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5 卷第 4 號 2021 年 8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二次大戰後中日關係中的戰爭賠償及補償問題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論文
前言

1

對外國的賠償2

對個人的補償

9

結語

18

◼ 附記

ⅰ

◼ 作者簡歷

ⅱ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從戰後賠償、補償問題是作為中日關係對立主因之一的觀點，分析中日之間戰後補償問題浮現及政治化的過程。
對中國而言，戰後補償問題不單單是金錢的、物質的補償問題，而是迫使日本建立「正確」歷史認識的問題。日本對中國進行某種賠償、補償的機會主要有三次，即舊金山和約簽訂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以及 1995 年以後的戰後補償相關訴訟。然而，在舊金山和約簽訂時，美國行使其影響力，規定同盟國放棄
一切賠償要求。日本在美國的影響力之下，得以避免了賠償。牽涉到舊金山和約，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優先考慮與同盟國同等受益事項，在日華和平條約中放棄
對日賠償請求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基於外交和政治
上的判斷，放棄求償。在 1995 年以後的個人請求賠償裁判中，駁回訴訟的因素有以下 4 點：①否定個人在國際法的法主體性、②國家無答責、③除斥期間、④
透過「日華和平條約」或「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放棄損害賠償請求權。特別是在 2007 年 4 月最高法院根據「中日聯合聲明」認定已放棄賠償
請求權後，最高法院又以同樣理由駁回請求。
個人對日本的索賠活動，必須要由戰爭受害者提起訴訟，並且與中方支援者
的民族、愛國意識、日本人權派律師團發起的援助活動相互結合。而這個活動在獲得中國政府認可後，才得以展開。
近年來，戰後補償問題從決定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逐漸邊緣化，但依
然是取決於中日關係的依變項。不過，即使說已經被邊緣化，戰後補償問題本身仍未獲得解決。日本方面必須要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在抑制這個問題。

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postwar reparations
issue emerged and became politicized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ith an awareness of
the issue of postwar reparations and compensation as one of the causes of conflict in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post-war compensation issue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financial and material
compensation for China, but the problems that force Japan to recognize "correct" history.
There were three main opportunities for Japan to make some kind of compensation orcompensation to China. These ar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negotiations tonormalize Japan-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2, and the proceedings for postwar
compensation initiated after 1995. However, when Japan signe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he United States exerts its influence on the Allies to waive all the right to demandcompensation. Therefore, Japan was able to avoid compens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he Republic ofChina prioritized getting the same treatment as the Allies and waived the right to demandcompensation under the Japan-China Peace Treaty. In normalizing Japan-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andoned theclaim for compensation based on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judgment. In the proceedings
for compensation claims by individuals since 1995,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were thefactors for dismissing the proceedings. (1) Individuals are denied legal independenc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2) The principle is that even if an individual is damaged byIIexercising the power of the country, the countr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compensation if it
is an act befor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tate Redress Act in 1947, (3) The period of
exclusion , (4) "Japan-China Peace Treaty" or "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of 1972
" and "Japan-China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waived individual's right to claim
damages. In particular,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was waived by the "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of 1972 " in 2007, the claim wasdismissed by the Supreme Court for the same reason.
In order to claim personal damages against Japan, it was necessary to link the
proposals from the war victims themselves, the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of Chinese
supporters, and the support activities of Japanese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epted this, it became possible for Chinese victims to clime
personal damag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cent years, the post-war compensation problem has been marginalized fromone of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Japan-China relations, and exists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defined by Japan-China relations. However, even though it has become marginalized, thepostwar compensation problem itself has not been resolved. The Japanese side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 this well.

III

IV

二次大戰後中日關係中的戰爭賠償及補償問題
中岡瑪莉（常磐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
魏逸瑩譯

一、 前言
戰後賠償、補償問題的處理，直接關連到日本如何理解戰爭責任的問題。因此，對受害國家而言，處理得不夠充分就意味著日本對戰爭責任的認識是不明確的。這也是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對日本的「歷史問題」有所不滿並産生摩擦的原因之一。
迄今為止，關於對中國的戰後賠償、補償問題的研究，多半是法律學者和律師從國際法及審判實務的角度探討了日本的戰後賠償、補償的狀況1。本文的目的
是，在上述論點的基礎上，著眼在作為當今中日關係對立主要原因之一的戰後賠償、補償問題，分析中日之間戰後補償問題浮現的原因以及政治化的過程。
在此首先要釐清賠償與補償的概念。日本政府的賠償、補償問題，應區分為國
家間的賠償與對個人的補償。賠償（reparation）是依據國家間的條約來處理。而補
償（compensation）是「在國家間的賠償中不能解決的，對於遭受到肉體上、精神上損害的個人，戰敗國政府或自國政府所做出彌補過失的行為」2。審判的場合，

奥田安弘、川島真等人的《共同研究中国戦後補償》（明石書店，2000 年）是從行政法、
國際法、國際私法、中國法等觀點來撰寫，特別是這本書不僅有法學上的「如何解釋？」，還爲了進行補償，給了「應如何做出法律解釋？」的建議。楊志輝在〈戦争賠償問題から戦後補償問題へ〉（收錄在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一文中，分析了締結日華和平條約（日本稱為「日華和平條約」，臺灣稱為「中日和約」，中國稱為「日台條約」）與簽訂中日聯合聲明（日本稱為
「日中共同聲明」）時的交涉過程，指出了法律解釋與歷史認識上的差異，以及還遺留下的
對受害者的壓抑問題，要求加以解決。田中宏在《戦後 60 年を考える―補償裁判・国籍差
別・歴史認識》（創史社，2005 年）與《戦争責任・戦後責任―日本とドイツはどう違うか》（朝日新聞社，1994 年）中，從許多的國籍歧視與戰後補償審判相關經驗，批判地探討
了審判過程、判決的問題點和日本的歷史認識。淺田正彥的《日中戦後賠償と国際法》（東信堂，2015 年）為探討日華和平條約中的放棄對日求償，追溯其締結經過，是全面探討中日之間的戰後賠償問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內容涵蓋中日聯合聲明的解釋論，日華和平條約與
中日聯合聲明之間的關係。淺田的研究被認為是西松建設事件及中國籍「慰安婦」第 2 次訴
訟的最高法院判決的理論基礎。身爲律師的内田雅敏與高木健一則是分別在《「戦後補償」
を考える》（講談社，1994 年）、《今なぜ戦後補償か》（講談社，2001 年）中，介紹了戰爭
期間亞洲各國所受到日本的迫害以及其他國家的戰後賠償、補償的案例，批判地探討了日本
的戰後補償及戰後補償審判的過程。
2 内海愛子，《戦後補償から考える日本とアジア》（山川出版社，2002 年），頁 7。
11

「戰後補償」與「戰爭賠償」同樣在請求「賠償」上引起爭論3。但是，鈴木健一
認為，異於國家間的「戰爭賠償」的是，「戰後補償」有戰爭加害國對受害者個人
4
的「賠償」的性質，人權救濟的色彩濃厚 。在這一點上需要留意的是，「戰後補償」
是伴隨著些許價值判斷而有意使用的字眼。
本文首先在第二節第一項探討國家間的賠償，闡述日本的國家間賠償的實際
情況、賠償規模比當初預定縮減的經過及過程當中美國的影響與日本的接受方式。
接著在第二節第二項中日之間的賠償，描述中華民國決定放棄賠償請求權的過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放棄賠償請求的過程，並指出前者是受到舊金山和約生效
以及美國很大影響，後者則是受到臺灣及日華和平條約的影響。另外，中方與日方
在放棄賠償請求上有認識上的差異，這在後來成為中日之間歷史認識問題的一個原因。在第三節對個人的補償問題，將探討此問題在中日之間政治化的過程與審判
中的主要爭論點以及日本政府的對應。在第三節第一項將探討個人請求補償之意
義，接著在第三節第二項戰後補償訴訟及其判決，分別介紹①以企業為被告、②以國家為被告的訴訟。在第三節第三項探討個人請求補償的爭論點及日本政府的對應。在第三節第四項個人補償問題政治化的過程，指出這是在中國政府的認可和日
本國內左派的協助下，才得以展開。在第三節第五項，包含中國政府希望將戰後補
償問題邊緣化的意圖，若是中日關係惡化，賠償問題將會以對在中國的日本企業提起訴訟的方式浮上檯面。最後，本文指出隨著受害者的逝世，使得戰後補償問題失去具體補償對象而變得抽象，這個問題有可能會逐漸消失，也可能會增加解決的難度。

