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2 卷第 5 号

2018 年 5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1950 年代初期台湾之“中国化”与去殖民化－以“改造”与“中央化”之影响为中心－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文化改造运动”与教育的党化

2

中国化教育的一面――乡土教育、民族意识5反共为主的中国化之开展与「鲁迅总批判」

8

推行中国化而消失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国民导报》计画 11
两个「文协」与台湾文化协进会

14

结论

15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将“改造” 、“中央化”两个关键词来分析 1950 年代台湾的中国化。为了检讨 1950 年代台湾的“中国化”，本文以五个事例（①文化改造运动、②乡土教育、③鲁迅批判运动、④《国民导报》计划、⑤两个“文协”）来试图描
写当时台湾的“中国化”与去殖民化的一面。
总而言之，“改造”带给“中国化”的影响是排除共产思想，批判鲁迅，还有
清除日本时代的历史意识和日语日文等等，并不是否定台湾本身的存在意义，反倒是在试图以排除日本的影响来强力推行去殖民化过程；但是，在政府无法实现
反攻大陆的情况下，台湾已经不应该代表台湾本身而应该代表全中国，“中央化”
下“中国化”的进展，使得台湾的文化组织与台籍文化人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地位。
这正是异於光复初期，1950 年代初期台湾“中国化”问题所具有的时代性。

I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analyzing the Sinicization of Taiwan during the 1950s by
focusing on two keywords, reorgan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fivespecific examples -- 1. the Cultural Reorganization Movement, 2. local education, 3. theAnti-Luxun Movement, 4. the“National Herald” Plan, and 5. the Two Literature
Associations -- to reveal some aspects of Sinic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of that time.
The influences of Reorganization on Sinicization were the exclusion of Communist
thoughts, a thorough criticism of Luxu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of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Japanese language. Obviously, these were aimed ataccelerating the decolonization process, not aimed at denying or devaluing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aiwan itself.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blem was Sinicization
under Centralization. Because the KMT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strike back against
mainland China, the unresolved political situation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aiwan torepresent itself as Taiwan, but required it to represent China as a whole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under Centralization. Cultural authenticity was in the hands of mainlandelites as Taiwanese elites becam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facing difficulties andbeing unable to take central role and positions anymore, which they once had. Indeed,this marginalization of Taiwan c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most problematic ofSinicization during 1950s Taiwan, which w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en comparedto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of 1945 to 1949.

II

1950 年代初期台湾之“中国化”与去殖民化－以“改造”与“中央化”之影响为中心－菅野敦志（名樱大学国际学群上级副教授）一、 前言1950 年代初期台湾的主要特徵为何？近年来，在日本对於该时期为对象的研究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其中讨论 1950 年代初期政军转变的松田康博之研究指出，
象徵 1950 年代台湾的关键词即为“改造”与“中央化”1。“改造”一词指的是自1950 年 8 月到 1952 年 10 月实施的国民党“大规模党务改革”2。1950 年 3 月蒋介
石复职总统，7 月组织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当国民党反省自己失去大陆之原因而决心另起炉灶进行改革之际，“改造”一词象徴性地代表了 1950 年代初期政治军事方面重新编组的情况。另一个关键词“中央化”指“中央性组织与机能等，
因中央政府撤退与移转而集中於某一个地方”3；实际上，中央政府迁台，将台北
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重叠状态也带来不少政治社会
上的变动。
由於台湾的 1950 年代以 1949 年 12 月国民党政府迁台为开始，党的改造以及中央政府机关陆续迁到临时首都台北同时进行，因此应该可以用“改造”与“中央化”两个关键词来形容当时政治军事上所发生的变动。 但是政治军事层面之外，
如果要检讨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我们需提到另一个重要关键词：“中国化”4。
在“光复”後只有五年的 1950 年代，台湾社会各方面还需要推行中国化。相对於研究结果较丰富的“光复”初期5，有关 1950 年代的去殖民与中国化问题还有1

关於国民党的改造，请参见松田康博的研究。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
。
2
松田康博，
《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頁 27。
3
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頁 252。
4
这一点，黄英哲的研究使用“再中国化”一词，但本稿中笔者选择使用“中国化”，因为在
此所指的中国化之内涵较为注重於推动国民党式“党化中国化”，而其政治中国化之经验对台湾而言是历史上从未体验过的。请参见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後台湾文化
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2007 年）。
5关於光复初期的研究，请参见黄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創土社，1999）；何義麟，《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
ィクス》（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 年）；丸川哲史，《台湾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と祖国化――二・1讨论的馀地，例如与“光复”初期有何差异、具有何种特徴等等。在此笔者所关
注的是，上述 1950 年代的两个关键词“改造”、“中央化”对同时代的中国化之影响与关联性。
虽然 1945 年日本统治时期结束可说是台湾（人）“中国化”（祖国化）的起点，
台湾的「中国化」这个问题却应该放在 1950 年代初期的时代环境里进行检讨，才会有更深刻地了解，也才能理解 1950 年代特有之时代性，因为该时期的“中国化”
确实与“改造”和“中央化”有很密切的互相关联而进展。为了检讨 1950 年代台湾的“中国化”，本文将以五个事例（①文化改造运动、②乡土教育、③鲁迅批判
运动、④《国民导报》计划、⑤ 两个“文协”）试图描写当时台湾的“中国化”
与去殖民化。
对於台湾的中国化，“改造”6与“中央化”到底有何影响呢？本文将从以上五个方面来试图分析国民党政府迁台後 1950 年代中国化的一面。

二、 “文化改造运动”与教育的党化
由於大陆时期中央政府之中心文化政策为新生活运动，政府迁台後也有人立
即建议“新生活运动的再推进”。1951 年 1 月 31 日国民党进行改造之际，曾担任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的黄仁霖将一份建议书呈上蒋介石，建议应在台湾重新展开新生活运动7。结果，虽然新生活运动推行机构没有重新建立，却被认为“反共抗俄的全面动员有待展开”、“中央与地方对民衆运动的领导向未能澈底一元化”
8之情况下 ，一年後彷佛过去新生活运动的新运动由蒋介石领导展开。那就是以反共抗俄与军事动员为目的，於 1952 年元旦开始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是“经济改造运动”、“社会改造运动”、“文化改造运动”、
9“政治改造运动”之四个“改造”运动 。关於“文化改造运动”的推行，〈文化改

