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5 卷第 4 号 2021 年 8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二次大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战争赔偿及补偿问题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对外国的赔偿

2

对个人的补偿

9

结语

18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从战后赔偿、补偿问题是作为中日关系对立主因之一的观点，分析中日之间战后补偿问题浮现及政治化的过程。
对中国而言，战后补偿问题不单单是金钱的、物质的补偿问题，而是迫使日本建立“正确”历史认识的问题。日本对中国进行某种赔偿、补偿的机会主要有
三次，即旧金山和约签订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以及 1995 年以后的战后补偿相关诉讼。然而，在旧金山和约签订时，美国行使其影响力，规定同盟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日本在美国的影响力之下，得以避免了赔偿。牵涉到旧金山和约，使得中华民国政府优先考虑与同盟国同等受益事项，在日华和平条约中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于外交和政治
上的判断，放弃求偿。在 1995 年以后的个人请求赔偿裁判中，驳回诉讼的因素有以下 4 点：①否定个人在国际法的法主体性、②国家无答责、③除斥期间、④通过“日华和平条约”或“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特别是在 2007 年 4 月最高法院根据“中日联合声明”认定已放弃赔偿
请求权后，最高法院又以同样理由驳回请求。
个人对日本的索赔活动，必须要由战争受害者提起诉讼，并且与中方支援者
的民族、爱国意识、日本人权派律师团发起的援助活动相互结合。而这个活动在获得中国政府认可后，才得以展开。
近年来，战后补偿问题从决定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逐渐边缘化，但依然是取决于中日关系的依变项。不过，即使说已经被边缘化，战后补偿问题本身
仍未获得解决。日本方面必须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抑制这个问题。

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postwar reparations
issue emerged and became politicized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ith an awareness of
the issue of postwar reparations and compensation as one of the causes of conflict in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post-war compensation issue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financial and material
compensation for China, but the problems that force Japan to recognize "correct" history.
There were three main opportunities for Japan to make some kind of compensation orcompensation to China. These ar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negotiations tonormalize Japan-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2, and the proceedings for postwar
compensation initiated after 1995. However, when Japan signe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he United States exerts its influence on the Allies to waive all the right to demandcompensation. Therefore, Japan was able to avoid compens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he Republic ofChina prioritized getting the same treatment as the Allies and waived the right to demandcompensation under the Japan-China Peace Treaty. In normalizing Japan-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andoned theclaim for compensation based on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judgment. In the proceedings
for compensation claims by individuals since 1995,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were thefactors for dismissing the proceedings. (1) Individuals are denied legal independenc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2) The principle is that even if an individual is damaged byIIexercising the power of the country, the countr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compensation if it
is an act befor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tate Redress Act in 1947, (3) The period of
exclusion , (4) "Japan-China Peace Treaty" or "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of 1972
" and "Japan-China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waived individual's right to claim
damages. In particular,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was waived by the "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of 1972 " in 2007, the claim wasdismissed by the Supreme Court for the same reason.
In order to claim personal damages against Japan, it was necessary to link the
proposals from the war victims themselves, the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of Chinese
supporters, and the support activities of Japanese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epted this, it became possible for Chinese victims to clime
personal damag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cent years, the post-war compensation problem has been marginalized fromone of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Japan-China relations, and exists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defined by Japan-China relations. However, even though it has become marginalized, thepostwar compensation problem itself has not been resolved. The Japanese side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 this well.

III

IV

二次大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战争赔偿及补偿问题中冈玛莉（常盘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魏逸莹译

一、 前言
战后赔偿、补偿问题的处理，直接关连到日本如何理解战争责任的问题。因此，对受害国家而言，处理得不够充分就意味着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是不明确的。这
也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历史问题”有所不满并产生摩擦的原因之一。
迄今为止，关于对中国的战后赔偿、补偿问题的研究，多半是法律学者和律师从国际法及审判实务的角度探讨了日本的战后赔偿、补偿的状况1。本文的目的
是，在上述论点的基础上，着眼在作为当今中日关系对立主要原因之一的战后赔偿、
补偿问题，分析中日之间战后补偿问题浮现的原因以及政治化的过程。
在此首先要厘清赔偿与补偿的概念。日本政府的赔偿、补偿问题，应区分为国家间的赔偿与对个人的补偿。赔偿（reparation）是依据国家间的条约来处理。而补
偿（compensation）是“在国家间的赔偿中不能解决的，对于遭受到肉体上、精神上损害的个人，战败国政府或自国政府所做出弥补过失的行为”2。审判的场合，奥田安弘、川岛真等人的《共同研究中国戦後補償》（明石書店，2000 年）是从行政法、国际法、国际私法、中国法等观点来撰写，特别是这本书不仅有法学上的“如何解释？”，还为了进行补偿，给了“应如何做出法律解释？”的建议。杨志辉在〈戦争賠償問題から戦後補償問題へ〉（收录在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一文中，分析了缔结日华和平条约（日本称为“日华和平条约”，中国称为“日台条约”，台湾称为“中日和约”）与签订中日联合声明（日本称为“日中共同声明”）时的交涉过程，指出了法律解释与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以及还遗留下的
对受害者的压抑问题，要求加以解决。田中宏在《戦後 60 年を考える―補償裁判・国籍差
別・歴史認識》（創史社，2005 年）与《戦争責任・戦後責任―日本とドイツはどう違うか》（朝日新聞社，1994 年）中，从许多的国籍歧视与战后补偿审判相关经验，批判地探讨
了审判过程、判决的问题点和日本的历史认识。浅田正彦的《日中戦後賠償と国際法》（東信堂，2015 年）为探讨日华和平条约中的放弃对日求偿，追溯其缔结经过，是全面探讨中日之间的战后赔偿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内容涵盖中日联合声明的解释论，日华和平条约与
中日联合声明之间的关系。浅田的研究被认为是西松建设事件及中国籍“慰安妇”第 2 次诉讼的最高法院判决的理论基础。身为律师的内田雅敏与高木健一则是分别在《「戦後補償」
を考える》（講談社，1994 年）、《今なぜ戦後補償か》（講談社，2001 年）中，介绍了战争期间亚洲各国所受到日本的迫害以及其他国家的战后赔偿、补偿的案例，批判地探讨了日本的战后补偿及战后补偿审判的过程。
2 内海愛子，《戦後補償から考える日本とアジア》（山川出版社，2002 年），页 7。
11

“战后补偿”与“战争赔偿”同样在请求“赔偿”上引起争论3。但是，铃木健一认为，异于国家间的“战争赔偿”的是，“战后补偿”有战争加害国对受害者个人
的“赔偿”的性质，人权救济的色彩浓厚4。在这一点上需要留意的是，“战后补偿”
是伴随着些许价值判断而有意使用的字眼。
本文首先在第二节第一项探讨国家间的赔偿，阐述日本的国家间赔偿的实际
情况、赔偿规模比当初预定缩减的经过及过程当中美国的影响与日本的接受方式。
接着在第二节第二项中日之间的赔偿，描述中华民国决定放弃赔偿请求权的过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放弃赔偿请求的过程，并指出前者是受到旧金山和约生效
以及美国很大影响，后者则是受到台湾及日华和平条约的影响。另外，中方与日方
在放弃赔偿请求上有认识上的差异，这在后来成为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一个
原因。在第三节对个人的补偿问题，将探讨此问题在中日之间政治化的过程与审判
中的主要争论点以及日本政府的对应。在第三节第一项将探讨个人请求补偿之意义，接着在第三节第二项战后补偿诉讼及其判决，分别介绍①以企业为被告、②以国家为被告的诉讼。在第三节第三项探讨个人请求补偿的争论点及日本政府的对应。在第三节第四项个人补偿问题政治化的过程，指出这是在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日
本国内左派的协助下，才得以展开。在第三节第五项，包含中国政府希望将战后补偿问题边缘化的意图，若是中日关系恶化，赔偿问题将会以对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提
起诉讼的方式浮上台面。最后，本文指出随着受害者的逝世，使得战后补偿问题失
去具体补偿对象而变得抽象，这个问题有可能会逐渐消失，也可能会增加解决的难度。