二、 對外國的賠償（一）日本的對外國賠償
1. 日本的對外國賠償與美國
戰後日本在戰後處理上所支付的金額大約有 1 兆多日圓5。另一方面，若對照根據日本國內戰爭犧牲者援護相關法律，針對日本籍的戰爭傷病者、戰死者、未歸
還者、引揚者、被爆者等對象的支出總額約為 33 兆日圓6，必須說有關戰後處理的對外支出相當之少。其原因在於美國的構想，在冷戰體制下美國重視亞洲的安全保
芝池義一，〈戦後補償訴訟と公権力無責任原則〉，《法律時報》76 卷 1 号（2004 年），頁
24。
4 鈴木健一，《今なぜ戦後補償か》（講談社，2001 年），頁 34-35。
5 内海愛子，前揭書，頁 24-26；朝日新聞戦後補償問題取材班，《戦後補償とは何か》（朝日
新聞社，1999 年），頁 19-24。
6 粟屋憲太郎、田中宏等，《戦争責任・戦後責任―日本とドイツはどう違うか》（朝日新聞社，1994 年），頁 28、41。
32

障，有意透過加速日本的經濟復興來減少對日經濟援助與占領經費。
1945 年 9 月，被美國政府派往同盟國賠償委員會擔任美國代表的鮑萊（Edwin
W. Pauley）於同年 12 月 8 日發表了中間報告，提出下列的日本賠償方針：①為使
日本不再成為威脅，將進行非武裝化；②不允許日本再次恢復到能夠統治或優於近鄰各國的經濟生活7。在此報告發表前夕，日方與鮑萊接觸，表示「當然日本全體
國民有承擔戰爭責任，並甘願接受相應的懲罰之覺悟，雖說如此，如果生活水準降
低到難以想像的地步，日本重建的希望自然也會消失」，要求考慮讓日本的賠償，
夠留有重建國家的餘力。但是，鮑萊對於讓日本人的生活水準高於被日本占領過的地區的居民一事給予否定的答案8。然後，在翌年 1946 年 11 月鮑萊發表的日本賠償最終報告中，賠償方針如同以往沒有變化，但賠償的對象和範圍進一步擴大9。
鮑萊的最終報告在美國國內引起了討論，焦點與其說是擔心日本經濟的自立重建，
倒不如說是應重視「避免給美國的納稅人增加不必要的負擔」10。對當時的美國而
言，非常重要的是要防範法西斯主義等對和平的威脅，以防擴大日本國內的不安，
以及減少占領經費來說服來美國國民。另外，由於這個時期的中東歐地區親蘇政權
建立等影響冷戰的發展，對美國而言，日本的地位就變得更為重要。
因此，從 1947 年到 1948 年，美國重新檢討了日本賠償政策11。1947 年 1 月率團來日的斯特雷克（Clifford B. Strike）於同年 9 月 1 日提倡「廢止鮑萊計劃」，隔年 1948 年 3 月美國陸軍省發表了以 1930 年到 1934 年的日本生活水準為基準，考察賠償問題的「斯特雷克報告」，日方對此基準的妥當性感到懷疑12。同年 4 月，
美國陸軍部次長德拉帕（William H. Draper）使節團發表正式聲明，同年 5 月發表
詹斯頓（Percy h. Johnston）報告。斯特雷克報告與詹斯頓報告都指出下列幾點：①
超過日本和平需要的工業設施是賠償對象，但是過度高估；②日本經濟處於嚴重赤字狀態；③（為滿足賠償）將對日本經濟造成額外負擔，結果將使美國的納稅人被
迫承擔龐大負擔13。最後 1949 年 5 月遠東委員會美國代表麥考伊（Frank R. McCoy）
發表聲明表示，因為拋下日本將使得戰爭的勝利化為烏有，加上進一步徵收賠償的山極晃，〈現代史における賠償問題――日中賠償問題を中心に――〉，《季刊中国研究》第21 号（1991 年），頁 16。
8 朝海浩一郎（終戰連絡中央事務局總務部總務課長），〈賠償問題に関しポーレー大使との会談の件（昭和二十、一一、二九）〉，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微縮資料，A'-0107-575。
9 外務省調查局第三課，〈ポーレ―対日賠償最終計画案の日本経済に及ぼす影響〉，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微縮資料，B'-0002-445～450。
10 同註 9。
11 關於各個使節團的日程，請參考下圖：〈賠償問題経緯一覧図〉，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微縮資
料，B'-0002-9。
12 〈海外調査団報告書理解の手引き〉，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微縮資料，B'-0002-505-511。
13 賠償調査課，〈日本の賠償及び工業水準に関する極東委員会米国代表マッコイ少尉の声
明全訳〉（昭和 24 年 5 月 24 日改訂）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微縮資料，B'-0003-10～15。
73

工程反而會造成美國的財政負擔等理由，因此決定中止並撤回中間賠償14。對於美
國優先考慮國際、國內情況而中止中間賠償的行為，中國代表提出抗議表示，這將
傷害對日本經濟復興發揮重要作用的亞洲各國的態度及情感，從安全保障方面來
看，也不能說服擔心日本重建軍備的亞洲各國，「妨礙遠東的正義與維持和平」，「從15
長遠來看，最後甚至會對日本不利」 。可是，中國及菲律賓的抗議沒有被接納。
2. 舊金山和約
山極晃指出，由於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翌年 1950 年韓戰的爆發，
美國感到有必要將日本拉入自己的陣營，在此背景下制定了對日媾和計劃16。1950
年 9 月發表的「對日媾和七原則」17第 6 項規定：「所有當事國放棄 1945 年 9 月 2
日之前的戰爭行為所發生的請求權」，提出了減輕日本賠償的方針。韓戰這場亞洲
冷戰可以說對日本的賠償支付起了有利的作用18。另外，就舊金山和約內容的日美
談判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起草是同時進行的，這顯示出在舊金山和約裡放棄對日
賠償請求權，是與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互為條件的。對此，周恩來主要將台灣領土
歸屬問題及美國支援日本再軍備視為問題，譴責美國的態度是「抹殺中國人民抗日奮戰的基本利益，無視日本人民將來的希望」19。
1951 年 9 月 8 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第 14 條（a）20中規定，「茲承認，日本應對其在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同盟國以賠償」。但是，同時在第 14 條（a）
的但書，日本亦承認「如欲維持可以生存的經濟，則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賠
償此種損害及痛苦，並及時履行其他義務。」再者，第 14 條（b）規定，「各同盟國茲放棄其一切賠償要求」，因此日本的國家間的賠償比日本政府當初預計的有大
幅度的減少21。美國將日本作為其在亞洲的安全保障基地而加以重視，在美國强烈倡議下，提出了日本不賠償原則，但是這對遭受日本戰爭侵害的亞洲各國而言，並不容易接受。
對日媾和條約案作成之際，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將「對同註 13。
賠償庁調査課，〈5 月 26 日極東委員会における李中国代表の日本の賠償及び産業水準に関する声明全訳－マツコイ声明の反響 その三〉
（昭和 26 年 6 月）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微縮資料，B'-0003-64～70。
16 山極晃，前揭文，頁 17。
17 「對日媾和七原則」是 1950 年 9 月美國交給相關各國，同年 11 月 24 日發表全文。
18 内海愛子，前揭書，頁 16。
19 〈対日平和条約問題に関する外交部長の声明〉（1950 年 12 月 4 日），《日中関係基本資料
集 1949 年~1997 年》（霞山会，1998 年），頁 12-13。
20 編按：本文中的舊金山和約中文譯文皆引用自政策研究大學大學院田中明彥教授的資料庫「世界と日本」，＜https://worldjpn.grips.ac.jp/＞。另外，為求行文一致，本文將原譯文之「盟國」改為「同盟國」。
21 内田雅敏，《「戦後補償」を考える》（講談社，1994 年），頁 121-122。
14
15

