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
No.18,（2010）pp.1-13

康熙朝内务府商人与日本铜孙 晓莹

提要：康熙年间为获取足量铜铅铸造货币，办铜政策几经调整。康熙三十八年至康熙五十四年，内务府商人承办铸币用铜长达十六年之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康熙年间铸币铜斤主要依靠从日本进口。起初因日本铜斤出产较多，日本方面贸易政策又鼓励铜斤出口，中国商人
大获其利。趋利而来的内务府商人不断向康熙帝申请办铜，最终形成了王纲明等铜商六家。
然而，随着日本铜矿减产，德川幕府通过贸易政策限制铜斤出口，致使内务府商人最终欠债
累累。康熙帝允许内务府商人办铜，是为了获得办铜节省银两以充实内库，这与内务府服务
于皇室的职能及清代皇室与国家财政两分的特点有关。而内务府商人最终难免亏欠累赔，是由内务府商人听命于皇帝而无法完全自主经营导致。
关键词：内务府，内务府商人，铜斤，日本，贸易

一、 前言
铜钱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通货，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百姓日用所必需，为
历朝历代所重视。明清时代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因此对铜钱的需求量也
迅速增加，需要大量的铜铅以供鼓铸。至清代迎来经济繁荣的“康乾盛世”之时，云南等铜矿尚
未大规模开采，有限的铜产量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制钱要求，铜钱紧缺便成为清政府最为头痛的经济问题之一。康熙朝为调整货币量，调控铜银比率，曾屡次废除小钱，改铸大钱，尤其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定铸钱每文重一钱四分，希望以此驱逐民间私铸小钱，使钱价不致过低。为此
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的获取铸钱铜铅，由此也推动了办铜方式的改革。内务府商人开始代替
各税关承担起办铜重任。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内务府商人掌握国家铜铅采购长达十六年之久，对此后的办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清代所需铜斤多由日本进口，日本方面铜产状况以及贸易政策也深刻的影响了办铜方式与绩效。清朝在顺治年间便派人赴日购铜，至康熙年间甚至有“鼓铸铜斤惟需东洋条铜”之说。由于德川幕府锁国令下的日本禁止任何商船出海，中日之间的贸易都是由中国赴日商船进
行。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海，允许商民出海贸易以来，每年有数十艘中国商船赴日，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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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铜斤。面对贸易量的急速扩大，德川幕府不得不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控制性贸易政策，使得中国购入铜斤在其生产能力范围内。除日本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中国铜斤采购产生了重大影响外，
日本铜产量缩减则是更严重的问题。内务府商人办铜正值日本铜产由盛转衰，铜斤出口量逐年缩减之时，商人即使为购足贸易政策许可的铜斤数量也需等待经年。无铜可办的商人只能年复一年
的拖欠铜斤，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可以说内务府商人办铜的兴衰直接受到日本方面铜生产
状况的影响。

二、 内务府与内务府商人
1、 内务府的职能
清代内务府根源于满族早期社会的包衣组织。包衣在满语中为“家里的”之意，作为奴仆管理家内事务。据祁美琴分析，包衣“起源于部落下层成员和非血缘关系的氏族、家族成员”1，因此包衣虽然在满族社会中属于奴隶阶层，但从根本上属于主人的家庭成员，因此被主人视为最可靠的家仆和助手。随着满族的壮大及清朝的建立，包衣的职责也由管理“家事”而扩大至“国事”，
成为皇室事务的管理者。清朝定鼎之初，设立内务府，“以旧属司其事。”2这里的“旧属”指内务
府包衣三旗，用包衣取代历代太监成为清代宫廷事务的管理者，是清代内府管理的特色。
内务府的主要工作是服务皇室，“国初置内务府，掌内府财用出入，及祭祀宴飨、膳馐、衣服、
赐予、刑法、工作、教习诸事。
”3内务府堂为内务府最高管理机关，其最高主管为内务府总管大臣，
总管大臣“无定员，于满洲文武大臣或王公内简用”4。内务府下辖“七司”“三院”等五十多个部门，据《清朝文献通考》：“其属有七司：曰广储；曰会计；曰掌仪；曰都虞；曰慎刑；曰营造；曰庆丰”5；三院即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附属机构，如江宁府、苏州府、
杭州府三处织造等。整个内务府规模相当庞大，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
内务府的收入主要来自海关、盐关以及参斤变卖等项。虽然清制规定盐政由总督或巡抚兼任，不专设官。而实际上有清一代盐政多为内务府所把持。康熙年间任织造的内务府包衣曹寅、李煦轮流兼任两淮盐政，为内务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源。除盐关外，税关也为内务府包衣执掌，以致清
代“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6皇帝派内务府包衣掌控作为国家重要财源的盐课和关

