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2 卷第 5 號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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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初期台灣之「中國化」與去殖民化－以「改造」與「中央化」之影響為中心－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論文
前言

1

「文化改造運動」與教育的黨化2

中國化教育的一面――鄉土教育、民族意識

5

反共為主的中國化之開展與「魯迅總批判」

8

推行中國化而消失的可能性――未實現的《國民導報》計畫 11
兩個「文協」與台灣文化協進會

14

結論

15

◼ 附記

ⅰ

◼ 作者簡歷

ⅱ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將「改造」、「中央化」兩個關鍵詞來分析 1950 年代台灣的中國化。為了檢討 1950 年代台灣的「中國化」，本文以五個事例（①文化改造運動、②鄉土教育、③魯迅批判運動、④《國民導報》計劃、⑤兩個「文協」）來試圖描寫當時台灣的「中國化」與去殖民化的一面。
總而言之，「改造」帶給「中國化」的影響是排除共產思想，批判魯迅，還有
清除日本時代的歷史意識和日語日文等等，並不是否定台灣本身的存在意義，反倒是在試圖以排除日本的影響來強力推行去殖民化過程；但是，在政府無法實現
反攻大陸的情況下，台灣已經不應該代表台灣本身而應該代表全中國，「中央化」
下「中國化」的進展，使得台灣的文化組織與台籍文化人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地位。
這正是異於光復初期，1950 年代初期台灣「中國化」問題所具有的時代性。

I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analyzing the Sinicization of Taiwan during the 1950s by
focusing on two keywords, reorgan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fivespecific examples -- 1. the Cultural Reorganization Movement, 2. local education, 3. theAnti-Luxun Movement, 4. the“National Herald” Plan, and 5. the Two Literature
Associations -- to reveal some aspects of Sinic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of that time.
The influences of Reorganization on Sinicization were the exclusion of Communist
thoughts, a thorough criticism of Luxu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of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Japanese language. Obviously, these were aimed ataccelerating the decolonization process, not aimed at denying or devaluing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aiwan itself.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blem was Sinicization
under Centralization. Because the KMT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strike back against
mainland China, the unresolved political situation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aiwan torepresent itself as Taiwan, but required it to represent China as a whole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under Centralization. Cultural authenticity was in the hands of mainlandelites as Taiwanese elites becam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facing difficulties andbeing unable to take central role and positions anymore, which they once had. Indeed,this marginalization of Taiwan c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most problematic ofSinicization during 1950s Taiwan, which w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en comparedto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of 1945 to 1949.

II

1950 年代初期台灣之「中國化」與去殖民化－以「改造」與「中央化」之影響為中心－
菅野敦志（名櫻大學國際學群上級副教授）

一、 前言
1950 年代初期台灣的主要特徵為何？近年來，在日本對於該時期為對象的研究有了飛躍性的進步，其中討論 1950 年代初期政軍轉變的松田康博之研究指出，
象徵 1950 年代台灣的關鍵詞即為「改造」與「中央化」1。「改造」一詞指的是自1950 年 8 月到 1952 年 10 月實施的國民黨「大規模黨務改革」2。1950 年 3 月蔣介
石復職總統，7 月組織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當國民黨反省自己失去大陸之原因而決心另起爐灶進行改革之際，「改造」一詞象徴性地代表了 1950 年代初期政治軍事方面重新編組的情況。另一個關鍵詞「中央化」指「中央性組織與機能等，
因中央政府撤退與移轉而集中於某一個地方」3；實際上，中央政府遷台，將台北
作為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重疊狀態也帶來不少政治社會
上的變動。
由於台灣的 1950 年代以 1949 年 12 月國民黨政府遷台為開始，黨的改造以及中央政府機關陸續遷到臨時首都台北同時進行，因此應該可以用「改造」與「中央化」兩個關鍵詞來形容當時政治軍事上所發生的變動。 但是政治軍事層面之外，
如果要檢討社會文化方面的變化，我們需提到另一個重要關鍵詞：「中國化」4。
在「光復」後只有五年的 1950 年代，台灣社會各方面還需要推行中國化。相對於
研究結果較豐富的「光復」初期5，有關 1950 年代的去殖民與中國化問題還有討論關於國民黨的改造，請參見松田康博的研究。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
。
2
松田康博，
《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頁 27。
3
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頁 252。
4這一點，黃英哲的研究使用「再中國化」一詞，但本稿中筆者選擇使用「中國化」，因為在
此所指的中國化之內涵較為注重於推動國民黨式「黨化中國化」，而其政治中國化之經驗對台灣而言是歷史上從未體驗過的。請參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 年）。
5關於光復初期的研究，請參見黄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創土社，1999）；何義麟，《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
ィクス》（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 年）；丸川哲史，《台湾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と祖国化――二・1

1

的餘地，例如與「光復」初期有何差異、具有何種特徴等等。在此筆者所關注的
是，上述 1950 年代的兩個關鍵詞「改造」、「中央化」對同時代的中國化之影響與關聯性。
雖然 1945 年日本統治時期結束可說是台灣（人）「中國化」（祖國化）的起點，台灣的「中國化」這個問題卻應該放在 1950 年代初期的時代環境裡進行檢討，才會有更深刻地了解，也才能理解 1950 年代特有之時代性，因為該時期的「中國化」
確實與「改造」和「中央化」有很密切的互相關聯而進展。為了檢討 1950 年代台
灣的「中國化」，本文將以五個事例（①文化改造運動、②鄉土教育、③魯迅批判運動、④《國民導報》計劃、⑤ 兩個「文協」）試圖描寫當時台灣的「中國化」
與去殖民化。
對於台灣的中國化，「改造」6與「中央化」到底有何影響呢？本文將從以上五個方面來試圖分析國民黨政府遷台後 1950 年代中國化的一面。

二、 「文化改造運動」與教育的黨化
由於大陸時期中央政府之中心文化政策為新生活運動，政府遷台後也有人立
即建議「新生活運動的再推進」。1951 年 1 月 31 日國民黨進行改造之際，曾擔任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總幹事的黄仁霖將一份建議書呈上蔣介石，建議應在台灣重
新展開新生活運動7。結果，雖然新生活運動推行機構沒有重新建立，卻被認為「反共抗俄的全面動員有待展開」、「中央與地方對民衆運動的領導向未能澈底一元化」
之情況下8，一年後彷彿過去新生活運動的新運動由蔣介石領導展開。那就是以反共抗俄與軍事動員為目的，於 1952 年元旦開始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
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是「經濟改造運動」、「社會改造運動」、「文化改造運動」、
9「政治改造運動」之四個「改造」運動 。關於「文化改造運動」的推行，「文化改