4

日媾和七原則」交給各國，但菲律賓、中國（中華民國）、印尼都要求賠償22。結果，
菲律賓與日本在 1952 年 1 月開始談判，日方極力避免現金賠償，最後按日本主張
的形式，透過提供日本產品及經濟援助，在 1956 年 5 月簽訂了日菲賠償協定。日
本是在經濟高度成長期對菲律賓進行賠償，直到 1976 年結束賠償。
與印尼的談判是在 1957 年 11 月由日本首相岸信介與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
達成協議，賠償 4 億美元分 12 年付清，經濟援助 4 億美元分 20 年進行，交涉中
日本有時透露出不急於完成賠償談判的態度。
3. 日本國內的反應
日本政府及一般國民如何看待賠償的減輕，對日本的歷史認識也有很大的影響。
原朗指出，對日本國民而言，賠償負擔變輕及償還的時期正好與經濟高度成長期重疊，對於有償還義務的日本人的意識産生了不小的影響。原朗認為日本人的這
種意識，「與其說是以加害者的贖罪意識支付賠償而藉此回歸國際社會，倒不如說是將賠償當作一個經濟機會，視之為往當地經濟發展的契機，這種意識發揮了强烈作用」23。
日本承諾以日本人的勞役和日本的産品來充當賠償和借款，反而將賠償接受國置於從屬的地位。另一方面，高度經濟成長使日本經濟力迅速發展，日本認為賠償主要帶來了經濟利益，這從賠償接受國的國民的角度來看，在情感上是難於理解的24。
筆者認為，由於日本的賠償政策是在美國的主導下進行25，因此日本承擔戰爭
責任的方式順從美國的意思。換言之，日本在戰後賠償的對應上，最重視的是美國的意思，而非成為戰場直接受到損害的中國及東南亞各國的意思。美國以不賠償原
則與各國談判，使得日本沒有直接成為眾矢之的就被減輕了賠償，這是讓日本失去抱有贖罪意識的原因。
因為日本沒有親手解決賠償問題，而是委由美國之手，造成對賠償接受國的贖
罪意識淡薄，日本主要從經濟上的得失來看待賠償這件事，讓日本不清楚在歷史認
識上的責任歸屬。

關於對東南亞各國的賠償，主要參考原朗，〈戦後賠償問題とアジア〉，大江志乃夫等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8：アジアの冷戦と脱植民地化》（岩波書店，1993 年），頁
274-283。
23 原朗，前揭文，頁 270。
24 原朗，前揭文，頁 288。
25 制定管理日本的政策、原則及基準的是美、英、蘇、中、法、荷、加、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尼、菲律賓等 11 國組成的遠東委員會，但美、英、蘇、中有否決權，美國政府就緊急事項可以向駐日盟軍總司令發出「中間指令」，只要遠東委員會不作出取消的決定就有效，
因此確保了美國的主導權。
22

5

（二）中日之間的國家賠償問題
1. 中華民國放棄賠償請求權
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簽訂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之議定書」第 1 條（b）中，中華民國根據舊金山和約第 14 條（a）第 1 款，自動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請求權。川島真指出，中華民國及蔣介石放棄賠償請求權的原因，經常被提及所謂
的「以德報怨」演說，但是 1945 年戰爭結束時蔣介石的寬大政策與放棄對日求償
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因此基於「以德報怨」而放棄求償的看法並不妥當26。
川島認為，中華民國從當初就假定要向日本求償，但不是基於情感，而是為了保障戰後中華民國的地位，强烈意識到要依據國際準則處理。對中華民國而言，更加看重的是對日求償問題關係到保全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淺田正彥在〈日華和平條約及國際法〉一系列論文中詳細探討了中華民國放棄對日求償的過程，內文指出，
儘管當初中華民國有意索取巨額的個人補償，從戰時即準備對日求償，但國共內戰
後，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弱化之際，必須進行日華和平條約的交涉，更因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期迫近，而不得不妥協，放棄對日賠償請求權27。
由於在國共內戰的失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華民國在中國的代表性
與國際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蘇聯雖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美國聲明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美蘇為承認哪個政權代表中國而產生了對立。不僅如此，因為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就産生了對日媾
28
和時應邀請哪個政府的問題 。美英兩國協商的結果，決定不邀請任何一個「中國政府」參加媾和會議，日本與中國未來的關係委由日本自主決定29，因此沒有邀請任何「中國政府」代表就進行了對日媾和。杜勒斯在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會
談時轉達，美國也了解日本有意與中華民國簽訂條約，根據這個某種程度上的明確
約定，中華民國沒有否認舊金山和約的有效性，並以舊金山和約為前提，致力於日
華兩國間的條約簽訂30。
在締結日華和平條約的談判過程中，有美國作為後盾的日本以强硬態度拖延談判，這關係到中華民國提出放棄賠償請求權一事。儘管有杜勒斯的明確約定，但日
本政府在選擇北京政府或臺灣政府上持續保持盡可能延後的態度。然而，杜勒斯向
吉田表示，日本的這種態度將會讓美國參議院批准舊金山和約的情勢不樂觀，因此奥田安弘、川島真等，《共同研究 日中戦後補償》（明石書店，2000 年），頁 30。關於中
華民國戰後問題處理的方針與具體活動，請參考該書頁 26-33。
27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五）〉，《法学論叢》第 147 卷第 4 号、第151 卷第 5 号、第 152 卷第 2 号、第 152 卷第 4 号、156 巻第 2 号，京都大学法学会。此文是從國際法學觀點來探討「日華和平條約」，特別是（一）
、（二）把法學上的問題點作爲探討的前提詳細檢討了交涉過程。因此，本文主要參考（一）、（二）。
28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法学論叢》第 147 卷第 4 号（2000 年），頁
6-7。
29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頁 7-8。
30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頁 9-10。
26

