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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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日中台共同研究「現代中国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 ③

中国革命・社会変容と世界
贛州会議中国語論文選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編
OUFC
BOOKLET
vol.4
2014/2

OUFC BOOKLET
Vol.4

日中台共同研究「現代中国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 ③

中国革命・社会変容と世界―贛州会議中国語論文選―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編

目

次

はじめに

田中仁 1

当代中国政体中正统性原理的重构渡边直土 3

１．当代中国政治与“正统性”“正当性”的概念
２．政治体制与“正统性原理”
３．胡锦涛政权中的“正统性问题”
４．结语 —2001 年的转折点

村庄的社会变化与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之变迁

川口幸大 17

１．前言
２．调查地的概况―珠江三角洲
３．房屋的形态与祭祀对象的变迁
４．作为房屋形态和祭祀空间的房屋的变迁
５．结语

为在中国建立化解丧偶悲痛（哀伤抚慰）的系统

日野绿 31

１．导言
２．中国及上海市的高龄化现状
３．上海市的高龄者和社会网络工作
４．对丧偶高龄者的关怀的重要性：在中国及上海展开的可能性
５．结尾

如何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如何在实践中应用人类安全保障概念与可持续发展学三好惠真子

１．前言
２．全球经济体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应有的「人类安全保障」
３．可持续发展学的重要性与本研究在实践中的展开
４．总结

i

47

竹内俊隆 61中国核战力的现状及核战略
１．绪论
２．制度上的特权大国
３．核实力的现状
４．第二炮兵部队的现状
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６．中国的核战略：概念整理
７．中国的核战略：保证报复８．结束语

浅议日本官民并举的 BOP 市场战略意图及其在中国市场实践的可许卫东 75行性
１．前言
２．日本关于 BOP 市场问题的争论与实践事例
３．日资对中国 BOP 市场的评价
４．结论

93

執筆者紹介

ii

はじめに
本書は，2010 年 8 月に贛南師範学院で開催された第 4 回国際セミナー「現代中国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中国革命，社会変容と世界」への提出論文 6 篇について，会議後に改訂・整理したものである。
国際セミナー「現代中国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は，学校間交流の形式によって現代中国研究にかかわる東アジアの共同研究を進めるため，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が中国・南開大学歴史学院，台湾・東華大学歴史学系とともに 2007 年以来毎年開催している。第 4 回国際セミナーは，この三校に加えて贛南師範学院と内モンゴル大学および中国現代史学会による共同開催となり，日本・台湾・香港の 10 大学，中国の 12 大学の 70 余名の研究者が参加，50 余篇の論文が提出された。
中国革命については，中央ソヴェト区，抗戦期の中共根拠地，都市・農村
関係，婚姻と農村女性，動員と農民協会など，研究上の新たな趨勢として中共党史と社会史研究の興味深いインターフェースが提示された。近代中国社
会の変容については，蔣介石の国家観念と実践，蔣経国の郷村建設理念，戦後国民政府による日本人技術者の留用，民末清初の内モンゴル問題，コミン
テルンと内モンゴル革命，あるいは近代交通システムと社会変容，近代教育
思潮，さらには人民共和国初期の疫病対策などについての報告と討論が行われた。世界（国際視野）については，今日の日中関係に関連する諸論点，すなわちアメリカによる占領期日本の復興政策と中国の関係，日本経済界のBOP 戦略，世界仏教大会と中国，インドシナの華僑問題，金属汚染と中国環境問題などが主として日本の研究者により論点の提示がなされた。
本書所収の諸論文は，もともと『贛南師範学院学報』に掲載するために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が，その後，諸般の事情から実現を見なかった。ここに，改めて OUFC ブックレット（日中台共同研究「現代中国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③）として刊行することにした。諸方面のご諒解をお願いしたい。
（田中仁）

1

当代中国政体中正统性原理的重构
渡边直土
本文将围绕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中，“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统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论点，试图通过抓住政体的正统性这一视角，来给当代中国研究增
添一些新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全面改变了
一直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加入 WTO 也让这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伴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薄弱，身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领导着中国。在当代中国，作为正统性原理的社会主义和社会实际之间存在着乖离，还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呢？本文将围绕此来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的主要课题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通过着眼于政治体制
论的“正统性”这一问题，来重新审视中国。

１．当代中国政治与“正统性”“正当性”的概念
1）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与“正统性”概念
实际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统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课题换言之，也就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中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在市场经济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确保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最大的焦点。

3

但是，与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无关，不同的论述者对其含义及其使用方法亦不相同。比如说，毛里和子认为，“正统性”是偏向于革命的，而“正当性”则是
“正统性”与历史由来有关，而“正当偏向于经济发展的(1)。国分良成则认为，性”则是指经济发展，或是指“支配的合法性”(2)。还有，茅原郁生说，“正统性”是与国家统合相关的，而“正当性”却是与经济发展、国家内部的安定相
关(3)。另外，高原明生(4)与西村成雄(5)则只采用“正统性”的说法，而不采用“正当性”。不过，与此相对的加茂具树(6)与中冈まり(7)却只采用“正当性”这一说
法。
据上文所述，可知在当代中国政治中，针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正统性”
或“正当性”这一概念，论述者们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在这里想要注重的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支配的“正统性”（“正当性”）是因经济发展而被确保的这一观点。比如毛里和子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国策”，国分良成也认为，经济的发展才能够维持共产党统治(8)。不过，虽然经济发展的持续能获得对政权
的支持，与确保政体的“正统性”（“正当性”）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变动会要求政治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从以前的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的经济领域迅速地扩大，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因此，政权方面就需要表现出较高的应变能力。换句话说，为了确保政体的“正统性”（“正当性”），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必要条件，但是，恐怕不能说是充分条件吧。
而且，从经济增长与政体变动的关联来看，在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当中，至今为止着眼于中国政体与极权主义体制论、威权主义体制论、民主主义
体制论，这一“三阶段论”之间的关联的观点仍然是主流。而这一主流观点就是，通过 改革开放从毛泽东时代的强权性的极权主义体制，向具有“被限制的多元主义”特征的威权主义体制过渡，其最终目的是将实现民主主义体制纳
入视野中的。但是，从威权主义体制过渡到民主主义体制，并不是有保证的，
不是因经济发展而自然产生的吧。在这一过程中，政体能做出怎样的应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9)。
再者，就从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这一点来说，被当做范例来列举得最多的是台湾或者韩国。它们都在 70 年代以后完成了经济增长，并在
4

80 年代后半期各自陆续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方面对
于要求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政府方面也对此多次施加了压力。但是，整个过渡过程还是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他们成了东亚民主化的范例。但是，这些范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成熟方面来说，也并非都是自然而然地走向民主主义体制的。而是，随着社会方面的变动，以及要求民
主化的呼声的高涨，政权方面做出了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的决断，并通过政体
的重组，成功地维系了自身的政权。针对社会变容而言，政治体制的应变能力
是一个重点，那么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样意义的应变能
力才是必要的呢？
2）中国的“正统性”概念
在中国，究竟是如何论述政治体制的“正统性”这一问题的？就我所知的
范围来看，可以说集中表现在中文中“合法性”这一概念上。比如，从“政治合法性”这一视角出发来论述中国政治改革展望的杨宏山认为，“政治合法性
是政治体系合法行使权利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保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
在此之上，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因操纵经济改革而使得 “合法性”的强化得以成功。但是，在经历了 1989 年 6 月的天安门事件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向“依法治国”寻求新的“合法性”的资源，为了促进“党的领导”、“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以及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10)。赵虎吉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看作合法性，其观点包括①统治的杰出人物与社会成员间政治价值的共识；②社会成员的国家权利的形成以及对运营机构的承认③对社会成员统治的有效性的承认，这三点要素(11)。谢
庆奎评价了因武装斗争而获取政权的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幅度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资源，强化、扩大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还指出，共产党如何代表
人民成为“主人公”这一问题是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12)。
与上述研究相对，也存在用“合法性”的概念去分析有关个别制度改革与政治现象的研究。例如，分析了有关四川省乡镇党组织的干部选拔制度的王勇兵认为合法性的概念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学上的合法性，即人们是否会从
心理上认可、服从政治的权威以及秩序。另一种是法律上的合法性，即某种活5动、行为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或制度的规定(13)。沈荣华及钟伟军讨论了“服务型政府”体系，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责任主要是指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的问题。其根源就是，政府及公共权力是由人民授权而成立的，不管是间接还
是直接，这是最根本的宪政原则。”
“当代政府的合法性即是基于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也是基于社会民众对政府的认知的。关于社会民众对政府的认知主要有两个核心内容，即效能与民主。”(14)到此为止已经举了不少例了，关于现在的情况，在中国主要用“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概念来加以分析。本论文的目的是跟谢庆奎和杨宏山一样，在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为了确保其统治合法性需要什么，特别是在
政治体制的核心的正统性原理层面加以分析。分析了 1989 年 6 月天安门事件民主化运动的赵鼎新将“国家合法性”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法律、选举型，即依据国家权力的合理化方式，通过法律约束国家或社会集团，并且依据普通选举选出领导者。另一种则是，国家统治的正统性是建立在巨大的构想上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必须有努力的意识形态类型型，或者是，将以国家经济性
能与国防能力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设想去实现的实际功绩型 (15)。 本文的分析
层面是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下面，将在政治学当中，一边参照至今被建构起
来的“正统性”（“正当性”）的理论框架一边进行考察。

2．政治体制与“正统性原理”
在聚焦当代中国政治中统治的“正统性”及“正当性”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一下作为讨论前提的与政治学中“正统性”“正当性”概念相关的理论框架的建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围绕统治的“正统性”的争论，韦伯(Weber)提出了三个完全正当的统治类型①合法的统治；②传统的统治；③
神授的统治(16)。这三个类型对之后的政治学争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就
政权的民主化、世俗化、大众化的结果这方面而言，正如丸山真男(17)与哈贝马斯(18)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类型无法概括围绕着 “正统性”的现状。而这一观点也渐渐地得到了认可。
6另外，山口定在一直以来的关于“正统性”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正当性”的概念。山口就“正统性”在沿用了李普塞特（Lipset）定义的“正统性（Legitimacy）是指体制中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能产生一种信念，认为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是最合适的政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还
能持续下去”的基础上，再加上 70 年代以后各先进国中传统的“正统性”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治体制或政治机构事实上是以是否满足市民日
常生活以及利益团体对“效用”与“效率”的期待等职能利益的视点来评价的。
也就是说，“正当性”是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即在以往的关于“正统性”
的议论上，再加入了市民对“效用”“效率”的评价的视点。没有“正统性”
的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因为满足了市民对于“效率”“效用”的期待而得以存续，反之则亦然。缺乏“正统性”的政治体制，如果在长期的情况下，就满足对“效用”的期待一事，若能长年保持成功的话，“效用”渐渐地就会产生向“正统性”的转化。相反，如果在满足对“效用”的期待一事上，长年持续失败的话，本来所具备的“正统性”就会被磨灭，甚至会解体。
这是与在这个缠绕着对于“正当性” 的不满在先进国家中，关联着想要重构“自由”与“民主”这一政治体制规范的构成要素，即支撑政治体制的基
本概念“正统性原理”，并且这也体现为 “政党制的重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当代政治中，政治体制层面发生质变，并非是“效用”“效率”，而是在与某种非物质主义价值密切相关，也就是在与“正统性的危机”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发
生的。这个论述，虽然可以认为李普塞特观点上的一个延伸，但是更进一步就
特征而言，可以说，对于以往的“正统性”概念一直未被完全把握的政治现象，提出了加上市民对新政治体制的“效用”或“效率”评价的视点的包容性的“正当性”概念。而且，在指出了“正统性”与“正当性”之间是如何连动，对政
治体制全体的安定性又有何影响这一点上是极富有启发性的。
在这里想关注的是，山口定所说的在政治体制层面发生质变时的必要条件(19)。山口分析了欧美各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体制变容，认为，在想要重组非物质主义价值的“自由”乃至“民主”， 即想要重组政治体制规范的构成要
素的“正统性原理”时，政治体制层面会发生变化。这个规范的构成要素在较多情况下，是明确被规定在这个国家宪法的核心的(20)。比如说中国，现行宪法7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里明确宣布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也就是说，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的“正统性原理”是社会主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国家融合的“政党国家体系”下被具体的制度
化地保障着的(21)。之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意识的的逐渐薄弱，还有
随着经济发展，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课题，就是有关“正当性”的不满越来越积蓄了，政治体制层面里的“正统性原理”的再构成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这大概超出了像经济发展这样的物质主义领域能够解决的范围了吧。这里
的课题是打算考察在当代中国中，“正统性原理” 的再构成究竟是以怎样的形
式体现出来的。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稍微了解一下当代中国与政治体制的“正统性”相关的论述。那么，当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握这个问题的。从中是否
能看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下一节，将通过分析胡锦涛政权以来所提出的各种形
式的政策文书中几个关键词的含义来把握这一特征。

３．胡锦涛政权中的“正统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对统治的“正统性原理”进行重新规划的。在这里打算从上述作为“非物质主义价值”的政治体制的“规范构成要素”的“正统性原理”的重组而导致政治体制的变动这一视点出发，来讨论胡锦涛政权中政治体制的“正统性问题”。胡锦涛政权自开始以来，积极地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新的领导理念。前阶段，在 200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到此为止，站在阶级政党立场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对由阶级政党向“国民政党”转换所做的一次宣言。这次宣言受到了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私营企业家入党人数增多这
一点来看，这样追认现实的做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且，就现阶段而
言，在党章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8

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之后，胡锦涛政权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关键词，大规模地开展了学习运动。就以此为前提的现状认识，温家宝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以下称“温家宝讲话”）列举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矛盾与问题，城乡、地域、收入的差距扩大问题；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滞后问题；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问题间的矛盾激化问题等(22)。另外，在 2006 年 10 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
下称《和谐社会的相关决定》）(23)中也就“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指出主要存在城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民主法
制还不健全；道德失范，领导干部的素质降低、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一系
列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担心社会整体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形变的这种危机意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普遍存在。之后，在这样的情形下，胡锦涛政权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科学发展观”被作为领导理念提出。这虽然是 2003 年
后渐渐被提起的概念，但是 2004 年 2 月省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将温家宝讲话进行了系统性地整理(24)。
其最核心的论点是“五个‘统筹’”（五个安排），即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在保持平衡的基
础上谋求发展。并强调以下三点，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演化，是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重要思想的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观，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方针。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全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强调要以此为指导方针来实现各项政策。之后，“科学发展观”在 2007 年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
略思想”被写入党章。可以说，这个“科学发展观”是当下中国共产党指导理9

念中最根本的部分。下面，在此之上将从个人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党的领导方面这些视点出发，从政策文书，以及新闻、杂志中与此相关联的评论里抽取出一些被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并以此为中心，考察在胡锦涛政权中如何做到指导理念的重组、如何做到把握统治的“正统性”问题的。
1）个人方面
个人方面，其实也就是在该如何理解、如何处理每个人权问题这一点上抽取出了一个常被提到的关键词“以人为本”。这在上述的温家宝讲话中也被认为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具体而言，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
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指导方针，是当前工作中能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利益的指导方针。
就个人方面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八荣八耻”。这是 2006 年 3 月胡锦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的，其后数月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25)。“八荣八耻”是作为“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为了“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而制定的“八荣（八耻）”。具体内容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八项。可以说，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重视个人的安全和稳定，精神和生活的充实。
2）经济方面在胡锦涛政权的经济政策中提取的关键词是“统筹兼顾”。上述在温家宝讲话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实质上就是“统筹兼顾”，这是“协
10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可见，城乡，或者地
域间差距的扩大被视为严重的问题，而且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渐渐成为了当今的焦点。
与此相并列的胡锦涛政权下的“改善民生”也是一重要课题。在上述
的“与和谐社会相关的决定”中，列举了一系列强化社会事业建设的具体
方针。积极实施雇佣政策、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发展文化事业与产业、强化环境保护等。总之，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以对应差距扩大和改善生活环境为经济方面的主要焦点。
3）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关键词是“公平正义”。在“与和谐社会相关的决
定”中，也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
正义的根本保证。”应该建设公平正义的保障制度来确保民众在政治经
济等各方面的利益与权利。具体列举了一下几点①民主权利的保障制度；②法律制度；③司法体制；④公共财政制度；⑤收入分配制度。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坚持“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略）逐渐形成保障社会公平的体系、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可见，为了解决种种问题，当面的课题是以“公平”“正义”为标准，
完善法律制度，实现依法治国。
4）党的领导
政治方面也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温家宝讲话”与“和谐社会的相关决定”中也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问题在胡锦涛政权下的关键词是“执政能力”。在 2004 年 9 月第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的决定》(26)，将强化党的“执政能力”放到了重要课题这一位置上。这里
所说的“执政能力”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
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11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学习型政党”。在 2009 年 9 月在十七届四中全会
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确定了建设“学习型政党”这一课题(27)。其意思是在国内外显著的变动中“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书籍与实践，追求以全党为例带动大众等一切对象去学习。在此之后，习近平还特别在各种情形下
对“学习型政党”进行了强调。
5）和谐社会论像这样，通过从个人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关键词的提出，
对指导理念起到了一定的强调作用。不过就目前而言，胡锦涛政权对将来理想
社会形象的描绘是“和谐社会”。这是在 2005 年左右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会议
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书中随处可见的概念。不过如前所述，在 2006 年 10 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8)

中，这以政策文书的形式被系统地整理了出来。
在开头部分已经说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消解社会矛盾的持续的过程”。在思想体系方面，被认为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在“科学发展观”
方面，被认为是“统帅了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且，新闻、杂志的言论等在介绍中都必须会使用到的关键词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并且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
指出这“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提出了一下六点，①坚持以人为本；②坚持科学的发展；③坚
持改革开放；④坚持民主与法治；⑤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⑥坚
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在最后就“党的领导”方面，提及了“依据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执政能力”之
间的关联。

12

6）对政策的影响
那么，在这里所分析的这些概念，在现实的政策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里，使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分析这些关键词的使用频度。
表 1 《人民日报》本文中各关键词的使用频度

社会主义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和谐｣)
以人为本
八荣八耻
公平正义
民主法治
统筹兼顾
改善民生
执政能力
学习型政党

