コメントⅡ②

关于综合青年学者论文主题及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江沛

此次会议共有王东（日清战争前中朝关系——以 1886-1889 年中朝关于釜山电报线之争为例）、邹灿（从卢沟桥事变至第一次近卫声明期间日本的对华政策、宣传与战争认识）、菊地俊介（抗战时期在华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王坤（《人民日报》报道中的日本形象——以 1980 年对华 ODA 报道为中心）、周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认识——“对日新思维”论争浅析）、马瑞洁（《人民日报》中的日本形象）等 6 篇论文，论述了 19-20 世纪间的中日关系，各有特长，一些论文还具有新意，发人深省。
王东的论文谈及中朝釜山电报线铺设中日本试图减轻中国对朝鲜控制力、朝鲜力求通讯自主权及日本对朝鲜施压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幕后交易，让我们看到了东亚三国间利益与矛盾交织与争斗。邹灿的论文，讨论的是第二次中日战
争初期日本对华政策及对战争认识的变化，这一时期是日本对华进展顺利、“中国灭亡论”高涨的关头，也是日本对华不断寻求解决事变、停止战争的过程。
菊地分析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变化过程。这三篇论文关注 1895年日清战争之后中日关系变化最为剧烈的 50 年间中日在东亚国家关系上和两国间的直接较量，是极有见地的，也是认识今天中日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这
样的研究越多，相信会有的理解。
王坤与马瑞洁不约而同地以《人民日报》为个案，讨论中国官方或主流媒
体对日观感，英雄所见略同。周妍则以新世纪初围绕由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等为首的所谓“新思维”派言论引发的国内相关论争进64

行评论。个人认为，两位抓住了当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舆论引导。双方国家的舆论不管有无国家干涉，基本上都不会脱离民族主义立场。日中民间与学界或许会有不同理解，日本会有个别的公开表达，但中国的表达或许在网络的论坛里，未必如大家所想是官方意志，实在是难以触及民众
普遍的心理底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引导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甚至逐渐成为了中日两国关系博弈的一个筹码，同时民众意识的固化又是阻碍两国关系突破的障碍之一。这样的分析值得赞赏。
下面，借机谈谈我对 19 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几点认识，更多的是中国角度去看。

1. 19-20 世纪间日本何以与中国一战？
1000 年以来，中日关系可以用中国文明影响日本来概括。由于两国均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没有便利的交通，双方交流十分不便。双方没有国家利益间
的冲突，难以形成国家关系上的好恶与争夺。元代对日本的进攻以及丰臣秀吉
对朝鲜的用兵，只是双方利益在边缘地区的偶尔碰撞，双方关系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进入近代，日本与中国相继被欧美列强打开大门。日本在拒绝中意识到了
自身的落伍并率先主动开放国内市场并引入工业生产技术，从而凭藉“明治维新”增强国力。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利用，资源与市场都成了日本发展最大的瓶颈。正是经济现代化本身的规律，推动着日本向外扩张。而日本资源匮乏、
国土狭小及孤悬海外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其必然向外寻求“生存空间”，也决定了其只有向朝鲜、向中国大陆扩张。此时，身负悠久历史文明包袱的中国，难
如日本迅速意识到自身与世界近代文明间的差距，仍然挣扎在“体”与“用”的论
争中，延误了现代化的进程，也与日本在国力上拉开了距离。当日本的强势与扩张遇上了弱势又顽固封闭的中国时，战争就是难免的了。

65

2. 中日国家地位转换及两国关系的再逆转
以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长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及国家关系体系，逐渐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末
至 21 世纪初。其中因 1949-1978 年毛时代中国的自我封闭，除了民间贸易外，双方关系近乎断绝。
从今天来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视为对今日世界和东亚格局影响最为重要的事件。中国在此后 30 年间，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成为东亚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双方贸易增大，围绕能源、经济、贸
易、生态及体制的摩擦渐多，中日同处东亚，有共同利益但竞争日多，如台湾、东盟、钓鱼岛、东海油田等问题。双方民众的心态在舆论引导下渐生变异。21世纪初，中国成为日本主导东亚格局地位的强有力竞争者，这是 1895 年后固化的中日国家地位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格局的改变，是中日国家利益发生冲
突及中日关系恶化的关键性因素，日中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心态调整期。日本人
失落但冷静、表现出了超强的现代民族素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少数。中国人得意而浮躁，整体国民素质较差，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在全国不断流动。反对一切战争的理由里，现代意识也混合着的道德中心主义理念。

