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2 卷第 4 号

2018 年 4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台湾的文化政策与两岸关系（2008-2017 年）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马英九政权时期(2008-2016 年)

2

蔡英文上任初期(2016-2017 年)

5

结论

10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

本文透过概观马英九两任八年执政期间及蔡英文上台后将近一年任内台湾当局展开的文化政策，并检讨该时期在台湾所发生的文化摩擦，就目前的台湾内政及两岸关系所面对的局面进行分析。对当今的台湾政权来说，在重视经济的前提
下推动文化政策，可以规避围绕中华文化定位和台湾主体性的相关政治争议，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马英九政权的文化政策似乎偏重“经济”，强调“大陆”，
在政权后期，与市民的“台湾认同”之间显得失衡。与马时代相比，蔡政府成立
后的台湾文化政策则是降低了追求经济性目标的优先级。另一方面，蔡政府的文化政策是将追求文化性目标放在最前头，特别是将“转型正义”的推动作为重要课题。但由于铜像问题导致社会裂痕表面化，因此不能说其政策施行是一帆风顺
的。

I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cultural policy in thefirst year after Tsai Ing-wen took office in May 2016,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the Ma
Ying-jeou administration. The Ma administration emphasized the economic purposes of
their cultural policy in an attempt to avoid touching upon the sensitive issue of how toevaluate the “Chineseness” or the “Taiwaneseness” of Taiwanese culture.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 administration also over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which led to a breakdown in the balance in the civic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s a result. In contrast to this, the Tsai administration’s cultural policy
has put less emphasis on pursuing economic purposes, and more stress on cultural
purposes; a key example of this being their “transitional justice” policy. However, as thesequence of social incidents which occurred in Taiwan after Tsai took officedemonstrate (such as the beheading of statues of Hatta Yoichi and Chiang Kai-shek), it
is clear that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his regard.

II台湾的文化政策与两岸关系（2008-2017 年）
家永真幸（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国际社会学科副教授）

一、 前言
本文透过概观马英九两任八年执政期间及蔡英文上台后将近一年任内台湾当局展开的文化政策，并检讨该时期在台湾所发生的文化摩擦，就目前的台湾内政及两岸关系所面对的局面进行分析。
如从 2017 年度文化相关预算占当局总预算的比例来分析台湾的文化政策，则
会发现：文化部的预算仅占约 1.0%，而文化相关整体预算也未超过总预算的 1.5%1。
但文化政策并非仅追求经济性目标的政策，更加注重的是难以用金钱价值衡量的“文化性目标”的实现。在台湾政治中，该文化目标的设定与居民的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可以想见台湾的文化政策也可能会成为展开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如果按照戴维‧索罗斯比（David Throsby）所提供的框架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今日的台湾文化政策具有既追求经济性目标又追求文化性目标的两面性。所谓的文化性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在经济和社会中增加文化价值的创造与吸收的课题”。尽管难以对此处所说的“文化价值”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不能用金钱
作为尺度进行衡量的角度来说，它与经济性价值构成一对相对的概念2。
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两大节。第一节将试图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探讨马英九两
任八年执政期间的特点。其中，会特别着眼于该政府如何就“台湾内部的中华民
国民族主义”以及“与大陆的关系”这两个“中国”因素来拿捏距离。下文中，
首先会针对马英九政权下文化政策的理念和成果进行概述，接着对该政府卸任前
夕作为压轴演出的文化活动——故宫博物院南部分院的开馆进行考察。
第二节的焦点则放在 2016 年 5 月蔡英文上任后近一年内所施行的文化政策。
先是初步确认了蔡政府在文化政策中所追求的经济性目标及文化性目标之优先级，

1〈中华民国 106 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各岁出机关预算总表〉、〈中华民国 106 年度中央政府总
预算各岁出政事预算总表〉、行政院主计总处，＜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0924&CtNode=6307&mp=1＞，2018 年 1 月 24 日确
认。以下若未特别注记，引用网页之浏览日期及确认日期均同。
2
デイヴィッド・スロスビー，後藤和子、阪本崇監訳，《文化政策の経済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 年），頁 19-24、47-48。
1紧接着分析了其设定的目标以及实现的手段。后续以 2017 年 4 月台湾媒体大做文
章的“铜像问题”为例，对该问题所象征的台湾社会内部的文化摩擦之焦点以及该事件对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

