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6 卷第 1 号

2022 年 4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结构性转变下扮演被动
平衡者的日本(1989-2012)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后冷战时期台湾问题的政治化过程

2

中日政治关系恶化过程中的台湾问题

6

中日之间的认知隔阂与台日关系的实际情况

14

结论

20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
本文探讨了 1990 年代以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发展过程。透过本文的考
察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1990 年代以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体现出了一种模式化的发展。
从典型的李登辉访日这类的“零和博弈”就可以看出一个模式，就是台湾开始要求
自主并寻求外交上的突破，日本一边权衡两岸关系一边做出决定，并在此过程中分别受到两岸的批判和期待，但最终仍是遭到批判的模式。在零和问题上，无论日本如何顾及中国，中国在对日本的批判上并无程度之别。
第二，模式化的台湾问题与中日台三方的内政、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关联是紧密且有机的，形成了一种政治化的机制。日本的“去五五年体制”化、台湾的民主化
与本土化、中国的崛起、日美同盟的强化趋势、中美关系恶化及改善的循环，两岸关系的去内战化、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台日关系的紧密化等，全部都成为了互相影响的变数。
第三，日本对台政策的变化过程中，虽然不存在战略性的调整，但也可以看出
一定的倾向。即便在两岸利害关系呈零和关系的领域中，日本也制定了一些违背中国意志而偏向台湾的政策。这些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及日美同盟相关的领域、有关日本主权的领域、有关经济和社会的非政治领域、与人道问题相关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上，由于重视“日本无法让步的国家利益”及“日本的自主判断”，因此作出了“结果偏向台湾”的判断。应该说日本对台政策上的变化，基本上是针对状况所做出的反应性的、被动性处理的积累，而这当中存在着一定的倾向。
第四，与台日关系的实际情况相比，关乎台湾问题的中日关系上，源于各主体间认知隔阂的心理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对日本关切台湾问题抱持强烈疑虑，
中国展开了令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强烈的对台牵制及对日批判，其结果反而激发了日本对台湾的同情心，降低了对中国的顾虑。由于极度担忧中国对台行使武力，日本加强了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并开始高度关注与台湾的第二轨道对话，结果招致了中国更强的疑虑。
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艾伦・怀廷（Allen S. Whiting）从在中国所做的采访中获
得的结论是，对中国人的日本观造成巨大影响的第三者便是美国及台湾。这个观点
至今仍未过时。1971 年中美接近之际，周恩来总理与访中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
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会谈时，对“日本军队进驻台湾”的可能性表示了强烈担忧，这也如实反映出惠庭的结论。当时的会话内容至少完全忽视了战后日本的对外关系史，是一般日本人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在国际关系上，不论实际情况I如何，有时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被认知。事实上，由于台日没有外交关系，很多往
来在表面下进行，因而一些加深中国疑虑的材料便是透过媒体散播的“未被验证的资讯”。不过，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主动还是被动接近台湾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
是日本的国力与作为区域大国的地位和实力，以及日本在两岸关系中成为“牵制”
及“拢络”的对象这一事实。国际关系的平衡者是透过自己主动与他国结为同盟关
系从而维持平衡的主体。从日本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应该说日本是“被动的平衡者”。只要这种权力结构与行为者之间的认知隔阂不变，未来也无法排除
台湾问题在中日之间政治化的可能性。

II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ost-1990s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orsened owing to the Taiwan issue. Additionally, it aimed to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r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perception gaps
between the actors involved in thi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und the following.
First, after the 1990s,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displayed afixed pattern. As seen in the zero-sum game, such as Lee Teng-hui’s visit attempts toJapan in the 1990s, Taiwan sought a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by asserting its own
position, and Japan made decisions trying to be considerate of both PRC and Taiwan.
However, Japan was criticized by both—regarding the decision as the results. China’s
criticism of Japan regarding the zero-sum issues was indifferent to the level ofconsideration Japan attaches with China.
Second, the predictability with which the Taiwan issue developed a politicizedmechanism closely and organically tied to the domestic politics, diplomacy, and securityof China, Japan, and Taiwan. Factors, such as the breakdown of the 1955 system inJapan, democratization, and Taiwanization of Taiwan, rise of China, strengthening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cycle of worsening and improv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externalization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degradation of cross-Strait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approximation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eventually influenced one
other.
Third, while the change in Japan’s policy toward Taiwan was not strategic, it
exhibited a trend. Japan has made some pro-Taiwanese policy decisions, even thoughIIIthese decisions involved zero-some issues between the PRC and Taiwan and did notconform to China’s will. These decis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Japanese national
security and/or the Japan–US alliance, Japanese sovereignty, non-political but economic
or social issues, and humanitarian issues. Japan may make pro-Taiwanese decisions
because it prioritizes nonnegotiable Japanese national interests or sovereign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The change in Japan’s policy toward Taiwan is an accumulation ofreactive and passive responses to the situation.
Fourth, in contrast to the reality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on the Taiwan issue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psychologicalfactors, such as the perception gap between the actors. Because China was strongly
doubtful about Japan’s engagement with Taiwan, it acutely criticized Japan and sought
to deter Taiwan in ways often viewed as idiosyncratic by the Japanese. Consequently,
Japanese sympathy toward Taiwan grows stronger as Japanese views favorable to China
diminish.

IV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结构性转变下扮演被动平衡者的日本(1989-2012)

松田康博（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在不同时期，或随中日立场的变化，其意义也各不相同。1949 年国共内战分出胜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战败的中华民国
政府1则撤退到台湾。自此直至 1972 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日华断交）为止，台湾
问题对日本而言，是以某种形式实现“两个中国”并与双方维持关系，抑或是从中华民国政府转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问题。但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如何让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承认本国政府，令台湾陷入孤立，以促进国家统一的问题。
在日本看来，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湾问题应该大致上得到了
解决。日本在《日中共同声明》（中方称为《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表示有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日本与台湾维持经济、文化为中心的非官方关系亦达
成了共识。伴随日华断交，双方关闭了大使馆，因而在 1972 年 12 月成立了在政府
的支援体制之下的“民间机构”交流协会（日方）与亚东关系协会（台方），并分别于台北和东京设置办事处2。因此，中日在邦交正常化之际所达成共识的台日“实务关系”，其后被称为“七二年体制”。
1970 年代，中国强化外交以清除日华关系的遗绪，但由于国府也正面对抗，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文中的“台湾”，一般是指 1895 年由清朝割让给日本，1945 年由中华民
国接收的台湾地区，并由撤退来台的中华民国政府实效统治的全部地区。另外，“中国大陆”
或“大陆”，基本上是指除了台湾以外的中国，而“中国”则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以及过去历史上的中国的概念，但根据前后文，有时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中华民国政府”指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25 年成立，1928 年获得国际承认的南京政府）以后
的中华民国政府，不论其实效统治地区的变化及得到国际承认的多寡，为方便起见一律使用“国府”（简称为“华”）。此外，迁移至台湾以后的国府，亦称为“台湾当局”。
2
武見敬三，〈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ンネルの再編過程〉，神谷不二編著，《北東アジアの均衡と動揺》（慶應通信，1984 年），頁 94-99。
1

