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33
No.42,（2022）pp.133-147

语言接触与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构——兼评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
白 杨/苏 鹰摘要：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的新著《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是一部从语言接触的视角以二字词为切入点探讨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建构的著作。二字词化是现代汉语词汇最显著的特征。该书通过对东亚翻译史的回顾认为二字词短时间内大量产生的原因是语言接触；通过对汉语 6013 个二字词溯源得知中日词汇交流为现代汉语词汇提供了源泉；运用
基本词汇理论分析了现代汉语词汇二字词化的机制。该书既有对史料的深耕细作、也有对个案的铢分毫析，突破了传统在封闭语境中对汉语词汇的研究，将词汇研究提升到了新境界。
关键词：语言接触；翻译史；现代汉语史；二字词
我国旅日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多年致力于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研究，先后著有《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1994）、《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2010）、《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2011）、《严复与科学》（2017）、《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2019）
等多部著作。沈教授又一力作《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以下简称沈[1]著）于 2019 年 10 月问世。关于近代汉语二字词 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研究界通常以汉语内部的进
化或“词汇化”来解释。沈著通过对近代史料、语料进行详实的调查，对近代以来汉语二字词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精审的考证，从近代语言接触、东亚词汇交流的视角深刻讨论了现代汉语二字词
来自何处的问题，剖析了汉语近代词汇体系构建的过程和机制，同时探讨了汉语二字词的生成对
新文体以及现代汉语建构的意义。

一、 结构与内容
沈著第一章为全书的总述，开篇提纲挈领就书中涉及的“近代”、“二字词”等关键词进行了[1]该书中并未使用汉语史研究中常用术语“复音词”而使用“二字词”的原因有二：第一、“音节”

作为语音学的术语使用时期是在本书重点考察的历史时间段之后，在此之前关于此问题的讨论用“字”；第二、在日语、朝鲜语里，汉字和音节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该书讨论的二字词化问题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包括其他语言在内的共同现象。参见：详见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 页。
（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如非需要另
加解释的特殊情况，不再另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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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说明 ，梳理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近代以后一字词（单音节词）的历史局
限性和二字词相较于一字词的先进性，总结了二字词的产生给汉语带来的种种变化。从而引出了问题所在，即现代汉语的二字词是如何产生的、汉语近代演化的动因、过程和机制是什么。沈氏指[3]出，关于二字词产生的机制，以往研究多认为是汉语内部的进化或“词汇化”的结果 ，但语言的内部演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显然不能解释近代汉语的突变；而词汇化理论只能解释动宾式和状
中式短语的词汇化过程，用“词汇化”解释汉语近代演化的动因和机制显然具有局限性。沈著区别
于以往从汉语内部寻找汉语演变的视角，在全球史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交涉的理念下挖掘汉语近代
演化的动因和机制。
第二章以历史发展为轴，整理和回顾了东亚翻译史上各个阶段译词创制的情况。在东亚翻译史上，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日本江户时期兰学家的翻译活动、进入 20 世纪中国对西学的翻译等大规模、典型的翻译活动对东亚地区译词的创制和交流，以及现代词汇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章第一节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由佛经翻译引发的汉语词汇的二字词化现象。第二节通过对日本江户时期兰学家在翻译西书时运用“模借法”来创制译词的方法进行探讨解释了东亚近现代词汇的
产词原理，以及通过分析源自汉文训读法中的“合符”在近代造词中的传承和运用揭示了近代日本
二字成词意识的形成。第三节聚焦中国 19 世纪以来的传教士科学术语译词活动，对比了傅兰雅的翻译理念和化学元素命名的成功和以新造字或孤僻字作为医学术语译词探索的失败，从而得出近代以后汉语词汇体系的建构仅仅依靠增加语言符号是不可能实现的结论。第四节将视野放在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期严复的翻译活动上；严复的单字译词和日本二字译词引发了近代翻译界关于译词的形式应该是单字还是复辞的争论，进一步论证了单字译词的局限性以及现代汉语二字词化的必要性。如果说第一章是从理论角度和形式本身分析二字词产生的必然性，那么第二章则是从史实为依据解构了东亚近代二字词生成的原因和原理。
第三章着眼于词语形式和文章类型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以二字词为主的新词汇体系对“新文学”（新文体）的影响，以及二字词在国语建构中的作用。沈氏指出，19 世纪以后，新概念主要由二字词表达、旧概念的一字词获得了与之同义的二字词形式（沈氏将之称为“单双相同的二字词原则”）。为了实现科学叙事，二字科学术语促成了与之匹配的二字动词、形容词、区别词的生成，以二字词为主的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确立进而促使了与之匹配的新文体的生成。词典的收录对新词
的成立和受容有重要的作用，并如实反映着词汇体系的状况。第三章还对汉语史上第一部具有近[2]