二八事件前後の文学運動から》（明石書店，2007 年）。
6
本稿中使用的「改造」不只是指國民黨「大規模黨務改革」的狭義定義，而是指當時包括
在文化、教育、言語方面進行的廣義「改造」。
7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98 次會議紀錄」，6.4-2 類 11/8 號（1951 年 3 月 14 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庫藏史料（黨史館）。
8據「關於一年來民衆運動及訓練工作提請檢討案」之「民衆運動部分」的檢討結論。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80 次會議紀錄」，6.4-2 類 19/10 號，1951 年 8 月 2 日，黨史館。
9
據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會議紀錄，於 1951 年 12 月 28 日第 267 次會議「以由改造促進動員，
從動員完成改造」為目標，發表了「經濟改造運動」、「社會改造運動」、「文化改造運動」、「政治改造運動」各運動的名称及方針。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67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8/7 號，1951 年 12 月 28 日，黨史館。有關「文化改造運動」的概要，請參見林果顯的研究。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台北板橋：稲鄉，2005 年），頁 49-60。
2

造運動實施方案」之中，其目標與推行項目訂定為如下10。
目標：文化改造運動的目標，在於發揚「明禮尚義、雪恥復國」的精神，提高生產建設的科學技術，以振起全民對反共抗俄戰争的敵愾心，養成青年擔
負反共抗俄戰争的新活力。
推行項目：①厲行明禮尚義、雪恥復國之精神教育。
②加強各級學校生產訓練及勞動服務。
③調整各級學校課程，改訂教材，以配合教育改革方案。
④籌組青年反共救國團。
⑤積極倡導文藝改革運動。
⑥編纂中國文化叢書及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⑦創設或恢復重要學會及科學團體成立全國性學術團體聯合會。
總而言之，教育是為了達成文化反攻所需，對軍事動員極為重視。由於蔣介石認為失去大陸的原因為教育文化的失敗11，因此推行項目中明確地重視教育，其項目的一半就與教育有所關聯。以「民族精神教育」與軍事教育之貫徹為中心的
教育「改造」，以 1950 年 6 月「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的制訂為起點12：「生産勞動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文武合一教育」之中，為了推行「民族精神教育」
及「文武合一教育」而制訂「戡亂時期高中以上學校學學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1953 年 4 月），加強三民主義與公民科目，並增設「中國近代史」、「俄
帝中國侵略史」等科目，並規定嚴厲實施高中以上男學生軍事訓練與管理，以及女學生的看護訓練等思想軍事教育13。其實，「文武合一」也意味著學生的國民兵化，列為「文化改造運動」推進項目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也就在 1952 年成立。
關於蔣介石特別重視的「民族精神教育」，他的解釋為如下：什麼是民族的精神教育？這就是我時常所說的，我們「固有的民族德性」教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台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4 年），頁 22。
11
蔣介石，〈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總統近年來關於教育文化的訓示》（台北：台灣省政
府教育廳，1954 年），頁 36-41。
12 綱要內容分為：①關於加強三民主義教育者、②關於失學青年者、③關於修訂各級學校課
程者、④關於獎進學術研究者、⑤關於轉移社會風紀者、⑥關於增進國際教育文化合作者、⑦關於延致専門人材者、⑧關於推進敵後教育工作者、⑨關於準備收復區教育重建者。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正中書局，1957 年），頁 14-15。
13 為了實施「生産労働教育」，1953 年 3 月頒布了「中小學學生實施生産技能訓練辦法大綱」。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5-17。
10

3

育。……以我這幾十年的革命經驗，和這一次的失敗教訓，所反省體會的結果，確認只有四維八德，才真正是我們國家民族命脈之所繫，也只有四維八
德，才是我們反共抗俄、自救救國的唯一精神武器。不僅這四維八德是我們
打擊奸匪的精神武器，就是我們所有的優良傳統文化14。
繼承新生活運動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15，其「文化改造運動」裡面，蔣介石
具體指示了學校實施新生活運動16；為了推行「民族精神教育」，應發展充實過去
新生活運動明訂的方法，就能夠恢復民族固有道徳17，也同時說明其推行方法應以
學校教育為核心而延續到社會教育，用同心圓方式來推行18。
「文化改造運動」顯示了當時的先決問題，就是教化青年服從國家，但教化
的對象不限於青年，而是早在國民學校的階段就已開始。國民學校法第一條規定
國民學校教育的目標為：「注重國民道徳之培養，及身心健康之訓練，並授以生活必須之基本知識技能」，為了達此目標特別重視的是公民教育與國語教育 19。關於
公民教育，教育部普通教育司《自由中國之國民教育》將公民教育解釋為如下：公民教育也可以叫做「政治教育」。這種教育在使兒童或成人了解國家大事及國際情況，使每一個國民，都有愛護民族保衛國家的最大熱忱。同時還要提高國民的政治興趣，使大家都樂於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共同負起推行地方自治的責任，充分發揮民主政治的精神20。
與國語教育一樣被重視的公民教育可說為政治教育，並且國民黨公民教育的
特徴就是結合了「民族固有道徳」。原來，「三民主義教育」（過去稱「黨化教育」）
之思想根基是舊文化，尤其是儒教。接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非常注重傳統文化，他在 1954 年 9 月 27 日總統府孔子誕辰紀念會的演講「孔子學說與革命教育」裡
面解釋如下：

1951 年 11 月 19 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 15 期研究員結業典禮」的訓辭。蔣介石，〈改造教
育與變化氣質〉，《總統近年來關於教育文化的訓示》，頁 44。
15 研討運動綱要草案時，蔣介石直接指示參考「新生活運動綱要與革命實踐運動綱要」。《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75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9/5 號，1952 年 1 月 10 日，黨史館。
16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頁 105。
17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頁 105。
18 對於「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1952 年 5 月 19 日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訂頒「台灣省各級學校
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綱要規定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事項應將「小中學公民訓練課程
標準」之外也要參考「新生活運動綱要之規定」，以及實施原則之一為「先由學校教職員，學生作起，再推之於學生家長及一般社會」。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第三次中國教育年
鑑》，頁 250-251。
19 教育部普通教育司，《自由中國之國民教育》（台北：教育部普通教育司，1954 年）頁 2-3。
20 教育部普通教育司，《自由中國之國民教育》
，頁 3。
14

