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31
No.41,（2001）pp.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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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法律用语的交流与互鉴——以刑名术语为例1
郑 艳"#：本文以刑名术语为例，在利用语料库等对其进行详尽词源调查后，结合法制交流背景，
并从翻译学、术语学、语言政策、立法理念等角度对中日两国法律用语的交流途径、互鉴的模式、原因及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中日两国法律用语以 1890 年为界，先后通过古代汉籍和日语近代法汉译本等进行双向交流。借鉴模式可分为借用、修改和淘汰 3 种类别。词语
结构、词义透明度、语言政策和立法理念等使借鉴模式各不相同。借用属于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增加词汇量，且丰富词语结构和构词方法。部分修改为容受国语言的造词提供外源词素，中途淘汰则有利于语言民族性的提高及本国特色的凸显。
$%&：法律用语 刑名术语 中日交流 日语借词!"#公元 600 年，日本向中国派出遣隋使，拉开中日法律制度交流的序幕。遣唐使的派出和大化改新则“将中日法制交流迅速推向高潮”2。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仿照明清律制订过渡性法律，成为中国法系影响日本的终焉。此后，日本开始模仿西方积极制定本国近代法，于 1890 年初步建成
国内六法体系。同年，日本首部近代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译文被编入《日本国志·刑法志》（1890），
成为日本最早译成汉语的两部近代法，“可以说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开端”3。出于救亡图存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目的，清廷从日本延聘等法学家担任法学教习并参与近代法制定。这些近代法或法
律草案大多被民国所继承，至今仍在中国台湾地区得以保留。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立法，于 2010 年
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长达 1300 余年的中日法律制度相互影响与继受引起两国法律用语的交流与互鉴。中国古代法
一直呈现出“以刑为主”4的特点，日本亦然。为查明中日两国法律用语的交流途径与互鉴的模式、原因及影响，本文选定历史最为悠久的刑名术语为研究对象，利用中日两国现有语料库和自制语
料库进行详尽的词源调查，结合中日两国法制交流史，并从翻译学、术语学、语言政策、立法理念

1

本文属于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用语辞典中的日语借词研究”（项目编号：18YJC740149）及 2017 年度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清末近代刑法文献中所见日语借词及其演变”（2017SK166）的阶段成果。
2刘俊文, 池田温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 页。

3张锐智：《试论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刑法改革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6 年第 6 期。

4

张晋藩著：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 年，第 4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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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对交流和互鉴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展开分析。首先，明确基本概念和研究资料，抽取刑名术
语，并根据词条性质、交流方向及存废进行整理。其次，将中国造词分为传播至日语和未传播至日语两种类型。前者重点考察中国造词向日语的传播路径、在日语中的容受过程及存废原因；后者主要探讨成词类型，重点研究新造词与中国固有词及日语借词的关系，并论及其所体现的中国特色。
最后，将日语借词分为在现代汉语中得以保留和淘汰两种类别，对日语借词向汉语的传播路径、在汉语中的容受过程和存废原因进行深入研究。
'()*+,-./0123456刑名术语是指规定刑罚名称的法律用语，包括主刑、闰刑和附加刑。所谓闰刑，是指中日两国
前近代法律中笞、杖、徒、流、死这 5 种正刑之外的刑罚。本文抽取刑名术语的范围限于中日两国
正式颁行、且原文保存至今的传统和过渡性法律中“名例”及近现代刑法“总则”中规定刑罚种类的条文。
在整理词条时，首先调查词条出典和词义变化，确定词条性质。在此过程中需要用到中日两国
大型国语词典、法律用语词典、古代汉籍数据库、近现代法律文献、早期汉译西书及来华传教士文献、近代报刊杂志、早期汉外以及日外对译词典、早期旅日游记等大量文献。若某词条在古籍中有用例而且词义未发生变化，应被视为固有词。若古籍中有用例但是被赋予近代法新义，则属于新义词。若古籍中未见用例，则为新造词。新义词和新造词统称为近代新词。
其次，通过比较中日同形的刑名术语在两国语言中用例的早晚来进行借词判别。日语借词是
指中日同形词中，日方用例早于中方用例的词。中国造词是指中方用例早于日方用例或未见日方用例的词。最后，根据词条在中日两国语言交流的方向分为日语至汉语、汉语至日语及汉语特有 3大类别。整理结果如下所示：
表 1 中日两国刑名术语的词条性质与交流概况词条性质借词判别
中国
造词
日语
借词

