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王 勇（浙江大学 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摘要] “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发现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意义、影响，均有别于“丝绸之路”，因而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
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地说，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之心灵，超越时空惠及后代。日本的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这便是中日两国虽然人员往来极少，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甚多之原因所在。
[关键词] 中日关系史；东亚文化圈；遣唐使；东西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首创，他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继李希霍芬之后，赫尔曼、斯坦因等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勘查，进一步
①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 的东西交通路线。
19世纪末欧洲人倡导的这一艰深的专业术语，今天不仅已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甚至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词汇。进入20世纪中期，好事者不断扩大“丝绸之路”的概念，除了传②

统的“沙漠丝绸之路”，认为还存在“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

③“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赏，近年成为国际性热门话题。 在中国，
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为了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在日本，古都奈良以“海上丝绸之路终点”自居，成立了“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纪念国际交流财团”、“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
笔者虽然多次参与筹划中日两国的相关学术活动，频繁往来于宁波与奈良之间，但疑窦
也由此而生。尤其是多次观览享誉“海上丝路博物馆”的日本正仓院之后，疑问逐渐变成确信，遂产生一股倡导“书籍之路”的强烈冲动。
一、“海上丝路博物馆”探秘2001年10月，第53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翌日传出一个令人惊愕的信息：展品《成唯识论》卷第四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其时，我正在当地主持“往返丝绸之路的遣隋使·遣唐使”国际会议，即与几位同行前去核实，初步确认纪年墨书[基金项目] 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01JA770017）[作者简介] 王勇（1956－），男，浙江平湖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古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①“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持续数千年，在空间上绵延数千里，穿越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所以
堪称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的贸易通道。
②
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过一套《丝路文化》丛书（1995），包含《沙漠卷》、《草原卷》、《海上卷》、《吐蕃卷》、《西南卷》，即是一例。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 1987 年至 1997 年，实施“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十年规划，重点考察东西方海路交通。
1

与经文出自同一人之手。
《成唯识论》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大师）担任笔受（记录）。
“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的墨书，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再经润文、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
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道照（一作“道昭”）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
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道照回国后创建禅院，“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①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者”。 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这
[1]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

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710～794）
原是东大寺的校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庋藏
的“国家珍宝”600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这些皇室至宝多为遣隋唐使带回的唐代文物（包括西域文物），如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杂集》，光明皇太后临书《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等。
（《东大寺献物帐》）
正仓院宝物品种繁多，包涵书籍、文具、礼器、佛具、玩具、服饰、食具、药物、武器等，虽然不乏丝绸制品（如服饰、佛具），但比起金银器、玻璃器、漆器等要逊色很多，而至
宝中的至宝莫过于文献典籍。
正仓院究竟收藏多少文献典籍，笔者尚未做过精确统计，其数量当以万计。比如，庋藏
佛教书籍的“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宋版114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
前面提到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只是其中的一卷而已。
笔者前后6次参观“正仓院展”，匆匆浏览丝织品、陶瓷器、金银器后，总是伫立在书籍
展台前面，时时陷入沉思：若论对日本文化影响之钜大，对日本人心灵渗透之深远，究竟是
色彩斑斓的丝绸残片，还是深奥难解的汉文典籍呢？
二、周作人的“优孟衣冠”论
20世纪初（1906），周作人追随鲁迅留学日本，在东京住了6年后回国。30年代中期（1936），他在北平寓所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叫《日本的衣食住》（收入《日本管窥》、《苦竹杂记》等），
回忆当初在日本的感受：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2]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p.28）
所谓“古昔”，作者解释即“中国古俗”，文中还介绍“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
因此断言“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
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尤其是去古都奈良、京都观
②

