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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1 卷第 5 號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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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李登輝時期日台關係之轉變：
日華・日台雙重結構之遺產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論文
前言

1

日華斷交及日台管道的改變2馬樹禮時期的對日工作

7

在邁向李登輝時代的變動之中

12

結論

14

 附記

ⅰ

 作者簡歷

ⅱ

摘要1972 年日華斷交之前，擔負日華關係主要的政治外交管道，並未因斷交而結
束其角色，而是轉型爲半官方的管道支持著之後的日台實務關係。此半官方管道並不僅僅是蔣介石時期的遺產，不如説是以馬樹禮為中心的對日工作，在蔣經國之下重新整合，但依舊善用蔣介石牌而形成的管道。再者，蔣經國時期的對外政
策，一方面加强台灣爲了生存的現實面，另一方面仍然維持著國共内戰的外交思維。這個蔣經國時期對外政策的特徵，也影響到對日工作的形成。
之後對日政策在李登輝時期雖然在李登輝主導下重組，但是在李登輝成為新的日台關係的象徵之前，仍然延續了過去的日華關係的作法。

IAbstract

Befor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ROC broke off in 1972, Japan-ROC
relations were primarily focused on political diplomacy. Official break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did not terminat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 pragmatic relations were maintained
through a semi-formal channel. Rather than considering this semi-formal channel as
Chiang Kai-shek’s legacy, it’s more appropriate to consider this as a product of Ma
Su-li’s Japan policy that integrates new and old leverages under Chiang Ching-kuo’s
new regime. Ching Ching-kuo’s foreign policy contained both elements of thepragmatics of Taiwan’s survival as well as diplomatic ideals inherited from the Chinese
Civil War.
With change in leadership, President Lee Teng-hui reshaped Taiwan’s Japan policy
but prior to its accomplishment, the semi-formal channel employed during Chiang
Ching-kuo’s remained in operation.

II蔣經國・李登輝時期日台關係之轉變：
日華・日台雙重結構之遺產
清水麗（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任副教授）

一、 前言戰後日本與台灣的關係1，是在歷經過殖民統治的日台關係之後，又加上戰前
以來的日本與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而成為一個相互重疊的雙重結構之
下持續推進2。1972 年 9 月日華斷交後，斷絕了外交關係的日本與台灣，不僅在經濟、貿易及文化等層面仍維持著充分的實質關係，透過擁有領事機能之務實關係維持機構的設立，以及議員管道的運用，也建立起能夠務實處理政治外交問題、支持這些關係的架構。
如此運用非官方、半官方管道，與相關部門進行務實溝通的作法，對於具有外交關係的兩國而言，雖然有時會造成摩擦或障礙，但有時也是解決問題的重要
關鍵；尤其在斷交後的半官方日台關係之間，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72 年以前，
於日華雙方的執政黨之間所成立的這些管道，彌補了官方管道的不足。那麼 72 年
以後這些管道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中華民國台灣化」3將賦予日華．「日台」
的雙重結構何等含意？
根據這個問題意識，本文將以日華斷交後四十年的前二十年為中心，針對 72
年的日華斷交，以及斷交後一點一滴建立起的日台務實關係，對雙重結構的轉變
和持續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初步的考察。具體課題如下：第一，以蔣經國體
制下對日管道一元化的摸索為主軸，考察日華．
「日台」在半官方關係之中所具有的含意；第二，檢討這個雙重結構在台灣民主化時期李登輝總統上臺後，有什麼樣的轉變？針對上述這些課題，本文重心主要會擺在台灣對外、對日的政策，除了參閱台灣方面的外交檔案外，也會參閱直至近年出版的各類資料，如相關人士
本文中有關日台關係的部分，當視其為日本與台灣關係的總稱時，將以日台表示之；而當視其為
雙重結構的一部分時，則以加了「 」的「日台」表示之，以示區別。
2
參閱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3參閱若林正丈，《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年）。
1

1

回憶錄或口述記錄等，盼能藉此一窺持續維繫沒有邦交的日台關係，並使其活化
的管道實況。

二、 日華斷交及日台管道的改變（一） 蔣經國體制下的日華斷交
直至視蔣介石為國際威信和反攻大陸之象徵的 1970 年代初期為止，這 20 年
間，蔣經國體系的人事配置逐步推行，待第二把交椅的陳誠行政院院長逝世後，也開始階段性地挺進國防、經濟及外交領域。72 年，當他以行政院院長登上舞台，年事已高的張群等人也跟著蔣介石退下一線，世代交替彷彿理當如此的展開世代，政權的轉移就此進入最後階段。
松田康博曾針對 1971 年美中關係的改善，中華民國所採取的因應對策做過分析，而誠如其論文中所指出的，台灣社會因尼克森訪中而產生動搖，為了掌握社
會的控權，國內開始實施媒體管制，並利用這時間點，著手推動以訴諸立法院增
額選舉的國會改革為首的政治改革，進而鞏固強化蔣經國的權力基礎4。至於人事方面，雖然具體提拔了台灣出身者，以及被譽為「青年才俊」的年輕人，但外交部長卻再度任用沈昌煥，在對美的不信任中「堅忍」而行，有意採取更為務實的外交政策5。
這般外交政策的調整，從 1971 年後半開始出現問題的台灣與塞內加爾的外交關係就可以看到，台灣與塞內加爾於 72 年 3 月斷交後，以保留部分外交特權的形式，採取了留下商務代表處等因應對策。在國內，一方面強調「反共抗俄」的教條式論調，以維護「動員戡亂」制度的穩固；在國際間，則迴避所謂「一個中國」
或是「兩個中國」的問題，改行較為彈性的、務實的（實際）外交模式，表面上不稱中華民國，不惜以幾乎絲毫無法自字面上察覺是否為外交機構的名稱取代之6。
1972 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院長後的外交政策，乃是在對與中國建交的各國的苦衷有某程度的理解下，表明了「我們決不要因為這些國家與我們斷絕邦交，有關台灣對於 71 年、78 年前後之美中關係改善的因應態度，以及國內政治改革的關係，請參閱
松田康博，〈米中接近と台湾〉，増田弘編，《ニクソン訪中と冷戦構造の変容》（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以及松田康博，〈米中国交正常化に対する台湾の内部政策決定―情報統制の継続と政治改革の停滞―〉，加茂具樹、飯田将史、神保謙編，《中国改革開放への転換 「一九七八年」
を越えて》（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 年）
。
5
參閱拙稿，
〈1970 年代の台湾の外交政策に関する一考察―外交と内政と中台関係の相互作用―〉，《東アジア地域研究》，第 6 號（1999 年 7 月）。
6參閱王文隆，〈蔣經國院長與中華民國外交（1972—1978）〉，《傳記文學》，第 92 卷第 1 期（548號）（2008 年 1 月）。
4