传播及存废
汉语至日语
汉语特有日语至汉语小 计

保留

固有词

新义词22新造词

小计

1231淘汰
保留

2保留

11淘汰
252总计

1686810102332

1850

根据上表可知，日本造刑名术语在清末全面传播至汉语，中国造刑名术语大部分在近代以前
传入日本，另有部分仅在汉语中使用。两国刑名用语共 50 词，其中日语借词 18 词，中国造词 32
词。由日本创制的刑名术语除 1 个固有词和 1 个新义词外，其他 16 词皆为新造词。由中国创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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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名用语共 32 词，其中固有词 24 词，新义词 1 词，新造词 7 词。在发生交流的刑名术语中，从汉语传播至日语的固有词最多，从日语传播至汉语的新造词最多，而新义词则在中日及日中传播
中都最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日本在明治初期以前的千余年中主要继受中国传统法
律，刑名术语也随之从汉语中借用而来。19 世纪中后期，日本先于中国学习西方开始法律近代化。
在表达西方近代法律概念时，早期来华传教士所创译词较少且不成体系，在缺乏借鉴的情况下，不得不自主创制大量未在古代汉籍中出现过的新造词。清末仓促着手法律变革，迫切需要一批近代法律新词。与其费时费力新创，不如先以汉字为媒介，将邻国已形成体系的法律新词引入本国，再逐步消化与吸收。
交流过程中新义词最少的原因可从翻译学和术语学的角度来分析。首先，用古代汉籍中有出
典的词来表达西方近代法概念，采取的是翻译学中的归化策略。这种做法可以减少吸收引进外来
法律的阻力，让目的语的读者感到亲近，但原有旧义会影响人们对近代法新义的理解。而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即使用新造词，虽然可能因为用词欠缺雅训，词汇结构相异，异国文化特质较强等影
响接受，但随着新造词的增加和接触的深入，理解与容受问题将逐渐解决。其次，从术语学的角度
来说，专业术语应贯彻单义性原则。所谓单义性，是指在某个学科领域内，一个术语只表述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只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不能有歧义。新义词同时具有新旧两种语义，容易造成误
解，可能会降低专业领域交流的效率。因此，在近代法律术语创制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同义术语、同音术语和多义术语的出现”5。总而言之，在表达近代法律新概念时，在原有词汇上赋予新义是辅助性手段，创造古籍中未出现过的新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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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刑名术语可分为传播至日语和仅在汉语中使用两种类别。前者为均为二字词，且绝大多数为固有词，在日语中的保留率超过 95%。后者多为字数在二字以上的词条，以新造词为主，均保留在现代汉语中。

（一）传播至日语的中国造词传播至日语的中国造词均为二字词，由 22 个固有词“闭门、边戍、笞刑、笞罪、抵偿、罚金、监视、谨慎、禁锢、拘留、科料、流刑、流罪、閏刑、死刑、死罪、徒刑、徒罪、杖刑、杖罪、追征、自裁”、1 个新义词“拘役”和 1 个新造词“管制”组成。其中“管制”为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在西方国际法汉译本《万国公法》（1864）中所创新造词。上述
24 词除“拘役”外，均在日语中沿用至今。
“拘役”之所以未被保留，是因为日语中新造了“惩役”
一词来表示相关概念。
从古至今，中国刑名设置与五行思想紧密相关。历经多次法律变革，即便是在现行刑法中也未5

