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Ⅰ《青旗》报关于成吉思汗庙的记记娜仁格日勒

満洲国時期，蒙民厚生会のきもいりで，モンゴル人の総意にもとづき，金川耕作らの日本人の尽力によって東部内モンゴルの中心地王爺廟（現ウランホト）の台地にチンギス・ハーン廟（成吉思汗廟⁄チンギスンスム）が建立された。この廟にはチベット仏教寺院の建築様式と清朝宮殿や日本の皇室建築などの建築様式が取り入れられている。この廟の創建は，のちに「東のチンギス・ハーン廟，西のチンギス・ハーン陵」といわれるように近代モンゴル人の精神世界に対して持つ意味が大きく，モンゴル民族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にもかかわり，民族的意識を喚起するも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の廟が創建された経緯とその文化遺産としての性格については，不明な点が多い。今日の内モンゴルにチンギス・ハーンの廟に関係する資料は残されていない。戦後，中国の政治情勢のなかで関係資料は紛失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状況のなかで，日本側に保存されている文献資料は貴重である。本稿では満洲国時代のモンゴル語新聞『フフ・トグ（青旗）』紙に記載された関連情報を確認し，その内容の一端について述べる。

奉建成吉思汗庙是对近代蒙古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创举。“西有成陵东有成庙”或“东庙西陵”的意识观念，作为近代蒙古人的历史记忆，已经构成了成吉思汗祭祀仪礼中的一个重要表征。1956 年重新建造的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继承了成吉思汗庙的结构和布局。2006 年为纪念成吉
思汗即位八百周年在乌兰巴托建起了成吉思汗宫殿，其外形与成吉思汗庙极其相似。成吉思汗庙作为成吉思汗纪念碑这一“不朽作品”的祖型一直得以传承。
但是，有关建造成吉思汗庙的历史研究尚未深入，专题论文极少。其中原因固97

然很多，资料欠缺是根本原因。相关研究工作不尽如人意，成吉思汗庙建造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未得以明确，众说纷纭。
笔者在搜集整理 20 世纪 40 年代相关文献资料时发现不少有关成吉思汗庙的记载，但是这些史料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根据《köke tuγ》（青旗）报的记载，力求进一步具体了解成吉思汗庙的创建过程，以期解答学
术界尚存争议的一些问题。

１．奉建成吉思汗庙设想的提出对成吉思汗庙建造背景，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作为特殊事项，宗务院成立后，蒙民厚生会几经斡旋及根据满洲国内蒙古人的全体意志，1944 年 10 月在兴安（原王爷庙）的高地上建起了壮丽的成吉思汗庙。
自那以后，不仅国内蒙古人，以蒙疆的德王为首的国外蒙古人也前来参拜，参拜者年年增加，对振兴喇嘛教做出了贡献” [満洲国史編纂刊行会 1971：1283] 。
实际上，在当时的东蒙古政治文化中心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成吉思汗
庙奉建之前，相关祭祀活动一直在进行。但是，当时成吉思汗祭祀活动存在规模较小，祭祀时间不统一等情况。《青旗》报指出：“以前开展纪念成吉思汗诞辰活动都选择阳历五月一日或者阴历四月初六，是不准确的。应该统一在阴
历四月十六日进行纪念成吉思汗诞辰活动”[kt.7,1941.4.28(3)]。1941 年兴安南省在王爷庙举行成吉思汗诞辰祭祀活动，兴安省省长寿明阿，少将甘珠尔扎布和教导队长金川耕作带领王爷庙千余蒙古人参加了活动，省长寿明阿宣读了祭
文[kt.10,1941.5.24(2)]。同一期《青旗》报还刊登了蒙疆政府开展纪念成吉思汗
诞辰祭祀活动的消息。从这些记载可见，最晚从这一时期起，东蒙古与西蒙古
统一选定在阴历四月十六日进行成吉思汗诞辰的纪念活动。
在此稍做复述，以王爷庙为中心的东蒙古成吉思汗诞辰祭祀活动从 1939年开始逐年扩大。自 1940 年起，成为王爷庙固定的祭祀典礼。由于以前每年
进行祭祀活动时，人们感觉到没有固定场所进行祭祀，活动规模小、影响也受较大限制[kt.152,1944.10.13(2)(3)]。因此，1941 年 11 月 6 日，由“兴安军官学校校长甘珠尔扎布、兴安南省省长寿明阿和玛尼巴达喇先生出面邀请王爷庙特98