4

教育與政治之最後目的，即為仁之實現。……仁者愛同胞，愛祖國，其所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能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前仆後繼，視死如歸。……中國古來之真儒者，言救國則能復仇雪恥，言建國則能創業垂統，具有積極進取之精神。孔子學說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今天依然是革命教育的思想淵源，也是最大的精神力量21。
張其昀在此明確的表示，孔子學說依然是中國文化的中心，而「教育與政治之最後目的」就是「仁之實現」，塑造能夠「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國民。從張
其昀言辭裡能夠看出注重儒教的國民黨教育觀之內涵；保護傳統文化的目的以外，
儒教的重要性來自教化國民為了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復國」的神聖使命不惜獻出生命。張其昀在任教育部長期間，網羅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四書原文 3 萬 3
千字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於 1954 年制訂為師範學校的必修科目，自 1956 年開始作為中等學校以上國文教材22。其措施即為實現蔣介石 1952 年〈整理文化遺産與
改進民族習性〉中指示的「使將來經書整理重編以後，亦應視為專門學科」、「應該23
以經書為我們文化的基本材料」 。蔣命令「民族習性」的「改造」，以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作為學校必修科目，代表了以傳統主義為基礎而進行的國民黨式教育「改造」。

三、 中國化教育的一面――鄉土教育、民族意識
1950 年代之中國化，在學校方面以反共教育與傳統教育為中心的「文化改造」―黨化―來進行，是 1949 年中央政府遷台後逐漸明顯化的現象。另一方面，教育
方面的「改造」中，配合「祖國化」的需要於 1950 年代出現的還有「鄉土教育」。
其次，我們以「鄉土教育」為例，來看教育當局如何試圖達到中國化的教育「改造」。
1950 年代，鄉土教育被視為台灣「祖國化」的一環，是為了達成中國化目標所提倡。其科目的設計者是台灣省編譯館裁撤後，於 1947 年 7 月成立的「台灣省
政府教育廳編審委員會」中擔任編纂的姜琦；此外，我們從該會 1950 年出版的《台張其昀，〈孔子學說與革命教育〉，《中央日報》，1954 年 9 月 29 日，第 3 版。
張其昀，
〈民國 43 年之教育學術與文化〉，張其昀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張其昀先生文集
第 19 冊文教類（4）》（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國史館、中國文化大學，1989 年），
頁 8371。
23 1952 年 6 月 3 日，蔣介石發表了「整理文化遺産與改進民族習性」而指示了民衆應如何學經書而根絕惡習。其中，蔣介石明確指出了「應該以經書為我們文化的基本材料」所以「最緊要的還是激發學者以遺棄民族固有文化為恥的心理為第一義」，以後「使之貫通經義，以加
強民族文化的功用，和提高革命建國的效率」。蔣介石，〈整理文化遺産與改進民族習性〉，《總統近年來關於教育文化的訓示》，頁 52-61。
21
22

5灣鄉土教育論》，分析因中國化的需要而出現的鄉土教育。
姜琦是西洋教育學的專家，因曾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與台灣省編譯館擔任過編纂，而編譯館裁撤後在編審委員會繼任教育行政，可說為是一位最瞭解戰後初期台灣教育行政之人物24。他主張將「日本的台灣」改造為「中國的台灣」。
而當時中國化教育是以鄉土教育為媒介，開始灌輸中國人認同。
關於鄉土教育的具體目的，姜琦在《台灣鄉土教育論》的自序如此陳述：
日本之所以能夠統治台灣五十年，其重大的原因就是在於她當時能夠把全部
國民學校教育辦理得很好的緣故。再就當時所有國民學校用教科書之內容而論，它無一步發揮其鄉土教育之精神，使全部國民學校教育都成為「台灣鄉土化」。……但是當時所謂的「台灣鄉土」一語，頗含有「日本底台灣」之意
味；因此，當時所施行的鄉土教育之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於要把所有台灣人
民都造成為「歷史的日本人」；並且它祇有「要造成歷史的日本人」這種淺近的教育作用，並沒有廣義的鄉土教育上所謂「人類的世界人」那種遠大的教
育理想了25。
一直從事編纂台灣教科書工作的姜琦，又明確地說明在「光復」初期使用的《台灣省國民學校暫用國語課本》本來就「以鄉土教育的觀念」來編纂的。例如，
為了培養以中國人為主的台灣人意識，《暫用國語課本》將以第一課「台灣人」、
第二課「中國人」按序排列來達到讓學生們能夠自然地體會民族意識之目的26。
1

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你是台灣人
他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台灣人

2

中國人
我們的祖宗
是福建人 是廣東人
福建人 廣東人 台灣人
都是中國人

其理論構架按照「鄉土教育的基本原理」，以使台灣人認識自我為來自福建與
廣東（客家人的祖籍地）移民之中國人而培養出祖國愛。但後來發覺台灣學校裡姜琦（1886−1951），字伯韓，浙江溫州永嘉人。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並明治大學。回國後任浙江省第十師範學校校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1925 年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
任曁南大學校長。1930 年至 1934 年任大廈大學教授、安徽省立大學文學院院長、湖北省立教育學院院長、福建省統一師範校長、廈門大學校長。抗戰期間任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專任委員、参事，並任西北聨合大學、浙江大學、社會教育學院、中央大學等校教授。1945 年任台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参議兼台灣省編譯館編纂。1951 年 10 月 1 日病逝於台北。其著書有《西洋教育史大綱》、《教育哲學》、《中國國民道徳原論》等。胡建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
史料彙編 第二十七輯》（台北新店：國史館，2004 年），頁 211-212。
25 姜琦，《台灣鄉土教育論》（台北：台灣書店，1950 年），頁 2-4。
26 根據筆者收藏的《小學國語課本》，1945 年在台灣出版，發行地等詳細不明。
24