2我們就與他斷絕往來，這個政策我們要放棄！」的立場7。從這重要的時機，可以看出台灣一方面貫徹強硬的態度，同時也打算「平靜」接受這事實，將日華斷交
對國內所造成的衝擊減輕到最小8。在至 1960 年代為止的日華關係的特徵是「象徵性友好，實質性脆弱」9，在這個背景之下，與日本經濟關係的深淺，以及因新領導人而竄起的台灣國內保守勢力的影響等，也抑制了極端的政策變更和強硬的措施10。
另一方面，日本在田中角榮首相的領導下，急遽發展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
對台的外交活動則是大平外相為人所知的「訣別外交」11。日本所期許的日台關係處理方式，並非接受來自台灣的報復性處置，而是「完善維護實質關係」，「避免日台關係破局」12。
根據 8 月 11 日的外交部〈日本問題工作小組會議紀錄〉13所述，這段期間台灣方面僅下達提出強硬抗議聲明的指示。相較於採取針對阻止日本轉換政策的措
施進行檢討，不如說已對日本的政策調整呈現半放棄狀態，反而十分謹慎避免因
情報外洩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也在外交部楊西崑次長的領導下，開始秘密籌謀今後的計畫14。
8 月 15 日，劉維德經濟參事會見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橋本恕，針對①華僑居留問題、②民用航空營運問題、③簽證問題、④貿易機構、⑤館產處理、⑥其餘在日財經機構、⑦民間方式之分期付款采購案件、⑧優惠關稅、⑨在華日僑及
投資、⑩日美關係、⑪閉舘問題、⑫宇山大使一事等善後對策，探詢對方的想法。
鈕乃聖公使確認劉參事得到的回覆內容是法眼晉作次官與大平外相同意之事後，
為了防止資訊外洩，甚至沒向彭孟緝大使報告，就讓劉參事拿著信件回國，於 18
日親手交給楊次長15。
而在這之前的 8 月 14 日，由駐日大使館送交給外交部的〈駐日大使館應變構
16想〉 ，則提出了日本政府所進行的與中國邦交正常化政策已無法阻止，如果這事〈民國 61 年 6 月 13 日在立法院第一屆第 49 會期口頭施政方針報告（補充說明）〉，蔣經國先生
全集編輯委員會，《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 年），頁 195-202；以及〈民國 61 年 7 月 13 日主持行政院第 1281 次院會指示〉，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蔣經國
先生全集》，第 17 冊，頁 380。
8
參閱拙稿，
〈蒋経国時代初期の対日政策―日台断交を一事例として―〉，《地域研究》，第 17 號（1999 年 3 月）。
9
川島真等人，同前書《日台関係史》，頁 93。
10拙稿，〈蒋経国時代初期の対日政策―日台断交を一事例として―〉，頁 245。
11
有關「訣別外交」的表現，可參閱一外交当局者，〈井尻秀憲《日中国交樹立の政治的背景と評
価》についての一私見〉，《東亜》（1988 年 3 月號），頁 83。
12
田村重信、豊島典雄、小枝義人，《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 年），頁 232。
13
〈本部日本問題工作小組會議紀錄〉，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以下簡稱外交部檔案），《中日斷交
後重要交涉事項》，第一冊，0112-001。
14
同上。
15
〈極祕 駐日大使館經濟參事劉維德於六十一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四時晉見楊次長〉，外交部檔案，《中日斷交後重要交涉事項》，第三冊，012-003。
16〈駐日大使館應變構想〉，外交部檔案，《本部會對中日斷交之應變計畫》，012.1-89003。
73