二八事件前後の文学運動から》（明石書店，2007 年）。
6
本稿中使用的“改造”不只是指国民党“大规模党务改革”的狭义定义，而是指当时包括
在文化丶教育丶言语方面进行的广义“改造”。
7〈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98 次会议纪录〉，6.4-2 类 11/8 号（1951 年 3 月 14 日），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库藏史料（党史馆）。
8据〈关於一年来民衆运动及训练工作提请检讨案〉之“民衆运动部分”的检讨结论。
〈中国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180 次会议纪录〉，6.4-2 类 19/10 号，1951 年 8 月 2 日，党史馆。
9据中央改造委员会的会议纪录，於 1951 年 12 月 28 日第 267 次会议“以由改造促进动员，
从动员完成改造”为目标，发表了“经济改造运动”丶“社会改造运动”丶“文化改造运动”
丶“政治改造运动”各运动的名称及方针。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267 次会议纪录〉，
6.4-2 类 28/7 号，1951 年 12 月 28 日，党史馆。有关“文化改造运动”的概要，请参见林果显
的研究。林果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之研究（1966−1975）――统治正当性的建立与转变》（台北板桥：稲乡，2005 年），页 49-60。
2

造运动实施方案〉之中，其目标与推行项目订定为如下10。
目标：文化改造运动的目标，在於发扬“明礼尚义、雪耻复国”的精神，提高生产建设的科学技术，以振起全民对反共抗俄战争的敌忾心，养成青年担负反共抗俄战争的新活力。
推行项目：①厉行明礼尚义、雪耻复国之精神教育。
②加强各级学校生产训练及劳动服务。
③调整各级学校课程，改订教材，以配合教育改革方案。
④筹组青年反共救国团。
⑤积极倡导文艺改革运动。
⑥编纂中国文化丛书及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
⑦创设或恢复重要学会及科学团体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联合会。
总而言之，教育是为了达成文化反攻所需，对军事动员极为重视。由於蒋介
石认为失去大陆的原因为教育文化的失败11，因此推行项目中明确地重视教育，其项目的一半就与教育有所关联。以“民族精神教育”与军事教育之贯彻为中心的教育“改造”，以 1950 年 6 月〈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的制订为起点12：“生産劳动教育”丶“民族精神教育”丶“文武合一教育”之中，为了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及“文武合一教育”而制订〈戡乱时期高中以上学校学学精神军事体格及技能训练纲要〉（1953 年 4 月），加强三民主义与公民科目，并增设“中国近代史”
丶“俄帝中国侵略史”等科目，并规定严厉实施高中以上男学生军事训练与管理，
以及女学生的看护训练等思想军事教育 13。其实，“文武合一”也意味着学生的国
民兵化，列为“文化改造运动”推进项目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也就在 1952
年成立。
关於蒋介石特别重视的“民族精神教育”，他的解释为如下：什麽是民族的精神教育？这就是我时常所说的，我们“固有的民族德性”教10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台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4 年），頁 22。
11蔣介石，〈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總統近年來關於教育文化的訓示》（台北：台灣省政
府教育廳，1954 年），頁 36-41。
12
綱要內容分為：①關於加強三民主義教育者、②關於失學青年者、③關於修訂各級學校課
程者、④關於獎進學術研究者、⑤關於轉移社會風紀者、⑥關於增進國際教育文化合作者、⑦關於延致専門人材者、⑧關於推進敵後教育工作者、⑨關於準備收復區教育重建者。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正中書局，1957 年），頁 14-15。
13
為了實施「生産労働教育」，1953 年 3 月頒布了「中小學學生實施生産技能訓練辦法大綱」。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5-17。
3

育。……以我这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和这一次的失败教训，所反省体会的结果，确认只有四维八德，才真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命脉之所系，也只有四维八德，才是我们反共抗俄丶自救救国的唯一精神武器。不仅这四维八德是我们
打击奸匪的精神武器，就是我们所有的优良传统文化14。
继承新生活运动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15，其“文化改造运动”里面，蒋介石
具体指示了学校实施新生活运动 16；为了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应发展充实过去
新生活运动明订的方法，就能够恢复民族固有道徳17，也同时说明其推行方法应以
学校教育为核心而延续到社会教育，用同心圆方式来推行18。
“文化改造运动”显示了当时的先决问题，就是教化青年服从国家，但教化
的对象不限於青年，而是早在国民学校的阶段就已开始。国民学校法第一条规定
国民学校教育的目标为：“注重国民道徳之培养，及身心健康之训练，并授以生活必须之基本知识技能”，为了达此目标特别重视的是公民教育与国语教育 19。关於
公民教育，教育部普通教育司《自由中国之国民教育》将公民教育解释为如下：公民教育也可以叫做“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在使儿童或成人了解国家大事
及国际情况，使每一个国民，都有爱护民族保卫国家的最大热忱。同时还要提高国民的政治兴趣，使大家都乐於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负起推行地方
自治的责任，充分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20。
与国语教育一样被重视的公民教育可说为政治教育，并且国民党公民教育的特徴就是结合了“民族固有道徳”。原来，“三民主义教育”（过去称“党化教育”）之思想根基是旧文化，尤其是儒教。接任教育部长的张其昀非常注重传统文化，
他在 1954 年 9 月 27 日总统府孔子诞辰纪念会的演讲〈孔子学说与革命教育〉里面解释如下：