1祁美琴：《清代内务府》，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 1 月版，第 17 页。

2

《清史稿》
，十二，
《志》
，志九十三，职官五，中华书局，1976 年 7 月版，第 3424 页。

3

乾隆《八旗通志（初集）》（8），卷四一一，职官志八，《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台湾学生书局，第 2689

页。
4

《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八十二，职官六，考五六〇七。

5《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八十二，职官六，考五六〇七。

6《清实录》第二三册，《高宗实录》卷一一八九，中华书局，1986 年 5 月版，第 904 页。

康煕朝内務府商人與日本銅（孫）3税，与清代内库与部库两分，皇室的收支与国家的收支分别管理的财政政策相关。为了筹措维持庞大宫廷所需的巨额费用，皇帝需要起用内务府包衣控制重要财源以收敛银两归入内库。另一方
面也因包衣是皇帝最信赖的忠实奴仆，很多包衣与皇帝有相当深的私人感情，皇帝既愿意将盐政、织造、税关监督这样的“肥缺”交与他们，也相信他们不会在任上胡作非为。另外作为内务府重要财源之一的宫内贮藏人参变价出售也是通过上述为内务府包衣垄断的税关、织造、盐政以及内务府所属皇商完成。除人参外，宫中淘汰的器物、零碎绸缎等也由其代销。由此可见，内务府包衣为皇室进行商业活动是其职责之一，因此康熙年间命各税关及盐政承办铜斤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既然税关、盐政皆由内务府包衣掌握，关差、盐政办铜即为内务府包衣办铜。铜斤采买为关系国家钱币铸造的重要工作，皇帝交与内务府包衣这样心腹之人更为安心，且铜斤买卖利润极高，利用内务府包衣办铜还可以广开内库财源。
2、 内务府商人
迄今为止，我们仍对内务府商人知之甚少，尚未有一本关于内务府商人的专著问世。究其原
因大致因商人地位较低，通常不见于史籍记载，即使有零星记载可查，也语焉不详，为研究带来较大困难。但随着晋商、徽商研究的推进，针对个别官商的研究则比较丰富，如关于山西介休商人范氏一族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7
内务府皇商的起源一般认为是来自从事满蒙贸易的山西商人，这些商人在清朝建立之初已经归于清朝之下。崇德五年，便有“己未，命希福、朱马喇、启心郎布丹等率八家商人及公以下、
牛录章京以上家人往张家口交易”，“戊寅，命苏拜、纳木率八家商人往归化城购买马匹”8等的记录，清朝定鼎北京后，他们便加入内务府，是为内务府皇商八家。道光《万全县志》记载：“八家
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
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曾蒙召入都
燕便殿，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9这八家商人在清朝定都北京后，曾被7

关于皇商范氏一族的研究，如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2 年第3 期；渠绍林：《范氏皇商的兴衰》，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渠绍林：
《清代皇商范毓馪》，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王景丽：《清前期
内务府皇商范氏的商业活动探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松浦章「山西商人范毓馪一族の系譜と事蹟」、『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朋友書店、2002 年 1 月；松浦章「山西商人范清済の資産状況」『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等。
8《清实录》第二册《太宗实录》，卷五二，中华书局，1985 年 6 月版，第 700—701 页。

9

道光《万全县志》，卷十，志余，边疆方志之三十，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八年九月影印，第 8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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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入宫中，赏赐衣食，并“自是籍隶内务府”10，可见皇帝对八大商人的信任与优遇。至此这八大商人定居张家口，为皇室办运皮张。其中范永斗即为介休范氏，是活跃在康雍乾三朝的著名皇商范毓馪的祖父，清朝入关后，“稔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府籍，仍互市塞上。
”11
八大商人为首的内务府商人主要为皇室采办生活物品，同时也为政府和军队采买国用军需物资，他们所负责采买的物品小至糖、杂粮等食品，蜡烛等生活必需品，皮张、人参等皇室用奢侈
品，大至木材、铜斤等国用物资。他们甚至负责运送军需粮草，承担盐业经销，以及开矿、刨参
等工作。内务府商人领有官帑，也享有减税的优待，并因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而获得某些商品的特许经营权，通过垄断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三、 内务府商人办铜情况
康熙初年延用顺治年间的办铜方式，由各税关负责办运，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陆续增
定为十六关、十四监督办铜：“于京城曰崇文门；于直隶曰天津关；于山东曰临清关；于江苏曰龙江关、西新关、浒墅关、淮安关、扬州关；于安徽曰芜湖关、凤阳关；于浙江曰北新关、南新关；
于江西曰湖口关、赣关；于湖北曰荆州关；于广东曰太平桥关。西新关并于龙江关监督，南新关并于北新关监督，共十四监督。”12各关支税银采办。由于税关多由内务府包衣充当关差，关差自
然不会自己亲往买铜，因此不难猜测此时真正承办铜斤的应已经为内务府商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张家口买卖人王纲明呈请办买铜斤，并上交节省银两归内库，议定因“各关差办铜仍须经由商贩”，故“以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应办宝泉、宝源
二局额铜改交内务府商人承办” 13， 自此便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内务府商人承办铜斤。四十年（1701），“议以荆州、凤阳、太平桥关应办宝源局额铜交给商人承办。
”14四十二年（1703），又“派长芦、山东、两浙盐课增办宝泉、宝源二局铜，俱交商人承办。” 五十一年（1712），“议龙江、
西新、南新、赣关办宝源局额铜交商人承办。”15自此，各关及盐课办铜均交与内务府商人承办，
各关差不再参与办铜，但铜斤水脚费仍由各税关承担。直至五十四年交与八省督抚招商承办铜斤为止，内务府商人办铜达十六年之久。