该书的“近代”与汉语史研究的断代不同，主要指 19 世纪，即前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化的重要

时期。
[3]

以词汇化来解释汉语近代演化的代表作有董秀芳著《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沈著梳理和分析了董秀芳（2011）的研究成果，详见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6-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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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质的工具书《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中收录的二字词进行了考察，肯定了《辞源》（1915）
在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指出《辞源》（1915）对二字“新谓词（动词、形容词）”收录的不足。
“基本词汇”是一个语言系统的词汇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构成该语言的基础。近代以降，
汉语的基本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汉语也由此进行了“词汇体系的近代
重构”。沈著第四章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范畴化和原型理论，对中日两国语言中一些二字词由冷僻词变为常用词的过程和原理进行了描述。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认为：在某一概念范畴里如果
有复数的成员，有的成员往往会比其他成员处于更醒目的位置；处于醒目位置上的成员就是典型
的成员，反之就是非典型的成员；处于范畴中心的典型成员就是“原型（prototype）”。近代中日
两国语言基本词汇化现象，其本质是同义词群的快速发展和原型化的结果；而同义词的增加正是为了应对语言描写日益精密化的要求。
日本于 1890 年前后率先完成了各专业领域术语的创制和厘定，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大量的二字词伴随着日书汉译和新闻、杂志等回流中国，并传播到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区。沈氏将这一过程称为“近代词的东亚环流”。沈著第五章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放眼于“近代词的东亚环流”的背景之中，将汉语中的“日语影响词”细分为“日语借形词”、“日语借义词”、“日语激活词”
三种类型，并以具体词语为例详细说明了三类词的考证方法和界定标准，为近代词源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
第六章是在第五章分类标准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二字词进行的大规模、长时间的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通过调查，大致廓清了现代汉语词汇二字词的
来源和构成，明晰了日语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情况，为今后近代词汇史研究、日语借词研究奠定了研
究基础。

二、 主要观点与启示（一）语言的近代化和现代语言的特征[4]

语言的接触和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声和前提。 在近代，伴随着社会变革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东亚各国的语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语言不得不发生近代化变革，以迎合传播西方新事物和
新概念的需要，适应社会的近代化。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语言的近代化既是社会近代化背景下
的产物，又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分属不同
的历史阶段划分，相关研究分属不同学科分支，历来注重共时对比研究。而语言的近代化研究则是

[4]

周振鹤：
《十九、二十世纪之际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以‘历史’、‘经济’、‘封建’译语的形成为说》，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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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号（2022）

以历时的视角聚焦近代语言向现代语言转化的过程本身，不仅关注现代汉语区别于近代汉语的特点，更关注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来说，讨论的是近代语言是如何向现代语言转化的，其转化过程、内在机制、外在动因分别是什么，语言的近代化对现代“国语”的建构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汉语的近代化研究应该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即是以“二字词”为切入点，探讨汉语
近代化诸问题的大作。沈著将近代化的语言应该具有的特征总结如下：（1） 全民性：国语必须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为此国家必须承担教育之义务，以消除因
语言能力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2） 国际性：能翻译外语，或被外语所翻译（互译性），这样才能应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3） 传播性：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能讨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可以用来表述不断
出现、日益增多的新概念。
（4） 普及性：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知识传递不受语言媒介形式上的限制，即言文一致。
沈氏认为，语言的近代化，即现代国语构建的完成，在词汇上要具备科学叙事所需要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词汇体系；在文体上要实现“言文一致”，具备口述知识的文体，以实现讲授科学的目的。具体以汉语来说，汉语的近代化过程一是以二字名词为主体的科学术语的形成，以及与之
配合的二字谓词（动词、形容词等）的完备，共同完成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构建；二是科学叙事的文体——白话文作为现代汉语文体的确立的过程。

（二）二字词化是汉语近代化的重要特征
古代汉语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字一词，即音节单位与意义单位一一对应。自古以来，汉语的复音词也主要是以双声叠韵的联绵词为主。字是词的单位，一字一词、单字成词也是汉语作为孤立语最[5]

重要的特点。直至《马氏文通》，汉语语言学中“字”和“词”的概念并不进行区分 ，词语的增
加就是汉字的增加。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研究室编《现代汉语》对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字典和韵[6]书中收录的汉字进行了统计 。中国历代字典收录汉字数量如图 1 所示：[5]《马氏文通》将汉语词汇划分为“”等，吕叔湘在《重印<马氏文通>序》中指出：
“它（
《马氏文

通》
）用‘字’表示汉字和语词两个概念。
”详见：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
页。
（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再另注。
）[6]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研究室编《现代汉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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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接触與現代漢語詞彙体系的建構（白/蘇）历代词典收字数

