁谈到了日语的文体以及日本实际的语言生活现状。丁告诉初学者：
日语的书面语与口语有百分之二、三十不同的地方。日语的文章难以的程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古文，相当于中国的周秦唐宋的散文，这是日本文章的根基。二是口语文（俗文），小说等使用
这种文体。读不懂这一类文章则社会上的应酬文章都无从谈起。三是普通文，学术性的文章都用
这种文体。普通文在日本被认为是难读的文章，因为汉字词多，但是对中国人则相反。如不打算实际去日本，粗通普通文也就可以了。报章上三种文体都有，所以有的文章能读懂，有的则不能。
学习普通文，笨人三个月也可以学会，但是学习口语则必须要一年。因为单词难记。普通文中不学可知的单词占十之七八，而口语中还不及十之四五。日语语法简单，但是单词难记。记忆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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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一天能记二十个，一年也不过数千。一篇文章里还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单词不认识。东文与
西文的难易也就在这里。
《东文典问答》出版后不到一年，丁褔保又出版了一本日语学习教材，名之为《广和文汉读法》。尽管丁褔保在本书的卷首再次刊载了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活字印，其后附有“东语语法略说”3 页，作于 1901 年冬），但此时，丁氏似对日语有了更多的了解。本书详细介绍论述了词类、用言的活用、格助词、语法成分以及造句法。虽然书名为《广和文汉读法》，但是举例都是和文汉读法束手无策的普通和文，即“漢字假名混合文”，所以另有一书名：普通东文速成法。
丁褔保甚至说“和文恶可汉读哉，所谓汉读者，人云亦云耳”。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采用这个书名？
丁褔保的解释是：书名，书之记号也。取本有之名而名之，因其记号之熟也。此是书之所以名《广和文汉读法》也。就是说，既有商业上的考虑，也有对梁崇拜的因素。
世纪之初的日语由于在正书法、言文一致、语法体系的建构等方面还没有达到西方语文的水平，学习的负面因素仍然较多。所谓的“日语易学”不过是使通过日语输入西学得以正当化的一种装置。

五、日语的东亚“进出”“膨胀”是世纪之交的流行词，也是理解当时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的关键词。
“膨胀”具体表现在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殖民地的国土扩张和语言文化方面的“东亚进出”。 海外殖民地的获取与统治是日语走出国境的直接动机，同时，日语所承载的知识上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人掌握日语，着手进行翻译之前，曾有过日本汉学家“代劳”的时期，如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等人在《时务报》、农学社的翻译活动。但最终还需要本国人的努力。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
助对日本《太阳》杂志的记者说：
近来彼国人仰慕欧美文明，欲借鉴东邻同文之国日本近三十年学习欧美的经验；上至政治、
法律、经济各科，下及工艺、科学、历史、地理等，频繁购买日本的图书，据日本书加以学
习研究的风气渐盛。故抓住时机，翻译日本书输出中国销路必佳。或有清国无版权保护措施，
被私自翻刻之虞，但预先与地方官吏交涉，禁止私刻则不难。惟汉文中国乃是正宗，日本人
所作汉文瑕疵必多，需要中国人润色修改。但是我相信无需翻译，直接出口日本书也会有较
好的销路。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委托我购买日本书。故暂时翻译成汉文供中国人阅读，将来势
必直接阅读日文原文，就像现在的日本人直接读西文书一样。向中国出口图书不但于日本国家极为必要，于个人也是有利之举。
（1899.10，原为日文，笔者译）翻译日本图书输入中国，促进日语学习，增加直接阅读日本书的中国读者既有政治上的好处，
又有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政府的鼓励。一时间一批出版社应运而生，如，作新社、国学扶近代東亜語境中的日語（沈）95