6

1951 年 12 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準備與中華民國締結兩國之間的條約「吉田書簡」31。
據此，從 1952 年 2 月起，日華之間開始交涉締結正式的條約。日華之間交涉的爭論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下列三點：①賠償問題、②與同盟國同等受益事項、③關於適
用地區的規定32。日方重視的是賠償問題，而中華民國方面最重視的是與同盟國同等受益事項，這使得雙方有可能達成協議33。淺田指出，雙方達成協議的重大轉折點是中華民國提出放棄請求勞役賠償，其原因在於美國參議院批准承認舊金山和約已成定局34。中華民國考慮到舊金山和約一旦生效，日本的態度將更加强硬，因而在美國參議院承認舊金山和約（1952 年 3 月 20 日）的前一天，首次暗示放棄勞
役賠償。另一方面，據說日本外務省向當地外交官發出指令，通知舊金山和約可能
會延後生效，不要急著在日華和平條約上達成協議，因此日方未積極及早完成協議。最後，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晚上 10 時 30 分（日本時間）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幾
個小時前，即同日下午 3 時日華和平條約才完成簽字儀式。
35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賠償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72 年的「中日聯合聲明」裡，「宣布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
賠償要求」（第 5 條），從而對日本放棄求償。但是，與中華民國相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建國後到 1950 年代初，都强烈主張擁有賠償請求權36。這除了有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的意圖，還包含對美國的對日政策的譴責。根據朱建榮的研究，中國為使中日關係「升溫」，在 1964 年正式決定放棄求償37。放棄求償的根據，主要有下
列 4 點：①臺灣跟美國都沒有向日本求償；②從日本獲得的賠償金未必能使東南亞經濟成長，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靠賠償金來進行經濟建設；③向日本國民要求賠
償，違背了毛澤東將日本國民與軍國主義者做出區別的思想；④要求賠償的數額，
小額的話沒有意義，高額的話談判過程會拖長。由此亦可得知，放棄求償決不是饒
恕日本的戰爭責任，而是基於外交及政治上的判斷。
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交涉中，中方首先在周恩來總理與日本公明黨竹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頁 14-15。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頁 21。
33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一）〉，頁 23。
34 浅田正彦，〈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二）〉，《法学論叢》第 151 卷第 5 号（2002 年），頁
12。
35 浅田正彥，〈日華平和条約と国際法（二）〉，頁 5-6。
36 在〈周恩來外長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1951 年 8 月 15 日）中，周恩來表示，「那些曾被日本占領、遭受損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難恢復的國家應該保有要求賠償的權利。」霞山会編，《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 1949 年~1997 年》（霞山会，1998 年），頁
23。
37 關於 1964 年前後中國決定放棄賠償的過程，請參考朱建栄，〈中国はなぜ賠償を放棄した
か――政策決定過程と国民への説得〉，《外交フォーラム》1992 年 10 月号（1992 年），頁
30-32。
31
32

7

入義勝委員長會談時，提到為了避免增加日本國民的負擔，放棄賠償請求權38。可是，關於日方在日華和平條約裡已解釋中國放棄對日賠償請求權39，中方表達了非常强烈的抗議40。這種反應透露了雙方的分歧，即中國希望從中日邦交正常化與臺灣問題這種外交與政治的角度來處理賠償問題，而日本則認為一旦政府之間締結
了條約就不能視為無效，應從法律程序的角度來處理賠償問題以免發生問題。
在 1972 年的時候，中日兩國都將邦交正常化視為最重要的課題，為努力完成「中日聯合聲明」的簽署，擱置了對於戰爭狀態結束、尖閣諸島（臺灣稱為「釣魚臺」、中國稱為「釣魚島」）的所有權、賠償問題等所存在的一些分歧。但是，中日
對放棄求償的想法的差異，在進入 1990 年代後，也因為涉及個人賠償請求問題，
成為中日之間的問題之一。這種想法的差異在於，對中國而言，放棄求償是連同日
本對歷史的反省，但是對日本而言，是連同協助中國的經濟發展。
朱建榮指出，對中國而言，日本對歷史的反省是當然的前提41，楊志輝也持同樣的觀點42。換言之，中方決定放棄求償，是基於對歷史責任的反省與中日永遠友
好的前提，中方向日方尋求的是，對戰爭的反省這種精神層面上的東西，未必是物
質的、金錢方面的要求。
對此，日本的想法則是將重點更放在物質補償上。比如，在大平正芳外相完成
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歸國後，從記者的反應可以看出，中國放棄求償是對日本今後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一種權衡43。另外，雖然田中角榮首相表示中國放棄求償並非經濟援助的權衡，但也表現出放棄求償就是讓過去的事一筆勾銷44。大平首先認識
到，中國放棄求償應伴隨著日本對歷史的反省，並表示經濟交流是理所當然的，與
第 5 條（放棄求償）沒有直接關連45。大平的解釋與中國期望的態度非常接近，但在 1979 年決定對中國提供日圓貸款之際，大平亦否定了經濟援助與歷史反省有關
46。當然，當時的中國基於自國經濟成長的迫切需要，接受了日本提供的日圓貸款，
石井明、添谷芳秀、朱建栄、林暁光編，《記録と考証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 年），頁 14。
39 石井明、添谷芳秀、朱建栄、林暁光編，前揭書，頁 110-114。
40 石井明、添谷芳秀、朱建栄、林暁光編，前揭書，頁 56-57。
41 朱建栄，前揭文，頁 37。
42 楊志輝，前揭書，頁 340-341。
43 在「大平外務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2 年 9 月 29 日）、「田中総理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2 年 9 月 30 日）之中，關於中國放棄要求賠償，有記者提問，爲了回報中國方面放棄
求償，日本方面今後是否有意援助中國的國內建設。
44 「田中総理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2 年 9 月 30 日）。
45 「大平外務大臣記者会見詳録」（1979 年 9 月 29 日）。
46 「第 87 回国会衆議院商工委員会議録」第 9 号（昭和 54 年 4 月 11 日），頁 25-26。在此次國會上，板川正吾（社會黨）在得知日圓貸款並非賠償這一點為前提下，表示「身為日本
國民，為了證明在戰爭期間對中國所犯下的不人道行爲的反省，應該要對中國提供特別的經濟援助。」大平對此答辯，雖然「從感情上不是不明白板川議員的說法」，但「事情並非如
此」
。
38

8

沒有將貸款是否帶有反省歷史的意味視為問題。雖然日本也有反省歷史和感謝中
國的意思47，但實際上還是分開考量，只能採取經濟援助這種物質償還形式，而且
日方認為透過條約這種法律程序是可行的，這和以反省歷史為前提的中國大相逕庭，並且對後來的中日關係産生了巨大影響。