14

1951 年 11 月 19 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 15 期研究員結業典禮」的訓辭。蔣介石，〈改造教
育與變化氣質〉，《總統近年來關於教育文化的訓示》，頁 44。
15
研討運動綱要草案時，蔣介石直接指示參考「新生活運動綱要與革命實踐運動綱要」。《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75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9/5 號，1952 年 1 月 10 日，黨史館。
16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頁 105。
17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頁 105。
18
對於「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1952 年 5 月 19 日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訂頒「台灣省各級學校
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綱要規定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事項應將「小中學公民訓練課程
標準」之外也要參考「新生活運動綱要之規定」，以及實施原則之一為「先由學校教職員，學生作起，再推之於學生家長及一般社會」。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第三次中國教育年
鑑》，頁 250-251。
19
教育部普通教育司，《自由中國之國民教育》（台北：教育部普通教育司，1954 年）頁 2-3。
20
教育部普通教育司，《自由中國之國民教育》，頁 3。
4教育与政治之最後目的，即为仁之实现。……仁者爱同胞，爱祖国，其所最欲有甚於生，所恶有甚於死。故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前仆後继，视死如归。……中国古来之真儒者，言救国则能复仇雪耻，言建国则能创业垂统，
具有积极进取之精神。孔子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今天依然是革命教育的思想渊源，也是最大的精神力量21。
张其昀在此明确的表示，孔子学说依然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教育与政治之最後目的”就是“仁之实现”，塑造能够“杀身成仁丶舍身取义”的国民。从张
其昀言辞里能够看出注重儒教的国民党教育观之内涵；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以外，
儒教的重要性来自教化国民为了中华民国政府“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不惜献出
生命。张其昀在任教育部长期间，网罗论语丶孟子丶大学丶中庸之四书原文 3 万 3
千字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於 1954 年制订为师范学校的必修科目，自 1956 年
开始作为中等学校以上国文教材22。措施即为实现蒋介石 1952 年〈整理文化遗産与改进民族习性〉中指示的“使将来经书整理重编以後，亦应视为专门学科”丶“应该以经书为我们文化的基本材料”23。蒋命令“民族习性”的“改造”，以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作为学校必修科目，代表了以传统主义为基础而进行的国民党式教育“改造”。

三、 中国化教育的一面――乡土教育丶民族意识
1950 年代之中国化，在学校方面以反共教育与传统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改造”―党化―来进行，是 1949 年中央政府迁台後逐渐明显化的现象。另一方面，
教育方面的“改造”中，配合“祖国化”的需要於 1950 年代出现的还有“乡土教育”。其次，我们以“乡土教育”为例，来看教育当局如何试图达到中国化的教育“改造”。
1950 年代，乡土教育被视为台湾“祖国化”的一环，是为了达成中国化目标
所提倡。其科目的设计者是台湾省编译馆裁撤後，於 1947 年 7 月成立的“台湾省
政府教育厅编审委员会”中担任编纂的姜琦；此外，我们从该会 1950 年出版的《台湾乡土教育论》，分析因中国化的需要而出现的乡土教育。
21张其昀，〈孔子学说与革命教育〉，《中央日报》，1954 年 9 月 29 日，第 3 版。
张其昀，
〈民国 43 年之教育学术与文化〉，张其昀先生文集编辑委员会，《张其昀先生文集
第 19 册文教类（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丶国史馆丶中国文化大学，1989 年），
页 8371。
23
1952 年 6 月 3 日，蒋介石发表了〈整理文化遗産与改进民族习性〉而指示了民衆应如何学经书而根绝恶习。其中，蒋介石明确指出了“应该以经书为我们文化的基本材料”所以“最紧要的还是激发学者以遗弃民族固有文化为耻的心理为第一义”，以後“使之贯通经义，以加强民族文化的功用，和提高革命建国的效率”。蒋介石，〈整理文化遗産与改进民族习性〉，《总统近年来关於教育文化的训示》，页 52-61。
225姜琦是西洋教育学的专家，因曾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与台湾省编译
馆担任过编纂，而编译馆裁撤後在编审委员会继任教育行政，可说为是一位最了
解战後初期台湾教育行政之人物24。他主张将“日本的台湾”改造为“中国的台湾”。
而当时中国化教育是以乡土教育为媒介，开始灌输中国人认同。
关於乡土教育的具体目的，姜琦在《台湾乡土教育论》的自序如此陈述：日本之所以能够统治台湾五十年，其重大的原因就是在於她当时能够把全部国民学校教育办理得很好的缘故。再就当时所有国民学校用教科书之内容而论，它无
一步发挥其乡土教育之精神，使全部国民学校教育都成为“台湾乡土化”。……但是
当时所谓的“台湾乡土”一语，颇含有“日本底台湾”之意味；因此，当时所施行
的乡土教育之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於要把所有台湾人民都造成为“历史的日本人”；
并且它祇有“要造成历史的日本人”这种浅近的教育作用，并没有广义的乡土教育上所谓“人类的世界人”那种远大的教育理想了25。
一直从事编纂台湾教科书工作的姜琦，又明确地说明在“光复”初期使用的《台湾省国民学校暂用国语课本》本来就“以乡土教育的观念”来编纂的。例如，为了培养以中国人为主的台湾人意识，《暂用国语课本》将以第一课“台湾人”丶
第二课“中国人”按序排列来达到让学生们能够自然地体会民族意识之目的26。
1

台湾人

2

我是台湾人
你是台湾人
他是台湾人
我们都是台湾人

中国人
我们的祖宗
是福建人 是广东人
福建人 广东人 台湾人
都是中国人其理论构架按照“乡土教育的基本原理”，以使台湾人认识自我为来自福建与广东（客家人的祖籍地）移民之中国人而培养出祖国爱。但後来发觉台湾学校里亦有“来自内地其他各省份之儿童”与“山地儿童”，所以对他们一律称“我们的24

姜琦（1886−1951），字伯韩，浙江温州永嘉人。毕业於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并明治大学。回国後任浙江省第十师范学校校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5 年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
任曁南大学校长。1930 年至 1934 年任大厦大学教授丶安徽省立大学文学院院长丶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丶福建省统一师范校长丶厦门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任教育部训育委员会专任委员丶参事，并任西北聨合大学丶浙江大学丶社会教育学院丶中央大学等校教授。1945 年任台湾
省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兼台湾省编译馆编纂。1951 年 10 月 1 日病逝於台北。其着书有《西洋教育史大纲》丶《教育哲学》丶《中国国民道徳原论》等。胡建国（主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
物传记史料汇编 第二十七辑》（台北新店：国史馆，2004 年），页 211-212。
25
姜琦，《台湾乡土教育论》（台北：台湾书店，1950 年），页 2-4。
26
根据笔者收藏的《小学国语课本》，1945 年在台湾出版，发行地等详细不明。
6