成真，日本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將難以維持的觀點。同時也表示倘若發生斷交的嚴重事態，駐日大使館在斷交後將及時與日本進行交涉，為了維持經濟文化關係，即便沒有「官」，最少也要讓台灣在日本設置具有「半官」地位的領事機構。
台灣方面考量到斷交後的局勢，接受椎名悅三郎特使的訪台，椎名特使在 9
月 18 日的會談中將田中首相親筆寫給蔣介石的書函交給嚴家淦副總統17。而這次
與椎名一同訪台的亞洲局參事官中江要介形容椎名與蔣經國的會談是「政治人物之間特有的『默契』」，如同走進勸進帳的世界觀似的，「椎名即便日中即將邦交正常化，仍舊談及自民黨內部所做出『維持（日本與台灣的）原有關係』的協議；
而蔣經國在明知日本決意跟台灣斷交，也不責難從日本遠道而來的老前輩政治家，就這麼結束會談」18。
由負責台灣工作的中江要介所提供的這份情報，遽聞是來自中央通訊社社長
魏景蒙透過東京支局長李嘉所取得的情報，並暗中向大平外相報告19。魏景蒙原本
在情報工作和新聞局就相當活躍，也跟蔣經國十分親近。在這份情報中，據說完
全沒有提及日中邦交若正常化，就要扣押日本人財產、禁止飛航，或是不准日本
船隻自由通行台灣海峽等威脅性的字眼。除了自民黨年輕議員所高喊的台灣將秉
持強硬態度的消息，大平外相也得到了來自台灣應該不會採取強硬手段的情報。
在田中即將訪中的最後階段，與日本關係密切的齊世英與梁肅戎20仍持續留在
日本工作。9 月 22 日，他們二人於赤坂王子飯店跟福田赳夫會談。福田在席上致電法眼次官，表示：「在與中共建交的同時，與中華民國維持原有關係一事，不該受法定束縛，這是現實問題」，並於切斷電話後告知：「因為日華兩國關係特殊，即便過去無先例可循，日本也會致力開創新例」21。另外，他也得知陳建中22曾於〈蔣介石總統閣下鈞鑒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 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外交部檔案，《中日斷交後重要交涉事項》。有關椎名悅三郎特使訪台的部分，可參閱石井明，〈日台断交時の『田中親書』をめぐって〉，《社会科学紀要》，第 50 輯（2003 年 12 月）；中江要介，〈椎名悦三
郎・蒋経国会談記録―『中江メモ』〉，《社会科学研究》，第 24 卷第 1 號（2003 年 12 月）；川島真，〈中華民国外交檔案にみる『別れの外交（日華断交）』―椎名悦三郎の訪台を中心に―〉，加茂具樹、飯田将史、神保謙編，《中国改革開放への転換 「一九七八年」を越えて》（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 年）；拙稿，〈蒋経国への権力移行と日華断交〉，《21 世紀アジア学会紀要》，第 5 號（2007
年 3 月）。
18
中江要介，《アジア外交の動と静》（蒼天社出版，2010 年），頁 9-10，以及頁 139-140；中江要介，〈日中正常化と台湾〉，《社会科学研究》，第 24 卷第 1 號（2003 年 12 月），頁 102。筆者在中
文版的補充說明：勸進帳是日本歌舞伎的劇目之一，大意是平安時代末期，源義經與武藏坊辨慶等部屬們為躲避之後成為鎌倉幕府第一任征夷大將軍的源賴朝的追殺，喬裝成山伏(苦行僧)向日本東
北方逃跑，源義經一行到了安宅關時，守將的富樫左衛門已經察覺源義經的存在，卻因為欽佩武藏
坊辨慶護主的忠心，假裝被騙讓源義經一行順利通關。
19
中江要介，前揭書，頁 129-130。
20
齊世英：京都帝國大學留學，曾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立法院，擁有以吉田茂為首的日本政界、
財界的管道。梁肅戎（1920-2004）：明治大學法學博士，曾擔任過雷震及彭明敏的辯護律師，後來成為與黨外人士之間的溝通橋樑，並活用在日本的人脈關係，曾任立法院長、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
等要職。
21〈9 月 23 日 齊世英．梁肅戎 沈昌煥宛書簡〉，同前書《中日斷交後重要交涉事項》。
174

8 月中來日本訪問，向自民黨保守派岸信介及賀屋興宣等人進行遊說，陳是透過到
60 年代為止所建立起的對日管道進行遊說工作。雖然已嘗試透過各種管道進行勸
說，但台灣方面原本就不抱任何期待，而且也已經相當程度的掌握到日本在與中
國的交涉之中將會如何處理與台灣之間的詳盡情報23。接著在 9 月 23 日的行政院
院會中，蔣經國表明應將田中首相的政策與日本人民做區隔，並且下達得持續維持與日本反共民主人民的友誼的指示，為即將來臨的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做好準備
24。

（二） 田中．大平面對「台灣問題」的因應
9 月田中、大平訪中交涉，在台灣歸屬問題上，對於中國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日本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而另一方面則以更進一步的行動來獲取中國的同意，也就是日本藉著在聯合聲明加上「堅持以波茨坦宣言第八條為基準的立場」的文言，間接表明將承襲開羅宣言之中台灣應歸
還給中華民國的立場。就這層意義而言，當時在條約局負責交涉事務的栗山尚一
表示：「日本既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支持『一中一台』。日本所支持的，是在這
個含意下的『一個中國』」，也說明：「在檯面下，中國即便十分不滿卻能夠理解日
本認為台灣不會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這時間點歸還給中國」25。
在完成這個法律措施的同時，田中、大平迴避了將「默契事項」之中提出的
台灣關係問題的內容文字化，並取得中國在日本維持與台灣之間的經濟、文化及貿易關係，以及如設置備忘錄貿易代表處等維持實務關係機構等事宜的同意。獲得中國首肯的大平外相在發表聯合聲明後的記者會上，聲明終止中日和約，而外
務省內部當時沒有出現認為這個作法是有問題的指責26。
日本國內，尤其是自民黨內部存在重視台灣關係且具有相當勢力，田中政權
在結束戰爭結束處置、法律措施，以及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方面，某種意義上達成
了非常微妙的處理。然而在 9 月 28 日主要討論台灣問題的第四次首腦會談中，田中首相表示：「有關日本對台灣所採取的實際措施，均已事先知會中國」，大平外相在交涉過程也表現出「有關日台問題，往後如有發生任何問題，將知會中國」
陳建中：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第 6 組及第 1 組主任、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資政等要職，負責海外工作，也曾在蔣介石、蔣經國底下服務，並於 60 年代開始負責對日工作。
23
參閱拙稿，〈蒋経国への権力移行と日華断交〉。
24〈民國 61 年 9 月 27 日主持行政院第 1292 次院會指示〉，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蔣經國
先生全集》
，第 17 冊，頁 409-410。
25
栗山尚一著，中島琢磨、服部龍二、江藤名保子編，《外交証言録 沖縄返還・日中国交正常化・
日米「密約」》（岩波書店，2001 年），頁 134-136。有關這項解釋，栗山與中江的看法不同。栗山的理論是根據「一個中國」之下合法政府的更替，開羅宣言的「中華民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江則站在不完全繼承的立場，批評採納寫明「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的作法究竟有何意義？
26
中江要介，前揭書，頁 152。
225

