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6 卷第 1 號

2022 年 4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結構性轉變下扮演被動
平衡者的日本(1989-2012)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論文
前言

1

後冷戰時期台灣問題的政治化過程

2

中日政治關係惡化過程中的台灣問題

6

中日之間的認知隔閡與台日關係的實際情況

14

結論

20

◼ 附記

ⅰ

◼ 作者簡歷

ⅱ

摘要
本文探討了 1990 年代以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的發展過程。透過本文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第一，1990 年代以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呈現出了一種模式化的發展。
從典型的李登輝訪日這類的「零和遊戲」就可以看出一個模式，就是台灣開始要求
自主並尋求外交上的突破，日本一邊權衡兩岸關係一邊做出決定，並在此過程中分
別受到兩岸的批判和期待，但最終仍是遭到批判的模式。在零和問題上，無論日本
如何顧及中國，中國在對日本的批判上並無程度之別。
第二，模式化的台灣問題與中日台三方的內政、外交和安全保障的關聯是緊密且有機的，形成了一種政治化的機制。日本的「去五五年體制」化、台灣的民主化
與本土化、中國的崛起、日美同盟的强化趨勢、中美關係惡化及改善的循環，兩岸關係的去內戰化、中日政治關係的惡化、台日關係的緊密化等，全部都成爲了互相影響的變數。
第三，日本對台政策的變化過程中，雖然不存在戰略性的調整，但也可以看出
一定的傾向。即便在兩岸利害關係呈零和關係的領域中，日本也制定了一些違背中國意志而偏向台灣的政策。這些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及日美同盟相關的領域、有關日本主權的領域、有關經濟和社會的非政治領域、與人道問題相關的領域。在這些領
域上，由於重視「日本無法讓步的國家利益」及「日本的自主判斷」，因此作出了「結果偏向台灣」的判斷。應該說日本對台政策上的變化，基本上是針對狀况所做出的反應性的、被動性處理的積累，而這當中存在著一定的傾向。
第四，與台日關係的實際情况相比，關乎台灣問題的中日關係上，源於各主體
間認知隔閡的心理因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於對日本關切台灣問題抱持强烈疑慮，
中國展開了令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強烈的對台牽制及對日批判，其結果反而激發了日本對台灣的同情心，降低了對中國的顧慮。由於極度擔憂中國對台行使武力，日本加强了對日美同盟的依賴，並開始高度關注與台灣的第二軌道對話，結果招致了中國更强的疑慮。
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艾倫・惠庭（Allen S. Whiting）從在中國所做的採訪中獲得的結論是，對中國人的日本觀造成巨大影響的第三者便是美國及台灣。這個觀點
至今仍未過時。1971 年中美接近之際，周恩來總理與訪中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會談時，對「日本軍隊進駐台灣」的可能性表示了强烈擔憂，這也如實反映出惠庭的結論。當時的會話內容至少完全忽視了戰後日本的對外關係史，是一般日本人所無法理解的。但是，在國際關係上，不論實際情况I如何，有時更重要的是在於如何被認知。事實上，由於台日沒有外交關係，很多往
來在表面下進行，因而一些加深中國疑慮的材料便是透過媒體散播的「未被驗證的資訊」。不過，對中國而言，日本是主動還是被動接近台灣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
是日本的國力與作爲區域大國的地位和實力，以及日本在兩岸關係中成為「牽制」
及「攏絡」的對象這一事實。國際關係的平衡者是透過自己主動與他國結為同盟關
係從而維持平衡的主體。從日本在兩岸關係中發揮的作用來看，應該說日本是「被動的平衡者」。只要這種權力結構與行為者之間的認知隔閡不變，未來也無法排除
台灣問題在中日之間政治化的可能性。

II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ost-1990s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orsened owing to the Taiwan issue. Additionally, it aimed to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r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perception gaps
between the actors involved in thi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und the following.
First, after the 1990s,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displayed afixed pattern. As seen in the zero-sum game, such as Lee Teng-hui’s visit attempts toJapan in the 1990s, Taiwan sought a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by asserting its own
position, and Japan made decisions trying to be considerate of both PRC and Taiwan.
However, Japan was criticized by both—regarding the decision as the results. China’s
criticism of Japan regarding the zero-sum issues was indifferent to the level ofconsideration Japan attaches with China.
Second, the predictability with which the Taiwan issue developed a politicizedmechanism closely and organically tied to the domestic politics, diplomacy, and securityof China, Japan, and Taiwan. Factors, such as the breakdown of the 1955 system inJapan, democratization, and Taiwanization of Taiwan, rise of China, strengthening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cycle of worsening and improv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externalization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degradation of cross-Strait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approximation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eventually influenced one
other.
Third, while the change in Japan’s policy toward Taiwan was not strategic, it
exhibited a trend. Japan has made some pro-Taiwanese policy decisions, even thoughIIIthese decisions involved zero-some issues between the PRC and Taiwan and did notconform to China’s will. These decis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Japanese national
security and/or the Japan–US alliance, Japanese sovereignty, non-political but economic
or social issues, and humanitarian issues. Japan may make pro-Taiwanese decisions
because it prioritizes nonnegotiable Japanese national interests or sovereign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The change in Japan’s policy toward Taiwan is an accumulation ofreactive and passive responses to the situation.
Fourth, in contrast to the reality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on the Taiwan issue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psychologicalfactors, such as the perception gap between the actors. Because China was strongly
doubtful about Japan’s engagement with Taiwan, it acutely criticized Japan and sought
to deter Taiwan in ways often viewed as idiosyncratic by the Japanese. Consequently,
Japanese sympathy toward Taiwan grows stronger as Japanese views favorable to China
diminish.

IV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
結構性轉變下扮演被動平衡者的日本(1989-2012)

松田康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在不同時期，或隨中日立場的變化，其意義也各不相同。1949 年國共內戰分出勝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戰敗的中華民國
政府1則撤退到台灣。自此直至 1972 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日華斷交）爲止，台灣問題對日本而言，是以某種形式實現「兩個中國」並與雙方維持關係，抑或是從中
華民國政府轉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問題。但對中國而言，台灣問題是如何
讓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主要國家承認本國政府，令台灣陷入孤立，以促進國家統一的問題。
在日本看來，1972 年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之後，台灣問題應該大致上得到了
解決。日本在《日中共同聲明》（中方稱為《中日聯合聲明》）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表示有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而日本與台灣維持經濟、文化為中心的非官方關係亦達成了共識。伴隨日華斷交，雙方關閉了大使館，因而在 1972 年 12 月成立了在政府
的支援體制之下的「民間機構」交流協會（日方）與亞東關係協會（台方），並分
別於台北和東京設置辦事處2。因此，中日在邦交正常化之際所達成共識的台日「實務關係」，其後被稱為「七二年體制」。
除非有特別說明，本文中的「台灣」，一般是指 1895 年由清朝割讓給日本，1945 年由中華民國接收的台灣地區，並由撤退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效統治的全部地區。另外，「中國大陸」或「大陸」，基本上是指除了台灣以外的中國，而「中國」則是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以及過去歷史上的中國的概念，但根據前後文，有時也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中華民國政府」指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25 年成立，1928 年獲得國際承認的南京政府）以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論其實效統治地區的變化及得到國際承認的多寡，為方便
起見一律使用「國府」（簡稱為「華」）。此外，遷移至台灣以後的國府，亦稱為「台灣當
局」
。
2
武見敬三，
〈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ンネルの再編過程〉，神谷不二編著，《北東アジアの均衡と動揺》（慶應通信，1984 年），頁 94-99。
1

1

1970 年代，中國強化外交以清除日華關係的遺緒，但由於國府也正面對抗，
造成中日關係和台日關係都不太穩定。1972 年的台日航線停止，並耗時一年四個
月才得以恢復，就是一個好例子3。日本外交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如同持續走在鋼絲上。1980 年代雖然發生了「歷史認識問題」，但基本上中日關係穩定，另外接受處
於劣勢現實的台灣也開始儘量避免和中國發生衝突，致力於台日關係的穩定化。
但是，進入 1990 年代，關於中日關係的台灣問題有了新的展開。在民主化進程中的台灣開始要求自主，轉向採取攻勢外交。而中國則從以往的「中方解釋的七二年體制」的框架下，不斷向日本施加政治壓力，要日本拒絕台灣的一切要求4。
如前文所述，日本「並非當然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本外務省的正式立場），
相較於中國，日本對「七二年體制」的解釋比較曖昧及寬鬆。因此，針對台灣的民
主化這一變化作出反應的日本開始受到中國的批判。1990 年代中日關係下的台灣
問題有了新發展，中日關係在台灣問題上出現了動蕩。
中日關係下的台灣問題出現了哪些新進展？行為者之間的認知隔閡是如何呈
現並發揮了何種作用？本文將不再討論已有許多先行研究的 1970 年代以前的日中
台關係，而是聚焦在因為台灣問題導致中日政治關係惡化的 1990 年代以後，希望闡明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之中如何擴大，以及行為者之間對此的認知隔閡産生的影響。