江沢民期
(1989 年 6 月 ～2002 年 10 月)
40150
5430
0

胡锦涛前半期(2002 年 11 月～
2007 年 9 月)
14836
8308
7309

胡锦涛后半期(2007 年 10 月～
2012 年 9 月)
15755
2671
10423

43

8285

9710

654
0
8
35
423
12
94
3

3713
339
697
375
787
344
2058
58

5367
79
1775
403
1501
5509
1530
386

首先现在的“正统性原理”，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当然使用频度高。关于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前半期的频度高，但是后半期减少了。在胡
锦涛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频度高了。应该注目的是在胡锦涛的后
半期，“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统筹兼顾”“改善民生”的频度增加了。笔者的看法是为了对应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政策重点转换
为个人的充实，生活环境的改善，解决差距扩大，保持平衡的方向。总之，江泽民期追求全面发展和量的扩大。在胡锦涛期社会主义依然是“正统性原理”，
但是其发展方向是重视平衡，怎样发展，就是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前提上，
转换发展模型，考察社会主义的新的做法。

13

４．结语 —2001 年的转折点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作为政治体制“正统性原理”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减少了，还有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从 2001 年的“三个代表”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很多概念，转换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型。社会主义依然是“正统性原理”，但是以前的重点是全面发展，量的扩大，现在的
重点是怎样发展，质的提高。就这样，中国共产党要解决原理和现实的乖离问题。中国共产党修正和补充作为“正统性原理”的社会主义，考察社会主义的
新的做法。
在这里想要注意的是“三个代表”的正式提出是在 200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了“三个代表”，同年 12 月，中国加入 WTO。
即，在经济方面已由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又因加入 WTO 使得这个趋势被完全固定。几乎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将由阶级政党向包括政党的转换纳入视野。之后，胡锦涛政权以各种形式推进了领导理念的重构。那么我们可否说，市场经济已确定巩固，与此同时，
在政治方面，有了废除以往的“社会主义”的“正统性原理”而重构新的“正统性原理”的需要吧。 “三个代表”与加入 WTO 几乎是同时期的，因此，这
里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吧。紧接着，在 2001 年以后，可以说当前当代中国政
治体制“正统性”的确保在进入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究竟创造出了怎样的“正统性原理”，并且在政治体制层面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动，就这一点来看，目前仍然不够明了。在这里，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欧美那样的自由民主主义，也许一种新的“中国式价值”、“中国模式”被创造了出来。也许可以说，这个“正统性原理”重构只是一个开头，就是说还是在过渡期而已。
（杨灵琳译）
注(1) 毛里和子《现代中国政治（新版）》（2004 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45
页。
(2) 国分良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构想》（国分良成编《中国政治与东亚》
2004 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0。
14

(3) 茅原郁生《胡锦涛能否掌握军统帅权—关于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与“正统性”》（《海外事情》2005 年 1 月号，62-82 页）。
(4) 高原明生《中国政治体制与中国共产党》（日本比较政治学会编《比较中的中国政治》2004 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42 页。
(5) 西村成雄《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2004 年，青木书店），283-284 页。
(6) 加茂具树《现代中国政治与人民代表大会 人代的机能改革与“领导˙被领导”关系的变化》（2006 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序章。
(7) 中冈ま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的强化》（《法学政治学论究》第 51号，131-163 页，2001 年）。
(8) 国分良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构想》10 页。
(9) 关于以“三阶段论”为背景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论及其问题点，可以参照
渡边《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政党国家”体制的变容与支配的正统性》（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丛书 第 33 卷，2004 年，大阪外国语大学言语社会学会）序章。
(10) 杨宏山《中国政治改革的成效与展望——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徐湘林
主编《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2004 年、中信出版社、44-55
页）。
(11) 赵虎吉《后发展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化与政治发展逻辑》（谢庆奎等主编《政治改革与政府转型》2009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6-101 页。
(12) 谢庆奎《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2003 年中信出版社）114-115 页。
(13) 俞可平主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2005-2006）》（2007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7-20 页。
(14) 沈荣华、钟伟军《论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谢庆奎等主编《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200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7 页。
(15) 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2007 中文大学出版社）导
论 43-45 页。
(16) 马克斯·韦伯著（世良晃志郎译）《支配的类型》（1970 年，创文社），10
页。
(17) 丸山真男《政治的世界》（《丸山真男集》5，1995 年，岩波书店）153-160
页。
(18) 哈贝马斯著（细谷贞雄译）《晚期资本主义中正统化的诸问题》（1979 年，
岩波现代选书）151-163 页。
(19) 山口定《现代政治学丛书 3 政治体制》（1989 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序章
及终章。
(20) 依据山口定可知政治体制的构成要素的构成有五点①支撑体制的“正统性原理”；②通常，获得政治的展开的发起的“政治精英”；③国民（“政治15

的共同体”）的政治意思的表达与政策的形成相关的制度、机构；④军队、
警察等物理强制力的职务与构造；⑤依据“政治体系”的“社会”的编成化（山口定、上述书 1-16 页）。
(21) 关于“政党国家体系”的概念可参照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冈沢宪芙、川野秀之译）（1992 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22) 温家宝《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人民网”2004 年
2 月 21 日。
(2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 年 10月、人民出版社）。
(24)“人民网”→“资料”→“温家宝”。
(25)《胡锦涛等领导人分别看望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人民网”（http://www.peopledaily.com.cn）2006 年 3 月 5 日。
(26)“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资料中心”→“历次
党代会”→“第 16 次”。
(27)“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中心”→“历次党代会”→“第 17 次”。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 年 10月，人民出版社）。

16

村庄的社会变化与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之变迁
川口

幸大

１．前言
本文以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考察范围，并试图把房屋形态
和房屋内各种祭祀对象的变迁，与村庄社会的变化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中国的村庄社会，仅看 20 世纪中叶以后，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巨大变化。
例如由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土地改革，组建人民公社，
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近几年变为明显的与全球化经济状况的接轨等等。随着这样的社会变化，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居住的房屋形态也大大地改观。现在，居住在所谓城市型高层公寓这类房屋里的人们，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并不罕见。
同时，房屋不只是人们为了居住的建筑物。就如在人类学的关于房屋与建
筑方面曾多次指出：房屋既是人们生活、聚合、进行生产消费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反映居住人的世界观、进行礼仪性行为的象征性空间(Carsten andHugh-Jones 1995; Warterson 1997: 11; Knapp 205:6)。居住在新形式房屋
的现在的中国人，他们在屋内祭祀着什么样的神，在那里日常举行着什么样的祭祀活动？如果房屋形态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那么是否给屋
内的神与祭祀方法也带来变化？本稿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村落为事例，考察
这些问题。

17

２．调查地的概况―珠江三角洲
本稿依据的数据资料，多数来自属于广东省广州市的 S 村的现场调查。
S 村早在 19 世纪末期已是周围村落的经济性集聚地，举办定期集市的集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置了人民公社，1980 年代成为了上级行政单位镇政府的所在地。S 村的定居人口 2000 余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陈姓
家族及嫁到陈姓家族的女性。
由于改革开放，包含 S 村在内的广州近郊的珠江三角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在农村地区也是工厂与高层公寓鳞次栉比，地铁也陆续建成。人们的收入大约 2 千元人民币，作为农村地区过着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富裕生活。这
回的调查地 S 村位于广州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中心位置，可说是正在显著成长的中国沿海地区农村的典型。

３．房屋的形态与祭祀对象的变迁以下围绕实际的房屋形态的变迁，来看祭祀对象的祭祀方法如何跟随着变化。把时间跨度设定于清朝末期的 19 世纪后半期到现在为止的大约一百多年
间，位于调查地的房屋发生形态变化，即许多人建造新风格的房屋的契机，总的来说有两次。因此本稿首先记述清朝末期的房屋，其次按顺序记述关于这两个时期―1970 年代中叶和 1990 年代末以后建造的房屋。最后也简单论及，近几年间不少农民新买、搬进的公寓形式房屋。
１）20 世纪之前的清代建造的房屋
这个时期的房屋多数用称为“青砖”的灰色砖头砌成。一般来说，房屋没有设置大窗户。这是因为防盗和风水上的原因。但是为了通气，有的在墙上设
置了有 15 厘米宽、80 厘米左右长的细长空隙。这称为“石框”。房屋大多数为
两层楼建筑，一楼部分主要是由称作“正厅”的主要房间占有。从正厅出去的地方与外壁之间的有房顶的部分，有烧煮用的灶。还有称为“天井”的四周明

18柱无墙的像里院一样的空间。由这个天井保证房屋的通气性(陆・魏1990:250-251)。从设置在正厅两旁的细长楼梯上去的二楼部分，有两个左右的房间，以前摆放着床。
其次来看这种形态的房屋中有什么样的祭祀对象，采用了什么
样的祭祀方法。首先，入口进去左
右的墙上祭祀着“门官”。门官与画在入口门上的“门神”同是防止邪
恶之物侵入房屋的神。这家的是将
刻有“门官土地福神”文字的石板，嵌入墙壁的形式(照片 1)。
没有屋顶的里院式空间的墙
上祭祀着“天官赐福”(照片 2)。
天官赐福据说是降临到每家每户

照片 1：清代房屋的门官
刻有“门官土地福神”之字的神。所以一般都像
这样祭祀在上方空着的场所。这个房屋，在从地面起两米多高的
墙壁上方，嵌入了红
底子上刻有白色浮雕
的“天官赐福”板块，板块四周有镶边式的精巧雕刻。其下方的从地面起大约一米高的位置上，装有为了照片 2：清代房屋的“天官赐福”

19烧香和点蜡烛的红色筒形容器。
正厅正面墙壁的上方，架着从一边到另一边为止的木制搁板
(照片 3)。这是为了祭祀神和祖先
的祭坛，称作“神台”。 神台的中央挂着有 60 厘米宽、1 米多长的
木制板块，上面刻着“神”字。这
正如文字一样是这一家的神。它
的前面摆设着为了插线香和放供品的台子。
面向神台的左边放着祖先的牌位。由于在神的世界里,神比祖
先地位高,祭坛的中央放着神,左边放着祖先。牌位的后边有写着“陈门堂上历代宗亲”的木板,那照片 3:清代房屋里的祭坛

木板的左右分别挂着写有“福禄自天生”“珠玑随地起”的对联。还有，左侧面的墙上挂着家庭成员的遗像。
祭坛的下面祭祀着现地人称为“地主”或“土地公”的土地神。木板上雕
刻着“五方五土五帝龙神

前后地主护宅之神”,它的前面放有用于插线香的钵。土地神被认为是保护那里的土地的神,村、村以下的单位、一户等每个居
住单位都供奉着。还有，比村地位高的县城等由叫做城隍的神守护,都市部几
乎所有的都市都有祭祀城隍的城隍庙。
厨房里祭祀着灶神的“灶君”。这个灶神被认为是为了监督人们的行为,
被天上的神派遣而来,在旧历 12 月 24 日为了报告那一家一年间的情况回到天上。人们为了请灶神作些好的报告,供奉供品,把灶神送上天。灶神在 12 月 30
日又降临人间,下一年也为了监视那一家镇座在厨房。大多数灶神是把刻有“定福灶君”等文字的石板埋入墙壁的形态。
在此,如果把修建在清代的房屋里祭祀的祭祀对象稍作整理,如下所述。房屋里分别供有:入口处是守门的“门官”,院子里,是从屋顶降临的“天官”,

20

堂屋里设立的祭坛,中间是神,左边是祖先牌位,祭坛的下面是土地神―土地公,厨房里是灶神―“灶君”。它们的特征是作为房屋构造的一部分“被组合进去了”。祭坛把又厚又长的木板从墙的这边架到墙的那边,门官、天官、灶君是嵌入墙壁的形态。在门官、天官的周围添加精巧的雕刻，祭坛中央的神、祭坛
下的土地公的板块也是用木板刻成的。与后面讲述的以后的时期相比，这些都
是当地人用广东话所表现为“有心机”的精心并精巧的建筑。
居住在房子里的人们,就这样对神、祖先，在各种祭日里,用适当的方式进
行了祭祀。如果把这些房屋的形状和房屋内供奉的祭祀对象的形态看作是后期
帝政期所谓的典型,1949 年以后那里边的一部分形态大变,一部分继续保持,或者被复兴。下面考察这方面的情况。
２）1949 年以后、人民公社时代的房屋
1949 年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相继实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的组建、封建迷信的打破等。还有由于大跃进而发生的贫困、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动乱、或在集体体制下的基本上处
于不富裕的经济状况等情况，决定了这个时期房屋的形状和房屋内的祭祀对象
的应有状态。
首先,从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几乎没有建造新房屋。其主要原因,是成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农村人民难以积累个人财富,而且总的来说当时全体人民都
不富裕的经济状况所带来的。
房屋中祭祀的神、祖先也受到了巨大影响。根据共产党政府的政策，1949
年以后,尤其是以 1964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为高峰,以前的文化、信仰受到了
打击。村子里，供奉祖先的祠堂、坟墓、祭祀神的庙被破坏，不再进行仪式、
祭祀。在各家房屋内也不能供奉祖先、神，以及进行对祖先、神的祭祀活动。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们进入房屋中,查看有没有“迷信的东西”,对房屋进行了搜索。许多人卸下了牌位和神的板块,隐藏起来，免得被发现。
听说也有人把那些牌位、神位，烧掉、处理掉了。把毛泽东的画像发给各个家庭,必得挂上,代替过去的牌位、神位。
围绕房屋的状况开始变化，是 1970 年代的后半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村21

子里有人开始建新房。一般是在原来房屋的地方,用砖头和水泥建造的两层楼
的房子。费用大概在五千元以下就足够了。作为房屋构造的特征,首先看到的
是,墙壁上设有五十厘米正方形的窗户。窗户没有玻璃,安着 2、3 根铁条子。
和清代房屋细长的窗户相比，有窗户相当大的印象。还有,没有院子。其构造:一楼是餐厅和三间房,二楼也是两到三间房。面积不大，但房间的总数设计得多些。和清代的房屋相比,可见更重视居住性和舒适性。
就这样,从 1970 年代后期开始建造新房,但在表面上还不能供奉神、祖先。
1949 年以后，比如清明节时,偷偷地去祖先的坟上扫墓的人有是有,但是这个时期明显地进行这样的信仰活动还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时期建成的房屋当初
没有祭坛,也没有将门官、天官、灶君嵌进墙壁的设计。
这样的状况发生巨变的是进入 1980 年代以后。从 1970 年代末期开始，共产主义的实现事实上搁置了,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政策的共产党,到那时为止被排斥的传统文化、信仰，只要是对政策有益的,就积极地予以承认,对于没有巨大影响力的东西也不再强求介入。这样随着政策的变化,正如很多报告所说,在各地又建起了寺庙、祠堂等，又恢复了仪式。
房屋内的祭祀对象也开始复兴。人们又把神仙、祖先供奉在家里。只是这个时期开始供奉的祭祀对
象有巨大特征。那就是，与清代的祭坛是把门官、天官、灶君嵌入房屋构造的形
态相比，这个时期的祭祀对
象可形容为“装卸型”。
首先从祭坛来看吧。照片上的这个祭坛是进入了
1980 年代以后设计的。在墙
角里安装了 50 厘米正方形
的木板,在那木板的上边放
着祖先的牌位(照片 4)。如果没有牌位，就像是装在墙

照片 4：1970 年代末期建造的房屋的祭坛

22角放东西的台子。建造房屋的当时没有这个祭坛,是 1980 年
以后安装的。门官放在原来的入口处的门的侧面墙壁,是贴
着从市场买来的红纸写上金字的形式。天官和灶君也一样。天官在出了房间和外墙之
间没有屋顶的地方，灶君供奉在厨房的脚下,也就是所定的位置,但都是贴写着文字的纸的形式(照片 5)。新建房子的时候,还不能供奉神、祖先，不照片 5：1970 年代末期建造的房屋的天官赐福

能建造将祭祀对象嵌入的房屋。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对传统文化、信仰的统治削弱了，人们“后安装”
祭祀对象,又进行祭祀了。
关于人民公社时代建造的房屋,可以说房屋的形状与房屋内供奉的祭祀对
象的形态,伴随着时间错位推移。房屋的形状,许多情形是 1949 年以后一段时
间没有变化,供奉的祭祀对象消失了。其次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新建新形式
的房屋,但开始的时候祭祀对象没有“嵌入”。那些祭祀对象是从 1980 年中期
开始,又在大概原来的位置供奉起来,用贴上写着文字的纸这样简单、后安装的形式。这样的房屋形状和祭祀对象的样子再次发生巨变的是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３）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房屋
屋建造新潮流的再次来临是 1990 年代后半的时候。从这个时期到 2000 年
代的前半期为止盛行建造的房屋的特征可说是，外部墙壁用粉红、橙色等鲜艳
色彩的瓷砖外贴装饰的 4 到 5 层楼的大规模建筑。能建筑如此豪奢的大房屋是因为，珠江三角洲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显著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经济状况大大提高。人民公社解体并且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之后，人们放弃农业，23开始个体经商、到工厂劳动等，成功地使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并且 1980 年
代以后，与住在香港、海外的家属和亲属之间的联系再次活性化，因此能得到
他们的资金援助这种情况也是原因之一。另外，村政府把农业土地的使用权卖
给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在那里招揽工厂的同时，也将土地分配给人民公社的原组成员，或以较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得到土地的人们，有些人再次转卖给别人，也有些人在那里建造了新房。
在这个时期新造房屋的人们，大部分把一楼用于做饭吃饭和接待客人，二楼用于生活空间，其他楼层给父母或儿子一家使用，或者出租。从 1980 年代
起，随着这个地区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从内陆地区劳动者们蜂拥而来，住在村里。从 1990 年代末到 2000 年左右正是其最高潮，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大部分村里，住着与本村人等同或者超多的流入人口。根据这样的情况，出租房屋成为得到现金收入的一个手段。新的房屋除了正面的入口之外，在后面也设
有通到楼梯的出入口。是租房者们去楼上时不需通过房东的居住空间的构造。
也是能确保互相的个人隐私的设计。
把目光转向房屋的构造，因装有大大的窗户以及地面、墙上都铺有鲜艳的
瓷砖，首先留下明亮清洁的印象。但是所有的窗户都装有牢固的覆盖整个窗户的铁格栅，出入口的门也与人民公社时期
的木制门不同，都是铁制的。据居民们说，这是因为从外地人口
流入以来，村子的治
安恶化得厉害。没有天井。各楼层都备有浴室和厕所，各个房间都可锁门。如果看每个楼层，其构造与
城市部的公寓没有大差别。