的態度27，造成了之後被質疑「不違反日中友好、中日聯合聲明精神的範圍內」處
理台灣問題的狀況。
而對中國方面來說，誠如周恩來首相所說的：「中南半島為首要問題，台灣為次要問題。台灣解放乃是中國國內問題，暫時緩後也無妨」28，重要的是表明台灣問題是中國國內問題的立場，並針對不尋求實際解決手段的部分，與日本達成協議。不過，田中、大平雖然在維持與台灣之間的務實關係上向中國展現了這樣的
態度，但並沒有觸及實際維持中台分裂狀況和美日安保體制的遠東條款的「維持現狀」，可以看出他們有意將台灣納入日中關係的框架內，亦即打算將其視之為「日中關係內的台灣問題」來處理。而這在斷交後與台灣建立關係的過程中，則成了
一大爭議點。

（三） 日台管道的「一元化」
至 1960 年代為止，在蔣介石總統掌控的對日關係主要是由總統府祕書長張群
負責，張群以美國的東亞政策為基礎，擔任包含與重視台灣關係之自民黨保守政
治家們私人交情在內的管道。當日台之間有重大問題發生時，例如由尼龍廠事件
所引起的斷交危機，張群便跳過外交部，直接與日本的駐華大使會談，無論是在
官方或非官方的局面，他都是政府之間最重要的管道29。因為張群是秉持著蔣介石
對他的充分信任，還有日本政經各界領導階層對他的敬重及信賴，從高度的政治立場來處理問題30。
尤其是 1960 年代以後，透過蔣介石—張群系統來處理的對日政策，甚至連外交部長也沒有實質參與。事實上，歷任的駐日大使，如董顯光（1952-56）、張厲生（59-63）、魏道明（64-66），陳之邁（66-69）等都是相當優秀的外交官，然而他們都不是因為與日本關係密切而被派遣，也沒有深入參與對日政策的決策過程。
例如魏道明大使於 63-64 年斷交危機後上任，為了輔佐他在日本的業務，與蔣介石
和張群關係密切的鈕乃聖被派到日本。另外，遽說接任魏道明的陳之邁在赴任當
時，因為處在頂頭上司有蔣介石總統、張群、魏道明外交部長三人的體制之下，
深感到自己在日本工作的困難31。繼陳之邁的後任是彭孟緝，彭孟緝是軍人出身，
並非因為外交經驗和能力才被派往日本，而是他與蔣介石、蔣經國的關係密切，一般認為之所以會派遣屬於張群系統的彭孟緝，是為了進行實質的外交工作。

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曉光編，《記録と考証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 年），頁 69-74。
28
同前注，頁 69。
29
武見敬三，〈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編過程〉，神谷不二編，《北東アジアの均衡と動揺》（慶応通信，1984 年），頁 78-79。
30
黃天才，《中日外交的人與事》（台北：聯經出版，1995 年），頁 185-186。
31
黃天才，前揭書，頁 98。
276

此外，被排除在張群系統之外的邵毓麟32，因為沒能爭取到駐日大使一職，對與張群關係密切的鈕乃聖的批判也非常激烈33。再加上駐外使館沒有統一的體制，
只能算是烏合之眾，駐日大使自然難以成為與日本交涉的中心窗口，實質的重要程度甚至可以用「只不過是打雜跑腿的人而已」來形容34。
蔣經國院長利用斷交的機會，計畫全更動將擔任務實關係維持機構理事等的對日關係人士。亞東關係協會的理事之中，除了辜振甫以外，其餘都是過去擔任對日事務以外的人士35。而首任東京辦事處代表馬樹禮，不僅深受蔣經國的信賴，
在國民黨海外工作的表現上，成績也十分亮眼。因此，就斷交後對於產生動搖之
華僑的因應，以及透過與華僑合作來推展國民外交的意義來看，他的確足以勝任。
而馬樹禮受到提拔，不僅是自蔣介石從 60 年代起便循序漸進將政權轉移至蔣介石到蔣經國的措施的一部分，更代表著對日政策的重心已從總統府核心的蔣介石—
張群系統，轉移到蔣經國系統下重組。

三、 馬樹禮時期的對日工作（一） 航線問題的解決及半官方關係的建立
面對 1970 年代初期相繼遭遇的斷外，蔣經國所推行的實質外交的本質，已逐
漸轉變成以維持實質關係為優先，不過度去爭奪形式上「唯一合法政府」、「正統政府」。反倒在中台關係的終局方面，即便將來的情況仍有可能產生變化，短期內仍是「對中共絕不妥協，將抗爭到底」，並「打破中共對台的孤立策略」。換言之，
這項「作爲內戰延長的外交」是將實質外交或外交上採取彈性的作法在國內取得
正當化的理論。
因受到中日航空協定簽訂的波及，1973 年 2 月，日台的航線逐漸成為問題36。
當時日台之間有國泰航空、西北航空，以及大韓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營運航線；
其中中華航空及日本航空的載客量就占了整體旅客人數的一半。以中日友好協會
會長身分訪日的廖承志向日本表示台灣問題無法避免後，日本便要求台灣配合更改中華航空的名稱、委託日方代理日本當地的檢修業務和櫃檯業務、飛機機身上邵毓麟（1909-1984）：曾到日本留學，在外交部擔任過駐橫濱總領事、情報司司長等職務。49年擔任首任駐韓大使，表現十分活躍，但本人想成為駐日大使的希望卻落空。
33〈陶希聖報告世局演變等〉，國史館所藏，《蔣經國總統檔案》（005000000618A）。
34
司馬文武，《為國民黨的外交下半旗》（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86 年），頁 126。
35
黃天才、黃肇珩，《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年），頁 380。
36
有關日台航線問題及日華懇所扮演的角色等，可參閱徐年生，〈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役割に関する研究：1973-1975〉，《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リ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
No.10（2004 年 1 月）
；拙稿，〈日台航空路断絶の政治過程〉，《問題と研究》，第 25 卷 6 號（1996
年 3 月），以及拙稿，〈航空路問題をめぐる日中台関係〉，《筑波大学地域研究》，第 18 號（2000
年）
。
32