3. “华夏中心主义”悄然抬头
在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中，中国人是以道德为指标，以中国为天下中心
向四周划同心圆的方式认知世界的，如果可以做到“以夏变夷”，夷是可以并入
体系的。所以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日本人不同，它并无明确的界线，有一些世界主义的意味在内。
1978 年之前，中国对于亚非拉国家的无偿援助，都有一种天朝上国心态
在内，表现出一种道德至上意识。对于日本的认识，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现代经济强国的意识，仍以农业社会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去等同国力的强弱，心底时有一种“蕞尔小国”的蔑视，但同时又因近代以来中日战争创伤之巨而对日本66

保持高度敏感。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 总量这一指标，部分满足了中国人那种重返世界强国行列的民族自豪感，也是基于“天下观”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有向极端民族主义演变的基础。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时代曾公开与欧美、
苏联、日本对抗的孤立外交政策，恰恰成为一些所谓的“愤青”高唱民族主义赞
歌、无视时代转换的心理润滑剂。
“华夏中心主义”骨子里还是一种天朝上国心态，一种俯视周边的傲慢，一种不能真正平等看待国际关系的落伍价值观，在某种背景下，也极易演变成为
文化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泛滥的根基。

4. 夹杂民族主义情感、难脱国家立场的论争难以客观面对的中日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究竟应该如何化解双方的敌视
与误解，以避免走向战争呢？
从历史上看，今天中日关系间最大的问题在于两国地位变化及其趋势的深远影响，它所造成的心态失衡及不安全感，会极大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感。这
种状况还会持续，但可以通过不断的交流努力化解。其次，东亚文明的一个缺
陷在于政治主导社会与民众，舆论于其中缺少操守的搅动也是一大问题。如何
能让双方国民特别是中国国民独立思考、超越国家政治局限、从人类发展与文
明进步思考问题，可能是一个关键。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有形无形的“反日教育”，在延续仇恨的同时并没有反思战争带给民众的深重灾难。这种东西无时不在，当它与低下的国民素质相结合，是不能指望对日本有一个善意而清醒的理解的，也会影响着政治家的判断与决策。那么日本呢？体制决定着舆论影响民众，民众影响政治。如果需要以强势表达日本并没有失落的心态占上风，政治家一定会适应民意。所以有时并不想战争的民众会不自觉地推动着时局的日益紧张。
严格而言，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不应该成为影响现时中日关系的障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中日历史问题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解67

决？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在中国，不少人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原因，一是美国对日本支持并力求在亚洲遏制中国，二是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的措施，是在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三是日本没有彻底反思战争责任，没有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在日本呢？我不很了解。但德国战后与相邻各国关系的处理，至少可以做一个参考吧。毕竟欧盟内部似乎并不总是在讲战争责任与历史问题吧。
在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心态极为复杂。其一似乎极少有人担心日本会对中
国安全构成威胁，但历史上中日战争的阴影仍是心底之痛；其二，对日本的恶
感主要源于历史问题的反复发酵，常视日本人反复无常。其三则是对日本现代化成就的羡慕及对日本国民素质的尊重。在日本，我不清楚主流的见解是什么？
或许是担忧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吧。总之，夹杂着民族主义情感的思考，难逃站在国家立场的不客观论争，只能增进不信任与误解。
当然个人认为，由于时代进化至 21 世纪，各种国内外因素与条件决定着
中日两国相互依存又矛盾重重，两国经济总量相加占世界第一以及世界经济中
心重返亚洲的可能性，决定着中日必然竞争依旧但也不至于把两国关系推向恶化甚至战争的边缘。要幸福的生活，要稳定的经济，要和平相处，应该是两国民众超越政治纷争的共同心愿！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