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k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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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蒙疆政权时期日语教育史研究

No.2016-2

以《满洲国语》中的相关记述为中心包 贺喜格图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6-2

蒙疆政权时期日语教育史研究—以《满洲国语》中的相关记述为中心—2016 年 6 月 15 日

包 贺喜格图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前言1《满洲国语》 是“满洲国语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对于考察伪满洲国和其他地区当时的语言政
策和日语教育状况有着重要的文献意义。本人曾借助《满洲国语》的记载，在拙论——《「満洲国」の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満洲国語研究会」を中心に》［包：101-107］——中对“满洲国语研究会”成立的背景和经过、其核心任务（普及日语），以及伪满洲国的“国语政策”的实质、
日语“优先论”等进行了分析说明。而本文的意图，则是依据《满洲国语》中的《蒙疆的日语教育》
2

一文中的记载，围绕文中所论述的三个主要问题，即“日语在蒙疆的地位”、“学校教育中的日语教育”、“青少年训练及成人教育中的日语教育”等三个方面，对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教育进行一次再梳理。
《蒙疆的日语教育》一文属于新挖掘出的史料，一直没有被日语教育史研究者发现。在伪蒙疆日语教育相关史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它为更加全面地了解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教育状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伪蒙疆的日语教育史研究涉及的内容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论述，将从新发现文献史料介绍的角度出发，依照《蒙疆的日语教育》的论述顺序，在对其中“日语在蒙疆的地位”、“学校教育中的日语教育”、“青少年训练及成人教育中的日语教育”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信息分别进行整理介
绍，并做一些适当的补充分析。在《蒙疆的日语教育》提供的史料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分析或资料的补充，相信会更多的反映出伪蒙疆政权下日语教育的实际状况。

Ⅰ．日语在伪蒙疆的地位问题1）《蒙疆的日语教育》一文中的相关论述3关于日语地位问题，作者大西正男 （以下略为大西）首先对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在西北地区的战况做了简单介绍，并强调当时在日本操控下成立的晋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
自治政府与日本之间的一体关系或从属关系，列举了当时三“政府”各自的“感谢日本”、“日察如一”、“日蒙一如” ［大西：14］等施政口号。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大西理所当然地为日语在“蒙疆”地区的地位找到了他认为合理的地位。他说，“这种（在“蒙疆”的）指导工作，其经济指导方面和文化指导方面都是在与日本帝国和满洲帝国的紧密的国家联系中进行的。正是因为蒙古政府（指伪蒙疆政权——笔者加）可以与日本和满洲国有正常且自由的外交关系，蒙疆才具有了其特有的特征。而作为日本民族的母语——日语的地位，我们也不得不说，日语之所以在与蒙疆各民族之外的诸语言的对比中被赋予很高的评价，其渊源也正来源于此。
”［大西：14-15］
1“满洲国语研究会”成立于 1939 年 10 月 7 日。其任务除了所谓的“国语研究”之外，主要就是伪满洲国范围内的日语普及工作。《满洲国语》作为该研究会的机关杂志，第一期发行时间是 194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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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的日语教育》为日文文章，日文题目为《蒙疆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为与原文相符，本文中直接译为“蒙疆”。作者大西正男，发表于《满洲国语》第 11 号，1941 年 3 月。
3大西正男，伪蒙疆政府民政部编审官。
1