轮社、新智社、泰东同文局等 24。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东同文局，该局与其他出版社的不同
之处在于出版社的创办者伊泽修二试图追求更高远的目标。
泰东同文局于 1902 年 7 月首先推出了日语教科书《东文易解》，编者在凡例中说：“日东之与
中华、固为唇齿辅车之国矣、观宇内之形势、两国宜相亲相结、盖莫急于今日也、而欲其相亲相结、则莫先于意志之相通。意志之相通、则必藉语言为之媒介。此吾所以有是书之著也。
”编者大矢透是日本语法学家，他为中国的学习者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语法描写框架 25。紧接着 8 月，泰东
同文局又出版了《东语初阶》，卷首有伊泽修二的弁言，这是伊泽在一系列出版物上第一次表明自己的主张。弁言写道：“东中交通垂二千载，隋唐时代我学于中，惟时有古今，道有隆污，势会迁
流，自不能避。今欲摛撷于遐方者，输引于比邻，敢曰尽东亚之责任。
”弁言中还说明该书的日语
不同于坊间“贸易家言”，“尤宜于文人学士”，“俾学者习语作文之便，而终吸文明智识于无穷也”。
伊泽在这本教材中第一次导入了句型教学法。该书局出版的第三种教科书是《东语真传》（1903年 3 月），井上哲次郎在序言中写道：“今如中国。亦欲刷新百度。努力经营。以发扬国威。则明
治往事。可以为师也。傥期之乎。宜以日本语为关键。而讲究日本书籍。不是独为修西学之捷径。
抑亦可见日本当时取舍西学之苦心也。”井上还说泰东同文局的日语书，“近可当交际贸易之便。
由此阶梯而登堂。则道德宗教之文章。亦可讲究也。
”
这三种教科书对中国日语教育的建立贡献极大。教科书的出版告一段落之后，伊泽开始酝酿更宏大的计划：汉字统一。为此伊泽创建了汉字统一会，并自任代表。1909 年 1 月泰东同文局出版了《同文新字典》，这是泰东同文局最重要的一种出版物。该字典由伊泽修二策划编纂，并“始终专承监修之任”。字典的前面有汉字统一会会长子爵，金子坚太郎及副会长伊泽修二的两个长篇
序言（均为汉文）；序言后面是“凡例”（日文汉文对照）金子首先在序言中指出：日清韩三国的“政体思想道德经济实业宗教以及社会上组织等，何莫非由汉学以立基础哉”，“所谓大和民族所发达之真精神，实无一日不恃夫汉学之功者”。有人说汉字难读难懂，想改用罗马字母的文字系统，但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荟萃东西之文化，融和
新旧，铸成一新文化之要素，更宜向亚东大陆，传播我之文化。为扩充通商惠工之资者，舍汉学
不知有何良策也”。日本国民如何担起所负的重大责任？“莫先于将日清韩三国日常所惯用之文字，
整齐划一，编成三国共通字汇也”，“字数姑限以六千，择其最通俗惯用之汉字，傍以我假字及罗马字，施以三国字音”。
伊泽也在序言中说“汉字者，于交通东亚五万万生民之思想，不可缺之利器也”，编纂《同文新字典》的目的是“实现今交通日清韩三国关教育经济政治实业等之思想”。但是，无论是商业上还是学术上《同文新字典》都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很简单，不同的语言无法统一，记录语言的汉

24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51～656 页有关于出版机构的更详细的名

单。
25

永野贤等《大矢透『東文易解』の編纂意図》，《日本语学》，1993 年 7 月号，86～97 页

或問 第 16 号

96（2009）

字如果能统一，也只是字形而已。而在国语意识建立后的近代，汉字的“正统性”一旦被“国语”
所取代，汉字文化圈域内的汉字字形的统一也已成为不可能。字形尚不能统一，遑论字义、字音？

六、结语：日语带来了什么？
在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排除了“日本模式”的可能性，五四以后，从留学、译书方面看，
日本作为新知识的提供者也渐渐失去了世纪初的兴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夺走了人们对日本乃至日本知识的好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更重视直接从西方获取新知识 26。
那么，日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最具体的是汉语从日语中得到了以学术词汇和抽象词汇为特
征的数以千计的新词、译词。或者说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有数以千计的语词，在生成过程中与日语发生过某种互动关系。这些词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词义的重要性上，都是其它种类的外来词所无法比拟的。没有日语词汇的参与，汉语在五四时期完成言文一致的转变是不可想象的。日语词汇的流入，一方面带来了新的概念，一方面加速了西方概念在汉语中的词汇化。以《时务报》的日文报刊翻译栏“东文报译”为例，1896 年 8 月至 1898 年 8 月的两年间，是中国社会准备变法图强的时期，在社会进步、国家体制的变革、殖民地化的危机以及军事、经济等方面议论百出。东
文报译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为了新概念的表述，如下所示，引入了一批，或一套新词语。这些词语从语源上看并不都是日制词，但广泛用于当时日本的学术著作中。而中国的其他媒体上，如西方
传教士把持的报刊上，使用的是另一套术语。
（一）社会进步发展相关词语：进化 退化 进步 社会 社会主义 保守 保守党 革新 革命 革命党 革命党员 虚无主义虚无党 虚无党人 急进 急激党 义务 权利 权力 权益 治外法权 人权 文明 文化 开化开发 野蛮 卫生 参政 参政权 公理 公例 宗教 宪法 立宪 自由 平等 演说 哲学 伦理心理（二）国家体制、殖民政策相关词语
殖民 殖民地 殖民政策 移民 归化 特权 霸权 国家 国会 国旗 国语 国民 国际 国土
世纪 帝国 警察 民主国 共和 共和国 民权 民族 关系 议案 议员 议院 议会 议决 议
席 主权（三）军事、经济相关词语陆军 海军 常备兵 军备 基地 演习 舰队经济 理财 资本 财政 预算 决算 银行 市场 保险