三、 對個人的補償（一）個人請求補償之意義
周恩來在 1972 年 7 月中下旬開始向國民進行關於放棄對日求償的宣傳教育與
說明，以下列三點理由展開了宣傳教育活動48：①臺灣已經放棄賠償要求，共産黨
應有更寬廣的胸懷；②透過顯示寬大之情，使日本在與臺灣斷交方面上能與中國的原則妥協；③支付賠償金會造成日本國民的負擔，這會成為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的
阻礙。雖然當時礙於毛澤東的威信無法對放棄求償有所批評，但是戰爭受害者所蒙
受的損害，當然仍期盼能從日本得到某種形式的補償。
如果戰爭受害者就其損害在司法上向國家要求補償的話，可以採取以下任一
途徑：基於國際法的途徑，基於國際私法的途徑，基於日本的民法途徑49。基於國際法途徑的主流是，聚焦在國際人道法的個人請求權這一點進行訴訟，但國際法規定的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因此會以國際法不承認個人的法主體性為根據，遭到連
續敗訴。基於國際私法的途徑是，遇到涉及多種法域的事件，當然不能以適用日本
法為前提，因此會爭論戰後補償訴訟當中適用日本法是否妥當50。現在最重點進行
的是基於日本的民法途徑。透過此一途徑，請求賠償的中國籍戰爭受害者就可以個
人資格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與普通的民事案件相同，以受害狀況、受害救濟的必要性、各個要件等事實為中心來主張和舉證，進行訴訟51。
（二）戰後補償訴訟及其判決
中國人的戰後補償訴訟，從 1995 年 6 月到 2021 年 8 月為止共有 28 件，從內「第 70 回国会衆議院本会議録」第 2 号（昭和 47 年 10 月 28 日），頁 5-6。大平報告了中
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關於中國放棄要求賠償一事，表示「如果考慮到過去在中國大陸的戰爭釀成的慘禍有多麼巨大的話，我認爲我國應對中國在此問題上所表現的態度表示深深的感謝。」
48 朱建栄，前揭文，頁 38-39。
49 關於這三種途徑的概要與結果，請參考下文。這三種途徑在一個案件中，有時也會以一種
途徑作為主軸，來組合運用。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戦後補償裁判の現在と未来を考える〉，《法律時報》第 76 卷第 1 号（2004 年），頁 5-23。
50 關於透過國際私法的途徑，請參考奥田安弘、川島真等，前揭書，頁 126-185。
51 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頁 7。
479容來看，强擄勞工有 16 件，「慰安婦」524 件，731 部隊、南京大屠殺等損害賠償 2件，屠殺損害賠償 1 件、遺留毒氣、砲彈受害訴訟 4 件、重慶大轟炸索賠訴訟 1 件
53。本項將會介紹以企業為被告的「强擄勞工」相關訴訟及以國家為被告的「慰安婦」相關訴訟的概要、爭論點及判決。
1. 關於「强擄勞工」訴訟——以企業為被告
强擄中國籍勞工事件，除了以鹿島建設為被告的花岡事件和以西松建設為被
告的西松廣島事件之外，都是以國家和企業為被告。1997 年雖然東京高等法院確定花岡事件的原告敗訴，但在 2000 年 11 月雙方達成和解，決定創設和解的基金。
另一方面，有關西松廣島事件，2002 年 7 月廣島地方法院駁回原告之訴，但在 2004
年 7 月廣島高等法院判定原告勝訴。不過，西松方面上訴，2007 年 7 月最高法院
最終裁定原告敗訴。2009 年 10 月，西松建設與本案受害者之間正式達成和解。
此處將以中國籍原告起訴西松建設株式會社，要求對强擄中國籍勞工進行損
害賠償的廣島訴訟（西松建設事件）為例，探討其訴訟概要及爭論點等54。原告是1944 年從中國華北被强擄到日本，到戰爭結束前都在廣島縣被强制勞動，基於違
反國際法、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55（違背安全照顧義務），向被告求償。該訴訟在2002 年 7 月 9 日的一審判決（廣島地方法院）中，原告的請求被駁回，但在 2004
年 7 月 9 日二審判決（廣島高等法院）中，撤銷了一審判決，接受了上訴人的請求。在强擄中國籍勞工的訴訟中，這是首次高等法院判原告勝訴。
判決針對以下 2 點：①違反國際法、②根據日本民法的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違反安全照顧義務）。在二審當中，針對①與一審相同，認為國際法規定的是
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不能成為規定私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審判規範。針對②，在認
定被告（西松建設）的行為是侵權行為之後，又因發生侵權行為的時間點已超過 20
年，適用除斥期間，導致請求賠償權已經消滅，否定了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另外，被起訴人的行為違反了安全照顧義務該當債務不履行。安全照顧義務的問題則不根據不同審判，稱法有所不同，稱為「慰安婦」或「性強制被害者」。
田中宏，前揭書，頁 216-222。包括了强擄勞工、强制勞動訴訟的「石川縣七尾訴訟」（2005
年 9 月、2006 年 12 月在金澤地方法院提起訴訟、2010 年 7 月 21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大阪訴訟」（2015 年 6 月 26 日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2021 年 3 月 26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遺留毒氣、砲彈受害的「齊齊哈爾訴訟」（2007 年 1 月 25 日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2014 年
10 月 28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敦化訴訟」（2008 年 1 月 17 日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2014
年 10 月 28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重慶大轟炸索賠訴訟」（2006～2009 年に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第 1～4 次訴訟、2019 年 12 月 25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54 本項可參考下列文獻：松井芳郎編，《判例国際法（第 2 版）》（東信堂，2006 年），頁
651-655；《中国新聞》，2004 年 7 月 10 日；《判例時報》第 1865 号（2004 年 10 月 11 日），
判例時報社，頁 62-91。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 61 巻 3 号，頁 1188。
55 債務不履行是指在規定的時間、場所，債務人不履行所規定的債務內容。發生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也可以向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民法 415 條）
52
53

10

是除斥期間的問題，而是用時效問題來處理56。因此，基於不履行安全照顧義務的
損害賠償請求權，由於已超過了 10 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因此法院認定已過消滅時
效。不過，鑒於原告回國後難於收集資訊，行使請求權有明顯困難，加上「西松建設未表明態度且持續談判，結果延誤了原告提起訴訟」，法院以「免除賠償損害義
務明顯違反正義」為由，不允許被告主張時效來濫用權利，不得適用時效原則，命令被告應按原告請求，支付每人 550 萬日圓的損害賠償。本文後續部分也會論及除斥期間與時效的適用，是中國人的戰後補償審判當中難以越過的藩籬，據此即使
認定了被告的責任，也會因為適用除斥期間而導致責任消滅，或者也有可能不進行
實體的審理，吃所謂的閉門羹。在基於違反安全照顧義務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上，加害者援用消滅時效抗辯，法院首次判決此為濫用權利而予以駁回，因而被期待成為强擄中國籍勞工勞動的戰後補償審判的一個突破口。可是 2007 年 4 月最高法院根據「中日聯合聲明」第 5 條規定，認定原告的賠償請求權｢已經喪失申請審判的資格｣，判決原告敗訴定讞。
2.

關於「慰安婦」訴訟——以國家為被告

所謂的中國籍「慰安婦」訴訟，有以下 4 件：（a）中國籍「慰安婦」請求損害賠償第 1 次訴訟、
（b）中國籍「慰安婦」請求損害賠償第 2 次訴訟、
（c）中國籍性
暴力受害者請求謝罪損害賠償訴訟、（d）中國海南島戰時性暴力受害者請求恢復名57譽等訴訟 。本處以被最高法院判決敗訴定讞的（c）的一審判決為中心，介紹其概
要及爭論點、判決等情況58。
這次訴訟是中日戰爭當時遭到舊日軍的士兵性暴力受害的中華民國山西省的多位女性受害者本人及其繼承人對日本提起的。原告就其受害舉出以下 4 項責任
作為依據：①國際法上的責任、②當時中華民國法律上的責任、③日本國法律上的責任、④日本國家機關進行受害救濟的責任，要求支付受害慰問金，並且提交日本
總理大臣的謝罪文。關於受害事實的有無及其內容，判決幾乎按原告的主張認定，
承認無疑適用國際法，但以下列理由全數駁回原告的請求：①針對國際法上的責任，
法院以國際法不承認個人的法主體性為由而駁回；②針對中華民國法律上的責任，
在加害行為上，不僅承認日本兵個人的加害性，亦承認舊日軍的加害性，這種行為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頁 9。
（a）1995 年 8 月 7 日提起訴訟，2001 年 5 月 30 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駁回，2004 年 12 月
15 日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上訴，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敗訴定讞。（b）1996 年 2 月 23 日
提起訴訟，2002 年 3 月 29 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駁回，2005 年 3 月 18 日東京高等法院駁回
上訴，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敗訴定讞。
（c）1998 年 10 月 30 日提起訴訟，2003 年 4 月
24 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駁回，2005 年 3 月 31 日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上訴，2005 年 11 月 18 日
最高法院敗訴定讞。
（d）2001 年 7 月 16 日提起訴訟，2006 年 8 月 30 日東京地方法院駁
回，2010 年 3 月 2 日最高法院敗訴定讞。
58 關於本項請參考下列文獻：《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判例時報社，頁
61-82。
56
57