大西所说的“蒙疆特有的特征”实际就是伪蒙疆政权的日本殖民地属性，“与日本和满洲国有正常且自由的外交关系”实际指的是伪蒙疆政权对日本和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依附地位。
既然伪蒙疆政权依附于日本，那么日语自然应该获得较其他语言更高的地位和评价，日语就应该顺
理成章的进入到伪蒙疆政权的所谓“国家”生活之中。这是大西确立日语在伪蒙疆政权中地位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政治地位自信之余，大西也表示了他对日语地位现状的担忧。他接下来列出了所谓的晋
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辖地区的人口数字。其中，察南自治政府管下，
1939 年 12 月 1 日统计结果，汉人 1541858 人，回民 15049 人，日本人 13726 人，其他民族 3531 人，
总计 1574164 人；晋北自治政府管下，1937 年 12 月 1 日统计结果，汉人 1429296 人，日本人 6837人，回民 1364 人，满洲人 757 人，其他民族 138 人，总计 1438390 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下（统计时间不详），汉人 2098455 人，蒙古人 322000 人，回民 11300 人，日本人 4949 人，满洲人及其他民族 13232 人，总计 2449636 人。［大西：15-16］由数字可以看出三地区汉族人口占压倒性多数，
由此汉语也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下由于蒙古族占有广大地域且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影响，“蒙古语则成为了标准公用语言，即相当于国语的位置。汉语和日语则只不过处于一个外国语的状态”。
［大西：16］
这种人口和地域影响之下的日语地位在大西看来是存在问题的。另外，大西也提到，虽然 1937
年 11 月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后规定“平等的对待日语、汉语、蒙古语，在弘报公文中平等使用三种语言，并将三者定为公用语” ［大西：16］，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39 年 9 月）成立后，也主张“由于日系官员进入政府组织中，日语应该获取与汉语蒙古语相同的地位，作为自治政府的国语出现”［大西：16］，甚至在教育制度立案上，也在要纲中规定“将日语作为国语之一加以重视”，但是，“最近提出将汉语和蒙古语视为国语，将日语视为外国语的声音还是存在的”，大西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大西：16-17］
大西认为日语已经是蒙疆民族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力量，因此，将日语“从蒙疆的民族生活中去除掉其实就是对蒙疆民族复兴的阻碍，也意味着根本不了解民族协和究竟为何物。”他始终认为，“汉蒙等民族正因为意识到不能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独立，才选择修习日语，意图依靠日本的力量谋求自身民族的独立发展。［大西：17］”由此可见，大西对日语在伪蒙疆政权下的地位的期待完
全是建立在日本的殖民统治地位基础之上的，对现实状况中日语地位的忧虑也是来源于此。