务机关长金川耕作等各部长官召开座谈会，商讨并决定建设成吉思汗庙，准备召开筹建委员会会议”[kt.33,1941.11.1(3) ]。据《蒙民厚生会留学生会报》记
载，先由蒙古方面代表提议创建成吉思汗庙，以作蒙古民族的精神基础，与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进行协商，金川耕作表示赞成，并与政府中央及关东军交涉，获得了建设资金和物资。该庙的创建是由日本有识之士为帮助蒙古人
统一而提出的(1)。
于是在 194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成吉思汗庙筹建委员会会议，制定了“成吉思汗庙筹建委员会制度”，成立了由巴达玛拉布坦（兴安局总裁）担任会长，甘珠尔扎布（兴安军官学校校长）担任副会长的“筹建委员会”，委员由第九军
管区、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兴安各省省长和厅长、各旗长、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专务理事、青旗社长、喇嘛教宗团团长、总裁齐木德色木丕勒、扎噶尔参议等人组成。筹委会办事处设在蒙民厚生会，玛尼巴达喇担任主事官，下设总务股、基金股、建设股和会计股。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等日方官员担任顾问[kt.152,1944.10.13(3) ]。《青旗》报的记载与那木斯赉扎布回忆录中“玛尼巴达喇担任筹建委员会副会长，并分成总务、资金、工程三个股” [涂波等1989] 的说法略有出入。

２．成吉思汗庙的创建过程关于成吉思汗庙的建设，1985 年，张存余撰文指出：“成吉思汗庙是康德七年（1940 年）5 月 5 日破土兴建的，于康德十一年（1944 年）10 月 10 日举
行落成典礼” [张存余 1985]。1989 年出版的《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记载：“成吉思汗庙于 1939 年（康德七年）5 月 5 日破土，1944 年夏季集工，同年 10 月10 日举行落成典礼”[涂波等 1989]。
2002 年出版的《蒙古民族通史》则称“1941年 5 月破土兴建，1944 年夏季竣工”。[白拉都格其等 2002：436] 2011 年刊行
的《蒙元文化研究》仍讹误，认为“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始建于 1941 年 5 月5 日，1944 年 10 月 10 日竣工”[古月 2011]。
事实上，1942 年 5 月 5 日，兴安南省省长博彦满都、蒙民厚生会会长玛
尼巴达喇等军政要员齐集成吉思汗庙的建筑预定地点—王爷庙。这一天是阴历99