冯志伟著：《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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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突破五刑的框架。这些传播至日语的中国造固有词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封建制五刑“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相关的术语。它们在古代汉语中成词年代并不相同，但其作为主刑刑名同时出现在现存法律文献中的最早用例见于《唐律疏议》（653）。该文献作为东亚成书年代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最早的成文法著作之一，约于日本第二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662-671）时期传入日本。
日本现存包括名例的最早成文法为《养老律》（781），五刑在该法中被表述为“笞罪、杖罪、徒罪、流罪、死罪”6。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古代中日两国语言中“罪”与“刑”并未严格区分，“罪”除了表示犯法行为外，还可以表示刑罚。如《汉书·刑法志》中曾有“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7等用例。五刑改为五罪，虽与唐律表述相异，但仍深受古汉语的影响。中国封建五刑刑名术语最终通过日本过渡性法律《新律纲领》（1870）首次被日语全面吸收，但 3 年后前 4 种刑名在《改定律例》（1873）中刑名的改定为“惩役”8。
除五种主刑外，《新律纲领》（1870）还使用中国固有词设置了“谨慎、闭门、禁锢、边戍、自裁”9这五种闰刑。此后，它们在《改定律例》（1873）中被统一为“禁锢”10。其中，“边戍”在魏
朝与宫刑、禁锢等一同被作为五刑之外的闰刑11，通过《后汉书》（432-445）等文献传入日语。该
词在《汉语大词典》中被解释为“戍边，守卫边疆”12，说明其为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 O+V 结构。
除此以外，中国固有的法律用语中多见这种结构，如“门诛、刑恤、腰斩、族诛、族灭、族夷、肢解、罪施”等。这说明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词语结构是由汉语传入日语，而非受日语借词影响才出现在汉语中。

（二）汉语中特有的中国造词
未传播至日语，仅在中国刑法中使用的 8 个中国造词多为二字词和四字词。从词条性质的角度来说，包括 2 个固有词“追缴、驱逐出境”和 6 个新造词“从刑、遣刑、罚金刑、褫夺公权、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前者是在接触西方近代法之前自主创造而成，此处限于篇幅主要对基于
中国固有词或日语借词修改而成的新造词展开考察。
二十世纪初，清廷修律过程中以中国固有词为基础创制了“遣刑、罚金刑”二词。它们首见于1909 年改成的《大清现行刑律》中，最早用例为“五刑。罚金刑十……徒刑五……流刑三……遣6

萩野由之等編：《日本古代法典》，博文館，1892 年，第 17-18 页。

7群众出版社编辑部编. 历代刑法志[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8:10.

8高桥治俊他編：《刑法沿革総覧》，清水書店，1923 年，第 2355-2256 页。

9高桥治俊他編：《刑法沿革総覧》，清水書店，1923 年，第 2285-2286 页。

10高桥治俊他編：《刑法沿革総覧》，清水書店，1923 年，第 2357-2258 页。

11张晋藩，乔伟，陈汉生等编：《中国法制通史 第三卷 魏晋南北朝》，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513-514 页。
12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 第十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年，第 1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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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二……死刑二”13。
“遣刑”是按照传统五刑术语词语模创制而成，即从固有词“发遣”中取“遣”作为前词素，再加类词缀“刑”字构成的偏正结构二字词。该刑罚是指将罪犯发往东北或新疆地区
为奴或当差。将自由民贬为奴隶，具有落后性。虽被纳入五种法定刑，很快因为《大清新刑律》（1911）的颁布而废止。
“罚金刑”作为一种财产刑，在传统法中一般表述为“罚金”。在《大清现行刑律案语》（1909）
中，首次被改为“罚刑”14。对此，宪政编查馆认为“罚金之名改为罚刑，似尚未协……今并省其词，转滋疑义，且罚之于刑文义相类，各刑初莫非惩罚之用，自应仍用罚金标目为宜”15。经审议，《钦定大清现行刑律》（1910）中将固有词“罚金”附加上类词缀“刑”新创“罚金刑”一词取代“罚刑”。该词作为五刑中唯一的三字词，与其他刑名格格不入。在一年后颁布的《大清新刑律》
中被“罚金”所取代。从此，中国古代刑法名例部分中的刑名术语不再统一以刑字结尾。
在近现代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以日语借词为基础修改而成的新造词，有“从刑、没收财产、褫夺公权、剥夺政治权利”四词。“没收财产”是在日语借词“没收”的基础上增加二字词素“财产”
而构成的动宾结构四字词。这种修改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收对象的改变。日本刑法及清末、民国及中国台湾现行刑法中“没收”对象是指组成犯罪行为之物、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和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财物等。但在中国大陆地区现行刑法中，“没收财产”与传统刑法中籍没制度有继承性但不株连无辜他人，是指“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16。刑名术语伴随着刑罚制度内涵的变化而修改后，词语结构稳定，语义完整且明确，凸显了对物权的保护。
“褫夺公权”和“剥夺政治权利”的造词基础均为最早用例见于《日本刑法草案》（1977）的日语借词“剥夺公权”。在 1911 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剥夺”之所以被改为“褫夺”，是因为古汉语词义的影响。
“剥夺”在古代汉籍中表示非法的盘剥和掠夺，而“褫夺”在古代中已被用
作法律用语，表示依法剥夺衣冠和革除功名之义。将“剥夺”改为“褫夺”，更符合清末立法者的认知和当时汉语表达习惯，且遵从了当时尽量减少日语借词的语言政策，是合理的修改。在新中国
现行刑法中，该词变为“剥夺政治权利”。
“褫夺”之所以被改成“剥夺”，从词汇学角度分析可知，当时“剥夺”表示依照法律规定取消的近代法新义已经完全取代了传统旧义。用常用字“剥”替代生僻字“褫”，有利于民众理解，进而根据法律规范个人行为。而“公权”被“政治权利”则与立法和语言政策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法制委员会指出“褫夺公权，系沿用旧名词。现在依