二、

後冷戰時期台灣問題的政治化過程（一）東亞的結構變動與台日關係走向密切
中日關係下的台灣問題最主要是受到東亞國際關係、各國及區域的內政發生
變化的影響，而有了新的發展。台灣在冷戰結束前後産生的最大的政治變化是政治的民主化與政治社會的本土化。台灣已經無法進行違背民意的現狀改變，與中國統一的希望愈加渺茫。這一變化不僅止於台灣內部，從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
這一變化與中蘇和解、天安門事件、冷戰結束以及蘇聯解體等一系列國際政治大變
動連動，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台灣民主化伴隨著言論自由開放，以往被視爲禁忌的「台灣獨立」主張得以解禁。1989 年底，在野黨民主進步黨（民進黨）開始提出「台灣獨立」，當時的李登輝政權事實上對此採取了容許的態度。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就此表示，「台灣當局」
的「有的人」「想鬧獨立」，同時警告「如果台灣出現獨立的情况，中國政府不會坐參考自清水麗，《台湾外交の形成：日華断交と中華民国からの転換》（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年），第 8 章。
4
關於中方對「七二年體制」的看法請參考金煕徳著、董宏・鄭成・須藤健太郎訳《二一世紀の日中関係：戦争・友好から地域統合のパートナーへ》（日本僑報社，2004 年），頁 90104。
32

視」，向台灣暗示中國可能會行使武力5。這是中國自 1979 年打出「和平統一」政策以來的首次警告。其後，只要台灣進行大選或領導人言論不合中國心意，都會受
到中國以武力為後盾的警告和恐嚇。另外，由於中國與蘇聯（之後為俄羅斯）的關
係改善，得以購買先進武器，更加深了日美兩國及區域各國對中國的擔憂。
東亞的結構變動對台日關係帶來了以下的變化。第一，中國在對抗蘇聯的戰略價值下降（中國牌消失）以及台灣的民主化使得台日之間在戰略上有了尋求共同利
益的空間。第二，民主化和本土化使得以李登輝總統作為代表的受過日治時期教育的本省人成為政權主流，原本與日本有著密切關係和對日本持有好感的人士在當
局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第三，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崛起後，結果使得帶有反日
要素的民族主義高漲，加深了日本人的厭中情緒。相反地，日本與實現民主化且對
日本表露出親近感的台灣則在心情上更為接近。在此背景下，使台日關係受到限制
的「七二年體制」開始面臨挑戰。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日中台關係的重大轉折點與其說是台灣民主化，不如說是
更久之前的 1989 年 6 月天安門事件導致中國在國際上被孤立。日本對中國做出凍
結政府開發援助（ODA）等制裁。由於中國的地位急遽下降，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也
突然面臨無需顧忌中國疑慮及反彈的局面。天安門事件是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千載難逢的機遇，而斷交以來對台灣感到「愧疚」的日本人也加强了與台灣的交流。
日本在 1990 年 7 月接待了立法院副院長劉松藩擔任團長的「立法院訪日團」，1991
年派遣外務省課長級幹部擔任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總務部長，1993 年 2月接受外交部部長錢復訪日6。
另外，因為重視台灣經濟的良好發展及雙方人際往來的增加，日本政府於 1992
年 2 月派遣了官方代表團赴台進行技術支援7。據時任經濟部政務次長江丙坤透露，
在 1991 年 11 月的漢城（今首爾）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大會上，由於中國與台灣、香港同時加盟了 APEC，日本外務省緩和了「禁止外務省課長以上層級的接觸，禁止國立大學教授以公務訪台」的內部規定8。中國接受在國際社會處於較
弱立場的現實，並承認台灣加盟 APEC，這跟日本調整對台政策有關。
（二）「泛政治化模式」的確立
台灣當局於 1989 年 1 月與巴拿馬建立外交關係，同年 3 月實現了李登輝訪問
新加坡（未建交）。行政院長郝柏村亦於 1990 年 12 月訪問了新加坡。台灣在李登〈楊主席接受埃及記者採訪時重申中國絕不允許《台灣獨立》〉，《人民日報》1989 年 12 月
21 日。
6吳寄南，〈日本對台政策及其關係〉，楊潔勉等，《世界格局中的台灣問題——變化和挑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55-156。
7〈台湾へ政府公式ミッション 通産省が技術支援〉，《産経新聞》，1992 年 1 月 8 日。
8清水勝彦，
〈逆に結び付き深まる奇妙な関係—日台国交断絶 20 年—〉，《AREA》5 巻 38
号（通号 232），1992 年 9 月 22 日，頁 25。
53

輝政權下，為擴大國際活動空間，全面展開了「彈性外交」或「務實外交」。
在蔣經國突然逝世後，繼承總統職位的李登輝為加强與日本的關係，創立了「亞洲公開論壇」（Asia Open Forum）（參見表 2），作為與日本各界重要人士的聯絡管道。根據李登輝的回憶，台灣與日本建立實質性關係是在 1991 年9。1991 年
夏天，自民黨經世會（竹下派）最高幹部，同時也是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以下簡稱日華懇）成員的前副首相金丸信邀請李登輝訪日10。但時值日本首相海部俊樹訪
華前夕，中國向日本施壓，阻止了李登輝訪日。李登輝在 1985 年擔任副總統時，曾在出訪的回程於日本轉機，即台灣政要的非官方訪日是有過先例的。1985 年的轉機未被視為政治問題，這指出了當時的台灣外交對中國還未構成威脅。
1991 年以後也反覆發生了李登輝訪日計劃事先曝光，最終在中國的反對下無
法實現的情況。李登輝的新外交是為了讓台灣民衆重拾自信，强化台灣認同而不可
或缺的政策。對中國外交當局而言，台灣的外交由於經濟發展與民主化帶來的良好
印象下日益活躍，當然有必要加以抑制。
在台灣外交不斷取得突破的同時，中國為擺脫天安門事件後陷入的國際孤立，而試圖接近日本，把日本作為與西方各國接觸的「突破口」11。中國認為改善與日
本的關係能夠成為與歐美各國改善關係的契機。而日本則把中國的孤立視為推動長年來未能實現的天皇訪中的機會。
在天安門事件後迅速惡化的中日關係，因為 1992 年 10 月兩國邦交正常化 20
週年紀念時得以實現的天皇訪中，因而暫時有所改善。天皇訪中期間，長期參與對
日工作的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孫平化甚至非公開表示：「至此中日已超越過去，完全12成為了友好國家」 。但是，從 1993 年左右中國開始擺脫了國際孤立，周圍的國
際環境也得到改善，對日本的顧慮也隨之减少了。
兩岸關係也在 1993 年出現了劃時代的動向。1993 年 4 月，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及其對口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於新加坡實現了高層會談「辜汪會談」（中國稱為汪辜會談）。而實現「辜汪會談」的 1993 年也
是台灣的「務實外交」迎向新階段的時期。5 月，李登輝政權第一次表明了加盟聯
合國的意願13。針對台灣的舉動，中國發表所謂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
白皮書等方式向各國施加壓力，迫使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以失敗收場。此後，台灣