二、 对外国的赔偿（一）日本的对外国赔偿
1. 日本的对外国赔偿与美国
战后日本在战后处理上所支付的金额大约有超过 1 万亿日圆5。另一方面，若对照根据日本国内战争牺牲者援护相关法律，针对日本籍的战争伤病者、战死者、
未归还者、引扬者、被爆者等对象的支出总额约为 33 万亿日圆6，必须说有关战后处理的对外支出相当之少。其原因在于美国的构想，在冷战体制下美国重视亚洲的芝池義一，〈戦後補償訴訟と公権力無責任原則〉，《法律時報》76 卷 1 号（2004 年），页24。
4 鈴木健一，《今なぜ戦後補償か》（講談社，2001 年），頁 34-35。
5 内海愛子，前揭书，页 24-26；朝日新聞戦後補償問題取材班，《戦後補償とは何か》（朝日
新聞社，1999 年），页 19-24。
6 粟屋憲太郎、田中宏等，《戦争責任・戦後責任―日本とドイツはどう違うか》（朝日新聞社，1994 年），页 28、41。
32

安全保障，有意通过加速日本的经济复兴来减少对日经济援助与占领经费。
1945 年 9 月，被美国政府派往同盟国赔偿委员会担任美国代表的鲍莱（Edwin
W. Pauley）于同年 12 月 8 日发表了中间报告，提出下列的日本赔偿方针：①为使
日本不再成为威胁，将进行非武装化；②不允许日本再次恢复到能够统治或优于近邻各国的经济生活7。在此报告发表前夕，日方与鲍莱接触，表示“当然日本全体
国民有承担战争责任，并甘愿接受相应的惩罚之觉悟，虽说如此，如果生活水准降
低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日本重建的希望自然也会消失”，要求考虑让日本的赔偿，够留有重建国家的余力。但是，鲍莱对于让日本人的生活水准高于被日本占领过的
地区的居民一事给予否定的答案8。然后，在翌年 1946 年 11 月鲍莱发表的日本赔偿最终报告中，赔偿方针如同以往没有变化，但赔偿的对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9。
鲍莱的最终报告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讨论，焦点与其说是担心日本经济的自立重建，
倒不如说是应重视“避免给美国的纳税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10。对当时的美国而
言，非常重要的是要防范法西斯主义等对和平的威胁，以防扩大日本国内的不安，
以及减少占领经费来说服来美国国民。另外，由于这个时期的中东欧地区亲苏政权
建立等影响冷战的发展，对美国而言，日本的地位就变得更为重要。
因此，从 1947 年到 1948 年，美国重新检讨了日本赔偿政策11。1947 年 1 月率团来日的斯特雷克（Clifford B. Strike）于同年 9 月 1 日提倡“废止鲍莱计划”，隔年 1948 年 3 月美国陆军省发表了以 1930 年到 1934 年的日本生活水准为基准，考察赔偿问题的“斯特雷克报告”，日方对此基准的妥当性感到怀疑12。同年 4 月，
美国陆军部次长德雷珀（William H. Draper）使节团发表正式声明，同年 5 月发表
詹斯顿（Percy h. Johnston）报告。斯特雷克报告与詹斯顿报告都指出下列几点：①
超过日本和平需要的工业设施是赔偿对象，但是过度高估；②日本经济处于严重赤字状态；③（为满足赔偿）将对日本经济造成额外负担，结果将使美国的纳税人被迫承担庞大负担13。最后 1949 年 5 月远东委员会美国代表麦考伊（Frank R. McCoy）
发表声明表示，因为抛下日本将使得战争的胜利化为乌有，加上进一步征收赔偿的山極晃，〈現代史における賠償問題――日中賠償問題を中心に――〉，《季刊中国研究》第21 号（1991 年），页 16。
8 朝海浩一郎（終戰連絡中央事務局總務部總務課長），〈賠償問題に関しポーレー大使との会談の件（昭和二十、一一、二九）〉，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微缩胶片，A'-0107-575。
9 外務省調查局第三課，〈ポーレ―対日賠償最終計画案の日本経済に及ぼす影響〉，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微缩胶片，B'-0002-445～450。
10 同注 9。
11 关于各个使节团的日程，请参考下图：〈賠償問題経緯一覧図〉，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微缩胶
片，B'-0002-9。
12 〈海外調査団報告書理解の手引き〉，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微缩胶片，B'-0002-505-511。
13 賠償調査課，〈日本の賠償及び工業水準に関する極東委員会米国代表マッコイ少尉の声
明全訳〉（昭和 24 年 5 月 24 日改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微缩胶片，B'-000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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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反而会造成美国的财政负担等理由，因此决定中止并撤回中间赔偿14。对于美
国优先考虑国际、国内情况而中止中间赔偿的行为，中国代表提出抗议表示，这将
伤害对日本经济复兴发挥重要作用的亚洲各国的态度及情感，从安全保障方面来看，也不能说服担心日本重建军备的亚洲各国，“妨碍远东的正义与维持和平”，“从长远来看，最后甚至会对日本不利”15。可是，中国及菲律宾的抗议没有被接纳。
2. 旧金山和约
山极晃指出，由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翌年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感到有必要将日本拉入自己的阵营，在此背景下制定了对日媾和计划16。
1950 年 9 月发表的“对日媾和七原则”17第 6 项规定：“所有当事国放弃 1945 年 9
月 2 日之前的战争行为所发生的请求权”，提出了减轻日本赔偿的方针。朝鲜战争这场亚洲冷战可以说对日本的赔偿支付起了有利的作用18。另外，就旧金山和约内
容的日美谈判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起草是同时进行的，这显示出在旧金山和约里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是与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互为条件的。对此，周恩来主要将
台湾领土归属问题及美国支援日本再军备视为问题，谴责美国的态度是“抹杀中国人民抗日奋战的基本利益，无视日本人民将来的希望”19。
1951 年 9 月 8 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 14 条（a）20中规定，“兹承认，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同盟国以赔偿”。但是，同时在第 14 条（a）
的但书，日本亦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及时履行其他义务。”再者，第 14 条（b）规定，“各同盟国
兹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因此日本的国家间的赔偿比日本政府当初预计的有大幅度的减少21。美国将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安全保障基地而加以重视，在美国强烈倡议下，提出了日本不赔偿原则，但是这对遭受日本战争侵害的亚洲各国而言，并不
容易接受。
对日媾和条约案作成之际，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将“对

