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2 卷第 6 号

2018 年 6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第二次外交革命？
——中国对国际安全合作的新思考与行为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前言1“再平衡”和中国的认识

2“再平衡”和中国的应对：三个选择

5“新同盟论”的登场和展开

6

讨论

8

结论：从同盟到安全协作

9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中国对外部安全保障环境的评估是如何开展的？其主要特征为何？北京政府
展开的威胁论对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设计及实践有何影响？本论文将透过中国国内学术圈的议论，来探讨北京政府对区域安全动态及潜在政策选择的观点是如何形成。本文特别关注在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保障系统之反应，这个反应已表现在对于“不结盟原则”价值有着不寻常的热烈讨论。就结论而言，本文认为
虽然北京政府不太可能完全背离现有政策，但明显地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安全保障
协作以平衡不断增加的安全保障压力。

IAbstract
How has China’s assessment of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evolved? What are itscore features? What effects has Beijing’s evolving threat perception had on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security policy? Drawing on domestic scholarly discussions, thisarticle explores how Beijing’s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dynamics and potential
policy choices have developed. A particular focus will be on the reactions to perceive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US-led regional alliance system, which have manifested in an
unusually heated debate on the enduring value of the non-alliance principle. By doingso,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though any radical departure from the existing policy isunlikely, Beijing is now clearly exploring new ways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s a means
to balance against increasing security pressures.

II第二次外交革命？
—中国对国际安全合作的新思考与行为—林载桓(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副教授)

一、 前言
1982 年是成为中国外交分水岭的一年。那一年 10 月的第 12 次共产党大会上所公布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独立自主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强烈
地约束了中国的对外行动1。这条路线具体是经过怎么样的过程形成的，又是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上公布呢？围绕着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学说2。但是，不论是中国国内还是海外，否定这个被称作为中国版“外交革命”之大胆的政策调整的意义，或对其持续性抱持怀疑的论说几乎不存在3。
但是近年来，围绕着以独立自主外交为核心要素的“不结盟原则”的争论却
在中国的论坛上掀起一阵热潮。其内容，简而言之，是“参考围绕中国的战略环境变化的话，就知道现存的不结盟原则的再讨论或是战略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问题的提起，以及对这个提起的反应。本来，中国政府官方并不承认相关政策存在争议。但是，正如下文论述的是，围绕着中国外交的核心方针，主张立刻放弃（不结盟原则）的这样的极端的争论已经出现在公开的媒体这件事情本身，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什么政策的意图4。而且，即便不能预测到官方的政策变更，近1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页 4。关于不结盟原则，参见《邓小平文选 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 372；胡耀邦，〈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质〉，《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19 日。
2关於这个政策转换的意义，参见以下文献：益尾知佐子，〈中国における毛沢東外交の再検討 ――1979 年～1981 年、『独立自主の対外政策』に向けて〉，《アジア経済》第 49 卷第 4
號（2008 年 4 月）
，頁 2-49；Vladimir Petrov, “China Goes It Alone,” Asian Survey,Vol. 23, No. 5 (May 1983), pp. 580-597；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 (Jun 1995), pp. 295-316。
3关于独立自主外交的持续的意义的最近的官方见解，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htm＞。
4这里应该想起的是，在胡锦涛政权后期盛行有关“韬光养晦”外交规范的国内争论。在习近1

年来所谓的“新同盟论”从内容的创新性和作者的广度来看，可谓是为中国对外认识的变化以及预测今后政策发展的走向提供了极其有益的材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不结盟原则及针对同盟问题的最近的中国国内学术的、政策的争论为线索，来探讨面对战略环境的变化的中国认识和对应，是本论文的目的5。具体来说，对于被称为亚洲“回归”及“再平衡”的美国新区域战略，及其带来的安全保障系统的变化，中国抱有什么样的认识，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些
争论就中国外交的本来的方针和政策有什么样的含义：本文将对以上这些问题寻求答案6。把结论先说在前面：尽管没有官方的同盟缔结，笔者认为在“再平衡”以后的中国政策争议中，向往着“外部均衡战略（external balancing options）”的新的取向已经浓浓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对既往的政策方针的再讨论，更进一步说，
是强烈地寻求对这些政策方针的部分修正。