李登輝筆記・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臺北：國史館，
2004 年），頁 42-43。
10〈李総統の来日問題—決着の見通し強まる—〉，《毎日新聞》，1991 年 7 月 14 日。
11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回憶道，「日本做為西方制裁中國的聯合戰線中薄弱的一環，自然成爲中國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年），頁 192。
12
清水美和，《中国はなぜ「反日」になったか》（文藝春秋，2003 年），頁 11。
13
松田康博，〈中国の対台湾政策―江沢民 8 項目提案の形成過程―〉，《防衛研究》第 17 号
（1997 年 10 月），頁 14-20。
94又積極策劃李登輝出席同年 11 月在美國召開的 APEC 領袖會議，但也因中國的壓力而未能實現。
日本的兩岸政策中出現了變化的徵兆也是在 1993 年。1993 年 8 月，自民黨一黨執政的「五五年體制」被打破，非自民黨的八個政黨組成聯合政權，成立了細川護熙內閣。國民期待新政府的「改革」與「變化」。被稱為聯合政權「背後的藏鏡人」的新生黨代表幹事小澤一郎的代表作《日本改造計劃》中曾寫道，「對台灣的關係發展，固然要考慮與中國的關係因素，不過今後可能會演變成，必須與台灣摸
索建立一個正式的關係」14。執政黨實力派人士提到了長久以來被視為禁忌的台灣問題，在中國和台灣引起了關注。小澤針對 1993 年 8 月的內閣閣員訪台表示：「沒
有必要想得太拘謹」；針對李登輝訪日則表示：「當然歡迎有那個地位的人物來訪」，
15
在這兩個問題上都表明了贊成的態度 。由於小澤不斷地做出違反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的發言，引起中國方面對小澤的强烈反彈。
台灣當局所期待的政治關係，或者是一些與政治或經濟難以區別的領域的關
係能否發展，以及這些關係的發展能否又能夠被中國接受，成為了日中台之間存在的問題。通商産業省通商政策局局長岡松壯三郎於 1993 年 5 月，及其後任阪本吉弘於同年 12 月先後訪台，與經濟部長江丙坤進行了會談。雖然名義上是根據 APEC
多邊會議架構的出差，但這是中央省廳的局長級（司長級）官員在 1972 年斷交以來的首次訪台。後來，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經團連）會長平岩外四也在訪台時與
李登輝會面，雙方討論了台灣重返「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問題。當時，主要已開發國家的內閣成員先後訪台，中國擔憂因為高官出訪可能導致台日關係
提升。
1994 年 1 月，副首相兼外務大臣羽田孜訪問北京，分別與中國的李鵬總理和
錢其琛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舉行會談。李鵬在談到台灣問題時表示：「中國政府與人
民很重視日本採取的『一個中國』政策」；錢其琛則也牽制日本：「我們很關注日本
與台灣關係中的一些狀況。民間交流雖然可以，但政府這一層次的則讓人擔憂」。
羽田副首相回應：「遵守《日中聯合聲明》這一點沒有任何改變。我們與台灣發展
的是事務性關係」，向中國傳達了日本沒有改變立場，即不與台灣進行官方層次的
正式交流的基本原則16。
台灣則進一步展開外交攻勢。1994 年 8 月廣島舉辦亞洲運動會時，主辦單位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當初向李登輝總統發出了邀請函。遭到中國的强烈反彈，李登輝主動宣布放棄訪日，但派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代理出席，日本接受了徐立德的
訪日17。日本認為已經充分顧慮到了中國的立場，但中國依然持續批判日本允許徐小澤一郎著、陳世昌譯，《日本改造計劃》（臺北：聯經，1994 年），頁 146-147。
〈閣僚の訪台を認めるべきだ—小沢氏が見解—〉，《朝日新聞》，1993 年 8 月 14 日。
16〈李鵬首相日台交流にクギ—政府間への拡大けん制—〉，《朝日新聞》，1994 年 1 月 9日。
17〈【94 ニッポン再考】台北発—総統訪日中止—〉，《産経新聞》，1994 年 12 月 23 日。
14
15

5

立德入境；日本切身體會到，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外交就是「零和遊戲」，只要沒有
完全順從中國的想法，就會遭受中國的批判。
因此，日中台關係從 1993 年開始形成了一種「泛政治化模式」，即台灣尋求外
交上的突破，而中國為了阻止台灣向日本施壓，日本夾在兩岸之間感到苦惱的同時，接受中國的要求。不過，這一時期也是兩岸實現對話的時期，中國向日本和台灣的施壓僅停留在政治層面上。

三、

中日政治關係惡化過程中的台灣問題

（一）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的衝擊兩岸之間在經歷了激烈的外交鬥爭之後，1995 年 1 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
表了對台政策的「江八點」。這是中國當局在對台政策當中所表現出最柔軟的姿態。
對此，台灣方面李登輝於 1995 年 4 月發表了被稱為「李六條」的談話。台灣也從以往的立場跨出了一步，表示願意推動兩岸對話。江澤民與李登輝的這次應酬，是自國家分裂以來，第一次不是「隔空喊話」，而是達到了「近似對話」的程度。雖
然雙方的主張仍有分歧，但雙方都暗示暫時性的「維持現狀」，同時都在排除進入「政治交涉」的障礙18。
1995 年 6 月，李登輝為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實現了專程訪美。這是李登輝為了加强與未建交的重要國家的關係，而推動「務實外交」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李登輝訪問結束後過一段時間，中國態度突然强硬，批評李登輝訪美是主張「兩個
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行為，召回駐美大使，單方面封鎖了兩岸對話的管道。中國媒體也對李登輝展開了異常激烈的人身攻擊。
中國更從 1995 年 7 月至隔年 3 月，實施了五次模擬武力攻台的軍事訓練和演習。特別選在 1996 年 3 月總統大選時期進行軍事訓練和演習，分成三個階段，即在與台北市和高雄市相距不遠的公海上試射地對地導彈、在福建及廣東省沿岸地
區實施海空軍聯合實彈演習、以及在離馬祖島極近的地區進行的三軍聯合登陸演
習。這是中國對台的軍事進攻能力的示威，台灣海峽馬上陷入緊張氣氛，美國在選
舉期間向台灣周邊出動了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而這次台灣海峽危機也影響了中日美關係。由於中國加强了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台灣問題開始密切關係到日本的安全保障。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橋本龍太郎
首相與外務大臣池田行彥先後表示了間接和直接的擔憂 19。在台海危機後不久的

松田康博，〈中国との関係〉，若林正丈編，《もっと知りたい台湾》（弘文堂，1998 年），
頁 266-267。
19〈中台に自制を要請—首相、防大卒業式で—〉，《朝日新聞》，1996 年 3 月 18 日。
〈日中外相会談の要旨〉，《毎日新聞》，1996 年 4 月 1 日。
18

6

1996 年 4 月，橋本首相與柯林頓總統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宣布加强
日美安保體制。日美兩國政府於 1997 年 9 月制定了「日美安保防衛指南」，公布了
針對日本周邊有事的日本對美防衛合作方針。這一連串動作本來是為了應對 19931994 年發生的北韓核危機，但時間上正好與台海危機重疊，因此事實上給與海內
外一種像是為了針對台灣問題的新印象。中國為了牽制日美同盟，利用一切機會，
不斷呼籲日本把台灣從日美同盟的對象範圍排除20。
另外，村山、橋本內閣時期，據報道日本、台灣及美國之間建立了採取第二軌
道（TRACKⅡ，非官方協議）形式的安全保障管道。就是台灣、美國、日本在 1994
年到 2000 年之間秘密執行的非官方對話機制，稱為「明德專案」21。在台灣當局
的主導下，台美日三方的政策菁英（包括前政府相關人士）在非官方場合舉行會談，
討論台灣問題和來自中國的威脅等，舉行實質性的「三方對話」。
在政府表示擔憂之餘，參議院外務委員會亞太小組聘請中國和台灣局勢方面
的專家學者等，聽取意見和說明並進行提問。據此，1996 年 5 月的參議院外務委
員會一致通過了「關於中國和台灣局勢的決議」，對台灣海峽的不穩定表示了擔憂
22。國會議員也超越黨派，開始重新認識與台灣的關係。1997 年 2 月，以過去自民黨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為根基，由執政黨自民黨（202 名）、最大在野黨新進黨（86 名）以及其他政黨合作，重新組成了跨黨派的日華懇23，成員包括衆議院和參
議院的議員達 300 名。
「五五年體制」瓦解後，以自民黨為中心的台日政治關係擴
大到包括謀求政黨輪替的在野第一大黨在內的關係。經歷了台海危機的衝擊，日本
與台灣的關係更廣泛地強化。
（二）江澤民與李登輝——截然不同的兩個訪日行程
繼橋本政權後成立於 1998 年 7 月的小淵惠三政權，在成立之初是由自民黨單獨執政，其後與小澤一郎領導的自由黨以及公明黨組成了聯合政權。小淵首相在被視為親中派的小淵派當中，是與台灣關係密切的有力的政治家。
小淵政權於 1998 年 11 月接受江澤民訪日，發表了《中日聯合宣言》。江澤民主席在訪日前的 6 月，接見了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柯林頓。1997 至 1998 年間，江澤民致力於改善中美關係，實現了與柯林頓總統的互訪，柯林頓則多次重述「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任何以主權國家為前提
請參考松田康博，〈第 6 章 安全保障関係の展開〉，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聡編，《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改訂版）》（晃洋書房，2012年），頁 136-161。
21
松田康博，〈中台関係と国際安全保障—抑止・拡散防止・多国間安全保障協力—〉，《国際政治》135 号（2004 年 3 月）
，頁 71。
22
参議院外務委員会アジア・太平洋に関する小委員会，《中国・台湾情勢に関する報告書》，參議院外務委員會亞洲太平洋小組，1996 年 5 月。
23
〈日華懇、超党派で発足―衆参 300 人が参加―〉，《産経新聞》1997 年 2 月 6 日。
20

