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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7,（2020）pp.61-78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
Lara Colangelo [腊兰]）摘要《十二表法》是西方最古老的成文法典。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颁布的，并在高卢人

入侵后被摧毁，数百年来一直是罗马法的主要渊源，而且自人文主义时代以来，西方法学家就进行了许多尝试来还原其原文。最近，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文献的研究和翻译也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自上个世纪以来，已经出现了几种中文版本以及对其内容的研究。而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似乎很少有关于中国有关《十二表法》的知识传播史的调查，尤其是关于中国继受《十二表法》的初始阶段的研究。这部法典出现于中国的起源是什么？对它的研究进展如何？19 世
纪末到 20 世纪初出现的最古老的中文描写中所浮现的《十二表法》形象是什么？该形象作为罗
马法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能够影响中国在那个历史时刻、在进行法律和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选择采纳罗马法系？为了进一步重构中欧文化交流史，以及罗马法传入中国的历史，本文旨在回答这些问题，特别着重于清末民初中文原始文献中对《十二表法》的最初描述，以期阐明对这部法典的继受史。

一、《十二表法》：起源与还原《十二表法》是罗马历史上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其编纂可以追溯到共和时代初期，当时尚无
成文法1，而平民则受到贵族法官的任意支配。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贵族最终被迫屈服。根据历史传统，平民护民官盖乌斯·泰伦蒂利奥·阿尔萨（Gaius Terentilius Arsa）于公元前 462 年提出，任命一个由执法官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成文法典，以弥补当时生效的口述习惯（mores）。
在最初的反对之后，元老院于公元前 454 年投票向希腊派出了由平民会议（concilia plebis）任命的三人委员会，以研究雅典和其他城市的法律。因此，在公元前 451 年，一个全部由十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此即十人委员会，负责起草法律。由阿庇尤斯·克劳丢斯·克拉苏斯（Appius
Claudius Crassus）担任主席的第一个十人委员会在一年后完成了工作，并制定了十表法律。公元
前 450 年，任命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这次也是由阿庇尤斯·克劳丢斯·克拉苏斯亲自主持的，这个新的委员会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制定了另外两表法律。据说在公元前 449
2年，法律被刻在十二块青铜板上 ，然后展示给人们。

1

有学者相信王政法（leges regiae）的存在。王政法指的是罗马国王颁布的法律，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指以书面形式颁布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的历史存在还有待证明，至今学术界对此仍有疑问。就此主题可参
见：Rossella Laurendi, “Leges regiae. «Ioui sacer esto» nelle leges Numae: nuova esegesi di Festo s.v. Aliuta”,
载 Revisione ed integrazione dei Fontes Iuris Romani Anteiustiniani (FIRA). Studi preparatori, I, Leges, a curadi Gianfranco Purpura (Torino: Giappichelli editore, 2012 年), 第 13 至 39 页。
2

Liv. [提图斯·李维], Ab urbe condita, III, 5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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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乏矛盾的传统，没有被现代评论家完全接受。今天的主流解释相信十人委员会的历史存在，并认为，这个不寻常机构的目的是进行宪法性改革，旨在摧毁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二元对立、实现法律之均等（即让法律广为人知）。
可以肯定的是，《十二表法》一直在罗马广场上被展示着，直到公元前 390 年，那时它在布
伦诺国王率领的高卢人入侵劫掠期间被销毁。如李维（Livius）所言，它多个世纪来一直是“所有私法和公法的渊源”，在西塞罗时代（它被起草整整四个世纪后）被拿来教孩子们背诵3。至于内容，《十二表法》涵盖所有法律领域（私法、公法、刑法和神法）。
《十二表法》随后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重新出版，肯定是经过修改的形式。无论如何，从 6
4世纪开始，在西方，没有文字可以按原始顺序完整地复现《十二表法》 ，因此，无人拥有其完整的文本。但是，《十二表法》的许多片段在古代文献中被引用，包括逐字记录（ipsissima verba），
以及对个别规范的解释和评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知道包含条文的是第几表以及条文在表中的位置。基于这些记载，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收集所有的引文，以对它们进行排序从而还原《十二表法》的文本。
还原的工作——从大量可用的、零散的引文开始——长期以来被认为始于 16 世纪，但最近的
5

研究表明，15 世纪就已经有将所发现的单个引文组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当然，应该牢记，尽管各
个时代的若干作者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努力，但是所取得的每个结果都表现出高度的任意性，如今的还原工作仍在进行中。
《十二表法》的当前版本主要基于 19 世纪上半叶由埃里希·爱德华·迪克森（Eirich Eduard Dirksen）和随后的鲁道夫·肖尔（Rudolf Schöll）建立的一种“经典”。这两位
学者以雅克·戈德弗鲁瓦（Jacques Godefroy）的还原为基础进行研究，该还原工作的第一版本可追溯至 1616 年。

6

二、《十二表法》在中国：大约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感兴趣的对象
上文已论及《十二表法》在罗马法和西方法史上重要的实际与象征意义。考虑到此，为了进
一步重构中欧文化交流史，以及罗马法传入中国的历史，有必要考察该法典在中国的介绍史和研
究史是什么。正如徐国栋（2019 年）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世纪以来，《十二表法》一直是一个在
中国备受关注的主题。徐教授是该主题的最主要中国学者，并且已经对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近二
3

Cic. [西塞罗], De legibus, II, 59。

4

Oliviero Diliberto, Bibliografia ragionata delle edizioni a stampa della Legge delle XII Tavole. Secoli

XVI-XX (Roma: Robin Edizioni, 2001 年)，第 14 页。
5Oliviero Diliberto, “Umanesimo giuridico antiquario e palingenesi delle XII Tavole.2. Reg. Lat. 450”, 载Un manoscritto inedito in tema di legge delle XII Tavole, Marco Buonocore, Oliviero Diliberto e Antonia Fiori(主编), 载 Miscellanea Bibliothecae Apostolicae Vaticanae 15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008 年), 第 49 至 99 页。
6

Diliberto, Bibliografia ragionata delle edizioni a stampa della Legge delle XII Tavole. Secoli XVI-XX,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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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十年的研究。他在有关该主题的博大精深的专著中报告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事实，如下：“2003 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
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以此提出了在高中教罗马法的要求，
故 2004 年后在‘必修 I’项下增加了‘罗马法的起源和发展’的教学内容，《十二表法》是其中7的一部分。理由是古罗马的法制是西方民主与法治的渊源，对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 。
8在贾文范于 1914 年首次对《十二表法》进行了完整的中文翻译后的几十年内 ，又先后出现了9五个不同的中文版本，直到 2019 年徐国栋的最后一次翻译 （而且，除了这些全译本以外，还出版
了一些节译本）。尤其是在最近的 20 年中，关于《十二表法》的研究在中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尽管，正如下文即将述及的那样，在这种意义上最早的专题研究可追溯到 1920 年代）。上面提到的2019 年出版的徐国栋专著中，在介绍了《十二表法》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历史之后，作者以大量的篇幅和翔实的分析着重介绍了每个表的注释以及《十二表法》对优士丁尼时代的和现代的罗马
法的影响；在他作品的第二部分中，作者着重于对《十二表法》的六个全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在此之前，他插入了关于《十二表法》在中国的传播的部分，并总结了中国对该主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由徐国栋总结起来的对中国目前存在的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狀況中，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十二表法》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但迄今为止进行的研究主要是法学性质的，而《十二表法》
在中国的介绍史是一个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的方面。此外，即使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纯粹出于法
律性质的论著也包含从一个更广的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专门介绍《十二表法》在中国的简短章节，它们一般将有关《十二表法》在中国的知识传播的开端追溯到民国初期。更具体地说，1914 年贾
10

