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Ⅰ②

中国的环境问题
―风险，保护,互动思沁

夫

1．世界在可持续性社会的“途中”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从美国环境保护的思想和运动来看，环境保护经历了三个大的转变过程。首先，在追求经济生产的阶段，只考虑环境的效益，并不考虑环境问题和追究环境负荷的责任。其次，最初的环保是由对原生态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而开始的，后来逐渐加深理解和思想的深度（即ディープグリーン：深层绿化），也就是说，开展了包括改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内的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最后，环境保护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以大量
浪费和严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对非持续性开发的抗议和保护人类,自然界和自己的生活的，参与式,民主式,对话式的草根运动.随着政府和企业之间对立的缩
小、关系的模糊化，由市民展开的环保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普及和影响扩大了。
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人口增加，应该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挑战已经开始了，还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策略和有效
的手段。环境专家摩尔，在关于生态现代化中的环境政策中谈到，环境政策应该由集权的国家官员主导的先污染再治理转向由民众和 NGO（非政府组织）主导、民主的,参与式的,以预防为主的环保方式转换.他认为应该寻求改变由国33

家监管环境,如何使市场激励机制发生作用。总之,环境保护的理念下形成的可持续性发展观是人类伟大的成果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个理念与现实之间有一个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2．中国的环境问题
我一直观察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努力参与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还
没有必要步入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更准确一些说,中国的现状是与可持续性
相背道而驰.
自然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为能影响生态环境到何种程度？在中国，思想、知识和人们的意识都有待于提高。据中国政府和地方的报道，政府对森林的面积、自然能源的利用、食品的安全进行了各种努力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是否真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难以论证。与政府的主张相反地，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断加深，对环境的影响也正在不断地扩大。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来说，比起环境的根本变化不如重视稳定社会和组织的影响力。中国的环保教育是通过
中国的环保 NGO、环保机构、教育机构来推广普及的。然而,事实上中国环保活动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如果不大刀阔斧地转向环保，那么个别的成果也会变的徒劳，无法阻止环境污染的扩大。
1）人口问题：从表 1 可知，中国 1960 年以来人口增长显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 7 月实施）为 6 亿 9000 万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 年 7 月）的人
口总数突破了 10 亿。中国的人口总数 80 年代超过 10 亿后，国家本着抑制人口发展过快的目标，实施了独生子女的政策。
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庞大，80 年代后人口也持续增长着。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2010 年 11 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总数达到了 13 亿 7000 万。
据推测人口将在 2020 年超过 14 亿人，并且在达到 15 亿人口数的顶峰后，中国人口向减少的趋势转换。
在任何情况下，13 亿人~15 亿人的消费需求，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自然34环境的承受限度，所以，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必须提高从世界各国进口
农产品的比例。换句话来说，中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并不富裕。巨大人
口数量带来的内部压力与外力部影响力，可能会导致环境更加紧张，并且增加了风险性。
2）水问题：水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水资源总
量是世界的第四或第五位。但是，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220 立方米，是全球平
均 7342 立方米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这些水资源 80%集中分布在南部地区（长江流域），北部和中部的水资源极其匮乏。更为严重的是，其中 90%的水
被污染了，不能直接作为生活用水来利用（参考表 3）。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
水资源不足与水资源污染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地表水，地下水被过度地利用，正在不断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下沉的现象。土地下陷造成的事故和灾害也频繁地发生。总之,水的问题是,影响 21 世纪中国的大问题,可是如何解决为题,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和理念.
3）农业问题：农业问题在不断地被提升，在本次演讲中我不准备具体说明，有兴趣的人
请参考我的论文。
农业问题一方面问题很严重,另一方面可持续性社会的构思又离不开农业.
因为 4000 年的东亚地区的农业文化里包涵了循环的思想和实践.

３.「风险化」的中国的环境问题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因此客观地看待风险性是不容易的。此外，在全球化的时代，风险的程度和规模在扩大的同时，风险又是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条件和非对称的时空里进行分配的。什么是风险社会的的特征呢。一个是，全球化的条件本身；第二个是，无法从日常来判断和进行风险管理，它
需要依靠专家或者专门的机构。此外，风险社会与民主主义密切相关，和民众
的对话，以及必须考虑以该地区的居民为主体。贝克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应付风