80000
60000

47043

40000

60370

49905

48000

26194

20000

9353

》
典

典
《

汉

中
《

语

⽂

⼤

⼤

字

字

典
字
⼤
华
中
《

…

…
》

…
》

》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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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
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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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

《

》

说

（

⽂

10

解

字

08

》

）

…

…

0

图 1 中国历代字典收录汉字数量增长图由图 1 可知，东汉《说文解字》（100）中收字不足一万，北宋《广韵》（1008）收录两万六千
多字，而清代《康熙字典》（1716）中收字则超过四万七千字。在历史上，应对概念的增长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最主要的手段。然而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的爆发性增长的背景下，汉字的增量却有所放缓，以往创制新汉字的方法在新事物、新概念急速增长的近代发挥的作用有限。
近代以来在应对新事物新概念时，很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应该用一字词来作为新事物、新概念
的译词，因为一字词更符合汉语的传统结构和性质。比如，传教士译者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傅兰雅认为，在对新事物命名时提出“一字为原质名”的一字原则；在复合词的创造上认为以“字数少为妙”；新术语应尽可能同语言的普遍结构相一致。傅认为，偏旁结构是汉字最显著的特[7]征，因此，应尽量利用古僻字或新造汉字作为西方语言的译词。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认为译词应
尽量发掘古生僻字或者新造字。以严复为首的本土译者也秉持与传教士傅兰雅、章太炎等类似的观点，即尽量利用古典中的资源、用一字词翻译。傅兰雅的翻译原则在化学元素命名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后续的传教士在医学术语制定上，一字的译词、造字却失败了。无独有偶，严复的复古式翻译也以失败告终。历史的实践证明，一字译词除了化学元素命名外，均以失败告终，被二字译词所取代。那么，为什么一字译词并未取得成功、二字词为什么能取代一字词、二字词有哪些一字词所不具备的优点？沈著在第二章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解答。沈氏指出二字词可以提供
一字词无法企及的数量级的词形，因此可以开示命名理据，可以对事物进行精密描写，可以对事物
进行分类，可以提供同义近义异形词，并有助于听觉辨识有利于知识传授和口语表达。相对于一字词，只有二字词才能应对科学的进步和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才能对非日常的内容做到说得出、听
得懂。此外，沈著对二字词为汉语带来的变化总结如下：[7]

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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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号（2022）（1）谓词体词之间得以实现词性转换；（2）促进了词缀及类似成分的发达；（3）二字形式动词“进行、给予、受到、开始、结束、引起……”，复合介词“关于、对于、基于、由于……”等的频繁使用改变了汉语传统的句子结构，促进了定语修饰部的复杂化；（4）二字词形式为学术用语体系的建构准备了必要条件；（5）二字词提供了大量同义词、近义词，提高了汉语的表达性、描写性和精密性；（6）促进了基于文言一致的科学叙事的实现。
总而言之，近代二字名词的大量生成，使汉语词汇体系获得了学术用语，并且促使了与之搭
配的二字动词、形容词、区别词的生成，为现代汉语提供了科学叙事不可或缺的谓词。二字词的形
成是近代汉语新词增加的必要方式，也是达成文言一致的先决条件；二字词化是汉语近代化进程
中的首要特征。

（三）语言接触是促使汉语二字词短时间大量形成的原因
既然二字词化是汉语近代化的首要特征，那么汉语在近代是如何完成二字词化的？关于近代
汉语词汇的二字词化发展，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是汉语自身的进化或者是“词汇化”的结果。桥本
万太郎认为，任何语言没有一成不变的，都是历史变化积聚的结果；但是，语言又是很保守的，没[8]有某种原因是不肯轻易改变的。 汉语的近代化过程固然与汉语自身的进化有关，但自身的进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沈著对“词汇化”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认为词汇化理论只能解释动宾式
和状中式短语的词汇化过程，并不能解释名词性成分的组合、联合式复合词、非句法词，更不能适用译词创造的情况。用汉语自身的演化和“词汇化”理论无法解答汉语词汇在短短十数年时间内完
成的近代演化。
佛经翻译是汉语史上一次重要的中外语言接触现象，沈著总结了佛教词汇研究的相关成果，认为佛教词汇对汉语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增加了新词、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丰富了汉语的造词方式、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译经产生的词汇为汉语词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使了汉语的进化，使汉语的二字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佛经翻译虽说使汉语的二字词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但对汉语词汇体系的影响有限，并未改变汉语词汇整体的形态。近代西学东渐是另一次翻译促成的语
言接触对汉语二字词化影响的重要时期，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翻译活动导致了汉语二字词的大量生成。二字词是社会近代化过程中对语言近代化的要求，社会的近代化要求语言能够进行科学叙事，而词汇的二字化是语言能够进行科学叙事的必要条件。从翻译史来看，翻译所实现的语言接触是促成汉语二字词化的重要原因，近代东西之间、东亚之间的语言接触促使了汉语以二字词化为本[8]