1

造成中日关系和台日关系都不太稳定。1972 年的台日航线停止，并耗时一年四个
月才得以恢复，就是一个好例子3。日本外交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如同持续走在钢丝上。1980 年代虽然发生了“历史认识问题”，但基本上中日关系稳定，另外接受处于劣势现实的台湾也开始尽量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致力于台日关系的稳定化。
但是，进入 1990 年代，围绕中日关系的台湾问题有了新的展开。在民主化进
程中的台湾开始要求自主，转向采取攻势外交。而中国则从以往的“中方解释的七
二年体制”的框架下，不断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要日本拒绝台湾的一切要求4。
如前文所述，日本“并非当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外务省的正式立场），相较于中国，日本对“七二年体制”的解释比较暧昧及宽松。因此，针对台湾的民
主化这一变化作出反应的日本开始受到中国的批判。1990 年代中日关系下的台湾
问题有了新发展，中日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了动荡。
中日关系下的台湾问题出现了哪些新进展？行为者之间的认知隔阂是如何体现并发挥了何种作用？本文将不再讨论已有许多先行研究的 1970 年代以前的日中
台关系，而是聚焦在因为台湾问题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 1990 年代以后，希望阐明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之中如何扩大，以及行为者之间对此的认知隔阂产生的影响。

二、后冷战时期台湾问题的政治化过程（一）东亚的结构变动与台日关系走向密切
中日关系下的台湾问题最主要是受到东亚国际关系、各国及区域的内政发生
变化的影响，而有了新的发展。台湾在冷战结束前后产生的最大的政治变化是政治的民主化与政治社会的本土化。台湾已经无法进行违背舆论的现状改变，与中国统
一的希望愈加渺茫。这一变化不仅止于台湾内部，从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
这一变化与中苏和解、天安门事件、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国际政治大变动连动，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台湾民主化伴随着言论自由开放，以往被视为禁忌的“台湾独立”主张得以解禁。1989 年底，在野党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开始提出“台湾独立”，当时的李登辉政权事实上对此采取了容许的态度。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就此表示，“台湾当局”
的“有的人”“想闹独立”，同时警告“如果台湾出现独立的情况，中国政府不会坐

参考自清水麗，《台湾外交の形成：日華断交と中華民国からの転換》（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年），第 8 章。
4
关于中方对“七二年体制”的看法请参考金煕徳著、董宏・鄭成・須藤健太郎訳《二一世紀の日中関係：戦争・友好から地域統合のパートナーへ》（日本僑報社，2004 年），頁 90104。
3

2

视”
，向台湾暗示中国可能会行使武力5。这是中国自 1979 年打出“和平统一”政策以来的首次警告。其后，只要台湾进行大选或领导人言论不合中国心意，都会受到中国以武力为后盾的警告和恐吓。另外，由于中国与苏联（之后为俄罗斯）的关
系改善，得以购买先进武器，更加深了日美两国及区域各国对中国的担忧。
东亚的结构变动对台日关系带来了以下的变化。第一，中国在对抗苏联的战略价值下降（中国牌消失）以及台湾的民主化使得台日之间在战略上有了寻求共同利
益的空间。第二，民主化和本土化使得以李登辉总统作为代表的受过日治时期教育的本省人成为政权主流，原本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和对日本持有好感的人士在当局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第三，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后，结果使得带有反日
要素的民族主义高涨，加深了日本人的厌中情绪。相反地，日本与实现民主化且对
日本表露出亲近感的台湾则在心情上更为接近。在此背景下，使台日关系受到限制
的“七二年体制”开始面临挑战。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日中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与其说是台湾民主化，不如说是
更久之前的 1989 年 6 月天安门事件导致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日本对中国做出冻结政府开发援助（ODA）等制裁。由于中国的地位急遽下降，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也
突然面临无需顾忌中国疑虑及反弹的局面。天安门事件是台湾开拓国际空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断交以来对台湾感到“愧疚”的日本人也加强了与台湾的交流。
日本在 1990 年 7 月接待了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担任团长的“立法院访日团”，1991
年派遣外务省课长级干部担任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1993 年 2月接受外交部部长钱复访日6。
另外，因为重视台湾经济的良好发展及双方人际往来的增加，日本政府于 1992
年 2 月派遣了官方代表团赴台进行技术支援7。据时任经济部政务次长江丙坤透露，
在 1991 年 11 月的汉城（今首尔）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大会上，由于中国
与台湾、香港同时加盟了 APEC，日本外务省缓和了“禁止外务省课长以上层级的
接触，禁止国立大学教授以公务访台”的内部规定8。中国接受在国际社会处于较
弱立场的现实，并承认台湾加盟 APEC，这跟日本调整对台政策有关。
（二）“泛政治化模式”的确立
台湾当局于 1989 年 1 月与巴拿马建立外交关系，同年 3 月实现了李登辉访问
新加坡（未建交）。行政院长郝柏村亦于 1990 年 12 月访问了新加坡。台湾在李登〈杨主席接受埃及记者采访时重申中国绝不允许《台湾独立》〉，《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21 日。
6吴寄南，〈日本对台政策及其关系〉，杨洁勉等，《世界格局中的台湾问题——变化和挑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页 155-156。
7〈台湾へ政府公式ミッション 通産省が技術支援〉，《産経新聞》，1992 年 1 月 8 日。
8清水勝彦，
〈逆に結び付き深まる奇妙な関係—日台国交断絶 20 年—〉，《AREA》5 巻 38
号（通号 232），1992 年 9 月 22 日，頁 25。
53辉政权下，为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全面展开了“弹性外交”或“务实外交”。
在蒋经国突然逝世后，继承总统职位的李登辉为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创立了“亚洲公开论坛”（Asia Open Forum）（参见表 2），作为与日本各界重要人士的联络渠道。根据李登辉的回忆，台湾与日本建立实质性关系是在 1991 年9。1991 年
夏天，自民党经世会（竹下派）最高干部，同时也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以下简称日华恳）成员的前副首相金丸信邀请李登辉访日10。但时值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
华前夕，中国向日本施压，阻止了李登辉访日。李登辉在 1985 年担任副总统时，
曾在出访的回程于日本转机，即台湾政要的非官方访日是有过先例的。1985 年的转机未被视为政治问题，这指出了当时的台湾外交对中国还未构成威胁。
1991 年以后也反复发生了李登辉访日计划事先曝光，最终在中国的反对下无法实现的情况。李登辉的新外交是为了让台湾民众重拾自信，强化台湾认同而不可或缺的政策。对中国外交当局而言，台湾的外交由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带来的良好
印象下日益活跃，当然有必要加以抑制。
在台湾外交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中国为摆脱天安门事件后陷入的国际孤立，而试图接近日本，把日本作为与西方各国接触的“突破口”11。中国认为改善与日
本的关系能够成为与欧美各国改善关系的契机。而日本则把中国的孤立视为推动长年来未能实现的天皇访中的机会。
在天安门事件后迅速恶化的中日关系，因为 1992 年 10 月两国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纪念时得以实现的天皇访中，因而暂时有所改善。天皇访中期间，长期参与对
日工作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甚至非公开表示：“至此中日已超越过去，完全成为了友好国家”12。但是，从 1993 年左右中国开始摆脱了国际孤立，周围的国际环境也得到改善，对日本的顾虑也随之减少了。
两岸关系也在 1993 年出现了划时代的动向。1993 年 4 月，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海基会）及其对口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下简称海协会）于新加坡实现
了高层会谈“汪辜会谈”（台湾称为辜汪会谈）。而实现“汪辜会谈”的 1993 年也
是台湾的“务实外交”迎向新阶段的时期。5 月，李登辉政权第一次表明了加盟联
合国的意愿13。针对台湾的举动，中国发表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
白皮书等方式向各国施加压力，迫使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以失败收场。此后，台湾
又积极策划李登辉出席同年 11 月在美国召开的 APEC 首脑会议，但也因中国的压李登辉笔记・李登辉口述历史小组编，《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台北：国史馆，
2004 年），页 42-43。
10〈李総統の来日問題—決着の見通し強まる—〉，《毎日新聞》，1991 年 7 月 14 日。
11
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回忆道，“日本做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页 192。
12
清水美和，《中国はなぜ“反日”になったか》（文藝春秋，2003 年），頁 11。
13
松田康博，〈中国の対台湾政策―江沢民 8 項目提案の形成過程―〉，《防衛研究》第 17 号
（1997 年 10 月），頁 14-20。
94力而未能实现。
日本的两岸政策中出现了变化的征兆也是在 1993 年。1993 年 8 月，自民党一党执政的“五五年体制”被打破，非自民党的八个政党组成联合政权，成立了细川护熙内阁。国民期待新政府的“改革”与“变化”。被称为联合政权“幕后推手”
的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的代表作《日本改造计划》中曾写道，“对台湾的关系
发展，固然要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因素，不过今后可能会演变成，必须与台湾摸索建立一个正式的关系”14。执政党实力派人士提到了长久以来被视为禁忌的台湾问题，
在中国和台湾引起了关注。小泽针对 1993 年 8 月的内阁阁员访台表示：“没有必要想得太拘谨”；针对李登辉访日则表示：“当然欢迎有那个地位的人物来访”，在15这两个问题上都表明了赞成的态度 。由于小泽不断地做出违反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发言，引起中国方面对小泽的强烈反弹。
台湾当局所期待的政治关系，或者是一些与政治或经济难以区别的领域的关
系能否发展，以及这些关系的发展能否又能够被中国接受，成为了日中台之间存在的问题。通商产业省通商政策局局长冈松壮三郎于 1993 年 5 月，及其后任阪本吉
弘于同年 12 月先后访台，与经济部长江丙坤进行了会谈。虽然名义上是根据 APEC
多边会议架构的出差，但这是中央省厅的局长级（司长级）官员在 1972 年断交以来的首次访台。后来，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经团连）会长平岩外四也在访台时与李登辉会面，双方讨论了台湾重返“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的问题。当时，主要发达国家的内阁成员先后访台，中国担忧因为高官出访可能导致台日关系提升。
1994 年 1 月，副首相兼外务大臣羽田孜访问北京，分别与中国的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会谈。李鹏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中国政府与人民很重视日本采取的‘一个中国’政策”；钱其琛则也牵制日本：“我们很关注日本
与台湾关系中的一些状况。民间交流虽然可以，但政府这一层次的则让人担忧”。
羽田副首相回应：“遵守《日中联合声明》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与台湾发展
的是事务性关系”，向中国传达了日本没有改变立场，即不与台湾进行官方层次的
正式交流的基本原则16。
台湾则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1994 年 8 月广岛举办亚洲运动会时，主办单位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当初向李登辉总统发出了邀请函。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李登辉主动宣布放弃访日，但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代理出席，日本接受了徐立德的
访日17。日本认为已经充分顾虑到了中国的立场，但中国依然持续批判日本允许徐立德入境；日本切身体会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外交就是“零和博弈”，只要没有
小泽一郎著、陈世昌译，《日本改造计划》（台北：联经，1994 年），页 146-147。
〈閣僚の訪台を認めるべきだ—小沢氏が見解—〉，《朝日新聞》，1993 年 8 月 14 日。
16〈李鵬首相日台交流にクギ—政府間への拡大けん制—〉，《朝日新聞》，1994 年 1 月 9日。
17〈【94 ニッポン再考】台北発—総統訪日中止—〉，《産経新聞》，1994 年 12 月 23 日。
14
15