2） 日语教育政策层面的期待和实施层面的实际情况间的落差作为伪蒙疆政府民政部编审官的大西正男，站在日本殖民统治的立场所观察到的日语地位问题应该是真实的。他的忧虑表明，在当时日本大张旗鼓的日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宣传的形势下，伪蒙疆政权下多民族环境中的日语地位并不像政策宣传所期待的那样高，也就是说，当时的日语教育政2策层面的期待和实施层面的实际状况是存在落差的。那么，伪蒙疆政权的日语教育政策是怎样的，它又是在怎样一种大的日本国家语言扩张政策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呢。下面就做一简单的梳理。
正如大西正男文中所说，在 1937 年 11 月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已经规定了日语的公用语的地位。1939 年 9 月伪蒙疆政权正式成立之后，日语普及教育得到更大的加强。同年 12 月 1 日，
由大西所在的伪蒙疆政府民政部召集教育行政负责人、日语教育当事人、兴亚院蒙疆联络部有关人员在察南学院举行了第一次日语普及对策协议会，明确规定“将日语视为国语之一加以重视。
”［兴亚院蒙疆联络部：3］1941 年 6 月，还针对蒙古族成立了兴蒙委员会，并在对蒙古族的教育方针中提出了专门的“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吸收教育”口号（针对汉族和回族的教育方针中也明确提出日语教育普及任务）。1943 年 12 月新的伪蒙疆政权的学制要纲被制定出来，在学校教育要纲里，确定了“日语作为国语之一必须要列为学校课程。”
［蒙古研究所：120］不仅学校教育中重视日语教育，伪蒙疆政权还在社会上大力开办日语补习班、讲习所等日语普及教育机构，就连政府机关中也定期进行各级公务人员的日语培训，报纸、广播等媒体中也有定期的日语讲座。伪蒙疆政府在日语教育普及上可谓不遗余力。
伪蒙疆政权这样一种积极的日语教育政策其实是有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历史背景的。从政治背景
来看，1938 年 10 月，武汉、广州会战结束，日军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大部，并深入部分内陆地区，但是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企图并未实现。开战后一年的时间里，日军伤亡人数即达 40 多万人，国内反战呼声日益高涨。随着战线的拉长，日军兵力趋于分散，进攻逐渐感到吃力，日本开始陷入长期战
争的泥潭。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首相近卫近卫文磨于 1938 年 11 月 3 日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即所谓的“新东亚秩序”声明。一改第一次声明中的“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姿态，提出了“日满支三国”“合作、提携、互助”等口号，目标就在于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将亚洲各民族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秩序”。第二次近卫声明的发表，表明日本已经无力以军事行动达到其侵略目的，其方针开始从军事解决为主向以政治解决为主的方向转变。
1938 年 11 月 20 日日本与汪精卫方面达成协议并确认汪出逃河内后，于 22 日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的核心是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即所谓的“近卫三原则”。
所谓建立东亚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日满华经济结合，成为日本战时国策。
在这样的对外政策指导下，对外文化政策被进一步重视起来，日本在其国内的“国语醇化统一”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大力筹划以宣扬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为目的的日语对中国大陆的教育扩张。
事实上，即武汉会战前，日本的战略进攻能力就已经开始减弱。因此，在近卫三声明发表之前，就已经有日本人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中日力量对比我方占有绝对优势。广大的国土和无尽的人力资源，以及分散的地方经济都对中国有利，使其抵抗更加顽强。
（中略）因此，面对这种抗争文化工作的作用就显格外重要，文化工作如果还像以往那样从属于军事政治活动之下已经不能达到其3

目的。也就是说，文化工作只有从大陆政策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为大陆政策作出大的贡献。
”［田中宽：106］这表明，日本方面在近卫声明发表前后开始意识到对华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种国家政策和文化工作意识的影响下，日本国家层面的日语教育策略也开始发生变化。与以往由日本民间团体或在中国大陆的官方组织进行日语教育不同，此时日本国内的文部省和兴亚院等国家机构开始直接参与管理对中国的日语教育活动。就在近卫三声明发表后不久，日本为了统一策划实施中日战争下的对中国策略，1938 年 12 月在内阁设立兴亚院，其中对各占领地的文化工作也处于兴亚院管理监督之下。另外，日本文部省也逐渐参与到日语教育政策制定之中，除了 1939 年
3 月提出日语教科书编撰预算之外，还在同年 6 月组织了国语对策协议会，讨论了各地区日语教育情况和日语教育方策，并征求对日语教科书编撰的意见和希望。之后，日语教科书编撰工作就正式
纳入日本文部省管理之下。而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的对外扩张渗透成为日本文部省制定日语教科书的重要指导理念。这一系列组织再编工作之后，随着日语教育在中国大陆的推广，日本兴亚院和文部省又于 1941 年 8 月 25 日合作设立了一个日语教育组织——日语教育振兴会。其创立趣意书中明
确指出“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普及日语，振兴日语教育已是当下刻不容缓的急务”，要求日语教育相关事业要在有组织的状态下大力进行。日语教育振兴会其实是在兴亚院的要求下由文部省相关人员实际推进的组织，是利用日本政府资金并在文部省内设事务所的政府机构。总之，从以上大略的介绍
可以看出近卫三声明之后日本在对中国的日语教育政策上的变化，其日语教育上的组织管理和鼓动宣传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教育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实施的。
在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日语教育扩张政策指导下，日本方面对日语教育在伪蒙疆政权的实施也必然存有相当的期待。但是，在教材编撰、师资配备、教学效果等方面的各种问题使
得日语教育的实施情况不能让日本满意。甚嚣尘上的日语教育宣传、日本政府在日语教育辅助其获得侵略利益上的期待和实际教育情况的落差在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教育中是存在的，也是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方面，大西的记述给出了重要的佐证。

