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言Ⅲ②

全球化脈絡下東亞風險社會的地方知識與實踐潘

宗億

此一研討會場次三篇論文的核心議題，聚焦於全球化發展宏觀脈絡下，具有「中國特色」之「風險社會」的形成，並分別具體從環境、食品安全與
金融體制等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微觀層面，進行了學理性和實證性探討。
簡言之，三篇論文的論證，涉及全球化脈絡下「風險社會」之形成及其結構
性機制的「地方知識」、「地方實踐」與「地方出路」。其中，思沁夫教授
與梶谷懷教授分別從環境問題與非預期（非正統）系統金融機制（如「影子銀行」與「地方融資平台」），更側重探討中國在經濟發展下所衍生之風險因素，三好惠真子教授則以 2008 年「中國產速凍水餃事件」切入，論證日、中風險信息的選擇性傳達(報導)，如何導致雙方的相互性歧(偏)見，並剖析日方對中國食品「即使安全也不放心」的結構性因素，以及當中傳播媒介所發
揮的作用。有趣的是，三位學者在其中國風險社會形成之結構性因素的討論
中，均涉及中國政府政策面所發揮的作用，體現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的地方性
實踐與差異。因此，本人進一步的評論，將在簡述三位學者論旨的基礎上，具體從「政府決策及其實踐的風險因素」與「全球化下地方性結構差異」兩
個面向切入，解構三篇各有其著重點的論文，從中歸納本場次討論議題的共同焦點，並參照台灣事例進行反思。
中國當代風險社會的形成，就環境問題的惡化、食品安全管理與實踐、
與非預期系統金融機制而言，其背後均可見政府決策的結構性因素，也可見
全球化趨勢下的地方知識與實踐。在〈中國的環境問題：風險，保護，互助〉
一文中，思沁夫教授在介紹全球暖化等生態危機與可持續性發展觀的前提下，進一步具體指出中國在人口、水資源、農業、核電廠與傳染病控制等多方面的問題與危機，直言「中國的現狀是與可行續性相背道而馳」。尤其，在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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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核電站、水壩、與傳染病等「風險化」的中國環境問題時，思沁夫教授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風險的程度和規模在擴大的同時」，地方所面臨的風
險其實是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條件和非對稱的時空裡進行分配」。在此，我將文中所述中國政府為減緩火力發電產生高度煤炭消耗之惡，而推動的水利與核能發電等「綠色能源」政策及其結果，解讀為「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條件和非對稱的時空裡進行分配」的因素之一。誠如思沁夫教授所提，政府倡
議與實際推行核能發電政策，除必須面對地震與颱風等自然生態災害的高風
險因素外，所衍生出台之放射性污染防止法令，仍未能有效根據「地域差異」
提出具體實施的方法與法律體系。是故，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具高風險的
能源政策，東亞各國都勢必予以關注。再者，水利工程與水力發電的建設，
不但產生大量被迫遷徙的生態移民或環境難民，以及「社會分化」難題，其深遠負面影響不僅止於生態環境，更將進一步擴及社會與文化層面，最後進
一步擴大化了「不平等」，而這一切連鎖效應的背後，中國政府政策選擇乃關鍵因素。然而，在全球「可持續性發展」的主流論述下，來自「地方」的中國，是否可能找到折衷「出路」？在全球減碳的大趨勢下，核電能源政策
是否為必要之惡？在減碳與核能安全和核廢料污染之間，是否存在著兩害相
權取其輕的選擇與可能性？能源政策與地方、全球經濟發展的辯證關係為何？
將視野提高到整個「東亞」地區，這些問題的討論又將呈現如何多元的意義
呢？至少，基於近年的社會發展，核能發電的議題，顯然是中、日、台三地
不可回避的困境與難題，誠如福島事件影響的啓示，這是東亞社會共同面對
的風險，但「出路」在哪裡？是否存於思沁夫教授所提示的「第三條道路」
呢？
同樣地，傳染病防治問題的結構性風險因素，亦見來自中國政府的因素。
例如，2003 年 SARS 傳染病得以擴大化，其背後如思沁夫教授所指：缺乏現代的危機管理能力、逃避責任而隱瞞情報、漫延到地方政府和官僚機構的社會現象、不民主的判斷和對應措施、無視個人自由的強行措施協調，與國際社會的不協調。相對 2013 年發生的 N7N9，由於中國政府相對開放的取向，以及全球組織 WHO 的支援，並未如 SARS 般擴大。從 SARS 到 N7N9，我們看到來自地方根源的傳染病之全球擴散，也看到了全球性政治組織介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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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義，我們是否可以說「地方」風險社會的出路就在於全球化的道路?近日，台灣政府也正面臨解決所謂「狂犬病」擴大流行風險的危機，在全球化形成的脈絡下，台灣的問題也不再只是「地方」的問題而已。
在〈中國經濟中存在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一文中，梶谷懷教授一方面指出內在於中國中央與地方金融政策、實踐的「不確定性」外，一方面指出地方性策略與實踐作為「出路」的可能性。在探討中國經濟活動中「不確定」
結構的動機下，梶谷懷教授具體從「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台」、「政府干預之結構化不確定性」等方面進行論述，顯示中國政府的身影及其作用。
在指出中國「影子銀行」與歐美「影子銀行」差異的前提下，梶谷懷教授一
文顯示，中國政府陸續出台若干管理措施，以遏止「影子銀行」業務規模的
擴大，監控其中的潛在風險，但其實成效不大，「影子銀行的融資額度反而日趨擴大」。但論者卻不能主觀斷定「影子銀行」乃中國經濟病根，可視其為「中國金融系統擺脫大型商業銀行的寡頭壟斷、向基於自由競爭的多元銀行系統轉型的過渡現象」。誠然，這是專注「地方」金融體制「知識」與
「實踐」所獲致的洞識。其次，梶谷懷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地方政府利用
掛名公司遂行借款的「地方融資平台」，其實乃源於中央政府刺激內需的四萬億元財政投資計劃之實施。如此，中國地方政府為了實現一定額度的配套資金，藉由掛名公司設立融資平台募集資金，不但成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膨脹的溫床」，且容易引起「資產泡沫」的風險。有趣的是，由於「地方融資平台」的規模擴大，中央政府陸續出台管理政策措施的同時，實踐上卻又矛盾地呈現出「容忍地方政府資金需求擴大」的作為。甚且，「地方融資平台」等「非預期系統」或正統體制外金融機制，以及其所衍生的地方債務問題，只要在中國整體經濟保持高增長、維持一定程度的赤字條件下，滿足所
謂「多瑪定理(Domar’s Theorem)」，則將不至於導致財政破產或泡沫化的危機，雖然存著走向崩潰的風險。此般以「非預期系統」取代舊有僵化系統的中國模式，取決於論者的視角，可能走向崩潰，亦可能「通過其自身的靈活應對來形成另一種新的『非預期系統』，以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最後，
在安富與黑田兩位學者的理論基礎上，梶谷懷教授創造性地將上述「非預期系統」金融體制，類比於中國歷史上的「雜種幣制」現象，指出其「系統內175