桥本万太郎著，徐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年版，导读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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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近代化。
现代汉语的二字词来自哪里，有多少是受日语影响的等问题，一直议论纷纷，不一而足。以往的研究大多给出了大概的估计，缺少对现代汉语词汇进行全面、科学的统计。沈著对《现代汉语常
用词汇表》
（草案）
（商务印书馆，2008）中收录的二字词与《广辞苑》（第 5 版）（岩波书店，2005）
进行对照，得到汉日同形二字词 6013 词，对这 6013 词的词源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在现代汉语[9]常用词汇中的二字词中，汉语古典词 2294 条，近代本土词 26 条，传教士译词 1051 条，受日语影响的词 2642 条；其中，日语借形词 1650 条，日语借义词 473 条，日语激活词 519 条（具体词条详见：沈国威,2019 第 237-283 页）。
在该书的第五、第六章对现代汉语二字词的来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详细考证和统计。通过沈著的统计和考证得知，近代本土词的占比不足百分之一，在近代汉语词汇生成过程中，
本土新词创制并不是词汇体系重构主要手段。传教士译词和日语影响词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六十，
可以说语言接触是现代汉语二字词化的重要原因，以语言接触为背景的近代翻译活动，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尤其以日语影响词所占比例显著，汉译日书过程中对日本近代
新汉语词的吸收是现代汉语二字词的最重要来源。

（四）近代和制汉语产生的机制——汉文的学术地位和“合符”的作用现代汉语二字词中存在大量日语影响词，日语二字汉字词产生于江户、明治时期的译书活动。
日语作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国家之一，自古以来便受汉字文化影响。汉字在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语的书写文字，汉文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官方书写语言。同时，日本在汉字、汉文的基础上又发展出适合记录日本固有语言的文字（假名）和文体。直至明治维新（1868），日本主要的文体有：汉
文体、和文体、侯文体、汉文训读文体、和汉混淆文体。其中，“和文体”以女性使用者为主，主要用于和歌等文学作品；“侯文体”主要用于信函等社交性文章。在江户时代（1603 年-1868 年），
汉文或汉文训读体是主要的书写文体。汉文在明治 17 年（1885 年）前后达到隆盛状态而后逐渐衰
退，之后日本的学术语言转变为假名汉字混合书写的“和汉混淆文体”。日本有意识地创制汉字新词始于 18 世纪兰学阶段，正值汉文体隆盛的时期。汉文体的学术语言地位是日本利用汉字翻译西
书、创制译词的文体基础和前提条件。
由于汉语和日语的性质不同、语法各异，汉字、汉文在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需要通过日语对汉文进行解读、吸收，在长期对此进行摸索的过程中产生了“汉文训读”的方法。所谓“汉文训读”，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对汉语添加“返点”来改变语序、添加助词/助动词等使之符合日语语法特

[9]

沈氏指出，
“弊害、店员、史料、修女”等 26 词，或仅出现在近代本土文献资料中，或目前无书证证明其确切来源。

140

第 42 号

或問（2022）征，从而将汉文变为日文的一种技术。汉文训读是日本人阅读汉文的时候，一边保持汉文的形式一边翻译成日语的做法，也是汉语和日语之间进行语码转换的机制。通过“汉文训读”的方法，汉字
被吸收进日语。其中，“合符”是汉文训读中使用的符号的一种，写成短竖，类似于现代的连字符“-”。合符将两个以上的汉字连结起来，表示这几个汉字是一个整体。在日本的汉文训读资料中，合符将两个汉字连结成一个整体，使这个“整体”成为熟语（即联系紧密的词组或复合词）。从平安时代（794 年-1192 年）初期开始，“合符”作为连结两个以上汉字为一个整体的基本功能以臻完善，并分化为连结音读汉字的“音合符”和连结训读汉字的“训合符”，镰仓时代（1185 年-1333[10]年）以后合符的功能固定下来。

图 3 立本寺本《妙法莲华经》宽治元年（1087）点中的合符
在院政期（11 世纪末-12 世纪末）以后的训读资料中，音读的二字汉字的组合中如果第一个
字是入声音、第二个字是无声子音，合符则表示第一个汉字需要促音化。促音化使两个字的结合更加紧密。汉字是一字一词，连接两个汉字为整体的“合符”改变了一字一词的格局，促进了日本人
二字为一词的意识。
直至江户时代（1603 年-1868 年）荷兰书翻译（兰学）之前，日语对汉字主要是接受、渗透、[11]