26

同样，明治维新也没有能够成为朝鲜的榜样，但是长时间的殖民统治和强制性的日语教育，在朝鲜语

中留下了更深刻的痕迹。

近代東亜語境中的日語（沈）97几乎在同一时期，严复翻译《天演论》，使用了如“自由、平等、进化、天演”等术语。此时
严复是否受到了日本术语影响还需要作细致的分析，而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在进化论、经济学、
逻辑学的引介上，日文译书的实际作用远远大于一系列“严译名著”。
同时，除了词汇史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即，近代的新知识是以日语借词为载体引入的。直接利用日本译词，省却了译词制作的时间。但是，势必留下某些日语
的影响。如何评价这种影响？
外来词语在融合进目的语的过程中要进行体系上的调整、重组，每一个词都必须成为词汇体系中的一员。在重组之后的词汇体系中，外来词在意义、用法、价值取向上都反映了本语言的特点。即如汉语中的“自由、民主、社会、个人…”等词语所表达的内涵既不完全等于西方的相对
概念，也与日本有异。通过检点这种不同之处，我们有可能从中发现引介西方新概念的过程中，
中国的语境中发生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尤其对那些时代的关键词，这种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这
也正是跨学科视角下的近代词汇史日语借词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其他参考文献：李小兰《清末日语教材之研究》，硕士论文，2002 年（http://www.ch.zju.edu.cn/rwxy/rbs/shuoshilunwenjilxl.htm）
李小兰《丁褔保与日语教科书》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 7 期 2006 年，91～97 页许海华《京师译学馆日文科之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 9 期 2007 年，54～59 页
陈力卫《梁啓超の『和文漢読法』とその「和漢異義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
收《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关西大学出版部，2008 年，423～462 页
《纂辑

日本译语》
，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编，京都大学国文学会 1968 年

附记：本文曾在 2008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全球视野中的近现
代中日关系研究”上宣读，蒙与会学者惠赐意见，谨致谢忱。

或問 第 16 号

98

『或問』第 13 号

2007 年 6 月

目論（2009）

次文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の対象と方法

藤田高夫……………….

1

清朝官吏の見た George Thomas Staunton

松浦章……………….

9

Guo Liancheng and his Journey to Italy

Miriam CASTORINA….

19

ポストホブソンの中国文西洋医学書

松本秀士……………….

31

龙树哲学思想的探源成建华………….........

47

世界汉语教学史研究综述吴丽君……………….

61

试论《唐话纂要》的词汇选编特色

朱勇…..............…..

69

清代沿海商船乗員の見た日本

張新芸……………....

75

The Interpretation of Saussure’s Linguistic Ideas in China

Chiara ROMAGNOLI…

87

李

金佳……………….

99『中国キリスト教美術の起源（1583～1640 年）』（IV）

柏木 治………………..

125

西方汉学史和中西关系史的重要收藏韩

琦………..................

133

中国近代的科技术语辞典（1858～1949）

沈

国威…..…………….

137

New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

Joachim KURTZ ….........

157

表紙絵解題：防弾チョッキもあるでよ内田慶市……………..….

168――グローバル COE プログラムの開始にあたって

道是晴云却雨云——《聊斋志异》早期法译本中对性爱的改写

翻訳・短信

文献・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