照片 6：1990 年代末以后建造的房屋的灶君

24

其次来看祭祀对象。一个较大
的特征是，祭祀对象中有几个又变成“嵌入方式”的。入口处的门口
土地福神是用瓷砖铺埋在墙上的形式。灶君也嵌在厨房墙上(照片 6)。
这些都是在设计房屋的时候就已经“组合进去”的。门官也大多数是“嵌入式”，或者是把搁板用螺丝固
定在入口墙壁上的状态。像这样的
祭祀对象，建筑公司会提示出几种
模型，然后施工主和家属商量后决
定采用哪种形式。总之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建造新屋的时候，在设计的阶段祭祀对象就已经被“组合进去”照片 7：1990 年代末以后建造的房

了。

屋的祭坛
其次来看祭坛，现在已经不再设置像清代房屋里能见到的，从屋里的一边贯穿到另一边的祭坛。在新式房屋里使用的祭坛是架子状的，由隔板分为二到三个部分。如果是三层的样式，上层供奉神、中层为祖先、下层为土地公，两层的样式是在上层的右侧供奉神、
左侧祖先、下层是土地公(照片 7)。因为在神祇世界里的地位神高于祖先，所以供奉时要放在祖先之上或者右侧。这种架子式的祭坛原来是在香港城市地区
的房屋开始普及的，到这个时期在广东也开始使用。和嵌在墙壁上的清代祭坛
不同，可以按照屋里的配置计划改换布置所以方便。
最后来看天官。这个时期新建造的房屋地皮内，没有以往的作为天井的空间。那么天官供奉在哪里？它在入口处的墙壁上。天官是从天上降临的神，依然需供奉在上方空着的地方。新式房屋内虽然没有天井和无房顶的空间，尽管如此为了使其同样能够通往天上，所以供奉在房屋的入口处。
如果概括这种新式房屋的特征，首先以房屋的形态而言，可指出重点在于
追求现代性的方便性和舒适性。较大的窗户从风水观点来看也许不能说是令人

25满意的，但与明亮色彩的瓷砖结合起来，给生活带来了光线和舒适。另外建成多层建筑，从而在互相保持更多的独立性之下实现了几代人的同居。户主一家
和其父母或者户主和其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的情况为多。可说是逐渐可以见到，分别住在各楼层但又同住在一个房屋里的这种几代人同居的新形式。另外，把空着的楼层出租给外人这种形态也是以往没有的。这可以说是，多层的新房屋
形态的出现与成为多数外地打工的移民居住地区的珠江三角洲特有的情况，互相联系而产生的。
以祭祀对象而言，政府缓和了对信仰活动的统治之后，多数的神再次以“嵌入式”供奉。供奉位置也同样，如门官在入口处的墙上，灶君在厨房等都在所
定的位置上。另外虽说又能见到“嵌入式”的供奉方式，但祭坛没有再次“嵌入”房屋的构造之中，也不再设置天井了。然而神与祖先的供奉方法，即位于
祭坛神总是供奉在祖先的上方或右边，天官在上方空阔的大门口的墙上等情况
是没有变化的。可以认为供奉方法的构造本身具有显著的持续性。
４）关于城市地区的公寓―新的倾向最后简单描述一下这几年来的新倾向。S 村和其周围的人们之中，出现了购买区中心部即旧县城
和其附近地区的公寓，
移住的现象。加上地铁已与广州市中心地区连
接起来，旧县城和附近
地区近几年来陆续建造
高层公寓。为了使外部
的人不可随便出入，入口驻有警卫人员，是典型的在城市中心部可见的公寓。购买公寓移住进去的人们说：与农村地区相比治安也好而且

照片 8：公寓入口处，用“嵌入式”供奉的门口土
地福神

26

干净，还有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城市地区的学校较好。
很有兴趣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公寓里，祭祀对象也用和村庄房
屋同样的形式供奉着。
例如，在房间的入口处，门口土地福神以“嵌入式”供奉着，天官供奉在阳台的上方
空阔的地方 (照片 8、

照片 9：供奉于公寓阳台的天官赐福

9)。虽然房屋形式和居
住形态发生了大变化，但是祭祀对象的供奉方法没有见到显著的变化。

４．作为房屋形态和祭祀空间的房屋的变迁
中国的村落社会，仅从 20 世纪中叶以后来看，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正如
至此为止考察的一样，房屋的形态与社会变化密接连动，也经历了几度波浪。
20 世纪前建筑的房屋，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窗小室内暗，虽然说不上居
住性有多好，但几种祭祀对象巧妙地嵌入建筑结构内，而且具有各种精巧的构思，这即使用今天的尺度来看，作为祭祀空间可以说是厚重的设计。本稿中涉
及的大房屋是经济上相当富裕的人们建造的建筑，虽不能代表当时一般居民的住房，但确实可以说是无论谁成功获得财富后都想在这样的房屋中生活的一种
理想型建筑。
这样的大房屋大多在建国初期的土改中被没收后分配给穷人。但人民公社
时期大多数人经济不富裕，没能建造新的房屋。其后，随着中国政府的改革开
放从 1970 年代后半，渐渐地出现了增改筑的动向。当时，用砖和水泥砌成的27墙壁涂以白色，设置大型窗户，同时考虑增加房间的数量，追求了房屋的居住
性，但大多是在原址新建或增改建的情形。
大概从 1990 年代后半开始，进一步产生了建筑新房屋的波动。乘着经济
发展的形势将机会得以实现的人们，购入政府同意转用的农地，建成 4、5 层
的五颜六色的瓷砖外贴装饰的房屋，空出来的楼层出租等生活形式的转变。当时的新筑热潮和新房屋的形态，与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从而居民更加富裕、由村政府对农地的转用和外来打工移民的增加这些所谓政策性、经济性变化有密切的关联。进一步从进入 21 世纪初开始，由村到都市部的交通流量的增加和经济的更大发展交织在一起，即将出现在都市近郊购入公寓居住的新的潮流趋势。房屋形态和生活方式与共产党政府的政策，与其伴随而来的经济状况的变迁所联动，在约 60 年间经历了几次大变化。
那么关于祭祀对象是怎样变化的呢？清代房屋内以“嵌入”形式配置着的
各种祭祀对象，1949 年以后逐渐消失，从 1970 年代末重新增改建的房屋当初
都没有祭祀。随着党政府对宗教、信仰活动的默认姿势的明确化，从 1980 年
代后半开始，渐渐地以“增设”形式再度被祭祀。而 1990 年代后半以后建造
的 4、5 层房屋，大半恢复了祭祀对象的“嵌入”方式。
假如以清代大房屋为原型来看，变化点有祭坛从正厅壁与壁间衔接的形态变成可动式的架状，还有祭祀天官的里院状的空间从房屋内消失等。但另一方面，门官，天官，祭坛的神、祖先、土地公，灶君等房屋内的祭祀对象的基本构成未变。还有其所定的位置，即门官在入口的墙上，灶君在厨房里，祭坛即使变成移动式，神相对祖先在上方或右侧，还有即使没有天井，天官依然在上
方空着的场所被祭祀这一点没有变化。能看到祭祀对象的种类及祭祀方法具有
显著的持续性。

５．结语
本稿追踪了房屋的形态和房屋内祭祀对象的变迁。房屋形态受到各个时代
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迎来了几度重大变化的波浪。另一方面房屋内的祭祀对

28

象的存在方式，虽不能说与房屋形态的变化无缘，但不如说受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更大。另外从今天再用“嵌入”方式供奉的祭祀对象来看，作为祭祀空间的
房屋虽然几经变更，但明显地呈现出从清代房屋而始的构造上的持续性。
文化人类学者内堀基光指出，追踪印度尼西亚伊班族的长屋的变化，虽然
新建长屋根据几种构成上的变更与旧建筑相比较，空间上的象征性劣化明显，
但保持着作为整体的象征上的空间性 (内堀 2006:109)。围绕长屋的社会状
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长屋空间上的象征性与其没有完全隔绝，实际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可以说是缓慢的渐变，其体现于保持着整体的空间上的
象征性(内堀 2006:110)。
关于这次论述的房屋祭祀对象也可以说与此相同。作为近年的倾向，购入公寓而定居的人们也将几种神以“嵌入”方式供奉，还有将天官在阳台祭祀。
但是，如果今后更多的人移居公寓的话，以村落这种地区社会为基盘的生活方式大概会被迫发生巨大改变。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和其中的祭祀方式如何寻求变化，或者依然保留其持续性必须继续关注。
（王先颖译）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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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为在中国建立化解丧偶悲痛（哀伤抚慰）的系统
日

野

绿

１．导言
在中国，自 1979 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各年龄层的人口比率出现弊病，高龄化急速发展。特别在城市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中国的老年人福利政策最近刚刚就绪，相当于日本于 2000 年开始实行的护理保险制度的护理服务系统尚未建立。因此，研究者目前的焦点好像集中于高龄化的实态把握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另外，在提供护理服务方面，社区应该发挥的作用受到重视(赵 2005，康 2008 等)。综上所诉，可以说把庞大的高龄群体作为社会性问题来对待，探索解决政策是当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与此相对，也有研究对把高龄群体笼统地当作“问题”的观点提出异议，它提倡应该根据高龄者的社会适应程度对其进行分类，分为社会适应能力层次
和支援需求层次，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陈 2010）。
在这些议论中，笔者关注了相对未受到重视的论点。这就是关注家庭中特别是失去配偶的高龄者受到伤害的程度，让他们积极的度过此后的人生，在社会层面上减轻这些人的悲痛的重要性。即有必要把在欧美和日本等国被称为哀伤抚慰（grief care）的系统介绍到中国并且寻求其普及。在中国失去亲人这类事情被认为是私人的事项，应该由个人处理。但是笔者认为从考虑高龄者的生活质量方面来看，这类问题决不能轻视，构建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之际，一定要关注这点。

31仅近年来中国经历了例如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等灾害，众多人失去生命。
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怎样的支持是必要的，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论。进一步讲，为了建立与遭受灾害之前相比更加强固的人际关系的社会，应当寻求怎样的策(1)略。从“人的安全保障 ”(高桥·山影 2008)的视点来看，在学术上讨论至今未受到重视的人际间的相关联系（commitment）这一点，有一定的意义吧。
不只局限于灾害和事故，丧失身边亲人的丧失感及对此后的人生产生的消极影响，每个人都会通过亲身经历理解这点，正如以下叙述的一样，心里学者
们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河合 1997a，1997b，2002，河合·佐佐木 2004 等）。
这类事项以往容易被认为是私人事情，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将此作为微观层面的“人的安全保障”的事项来处理。不仅如此，为了让失去亲人的人们能度过健康向上的人生，也为了加强社区的邻里关系，构建可持续的社区社会，社会参与化解死别的痛苦是非常重要的。
本稿首先概观中国及上海市的高龄化现状，其次关于援助高龄者的社会网
络体系及其课题，以上海市为例进行论述。进而考察在中国给丧偶人士提供哀伤抚慰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于 2009 年 12 月，与多年来研究日本高龄者丧偶问题的河合千惠子女士（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一同到中国上海市，进行了以下调查。
·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社会系的访问交流（2009 年 12 月 11·12 日）·到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访问调查（2009 年 12 月 14 日）·对失去配偶的三名高龄者的采访调查
本稿以从上述前两项的调查得到的启发认识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讨论。

２．中国及上海市的高龄化现状
１）全国的状况至 2008 年末，中国 65 岁以上的高龄者达到 1 亿 956 万人，占总人口的8.3%。至 2008 年末高龄者的抚养率为 11.3%。据预测，中国 60 岁以上的高龄
人口到 2014 年将达到 2 亿，2026 年将达到 3 亿，2037 年将超过 4 亿（康322008:83）。
根据许的调查（2006），中国人口高龄化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发展速度快，高龄人口规模庞大化，高龄化地区差异的三点。首先关于进行速度快这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 65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从 2000 年的 7.0%到 2029 年将
达到 14%。也就是在短短的 29 年间将从“成年型”（高龄者人口比在 7%以下）逐渐转变为“老年型”（同 14%）的人口构成，将真正的进入高龄化社会。其次，关于高龄化人口规模庞大化这点，可以说是人口动态从“多产少死”阶段快速地转变为“少产少死”阶段的结果。第三点关于地域间差异的问题，据 2000 年
的人口调查的结果，65 岁以上的人口全国平均为 7.0%,最高值为上海的 11.53%，
最低值为青海的 4.33%，两者的差异达到 2.6 倍（许 2006:39-40）。
２）上海市的状况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止，上海户籍人口总数为 1400 万 7 千人。其中60 岁以上的人口为 315 万 7 千人，占总人口的 22.5%，65 岁以上的人口为 22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8%（表 1）。纯老人家庭的高龄者总数为 92 万 2100 人，
其中 80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 27 万 3 千人。另外，独居高龄者的人数为 18 万8700 人（表 2）（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统计
局 2010）。上海市的高龄化在全国最显著，从表 1·2 也可以明确高龄化的进行速度。
此外，上海市的平均寿命在全国最高。2000 年各省平均预测寿命的全国
平均值为男性 69.63 岁，女性为 73.33 岁，与此相对，上海市男性平均寿命达
到 76.22 岁，女性平均寿命达到 80.04 岁。另外根据许（2006），上海市内各地区间也存在高龄化的差异。年轻阶层逐渐移居到郊外开发的新兴住宅区，高龄者却继续住在中心的古老街区。

33

表 1 上海市的老龄化的推移（2006‑2009 年）
与 2006 年
与 2006 年
65 岁以上 比例
60 岁以上 比例
相比的增长
相比的增长
（万人） （%）（万人） （万人） （%）
率（%）
率（%）
1368.08275.62 20.1%
100%
207.58 15.2%
100.0%
1378.86286.83 20.8%
104.1%
211.18 15.3%
101.7%
1391.04
300.57 21.6%
109.1%
214.5 15.4%
103.3%
1400.70315.70 22.5%
114.5%
221.00 15.8%
106.5%
总人口

年
2006
2007
2008
2009

源于：由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
（2009,2010）制成
表2
年
2006
2007
2008
2009

上海市独居老人的数量（2006‑2009 年）

人数（万人）
17.24
19.30
18.80
18.87

与 2006 年相比的增加率（%）
100.0%
111.9%
109.0%
109.5%

源于：同上

３．上海市的高龄者和社会网络工作１）高龄者的生活环境和问题点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的陆绯云教授等于 2009 年进行了《上海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根据这项调查，上海市高龄者的生活环境的各项细则如下。大约 90%的老人在自家得到家人的照顾，大约 7%的老人接受居家护理服务，大约 3%的老人在老人院等福利设施中生活。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
有如下记述，“至 2009 年末上海市内的 18 个区县内共设置 234 处社区高龄护
理服务站，（中略）为 21 万 9 千人提供上门护理服务，这个数字相当于上海户
籍高龄人口的 6.9%”“至 2009 年末全市高龄者专用床位为 8 万 9859 张，占上海户籍高龄人口的 2．8%”，这与陆教授的调查结果相符合。
关于各种居家护理服务的内容这里不作详细叙述。有一点想指明的是，接34受这类服务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具体来讲，没有家人的独居高龄者并且收入低的老人为居家服务的对象。也就是说，有家人的话应由家人担负护理的责任，以此为前提，这点与虽然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但仍引入护理保险制度推进“护理
的社会化”的日本的理念不同。
其实，中国的法律规定支持这一点。据沈（2007）的研究，1982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5 条规定，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 49 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首次明确规定了子
女对父母的抚养义务”。此外，199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人权益保障法》的第 10 条规定，
“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改革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计划生育政
策的实施推进核心家庭的发展，与从前相比，家族关系不断淡化，因此根据中
国的国情及经济发展状况，再次明确了家族抚养关系（沈 2007：24）。可以说“首先由家人担当的自行护理”这种“传统价值观”成为宪法及相关法律的前提，并且这类法律的制定再次强化了家族的价值观念。
子女对父母的抚养义务由宪法及法律规定，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共有的“孝行”的儒教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在都市化和核心家族急速发展的上海，这一点作为围绕“由谁来承担护理老人的义务”的问题突现出来。上海市民不论男女，很多人都有工作，很难抽出时间、劳力护理老人。对于希望好好地护理高龄父母但不具备其条件的子女们来说，怎样进行每天的护理成为了很大的问题。
另外，认为高龄者在老人院等设施中生活并不是理想的晚年的生活方式，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在老年福利设施生活的高龄者被认为是“没有子
女来照顾”，“不幸遭遇的人”，社会上有这种意识存在，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
共有的传统价值观的产物。
尽管如此，在上海，人们的观念不断变化着。例如，对于由社区提供的居
家护理服务——可以说是由家人提供服务和进入老年福利设施接受护理的折衷方案----，可以看出对此逐渐接受的程度不断提高。根据《上海老龄网》的网络报道，《未来中国人应该接受怎样的高龄护理》的调查结果，“愿意接受地35

区的上门护理”的回答达到 74％（《上海老龄网》，2010 年 4 月 30 日阅览）。
这个调查的执行主体以及时期、对象没有详细的叙述，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在“将来”人们不会拒绝上门护理的这种倾向。陆和张根据《上海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的结果，提出了“不是由家庭内部而是由社会提供高龄者护理的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陆、张 2009），报道的内容与此相符。
２）面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和课题其次，根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进行的《上海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的结果，在这里对围绕面向高龄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工作展开的议论的一部
分进行介绍。
陆·张（2009）提出了作为高龄者支持的要素，有物质、经济方面的支持，
日常生活方面的护理，精神层面的支持，由医疗保险提供的支持的四点。其中关于日常护理的方面，指出由家族成员负责照顾的方式逐渐转变为由家庭外的
主体提供服务的方式（陆·张 2009）。另外，作为老人日常生活支持来源的重
要指标，调查问及了“当遇到困难时向谁求助”的问题。结果为“配偶”占 67.4％，
其次“子女及其配偶”占 59.7％，“其他亲人”占 18.7％。关于这项结果，陆
和张进行了如下总结“在高龄者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援助者为配偶，并且可以说对于大部分的高龄者来说，配偶是唯一的支持来源。因为从第二支持和第三支持中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回答，分别为 9.8%和 35.3%。这些数据都说明了
目前上海市老人日常生活方面的护理，还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属”（陆·张2009：6）。
关于精神方面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度形式化的结果，退休的高龄者和原来工作单位的联系逐渐淡化，得不到来自原工作单位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陆·张 2009:9）。另外更重要的一点为高龄者精神方面的支持仍然来自家庭。根据“日常烦恼的倾诉对象”这项调查，“最重要的倾诉对象”的第１位
是“配偶”（54.9%），远远超过其他选项，其次是“子女及其配偶者”（23％）
。
接下来是“友人”（8.6％）及社区（5.3％）比例非常小。像这样家庭成员对保持高龄者良好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其中配偶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陆·张2009：10）。