二、 “再平衡”和中国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外交论坛最大的话题之一，对 2011 年之后来到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的亚洲“回归”，或者说“再平衡”政策（以下简称“再平衡”）该如何去理解，
及应该如何对应的问题。在众多学说当中，针对这个政策的动机及过程，将来的展望，在论者之间已经开始看见一些统一的意见。可以把这些意见的主要内容整理为以下四点。

（一） “再平衡”是美国力量弱的反映
首先，中国的很多专家，认为促成“再平衡”动机之根源的要因，是美国对
全球及地域范围内的势力分布变化的不安7。在这样的美国的“战略的焦躁”的背后，不仅有像金融市场不安定那样的国内问题，而且有多年来美国的“霸权情结（hegemony complex）”，即对于不断维持地域中支配地位的执着8。当然，在中国
平执政后的外交言说里，这个原则已经被彻底地相对化了。关于“韬光养晦”的国内争论的
开展，参见 Dingding Chen and Jiawei Wang, “Lying Low No More? China’s New Thinking
on the Tao Guang Yang Hui Strate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9, No.
2(2011), pp. 195-216。
5
虽然在“新同盟论”之中已经能看见政策性的表达，本论文中只以争论的开展为分析对象。
6
围绕着“再平衡”政策的制定经过及评价，在美国国内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关于这一点，本论文只对中国所认识的相关内容加以讨论。
7
阮宗泽等著，《权利盛宴的黄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对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 年）；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年第 11 期（2012 年），页 64-82；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9 期（2014 年），页 34-49。
8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4 期（2014年），页 23。
2

国内讨论关于“再平衡”政策之起源有个决定性的缺点，就是对自身的对外行动
的变化促使美国的不安增大的自我认识和认同9。不管怎么说，从中国的论者的视
角来看：比预想要早，“再平衡”成为了现实，结果上是对中国有利；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美国对于全球及地域范围内的势力分布变化的被动反应。

（二） “再平衡”是对中国包围的一环“再平衡”的开始，渐渐地使其具体的战略目标明确了。简而言之，中国的战略家把“再平衡”看作是对中国包围的一环。
“再平衡”的动机，就是阻止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或者拖延其崛起。但是最近的议论中最特殊的一点是，现如今包围这个意图才是美国的对中国政策当中具有支配意义的要素10。这种观点代表以前
的干预政策的平衡在实质上已经被抛弃了。
进一步来说，“再平衡”政策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的包围，现在已经和新的战
略及协作者一起进化成为了一个多层次且全方位的形态。对中国的包围战略，不再是停留在既往通过国际媒体来做舆论宣传或对台湾销售武器，而是已经发展成以美国主导的经济协作框架的建立，到“空海联合作战”及海上封锁那样带有军事性格的露骨形态11。然后，为了使这些战略的费用有效的进行，不仅仅加强与既
往协作者的关系，而且也急速地加快了与新的协作者的关系架构12。

（三） “再平衡”给地域的国际政治带来了不安定
对于“再平衡”政策的另一个共通的论点，是认为这个政策给地域的国际政治带来了显著的不安定。具体来说，它通过两个机制发生。第一，是因为对中国
封锁的强化而使中美关系恶化。这个不仅提高了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且使地域内各国的对外政策的选择及对其预测变得困难，成为了增大地域政治不确定性的要因13。
另外，（对于中国来说）更加严重的不安定机制，“再平衡”刺激了地域中的9

作为少数例外观点，参见 Zhengyu Wu, “The Crowe Memorandum, the Rebalance to Asia,and Sino-US Relat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ume 39, Issue 3(2016), pp.
389-416。
10张文宗，〈美国对华威慑与胁迫及中国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 12 期（2016 年），
页 24-31；薛力，〈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5 期（2016 年），页 56-73。
11
金灿荣、刘宣佑、黄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 5 期（2013 年），页 10-11。
12刘琳，〈奥巴马政府东南亚安全战略的特点与影响〉，《国防》，2016 年第 8 期（2016 年），
页 67-70；孙茹，〈略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长期性〉，《当代世界》，2015 年第 2 期（2015年），页 43-44。
13张仕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
年第 4 期（2012 年），页 29-33。
3各个主体，让它们采取对中国更加对立的姿态和政策14。根据这种观点，近年（一部分的）地域内各国的对外行动及其国内政治的变化，是无法脱离“再平衡”政策来进行说明的。比如，以对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为中心的菲律宾对中政策的新的开展，以及日本防卫政策改革的实行和对外军事行动的积极化，就是受到做为“不安定原因”的“再平衡”影响下最明显的结果15。