6

亦有「來自內地其他各省份之兒童」與「山地兒童」，所以對他們一律稱「我們的祖宗是福建和廣東來的台灣人」也有語病。為了打破狭隘的地域觀念，姜琦即建
議學校應該一律教「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底祖宗都是炎黄子孫」27。
《暫用國語課本》後來被國立編譯館審査的「國定本」代替，可是國定本根本就不適合國語能力與内地學生有差距的的台灣學生，尤其是「山地兒童」差距更大。1950 年代初期，有關台灣國民學校使用的教科書意見分歧，對立為兩派：一派是「一切課本都必須特殊化，概以鄉土教材為中心，完全地重新改編」，另外一派是「一切課本應該仍舊襲用《國定本》，不過隨時適應社會上所有實際需要之情形而可以插入些有關於台灣省地方或鄉土教材，以資補充而已」。為了整合其兩
派的意見，姜琦主張：「編審委員會有鑒及此，擬博採社會上各界人士底輿論，並折衷前面所述的那兩大派底教育主張」，「還遵照教育部頒布《各省市搜集或編選
地方教材辦法》及根據現代的最新教育學說上所有關於鄉土教育之一般的原理及真意真目的乃至實施方法等」，「供作一般實地編輯一切正式課本或補充教材之根
據」28。
對於鄉土教育的方法，姜琦說明教材的範囲不限於鄉土之地理、歷史、理科
的三領域，應該以社會、經濟、政治、宗教、藝術等之全方面選材。有關這一點，他舉教育部「各省市搜集或編選地方教材辦法」的下列規定作為參考。
編輯地方教材，應以鄉土社會及自然為中心。小學適用之地方教材，應根據部頒《小學常識科課程標準教材大綱》所規定鄉土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
政治、文化、警衛各項，分別編輯，其選材標準如下29：①足以代表本鄉土之特質者。
②與社會有重大關係者。
③抗戰建國有重大關係者。
④與生活有密接關係者。
⑤有關教養衛最重要之部分者。
上列五種選材標準中，姜琦將第 3 項「抗戰建國有重大關係者」為「在今日的台灣省鄉土教育上，仍可作為選材之重要的標準」。他解釋的理由為如下：
許多先烈和鄉賢為了抵抗暴日軍閥底侵略，……其犧牲生命和財產之數量比之內地各省份抗戰八年間所犧牲者，祇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這等發揚民族精神之忠烈的事蹟，在今日的台灣鄉土教育上，也應當盡量搜集，編為教材，

姜琦，《台灣鄉土教育論》，頁 2-10。
姜琦，《台灣鄉土教育論》，頁 19-20。
29 姜琦，《台灣鄉土教育論》，頁 37-38。
27
28

7

以示後輩。復次，今日的台灣是反共抗俄之堡壘，也就是我民族復興之根拠
地；因此，她底鄉土教育上所需要的教材應當不背中央政府既定的政策，在上列的五種選材標準之外，另添上「與反共抗俄有重大關係者」一種標準30。
由鄉土教育來培養中國人認同的方法得到了教育當局的肯定，卻因為中國學
制不准設獨立的「鄉土科」，教育廳沒規定鄉土科為獨立科，所以姜琦擬定了「台灣省地方教材大綱及要目草案」，並提起「一般教科書之外，應當另編輯些有關鄉
土教育之補充教材」。姜琦提倡鄉土教育後，教育部 1950 年制訂的「初中地理教學綱要」也規定了學生學習活動應從鄉土教育開始31；台灣各地也紛紛編輯使用鄉
土教材，不過，停留在補充教材的定位就無法使它更為普遍且延續性地實施。
即使鄉土教育沒設為正式科目，台灣鄉土教育構想之需要仍反映出經過殖民
統治的歷史特殊性。台灣之鄉土性應從政府現實的需要來看出其價値，如政府遷台後的 1950 年以來歷年 8 月 27 日訂定為鄭成功誕辰紀念日即為一例32。在「反清復明」的口號之下，在台灣對抗清朝的鄭成功成為國民黨推行台灣史的最重要研究
題目，所有的教育目標歸結於昔日的「反清復明」，也就是今日「反共復國」國策。
為了灌輸中國人意識，台灣學生的祖籍調査也發揮了「民族精神教育」的效果。1954 年 7 月統計表示：福建省籍 741,885 人、廣東省籍 162,131 人、其他省籍
3,844 人、省籍不明 5,403 人33，祖籍調査的結果利於從血統上証明「血濃於水」，
推進中國人認同。可說 1950 年代教育「改造」的另一個特徵就是以鄉土教育來推
行中國化教育。

四、 反共為主的中國化之開展與「魯迅總批判」
1950 年代台灣中國化的主要方向，不只是傳統主義，還包括反共主義。為了推行黨化＝反共為主的中國化之「文化改造運動」，一項批判魯迅運動等著展開，
因為倡導反傳統、反儒教、反國民黨的中國作家與知識分子當中，被國民黨最忌
諱的人物就是魯迅。接下來，我們從批判魯迅運動來看 1950 年代反共為主的中國
化當中的一個具體實例。
雖然魯迅已在 1936 年去世，他仍然在 1950 年代台灣之反共為主的中國化開
展之際，再次被政府當局抹殺，成為禁忌化的存在。黄英哲的研究披露，本來戰姜琦，《台灣鄉土教育論》，頁 38-39。
劉禹輪，〈鄉土教材的實施〉，《中國論壇》第 2 巻第 9 期（1976 年 8 月），頁 40。
32 由於鄭成功的誕辰日按西曆來算即為 8 月 27 日，1950 年 8 月 17 日台灣省政府通知各縣市以後
訂定該日為鄭成功誕辰紀念日而每年舉行鄭氏誕生紀念會。
《台灣新生報》，1950 年 8 月 18 日，6版。
33 程光裕，〈民族精神教育〉，教育與文化社編，《中國教育學術與文化》（台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55 年），頁 83。
30
31