36

表 3 高龄者倾诉日常烦恼的首选对象选项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子孙及其配偶
其他亲人
邻里
友人
保姆
原工作单位
NGO
福利服务机构
地域社区
其他
小计
无回答
合计

回答数
1097
459
4
51
121
172
4
2
2
9
66
13
2000
4
2004

%
54.7
22.9
0.2
2.5
6
8.6
0.2
0.1
0.1
0.4
3.3
0.6
99.8
0.2
100.0

有效%
54.9
23.0
0.2
2.6
6.1
8.6
0.2
0.1
0.1
0.5
3.3
0.7
100.0

源于：陆、张（2009:10）

独居高龄者倾诉烦恼的最重要的对象为“子女及其配偶”占 49.06%，“邻居”及“友人”占 16.11%，“社区”占 10.11%。也就是说与有配偶的人相比，
没有配偶的老人的倾诉烦恼的对象其范围更加广泛，主要为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成员。从这可以看出，社区对老人的精神支持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陆·张 2009：10）。

４．对丧偶高龄者的关怀的重要性：在中国及上海展开的可能性１）围绕对丧偶人士的关怀：欧美、日本、中国
前面所介绍的统计，纯老人家庭及独居老人被认为是同一范围。这是因为
着眼于这些老人没有与能进行照顾的家人住在一起的结果。但是，其实两者有37

着很大的区别。夫妇一同生活还是一个人独自生活这点是大不相同的。也有一直不结婚的人，但是对于结婚的人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离婚及死别的可能性增高，其中死别是无法逃避的事情。河合·佐佐木也有相关的论述“可以说与配偶的死别是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事件（Holmes＆Rahe，1967），这种遭遇在
老年期最容易发生。Havighurst（1972）提出对‘与配偶的死别的应对’是老
年期很重要的课题”。
正如前所述，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调查中，明确了高龄者
精神层面的最大的支持为配偶。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失去配偶对高龄者的打
(2)

击之大 。
河合千惠子明确了失去配偶对高龄者造成的长期影响，还对为缓解失去配
偶带来的哀伤应该采取怎样有效的护理也进行了研究。河合·佐佐木（2004）
根据对与配偶死别后 8 个月（第一次调查），死别后平均 25 个月（第二次调查），15 年后（第三次调查），进行的三次采访调查的结果，指出了在第二次调
查中，第一次调查中的年龄和抑郁症成为了预测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在第三次调查中除了性别、年龄因素之外，孤独感成为了疾病和死亡的因素。关于
孤独感，可以明确在第一次调查至第二次调查期间孤独感加重的人，经历长时间的孤独之后生病或死亡的可能性增高。另外孤独感也是在第三次调查中预测
精神健康状况和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河合·佐佐木 2004:55）。并且指出通过前
后 16 年的研究，在哀伤的心理过程中孤独感的变化影响着晚年的幸福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即相互影响着生存（长寿）、健康（没有障碍）、对人
生的满足（幸福）三者。经历死别的人如能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寻求朋友及家
人的支持或者获得作为无配偶人士的自我认同，或寻找到新的人生观的话，就
能成功地减轻丧偶的孤独感，容易获得晚年的幸福生活。与此相反，如果不能
成功应对孤独感会逐渐陷入慢性孤独，很难获得晚年的幸福生活（河合·佐佐木 2004:56）。
像这样，日本的心理学研究已明确了如果不能有效的应对死别的悲痛会影响此后人生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的幸福感。所以说为了让丧偶者成功度过丧偶后的生活，适当的哀伤抚慰及周围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研究“什么是适当
的哀伤抚慰、支持”，并获得共同认识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从“人的安全保38

障”的视点来看，这一点也是保障微观层面的生命安全和人的尊严的重要因素。
哀伤抚慰的理论与实践在欧美国家比较发展，日本的哀伤抚慰观念也是从
欧美传入的。根据河合（1997a），在日本，有关丧偶及哀伤的研究在 1990 年
前后从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飞跃，但是对丧偶人士提供哀伤抚
慰及支持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在欧美很早之前就开展了以减轻丧偶悲痛为目
的的专业人士的心理疗法的介入，进而到 1960 年代末，经过对专业人士的批
判后，自助团体的活动兴起，并迅速发展。至目前在日本丧偶哀伤的时态正逐渐明确，但对于这些人的应对及支持还没有开始进行研究。为应对死别的咨询服务及精神疗法的专家非常少，此外也没有认识到自助团体的存在。
但是此后在日本各地出现了由丧失配偶的当事人组成的自助团体。1990
年建立的《微笑网络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个团体以河合研究员为中
心，根据死别关怀的研究成果积极帮助丧偶的当事人，广泛的开展了这方面的活动。开展了以丧偶人士为对象的团体咨询服务，为让接受咨询服务之后重新站起来的人成为新的领导而开展培训班，引导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也致力于培养自助团体的领导者。另外，由经历死别的当事人设立并开展活动的“广岛单身家庭”论述了伴随高龄化的加速而增多的夫妇离别，包括离婚与死别，可见它充分认识社会对此方面支持的重要性，以便让失去配偶的人们能积极地度过
此后的人生。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开展这类活动，在与日本文化因素及价值标准较为相
近的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从文化背景及宗教背景来看，与欧美亚洲之间的差异相比较，日中之间的差异很小。因此，从欧美传入到日本经过日本吸收运用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再介绍到中国应该比较容易吧。
仅以此次的上海的访问调查为例，哀伤抚慰在中国尚未被广泛认知。其中的背景有待今后详细的调查，但可以说是认为与家人的死别的悲痛纯属私人事
项，应该由个人来处理，没有积极鼓励与他人分担死别的悲伤及痛苦的结果。
仅根据笔者及上海财经大学的陆绯云教授的了解，在中国尚未出版关于哀伤抚(3)

慰方面的书籍 。由此可见，起源于欧美的哀伤抚慰在中国至今为止尚未开展。
在这里可以说从欧美发起的哀伤抚慰的理念及其各种活动经由日本介绍到中
国有一定的意义吧。

39

在他人面前不表现个人的感情，这是日中文化相似点的一个实例。把抑制个人的悲伤认为是美感，日本人有这种独特的心性（河合 1997a：49）。这一点
与中国文化也是大体相同的。特别是男性忌讳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有不在他人面前表露丧偶悲痛的这种倾向。但是，这种文化倾向并不意味着在减轻死别的悲痛方面与他人分担痛苦是无效的，进一步说有相同经历的人之间更
加容易互相吐露丧失感及孤独感。河合（1997a）通过调查明确了开展集会等
活动有效的减轻了丧偶的中高年者的悲痛，并且通过调查明确了集会开始时的
悲痛感、忧郁感及身心反应状况，在集会结束后有所减轻。
以这些为根据进而考虑在中国建立哀伤抚慰指导方针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构建由经历死别而感到孤独的当事人组成的相互关怀（peer support）的团体，恰当有效的减轻悲痛,让丧偶人士积极的度过此后的人生，可以说这方面的支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是同样重要的，在上海市对三名丧偶高龄者进行采访之际，对三名老人积极分享自己的体验及内心的感受这点印象十分深刻。河合、佐佐木、本间（2005:421）还指出了与配偶的死别的痛苦需要积极的表露出来，对于丧偶的当事人，与倾听有关逝去的人的故事相比，让其积极地讲述关于逝
去者的事情这一点更重要。从这几点可以看出，通过丧偶当事人之间的交流减
轻悲痛，对于他们恢复积极向上的生活十分重要。
在上述叙述中，我们明确了在都市化快速发展的上海，“护理的社会化”
正逐渐成为必然的趋势。在构建“护理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丧偶者的哀伤抚慰也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吧。对待死别的悲痛，希望从“由个人解决的私人事项”转变为“共同分担相互抚慰的事项”。
２）关于哀伤抚慰和志愿者活动(4)

近年来，NGO 等以市民为主体的自发团体在中国，尤其于城市逐渐开始兴
起，在环保、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社会服务、社区服务等各领域开展活动。根据李的调查（2008），最初的民间组织 NGO 是 1994 年成立的“自然之友”，以此为契机，环境、艾滋病、女性问题、外出打工、社区服务问题等各领域，民间组织 NGO 快速发展（李 2008:4-5）。1990 年以后，阶段性的制定了关于 NGO
的法律，同时 NGO 的团体数目增加及多样化发展（古贺 2010：46-47）。至 2008

40

(5)

年末，全国的民间组织 的总数为 41.36 万（黄 2009:3）。
从上述状况来看，以市民（当事者）为主体组织提供哀伤抚慰服务可以说
是可行的。近年汶川大地震等大规模灾害之际，众多市民投身于志愿者服务中。
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市民自发活动逐渐兴起的转换期。所以如果认识到对哀伤抚慰活动的重要性，确保从事这方面活动的人士是可能的吧。
然而，对中国目前的志愿者概念及其实质，似乎需要进一步的条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有年轻的志愿者前往汶川大地震灾区尝试对受灾老年人进行
(6)

精神关怀，却被对方讨厌的事例 。对于因灾害或是与家人死别或离别等受到
强烈精神打击的人来说，需要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关怀。虽然不清楚这件
事情的相关志愿者们是不是专家，至少，被关怀者需要的不仅是志愿者的热情或善意吧。
这件事，显示出中国的志愿者活动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不十分成熟
的阶段吧。虽说都叫做志愿者活动，由于没有对活动内容细致分工，所以很容
易被看成是只有范畴却没有志愿活动的具体定义。在应对灾害等事态中，有不限专业的工作（如体力活、煮东西派食物等），也有细致的管理性工作（如志愿者人员分配工作等），还有要求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医疗服务、心理咨询等）。而仅仅从这些劳动不需要相应的报酬这一点，来把他们都笼统地看作“志愿者”，则是造成志愿者活动概念混乱的部分原因吧。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思考一下能够让志愿者组织的活动起到一定效果的条件。例如，前文所例举的《微笑网络工程》活动的最大特征，是让丧偶者自己
成为支援者来为他人提供帮助。其内容主要是在名为《丧偶人士集会》的 8 次
小组式心理咨询的活动中，丧偶者之间通过互相分担心情，来学习恰当的疗伤方法。这个活动，是参考心理学家在欧美的实验结果基础之上开展起来的。进
一步的，让参与丧偶人士集会的人也参与到“工作指导者培训班”中来。“工作指导者”指的是从丧偶的悲痛中走出来后，以能够快速成为帮助别人走出伤痛的指导者为目标，进而对尚处于悲痛中的人进行帮助。通过两天的集中培训，使其能够掌握作为一个工作指导者应具有的举办活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然后
由接受过工作指导者培训的丧偶者，来担任集会的指导者，对刚刚丧偶的人进行帮助。也就是说，可以形成一个良好循环，即从接受过别人帮助，从痛苦中41

解脱出来之后，再通过培训班掌握要领，来成为帮助其他的刚刚经历丧偶的人
摆脱痛苦的工作指导者。当然，虽说“不是所有摆脱痛苦的人都能够成为工作指导者”（河合 1996：249），但确实是有很多参与过丧偶人士集会的人都有“自己摆脱了痛苦，也想帮助别人摆脱痛苦”的想法（河合 1996：243）。
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由经历过痛苦的当事人成为活动主体，从而能够保证彼此之间互相支持，“能够互相理解心酸”“能够放心地说出心里话”，这
一环节是十分重要的。
这也可以说是这个活动 20 年经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帮助受到巨大精神打击的人时，首先确保受伤者自身内心的稳定，能使参加者之间互
相信任，是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相比之下，前面所述的地震受灾者和从外地
来支援志愿者之间，可能是缺少分担困苦经历的共同语言，导致彼此之间无法
充分理解吧。
笔者认为，对今后中国志愿者活动的概念和内容，需要进行进一步细化分类整理。不对志愿者这一词汇在概念上进行统一化，缩小化，而是能够形成参
加主体各异、内容丰富多彩的志愿者活动，并把这些活动的目的、活动内容等
按照不同需求人群进行划分。也就是说，关于“谁来做志愿者”“对谁进行志
愿服务”“进行什么内容的志愿活动”“服务工作需要多少专业性”等诸多方
面，存在多样选择是十分重要的。

５．结尾
围绕着中国的高龄化问题进行思考时，要把金钱的给付，护理服务的制度及财政框架的确立作为优先课题。当然，这些方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在关注提供经济支援，护理服务的人力资源的同时，有必要充分认识到以老年
人的生活品质为出发点，进行适当的精神层面的关怀是十分重要。其中，由于
老年人离丧偶这一问题站得很近，故把哀伤抚慰作为老龄化相关对策的重要课
题，就能使其生活变得充实起来吧。而对于中日的学者来说，为以此作为丧偶
相关的哀伤抚慰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需要开展学术性的一系列工作。要把日本

42

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国情相切合并让中方相关方面充分利用，为此需要着手进
行很多研究工作。特别是，了解日中两国的文化背景异同的学者们要做出相关
的工作。这些学者们正担负着中日之桥的使命，因此需要加深两国学者之间的
合作，也很需要让中方的有关专家加深对此方面认识为，以便让丧偶的哀伤抚
慰能够被应用到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老年人福利政策中。特别是，老年人护理的问题不该仅在医疗或福利的领域进行研究，要把这个问题定位于社会关系里面并找出适当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为此，除了医疗或福利领域外，社会科学领域
也要参与有关的学术研究，提供具有文化、社会视野的见解。
翻译：吕婷婷

张婷感谢：谨向关于如何将丧偶问题和中国区域研究相结合起来的问题给予我启发
的西村成雄教授（放送大学），为我提供资料和建议的浅野正嗣教授（金城学院大学），给了我重要的启发并同行到上海做调查的河合千惠子老师（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在中国老年人的志愿者活动现状方面使我增长了很多知
识的陈勃教授（赣南师范学院），配合笔者在上海调查并向我提供研究成果的
陆绯云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表示感谢。

(注)(1) “人的安全保障”这个概念，以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的《人间开发报告 1994——人间的安全保障的新立场》为契机被广泛认知。其中指出了作为个人生存的 7 项重要的安全保障（经济、食品、健康、环境、个
人、地域社会、政治），提倡从关注领土的安全（保障）转为关注个人的
安全（保障）这样重心及关注点的转化。即开始意识到在原来的国家的安全保障的转化同时，在国境意识逐渐淡化的全球化社会中怎样确保人的安全保障的问题（高桥·山影 2008：6-7）。“人的安全保障的概念一般作为宏观的开发的问题，高桥·山影（2008）在关于人的安全保障的教育中提出的 8 个主题中，也包含了‘生命与尊严’‘生存及生存技巧’”（高桥·山影 2008：ⅳ）。
(2) 河合、佐佐木（2005）明确了父母的离去和配偶的离去之间，对死别的当事人提供的支持是有差异性的，指出了在对丧偶者提供支持之际有必要43注意这点。
(3) 根据陈的专著（2010），在《为促进高龄者适应人际关系的社会工作及介入》的项目中，对围绕失去配偶的高龄者的介入略有提及。例如“刚刚
失去的独居老人，丧偶带来的不安，互相依偎的伴侣的离去，生活质量急
速下降。社会工作者的快速介入，提供来自社区及各种老年福利设施的物
质援助及精神支援，减轻由孤独产生的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 （陈2010 ：219-220）。“对经历离婚及死别的高龄者，社会工作者根据具体情况鼓励这些人选择新的伴侣，度过充实丰富的晚年生活。当然晚年的再婚可能会有很多不便（后略）”（陈 2010 ：220）等。但是笔者个人认为可
以说这是中国高龄者护理工作的前瞻性的见解。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丧偶的高龄者专家的介入是“支援—被支援”的关系，其前提并不是当事
者自身相互关怀构成的主体性的自我的恢复。这一点与其说是陈的研究的不足点，笔者认为更应该说是中国应对死别高龄者问题所处的现状的反映吧。
(4) 关于本议题，通过与陈勃教授交流（2010 年 8 月 27・28 日），给了我很多启发。
(5) 黄的研究表明（2009），“民间组织”是由“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团体”“基金会”等组成。而据古贺（2010）的研究表明，“没有关于民间 NGO 的正确数据，因为大部分是以企业来登记，或是未记录在案的形式存在”（古贺 2010：46-47）。
(6) 第 4 届“现代中国社会变动与东亚新格局：近代中国革命、社会转型与国际视野”国际学术会议（2010 年 8 月 27·28 日，中国·赣南师范学院）上，陈伯教授对笔者所作报告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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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陆绯云主
编《上海市暨长三角城市社会发展报告——老龄化城实业社会发展》（待刊）

45

「ほほえみネットワーク」ウェブサイト（微笑网络工程）（http://www.hohoemi-network.org/）「リシングルファミリー広島」ウェブサイト（广岛单身家庭）（http://ww5.enjoy.ne.jp/~yy0129/）《上海老龄网》网址（http://www.shanghai60.org.cn）

46

如何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如何在实践中应用人类安全保障概念与可持续发展学三好 惠真子

１．前言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和地区快速编入单一的市场经济中，在国际关系和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行重组的过程中，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另一
方面，全球化以后，中国首次以世界工厂而称雄，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机
制中隐含着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缺陷，使得环境问题从世界各国集向中国。这
个现象与迄今为止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和日本等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因而将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本研究着眼于环境问题中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石棉」及「城市电子废弃物（E-waste）」问题，最终目标是试图构建一个适合以技术开发为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综合体系。作为其中的一环，本篇文章旨在明确现阶段问题所在的同时，详细论述如何展开理论研究并将其付诸于实践。

47

２．全球经济体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应有的「人类安全保障」
１）环境标准的差异加速了石棉危害的扩散
石棉是一种天然纤维状珪酸盐矿物，被称为「杀人纤维」、「安静的定时炸
弹」，被人体吸收后，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而且石棉具有 15‑40 年很长的一个潜伏期这样一个特性。此外，石棉危害的最大的社
会特征就是它属于「复合型储存公害」（图１）。
即在原料的提取、制造、流通、消费、废弃（拆除、中间处理、最终处理）等经济的全过程当中，引起劳动灾害，大气污染公
害，商品公害，废弃物公
害，并引发以往公害未曾出现的复杂事态的发生，
即使停止石棉制品的生

