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短論

必也正名乎：關於障礙者正名與認同的反思張恆豪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助理教授

從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談標籤對個人社會化的影響，到新社會運動理論提出認同政治。
『污名』與『認同』一直是人文社會科學界重要的議題。正名的議題在台灣已經談了許久。最廣為人知的應該算是原住民的正名運動。姑且不論他的實質成效為何。在日常生活的言談上，年輕一代的台灣人，不論是否瞭解正名的意義。
原住民好像已經漸漸成為約定俗成的習慣用語，也在法律上得到承認。
在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對障礙者的正名有一些想法。在英文文獻上，人文社
會科學的文獻已經用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或是 Disabled person, Disabled people
來指稱身心障礙者，而不用歧視性較強的 The handicapped，障礙者的社會運動上也
用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或是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1。
話說回來，為什麼不能用 The handicapped 要用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或 thedisabled people 呢？一種常見的說法是，Handicap 意指 hand the cap （拿出帽子來），或是 cap in hand （手裡拿著帽子）。意思就是乞討、乞丐的意思，把身心障
礙者等同乞丐，這種歧視的意味不言可喻。事實上，紐約還曾經發給身心障礙者『乞討證』。這樣的民間說法其實有他一定的道理，也反應了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
印象跟歧視。
經過考證，handicap 其實是源自於一種古老的遊戲，後來延伸到一種特殊的賽
馬，為了公平起見，會將比較好的馬加重量。簡單說，就是指讓分而已。在這個時候，handicap 並沒有特別意指哪一隻馬是次一級的意思。到了 1875 年的牛津字典就指出，他泛指各種給佔劣勢的參賽者，某種特殊待遇的比賽2，並不特別指稱身心障礙者。在高爾夫球上，還是有用 Handicap 代表『差點』的用法。
後來 Handicap 這個符號才引伸到身心障礙者，從一個對特定比賽雙方能力差距的說法，轉變為意指身心障礙者是是次一等的的人，意指他們『是劣勢的』、『次一級的』或是需要特別照顧的人的說法，這當然是歧視性的用語。某種身體或心智的障礙並不表示這個人就就是次一等的，或是需要可憐、被照顧的。
『障礙』應該被視
為身體的狀態之一，而非一種個人能力的判準。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身心障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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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令人遺憾的是，國內有些知名的研究人員，在最近幾年，還是用 The Handicapped Movement 和
The Handicapped 在英文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雖然，台灣不一定要跟著西方的文化變遷而改變。但是對翻譯語言使用以及相關議題的疏忽值得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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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hh.hawaii.edu/~ronald/HandicapDefini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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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被當作二等公民，被隔離、歧視、拒絕於主流社會之外甚至監禁。因此，英美
在 70 年代蓬勃發展的的障礙者權利運動開始提倡社會模式的障礙(social model ofdisability3)，並主張用 disabled people 或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4來指稱障礙者。.