10

乾隆《宣化府志》，卷四十一，杂志，边疆方志之二十五，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八年九月影印，

第 3076 页。
11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三三，录二之十八，乡贤录一八，中华书局，1990 年 11 月版，第 9215 页。

12《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十四，钱币二，考四九七六。

13《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十四，钱币二，考四九七六。

14《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十四，钱币二，考四九七七。

15《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十四，钱币二，考四九七八。

康煕朝内務府商人與日本銅（孫）51、内务府商人办铜之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内务府商人呈请承办六关铜斤：“内务府奏言，有张家口买卖人等呈称，现在十四关差所办铜斤，原系监督随时招商采买，请将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
州六关额铜专交承办，不误运解。”16而根据曹寅奏折可知提出承办六关铜斤的商人为张家口商人王纲明：“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内，张家口商人王纲明等呈请接办芜湖、浒墅、北新、淮安、扬州、
湖口六关，总共铜二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六十斤，每年节省银三万两，交与内库等因。
”17
王纲明是康熙时期著名的商人。在内务府商人采办铜斤之前，铸钱所用额铅已经交与其承办，王纲明即是购铅内务府商人之一。而且他还在山西开采铅矿，户部咨文称“山西省出铅地方，准商人王岗明等前往开采”18在王纲明承办六关铜斤之后，又呈请开采山西铜矿。康熙五十年（1711），
山西巡抚奏称“王岗明等呈称：蒙圣主施恩，准我等在山西省地方采铅。我等来此采铅，仰赖皇上之福，于闻喜县属名狮吓山地方发现铜矿。若准开此矿，则获益比铅多，且可易完国帑”。康熙皇帝批复：“民人情愿，则准开采”。19王纲明得到铜、铅矿的开采权不但有利于降低购置铜铅的成本，也通过开采铜、铅矿可获得高额利润。但王纲明办铜最终亏欠甚多，又曾置办马匹以补充办铜亏欠银两。康熙五十三年（1714），户部尚书赵申乔参商人办铜亏空，康熙五十六年（1717）内务府会同户、兵两部议将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营驿应补马匹交与王纲明等商人承办，王纲明等呈称“奴才等自康熙四十年始制铜，因铜价昂，亏欠制铜之银五十八万五百三十七两余，现备办江南等五省营驿补购马匹之事，每马各以银三两计赔偿、再加入奴才等每年购铅应得运租银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二两余，一年共交足银五万两，十二年内照数偿还内库完结等因，奏请圣主施鸿恩准行”。雍正元年（1723），户部掌印给事中王澍奏称商人“所买马匹羸瘦不堪，兼之五省去张家口各数千里，赴口领马劳费实多，又且一路动多倒毙，仍需各省自行买补”20，奏请
停止商人买马，王纲明赔付未完即死去。
王纲明一家商人中，有名为范玉宾一人，此人即是著名皇商山西介休范氏中的范毓馪。
“康熙
中，官办铜铅，同事六人，有王某者，亏币八十三万。既死。毓馪谓四人曰：诸君与王日事奢靡，
今所亏帑金独委之，重负死友何益？惟我问而已。乃按期如额赔补。
”21范毓馪生于康熙十年左右，

16《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十四，钱币二，考四九七六。

17《内务府题请将湖口等十四关铜斤分别交与张鼎臣王纲明曹寅等经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 年 3 月，第 15 页。
18《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请开采铜矿折》，中国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7 月版，第 761 页。
19《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请开采铜矿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761 页。