Ⅱ. 学校教育中的日语教育
大西在这一部分首先列举了 1941 年 1 月 16 日公布的暂行规程中有关日语教授时间数的规定。
初级一年级

初级二年级

初级三年级

初级四年级高级一年高级二年级级日语每周教授时数六六六六六六每周教授总时间数二三二三二六二六三〇三〇（此表根据大西文中数据所做）

他认为“一周 6 小时的日语讲授时间对于一般小学中现在的教师情况而言，到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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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略）难以引入日系教师的一般小学校，特别是远离铁路沿线的地区，就连懂日语的当地教师都难以找到。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这个教学时间安排与现实有很大差距。”“这种教授安排背后，有政府当局奖励日语学习以及急于实施有关措施的单方面的理想愿望存在。但是，日语教育的发展归
根结底是教师的质和量的问题，没有优质的教师任何制度都会死亡。现在（伪蒙疆地区）初等学校
含市县旗立私立乡立总计 1571 校，而从事初等学校教育的日系教育工作者现在只有 30 几名。当地
教师中通日语者也是少数。”［大西：18］大西的记述，表明伪蒙疆政权下日语教育师资的匮乏。
另外，在这一部分中，大西还介绍了伪蒙疆政权下初级学校和中等学校中的日语教材使用情况。
从记述可知，初级学校教科书分为初级小学校用书上下两册、高级小学校用书全一册，共三册。均由伪蒙疆政府民政部编辑出版。分别用于初级小学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和高级小学一二年级学习阶段。［大西：18］1941 年当时的发行数量如下：
初级上册初级下册高级全一册

三四〇〇〇二三〇〇〇二三〇〇〇与初级教育相对，“伪蒙疆政权的中等教育中，中等学校官制已经制定，在制度相对完善的基础上，教师素质也属比较优良。中等教育中日语教育的进步也是令人瞩目的。但是遗憾的是，没有统一的日语教科书，因此无论是教授法还是假名书写法，以及其他国语相关问题均没有实现统一。教科书
的采用，完全由中等学校校长决定，校长的喜好左右日语教科书的使用，而政府仅仅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审核认可而已”。
［大西：18］另外，大西列出了 1941 年当时伪蒙疆政权中等教育各学校相关日语教科书如下：
学校名

编著者名

书名编次

察南师范学校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

一、二晋北师范学校

民生部《国民优级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一、二

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

一、二

大同中学校

大出正笃

《日本语读本》大同女子中学校

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

宣化女子中学校

大出正笃《日本语读本》宣化农科实业学校

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一、二

宣化工科实业学校

在满日本教育会编辑部

《中等日本语读本》

一

张家口商科实业学校

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

一

浑源农科实业学校

民生部《国民优级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一、二

应县农科实业学校

民生部《国民优级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一、二察哈尔师范学校

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

一、二

巴彦塔拉师范学校

文部省《小学国语读本》

四、五

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

一、二

5

德化蒙古中学校（含男子部

文部省《小学国语读本》

三至八

文部省教材复印

《小学国语读本》

二至九文部省《小学国语读本》

一至六

大出正笃

《效果的速成式标准日本语读本》

一、二

在满日本教育会编辑部

《中等日本语读本》

三、四

女子部）
厚和蒙古中学校
厚和本校
厚和蒙古中学校包头分校厚和农科实业学校

（此表根据大西文章数据制作，1941 年 3 月）

在大西看来，“要想普及标准统一的日语，首先就要采用统一的日语教科书。而这也是很多人要求编撰国定教科书的用意所在。”大西的记述对伪蒙疆政权日语教育教师师资情况和教科书使用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所使用的日语教科书书目的介绍，对伪蒙疆政权时期日语教育史研究，特别是日语教育中的教科书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