二、 马英九政权时期（2008-2016 年）（一） 马英九政权文化政策的特点
以下将就马政权文化政策的特点进行归纳及分析。第一，从“产业”这一侧
面来捕捉文化的倾向非常明显。我们在回顾马政权的文化政策时，最明显的一个线索就是 2008 年总统选举期间所公布的政见——“马英九、萧万长文化政策”。
2008 年 5 月，马英九总统就任之后，该文件成为各个相关部会的施政基础3。通读该文件，印象较深的是从经济产业的侧面来阐释文化的重要性之态度非常明显，这在文件一开头就表明。该文件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文化创意产业”。该词汇的
概念非常模棱两可，一言以蔽之，是泛指时尚等需要创造性的产业。
关于振兴文化创意产业，最初并非由马政权所提倡、推动的4。在民进党任期
内， 2002 年 5 月 31 日行政院核定推动的“挑战 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当中已经首次提出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在当时已经出现
了一种局面，就是经常可以看到博物馆及广场等各种公共设施以“文创”为名开
展了五花八门的商业活动。继承这种潮流，马政权任期内，即 2009 年年初，“文化创意产业”成功入选为政府优先投资的“国家六大新兴产业”之一5。2010 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成立，该法明确规定了政府应致力推动该产业的发展6。
那么，结果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根据文化部发行的《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指出，2007 年全年文化创意产业收益总额约为 6,171 亿元新台币（下3〈总统政见〉，国家发展委员会，＜
http://www.ndc.gov.tw/News.aspx?n=ACEC23706E499460&sms=691A08254BBD61D8＞，2016 年
5 月 15 日浏览。
4朱纪蓉，
〈博物馆发展中的国家力量――台湾经验讨论〉，《博物馆学季刊》28 卷 1 号（2014
年 1 月），页 5-29。
5
六大产业分别是指生物科技、绿色能源、精致农业、观光旅游、医疗照护、文化创意。
〈六大新兴产业〉，国家发展委员会，＜
http://www.ndc.gov.tw/News.aspx?n=E641F7FF2AE058A1&sms=8B7FD77816422CEF＞。
6根据该法规定，文化创意产业中包含以下 16 种产业。①视觉艺术、②音乐及表演艺术、③
文化资产应用及展演设施、④工艺、⑤电影、⑥广播电视、⑦出版、⑧广告、⑨产品设计、⑩视觉传达设计、⑪设计品牌时尚、⑫建筑设计、⑬数位内容、⑭创意生活、⑮流行音乐和
文化内容、⑯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产业。
〈文创进行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暨相关子
法汇编〉，文化部，＜http://cci.culture.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6＞。
2同），而 2014 年增长至约 7,945 亿元7。但是，上述“挑战 2008”计划开始之际——2002 年的数额仅为约 4,353 亿元。由此可见，与民进党执政时期相比，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站在文化部的立场上，当然是想强调其成果。但是，作为政绩来看的话，这个部分实在很难宣传。
马政权文化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自始至终贯彻着将台湾定位为“中华文化的推动者”这一态度。马英九连任之后，即 2012 年 6 月，行政院通过了“黄金十年的国家展望”。笔者从这里面摘选出了与文化政策较为相关之内容，下面试举其中几例。
“文化创意：建设台湾成为中华文化领航者”、“发挥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
文化的优势，强化台湾多元、民主的价值观的影响力，提倡正体字，〔与中国大陆〕
共创优质的中华文化”，“文化交流：善用各项文化软实力，推广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等8。
站在马政权的立场上，可以说由于推动缓和与大陆的关系之政策的实施，带
来了旅游产业的发展，这给台湾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2007 年，全年来台旅客人数约 372 万人，而 2015 年飙升至约 1,044 万人。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正是从中国大陆而来的游客。大陆来台的团体旅行从 2008 年 7 月全面开放，直到 2016 年 1
月的接纳总数达到约 1,068 万人，由此带来的外币收入高达 5,455 亿元。自由行方面，从 2011 年 7 月开始正式起航，平均每天约 3,000 人，全年来台人数大约为
100 万人。据估计，2016 年 1 月底之前来台的总人数约为 340 万人，全年外币收入约 507 亿元9。此外，作为台北旅游的一个重点项目，“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全年
来馆人数在 2007 年度约为 265 万人，到了 2015 年，则上升至约 529 万人10。
作为中华文化的推动者，马政权是相当有自信的；然而，在表现“台湾”的主体性方面，却是非常消极的。另一方面，马政权对台湾的主体性表现出一定的担忧，由此可见，马政权在“中华文化”和“台湾的主体性”之间，一直在追求
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11。这可以说是马政权文化政策的第三个特点。
例如，第一期马政权成立不久，就从大陆接收了一对熊猫“团团”和“圆圆”。
在办理手续时，台湾舆论对此也展现担忧的态度，熊猫到底是“国内迁移”还是