5

完全顺从中国的想法，就会遭受中国的批判。
因此，日中台关系从 1993 年开始形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模式”，即台湾寻求外
交上的突破，而中国为了阻止台湾向日本施压，日本夹在两岸之间感到苦恼的同时，
接受中国的要求。不过，这一时期也是两岸实现对话的时期，中国向日本和台湾的施压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上。

三、

中日政治关系恶化过程中的台湾问题

（一）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冲击两岸之间在经历了激烈的外交斗争之后，1995 年 1 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
表了对台政策的“江八点”。这是中国当局在对台政策当中所表现出最柔软的姿态。
对此，台湾方面李登辉于 1995 年 4 月发表了被称为“李六条”的谈话。台湾也从
以往的立场跨出了一步，表示愿意推动两岸对话。江泽民与李登辉的这次应酬，是自国家分裂以来，第一次不是“隔空喊话”，而是达到了“近似对话”的程度。虽
然双方的主张仍有分歧，但双方都暗示暂时性的“维持现状”，同时都在排除进入
“政治交涉”的障碍18。
1995 年 6 月，李登辉为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实现了专程访美。这是李登辉为
了加强与未建交的重要国家的关系，而推动“务实外交”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李登辉访问结束后过一段时间，中国态度突然强硬，批评李登辉访美是主张“两个
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行为，召回驻美大使，单方面封锁了两岸对话的渠道。中国媒体也对李登辉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人身攻击。
中国更从 1995 年 7 月至隔年 3 月，实施了五次模拟武力攻台的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选在 1996 年 3 月总统大选时期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分成三个阶段，即在与台北市和高雄市相距不远的公海上试射地对地导弹、在福建及广东省沿岸地
区实施海空军联合实弹演习、以及在离马祖岛极近的地区进行的三军联合登陆演习。这是中国对台的军事进攻能力的示威，台湾海峡马上陷入紧张气氛，美国在选举期间向台湾周边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而这次台湾海峡危机也影响了中日美关系。由于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台湾问题开始密切关系到日本的安全保障。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桥本龙太郎
首相与外务大臣池田行彦先后表示了间接和直接的担忧 19。在台海危机后不久的1996 年 4 月，桥本首相与克林顿总统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宣布加强

松田康博，〈中国との関係〉，若林正丈編，《もっと知りたい台湾》（弘文堂，1998 年），
頁 266-267。
19〈中台に自制を要請—首相、防大卒業式で—〉，《朝日新聞》，1996 年 3 月 18 日。
〈日中外相会談の要旨〉，《毎日新聞》，1996 年 4 月 1 日。
18

6

日美安保体制。日美两国政府于 1997 年 9 月制定了“日美安保防卫指南”，公布了针对日本周边有事的日本对美防卫合作方针。这一连串动作本来是为了应对 19931994 年发生的朝鲜核危机，但时间上正好与台海危机重迭，因此事实上给与海内外一种像是为了针对台湾问题的新印象。中国为了牵制日美同盟，利用一切机会，
不断呼吁日本把台湾从日美同盟的对象范围排除20。
另外，村山、桥本内阁时期，据报道日本、台湾及美国之间建立了采取第二轨道（TRACKⅡ，非官方协议）形式的安全保障渠道。就是台湾、美国、日本在 1994
年到 2000 年之间秘密执行的非官方对话机制，称为“明德专案”21。在台湾当局
的主导下，台美日三方的政策菁英（包括前政府相关人士）在非官方场合举行会谈，讨论台湾问题和来自中国的威胁等，举行实质性的“三方对话”。
在政府表示担忧之余，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亚太小组聘请中国和台湾局势方面
的专家学者等，听取意见和说明并进行提问。据此，1996 年 5 月的参议院外务委
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和台湾局势的决议”，对台湾海峡的不稳定表示了担忧
22。国会议员也超越党派，开始重新认识与台湾的关系。1997 年 2 月，以过去自民党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为根基，由执政党自民党（202 名）、最大在野党新进党
（86 名）以及其他政党合作，重新组成了跨党派的日华恳23，成员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达 300 名。
“五五年体制”瓦解后，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台日政治关系扩
大到包括谋求政党轮替的在野第一大党在内的关系。经历了台海危机的冲击，日本
与台湾的关系更广泛地强化。
（二）江泽民与李登辉——截然不同的两个访日行程
继桥本政权后成立于 1998 年 7 月的小渊惠三政权，在成立之初是由自民党单
独执政，其后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以及公明党组成了联合政权。小渊首相在被视为亲中派的小渊派当中，是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有力的政治家。
小渊政权于 1998 年 11 月接受江泽民访日，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江泽民
主席在访日前的 6 月，接见了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 至 1998 年间，江泽民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实现了与克林顿总统的互访，克林顿则多次重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的国际组织”，即所谓的“三不”谈话。这是要求台湾压抑自主行动的政治讯号24。
请参考松田康博，〈第 6 章 安全保障関係の展開〉，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聡編，《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改訂版）》（晃洋書房，2012年），頁 136-161。
21
松田康博，〈中台関係と国際安全保障—抑止・拡散防止・多国間安全保障協力—〉，《国際政治》135 号（2004 年 3 月）
，頁 71。
22
参議院外務委員会アジア・太平洋に関する小委員会，《中国・台湾情勢に関する報告書》，參議院外務委員會亞洲太平洋小組，1996 年 5 月。
23
〈日華懇、超党派で発足―衆参 300 人が参加―〉，《産経新聞》1997 年 2 月 6 日。
24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20