图１

石棉危害的社会特征: “复合型储存公害”

产，只要有储存于建筑物
和废弃物中的石
棉存在，危害就会
持续增加，责任的
追究也会变得非常困难。
目前，在欧洲等地，正在形成一种全面禁止使用石棉的国际潮流。
有专家认为现在
最应关注的就是「亚洲」今后的动图 2 石棉的世界生产量与亚洲各国消费量的推移（在［Furuya et al.，2000］基础上作部分修改）

48

向［Fruya et al., 2000; Vogel, 2005; World Asbestos Report 2007］。具体来看一下
石棉的世界生产量和亚洲各国的消费量的推移，就会发现日本、韩国、台湾等
国家和地区的石棉使用量在急剧減少，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泰国、越南、菲
律宾等国的消费量相反则正在増加的这样一个具有鲜明对比的现象（图 2）。
日本的石棉消费量从 70 年代左右起急速上升，30 年后，由石棉引起的危害也就愈来愈显著。鉴于日本的先例，再看亚洲各国的情况。中国等国的消费量从
90 年前后开始急増，不难推测，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亚洲各国也会出现上述日
本的情况，很可能重蹈我们的覆辙。特别是中国，不仅因为人口众多和国土辽阔，还加上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健全反映在中国经济内部，致使此问题更加复杂。
现在，中国的石棉矿山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储量仅次于加拿大、俄罗斯，
居世界第 3 位，其中 99.9%为白石棉［钱等，2007］。
中国的石棉产量和储量一样居世界第 3 位，国内消费量继俄罗斯之后处于
世界第 2 位，亚洲第 1 位。据推测中国的年消费量的増加率为 4.3％［USGS
Website］，不足部分依赖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进口。此外，以加盟
WTO 为契机，2002 年废除进口许可制，实行事后申报制，又进一步促进了贸
易自由化。
在中国，现仍使用的石棉制品达到 3000 种以上［鲁等 2006；钱等，2007］。
另外，据有关信息
显示从事石棉开采业的人员有 12
万人，从事石棉制品加工业的达到
100 万人以上，其中 60％以上集中
在甘粛、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而产品的市场则集
中在东北、华南、
西南、中原等地。

图３ 建于发展中国家的日本石棉制品工厂数的推移（在［村山，2004］基础上作部分修改）

49中国政府早在 1980 年代初期就认识到了石棉对人体的有害性，但其危害的严
重性至今仍未在国内受到足够的关注，解決问题的意识也比较淡薄，而且石棉
产业正在成为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所以中国政府对待此问题的处理态度也显得极其消极。
另外，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这些企业将工厂迁至中国，除了追求廉价的劳动力的目的外，还和环境双重标准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管制相对宽松。根据村山（2004）对生产石棉制品的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迁至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历时变化所进行的跟踪调查，发现至此存在着日本工厂进入中国的两个高潮（图３），一个是在 80 年代中期，即发生所谓“学校恐慌”事件之后，另一个则是在 90 年代中期，即 1995 年
原则上禁止生产和使用青石棉和茶石棉的时期。
再来看一下日本的石棉工厂的迁移国的分布。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占较大的比例，似有呼应这些国家的石棉进口量的倾向（图２）。也就是说，日本的环境管制的强化是导致并加速石棉企业转移到海外的一个因素，这一现实
是不能否定的［村山，2004］。
２）循环资源越境流动的弊害：城市电子废弃物集散引起的重金属污染
为了形成循环型社会，日本于 2000 年出台了有关循环型社会的六个法规，关于废弃物管理的法律体系得以完善。但是，这些举措的前提只局限于「国内」
循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贸易所引起的循环资源（再生资源和二手货）
的越境流动正在逐步扩大，同时环境污染和潜在风险转移的问题也浮上水面［小島，2005］。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着各种废弃物的大量产生的问题，还存在
着人口急増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致使从有限的财力和人力两方面都
不能进行及时和正确的处理，因而造成了非正式部门的人员担任循环再利用的相当一大部分的工作。
世界上毎年约有五千万吨的电子废弃物产生，其中 72%是在中国进行处
理的［UNEP Website］。其中中国的广东省汕头市近郊的贵屿（Guiyu）村就是
以因大量的都市垃圾、电子垃圾流入而产生的电子垃圾重金属中毒村而闻名。
中国政府虽然从 2000 年 4 月开始禁止进口使用过的电子电气产品，但对进口50

二手货进行重新加工后再出口的企业未作限制。2002 年，虽然中国政府全面禁止了包括零件在内的废电子电气产品的进口，但实际上经由香港的进口仍在继续，毎年仍有超过 100 万吨的电脑、键盘、电视机零件和手机的废品最终流向贵屿。据说在总人口仅 12 万人左右的贵屿，就有约 10 万人在从事电子废弃物处理的有关工作。
贵屿村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1995 年前后开始承接电子废弃物的处理，此后，因为此项工作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收入远远超于农业，所以这里就
慢慢地变成了最大規模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地区。最初对此问题作出警告的是美
国的一家叫 BAN（Basel Action Network）的环境保护团体。他们的报告书(2002)
里的内容，震撼了全世界，成了引起联合国和一些 NGO 团体的关注的契机。
为了配合这些 NGO 的活动，有关机关也从流行病学和医学的角度加快了关于
对居民的健康危害和潜在风险的调查。汕头大学附属病院还发表了贵屿地区的居民多发皮肤病，头痛，目眩，恶心，慢性胃炎等疾病的报告［Qiu et al., 2004］。
此外，通过对贵屿村的 4 个幼儿园里的 1 到 6 岁的 165 名儿童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从 82％的儿童的血液里检查出了超过 100μg/l 的铅，这个含量已经达
到了严重影响儿童的智商、中枢神经的发育和将来的生殖机能的程度［Peng etal., 2005］。另外，有关机关还对居住在与贵屿接邻的澄江（Chengjiang）的 8
岁以下的 278 名儿童的血液中铅和镉的浓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贵屿的儿
童的数值明显高于澄江的儿童，平均身高也显著偏低，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
重金属的浓度也随之升高的事实也得以证实［Zheng et al., 2008］。可是由于医疗体制不够健全，加上外出打工人员的数量很多，当地居民所蒙受的健康损害
的全部情况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把握。另外，有关方面还针对因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Yu et al., 2006］、PCＢ、塑料的燃烧而产生的二噁英（PCDD, PCDF）［Yu et al., 2008］引起的土壌污染进行了学术调查，进一步明确了重复危害的严重程度。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根据 2005 年 4 月修改了的「防治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法」，于 2007 年 10 月公布了「防止电子废弃物环境污染的管理办法」并于 2008 年 2 月施行。这个法律就是针对中国国内不法分解、处理电子废弃物的现象，旨在解决此原因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51

具体的措施是，对从事电子废弃物分解处理业务人员按地区进行名单登记管理，
在公表这个名单的同时，禁止个人或未经许可的工商业者进行分解处理业务。
因此可以说虽然国家在法律上明令禁止未经许可而从事电子废弃物的分解，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为了生活而唯恐失去工作，不得不继续从事拆除处理劳动。
３）人类的安全保障：政策评价要基于政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要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类本身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些「石棉」和「城市电子废弃物」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上层决策与基层成果的脱离」，人们对「日常生活」中隐存的各种威胁缺乏关
注，所以今后追求「人类安全保障」的潮流将必来无疑。
人类安全保障的概念是 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里，将「摆脱威胁的自由，
摆脱匮乏的自由」作为两大政策课题提出后，才渐渐地广为人知。这两个宣言
性质的口号刚提出时，由于太笼统，容易被乱用。如今 10 几年过去了，作为认识问题的手段，或者说在实践中，作为揭示现实情况的载体，人类安全保障的概念已日趋成熟和得到改观［梅垣，2005］。换而言之，在对很多政策进行评价时，也把重视政策实施的结果，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変化（基层的変化）这一视点加进来，采取「分别对待，实际对待，具体对待」［West, 1999］的态
度，不单纯停留在认识问题的表面，而是在制定政策之前就事先把对现状的评价以及政策实施后的効果考虑进去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梅垣，2005］。这说明，并不是评价完了个别政策有无効果就一了百了，还要研
究这些政策在人们实际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才有真正的价值。

３．可持续发展学的重要性与本研究在实践中的展开
中国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人口、粮食、能源等所有方面，都对全世界
具有決定性的影响力，所以为了解决这些课题，需要集结全人类的智慧。而且，像这些问题，只单从一个方面进行片面地分析与评价是行不通的，所以针对共
同的课题建立起跨学科的合作体制并以此为基础构想未来综合体系的研究就52变得非常紧要。即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理解和技术、方法论，还包括如何改变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构，都有必要用长远目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进
行系统地分析。此外, 为了解决此课题，在自国努力的基础上应加强与其他国
家的合作，来弥补自我体系的缺陷是当务之急。
特别要强调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将多个领域的研
究结合在一起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
的尝试就变得非常
有必要，这样，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引领
21 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学」受到了瞩目［三村他，2007］。这

图４持续发展学的 3 个体系（出处：三村等，2008）

门学科旨在阐明地
球、社会和人类这 3 大体系的关系及导致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破裂的机制，从持
续可能性的观点出发来提议重建体系和修复相互关系的办法（图４），现在，
各个领域都对它具体的「实战成果」寄予着极大的期望。
本研究立足于人类安全保障的角度，综合研究如何创建持续发展社会，当然包括如何解决急需解决的课题，下面就关于这两个研究课题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的展开方向进行如下论述。
１）解决石棉问题的措施：开发采用逆生产程序的替代产品
日本在 2008 年 3 月发表了『平成 19 年度有关石棉法律施行情况调查报告书』，明确而具体地介绍了有关组织制定解决石棉问题措施的详细经过，以及有关法律实施行后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国土辽阔，仅某一方面的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重点而综合的措施才能提高効果，所以希望日本在综合措施
的执行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能对中国今后的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定

53

的帮助。
在中国，虽说措施的制定和执行的关键在于「行政」，但正像上述所说的
那样，在石棉仍是支柱产业的西部地区和已经禁止石棉生产和使用的大城市之间，存在着认识上
的地方差异，这一
点也是不容忽视
的。因此，也应将上述地区的动向纳入视野，来明确具体
计划。可是，现在，
中国的经济正在飞跃发展当中，不仅有地区间差距，压缩型工业化，急速的城市化等复合环
境问题产生，还同

图５逆生产的概念时具有贫困和环境恶化等一些发展当中的问题，被迫处于一个「环境的双重负
荷」的状况，因此，中国应该采取在自国努力的基础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以弥补自我体系的缺陷的上策。
可以说各种环境问题的大多数起因于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社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性，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改革当今的「制造」的现状。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实践性的新技术开发，「逆生产」为切口，提议相关有効的解决石棉问题措施的具体试行方案。
所谓的逆生产是指，将制造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废弃」的工序中的「废弃」用「回收→分解→分选→再利用→生产」的流程来代替，在此基础上
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图５）。
如果是作为解决中国的石棉问题的措施，采用以高炉的副产品熔渣（废弃部分）为主要原料生产岩棉（人造矿物纤维），从能源効率方面讲应该是利用
中国国内产生的高炉熔渣的効率最高的办法，而且还可以走参照日本已确立起54

来的先进制造技术［山田等 2008］的这条捷径。它的制造程序是由两条生产线作业构成，一条是将主料的高炉熔渣加热，在电气炉进行成分调整后将其制
成小块的粒状棉的生产线，另一条是将纤维进行板状成形和硬化加工的成形生产线。其最大的特征是工厂位于制铁所建筑用地内，所以主料的高炉熔渣在接近 1400℃的高能源状态下可以得到再利用。出炉的高炉熔渣先被运送到制棉
机的旋转轮表面，再由离心力而飞溅成岩棉纤维。
像这样将高炉副产品（如不被再利用就是废弃物）的熔渣作为主要原料使
用的岩棉，不仅节省能源，还能为建立循环型社会做贡献。中国从 1996 年起
粗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如果与解决石棉问题的措施相
结合，将成为可持续发展学应用于实践的最好例子。
２）解决城市电子废弃物问题的措施：国际循环型社会的展望与贵金属回收和土壌改良技术开发关于循环资源的国际间流动，主要接受多边贸易体系与巴塞尔（BASEL）
条约（「关于管理有害废弃物的越境流动及其处理的巴塞尔（BASEL）条约」）
的管制。日本在进出口循环资源之际，有可能受到废弃物处理法及巴塞尔
（BASEL）法（国内法的「关于管理特定有害废弃物等的进出口的法律」）的制
约。关于循环资源的国际流动，必须从资源具有的两面性，即资源中既含有害物质而给环境造成负担又可以作为再生资源利用的这两个性质，来考虑其利弊，
并且要在明确循环资源的内容和范围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遵循防止环境污染是资源的有効再利用前提的这一方针。
以下三点是日本环境省提倡的为建立上述国际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观点［环境省中央环境审议会，2006；松波，2007］。
(1)各国国内的循环型社会的建立
为创建国际循环型社会，首先各国要优先正确处理国内的废弃物和改善３
Ｒ（Reduce, Reuse, Recycle）的贯彻实施。建立起正确的处理体系，是形成国
内循环型社会的基础。
(2)防止废弃物的非法进出口
以(1)为前提，如在一国不能进行废弃物和循环资源的有効处理和利用的55

话，通过国外的处理，包括有害物质的管理，可以有助于减少地区整体的环境负担，所以要正确地实现废弃物和循环资源的越境流动。
(3)推动循环资源进出口工作的顺利进行
只有在切实做好(1)及(2)的工作，在完全确保防止环境污染的同时保护好地区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利用循环资源的越境流动而补充性地进行
「资源」的有効利用。如何推动循环资源进出口的顺利进行，具体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承接他国难以实现的循环再利用的情况，另一个是以低成本，针对生产基地的位置实施符合其需求的循环再利用的情况。
今后为创建循环型社会，以东亚各国的举措为中心，亚洲应在独创自己的
思路和方法（亚洲标准）并实现「东亚循环型社会构想」的基础上，将其观点扩大到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让全世界共同拥有一个建立真正的循环型社会的理念。
当前最应着手的是改善当前急需解决的严重的环境污染，让人们摆脱生活中存在的威胁。现在，关于贵屿等地的中国的重金属污染的学术调查，包括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和对居民健康造成的危害和潜在风险等内容，虽然有所进展，
但都是停留在叙述污染的实际情况和问题的提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谈到改善环境和保护措施的东西。另外，中国终于在 2010 年结束了全国土地
调查，土地污染还处于经济急剧增长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事故多发的状况。本研究旨在从全球职责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建立一个修复和改善重金属污染土
壌的综合持续的体系的紧迫性，找到关于贵金属回收和改善环境以及减少风险的基础理论，综合性研究如何建立这个体系和将来如何在实际中进行应用。
通过重新观察从 16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中期在旧西班牙领属的北美地区
广泛使用的金属炼制（水银汞合金法），我们成功地发现了从城市电子废弃物中回收贵金属，建立有可能还原于「现代社会」应用的重金属污染处理和资源
再利用体系的基础理论。这是此技术开发的契机，我们在这些见解的基础上，
加上现代科学的智慧，并施加一些改良，重新设计贵金属回收的新体系，通过对其有効性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评价的结果，发现手机等电子废弃物标本中的贵金属--水银汞合金几乎 100％能够完全回收，它的高効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另外，它最大的优点是净化对象不只限于城市电子废弃物，还适用于固体56

资源的烧却灰渣，受污染的土壌，不锈钢矿渣及液体资源的酸洗废液，电镀废
液，处理厂废液等。今后我们想通过各种石棉问题的开发程序（试作等），试
图实现城市电子废弃物的环境改善和资源再利用。现在，基础理论正处于申请
专利当中，所以关于具体的研讨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我想再利用别的机会进行
报告。

４．总结
2004 年，日中两国的贸易额，超过了日美间的贸易额，至此美国一直是日
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而这个地位则被中国所取代，这象征着今后的日中关系的重要性。此外，对中投资日资企业不断增加，在中国成立法人的日系企业已达到了 3 万 5000 家，在留日本人数，主要是企业驻外员工，已经超过了 10 万人，对中投资创造出 920 万人规模的直接或间接雇用的効果，这些物资、资金、人员等经济要素的交流的扩大，是历史上未曾有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个真实
情况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正像中国对日出口蔬菜的残留农药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所显示的那样，和经济关系的稳步进展相比，日中两国在政治、外交、
文化、民间交流等多个领域还存在着众多的课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21 世纪的东亚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変动。本研究的实践
展开现在才刚刚起步，旨在以关于中国研究跨学科的共同体--「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为起源，从环境问题等全球性议题的角度，对中国及围绕环境问题的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历史构造进行多元研究，我们愿意站在从「错综・对抗」的关系向「共存・共生・共创」的关系转变的视点，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制定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而提供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案。
（袁晓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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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核战力的现状及核战略
竹内 俊隆

１．绪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2010 年的 GDP 总值超过日本跃居
世界第 2 位。与此同时，出于保障海上资源输送通道的考量，中国设想的核
心利益及国家利益的范围有所扩大，围绕如何确保这些问题的关心领域和视野也相应地延伸世界性的范围。由于核心利益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与军事实力
息息相关，中国军事实力的关联范围也出现了向全世界扩展的趋势。
中国的军事技术正在实现跳越式的发展。例如，纷纷将发射导弹的燃料
由操作繁琐且难度大的旧式液体燃料改换成固体燃料，MIRV（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及 MaRV（机动式导弹）也具备了实战技术上可行的水准等。因此，中国所持的防御型核战略（基本国策）面临的技术上的约束得以缓和，核战略
的原则根据政治决策的状况也存在变更的可能性。那么中国是否仍将继续坚
持迄今为止的防御型核战略？本文将针对此问题探讨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战略。

２．制度上的特权大国
在此我想指出极为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一点，即中国是一个在当今世界

