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言Ⅱ②总体讨论意见江沛

需要交待的是，本人并不是这三篇论文最适合的评论者，它们的论述不少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但我个人对这些都有兴趣，平时也有一些关注，加上会议指定评论，所以在此不揣浅漏，谈一些不成熟的感想。

１．关于梶谷怀教授的文章：
我不懂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此文以当代中国经济中呈现出的三个
严峻“风险”案例为中心展开论述，它们分别为：“影子银行”导致信用危
机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债务导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政府的经济干预造成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影子银行所指的通过银行通过信托公司进行信托投资、融资，以及民间
借贷等形式，这些在中国都是十分普遍的。据说不少信托公司都有地方政府的背景，地方政府融资通过信托托公司进行，因此表面上看银行业与地方政府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的贷借款关系。实际上，不少投资于大型房地产
业、公共事业的资金，都是地方政府借于信托公司的。所以，银行表面上没有那么多的政府贷款，也没有那么多的风险，实际上地方政府借贷不还或无力归还的事情到处发生，风险如何，局外人难以评说。如由铁道部变化而来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之时即负债4万亿，但全国性的铁路投资仍然在持续。对于中国政府而言，GDP增长超过7%即可以顺延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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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持续拍卖土地还债，导致房地产市场持续上涨。但金融的黑洞只能持续
使用印刷货币来弥补，导致近年来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文章最后，笔者对以上三个案例中共同存在的“系统与风险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考察其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该特征与中国经济整体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梶谷怀教授敏感地发现了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其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其金融系
统内的借贷分离问题，即债务由地方政府官员借贷形成，但官员并不承担金融风险，国家及地方政府也不会有走到财政破产的可能性。如吉林大学曾借贷40亿元用于校区建设，南开大学曾借贷7个亿，但最终均无法还贷，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还贷，但校方均十分清楚，在中国，学校与银行都是
国家的，国家不可能让学校破产，也不会让银行破产，所以最终这些债务要么持续下去，要么形成呆坏账，最终以发行货币了事。
关于中国企业“结构的不确定性”问题，个人也不太清楚。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能只看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及大型国有项目的技术型投
资还是十分多的，比如在天津开放区，不少大型国有项目都着眼于高新技术
的开发，而广东的密集型企业生产模式已经落伍了。此外，各地政府都有GDP
的任务，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密集型企业已经开始向中部或西部转移
的过程。企业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是市场经济下的日本所难以想象的，二者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市场化、城市化的转型阶段，有一个广大的市场，有众多的人口，因此经济持续增长的压力很大，但也用一个很大的市场可供应。个人认为如果不出意外，再增长十年尚有希望。

２．关于思沁夫教授的文章：
中国环境问题是一个令人关注且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个人十分关注，但又难以说清。思沁夫教授的文章从庞大的人口出发（2020 年 14-15 亿）
，谈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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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环境难以承受，必须从国际上进口大量资源。此外还有水资源、农业、核电
站、水库、传染病等问题。他的环境概念应该说十分宽泛，也与人类环境认识
不断深入有着密切关系。他的论文提供了大量数据，较为令人信服地谈及了中国环境恶化的严重性，这些我都同意。
1988 年，中国曾出版了一部名为《山坳上的中国》的学术著作，当时以美国式生活标准论及中国现代化的追求，认为以中国所藏资源，根本无法支撑
超大的工业化生产以使中国人过上美国式的现代化生活。此书曾被主张现代化发展的一些专家批判，也并没有引起环境学家和公众的关注，但我当时看后觉得十分震动。25 年过去了，中国在 30 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因无有效的权力监督、法律管理而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与环境相关的法律近些年开
始大规模制定，环境问题也在不少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一些地区如厦门、昆明甚至出现了全市性的反对 PX 项目落户的抗议活动。然而在最关键的法律落实问题上，却由于地区政府对于 GDP 的变态追求、对于个人政绩的过分看重而形同虚设。一些贫穷地区的环保部门，甚至明知工厂排放有毒工业废水而
不制止，背景却是每年可以获得排放废水工厂上交的环保费以自肥。
此外在中国，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与中国人极为现实的价值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极其错位的现代生活理解：富裕、幸福与现代化的器物拥有量成正比，似乎只有豪车、别墅、电器才可以体现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对未来及子孙负责的绿色生活态度。这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观，是推动着中国社会刚刚富裕即
陷入过度浮华的浪费中。而政府却在政治稳定的思维中极力鼓动以消费拉动生产，从而事实上形成了碳排放量的巨大增长。
由于党国体制的长期控制，中国社会缺乏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如工会、农
会各行业协会均多在中共的控制范围内，它们均无法实现为行业、职工利益寻
求斗争的可能性。而目前媒体对于环境问题的报道也是有选择性的，微博是一个中国社会新的舆论空间，它正在成为具有一定制约力量的舆论。
当然，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环境文明的新提法，在国家项目层次上也
设置了大量项目进行环保的研究，基于民众的压力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区域性疾病、民众生活安全等问题，也在进行着积极的解决。山西、河北等地大批山岭都已经完全绿化，三北“防护林”也正在发挥作用，最近几年京津地区的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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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发展所需能源可以通过大量进口来寻求解决之道，这样势力推动全球性的能源价格上涨趋势，也势必带动全球性的能源危机的加剧。所以中国的发展，尽管它解决了 14 亿人口的生活问题，减少了动荡与革命的危害，但对于世界并不完全是好事。