8

後初期台灣之中國化構想，由陳儀聘請許壽裳為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引進魯迅思
想而展開台灣「新五四運動」，可是二二八事件後許壽裳被暗殺，使得魯迅思想傳34
播受到挫折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民黨政府禁止出版魯迅的著作，
傳播魯迅的負面印象，刻意地造成反魯迅風潮35。
1950 年代的反共．中國化，似乎以當時在台灣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台灣新生報》副刊上所展開的「魯迅總批判」為開端36。1950 年 9 月，新生副刊三次刊
登強烈攻撃魯迅的文章〈我來解剖魯迅〉，其作者太史公在這一連串的文章裡如此
痛罵了魯迅：
魯迅，這個個性乖僻，心胸狹窄，氣量小得像一粒灰塵的頑固而又偏見的老顛子，在中國文壇上，倒的確瘋魔過不少年輕人。……一般人對魯迅，都以他是聊不起的，而且高超不凡，不肯與世同流合污的。這種看法，却正好上了魯迅的當，實實在在，魯迅是一個矯揉造作，故弄清高，人世間最好名，
最虛偽，最勢力的一個東西。……魯迅一生所寫的文章，都是極盡其刻薄，謾罵，虛偽，和挑撥之能事的，……。魯迅的心目中，總以為他所吸收的空
氣不自由，除了左傾，除了他自己，一切都是不合適的，這更證明了魯迅這個人的獨裁和專制。……魯迅一向左傾，他的話真是說到左傾的骨子裡去的。……像這樣人，文章再寫得漂亮，又有什麼用呢37？
以自己「親眼看到」的「證據」，太史公主張魯迅是個性乖僻而且經常欺騙人
家的一個人。太史公說，魯迅缺乏道徳觀念「雖免不無影響他文學上的成就」，所
以應重新評價魯迅來清算他曾經在大陸使許多青年們送上「鐵幕」之路一事。可是，雖在魯迅書籍被禁的白色恐怖情況下，對太史公的主張也引起了一些讀者的反對。一名讀者柳垂青投書寫道：「魯迅是作家，文藝創作目的，是反映現實，以激社會同情」、「當年的魯迅和目前共黨的暴行，完全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
然此文出現，太史公即強烈批評柳垂青為「中了頗深的魯迅的毒」之「魯迅的崇拜者」，又展開了更激烈的攻撃38。
太史公的文章發表以後，「新生副刊」陸續刊登了包括太史公的 4 篇批判魯迅
黄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頁 52-130。
根據陳芳明的見解，政府遷台後的反魯迅風潮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也未見，在世界各國
魯迅研究中亦屬罕見。陳芳明，〈台湾における魯迅〉，中島利郎編，《台湾新文学と魯迅》（東方書店，1997 年），頁 23。
36 彭瑞金，中島利郎、澤井律之譯，《台湾新文学運動四〇年》（東方書店，2005 年），頁 54。
37 太史公，〈我來解剖魯迅〉（一），
《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7 日，第 8 版；太史公，〈我來解剖魯迅〉（二），《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8 日，第 8 版；太史公，〈我來解剖魯迅〉（三），《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12 日，第 8 版。
38 太史公，〈我憑什麼解剖魯迅？――兼答柳垂青先生來函〉，《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15日，第 8 版。太史公，〈魯迅是千古罪人――答柳垂青的來函〉，《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16 日，第 8 版。
34
35

9

的文章，一連串攻擊魯迅的文章又引發了更多讀者的反應39。擔任副刊主編的馮放
民40，自 1949 年 12 月為了回應此一魯迅批判引起的風波，10 月 3 日刊登了〈關于解剖魯迅答讀者〉一文，並說明他為何在「新生副刊」上刊登這些批判魯迅的文章。馮放民說明刊登太史公的第一篇文章的理由為：一、魯迅的作品含有頗濃的
毒素，在台灣不能容許這些毒素的滋長。二、對于一個作家的衡量，除了他的作
品外，其作家的人格也應值得注意的。三、分析魯迅的作品之際，應該認識魯迅
的言行並不合一。根據這三點理由，他主張刊登批評魯迅文章的正當性和意義：
自從本刊登出太史公先生的幾篇解剖魯迅的文章之後，在台灣的文壇上，確實鼓起了不少的波浪，雖然對于太史公先生之解剖文章，毀譽參半，但這一運動，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無論如何，這是值得欣幸的！……我們認為肅
清魯迅的餘毒在近日是相當重要的，魯迅的思想和作品是完全代表共產黨，（不管他已經死去，絕不能以蓋棺論定來替他辯護而原恕他的）而共匪在中國，是成了一個毒素，那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在台灣，我們來消共匪或左傾
思想的毒，那絕對是正確的41。
不過，為何「新生副刊」上面突然又陸續出現這一串連批判魯迅的文章呢？
其理由可以在於馮放民的上列說明裡找到；文章中，馮將「魯迅總批判」稱為「這一運動」，其意圖可能是在台灣展開「這一運動」，即以魯迅肅清運動來正式推展
反共．中國化。我們也不能否認太史公的首篇文章亦是為了發動「這一運動」而
寫的。由於馮放民身為「新生副刊」主編，亦擔任領導反共文藝運動的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這一事實就暗示我們其發動肅清魯迅的「這一運動」，不是偶然性地，而是計劃性地。
結果，「新生副刊」刊登的批判魯迅文章自 9 月 7 日的首篇開始至 10 月 14 日
的最後一篇，在 38 日中共有 22 日刊登相關文章42，其規模確實是合乎馮放民所形
伊文，〈魯迅不是好人〉，《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25 日，第 8 版；辛海天，〈我和魯迅在廈大――證明他是一個陰謀家〉（上），《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28 日，第 8 版；辛海天，〈我
和魯迅在廈大――証明他是一個陰謀家〉（下），《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30 日，第 8 版；
太史公，
〈再抽魯迅一鞭子――兼論冷静的文藝正義感〉（上），1950 年 9 月 29 日，第 8 版；
太史公，
〈再抽魯迅一鞭子――兼論冷静的文藝正義感〉（下），《台灣新生報》，1950 年 9 月 30
日，第 8 版；南柏文，〈也談魯迅――根據魯迅傳而寫〉（一），
《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1
日，第 8 版；南柏文，〈也談魯迅――根據魯迅傳而寫〉（二），《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2日，第 8 版；南柏文，〈也談魯迅――根據魯迅傳而寫〉（三），《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3日，第 8 版。
40 馮放民（1919−？）：江西省九江人，復旦大學經濟系卒業，歷任中國文藝協會理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中華民國筆會執行委員等。彭瑞金，中島利郎、澤井律之譯，《台湾新文学運動四〇年》，頁 318。
41 編者，〈關于解剖魯迅答讀者〉，《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3 日，第 8 版。底線為筆者所加。
42 10 月 4 日以後的文章如下：南柏文，〈也談魯迅〉（四），《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1 日，
第 8 版；班生，〈魯迅雜文的毒素〉，《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5 日，第 8 版；班生，
〈魯
39