同注 13。
賠償庁調査課，〈5 月 26 日極東委員会における李中国代表の日本の賠償及び産業水準に関する声明全訳－マツコイ声明の反響 その三〉
（昭和 26 年 6 月）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微
缩胶片，B'-0003-64～70。
16 山極晃，前揭文，页 17。
17 “对日媾和七原则”是 1950 年 9 月美国交给相关各国，同年 11 月 24 日发表全文。
18 内海愛子，前揭书，页 16。
19 〈対日平和条約問題に関する外交部長の声明〉（1950 年 12 月 4 日），《日中関係基本資料
集 1949 年~1997 年》（霞山会，1998 年），页 12-13。
20 编按：本文中的旧金山和约中文译文皆引用自政策研究大学大学院田中明彦教授的资料库
“世界と日本”，＜https://worldjpn.grips.ac.jp/＞。另外，为求行文一致，本文将原译文之
“盟国”改为“同盟国”。
21 内田雅敏，《「戦後補償」を考える》（講談社，1994 年），页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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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媾和七原则”交给各国，但菲律宾、中国（中华民国）、印尼都要求赔偿22。结果，菲律宾与日本在 1952 年 1 月开始谈判，日方极力避免现金赔偿，最后按日本主张
的形式，通过提供日本产品及经济援助，在 1956 年 5 月签订了日菲赔偿协定。日本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对菲律宾进行赔偿，直到 1976 年结束赔偿。
与印尼的谈判是在 1957 年 11 月由日本首相岸信介与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
达成协议，赔偿 4 亿美元分 12 年付清，经济援助 4 亿美元分 20 年进行，交涉中
日本有时透露出不急于完成赔偿谈判的态度。
3. 日本国内的反应
日本政府及一般国民如何看待赔偿的减轻，对日本的历史认识也有很大的影响。
原朗指出，对日本国民而言，赔偿负担变轻及偿还的时期正好与经济高速增长期重迭，对于有偿还义务的日本人的意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原朗认为日本人的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以加害者的赎罪意识支付赔偿而藉此回归国际社会，倒不如说是将赔偿当作一个经济机会，视之为往当地经济发展的契机，这种意识发挥了强烈作用”23。
日本承诺以日本人的劳役和日本的产品来充当赔偿和借款，反而将赔偿接受
国置于从属的地位。另一方面，高度经济成长使日本经济力迅速发展，日本认为赔偿主要带来了经济利益，这从赔偿接受国的国民的角度来看，在情感上是难于理解的24。
笔者认为，由于日本的赔偿政策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25，因此日本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顺从美国的意思。换言之，日本在战后赔偿的对应上，最重视的是美国的意思，而非成为战场直接受到损害的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意思。美国以不赔偿原则与各国谈判，使得日本没有直接成为众矢之的就被减轻了赔偿，这是让日本失去抱有赎罪意识的原因。
因为日本没有亲手解决赔偿问题，而是委由美国之手，造成对赔偿接受国的赎
罪意识淡薄，日本主要从经济上的得失来看待赔偿这件事，让日本不清楚在历史认识上的责任归属。

关于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主要参考原朗，〈戦後賠償問題とアジア〉，大江志乃夫等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8：アジアの冷戦と脱植民地化》（岩波書店，1993 年），页274-283。
23 原朗，前揭文，页 270。
24 原朗，前揭文，页 288。
25 制定管理日本的政策、原则及基准的是美、英、苏、中、法、荷、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菲律宾等 11 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但美、英、苏、中有否决权，美国政府就紧急
事项可以向驻日盟军总司令发出“中间指令”，只要远东委员会不作出取消的决定就有效，因此确保了美国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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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中日之间的国家赔偿问题
1. 中华民国放弃赔偿请求权
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签订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之议定书”第 1 条（b）中，中华民国根据旧金山和约第 14 条（a）第 1 款，自动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请求权。川岛真指出，中华民国及蒋介石放弃赔偿请求权的原因，经常被提及所谓的“以德报怨”演说，但是 1945 年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的宽大政策与放弃对日求偿
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因此基于“以德报怨”而放弃求偿的看法并不妥当26。
川岛认为，中华民国从当初就假定要向日本求偿，但不是基于情感，而是为了保障战后中华民国的地位，强烈意识到要依据国际准则处理。对中华民国而言，更加看重的是对日求偿问题关系到保全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浅田正彦在〈日华和平条约及国际法〉一系列论文中详细探讨了中华民国放弃对日求偿的过程，内文指出，尽管当初中华民国有意索取巨额的个人补偿，从战时即准备对日求偿，但国共内战
后，中华民国国际地位的弱化之际，必须进行日华和平条约的交涉，更因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期迫近，而不得不妥协，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27。
由于在国共内战的失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国在中国的代表性
与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虽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声明中华
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美苏为承认哪个政权代表中国而产生了对立。不仅如此，因为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就产生了对日媾和时应邀请哪个政府的问题28。美英两国协商的结果，决定不邀请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参加媾和会议，日本与中国未来的关系委由日本自主决定29，因此没有邀请
任何“中国政府”代表就进行了对日媾和。杜勒斯在与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会
谈时转达，美国也了解日本有意与中华民国签订条约，根据这个某种程度上的明确约定，中华民国没有否认旧金山和约的有效性，并以旧金山和约为前提，致力于日华两国间的条约签订30。
在缔结日华和平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有美国作为后盾的日本以强硬态度拖延谈
判，这关系到中华民国提出放弃赔偿请求权一事。尽管有杜勒斯的明确约定，但日
本政府在选择北京政府或台湾政府上持续保持尽可能延后的态度。然而，杜勒斯向
吉田表示，日本的这种态度将会让美国参议院批准旧金山和约的情势不乐观，因此奥田安弘、川島真等，《共同研究 日中戦後補償》（明石書店，2000 年），页 30。关于中