7

不得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等事宜，以及希望處理如如調整起降時間等技術性問題。台灣認知這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因此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因此於 74 年 1 月訪中的大平外相不再直接要求台灣更改航空公司名稱或機身上的國旗，而是透過另行表明日本政府立場的方式，尋求中國的諒解，並決意於 4 月簽訂航空協定。
日本當時所表明的立場，是大平外相有關日本對於中華航空公司的名稱與使
用的旗幟的性質認知的談話，當提到中，「日本既不承認台灣飛機機身上的旗幟標
誌即所謂的國旗，也不承認『中華航空公司（台灣）』是代表國家的航空公司」37。
對台灣而言，這個問題早已不是「航權平等」這類技術性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因此表明：「若從政治觀點來看，這是中華民國與中共之間相互鬥爭的問題，我們絕不會與中共妥協」38，並採取了斷航措施。
在台灣表明強硬態度的情況下，不可否認因為日本國內部分主張應保護台灣
權益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以下簡稱為日華懇）的議員與青嵐會議員採取的行動，導致日台航線問題淪為日本國內政治鬥爭的工具。藤尾正行議員（日華懇副會長、青嵐會成員）1 月帶了外務、運輸兩省的提案到來台北直接與蔣經國會談，
確認台灣不會改變強硬態度後，返日後便以此為根據一再強烈反對。因此不透過態度強硬的日華懇議員，而是從新開始重新摸索尋求新管道的大平外相與外務省，便向台灣提出了於 73 年 10 月到馬尼拉與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或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寶樹會談的意見，但台灣拒絕了這個提議39。而蔣經國與外交部的決定，也表明了支持對日管道就只有馬樹禮這條線。
在多間日本航空公司表明開拓航線的強烈期盼下，日本政府雖然急著想復航，但以馬樹禮為中心台灣方面則以：第一，在收回及否定大平外相談話下的復航；第二，以復航為前提，對於日本今後看待日台關係的基本態度取得明確表示
為目的40，對於希望推動以盡快復航的交涉的要求沒有做出回應。
自 1975 年 2 月起，在日華懇議員及鹿內信隆的介紹下，宮澤喜一外相與馬樹
禮代表接觸，日台之間在檯面下達成了有關復航的實質決定41。7 月 1 日的眾議員
外交委員會，宮澤喜一外相在接受秦野章議員的質詢時提及了今後的日台關係，
表示要「互尊互惠，依照國際慣例推動友好交流」；同時，也以「有些國家認為青
天白日旗是國旗，這是包括我國在內的任何人所不可否認的事實」的形式，否定
了大平外相的發言42。對此，台灣表明確認「斷航原因已消失」，並發出同意有關重啟航線的民間協定的政府聲明。台灣透過航線問題讓日本了解，務實關係維持
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 1970－1992 年》（霞山会，
2008 年），
頁 140-141。
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 年 3 月）
，頁 396。以及日本アジア航空株式会社 10 年史編集会議編，《日本アジア航空物語》（日本アジア航空株式会社，1985 年），
頁 48。
39
馬樹禮，〈中日關係史話（一）〉，《中外雜誌》，第 55 卷第 5 期（1994 年 5 月）
，頁 59。
40
馬樹禮，《使日二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年），頁 88。
41
同前注，頁 68-74。
42《第 73 回国会参議院外交委員会会議録》，第 17 號（1975 年 7 月 1 日）
。
37
38

8

機構乃是對台交涉的窗口，台灣的事務並非日中關係的一部分，而得以確保了在解決日台之間的問題時的立場。

（二） 「蔣介石牌」及日華合作維繫
1970 年代初期前的中華民國外交，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以獲得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認為優先，外交政策則是立足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爭奪誰才是
代表中國正統政府的國共內戰的延長線上。根據這個理論所推動的對日外交，得以獲得日本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政府支持的最簡明易懂、最具成效的手段，可以說就是運用「蔣介石牌」43。所謂的「蔣介石恩義論」、「以德報怨」，
在日本代表著：第一，相對於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應當支持台北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第二，相較於在台灣的台灣人的想法或台灣獨立運動，應支持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台灣統治44。
「蔣介石恩義論」、「以德報怨」說，被視為對日戰後處理的精神象徵，並於終戰後也深入台灣，具有安定台灣當地治安、對遣返日本人的再教育、懷柔留
用者，以及將台灣人統合成「中國國民」的作用45。這個理論在之後也給日本政治
人物極大的影響，該理念被視為日華關係的基礎，避免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過於親近46。
另一方面，1960 年代中期，外務省內部也出現了相反的觀點，由於蔣介石三連任、四連任，使得其獨裁體制明確化，外務省內部有聲音認為，在可以預見蔣介石體制的極限的同時，也應該要對台灣及台灣人有所理解47。然而，表面上雖無
法顧及台灣人的立場，但倒是可以從統治方的立場提及社會統合的重要性。日本
的公開發言，以支持「以德報怨」的蔣介石為基礎，50 年代起從岸信介、矢次一
夫和吉田茂等多位議員的言論，以及斷交後日華懇及青嵐會成員向佐藤榮作、福田赳夫所表述的言論，長期延續了下來。
首先，有關在斷交後成立的日華懇的基本活動，藉由參與蔣介石的各項祝賀
儀式或掃墓，明白宣示日華關係的維繫。此外，青嵐會的中尾榮一則以「『以德據說張群向黃天才表示：即便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正統中國」、「傳統中國」，日本人也很難
理解。唯有告訴日本人，戰後有恩於日本的是蔣介石，協助日本復國復興的是蔣介石，蔣介石所領
導的中國，才是「正統中國」，這才是日本人能夠接受的說法。因此，唯一的「王牌」就是蔣介石
總統。（黃天才，前揭書，頁 183-184）。
44〈1972 年 1 月 20 日 總統接見岸信介談話簡要紀錄〉，國史館所藏，《蔣經國總統檔案〈忠勤檔案〉》（005-010206-00072-002）
。
45
深串徹，
〈戦後初期における台湾の政治社会と在台日本人―蒋介石の対日「以徳報怨」方針の受容をめぐって―〉，《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4 號（2012 年 6 月）
，頁 64。
46
川島真，〈戦後日本外交文書における蒋介石像〉（「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 年 11 月），＜http://hdl.handle.net/2115/11307＞。
47
同上。
43