13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37-38 页。

14

沈家本等编：《大清现行刑律案语 卷二》，修订法律馆，1909 年，第 3 页。

15

李贵连编：
《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58 页。

16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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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同纲领’第 7 条的规定，为剥夺政治权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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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创制的刑名用语以新造词为主，在清末全面传播至汉语，在汉语中保留至今的词数略
少于中途被淘汰的词数。判断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存废，主要根据其是否被中国当代大型国语辞
典和法律用语词典收录，以及能否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找到用例。日语借词能否在汉语中保留，主要有词语结构、词义明确性、语言政策等语言学方面的原因和与立法理念
和参照对象的变化等法学相关因素。

（一）传播至汉语并被保留至今的日语借词在汉语中保留至今的 8 个日语借词，从词条性质角度来说，由 1 个固有词“没收”，1 个新义
词“主刑”和 6 个新造词“惩役、附加刑、禁治产、剥夺公权、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组成。
《日本国语大辞典》（2001，第二版）中所记载上述词条的最早用例均出现在明治前期，但对中日两国古籍和近代法律文献等资料进行全面调查后发现两处需要补充的内容。其一，“没收”一词早在镰仓·室町时期中世法中代表性成文法规《御成败式目》（1232、又称《贞永式目》）中即已
出现 18 次，如“第十二条 依夫罪過、妻女所領没収否事”18等，此后词义未发生改变，应为固有词。其二，“主刑”用例出现时间更早，出典可追溯至《后汉书》（423-445），如“陈郭主刑，人赖其平”19等。在古代汉语中原本表示“主管刑事”，前后词素呈动宾结构结合成词。传入日本后，在《日本刑法草案》（1877）中被赋予“可独立施行的刑罚”这一近代法新义，变为偏正结构，应为新义词。其他均为日本新造词，最早用例大多见于《日本刑法草案》（1877）。
上述 8 个日语借词大多为二字词或由两个二字词素组合而成的四字词，三字词较少。除“禁治产”和“附加刑”这两个三字词外，其他在六词都较为顺利地被汉语吸收。因为中国古代汉籍中
已有“主刑”一词，而“没收、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剥夺公权”在古代法中能找到“籍没·没官、徒刑、剥夺以及除名·免官”等明显的相关表述，“惩役”可通过汉字推测词义。它们通过《日本国志》（1890）首次传入中国，其在汉语中的最早用例为《兵志》部分的“重罪之主刑，犹日本律。
一死刑，二无期徒刑，三有期徒刑……其附加刑,亦曰闰刑。一剥夺公权，二剥官，三停止公权，四禁治产，五监视，六没收”20和《刑法志》部分的“徒刑、惩役以待常事犯，流刑、禁狱以待国事犯”21。相比之下，古汉语中较为少见、且构词结构欠稳定的三字词难以融入汉语。
“禁治产”未被《汉语大词典》及中国当代权威法律用语词典收录，亦未见于中国法律法规及裁判文书，仅在

17

吴平著：《资格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8 页。

18

萩野由之等編：《日本古代法典》，博文館，1892 年，第 404 页。

19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 第一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 年，第 966 页。