祖宗是福建和广东来的台湾人”也有语病。为了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姜琦即建议学校应该一律教“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底祖宗都是炎黄子孙”27。
《暂用国语课本》後来被国立编译馆审査的“国定本”代替，可是国定本根本就
不适合国语能力与内地学生有差距的的台湾学生，尤其是“山地儿童”差距更大。
1950 年代初期，有关台湾国民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意见分歧，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一切课本都必须特殊化，概以乡土教材为中心，完全地重新改编”，另外一派是“一切课本应该仍旧袭用《国定本》，不过随时适应社会上所有实际需要之情形而可以插入些有关於台湾省地方或乡土教材，以资补充而已”。为了整合其两派的意见，姜琦主张：“编审委员会有鉴及此，拟博采社会上各界人士底舆论，并折衷前
面所述的那两大派底教育主张”，“还遵照教育部颁布《各省市搜集或编选地方教材办法》及根据现代的最新教育学说上所有关於乡土教育之一般的原理及真意真目的乃至实施方法等」”“供作一般实地编辑一切正式课本或补充教材之根据”
28。
对於乡土教育的方法，姜琦说明教材的范囲不限於乡土之地理丶历史丶理科的三领域，应该以社会丶经济丶政治丶宗教丶艺术等之全方面选材。有关这一点，他举教育部〈各省市搜集或编选地方教材办法〉的下列规定作为参考。
编辑地方教材，应以乡土社会及自然为中心。小学适用之地方教材，应根据
部颁《小学常识科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所规定乡土自然环境及社会丶经济丶政治丶文化丶警卫各项，分别编辑，其选材标准如下29：①足以代表本乡土之特质者。
②与社会有重大关系者。
③抗战建国有重大关系者。
④与生活有密接关系者。
⑤有关教养卫最重要之部分者。
上列五种选材标准中，姜琦将第 3 项“抗战建国有重大关系者”为“在今日的台湾省乡土教育上，仍可作为选材之重要的标准”。他解释的理由为如下：许多先烈和乡贤为了抵抗暴日军阀底侵略，……其牺牲生命和财产之数量比
之内地各省份抗战八年间所牺牲者，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等发扬民族精神之忠烈的事迹，在今日的台湾乡土教育上，也应当尽量搜集，编为教材，以示後辈。复次，今日的台湾是反共抗俄之堡垒，也就是我民族复兴之根拠
27

姜琦，《台湾乡土教育论》，页 2-10。
姜琦，《台湾乡土教育论》，页 19-20。
29
姜琦，《台湾乡土教育论》，页 37-38。
28

7

地；因此，她底乡土教育上所需要的教材应当不背中央政府既定的政策，在上列的五种选材标准之外，另添上“与反共抗俄有重大关系者”一种标准 30。
由乡土教育来培养中国人认同的方法得到了教育当局的肯定，却因为中国学
制不准设独立的「乡土科」，教育厅没规定乡土科为独立科，所以姜琦拟定了「台湾省地方教材大纲及要目草案」，并提起「一般教科书之外，应当另编辑些有关乡土教育之补充教材」。姜琦提倡乡土教育後，教育部 1950 年制订的「初中地理教学纲要」也规定了学生学习活动应从乡土教育开始 31 ；台湾各地也纷纷编辑使用
乡土教材，不过，停留在补充教材的定位就无法使它更为普遍且延续性地实施。
即使乡土教育没设为正式科目，台湾乡土教育构想之需要仍反映出经过殖民统治的历史特殊性。台湾之乡土性应从政府现实的需要来看出其价値，如政府迁
台後的 1950 年以来历年 8 月 27 日订定为郑成功诞辰纪念日即为一例32。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之下，在台湾对抗清朝的郑成功成为国民党推行台湾史的最重要研究题目，所有的教育目标归结於昔日的“反清复明”，也就是今日“反共复国”国策。
为了灌输中国人意识，台湾学生的祖籍调査也发挥了“民族精神教育”的效果。1954 年 7 月统计表示：福建省籍 741,885 人丶广东省籍 162,131 人丶其他省
籍 3,844 人丶省籍不明 5,403 人33，祖籍调査的结果利於从血统上证明“血浓於水”，
推进中国人认同。可说 1950 年代教育“改造”的另一个特徵就是以乡土教育来推行中国化教育。

四、 反共为主的中国化之开展与“鲁迅总批判”
1950 年代台湾中国化的主要方向，不只是传统主义，还包括反共主义。为了
推行党化＝反共为主的中国化之“文化改造运动”，一项批判鲁迅运动等着展开，因为倡导反传统丶反儒教丶反国民党的中国作家与知识分子当中，被国民党最忌
讳的人物就是鲁迅。接下来，我们从批判鲁迅运动来看 1950 年代反共为主的中国
化当中的一个具体实例。
雖然魯迅已在 1936 年去世，他仍然在 1950 年代台灣之反共為主的中國化開
展之際，再次被政府當局抹殺，成為禁忌化的存在。黄英哲的研究披露，本來戰
後初期台灣之中國化構想，由陳儀聘請許壽裳為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引進魯迅思
30

姜琦，《台湾乡土教育论》，页 38-39。
刘禹轮，〈乡土教材的实施〉，《中国论坛》第 2 巻第 9 期（1976 年 8 月），页 40。
32
由於郑成功的诞辰日按西历来算即为 8 月 27 日，1950 年 8 月 17 日台湾省政府通知各县市
以後订定该日为郑成功诞辰纪念日而每年举行郑氏诞生纪念会。《台湾新生报》，1950 年 8 月
18 日，6 版。
33
程光裕，〈民族精神教育〉，教育与文化社编，《中国教育学术与文化》（台北：中国新闻出版公司，1955 年），页 83。
318