（四） “再平衡”谋求新战略和框架的应对
最后一点，他们认识到“再平衡”后的对外战略环境的变化，是要求超过既
往的想法和框架的新的应对。在这之中重大的变化是既往以美国为轴心的同盟系
统进化，具体来说是网络化和区域范围内的安全保障系统的扩张16。本来对于中国来说，中美之间的紧张和竞争本身并不是新的状况，同时，两国之间的同盟强化在过去也经历过几次17。但是，“再平衡”在现实中触发的是在同盟内部的，进一步来说是超越同盟框架的多样及复杂的安全保障合作的动向，这给中国的安全保
障环境带来了从未经验过的不确定性。
这样的新战略环境，使得中国必须要重新检讨既往在外交上没有被视为问题的区域的现状和政策方针。首先，对于地域现状的修正，从以下两点进行。第一，是关于地域经济和安全保障系统被各个不同大国所主导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的二元构造”。有不少学者把这样的二元构造看作不正常，或者不可能持续的构造18。
也就是说，现在发生的是因为安全保障所产生的经济包容，这个趋势在朝着对中
国不利的方向发展。另外，是对做为地域协作方式的“东盟中心主义”之怀疑。
“东盟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地域协作的临时手段，其实质的成果也是无从列举——这

14

可参见王传剑，〈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当代亚太》，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页 10。
张景全，〈美菲同盟强化及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南洋问题研究》，2014 年第1 期（2014 年），页 1-8；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页 39-53。对于协作者的有风险的行动，在美国国
内也存在着担忧，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其行动有可能成为制约协作者行动的原因，可参见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14 年第 6 期（2014 年），页 103。
16俞正樑，〈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再平衡〉，《國際觀察》，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頁 10-11；
Timothy R. Heath, “China and the U.S. Alliance System,” The Diplomat, 2014 年 6月 11 日。
17可参见 Ely Ratner, “Rebalancing to Asia with an Insecure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ume 36, Issue 2(2013), pp. 21-38。就这一点来说，同盟的强化和凝聚力的增大，会是令战略环境的预测和对应变得更容易的原因。相关议论，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2011),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roblems of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 1。
18
刘丰，前揭文，页 104；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11 期（2013 年），页 21；杨毅，〈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维系与转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6 期（2015 年），页 111。
154种评价不断地扩大19。
那么，对于这样的战略环境的变化，中国是如何应对的呢？实际上，有哪些方针政策被制定、实行了呢？下一节，笔者将会概观中国外交至今为止的应对之后，再就近年针对同盟问题的讨论来进行分析且评价。