7

以美国作为后盾，中国呼吁台湾重返由中国主导的对话。1998 年 10 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访问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会谈，达成了 4 项共识。
获得美国支持的江泽民不仅对台湾，对日本也采取了强硬态度。江泽民在访日之际，要求小渊政权也明确表态“三不”内容。但是，小渊首相在首脑会谈上没有
接受中方的要求，仅表示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一不”。江泽民则在宫中晚餐
会等多个场合上，批评“日本军国主义”。这种行为在国际礼仪中实属少见，日本舆论对中国产生了抵触情绪。
日本官民各界在江泽民访日之后，开始对中国冷淡，对中国的顾虑也减弱了。
讽刺的是，江泽民访日所引起的日方反应震惊了中国，此后，中国对日本转变为采取缓和的态度，但日本人的对中情感的恶化并未停止。对江泽民来说更不幸的是，
好不容易才改善的中美关系，因在贝尔格莱德北约（NATO）空军误炸中国大使馆而极度恶化。台湾的李登辉总统在该事件发生不久后的 1999 年 7 月发表了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两国论）的刺激性言论，对中美进行了“反击”。台湾
采取自主性行动，利用中美关系恶化的间隙，摆脱了来自于中美两国的压制。
日本也摆脱了中国的压制。小渊政权在 1999 年 9 月台湾中部发生九二一大地
震后，未考虑中国的想法就首先向台湾派遣了国际紧急救援队，获得台湾方面的感谢及赞赏25。这象征着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的人道考量原则优先于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地震发生后的同年 11 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首次访台等，有力的政治家的亲台言行增加了。在日本，轻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和施压的例子也越来越多。
小渊首相突然逝世后，成立于 2000 年 5 月的森喜朗内阁遇到了最难处理的李登辉访日问题。森内阁是在维持与公明党合作的同时，联合了自民党内的森派和桥本派而成立的政权。森派是继承岸派的具有浓厚“亲台派”色彩的派系。桥本派则
继承了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派系，原本就是“亲中派”色彩浓厚的派系。
森政权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卸任后的李登辉前总统的访日问题。2000 年秋天，李登辉以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亚洲展望研讨会”（注：此为亚洲公开论坛年会名称）
为由，要求访日。据传当时日本未给予李签证。
李登辉访日取得进展是在 2001 年 4 月。李登辉以赴日治疗心脏病为由向日本
申请签证。就这一问题，如表 1 所示，政府内部由于顾虑到中国的强烈反弹，外务省及联合执政党内部产生了分歧。但是，入境管理是日本主权范围内的行政事务，中国无权加以干涉。而且，日本主要报纸的主流舆论也都认为，此前英国已给予李登辉签证，李登辉既然已卸任总统职务，作为一般市民希望来日本接受手术，没有理由因为中国的反对而不发放签证。这一问题历经一番迂回曲折，最终结果是“倾Clinton,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99, pp. 366-367.
25〈日本政府、素早い対応―国際機関の要請受け最大規模の援助派遣―〉，《毎日新聞》，
1999 年 9 月 22 日。
8向支持台湾”，也就是日本决定给予签证。李登辉赴日接受手术，未进行任何政治
活动，留下感谢之意离开日本。
表 1 日本国内主要行为者对李登辉访日的态度
赞成

行为者

反对・慎重

森喜朗（首相）首相官邸

福田康夫（官房长官）外务省河野洋平（大臣）

安倍晋三（官房副长官）卫藤征士郎（副大臣）川岛裕（事务次官）
扇千景（保守党党首）

槇田邦彦（亚洲大洋洲局长）政党

神崎武法（公明党代表）

鸠山由纪夫（民主党代表）

志位和夫（共产党委员长）

小泽一郎（自由党党首）

土井多贺子（社民党）

小泉纯一郎（前厚生大臣）

自民党总裁候选龟井静香（自民党政调会长）人桥本龙太郎（前首相）

麻生太郎（经济财政担当大臣）
绵贯民辅（众议院议长）

其他有力的政治

米田健三（内阁府副大臣）

家

野中广务（前自民党干事长）产经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 主要报纸（舆论）朝日新闻出处：刘冠效，〈从李前总统访日看日本外交决策过程〉，《问题与研究》第 40 卷第 5 期（2001
年 9 月），页 11、14-15。廖书贤，〈后冷战时代的日台关系——从经贸外交到安保外交的十年〉，《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 7 期（2003 年 11 月），页 235。
注：福田官房长官虽然最初持反对立场，在李登辉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转为赞成。总裁候选人
小泉纯一郎起初立场不明，在获得舆论支持后，明确表示赞成。

2001 年接受李登辉访日的决定成为了日中台关系的分水岭。即便这是中国所
反对的两岸“零和博弈”话题，但基于人道考量的普世价值及日本利益，这样的自主性判断取得优先地位，开始被公开讨论，并得以实现。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政府
和国会中，重视与中国维持稳定关系的“亲中派”已无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中国而言，无法像以往那样透过向日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阻止李登辉访日，这给
予中国日本似乎纵容台独的印象，使中国受到了沉重打击。
实际上李登辉访日是其战略成功的结果。李登辉成功给日本留下了“中国连心脏病治疗都反对”的印象，而在台湾内部则制造了“排除万难实现访日，扩大了台
湾的国际空间”的印象。相反地，中国再三强调单调的原则性反对，在对日舆论策
略上，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以往，日本国会议员访中时听到的总是江泽民对历史认识问题的严厉批判，而访台时李登辉都会以日语亲切地鼓励日本人。江泽民与9李登辉截然不同的“两个访日行程”，使得过去仅限于部分人士的对中国及台湾的这种印象，也扩大到了国民之中。
“两个访日行程”的差别在于，两位领导人是否
熟悉如何在开放的民主社会，透过媒体改善自身印象并结合政治利益这一问题。
李登辉返台后又成功获取台湾媒体的关注，成立了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与民进党携手在年底的立委选举上取得了胜利。从这点也可看出，日本无论怎么以人道考量和自身主权范围为由同意李登辉的访日，在中国看来都是日本采取了纵容“台独派”的战略。这种偏见可能来自于从过去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成见，以及对日本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解程度不足。中国对台日关系的深刻成见，造成一种循环，即中国加强对日本的批判，而日本则加深对台湾的同情，并越来越减少对
中国的顾虑。
（三）小泉政权与陈水扁政权下的台日关系的发展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在台湾得到多数民众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民进党的陈水扁于 2000 年 3 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台独派政权在台湾成立。陈水扁当选总统时仅有 49 岁，政权主要成员自然是由几乎未经历过日本统治时期的年轻本省人中坚份子构成，与能够一手掌控对日关系的李登辉时期相比，对日关系变得薄弱。
为此，陈水扁政权出现了像是 2001 年夏天在总统府内成立“对日工作小组”等，对日政策团队的组织化与“常态化”的动向26。
另外，陈水扁政权也着手策划相当于李登辉时期有利于维系对日关系的“亚洲公开论坛”机制，从 2001 年到 2002 年建立了与日本对话的第二轨道。表 2 是对
台日之间的“第二轨道安全保障对话”的整理。其中的①是蒋经国时期为日华断交所准备的渠道，②是上述李登辉时期建立的台日关系新渠道。⑤-⑦从开始时期推测，很可能是陈水扁政权抱持着加强与日本交流的政治意图而开始的。
另外，陈水扁政权还聘请在海外从事台湾独立运动者担任顾问或对日部门的要职，确立了对日政策的阵营。日本长年以来是台湾独立运动的一大据点，精通日
语且知名度高的运动人士作为“陈水扁的代理”承担了对日关系的部分工作27。
而在此期间，接受李登辉前总统访日的森首相不久就下台了。2001 年 4 月，
后任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成立。小泉内阁与森内阁同样是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政权，但与森内阁的最大不同在于，小泉内阁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桥本派排除出权力中心。小泉首相本人虽然和台湾关系不深，但在连续三届的小泉内阁中，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安倍晋三、平沼赳夫等国会议员受到重用，成为内阁成员或党干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台湾关系密切。