普及和定型的时期，以 1774 年《解体新书》

的出版为开端，日本开始在翻译活动中有意识地通过创制汉字，译词来对应外语词汇的翻译。训读既是日本引进外国文化的主要方法，也是日本翻译
外籍的主要机制。
“训读”的方法不光在日本翻译汉文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近代兰学、英学中，[10]

小林芳规:《訓点における合符の変遷》，载《訓点語と訓点資料》1979 年第 1 期。
（后文出自该书

的引文，不再另注。
）[11]杉田玄白译自德国医学家 J. Kulmus 所著人体解剖学书籍 Anatomische Tabellen 的荷兰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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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接触與現代漢語詞彙体系的建構（白/蘇）[12]

日本学者将“汉文训读”的方法传承下来用在欧文翻译中，产生了“欧文训读” 。因此，
“合符”
也作为训读机制中的符号被沿用在了日本近代西文翻译中。
沈著对《解体新书》的造词方法和合符的使用进行了调查。根据《解体新书》凡例中的叙述，
杉田玄白在翻译时采取了以下方法：“翻译”，即用已有的汉字词去译荷兰语的词；
“义译”
，即在没
有现成词语的情况下，根据荷兰语词的意思创制新的译词；“直译”，即音译。这里的“义译”就是创制新译词的情况。在“义译”过程中，由于荷兰语是日耳曼语族，单词比较容易分解成有意义的语素，汉语是以语素为单位的语言，杉田玄白就采用了荷兰语语素和汉字一一对应的逐字译法，即“语素对译法”也称“摹借法”。比如，“kraakbeen”一词中，语素“kraak”直译为“软”、语素“been”
直译为“骨”，合起来称“软-骨”。
“义译”，模借的造词方法促生了大批二字汉字术语词。

图 4-1《解体新书》（1774）凡例

图 4-2《解体新书》（1774）书影
（引自沈著 61 页）

图 4-1,4-2 中，加合符的词有：翻-译 义-译 直-译 和-兰 略-语 软-骨 西-洋 诸-国 清-国其-余 而-已 其-一 肢-体 其-二 内-景 其-三 其-四 历-视
腐-朽 而-后 其-全 形-体 名-目 三-等 头-颅 六-篇[12]

森冈健二:《欧文訓読の研究―欧文脈の形成―》，明治書院 1999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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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礼-世-缕-丝
[13]

陶-宗-仪

加-蜡-假-偭

第 42 号加-蜡-偭

（2022）

偭-题-验

机-里-尔

支-那

辍-耕-录

由图 4-1,4-2 可知，在《解体新书》（1774）中，不仅给意译词加合符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
像“礼-世-缕-丝”这样的音译词，以及“陶-宗-仪”、“辍-耕-录”等固有的人名、书名的各个汉
字之间也加上合符，以表示这是一个多字词的整体。合符一方面保证了读者的正确理解，另一方面
也促进了日语中二字成词意识的产生，从而在日本江户时期以来的译词创造中促生了大量二字新词的生成。
在 17 世纪以来的东亚汉字词汇创制过程中，汉文体的学术语言地位是近代日本汉字词创制的
前提条件，“训读”是主要的翻译机制，逐字翻译的模借法是译词产生的主要方法，其中汉文训读
法中的“合符”使单字合成为一词，改变了一字一词的格局、促进了近代二字词、三字词的产生。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近代词的东亚环流”。

三、 特色与创新（一）拓展了东亚汉字词汇的多视角研究（1）从语言接触的视角探索汉语的演变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讨论汉语史上新的语言成分的来源以及那些变化的原因的时候，大多数
学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着一种原则，即汉语是一种独立产生和发展的语言，汉语的一切变化
都可以从其本身找到根源，汉语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汉语内部合乎规律的独自发展的结果，无须从[14]

外部寻找原因，或是认为语言接触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相当有限。

即使有少数学者承认汉语历

史上发生过与其他语言的接触的事实，但对这些接触能对汉语的演变起多大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接触对汉语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以往汉语历史研究的主流坚守历史比较法，凡事都尽可能[15]在汉语中寻找答案，而对任何外来影响说都抱有很深的怀疑。 朱庆之指出，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汉语历史语言学专著和教科书，对语言接触的事实和语言接触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字不提，极少有人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探寻某种语言现象的来源。总而言之，历来的汉语研究对语言接触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汉语研究亟待跳出禁囿，需要从外部更客观、更全面、多视角地审视汉语中的问题。
近代是语言接触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的时代，既有东方和西方语言的接触，又有东亚各国
各地区的互相交流。近代语言研究更应该拥有全球史的观念，具备全球化视野，打破学科界限，进

[13]

此处的“陶-元-仪”应为笔误。陶宗仪，元末明初史学家、文学家，《辍耕录》的作者。

[14]