Ⅲ. 青少年训练及成人教育中的的日语教育
首先，青少年训练方面，“蒙疆政府将地方各旗县的青少年的培养当做当前的急务。各市县当局
已经自 1938 年起设青年训练所培训青少年。与此同时，还在日系官员和当地驻屯部队的援助协力下开展日语教育。蒙疆政府管下 42 个青年训练所，正在进行每期一个月或六个月的训练。每个训练所为一学级制，一学级 40 名学员，总计有 3360 名学员在接受日语教育。这也使很多人就产生了要求为此训练所编辑发行专用日语教科书的想法。”［大西：19-20］
另外，在日语检定考试方面，“已于 1940 年 5 月开始，在晋北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察南政
厅、蒙疆银行、华北交通等各官厅会社立案施行。”当时在各地区施行的日语检定考试如下［大西：20］：施行机关

一、蒙古政府（一年一二、华北交通株式会

项目次）

社

语学种类日文汉译、汉文日译、日文汉译、汉文日译四、察南政厅

五、晋北政厅

日文蒙译、蒙文日译、 （ 翻 译 三 等 以 下 不等级程度三、蒙疆银行口述、译解、作译解、会话

文、记录

译解、作文、会话

记录、作文（三、四等考）、记录、会话、读

不考此内容）、会话

解、作文

特等：可自由理解口语

特等：日本国内中等

特等：可自由一级：政府实

三 等 四

文语的程度；一等：口学校毕业程度；一理解口语文语

施的考试四级

等：以政语文语可理解的程度；

等：南满教育会高等及公文程度；

偏上程度；二府 实 施

二等：可理解口语的程

日本语读本修了程

一等：口语文级：一级偏上的 各 级度；三等：可理解日常度；二等：南满教育语及公文可理程度别 考 试6简单的语言的程度；四会中等日本语读本

解程度；二等：等：可理解日常简单的

修了程度；三等：南口语及简单文语言的程度；

满教育会初等日本

章可理解程语读本卷二修了程度；三等：日常度；四等：初等铁路简单口语可理日本语读本 21 课至解程度；

为标准33 课程度；五等：初等铁道日本语读本 1
至 20 课程度；参加考试者资格

日本人（含台湾人、朝职员、雇员等公司有银行职员、雇政厅管下教员政 厅 管鲜人）以外的人；各政关所有人员；

员；

学生（中等学下官员、府及下属各机关职员

校教员学生有教员、学需得各官署长官推荐；接受考试的义生；务）

除以上施行机关的介绍之外，还介绍了各施行机关的奖励标准和各地区的各等级合格的人数。
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检定考试第一次考试是在 1940 年 8 月中旬进行的，从各等级合格人数统计来
看，四级以上各等级考试合格人数最多的是察南政厅（767 人），其次是内蒙古各盟（总计 536 人），再其次是晋北政厅（340 人）。特等合格人数，察南政厅 5 人，内蒙古各盟 4 人，晋北政厅无。而内
蒙古各盟中，巴彦塔拉盟合格人数最多，总计 347 人。其后依次是察哈尔盟 117 人，伊克昭盟 68 人，乌兰察布盟 4 人，锡林郭勒盟无人合格。从以上数据统计来看，伪蒙疆政权的日语教育效果还是政
厅所在地或铁路沿线地区较为突出，边远地区，如锡林郭勒盟地区日语教育仍效果甚微，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据 1942 年的调查，四子王旗的小学校无日语教师，连日语课程也没有设立。［蒙古自治邦政府蒙旗建设队：45］
最后，大西还对成人教育社会教育中的日语教育做了简单说明。其中广播教育中，“张家口广播局每天下午 6 点半至 7 点开设 30 分钟的日语讲座，蒙疆学院的田中洁教官担任讲师。田中洁毕业于
天理外语汉语科，为听讲者的学习方便自编教材。”［大西：23］另外，蒙疆新闻社发行的《蒙疆新报》（汉文）、《蒙古周报》（蒙文），以及察南教育会发行的会报《儿童新闻》等报纸中，都设有日语讲座栏目。而日语讲习会方面，“蒙疆地区的民众教育馆和小学校都不定期的举办日语讲习会，主要
以官员、教师及名人讲座为主。这其中，有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的后援支持，有些讲习会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西：24］
在大西的最后评价中，他还是认为“蒙疆日语教育中最见成果的还是学校教育，对日语教育来讲，学校教育还是重要的第一线。”反映出以大西为代表的伪蒙疆政权民政部方面对学校教育中的日语教育的重视。但是，综合考察后，大西觉得即便是学校教育这方面的日语教育，“与满洲国的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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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学校相比，蒙疆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程度还很低。普及的范围也只是京包同蒲两铁路沿线
及张北等地区为主，其他地方基本限定在县城内。
”这些情况与全面日语检定考试的合格人数的分布结果相对照来看，都说明了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教育普及的不均衡性。