11

是我國法律體系下應規範的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就沒有探討我國責任的餘地；③作為日本國法律上的責任，以國家無答則為由而駁回；④根據立法機關的裁量與
行政機關的職責，無法認定立法不作為和行政不作為的責任，因而駁回了原告的請求。此次判決的特徵在於，關於②與③的加害行為，以往都認定為國家權力的作用所附帶的行為，將法例第 11 條第 1 項59及國家無答責的法理適用與否視為問題60，
但是本案並非將日本兵個人視為問題，而是將其上司及軍隊高層的加害性視為問
題。另外，判決書最後附記了期望能透過司法解決途徑以外的方式，給予受害者某
種形式的慰問來解決該問題，這點也相當有特色。
（三）個人請求補償的爭論點及日本政府的對應
如前所述，在戰後補償裁判當中駁回訴訟的要素主要有以下 4 點：①否定個人在國際法的法主體性、②國家無答責、③除斥期間、④透過「日華和平條約」或「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放棄損害賠償請求權61。關於這些爭論點，此處將以「慰安婦」訴訟為主，介紹作為被告的日本政府的主張，探討日本政府對
戰後補償問題的態度62。
1. 否定個人在國際法的法主體性
在「慰安婦」訴訟的一個爭論點是，根據「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又稱「海牙第四公約」）等國際法及國際習慣法，個人是否有損害賠償請求權。針對這個問
題，日本政府主張國際法是「規範國家與國家間關係之法律」，因此「無法承認個
人直接成為在國際法上請求的主體」63。這個主張在所有的訴訟中都被如此認定。
2. 國家無答責
在原告依據法例第 11 條請求中華民國民法上的損害賠償的情況下，日本政府
主張，案件當中的加害行為原本就不是國際私法的規範對象，或者說即使是對象，
法例第 11 條第 1 項：
「因無因管理、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爲所生之債權成立及其效力，依其原因事實發生地之法律。」
60 《判例時報》第 1804 号（2003 年 2 月 11 日），判例時報社，頁 50-85。在「中國籍『慰安婦』第 2 次訴訟」中，判決認定加害行爲的主體是國家，因此拒絕適用法例第 11 條第 1 項。
61 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頁 8-18。
62 本項主要參考下列文獻：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頁 8-18；山田勝彦，〈中国人戦争被害賠償請求事件訴訟において明らかとなった日本政府の基本戦略とこれを支える法理〉，《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頁 32-36；笹本潤，〈戦後補
償先行訴訟判決の基本特徴と法理〉，《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頁 37-42；松井芳郎編，前揭書，頁 651-655；《判例時報》，第 1804 号（2003 年 2 月 11 日），頁 50-85；《判例時報》第 1865 号（2004 年 10 月 11 日），頁 62-91；《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頁 61-82。
63 《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頁 66；關於「（1）基於國家責任法理之請
求①違反國際法」被告的主張。
5912

也不符法例第 11 條第 1 項的「侵權行為」，因此中國（中華民國）國內法不能成為
準據法，應適用日本法律。在適用日本法律的情況下，特別是對戰後補償審判的原告而言最大的障礙就是「國家無答責」的法理與「時效、除斥期間」論。
在任何審判，日本都主張國家無答責的法理，因為「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之下，
作為私法的民法不適用於國家及公共團體的權力作用，因此否定損害賠償責任。」
順帶一提，在中國籍「慰安婦」第 2 次訴訟時，一審判決適用國家無答責所以駁回
了原告的請求，但在二審判決未適用國家無答責，因為「受害的原因是舊日本兵的
加害行為，並非出自於軍隊命令導致有組織性的性暴力，因此國家公權力的行使不是導致受害的原因」64。以往國家無答責的法理對被告而言是堅如磐石，但如今出現了不適用國家無答責的新趨勢65。
3. 除斥期間66
即便在不適用國家無答責的情況下，對被告國而言非常有利的論點是「除斥期間」，也可稱為「時間的藩籬」。這是依據民法第 724 條的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產
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在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知有損害及加害人之時起，3 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經過 20 年者，亦同」，特別是後半部
67
分，最高法院 1989 年的判決就是據此認定適用除斥期間 。
日本政府在「慰安婦」相關訴訟都主張除斥期間的起算點「應以本案加害行為
進行的時間點為基準」。中國人提起的戰後賠償訴訟都是在 1995 年以後開始的，
如果將加害行為進行的時間點作為起算點來認定除斥期間的話，在所有的案件裡，原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都會消滅。
亦有學說批判，用時效已過這種千篇一律的解決方式，反而可能會有悖於正義，
破壞法律的安定性，1998 年最高法院的判決68就反映了這種批判意見，在一定的情
況下得以限制適用除斥期間。出於相同考量，也出現以「必然明顯違反正義、公平理念」之由駁回除斥期間適用的案件等69，關於除斥期間的適用也出現了新趨勢，對於其作為免除加害者的責任而對受害者置之不理的制度提出疑義。
4.

根據「日華和平條約」或「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放棄損《北海道新聞》，2005 年 3 月 18 日夕刊。
高木喜孝、南典男、松本克美、水島朝穂，前揭文，頁 10-11。
66 本項主要參考下列文獻：松本克美，〈時効・除斥期間論の現状と課題〉，《法律時報》第76 卷第 1 号（2004 年），頁 37-41；松本克美，〈戦後補償訴訟の新展開－安全配慮義務及び時効･除斥期間問題を中心に〉，《立命館法学》第 283 号（2002 年），頁 48-91。
67 最高裁判決 1989･12･21 民集 43･12･2209。
68 最高裁判決 1998･6･12 民集 52･4･1087。
69 松本克美，前揭文，《立命館法学》第 283 號（2002 年），頁 76；另外，關於「福岡審判」，請參考《判例タイムズ》第 1098 号，頁 267。
64
65

13

害賠償請求權70
近年來除了出現駁回國家無答責的法理與除斥期間的適用的案件，也出現不是從法律上，而是從政治主張展開的一種觀點，主張根據舊金山和約、日華和平條
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原告放棄了損害賠償請求權。舊金山和約
第 14 條（b）規定，「除本條約另有規定者外，各同盟國茲放棄其一切賠償要求，同盟國及其國民對由日本及其國民在作戰過程中所採行動而產生的其他要求（編按：底線為筆者所添加），以及同盟國對於佔領的直接軍事費用的要求。」有人主張，根據上述條文，可以理解為根據舊金山和約締結的日華和平條約也放棄了中華民國國民個人的請求權，而且也可以理解為中日聯合聲明放棄了國民個人的請求
權。此處應注意的是，舊金山和約第 19 條（a）71的規定，不僅是同盟國，日本也
同樣放棄了國民的請求權。
一般而言，針對國家放棄個人的請求權有兩種看法。一個是不僅同盟國及日本
國放棄有關戰爭賠償的國家之間的請求權，連國民個人的請求權也相互放棄72。另
一個看法是，舊金山和約的放棄請求權條項放棄的只是，國家代替受害國民向加害
國行使國際法權利的外交保護權。因此，無礙於條約簽訂國的國民個人向條約對象
國提出損害賠償等請求權73。
日本政府抱持後者的看法進行的訴訟有所謂的原爆訴訟，遭受美國投擲原子
彈的受害者對日本要求賠償或補償74。在此次訴訟中，日本政府不斷主張，日本在舊金山和約放棄的只是外交保護權，而非國民個人的請求權。另一方面，在 1990
年代之後，外國人為原告的戰後補償審判中，日本政府主張個人請求權已放棄的說法。日本政府會根據原告是自國國民還是外國人，改變國家放棄個人請求權的立場。
由此可知，這個主張在訴訟中還不能說堅若磐石，也出現過一些判決駁回國家放棄
個人請求權，承認原告請求的案例75。可是，在 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第 2 小
如同第二節第一項所述，西松建設事件在 200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法院判決是根據「中日聯合聲明」第 5 條規定，認定原告的賠償請求權｢已經喪失申請審判的資格｣。可是，淺田正彥
在《日中戦後賠償と国際法》（東信堂，2015 年），頁 411 指出，這個根據中日聯合聲明第 5
條的立場，與日本政府採取在法律上已經透過日華和平條約處理完畢的立場之間的關係，「要如何加以整合才可以理解的部分，只能說不夠明確」。淺田正彥在該書詳細探討了「日華和平條約」和「中日聯合聲明」之間的關係以及中日戰後補償訴訟的處理。
71 舊金山和約第 19 條（a）
「日本放棄日本及其國民對同盟國及其國民因戰爭狀態之存在所
採行動而發生的一切要求，並放棄其由於本條約生效以前任何同盟國軍隊或當局在日本領土
內之留駐，軍事行動或其他行動而產生的一切要求。」
72 泉澤章，〈条約による個人請求権の放棄について－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平和条約と日中共同声明を題材に〉，《法律時報》第 76 卷第 1 号（2004 年），頁 32。
73 泉澤章，前揭文，頁 33。
74 泉澤章，前揭文，頁 32-33。
75 各訴訟相關資料如下：中国人性暴力被害者謝罪損害賠償請求訴訟第一審判決（東京地裁
平 15･4･24）《判例時報》第 1823 号，頁 61；中国人強制連行東京訴訟第一審判決（東京地裁平 13･7･12）《判例タイムズ》第 1067 号，頁 119；中国人強制連行福岡訴訟第一審判決
70