文范的《十二表法》译文和 1920 年代初发表的两篇文章（1923 年应时的文章 和 1926 年的子模、
11

知行的文章 ）一般被视为该过程的开端。但是，一如已被几项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继受罗马12

法这一过程的开端远远早于 20 年代 ，因此迫切需要对中国关于《十二表法》的知识起源进行专

7

徐国栋，《<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08 页。

8

如本文即将述及，贾文范的译文载于其编译的罗马法教科书中（《羅馬法》，出版者不详，1914 年)。

9徐国栋，《<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7-26 页。

10应时，《罗马<十二表法>之概略(一)》，载《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季刊》，1923 年第 8 期。

11

子模、知行，《罗马<十二表法>之研究》，载《法学季刊》第三卷，1926 年第一、二期连载，第 31 至

42 页。
12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可参考：Sandro Schipani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Il diritto romano in Cina”, 载Diritto cinese e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Contributi, L. Formichella、G. Terracina、E. Toti （主编），(Torino: Giappichelli editore, 2005 年)，第 57 至 68 页；费安玲，《罗马法研究在中国的态势与展望》，载《比较法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193 至 196 页；徐国栋，《中国的罗马法教育》，载《中南法律评论》，
2002 年第 1 期；紫松霞，《西法东渐：清季法律教育理念的变革》，载《保定学院学报》第 27 卷，2014
年第 3 期，第 7 至 15 页；此外，有关该现象从清末民初到现在的概括性介绍，可参见：Lara Colangelo,“L’introduzione del diritto romano in Cina: evoluzione storica e recenti sviluppi relativi alla traduzione e
produzione di testi e all’insegnamento”，载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36 (2015 年)：第 17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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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调查，也就是说，对清末民初的资料进行针对性的研究，目的是考察是否存在比已有的研究成13

果中所论述的更早的对《十二表法》的提及。

三、《十二表法》在中国：清末民初时期
在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对西方法律的兴趣与日俱增，产生兴趣的首先是一部分改革派的更具远见的知识分子，然后是清政府内部的一部分人。最初，出于实际需求（即为阻止西方帝国主义
向中国扩张），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法领域，导致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著作，尤其是在京师同14

文馆内翻译的文本 。后来，到 19 世纪末，中国开始着眼于大陆法系的民法以及作为民法基础的罗马法，将其作为自身法制改革的模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新的法典化。
然而，研究清末中文原始文献对《十二表法》（或，更广义地说，对罗马法）的最初提及，当然意味着，不仅要考察有关西方法律的作品，还要考察那些严格来讲非法律性质的，可能包含对欧洲和西方政治和制度、历史和文化的提及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还应该记住，在分析原始文献的过程中，基本无法穷尽所有可能包含有关罗马制度和《十二表法》信息的现有文本，而且在这种研究工作中可能会不断地选择其他原始文献作为新的分析资料。
有关罗马法的最早的消息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中国流传，被包含在由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翻译的，或者更罕见的是，合作撰写的作品中，因此，本文的调查就始于对这种原始文献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原始文献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是 1885 年问世的《佐治芻言》，即 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 的中文翻译，译者为英国传教士博兰雅（John
Fryer）和应祖锡。本书原作者不明，载于 Chambers Educational Course，1852 年出版于爱丁堡。
《佐治芻言》包含几个对罗马法的重要提及，包括迄今为止在中文资料中最早的对《十二表法》
的提及：210 页。
13

在这种意思上，王健的文章间接地提供了少数却宝贵的信息（该文章通过原始文献的详细考察专门介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对罗马法的继受以及罗马法教学的情况），参见：王健，《罗马法传播中国文
献稽考》，载《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三卷，徐国栋［主编］，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02 年，第 59
至 98 页。
14

对国际法的兴趣首先表现为 E. de Vattel 著作 Le Droit de gens（伦敦，1758）中文译文的出现（其名为《各國律例》，1939 年由美国传教士 P. Parker 和袁得輝从 J. Chitty 的英文译文编译而来）。之后出版的国
际法方面的书籍，主要有由美国传教士 W.A.P. Martin 和他的学生翻译的：1864 出版的《萬國公法》（原
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di H. Wheaton, Philadelphia, 1836 年）、1877 年出版的《公法便覽》（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di T. d. Woolsey, Boston, 1860 年）、1880 年的《公法會通》（Das moderne Völkerrecht der civilisirten Staten als Rechtsbuch dargestellt di J. C. Bluntschli, Nördlingen,
1868 年 ） 等 作 品 。 有 关 清 末 时 期 西 方 国 际 法 在 中 国 的 传 播 的 概 括 性 介 绍 ， 可 参 考 ：Rune Svarverud, International Law as World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lation, Reception andDiscourse, 1847-1911 (Leiden: Brill, 2007 年)。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65尝考古罗马史书，言罗马王因国中尚无法律，特派钦差赴希腊，查考希国律法，携归本国，逐为罗马律法。又有所谓十二碑律法者，其书极古，刻于十二块碑上，故有是名。说者谓此即15

由希国取归者。近来已知其谬。

这段文字首先提到上文中已提及的历史传统，按照这个传统，在平民护民官盖尤斯·特伦蒂里奥·阿尔萨提议（任命一个起草成文法典的委员会）之后，元老院将在公元前 454 年进行投票，16

将由平民会议任命的三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派往希腊 ，研究雅典的法律。
在这一片段中，以及在中文古代文献的其他段落中，也可能出现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在这里，这些错误内容是按照原始文本忠实地引用的：比如，在上述《佐治芻言》中，提到了“罗马王”，而指及的历史背景却已经是共和时代的。
如前所述，将代表团派往希腊的问题引起争议。可以肯定的是，特伦蒂里奥提议成立一个由
五名平民组成的委员会，以起草旨在管理执政官权力的法律（《特伦蒂利亚法》）。提案落空了，
并在随后几年中再次被提出，这引起了动荡，直到元老院接受了起草法律的提案，但同时规定：法律由贵族撰写；这导致了十人委员会的选举（公元前 451 年）。无论如何，不管上述片段中的描写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考虑到本研究目的，关键是《佐治芻言》中包含的上述描写作为对
《十二表法》及其起源的最早提及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从内容的角度上看，在这个如此古老的文献中已经提到《十二表法》这部法典的“希腊来源说”也许没有根据，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说明上述片段中的不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介绍，而是相对稍微深入和评论性的论述。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的中文文献里的描写中看到的那样，这一传统的历史性将不容质疑，需要等到二十世
17

纪 20 年代才能再次被质疑 。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佐治芻言》中的这一描写也是重构汉语
中罗马法词汇历史的重要证明，因为它包含“十二表法”这一名称的最早的译法（“十二碑律法”）——虽然这后来被其他译法取代了。此外，这里所引用的《佐治芻言》的这一片段不仅仅局限于
该作品的读者，而是将有更广泛的流传，因为它后来被收录在于宝轩的一部文集（《皇朝蓄艾文18