10

容的「運動」。此次魯迅總批判可稱為 1950 年代台灣「反共文學」、「戰闘文學」
之序幕。反共．中國化，除嚴禁魯迅書刊之外，從徹底醜化排斥魯迅著手；此後，除了批評他以外，有關魯迅的文章一直到 1987 年解嚴皆不容許存在43。

五、 推行中國化而消失的可能性――未實現的《國民導報》計畫1950 年代初期的中國化即所謂反共．中國化。在此過程中，因反共的名義而
消失了許多可能性，其中一例為簡體字問題。蔣介石在大陸時期也肯定推行簡體
字的重要性，1950 年代台灣再次燃起的整理國字爭論時也又表明「簡體字之提倡
甚為必要」，明確地指出其推行的重要性44。然而，因中共 1956 年公布「漢字改革方案」，文字的整理與改革在反共的名義下就無法實現45。
該時期文字改革的可能性，也有因為文字大衆化有利於反共動員而主張推行的路線，例如由政府主辦發行日文報紙的可能性。事實上，日文報紙《軍民導報》
就是利用日文有助於達到反共宣傳與動員之目的而發行的46。雖然報紙雜誌的日文版早在 1946 年就被廢止，卻因反共宣傳的必要，政府自 1950 年開始發行日文《軍民導報》。過去研究尚未徹底討論日文報紙《軍民導報》停刊後的措施 47，然而，有鑑於反共宣傳與台籍住民的需要，亦有繼承《軍民導報》的《國民導報》發行
計畫。關於其詳細內容，我們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來探討。
1950 年 6 月 1 日創刊的日文報紙《軍民導報》是國防部總政治部委託而附在
迅雜文的毒素〉（下），《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6 日，第 8 版；劉治郁，〈幾個關于魯迅的小故事〉，《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7 日，第 8 版；林儀，〈我也來談魯迅的筆名〉
，
《台
灣新生報》
，1950 年 10 月 8 日，第 8 版；方雪純，〈我談《批評魯迅》〉，《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11 日，第 8 版；太史公，〈答思想幼稚病者〉（上），《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12日，第 8 版；太史公，〈答思想幼稚病者〉（下），《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13 日，第 8 版；
丹氓，
〈魯迅小說燃犀譚〉（上），《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0 月 14 日，第 8 版。
43 在臺灣，解嚴兩年後的 1989 年才能夠出版《魯迅全集》。中島利郎編，《台湾新文学と魯迅》，
頁 224。
44 據 19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7 次總動員運動會報的紀錄，蔣介石明確指示了「布告是給一般
民衆看的，其款式與文字，均應力求通俗，又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中央委員會秘書處
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彙編》，頁 471。）羅家倫也寫道，該會報中蔣介石的發言為「為教育，為大衆的便利，在國家的立場上，簡體字是很有用處的。私是贊成，有提倡的必要」、「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羅家倫，《簡體字運動》（台北：中央文物
供應社，1954 年），頁 5、45。
45 雖然教育部 1954 年成立了「簡體字研究委員會」，卻受到了保守派的反對以及 1956 年共産黨早就公布之「漢字簡化方案」的影響，國民黨在台灣無法實施文字改革。請參見菅野敦志，〈台湾における「簡体字論争」――国民党の「未完の文字改革」とその行方〉，《日本台湾学
会報》第 6 號（2004 年 5 月），頁 66-92。
46 國防部總政治部的《軍民導報》，當初是附在《台灣新生報》等其他報紙來發行的。1950
年 6 月 1 日創刊時為隔日發行，自 1950 年 8 月改為日刊，同年 12 月改為獨立發行。
47 有關戰後初期台灣日語媒體的變遷，請參見何義麟的研究。何義麟，〈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台湾‧韓国‧沖縄
で日本語は何をしたのか――言語支配のもたらすもの》（三元社，2007 年），頁 58-83。
11《台灣新生報》發行，自 1950 年 12 月 1 日起改為獨立發行48。但因《軍民導報》
內容以反共宣傳為中心並缺乏農民真正需要的農業技術及改善生活等實用資訊，
美國新聞處處長許伯樂（Robert Sheeks）以提供台灣農民所需要的農業及生活資訊為目的，將日中對照報紙《農民報》的發行計畫傳達給農復會49。為了此案，國民黨政府籌備組織「農民報籌備委員會」，也檢討獨自發行日文《農民報》的可能性
50。該會議中決議，日中對照報應限於該報紙51，並且國防部總政治部蔣經國，也
提出了該部將《軍民導報》交給中央改造委員會而創辦《農民報》的建議，關於對組織、經費方面加以更多討論52。
後來，討論的議題涉及到報紙名稱，雖有《農民報》、《農民日報》或者繼承
《軍民導報》名稱等案53，但在 1951 年 11 月 28 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48 次會議
上，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發表了新名稱：《國民導報》54。關於《國民導報》計劃與其概要，第四組的報告要點為如下：《軍民導報》自同年 12 月 1 日起獨立發行，但因經費上的負擔太重，台灣新
生報社向國防部總政治部請求自 1951 年 8 月起改為自主發行。因經費不足該部也
不願繼續發行，宣告停刊計畫並向第四組打聽了是否有移管業務的可能性，由於《軍民導報》歷年的每日發行量有 1 萬餘份，而日文報紙對台胞有甚大的宣傳效
果，第四組主張「兹反共抗俄建設台灣宣傳正須加強之時，該報似不宜遽予停刊，
以免熟諳日文之台胞精神食糧忽告中斷，似應予以接辦，並應擴充版面充實內容，獨立發行推廣銷路使能漸求自給自足」55。
第四組擬定具體版面構想，主張以充實內容、擴大銷路、達到資本自立化為目標，並表示「《國民導報》文字逐漸增加國文56。期於二年內使不諳國文之台胞
能閱讀國文報紙而該報使命達成，可告停刊」。反共宣傳之外，該報的使命為應有助於台灣住民的國語學習，並預期兩年內得到其效果。
48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50 次會議紀錄」，6.4-2 類 6/10 號，1950 年 11 月 18 日，黨史館。