7

赖逸芳等编，《2015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新北市：文化部，2015 年），页 9-10。
〈黄金十年 国家愿景：附录―八大远景施政主轴〉，中华民国行政院，＜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
s=4C2D9CB0DB5E8CF6＞，2016 年 5 月 15 日浏览。
9
〈政府施政成果（实时更新）〉2016 年 5 月 4 日版，页 21、50-52，中华民国行政院，＜
http://www.ey.gov.tw/cp.aspx?n=e6768c3625eab726＞，2016 年 5 月 15 日浏览。
10〈施政计划、业务统计及研究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3006230＞。
11这在先行研究中也被指出，例如，菅野敦志，〈台湾化の行方――馬英九政権の文化政策〉，《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11 号（2012 年）、頁 36-41，以及山崎直也，〈馬英九政権の教育政策と中台関係〉，《海外事情》57 卷 1 号（2009 年 1 月），頁 60-72。
83

“国际迁移”呢？当时在大陆当局的合作之下采取了模棱两可的处理方式12。此外，台湾有一种非常稀有的固有品种的熊“台湾黑熊”，其稀有程度可以同熊猫相媲美。
马政权任期内，将此动物确立为台湾象征的此一举动也非常明显 13。“中华文化”
和“台湾的主体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围绕着故宫博物院的政策方面也有显著的体现。