岡田充，《中国と台湾―対立と共存の両岸関係》（講談社，2003 年），頁 230。
总统府国策顾问金美龄是其中一位。同前注，页 229-233。另外，黄昭堂被任命为总统府
国策顾问，罗福全和许世楷则分别被任命为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及驻日代表。他们是日本和美
国的台湾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陈水扁政权成立后，致力于加强台日关系。
26
27

10

表 2 台日之间的“第二轨道安全保障对话”
会议名

参加者

时间

①日华大陆问题研究会议

学者、官员、专家

1971-②亚洲公开论坛

学者、官员、专家

1989-2000③台日安全保障对话交流（Taipei-Tokyo

以学者为主

1999-2001

军方人士、官员、专家

2001-

⑤台日论坛

学者、专家

2002-

⑥东京—台北“亚洲和平”国际交流会议

军方人士、学者、官员

2002-⑦台日研究论坛

学者、官员、专家

2002-

Shuttle）④与台湾安保协会合作召开的各种亚洲
安保论坛

出处：Philip Yang, “Japanese-Taiwanese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U.S.”, Michael
McDevitt, Yoshihide Soeya, James Auer, Tetsuo Kotani, and Philip Yang, NBR Analysis (JapanTaiwan Intera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Vol.16, No.1, October 2005, p.103.
注：军方人士和官员主要是台湾方面的参加者。⑤与⑦主办的名义不同。

而且小泉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是比较不墨守陈规的首相。比如，他在任期
中每年都不顾中国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接连两次访问朝鲜等等。小泉掌握政治主动，打通了独自的渠道，重视不受前例拘束的决策，这使得外务省内的汉语培训班出身
的人（即所谓的“中国通”（China School））的影响力降低了28。
小泉政权在成立初始就表示，希望能在“让相关人士满意的形式”的条件下，
让台湾透过某种形式以观察员身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29。台湾受中国牵制
一直被排除在 WHO 之外，因此，即便台湾发生像 SARS 那么严重的传染病，也无
法从 WHO 得到重要的卫生资讯、相关技术以及适合的医药用品。连台湾代表出席
2004 年爆发禽流感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因中国施压而遭 WHO 拒绝。小泉政权提出希望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加 WHO 意味着，在可能直接影响人道问题和日本卫生的问题上，日本不一定要遵循中国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而是进行自主判断。
小泉政权在 2004 年 12 月也做出同意李登辉再次访日的决定。这次访日不再像 2001 年时那样是为了接受手术，而是以观光为目的的访日。在此之前的访日都一如既往未能成行，直到 2004 年 12 月上旬的立委选举结束，“政治色彩”淡化后〈‘中国組’の影響力低下―政治の前で物言えぬ官僚―〉，共同通信，2005 年 5 月 31日。
29
〈台湾の WHO 参加容認〉，《読売新聞（夕刊）》，2002 年 5 月 14 日。
28

11才得以实现30。这次访日的背景被指出，是由于中国批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 11 月中国核潜艇在日本领海潜航，导致日本舆论的厌中情绪高涨，日中台关系的环境上发生了变化31。不过，是否给予在任的台湾高官和中国忌讳的台湾前总统等签证这一问题，因 2005 年 8 月议员立法通过免除台湾旅客签证的决定，部分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说中国的施压对日本政府决策的影响幅度减小了。
事务层面上，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也在加强。2002 年 11 月，外务省修改内部规
定，放宽了公务员赴台出差的限制。跟以往不同的是，如果是双边事务，原则上允许课长级别以下的职员赴台出差。即便是比课长级别要高的干部，如果是在 APEC、
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台日双方均为正式成员的国际性框架范围内的事务，则可灵活对应32。中国曾试图阻止台湾以独立身分加入 WTO 而未成功。但在两岸同时加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 WTO 框架下开始与台湾频繁进行官方接触，所以可能外务省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限制过度的接触。2005 年 5 月，日本在日华断交后首次派遣中国通的实力派人物、前驻巴西大使池田维就任相当于“大使”
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池田所长（从 2006 年开始也称为“代表”）是历任中
国课课长、亚洲局局长的外务省高官33。这实际上象征着日本政府对台湾的重视，
同时也意味着在台北配置熟悉对中关系的微妙之处的人才的必要性越来越大。
此外，以 2000 年的台湾政党轮替为契机，除了过去以自民党与新进党（1998
年 1 月解散）为主要势力的日华恳之外，当时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也成立了“民主党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34。在台日国会议员交流过程中，用于组织名称的象征从过去的“中华民国”转变为“台湾”，交流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自民党与国民党的执政党交流，不分执政或在野党都与台湾展开事实上的“议员外交”的倾向越来越强。
（四）作为中日安保关系中心课题的台湾问题
小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问题成为中日安全保障问题的中心课题35。中国
把台湾问题表述为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利益、全局利益”36。如前文所述，以第三次台海危机为契机，台湾问题发展成为日本重大的安全保障问题。当时，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尚未配置军事专家。2003 年 1 月，陆上自卫队的退役将补（相〈台湾の李前総統、下旬の来日断念〉，《読売新聞》，2004 年 9 月 17 日；〈李前総統、年
内来日へ 政府、ビザ発給方針〉，共同通信，2004 年 12 月 16 日。
31〈親善大使として存在誇示 日本の嫌中感追い風に〉，共同通信，2004 年 12 月 27 日。
32〈第 155 回国会衆議院決算行政監視委員会議録第 3 号〉第 1 类第 15 号，2002 年 11 月
27 日，页 11。影像档是从国会会议録検索システム<http://kokkai.ndl.go.jp/>检索并下载。
33〈交流協会台北事務所長に就任した池田維（いけだ・ただし）さん〉，共同通信，2005
年 5 月 18 日。
34〈民主日台議員懇が発足―日華議員懇との綱引きも―〉，共同通信，2000 年 4 月 25 日。
35请参考松田康博，〈第 6 章 安全保障関係の展開〉，前掲書，頁 136-161。
36
葛东升主编，《国家安全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年），页 126-127。
3012