20《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一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 年 11 月，第 452 页。

21

光绪《山西通志》，卷一四三，录五之二，义行录中，第 99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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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办铜之时，仅为年龄不足三十岁的青年，故依附于王纲明一同办理铜斤。
而王纲明死后，所欠款项尽有范毓馪赔付。范毓馪在乾隆初年成为具有丰富办铜经验的商人，常年经营对日铜贸易，因此在选定官商时，范氏可获一席之地。
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鼎臣等商人呈请接办八关铜斤：“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内，员外郎张
鼎臣等呈请接办崇文门、天津、临清、龙江、赣关、太平桥、凤眼（阳）仓、南新等八关，总共铜一百三十三万四千五百余斤，每年节省二万余两，交与内库等因。”22
康熙三十九年开始承办铜斤的张氏兄弟，其中张鼎臣、张鼎鼐为员外郎，张常住为主事，皆为内务府官员，张家“世业木商”，木材生意所需资本较大，非一般商人所能经手，张氏也必定是拥有雄厚的资本。史籍对张氏兄弟记载较少，难以详叙。
王、张二家提出接办十二关铜斤之所以能够获准，应归于他们提出上缴节省银两归于内库。
王、张二家压低办铜价格，每年共可获节省银两五万两，这对内库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内库与部库分别管理，令皇帝不得不为庞大皇室的巨额日常开销费心，内务府商人承办铜斤的提议，
既不影响铜斤办解，又为内库提供了部分收入，对皇帝而言是有益无损、一举两得之事。节省银
两交内库应被视为康熙皇帝逐渐将铜斤交与内务府商人办理的直接原因。

2、曹寅参与办铜王纲明、张鼎臣两家内务府商人承办铜斤后，获得了巨额利润，张鼎臣曾称“原来各关规定铜价每斤银一钱五分，据我等经营，看得每斤铜需银七分，运费及杂项用费需银三分，合计每斤铜需银一钱；于是每斤铜余银五分，其中解交我等节省银一分五厘后，仍余银三分五厘”23。一斤铜毛利高达五厘，张氏一年承办铜斤一百三十万余斤，利润不可谓不多。办铜的巨大利益吸引了江宁织造曹寅，曹寅向康熙皇帝请求接办王纲明、张鼎臣所办十四关铜斤，八年共较王、张二商多交节省银五十万两。
“康熙三十九年上谕，将十四关规定数目之铜，交与张鼎臣、王纲明等采买，每年节省银五万两。奴才曹寅现在情愿将十四关铜斤，完全接办采购，竭力设法节省，以略尽犬马之心。恳请主上借本银十万两，以便购铜；八年交本银及节省银总共一百万两，每年交内库银十二万五千两。”24内务府总管大臣认为铜斤所关甚重，十四关铜斤若完全交给曹寅办理，万一曹
寅自身贻误，而没有其他人可以顶替交铜，则有误鼓铸。最终决定十四关铜斤分交曹寅、王纲明、

22《内务府题请将湖口等十四关铜斤分别交与张鼎臣王纲明曹寅等经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15 页。
23

《内务府题请将湖口等十四关铜斤分别交与张鼎臣王纲明曹寅等经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15 页。
24

《内务府题请将湖口等十四关铜斤分别交与张鼎臣王纲明曹寅等经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16 页。

康煕朝内務府商人與日本銅（孫）7张鼎鼐三家办理。
“请分给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主事张常住以湖口、扬州、凤阳仓、崇文门、
天津、太平桥六关，共铜一百十五万二千七百余斤；分给商人王纲明、范玉芳、王振绪、翟其高以芜湖、浒墅、北新，此三关共铜一百四十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余斤；分给郎中曹寅、物林达曹荃以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此五关共铜一百零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九斤余。” 25曹寅虽然最终成功从内务府王、张二商处分得一杯羹，但是他进一步压低了办铜价格，提高了办铜节省银两，为最终以亏欠告终埋下伏笔。办铜未如曹寅预料般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八年之后他便放弃了再
次承办。