想而展開台灣「新五四運動」，可是二二八事件後許壽裳被暗殺，使得魯迅思想傳34
播受到挫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国民党政府禁止出版鲁迅的着作，
传播鲁迅的负面印象，刻意地造成反鲁迅风潮35。
1950 年代的反共．中国化，似乎以当时在台湾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台湾新生报》副刊上所展开的“鲁迅总批判”为开端36。1950 年 9 月，新生副刊三次刊
登强烈攻撃鲁迅的文章〈我来解剖鲁迅〉，其作者太史公在这一连串的文章里如此痛骂了鲁迅：
鲁迅，这个个性乖僻，心胸狭窄，气量小得像一粒灰尘的顽固而又偏见的老颠子，在中国文坛上，倒的确疯魔过不少年轻人。……一般人对鲁迅，都以他是聊不起的，而且高超不凡，不肯与世同流合污的。这种看法，却正好上了鲁迅的当，实实在在，鲁迅是一个矫揉造作，故弄清高，人世间最好名，
最虚伪，最势力的一个东西。……鲁迅一生所写的文章，都是极尽其刻薄，谩骂，虚伪，和挑拨之能事的，……。鲁迅的心目中，总以为他所吸收的空
气不自由，除了左倾，除了他自己，一切都是不合适的，这更证明了鲁迅这
个人的独裁和专制。……鲁迅一向左倾，他的话真是说到左倾的骨子里去的。……像这样人，文章再写得漂亮，又有什麽用呢37？
以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太史公主张鲁迅是个性乖僻而且经常欺骗人家的一个人。太史公说，鲁迅缺乏道徳观念“虽免不无影响他文学上的成就”，所以应重新评价鲁迅来清算他曾经在大陆使许多青年们送上“铁幕”之路一事。可是，虽在鲁迅书籍被禁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对太史公的主张也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反对。一名读者柳垂青投书写道：“鲁迅是作家，文艺创作目的，是反映现实，以激社会同情”、“当年的鲁迅和目前共党的暴行，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然此文出现，太史公即强烈批评柳垂青为“中了颇深的鲁迅的毒”之“鲁迅的崇拜者”，又展开了更激烈的攻撃38。
太史公的文章发表以後，〈新生副刊〉陆续刊登了包括太史公的 4 篇批判鲁迅

34

黄英哲，
《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頁 52-130。
根据陈芳明的见解，政府迁台後的反鲁迅风潮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也未见，在世界各国
鲁迅研究中亦属罕见。陳芳明，〈台湾における魯迅〉，中島利郎編，《台湾新文学と魯迅》（東方書店，1997 年），頁 23。
36
彭瑞金，中島利郎、澤井律之譯，《台湾新文学運動四〇年》（東方書店，2005 年），頁 54。
37
太史公，〈我来解剖鲁迅〉（一），
《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7 日，第 8 版；太史公，〈我来解剖鲁迅〉（二），《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8 日，第 8 版；太史公，〈我来解剖鲁迅〉（三），《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12 日，第 8 版。
38
太史公，〈我凭什麽解剖鲁迅？――兼答柳垂青先生来函〉，《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15日，第 8 版。太史公，〈鲁迅是千古罪人――答柳垂青的来函〉，《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16 日，第 8 版。
35

9的文章，一连串攻击鲁迅的文章又引发了更多读者的反应39。担任副刊主编的冯放民40，自 1949 年 12 月为了回应此一鲁迅批判引起的风波，10 月 3 日刊登了〈关于解剖鲁迅答读者〉一文，并说明他为何在〈新生副刊〉上刊登这些批判鲁迅的文章。冯放民说明刊登太史公的第一篇文章的理由为：一丶鲁迅的作品含有颇浓的
毒素，在台湾不能容许这些毒素的滋长。二丶对于一个作家的衡量，除了他的作
品外，其作家的人格也应值得注意的。三丶分析鲁迅的作品之际，应该认识鲁迅的言行并不合一。根据这三点理由，他主张刊登批评鲁迅文章的正当性和意义：
自从本刊登出太史公先生的几篇解剖鲁迅的文章之後，在台湾的文坛上，确实鼓起了不少的波浪，虽然对于太史公先生之解剖文章，毁誉参半，但这一运动，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无论如何，这是值得欣幸的！……我们认为肃清鲁迅的馀毒在近日是相当重要的，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完全代表共产党，（不管他已经死去，绝不能以盖棺论定来替他辩护而原恕他的）而共匪在中
国，是成了一个毒素，那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在台湾，我们来消共匪或左倾
思想的毒，那绝对是正确的41。
不过，为何〈新生副刊〉上面突然又陆续出现这一串连批判鲁迅的文章呢？
其理由可以在於冯放民的上列说明里找到；文章中，冯将“鲁迅总批判”称为“这
一运动”，其意图可能是在台湾展开“这一运动”，即以鲁迅肃清运动来正式推展
反共．中国化。我们也不能否认太史公的首篇文章亦是为了发动“这一运动”而
写的。由於冯放民身为「新生副刊」主编，亦担任领导反共文艺运动的中国文艺协会理事，这一事实就暗示我们其发动肃清鲁迅的“这一运动”，不是偶然性地，而是计划性地。
结果，〈新生副刊〉刊登的批判鲁迅文章自 9 月 7 日的首篇开始至 10 月 14 日
的最後一篇，在 38 日中共有 22 日刊登相关文章42，其规模确实是合乎冯放民所形
39

伊文，〈鲁迅不是好人〉，《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25 日，第 8 版；辛海天，〈我和鲁迅在厦大――证明他是一个阴谋家〉（上），《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28 日，第 8 版；辛海天，〈我和鲁迅在厦大――证明他是一个阴谋家〉（下），《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30 日，第 8 版；太史公，
〈再抽鲁迅一鞭子――兼论冷静的文艺正义感〉（上），1950 年 9 月 29 日，第 8 版；太史公，〈再抽鲁迅一鞭子――兼论冷静的文艺正义感〉（下），《台湾新生报》，1950 年 9 月 30 日，第 8版；南柏文，〈也谈鲁迅――根据鲁迅传而写〉（一），
《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1 日，第 8 版；
南柏文，
〈也谈鲁迅――根据鲁迅传而写〉（二），《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2 日，第 8 版；南柏文，〈也谈鲁迅――根据鲁迅传而写〉（三），《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3 日，第 8 版。
40
冯放民（1919−？）：江西省九江人，复旦大学经济系卒业，历任中国文艺协会理事丶中国
青年写作协会理事丶中华民国笔会执行委员等。彭瑞金，中島利郎、澤井律之譯，《台湾新文学運動四〇年》，頁 318。
41编者，〈关于解剖鲁迅答读者〉，《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3 日，第 8 版。底线为笔者所加。
42
10 月 4 日以後的文章如下：南柏文，〈也谈鲁迅〉（四），《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1 日，
第 8 版；班生，〈鲁迅杂文的毒素〉，《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5 日，第 8 版；班生，〈鲁迅杂文的毒素〉（下），《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6 日，第 8 版；刘治郁，〈几个关于鲁迅10