当于少将）长野阳一被派往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尽管已是民间人士，但外界仍认为退役将补长野被寄予了在台湾收集军事情报的期待，并将其称为事实上的“驻台
武官”37。外界推测，向台北派遣具有驻北京经验的退役自卫官，是因为日本的相关机构在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在收集安保情报上感到困难38。
台日的这种动向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担忧，但是，中国并没有认识到是自身的军
事行动招致了台湾与日本的“接近”。即便在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也看不到尝试做这种合理推测的迹象。不过，现实里台湾方面期待的台日之间的“防卫交流”
和“安全对话”仅有上述的民间第二轨道的交流，日本政府实际上完全没有回应的迹象39。
更重要的问题是，日美同盟与台湾问题的关系。台湾重视安全保障方面的“台美日”关系40，美国则是期待日本参与更多区域安全保障。这使得中国对这个三角关系的认识超出了实际情况。2005 年 2 月 19 日，日美安全咨商会议（2+2）发表
联合声明，提出 12 项亚太区域共同战略目标。其中明确记载了三项：①欢迎中国在区域及全球事务中发挥负责且建设性的作用；②透过对话促进台湾海峡问题和平解决；③促进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41。
这些内容与过往日本政府的官方发言差别不大。但一旦成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就有可能被解释为“日美要共同积极达成的目标”，因此对中国的冲击很大。
这是有关于日美安保的问题，并不一定等同于日本的对台政策。但是，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发表涉及台湾问题的官方文件带来很大的政治的冲击。
不久，日本与美国对于中国在 2005 年 3 月制定的《反国家分裂法》表示担忧。
同年 5 月，町村外务大臣再次声明，《日美安保条约》中的“远东的范围”包括台42
湾海峡 。2005 年，中国领导人在谈及中日关系之际，总是表示日本特别要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非常重要，藉此牵制日本，这可以解释为中国针对上

〈自衛隊 50 年岐路の最前線 4 ‘台湾駐在武官’中台緊張の渦にもまれ〉，《朝日新聞》，2004 年 3 月 22 日。
38
内田勝久，《大丈夫か、日台関係：“台湾大使”の本音録》（産経新聞，2006 年），頁 194195。
39
Philip Yang, “Japanese-Taiwanese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U.S.”, Michael
McDevitt, Yoshihide Soeya, James Auer, Tetsuo Kotani, and Philip Yang, NBR Analysis (JapanTaiwan Intera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Vol.16, No.1, October 2005, pp.102-104. 实际上，台湾的领袖对台日之间缺乏防卫交流与安保对话表示担忧，并向日本进行呼吁。〈台湾駐日代表‘日台で安保対話の枠組みを’〉，《産経新聞》，2005 年 8 月 19 日。
〈中国軍拡‘日米台の連携必要’ 呂台湾副総統が単独会見〉，《読売新聞》，2005 年 8 月 10 日。
40
松田康博，前揭文，《国際政治》135 号（2004 年 3 月）
，页 70-71。
41〈共同発表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外務省，＜https://warp.ndl.go.jp/collections/info:ndljp/pid/11449460/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2+
2_05_02.html＞，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
42〈‘台湾は日米安保の対象’―町村外相―〉，《朝日新聞（夕刊）》，2005 年 4 月 30 日。
37

13

述动向所表现出的危机感43。
不过，日本并没有藉由台湾问题而采取强化日美同盟的直线行动，美国亦是如此。日本对安全保障方面上就台湾问题的深思熟虑，不会对台湾往独立方向发展导
致中国对台湾行使武力这样的事态冷眼旁观，反而加强了对台湾言行的牵制。简言
之，日本开始采取类似美国的行动，要求两岸双方自制，维持台海现状44。2003 年
12 月，针对被中国认为事关台独而强烈反对的“公投”和“制订新宪法”等言论，日本政府透过交流协会向台湾的总统府传达了“我国对台湾海峡及本区域的和平及稳定深感忧虑。……希望（台湾方面）慎重处理”的意见45。综上所述，小泉政权下，与台湾关联的各个层面上有所进展，在台海的安全保障问题上，日本则苦于
如何平衡对中顾虑及日美安保体制。

四、中日之间的认知隔阂与台日关系的实际情况（一）舆论与专家的认知
在分析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时，对两国舆论的分析是不可欠缺的。但是，中日两国都没有针对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进行持续的、值得信赖的舆论调查，因此不得不基于不连贯的调查结果来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对日舆论调查46显示，一般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人只有 16.6%，
持相反看法的人则达 38.1%（“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占 28.7%）。从此一调查可得知，绝对有不少一般民众担忧日本对两岸统一采取消极态度。中国有易于接受日本
主动挑战“七二年体制”的报导及宣传的性质。
日本在 1997 年有日经调查社所实施的调查。根据此调查，日本国民认为台湾
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占 64.3%，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有 25.3%，回答不晓得的有10.3%47。此一结果显示日本人认同台湾的主张，但从调查时期来看，有可能受到了 1996 年 3 月第三次台海危机的影响。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则意味着一种倾
向，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行使武力威胁，越是采取严厉态度，日本人就会对台湾感〈在雅加达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胡锦涛就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五点主张〉，《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 年 4 月 25 日。〈唐家璇国务委员会见日共同社社长山内丰彦〉，《当前中日关系和形势教育活页文选》（北京：红旗出版社，出版年不详），页 8-9。
44
〈変わる日本の台湾政策―米に協調、対中配慮―〉，《産経新聞》，2004 年 1 月 19 日。
45
内田勝久，前掲書，頁 187。另外，交流协会在陈水扁当选总统后，向陈致上“期待台湾蒸
蒸日上，以及今后的日台关系有更进一步发展”的祝福。
〈日本交流協会も〉，《毎日新聞（夕刊）》，2004 年 3 月 27 日。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二次中日舆论调查（2004 年 9-10 月）〉，《日本学刊》
2004 年第 6 期，2004 年 11 月。
47〈日米、アジア巡り微妙な差―主な質問と回答―〉，《日本経済新聞》1997 年 6 月 15
日。
43

14

到同情。
另外，社会环境研究中心在 2004 年就台湾问题实施的舆论调查也显示，在和
中国及台湾的关系上，日本国民赞成台湾主张的人更多。相对于此，赞成中国主张
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比例很低，只有 14.7%，而赞成台湾的陈水扁总统提出的“中国与台湾是一边一国”的人则达 40.8%（回答“无法一概而论”及“不晓得”的合起来超过 45%）48。简言之，日本舆论比较认同台湾方面的主张。
在中国对台日关系的发展加深疑虑的过程中，可以说两国的舆论反映了日中台关系的现实。但两国专家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特别是日本国内的看法相距甚远。
在中国认为日本主动加强对台关系的观点较为普遍。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类
似以下的观点，“关键之处还是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的战略机谋，是想向中国‘打台湾牌’以牵制和防范中国”49；“小泉内阁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动向也有所表现，这些调整明显地以日本的现实战略利益为基础”50等等。中国倾向于认为多数日本人是为了牵制中国而强化台日关系51。
从修春萍的整理可轻易得知，中国的学者如何具体看待日本的作用在台湾问
题上扩大52。修春萍的论文中列举了以下三点变化。第一，日本政府处理台湾事务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二，台湾与日本的官方关系急速升格；第三，台湾与日本开始展开军事交流。文章指出台日关系发生变化的主因为，第一，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到焦虑；第二，日本确立了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及日本国内政治
正在右倾化；第三，台湾当局积极接洽日本；第四，美国牵制中国并希望日本发挥
更多作用。
但是，日本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被称为“外压反应型国家（reactive sate）”。
日本外交拥有巨大国力却不应用于对外行动，是作为世界史上的“超乎常规的案例”而受到瞩目53。中国学术界则有轻视这个关于日本对外行动的研究动向的倾向。关
于台日接近，可以观察到中国的论述有着高度的一贯性，而日本的论点则是较为多

財団法人社会環境研究センター，《台湾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台湾に対する日本国民の心の架橋）》（財団法人社会環境研究センター，2004 年 9 月），页 17-20。
49
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页 201。
50
郭震远，《国际关系与中国战略》（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 年），页 151。
51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年），页 357-365。
52
修春萍，〈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台湾研究（双月刊）》第 76 期（2005 年第 6 期），
2005 年 12 月，页 49-52。此外，中国的论文中的“台湾与日本的军事交流”一般是指日本的自卫队退役军官和台湾的现役军人透过二轨交流等机会进行接触，并非高层交流、各军种交
流、武器交易、派遣军事顾问团、留学生和研修团互访等典型的军事交流（日本称二轨交流）的意思。这种用语在中国经常被扩大解释。
53
宮下明聡，〈序論〉，宮下明聡、佐藤洋一郎編《現代日本のアジア外交：対米協調と自主外交のはざまで》（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 年），頁 4-10。
48