9

報怨』有何不妥，再說日本目前正處於艱困蕭條的狀態，一個人只能從軍隊那裡
領回 2 合米。若說這不是溫情，那甚麼才是溫情？」的發言表示感謝，並針對青
嵐會本身的外交政策方針表明：「今後日中間的務實協定，必定會留意是否有傷
及我國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之間現存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關係」48。
馬樹禮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一九七○年代，一方面是台海兩岸，仍然處在極
端的敵對狀態，反共是我們的最高國策。另一方面，先總統蔣公對日的『四大恩德』（保持了天皇制度、不向日本索賠、迅速遣返日俘日僑、放棄占領而免日本分裂），大家記憶猶新，因此日本之遽與中共建交，不僅是我國朝野上下，一致
憎惡日本政府的忘恩負義，即使日本的有識之士，亦多譴責日本當局的措施不當」。在這般情況下，對日工作的重點在於善用「以德報怨」，「把反共友我的日人，當作我們聯繫爭取的對象」，換言之，就是取得日華合作49。
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日台雙方是以的人際關係建立管道，以議員外交的形式
展開，雖然這個管道，主要是透過個人關係建立而成，但據馬樹禮的回憶錄指出，
除了日華懇的攤尾弘吉、藤尾正行外，與其他議員之間的關係，都是運用駐日代
表處林金莖、楊秋雄、柯振華、蕭昌樂、陳鵬仁、黃興家、詹明星等人、華僑的人脈，與自民黨各派系、民社黨、新自由俱樂部，以及社民連的議員建立關係50。
台灣政府內部雖然對於進行招待外交，強化對日管道一事能沒有辦法充分理解，
不過馬樹禮不僅深得蔣經國的信任，其在黨內歷任要職的經驗和國會議員的身分
也成了重要因素，在透過外交部執行事務性作業卻沒有進展時，他可以直接致電
總統府達成任務，可以說他在直接向蔣經國報告的同時，也漸進式的建立與外交
部之間的合作，推動對日的外交關係。

（三） 建立經濟關係之實質合作
再者，馬樹禮也善用經濟做為擴大並加強與日本合作關係的手段之一。行政
院力行小組當中，因為中國向企業提出「周四條件」，台灣方面也將與中國有經濟貿易關係的日本企業列入「黑名單」，拒絕與其往來。然而日中邦交正常化後，多數日本企業紛紛開始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導致必須從日本購入的物資或出口
日本的商品等問題上遭遇困難，因此面臨降低限制的課題51。

中川一郎等，《青嵐会》（浪漫，1973 年），頁 202。
馬樹禮，前揭書，頁 255-256。
50
同前注，頁 333-336。
51
外交部檔案，《對日政經配合》（031.33-89003）。周四條件是周恩來在 1970 年向前日本眾議員松
村謙三提出繼續中日貿易的四項條件，主要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和支援中華民國與韓國以及在中華民國與韓國投資的企業、以支援美國越戰政策為目的提供武器與彈藥等軍事物資的企業、美國企業子公司或合辦公司進行交易。
48
49

10

外交部積極表明「應全面檢討並加以修正」於斷交前所訂立的對日貿易政策，
經濟部也為了今後的台灣經濟發展，提出積極與有意跟台灣建立經濟貿易關係人
士往來的建言。另一方面，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馬樹禮代表則指出，針對日本對台灣的貿易、投資，應擬定可辨別敵友、慎重挑選對象的辦法，若是讓相關
人士經日華懇等友好團體的推薦而得以獲得許可，將有利於今後對日工作的推行
52。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草案之中，已經準備好包括黑名單的取消甚至折衷案，
力行小組做過具體檢討後，決定將「極度不友好的」日本企業列入黑名單，名單則是以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馬代表所蒐集到的資料為根據，經審查後完成53。
雖說並不清楚這項作業實際實施到哪個時期，不過在 1973 年 12 月 22 日的「實踐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馬樹禮代表表示：「最近本黨中央所做出之政治和經濟
應協調運用的決定，相當有利於對日工作」，並開始審查賀屋興宣、渡邊美智雄
和椎名悅三郎等人介紹的企業，以及審查力行小組所委託的企業，小組至 74 年為止共召開了 4 次會議，而其基本立場便是擴大經由日華懇等友好團體所推薦的關係54。
此外，82 年 2 月，台灣經濟部為了日台貿易失衡的問題，發表了 1533 項對日
限輸的產品。日本對於台灣突如其來的發表甚感驚訝，3 月初透過交流協會表明遺憾，並以書面強烈要求立即撤回該項措施。為了打破溝通不良的局面，日華懇告知交流協會，表示針在對台灣貿易落差提出強硬措詞前，應當事先與日華懇討論。
另一方面，台灣為了推動政治層次的交涉，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於 4 月 8 日訪日，
與馬樹禮代表合作，直至 15 日返台為止的這段期間，錢復次長與攤尾弘吉、長谷
川峻、金丸信、藤尾正行，以及佐藤信二等日華懇議員們懇談後，先與福田赳夫
前總理大臣、之後又在自民黨本部與二階堂進幹事長、竹下登、小淵惠三、中川一郎科學技術廳長官、須之部量三外務省事務次官會談，也和岸信介、中山貞則、
渡邊美智雄大藏大臣、櫻內義雄外務大臣、宮澤喜一內閣官房長官，以及安倍晉
太郎通產大臣等多位重要人士會談55。以馬樹禮代表為首的駐日代表處所建立起的對日管道，似乎完全發揮作用，整體動了起來。
最後，日本派遣「江崎代表團」訪台，總算圓滿解除台灣對日的限輸，並於翌年又派遣了「安西代表團」。如此一來，即便貿易問題並沒有獲得實質的解決，但因雙方認知不足而引發的誤解，導致了來自國內的激烈爭論發展到動搖日台關