容的“运动”。此次鲁迅总批判可称为 1950 年代台湾“反共文学”、“战闘文学”之序幕。反共．中国化，除严禁鲁迅书刊之外，从彻底丑化排斥鲁迅着手；此後，除了批评他以外，有关鲁迅的文章一直到 1987 年解严皆不容许存在43。

五、 推行中國化而消失的可能性――未實現的《國民導報》計畫1950 年代初期的中国化即所谓反共．中国化。在此过程中，因反共的名义而
消失了许多可能性，其中一例为简体字问题。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肯定推行简体
字的重要性，1950 年代台湾再次燃起的整理国字争论时也又表明“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明确地指出其推行的重要性44。然而，因中共 1956 年公布“汉字改革方案”，文字的整理与改革在反共的名义下就无法实现45。
该时期文字改革的可能性，也有因为文字大衆化有利於反共动员而主张推行
的路线，例如由政府主办发行日文报纸的可能性。事实上，日文报纸《军民导报》
就是利用日文有助於达到反共宣传与动员之目的而发行的46。虽然报纸杂志的日文版早在 1946 年就被废止，却因反共宣传的必要，政府自 1950 年开始发行日文《军民导报》。过去研究尚未彻底讨论日文报纸《军民导报》停刊後的措施 47，然而，有鉴於反共宣传与台籍住民的需要，亦有继承《军民导报》的《国民导报》发行
计画。关於其详细内容，我们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来探讨。
1950 年 6 月 1 日创刊的日文报纸《军民导报》是国防部总政治部委托而附在的小故事〉，《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7 日，第 8 版；林仪，〈我也来谈鲁迅的笔名〉，《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8 日，第 8 版；方雪纯，〈我谈《批评鲁迅》〉，《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11 日，第 8 版；太史公，〈答思想幼稚病者〉（上），《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12日，第 8 版；太史公，〈答思想幼稚病者〉（下），《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13 日，第 8 版；
丹氓，〈鲁迅小说燃犀谭〉（上），《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0 月 14 日，第 8 版。
43
在台湾，解严两年後的 1989 年才能够出版《鲁迅全集》。中島利郎編，《台湾新文学と魯迅》，
頁 224。
44
据 19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7 次总动员运动会报的纪录，蒋介石明确指示了「布告是给一般民衆看的，其款式与文字，均应力求通俗，又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41 丶 42 年度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会报纪录汇编》，页 471。）罗家伦也写道，该会报中
蒋介石的发言为「为教育，为大衆的便利，在国家的立场上，简体字是很有用处的。私是赞成，有提倡的必要」丶「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罗家伦，《简体字运动》（台北：中央文
物供应社，1954 年），页 5、45。
45虽然教育部 1954 年成立了「简体字研究委员会」，却受到了保守派的反对以及 1956 年共産党早就公布之「汉字简化方案」的影响，国民党在台湾无法实施文字改革。请参见菅野敦志，〈台湾における「簡体字論争」――国民党の「未完の文字改革」とその行方〉，《日本台湾学
会報》第 6 號（2004 年 5 月），頁 66-92。
46
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军民导报》，当初是附在《台湾新生报》等其他报纸来发行的。1950 年
6 月 1 日创刊时为隔日发行，自 1950 年 8 月改为日刊，同年 12 月改为独立发行。
47
有关战後初期台湾日语媒体的变迁，请参见何义麟的研究。何義麟，〈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台湾‧韓国‧沖縄で
日本語は何をしたのか――言語支配のもたらすもの》（三元社，2007 年），頁 58-83。
11

《台湾新生报》发行，自 1950 年 12 月 1 日起改为独立发行48。但因《军民导报》
内容以反共宣传为中心并缺乏农民真正需要的农业技术及改善生活等实用资讯，
美国新闻处处长许伯乐（Robert Sheeks）以提供台湾农民所需要的农业及生活资讯为目的，将日中对照报纸《农民报》的发行计画传达给农复会49。为了此案，国民党政府筹备组织“农民报筹备委员会”，也检讨独自发行日文《农民报》的可能性50。该会议中决议，日中对照报应限於该报纸 51，并且国防部总政治部蒋经国，也提出了该部将《军民导报》交给中央改造委员会而创办《农民报》的建议，关於对组织丶经费方面加以更多讨论52。
後来，讨论的议题涉及到报纸名称，虽有《农民报》丶《农民日报》或者继
承《军民导报》名称等案53，但在 1951 年 11 月 28 日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248 次会
议上，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发表了新名称：《国民导报》 54。关於《国民导报》
计划与其概要，第四组的报告要点为如下：《军民导报》自同年 12 月 1 日起独立发行，但因经费上的负担太重，台湾新生报社向国防部总政治部请求自 1951 年 8 月起改为自主发行。因经费不足该部也不愿继续发行，宣告停刊计画并向第四组打听了是否有移管业务的可能性，由於《军民导报》历年的每日发行量有 1 万馀份，而日文报纸对台胞有甚大的宣传效
果，第四组主张“兹反共抗俄建设台湾宣传正须加强之时，该报似不宜遽予停刊，
以免熟谙日文之台胞精神食粮忽告中断，似应予以接办，并应扩充版面充实内容，
独立发行推广销路使能渐求自给自足”55。
第四组拟定具体版面构想，主张以充实内容丶扩大销路丶达到资本自立化为
56目标，并表示“《国民导报》文字逐渐增加国文 。期於二年内使不谙国文之台胞
能阅读国文报纸而该报使命达成，可告停刊”。反共宣传之外，该报的使命为应有
48〈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50 次会议纪录〉，6.4-2 类 6/10 号，1950 年 11 月 18 日，党史馆。
49
此後，属於农业复兴委员会的该报定名为《丰年》，於 1951 年 7 月 15 日发刊。有关许伯乐
与《丰年》杂志，请参见锺博，〈丰年杂志命名由来及其发展〉，《传记文学》第 64 卷第 5 期（1994 年 5 月）
，页 78 - 84。
50其名单为：萧自成丶郭澄丶谷正纲丶黄少谷丶蒋梦麟丶蒋经国丶连震东丶倪文亜丶徐柏园丶杨继曾丶陈尚文丶任显羣丶陈舜畊丶马有岳。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177 次会议纪录〉
，6.4-2 类 19/7 号，1951 年 7 月 30 日，党史馆。
51〈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164 次会议纪录〉，6.4-2 类 18 号，1951 年 7 月 2 日，党史馆。
52
当初也考虑转用《中华日报》北部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177 次会议纪录〉，
6.4-2 类 19/7 号，1951 年 7 月 30 日，党史馆。
53〈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177 次会议纪录〉，6.4-2 类 19/7 号，1951 年 7 月 30 日，党史馆。
54〈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248 次会议纪录〉，6.4-2 类 26/8 号，1951 年 11 月 28 日，
党史馆。
55〈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248 次会议纪录〉，6.4-2 类 26/8 号，1951 年 11 月 28 日，
党史馆。
56
在会议中报告的详细版面为如下：第 1 版丶报头及国内要闻，第 2 版丶国际要闻，第 3 版、
省市新闻，第 4 版丶副刊及读者服务栏。
12