三、 “再平衡”和中国的应对：三个选择一般来说，国家面对新的威胁的登场有三个可选的对策。第一，国家可以通过交涉和妥协缓和威胁，也就是谈判战略。第二，内在均衡（internal balancing）的战略，即重新分配在自己统治下的资源的方法。第三，国家通过和他国协作来获得应对威胁的资源，也就是追求外在均衡（external balancing）的战略20。
但是，这些战略每个都有固有的问题。第一，通过交涉来达成威胁的消解，通常会因为国际政治中特别显著的干预问题与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而无法顺利进行。而且，在势力分布的状态产生变化的状况下，不要说对现状的干预，就连对现状本身取得共识都很困难21。
第二，在资源的内在再分配里面，存在着所谓的“枪和黄油”的矛盾。应对
外在威胁为目的的资源分配不一定会与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挂钩，通常来说，国防预算的增加阻碍社会保障扩充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不仅仅是威胁的性质，而
且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各种各样的要因会影响再分配的结果。
第三的外在均衡战略，以及作为它的主要形态的，通过同盟形成的对威胁的均衡，会在同盟缔结和管理中发生大量的成本问题。在这之中最大的成本在相互
防卫义务的官方化和在干预的维持中产生。其他还有像是不得不在安全保障以外的政策争论焦点中妥协和让步，以及对外政策在选择上被制约的问题。
那么，围绕着应对威胁的状况，中国又是如何展开的呢？首先，通过谈判来试图减轻威胁，对美国提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之呼吁是有代表性意义。但是，在其另外一个构成要素“对相互的核心利益的尊重”上，美国展现了消极姿态，使得这个提案早早遇上暗礁。在这背后，一定有着双方对所应该维持的“现状”
认识的不同。
其次，通过内在均衡来对应威胁可以说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对应外在威胁
的重点资源分配，具体地来说是通过国防费的增加来进行军队现代化的尝试诸如此类。但是近年来，军队现代化的资源分配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
19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 年第 4 期（2011 年），
页 97-99；王俊生，〈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进展与出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12期（2012 年），页 62-65。
20Robert Powell. (1999),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1.
21
中西宽、石田淳、田所昌幸，《国际政治学》（有斐阁，2013 年），页 161-169。
5中国经济的减速。只要所谓的低成长的“新常态”还在持续，就不再会有比从前还要多的资源分配。在这之中，军队现代化的焦点是透过资源投入的“量的扩大”，逐渐转移到透过组织刷新的“质的提高”，可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成果，现在还不确定。
正因如此，在谈判和内在均衡战略的对应都在不同程度上碰到阻碍的背景下，外在均衡战略被重新探讨，进而实际向政策化转变，也许是理所当然。但是，与上述对应策略不同，在外在均衡战略之中，严格限制可以说是作为其核心的同盟形成的方针和制度仍然存在。可是考虑到安全保障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扩大，增加可能的选项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从既往的思考体系“解放”是有必要的。从正
面来重新讨论不结盟原则的妥当性议论，就是在这样的文脉下产生的。

四、 “新同盟论”的登场和展开
正如同上文所探讨的，本稿将触发有关同盟的争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国的“再平衡”，特别是因为“再平衡”所带来的地域的安全保障系统的变化。但是，关于不结盟原则，包括着不同逻辑的同时，实际上在“再平衡”之前其再讨论的必要性就已经被提起了。代表的学者，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倡导中国外交的全面调整的阎学通22。据阎学通的说法，为消除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周边各国的不安和猜疑，不外乎是中国直接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而同盟是最好的手段23。换句
话说，是将同盟作为安心供给（reassurance）的手段，他断言：“如果不放弃非同
盟政策的话，那么就如同于自己给自己制造随着崛起而带来的安全保障上的困难24。”
像这样的有点极端的“非同盟政策放弃论”（以下，通称“放弃论”），即便变得有些缓和，我们仍然能在“再平衡”后的同盟论中观察到它的踪迹。比如说，清华大学的孙德刚，一方面批判不结盟原则的国家本位主义，一方面主张在多面性和多层次性的安全保障协力的推进之际，提倡作为其具体代替方案的“准同盟外交”。所谓“准同盟”，是指“两国或以上的国家之间，针对特定的对象（国）的非官方安全保障协作”的意思，除了“非官方”这一点，其形态和一般的同盟
没有区别25。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进，指出了有关同盟的几个“误解”，并