光，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在日本急遽西化 的近代尚且如此，全盘①《续日本纪》（卷一）载道照薨传：“（七〇〇年）三月己未，道照和尚物化。……初孝徳天皇白雉四年（653）
随使入唐，适遇玄弉三藏，师受业焉。……于后随使归朝，临诀，三藏以所持舎利、经论咸授和尚，曰：‘人能弘道，今以斯文附属。’……登时船进还归本朝，于元兴寺东南隅别建禅院而住焉。……后迁都平城也。
和尚弟及弟子等奏闻，徒建禅院于新京，今平城右京禅院是也。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上之所将来者也。”案：“楷好”，疑“皆好”笔误。
②
这里的“一半异域”，当指明治维新后西化的层面。
2

模仿中国的古代则更不待言。
隋大业四年（608），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表明7世纪初日本部分地区已经“华化”了。五代义楚著《释氏六帖》，说“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到日本，“今人物一如长安”。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由此化生出“慧[3]思转世倭国王子”、“杨贵妃东渡日本”等等的传说。

(pp. 329－393)

如果上述诸例说的是“海上丝路”的景观，那么“沙漠丝路”又呈何种景状呢？兹引录
[4]]

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一作《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①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pp.1306-1307)

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堪称千古绝唱。友人元二将离咸阳（渭城），前往安西（唐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境）；王维为之饯行，再三劝酒，依依不舍。
②

诗眼即在“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因为出了“阳关” ，再也碰不到“故人”，面对的将
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所以读来便觉诗中涌动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气。
既然同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一种解释认为：唐代日本
频繁遣使来华，促成中国文化大量东传。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日本由于大海阻隔，唐代约 300 年间，来华使团不过 15 批，平均 20 年才一次；相比之下，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使团往来远较日本频繁。以大食为例，从 651 年至 798 年遣使 39 次，平均 3 年一次，有[5]时一年数至。 （p.31）
显然，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携带什么而归。回头再看周作人的随笔，他说日本与中国相似，“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
③

周作人巧用“优孟衣冠”的典故 ，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超越了模仿皮毛的阶段，而将之化为血、化为肉、化为骨，因而中国文化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
运往西方的丝绸，大抵只能做成“衣冠”，或供权贵炫耀，或为女士增艳，虽然可以暂时装点门面，毕竟无法影响其心灵。那么，不属“优孟衣冠”的日本，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呢？
三、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
频频发生。贞观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
[6]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
（《旧唐书》倭国传） （p.5340）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
”（《唐会要》[7]

卷九十九·倭国）(p.419上)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比如说鉴真大师，5次东渡失败，途中死亡36人，280余人退出，最后仅24人抵达彼岸。
（《延历僧录》）
以此察之，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必肩负着重大使命。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来自西域的使节不同，主要目的不在于购求丝绸。当西方人

①

《全唐诗》
（卷一百二十八），“青青”一作“依依”，“杨柳春”一作“柳色新”。
阳关因在玉门关之南得名，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为古代通西域要道。
③“优孟”是楚国优人，愤于宰相（孙叔敖）死后遗族未获厚遇，遂穿戴故人衣冠见楚王，历数孙叔敖功绩，楚王触景生情，下诏优待其家族。引申为逢场作戏、粉墨登场、生硬模仿等。
②

3

①

深信赛里斯人从树上采集羊毛编织丝绸时 ，日本人已学会“蚕桑缉绩”，生产“细纻、缣绵”，[8]

甚至向中国出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异文杂锦等。 (p.855,857,858)
在唐代的中日史料中，我们没有找到遣唐使大量进口丝绸的记录，倒是发现遣唐使带来
②的贡品以丝绸为主，日本朝廷支付给使团成员的经费也全部是丝绸、布帛之类。 既然遣唐使携带丝绸作为贡品和货币，他们远道而来意欲得到什么呢？其实，《旧唐书》（日本国传）已经给出答案：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炉寺教之，乃遣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
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
[6]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p.5341)
日本使以“阔幅布”作为束修之礼，所得锡赉则“尽市文籍”，其“好书籍”如此。所③

