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2 卷第 1 號

2018 年 1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康寧祥與「黨外」的黎明期：
台灣反對運動之中第二次組黨運動的前夕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論文
前言

1

反對派政治家康寧祥的誕生

5

結論：康寧祥的新「草根性

15

◼ 附記

ⅰ

◼ 作者簡歷

ⅱ

摘要

在民進黨於 1986 年成立之前，台灣的政黨政治史之中，有一群被稱為「黨外」的人士，他們透過選舉與出版雜誌對抗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統治而為人所知。
「黨外」的原意是指國民黨的外部，但根據過去的研究，1970 年代「黨外」人士
與支持者之間逐漸建立了一種「政治團結」，「黨外」被認為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從
一個普通名詞成為政治團體名稱的專有名詞。「黨外」成為專有名詞的時期正是
台灣反對運動的黎明期，而康寧祥對於這個「政治團結」的建立有非常大的貢獻，本文的目的，就是透過近年剛出版且內容十分厚實的康寧祥回憶錄、筆者進行的訪談，分析康寧祥崛起的過程。康寧祥出身於台北的萬華，由於萬華保有著
相當深厚的台灣在地生活文化，使其在成長過程之中培養出其本土性格；康寧祥
沒有加入國民黨，反而因為直接與郭國基等反對派政治人物接觸而培養出出其政
治性格；再加上康寧祥不只是台灣史，甚至國際情勢都可以用台語進行說明，得以建立了新的草根性格。本文將焦點放在獲得這些性格的康寧祥的「身體」，主張康寧祥親身投入 19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期的台北選舉政治時，他的「身體」
成功的扮演了醞釀「政治團結感」的政治觸媒。

I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has provided ample evidence
that prior to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there was a group of"Tangwai" (黨外)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who were opposed to the Kuomintang(KM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s single-party rule through elections and journal
publications.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1970s these activists and theirsupporters strengthened solidarity so that their activity "outside the KMT " became a more
institutionalized group later called "Tangwai"

Using recently-published memoirs andmy own interviews, I explore the rise of Kang Ning-hsiang ( 康 寧 祥 ), who made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In
addition tohighlighting two aspects to explain Kang's rise: (1) his personal upbringing

that took place in the traditional Wanhua district (萬華) of Taipei; and (2) his political
upbringing that was strongly affected by senior opposition politicians such as Koeh Kokki (郭國基), I show that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 Kang acquired an extraordinary ‘grassroot” political persona that allowed him to eloquently discuss, in Taiwanese, various
topics from Taiwanese history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generate mass support. I argue
that in the late 1960s through the early 1970s Kang's political persona played a criticalrole in bringing like-minded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together to establish a formal
opposition party.

II康寧祥與「黨外」的黎明期：
台灣反對運動之中第二次組黨運動的前夕若林正丈(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

黃偉修譯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 前言
康寧祥（1938年〜），是目前台灣最大政黨民主進步黨的前身，也就是當年
被稱為「黨外」的台灣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出生於台北的萬華，現在也
還居住在當地。康寧祥雖然是民進黨最核心的創黨黨員之一，但今天如果討論台灣政治與民進黨時，會立刻想起他的人已經不多了。民進黨成立後，美麗島事件
的受刑人也陸續出獄，並加入民進黨，掌握了黨的主導權，康寧祥因此退出了核心。雖然他因為李登輝總統（1923年出生，1988年～2000擔任總統）的推薦，在1990年代擔任過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監察委員等公職，也在陳水扁（1950年～）政權期間（2000～08年）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等重要職務，
但是民主化完成後才擁有選舉權的年輕的公民之中，又屬於民進黨的支持者，的人對康寧祥的印象似乎也並不深。
但是在台灣的反對運動史上，屬於非國民黨的黨外人士正式結合成為「黨外」的過程之中，康寧祥曾經和後來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黃信介(1928～1999)齊
名，他們的名字也在黨外（普通名詞，意思是國民黨之外、非國民黨）邁向「黨外」（專有名詞）的過程之中成為其代名詞1。換句話說，非國民黨籍的反對派人士組成民進黨的前身「黨外」，等於是明確劃出了與國民黨之間在政治上的界
線，而「黨外」組成的過程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發展，而其開始發展的黎明期是在1969到1977年的期間。
有關台灣的反對運動的發展過程與其狀況相關的先行研究之中，李筱峰對於當時的敘述可以說是先驅，而近年來台灣學界也累積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例如有
1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 年），頁 122。