〈1973 年 6 月 15 日 馬樹禮發外交部電〉，外交部檔案，《對日政經配合》。
〈行政院力行小組五人委員會第一五○次會議〉（1973 年 11 月 27 日），外交部檔案，
《對日政經
配合》。
54
遽聞航線問題後，日華懇會長攤尾弘吉曾下達指示，嚴格禁止參加日華懇會的國會議員向台灣
要求任何經貿關係的特權。黃自進訪問，簡佳慧紀錄，《林金莖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201。
55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82-198。
52
53

11

係的狀況，因為善用了半官方管道而達成政治解決，可以說是一個相關事務的具體案例。
錢復根據這次的經驗指出：「由於日本或其他國家媒體經常刊登日本為取悅
中共，在外交、政治、經濟上採取對我國不利措施的報導，引起我全國同胞的不滿和憤慨，使中日關係蒙上不利的陰影」56。新聞局在媒體工作與對日宣傳工作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卻也碰到了極大的障礙。80 年前往日本赴任的新聞局
的張超英認為，跟日本媒體建立多方面關係乃是一大課題57。張超英運用個人的人
際關係，雖然重新建立了與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等之間的關係，但在這之中如何
長年以來維持深厚關係的產經新聞之間取得平衡，卻非易事58。

四、 在邁向李登輝時代的變動之中（一） 重建管道的摸索蔣經國總統於 1988 年逝世，副總統李登輝升任總統，台灣國內的民主化、對
外活動、對中活動不僅著連鎖反應，本身也出現有了極大的改變。國際社會如何
看待和應對台灣在國際空間所推行的活動，成為了一個重大問題。在這之中，自72 年起歷任外交部長、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總統府祕書長，在外交上的發言非
常有力的沈昌煥，因 88 年蘇聯貿易訪問團風波遭到解職，之後轉任總統府資政；
在對日外交上難以忽視其存在的張群在 90 年逝世；接著是從新加坡大使轉任駐日代表處的蔣經國次男蔣孝武為了養病而離任。
李登輝在這時間點上，於 91 年 4 月獲得內政部長許水德的首肯，讓許水德以
形式上的降調的方式轉任駐日代表，而得以派遣會日語、能與日本各界直接建立
管道的人選赴日出任駐日代表59。6 月 29 日，許水德成為第一位本省籍駐日代表，
在眾人的期待下前往東京赴任60。在這之後，如林金莖（1993-96）和莊銘耀（1996-2000）等擅長日語的人士相繼被任命為駐日代表，他們基本上是直屬總統推動對日政策。尤其於許水德時期，除了以往在國民黨和自民黨之間所建立的管
道外，仍有必要開拓新的管道。
許水德一面想辦法彌補與日華懇之間的嫌隙，一面與社會黨土井多賀子、渡邊美智雄（當時的外相），以及宮澤派議員們建立關係，於檯面下重新建構與日
錢復，前揭書，頁 198-199。
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坂井臣之助監譯，《国際広報官 張超英》
（まどか出版，2008 年），
頁 145-146。
58
同前注。
59
許水德，《全力以赴：許水德喜壽之回憶錄》（台北：商周出版，2008 年），頁 006-007。
60
許水德，前揭書，頁 157。
56
57

12

本之間官方、非官方的管道61。93 年 2 月，錢復外交部長順利訪日，也順利與福田赳夫前首相等重要人士進行會談；到 94 年底為止，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93.6)、總
統府秘書長蔣彥士、考試院長邱創煥、立法院長劉松藩、交通部長劉兆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經濟部長江丙坤的訪日也陸續實現；日本的「五五年體制」於
93 年夏天崩解，連立政權成立後，雙方的「高層接觸」增加，日台關係的實質也
開始出現變化62。
因 91 年李登輝訪日風波，與藤尾正行和佐藤信二等日華懇「老關係」之間所
引起的爭執63，則顯示出不同以往為感念蔣介石「以德報怨」之恩的關係變化。之後，日華懇改組成超黨派的「日華議員懇親會」，依舊定期進行訪台活動，從純粹象徵日華關係的管道轉變為，即便歷經日本和台灣的政權交替，還是得以持續
維持機能的管道。

（二） 李登輝的對日工作
李登輝政權在國際空間的活動，以及跟中國關係的發展，如同「車的兩個輪子」，必須同時轉動64。如果將務實外交（Pragmatic Diplomacy）的推行和中台關
係狀態視為兩支軸，藉由務實外交的推行，確保國際對台灣及台灣問題的關注，並以此為保險，與中國進行對等的「對話」，對台灣而言，將是最為理想的狀態。
可是台灣若在國際上遭到孤立，在台灣問題被視為中國國內問題的狀態下，就會
單方面按中國的步調朝「統一」的進程邁進。從這個觀點來看，台灣在國際空間
活動的必要性，可說是李登輝時期的策略。而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李登輝執政下，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開始產生巨大變化的時間點，大約是在 1991 年以後65，正好是許水德以駐日代表的身分前往東京赴任的時期。91
年 7 月，成立了名義上隸屬於外交部的對日工作小組，外交部長錢復擔任召集人，開始針對對日工作的課題等進行檢討66。根據以總統府參議（之後轉任國策顧問）
的身分參與其中的曾永賢表示，這個對日工作小組實際上是由李登輝總統主導，小組並直接向總統報告；雖然也曾提出有關人事、人才培育及情報安全等各項改同前注，頁 165；以及參閱川島真等，前揭書，頁 161-162。
參閱川島真等，前揭書，頁 161-164。
63根據許水德的回憶錄表示，蔣孝武擔任駐日代表時，麻生太郎與許勝發立法委員等人準備成立「親睦會」一事讓日華懇成員非常不滿，而使得李登輝訪日之事破局。
（許水德，前揭書，頁 158-163）
另外，遽聞這也意味著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發跟蔣孝武合作，向辜振甫主導的東亞經濟人會議所發出的挑戰。
（申子佳、張覺明、鄭美倫，《辜振甫傳》［新店：書華出版事業，1994 年］，頁 107）。
64
井尻秀憲編，《中台危機の構造》（勁草書房，1997 年），頁 109-112。
65
李登輝，中嶋嶺雄監譯，《李登輝実録》（産経新聞社，2006 年），頁 63-64。
66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放談錄》（台北：國史館，2009 年），頁 233。
6162