14

法庭的審判，根據 1972 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已放棄賠償請求權，判決原告敗訴定讞。
這個最高法院判決也會波及到其他審判的判決，因此可以預想其他補償賠償請求訴訟也會是敗訴。因此，後續的對日請求戰後賠償活動分為三種方式。一是透過與
被告企業的和解談判以獲得和解費76；二是遺留毒氣、砲彈受害者不以日本在戰爭
期間的侵權行為，而是以戰後的不作為之侵權行為在日本提起訴訟77；三是在中國國內向日本企業提起有關強擄勞工、強制勞動的訴訟。
（四）個人補償問題政治化的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請求個人損害賠償的訴訟，始於戰後 50 年後的 1995 年。
此處將檢討該時期出現個人補償問題的原因以及成為政治問題的過程。先從結論來看，中日之間的個人戰後補償問題及訴訟，當然是以中國籍受害者本人的意思為基礎，但僅僅如此的話，實際上很難採取訴訟的形式並演變為政治問題，正是因為在中國有人提起這個問題，中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的接受，加上日本人權派律師出
戰後補償問題並且協助訴訟等這些日本國內左派的協助，才得以實現。
1980 年代末期，出現了給全國人大代表的書信和動員，在日本賠償問題上要
求個人補償78。其中最有名的是童増於 1991 年 3 月交給全國人大辦公廳一份題為「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的萬言書79。內容是從國際法的觀點將對國家的「戰爭賠償」與對人民的「損害賠償」區分開來，表示在「中日聯合聲明」裡中
國放棄的是屬於前者的 1200 億美元，沒有放棄屬於後者的 1800 億美元的賠償請
求，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童增的目的當然是取得金錢賠償，並透過獲得
賠償來讓日本政府贖罪。童增獲得極大反響，收到 1 萬多封信控訴戰時的受害情
況80，翌年 1992 年全國人大安徽省代表王工採納童增意見正式向全國人大提出議（福岡地裁平 15･4･26）《判例タイムズ》第 1098 号，頁 267。
76 在花岡事件中，鹿島建設為了 986 名強擄勞工受害者信託給中國紅十字會 5 億日圓。西松建設根據最高法院的附記，向「廣島安野訴訟」的 360 名受害者支付了 2.5 億日圓的和解
費，並且也向與此案有關的信濃川作業場的強擄勞工受害者 183 名支付了 1.28 億日圓的和解費。中国人戦争被害賠償請求事件弁護団，《JUSTICE－中国人戦後補償裁判の記録》（高文研，2021 年），頁 27。
77 「齊齊哈爾訴訟」（2007 年 1 月 25 日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及「敦化訴訟」（2008 年 1
月 17 日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就屬於這一類。關於提起訴訟的方針可參考中国人戦争被害賠償請求事件弁護団，前揭書，頁 136-137。
78 根據鄭樂靜的研究，讓中國民間戰後賠償的訴求浮出檯面的是，法律學者李固平從 1987
年開始的活動。鄭楽静，〈日本人による中国戦後補償訴訟支援研究－強制連行・強制労働問題を中心に－〉，《文明構造論：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現代文明論講座文明
構造論分野論集》第 4 号（2008 年），頁 111-133。
79 《毎日新聞》，1995 年 6 月 25 日。
〈資料「日本に対する中国の損害賠償請求」についての建議〉，《季刊中国研究》第 21 号（1991 年），頁 89-106。
80 〈中國對日索賠第一人童增〉，《中國貿易報》，2005 年 7 月 29 日。
15案81。對此，中國政府的反應是，雖然也顧慮國內戰爭受害者的情感，但沒有以國家名義給予具體支援。1992 年錢其琛外長一方面期待日本對受害者個人進行戰後
補償，另一方面再次確認國家已放棄損害賠償請求82。由於未得到中國政府的全面支持，以及對日本審判制度缺乏了解，童增等人的對日索賠活動到 1994 年前後陷於僵局。但是，1994 年 5 月日本民主法律家協會組成「中國司法制度調查團」訪中，決定援助索賠活動，自此啟動了在日本的訴訟83。
從 1994 年到 1995 年，日本內閣成員不斷地對歷史認識做出有爭議的發言，
中國表示了强烈抗議。另外，由於 1995 年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50 週年宣傳活動，也是中國社會對戰時舊日本軍的加害行為關心高漲的時期。同年 3 月錢其琛外長再次發言表示，「中國國民請求賠償是個人的利益。政府既不阻止，也不干涉」84。
此次發言作為認可個人向日本請求賠償而受到關注，但若是綜合考慮童增的要求，
向日本請求賠償終究應由個人出面，因此可以說否定了由國家出面與日本交涉的
方式。換言之，中國政府顧慮到中日關係，在請求戰後賠償問題上，堅持國家之間的賠償問題已經解決的原則，另一方面，鑒於戰爭受害者及國民情感，仍舊應採取
個人請求賠償的方式。錢其琛的上述發言對個人進行的損害賠償活動給予了背書，
1995 年 8 月以後，由「中國人戰爭受害要求索賠律師團」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
訟85。
個人對日本的索賠活動，是由戰爭受害者提起訴訟、中方支援者的民族、愛國
意識以及日方左派律師團發起的援助活動相互結合，並獲得中國政府認可或背後
支持，才得以展開。從 1995 年的例子來看，中日關係惡化時，中國政府認可的程度多少會增加。
（五）邊緣化的戰後賠償、補償問題
歷史認識問題近年來在中日之間越來越少被提出，江藤認為，2013 年以後歷
史問題在中日之間已經邊緣化，原因是中國國內的大國意識高漲，以及當局考量如
果因為歷史問題的討論過熱而導致輿論高漲，高漲的輿論有可能超過當局可以控制的範圍，而希望予以迴避86。如果歷史認識問題作為中日之間的課題有所縮減，
可預見戰後補償問題成為政治問題的可能性也會降低。然而，戰後賠償問題本身並
田中宏，《戦後 60 年を考える―補償裁判・国籍差別・歴史認識》（創史社，2005 年），頁
196。
82 《北京週報》，1992 年 4 月 7 日號。
83 關於童增與律師小野寺利孝等人的接觸與活動，請參考下列文獻：〈中國對日索賠第一人
童增〉，《中國貿易報》，2005 年 7 月 29 日；《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 5 月），頁
12-15。
84 《毎日新聞》，1995 年 6 月 24 日。
85 《法と民主主義》第 328 号（1998 年 5 月）
，頁 13-14。
86 江藤名保子，〈日中関係の再考－競合を前提として協調戦略の展開〉，《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令和元年第 3 号通巻第 138 号（2019 年 8 月）
，頁 111-113。
81