15

元的。在日本，有提倡“日美台同盟”的人士，也有将台湾视为“日本的生命线”
的人士54。相反地，日本也存在指出积极靠拢台湾的“危险性”，并和中国一同批判
这种行动的人士55。不过，日本国内的论点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日本国内认
为应该接近台湾以牵制中国的论点并未对政府的政策造成影响，为了维持“七二年体制”政府的行动一直都相当保守。
（二）台日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如果存在着为了成为“普通国家”而打“台湾牌”的战略，在不同党派的历代内阁中是谁制定了这样的战略，又是否被“一贯”执行了呢？日本是官僚
体制严格的国家，很难想象是外务省策划了这样的战略。日本不存在像是中国共产党那样自始至终的决策行为者。
关于日本的对台关系战略，例如添谷芳秀认为日本选择的方案为尊重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在“事实上的两个中国”问题上刻意保持暧昧，并称之为“非战略导向（non-strategic orientation）”56。从这种观点来看，后冷战时期的日本对台政策的变化未必是出自于日本为了牵制中国，向“一个中国”挑战，并作
了周到准备的战略转换，基本上只是在面对实际情况时反应性的、被动性处理的积累。日本的这些决策既非基于 1979 年《台湾关系法》那样的法律依据，也并非基于 1982 年雷根政权发表的“六项保证”那样的原则声明，更不是 1994 年克林顿政权实行的全面“政策调整”，或是配合小布希政权在安全保障战略上的调整而更动
对台政策。
日本的对台政策调整自始至终都在“七二年体制”的框架范围之内，中方的批
判和担忧都是不合理的。不过，后冷战时期日本关切台湾问题或是对台湾问题表态虽然说是就事论事，但也可以看出一定的倾向。如表 3 所示，即便在两岸利害关系处于零和关系且中国强烈反对的领域，如涉及到①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及日美同盟
相关领域；②与日本主权相关的领域；③与经济、社会相关的非政治领域；④与人
道问题相关的领域，历代内阁都会重视“日本无法让步的国家利益及价值”及“日本的自主判断”，其结果是制定了一些违背中国意志而“偏向台湾”的政策。相反而言，台湾如果在这些领域加强外交攻势的话，也有可能引导日本采取偏向台湾的政策。事实上特别是李登辉于 2001 年以心脏治疗为目的的访日就是巧妙的利用了
可参考下列书目。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不过都指出日本有必要主动参与或承诺台湾的防卫。中村勝範，《運命共同体としての日本と台湾―ポスト冷戦時代の国家戦略》（展転社，
1997 年）。和泉太郎，《日米台“三国同盟”の時代―米中冷戦下のアジア集団安保体制》（展
転社，1998 年）。平松茂雄，《台湾問題：中国と米国の軍事的確執》（勁草書房，2005
年）
。
55
本澤二郎，
《台湾ロビー》（データハウス，1998 年）。
56
Soeya Yoshihide, “Taiwan in Japan’s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Richard Louis Edmonds andSteven M. Goldstein eds., Taiw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trospective Vi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5-146.
54

16

表 3 日本对台政策的变化及中国的反应（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
范畴

中国反对的程度
反对程度强反对程度弱／官方不反对

安全保障・强调和平解决，对武力威胁表示 ・派任陆上自卫队的退役将捕到交流协会

（日美同

遗憾

盟）

・日美安保防卫指南、周边事态法 ・台美日第二轨道安全保障对话（明德专

台北事务所（2002）

・2+2 联合声明（2005）

案）
・台日第二轨道安全保障对话（2001-）主权・ 行 政 院 副 院 长 徐 立 德 访 日 ・派任外务省中国通担任交流协会台北事（1994）

务所所长・李登辉以观光为目的的访日（2004）
・前首相森喜朗访台（2003、2006）
经济、社・支持加入 WTO

・经济合作、技术合作（1965-2002）
・支持加入 APEC

会・确定债务偿还
・向慰安妇支付慰问金・放宽公务员访台限制（局长、课长级）・台日“渔业协商”
・天皇诞生日庆祝酒会57
・授勋58
・免除签证
人道考量

・ 李 登 辉 以 治 疗 为 目 的 的 访 日 ・大地震发生后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2001）

・台日缔结“医疗协定”59

・希望以观察员身分参加 WHO出处：由笔者整理制表。因为是以日本政府当局的行动为主，所以不包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及经团连会长平岩外四等人之访台。
注：虽然说同样是日本政府的行动，但本表排除了“尖阁诸岛问题”（台湾称为“钓鱼台问题”、
中国称为“钓鱼岛问题”）等对台湾、中国都不利的政策。
2003 年 12 月，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自断交以来首次举行了天皇诞生日庆祝酒会。内田勝久，前掲書，頁 153-162。
58
2005 年 5 月，日华断交以来，台湾居民首次获得日本的勋章。内田勝久，前掲書，頁
162-170。
59〈日本と台湾初の医療協定―SARS など迅速対応／防疫や治療で共同研究―〉，《産経新聞》，2004 年 4 月 20 日。协定名称为“关于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共同研究了解备
忘录”，发生 SARS 以外的大规模传染病时，双方也会共同应对。该协定是由交流协会与亚东
关系协会签订。
57

17这种策略。
从中国和台湾来看，日本在两岸关系上发挥的作用有类似于美国的一面。换言
之，中国设法让日本避免采取不利于中国的行动，而台湾则设法让日本采取有利于
台湾的行动。两岸之间展开了所谓的“拢络日本的竞争”。但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对台政策的特征是“被动的”。日本对两岸关系的介入，不存在着对台贩售武
器抑或是负起台湾安全保障的责任的自主性。日本的自主性应该说只发挥在日本
的利益和尊严受到中国的威胁之时，并非以台日关系升级为目的。
（三）马英九执政时期“泛政治化模式”的消退
前述的“泛政治化模式”，即在两岸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牵制下所
发展的台日关系，因国民党马英九政权的新政策而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 2008 年
1 月的立委选举中获得大约四分之三的席次，马英九在同年 3 月的总统大选中，以两百万票以上的票数差距大胜民进党候选人。马英九政权认为以往的李登辉、陈水扁政权强调台湾的独特性并刺激中国大陆，导致台湾失去了经济方面的机会，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政权转向透过改善与大陆的关系来发展经济。
因此，马政权提出“九二共识”，虽然说概念模糊但中国可以接受，因为它包
含“一个中国”的说法，迅速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包括恢复与中国大陆的对话机制、定期两岸直航、开放中国观光客访台等。截至 2012 年 1 月，已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内的 16 项协议。
马政权在对外政策上提倡“外交休兵”，中国实际上接受了此一提议，也未对此公开否认，因此停止了“邦交国的争夺”，台湾的邦交国在马总统上任以来一直维持在 23 国，毫无增减。此外，在减少中国压力的情况下更能扩大国际空间的“活路外交”也取得了进展，台湾也成功派遣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
在上述背景下，台日关系也出现了变化。然而，马英九与日本的关系原本就很
薄弱。而且在马英九上任后不久，在尖阁诸岛（台湾称为“钓鱼台”）问题上对日
本采取严厉的态度等，引起对台日关系的担忧声浪60。在日本方面，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斋藤正树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失言问题，导致台日关系一时出现龃龉61。在日本，对于继蒋经国之后时隔二十年才执政的外省籍总统马英九，最初也有认为他“反日”的看法。从实际上的发展来看，在加强对日关系上，马英九是实用主义者。马英九政权在 2009 年提倡“台日特别伙伴关系”62等，展现出强化台日关系的积极态度。
清水麗，〈終章 継続と変容のなかの日台関係〉，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頁 232-236。
61
中川昌郎，〈WHO と日華平和条約〉，《東亜》第 504 号，2009 年 6 月，頁 57-59。
62〈我国政府订 2009 年为“台日特别伙伴关系促进年”〉，“世界和日本”资料库（主持人：田中明彦），2009 年 1 月 20 日，＜https://worldjpn.net/＞，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
60