3、铜商六家康熙皇帝为遏制民间私铸小钱，四十一年（1702）更定钱制，改为每文重一钱四分，较之顺
治十四年每文重一钱的定制每文多需铜铅四分，因此需要购置更多的铜铅来铸造铜钱。借此机会，
内务府商人先后提出增办铜斤。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追缴各商亏欠铜斤时，除王纲明、张鼎
鼐承办十四关铜斤外，又陆续新增办铜商人四家，至此最终形成铜商六家。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广储司买卖人邱道贞、四哥、李天福、五十七呈请增买铜斤。邱道贞
等称“铸钱铜斤不足，若铜斤不添，所铸之钱短少，钱粮有亏。盐差、关差总属一体，淮芦四处盐差银两照例添买铜斤一百五十万斤鼓铸，此添买铜斤四人承领，不借官银，将自己本银拿出，照十四关铜每一斤节省银三分九厘，每年节省银五万八千五百两，交纳内库。” 26“部议准照十八年旧例支课银交邱道贞等办买”27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广储司买卖人索柱、刘世泰又呈请承办铜斤：“内务府咨称本衙门广储司买卖人索柱、刘世泰等因宝泉、宝源二局铸大样制钱，铜斤不敷，增添铜一百四十三万斤，每铜一斤开销银一钱，脚价银五分，派拨广东等海盐六差铜八十三万斤，余铜六十六万斤增于淮、芦等四盐差，可足二局鼓铸。”28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上驷院笔帖式十哥、买卖人骚鞑子、希得库又呈请承办铜斤：“上驷院奏称据笔帖式十哥，买卖人骚鞑子、希得库呈称情愿效力买马驼并愿承办芦课铜斤，增办鼓铸。
与两淮盐差添铜四十万斤，两浙盐差添铜二十万斤，长芦盐差添铜十七万斤，河东、广东盐差添25《内务府题请将湖口等十四关铜斤分别交与张鼎臣王纲明曹寅等经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20 页。
26

雍正《山东盐法志（二）》，卷十一，本朝奏疏，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五年六月版，第 769—770 页。
27

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一）
》，卷七，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五年

六月版，第 661 页。
28

雍正《山东盐法志（二）》，卷十一，本朝奏疏，7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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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各十万斤，福建盐差添铜六万斤。福建海差添铜四万斤，与芦课铜斤合算共铜一百三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斤。
”29
以上分年增派各盐差及关差之事《清朝文献通考》并无详细记载，只有“四十二年议派长芦、山东、两浙盐课增办宝泉、宝源二局铜斤，俱交商人承办。时以制钱改重，需铜甚多，户工二部
议定，长芦盐课办户部铜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盐课办户部铜八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两浙盐课办工部铜二十五万斤，均照每斤铜价一钱，水脚钱五分，令商人领银办运”30的总述。上述三家商人均见于雍正《山东盐法志》与雍正《长芦盐法志》，但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内务府
上奏中所见“据七哥、王秀德、王参德呈称：七哥我等于康熙五十一年始制五关之铜，因此数年
海船来着少，以至制铜亏欠”31等语，可知还有七哥等承办五关铜斤。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五十一年，议以龙江、西新、南新、赣关应办宝源局额铜交商人承办。” 32七哥等人所承接的五关应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曹寅交回令关差自办的几处税关所应办铜斤。
根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内务府奏王纲明等铜商限期偿还亏欠银两折》33，六家商人的具
体姓名如下表：

商人姓名

王刚（纲）

张鼎臣、张

邱

道

真

刘士（世）

七哥、王秀

十哥、骚达

明、范玉彬

鼎鼐、张常

（ 贞 ）、 四

泰、张宪文

德、王参德

色（鞑子）
、

（范玉芳）
、 住

哥、李天富

王若苏（王

（福）
、五十

振绪）
、斋岳

七、王惠民

席特库

宗（翟其高）
开始年份

身份

康熙三十八

康熙三十九

康熙四十二

康熙四十四

康熙五十一

康熙五十二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张家口买卖

员外郎、主

广储司买卖

广储司买卖

不详

上驷院笔帖

人《文》

事

人《山》

人《山》

世业木商

式、买卖人
《山》

（
《曹》
）

29

雍正《山东盐法志》，卷十一，本朝奏疏，776—777 页。

30《清朝文献通考》一，钱币二，考四九七八。

31《内务府奏王纲明等铜商限期偿还亏欠银两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197 页。

32《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十四，钱币二，考四九七八。

33《内务府奏王纲明等铜商限期偿还亏欠银两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195—1199 页。