3 月 21 日，即成吉思汗大祭之日，参加者奉祭了成吉思汗，同时举行了奠基仪式[kt.60,1942.5.9(3)]。《盛京时报》曾报道预定动工日期为 4 月 1 日，但从《青旗》报道可知，后来改为 5 月 5 日。
成吉思汗庙建设工程于 1942 年 5 月 5 日开始动土，建设工程预计 2 年。
王爷庙特务机关援助 2 万 4 千袋白灰。但由于建设方案由满洲国政府几次改动和审查，当年只完成了外围墙工程，翌年（1943）完成主殿第一层工程，1944
年 7 月 20 日完成主体工程，因为预定当年 10 月份举行落成典礼，所以，施工者们日夜加班，加快了工程进度[kt.152,1944.10.13(3)]。
“计划成吉思汗庙筹建资金为 100 万圆”，后改为 160 万圆，最后又增加 1
5 万圆，共计 175 万[kt.152,1944.10.13(3)]。资金来源为“居住在满洲国境内的蒙古人每人捐资 5 角”以及其他捐献款项。对于各地蒙古人踊跃捐款的情形，《青旗》报及时作了报道。
“科尔沁右翼中旗支持成立成吉思汗庙奉建委员会，并召集旗内社会名流举行会议，号召大家捐款建庙。结果，民众踊跃提供钱财，不出数十日，便募得超出预料的捐款”[kt.58,1942.4.25(3)]。 兴安西省奉建委
员会到各旗募捐，共获捐款 15 万圆，这只是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的捐款，而扎鲁特旗、奈曼旗尚未统计在内[kt.87,1942.12.23(6)]。另外，“蒙疆政权”一次捐资 10 万圆，该政权还另作了 1000 万圆的捐资预算[kt.136,1944.5.3(1)]。
各地蒙古族青少年组成“成吉思汗庙奉建勤劳奉仕队”，赶赴施工现场进行义务劳动。预计 10 月份举行落成典礼，为了赶在计划内完工，从 8 月末开始夜间作业，夜以继日全力施工。成吉思汗庙比预定晚了约１年时间，于 1944年秋落成。威容壮观的正殿是钢筋混凝土构造，正面中央矗立着高 30 米的“圆顶方基”大殿，两侧是延伸全长 70 米的回廊。两侧各有小殿一座，分别作为“参考室”和“博物室”，室内壁面上描绘成吉思汗一生事迹 (2)。
成吉思汗庙的造型雄伟壮观，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正殿是明治神宫和藏传佛教寺院结合形式而构成。该庙设计及施工，实际上是由满洲国营缮建筑局的日本工程师完成的。设计单位为建筑局造营科，具体任务由葛冈正男等人
承担[越澤明 2002：252]。越泽明的《满洲国首都计划》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日本败战的前一年，1944 年 10 月，满洲国西部（东部内蒙古）的王爷庙之上竣100

工了成吉思汗庙。建此庙时，采取了部分藏传佛教寺庙的建筑处理方法。建筑内部模仿东京神宫外苑圣德纪念绘画馆的做法，绘制了一组描绘成吉思汗一代记的壁画。该庙的建设使蒙古人对满洲国的感情好转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越澤明 2002：253]。另据春日行雄《日本与モンゴル一百年》记载，王爷庙成吉
思汗庙的设计长为今村三郎，施工长为大石长次郎[春日行雄 1993：155]。这
些记载与在内蒙古流传的“成吉思汗庙施工长为丁哈尔扎布，总设计为蒙古族
画家耐勒图，该庙基本上是仿照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庙的建筑形式”[涂波等1989：282]等说法有较大出入。