编》，第三十卷，“法律”目，上海，1903 年） 。
提到《十二表法》的另一文本是曼德尔·克赖顿（Mandell Creighton）的著作 History of Rome（伦敦，1879 年），1886 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译成中文，标题为《罗马志略》。
15《佐治芻言》的电子版，可参见：https://books.google.it/books?id=RpMBAAAAQAAJ&printsec%20=

frontcover&dq= Chambers+Political+Economy&hl=it&sa=X&redir_esc=y#v=onepage&q=homely&f=false（最后访问日期：2020.03.30）。
16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在其著作中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提供具体信息，称三位分别为：Spurius

Postumius Albus Regillensis、Aulus Manlius Vulso 和 Servius Sulpicius Camerinus Cornutus（参见：Liv., Ab
urbe condita, III, 31）。
17

即：需要等到已提到的子模、知行的文章（1926 年）。

18《皇朝蓄艾文編》的电子版，可参见：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24304 （最后访问日期：

2020.0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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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十二表法”这种名称没有明确出现，但作者描写的明显为《十二表法》，而且他还相当准确地叙述了其起源。
与这段时期其他翻译成中文的文献不同，克赖顿的文本翻译不提供有关《十二表法》希腊来
源的传统说法，而只告诉读者这些历史数据：为了限制贵族权力，平民要求任命十名由贵族和平民共同选出的新执法官，以确保法律领域的更大平等（“降生前四百六十一年[周贞定王八年]，
平民请议院将根苏、徳利本俱裁撤, 共立十人。既约束贵绅兼管平民。 无论贵绅平民，举可得其任。”）；然后描述了十人委员会应该承担的任务以及他们新制定的法律的本质应当是什么：公开且可以被所有人验证（“此十人之正务，即检查律例。定妥者书刻于铜牌，立于罗马城市肆议场。民会聚时，可万目共见”）。此描述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十二表法》是在强烈的社会冲突情况下创建的，并作为“消除不公正”的工具用来防止贵族在案件中进行任意裁判或者偏袒其自身的社会阶级：
莫论何类人，举不相欺,而尽无冤抑矣。前时国中条例，均在贵绅掌握中。审定案件，可随意出入。贵绅平民,争执至十年之久。至降生前四百五十一年（周贞定王十八年），立十人经国
19之新章，将律例布列出 。
不久后对《十二表法》的提及，被包含在一部由麦仲华于 1898 年编辑的作品中，其题为《皇朝经世文新编》，其第四卷中载有不知名作者的文本《论中西刑律轻重异同之故》。因为所述文
本的作者未被标明，所以不知道它是翻译文本还是直接由中国作者撰写。该文件简要说明了罗马法的历史，首先强调了所有西方法律是从罗马法发源的，而罗马法又是从希腊法律发源的（“西人律学，皆原本罗马。罗马律学出于雅典”20）。然后，它继续对《十二表法》的起源进行描述，并且，如果说一方面它提出了一些在上述的《佐治芻言》中已经讲述的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添加了先前描述中缺少的一系列细节（例如，明确提到了泰伦蒂利奥，以及派往希腊的代表团的确切人数等）。文件重点在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克赖顿作品的中文译文中已强调的一点，即《十二表法》的产生是为了纠正社会不公的情况，也就是说，限制贵族的权力并防止他们滥用（不成文的）法律：纪元前四百五十四年，罗马议事官议遣秀才三人如雅典学律法。先是罗马本无一定之律，国王以意裁决庶务，及共和为政，执政威权太重，民长的连底流建议宜作律书，及是所
遣三人学成还国，废执政，置大官十人。四百五十一年新律始成，颁行国中，名十二律法。

19［英］法伊夫［英］克赖顿（著），［英］艾约瑟 （译），陈德正、韩薛兵（校）：《<希腊志略> <罗马

志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7至208页；原著的相应片段可见：Mandell Creighton, Historyof Rom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79年[第一版：1875])，第16页。
20

对《皇朝經世文新編》的这一提及及以次提及均可参见该文集的电子版：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11824&remap=gb （最后访问日期：2020.03.30）。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67从这个意义上说，尤为重要的是对民主的提及，它诞生于希腊，并被继承罗马法的西方国家
所继受：“溯西国民政根底于希腊”。
此描写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对《十二表法》特定内容的提及：其后贫民与贵族党争。罗马承之。贵族党率藉律文以禁制贫民。十二律法有云，贵族
不得与庶人通婚，又言国之大官唯贵族为之后庶人争之，乃废此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有关《十二表法》具体内容的这些提及是有限的, 而且不完全正确，但此种提及在描写《十二表法》的原始文献中是前所未有的事。
这些提及有助于为中国读者提供有关该法典的具体立法性质的一个基本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禁止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通婚（这被包含在一张后来由史学定义为“不公平”的表中）的提及，一方面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另一方面与作者刚刚说明的情况——亦即与《十二表法》的制定密切相关的、旨在使法律均等（aequare leges omnibus）的“民主性”要求，̶̶相矛盾。而对于“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最初不向平民开放的事实之提及，尽管有历史依据，却不是完全正确
的，因为诸表中没有与此事相关的信息。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作者解释说，后来这一限制是被废除的（公元前 367 年，《李锡尼-绥克斯图斯法》规定了向平民开放晋升体系），以这种方式
再次强调了一般罗马法的民主特征。
本文到目前为止所列举的原始文献不是严格意义上法学性质的作品，而是分别代表政治和经济性质的文本（《佐治芻言》）、罗马历史教科书（《罗马志略》），以及涉及非常笼统的刑法
问题，并被收入更宽泛的杂文集中的简短文章（《論中西刑律輕重異同之故》，载《皇朝經世文新編》）。而对《十二表法》更广泛的提及则包含在一部几年后出版的罗马法史教科书中。根据本人至今所收集的数据，该书籍为最早以中文写作的罗马法史教科书。该书名为《罗马法》，由21日语翻译而来，并由啟新書局于1903年出版，其作者和译者不明 。与上述描述的其他几部文献一
样，这一文献同样先将重点放在强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的背景上，并进一步介绍由此产生的
立法要求和历史传统中的代表团希腊之旅以及十人委员会的任命：
貴族中多為裁判官,常濫用法律以袒護同族。平民逐至冤枉莫伸。生命财产不能受法律之保护。於是咨嗟怨恨,奮起為亂,迫貴族普示法律之旨。貴族不得已乃選委員三人派遣雅典各國
調查有名法律,如索倫之制。歸國後選所謂特森卑奴士Decemvirs22 役員十人。委以編纂法典之21

如本教科书第一页所写，该书为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教材。本书结构和内容的更详细论述，可参考：

Lara Colangelo, “La ricezione del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e la relativa produzione di testi in Cina
all’inizio del xx secolo: le fonti del diritto romano in due dei primi manuali in lingua cinese”, Bullettinodell’Istituto di Diritto Romano “Vittorio Scialoja” VI (2017 年)：第 195 至 217 页。
22这里忠实地引用该教科书中的片段，但拼写有误（正确的形式为：decemvi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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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年為期十人乃先制定法律十章,刻之銅版。翌年補定二則併為十二揭示於羅馬通都大邑23