此後，屬於農業復興委員會的該報定名為《豐年》，於 1951 年 7 月 15 日發刊。有關許伯樂與《豐年》雜誌，請參見鍾博，〈豐年雜誌命名由來及其發展〉，《傳記文學》第 64 卷第 5 期（1994 年 5 月）
，頁 78 - 84。
50 其名單為：蕭自成、郭澄、谷正綱、黄少谷、蔣夢麟、蔣經國、連震東、倪文亜、徐柏園、
楊繼曾、陳尚文、任顯羣、陳舜畊、馬有岳。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77 次會議紀錄」，
6.4-2 類 19/7 號，1951 年 7 月 30 日，黨史館。
51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64 次會議紀錄」，6.4-2 類 18 號，1951 年 7 月 2 日，黨史館。
52 當初也考慮轉用《中華日報》北部版。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77 次會議紀錄」，
6.4-2 類 19/7 號，1951 年 7 月 30 日，黨史館。
53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77 次會議紀錄」，6.4-2 類 19/7 號，1951 年 7 月 30 日，黨
史館。
54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48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6/8 號，1951 年 11 月 28 日，黨
史館。
55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48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6/8 號，1951 年 11 月 28 日，黨
史館。
56 在會議中報告的詳細版面為如下：第 1 版、報頭及國內要聞，第 2 版、國際要聞，第 3 版、
省市新聞，第 4 版、副刊及讀者服務欄。
49

12

第四組的計畫轉送給「宣傳業務小組」研究，討論實際方法之後，該組將宣
傳業務小組第 10 次會議的結果於次月 12 月 17 日第 260 次會議中如此報告：軍民導報自發行以來，已日銷壹萬餘份，對於不諳國文之台胞，確有貢獻。
如無困難自應繼續發行，惟該報即以種種困難不能維持，并已於十二月一日
暫行停刊，如再繼續單獨發行，實屬不易實現，故復刊之議勢不能不暫作罷
論，惟為適應不諳國文之台胞閱讀需要起見，應另行設法應用其他日文刊物，
以利國策政令之宣傳應照復國防部總政治部并報告中央改造委員會57。
宣傳業務小組的名單未露，但因該小組如此決定與報告，致使《國民導報》
計畫突然宣告中斷。關於「應用其他日文刊物」一案，也有人主張利用當時進口
台灣的東京《内外時報》58來代替《國民導報》59；然而，《内外時報》的內容屬於娛樂刊物之類，雖可滿足民眾娛樂方面的需要，卻絕對無法滿足台灣知識分子的需要60。
《軍民導報》的停刊與《國民導報》計畫的中斷，表面上是以經費困難為理由，然其真正的理由似不只在此。實際上，對於《軍民導報》、《豐年》以外的出
版物是否利用日文，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容自 1951 年 6 月 11 日至 7
月 16 日於《國語日報》上六次發表反對意見，似乎有頗大的影響61。在《軍民導報》發刊一年後所發表的文章裡，何容寫道：「我們現在反對在台灣出日本報」62，
明確地主張反對日文報紙，同時認為政府應貫徹禁用日文政策。值得注目的是，何容在《國語日報》上發表的意見經過中央改造委員會討論後，該會決定了「對
必要之宣傳文字另有決議外，政府文公告不得使用日文」63。雖第四組對《國民導「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60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7/10 號，1951 年 12 月 17 日，黨
史館。
58 華僑經營的《内外時報》因主辦人的反共立場使得國民黨許可進口台灣。何義麟，〈戦後台
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頁 75。
59「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64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8/4 號，1951 年 12 月 24 日，
黨史館。
60 何義麟，〈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頁 76。
61 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1），《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2 期），1951
年 6 月 11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2），《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3 期），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3），《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4 期），1951 年 6 月 25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4），《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5 期），1951 年 7 月 2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5），《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6 期），1951 年
7 月 9 日，第 3 版；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6），《國語日報》（「語文乙刊」
第 137 期），1951 年 7 月 16 日，第 3 版。
62 何容，〈台灣現在還是不應該用日文日語〉（2），《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133 期），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3 版。
63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09 次會議紀錄」，6.4-2 類 22/9 號，1951 年 9 月 19 日，黨
史館。
57

13

報》計畫較為積極，卻因受何容的反對意見，黨對於發行日文報似不得不採取否定的態度。結果，繼承《軍民導報》的《國民導報》計畫也在此煙消雲散了。
一時以反共宣傳與動員民眾為目的而發行的《軍民導報》，藉由《國民導報》
的新名稱而繼續辦理日文報的計畫，在排斥日文、促進中國化的台灣社會「改造」
之下未能實現。由於繼承《軍民導報》副刊上之日文文藝空間的《國民導報》受
到挫折，致使只會以日文來表達感情思想的台灣人失去了一個自我表現的空間，
也在當時民族主義語言政策下，又失去了一個可能性。

六、 兩個「文協」與台灣文化協進會
上面所檢討的四個例子皆是與「改造」有關聯的中國化。其次，我們應討論與另外一個關鍵詞「中央化」有關的兩個例子：兩個「文協」與台灣文化協進會。
將「全國性」文化團體遷台與重新組織為「文化改造運動」推進項目之一，此為以「中央化」進行中國化之典型。隨著國民黨來台的大陸籍知識分子，在中華民
國臨時首都的台北紛紛成立了各種文化團體，掌握了文化方面的主導權。
其中擁有最大影響力的文藝團體為 1950 年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主席陳紀瀅
於該會成立的 1950 年 5 月 4 日，在紀念文章中表示：「中國文藝協會今天在台灣
成立，使我容易記起抗戰時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和在重慶時
的一切情景」64，然而，異於為了抗日跨越政治立場、團結文藝界人士的大陸時期「文協」，台灣的「文協」是以反共為唯一目的而組織。
然而，中央政府遷台，許多冠名「中國」的組織陸續成立，致使「台灣」冠名的團體地位大幅降低。以「中國」冠名的團體在政府保護下擴大活動範圍之際，
由於以「台灣」冠名的團體與機構所負責的地理範圍限制於台灣地區，其地位也
自然地成為在所謂「全中國」團體的下層組織。例如，曾經為了台灣的文化建設
而成立並於戰後初期擁有最大規模之台灣文化協進會，也於 1950 年代逐漸消失了
影響力。
台灣文化協進會曾在《台灣文化》上傳播魯迅思想一事扮了重要的角色，卻
二二八事件後縮小了活動範圍。關於該會，曾任台灣文化協進會理事長的游彌堅，於 1950 年 4 月 16 日《台灣新生報》上發表的〈展開台灣的文化工作〉裡面給予
如此的評價：
本省已有一個文化協進會的組織，一個民間團體，過去曾為溝通台灣與祖國
文化的交流盡了甚大的努力。該會不時舉辦各種展覽會，講習會，比賽會和陳紀瀅，〈感慨而不悲哀――祝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台灣新生報》，1950 年 5 月 4 日，第
9 版。
64