助於台湾住民的国语学习，并预期两年内得到其效果。
第四组的计画转送给“宣传业务小组”研究，讨论实际方法之後，该组将宣传业务小组第 10 次会议的结果於次月 12 月 17 日第 260 次会议中如此报告：军民导报自发行以来，已日销壹万馀份，对於不谙国文之台胞，确有贡献。
如无困难自应继续发行，惟该报即以种种困难不能维持，并已於十二月一日
暂行停刊，如再继续单独发行，实属不易实现，故复刊之议势不能不暂作罢论，惟为适应不谙国文之台胞阅读需要起见，应另行设法应用其他日文刊物，
以利国策政令之宣传应照复国防部总政治部并报告中央改造委员会57。
宣传业务小组的名单未露，但因该小组如此决定与报告，致使《国民导报》
计画突然宣告中断。关於“应用其他日文刊物”一案，也有人主张利用当时进口
台湾的东京《内外时报》58来代替《国民导报》59；然而，《内外时报》的内容属於娱乐刊物之类，虽可满足民众娱乐方面的需要，却绝对无法满足台湾知识分子的
需要60。
《军民导报》的停刊与《国民导报》计画的中断，表面上是以经费困难为理由，然其真正的理由似不只在此。实际上，对於《军民导报》丶《丰年》以外的出版物是否利用日文，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容自 1951 年 6 月 11 日
至 7 月 16 日於《国语日报》上六次发表反对意见，似乎有颇大的影响61。在《军民导报》发刊一年後所发表的文章里，何容写道：“我们现在反对在台湾出日本报”
62，明确地主张反对日文报纸，同时认为政府应贯彻禁用日文政策。值得注目的是，何容在《国语日报》上发表的意见经过中央改造委员会讨论後，该会决定了“对
必要之宣传文字另有决议外，政府文公告不得使用日文”63。虽第四组对《国民导57「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60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7/10 號，1951 年 12 月 17 日，黨
史館。
58
華僑經營的《内外時報》因主辦人的反共立場使得國民黨許可進口台灣。何義麟，〈戦後台
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頁 75。
59「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64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8/4 號，1951 年 12 月 24 日，
黨史館。
60
何義麟，
〈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頁 76。
61
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1），《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2 期），1951
年 6 月 11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2），《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3 期），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3），《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4 期），1951 年 6 月 25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4），《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5 期），1951 年 7 月 2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5），《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6 期），1951 年
7 月 9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6），《國語日報》（「語文乙刊」
第 137 期），1951 年 7 月 16 日，第 3 版。
62
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2），《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3 期），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3 版。
63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09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2/9 號，1951 年 9 月 19 日，黨
13报》计画较为积极，却因受何容的反对意见，党对於发行日文报似不得不采取否
定的态度。结果，继承《军民导报》的《国民导报》计画也在此烟消云散了。
一时以反共宣传与动员民众为目的而发行的《军民导报》，藉由《国民导报》
的新名称而继续办理日文报的计画，在排斥日文丶促进中国化的台湾社会“改造”之下未能实现。由於继承《军民导报》副刊上之日文文艺空间的《国民导报》受到挫折，致使只会以日文来表达感情思想的台湾人失去了一个自我表现的空间，也在当时民族主义语言政策下，又失去了一个可能性。

六、 两个“文协”与台湾文化协进会
上面所检讨的四个例子皆是与“改造”有关联的中国化。其次，我们应讨论与另外一个关键词“中央化”有关的两个例子：两个“文协”与台湾文化协进会。
将“全国性”文化团体迁台与重新组织为“文化改造运动”推进项目之一，
此为以“中央化”进行中国化之典型。随着国民党来台的大陆籍知识分子，在中华民国临时首都的台北纷纷成立了各种文化团体，掌握了文化方面的主导权。
其中拥有最大影响力的文艺团体为 1950 年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陈纪滢於该会成立的 1950 年 5 月 4 日，在纪念文章中表示：“中国文艺协会今天在台湾成立，使我容易记起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和在重庆时
的一切情景”64，然而，异於为了抗日跨越政治立场丶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大陆时期“文协”，台湾的“文协”是以反共为唯一目的而组织。
然而，中央政府迁台，许多冠名“中国”的组织陆续成立，致使“台湾”冠名的团体地位大幅降低。以“中国”冠名的团体在政府保护下扩大活动范围之际，
由於以“台湾”冠名的团体与机构所负责的地理范围限制於台湾地区，其地位也
自然地成为在所谓“全中国”团体的下层组织。例如，曾经为了台湾的文化建设而成立并於战後初期拥有最大规模之台湾文化协进会，也於 1950 年代逐渐消失了影响力。
台湾文化协进会曾在《台湾文化》上传播鲁迅思想一事扮了重要的角色，却二二八事件後缩小了活动范围。关於该会，曾任台湾文化协进会理事长的游弥坚，
於 1950 年 4 月 16 日《台湾新生报》上发表的〈展开台湾的文化工作〉里面给予
如此的评价：
本省已有一个文化协进会的组织，一个民间团体，过去曾为沟通台湾与祖国
文化的交流尽了甚大的努力。该会不时举办各种展览会，讲习会，比赛会和