朱庆之：
《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佛教汉语研究的新视角》，载《北京论坛“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

中语言的认同与交流”论文集》2007 年刊。
[15]

江蓝生：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的比拟式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4 期。

143

語言接触與現代漢語詞彙体系的建構（白/蘇）行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研究。沈著即是放眼于近代东西语言接触大背景下
的，中日语言接触视域下的汉语词汇的历时研究。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说：“本书的内容是从‘另类’的视角对东亚汉学词汇进行的研究”。沈著既是汉语与外语互相交叉的研究，又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双向融合的研究，实现了汉语史研究视角新的跨越，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更具有深刻
的现实意义。

（2）从国语建构的角度探索词汇的意义关于现代汉语是如何产生的，汉语研究界多从外来词的角度研究汉语词汇的变化，从欧化语
法现象来阐释语法方面的变化，两个层面是割裂开来的。但是，词汇也是语法的侧面。从汉语的近代演化来看，二字词的大量吸收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不仅是词汇层面，也影响和促发了语法和文体层面的演变。二字名词的大量增加引发了与之匹配的二字动词的增加，在语言精密化的需求下二
字形容词、区别词随之增加、修饰结构改变；在事物分类细化的背景下新词缀、类词缀随之增加。
新词缀中有一些词缀具有改变词性、添加语法义的功能，二字词也使汉语词汇的词性转换得以实现等。关于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的变化，王力列举了：先词后置、新兴的致动、新兴的被动式、“无[16]

定冠词”的产生及其限定用法、新兴的联结法、新兴的平行式、新兴的插语法等欧化语法现象。

然而，这些现象总体来说还是属于修辞性、词汇性的。近期，刘英凯总结了现代汉语异化的 11 个
层面：音位层、词头（前缀）层、词尾（后缀）层、词汇层、语义层、词组层、习语和谚语层、修辞层、语法层、篇章层；其中，关于语法层的变化，刘氏着重指出了以修饰语的添加主要特征的长[17]

主语、长宾语、长谓语、长状语、长补语、长插入语等语言现象。 而这些语言现象的出现都是以
词汇层面的变化为基础的。笔者认为，定语成分的长大化和体词谓词之间的词性转换是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的实质性变化；而这两种变化都是借助二字词才得以实现的。可见，近代中日语言接触带来的新增词语不但直接引发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重构、为现代汉语文体的生成提供了词汇基础，并且促发了语法体系的变化。词汇的现代性决定了语言的现代性，在近代东西、中日交流的视
角下，从国语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词汇的作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沈著从国语建构的视角讨论二字词的形成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将词汇研究提升到新的理论层面，打破了以往词汇研究
和语法研究割裂的局面实现了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的联动，有利于对近代语史研究进行整合。

（二）详实的资料调查和中外大型语料库的应用
该书史料详实，调查并参考了国内外专著 108 部、研究论文 85 篇、其余图书资料等 85 部，
其中国外专著 75 部、论文 46 篇、图书资料 22 部，基本涵盖了近代中日词汇史研究领域的先行研

[16]

王力：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2015 版，第 449 页。

[17]

刘英凯：
《刘英凯学术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0-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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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及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科技文献等资料，尤其在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收集和整理方面独树一帜。
词典的收词情况的发展能佐证近代词汇体系建构的过程。该书在词源考证过程中，查阅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各类国语、对译词典，囊括 1814 年以来的英华对译词典 28 种、英日对译词典
26 种，日本国语词典 29 种，汉语辞书 8 种，不仅为近代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调查资料，也为近现代词典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为词汇史研究开辟了新境地，使语史调查中例证的来源更丰富、更均衡、更科学。沈著在调查中充分利用了包括中国古代典籍（《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中国近代报
刊（《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中国近代英华字典（《英华字典资料库》）、日本近代报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近代杂志（《中納言》日本語歴史コーパス（CHJ））
、日本近代翻译史料（《近代化黎明期翻译书》）等在内的中日近现代资料大型语料库，并对于上述各种文献[18]

的关系梳理如下：图 5 中日文献群与词语传承示意图（引自沈著 238 页）
上图梳理了文献与汉语词汇传承的关系，展示了词源调查过程中文献调查的基本流程，为书证辨别和词源判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沈氏还指出，随着新的书证出现，关于词源的考察结果随时会出现修正。古代汉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中外大型语料库建设的完备等都是本研究应当关注的资源。
近年来，来北京语言大学智能研究院开发 BCC 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北京大学中国语言
学研究中心开发 CLL 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等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开发的语料库，既收录了以书面语为主的经史子集、又收录了近代白话资料，是今后语史研究中应当予以
重视的语料资源。

[18]