間世所謂十二銅表是也 。
接下来，该阐述强调《十二表法》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法典之一，尽管表的数量很少，
但实际上每一表法律包含几项规定，因此就构成丰富的法典。后来法典中的文本只留下了几个片
24段，因为“自北方蠻族侵入羅馬後此表散失無存，至近世得之於殘編斷簡中者僅四五條而已” 。
啟新書局的这本教科书虽然未提供《十二表法》严格意义上、完整的翻译，但可能是史上首次向中国读者提供了各表内容的具体说明：其中的一些表几乎完整地被描述，而其他的则以概括的、有时是注释的形式被描述，但是基本上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忠实于原始文本的内容和顺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忠实于它的还原本）。在某种程度上，该教科书中对《十二表法》的这种解释可以被归类为“原始翻译”，因此代表中国关于《十二表法》知识史上的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啟新書局教科书是翻译成中文的文本，而根据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数据，第一本由中国作家直接撰写的罗马法教科书似乎是一个甚至在学术领域也几乎未知的文本：樊树勋 1905 年编纂的《罗25

马法》 。它包含对《十二表法》的以下描述：
自紀元前四百五十年十二標之法律出世，逐為共和時代最重大之法律亦即羅馬法制史上最重要之紀念物何也。當時裁判官之職咸在貴族之手。貴族對平民恒下不公允之判決。故平民要求编纂法典。始而選委員三名遣送希臘調查其法律及慣習等。及委員歸國選十名法官編纂法典。
越一年間制定十標，翌年更制定二標彫刻十二銅版，解釋於裁判所。因稱之為十二標法。十二標法雖未為完全無憾而後世制定法律咸胎與此而發達。遞嬗遞變迄於今日全體無存，惟第十七26

世紀法人雅可布司猶集其殘編也 。
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就重构汉语中罗马法词汇的历史而言，樊树勋教科书
的特点是使用了“十二標法”这一表述，非常类似于当今更为流行的表述（“十二表法”）。从
内容的角度来看，上述对《十二表法》的提及与其他文本中的提及非常相似，但因为以下三个原因值得关注。第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牢记麦中华文集中的片段作者不明（因此，无法确定地说
23

《羅馬法》
，南京：啟新書局，1903 年，第 9 页。

24

《羅馬法》
，南京：啟新書局，1903 年，第 9 页。

25

费安玲教授在其文章中曾提及过樊树勋的教科书：费安玲，《罗马法研究在中国的态势与展望》，载《比较法研究》第 2 期，1994 年，第 191-196。笔者对费教授给自己所提供的有关樊树勋教科书的信息和在收集资料上非常珍贵的帮助甚为感激，借此机会向她表示真诚的谢意。有关樊树勋教科书内容和结构以及其为中国对罗马法的继受所起的作用，可参考：Lara Colangelo,《20 世纪初期中国对罗马法体系的继
受：最早用中文写作的罗马法教科书以及中国的法典化过程》，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
第六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罗冠男 [主编]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正在出版中，第 78 至 87 页。
26

樊樹勋，
《羅馬法》
，武汉：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 年，第 7 页。

69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这是由中国作者撰写的文本还是翻译的文本），再考虑到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同年出版的康有为
的《意大利游记》中对《十二表法》的提及又短又不准确，那么樊树勋教科书中的提及则可能是第一个被包含在由中国作家撰写的文件中对《十二表法》的提及。这种内容从译作中转移到了原
创著作中，标志着整个罗马法继受史上的重要一步，尤其是有关《十二表法》的知识在中国的传
播史上的重要一步，因为这就意味着此种信息已经开始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化及高度吸收。
换而言之，到了 20 世纪初清末知识分子已不限于“机械地”翻译这种内容，而是主动将其写入自己作品中的个人思考和论述。
樊树勋有关《十二表法》的描写值得注意的第二个原因是对雅可布司（Jacques Godefroy）的
具体提及：尽管在以前的中文原始文献中已经表明《十二表法》已被毁并且没有以原始形式流传，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提供了有关《十二表法》在西方的还原过程的具体信息。
樊树勋有关《十二表法》的描写值得注意的第三个原因是，它重点强调《十二表法》对西方
法律历史的重要性和影响（“十二標法雖未為完全無憾而後世制定法律咸胎與此而發達”）。更宽泛地说，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译者和作者一样，该作者强调了罗马法的历史有多古老（以及因此对西方法律的影响力有多持久和强大）。在该书的另一段中也明确提到了此事，也提及了《十二表法》：
羅馬法由來甚遠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完成者。自十二標法律出世至見「優斯啟利安」
27（Justinian）法典之大成實經九百八十四年之星霜 。溯羅馬建國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起算亘千28

29

二百八十七年之久 。此他國法律所不能與京也 。
正如下文即将述及的那样，在两年后（190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收录了一处与樊树勋几乎
相同的提及，稍后本文将具体言及之。然而，在此之前，对《十二法表》的提及被收入了另一本
由中国作家直接撰写的书中，该书是清末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编写的旅行日记，即康有为于 190430

年在意大利写就、并于次年出版的《意大利游记》 。如人们所知，康有为在他推动的百日维新（1898年）失败之后，逃亡到国外，他在国外停留了若干年（1898 至 1914 年），访问了欧洲和非欧洲的国家，于 1904 年到达意大利。康有为在出国期间撰写了几篇旅行日记，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
是对所考察国家的机构和政治制度的明显关注，以寻找最合适的参考模式在中国进行国家改革。
31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的旅行日记因涉及罗马法律和机构的内容而显得特别有趣 。在《意大利27

即从公元前 450 年最后两表法律被颁布到公元 534 年《民法大全》修订版被颁布。

28

即从公元前 753 年罗马建城到《民法大全》的颁布。

29

樊樹勋，
《羅馬法》
，武汉：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 年，第 2 页。

30

康有为，
《意大利游记》，载《欧洲十一国游记》，上海广智书局，1905 年。

31有关该主题更深入的研究，可参见：Lara Colangelo, “L’introduzione del diritto romano in Cina tra la finedel XIX secolo e l’inizio del XX: il contributo di Kang Youwei”, 载 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Studi Cinesi. Attidel XV Convegno, Tommaso Pellin e Giorgio Trentin [主编] (Venezia: Cafoscarina,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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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37 号（2020）

游记》中还出现了对《十二表法》的提及：《哈的练（......）网罗名士，组一议院，名之曰第一院。
32

用法律家苏维亚、 裘利亚那辑罗马通行法律。其后茹斯底年“十二铜表律”即因此而成者也。》
33。这是对《十二表法》的非常简短的提及，就它的时间顺序而言，也是不正确的（《十二表法》