20

黄遵宪著：
《日本国志 卷二十四》，富文斋，1890 年，第 4 页。

21

黄遵宪著：
《日本国志 卷二十四》，富文斋，1890 年，第 1 页。

中日両国法律用語的交流與互鑑（鄭）37《汉英法律分类词典》（2004）中找到一则用例，可视为在汉语中保留至今。
“附加刑”虽然被中国大陆现行刑法所采用，但其在进入汉语的过程中曾遇到抵制。该词在
《日本国志》（1890）的《兵志》部分被原样借用，但在《刑法志》部分皆被修改为“附刑”。清廷
开始变法修律以来，日本造近代法律用语全面涌入中国，1890 年后日本刑法汉译本中全部原样借
用“附加刑”。但士大夫认为使用东瀛名词有损国体、有害文风。在这种语言政策的指导下，立法者用一字同义词素“从”取代日语借词中字词素“附加”，在保持词义不变的同时，也更好地与其
对义词“主刑”保持词语结构的一致，有利于刑名术语系统性的增强。因此，清末颁布的中国首部
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1911）中“附加刑”概念被表述为“从刑”。此后，“从刑”在民国刑法中得以保留，至今仍在台湾地区沿用。虽然清末、民国刑法典采用了“从刑”的表述，但“附加刑”并未从汉语中消失。新中国成立后，在刑法典中首次采用了“附加刑”一词。因为当时 2+1 偏正结构的三字词在汉语中已经较为常见，词语结构方面抵制不复存在。该词作为一度被修改的日
语借词再次被吸收至中国法律的范例，说明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并非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
弱，在某些特例中甚至可能会出现增强。

（二）传播至汉语但被中途淘汰的日语借词在汉语中被淘汰的日语借词共有 10 词，分别为“棒锁、轻惩役、轻禁锢、轻禁狱、重惩役、重禁锢、重禁狱、停止公权、无期流刑、有期流刑”，均为日本新造词。
其中“棒锁”最早出现在明治初期的过渡性法律《改定律例》（1873）中，首见例为“第五条
凡笞杖打決ヲ廃スト雖モ、存留養親及ヒ懲役人逃即時決ス可キ等ハ、条例ニ照シテ并ニ棒鎖ニ換フ”22。该词虽然出现时间较早，但因未被日本近代刑法所吸收，其传入中国时间较晚。根据用例调查结果显示，其在汉语中最早用例为“棒锁 日本旧时之刑名，今废”23，见于《日本法规大全解字》（1907）。
其他 9 词的最早用例均都出现在 1877 年公布的《日本刑法草案》中，具体内容为“第十二条
重罪ノ主刑、一死刑、二無期徒刑、三有期徒刑、四無期流刑、五有期流刑、六重懲役、七軽懲役、八重禁獄、九軽禁獄。第十三条

軽罪ノ主刑 一重禁錮、二軽禁錮……第十五条 附加ノ刑 一剥奪公権、二停止公権……”24。它们因被日本 1880 年刑法采用而得到普及，通过中国最早日本
刑法译著《日本国志·刑法志》（1890）“第六条……重罪之主刑：一死刑。二无期徒刑。三、有期徒刑。四无期流刑。五有期流刑。六重惩役。七轻惩役。八重禁狱。九轻禁狱。第七条……徒刑、惩役以待常事犯，流刑、禁狱以待国事犯。轻罪之主刑：一重禁锢。二轻禁锢……第九条……附刑22高桥治俊他編：《刑法沿革総覧》，清水書店，1923 年，第 2355-2356 页。