华民国战后问题处理的方针与具体活动，请参考该书页 26-33。
27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五）〉，《法学論叢》第 147 卷第 4 号、第151 卷第 5 号、第 152 卷第 2 号、第 152 卷第 4 号、156 巻第 2 号，京都大学法学会。此文是从国际法学观点来探讨“日华和平条约”，特别是（一）、（二）把法学上的问题点作为探讨的前提详细检讨了交涉过程。因此，本文主要参考（一）、（二）。
28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法学論叢》第 147 卷第 4 号（2000 年），页6-7。
29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页 7-8。
30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页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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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年 12 月日本政府提出了准备与中华民国缔结两国之间的条约“吉田书简”31。
据此，从 1952 年 2 月起，日华之间开始交涉缔结正式的条约。日华之间交涉的争论焦点几乎都集中在下列三点：①赔偿问题、②与同盟国同等受益事项、③关于适
用地区的规定32。日方重视的是赔偿问题，而中华民国方面最重视的是与同盟国同等受益事项，这使得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33。浅田指出，双方达成协议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华民国提出放弃请求劳役赔偿，其原因在于美国参议院批准承认旧金山和
约已成定局34。中华民国考虑到旧金山和约一旦生效，日本的态度将更加强硬，因而在美国参议院承认旧金山和约（1952 年 3 月 20 日）的前一天，首次暗示放弃劳役赔偿。另一方面，据说日本外务省向当地外交官发出指令，通知旧金山和约可能
会延后生效，不要急着在日华和平条约上达成协议，因此日方未积极及早完成协议
。最后，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晚上 10 时 30 分（日本时间）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几个小时前，即同日下午 3 时日华和平条约才完成签字仪式。
3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赔偿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里，“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第 5 条），从而对日本放弃求偿。但是，与中华民国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后到 1950 年代初，都强烈主张拥有赔偿请求权36。这除了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意图，还包含对美国的对日政策的谴责。根据朱建荣的研究，中国为
使中日关系“升温”，在 1964 年正式决定放弃求偿37。放弃求偿的根据，主要有下
列 4 点：①台湾跟美国都没有向日本求偿；②从日本获得的赔偿金未必能使东南亚经济成长，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靠赔偿金来进行经济建设；③向日本国民要求赔偿，违背了毛泽东将日本国民与军国主义者做出区别的思想；④要求赔偿的数额，
小额的话没有意义，高额的话谈判过程会拖长。由此亦可得知，放弃求偿决不是饶恕日本的战争责任，而是基于外交及政治上的判断。
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交涉中，中方首先在周恩来总理与日本公明党竹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页 14-15。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页 21。
33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页 23。
34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二）〉，《法学論叢》第 151 卷第 5 号（2002 年），页12。
35 浅田正彥，〈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二）〉，页 5-6。
36 在〈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1951 年 8 月 15 日）中，周恩来表示，“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霞山会編，《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 1949 年~1997 年》（霞山会，1998 年），页23。
37 关于 1964 年前后中国决定放弃赔偿的过程，请参考朱建栄，〈中国はなぜ賠償を放棄した
か――政策決定過程と国民への説得〉，《外交フォーラム》1992 年 10 月号（1992 年），页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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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义胜委员长会谈时，提到为了避免增加日本国民的负担，放弃赔偿请求权38。可是，关于日方在日华和平条约里已解释中国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39，中方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抗议40。这种反应透露了双方的分歧，即中国希望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这种外交与政治的角度来处理赔偿问题，而日本则认为一旦政府之间缔结了条约就不能视为无效，应从法律程序的角度来处理赔偿问题以免发生问题。
在 1972 年的时候，中日两国都将邦交正常化视为最重要的课题，为努力完成“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搁置了对于战争状态结束、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台湾称为“钓鱼台”）的所有权、赔偿问题等所存在的一些分歧。但是，中日对放弃求偿的想法的差异，在进入 1990 年代后，也因为涉及个人赔偿请求问题，成为中日之间的问题之一。这种想法的差异在于，对中国而言，放弃求偿是连同日
本对历史的反省，但是对日本而言，是连同协助中国的经济发展。
朱建荣指出，对中国而言，日本对历史的反省是当然的前提41，杨志辉也持同
样的观点42。换言之，中方决定放弃求偿，是基于对历史责任的反省与中日永远友
好的前提，中方向日方寻求的是，对战争的反省这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未必是物
质的、金钱方面的要求。
对此，日本的想法则是将重点更放在物质补偿上。比如，在大平正芳外相完成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归国后，从记者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放弃求偿是对日本今后
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一种权衡43。另外，虽然田中角荣首相表示中国放弃求偿并非
经济援助的权衡，但也表现出放弃求偿就是让过去的事一笔勾销44。大平首先认识到，中国放弃求偿应伴随着日本对历史的反省，并表示经济交流是理所当然的，与第 5 条（放弃求偿）没有直接关连45。大平的解释与中国期望的态度非常接近，但在 1979 年决定对中国提供日圆贷款之际，大平亦否定了经济援助与历史反省有关
46。当然，当时的中国基于自国经济成长的迫切需要，接受了日本提供的日圆贷款，