３．关于三好教授的文章：三好老师一直以来都在关心着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过去的毒饺子事
件到今天的食品安全结构问题，十分难得。中国食品安全引发的日本消费者的
信任疑问、在中日经济关系难以分离的现实下如何建设中国进口食品保障体系，
应该是三好老师的主题吧。其实这个话题与思沁夫教授的文章有一些共同之处：
实质上都是一个广义上的环境问题。
贯穿全文的是鲁曼的“信任理论”的若干概念及研究方法，个人认为这种研究是具有极大价值的。中日双方的不信任关系是由多个因素组成的，食品安全只是其中之一，但小事件往往会积累起来影响到对于众多问题的持续性影响，甚至会扩大两国关系间的诸多不信任。此文以小见大之处或其问题意识就在于
此。此外，对于两国基于自身利益的媒体宣传的负面影响，应该积极构建交流
平台以解除误会的见解，都是非常好的。
中国微博上曾有人戏称：不少中国人的化学知识都是通过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而学会的。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有着共同性，即法律
如何落实，权力如何监督。曾有人称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猪肉，十几年来从未查出过瘦肉精成分，对于日本出口的食品尽管出过一些问题，但整体而言要比在国内的安全得多。为什么，监管到位！在中国，不少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如
三好老师所称是一个科学技术不过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在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165驱动下有意为之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如何有效监督的问题（如三聚氰氨添加入奶粉）。因此，这种持续发生的问题，导致中国民众对于国产食品的极不信
任感，所以会出现到香港购买大量奶粉、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无科技含量的争论等。
我个人认为，在对待进出口品问题上，中国相关部门还是有一套管理与监
督体系的，它如果实际运行起来，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可以见效的。如对于日本、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出口货物，都有较为严格的检查管理系统在
运行，毒饺子事件是有人有意为之，这是难免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出口创汇，一旦形成诚信问题，会极大影响国家经济，当然在这方
面会形成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问题在于，这套管理与监督系统并不能运行
到全国的食品安全领域内，所以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在国内，出口品极其少见。
日本人对于来自中国食品的不信任是有原因的，中国人对于国产食品也
是半信半疑。这种不信任感正是在于多个事件出现后，官方不是积极解决、诚信公开，而是采取回避、虚报的态度，致使公众不仅对于食品安全不信任，甚至对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失去了信任。从广义上讲，对于食品安全生产领域
都会产生负面的重大影响，对于中日两国的信任度也是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的。
不过，对于毒饺子事件与中国食品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问题，本人以为，不宜将毒饺子事件的影响过分高估。这一事件经最后查实是生产企业的一名职工
为发泄私愤而投毒。据悉，2013 年 8 月初，5 年前发生的日本毒饺子案在石家庄中院正式开庭审理，希望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吧。应该认为，虽然最近几年来中国食品问题接连爆发，但就其投毒性质而言，毒饺子事件本质上具有偶发性特征，所不同的是大量披露出来的食品问题，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中国
消费者，而毒饺子事件之所以具有更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受害者中有日本消费者。
最近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生产的奶粉也出现了重大问题，但并没有数据表
明已影响到两国关系及双方的信任感。何以毒饺子案件会对日本国民造成如此
大的心理影响？这一事件的发酵与长期以来中日历史问题的争论、中日两国国
家利益争执、领土问题争论等的关系是什么？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是否源自中国
国力增强后的紧张感呢？毒饺子案可能正是适时出现的一个导火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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