远远早于优士丁尼时代）。与同年出版的樊树勋教科书一样，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也可以被认为是由中国作者直接撰写的第一则提及《十二表法》的文本。当然，很明显，就内容的宽泛性
和正确性而言，康有为日记中有关《十二表法》的片段没有达到樊树勋的高度，也不能为有关这
部法典的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但是，由于该文本是由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撰写的，因此它可能至少有助于使清末文人知道《十二表法》的存在，而且，广而言之，它可
能有助于引起人们对罗马法的好奇心或兴趣。
如前所述，一处与樊树勋教科书几乎一模一样的提及被包含于一篇题为《罗马法研究之必要》（1907 年）的文章中，此文发表在日本出版的《法政學報》第四号上。这篇文章是译文，原作者
为日本人戶水寬人，译者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王克强。以下是包含对《十二表法》之引用的段落：
罗马法之渊源甚远，固非一朝一夕之间所形成者也。自十二标之法律出现后,以至优斯启利安法典之大成，实经九百八十四年之星霜。溯其建国（纪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则已亘
一千二百八十七年之久，而始定世界最古之法律，殆无伦比。
在那些年里，有关西方法律，尤其是关于罗马法传统的消息经常从日本传入中国，日本自从1868 年的明治维新始受大陆法系启发而改革了国家法律制度。在清朝末期，日本有许多中国学生，
尤其是法科的学生。他们在那儿可以参考一些由第一代日本罗马法学家所编纂的著作（这些作者34

当中有小野梓，他在 1878 年已将《十二表法》翻译成日文了 ）。因此，樊树勋很可能是参考了
戶水寬人的日语原著，或者可以想见的是，这两个学者都参考了一个共同的文献。
在戶水寬人的文章译本发表三年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撰
写的中文书籍《政治源流》中出现了对《十二表法》的新提及，此书于 1910 年由北协和书院印字
馆出版，系从谢卫楼在该机构使用的课程教学材料之笔记中摘录而来。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
专门介绍罗马的历史，其法律、机构及它们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在第 24 节和专门介绍罗马法的第34 节中都提到了《十二表法》。从对第五章第 34 节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注意
力也没有被集中在《十二表法》的具体内容上（那时期的文献一般极少提到它），相反，谢卫楼32这里忠实地引用钟叔河主编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中的片段。该片段中“苏维亚”和“裘利亚那”由顿号分开，但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即法学家 Salvius Iulianus（尤里安）
。
33

康有为，
《意大利游记》，载《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钟叔河［主编］，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

第 102 页。
34

Toshio Muto, “La recezione e gli studi di Diritto Romano in Giappone”, 载 AA.VV., Gli studi romani nel

mondo, vol. I (Bologna: Licinio Cappelli, 1934 年) 第 105 页。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71书中的上述描写再次强调了决定其起源的原因：作者解释说，最初的主要法律规则（民事和刑事）
是由贵族担任的执法官口头下达的，这就导致贵族作为审判中的法官为了自己利益而滥权及不公
的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法律的真实、精确内容的持续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编纂一部成文法典，
以供所有人参考和了解：
自创立罗马城以后，数百年间，无成文法律，而贵族由其交接往来，渐有规模礼节，其中多关于敬神主治之事，而于平民少有关涉也，盖贵族视平民如土芥，不以公理待之。平民或有争讼，贵族为官者，断定其事，虽不公允，平民亦无能伸诉也。(......)上言平民与贵族相争，
选举十员，编辑法律，刻铜板十二，立于通衢（见上二十四节）。按此宣示之律，不过言刑名之大略，显明其中之义理而已。至今十二铜板，已湮没无存，其三板之文，人不得而知，其余35

尚有能记忆者，然亦脱落不全也 。
如前所述，在清末，对《十二表法》具体内容的提及通常很少。可以看出，在这种意义上的例外情况是麦中华文集的段落中所提供的简短信息，以及在啟新書局教科书中对《十二表法》的介绍。后一文本尽管在这种意义上提供了相对丰富的信息，但仍算是译成中文的外国文本。需要等到早期的民国时期，对《十二表法》具体内容的提及才能出现在由一位中国作者直接撰写的著
作中：该作品是一部在学术界中鲜为人知、很少被研究的罗马法教科书，即由杨霆垣于 1912 年撰36

写的《罗马法》 。该书中包含对《十二表法》的介绍，其中作者没有提供太多有关法典起源的信息，相反，他提供了每个表的具体主题的说明：
羅馬法之足徴者始於紀元前四百五十年之十二標。惟原本久佚。今世所傳者乃後人重輯耳。
標目如下：第一標 法庭召唤。第二標 訴訟進行手續。第三標 由於自認或裁判之債務。第四標
家長權。第五標 遺產繼承及監護。第六標 所有權及占有。第七標 土地家屋。第八標 不法行
為。第九標 公法。第十標 神聖法。第十一標 前五標之追補。第十二標 後五標之追補。十二37

標之 法文雖極簡略，然而羅馬法學之肇端實由此大啟者也 。
与以前的文献中所发生的情况不同，在本书中，《十二表法》未作为对平民“民主”要求的回应而被介绍。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作者最强调的方面是每个表的主题，以及《十二表法》作
35

王健，《罗马法传播中国文献稽考》，载《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三卷，徐国栋［主编］，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02 年，第 88 页。
36

楊霆垣，
《羅馬法》
，北京共和印刷局，1912 年。有关楊霆垣的教科书及其在罗马法传入中国的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Lara Colangelo, “La ricezione del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e larelativa produzione di testi in Cina all’inizio del xx secolo: le fonti del diritto romano in due dei primi manuali
in lingua cinese”, Bullettino dell’Istituto di Diritto Romano “Vittorio Scialoja” VI (2017 年)：第 195 至 217
页。
37

楊霆垣，
《羅馬法》
，北京共和印刷局，1912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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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号（2020）

为所有罗马法律的根源和基础的价值。杨霆垣的著作出版于民国初期，当时的政治社会气候与前几年有些不同。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对机构和法律改革的需求首先推动了对外国法律制度的观察
和研究，因此，在这个阶段，最为改良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其著作中多次报告说，罗马法是所
有西方法律的根源，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提倡采纳罗马法体系（即在其启发下的一场国家法系38改革） 。这一阶段结束于 1911 年《大清民律草案》初稿，受邀并参加其编撰的还有日本专家松
冈义正、岡田朝太郎、小河滋次郎、誌田鉀太郎，该草案受德国和日本民法典的启发，或者说受
到大陆法律传统的启发（如上所述，日本已经从明治维新开始改革其法律制度，并在 1898 年参照
39

大陆法律传统，尤其是德国模式，起草了民法典） 。然而，由于清帝国在同一年崩溃，1911 年《大清民律草案》未曾生效。此时，继续进行新民法典编纂的紧迫性仍然存在，因此对罗马法体系的兴趣也仍然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同样受其启发的立法编纂尝试：1926 年的《民國民律草案》和 1931
年的《中華民國民法》，后者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颁布实施的民法典）。在这种民国初期的背景
下，就有了对《十二表法》的首次完整翻译，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已经提到的，这是由贾文范
在 1914 年实现的。贾文范的译本可在他于 1914 年翻译并出版的标题为《罗马法》的教科书附录40

中找到 。根据徐国栋的说法，贾文范表明是“翻译”的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翻译，而是基于对几本
外国作品内容的翻译，贾文范为这几部外国作品的内容添加了其他内容（特别是关于人格权和刑事诉讼法的部分）。本书的文字是根据贾文范在北洋大学求学时（1913 年毕业）所用的教材编写
的（参考的书籍主要为威廉·汉特［W.A. Hunter］的两本书和鲁道夫·索姆［R. Sohm］的一本著
41作 ），目的是将其用来作为 1914 年起他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所授课程的教本。由贾文范完成并
38