石井明、添谷芳秀、朱建栄、林暁光編，《記録と考証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 年），页 14。
39 石井明、添谷芳秀、朱建栄、林暁光編，前揭书，页 110-114。
40 石井明、添谷芳秀、朱建栄、林暁光編，前揭书，页 56-57。
41 朱建栄，前揭文，页 37。
42 楊志輝，前揭书，页 340-341。
43 在“大平外務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2 年 9 月 29 日）、“田中総理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2 年 9 月 30 日）之中，关于中国放弃要求赔偿，有记者提问，为了回报中国方面放弃求偿，日本方面今后是否有意援助中国的国内建设。
44 “田中総理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2 年 9 月 30 日）。
45 “大平外務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9 年 9 月 29 日）。
46 “第 87 回国会衆議院商工委員会議録”第 9 号（昭和 54 年 4 月 11 日），页 25-26。在此次国会上，板川正吾（社会党）在得知日圆贷款并非赔偿这一点为前提下，表示“身为日本国民，为了证明在战争期间对中国所犯下的不人道行为的反省，应该要对中国提供特别的经济援助。
”大平对此答辩，虽然“从感情上不是不明白板川议员的说法”，但“事情并非如
此”
。
38

8

没有将贷款是否带有反省历史的意味视为问题。虽然日本也有反省历史和感谢中
国的意思47，但实际上还是分开考量，只能采取经济援助这种物质偿还形式，而且
日方认为通过条约这种法律程序是可行的，这和以反省历史为前提的中国大相径
庭，并且对后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对个人的补偿（一）个人请求补偿之意义
周恩来在 1972 年 7 月中下旬开始向国民进行关于放弃对日求偿的宣传教育与说明，以下列三点理由展开了宣传教育活动48：①台湾已经放弃赔偿要求，共产党应有更宽广的胸怀；②通过显示宽大之情，使日本在与台湾断交方面上能与中国的原则妥协；③支付赔偿金会造成日本国民的负担，这会成为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
阻碍。虽然当时碍于毛泽东的威信无法对放弃求偿有所批评，但是战争受害者所蒙受的损害，当然仍期盼能从日本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
如果战争受害者就其损害在司法上向国家要求补偿的话，可以采取以下任一
途径：基于国际法的途径，基于国际私法的途径，基于日本的民法途径49。基于国际法途径的主流是，聚焦在国际人道法的个人请求权这一点进行诉讼，但国际法规定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会以国际法不承认个人的法主体性为根据，遭到连续败诉。基于国际私法的途径是，遇到涉及多种法域的事件，当然不能以适用日本
法为前提，因此会争论战后补偿诉讼当中适用日本法是否妥当50。现在最重点进行
的是基于日本的民法途径。通过此一途径，请求赔偿的中国籍战争受害者就可以个
人资格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与普通的民事案件相同，以受害状况、受害救济的必要性、各个要件等事实为中心来主张和举证，进行诉讼51。
（二）战后补偿诉讼及其判决
中国人的战后补偿诉讼，从 1995 年 6 月到 2021 年 8 月为止共有 28 件，从内“第 70 回国会衆議院本会議録”第 2 号（昭和 47 年 10 月 28 日），页 5-6。大平报告了中
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关于中国放弃要求赔偿一事，表示“如果考虑到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战争
酿成的惨祸有多么巨大的话，我认为我国应对中国在此问题上所表现的态度表示深深的感
谢。
”
48 朱建栄，前揭文，页 38-39。
49 关于这三种途径的概要与结果，请参考下文。这三种途径在一个案件中，有时也会以一种途径作为主轴，来组合运用。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戦後補償裁判の現在と未来を考える〉，《法律時報》第 76 卷第 1 号（2004 年），页 5-23。
50 关于透过国际私法的途径，请参考奥田安弘、川島真等，前揭书，页 126-185。
51 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页 7。
479容来看，强掳劳工有 16 件，“慰安妇”524 件，731 部队、南京大屠杀等损害赔偿 2件，屠杀损害赔偿 1 件、遗留毒气、炮弹受害诉讼 4 件、重庆大轰炸索赔诉讼 1 件
53。本项将会介绍以企业为被告的“强掳劳工”相关诉讼及以国家为被告的“慰安妇”相关诉讼的概要、争论点及判决。
1. 关于“强掳劳工”诉讼——以企业为被告
强掳中国籍劳工事件，除了以鹿岛建设为被告的花冈事件和以西松建设为被
告的西松广岛事件之外，都是以国家和企业为被告。1997 年虽然东京高等法院确
定花冈事件的原告败诉，但在 2000 年 11 月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创设和解的基金。
另一方面，有关西松广岛事件，2002 年 7 月广岛地方法院驳回原告之诉，但在 2004
年 7 月广岛高等法院判定原告胜诉。不过，西松方面上诉，2007 年 7 月最高法院
最终裁定原告败诉。2009 年 10 月，西松建设与本案受害者之间正式达成和解。
此处将以中国籍原告起诉西松建设株式会社，要求对强掳中国籍劳工进行损害赔偿的广岛诉讼（西松建设事件）为例，探讨其诉讼概要及争论点等54。原告是1944 年从中国华北被强掳到日本，到战争结束前都在广岛县被强制劳动，基于违
反国际法、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55（违背安全照顾义务），向被告求偿。该诉讼在2002 年 7 月 9 日的一审判决（广岛地方法院）中，原告的请求被驳回，但在 2004
年 7 月 9 日二审判决（广岛高等法院）中，撤销了一审判决，接受了上诉人的请求。在强掳中国籍劳工的诉讼中，这是首次高等法院判原告胜诉。
判决针对以下 2 点：①违反国际法、②根据日本民法的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违反安全照顾义务）。在二审当中，针对①与一审相同，认为国际法规定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不能成为规定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审判规范。针对②，在认
定被告（西松建设）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之后，又因发生侵权行为的时间点已超过 20年，适用除斥期间，导致请求赔偿权已经消灭，否定了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另外，被起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安全照顾义务该当债务不履行。安全照顾义务的问题则不根据不同审判，称法有所不同，称为“慰安妇”或“性强制被害者”。
田中宏，前揭书，页 216-222。包括了强掳劳工、强制劳动诉讼的“石川县七尾诉讼”（2005
年 9 月、2006 年 12 月在金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10 年 7 月 21 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大阪诉讼”（2015 年 6 月 26 日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21 年 3 月 26 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遗留毒气、炮弹受害的“齐齐哈尔诉讼”（2007 年 1 月 25 日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14 年
10 月 28 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敦化诉讼”（2008 年 1 月 17 日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14
年 10 月 28 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重庆大轰炸索赔诉讼”（2006～2009 年に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 1～4 次诉讼、2019 年 12 月 25 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54 本项可参考下列文献：松井芳郎編，《判例国際法（第 2 版）》（東信堂，2006 年），页651-655；《中国新聞》，2004 年 7 月 10 日；《判例時報》第 1865 号（2004 年 10 月 11 日），
判例時報社，頁 62-91。《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 61 巻 3 号，页 1188。
55 债务不履行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场所，债务人不履行所规定的债务内容。发生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也可以向债务人请求损害赔偿。（民法 415 条）
52
53

10

是除斥期间的问题，而是用时效问题来处理56。因此，基于不履行安全照顾义务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由于已超过了 10 年时效期间而消灭，因此法院认定已过消灭时效。不过，鉴于原告回国后难于收集资讯，行使请求权有明显困难，加上“西松建设未表明态度且持续谈判，结果延误了原告提起诉讼”，法院以“免除赔偿损害义务明显违反正义”为由，不允许被告主张时效来滥用权利，不得适用时效原则，命令被告应按原告请求，支付每人 550 万日圆的损害赔偿。本文后续部分也会论及除斥期间与时效的适用，是中国人的战后补偿审判当中难以越过的藩篱，据此即使认定了被告的责任，也会因为适用除斥期间而导致责任消灭，或者也有可能不进行实体的审理，吃所谓的闭门羹。在基于违反安全照顾义务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上，加害者援用消灭时效抗辩，法院首次判决此为滥用权利而予以驳回，因而被期待成为强掳中国籍劳工劳动的战后补偿审判的一个突破口。可是 2007 年 4 月最高法院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 5 条规定，认定原告的赔偿请求权“已经丧失申请审判的资格”，判决原告败诉定谳。
2. 关于“慰安妇”诉讼——以国家为被告
所谓的中国籍“慰安妇”诉讼，有以下 4 件：（a）中国籍“慰安妇”请求损害赔偿第 1 次诉讼、（b）中国籍“慰安妇”请求损害赔偿第 2 次诉讼、（c）中国籍性
暴力受害者请求谢罪损害赔偿诉讼、（d）中国海南岛战时性暴力受害者请求恢复名誉等诉讼57。本处以被最高法院判决败诉定谳的（c）的一审判决为中心，介绍其概
要及争论点、判决等情况58。
这次诉讼是中日战争当时遭到旧日军的士兵性暴力受害的中华民国山西省的
多位女性受害者本人及其继承人对日本提起的。原告就其受害举出以下 4 项责任
作为依据：①国际法上的责任、②当时中华民国法律上的责任、③日本国法律上的责任、④日本国家机关进行受害救济的责任，要求支付受害慰问金，并且提交日本
总理大臣的谢罪文。关于受害事实的有无及其内容，判决几乎按原告的主张认定，承认无疑适用国际法，但以下列理由全数驳回原告的请求：①针对国际法上的责任，
法院以国际法不承认个人的法主体性为由而驳回；②针对中华民国法律上的责任，
在加害行为上，不仅承认日本兵个人的加害性，亦承认旧日军的加害性，这种行为
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页 9。
（a）1995 年 8 月 7 日提起诉讼，2001 年 5 月 30 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2004 年 12 月
15 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败诉定谳。（b）1996 年 2 月 23 日
提起诉讼，2002 年 3 月 29 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2005 年 3 月 18 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
上诉，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败诉定谳。
（c）1998 年 10 月 30 日提起诉讼，2003 年 4 月
24 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2005 年 3 月 31 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2005 年 11 月 18 日
最高法院败诉定谳。
（d）2001 年 7 月 16 日提起诉讼，2006 年 8 月 30 日东京地方法院驳
回，2010 年 3 月 2 日最高法院败诉定谳。
58 关于本项请参考下列文献：《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判例時報社，页
61-82。
56
57