谓“锡赉”当指钱币，而非实物。 假设《新唐书》列为“西戎”的波斯、大食、拂菻等同年入朝，且也获锡赉的话，会不会“尽市文籍”而去呢？相信不会，来自“沙漠丝路”的使者，大概会满载丝绸西归。这就是东西使者之不同，他们从唐朝携归的物品，反映出各自的文明取向。
关于唐代中日关系，池田温教授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指出“当时交易等[9]

经济关系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p.13）笔者以为，上述见解也适用于遣唐使之目的，“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则
可置换为“书籍”。
遣唐使源于遣隋使，两者在日本历史上首尾衔接，前后约400年间，日本使团肩负的具体使命并非一成不变，但购求书籍一直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这从中日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④佐证。如《善邻国宝记》（卷上）引《经籍后传记》 （原文双行夹注，改为括号内单行注）：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
[10]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

（p.34）⑤

这是文献所载日本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求书使团 ，自此中日之间的书籍流通渠道开通，
并在遣唐使时代得到进一步拓展。遣唐使官员的求书情况，除前述《旧唐书》（倭国传）之外，据《日本书纪》记载，第二次遣唐使回国（654年）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
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求书成果甚至会影响仕途。
四、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渠道
稽考《新唐书》（列传），李唐治世的约300年间，遣使入唐通聘的国家50有余。通观①

古代罗马、希腊的“羊毛树”传说，参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 年 6 月版。
②《延喜式》（大藏省）载有贡献“大唐皇”的礼单：“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疋，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綵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陁布
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
”
③
《新唐书》
（崔祐甫传）：“时李正己畏惧德宗威德，乃表献钱三十万贯。上欲纳其奏，虑正己未可诚信，以计逗留止之，未有其辞，延问宰相。佑甫对曰：‘正己奸诈，诚如圣虑。臣请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锡赉诸军人，且使深荷圣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财货。
’上悦从之，正己大惭，而心畏服焉。
”是可为证。
④
原书已经失传，逸文散见各书（除《善邻国宝记》外，还有《政书要略》等），书名或作《经籍后传记》、《儒传》。
⑤
推古十二年为西历 604 年，小野妹子（汉名“苏因高”）使隋在 607 年。
4唐朝与北狄、西戎乃至南蛮的交聘内容，多为征战、和亲、贸易之类，惟独东夷别具一格，[11]包含了书籍的流通。《通典》（东夷上）云：“大抵东夷书文并同华夏。
”(p.4985)这是书

籍交流给东亚诸国带来的文明盛况。
东亚诸国遣使入唐求书，这在来自其他地区的遣唐使中实属罕见。白居易在编定《白氏文集》时提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抄者，不在此记。
” 《旧唐书》（张荐传）盛称张鷟（文成）文章天下闻名：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
[6]

如此。 (p.4024)
由此可见，唐代著名文士的诗文虽云“远播海外”，其实主要在东亚文化圈内向东传播，这恰好印证书籍之路的存在。在贯通中日两国的书籍之路上，遣唐使（特别是使团中的留学僧俗）无疑扮演了主角，他们有国家提供的购书经费，又受到唐朝的优待，比较容易完成求书使命。
①

比如留学僧玄昉，一次携归佛教经论5000余卷，约当唐代大藏经的总数； 再如留学生
吉备真备，归国时携带《唐礼》、《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乐书要略》等共计150余卷。此外，号称“入唐八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在[12]