（二） 故宫南院开馆故宫南院的开馆与旅游业的发展有密切相关，使得原本仅围绕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相关政策、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这象征着马政权执政期间所造就的文化局面。换言之，在马政权下的台北故宫，陆续将民进党政权任期时没有实现的大型活动付诸实践。例如，拓展与中国大陆合办展览为主的交流活动、促成亚洲首例的日本展出、在嘉义县成立南部分院等等。以上所述的
各项事业不仅对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的振兴做出了贡献，而且从发扬中华文化、
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或者说是确保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角度来看，也非常符合马英九政权的施政理念。
其中，南部分院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开馆试营运，可以说这是马英九政权落
下帷幕前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中国国民党过去对于在台湾“分割”故宫
文物是非常消极的14。因此，我们可以评价马英九政权此施政在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究竟马政权为何着手推动建设南院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选战的因应策略。
公布动工建设南院是在 2011 年 10 月，正值马英九政权企图连任总统选前。普遍
认为，国民党有必要表明台湾的南北文化差异，以及努力填补经济差距的态度。
再加上，他们也有观光政策方面的考虑。在上述所说的“黄金十年国家展望”中，作为“文化创意”的一环，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即 2015 年故宫南院竣工和“大故宫计划”的推动15。后者是扩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占地面积以及展示空间的计划，12按华盛顿条约规定，熊猫的国际商业交易是被禁止的。但是，中国大陆效仿将中药输出台
湾的方式，取代华盛顿条约中规定的证明，发行了“野生动植物允许进出口证明”。其出口地
记载为“四川汶川县”和“CHENGDU〔成都〕”，进口地为“台湾台北”和“TW TAIPEI”。
〈第 7
届第 3 会期第 3 次会议记录（2009 年 3 月 6 日）〉，《立法院公报》98 卷 8 期，页 375。
13
2010 年 12 月 25 日的总统府视频杂志《总统治国周记》中，马英九身穿印有台湾黑熊 V 字花纹的 T 恤出现在画面上，进行了保护台湾黑熊的宣传节目。此外，交通部观光局从 2013 年
年底开始，致力于提议、普及以台湾黑熊为原型的“台湾喔熊”宣传吉祥物。
14
例如，〈第 2 届第 3 会期教育委员会第 9 次会议记录（1994 年 3 月 30 日）〉，《立法院公报》
83 卷 24 期，页 416。
15
〈黄金十年 国家愿景：附录―八大愿景施政主轴〉，中华民国行政院，＜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
s=4C2D9CB0DB5E8CF6＞，2016 年 5 月 15 日浏览。
4马英九在此计划中下令研究如何发展台湾的旅游业16。建设故宫南院方面也是同样，
当初是被期待建设为台湾南部旅游的压轴项目。由此可见，这项措施作为产业政策的色彩是极为浓厚的17。
那么，故宫南院竣工之后，马政权最终是否把过去象征“中华”文化的台北
故宫之定位改变了呢？实际上并不能这样说。在冯明珠院长的领导下，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和嘉义的南北两个“院区”的运营一直都遵循着“一个组织，一套制度，
全宗典藏，分处管理，文物不分”的方针18。马政权实际上仍按照这项方针去推动
南院的成立并给予新的定位。也就是说，中国国民党仍然是将这些有朝一日必须归还大陆的故宫文物保持形式上不“分割”的状态，并且将故宫南院定位为“亚
洲的博物馆”。
那么，在台湾民众当中是如何看待故宫南院的呢？由于开馆时间还不长，因此本文很难对此进行评价。但是，南院的开馆也受到了一些外界的批判，这部分
我们也应当加以注意。首先，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吴密察批评道，南院开馆的同时，不断推动扩大台北故宫的规模，不应该将台北收藏不下的无聊文物送到南部。并且，他还提议道，应该在台北故宫的主要收藏品，即“文献、书画、器物”中，把包括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在内的所有“器物”都转移到南院19。
此外，作为更为情绪化的反应是，在南院开馆第 3 天，即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发生了一个事件，即装饰在院内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仿品上被涂上红漆，
在底座上被写上“文化统战”的字样。该雕像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赠送给博
物院的礼物。对其进行破坏的是主张台湾主权独立的团体“台湾国办公室”的成
20

员们 。

16

〈大故宫计划〉，国立故宫博物院，＜http://theme.npm.edu.tw/gpmep/zh-tw/default.aspx＞，2016 年 5 月 15 日浏览。
17
〈故宫刻正规画“南部院区”各项外围相关配套措施 期望与地方政府建设相连接，共创双赢〉，国立故宫博物院，＜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6216＞，
2016 年 5 月 15 日浏览。
18
黄昱珽、林诗庭编，《国立故宫博物院年报 104 年年报》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6 年），
页 12。
19〈故宫南院定位 吴密察建议：专展器物〉，《自由时报》，2015 年 12 月 31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557034＞。
20〈故宫南院 龙马兽首遭泼漆〉，《苹果日报》，2015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231/36985119/＞。
5