22

可参见 Feng Zhang, “China’s New Thinking on Alliances,” Survival, Volume 54,Issue 5(2012), pp. 129-148。
23阎学通，〈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调整〉，《战略决策研究》，第 1 卷第 2 期（2010 年），
页 11-12。
24
阎学通，〈中国外交全面改革的开始〉，《世界知识》，2013 年第 24 期，页 16。
25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页59。
6倡导应从有关同盟的“思考停止”状况中尽早脱离26。其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文木，重新讨论对独立自主外交之疑问，认为“不结盟原则”实际上并不是中
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同盟则一直是近代之后的中国外交的核心要素27。
这些赞同“放弃论”的学者提出的具体的方案是与俄国形成同盟。与俄国成
为最佳的同盟伙伴大概是基于三个理由。第一，战略利益的共有。两国都面临着
与美国的战略竞争28。第二，已经有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保障所积累下的经验，可以减轻同盟形成的成本。最后，两个在综合实力的层面上基本上是平等的，像这样的力量的对称性使得同盟管理变得容易29。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虽然没有共有价值和规范，但是这恰恰给展示中俄同盟的“防御性”的性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但是，“再平衡”以后的同盟论里占多数的，是以维持不结盟原则为前提，探讨安全保障协力的几个框架，或者提倡其创立的必要性的学者们。在像这样的“调整论”的范畴内有着多样的理论取向的学者也在其中。比如，北京大学的王逸舟，针对不结盟原则作出下列论述30。
类似的主张，在复旦大学的唐世平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根据唐的学说，对同盟的否定，是无视中国外交的实践中同盟所发挥的作用的一种自我欺骗。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从未成为非同盟国家。应不应该放弃独立自主的外交这个问题先不必说，重要的是，要全面地探讨包含同盟的所有协作战略31。中国人民大学的时
殷弘也大概是抱有一样的看法32。
那么，像这些不结盟原则的再调整之主张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协作框架呢？这部分讨论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与上述“战略的据点”之确保一起作为
有力的代替方案而被提出的，是对既往的“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的再调整以及将其作更进一步的制度化33。特别是关于后者，比如说同济大学的门
洪华，指出了既往的相关政策欠缺国际的战略性，提出与 FTA 和一带一路，以及G20 等框架连动，寻求进一步制度化的方案34。不仅如此，在这个框架之中，即便不付出同盟缔结的成本，比如像是设定与俄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透过26

徐进，〈当代中国拒斥同盟心理的由来〉，《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5 期（2015 年），页
143-154。
27张文木，〈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社会观察》，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页 84-87。
28
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页 23。
29俞正梁，〈关于中国大战略的思考〉，《毛泽东与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5 期（2012 年）
，
页 27。
30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难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页 102-103。
31
唐世平，〈联盟政治的中国的安全战略〉，《领导者》，2010 年 11 月 30 日。
32时殷弘，〈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走向终结〉，《共识网》，2012 年 2 月 7 日。
33
刘博文、方长平，〈周边伙伴关系网络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当代亚太》，2016 年第 3 期（2016 年），页 68-100；徐进，〈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当代亚太》
2014 年第 1 期（2014 年），页 12-14。
34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2015年），页 94-95。
7调整其名称和内容来向国内外宣示战略协作的强化仍有好处35。
最后，围绕着同盟的近年的议论中，令人注目的另一个特征是，从同盟及战略协作的可能性来摸索不同的战略，即让对手的同盟从内部瓦解，就是所谓的“抗衡战略”或“消极抗衡(Negative balancing)”也认真地被探讨了36。不过，至今为止围绕着这样的战略探讨仍然非常抽象，政策本身是否能够实践还存在着疑问。
但是，把对抗同盟的瓦解战略作为学术分析对象这个事情本身，可以说展现了近
年来的“新同盟论”的新面貌37。
简单地概括以上的论述：第一，不结盟原则在“再平衡”之前其必要性被指出，后续从应对“再平衡”战略的观点出发，使得近年的讨论变得活性化、多样化、具体化；第二，争论的焦点从探讨不结盟原则的正确与否，转移到以战略环
境的改善为目标的有效政策选项方案的提出；第三，现在，在战略伙伴关系外交的扩大展开的同时，如何阻碍对抗同盟的内部团结的战略也被提出讨论。

五、 讨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和评价这些探讨同盟的新的讨论呢？这里，两个标准是有效的。第一，是关于中国外交“转换”的近年的争论。在各种论点之中，现在，以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主要契机，中国的对外行动全体呈现出了积极
且攻击性的倾向，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在观察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共同认识。比如，川岛真在论文里提到“从 2009 年到 10 年，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仅是在语
言和口号上，而且在实质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这样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转换，不单单是限定在有关领土问题和主权的问题上。在世界和地域的治理和框架的形成也展示出了意欲，这一点也值得注目38。”
本稿的考察，在提供支持像这样的既往的认识的论证的同时，另一方面，提供“转换”的意义和内容，特别是其有关政策是新的见解。正如上文所说，不结盟原则的探讨在出现及不断扩大的时间点，已经和“转换说”所指出的外交调整
35