11

是我国法律体系下应规范的事项，适用中华民国法律，就没有探讨我国责任的余地；③作为日本国法律上的责任，以国家无答则为由而驳回；④根据立法机关的裁量与行政机关的职责，无法认定立法不作为和行政不作为的责任，因而驳回了原告的请
求。此次判决的特征在于，关于②与③的加害行为，以往都认定为国家权力的作用所附带的行为，将法例第 11 条第 1 项59及国家无答责的法理适用与否视为问题60，
但是本案并非将日本兵个人视为问题，而是将其上司及军队高层的加害性视为问题。另外，判决书最后附记了期望能通过司法解决途径以外的方式，给予受害者某
种形式的慰问来解决该问题，这点也相当有特色。
（三）个人请求补偿的争论点及日本政府的对应
如前所述，在战后补偿裁判当中驳回诉讼的要素主要有以下 4 点：①否定个
人在国际法的法主体性、②国家无答责、③除斥期间、④通过“日华和平条约”或“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61。关于这些争论点，
此处将以“慰安妇”诉讼为主，介绍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的主张，探讨日本政府对
战后补偿问题的态度62。
1. 否定个人在国际法的法主体性
在“慰安妇”诉讼的一个争论点是，根据“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又称“海牙第四公约”）等国际法及国际习惯法，个人是否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针对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主张国际法是“规范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之法律”，因此“无法承认个
人直接成为在国际法上请求的主体”63。这个主张在所有的诉讼中都被如此认定。
2. 国家无答责
在原告依据法例第 11 条请求中华民国民法上的损害赔偿的情况下，日本政府
主张，案件当中的加害行为原本就不是国际私法的规范对象，或者说即使是对象，
法例第 11 条第 1 项：“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所生之债权成立及其效力，依其原因事实发生地之法律。”
60 《判例時報》第 1804 号（2003 年 2 月 11 日），判例時報社，页 50-85。在“中国籍『慰安妇』第 2 次诉讼”中，判决认定加害行为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拒绝适用法例第 11 条第 1 项。
61 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页 8-18。
62 本项主要参考下列文献：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页 8-18；山田勝彦，〈中国人戦争被害賠償請求事件訴訟において明らかとなった日本政府の基本戦略とこれを支える法理〉，《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页 32-36；笹本潤，〈戦後補
償先行訴訟判決の基本特徴と法理〉，《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页 37-42；松井芳郎編，前揭书，页 651-655；《判例時報》，第 1804 号（2003 年 2 月 11 日），页 50-85；《判例時報》第 1865 号（2004 年 10 月 11 日），页 62-91；《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页 61-82。
63 《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页 66；关于“（1）基于国家责任法理之请
求①违反国际法”被告的主张。
5912

也不符法例第 11 条第 1 项的“侵权行为”，因此中国（中华民国）国内法不能成为
准据法，应适用日本法律。在适用日本法律的情况下，特别是对战后补偿审判的原告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无答责”的法理与“时效、除斥期间”论。
在任何审判，日本都主张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因为“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
作为私法的民法不适用于国家及公共团体的权力作用，因此否定损害赔偿责任。”
顺带一提，在中国籍“慰安妇”第 2 次诉讼时，一审判决适用国家无答责所以驳回了原告的请求，但在二审判决未适用国家无答责，因为“受害的原因是旧日本兵的加害行为，并非出自于军队命令导致有组织性的性暴力，因此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不是导致受害的原因”64。以往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对被告而言是坚如盘石，但如今出现了不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新趋势65。
3. 除斥期间66
即便在不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情况下，对被告国而言非常有利的论点是“除斥期间”，也可称为“时间的藩篱”。这是依据民法第 724 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所产
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知有损害及加害人之时起，3 年
间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自有侵权行为时起，经过 20 年者，亦同”，特别是后半部
分，最高法院 1989 年的判决就是据此认定适用除斥期间67。
日本政府在“慰安妇”相关诉讼都主张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应以本案加害行为进行的时间点为基准”。中国人提起的战后赔偿诉讼都是在 1995 年以后开始的，如果将加害行为进行的时间点作为起算点来认定除斥期间的话，在所有的案件里，
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都会消灭。
亦有学说批判，用时效已过这种千篇一律的解决方式，反而可能会有悖于正义，
破坏法律的安定性，1998 年最高法院的判决68就反映了这种批判意见，在一定的情
况下得以限制适用除斥期间。出于相同考量，也出现以“必然明显违反正义、公平理念”之由驳回除斥期间适用的案件等69，关于除斥期间的适用也出现了新趋势，对于其作为免除加害者的责任而对受害者置之不理的制度提出疑义。
4.

根据“日华和平条约”或“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放弃损《北海道新聞》，2005 年 3 月 18 日夕刊。
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页 10-11。
66 本项主要参考下列文献：松本克美，〈時効・除斥期間論の現状と課題〉，《法律時報》第76 卷第 1 号（2004 年），頁 37-41；松本克美，〈戦後補償訴訟の新展開－安全配慮義務及び時効･除斥期間問題を中心に〉，《立命館法学》第 283 号（2002 年），页 48-91。
67 最高裁判決 1989･12･21 民集 43･12･2209。
68 最高裁判決 1998･6･12 民集 52･4･1087。
69 松本克美，前揭文，《立命館法学》第 283 號（2002 年），页 76；另外，关于“福冈审判”，请参考《判例タイムズ》第 1098 号，页 267。
64
65

13

害赔偿请求权70
近年来除了出现驳回国家无答责的法理与除斥期间的适用的案件，也出现不是从法律上，而是从政治主张展开的一种观点，主张根据旧金山和约、日华和平条
约、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告放弃了损害赔偿请求权。旧金山和约
第 14 条（b）规定，“除本条约另有规定者外，各同盟国兹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
同盟国及其国民对由日本及其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行动而产生的其他要求（编按：底线为笔者所添加），以及同盟国对于占领的直接军事费用的要求。”有人主张，根据上述条文，可以理解为根据旧金山和约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也放弃了中华民国国民个人的请求权，而且也可以理解为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国民个人的请求权。
此处应注意的是，旧金山和约第 19 条（a）71的规定，不仅是同盟国，日本也同样
放弃了国民的请求权。
一般而言，针对国家放弃个人的请求权有两种看法。一个是不仅同盟国及日本
国放弃有关战争赔偿的国家之间的请求权，连国民个人的请求权也相互放弃72。另
一个看法是，旧金山和约的放弃请求权条项放弃的只是，国家代替受害国民向加害
国行使国际法权利的外交保护权。因此，无碍于条约签订国的国民个人向条约对象
国提出损害赔偿等请求权73。
日本政府抱持后者的看法进行的诉讼有所谓的原爆诉讼，遭受美国投掷原子弹的受害者对日本要求赔偿或补偿74。在此次诉讼中，日本政府不断主张，日本在旧金山和约放弃的只是外交保护权，而非国民个人的请求权。另一方面，在 1990
年代之后，外国人为原告的战后补偿审判中，日本政府主张个人请求权已放弃的说法。日本政府会根据原告是自国国民还是外国人，改变国家放弃个人请求权的立场。
由此可知，这个主张在诉讼中还不能说坚若盘石，也出现过一些判决驳回国家放弃个人请求权，承认原告请求的案例75。可是，在 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第 2 小如同第二节第一项所述，西松建设事件在 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判决是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 5 条规定，认定原告的赔偿请求权“已经丧失申请审判的资格”。可是，淺田正彥在《日中戦後賠償と国際法》（東信堂，2015 年），页 411 指出，这个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5 条的立场，与日本政府采取在法律上已经透过日华和平条约处理完毕的立场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加以整合才可以理解的部分，只能说不够明确”。浅田正彦在该书详细探讨了“日华和平条约”和“中日联合声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日战后补偿诉讼的处理。
71 旧金山和约第 19 条（a）
“日本放弃日本及其国民对同盟国及其国民因战争状态之存在所
采行动而发生的一切要求，并放弃其由于本条约生效以前任何同盟国军队或当局在日本领土
内之留驻，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而产生的一切要求。
”
72 泉澤章，〈条約による個人請求権の放棄について－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平和条約と日中共同声明を題材に〉，《法律時報》第 76 卷第 1 号（2004 年），页 32。
73 泉澤章，前揭文，页 33。
74 泉澤章，前揭文，页 32-33。
75 各诉讼相关资料如下：中国人性暴力被害者謝罪損害賠償請求訴訟第一審判決（東京地裁
平 15･4･24）《判例時報》第 1823 号，页 61；中国人強制連行東京訴訟第一審判決（東京地裁平 13･7･12）《判例タイムズ》第 1067 号，页 119；中国人強制連行福岡訴訟第一審判決
70