三、 蔡英文上任初期（2016-2017 年）（一） 蔡政府的文化政策地位
概观蔡英文上任之初的施政方针可以发现：与马英九相比，蔡政府给人留下了优先推动文化性目标，而经济性目标优先度较低的印象。
蔡英文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发表总统就职演说时，提出了新政府将致力于解决以下五个课题：①经济结构的转型、②强化社会安全网、③社会的公平与正义、④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及两岸关系、⑤外交与全球性议题21。关于其中的①，如借用佐藤幸人的分析就是：“蔡政府的基本构想是，通过打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年轻人的加薪成为可能”。为了实现前述目标，提出了两大政策：第一、推进对外发展（包括参与 TPP 等及推动“新南向政策”）；第二、推动被称为五大创新研发计划的产业政策22。五大创新产业包含：①亚洲硅谷、②智慧机械、③绿能科技、④生技医药、⑤国防产业23。
为了将上述产业与马英九执政期间的重点产业进行比较，在此以 2009 年选定
的“国家六大新兴产业”为例来说明，该“六大新兴产业”分别为：①生物科技、②绿色能源、③精致农业、④观光旅游、⑤医疗照护、⑥文化创意产业24。经对两
者进行比较发现：蔡政府的产业政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未将“精致农业”、“观光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列入国家重点产业。笔者在上节对马英九执政期间（2008-2016 年）的文化政策进行考察发现，由于该时期比较偏重于追求经济性目
标，因此为了实现该目标并且希望与大陆和睦相处的同时，发挥了实现弘扬中华
文化及振兴旅游业的相乘效果。而蔡政府并无延续前述方针的意愿，从此可推论其政权势必将“观光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视为陪衬。
在蔡政府成立后，不仅未将ｖ文化创意产业”列入整个国家的重点产业之中，
文化政策结构框架中的经济性目标所处优先等级也较低。在文化部的中期施政计划（2017-2020 年度，2016 年 8 月 18 日经行政院审议通过）中，列举了六项内容
作为施政重点，按顺序排列为：①再造文化治理，构建支持艺术自由的体系；②
连接并再现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记忆；③深化城市建设，发扬生活“所在”的本地
文化；④通过提升文化内涵振兴文化经济；⑤开创面向未来的文化新篇章；⑥提21〈中华民国第 14 任总统蔡英文女士就职演说〉，中华民国总统府，2016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7408&rmid=514＞。
22
佐藤幸人，〈蔡英文政権の経済および社会的課題〉
《
，東亜》
592 号
（2016 年 10 月），頁 98-108。
23〈五大创新产业〉，国家发展委员会，＜
http://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9D024A4424DC36B9&upn=6E972F5C30BF198F＞。
24〈六大新兴产业〉，国家发展委员会，＜
http://www.ndc.gov.tw/News.aspx?n=E641F7FF2AE058A1&sms=8B7FD77816422CEF＞。
6

升资源分配的效率25。从以上可以看出：蔡政府所谓的经济性目标仅被作为④及⑤
的一部分项目。因此通过上述施政计划可以看出：蔡政府将实现文化性目标放在
了较为优先的位置。

（二） 郑丽君文化部长的起用
蔡英文总统就任后，便起用了郑丽君担任文化部长。郑部长是台湾苗栗人，
出生于台北万华。1992 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之后，赴法国巴黎的第十大学继续深造，于 1997 年取得了政治、经济及社会哲学硕士学位。2004 年至 2008
年，担任陈水扁第二个任期下的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2012 年，郑部长以民进党全国不分区候选人当选为第八届立法委员，2016 年再次当选并于 5 月
20 日起开始担任文化部长26。在被台湾媒体及评论人士戏称为“老蓝男”的蔡政府
的内阁人事中，郑是在蔡政府成立之初以内阁中最年轻且尚处育儿期的女性身分
加入，不管当事人自己怎么认为，郑部长可以说背负着为蔡政府带来清新形象的使命27。
早在蔡英文为参加总统选举做准备之时，郑部长便参与了文化政策白皮书的
制定，因此蔡当选后直接提拔郑担任了文化部长28。郑更是在就任之初便打出了以“厚植文化力、带动文化参与”为核心理念的标语，而在前文中提到的 2017-2020
年度六项中期施政计划中，除了⑥以外的前五项皆被列入了施政主轴29。
在施政主轴中给出的具体政策目标中，提到了诸如召开“全国文化会议”并
征集意见，在一年以内确立“文化基本法”，以及在行政院设置“文化会报”以实
现跨部会召开调整文化政策的会议等皆包含在前述①之项下。而“文创院设置条例”的及早立法、电影产业振兴的强调则涉及前述④项下所包含的内容。
在前述这些目标中，郑部长实际上早就取得了林全院长对设置“文化会报”
的认可30，并于 9 月 7 日召开了“文化会报”第 1 次会议31。同时，郑部长也为文25〈文化部中程施政计划（106 至 109 年度）〉，文化部，＜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list_285.html＞。
26〈文化部郑丽君部长〉，中华民国行政院，＜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445B991A1B69EF87&s=784B52A3661172DF＞。
27〈林全内阁又老又蓝？郑丽君：不分党派，用人唯才〉，《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72523＞。
28〈郑丽君结婚生子“意外”成就两大事〉，《自由时报》，＜
http://ent.ltn.com.tw/news/paper/1064428＞。
29〈厚植文化力 带动文化参与 郑丽君部长发表政策展望〉，文化部，2016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49813.html＞。
30〈法国为什么是 44 个文化部？专访文化部长郑丽君〉，《天下杂志》，2016 年 5 月 25 日，＜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6532＞。
31〈“行政院文化会报”首次召开〉，中华民国行政院，2016 年 9 月 7 日，＜
7化部获得更多预算也发挥了力量，最终使文化部预算金额比上年度增加约 23 亿 2
千万元，总预算达到了约 188 亿 5 千万元32。作为参考，可以来看看行政院直属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预算，虽说该部门的预算因为南部分院于上年竣工，而被删除了约 3 亿 2 千万元的建设费，但与前年同期相比，总共减少了约 3 亿 9 千万元，总预算仅有约 11 亿 3 千万元。2017 年 4 月，文化部更是从蔡政府制定的大型建设
计划“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的“数字建设计划”、“城乡建设计划”项下，分别获得了约 57 亿元和 158 亿元的特别预算33。
2016 年 10 月 17 日，郑部长在参加台南市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开馆日庆典仪式
时，提出了“文化是民主化的重点，只有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主体，政府不得主导
文化发展内容”的观点。而作为文化政策转型的方针，她更是提出了应于 12 月召开“全国文化会议”，制定文化政策白皮书的构想34。实际上 2016 年度并未召开前
述会议，直至 2017 年 3 月到 6 月之间才在台湾各地依序召开了“分区论坛”，随后“全国文化会议”则是同年 9 月 2、3 日在台北举办。会议议题共有“六大议题”，
关键词分别是：“文化民主力”、“文化创造力”、“文化生命力”、“文化永续力”、“文
35
化包容力”及“文化超越力” 。