中国求得数以千计的经卷，所编的“将来目录”传承至今。

（p.227）遣唐使虽然扮演主角，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其他的配角。尤其是进入9世纪以后，中国、新罗乃至日本的商人活跃于东海，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出现多种渠道。兹举证如下。
（一）私人馈赠。翻检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入唐僧的传记，几乎都得到唐人馈赠
的书籍。现存的一些佛教经疏的序跋，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如石山寺藏《遗教经》跋云：“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国子监大
学羽右满于彼流传。开元二十二年二月从京发记。
”再如《肇论疏》（《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卷上记云：“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乙亥闰十一月三十日，扬州大都督府白塔玄湜，勘教流传
日本国大乘大德法师，使人发促，无暇写，聊附草本，多不如法，幸恕之。后睿师、源师还，更附好本耳。
”上述唐人陈延昌、唐僧玄湜，在遣唐使人回国之际，为使佛教流传日本，均抄写经疏相赠。
（二）渡日唐人随身携带。唐人渡日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以鉴真一行为例，随身携带佛教书籍数百卷，其中的天台章疏成为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的契机。天平七年（735）渡日
的袁晋卿，因通《文选》、《尔雅》被任命为大学寮音博士，大概也带去相关书籍。
在唐代的中日书籍交流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渡日唐人在日本撰写的书籍。随鉴真赴日的法进，主持东大寺戒坛院，著有《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东大寺受戒方轨》、《沙弥经钞》、《注梵网经》等；随鉴真移住唐招提寺的思托，撰有《延历僧录》和《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前者是日本僧史之滥觞，后者成为淡海三船著《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蓝本。
（三）中国商船的载运。9世纪以后，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与中日之间，他们的舶载品中包含书籍。如据《文德实录》记载，承和五年（838）藤原岳守在太宰府检校唐船货物，偶得②“元白诗笔” ，进献给天皇，因获升官晋级。
元庆五年（881）抵日的唐商张蒙，临行前受李达之托，将日本所缺的佛书120余卷载往
日本，转送给曾经入唐求法的圆珍。李达本人也是一位商人，齐衡三年（856）与圆珍同船去①②唐代编撰的《开元藏》（即《开元释教录》），共 5048 卷。
指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集。
5过日本。
（四）新罗人和渤海人的传播。遣唐使时代虽然中日直通的书籍之路畅通，但中介新罗、渤海的间接渠道仍然发挥着作用。仅以渤海为例，天安二年（858）渤海使乌孝慎赴日，带去
唐朝的新历本《宣明历》，日本朝廷奉若至宝，因废已经过时的《大衍历》和《五纪历》（均[13]为唐历），施行渤海使传来的《宣明历》，这部唐历此后沿用约800年，其影响不可低估。

有唐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但日本
贞观十七年（875）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该目录辑入1579部17345卷，约当《隋书·经籍志》（36708卷）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51852卷）的三分之一强。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冷然院）化为灰烬之后编撰的残存书目，那么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
五、书籍之路的文明涵义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
”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14]]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

但是，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

明内核。
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
然而，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这些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生成参天大树。
丝绸与书籍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米粒和稻种。假如中国出产的大米，成千上万吨地输往西方，一时或许会掀起“中国米”热，但当大米被消费完之后，其影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因为米粒无法再生米粒；假如中国出产的稻种，只要一颗掉入东方的土壤，如果有人去呵护，便会生根发芽，便会抽出稻穗，便会形成稻田，继而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因为稻种具有再生自我的机能。
书籍也如稻种，一旦播撒在人之心田，就会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在精神世界营造出一片绿洲，直接影响人们创造文明的活动。近代以前，中日之间人员往来及物资流通受到
自然条件的阻遏，但日本却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倘若隋唐以来，日本不是冒鲸波之险孜孜求索书籍，而是大量购买丝绸、陶瓷、漆器之类，那么最多也只是“优孟衣裳”
而已。
笔者在探索中国典籍东传史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清代以前日本人来华求书，往往每种只取一本，很少有带复本回国的。仔细想来，路途凶险，跨海不易，为了多带书籍，求阙本、购新书乃是效率最高的方法。
众所周知，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人和书。日本由于自然环境限制，自古无法像新罗那样
把大量学生送入太学（日本人入太学者，仅阿倍仲麻吕一人），而且中国士大夫渡海传授者罕见其人（少数僧侣除外），因此通过书籍汲取大陆文化，遂为不得已之策。然而，事实证明，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比之人持续时间更长、涵盖空间更广。
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翻刻而
流布世间，再经阐释、翻译而深入人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时下讨论日本文化的特点，强调其独创性者有之，突出其模仿性者亦有之。然而，从书
6