14

法庭的审判，根据 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放弃赔偿请求权，判决原告败诉定谳。
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也会波及到其他审判的判决，因此可以预想其他补偿赔偿请求
诉讼也会是败诉。因此，后续的对日请求战后赔偿活动分为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与
被告企业的和解谈判以获得和解费76；二是遗留毒气、炮弹受害者不以日本在战争期间的侵权行为，而是以战后的不作为之侵权行为在日本提起诉讼77；三是在中国
国内向日本企业提起有关强掳劳工、强制劳动的诉讼。
（四）个人补偿问题政治化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请求个人损害赔偿的诉讼，始于战后 50 年后的 1995 年。
此处将检讨该时期出现个人补偿问题的原因以及成为政治问题的过程。先从结论来看，中日之间的个人战后补偿问题及诉讼，当然是以中国籍受害者本人的意思为
基础，但仅仅如此的话，实际上很难采取诉讼的形式并演变为政治问题，正是因为
在中国有人提起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接受，加上日本人权派律师挖
掘出战后补偿问题并且协助诉讼等这些日本国内左派的协助，才得以实现。
1980 年代末期，出现了给全国人大代表的书信和动员，在日本赔偿问题上要求个人补偿78。其中最有名的是童増于 1991 年 3 月交给全国人大办公厅一份题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79。内容是从国际法的观点将对国家
的“战争赔偿”与对人民的“损害赔偿”区分开来，表示在“中日联合声明”里中国放弃的是属于前者的 1200 亿美元，没有放弃属于后者的 1800 亿美元的赔偿请
求，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童增的目的当然是取得金钱赔偿，并通过获得赔偿来让日本政府赎罪。童增获得极大反响，收到 1 万多封信控诉战时的受害情
况80，翌年 1992 年全国人大安徽省代表王工采纳童增意见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议

（福岡地裁平 15･4･26）《判例タイムズ》第 1098 号，页 267。
76 在花冈事件中，鹿岛建设为了 986 名强掳劳工受害者信托给中国红十字会 5 亿日圆。西松建设根据最高法院的附记，向“广岛安野诉讼”的 360 名受害者支付了 2.5 亿日圆的和解费，并且也向与此案有关的信浓川作业场的强掳劳工受害者 183 名支付了 1.28 亿日圆的和解费。中国人戦争被害賠償請求事件弁護団，《JUSTICE－中国人戦後補償裁判の記録》（高文研，2021 年），頁 27。
77 “齐齐哈尔诉讼”（2007 年 1 月 25 日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及“敦化诉讼”（2008 年 1
月 17 日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就属于这一类。关于提起诉讼的方针可参考中国人戦争被害賠償請求事件弁護団，前揭书，页 136-137。
78 根据郑乐静的研究，让中国民间战后赔偿的诉求浮出台面的是，法律学者李固平从 1987
年开始的活动。鄭楽静，〈日本人による中国戦後補償訴訟支援研究－強制連行・強制労働問題を中心に－〉，《文明構造論：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現代文明論講座文明
構造論分野論集》第 4 号（2008 年），页 111-133。
79 《毎日新聞》，1995 年 6 月 25 日。
〈資料「日本に対する中国の損害賠償請求」についての建議〉，《季刊中国研究》第 21 号（1991 年），页 89-106。
80 〈中国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中国贸易报》，2005 年 7 月 29 日。
15案81。对此，中国政府的反应是，虽然也顾虑国内战争受害者的情感，但没有以国
家名义给予具体支援。1992 年钱其琛外长一方面期待日本对受害者个人进行战后补偿，另一方面再次确认国家已放弃损害赔偿请求82。由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以及对日本审判制度缺乏了解，童增等人的对日索赔活动到 1994 年前后陷于僵局。但是，1994 年 5 月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组成“中国司法制度调查团”访
中，决定援助索赔活动，自此启动了在日本的诉讼83。
从 1994 年到 1995 年，日本内阁成员不断地对历史认识做出有争议的发言，中国表示了强烈抗议。另外，由于 1995 年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宣传活动，
也是中国社会对战时旧日本军的加害行为关心高涨的时期。同年 3 月钱其琛外长
再次发言表示，“中国国民请求赔偿是个人的利益。政府既不阻止，也不干涉”84。
此次发言作为认可个人向日本请求赔偿而受到关注，但若是综合考虑童增的要求，
向日本请求赔偿终究应由个人出面，因此可以说否定了由国家出面与日本交涉的
方式。换言之，中国政府顾虑到中日关系，在请求战后赔偿问题上，坚持国家之间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的原则，另一方面，鉴于战争受害者及国民情感，仍旧应采取
个人请求赔偿的方式。钱其琛的上述发言对个人进行的损害赔偿活动给予了背书，1995 年 8 月以后，由“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
讼85。
个人对日本的索赔活动，是由战争受害者提起诉讼、中方支援者的民族、爱国意识以及日方左派律师团发起的援助活动相互结合，并获得中国政府认可或背后
支持，才得以展开。从 1995 年的例子来看，中日关系恶化时，中国政府认可的程度多少会增加。
（五）边缘化的战后赔偿、补偿问题历史认识问题近年来在中日之间越来越少被提出，江藤认为，2013 年以后历史问题在中日之间已经边缘化，原因是中国国内的大国意识高涨，以及当局考量如
果因为历史问题的讨论过热而导致舆论高涨，高涨的舆论有可能超过当局可以控
制的范围，而希望予以回避86。如果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中日之间的课题有所缩减，可预见战后补偿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可能性也会降低。然而，战后赔偿问题本身并
田中宏，《戦後 60 年を考える―補償裁判・国籍差別・歴史認識》（創史社，2005 年），页196。
82 《北京周报》，1992 年 4 月 7 日号。
83 关于童增与律师小野寺利孝等人的接触与活动，请参考下列文献：〈中国对日索赔第一人
童增〉，《中国贸易报》，2005 年 7 月 29 日；《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 5 月），页
12-15。
84 《毎日新聞》，1995 年 6 月 24 日。
85 《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 5 月）
，页 13-14。
86 江藤名保子，〈日中関係の再考－競合を前提として協調戦略の展開〉，《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令和元年第 3 号通巻第 138 号（2019 年 8 月）
，页 111-113。
81