61

体制中拥有制度上认可的特权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具体事项持有否决权。如果是中国反对的问题，只需暗示将行使否决权则面临撤案的几率很大。因为在只有
5 个常任理事国（P5）能够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中如果出现否定的意见，按照惯
例这个议案将不会作为正式议案提交。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安理会担负着“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受冷战的影响，联合国宪章原计划中的联合国军队没能建立，由此包括
中国（联合国成立时为中华民国）在内的 P5，被认为应该承担“维系国际和平
和安全”的职责。此点对于毗邻中国、主张“联合国中心主义”的日本极为重要。
日本国家宪法的前言中清楚写道：日本国民（中间省略）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依此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但是，客观上讲仅仅凭借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是不可能“保持安全和生存”。这
段前言出台的背景，笔者认为当时曾乐观期待日本人民的安全和生存可以依靠联合国提供的安保体制，但是联合国军队作为该体制的基础却没能建立。
即便假定集团性安保体制已经确立，P5 被视为“国际和平与维护安全”的守护者，而出现其阻碍安保事项的情况则在预想之外。说“国际和平与维护安全”的实质性解释权仅握在 P5 手中，绝非言过其实。
第二,中国是核扩散防止条约（NPT）中公认的核武力持有国。由于包括
日本在内的 192 个国家加盟该条约，也就是说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拥
有核武装。即便可以指责印度及朝鲜的核武装，但是不能指责中国的核武装。
不过, 无论中国作何种表态，周边国家或多或少都会对中国持有核武装本身
感到潜在性的威胁。当然，对像核武器这种具有巨大破坏力并且可转换为先发制人的攻击型武器感到威胁也在情理之中。
这种针对潜在性威胁的担忧尽管被朝鲜推行冒险主义政策的现实影响所遮掩，实际上周边各国多少都有，日本尤为显著。其主要原因为，至少在日
本人的观念之中认为中国人存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1)。近年来中国各地每隔
数年即爆发反日游行，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过激化行为破坏日资百货店及饮食店。我们也不难体会经常耳闻目睹如此报道的日本人的心情。至少在日本没
有爆发过充斥暴力的反中游行。同时，经常听到向欧美各国及日本报仇雪耻62

之类的言论也是让日本人产生威胁感的原因之一。
日中两国的经济互惠关系今后将会进一步的加深。对于日本来说，中国
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目前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较多,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本土的企业接受中国资本的入股,甚至被兼并收购后完全成为中资的子公司的事例也有所发生。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日本也是其重要的市场。
如果没有突发性事态的话，我希望今后两国双边互惠关系能得到更大的进展。
该局面的形成虽然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可以缓和日本人对中国核武器及弹道
导弹持有的潜在威胁感。同时从长远来看，此举也可以改善紧张的东亚战略环境。

３．核实力的现状
首先来概观一下专门负责核战力及战略火箭的第二炮兵部队的现状。
NPT 公认的其它核武器持有国与中国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在其它国家均对核战力进行削减的同时，中国至今仍在不断增强,据推测过去的 5 年内共增强了
25％。现在共持有 240 个左右的核弹头，其中 175 个为实战装备，65 个为保
管或待解体状态。另外一个不同点是,其它 4 个核武器持有国将众多核弹头装载在运载工具上，采取了实战待命的高度警戒态势。而中国一般则是不将核弹头装载在运载工具上而在其它地方保管 (2)。也就是说由于没有置于战备状态的核弹头，在战略安定问题上的的最紧要关头也能保持其稳定性。
中国的核弹头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所管理。如果出现核威胁进入警戒状态，决定实施报复措施后移交第二炮兵部队管理。保管时为保险起见，大多数弹
头可能集中在一个中央设施予以保管，而其它的则分散保管在中国 5 大军区
的地方保管库中(3)。
为何中国现在仍保持防御型姿态,我认为大致有两点原因。第一是中国领
导层的政策性选择。第二，由于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而不得不如此。一般而论，如果遭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攻击（first strike），为了加强回击能力及提升威慑力的可信度,维持战备状态更为理想。这是战略论上的一般性解释。这种举措对63危机时的安定性有所损害，并不利于避免核战争爆发。但是,惩罚性威慑有利于维持极为重要的可靠度。中国领导层及军队有关人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而偏偏选择了可靠性值得怀疑的政策，一定有其原因。
第一点是基于政策选择的解释。中央决意保持核武器使用的控制权，而
不愿将权力转交至第一线的军队司令官。尽管对中国开发和保有 PAL 的程度
还不能下定论(4)，但可以推测中国坚持领导层的政治决断优先于依靠 PAL 的信赖度的基本立场。这是毛泽东及邓小平反复提到的，也是中国的传统姿态，江泽民及现在的胡锦涛政权也承续了其宗旨。对于此点将后述。
第二点是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至少迄今为止，大部分搭载核弹头的导弹
是液体燃料型。液体燃料不易处理并且有毒，如果操作失误容易引起火灾，另外，将燃料加注至运输工具后，经过较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劣化，甚至不能继续使用。因此，一般来说平时不会将液体燃料注入导弹中，只有进入高度
警戒状态才会注入。不仅注入燃料费时，中国的运输工具通常隐藏于洞窟内，
运出洞外，架设，调至待发状态（TEL＝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也需要
时间。即便此时运输与搭载保管在别处的核弹头，从时间上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具有实际意义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将核弹头置于常态的搭载状态并无意义，为了保护核弹头将其放在别处保管则更为安全放心。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我们有必要慎重关注中国今后核战略立场的走向。大部分最新型的 ICBM 为道路移动式并使用固体燃料，所以上述的技
术局限将会消失。由此，如果中国今后仍旧坚持不将核弹头置于常态的搭载状态的立场的话，作为前者表明的政治领导层决策下的政治选择说将更富有说服力。

４．第二炮兵部队的现状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核战力的全貌(5)。陆地配置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为 130
枚左右，分别为东风(DF)3A 号、4 号、5A 号、21 号、31 号、31A 号。目前
来看均为单弹头式，除了东风 5A 号为固定式外其他均为道路移动式。其中64

东风 31A 号为使用固体燃料的三段式 ICBM。但与东风 5A 号相比，其投射
重量较轻。东风 5A 号为使用液体燃料的二段式 ICBM，可搭载百万吨级的大型核弹头，射程为 13000 km,主要以美国及俄罗斯为目标而配置。并且据推测
其最大可搭载三个轻量级核弹头。该推测极端重要，说明中国已经获取了
MIRV（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技术(6)。并且，正处于开发阶段的东风 41 号射程为 12000km,其范围涵盖了美国本土。
如果关于 MIRV 化技术的推测是正确的话，东风 5A 号是仅在技术上可行而并非实战配备上的 MIRV 化 ICBM。如果我们假定中国领导层是有意选择不配置的话，那么可以推断说与提升先发制人攻击能力相比，更重视威慑可靠性这种宣言政策也是核武器的实际运用政策。至少，毫无疑问的是这种
立场对危机时的安定性极为有利。
东风 21 号是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及驻扎在亚太地区的美军为战
域（中程）目标的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于 1988 年开始配置，初时增加数量
较为缓慢，但最近开始剧增，据推测 2010 年在 36 个发射台已经配置了 85-95
个东风 21 号。而 2005 年仅为 19-23 个，也就是说 5 年间数量上已翻了 4 倍(7)。
这种战域型核导弹的急速增加引起中国近邻的日本及其他各国的高度警

戒自不待言。但是，这种战域核导弹以威慑为主要目的，虽然是固体燃料式
但并非处于警戒状态或者低于警戒状态。与此相比，美军虽说须配合的同盟
国众多，但其运输工具命中精确度高并且处于警戒状态，拥有能迅速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
东风 21C 号是东风 21 号的改良型号，可以搭载核弹头和常规弹头(8)。由此，如果中国遭到常规武器袭击后作为反击和报复手段使用此型号的话，对
方可能对中国是否会升级至核战争产生误读。在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危急关头，
即便处于最不利事态时也欲确保安全，即对安全边际（safety margin）的心理
需求可能增强，导致有可能判断为搭载了核武器。但是，由一般战争升级至核战争是一个重大事态，不能如此简单的假定是否搭载了核弹头。
这里存在一个透明性不足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军事情报中涉及保密的内容较多，对于信息公开一般都持非常消极的态度。西方各国认为中国

65

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需反复强调的是，信息越不足越容易导致猜疑，对方判断搭载了核武器的概率也越高。中国无疑也希望避免这一事态的的发生。这也是中国有必要在军事信息的公开上采取更为积极透明的立场的
理由。
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9) 。美国因为拥有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打击能力（Prompt Global Strike Capability），三叉戟 D-5 型 SLBM 也可以搭载常规武器。由于是 SLBM，所以无法辨别是搭载了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美国由于
在全世界拥有多个同盟国及友邦国，根据各地区和同盟国状况而设置多种选项是应当的，但无法否认的是也存在着由于误解对方而导致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在 1990 年代后期中国仅有数百枚搭载常规武器的短程及中程弹道导弹，现在已增至 1500 枚以上，并以每年 100 枚的速度增长。并且命中率与破坏力
均得到了提升。同时大大增加了地上发射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主要配备
在福建省，以台湾为攻击对象(10)，也可能转用于攻击其它周边国家，值得注
意的是对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也可进行攻击。
搭载 SLBM 的潜水艇现在只有 1 艘夏级 SSBN1，大部分时间都停置于基
地即未出港进行威慑性的军演，SLBM 也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目前至少 3
艘晋级 SSBN 正处于建造中，大概出现了某种技术问题，进度极为缓慢。据推测中国的 SSBN 拥有 12 个巨浪 2 号（JL-2）发射管，但是巨浪 2 号在最终飞行试验阶段出现了问题，未能进入实战配备。并且还未实行 MIRV 化，一般都是单弹头。2004 年晋级的 SSBN 舰首次进行了下水试验，目前仅 1 艘配备在海南岛榆林要塞可以投入使用，其他 2 艘从 2007 年起放置于辽宁省葫
芦岛造船厂，一直处于建造组装状态(11)。
巨浪 2 号从中国领海内发射的话无法到达美国本土。另外，海南岛的海底基地正处于建设阶段，美国对以该基地为母港的潜水艇进出港情况应该有所把握。如若将美国本土纳入射程内，需要航行至西太平洋深处或东海，所
以中国与美国强大的潜水艇对抗能力相比较为脆弱。可以推断若在海洋方面开展搭载 SLBM 的 SSBN 的话，与在中国领土外不配置核武器这一原则相左
(12)

。

66

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中国的核政策及核战略有三大基本理念。第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二一般限定在最小限度内的威慑概念 (13) 。第三，消极性安全保障（NSA＝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指的是无条件，无论何时何种
情况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上所述，中国以威慑为基本目的，最小限度威慑指的是在第二次打击（报复攻击）中给敌国以最小限度打击即可达到威慑
力度。也就是说，不是双方核战力是否均衡，而是能够确保具有可靠性（残存性）的报复能力给对方以最小限度的打击就足够了。NSA 也无条件保证无
论何种情况下不对非核国家及非核地带加盟国行使核威慑。
本文以第一点的不首先使用及第二点的最小限度威慑为中心进行探讨。
首先探讨不首先使用原则，实际上不首先使用原则和最小限度威慑战略在实质上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不采用最小限度威慑战略，而采用诸如
以攻击性对抗兵力战略为基础的核战争推进型战略的话，不首先使用原则则
完全在讨论范围之外。
以首先不使用政策作为宣言政策的理由在于，上述提及的为了提高采取报复攻击政策时的可靠性及降低对中国持核的戒备心。该政策是由于技术局
限而不得不如此，还是有意识的政策性选择使然,不能说一点存疑都没有。例如，如果是先发制人的话需要发挥打击兵力的战略，命中度极高的运输工具成为必选之项。并且，如果以美国为目标，即便具备了 C4ISR 类的能力及情报，也无力完全毁灭搭載 SLBM 的 SSBN。C4ISR 能力至今仍是中国的软肋。
此种情况下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性核战略，恰恰变成了“纸老虎”。
另一方面，基于有意识性的政策选择这种推测也有其根据。即上述中提到的如果不使用先发制人则能够加强对抗报复能力此点与最小限度威慑战略在实质上相同。此点和最小限度威慑将于后文详述。
另外，针对无条件实施不使用先发制人政策的可信度尚存疑念。即便是
原则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大概也不是“无条件”。比如，美国利用巡航导弹
和其他高科技常规武器来打击中国军队，共产党政权处于濒危状态，或者是，中国的战略核战力遭到美军的常规武器打击的情况。因为中国标榜最小限度67

威慑，战略核武器数量有限，所以我对于残存性持怀疑态度。
只要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无法对美国的常规武器的攻击予
以核武器报复的威慑。危急存亡之时对发起攻击一方进行报复攻击，或者利用威吓可以震慑或抑制对方的进一步升级，但是如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这个选项相当于弃权。对中国领海外的美国海军航母机动部队也无法使用战术核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只能是一个
宣言政策，因其具有瞬时变化性，只要是标榜“无条件”，疑问将始终存在。

６．中国的核战略：概念整理
首先来整理一下最小限度威慑及限制性威慑和保证报复的概念。最小限
度威慑概念的基本在于，如果能给予对方“难以容忍”的最小限度打击作为报复攻击的话，就可以威慑那些在核战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由于核战力的均衡并无太大意义，这对于在核战力上占相对劣势的中国相当有利。与冷战时期的 MAD 战略相同，均以惩罚性威慑为中心，但利用报复攻击给予对方必要“打击”的程度的估算存在着巨大差异。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向美国纽约发射一个核弹头即可达到报复核攻击可以得到论证的话，那么这种程度就是能够造成威慑的程度。最小限度指的是实际上的程度，
但由于其并不明确，所以可能产生较大误差。
虽说是最小限度，但是由于第二次报复性回击无疑以可能性（保证）为
必须条件。所以避免核战力的脆弱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从举措上来看，改换至固体燃料式、配置道路或铁道移动式 ICBM，最重要的是要配备搭载
SLBM 的 SSBN。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为了达到确保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能保存实力的目的而模糊公开透明度的话,对方国容易将此举理解为最小
限度威慑政策发生了转变。如果配备状况及性能过于暧昧的话，对方国依据最坏的事态进行假定也是较为安全的做法。这也是需要中国军事及国防政策
公开化和透明化的理由所在。此点与中国自身的安全息息相关。
与最小限度威慑依靠第二次报复性回击相比，有限威慑具有可选择先发68

制人攻击来打击对方兵力的战法选择。换言之，指的是在核战争时所有的升
级阶段中，为使敌方遭受损害而持有一定的限定性的核战争发动能力的战略。
此举在防止及抑制核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的同时，也使敌方无法取得胜利。随着军事技术能力的进步，命中率必然会得到提高，但如果过度的话运输工具
可转用于第一波攻击，如此被对方国猜测认为已经获得了核战争发动能力。
由于威慑是施加于对方国心理及认识上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如果提
高包括战略政策在内的国防政策的透明度的话，也有利于本国。
保证报复的概念通常不被适用于威慑类。但是，作为概念来讲，它构成了惩罚性威慑的基础，意味着遭到第一次攻击后的第二次报复性回击无疑成为可能。这个概念是不是最小限度是次要问题。中国核战略以前可以称之为
最小限度威慑，现在随着能力的提高，显示出向有限威慑转变的微妙趋势。
中国认为的最小限度威慑在威慑对象国美国眼中可以说并非如此。无论何种状态，中国都无疑希望得到保证报复对战略核导弹、战域核导弹、战术核导弹进行分类论述时，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战略层面上包括针对美国或俄罗斯的最小限度威慑的保证报复，中国的战域核导弹对周边诸国也持有有限威慑的效果。日本试图阶段性发展导弹防卫系统，但就算装备了完整的导弹防卫系统，也谈不上万无一失。并且，该政策以防御朝鲜的突发性导弹攻击为主要目标，对中国的战域核导弹攻击
基本无效。从不具备有效防御手段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战域核导弹被认为
是有限威慑性的概率很大。
中国由于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所以有人主张对其无需恐慌。但是如上所述，这个政策存在可塑性。增强搭载核弹头的战域核导弹由于意味
着中国潜在性先发制人攻击能力的扩大，没有对抗手段的周边各国感到威胁
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周边各国为了保全本国安全而就最坏事态做好准备才
能放心,这是不言自明的。同时，即便是相同的战域核导弹如果搭载了常规弹头的话，对先发制人而言毫无政策上的抑制力。也就是说，先发制人攻击完
全成为了一个选项。这是与无意保存包括导弹在内的“攻击能力”，以专守防卫
为国策的日本截然不同的一点。