7

的國際組織」，即所謂的「三不」談話。這是要求台灣壓抑自主行動的政治訊號24。
以美國作為後盾，中國呼籲台灣重返由中國主導的對話。1998 年 10 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訪問上海和北京，在上海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談，達成了 4 項共識。
獲得美國支持的江澤民不僅對台灣，對日本也採取了强硬態度。江澤民在訪日之際，要求小淵政權也明確表態「三不」內容。但是，小淵首相在領袖會談上沒有
接受中方的要求，僅表示了「不支持台灣獨立」的「一不」。江澤民則在宮中晚餐
會等多個場合上，批評「日本軍國主義」。這種行為在國際禮儀中實屬少見，日本
民意對中國産生了抵觸情緒。
日本官民各界在江澤民訪日之後，開始對中國冷淡，對中國的顧慮也减弱了。
諷刺的是，江澤民訪日所引起的日方反應震驚了中國，此後，中國對日本轉變為採取緩和的態度，但日本人的對中情感的惡化並未停止。對江澤民來說更不幸的是，
好不容易才改善的中美關係，因在貝爾格勒北約（NATO）空軍誤炸中國大使館而
極度惡化。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在該事件發生不久後的 1999 年 7 月發表了兩岸關係
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兩國論）的刺激性言論，對中美進行了「反擊」。台灣採
取自主性行動，利用中美關係惡化的間隙，擺脫了來自於中美兩國的壓制。
日本也擺脫了中國的壓制。小淵政權在 1999 年 9 月台灣中部發生九二一大地
震後，未考慮中國的想法就首先向台灣派遣了國際緊急救援隊，獲得台灣方面的感
謝及讚賞25。這象徵著在日本的對外政策中的人道考量原則優先於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地震發生後的同年 11 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首次訪台等，有力的政治家的親台言行增加了。在日本，輕視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要求和施壓的例子也越來越多。
小淵首相突然逝世後，成立於 2000 年 5 月的森喜朗內閣遇到了最難處理的李登輝訪日問題。森內閣是在維持與公明黨合作的同時，聯合了自民黨內的森派和橋
本派而成立的政權。森派是繼承岸派的具有濃厚「親台派」色彩的派系。橋本派則繼承了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榮派系，原本就是「親中派」色彩濃厚的派系。
森政權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卸任後的李登輝前總統的訪日問題。2000 年秋天，李登輝以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亞洲展望研討會」（註：此為亞洲公開論壇年會名稱）為由，要求訪日。據傳當時日本未給予李簽證。
李登輝訪日取得進展是在 2001 年 4 月。李登輝以赴日治療心臟病為由向日本
申請簽證。就這一問題，如表 1 所示，政府內部由於顧慮到中國的强烈反彈，外務省及聯合執政黨內部産生了分歧。但是，入境管理是日本主權範圍內的行政事務，
中國無權加以干涉。而且，日本主要報紙的主流民意也都認為，此前英國已給予李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99, pp. 366-367.
25〈日本政府、素早い対応―国際機関の要請受け最大規模の援助派遣―〉，《毎日新聞》，
1999 年 9 月 22 日。
248

登輝簽證，李登輝既然已卸任總統職務，作為一般市民希望來日本接受手術，沒有
理由因為中國的反對而不發放簽證。這一問題歷經一番迂迴曲折，最終結果是「傾向支持台灣」，也就是日本決定給予簽證。李登輝赴日接受手術，未進行任何政治
活動，留下感謝之意離開日本。
表 1 日本國內主要行為者對李登輝訪日的態度
贊成

行為者

反對・慎重

森喜朗（首相）首相官邸

福田康夫（官房長官）

外務省

河野洋平（大臣）

安倍晉三（官房副長官）
衛藤征士郎（副大臣）
川島裕（事務次官）
扇千景（保守黨黨首）槇田邦彥（亞洲大洋洲局長）
政黨

神崎武法（公明黨代表）

鳩山由紀夫（民主黨代表）

志位和夫（共産黨委員長）

小澤一郎（自由黨黨首）

土井多賀子（社民黨）

小泉純一郎（前厚生大臣）

自民黨總裁候選龜井靜香（自民黨政調會長）人

橋本龍太郎（前首相）

麻生太郎（經濟財政擔當大臣）
綿貫民輔（衆議院議長）

其他有力的政治 野中廣務（前自民黨幹事長）

米田健三（內閣府副大臣）

家産經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 主要報紙（民意）朝日新聞
出處：劉冠效，〈從李前總統訪日看日本外交決策過程〉，《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5 期（2001
年 9 月），頁 11、14-15。廖書賢，〈後冷戰時代的日台關係——從經貿外交到安保外交的十年〉，《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2003 年 11 月），頁 235。
註：福田官房長官雖然最初持反對立場，在李登輝舉行記者招待會之後轉為贊成。總裁候選人
小泉純一郎起初立場不明，在獲得民意支持後，明確表示贊成。

2001 年接受李登輝訪日的決定成為了日中台關係的分水嶺。即便這是中國所
反對的兩岸「零和遊戲」話題，但基於人道考量的普世價值及日本利益，這樣的自主性判斷取得優先地位，開始被公開討論，並得以實現。同時，這也意味著在政府
和國會中，重視與中國維持穩定關係的「親中派」已無法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對中國而言，無法像以往那樣透過向日本政府施加政治壓力阻止李登輝訪日，這給
予中國日本似乎縱容台獨的印象，使中國受到了沉重打擊。
實際上李登輝訪日是其戰略成功的結果。李登輝成功給日本留下了「中國連心臟病治療都反對」的印象，而在台灣內部則製造了「排除萬難實現訪日，擴大了台
灣的國際空間」的印象。相反地，中國再三强調單調的原則性反對，在對日民意策9

略上，造成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以往，日本國會議員訪中時聽到的總是江澤民對歷
史認識問題的嚴厲批判，而訪台時李登輝都會以日語親切地鼓勵日本人。江澤民與
李登輝截然不同的「兩個訪日行程」，使得過去僅限於部分人士的對中國及台灣的這種印象，也擴大到了國民之中。
「兩個訪日行程」的差別在於，兩位領導人是否
熟悉如何在開放的民主社會，透過媒體改善自身印象並結合政治利益這一問題。
李登輝返台後又成功獲取台灣媒體的關注，成立了新政黨台灣團結聯盟（台聯），與民進黨携手在年底的立委選舉上取得了勝利。從這點也可看出，日本無論
怎麼以人道考量和自身主權範圍為由同意李登輝的訪日，在中國看來都是日本採取了縱容「台獨派」的戰略。這種偏見可能來自於從過去歷史經驗中産生的成見，以及對日本社會和政治制度的理解程度不足。中國對台日關係的深刻成見，造成一種循環，即中國加強對日本的批判，而日本則加深對台灣的同情，並越來越减少對
中國的顧慮。
（三）小泉政權與陳水扁政權下的台日關係的發展
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在台灣得到多數民衆的認同。在此基礎上，民進黨的陳水扁於 2000 年 3 月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台獨派政權在台灣成立。陳水扁當選總
統時僅有 49 歲，政權主要成員自然是由幾乎未經歷過日本統治時期的年輕本省人中堅份子構成，與能夠一手掌控對日關係的李登輝時期相比，對日關係變得薄弱。
為此，陳水扁政權出現了像是 2001 年夏天在總統府內成立「對日工作小組」等，
對日政策團隊的組織化與「常態化」的動向26。
另外，陳水扁政權也著手策劃相當於李登輝時期有利於維繫對日關係的「亞洲
公開論壇」機制，從 2001 年到 2002 年建立了與日本對話的第二軌道。表 2 是對
台日之間的「第二軌道安全保障對話」的整理。其中的①是蔣經國時期為日華斷交
所準備的管道，②是上述李登輝時期建立的台日關係新管道。⑤-⑦從開始時期推測，很可能是陳水扁政權抱持著加强與日本交流的政治意圖而開始的。
另外，陳水扁政權還聘請在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擔任顧問或對日部門的要職，確立了對日政策的陣營。日本長年以來是台灣獨立運動的一大據點，精通日
語且知名度高的運動人士作為「陳水扁的代理」承擔了對日關係的部分工作27。
而在此期間，接受李登輝前總統訪日的森首相不久就下台了。2001 年 4 月，
後任的小泉純一郎政權成立。小泉內閣與森內閣同樣是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合政
權，但與森內閣的最大不同在於，小泉內閣將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橋本派排除出權力中心。小泉首相本人雖然和台灣關係不深，但在連續三屆的小泉內閣中，福田康夫、