实际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只限于定位中俄关系，而下层次的名称“全天候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局限于巴基斯坦。
36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 期（2014 年），
页 48-65；周建仁，〈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当代亚太》，2015 年第 4期（2015 年），页 26-54。
37
当然，从历史上可以轻易地观察到这样的战略被使用的案例。可参见 Izumikawa Yasuhiro,“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y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Studies, Volume 22, Issue 3(2013), p. 503. 关于一般的讨论可参见 Kai He,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ume 21, Issue 2(2012), pp. 154-191。
38
川島真，〈中国から見た東アジア〉，大庭三枝編著，《東アジアのかたち――秩序形成と統合をめぐる日米中 ASEAN の交差》
（千倉書房，2016 年），頁 169-171。
8的时间点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另一方面，本稿也提出，关于“转换”的实质上对于“主权和安全保障的重视”，及“世界和地域的治理及框架的形成”，其实
践的具体方针政策，即包含同盟的外在均衡战略的摸索在言说和政策两方面已经具体地展开。
第二个基准点是，关于产生中国外交的“转换”，及在其形成后的实践之根源的动机，进一步说是关于中国的“意图”争论。在这一点上，有重视中国的“自我认识”的变化，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国家选择喜好的变化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有从围绕中国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来寻找政策转换的主要原因的立场，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换句话说，改变中国外交的是，从国力的提高而来的自信（hubris），
还是由战略环境变化而来的不安（insecurity），围绕着这一点还有争论。
所以，本稿的分析，在理解后者，即战略环境的变化带来不安的扩大，特别
是在理解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对外行动的基础上，提供了比较确切可以作为说明变
量的论点。正如上文所说，在“新同盟论”的活性化背后，担心“再平衡”政策展开和其所带来的地域安全保障系统的变化（的展望）是重要的背景39。原本，重新思考不结盟原则是在“再平衡”之前就已提出，其主要的动机是减轻周边诸国的不安。

六、 结论：从同盟到安全协作
本稿从中国的外交如何应对美国的“再平衡”政策的观点，概观了有关同盟
的近年来的各种各样的讨论，探讨了其意义和方向性。
从盛行于中国政府官方的立场的“新同盟论”来看，可以说是再确认了不结盟原则。比如习近平在 2014 年 11 月的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40
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最近新完成并发表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也沿袭坚持不结盟原则的这一点41。
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将本稿探讨的近年来的“新同盟论”，作为一些鹰派的强硬论，或者说理论家的一纸空论而加以否定。正如上文所说，有关同盟的最近的议论，是在持有多样的理论取向的众多学者之间所展开的，并没有被特定学者的“学派”所左右。更重要的是，对其政策层面上的扩大。也就是说，在既39另一方面，将其看作为自信的提高和不安的扩大这两方面引起作用的结果之观点也存在。
包含同样主张的研究，可参见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 Harold, “An ‘Assertive’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Volume 9, Issue 2(2013), pp.
111-131。
40〈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谈话〉，《新华网》，2014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4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 年 1 月 11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539907/1539907.htm＞。
9

往外交方针的制约之前提下，可以实现的具体政策方案被一个又一个地提出，其影响已经逐渐在政策当中显现出来，比如上述习近平的发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战略伙伴关系和不结盟原则的结合起来提出，实际上这是第一次。
更进一步说，从中国的同盟议论的盛行及其内容，来理解和预测安全保障领
域中国的外交战略的时候，反倒是明确地提示了以同盟为中心构成既往的安全保
障协力的分析框架的局限性。必要的是，在具体地观察中国战略环境的变化及对这种变化的体制内外认识的变化的同时，要抓住安全保障协作的多样形态和逻辑来进行分析。在此也期待相关理论的发展。

10

附记
本文是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中国上海的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举办的国际
研讨会『东北亚国际关系新发展与中韩合作』上所发表的会议论文修订版。会议发表之际，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存刚教授以及韩国的首尔大学国际大
学院辛成浩教授两位提供了相当有益的批评与指教，在此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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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林 载桓

Jaehwan LIM

学历东京大学法学博士

现职

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国际政治学科教授

研究领域

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官方网页https://www.sipeb.aoyama.ac.jp/sipeb/faculty/j-li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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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18 年 6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助理编辑：魏伟修逸莹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June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June 1, 2018 Vol. 2 No. 6

http://jeast.ioc.u-tokyo.ac.jp/

China’s Second Diplomatic Revolution?:
Beijing’s New Thinking on Alliances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