69

７．中国的核战略：保证报复
一般而言中国的核威慑战略被看作是最小限度威慑。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对保证报复进行评价则更为正确。最小限度威慑政策与不首先使用政策
不同，不可能发生瞬间变化。这是因为其必须保持的能力需要花费时间和金
钱。由此，之前所言的如果对实际军备情况进行考察，即可能相当准确地进行推测。
首先来看一下毛泽东以来的可称之为传统的思想。邓小平也继承了这种
思想(14)。即：核武器是威慑核攻击和恐吓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军事目的战争手段。核武器的基本目的是保持平时状态下的威慑力，不让敌人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在战时，如果持有核武器（通过其威慑力），能够防止一般战争升级至核战争，或者核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由此，一般认为遭到敌人的先发制人攻击后仍能保留小规模战斗力进行报复，只要给敌人以难以承受的打击就足够了。这个“难以承受”的程度并不确定，与 MAD 战略中设想的打击
相比相当微小，所以称之为最小限度威慑。
之所以这种传统思想得到延续，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导致发展核战力为目标的过程中具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在 20 多年内极度缺失。并
且核战略和政策处于绝密状态，专家稀少，军队被置于共产党严格的政治指导之下，不容对毛泽东等政治领导人的见解产生质疑(15)。
这种传统基本路线仍旧延续至今。例如，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得到缓和的 1980 年代中叶以后，没有强调对中国的核攻击威慑，战略方针上没有追求发动核战争能力。1987 年的战略学中，指出需要后发制人，为了获得可靠的第二次反击能力，与数量相比应更重视质量(16)。中国对世界上拥有战略防卫（导弹防卫）能力的超级大国也需要数量这一点本应该了解，但显然并非如此。中国首次公开发表核战略是在 2006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以自卫
防御核战略为基本，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但以精干有效核战力为基础。在 2008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也沿袭了这种基本路线(17)。
那么为什么应该理解为保证报复而不是最小限度威慑呢。第一由于能力
的提高获得的能力未必止于最小限度威慑。第二，与保留着暧昧性的政治宣70言相比，更直接的战略由军人说明则更加明确。当然，中国政府也许会说这
是该军人的个人意见，而非政府的官方意见。
先看一下第二点，例如，在 2005 年 7 月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朱成
虎少将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中美出现争端将使用核武器，同时也称“中国已
做好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遭到毁灭的准备，美国也必须准备好数百城市被中
国摧毁。”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只适用于非核国家，
并不排除有变更的可能性(18)。摧毁“数百城市”显然超过了最小限度威慑范围，与 MAD 战略有着相通之处。保证报复能力是其基础，目的无疑在于提高其能力。
并且杨欢（原第二炮兵队副司令）少将也指出，有必要参照世界先进水平来开发战略核兵器，特别是残存性、早期反应、命中精度、兵器系统的技
术性突破及指挥系统的改善(19)。并且，他特别提及到有研究必要的领域为了改善残存性、攻击能力，增加有限威慑（limit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命中精度和威力尤为重要。他明确指出有限威慑，明显意味着战略发生了改变。
但是，这个发言与政府的基本方针明显相左，与西方各国所说的有限威慑的
意思是否相同还尚未明确。但可以充分推断的是中国军队内部已经展开了有
关战略方针的讨论。
该将军不仅指出上述几点，更指出对浸透、突破（penetration）能力的改善，尤其是技术性突破（break-through）研究应予以特别的关注。这里提及的技术性突破很可能指的是中国为了突破美国导弹防卫网而投入精力进行的诱饵及电波干扰的对抗措施研究，但须留意也有可能与保持战略安全性相反。
不管如何，虽然这个战略表明不能称为最小限度威慑，但中国致力于维持保证报复能力的基本态势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第一点的能力，如上所述，至少迄今为止 MIRV 及 MaRV 还未配置，并且也没有大量增加战略核弹头，所以可以认为在政策上并未刻意追求先发
制人的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并没有采取实施核战争的战略。不过，为了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卫网，中国专家已指出在固定式导弹上搭载 5-7 发多弹头的必要性(20)。
虽说如此，考虑到中国并未严格区分第二波次报复性攻击中的对兵力战71

略核对价值战略这一点(21)，并不符合西方各国所说的最小限度威慑界定为打击兵力战略以及不使对方保持战力的概念。西方所说的打击兵力战略指的是先发制人攻击战略，报复攻击则界定为打击价值的战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的报复攻击定义中提及打击兵力的战略，这一点是与西方的一般见解不同的。
不管怎样，之前对中国核战力概观进行论述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所谓的最小限度威慑战略有可能在今日西方各国所说的有限威慑的范畴之内，包括二者在内的保证报复这一用语还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战术核武器，由于 1999 年夏天已经开发出中子弹，有看法认为中国
打算利用核战力来弥补局部战争中的高科技武器劣势，即推行“战术核战争构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基于确保生存力量推行的消极的“隐秘性”（发射场地的生存与重视发射部队的机动性）策略向更为适合实战运用型的“战斗化”（导弹的射程和精度尤为重要，对 C4ISR 等进行强化）型转换。基本来说以
台湾为目标的“北守南攻”战斗配备计划中，试图将第二炮兵队的导弹发射旅改配至华中和华南，缩短发射的准备时间，包括短程导弹在内的运输工具的多样化和核弹头小型化等。此举与中国领导层着眼的初衷可能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很可能成为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及心理压力的源头(22)。

８．结束语
可以预想的是今后中国的导弹及核弹头等军事技术将会更加进步，曾受长期困扰的技术性局限问题也将逐渐扫除。也就是说，今后核战力增强的方
向性根据政策判断的结果将出现较大自由度的选择范围。我当然希望中国也
能和其它持核国家一样削减核武。究竟中国领导层在政策上如何考量核战略，
通过对今后的实际配备状况的观察我们将可窥见一斑。
（金晶译）
注(1) 不难想象,反日感情以大日本帝国时代日本对中国侵占的历史记忆为背景。

72

(2)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0’,
Nuclear Notebook,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6(6),Nov/Dec.2010, pp.134-135.
(3) Ibid., p.136.
(4) 一般来说可以推断 PAL 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确立。但问题是其严格性及可信赖性。
(5)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op.cit., pp.136-138.
(6) Ibid., p.136. Nair,Vijai K (2005), Bridging the Gap: PRC m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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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for Asia Research,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584.html.2010 年 10 月 11 日点击。
据后者介绍,携带三个诱饵的 DF-31 MIRV 化 ICBM 飞行试验已多次实施。
(7) Kristensen, Hans, Robert Norris, Matthew McKinzie (2006), Chinese
Nuclear Forces and US Nuclear War Planning, Nov. 2006, The FAS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p.3,
http://www.nukestrat.com/china/chinareport.htm，2010 年 10 月 12 日点击。
(8)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op.cit.,.p.135.
(9) Isenberg, David (2007), China’s not so new nuclear strategy, May 30,
2007, Asia Times online, http://www.atimes.com，2010 年 10 月 12 日点
击。
(1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Annual Reportto Congress, p.31.
(11)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op.cit., p.137.
(12) Ibid., pp.137-138.
(13) 本文认为保证报复一词更为确切，但迄今为止一般称为最小限度威慑。
(14) Fravel, M. Tayor, and Evan S. Medeiros (2010), ‘China’s Search for
Assured Retali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No.2, Fall 2010, p.57-66.
(15) Ibid., pp.66-67.
(16) Ibid., pp.69-70.
(17) Ibid., pp.77-78.
(18) Lieggi, Stephanie (2005), Issue Brief, Going Beyond the Stir: The Strategic
Realities of China’s No-First-Use Policy,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 2005, http://www.nti.org/e_ research/e3_70.html, 2010 年 10 月

73

10 日点击。
(19) Huan, Yang(1989), China’s Strategic Nuclear Weapons，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doctrine/huan.htm，2010 年 10 月 12 日
点击。
(20) Roberts, Brad (2007),‘Nuclear Minimalism’（Book Review）, Arms
Control Today, May 2007,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7_05/BookReview, 2010 年 10 月 12 日点
击。
(21) Fravel, M. Tayor, and Evan S. Medeiros (2010), op.cit., p.79
(22) 茅原郁生，間山克彦(2002),「第 6 章 中国の核戦略と核ミサイル部
隊」，茅原郁生（編著）『中国の核・ミサイル・宇宙戦力』蒼蒼社，
213-215 頁

74浅议日本官民并推 BOP 市场战略的意义及其在中国
市场实践的可行性
许

卫

东

１．前言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挟着 IT 旋风冲击世界各地每个角落的今天，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也不论是既定方针还是转轨策略，创新概念始终是一个基点和共识。目前针对中国的新经济增长问题，多有谈及的观点或建言如
先端技术研发、产业结构升级、供应链价值再造、制度创建、高端市场抢滩、高效经济增长模式等等，无一不以创新为核心概念。
然而经历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扫荡后的日本经济界却一反常态，不提收复欧美主流市场的失地，也不再渲染依托日本的高科技和品牌优势抢滩新兴市场的紧迫性，却大谈官民合力开拓全球 BOP 市场(低收入阶层市场,低端市场或
称穷人市场)的战略意义。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可行性评估和力量筹备，由日本产业经济省主持并联合外务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国际协力机构
(JICA)以及多家民企行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设立的“BOP 商务推进平台”于2010 年 9 月正式启动，其短期目标是募集 1,000 家日本企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作为会员建立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承担收集发展中国家低端市场的商业
信息以及向日本企业提供 BOP 市场合作机会的服务功能。
为何日本弃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反而重视发掘 BOP 市场的未来潜力?
BOP 市场与创新有冲突吗?

75

BOP 市场真的存在开发价值吗?
向来游刃于高科技、高价位、品牌竞争的日本企业能在 BOP 市场的竞争中
找到一席之地吗?
日本企业如何评价中国的 BOP 市场?
针对以上的疑问，本文将介绍日本关于 BOP 市场的研究背景以及设立“BOP 商务推进平台(暂定)”的筹备过程，并依次探讨 BOP 市场问题与经济增长创新模式的关联性。

２．日本关于 BOP 市场问题的争论与实践事例
１）BOP 市场的概念
BOP 是 Bottom of the pyramid (现多改称为 Base of the pyramid)的缩写，直译为财富金字塔底层,一般指低价位、低收入阶层市场或穷人的市场。
BOP 的概念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 C.K.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教授与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教授于 1999 年合写
的论文“ Strategies for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Cre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日译为「経済ピラミッドの底辺への戦略―持続可能な発展の創造」）中首次提及，尔后在其专著“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中加于体系化。
这个提法出台后很快得到世界性的反响和支持。
C.K.普拉哈拉德认为当今领导世界经济主流的跨国企业普遍存在市场战
略上的认识误区，即遗漏了约占世界人口总数 70%的 40 亿穷人客户的需求(按购买力评价指标人均年收入 3,000 美元以下)，强调①以往认为低收入层没有购买力是错误的;②BOP 阶层也持有浓厚的品牌意识;③BOP 的消费者同样乐意
接受高科技产品或服务，依次可以预测 BOP 市场将成为今后承接经济增长和世
界性商务推广的核心动力之一。
C.K.普拉哈拉德早在 1994 年就和加里·哈默尔共同撰写了《竞争大未来》（Competing for the Future）并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时隔不久,又76

提出 BOP 市场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未来经济的核心市场，显然是很巧妙的概念衔
接作业。
从定义上讲,BOP 市场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包括经营学)的市场分类，如要
素市场(如石油市场)、物流形式的贸易市场、交易市场(如金融市场或网络交易)、关税壁垒保护下的国民消费市场、地理特征为背景的区域市场等等，它其实是被传统的市场所遗忘的社会底层的潜在需求，平时看不见潮涌,但汇集起来则成大江大河，遍布全球。
C.K.普拉哈拉德通过观察印度、秘鲁、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发展中
国家的市场情形，发现已经有许多公司通过针对性的经营实践从财富金字塔底
层里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它们中有银行、日化产品制造业、电子商务、眼科医院、能源企业等等。
C.K.普拉哈拉德将成功的 BOP 市场成功案例归纳之后，列出 12 项 BOP 市
场的运作原则:⑴以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为重点。为金字塔底层市场服务不仅与低价有关，还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性价体系。性价比方面的重大突破是获取 BOP 市场的先决条件。
⑵创新需要混合式的解决方案。BOP 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不能用原有技术去解决。为了提高性价比，需要先进和新兴的技术，并且创造性地与现有的、快速
演化的基础设施结合起来。
⑶由于 BOP 市场很大，因此开发出来的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语言之间复制和移植。如何将印度南部的解决方案应用于北部？又如何从巴西到中国，再到印度？方案的设计必须易于在类似的 BOP 市场中进行调整。
这是获得规模经济应考虑的一个关键点。
⑷发达国家习惯于资源浪费。例如每一位 BOP 消费者都开始像典型的美国或者
日本消费者那样使用包装的话，那么全世界的资源将迅速耗尽。降低资源使
用密集度必须成为所有产品开发的一条关键原则，不管是清洁剂，还是冰淇淋。
⑸产品开发必须始于对性能（而不仅仅是形式）的深刻理解。仅仅把针对美国、
欧洲或日本的富有消费者开发的产品进行少许改变是远远不够的。
⑹除产品创新外，在 BOP 市场中，服务过程创新同样重要。在发达国家，售后服务体系相当发达，该体系可接近潜在的消费者、向他们销售产品并提供服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存在可靠的基础设施，因此只需对具体产品作出微77

调。但在 BOP 市场中，可靠的基础设施未必存在。在通常情况下，创新必须以营建后勤基础设施为重点，包括营建满足普遍条件的制造设施。对于那些尚
未在 BOP 市场中开展业务的企业来说，接近潜在消费者并与他们沟通同样是个棘手的问题。
⑺降低应用时的技能要求是关键。绝大多数 BOP 市场在技能方面是差强人意的。
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技能水平以适应不理想的基础设施和边远地区获取服务。
⑻教育引导顾客去应用产品也很关键。绝大多数 BOP 消费者生活在“媒体盲区”，
这意味着他们接触不到广播或电视节目。由于缺乏广告这一传统的产品教育手段，因此必须开发新的、创造性的方式，诸如在货车上播放录像、利用低成
本戏剧作品作巡回演出等向乡村地区展示产品使用方法，对一个半文盲群体进行新产品使用教育的创新，是一项有意义的挑战。
⑼产品必须适应恶劣的环境。产品不但必须承受噪音、灰尘、不清洁的环境的污
染以及人们对产品的滥用，而且还必须面对使用低质量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问题，如电力供应问题（例如电压的大范围波动，电力中断和管制）和水质问题（例如颗粒、细菌和毒性污染）。
⑽针对消费者群体的特点，界面的研究设计也相当关键。消费群体在语言、文化、技能水平，以及对产品性能、特点的熟悉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都是创新团队要解决的问题。
⑾创新必须直面消费者。BOP 同时拥有高度分散的农村市场和高度密集的城镇市场，这就要求必须对分配方法进行创新。降低成本使穷人能够承受是非常关键的。
⑿值得注意的是，在 BOP 市场上，产品特性和性能的演变非常快，因此，产品开发商必须注重系统开发平台的兼容性，以便于融入新的产品性能。BOP 市场给了我们机会，同时迫使我们挑战现有的模式，例如，它挑战并网供电作为唯一电力供应的方式，原因是对于孤立而贫穷的 BOP 市场，必须能为其提供更物美价廉的能源。

从商务的观点来看，C.K.普拉哈拉德的 BOP 市场营销的核心理念集中在是
否有助于 BOP 阶层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消灭贫困)、是否可以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商业利益(有别于社会性质的慈善)、是否可以确保可持续性的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性。
尽管关于BOP市场的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但世界银行基以支持和援助发
展中国家的立场对开发BOP市场的意义予以积极的肯定，其属下的世界金融公78

司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联 合 世 界 资 源 研 究 机 构=WRI(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运用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经济普查数
据对BOP市场的规模、分布、重点领域作了一个估算(见第1表、第2表、第3表)，
对此后BOP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数。
图表1 世界按人均收入(PPP购买力评价)的各阶层分类（2005年）

资料:根据 WRI (2005):The Next 4 Billion: Market Size and BusinessStrategy at theBase of the Pyramid（日译为『次なる40 億人―ピラミッドの底辺（BOP）の市
場規模とビジネス戦略』）〈http://pdf.wri.org/n4b-j.pdf〉整理

图表2 全世界分地区BOP人口与市场规模（2005年）
项 目
地 区
亚洲(除中国、印度)中国
印度
拉美、加勒比海地区
东欧
非州
全

世 界

BOP人口
(百万人)
2,858
1,046
1,033
360
254
486

占总人口比例
(%)
83.4
80.0
98.6
69.9
63.8
95.1

(约40亿人)

BOP人口总收入
(百万美元)
3,47,000
161,127
94,710509,000
458,000
429,000

占GDP比例
(%)
41.7
55.2
92.7
28.2
36.0
70.5

(约5万亿美元)

资料:同第1表79图表3

BOP市场的重点领域分类及各地的市场规模（2005）(单位:亿美元、%)

市场领域

亚

洲

食品

22,360( 77.3)

1,990(

6.9)

2,440(

8.4)

2,150(

7.4)

28,940(100.0)

能源

266( 81.0)

305(

7.0)

254(

5.9)

266(

6.1)

4,334(100.0)

住宅

429( 51.7)567( 17.1)

608( 18.3)

429( 12.9)

3,318(100.0)运输245( 54.8)459( 25.6)

107(

6.0)

245( 13.7)

1,794(100.0)

医疗保健

180( 60.3)240( 15.2)

209( 13.2)

180( 11.4)

1,584(100.0)

信息通信

44( 55.1)

134( 26.1)

53( 10.3)

44(

8.6)

514(100.0)水务

57( 31.8)48( 23.9)32( 15.9)57( 28.4)201(100.0)

金融

南

美

东

欧

非

洲

全 世 界

不明(现纪录有0.82亿美元的周转余额)资料:同第1表

２）为何迄今为止 BOP 市场未能发展?
既然 BOP 市场如此重要，为何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却仍旧裹足不前、增长乏力呢?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对市场认识存在误区的主观因素之外，现实的客观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固态化以及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隔阻了对 BOP 的关
注和实践推广。
(1) 现实的世界市场格局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09 年世界人口的 18.1%分布在 OECD(世界经合组织加盟国)，非 OECD 的国家和地区却占了 81.9%。
2010 年 OECD(34 个加盟国)的 GDP 总量(折算美元现汇)占世界的 67.7%，
其中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EU(27 个加盟国)和日本的总和占了 61.0%;
世界工业附加值的 65%和出口额的 60%由 OECD 承担;OECD 的人均 GDP(2011 年)
更高达 34,993 美元。
可见尽管整个世界中心出现由北美大陆向亚太地区西迁的趋势，但富人俱乐部把持世界经济主流地位的固态秩序并未解构或松动。

80

(2) 跨国企业的国际经营战略思路
当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企业，尤其是欧美日的超强企
业。
就企业的发展而言，经营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支点和座标。
·借助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的创新概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破坏，追求技术创新、技术领军的原则必然是整合企业战略的 DNA。
·雷蒙德·佛农（R..G.Vernon）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也提示到，只有推行高
端切入、逐层扩大实现价值链创造的跨国经营才能造就超强企业的发展定力。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竞争战略学说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明确了差异化战略=竞争优势的标杆设置通过品牌战略的实践带来企业无穷的活力这一观点。

很明显，世界市场的格局决定了跨国企业的战略重点锁定在价值链的上游。
相比之下，BOP 市场的开拓价值则似乎可有可无。
(3) 资金问题投资是经济活动的起点，资金、技术和服务的投入是投资的主要方式。
1990 年代 IT 产业的兴起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出现带动了跨国投资的浪潮,也蕴蓄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扩张欲望。
企业扩张需要资金，而资金的提供者则要求高利润的回报。由此，金融市
场自由化(Big Bang)、风险投资(venture)、金融衍生工具(Derivative:对冲
基金、期货交易等)等应运而生，催生以投机为目的流动资金迅速扩张，虚拟经济不断发酵。
根据 IMF 的资料，以投资为目的的跨国流动资金(年末平均余额)从 1994
年的 8,000 亿美元扩大到 2006 年的 8 万亿美元，增加了 9 倍之多，相比之下
同期全球的 GDP 总和仅仅增长了 80%。
通过以下的分析资料可以了解到跨国资金的主要通道其实仍旧集中在欧
美日之间，其中对资金流的最大吸盘就是由纽约连结伦敦标榜个人价值至上主义的盎格鲁-萨克斯板块。