籍之路的角度审视之，日本文化的创造模式往往介乎两者之间。比如假名文字，均从汉字的草书及略笔蜕化而来，多少留下模仿的痕迹；但是，假名并非为了描摹汉字、标记汉语而创制，只是借助汉字的部分形体以表述日本人的思维，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创意。再如汉诗，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吟咏了大量作品，清末俞樾所编《东瀛诗选》录诗4800首，这仅限于17世
纪以后佳作（偶含古代作品），其总数之巨实无法估算，而这些数以万计的诗歌，只是借用
汉诗的形式以歌咏日本人的心声，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模仿。
明治维新（1868）之前，“四书五经”之类是日本公私学塾的启蒙书籍。虽然大多数日本人不通汉语，但却可以读懂汉文书籍。他们通过阅读中国典籍，与中国人接受大致相近的熏陶，由此形成类似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识、行为规范、艺术情趣。他们的知识构造与心灵
世界，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那么，由心灵的发露而创造的文化，自然也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
书籍本身是一种奇特的生命体，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繁衍子孙，构成大小不等的血缘家族。17世纪前期，清人商舶把《水浒传》带入日本，引起知识阶层的关注，很快有人编出《水浒传解》、《水浒传抄译》、《水浒传译解》等，对小说进行注释和编译；18世纪《通俗忠义水浒传》、《水浒传画本》、《水浒画潜览》等全译本、图解本相继问世，在庶民中形成“水浒热”；与此同时，日本人作家受此启发，创作了《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天明水浒传》、《天保水浒传》、《倾城水浒传》等几十种类本。这些类
本不同于译本，虽然大多借用“水浒”题名和某些故事框架，但登场人物、时代背景、表演
舞台、故事细节都是日本的，既不是中国文学的模仿，也难算日本文学的独创，我把这些书籍看作是中日文学混血的后代。
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少，为何文明景观极为相似？这个谜底现在可以揭开：中国典籍
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播撒到日本列岛，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
“The Silk Road” And “The Book Road”-- A Unique Pattern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Wang yong（Institute of Japanese culture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ilk Road” was originally put forward to term the trade rout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by westerners, which cannot be applied to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other areas in the world without restraint. From an orientalperspectiv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ancient
East Asia, in particul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ly to find that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form,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thus the concept of “the Book Road” is advocated. If silk is a symbol of Chinesematerial civilization, books ar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material civilization is lacking in self-reproductive capacity,wherea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may have an impact on human minds through time andacross space, bringing benefits to the later generation. It is because Japanese
Kenzuishi and Kentoshi were commissioned to purchase books that Japan inherited a7

lot of Chinese culture, although there was not much travel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300 years or so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50-odd countries dispatcheddiplomatic corps to China. The Tang Dynasty got in touch with northern nations,western nations and southern nations mainly for the purpose of warship, marriage,
trade and the like. However, contact with oriental nations, which includes
communication frequently by books, was rather distinctive. In the Old Book of theTang Dynasty, it is mentioned that Japanese Kentoshi spent all their rewards givenin the Tang Dynasty on book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traders who camefor silk.
There is no denying the fact that overseas Japanese students and monks in China
in the company of Kentoshi are stars on “the Book Road”. For example, Genbo once
took approximately 5,000 Buddhist sutras to Japan; Saichao, Kukai, and Ennin also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in China whose contents are still preserved till
today. In addition, books were also taken to Japan in different ways: they were either
given as a present by friends and loaded onto merchant ships or transferred by wayof Xinluo people and taken along with Chinese visitors.

Nihonkoku-kenzaisyo-mokuroku compiled in the late 9th century incorporated
17,345 volumes of various types, which almost amount to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entir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is the remaining contentscompiled after Japanese Royal Library caught fire, which reveals that there are asurprisingly huge number of books carri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Japan.
Chinese books spread among Japanese after they were copied, annotated,translated or quoted. They become a vital spiritual fodder for Japanese intellectuals
and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variousperiod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 relatio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East Asia;
Kentoshi;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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