康煕朝内務府商人與日本銅（孫）

承领何处铜

芜湖等六关

斤

龙江等八关

9

两浙、两淮、 增派广东等

龙江、西新、 增派两淮、《文》《曹》 《曹》

长芦、河东

南新、赣关

两浙、长芦、

→芜湖、浒

→湖口、扬

四盐差《山》 淮、芦等四《文》

河东、广东、

墅、北新州、凤阳仓、

盐差《山》

海盐六差及

福建盐差，

崇文门、天

福 建 海 差

津、太平桥

《山》

1《文》为《清朝文献通考》；《山》为雍正《山东盐法志》；《曹》为《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由于该奏折原本用满文撰写，因此商人姓名为音译，与其他文献对照同音异字的情况较多，
但多数不影响辨识，如王纲明在奏折中写为“王岗明”或“王刚明”，应是一个人无疑。同时，王纲明等一家商人中，前后姓名变化较大，康熙四十年（1701），在《内务府题请将湖口等十四关铜斤分别交与张鼎臣王纲明曹寅等经营》中，王纲明一家商人为“王纲明、范玉芳、王振绪、翟其
高”34四人，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奏折中为“王刚明、范玉彬、王若苏、斋岳宗”四人，除王纲明为同音异字外，其他三人姓同而名不同，且字音差距较大，应不是同一人，而据《山西通志》中范毓馪传记载办铜商人共六人，有可能其中先后有父子或同辈兄弟承办。另外，在《山东盐法志》中，邱道贞一家商人中无王惠民，刘世泰一家商人中原有索柱，可见商人集团内部在办
铜过程中也有调整。

4、内务府铜商亏铜与办铜终结内务府商人自请承办铜斤自然是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润，无奈事与愿违，康熙末年铜斤稀缺，不但铜价高昂，而且购入数量也难以保证，商人办铜不但无利润可赚，还亏欠了大量的铜斤和大笔银两。
曹寅于康熙四十年（1701）挤入办铜行列，以八年为限承办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等五关铜斤。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年限期刚到，曹寅即上奏称：“臣前启奏原以八年为满。今已八年办完无误。窃念臣蒙皇恩浩荡，自应永远效力，但臣系庸材，钱粮重大，诚恐有误。” 35想从铜务中抽身。曹寅办铜八年完结却拖欠一年办铜节省银两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两未缴纳，但因他
是“有家产之人”，总管内务府大臣意欲将五关铜斤仍交曹寅办理。但康熙皇帝批复：“曹寅并未怠误，八年完了；今若再交其接办八年，伊能办乎？”36康熙皇帝与曹寅关系密切，对曹寅关爱有34《内务府题请将湖口等十四关铜斤分别交与张鼎臣王纲明曹寅等经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20 页。
35

《江宁织造曹寅奏办理五关铜斤八年限期满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64 页。

36

《内务府奏曹寅办铜尚欠节银应速完结并请再交接办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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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加，两淮盐政也罢，江宁织造也罢，凡派给曹寅的皆是美差。康熙皇帝不同意将五关铜斤再次派
给曹寅，反映出办铜已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没有多少利益可言。最后经内务府议，曹寅所领
铜斤“仍交各关监督，按照规定办理。
”37
内务府办铜六家商人则没有曹寅这样宠臣的福分，难以从铜务中全身而退。他们也因“红铜甚少，铜价上涨，故采买难”38，亏欠了大量的铜和应交节省银两。康熙五十四年（1715）户部尚书赵申桥上奏办铜商人拖欠铜铅，应将办铜商人裁撤，仍交给各关承办。此后连续追查办铜商人拖
欠铜斤以及银两，康熙五十六年（1717），“查得，制铜商人共六家，伊等方欠户部之铜折银，代偿还内库银共二百九万六千五百七十四两二钱余。将此分计，商人王刚明等应承担银五十八万五
百三十七两一钱余；张鼎臣等应承担银六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五两一钱余；邱道真等应承担银三十五万三百五十三两余；刘世泰等应承担银二十四万二千二百十二两三钱余；七哥等应承担银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三两六钱余；十哥等应承担银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二两七钱余。其中现张鼎臣等银八千两、七哥等银二万两，已偿交于库。又查得，康熙四十年至五十四年，各铜商共应节省交内库银二百五十六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两七钱，其中陆续销除所交银一百八十六万五千三百九十四两七钱，仍欠交节省银七十万三千三十八两。将此分开计，王刚明等欠交节省银十一万一千三百两；刘世泰等欠交节省银五万九千四百四十两；七哥等欠交节省银九万七千八百四十二两；十哥等欠交节省银五万两。”39商人亏欠铜斤银两被要求通过其他经商利润，如采购马匹、经销盐业，
或自筹运铅水脚钱等方式分十余年逐渐赔付。
康熙五十四年（1715），户部尚书穆和伦仍请将铜斤仍交与王纲明等商人采买，康熙皇帝批复：“这铜的事已由九卿议奏完结，商人等悬欠之银，已尽数还给部，拖欠工部宝源局之铜斤，亦已如数偿还，毫不欠缺，业已澄清，今复交商人采买，必致重复拖欠，无了期矣。已经料理完结之事，复交商人采买，断不可行。至于各关差官，今亦更换将毕，铸钱事要紧，应将铜斤交与各关
差官员，速行采买，不可有误铸钱。”40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二月，大学士松柱、学士查弼纳
请将“宝泉、宝源二局需用铜斤，匀交江南等八处总督、巡抚动用正项钱粮采买。王纲明等既经刨矿，将铅应交与商人王纲明等。”41内务府商人包揽办铜至此告终，但这些商人熟悉办铜事务，其后虽为八省督抚主持办铜，而办铜商人仍是以他们为主，尤其是范氏一家，直至乾隆年间仍是办铜的砥柱。