虚线为不确定影响

語言接触與現代漢語詞彙体系的建構（白/蘇）145（三）提供了东亚近现代词汇史的研究范式沈著通过对现代汉语中的二字汉字词的词源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的基础上，将现代汉语二字词大致分为汉籍古典词、传教士译词、本土文献词、日本影响词等几类。其中，日本影响词又可分为
借形词、借义词和激活词。
“汉籍古典词”即来源于古代汉语典籍的词或词组，在汉语典籍中历代
以来出现频率、词义等无显著变化，“一以贯之”的词。比如，“爱恋、本性”等。“传教士译词”
即来源于近代以来传教士翻译西书典籍或编纂的英华字典中的新词、译词。比如，“爱情、草本”
等。
“本土文献词”即出现在明末清初以后中国本土文献中的词。比如，“弊害、店员”等。
“日本
影响词”即受日本近代二字汉字词汇影响的词，具体来说，有词形和词义均借自日语的“借形词”；
词形在汉语典籍中存在，但词义受日语新汉语影响的“借义词”；以及，汉语典籍中存在词形，词义也相近，但近代以前几乎不怎么使用，受到日语新汉语的刺激而短时间用例激增的词。沈著分别绘制三幅图（详见沈著第 262、272、276 页），对“借形词”、“借义词”、“激活词”三类词各自的界定方法和判定流程进行了描绘。笔者将上述三幅图总结合并，从总体上展示“日语影响词”的判
定和分类、以及上述三类词的界定流程和相互关系。

图 6 “日语影响词”的分类和判定方法
沈著中关于近代中日语言接触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方法和界定标准是沈氏数十年研
究方法和经验的总结，此研究方法和界定标准以汉语典籍为基础，囊括从古代至近代不同时期的汉语语料、西学东渐中的中外文语料、以及东亚地区的近代语料，既充分考虑到汉语的历史传承，
又将东西、中日之间的语言接触纳入视野，考察视角广阔、考察语料丰富、界定标准清晰、判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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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有一定科学性，为汉语史、近代中日语言接触、日语借词等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近年
来，在此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近代中日词汇研究成果斐然。比如，朱棠（2018）考察了“学会”一[19]

词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中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语义演变。 李京（2022）以“检讨”为例，分别对汉日语中的词源、词义进行了考察，梳理了“检讨”一词在汉日语中发生的语义
[20]

变化。

（四）指出了东亚汉字词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代语言建构的重要目标是实现“科学叙事”，科学叙事要求词汇精细化、文体严密化。具体来说，概念需要增加和细化、命名向分析型发展，表达需要多样化、口头传递时要明晰；再加之汉语自身韵律的特点等原因，汉语词汇的二字词化得以催化和发展。在二字词化发展下，现代汉语词
汇增加了大量的新成员。沈著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新增加的成员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二字科学技术的术语、抽象词汇（即“新名词”）；
2）二字动词、形容词（即“新谓词”）；
3）二字区别词，即非谓形容词；4）新词缀与类词缀；5）以新词缀、类词缀为构词成分的三字、四字词。
沈著对现代汉语中 1）和 2），即新名词和新谓词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在新名词的创制上，采用日本“新汉语”是主要的应对方法；在新谓词的形成过程中，日语词的影响除了直接借用外，汉
语古典中的字串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日语影响被激活、迅速凝固成词；为了迎合语言多样性的要求，
谓词同义词群大量形成，并引发了汉语基本词汇化现象。此外，沈氏还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着墨最多的是表达新概念的新名词，新名词相关研究以臻完善；3）、4）、5）三种词对于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重构也极其重要，是今后应该着重考察的对象。
二字区别词如“小型、专用、最初、主要、有效、无限”等，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作名词尤其是
二字名词的修饰词，但与形容词不同，一般不能作谓语，也不能被“很”等副词修饰。吕叔湘,饶
[21]长荣列举了现代汉语中的区别词 436 词，并指出这些词是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新词。

笔者将这436 词在不考虑中日汉字字体的差异的基础上，在《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进行检索，得到汉日同形词 262 词，数量超过了现代汉语区别词总数的 60%。在近代中日语言接触视角下考察现代汉语区别词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将是今后的课题之一。

[19]

朱棠:《近代中日同形词“学会”的语义演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20]

李京:《中日同形词的对比研究——以检讨和「検討」为例》,《品位·经典》2022 年第 2 期。

[21]吕叔湘,饶长荣：《试论非谓形容詞》，载《中国语文》198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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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接触與現代漢語詞彙体系的建構（白/蘇）现代汉语中有一类词和区别词用法类似，如“高速、公然、共同、长期、局部、自动”等，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二字动词的修饰词。齐沪扬将这类词称为方式词，并认为区别词、方式词、词
[22]