（三） “转型正义”和铜像毁损问题单就新闻报导来看，就任初期的郑部长，似乎在不少场合上强调健全文化治理体制或是振兴文化产业之重要性。而在 2016 年 9 月的人事调整后，发现其自 10
月左右开始转向频繁提起“转型正义”的问题。
转型正义（的促进）是包含“由非自由民主体制转为自由民主体制之后，针对过去的历史开展重新评价”含义的概念36。作为推动转型正义的一个环节，蔡政
府迅速展开了不正党产的处理及对原住民历史的重新评价 37。此外，在“文化部”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07182E7338CD15D3＞。
32〈中华民国 106 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各岁出机关预算总表〉、〈中华民国 106 年度中央政府
总预算各岁出政事预算总表〉，行政院主计总处，＜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0924&CtNode=6307&mp=1＞。
33〈文化部前瞻 214 亿〉，《自由时报》，2017 年 4 月 27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49386＞。
34〈纪念台湾文化协会郑丽君盼设文化日〉，《联合报》，2016 年 10 月 18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9586/2030323＞，2017 年 6 月 5 日浏览。
35
全国文化会议，＜http://nccwp.moc.gov.tw/＞。
36
薛化元著，李為楨、東山京子譯，〈二二八事件をめぐる歴史清算問題〉，《中京法学》51 卷
2‧3 号（2017 年），頁 314。
37
2016 年 8 月 1 日，蔡英文总统以总统身分，就过去政府采取的“不公平”待遇向原住民道歉，明确表示将参考“转型正义”框架推进对原住民族政策的调整。后于 2017 年 5 月，通过
了明定通过原住民族语言的调查或公共交通机构扩大传播等内容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同时，文化部也依据包括客家话和台湾话在内的“保障本国各族语言发展机会的立场”，推进8