37《内务府奏议覆五关铜斤仍交各关监督接办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 72 页。

38

《内务府奏请商人拖欠铜铅限期催交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020 页。

39《内务府奏王刚明等铜商限期偿还亏欠银两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196 页。

40《户部尚书穆和伦奏请将欠部铜铅交付商人采买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041 页。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236 页。

康煕朝内務府商人與日本銅（孫）11四、内务府商人与日本铜“夫鼓铸所需首在采铜。山矿所开，海航所市，岁以数千百万计”42，办铜无非开采本国铜矿与从他国进口两条途径。但康熙年间中国产铜最盛的云南铜矿的开采仍处于起步阶段，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设立官铜店以后，滇铜才得到了大规模开采。康熙末年，每年产铜大致已达到八十万斤左右。但至雍正年间进口洋铜仍占总办铜量的 60%以上，其中日本铜最为重要。可以说日本铜出产数量的多少及贸易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办铜的绩效。
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海洋贸易的限制，鼓励商民自由出海贸
易。大量中国商船涌向日本，开海当年便达 85 艘，最多则达到 194 艘。贸易商船带回了大量的铜
斤，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国船购回铜斤高达六百四十万两千斤之多，足以支持京局鼓铸，故康熙时代京局用铜主要依赖从日本进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日本进口铜斤变得日益困难起来。由于清政府开海以后中国赴长崎贸
易商船激增，导致日本金银大量外流，康熙二十四年（贞享二年，1685），日本德川幕府制定“贞
享令”，限制中国商船贸易额不得超出 6000 贯，康熙二十七年（元禄元年，1688）限定每年可以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数为 70 艘。康熙五十四年（正德五年，1715）德川幕府又制定了限制铜斤出
口的“正德新例”，减少贸易船为 30 艘，出口铜的最高数量定为三百万斤。德川幕府对长崎贸易
的限制不断加强，铜的出口量自然也受到影响。
德川幕府改变贸易政策以限制金银铜等金属外流为目的。中国商船赴长崎贸易带来了丰富的商品，而日本却没有足够的吸引中国商人的商品以互相交换，不得不以白银结算，在贸易中大量
的白银便随中国商船流入中国。康熙开海之后，商人们趋利而来，白银流出加快。但日本的银山
因长年开采已出现减产，幕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阻止白银的过度流失。
“贞享令”通过控制贸易量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贞享令”实施后，铜被作为金、银的替代物用于交换贸易商品，实际上促进了铜的出口。43 根据《崎阳群谈第二》记载，中国船定额为六千贯，荷兰三千贯，用铜进行交换的价值合银五千贯，另增额两千贯，合计贸易额一万六千贯。其中荷兰的三千贯计金五万两，其余一万三千贯以铜支付，每年共计共八百九十万两千斤。44自此决定每年出口铜八百九十万两千斤。
但日本的铜产量因多年的开采而逐渐减少，铜价也逐步攀升。正德二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

42《清朝文献通考》一，卷十三，钱币一，考四九六五。

43

参见佐伯富「康煕雍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清貿易」、東洋史研究会編『雍正時代の研究』同朋舎、1986

年１月、P.252。
44『崎陽群談』：「唐船方御定高六千貫目、阿蘭陀方三千貫目、銅代物替銀高五千貫目、追御定高弐千

貫目、合而壱万六千貫目の商売ニ相究り、此内阿蘭陀三千貫目斗金五万両の積りにて、相残り候銀高
壱万三千貫目分、不残銅ニ而相渡候て可然との事に相究、右の銅高凡積八百九拾万弐千斤ツヽ、一ヶ年に相渡候積りに事究り候」中田易直、中村質校訂『崎陽群談』、近藤出版社、1974 年 12 月、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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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0）