岡田充，《中国と台湾―対立と共存の両岸関係》（講談社，2003 年），頁 230。
總統府國策顧問金美齡是其中一位。同前註，頁 229-233。另外，黃昭堂被任命爲總統府
國策顧問，羅福全和許世楷則分別被任命爲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及駐日代表。他們是日本和美
國的台灣獨立運動的領袖人物，陳水扁政權成立後，致力於加強台日關係。
26
27

10

麻生太郎、安倍晉三、平沼赳夫等國會議員受到重用，成為內閣成員或黨幹部，他
們當中的許多人與台灣關係密切。
表 2 台日之間的「第二軌道安全保障對話」
會議名

參加者

時間

①日華大陸問題研究會議

學者、官員、專家

1971-②亞洲公開論壇

學者、官員、專家

1989-2000③台日安全保障對話交流（Taipei-Tokyo

以學者為主

1999-2001

軍方人士、官員、專家

2001-

⑤台日論壇

學者、專家

2002-

⑥東京—台北「亞洲和平」國際交流會議

軍方人士、學者、官員

2002-⑦台日研究論壇

學者、官員、專家

2002-

Shuttle）④與台灣安保協會合作召開的各種亞洲
安保論壇

出處：Philip Yang, “Japanese-Taiwanese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U.S.”, Michael
McDevitt, Yoshihide Soeya, James Auer, Tetsuo Kotani, and Philip Yang, NBR Analysis (JapanTaiwan Intera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Vol.16, No.1, October 2005, p.103.
註：軍方人士和官員主要是台灣方面的參加者。⑤與⑦主辦的名義不同。

而且小泉在中國和朝鮮半島問題上是比較不墨守陳規的首相。比如，他在任期
中每年都不顧中國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接連兩次訪問北韓等等。小泉掌握政治主動，打通了獨自的管道，重視不受前例拘束的決策，這使得外務省內的中文培訓班出身
的人（即所謂的「中國通」（China School））的影響力降低了28。
小泉政權在成立初始就表示，希望能在「讓相關人士滿意的形式」的條件下，讓台灣透過某種形式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29。台灣受中國牽制
一直被排除在 WHO 之外，因此，即便台灣發生像 SARS 那麼嚴重的傳染病，也無法從 WHO 得到重要的衛生資訊、相關技術以及適合的醫藥用品。連台灣代表出席
2004 年爆發禽流感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都因中國施壓而遭 WHO 拒絕。小泉政權提出希望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WHO 意味著，在可能直接影響人道問題和日
本衛生的問題上，日本不一定要遵循中國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而是進行自主
判斷。
小泉政權在 2004 年 12 月也做出同意李登輝再次訪日的決定。這次訪日不再〈『中国組』の影響力低下―政治の前で物言えぬ官僚―〉，共同通信，2005 年 5 月 31日。
29
〈台湾の WHO 参加容認〉，《読売新聞（夕刊）》，2002 年 5 月 14 日。
28

11

像 2001 年時那樣是為了接受手術，而是以觀光為目的的訪日。在此之前的訪日都一如既往未能成行，直到 2004 年 12 月上旬的立委選舉結束，「政治色彩」淡化後
30
才得以實現 。這次訪日的背景被指出，是由於中國批評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 11 月中國核子動力潜艇在日本領海潜航，導致日本民意的厭中情緒高漲，日中台關係的環境上發生了變化31。不過，是否給予在任的台灣高官和中國忌諱的台灣
前總統等簽證這一問題，因 2005 年 8 月議員立法通過免除台灣旅客簽證的決定，
部分問題得到解決。可以說中國的施壓對日本政府決策的影響幅度减小了。
事務層面上，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也在加强。2002 年 11 月，外務省修改內部規定，放寬了公務員赴台出差的限制。跟以往不同的是，如果是雙邊事務，原則上允許課長級別以下的職員赴台出差。即便是比課長級別要高的幹部，如果是在 APEC、
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台日雙方均為正式成員的國際性框架範圍內的事務，則可靈活對應32。中國曾試圖阻止台灣以獨立身分加入 WTO 而未成功。但在兩岸同時加入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在 WTO 框架下開始與台灣頻繁進行官方接觸，所以可能外務省認為已經沒有必要再限制過度的接觸。2005 年 5 月，日本在日華斷交後首次派遣中國通的實力派人物、前駐巴西大使池田維就任相當於「大使」
的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所長。池田所長（從 2006 年開始也稱為「代表」）是歷任中
國課課長、亞洲局局長的外務省高官33。這實際上象徵著日本政府對台灣的重視，
同時也意味著在台北配置熟悉對中關係的微妙之處的人才的必要性越來越大。
此外，以 2000 年的台灣政黨輪替為契機，除了過去以自民黨與新進黨（1998
年 1 月解散）為主要勢力的日華懇之外，當時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也成立了「民主黨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34。在台日國會議員交流過程中，用於組織名稱的象徵從
過去的「中華民國」轉變為「台灣」，交流已不再侷限於以往的自民黨與國民黨的
執政黨交流，不分執政或在野黨都與台灣展開事實上的「議員外交」的傾向越來越強。
（四）作為中日安保關係中心課題的台灣問題
小泉和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問題成為中日安全保障問題的中心課題35。中國把台灣問題表述為涉及「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利益、全局利益」36。如前文所述，〈台湾の李前総統、下旬の来日断念〉，《読売新聞》，2004 年 9 月 17 日；〈李前総統、年
内来日へ 政府、ビザ発給方針〉，共同通信，2004 年 12 月 16 日。
31〈親善大使として存在誇示 日本の嫌中感追い風に〉，共同通信，2004 年 12 月 27 日。
32〈第 155 回国会衆議院決算行政監視委員会議録第 3 号〉第 1 類第 15 号，2002 年 11 月
27 日，頁 11。影像檔是從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http://kokkai.ndl.go.jp/>檢索並下載。
33〈交流協会台北事務所長に就任した池田維（いけだ・ただし）さん〉，共同通信，2005
年 5 月 18 日。
34〈民主日台議員懇が発足―日華議員懇との綱引きも―〉，共同通信，2000 年 4 月 25 日。
35請參考松田康博，〈第 6 章 安全保障関係の展開〉，前揭書，頁 136-161。
36
葛東升主編，《國家安全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26-127。
30