23

钱恂，董鸿译編：《日本法规大全解字》，商务印书馆，1907 年，第 46 页。

24

鶴田皓田編：《日本刑法草案》，司法省，1877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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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剥夺公权……二停止公权……三禁治产……”25而传入汉语。
上述日语借词虽然在清末一度传播至中国，但很快被淘汰，未被《汉语大词典》及中国当代法
律用语词典所收录，亦未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找到用例。传播至汉语但中途被淘汰的日语借词大多为三字词，也有少量二字词或由两个二字词素组合而成的四字词。日语借词在汉语中未能保留的共性原因是为了保存国体，端正士风，当时的语言政策号召尽量不用或者少用日语借词。从词语结构的角度来说，大量三字词未能保留的原因之一为词语结构不稳定，与当时汉语构词法相异。而二字词与两个二字词素构成的四字词虽然词义明确且词语结构稳定仍被淘汰，说明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存废不仅和语言政策、构词法、词义等语言学方面因素相关，也与
立法理念及立法的参考对象紧密相关。中途被淘汰的日语借词都在日本刑法近代化过程中被创制，形成过程中深受法国刑法影响。但中国近代刑法制定过程中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同时主要借鉴的
是 1871 年德国刑法和 1907 年日本刑法。德国刑法未根据罪行轻重或是否违警罪设定不同的刑罚种类，如轻重惩役、轻重禁狱、轻重禁锢等。而在 1907 年日本刑法中，上述 13 个刑名术语除“惩役”外均已被淘汰，加之与中国传统法律关联性弱，因而不被中国近现代刑法所吸收，无法保留至现代汉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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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刑名术语为例，在进行详尽的词源调查后，结合中日法制交流背景，从翻译学、术语学、语言政策、立法理念等方面对两国法律用语的交流的途径及其互鉴的模式、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中日法律用语以 1890 年为界进行双向交流。此前，中国造词中的大量固有词通过古代汉籍、少量近代新词通过清末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译西书等传播至日语。此后，日语借词通过清末译自日语的近代法著作及法律用语词典等传入汉语。日本法学家与研习法政的留日学生参与日语近代
法文献的汉译、中国近代立法与法学教育，有利于日本造近代法律用语在汉语中的传播与固定。
两国法律用语的借鉴模式可分为借用、修改和淘汰三类。词语结构与容受国语言一致、语义透
明度高、系统性强且难以替代的词条会被全部借用。而词语结构与容受国语言有差异、语义透明度低、系统性弱且亦被替代的词条，在提高语言民族性的语言政策及立法理念与范例变化的影响下，很容易被修改或淘汰。
借用对两国语言带来的共同影响是词汇量的增加，丰富了法律概念的表达方式。此外，中国造词向日语的传播也输出了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 O+V 等词语结构。而近代日语借词的吸收则打破了
中国传统刑名术语一字动词加类词缀“刑”构成的二字词语模，增加了汉语中三字词及四字词的比重等。修改对容受国语言的影响是提供了构词要素，淘汰则有利于语言民族性的提高及本国特色的凸显。

25

黄遵宪著：
《日本国志 卷二十四》，富文斋，1890 年，第 4 页。

中日両国法律用語的交流與互鑑（鄭）39

最后，本文仅以刑名术语为例展开研究有以偏概全之嫌，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按照部分法分门
别类，对鸦片战争以前、清末与民国、新中国三个阶段中日两国法律用语的交流与互鉴进行全面而
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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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2021/3/15
2.《日本法令索引》https://hourei.ndl.go.jp/#/2021/2/27
3.《日本法令索引·明治前期編》https://dajokan.ndl.go.jp/#/2021/2/27
4.《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l.ndl.go.jp/2021/2/20
5.《申报数据库》http://www.sbsjk.com/2021/2/25
6.《台湾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mojlaw.moj.gov.tw/LawQuery.aspx/2021/2/18
7.《英华字典》http://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enter.php/2021/3/12
8.《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2021/3/16
9.《中国基本古籍库》http://dh.ersjk.com/2021/2/20
10.《中国知网·词典数据库》https://www.cnki.net/?lival=ele/2021/3/16
11.冯志伟著：《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 年。
12.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13.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4.高橋治俊他編：《刑法沿革総覧》，清水書店，1923 年。
15.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海南出版社，2000 年。
16.鶴田皓田編：《日本刑法草案》，司法省，1877 年。
17.黄遵宪著：《日本国志 卷二十四》，富文斋，1890 年。
18.李贵连编：《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9.刘俊文, 池田温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20.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 年至 1992 年。
21.钱恂，董鸿译编：《日本法规大全解字》，商务印书馆，1907 年。
22.萩野由之等編：《日本古代法典》，博文館，1892 年。
23.群众出版社编辑部编：《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 年。
24.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国語大辞典》，小学館，2001 年。
25.沈家本等编：《大清现行刑律案语 卷二》，修订法律馆，1909 年。
26.太政官編《日本刑法》，印刷局，1880 年。
27.吴平著：《资格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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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号（2022）

28.张晋藩, 乔伟，陈汉生等编：《中国法制通史 第三卷 魏晋南北朝》，法律出版社，1999 年。
29.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 年。
30.张锐智：《试论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刑法改革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6 年第 6期。
31.长孙无忌等著，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 年。
32.佐々木英光編：《改正刑法：旧刑法対照》，中央法律学館，1907 年。

本文作者：郑艳，天津外国语大学求索荣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法律用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