14

專題講演等活動，藉使專家們將其心得公開發表，但是這個運動祇是提高文
化風氣的開端，談不上大的收穫。今日文化人士大多苦於自己生活問題不能
解決，……必定要有一個或多個規模甚完備的組織，網羅所有人才，畀以工
作和生活的崗位，各人始能安心工作。……政府尤須根據其立國精神妥訂文化政策，從事指導65。
上面文章中，我們應注意的是游彌堅將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成績評為「祇是提高文化風氣的開端，談不上大的收穫」。該會的活動因二二八事件受到了打撃，1949
年《台灣文化》停刊導致停頓；次年游彌堅發表的文章中，他號召設立支援文藝
界人士的一個新機構，在此半個月後的 1950 年 5 月成立的新團體就是中國文藝協會。游彌堅曾經被視為「半山」勢力中之領導人物之一，但二二八事件後他逐漸
失去了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影響力。台灣文化協進會也於 1955 年改名為「台灣省文化協進會」，自 1956 年創辦了以學術性內容為中心的《台灣研究》而再次展開該
會的活動，但似與游彌堅失去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樣，該雜誌的停刊自然帶來了該
會活動停止66。雖然身為「半官半民」的文化團體，卻在戰後初期以發刊《台灣文化》介紹魯迅，對台灣文化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其所謂「文協」的命脈也在此結束了。最後，在戰後初期指稱台灣（省）文化協進會的「文協」一詞，1950 年以後就轉換了主體，變成為單獨指中國文藝協會的簡稱67。

七、 結論關於 1950 年代初期台灣之中國化，文化方面的「改造」與國民黨遷台的「中央化」對其究竟有何影響與意義？本文在一開始所提的這個問題，或可總括為如
下：首先，文化方面的「改造」具代表性的是國民黨實施的「文化改造運動」，其內容是以反共教育與傳統思想教育為中心的「中國化」；即為了應付戰争動員的需要，重視公民教育，並以民族固有道徳作為根據所教導的自我犠牲精神。其次，為了進行「去日本化／去殖民化」而達到「中國化」的目的，教育「改造」展開
了台灣的鄉土教育。此外，與光復初期傳播魯迅思想的傾向相反，《台灣新生報》
上面所展開的魯迅批判運動徹底地批判魯迅，對社會明確傳達否定魯迅與左派文游彌堅，〈展開台灣的文化工作〉，《台灣新生報》，1950 年 4 月 16 日，第 6 版。底線為筆者
所加。
66 許雪姫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頁 1077-1078。
67 例如，按 1950 年 12 月 6 日《台灣新生報》的記載，第五屆全省美術展覧會中得到「文協奨」的幾名得獎者紛紛向中國文藝協會聯絡，卻自稱「文協」的該會不知其事而被困惑。後來才發現，其「文協」即不是「中國文藝協會」而是「台灣文化協進會」，報道則指出「一樣《文協》卻是兩家」。
《台灣新生報》，1950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
65

15

學的立場，這可說為 1950 年代「文化改造」的典型事例。另一方面，例如在排除日文日語的「中國化」方針下未能實現的《國民導報》計劃，代表了當時去殖民
化文化「改造」的限制與現實。
但對台灣的「中國化」而言，比「改造」有更深遠影響的是「中央化」。如本來指稱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文協」一詞，後來成為中國文藝協會的簡稱。台灣不
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而是位於中國之中心，對此後台灣的文化趨勢帶來頗大的衝擊。
在文化、學術方面，來自中國大陸保有傳統中國知識與技藝的人材大批流入，可說是國民黨遷台所帶來之中國化意外的果實。但另外一方面，如擁有 52 名委員的
中國文藝協會美術委員會中，台灣籍委員只有 2 名一事，顯示中央化之下的中國化造成了台灣文化界人事結構中的「台灣」邊緣化68。雖然中央政府遷台與在台灣
成立中央機關在當時被視為反攻大陸前的臨時措施，但台灣被定位為全中國的中心而不是全中國的一個地區，反而造成台灣的「邊緣化」。
總而言之，「改造」給予「中國化」之影響為排除共產思想，批判魯迅，以及清除日本時代的歷史意識與日語日文等等，這些並非否定台灣本身的存在意義，而是試圖排除日本的影響以強力推行去殖民化的過程；但在政府無法實現反攻大
陸的情況下，台灣已無法代表台灣本身而應該代表全中國，「中央化」下「中國化」
的進展，使得台灣的文化組織與台籍文化人喪失原有的中心地位。
「中央化」確實
導致了台灣「邊緣化」的結果，但更主要的是，台灣（人）的「邊緣化」讓台籍
文化人感受到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自己似乎無法握有主導權。這正是與光復初期
不同，1950 年代初期台灣「中國化」問題所具有的時代性。

該兩名為：廖繼春、陳慧坤。黄才郎，〈細水長流――50 年代台灣美術發展中的民間畫會〉，
林葆華執行編輯，《長流：50 年代台灣美術發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3 年）
，頁 6。
68

16

附記
本稿原以日文發表（菅野敦志，〈1950 年代初期台湾の中国化――「改造」と「中央化」の影響を中心に〉，《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0 号，2008 年 5 月，頁 17−38），
之後將原文摘要改寫為中文，並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的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2012 年 4 月 26-28 日）。修改中文過程中，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林果顯老師的協助。

i

作者簡歷
菅野 敦志 Atsushi SUGANO學

歷

早稻田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現職

日本名櫻大學國際學群上級副教授

研究領域

台灣現代史

官方網頁

https://www.meio-u.ac.jp/research/scholars/suganoatsushi/

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18 年 5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清水麗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助理編輯：魏偉修

逸瑩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May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May 1, 2018 Vol. 2 No.5

http://jeast.ioc.u-tokyo.ac.jp/

Sinoc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in 1950s Taiwan:
Focusing on Reorgan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