12

以第三次台海危機為契機，台灣問題發展成為日本重大的安全保障問題。當時，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尚未配置軍事專家。2003 年 1 月，陸上自衛隊的退役將補（相當於少將）長野陽一被派往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儘管已是民間人士，但外界仍認
為退役將補長野被寄予了在台灣收集軍事情報的期待，並將其稱為事實上的「駐台武官」37。外界推測，向台北派遣具有駐北京經驗的退役自衛官，是因為日本的相
關機構在第三次台海危機之後，在收集安保情報上感到困難38。
台日的這種動向引起了中國的强烈擔憂，但是，中國並沒有認識到是自身的軍事行動招致了台灣與日本的「接近」。即便在中國發表的學術論文中，也看不到嘗
試做這種合理推測的跡象。不過，現實裡台灣方面期待的台日之間的「防衛交流」
和「安全對話」僅有上述的民間第二軌道的交流，日本政府實際上完全沒有回應的跡象39。
更重要的問題是，日美同盟與台灣問題的關係。台灣重視安全保障方面的「台美日」關係40，美國則是期待日本參與更多區域安全保障。這使得中國對這個三角
關係的認識超出了實際情况。2005 年 2 月 19 日，日美安全諮商會議（2+2）發表
聯合聲明，提出 12 項亞太區域共同戰略目標。其中明確記載了三項：①歡迎中國在區域及全球事務中發揮負責且建設性的作用；②透過對話促進台灣海峽問題和
平解決；③促進中國提高軍事透明度41。
這些內容與過往日本政府的官方發言差別不大。但一旦成為日美「共同戰略目
標」，就有可能被解釋為「日美要共同積極達成的目標」，因此對中國的衝擊很大。
這是有關於日美安保的問題，並不一定等同於日本的對台政策。但是，在日美安保體制下發表涉及台灣問題的官方文件帶來很大的政治的衝擊。
不久，日本與美國對於中國在 2005 年 3 月制定的《反國家分裂法》表示擔憂。
同年 5 月，町村外務大臣再次聲明，《日美安保條約》中的「遠東的範圍」包括台灣海峽42。2005 年，中國領導人在談及中日關係之際，總是表示日本特別要處理好〈自衛隊 50 年岐路の最前線 4 『台湾駐在武官』中台緊張の渦にもまれ〉，《朝日新聞》，2004 年 3 月 22 日。
38
内田勝久，《大丈夫か、日台関係：「台湾大使」の本音録》（産経新聞，2006 年），頁
194-195。
39
Philip Yang, “Japanese-Taiwanese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U.S.”, Michael
McDevitt, Yoshihide Soeya, James Auer, Tetsuo Kotani, and Philip Yang, NBR Analysis (JapanTaiwan Intera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Vol.16, No.1, October 2005, pp.102-104. 實
際上，台灣的領袖對台日之間缺乏防衛交流與安保對話表示擔憂，並向日本進行呼籲。
〈台湾駐日代表『日台で安保対話の枠組みを』〉，《産経新聞》，2005 年 8 月 19 日。
〈中国軍拡『日米台の連携必要』 呂台湾副総統が単独会見〉，《読売新聞》，2005 年 8 月 10 日。
40
松田康博，前揭文，《国際政治》第 135 期（2004 年 3 月），頁 70-71。
41〈共同発表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外務省，＜https://warp.ndl.go.jp/collections/info:ndljp/pid/11449460/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2+
2_05_02.html＞，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
42〈『台湾は日米安保の対象』―町村外相―〉，《朝日新聞（夕刊）》，2005 年 4 月 30 日。
37

13

「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非常重要，藉此牽制日本，這可以解釋為中國針對上
述動向所表現出的危機感43。
不過，日本並沒有藉由台灣問題而採取强化日美同盟的直線行動，美國亦是如此。日本對安全保障方面上就台灣問題的深思熟慮，不會對台灣往獨立方向發展導
致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這樣的事態冷眼旁觀，反而加强了對台灣言行的牽制。簡言之，日本開始採取類似美國的行動，要求兩岸雙方自制，維持台海現狀44。2003 年
12 月，針對被中國認為事關台獨而强烈反對的「公投」和「制訂新憲法」等言論，
日本政府透過交流協會向台灣的總統府傳達了「我國對台灣海峽及本區域的和平
及穩定深感憂慮。……希望（台灣方面）慎重處理」的意見45。綜上所述，小泉政權下，與台灣關聯的各個層面上有所進展，在台海的安全保障問題上，日本則苦於
如何平衡對中顧慮及日美安保體制。

四、中日之間的認知隔閡與台日關係的實際情况（一）民意與專家的認知在分析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時，對兩國民意的分析是不可欠缺的。但是，中日兩國都沒有針對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進行持續的、值得信賴的民意調查，因此不得不基於不連貫的調查結果來進行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進行的對
日民意調查46顯示，一般中國人認為日本人支持中國「和平統一」的人只有 16.6%，
持相反看法的人則達 38.1%（「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占 28.7%）。從此一調查可得
知，絕對有不少一般民衆擔憂日本對兩岸統一採取消極態度。中國有易於接受日本
主動挑戰「七二年體制」的報導及宣傳的性質。
日本在 1997 年有日經調查社所實施的調查。根據此調查，日本國民認為台灣
是主權獨立國家的占 64.3%，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有 25.3%，回答不曉得的有
10.3%47。此一結果顯示日本人認同台灣的主張，但從調查時期來看，有可能受到了 1996 年 3 月第三次台海危機的影響。如果這個推測正確的話，則意味著一種傾〈在雅加達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時胡錦濤就中日關係發展提出五點主張〉，《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 年 4 月 25 日。〈唐家璇國務委員會見日共同社社長山內豐彥〉，《當前中日關係和形勢教育活頁文選》（北京：紅旗出版社，出版年不詳），頁 8-9。
44
〈変わる日本の台湾政策―米に協調、対中配慮―〉，《産経新聞》，2004 年 1 月 19 日。
45
内田勝久，前揭書，頁 187。另外，交流協會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向陳致上「期待台灣
蒸蒸日上，以及今後的日台關係有更進一步發展」的祝福。
〈日本交流協会も〉
，
《毎日新聞
（夕刊）
》，2004 年 3 月 27 日。
46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第二次中日輿論調查（2004 年 9-10 月）〉，《日本學刊》
2004 年第 6 期，2004 年 11 月。
47〈日米、アジア巡り微妙な差―主な質問と回答―〉，《日本経済新聞》1997 年 6 月 15
日。
43

14

向，就是如果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威脅，越是採取嚴厲態度，日本人就會對台灣感到同情。
另外，社會環境研究中心在 2004 年就台灣問題實施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在和
中國及台灣的關係上，日本國民贊成台灣主張的人更多。相對於此，贊成中國主張
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比例很低，只有 14.7%，而贊成台灣的陳水扁總統提出的「中國與台灣是一邊一國」的人則達 40.8%（回答「無法一概而論」及「不曉得」的合起來超過 45%）48。簡言之，日本民意比較認同台灣方面的主張。
在中國對台日關係的發展加深疑慮的過程中，可以說兩國的民意反映了日中
台關係的現實。但兩國專家的看法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特別是日本國內的看法相距甚遠。
在中國認為日本主動加强對台關係的觀點較為普遍。在中國經常可以看到類
似以下的觀點，「關鍵之處還是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的戰略機謀，是想向中國『打台灣牌』以牽制和防範中國」49；「小泉內閣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的動向也
有所表現，這些調整明顯地以日本的現實戰略利益為基礎」50等等。中國傾向於認為多數日本人是為了牽制中國而强化台日關係51。
從修春萍的整理可輕易得知，中國的學者如何具體看待日本的作用在台灣問
題上擴大52。修春萍的論文中列舉了以下三點變化。第一，日本政府處理台灣事務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第二，台灣與日本的官方關係急速升格；第三，台灣與日
本開始展開軍事交流。文章指出台日關係發生變化的主因為，第一，日本對中國的迅速發展感到焦慮；第二，日本確立了成為「政治大國」的目標，及日本國內政治
正在右傾化；第三，台灣當局積極接洽日本；第四，美國牽制中國並希望日本發揮
更多作用。
但是，日本在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被稱為「外壓反應型國家（reactive sate）」。
日本外交擁有巨大國力卻不應用於對外行動，是作為世界史上的「超乎常規的案例」
而受到矚目53。中國學術界則有輕視這個關於日本對外行動的研究動向的傾向。關