主导的领域，对以二二八事件为首的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人权问题的重新评价也成为大支柱。
10 月 15 日，在社团法人台湾北社（绿营组织）举行的“台湾文化日活动”文化论坛上，郑部长就文化政策做了特邀演讲。在演讲中，她强调应尽快建成早有
计划但一直未实现的，即，将二二八纪念馆、景美、绿岛和全国的“不义遗址”
做一个整体的串连来架构“国家人权博物馆”38。随后不久，在 2016 年 11 月，郑藉由访问德、法两国之际，实地前往德国的史塔西档案局，为建立国家人权博物馆，考察了档案公开和运用方式39。
2017 年 2 月，迎来发生于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 70 周年之际，郑部长更加明确地向社会表示了其对“转型正义”态度。同月 25 日，郑部长从“面对历史，正视伤痛，尊重人权”的立场出发，表明了其认为应针对作为蒋介石功绩象征的台
北“中正纪念堂”进行“转型”的态度。而在实现对“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
进行修改之前，从让空间回归中性使用的观点出发，采取了停止销售有权威主义统治者的设计商品以及开闭馆时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的措施40。尽管郑的行为
被媒体指为是“去蒋化”，但郑却强调说：“推动转型正义不是要去蒋化，相反的，
41
我们要面对他” 。
文化部一方面如前所述，在中正纪念堂问题上，决心要将“转型正义”“可视化”，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台湾社会开始尝试将反政府立场的政治思想体系“可视化”，因此导致了一系列可以说是负面连锁事态的发生。2017 年 4 月 16 日，位于
台南市乌山头水库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的铜像头部遭砍。而此事件的实行犯是
42

一名名叫李承龙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党员 。于是，为了报复八田遭断头事件，4 月
22 日急进独立派团体“台湾建国工程队”砍断了位于台北市阳明山花钟公园的蒋

了制定“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准备工作。松岡格，〈継承と前進：蔡英文政権による原住民族政策見直しの動き〉，《東亞》596 号（2017 年 2 月）
，100-110 頁。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三读〉，《自由时报》，2017 年 5 月 27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05651＞。
〈“国家语言发展法 ”独钟台语？郑丽君否认〉，《自由时报》，2017 年 3 月 6 日，＜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995326＞。
38〈郑丽君承诺：用最快速度成立国家人权博物馆〉，《自由时报》，2016 年 10 月 1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57070＞。
39〈郑丽君访德 首站谈转型正义〉，《自由时报》，2016 年 11 月 25 日，＜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898366＞。
40〈郑丽君：面对历史，提出修法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文化部，2017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60044.html＞。門間理良，〈新軍事戦略は『防衛固守、重層抑止〉，《東亜》598 号（2017 年 4 月）
，頁 56-65。
41〈推动转型正义郑丽君：不是“去蒋化”而是“面对他” 〉，《联合报》，2017 年 2 月 25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2307372＞。
42〈策划好多年了！八田铜像断头 李承龙：我做的〉，《联合报》，2017 年 4 月 18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1034/2409462＞。
9介石头铜像的头部43。随后于 5 月 28 日李承龙又再次引起了损毁台北市逸仙国小石狛犬的事件44。应该说上述无论哪个事件都是由激进分子引起的事件，并不能代
表台湾社会的整体意愿。但是，由于遭到破坏后损毁的铜像恰好成为媒体争论的话题，也扩大了台湾社会内部的感情裂痕。
有关台湾的八田与一铜像象征的意义，台湾现代史研究人员何义麟曾在道破
日本的“亲台派”与台湾人的历史认识的偏差时，做出了下列叙述：
台湾在战后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所有日语出版物及具有浓厚日本色彩的遗址几乎都在官方命令下遭到废弃处分。倘若保留与日本相关的物品，谁都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遭到逮捕或监禁的灾祸。尽管如此，仍然出现了地方菁英和农民不屈于政治压力，不分民族、不计较过往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始终对那些为
当地做出贡献的人表达感谢之意，我认为若能将他们的温情和勇气作为插曲写入
台湾史是极具意义的45。
参考何义麟的上述评论可以发现，围绕目前台湾发生的铜像损毁事件的反应，
表面上以日本统治时代的评价为争论点，但实际上承认或是否定台湾民族主义才
是主要的对立轴。
此外，铜像的“断头”问题，也牵涉到两岸关系问题。马英九执政末期的 2015
年 12 月，位于嘉义的故宫博物院南部分院开馆时，成龙捐赠了“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的复制品。这些铜像原本被展示于博物院的入口前，但到了蔡政府成立后46