有关当时中国文献中的这种提及，可参见：Lara Colangelo, “L’introduzione del diritto romano in Cina:

evoluzione storica e recenti sviluppi relativi alla traduzione e produzione di testi e all’insegnamento”, 载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36 (2015 年)：第 175 至 210 页。
39有关清末时期中国新兴的立法活动、旨在进行国家改革的对西方法系的参考、《大清民律草案》的编

纂过程等方面的更多信息，可参见：Lara Colangelo, “L’introduzione del diritto romano in Cina: evoluzione
storica e recenti sviluppi relativi alla traduzione e produzione di testi e all’insegnamento”, 载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36 (2015 年)：第 175 至 210 页。具体而言，有关《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工作，
可参见：Hermes Pazzaglini, “La recezione del diritto civile nella Cina del nostro secolo”, Mondo Cinese 76(1991 年): 第 49 至 66 页。
40

贾文范，
《羅馬法》
，出版者不详，1914 年。研究这本书，非常值得参考的版本是：贾文范[著]，徐国栋、朱正远[点校]，《罗马法》，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年。此外，贾文范对《十二表法》的译
文也被包含在已提到的徐国栋教授的专著中：徐国栋，《<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 465 至 473 页。
41徐国栋在上述提到的贾文范[著]，徐国栋、朱正远[点校]，《罗马法》中解释，贾文范为编写其教科书而翻译或参考的著作主要为：William Alexander Hunter,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 (London: M.
Maxwell, 1880)、William Alexander Hunter, A Systematic and Historical Exposition of Roman Law in the orderof a Code （London: W. Maxwell and Son，1876 年）和 Rodolf Sohm, Institutionen des römischen Rechts(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4 年，但贾文范参考的很可能是此书的英文版：Rodolf Sohm, The

73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42被收录在其书附录中的是《十二表法》的全译本 ，这证明了对罗马法及其具体法律内容的兴趣在增长，并无疑构成了《十二表法》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徐国栋从内
容和术语的角度，对该译本以及迄今为止《十二表法》的其他中文全译本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详细43

分析 ，很值得参考，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考虑到本文的目的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法律性质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文范书中被提供的对《十二表法》的一般性介绍，因为它使我们了解该
法典的起源情况、功能和价值是如何向中国读者讲述的：纪元前 510 年，罗马虽宣布共和，其外形似民主政体，而自实际观之，实为贵族专政也，
且人民虽也有议决法律之权，而贵族在国会及元老院尚占多数，政治上特权亦为贵族所专领，
是以平民纳税服兵，有义务而无权利。顾众怒难犯，国中争乱迄无虚日，（......）贵族对侍平民
往往有欺凌压抑之弊，纷争不已，至于诉讼，而贵族中尤多为法官，常滥用法律以袒护同族，
平民逐至冤枉莫伸，生命财产不能受法律之保护。于是咨嗟怨叹，奋起为乱，迫贵族普示法律之旨，并要求立平民法官（......）。然此等法官屡因增加平民权利，与贵族冲突，且知无法典以为依据，徒恃言词辩论，永无得公平判决之 1 日，而贵族亦复任意武断，绝无惧容。因当时人民无一能确言何者为正当也，是以编纂法典实为平民刻不容缓之图。然而十年之间，贵族竭尽无限心力以遏法典之编定，后不得已乃派委员百人，遣送希腊，研究梭伦之法律与他法典，归
国后遴选十人编纂国法，越 2 年之功，于纪元前 450 年，完全告竣，刊刻于十二铜版之上，揭
示法庭，以为断案之确据，因称之为十二铜表律，是为罗马以不成文法而变为成文法之始。观
其程序，以平民之力得收此优美结果者，亦不知几经挫折也，而终能持以毅力，成为罗马第一期之法律，其意气亦颇壮矣，虽此十二铜表未为完全无憾, 而后世制定法律咸胎于此，递嬗递变，迄于今日。当制定此法文时，于本来之习惯及事实之障碍皆不免被其影响，且法文极为简略，传来之旧例多被减削，则昔日伸缩自如之性质顿致消失，范围虽得明确，而竣刻顿增，固不能或讳者也。（......）且法律之范围既得期确，自是而后，法律皆为民所通晓，非复昔日之神
44

秘。彼十二铜表者，实为罗马法之枢轴，故凡法律上之解释，以十二铜表为准 。
贾文范书中第二章是介绍罗马法历史的（即“罗马法之沿革”），此章中还包含专门介绍《十二表法》的一段（“第二节 十二铜表之制定”）。为了本段的撰写，除了上述三部作品（汉特的两部作品和索姆的一部作品）之外，很明显，贾还参考了本研究中已经描述的两部作品，这两部
Institutes of Roman Law, trans. James Crawford Ledl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年)。
42贾文范没有说明其译本依据的母本。对其译本进行分析之后，徐国栋认为它是从 Andrew Stephenson

的英文版翻译而来的（徐国栋，《<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34 页）。因为
W.A. Hunter 的作品 A Systematic and Historical Exposition of Roman Law in the Order of a Code 中也包含
《十二表法》的英文译文，笔者认为贾文范也很可能参考了这篇译文。
43

徐国栋，《<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31 至 464 页。

44贾文范[著]，徐国栋、朱正远[点校]，《罗马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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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号（2020）