財団法人社会環境研究センター，《台湾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台湾に対する日本国民の心の架橋）》（財団法人社会環境研究センター，2004 年 9 月），頁 17-20。
49
李建民，《冷戰後日本的「普通國家化」與中日關係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 2005 年），頁 201。
50
郭震遠，《國際關係與中國戰略》（香港：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51。
51
張耀武，《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年），頁 357-365。
52
修春萍，〈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台灣研究（雙月刊）》第 76 期（2005 年第 6 期），
2005 年 12 月，頁 49-52。此外，中國的論文中的「台灣與日本的軍事交流」一般是指日本的
自衛隊退役軍官和台灣的現役軍人透過二軌交流等機會進行接觸，並非高層交流、各軍種交
流、武器交易、派遣軍事顧問團、留學生和研修團互訪等典型的軍事交流（日本稱二軌交流）的意思。這種用語在中國經常被擴大解釋。
53
宮下明聡，〈序論〉，宮下明聡、佐藤洋一郎編《現代日本のアジア外交：対米協調と自主外交のはざまで》（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 年），頁 4-10。
48

15

於台日接近，可以觀察到中國的論述有著高度的一貫性，而日本的論點則是較為多
元的。在日本，有提倡「日美台同盟」的人士，也有將台灣視為「日本的生命線」
的人士54。相反地，日本也存在指出積極靠攏台灣的「危險性」，並和中國一同批判
這種行動的人士55。不過，日本國內的論點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日本國內認
為應該接近台灣以牽制中國的論點並未對政府的政策造成影響，為了維持「七二年體制」政府的行動一直都相當保守。
（二）台日關係發展的實際情况
實際上，如果存在著為了成為「普通國家」而打「台灣牌」的戰略，在不同黨
派的歷代內閣中是誰制定了這樣的戰略，又是否被「一貫」執行了呢？日本是官僚
體制嚴格的國家，很難想像是外務省策劃了這樣的戰略。日本不存在像是中國共産
黨那樣自始至終的決策行為者。
關於日本的對台關係戰略，例如添谷芳秀認為日本選擇的方案為尊重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同時在「事實上的兩個中國」問題上刻意保持曖昧，並稱之為「非戰略導向（non-strategic orientation）」56。從這種觀點來看，後冷戰時期的日本對台政策的變化未必是出自於日本為了牽制中國，向「一個中國」挑戰，並作
了周到準備的戰略轉換，基本上只是在面對實際情况時反應性的、被動性處理的積累。日本的這些決策既非基於 1979 年《台灣關係法》那樣的法律依據，也並非基
於 1982 年雷根政權發表的「六項保證」那樣的原則聲明，更不是 1994 年柯林頓政權實行的全面「政策調整」，或是配合小布希政權在安全保障戰略上的調整而更動
對台政策。
日本的對台政策調整自始至終都在「七二年體制」的框架範圍之內，中方的批
判和擔憂都是不合理的。不過，後冷戰時期日本關切台灣問題或是對台灣問題表態
雖然說是就事論事，但也可以看出一定的傾向。如表 3 所示，即便在兩岸利害關係處於零和關係且中國强烈反對的領域，如涉及到①與日本的安全保障及日美同盟
相關領域；②與日本主權相關的領域；③與經濟、社會相關的非政治領域；④與人
道問題相關的領域，歷代內閣都會重視「日本無法讓步的國家利益及價值」及「日本的自主判斷」，其結果是制定了一些違背中國意志而「偏向台灣」的政策。相反而言，台灣如果在這些領域加强外交攻勢的話，也有可能引導日本採取偏向台灣
可參考下列書目。雖然各自立場不同，不過都指出日本有必要主動參與或承諾台灣的防衛。中村勝範，《運命共同体としての日本と台湾―ポスト冷戦時代の国家戦略》（展転社，
1997 年）。和泉太郎，《日米台「三国同盟」の時代―米中冷戦下のアジア集団安保体制》（展転社，1998 年）。平松茂雄，《台湾問題：中国と米国の軍事的確執》（勁草書房，2005
年）
。
55
本澤二郎，
《台湾ロビー》（データハウス，1998 年）。
56
Soeya Yoshihide, “Taiwan in Japan’s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Richard Louis Edmonds andSteven M. Goldstein eds., Taiw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trospective Vi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5-146.
54

16

表 3 日本對台政策的變化及中國的反應（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
範疇

中國反對的程度
反對程度强反對程度弱／官方不反對

安全保障・强調和平解決，對武力威脅表示 ・派任陸上自衛隊的退役將捕到交流協會

（日美同

遺憾

盟）

・日美安保防衛指南、周邊事態法 ・台美日第二軌道安全保障對話（明德專台北事務所（2002）

・2+2 聯合聲明（2005）

案）
・台日第二軌道安全保障對話（2001-）主權・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徐 立 德 訪 日 ・派任外務省中國通擔任交流協會台北事（1994）

務所所長

・李登輝以觀光為目的的訪日（2004）
・前首相森喜朗訪台（2003、2006）
經濟、社・支持加入 WTO

・經濟合作、技術合作（1965-2002）
・支持加入 APEC

會

・確定債務償還
・向慰安婦支付慰問金・放寬公務員訪台限制（局長、課長級）
・台日「漁業協商」
・天皇誕生日慶祝酒會57
・授勳58
・免除簽證
人道考量

・ 李 登 輝 以 治 療 為 目 的 的 訪 日 ・大地震發生後派遣國際緊急救援隊（2001）

・台日締結「醫療協定」59

・希望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WHO出處：由筆者整理製表。因為是以日本政府當局的行動為主，所以不包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及經團連會長平岩外四等人之訪台。
註：雖然說同樣是日本政府的行動，但本表排除了「尖閣諸島問題」（台灣稱為「釣魚台問題」、
中國稱為「釣魚島問題」）等對台灣、中國都不利的政策。
2003 年 12 月，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自斷交以來首次舉行了天皇誕生日慶祝酒會。内田勝久，前揭書，頁 153-162。
58
2005 年 5 月，日華斷交以來，台灣居民首次獲得日本的勳章。内田勝久，前揭書，頁
162-170。
59〈日本と台湾初の医療協定―SARS など迅速対応／防疫や治療で共同研究―〉，《産経新聞》，2004 年 4 月 20 日。協定名稱爲「關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共同研究瞭解備忘錄」，發生 SARS 以外的大規模傳染病時，雙方也會共同應對。該協定是由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簽訂。
57

17

的政策。事實上特別是李登輝於 2001 年以心臟治療為目的的訪日就是巧妙的利用
了這種策略。
從中國和台灣來看，日本在兩岸關係上發揮的作用有類似於美國的一面。換言之，中國設法讓日本避免採取不利於中國的行動，而台灣則設法讓日本採取有利於台灣的行動。兩岸之間展開了所謂的「攏絡日本的競爭」。但與美國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對台政策的特徵是「被動的」。日本對兩岸關係的介入，不存在著對台販售武
器抑或是負起台灣安全保障的責任的自主性。日本的自主性應該說只發揮在日本
的利益和尊嚴受到中國的威脅之時，並非以台日關係升級為目的。
（三）馬英九執政時期「泛政治化模式」的消退
前述的「泛政治化模式」，即在兩岸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在中國的牽制下所
發展的台日關係，因國民黨馬英九政權的新政策而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在 2008 年
1 月的立委選舉中獲得大約四分之三的席次，馬英九在同年 3 月的總統大選中，以兩百萬票以上的票數差距大勝民進黨候選人。馬英九政權認為以往的李登輝、陳水扁政權強調台灣的獨特性並刺激中國大陸，導致台灣失去了經濟方面的機會，基於這樣的認識，馬政權轉向透過改善與大陸的關係來發展經濟。
因此，馬政權提出「九二共識」，雖然說概念模糊但中國可以接受，因為它包
含「一個中國」的說法，迅速加強了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包括恢復與中國大陸的對
話機制、定期兩岸直航、開放中國觀光客訪台等。截至 2012 年 1 月，已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的 16 項協議。
馬政權在對外政策上提倡「外交休兵」，中國實際上接受了此一提議，也未對
此公開否認，因此停止了「邦交國的爭奪」，台灣的邦交國在馬總統上任以來一直
維持在 23 國，毫無增減。此外，在減少中國壓力的情況下更能擴大國際空間的「活路外交」也取得了進展，台灣也成功派遣代表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
在上述背景下，台日關係也出現了變化。然而，馬英九與日本的關係原本就很
薄弱。而且在馬英九上任後不久，在尖閣諸島（台灣稱為「釣魚台」）問題上對日
本採取嚴厲的態度等，引起對台日關係的擔憂聲浪60。在日本方面，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齋藤正樹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失言問題，導致台日關係一時出現
齟齬61。在日本，對於繼蔣經國之後時隔二十年才執政的外省籍總統馬英九，最初
也有認為他「反日」的看法。從實際上的發展來看，在加強對日關係上，馬英九是
實用主義者。馬英九政權在 2009 年提倡「台日特別夥伴關係」62等，展現出強化
清水麗，〈終章 継続と変容のなかの日台関係〉，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頁 232-236。
61
中川昌郎，〈WHO と日華平和条約〉，《東亜》第 504 号，2009 年 6 月，頁 57-59。
62〈我國政府訂 2009 年為「台日特別夥伴關係促進年」〉，「世界和日本」資料庫（主持人：田中明彥），2009 年 1 月 20 日，＜https://worldjpn.net/＞，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
60