16

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一部分案件通过和解达成了赔偿。因此，当中日关系恶化时，它很可能作为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再度浮现。
2014 年春天，发生了两件与战后补偿有关的案件。一件是中国法院受理了强
掳劳工受害者提起的索赔诉讼87，另一件是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停靠在浙江省港口的日本商船三井的运输船，因为三井没有履行 2011 年民事诉讼判决的赔偿义务88。
在日本的强掳劳工相关诉讼败诉后，原本各自行动的原告团组成了统一交涉团，借机与三菱综合材料（Mitsubishi Materials）的和解协议开始取得进展89。然而，2014 年 2 月 26 日，40 名遭到强掳的前劳工及其遗属在北京对三菱综合材料和日
本焦炭工业（原三井矿山）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及谢罪。童增协助此诉讼，而
中国当局也没有限制这个活动90。同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诉讼。这是中国法院首次接受强掳劳工受害者的起诉。不过，后续在河北省的 4
个地方所提出的同样的起诉书却没有被受理91。此外，在北京的诉讼虽然被受理，但却没有开庭的报导。从此可推测，中国当局有意限制这个问题影响的范围。除了
参与在北京诉讼的团体以外，所有的团体都在 2016 年接受了三菱综合材料的和解
条件，达成赔偿对象超过 3700 人的大规模和解92。
有关上海海事法院扣押商船三井的运输船一事，中国外交部表示“与战后赔偿问题无关”93。此事件涉及 2010 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即大同海运（于1999 年合并为商船三井）在 1936 年向中国的船东定期租船，后来被日本政府征用后丢失 2 艘货船，对此必须向原告中国的船东支付总额 29 亿日圆的赔偿金94。2011〈強制連行提訴を受理 日本企業相手 中国、訴訟拡大も〉，《朝日新聞》，2014 年 3 月
19 日。
88 〈商船三井の差し押さえ船が出航、賠償支払いを完了
業績に大きな影響なし〉，《人民網》，2014 年 4 月 25 日，＜http://j.people.com.cn/94476/8609744.html＞。
89 《朝日新聞》，2016 年 6 月 2 日。
90 童增在 2014 年 6 月的采访中曾经表示，“过去我有来自当局的压力，但现在没有。變得開
放了。
”城山英巳，〈中国の膨張を止められるか（1）〉，《文藝春秋 SPECIAL 2014 年季刊夏号》
，2014 年 6 月 10 日，＜https://bunshun.jp/articles/-/3045＞。事实上，当日本律师团于
1994 年开始在中国进行采访调查时，据说童增在调查开始前三天就被软禁在家了。中国人戦
争被害赔偿请求事件弁护団，前揭书，页 314-315。
91 分别在河北省沧州市、衡水市、唐山市和石家庄市对三菱综合材料提出损害赔偿的起诉状。
《朝日新聞》，2014 年 3 月 29 日、4 月 3 日。
92 《朝日新聞》，2015 年 7 月 24 日、2016 年 6 月 2 日。
9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朝日新聞》，2014 年 4 月
22 日。
94 中国的船东中威轮船公司的继承人于 1964 年向东京简易法院提出对日本政府的仲裁请
求，但未获成功；1970 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1974 年被驳回，并在东京高等法院继续上诉，1976 年被撤回，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定谳。1987 年初，中威轮船被告知
中国民法的诉讼时效制度，1988 年底，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关于商船三井运
输船被扣押的经过，可参考商船三井发布的新闻稿〈中国当局による当社船差し押さえの件〉，2014 年 4 月 21 日，＜http://www.mol.co.jp/pr/2014/14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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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复议申请后，商船三井与上海海事法院取得联络，与原告方协
商解决之际，2014 年 4 月 19 日，法院突然强制执行扣押运输船。由于担忧运输计划的延误及对公司形象的损害，商船三井于 4 月 23 日支付了赔偿金，运输船于 24日出港95。
由于日本在 2012 年将钓鱼岛国有化，使得中国国内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中日关系恶化，包括国家元首互访在内的各种交流也随之停滞，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上述事件。法院受理了原告对三菱综合材料的诉讼，执行原告要求对商船三井的扣押，这些判断是中国当局的决定，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中方对于是否将中日之间的战后补偿问题政治化拥有决定权。战后补偿问题决定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已经逐渐边缘化，依然是取决于中日关系的依变项。但必须注意的地方，就是即使已经被边缘化，战后补偿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是中国政府在抑制这个问题。

四、 结语对中国而言，战后补偿问题不单单是金钱的、物质的补偿问题，而且是问及日本的历史认识的问题。对中国进行某种赔偿、补偿的机会主要有旧金山和约的签订、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以及 1995 年以后的战后补偿相关诉讼等三次，但日本都以与美国的关系及经济援助、法律问题来对应，未能抓住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机会。
日本政府现在的对应是在诉讼场合依法处理战后补偿问题，通过胜诉来认定
自己国家处理的正当性。可以想见的是，照这样随着原告年龄的增长，战后补偿问题的诉讼本身就会越来越少，但如果以为这样战后补偿问题就会消失的话并不恰
当。相反地，战后补偿问题未得到适当处理的情感，若在关心此问题的中国国民当中扩大的话，战后补偿问题若失去原告此一具体补偿对象而变得抽象的话，将会更难解决。
现在，在日本的请求损害赔偿诉讼全数皆以原告败诉而告终，难以通过司法解决问题。但是，从对中日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及道义上的观点来看，不救济而且采取
搁置一事将会成为问题，也应该要从司法的角度提议通过和解及立法来解决96。
2000 年在野党向参议院提出的“关于促进及解决战时性强制被害者问题法案”遭到废案，但是考虑到战后补偿问题不仅仅限于受害者及原告的问题，有可能扩大成
为影响中国国民的情感问题，应该要检讨通过立法措施来进行政治解决。不过，随着受害者及原告的老龄化，事情并未取得进展。
2017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审查日本的人权状况时，向日本提出的劝告中，记载着来自中国的建议：“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就『慰安妇』问题进行真诚道歉，
95
96《朝日新聞》，2014 年 4 月 25 日。
《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页 75。
18

向受害者提供赔偿，确保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知情权”97。因此，必须要了解的是，问题本身仍然存在，并且可能会视日中关系的情况而再度浮上台面。

中文参考自 UPR Info，〈联合国大会 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 日本〉，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japan/session_28__november_2017/a_hrc_37_15_c.pdf>。日文请参考外務省，〈UPR 第 3 回日本政府審査・結果
文書（仮訳）〉，<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465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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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附记
本文出自中岡まり，〈第 4 章 日本の戦後賠償・補償問題〉，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聡编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改訂版）》（晃洋書房，2012 年），经部分增修后的中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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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Mari NAKAOKA

中冈 玛莉
学

历

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取得满期退学现职常盘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研究领域

现代中国政治史官方网页

https://www.tokiwa.ac.jp/about/teacher/international/

译者简历
魏 逸莹

Iying WEI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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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21 年 8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助理编辑：魏伟修逸莹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ugust 1, 2021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ugust 1, 2021

Vol. 5 No. 4

http://jeast.ioc.u-tokyo.ac.jp/

The Post-War Reparations and Compensation Issues inJapan-China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