著作被他逐字引用了：“而贵族中尤多为法官，常滥用法律以袒护同族，平民逐至冤枉莫伸，生命财产不能受法律之保护。于是咨嗟怨叹，奋起为乱，迫贵族普示法律之旨”这段文字忠实地引
用了启新书局一书，而“虽此十二铜表未为完全无憾，而后世制定法律咸胎于此，递嬗递变，迄
于今日”一句是对樊树勋书的逐字引用。对《十二表法》起源的描述显然要比那些早期的原始文
献中的描述更宽泛，并且更加明显的是，对于制定该法典的原因的强调。 贾文范的描写中对以下
因素的提及很多：贵族法官对法律的垄断（“且人民虽也有议决法律之权，而贵族在国会及元老院尚占多数，政治上特权亦为贵族所专领”、“而贵族中尤多为法官，常滥用法律以袒护同族”）、
针对平民的不公平待遇（“贵族对待平民往往有欺凌压抑之弊”、“平民逐至冤枉莫伸”）、造成的社会紧张感（“顾众怒难犯，国中争乱迄无虚日”）和消除这种问题的成文法典的必要性（“因当时人民无一能确言何者为正当也，是以编纂法典实为平民刻不容缓之图”、“且法律之范围既
得期确，自是而后，法律皆为民所通晓，非复昔日之神秘”）。
此外，由贾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十二表法》在罗马法学历史上拥有的根本性地位（“彼十二铜表者，实为罗马法之枢轴，故凡法律上之解释，以十二铜表为准”）。
民国初期人们对《十二表法》具体内容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随之而来的是该法典的中文翻译。
与此同时，出现了中国作者对《十二表法》最早的研究和文章（非译作），例如，本文中之前提
到的应时 1923 年的文章以及子模与知行 1926 年的文章。对《十二表法》的更早的描述，要么被收录在不一定具有法律性质的、涉及广泛主题的作品中，要么被收录在最初的罗马法教科书中，
其中《十二表法》只是被涵盖的多个主题之一，并且理所当然地，以不深入的方式被描述。 然而，
民国初期开始出现的有关《十二表法》的文章则是对该主题的针对性研究，并证明了对该法典的特定兴趣的诞生。引起人关注的是，与更早的中文文献中对《十二表法》的介绍相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文章表现出更明显的学术性和更科学的视角。首先，它们不是简单地以纯粹描述性的
和简洁的方式讲述该法典诞生的历史，而是提供更详细、更深入的说明，其中包含一系列有价值且可靠的历史数据。此外，这些文件有时表明作者对这一方面西方参考文献的一定了解（虽然仍是有限的）：这种文章的作者们展现出对西方在《十二表法》上所进行的一些主要研究的了解，
通过准确地引用它们以及准确地标明具体的参考文献讲述相关理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从这
个意义上讲，子模与知行在 1926 年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此文的开头详细介绍罗马历史及其主要政治机构。然后以大量的笔墨来描述阶级（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历史，并准确提及平民护民
官这一官职的诞生。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坚持描写遭遇贵族专横的平民的恶劣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在恣意裁判后他们不得不受到的惩罚。因此，起草一部固定而不可争议的成文法典，也是解决民众不满情绪所导致的强烈社会动荡的唯一有效方法：故自羅馬政體變到共和之後，天天都是階級——貴族和平民戰爭。所以有人說『自王政政體變到共和政體，平民不但沒有得到利益，反受了不平的待遇！』可見其時的羅馬社會情形是很激烈。政治上既不能享受平等的權利，經濟上又受了許多的壓力。負債的貧民多變為債主的75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財產，聽他賣作奴隸，無絲毫的留情，聽他處以死刑，不能有一點怨聲。並且裁判之權，又是完全操在貴族手裏。國家又沒有成文的法律可以依據死刑，因此便任憑貴族裁判官自己定奪：他說死便死，他說生便生，他的命令便是法律；結果弄到一級不公平的地步。平民逐不得不有
激烈的運動，非創定若干成文法不可，因此十二表法（Lex XII Tabularum）就應時產生出來了 。
45

然后，子模与知行提供了另外两段描写。这两段描写更具体地关注《十二表法》起源及起草
的过程，两者均取自西方权威文献：第一段描写摘自费尔迪兰德·迈克尔兑伊（Ferdinand Mackeldey）
的罗马法教科书 ，第二段摘自《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从《大英百科全46

47

书》中摘录的描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者明确地解释了最初的十表系获由百人团大会认可。
民众会议对法律的认可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这在以前对《十二表法》的介绍中从未被强调。此外，如前所述，子模、知行的文章与先前的描述有所不同，因为存在一些进行批判性论述的最初尝试。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1.作者提到了西方权威人士（吉本［E. Gibbon］、格林尼治［A.H.J.
Greenidge］）怀疑历史传统中的希腊代表团之可靠性的理论和反思，这在更早的原始文献中只在《佐治芻言》里被提及（而《佐治芻言》是翻译的作品，不是由中国作家撰写的）。2.子模、知行在文章中还介绍学者佩斯（E. Pais）和兰伯特（É. Lambert）的理论 ，并说明此理论基本上被后
48

来的评论家视为毫无根据的。子模、知行的这种讲述进一步证明其对西方参考文献的了解（此种了解虽然相对有限，但又引人注目）。由于这些特征，子模、知行的文章与提及《十二表法》的
更早的文献相比，表现得更成熟、更扎实和学术性强，标志着中国对《十二表法》的研究开始，代表了中国《十二表法》知识传播史上的向前重要一步。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成熟度也反映在语言层面上，因为文章中出现“十二表法”这种译法，该说法后来被用来作为“Lex Duodecim
Tabularum”的正式（或者说最普遍的）中文译法。

45

子模、知行，《罗马<十二表法>之研究》，《法学季刊》第三卷，1926 年第一、二期连载，第 34 页。

46

子模、知行所提供的参考文献信息（“Mackangie, Roman Law”）可能不太完整并有拼写错误。笔者认

为所说的文献应该是：Ferdinand Mackeldey, Handbook of the Roman Law, trans. Moses Aaron Dropsie（Philadelphia: T. & J. W. Johnson, 1883 年）。
47

作者在注脚中提供的参考信息为：“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二十三卷第五百三十七页”。

48

在佩斯（Ettore Pais）看来，《十二表法》是古罗马法律长久演变的产物，并非与历史传统所说的阿庇

尤斯·克劳丢斯有关，而是与监察官阿庇尤斯·克劳丢斯·卡阿苏斯（Appius Claudius Caecus，绰号“失明者”）有关：佩斯认为《十二表法》是监察官阿庇尤斯·克劳丢斯·卡阿苏斯被解放的奴隶之子格奈乌斯·弗拉维乌斯（Gnaeus Flavius）所编的（可参见：Ettore Pais, Storia di Roma I, 1, Torino: C. Clausen, 1898 年，
第 558 页及以次; II , 2, Torino: C. Clausen, 1899 年，第 545 页及以次）。兰伯特（Édouard Lambert）则认
为《十二表法》是由某位罗马法学家所整理的不同年代的一系列法理。在兰伯特看来，这位法学家很可
能是赛斯特·阿埃利乌斯·伯图斯（Sextus Aelius Paetus），他将《十二表法》收入自己作品 Tripertita 中（比如，可参见 Édouard Lambert, “Le problème de l’origine des XII Tables”, Révue Générale de droit, 26, 1902
年, 第 385 页及以次）
。

76

或問

第 37 号（2020）

四、《十二表法》在中国：民国晚期到今天的研究概况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重点是清末民初时代，这是继受罗马法、改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打下当代中国法基础的重要阶段。因此，在本段中，我们将仅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大概地讲述那些关于在中国研究《十二表法》的后续发展，以便使本文读者了解到《十二表法》过去和今天在
中国引起多大关注。
始于 1920 年代，中国民国时期对《十二表法》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十二表法》文本的翻译，稍后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毛泽东时代已被称为“法律虚无主义”阶段，在此期间，几乎完全没49

有对该主题的研究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记录了人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的轻微和渐进式的复苏，而从 2000 年开始，此方面的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主要表现为数十篇文章的出现。如前所述，这里不是详细说明后毛泽东时代对于《十二表法》的研究的地方。因此，在此仅引用几篇论文，50

51

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的例子，即：2012 年赵鹏的论文 ，2014 年何勤华的论文 ，2014 年兰奇
52

53

光的论文 ，以及前述的徐国栋于 2019 年的专著 。
此外，从民国初期到今天，《十二表法》的几本完整译本相继出现，分别为：前面提到的贾
文范的译本（1914 年）、周枏和路式导的译本（1936 年）、周枏的两次小改版（1983 年、1994
54

55

56

57

年） 、金兰荪的译本（1937 年） 、陈筠和防微的译本（1957 年） 、邢义田的译本（1989 年） 、49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普遍存在法律虚无主义，即否认法的社会作用和价值，主张在社会中取消所有立法活动及法律的应用。
50

赵鹏，《法典化的‘意义’及其可能的局限——以罗马<十二表法>和中国“铸刑鼎”“铸刑书”为基

础的考察》，《法治社会》[上]，2012 年第 5 期，第 3 页及以次。
51

何勤华，《<十二表法>：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检察风云》，2014 年第 6 期，第 32 页及以次。