18

此外，日本和台湾的各种事务性关系也在此一时期有所进展63。2009 年至 2010年，在一些从民进党执政时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包括实施
打工度假制度，开通东京（羽田机场）―台北（松山机场）直航航线，在札幌设置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札幌分处，在政治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日本研究中心等。
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日的实务关系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更加强化。台日双方
原本的情感联系也更加良好。根据交流协会 2009 年在台湾实施的对日舆论调查，
台湾民众最喜欢的国家是日本，占 52%（第二名是美国，占 8%）64。2009 年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在日本实施的对台意识调查显示，76 %的人认为台日关系“良好”，65%的人表示“信赖”台湾，56%的人表示对台湾有“亲近感”65。此外，日本的国会议员跨党派合作实现修法，包括 2009 年外国人登录证里的国籍栏从“中国”更改登记为“台湾”，以及 2011 年为了在日本举办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览。而
且，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之际，台日的民间仍维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台湾的赈灾捐款超过 170 亿日圆等。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 2010 年交流协会及亚东关系协会签署了“强化台
日交流合作备忘录”66，隔年又签署了“投资自由化、促进及保护合作协议”及“维
持民间航空业务之协议（开放天空协议）”等67。尽管名义上是不约束政府行为的“民间协议”，但日本推动这些协议的签署本身意义重大。而且，这些经济关系的协议是在讨论所谓“台日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是有实际需要的协议。
换言之，在两岸关系稳定，双方签署了许多协议，政府高官的接触也有所扩大
的当下，即使台日关系取得实质进展，逐渐可以见到中国的反对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抗议”（proforma demarche），决不是那么强烈。两岸关系稳定创造出了一种局

有关马英九政权期的台日关系发展的成果，下列网站记载了简单的年表。〈日台関係の動向（平成 21 年度／2009 年度）〉，财団法人交流协会，＜https://www.koryu.or.jp/publications/relation/trend/2009/＞，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
64
〈台湾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財団法人交流協会，2010 年 3 月，＜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images/business/poll/detail-japanese.pdf＞，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
65
〈台湾に関する意識調査〉，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処，2011 年 6 月 1 日，＜
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6355.html＞，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
66
〈交流協会と亜東関係協会との間の 2010 年における日台双方の交流と協力の強化に関する覚書〉，財団法人交流協会，2010 年 4 月 30 日，＜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images/news/20100430/20100430.pdf＞，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
67
各協議正式名稱如下。〈投資の自由化、促進及び保護に関する相互協力のための財団法
人交流協会と亜東関係協会との間の取決め〉，財団法人交流協会，＜
https://www.koryu.or.jp/news/?itemid=563&dispmid=5287＞，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民間航空業務の維持に関する交換書簡〉，財団法人交流協会，＜
https://www.koryu.or.jp/news/?itemid=583&dispmid=5287＞，2022 年 4 月 1 日浏览。
63

19

面，即台日关系既使有强化的动作，中国也难以从正面反对，因为担心台湾舆论的
反弹。

五、

结论

本文探讨了 1990 年代以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发展过程。透过本文的考
察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1990 年代以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体现出了一种模式化的发展。
从典型的李登辉访日这类的“零和博弈”就可以看出一个模式，就是台湾开始要求
自主并寻求外交上的突破，日本一边权衡两岸关系一边做出决定，并在此过程中分别受到两岸的批判和期待，但最终仍是遭到批判的模式。在零和问题上，无论日本如何顾及中国，中国在对日本的批判上并无程度之别。
第二，模式化的台湾问题与中日台三方的内政、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关联是紧密且有机的，形成了一种政治化的机制。日本的“去五五年体制”化、台湾的民主化
与本土化、中国的崛起、日美同盟的强化趋势、中美关系恶化及改善的循环，两岸关系的去内战化、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台日关系的紧密化等，全部都成为了互相影响的变数。
第三，日本对台政策的变化过程中，虽然不存在战略性的调整，但也可以看出
一定的倾向。即便在两岸利害关系呈零和关系的领域中，日本也制定了一些违背中国意志而偏向台湾的政策。这些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及日美同盟相关的领域、有关日本主权的领域、有关经济和社会的非政治领域、与人道问题相关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上，由于重视“日本无法让步的国家利益”及“日本的自主判断”，因此作出了“结果偏向台湾”的判断。应该说日本对台政策上的变化，基本上是针对状况所做出的反应性的、被动性处理的积累，而这当中存在着一定的倾向。
第四，与台日关系的实际情况相比，关乎台湾问题的中日关系上，源于各主体间认知隔阂的心理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对日本关切台湾问题抱持强烈疑虑，
中国展开了令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强烈的对台牵制及对日批判，其结果反而激发了日本对台湾的同情心，降低了对中国的顾虑。由于极度担忧中国对台行使武力，日本加强了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并开始高度关注与台湾的第二轨道对话，结果招致了中国更强的疑虑。
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艾伦・怀廷（Allen S. Whiting）从在中国所做的采访中获
得的结论是，对中国人的日本观造成巨大影响的第三者便是美国及台湾68。这个观
点至今仍未过时。 1971 年中美接近之际，周恩来总理与访中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アレン・S．ホワイティング著、岡部達味訳，《中国人の日本観》（岩波書店，2000 年），
頁 ix-xi。
6820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会谈时，对“日本军队进驻台湾”的可能性表示
了强烈担忧，这也如实反映出惠庭的结论69。当时的会话内容至少完全忽视了战后
日本的对外关系史，是一般日本人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在国际关系上，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有时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被认知。事实上，由于台日没有外交关系，很
多往来在表面下进行，因而一些加深中国疑虑的材料便是透过媒体散播的“未被验证的资讯”。不过，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主动还是被动接近台湾并非那么重要。重
要的是日本的国力与作为区域大国的地位和实力，以及日本在两岸关系中成为“牵
制”及“拢络”的对象这一事实。国际关系的平衡者是透过自己主动与他国结为同
盟关系从而维持平衡的主体。从日本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应该说日本是“被动的平衡者”。只要这种权力结构与行为者之间的认知隔阂不变，未来也无法排除台湾问题在中日之间政治化的可能性。

毛里和子・増田弘監訳，《周恩来・キッシンジャー機密会談録》（岩波書店，2004 年），
頁 151-152。
69

21

22

附记
本文出自松田康博，〈第 9 章 台湾問題の新展開〉，家近亮子・松田康博・
段瑞聡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改訂版）》（晃洋書房，2012 年），经部分增修后的中译版。本人在此向同意转载的晃洋书房编辑部敬表谢意。

i

作者简历
松田 康博 Yasuhiro MATSUDA
学

历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法学博士）

现职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研究领域东亚国际政治、中国与台湾的政治、对外关系、安全保障、两岸
关系

官方网页

http://www.ioc.u-tokyo.ac.jp/~ymatsuda/ch/index.html

电子邮件

ymatsuda@ioc.u-tokyo.ac.jpii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22 年 4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助理编辑：魏伟修逸莹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pril 1, 2022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pril 1, 2022

Vol. 6 No. 1

http://jeast.ioc.u-tokyo.ac.jp/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Japan-China-Taiw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War Period:
Japan as a Reactive Balancer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