结语大西正男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伪蒙疆政权下日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史实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伪蒙疆政权下日语教育在师资、教材、日语教学效果，甚至日语地位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我们进一步细致考察当时日语教育中的师资和教材、教学方法等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依据。
大西正男在伪蒙疆政权下的日语教育的未来前景上还是很乐观的，他肯定了伪蒙疆政权成立后
日语教育的发展成果，而且表示相信 “在日语教育担任者和相关人的努力下会取得不亚于其他地区的成绩。”［大西：24］但同时，他在文章末尾还是强调“日语地位问题”的重要性，希望在“与蒙古语、汉语一样，成为当地人民必须的语言”和“成为外国语中的一个”这两种发展方向上实现前者。
大西发表此文章是在 1941 年 3 月，在随后的行政机构改革和 1943 年的《学制要纲》确立后，日语逐步获得了大西所希望的伪蒙疆政权的“国语”地位，并被规定为学校课程。但是，获得“国语”教育地位的日语教育并没有能够长久进行下去，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包括大西在内的日本统治者以日语教育教化、同化其他民族，从而获得更多利益的梦想也最终走向了失败和终结。

文献
包贺喜格图（2015），《「満洲国」の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満洲国語研究会」を中心に》，《九州共立大学研究纪要》第 6 卷第 1 号
大西正男（1941），《蒙疆的日语教育》，《满洲国语》第 11 号
蒙古研究所（1940），《蒙古情报》，《蒙古》第 7 卷 2 号
蒙古自治邦政府蒙旗建设队（1942），《蒙旗建设现地工作状况中间报告书》
田中宽（2002），《「東亜新秩序建設」と「日本語の大陸進出」：宣撫工作としての日本語教育》，《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报》第 5 号
兴亚院蒙疆联络部（1940），《蒙疆教育之概况》

8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6-2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6-2

蒙疆政権時期の日本語教育史研究―『満洲国語』の関連記述を中心に―
包 賀喜格図（ボ ヘシクト）

A Study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the Mongolian Border Government:
Centering on the Relevant Records in the Manchu National Language

BAO Hexigetu
要 旨
満洲国語研究会の機関誌『満洲国語』には、当時日本支配下の満洲国と蒙疆政権の日本語教育に関する記述が数多く残されている。蒙疆政権の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は、蒙古連合自治政府民政部編審官・大西正男が執筆した「蒙疆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が特に注目に値する。この文章は「日本語の地位」「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青少年訓練及び成人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日本語教育の将来」の四節からなり、蒙疆政権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の実態が記録されている点で貴重な史料である。本稿は、この文章をもとに、蒙疆政権の日本語教育の歴史的背景、政治的目標、蒙疆政権における日本語の位置、日本語教師や教材に関連する問題を検討する。

担当委員：周太平**

内モンゴル大学・蒙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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