52

兰奇光《重评<十二表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53有关后毛泽东时代《十二表法》在中国的研究的更详细介绍，可参见徐国栋教授的专著：徐国栋，《<

十二表法> 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02 至 407 页。
54

周枏与路式导在 1936 年的《社会科学月报》第 1 卷第 2 期上发表过一个合作译本（被包含在同作者

的《罗马十二表法》长文中）。周枏后来发表的另外两个版本分别出版于：《罗马法》编写组，《罗马法》，
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年，第 364-371 页（同时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第 42-47 页）
和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 931-942 页。如徐国栋所指出，周枏自称其译本的母本是 P.E. Girard 的 Textes de Droit Romain 增订第 5 版（1923 年）
以及 J. Ortolan 的 Histoirede Legislation Romain 增订第 9 版（1875 年）
外加 Alphonse Rivier 的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 Romain（Bruxelles, 1871 年）中附录的《十二表法》文本。徐国栋对周枏最新译本（即 1994 年译本）和其母本《<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
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有些不同之处（详见：徐国栋，
第 436-438 页）
。
55

金兰荪，
《羅馬法》
，黎明书局，1937 年版，第 41-53 页。如徐国栋教授所指出，金兰荪没有说明其译本依据的母本（可参见：徐国栋，《<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35 页）。
56

陈筠、防微，《十二表法》，《东北师范大学科学辑刊》，1957 年第 6 期。该译本依据的母本为雅科夫

金（Innokentij Ivanovič Jakovkin）的俄文译文（莫斯科，1936 年）。

77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十二表法』在中国（腊蘭）张生的译本（2000 年） ，最后是徐国栋与贝特鲁奇（Aldo Petrucci）和纪蔚民（Giuseppe Terracina）
58

59

60

合作翻译的译本（2005 年 ，后于 2019 年修订并重新出版 ）。除这些文本的全译本之外，还有一
61

62

63

些节译本，例如王去非的（1934 年） 、李景禧的（1935 年） 和汪连兴的（1962 年） 。《十二表法》译本的大量出现与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的出版，进一步证明了对《十二表法》的兴趣从未消失。

五、结论
本文首先试图阐明在中国继受罗马法的历史中鲜为人知的方面，即中国关于《十二表法》的
知识传播的起源。对于清末和民初的、在这种视角下尚少有人分析的资料所进行的检视，突显了这一过程开始于 19 世纪末，在那个时代，关于罗马法系及其历演进的最初信息在中国文人之间得
以交流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通过以上论述已表明，中国原始文献中有关《十二表法》
的提及至少可追溯到 1885 年，远远早于大多数现有的有关该主题的研究中所称的。这些对《十二表法》的最初提及是宝贵的证明，既可以用来重构中国对《十二表法》的继受史，并使该过程的
起源可被追溯到更早的时代；同时，广而言之，这些最早的提及也为重构罗马法在中国的引入史
添加了新的内容。
此外，本文也已试图说明中国关于《十二表法》的知识是经历了逐步加深和巩固的过程的，该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对《十二表法》的提及首先是开始出现在外国作品的中文译本中；然后，有关该法典的信息或描写开始出现在中国作者撰写的作品中；最后才开始出现《十二表法》
的最早中文译本以及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早的文章。

57

邢义田［译］《罗马<十二表法>》，《大陆杂志》第 78 卷，1989 年。该译本依据的母本为 Loeb ClassicalLibrary 这一丛书中的英文译文（Loeb Classical Library. Remains of Old Latin, Volume III: Lucilius. The
Twelve Tables. Trans. E. H. Warming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年]，第 424 至 515
页）
。
58

张生［译］
，
《十二铜表法》，载于《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59

徐国栋与贝特鲁奇（Aldo Petrucci）、纪蔚民（Giuseppe Terracina）合作完成的译本刊载于《河北法学》，

第 23 卷，2005 年第 11 期。
60

徐国栋最新译本发表于同作者的《<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7-26 页。徐教授的译本主要依据的是萨尔瓦多勒·里科波诺（Salvatore Riccobono）于 1941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的《优
士丁尼之前的罗马法原始文献》（Fontes luris Romani Antejustiniani ［FIRA］）一书，但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对里科波诺的母本进行了调整（详见：徐国栋，《十二表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
第 441-442 页）
。
61

王去非，
《十二铜标法之正文》，《法轨》1934 年第 2 期。

62

李景禧的译本发表于《法律评论》1935 年第 13 卷第 1 期、1935 年第 13 卷第 2 期、1936 年第 14 卷

第 12 期。李教授 1934 年赴日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其译本应是从日文翻译的。
63

汪连兴，《十二铜表法》，载《古罗马史文选》，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62-72 页。被节选载于：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41-248 页。

78

或問

第 37 号（2020）

在回顾中国关于《十二表法》的知识演变的各个阶段时，本研究还试图揭示中国原始文献中《十二表法》的形象，以及更广义地说，这些文献中罗马法的形象。正如前面的论述已经显示的那样，从这些最初的描写中得出的《十二表法》的形象就是通过使法律更加确定、为大家所熟知
而克服了强烈社会冲突的一部成文法典。在几乎所有被分析的中文古代资料中，对《十二表法》
64

的表述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该法典是社会秩序的保证 。这些描写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虽说在较古老的描述中没有或少有强调，是《十二表法》已得到民众会议（百人团大会）的认可：基于
对人民意见的尊重而颁行法典的这个概念，进一步证实了《十二表法》功能和目的主要在于实现
和维护社会“和谐”。因此，总的来说，这些对于《十二表法》的最初介绍有助于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提供罗马法及其法律作为保证社会稳定的工具的形象。那个年代是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爆发
的时期，不久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法律和体制的改革以及通过采纳大陆法系而编纂的新民法典草案。那么，上述文献中《十二表法》和罗马法的那种形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中国是由于多种在这里无法讨论的因素而选择采纳大陆法系的，但晚清文献中对罗马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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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很可能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 ，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众多文献中（包括本文中提到的许多文献），罗马法被反复描述为所有现代西方大国的法律渊
源（甚至是现代日本的法律渊源），而罗马法律被描写为罗马成功统治庞大帝国并长期使其统一
66

的诸多因素之一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对《十二表法》的上述那种描写，即将其描写为用来恢复社会秩序、解决阶级冲突的法典，可能进一步地加强了罗马法的该种形象。

64

这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数据，但需要记住的是，《十二表法》没有对原有的法律进行改革，使其变

得更民主主义，而只是将那些非成文法变成成文法。
65

Lara Colangelo, “L’introduzione del diritto romano in Cina: evoluzione storica e recenti sviluppi relativi alla

traduzione e produzione di testi e all’insegnamento”, 载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36 (2015 年):
第 175 至 210 页。
66

20 世纪初期最早用中文写的罗马法教科书经常强调此方面。更具体地说，这些书籍中经常引用德国

法学家魯道夫·馮·耶林（Rudolf von Jhering）的说法，即“罗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详见：Lara Colangelo, 《20 世纪初期中国对罗马法体系的继受：最早用中文写作的罗马法教科书以及中国的法典化过程》，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第六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罗冠男[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正在出版中，第 78 至 8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