大坂铜吹屋卖给长崎的铜价为一百零五匁，随后迅速上涨到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三匁左右，而
长崎会所为了吸引中国商人前来贸易，卖给中国商人时价格始终为一百十五匁不变，铜价不足的部分用其他同中国贸易的利润来补齐。即使日本幕府已经以赔本的价格卖铜给中国商人，中国商人却仍很难从中赢利。因为当时内务府商人为争取办铜权而自愿将政府收铜的价格降低至每百斤银十两，外加水脚银五分，而从日本买入铜斤的价格折换后却高达十一两五钱。45即使商人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多带铜斤等来弥补价格差，但洋铜贸易从表面上看已经无利可图。另外长崎会馆压低铜斤价格无法调动开采的积极性，以致铜产出日益缩减，难以满足一年八百九十万斤铜出口
量，因此商人常常需要等待经年。到正德初年，日本产铜不过六百四十万斤，而运送到长崎的铜斤仅一百四十万，无法满足中、荷两国的需要。46不得已幕府最终制定了以限制铜出口数量为目的的“正德新例”。
“正德新例”实施时已经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内务府商人早已欠债累累，也就在这一年，康熙皇帝停止了内务府商人办铜，转而委派八省巡抚招商办理。
内务府商人办铜自康熙三十八年至五十四年的十六年间，正是日本铜逐渐减产、出口数量日
渐减少的时期。起初因“铜甚贱”47，大商人们认为其有高额利润而趋之若鹜，连曹寅这样的江宁织造也愿承办。但后期却因“海船来者少”，“铜价昂”而造成巨大亏空。可见办铜商人的境况是与日本铜政及铜产量直接相关。

五、结语
康熙五十四年（1715），办铜十六年的内务府商人最终以欠债累累，多年赔付不清而告终。这
是内务府商人在办铜事务上惟一一次正式登场。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清朝定鼎之初至乾隆朝乃至以后，内务府商人在办铜事务中都是中流砥柱。不仅如此，应当说内务府商人在整个清
代官方采办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所承担的业务远不止于皇家事务，越是紧要、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越是依赖内务府商人办理。铜斤、铅斤、木材、马匹等，都是经内务府商人之手
源源运往京城，食盐、人参等亦通过内务府商人之手转售到全国各地。进一步讲，内务府在清代
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举足轻重，他们掌控着盐场、税关等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我们通常仅强调内务府包衣及商人通过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而获得多项垄断贸易权以获得高额利润，而多半忽视了内务府包衣正是由于与皇帝的主仆关系，皇帝才放心将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
交与他们之手，既作为合格的关差、盐政进行管理，上缴关税、盐课，也作为内府之人为皇室提供更多的收入。也正是由于皇帝对内务府人的信任，才会将办理铜斤这样关系国家货币制造的工45

参见矢野仁一『長崎市史46参见佐伯富「康煕雍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清貿易」、『雍正時代の研究』、P.253。

47《内务府奏请商人拖欠铜铅限期催交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020 页。

交通貿易編東洋諸国部』、清文堂、昭和十三年十一月、P478－490。

康煕朝内務府商人與日本銅（孫）13

作交与他们办理。内务府办铜商人都是家境殷实，历代承办皇家采购任务的商人集团，他们不但
有巨额的资本便于承办大规模贸易，而且由于内务府商人多父子、兄弟合作的家族氏经营，如张鼎鼐兄弟三人及范毓馪家族等，具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和成熟的商业网络，无疑是承办铜斤这样大宗项目的可靠人选。同时内务府商人早在清朝入关前便已经从事俄蒙贸易，清朝建立后他们的经营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铜斤采购，还包括开采铅矿、马匹采购、盐业等各项，这应不仅仅出于多种经营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考虑。作为皇商，他们无论开始经营还是结束都不由自己做主，都由皇
帝委派或罢免，几乎无法随市场状况而改变，商业风险不言而喻。他们采取多种经营的方式也是为分散风险，以避免在一项商业活动中受挫导致全盘皆输。而最初的八家商人，“后嗣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问卿，屡蒙恩赉。”48除范毓馪一家以外，其他最初的内务府商人都败落了，这究竟是入关之后面对新的贸易环境和贸易对象经营不善，还是商政商不分的经营方式导致商人缺少
自主权不能灵活面对风险而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还需进一步探讨。
但从内务府商人承办铜斤的实例可以看出，在日本铜产量尚多且价格低廉时，内务府商人通过其特权赚取了高额的利润，但随着日本铜山开采将尽，铜价飙升，购买日本铜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差反而成为苦差，若是其他商人此时则理应将经营目标转向其他行业，但内务府商人却因
受命于皇帝，不得不继续办铜。日本铜日益减产，内务府商人即使拥有巨额周转资金、灵活的商
业网络，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终难以摆脱亏欠的命运。

48

道光《万全县志》，卷十，志余，第 8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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