這兩個用法其實還是有很多爭議，簡單說：個人主義傳統較強的美國的主張用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強調身心障礙者應該被當作一般人看待，他們只是有某種障礙
的人。英國傳統的主張用 disabled people 去強調差異政治，以及障礙者的認同和主體性，雙方爭論不休已久，沒有一定的共識，不過有共識的是不可以用 the disabled ，更不可以用 the handicapped 或是 the disabled，就好像說『那群殘障或是殘廢』一樣。
要用 “people first language”—the disabled people 或是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把身心障礙者當人看，障礙只是障礙者這個個人的一部份而已。
在台灣的身心障礙障礙相關文獻裡，常常被提到的是禮記禮運大同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許多台灣社會福利的倡議者會指出，這是一種『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福利概念。然而，台灣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先驅劉俠/杏林子很早
就在書裡面談到，『皆有所養』其實是很落伍的觀念，把殘等同廢，而殘者需要被養(劉俠 2004) 。1980 年代初期，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創立宗旨就是在國家、社會漠視下，從職業訓練，訓練身心障礙者『殘而不廢』開始。其實就是要『培力』(empower)
身心障礙者。
如果把這個歷史過程放到西方的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的『正名』爭議來
看，這其實就類似挑戰 handicap 的標籤，而提出 disability 概念的開始。到底在 1980
以前，障礙者是怎麼被『標籤』的。我沒有歷史語言學的背景，也沒有真的深入去
做這個語言轉變的研究。不過，似乎在 1980 劉俠等一群身心障礙者權利倡議者開始
倡導身心障礙者權利的議題後，『殘廢』這個名詞就不再被使用。
在法律上，身心障礙者的相關法案也有相應的改變。在 1975 年，在聯合國的障礙權利宣言後，台灣也搞了個『殘障福利法』，在 1981 年立法院正式通過。此法一
開始被譏為『殘障的』法律，空有法條沒有實施要點，也沒有處罰條款。中間經過
社運團體不斷的抗爭，修法了好幾次。殘障福利法在 1997 年正式改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最近，又有新版本的修法建議，希望改成『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從
『保護』到『權益保障』，從一個將身心障礙者當最被保護的對象的客體，轉為公民權利的主體。這個改變的意義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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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社會模式的障礙，並不否定障礙者的某些個人損傷或缺陷(impairment)在他的生命經驗中的顯
著性。而是著重在個人不便之外，各種經濟、社會、政治上的建構出來的障礙。也就是說，障礙(disability)
不是個人的錯誤，而是社會性的產物。這樣的社會性障礙的解釋可以在各社會組織和社會環境中看到。社會模式的障礙，將障礙視為社會性的問題，而非個人的限制。並試著尋求根本的政治文化變
遷來來提供解決的方法(Barnes, Oliver & Barton 20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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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http://www.disabilityisnatural.com/peoplefirstlanguage.htm &http://www-csli.stanford.edu/~john/disabilities/batya/nod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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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法律改變了，那障礙的社會意涵又有什麼樣的轉換？『殘廢』的歧視意涵顯而易見不用多加討論。但是為什麼要把『殘障』改成『身心障礙』呢？到最近又有學者建議改成『障礙者』，其實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我的『直覺』是相關學者，想『移植』Handicap 和 Disability 的轉換經驗。但是語言的社會、文化背景很不同，『殘障』真的有那麼強的歧視意味嗎？其實有很多討論和進一步研究的空間5。