史館。
64
陳紀瀅，
〈感慨而不悲哀――祝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台灣新生報》，1950 年 5 月 4 日，第9 版。
14专题讲演等活动，藉使专家们将其心得公开发表，但是这个运动祇是提高文化风气的开端，谈不上大的收获。今日文化人士大多苦於自己生活问题不能解决，……必定要有一个或多个规模甚完备的组织，网罗所有人才，畀以工
作和生活的岗位，各人始能安心工作。……政府尤须根据其立国精神妥订文化政策，从事指导65。
上面文章中，我们应注意的是游弥坚将台湾文化协进会的成绩评为“祇是提高文化风气的开端，谈不上大的收获”。该会的活动因二二八事件受到了打撃，1949
年《台湾文化》停刊导致停顿；次年游弥坚发表的文章中，他号召设立支援文艺
界人士的一个新机构，在此半个月後的 1950 年 5 月成立的新团体就是中国文艺协会。游弥坚曾经被视为“半山”势力中之领导人物之一，但二二八事件後他逐渐
失去了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台湾文化协进会也於 1955 年改名为“台湾省文化协进会”，自 1956 年创办了以学术性内容为中心的《台湾研究》而再次展开该
会的活动，但似与游弥坚失去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样，该杂志的停刊自然带来了该会活动停止66。虽然身为“半官半民”的文化团体，却在战後初期以发刊《台湾文化》介绍鲁迅，对台湾文化发展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台湾文化协进会，其所谓“文协”的命脉也在此结束了。最後，在战後初期指称台湾（省）文化协进会的“文协”一词，1950 年以後就转换了主体，变成为单独指中国文艺协会的简称67。

七、 結論关於 1950 年代初期台湾之中国化，文化方面的“改造”与国民党迁台的“中央化”对其究竟有何影响与意义？本文在一开始所提的这个问题，或可总括为如
下：首先，文化方面的“改造”具代表性的是国民党实施的“文化改造运动”，其内容是以反共教育与传统思想教育为中心的“中国化”；即为了应付战争动员的需要，重视公民教育，并以民族固有道徳作为根据所教导的自我犠牲精神。其次，
为了进行“去日本化／去殖民化”而达到“中国化”的目的，教育“改造”展开
了台湾的乡土教育。此外，与光复初期传播鲁迅思想的倾向相反，《台湾新生报》
上面所展开的鲁迅批判运动彻底地批判鲁迅，对社会明确传达否定鲁迅与左派文65

游弥坚，〈展开台湾的文化工作〉，《台湾新生报》，1950 年 4 月 16 日，第 6 版。底线为笔者
所加。
66许雪姫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4 年），页 1077-1078。
67
例如，按 1950 年 12 月 6 日《台湾新生报》的记载，第五届全省美术展覧会中得到“文协奨”的几名得奖者纷纷向中国文艺协会联络，却自称“文协”的该会不知其事而被困惑。後来才发现，其“文协”即不是〈中国文艺协会〉而是〈台湾文化协进会〉，报道则指出「一样《文协》却是两家」。
《台湾新生报》，1950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
15

学的立场，这可说为 1950 年代“文化改造”的典型事例。另一方面，例如在排除日文日语的“中国化”方针下未能实现的《国民导报》计划，代表了当时去殖民
化文化「改造」的限制与现实。
但对台湾的“中国化”而言，比“改造”有更深远影响的是“中央化”。如本
来指称台湾文化协进会的“文协”一词，後来成为中国文艺协会的简称。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而是位於中国之中心，对此後台湾的文化趋势带来颇大的冲击。
在文化丶学术方面，来自中国大陆保有传统中国知识与技艺的人材大批流入，可说是国民党迁台所带来之中国化意外的果实。但另外一方面，如拥有 52 名委员的
中国文艺协会美术委员会中，台湾籍委员只有 2 名一事，显示中央化之下的中国化造成了台湾文化界人事结构中的“台湾”边缘化68。虽然中央政府迁台与在台湾
成立中央机关在当时被视为反攻大陆前的临时措施，但台湾被定位为全中国的中心而不是全中国的一个地区，反而造成台湾的“边缘化”。
总而言之，“改造”给予“中国化”之影响为排除共产思想，批判鲁迅，以及清除日本时代的历史意识与日语日文等等，这些并非否定台湾本身的存在意义，而是试图排除日本的影响以强力推行去殖民化的过程；但在政府无法实现反攻大陆的情况下，台湾已无法代表台湾本身而应该代表全中国，“中央化”下“中国化”
的进展，使得台湾的文化组织与台籍文化人丧失原有的中心地位。
“中央化”确实
导致了台湾“边缘化”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台湾（人）的“边缘化”让台籍
文化人感受到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自己似乎无法握有主导权。这正是与光复初期
不同，1950 年代初期台湾“中国化”问题所具有的时代性。

68该两名为：廖继春丶陈慧坤。黄才郎，〈细水长流――50 年代台湾美术发展中的民间画会〉，
林葆华执行编辑，《长流：50 年代台湾美术发展》（台北：台北市立美术馆，1993 年），页 6。
16

附记
本稿原以日文发表（菅野敦志，〈1950 年代初期台湾の中国化――「改造」と「中央化」の影響を中心に〉，《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0 号，2008 年 5 月，頁 17−38），之後将原文摘要改写为中文，并发表於中央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台湾研究世界大会（2012 年 4 月 26-28 日）。修改中文过程中，特别感谢国立政治大学台湾
史研究所林果显老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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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菅野 敦志 Atsushi SUGANO学

历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现职

日本名樱大学国际学群上级副教授

研究领域

台湾现代史

官方网页

https://www.meio-u.ac.jp/research/scholars/suganoats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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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18 年 5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助理编辑：魏伟修逸莹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May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May 1, 2018 Vol. 2 No.5

http://jeast.ioc.u-tokyo.ac.jp/

Sinoc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in 1950s Taiwan:
Focusing on Reorgan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