缀/类词缀应该被称为“加词”，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汉语的黏着词。 以上的方式词中也存在大量
的汉日同形词。二字区别词、二字方式词、词缀/类词缀以及词缀类词缀构成的三字四字词不仅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新成员，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些词改变了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搭配方式等，应该在近代语言接触视角下对此进行进一步探究。

四、 结语
世界上任何的现代语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周围语言的影响，任何语言都可以说是语言接触影[23]响下的产物。 因此，语言研究的视野也应该是开阔性的、研究领域应该是融合型的、研究方法应
[24]

该是博采众长的。西学东渐既是一部近代东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历史，又影响了东亚地区语言的近代化重构。在近代这一特殊语境下的语言研究更不应该是闭塞、孤立的。
沈著以现代汉语二字词为研究对象，着眼于近代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中日之间的语言接触，剖析了现代汉语二字汉字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动因和机制，调查了现代汉语二字词的来源和构成，
并分析了近代东亚二字词意识的形成、二字词和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建构以及现代汉语文体形成的
关系，是立足于全球视野对现代汉语二字词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的、历时的调查，为汉语史研究
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正如封底推荐辞所说：“本书着眼于东西、东东的近代语言接触与词汇交流，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语言近代化的视域下，诠释汉语二字化的机制及史实，最终回答了现代汉语二字词来自何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本书“尤其对日语影响汉语这一近代事件做了全景式的素描”，“必将成为 19 世纪已降汉语词汇研究的基本文献”。此外，在作者以及多位近代中日词汇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史视角的概念史研究：东亚近代新词译词研究平台”已经上线并开始运行。这既是对多年来东亚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译词研究领域成果的总结，也将是东亚汉
字词研究的基础资源。
作者简介：白杨，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方向为中日语言接触；苏
鹰，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方向为中日语言对比，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本文是外国专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与深化――以日语教育多视角研究间的
联系为中心”（Z20210458987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伤寒论》日译研究”（21YBQ019）的阶段性成果。

[22]

齐沪扬：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2 页。

[23]张兴权:《接触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 页。

[24]罗集广,张景华,朱棠:《“西学东渐”对中日近代翻译实践的影响》,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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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第 15 回国際学術大会のお知らせ
第 15 回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SCIEA）年次総会が 2023 年 5 月 6 日（土）～7 日（日）に中国南開大学にて開催される運びとなりました。
東アジアは古代では漢字、儒教、仏教、律令制などを絆に交流してきており、輝かしい東洋の文明を作り上げました。近代に入ってからまた欧米文化との交渉・融合を経て、多彩で特色のある地域文化を育んできました。21 世紀において、グローバル化が進むにつれて、より開放的な姿勢で世界を抱擁し、人類運命共同体の構築に新たな貢献を果たす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これに鑑みて、2023 年第 15 回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大会は「東アジア文化の融合と創造」をテーマに、以下の 3 つの課題に重きを置き、学術交流を行う予定です。
（１）古代東アジア文化の融合と創造；（２）近現代東アジア文化の融合と創造；（３）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東アジア文化の融合と創造。
主催校の南開大学は、中国天津市に位置し、1919 年に設立され、豊富な学科を擁する総合的な研究型大学です。百年余りの発展を経て、現在は八里台キャンパス、津南キャンパス、泰達キャンパスという三つのキャンパスを有し、文系理系を中心に、基礎が広く、応用と革新を際立たせる特色を形成し、2017 年 9 月に中国の「双一流」建設 A 類大学に選定されました。南開大学は長期にわたって開放的な学校運営を堅持し、すでに世界 40 余りの国と地域の 320 余りに及ぶ有名な大学と学術交流や国際協力関係を結んでいます。
第 15 回年次総会は、下記の綜合テーマと分科会テーマを中心に研究発表が行われる予定です。学会会員および若手研究者の皆様に振るってご参会頂けますよう、心よりお待ち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年次大会テーマ：

東アジア文化の融合と創造分科会テーマ：1.

メディアとしての漢字・詩⽂と東アジアの政治外交

2.

筆談と東アジアの⽂化交渉

3.

儒教、仏教と東アジアの⽂化交渉

4.

東アジア知識史に関する研究

5.

帝国/⺠族/地域の知識をめぐる交渉

6.

⾔語、⽂学、歴史及び哲学の翻訳と知識移転

7.

芸術・教育分野における⽂化交渉8.

公衆衛⽣、伝染病、医薬と⽂化交渉

9.

地域⽂化と観光分野の⽂化交渉

10. その他東アジア⽂化交渉に関する研究
会議日程：2023 年 5 ⽉ 6 ⽇（⼟）〜7 ⽇（⽇）
会場：南開⼤学⼋⾥台キャンパス（中国・天津市 南開区衛津路 94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