81可见, 面向 BOP 市场开启资金的严重不足是制约 BOP 市场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图表 4 以美日为中心看全球资金流的变化（2005-07 年的平均比 2000-02 年
平均的增减）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2008）：『世界経済の潮流』第 1 章

３）为何日本开始重视 BOP 市场?
既然 BOP 市场尚未成为气候，为何日本偏偏对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呢?
显然，这与其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各方面的问题出现井喷现象有关。
(1) 市场流失与价值创造链断裂问题截至 2009 年，日本一直是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94 年日
本的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曾一度高达 17.9，之后由于泡沫经济的影响和中
国、印度等金砖五国的崛起，日本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2005 年跌破两
位数，为 9.9%，2012 年更低至 8.3%。

82

图表 5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产业结构产 业 分 类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13.2%

5.0%

3.2%

2.4%

2.1%

1.2%

15.8%

24.6%

25.5%

27.0%

25.3%

19.4%

其中:原料型(4.7%)(8.5%)(8.3%)(7.4%)(7.1%)(3.4%)

加工组装型

(2.5%)(6.6%)(8.5%)(12.5%)(11.9%)(9.2%)

其它类型(8.0%)(9.0%)(8.3%)(7.0%)(6.1%)(6.8%)

建筑业

10.7%

12.3%

10.4%

9.6%

9.8%

5.5%

第三次产业

60.2%

58.1%

61.0%

60.9%

62.8%

73.9%

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农林渔牧业
小
制

计

造
业

计

资料: 根据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年报》计算

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结构梳理，日本已经全面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
段，产业高度化、大城市化、服务经济高效化、知识经济普及化成为社会
的基本特征，图表 5 反映其产业结构的变迁与欧美等先进国家完全同步。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是后发的资本主义，其经济结构上又有其特点:一
是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仍然显著;由于追赶策略(赶美超英)的历史背景，对外经济发展(包括出口)的主力市场一直紧扣欧美，未曾出现大变化。
2008 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国际经济，日本也不例外。
根据 IMF 最新的核算资料，2009 年日本的经济跌幅为-5.2%，比美国(-2.4%)、欧元市场国(-4.1)、英国(-4.9%)还严重。
日本即不是次贷金融危机的震源地，也不存在金融大洗牌的销帐问题，为何经济表现最差? 这与其出口方面主力市场流失的问题有关。
2009 年日本对外贸易受挫,出口减少 33.1%，
其中对美出口减少 38.6%，
对 EU 市场出口减少 41.O%。
尽管日本对外出口仅占 GDP 的 17.4%，虽高于美国的 12.6%，却远低
于中国的 36.6%、德国的 47.5%、韩国的 54.8%。这些国家虽在金融危机发83

生后出现出口大减，但经济减速却低于日本。
日本制造业的支柱产业是以跨国企业集团为主体的运输机械制造、电
器、钢铁和常用机械。2001-07 年日本全产业创造的附加价值(经常收益)的 25.2 万亿日元当中，四大产业共占了 36%,其中电器为 3.2 万亿、运输机械制造为 2.1 万亿、钢铁为 1.8 万亿,常用机械为 1.9 万亿。另外，其间国民经济增长总量中(13 万亿日元)，与汽车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贡
献度接近 50%(6 万亿日元)。
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主力市场的崩盘直接打击了日本的支柱产业，业绩下滑迫使企业不断压缩其供应链的成本管理，对承接外包的中小企业而
言造成了国内的市场缺口，加速破产和价值创造链的断裂。进入 21 世纪
以来日本中小企业已经消失了 7O 万家。
虽然欧美市场进入 2O1O 年以来有所好转，但元气受挫的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调整主力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 国际竞争力下降趋势与技术开发错位问题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 2010 年 7 月 26 日公布的对 26 种主要产品中企业在
世界市场的排位调查资料，日本企业的排序位次和所占市场销售份额已大不如前，品牌知名度
也在下降。
IMD(瑞士)公布的 2013 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当中，日本从上年度的第 17 为
下滑至 24 位，排在香港(3)、新加坡(5) 、台湾(11)、马来西亚(15)、中国(21)、韩国(22)之后。而在上世纪的 90 年代，日本曾一直高居 5 位之内。
日本竞争力的大幅度下降不仅仅是因为亚太地区的追赶，与其过于关注国
内市场而忽视国际市场的科技投入策略有关。日本整个制造业里出现的“加拉帕戈斯”式独自进化现象十分严重，尽管产品技术含金量很高、国内市场无敌
手，但由于价格偏高且不同于世界市场的通用规格，完全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技术投入与市场效应脱节。
要扭转这个局面，回归 1980 年代之前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并举的平衡发展战略是必然的。

84图表 6
产 品 分 类代表性产品的主要供应商占世界市场的份额（2009）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汽车

丰田(日)(1.9%)

通用(美)(11.1%)

粗钢

A. M (卢)( 6.0%)

河北钢铁(中)( 3.3%) 宝钢集团(中)( 3.2%)

风力发电机

Vestas(丹)(12.9%)

GE 风力(12.8%)华锐风电(中)( 9.5%)超薄液晶电视

三星(韩)(23.4%)

索尼(日)(12.5%)

LG(韩)(12.4%)

液晶显示屏

三星(韩)(24.4%)

LG(韩)(20.2%)

友达光电(台)(14.1%)

有机 EL 显示屏三星(韩)(68.4%)

铼 宝 (台 )(12.8%)

先锋(日本)(7.2%)

手机终端

诺基亚(芬)(38.3%)

三 星 (韩 )(20.1%)

LG(韩)(10.5%)

数码相机

佳能(日)(20.9%)

索尼(日)(18.7%)

尼康(日)(14.0%)

数码摄象机

索尼(日)(40.0%)

日本胜利(日)(19.1%) 松下(日)(17.1%)

DRAM

三星(韩)(33.6%)

Hynix(韩)(21.6%)

尔必达(日)(17.4%)日亚化学(日)(32.0%)

Osram(德)( 7.9%)

SSC(韩)( 5.7%)

HP(美)(20.3%)

戴尔(美)(13.0%)

宏碁(台)(13.0%)

First Solar(美)(9.5%) 尚德(中)( 6.6%)

夏普(日)( 5.6%)

多关节数控机床

ABB(瑞士)(30.0%)

FANUC(日)(24.3%)

安川电机(日)(19.0%)

水处理膜(RO 膜)

DCC(美)(34.0%)

日东电工(日)(31.0%) TORAY(日)(21.0%)

白色 LED电脑太阳能电池大众(德)(10.0%)

资料: 《日本经济新闻》2010 年 7 月 26 日(电子版)最近日本的家电企业联合决定统一国内外产品规格,摆脱只重国内而轻视
国外的市场和技术观念,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3) 财政危机背景下 ODA 开发援助资金的短缺问题
日本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对外 ODA 援助国，除了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外，也取决于其良好的经济表现以及经援外交的现实需求。然而，由于国内高达相当于
GDP 约 2.2 倍的 1,176 万亿日元的国债困扰，经援的负担变得苦不堪言，实际上，2012 年 ODA 的支出纯额已由 2000 年的 135 亿美元减少到 106 亿美元。如何维持海外的日本形象又能减少政府开支,很明显 BOP 市场开发作为一个替代
方式颇具魅力，成功了就会发挥 WIN(经援国政府)-WIN(企业)-WIN(BOP 消费者85

+当地政府)的效果。
(4) 少子老龄化背景之下的国内市场饱和问题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研究所 2010 年发布的最新资料，2010 年日
本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 22.57%，排世界首位。老龄化的趋势今后仍将继续上升，到 2050 年将达到 37.84%。
国内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老龄化现象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直接影响消费心理。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 2010 年 7 月 26 日公布的 2009 年度国内消费动向调查结果,在调查项目的 100 种消费品中有 73 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销售额出现减少,其中 41 种的减少幅度达两位数。
尽管少子老龄化的现象在亚洲已经越来越普遍，但由于日本对开放移民毫无历史经验也缺乏心理认同的社会基础，所以改变人口状况的积极方案难于推行,老龄化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近经济运行。
根据日本内阁府 2010 年 5 月发布的经济预测报告，2009 年世界经济排名
前 5 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24.9%)、日本(8.8%)、中国(8.3%)、德国(5.7%)和
法国(4.9%)，到 2030 年排位变为中国(23.9%)、美国(17.0%)、日本(5.8%)、
印度(4.0%)和德国(3.1%)。
如此，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开拓新兴市场的策略，其中 BOP
群体就是一个可以谋求长期培育和进行市场诱导的重要对象。
４）日本“BOP 商务推进平台(暂定名称)”的架构和推进方案
2000 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
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商定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和指标：千年发展目标(MDG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年发展目标是一幅由全世界
所有国家和主要开发援助机构共同设计的蓝图，具体分为八大领域、十八项主
要目标。
按照会议部署，联合国开发计画署(UNDP)从 2003 年开始推出 Growing
Sustainable Business(GBS)计划，联合各国的 ODA(对外援助)机构对跨国企业以商务的方式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对口服务，这是全球 BOP 市场
启动的重大突破。仅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联合企业和 NGO 参与的减贫项目86

在 2001-09 年间就达 900 件，共 1,800 家企业参与,总投资额达 90 亿美元(2008
年)。
图表 7

日本 BOP 商务推进平台的基本架构

日本虽对企业参与减贫计划的意义早有议论，但多集中在企业的 CSR(企业的社会贡献)议题上，从市场或盈利的观点探讨 BOP 开发的提议并不多见。
2009 年堪称日本开启 BOP 市场的元年。经济产业省会同外务省、经贸机构、
经援机构、大学、NGO 代表以及企业协会组成“BOP 商务政策研讨会”，并通过专题委员会围绕市场分析、发展计划、实施方案等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依此于 2010 年正式推出“日本 BOP 商务推进平台”。其基本内容如图表 7 所示。
参照日本的社会经济条件，BOP 市场的重点对象划分为 3 大类和 10 各领域。
・与联合国减贫计划的整合领域:①教育②医疗保健③水务④农林牧渔业⑤
食品·营养·日本强项(比较优势)的施展领域:⑥环保·能源⑦家电·车床·改善 BOP 市场环境的基础投资:⑧信息通信⑨金融⑩运输业和运输机械87５）对 BOP 市场的评价在围绕 BOP 市场的发展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低端的 BOP
市场与创新有冲突吗? BOP 市场真的存在开发价值吗?向来游刃于高科技、高价位、品牌竞争的日本企业能在 BOP 市场找到一席之地吗?
BOP 其实是一种市场概念创新，通过现有市场元素的技术改良、营销方式
创新、人材培育等造血事业拓宽价值创造链，加速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之间
的元素流动和互补关系。应该说 BOP 为经济创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实践天地。
但是 BOP 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因此在针对 BOP 的开发价值问题上存在不小的正争议。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Aneel Karnani教授认为BOP(Romanticizing the Poor)
市场论的鼓吹者有夸大市场、美化贫困层之嫌，政府不应以BOP策略取代减贫
的职责。
Aneel Karnani认为BOP存在如下问题:・BOP市场根本没有5万亿美元的潜能,充其量仅有3,600;
・低收入阶层储蓄率极低，基本上不具备购买力;・BOP 的消费者对价格过度敏感,销售成本高,故企业盈利并不好;・BOP 市场的低端价格必将导致品质下降;・要扩大 BOP 市场的购买力引发价格大战;・BOP 的销售市场规模小、范围大，并不适合跨国企业运作,主力应是当地的中小企业;
・BOP 市场培育不了具有国际眼光的企业家，他们过度信仰市场能解决贫困问题;・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扩大吸收 BOP 群体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提高收入;・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此要
注意市场作用的局限性

总之，对 BOP 市场的规模、BOP 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BOP 商务的
特点、政府(包括公共机构)职能定位确实需要通盘的、细致的把握和策划。
目前，在 BOP 市场先期介入并成功运作的企业案例不多, 日本“BOP 商务
政策研讨会”的调查资料提供了以下几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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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友化学公司生产的防蚊虫蚊帐，对预防疟疾（malaria 又名打摆子）有较
好的效果，可保持 5 年的药效。通过国际开发组织投放非洲市场并盈利，现在坦桑尼亚投资设厂，提供 4,000 人左右的就业。
・大阪 Poluy-Glu 公司通过向南亚市场投小包散装的高效简易型水质净化剂，
可以改善当地农村的饮水问题并保持收支平衡。
・三洋电机公司向非洲缺电地区投放新开发的小型太阳能-LED 一体型照明装
置，以取代当地的煤油灯照明,获得国际援助机构的大批订单。

应当看到，其实与成功的事例相比，失败的事例更多。综合来看，除了产
品定位、技术方式选择、价格、营销方式等问题之外，投放国(提案企业)、BOP
市场所在国的政府和 BOP 群体、国际经援组织之间的协调是否妥当也是决定事
业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目前在日本推动 BOP 市场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尤其是企业高层对开拓 BOP 市场意义的认识不一，共识度较低，也缺少与 NGO 或国际组织合作开发市场的成功经验。
根据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对 4,700 家会员企业首脑所作的 2009 年度“企业的社会责任”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企业“可以通过创造市场消除贫困”、“对社会的贡献有助于企业获取未来的收益”、“企业应该与 NPO·NGO 多对话、多沟通、多合作”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不足 10%。
由此可见，日本的 BOP 市场计划能否有效展开,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大企业CEO 的决策意识。
目前的 BOP 商务平台的作用尚停留在启蒙和实验阶段。

３．日资对中国 BOP 市场的评价
日本对中国 BOP 市场的研究、定位尚处在探讨阶段。中国国内也缺少针对
利用外资开发 BOP 市场的专题研究。
仅在 2010 年 6 月由笔者、经济产业省近畿局、日本机械出口协会于大阪主持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研讨会通过分析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对内陆地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启动和影响，并对比低价位山寨手机市场的兴起案例、安利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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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万下岗女工培养安利女士发展业务、阿里巴巴联合内陆零售店运营网上代
购业务、农行小额贷款等国内企业开拓 BOP 市场的案例与日本企业的特点进行
了比较，认为中国是 BOP 市场当中最具实践意义的舞台，拟加速推出面向中国
的具体策划方案,作为强化 BOP 商务平台的重点内容。
另一方面，尽管对中国的商机持肯定态度，但由于日本目前已经在中国沿海地区拥有大量的投资储备的市场运营成效，将 BOP 另行分类重新布点的意义
不大。
而在中国市场的企业业绩来看，高端和中端的市场份额极大，尤其是 80
后、90 后组成的新中间层是日企长期争取的客户对象。对 BOP 市场的开发经
验远不及中国本土的民企。大多企业担心会事倍功半。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十二・五”计划，内陆地区的开发进度开始出现较大的调整，以城市化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计划也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结合
中国-东盟贸易协定（ACFTA）、大陆-香港经贸协议（CEPA）、大陆-台湾经贸协
议（ECFA）的正式启动，将中国的 BOP 市场放置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框架中重新审视的话，不难发现其具有的发展潜力，这也是日本企业施展比较优势的
可靠依据。

４．结论
通过战后长期的赶英超美,日本于 1965 年登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经历了 1990 年代之后泡沫经济的无情冲击和接二连三的政策失误,
失去的 20 年时光消磨了日本的大国信心；2008 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又造成了日本经济附加价值创造链的主力市场的流失;而透过少子老龄化现象带来的对国内市场需求的乏力表现更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冀望。
在此背景下，BOP 市场议题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现实的经济对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代表了日本积极回归早期曾重视过的秉持长远发展路线的立场。
客观而言，从近期的日本企业家国际经营意识的问卷调查情况来看，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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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市场、回避价格竞争、规避风险原则、对新兴市场的有条件介入、质量和
功能至上原则、国内同行的紧盯战略仍旧是企业决策的基本特点，在区分新兴
市场与国内市场属非同质性市场的认识基础上合理重组国际发展策略且根本调整企业经营资源配置的改革型企业为数并不多。BOP 市场能否成为日本企业重视的新领域，尚需时日观察。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或许这次日本的主动出击会有一个好开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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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筆者紹介渡辺直土（わたなべなおと）
近畿大学・非常勤講師
川口幸大（かわぐちゆきひろ）
東北大学・文学研究科・准教授
日野みどり（ひのみどり）
同志社大学・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教授
三好恵真子（みよしえまこ）
大阪大学・人間科学研究科・准教授
竹内俊隆（たけうちとしたか）
大阪大学・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
許衛東（XU Weidong）
大阪大学・経済学研究科・准教授
田中仁（たなかひとし）［はじめに］
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楊霊琳（YANG Linglin）［翻訳・渡辺論文］
大阪大学・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王先頴（WANG Xianying）[翻訳・川口論文]
大阪大学・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前期課程修了
呂婷婷（LU Tingting）[翻訳・日野論文]
中国 吉林大学大学院・修士課程，
金城学院大学留学生（2010 年度）
張婷（ZHANG Ting）[翻訳・日野論文]
中国 吉林大学大学院・修士課程，
金城学院大学留学生（2010 年度）
袁暁今（YUAN Xiaojin）［翻訳・三好論文］
大阪大学・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金晶（JIN Jing）［翻訳・竹内論文］
中国 華東師範大学・外語学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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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集委員会青野繁治（言語文化研究科），片山剛（文学研究科），木村自（人間科学研究科），許衛東（経済学研究科），坂口一成（法学研究科），思沁夫（グローバル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センター），田口宏二朗（文学研究科），
竹内俊隆（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高田篤（法学研究科），高橋慶吉（法学研究科），田中仁（法学研究科），堤一昭（文学研究科），福田州平（グローバル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センター），宮原曉（グローバル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センター），三好恵真子（人間科学研究科），山田康博（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林初梅（言語文化研究科）

日中台共同研究「現代中国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 ③

中国革命・社会変容と世界―贛州会議中国語論文選―
2014 年 2 月 20 日発行
編者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560-0043 大阪府豊中市待兼山町 1-6 大阪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内c-forum@law.osaka-u.ac.jp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
印刷・製本

㈱アイジイ
OUFC ブックレット 第４巻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oklet.htm
ISSN 2187-6487（オンライ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