外產生的沖擊或恐慌難以擴散」的優點。如此，相較於內化於「全球」金融體制的蝴蝶效應風險，中國「地方」金融實踐有其特色與可取之處。
如果說思沁夫與梶谷懷教授兩篇論文集中在中國「地方」知識、實踐與出路的討論，三好惠真子教授〈社會系統中的安全、放心、信賴—論圍繞風險社會與中國食品之間的結構性課題〉一文則可見中、日兩國在中國食品安全相互不信任感的結構性因素。在文中，三好惠真子運用魯曼的「社會系統理論」，以「中國產速凍水餃中毒事件」為個案，具體分析，即使中國食品生產與管理已有改善與進步跡象，日本國民對中國食品的「即使安全也不放心」的心理狀態及其社會結構性因素，並特別思考傳播媒介在「交流不確實性」狀況下所發揮的作用。首先，由於事件初期中、日兩國政府見解的分殊與歧異，加上中方對訊息的封鎖，導致兩國媒體與國民之間的對立與相互不信任感，互斥對方為病毒來源。其中、日方的不信任感，因中方承認「有毒物質是在國內混入」而進一步加深，且緣於傳播媒體具選擇性的信息（負面新聞）傳達，而導致即便中國國內與出口食品安全已逐步改善的情況下，產
生「即使安全也不放心」的負面情感系統與心態之形成，並直接表現在中國
食品消費的抵制活動之上，成為「長期影響個人消費行為導致較大程度衝擊的問題」。此論點，進一步在透過「二次觀察」對中國留學生的訪談中獲得
印證。例如，在回答「在日本發生很多中國食品問題，日方是否也有不妥之處」一問題時，一位中國學生直言不諱：「如果說有問題，那就是媒體。我希望媒體能夠保持中立。即使中國食品安全意識日益增長，但日本媒體從不
播放這樣的發展了的一面，它只在貧困的內陸地區取材。」故此，本文集中體現平面與電子媒體在系統構成要素之交流與風險之構成和控管當中所發揮
的作用，並以個案論證食品安全雖是全球性問題，但仍涉及「地方」之「結構性問題」相關「知識」的理解，而此一理解的達成，必須透過持續不斷地
溝通與創造性交流，及其所促進的相互信任。這一個個案分析，讓我聯想到2012 年中國大陸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浪潮的近因與遠因，以及政府政策與媒體
傳播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好惠真子教授對於傳播媒介的注意，非常俱有啓發性，特別是在近期
台灣洪仲丘下士死亡事件的脈絡之下來討論。洪仲丘之死的真相仍然未明，176

且軍方與政府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的能力不足，加上台灣蓬勃的電子媒體鎮
日強力播放之下，該事件成為全民關心的議題，並且衍生出諸多有關人、事、物等未經證明的媒體「爆料」，使得真相之取得更形困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社會分化」的危機。同時，在電子媒體全球化的物質基礎上，台灣
的軍方醜聞也躍上全世界各主要媒體，再度為台灣增添一筆負面形象。當然，也由於同樣因素，全球都在關注日本地方在「軍事」領域的動向，觀察其可能性風險。
三好惠真子教授一文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個案討論基礎上反思所謂「東亞知性的共同體關係」議題。我認為此一思考點對本研討論壇的未來延續與
展望極其重要。我們可以集體思考，根據臺、中、日共同之歷史經驗，諸如
全球化脈絡下之白銀貿易、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冷戰與後冷戰三地關係之發展等，歸納若干問題意識，以作為未來本研究論壇籌組研討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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