的 2016 年 11 月，故宫博物院却将铜像拆除 。
由于中国大陆坚信，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是在清末 1860 年英法联军掠夺时将头部砍断而被带出的，因此在 2000 年代的中国曾将透过拍卖购回这些流失文物的行为赞赏为爱国行为47。成龙对台湾捐赠十二生肖兽首复制品的行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观来看的话，是期待在台湾也能共享这段共同记忆。
因此，蔡政府成立后拆除故宫南院的十二生肖兽首的行为，可说是代表着蔡政府
43〈蒋中正铜像遭砍台湾建国工程队：向八田与一献祭〉，《联合报》，2017 年 4 月 22 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419452＞。
44〈率众毁百年石兽李承龙收押〉，《联合报》，2017 年 5 月 3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2492503＞。
45
何义麟，
〈
“日台親和”の虚像と実像〉，《インパクション》120 号(2000 年 7 月)，頁 93-98。
46〈故宫南院 12 兽首仿品拆了 暂放仓库〉，《自由时报》，2016 年 11 月 1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52249＞。
47
但是，依据中国文学学者中野美代子针对影像史料之分析，很明显地这些铜像实际在 1930
年前后尚存在于北京近郊。因此中野推论出砍断这些铜像兽首并将其出售的人是中国的民众，并指出“对当时的民众来说，为取悦皇帝，将西洋传教士们建造的物品加以摧毁并出售，是十分正当的行为”。中野美代子，〈愛国心オークション――『円明園』高値騒動〉，《図書》
2009 年 7 月，頁 18-24。
10无意愿共享前述历史观而采取的可视化措施48。

四、 结论对如今的台湾政权来说，在重视经济的前提下推动文化政策，可以规避围绕
中华文化定位和台湾主体性的相关政治争议，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从人们对马英九政权下南院开馆的批判来看，其文化政策偏重“经济”，强调“大陆”，在政权后期，与市民的“台湾认同”之间的平衡显得失调。
与之前时代相比，蔡政府成立后的台湾文化政策则是降低了追求经济性目标的优先级。依据本文的推测，其文化政策是在试图脱离对中依赖的整体经济政策
方针，展现出不愿继续沿用马英九执政时期所以旅游产业、文创产业、中华文化的振兴来实现相乘效应的意图。另一方面，蔡政府的文化政策则是将追求文化性
目标放在最前头，特别是将“转型正义”的推动作为重要课题。但由于铜像问题
导致社会裂痕表面化的事态，因此不能说其政策施行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认为蔡
政府的文化政策基础，是透过实现台湾民族主义以得到社会的包容并稳定社会为目标，绝不希望出现不安和对立。很显然，蔡政府在文化政策当中有关文化性目
标的追求，今后将会出现舵手也很难掌控的局面。

48

拆除故宫南院十二兽首也不一定反映的是民意，有部分人士认为蔡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是出于政治上的判断而急于拆除的。
〈明斩 12 兽首立委：故宫南院民调作怪〉
，
《联合报》
，2016
年 11 月 1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14/2102752＞，2017 年 6 月 5 日浏览。
11

12

附记
本文第一节初稿曾发表于 2016 年 8 月 2 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东京大学
两岸关系研究小组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研讨会”（于上海，虹桥迎宾馆），第二节初稿则是发表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由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
小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主办举办的“第八届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 （于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非常感谢研讨会参与者的批评
与指教。
本论文也是笔者做为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学术振兴会提供的科学研究费基盘研
究 A“対中依存构造化と中台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ポスト马英九期台湾の国际政
治経済学”（研究代表：松田康博，课题号码：16H02005）研究分担者的研究成果
之一。

i

作者简历
家永真幸

Masaki IENAGA

学历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学术）现职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国际社会学科副教授

研究领域

中国近现代史、两岸关系、国际文化论电子邮件

ienaga@lab.twcu.ac.jpii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18 年 4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助理编辑：魏伟修逸莹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pril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pril 1, 2018

Vol. 2 No.4

http://jeast.ioc.u-tokyo.ac.jp/

Taiwan's Cultural Policy and Cross Strait Relations(2008-2017)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