在我作田野調查和深入訪談時，其實也跟不少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參與者討論過
這個問題。智總的副會長就說。『不用『智障』，人家根本不知道我們在作什麼。我們還在最基本的議題倡導和支持系統建立階段…』。然而，高雄的『調色盤』協會就有不同的策略，取調色盤用以意指『多元』、『融合』的意思。問題是，搞不懂的人
說不定還以為是畫家協會。肯納症(自閉症，Autism)也在做正名。希望一洗所謂自閉症就是自己想不開，不想和外界溝通的刻板印象。在過去，還真的有老立委在修
法的時候表示：『自閉症怎麼可以歸類為殘障，叫他們想開一點就好了。』（劉俠：2004）。
所以說，正名這件事還真有她的複雜性。一方面不能去脈絡化的為正名而正名，另一方面好像有不正名無法跳脫意識型態的框架的問題。以『喜憨兒』為例，我對
這個新標籤的流行，感覺一直有點複雜，他當然有進步性，一洗『白癡』、『智障』的污名。跳脫那種傳統被關在機構中，鎖在家中的形象，轉變成健康，「歡喜」可以服務社會的形象。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畢竟是一群家長『給』給心智障礙兒女的標籤。隱含了心智障礙者不用煩惱，所以整天快快樂樂的。問題是：心智障
礙者真的快樂嗎？『喜』跟『憨』的連結其實是一種刻板映象的想像。自以為聰明的人，好像都覺得『笨』的人都比較快樂。
喜憨兒基金會也真的在台灣的身心障礙服務上非常努力，開創出一片天。喜憨『兒』對創出這個符號的智障者家長父母來說，就是自己的兒女啊。一輩子，都是他們的子女。然而，在公共論述上，這樣的論述複製了，『心智障礙者就是跟小孩一
樣的想像』，結果就是妳會看到很多明明二十歲以上的成人，有自己的工作，還是被叫『喜憨兒』。而媒體不斷的複製，他們都是『無憂無慮的』，『快樂』的一群。試想，一個成人願意整天被別人稱為快樂又笨笨的小孩嗎？在整個論述裡，身心障礙者幾乎是沒有聲音的，被媒體、家長、專業人員的聲音淹沒。美國的心智障礙者運動就
點出這個衝突，直指『家長，特別是心智障礙者的家長常常只要小孩快快樂樂，而
不顧小孩的主體性。不顧小孩在想什麼，想做什麼(Fleischer & Zames. 2001)。 可惜的是，這個標籤現在好像變成心智障礙者的代名詞，不斷的被販賣與複製。
當然，語言的使用有他背後的意識型態和社會條件。不少人就會問，到底在台灣要怎麼稱呼身心障礙者才不會有歧視的味道，才算『政治正確』。

5附帶一點，中國在八零年代後開使用『殘疾』。希望用『疾病』將殘『廢』去污名化(Stone 1999)。
這裡面當然有她的問題。把障礙疾病化，落入另外一種醫療霸權的框框。不過，換個角度想，語言的發展在中國和台灣已經有很不同的歷史過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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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障礙』這個觀念是一個流動的、社會建構的概念。所謂『障礙者』，本來就包含了一群不見得有共同經驗和認同的個人。不同的障礙類別的人不見得有共同的認同，他需要的社會支持是不同的甚至是有衝突的。這個議題在美國的障礙者權利運動引起不少討論。障礙者如何瞭解彼此的不同並分享共同的經驗，障礙者
如何形成共同的認同感？有沒有一個所謂的障礙文化？身心障礙這應該完全拒絕障礙的『污名』？還是轉向建立以個以障礙者為主體的認同與文化？Lane (1997)就認
為聽障者應該完全拒絕這個被污名化的障礙標籤，而轉向認同聽障者為一個語言上的少數族群。也就是說，聽障者根本不應該自我定位為障礙者，聽障者其實是被口語霸權宰制的語言少數族群，而手語應該被任定為一種法定語言。然而，Doe (2004)
就質疑，聽障社群的這種運動策略會進一步邊緣化所有的障礙者，障礙者應該要建立一個跨障礙的同盟，而非否認彼此間的差異。Brown (2003, 2004)更認為，障礙者
要建立自己的障礙文化，以身為障礙者為榮，挑戰污名詮釋的主導權。
如果我們把這樣的爭議放到台灣的歷史脈絡來看，台灣在障礙者『正名』的討
論上，基本上還是處於一種『境外移入』的過程。由一些進步的學者專家和障礙者
權利的倡議者，從國外的經驗開始思考殘障標籤在台灣的污名議題。但是，這樣的
過程還是比較由上而下的，沒有很清楚的共識凝聚過程，更不用提認同的建構過程。
正名的討論中並沒仔細的思考身心障礙者自己希望怎麼被稱呼？他們的自我認同又是如何？在去污名和認同建構之間，其實有很多協商的空間。
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到日常生活的實踐來看。答案其實可以很簡單。為什麼要執著於一個人的障礙要如何被『正確的』標籤。把障礙者當一般人看待，不要用障礙
去稱呼一個人就好了啊。障礙者的自我認同和文化，我想這必須和社會的適能(enabling)環境配合討論才能有比較細緻的分析和思考。台灣的障礙者認同和障礙文化的議題應該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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