18

台日關係的積極態度。
此外，日本和台灣的各種事務性關係也在此一時期有所進展63。2009 年至 2010年，在一些從民進黨執政時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上取得相當大的進展，包括實施
打工度假制度，開通東京（羽田機場）―台北（松山機場）直航航線，在札幌設置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在政治大學等四所大學設置日本研究中心等。
在馬英九執政期間，台日的實務關係不但沒有倒退，反而更加強化。台日雙方
原本的情感聯繫也更加良好。根據交流協會 2009 年在台灣實施的對日民意調查，台灣民眾最喜歡的國家是日本，占 52%（第二名是美國，占 8%）64。2009 年台北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在日本實施的對台意識調查顯示，76 %的人認為台日關係「良好」，65%的人表示「信賴」台灣，56%的人表示對台灣有「親近感」65。此外，日本的國會議員跨黨派合作實現修法，包括 2009 年外國人登錄證裡的國籍欄從「中國」更改登記為「台灣」，以及 2011 年為了在日本舉辦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展覽。而
且，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之際，台日的民間仍維持著極為友好
的關係，台灣的賑災捐款超過 170 億日圓等。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變化是 2010 年交流協會及亞東關係協會簽署了「強化台日交流合作備忘錄」66，隔年又簽署了「投資自由化、促進及保護合作協議」及「維持民間航空業務之協議（開放天空協議）」等67。儘管名義上是不約束政府行為的「民間協議」，但日本推動這些協議的簽署本身意義重大。而且，這些經濟關係的
協議是在討論所謂「台日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是有實
際需要的協議。
換言之，在兩岸關係穩定，雙方簽署了許多協議，政府高官的接觸也有所擴大
的當下，即使台日關係取得實質進展，逐漸可以見到中國的反對也只不過是「形式有關馬英九政權期的台日關係發展的成果，下列網站記載了簡單的年表。
〈日台関係の動向（平成 21 年度／2009 年度）〉，財団法人交流協会，＜
https://www.koryu.or.jp/publications/relation/trend/2009/＞，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
64
〈台湾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財団法人交流協会，2010 年 3 月，＜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images/business/poll/detail-japanese.pdf＞，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
65
〈台湾に関する意識調査〉，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処，2011 年 6 月 1 日，＜
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6355.html＞，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
66
〈交流協会と亜東関係協会との間の 2010 年における日台双方の交流と協力の強化に関する覚書〉，財団法人交流協会，2010 年 4 月 30 日，＜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images/news/20100430/20100430.pdf＞，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
67
各協議正式名稱如下。〈投資の自由化、促進及び保護に関する相互協力のための財団法
人交流協会と亜東関係協会との間の取決め〉，財団法人交流協会
https://www.koryu.or.jp/news/?itemid=563&dispmid=5287＞，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民間航空業務の維持に関する交換書簡〉，財団法人交流協会，＜
https://www.koryu.or.jp/news/?itemid=583&dispmid=5287＞，2022 年 4 月 1 日瀏覽。
6319

上的抗議」（proforma demarche），決不是那麼強烈。兩岸關係穩定創造出了一種局
面，即台日關係既使有強化的動作，中國也難以從正面反對，因為擔心台灣民意的
反彈。

五、

結論

本文探討了 1990 年代以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的發展過程。透過本文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第一，1990 年代以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呈現出了一種模式化的發展。
從典型的李登輝訪日這類的「零和遊戲」就可以看出一個模式，就是台灣開始要求
自主並尋求外交上的突破，日本一邊權衡兩岸關係一邊做出決定，並在此過程中分
別受到兩岸的批判和期待，但最終仍是遭到批判的模式。在零和問題上，無論日本
如何顧及中國，中國在對日本的批判上並無程度之別。
第二，模式化的台灣問題與中日台三方的內政、外交和安全保障的關聯是緊密且有機的，形成了一種政治化的機制。日本的「去五五年體制」化、台灣的民主化
與本土化、中國的崛起、日美同盟的强化趨勢、中美關係惡化及改善的循環，兩岸關係的去內戰化、中日政治關係的惡化、台日關係的緊密化等，全部都成爲了互相影響的變數。
第三，日本對台政策的變化過程中，雖然不存在戰略性的調整，但也可以看出
一定的傾向。即便在兩岸利害關係呈零和關係的領域中，日本也制定了一些違背中國意志而偏向台灣的政策。這些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及日美同盟相關的領域、有關日本主權的領域、有關經濟和社會的非政治領域、與人道問題相關的領域。在這些領
域上，由於重視「日本無法讓步的國家利益」及「日本的自主判斷」，因此作出了「結果偏向台灣」的判斷。應該說日本對台政策上的變化，基本上是針對狀况所做出的反應性的、被動性處理的積累，而這當中存在著一定的傾向。
第四，與台日關係的實際情况相比，關乎台灣問題的中日關係上，源於各主體
間認知隔閡的心理因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於對日本關切台灣問題抱持强烈疑慮，
中國展開了令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強烈的對台牽制及對日批判，其結果反而激發了日本對台灣的同情心，降低了對中國的顧慮。由於極度擔憂中國對台行使武力，日本加强了對日美同盟的依賴，並開始高度關注與台灣的第二軌道對話，結果招致了中國更强的疑慮。
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艾倫・惠庭（Allen S. Whiting）從在中國所做的採訪中獲得的結論是，對中國人的日本觀造成巨大影響的第三者便是美國及台灣68。這個觀
アレン・S．ホワイティング著、岡部達味訳，《中国人の日本観》（岩波書店，2000 年），
頁 ix-xi。
6820點至今仍未過時。1971 年中美接近之際，周恩來總理與訪中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會談時，對「日本軍隊進駐台灣」的可能性表示
了强烈擔憂，這也如實反映出惠庭的結論69。當時的會話內容至少完全忽視了戰後
日本的對外關係史，是一般日本人所無法理解的。但是，在國際關係上，不論實際情况如何，有時更重要的是在於如何被認知。事實上，由於台日沒有外交關係，很
多往來在表面下進行，因而一些加深中國疑慮的材料便是透過媒體散播的「未被驗證的資訊」。不過，對中國而言，日本是主動還是被動接近台灣並非那麼重要。重
要的是日本的國力與作爲區域大國的地位和實力，以及日本在兩岸關係中成為「牽制」及「攏絡」的對象這一事實。國際關係的平衡者是透過自己主動與他國結為同盟關係從而維持平衡的主體。從日本在兩岸關係中發揮的作用來看，應該說日本是「被動的平衡者」。只要這種權力結構與行為者之間的認知隔閡不變，未來也無法
排除台灣問題在中日之間政治化的可能性。

毛里和子・増田弘監訳，《周恩来・キッシンジャー機密会談録》（岩波書店，2004 年），
頁 151-152。
69

21

22

附記
本文出自松田康博，〈第 9 章 台湾問題の新展開〉，家近亮子・松田康博・
段瑞聡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改訂版）》（晃洋書房，2012 年），經部分增修後的中譯版。本人在此向同意轉載的晃
洋書房編輯部敬表謝意。

i

作者簡歷
松田 康博 Yasuhiro MATSUDA
學歷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法學博士）

現職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研究領域

東亞國際政治、中國與台灣的政治、對外關係、安全保障、兩岸
關係

官方網頁

http://www.ioc.u-tokyo.ac.jp/~ymatsuda/ch/index.html

電子郵件

ymatsuda@ioc.u-tokyo.ac.jp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22 年 4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助理編輯：魏偉修

逸瑩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pril 1, 2022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pril 1, 2022

Vol. 6 No. 1

http://jeast.ioc.u-tokyo.ac.jp/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Japan-China-Taiw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War Period:
Japan as a Reactive Balancer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