３．成吉思汗庙落成典礼盛况1944 年 10 月 8-9 日，举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庙落成典礼暨临时大祭[ykt.
2-6,1944,94]。此次盛典空前隆重，前来参拜者多达 5 万人[ykt.2-6,1944,107]。
内地、军方及蒙古自治邦代表等贵宾 100 余人、各旗县代表 800 余人、蒙古青年团及各学校学生 500 名，还有自愿前来参拜及军人、公务人员，共计 50000余人。乌珠穆沁、克什克腾和呼伦贝尔的牧民或骑马或赶着勒勒车经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王爷庙，参拜成吉思汗庙，在洮儿河畔安营扎寨，牛羊成群，商贾云集。铁路方面在王爷庙附近临时设置站点，方便朝拜者出行[kt.152,1944.10.13(2)；ykt.2-6,1944,107]。10 月 9 日，以藏传佛教和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形
式举行了“临时大祭”。上午 9 时 30 分开始，1500 余人出席大祭仪式，由主祭
巴达玛拉布坦奉读祭词，随后依次奉上哈达及各种供品，进行祭火、祭马、祭兵礼仪和献酒，接着将据传是长生天授予成吉思汗的梭镖（tegri-yin yildu）供奉灵前，并举行献灯、献炉等仪式后，合唱圣歌，整个仪式 11 时 50 分结束。
下午进行了蒙古摔跤、赛马比赛和文艺演出等活动[kt.153,1943.10.23(3)；kt.15
2,1943.10.13(2)]。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正在进行野营训练的蒙古青少年 4000 余人来到成吉思汗庙正殿前，在国内外来宾注目下举行了“蒙古青少年崛起大会”。大会总司令为博彦满都。上午大会结束。10 月 11 日，青少年野营团来到兴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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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的展览会场，参观了蒙古青少年有关时局的作品，12 日举行了解散仪式
[kt153,1943.10.23(3)；kt152,1943.10.13(2)；ykt,2-6,1944,94]。
为配合成吉思汗庙的落成典礼，筹建委员会编辑蒙古语小册子《成吉思汗箴言集》，分发给牧民，并制作了纪念章。1945 年 3 月，兴安总省利用各旗旗
长参加蒙民厚生会商议会的机会，商定了《成吉思汗庙祭奠纲要》。“成立成吉思汗庙祭奠委员会，会长由巴达玛拉布坦总裁担任，副会长由博彦满都总省长和兴安军官学校一名军官担任。成员由兴安北省，喇嘛教宗团、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以及各旗县长、师旅团长组成”。主张祭祀仪式应遵循伊金霍洛的规矩，但应避免与国家法规发生冲突，摒弃陈旧繁文缛节。祭祀费用来源“以自主解决为本，总省适当补助”。祭祀活动坚持“年祭、月祭、日祭”[kt.166,1945.3.3(3)]。
在东蒙古人的心目中，奉建成吉思汗庙无疑成为全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唤醒民族意识的精神依托。成吉思汗庙的影响超越了东蒙古的范围，在东西部蒙古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意义。1944 年 3 月，蒙民厚生会专务理事玛尼巴达喇前往德王府，参加蒙疆政府兴蒙委员会月例会畅谈“提高决战之精神、统一振兴蒙古的认识、振奋自我精神、加速奉建成吉思汗庙工程进度”，并接受了蒙疆政府捐助奉建成吉思汗庙善款 10 万圆[kt.136,1944.5.3]。成吉思汗庙落成典礼时，蒙疆政府高级首脑参拜团参加了典礼。
注(1)《蒙民厚生会留学生会報》第 3 号，1944 年 11 月 135 頁，转引自田中剛《成吉思汗廟の創建》，森時彦編《二十世紀中国の社会システム》2009 年。
(2) 关于成吉思汗庙落成庆典活动在田中刚的专题论文《成吉思汗廟の創建》（森時彦編《二十世紀中国の社会システム》2009 年)中有较为详实的论述，其资料来源主要为《蒙疆新报》1944 年 10 月 25 日-27 日的报道《成吉思汗庙落成临时大祭·盛典参加记》(2)-(4)。
参考文献《フフ・トグ（köketuγ/青旗）》[kt]：7-166 号（1941-1945），青旗報社，満洲国・新京。
《イケ・フフ・トグ（yike köketuγ/大青旗）》[ykt] ：1 巻 6 号（1943），2 巻6 号（1944），青旗報社，満洲国・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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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2002）《蒙古民族通史》第 5 卷（下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达瓦敖斯尔（1988）《我的经历见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31 辑。
古月（2011）《成吉思汗庙祭祀仪式》，《蒙元文化研究》（内蒙古蒙元文化研究会主办）第 3 卷。
江川（1995）《反法西斯斗争的丰碑》（下），《兴安日报》1995 年 7 月 25日。
涂波、那木斯来扎布、佟巴图（1989）《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伪满兴安史料》。
乌兰（2007）《兴安风情录》（上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张存余（1985）《成吉思汗庙简史》，乌兰浩特市志编委会办公室编《乌兰浩特市志通讯》第 2 期。
春日行雄（1993）《日本とモンゴル 100 年》アジア博物館・モンゴル館。
越澤明（2002）《満州国の首都計画》筑摩書房。
田中剛（2009）《成吉思汗廟の創建》，森時彦編《20 世紀中国の社会システ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現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
満洲国史編纂刊行会（1971）《満洲国史‧各論》《チンギス•ハーン祭祀：試みとしての歴史人類学的再構成》，楊海英（2004）
風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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