35险社会的方法，但他提到，居民的力量会对风险产生起到一个巨大的防御作用。
中国的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除外），必须抱着它是世界上具有最大风险的问题来认识和对待。虽然我们注意到了个别的环境问题，但并没有过问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环境问题的整体的本质并没有被把握。国家和学会的体
制和研究机制在风险社会中需要调整，而且,改善环境问题的道路还非常遥远和漫长。考虑到以环境问题为重点的实践，要观察共通性和协作的必要性，我们要有评价社会实践的方法。本稿，从思考转向社会实践，并非停止对事物的批判，而是作为新的开端来具体地考察问题，以便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1）核电站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地区的电力普及，电力的需求逐年增加。然而，中国能源的 75%来源于火力发电。中国的煤炭消耗量约为世界的一半（详见图 8）。众所周知，煤炭燃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硫的氧化物，这些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物质。也就是说，大量消费煤炭，而没有完善的处
理技术，是大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在推动
名为“绿色能源”的水利发电和核能发电。
尽管中国的四川省、云南省、广东省和东北地区是地震或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这些地区的核电站建设仍然在进行中。尤其是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所属的南北地震带，像 2008 年和 2013 年发生了 7 级以上的特大地震的那样（参考表 6），已经进入了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活跃期。核电站对中国人民，更甚至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另一方面，2003 年，中国颁布了放射性污染防止的法令。这部法律的专业性很强，制定了防止核设施、核技术、铀矿开发、以及辐射废物的丢弃和污
染的方法。这部法律如何根据地域差异而分别实施呢？关于责任赔偿规定的地区差异的法律体系还未完善。
中国鼓励作为绿色能源的核电站和水利工程的建设。然而，核电站一直有着严重的安全问题，长期来看的环境污染威胁着人们生活和健康。20 世纪 50年代以来，大坝的建设持续进行着，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更是增多了大坝的建设。随着中国最大的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人口达到 70036万人以上。大坝建设的推进派认为，大坝有防洪、蓄水、发电等优点。然而大坝的建设却令无数人们背井离乡。而且，大坝对生态的影响和地域环境的变化产生的众多环境问题并没有被公开讨论。除了建设大坝之外，由于对长江和黄河等“三江水源”的保护、草原的生态系统的恢复、沙漠化和矿山的开发等政策，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等地区的游牧民族和农民的无
法避免地不断地被迫迁移了。住民都迁移到城市的结果，对他们来说仅仅是生
活环境改善了，然而失去的环境、文化、文化遗产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在这里，我们想考虑一下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们。20 世纪以来，“环境难民”这一词开始被大家所认识。虽然现在在中国他们被称为“生态移民”，但这是 1980 年以后才开始频繁地使用的词汇。现有的生态移民是伴随着大坝的建设和故乡的沉没产生的危险性，而被强制地移动的。此外，对游牧民和农民来说，是以恢复自然生态为目的而进行的强行迁移。生态移民相关的内容在《关于现代中国的 13 个问题——中国地区研究讲座（OUFC 手册卷一）》中已有介绍，但中国生态移民的精确数据却不存在。但是，仅就内蒙古来说，大约有 60万人（8 成以上为游牧民）成为了生态移民。如果我们以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有 400 万来考量，生态移民的数量 60 万是一个非常令人讶异的庞大数字。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在福岛核泄露发生后，居民无法选择回归故里，且变得开始担心和忧虑核问题的强大危害。认为核问题催生了“社会的分化”。
在这里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风险面前人人并不平等。贝克说，风险的全球化催生了风险社会的诞生。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风险是社会性的、对地域的情况来说，是不平等被扩大化了，或是任何问题都在深层潜伏着？
2）传染病的问题
2003 年，名为 SARS 的传染病带来的健康危害以及社会的混乱和影响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SARS 被扩大的最大因素是中国的体制。特别是地方政府
隐瞒了事实，中国政府比起步调一致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的是政治上的理由。
由 SARS 得到的教训,WHO 决定，被 WHO 指定的区域内，必须在 SARS 发生
24 时间内发出通告，并有接受调查队伍的义务。WHO 的严格规定体现了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中国政府内的理解、认可、经验以及知识不足是造成社会的37动荡的主要因素。共产党强制管理、封锁，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对中国政府措施的背景，我们可以指出以下的问题。缺乏现代的危机
管理能力、逃避责任而隐瞒情报、蔓延到地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社会现象、不民主的判断和对应措施、无视个人自由的强行措施和与国际社会的不和谐。
2013 年，N7N9 在上海爆发。这一次，在死亡例出现后，中国政府接受了 WHO的协调、支援和指导，没有出现 SARS 那样的事态严重化。
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没有构筑起交流的平台是,议论的狭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学术自身的问题.

4.第三条道路不能说亚洲的基层非政府组织（非政府草根组织）的活动与其影响力比西方显著。它与国家的制约和传统、文化、社会条件的不成熟等因素密不可分。
然而，以国家为中心来考虑环境问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变得严重的同时，却并没有向着全球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改变经济至上主义，但我们已经迎来了理念的大转弯。
在这里，我们以中国作为事例来考察。
不仅是由各个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还有抱着共同的目的而聚集的团体，这里以市民为中心的草根环境 NGO 以及他们对于环保的努力是值得关注的。
欧洲的环保也是从草根民众开始，然后将政府、企业、市场带动起来。在东亚的环境领域所介绍的“绿色地球网络”，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环境 NGO 的实施过程中重要的一点是，有协作、富有同情、并且怀着稳步共生的意识而去运行实施。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组织瞄准一个目标前进的姿态。这对研究来说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因此，我想向大家介绍两个中国草根民众水平的活动事例。
绿色地球网络与自然之友(1)。
註(1)中国环境保护的活动和环境 NGO 相关的活动，请参阅：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编写（2013）《关于现代中国的 13 个问题——中国地区研究讲座》（OUFC 手册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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