16沒有得到解決，只有一部分案件透過和解達成了賠償。因此，當中日關係惡化時，它很可能作為兩國之間的政治問題再度浮現。
2014 年春天，發生了兩件與戰後補償有關的案件。一件是中國法院受理了強
擄勞工受害者提起的索賠訴訟87，一件是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停靠在浙江省港口的日本商船三井的運輸船，因為三井沒有履行 2011 年民事訴訟判決的賠償義務88。
在日本的強擄勞工相關訴訟敗訴後，原本各自行動的原告團組成了統一交涉
團，藉機與三菱綜合材料（Mitsubishi Materials）的和解協議開始取得進展89。然而，2014 年 2 月 26 日，40 名遭到強擄的前勞工及其遺屬在北京對三菱綜合材料和日本焦炭工業（原三井礦山）提起訴訟，要求損害賠償及謝罪。童增協助此訴訟，而
中國當局也沒有限制這個活動90。同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
該訴訟。這是中國法院首次接受強擄勞工受害者的起訴。不過，後續在河北省的 4個地方所提出的同樣的起訴書卻沒有被受理91。此外，在北京的訴訟雖然被受理，
但卻沒有開庭的報導。從此可推測，中國當局有意限制這個問題影響的範圍。除了參與在北京訴訟的團體以外，所有的團體都在 2016 年接受了三菱綜合材料的和解
條件，達成賠償對象超過 3700 人的大規模和解92。
有關上海海事法院扣押商船三井的運輸船一事，中國外交部表示「與戰後賠償問題無關」93。此事件涉及 2010 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即大同海運（於1999 年合併為商船三井）在 1936 年向中國的船東定期租船，後來被日本政府徵用
後丟失 2 艘貨船，對此必須向原告中國的船東支付總額 29 億日圓的賠償金94。2011〈強制連行提訴を受理 日本企業相手 中国、訴訟拡大も〉，《朝日新聞》，2014 年 3 月
19 日。
88 〈商船三井の差し押さえ船が出航、賠償支払いを完了
業績に大きな影響なし〉，《人民網》，2014 年 4 月 25 日，＜http://j.people.com.cn/94476/8609744.html＞。
89 《朝日新聞》，2016 年 6 月 2 日。
90 童增在 2014 年 6 月的採訪中曾經表示，「過去我有來自當局的壓力，但現在沒有。變得開
放了。
」城山英巳，〈中国の膨張を止められるか（1）〉，《文藝春秋 SPECIAL 2014 年季刊夏号》
，2014 年 6 月 10 日，＜https://bunshun.jp/articles/-/3045＞。事實上，當日本律師團於1994 年開始在中國進行採訪調查時，據說童增在調查開始前三天就被軟禁在家了。中国人戦
争被害賠償請求事件弁護団，前揭書，頁 314-315。
91 分別在河北省滄州市、衡水市、唐山市和石家莊市對三菱綜合材料提出損害賠償的起訴
狀。
《朝日新聞》， 2014 年 3 月 29 日、4 月 3 日。
92 《朝日新聞》， 2015 年 7 月 24 日、2016 年 6 月 2 日。
93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朝日新聞》， 2014 年 4 月
22 日。
94 中國的船東中威輪船公司的繼承人於 1964 年向東京簡易法院提出對日本政府的仲裁請
求，但未獲成功；1970 年，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損害賠償請求，1974 年被駁回，並在東京高等法院繼續上訴，1976 年被撤回，東京地方法院判決定讞。1987 年初，中威輪船被告知
中國民法的訴訟時效制度，1988 年底，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關於商船三井運
輸船被扣押的經過，可參考商船三井發布的新聞稿〈中国当局による当社船差し押さえの件〉，2014 年 4 月 21 日，＜http://www.mol.co.jp/pr/2014/14026.html＞。
87

17

年最高人民法院駁回覆議申請後，商船三井與上海海事法院取得聯絡，與原告方協
商解決之際，2014 年 4 月 19 日，法院突然強制執行扣押運輸船。由於擔憂運輸計
劃的延誤及對公司形象的損害，商船三井於 4 月 23 日支付了賠償金，運輸船於 24日出港95。
由於日本在 2012 年將尖閣諸島國有化，使得中國國內發生大規模反日示威，中日關係惡化，包括國家元首互訪在內的各種交流也隨之停滯，在這個時期發生了
上述事件。法院受理了原告對三菱綜合材料的訴訟，執行原告要求對商船三井的扣
押，這些判斷是中國當局的決定，從這點可以看得出來，中方對於是否將中日之間
的戰後補償問題政治化擁有決定權。戰後補償問題決定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已經逐漸邊緣化，依然是取決於中日關係的依變項。但必須注意的地方，就是即使已經被邊緣化，戰後補償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是中國政府在抑制這個問題。

四、 結語對中國而言，戰後補償問題不單單是金錢的、物質的補償問題，而且是問及日本的歷史認識的問題。對中國進行某種賠償、補償的機會主要有舊金山和約的簽訂、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以及 1995 年以後的戰後補償相關訴訟等三次，但日本都以與美國的關係及經濟援助、法律問題來對應，未能抓住面對自己國家歷史的機會。
日本政府現在的對應是在訴訟場合依法處理戰後補償問題，透過勝訴來認定
自己國家處理的正當性。可以想見的是，照這樣隨著原告年齡的增長，戰後補償問
題的訴訟本身就會越來越少，但如果以為這樣戰後補償問題就會消失的話並不恰當。相反地，戰後補償問題未得到適當處理的情感，若在關心此問題的中國國民當
中擴大的話，戰後補償問題若失去原告此一具體補償對象而變得抽象的話，將會更
難解決。
現在，在日本的請求損害賠償訴訟全數皆以原告敗訴而告終，難以透過司法解決問題。但是，從對中日關係產生不良影響及道義上的觀點來看，不救濟而且採取
擱置一事將會成為問題，也應該要從司法的角度提議透過和解及立法來解決96。
2000 年在野黨向參議院提出的「關於促進及解決戰時性強制被害者問題法案」遭到廢案，但是考慮到戰後補償問題不僅僅限於受害者及原告的問題，有可能擴大成
為影響中國國民的情感問題，應該要檢討透過立法措施來進行政治解決。不過，隨
著受害者及原告的高齡化，事情並未取得進展。
2017 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審查日本的人權狀況時，向日本提出的勸告中，
記載著來自中國的建議：「正視歷史，以史為鑑，就『慰安婦』問題進行真誠道歉，95
96《朝日新聞》，2014 年 4 月 25 日。
《判例時報》第 1823 号（2003 年 8 月 21 日），頁 75。
18

向受害者提供賠償，確保公眾對這一問題的知情權」97。因此，必須要了解的是，問題本身仍然存在，並且可能會視日中關係的情況而再度浮上檯面。

中文參考自 UPR Info，〈聯合國大會 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報告 日本〉，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japan/session_28__november_2017/a_hrc_37_15_c.pdf>。日文請參考外務省，〈UPR 第 3 回日本政府審査・結果
文書（仮訳）〉，<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46504.pdf>。
97

19

20

附記
本文出自中岡まり，〈第 4 章 日本の戦後賠償・補償問題〉，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聡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改訂版）》（晃洋書房，2012 年），經部分增修後的中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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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歷
Mari NAKAOKA

中岡 瑪莉
學

歷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單位取得滿期退學

現職

常磐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

研究領域

現代中國政治史

官方網頁

https://www.tokiwa.ac.jp/about/teacher/international/

譯者簡歷
魏 逸瑩

Iying WEI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博士生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21 年 8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助理編輯：魏偉修

逸瑩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ugust 1, 2021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ugust 1, 2021

Vol. 5 No. 4

http://jeast.ioc.u-tokyo.ac.jp/

The Post-War Reparations and Compensation Issues inJapan-China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