13

革案，但終究淪為形式化67。等到在 80 年代的「江崎代表團」訪台之際積極推動
改善關係的錢復於 96 年卸下外交部長一職後，小組的任務也跟著結束了。
李登輝另一方面運用中嶋嶺雄、戴國煇及彭榮次等人的管道，持續主導對日工作。94 年，再度任用一度離職的張超英擔任空缺的駐日代表處新聞組長，張超英將日本各大報紙等媒體增廣日本對台灣及李登輝的認識，視為自己的課題68，透過徐立德在亞運會時訪日、95 年李登輝訪美、總統選舉、大阪 APEC 等活動，擴
大了日本媒體有關台灣消息的版面，李登輝與辜振甫等人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藉
由這些媒體工作，逐漸形塑出得以取代蔣介石牌的新日台象徵。
自 94 年起，「李登輝」一詞開始在日本雜誌及報紙記事等版面頻繁出現，形塑出在民主化過程之中持續推行政治改革及「憲政改革」等革新的亞洲「強勢領導人」的形象。同時透過 94 年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提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地方的痛苦」等台灣人所處的歷史狀況和現況，並且一方面喚起日本人強烈的共鳴，另一方面則喚起日本人對此長期佯裝漠不關心的責任感69。不僅如此，曾接
受日語教育，擁有部隊經驗的李登輝，也善用自己深受殖民統治影響而把日語做
為母語的經歷、個性和立場，營造出親近感，甚至表明自己所率領的國民黨政權
是「外來政權」，持續推行民主化、台灣化，向日本提出與「台灣的中華民國」
的新連結。「李登輝」的形象，以及由此而形塑成的「親日台灣」形象，取代了
蔣介石牌，用來做為有效連結日台關係的王牌。

五、 結論
蔣經國時期的對外政策，就重視台灣經濟發展、維繫台灣存在的意義來看，雖然具有更為務實的一面，但在長期展望及國內說明上，並無法捨棄立足在國共內戰延長線上的外交立場。斷交後日台關係的前二十年，在前者與後者的持續交
互作用中，遺留下了雙重結構。
透過半官方管道維持務實關係的日台關係，因著政權交替等國內變動而即使
得結構深受影響，但誠如當事人們所指出的，這些管道正是因為人脈支持其活動所建立而成的。伴隨從蔣介石到蔣經國的政權交替而來的對日管道的重組，仍不
得不以日華懇為主軸，靠著蔣介石王牌來建立管道。這樣的日華層級的關係，在雙方在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建立了得以維繫日台間的務實關係，並以務實手段處理問題的環境的意義來看，堪稱為「日台」的支柱。

同前注，頁 234-236。
張超英，前揭書，頁 230-276。
69
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場所の苦しみ、台湾人に生まれた悲哀―台湾紀行
刊朝日》，第 99 卷第 18 號（1994 年 5 月 6 日）
。
67
68

14

街道をゆく〉，《週此外，在對日工作及對日政策的主導權逐步轉移到李登輝的過程中，這個雙
重結構讓「日台」占有重要地位，不單只是帶來了派遣既是本省人又會講日語者
擔任駐日代表的轉變，也創造出能夠取代蔣介石王牌的日台象徵性連結。然而日華的立場是否會因此而成為歷史？這部分將做為筆者今後的課題，做更進一步的
考察。
若說日華．日台雙重結構的遺產，在關係重建時又成為了被承襲下來的重擔，
便有可能再次成為維繫日台關係的重要因素。馬英九於總統選舉前訪日，為了一
掃過去被形塑出的反日形象，意圖藉著造訪和孫文有所因緣之地，加深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以及可以看到中國和台灣藉由善用各種層級來促進關係之際，日本
在雙重結構中與台灣建立關係的歷史和多層次的認知，將是必要且是極有意義的。

15

16

附記
本論文是清水麗，〈蒋経国・李登輝時期の日台関係の変容－日華・日台の二重構造の遺産―〉《問題と研究》，第 41 卷第 3 號，2012 年 7、8、9 月號的中譯稿。
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研究》編輯委員會允許轉載，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的批評與指教。另外，對於在翻譯論文的過程中所發現的錯誤，
已經加以修正。

i

作者簡歷
清水
學

麗
歷

SHIMIZU, Urara
筑波大學大學院博士課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科（博士（國際政治經濟學））現職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任准教授

研究領域

東亞國際政治史、日台政治外交、日中台關係

電子郵件

u-shimizu@ioc.u-tokyo.ac.jp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17 年 12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清水 麗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偉修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December 1, 2017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ecember 1, 2017Vol. 1 No. 5

http://jeast.ioc.u-tokyo.ac.jp/

Change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during Chang
Ching-kuo and Lee Teng-hui Regimes:
Legacies of the Dual Structures of Japan-ROC andJapan-Taiwan Relation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