1

研究針對《自由中國》雜誌批判國民黨一黨獨裁體制的言論與 1960 年中國民主黨
組黨遭遇挫折的過程進行分析2；也有研究根據 1970 年代初期的《大學雜誌》的內
容，分析戰後世代的知識分子的改革言論3；也有研究分析發生在 1979 年底準備組
成所謂「沒有黨名的政黨」卻遭遇挫折的「美麗島事件」，以及之後蓬勃發展的「黨4外雜誌」；也有分析 1980 年代中期民進黨組黨過程的研究5等。但就筆者的觀察，康寧祥過去幾乎可以說被當成是「黨外」的代名詞，有關其政治生涯與在政治史代
表之意義的研究卻相當不足，6而這樣的不足，可能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理解從中國
民主黨組黨失敗到 80 年代之間的台灣反對運動政治史的發展與延續過程。因為之
後的反對勢力的言論、組織、選舉宣傳的模式，應該是在「黨外」的黎明期完成，
可以說這個時期正是所謂「黨外」的政治文化的搖籃期。
這裡所提的反對派，是指在議會政治及其前提的選舉政治的政治體制之中，以各種形式提出反對政府主張的政治勢力。7毫無疑問，反對派的存在不限於民主主
義政治體制的國家，如果從台灣的案例來探討，我們可以歸類出三種類型的反對派8，且他們是依下列順序登上了戰後政治史的舞台。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鄉出版社，
1996 年）。蘇瑞鏘，《戰後台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台北：稻郷出版社，
2005 年）。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台北：前衛出版社，
2008 年）。
3
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台北：四季出版，1979 年）。韋政通，〈三十多年来知識
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歴程―従《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到黨外的民主運動〉，中國論壇
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発展》（台北：聯亞出版社，1989 年），頁 341-380。
廖達琪、秦鳳英，〈知識菁英團體對威權體制民主化的影響―臺灣「大學雜誌社」個案分析〉，《中
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7 巻第 4 期 （1992 年 12 月），頁 43-57。
4
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啓蒙運動：《夏潮》雑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歴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5 年）。彭琳淞，〈黨外雜誌與台灣民主運動〉，胡健國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
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4 年），頁 693-782。蔡盛琦，〈《深耕雜
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5 期（2008 年 3 月）
，頁 159-208。陳煒翰，〈從《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看 1986 年的黨外運動〉，《台灣史學雜誌》第 6 期 （2009 年 6月），頁 151-172。
5
陳信傑，〈民主進歩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分子所扮演的角色〉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6
目前僅有許瑞浩所做的研究，而且其分析對象是以康寧祥為核心的《台灣政論》雜誌(許瑞浩，〈《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
第2期（2002年12月），頁245-296)。這可能是因為除了康寧祥接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陳翠蓮(現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訪談(康寧祥口述、陳翠蓮訪談，《康寧祥先生訪談錄》（霧峰：立法院議政博物館，2010年）)以外，康寧祥本人以往對於發表類似回憶錄等文字紀錄的態度
消極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去年（2013年）年底，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撰的《台灣、打拼 康寧祥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2013年）正式出版，內容非常厚實，可以期待這本回憶錄的出版將
成為今後有關康寧祥的研究越來越豐富的契機，筆者希望本文能成為開啟這個契機的先驅。
7
企圖透過選舉與議會以外的方式以直接突破體制的革命運動雖然也與反對運動有關，不過本文
認為有必要加以區隔。以台灣為例，筆者僅探討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之中與台灣內部的反對運動相關的部分，不將其視為直接討論的對象。
8
可以歸類為威權主義體制或民主主義體制的政治體制之中，也可能存在著不同性質的政黨體
系，也因此反對派的存在條件也有所不同。岸川毅與松本充豐正透過台灣的案例進行這方面研
22A) 禁止其他政黨成立的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下，於議會進行活動的反對派。
B) 承認人民可以自由組成政黨並進行活動，但透過選舉制度使其他政黨取得政權的可能性完全被封鎖的威權主義體制下的在野黨。9C) 複數政黨制可以順利運作的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下的在野黨。10民進黨成立以前的反對派毫無疑問是屬於 A 類型。台灣的威權主義體制的特徵，就是在屬於「領袖獨裁」型的黨國體制，否認國民黨以外的任何獨立政黨進行
政治活動(「黨禁」)。所以如果我們如果將這個時代的反對運動史依時期劃分，以挑戰「黨禁」的在野黨組黨運動(以下簡稱為「組黨運動」)做為指標，應該可以很
容易讓大家理解。1950 年代後半起，外省籍自由主義人士透過《自由中國》雜誌
強烈批判蔣介石政權，本省籍的省議員則透過地方選舉與國民黨對抗，這些人士在1960 年籌組中國民主黨，但因為《自由中國》的主宰者雷震11遭到逮捕下獄(雷震事件)，參加組黨運動的本省籍省議員也遭到了各種壓力，使得這次的嘗試遭到了
挫折。如果我們能將之稱為第一次組黨運動的話，那麼反對派透過發行政論雜誌
《美麗島》的美麗島雜誌社集結黨外人士，準備組成所謂「沒有黨名的政黨」卻遭
到鎮壓，也就是美麗島事件(1979 年)則可以算是第二次組黨運動；相較於 1960 年，
黨外在美麗島事件後迅速的重生，透過成立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黨外編輯作家聯
誼會等組織，最後促成了民進黨組黨的過程，則可以算是第三次組黨運動。
第二次組黨運動受挫後到第三次組黨運動發起的時間其實很短，而且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連續性與延續性，甚至也可以將第三次運動視為第二次的後半段。
相較之下，第一次與第二次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斷層，中國民主黨組黨受挫後，李萬居(1901～1966)、郭國基(1900～1970)、郭雨新(1908～1985)等在地方保有一定的支
持基礎的政治人物雖然仍留在省議會，以省議會為舞台繼續推動一定程度的反對
運動，但反對運動再度活化，足以促成第二次組黨運動的過程，則花費了約 10 年
的歲月。
同時在這 10 年之間，台灣內外的情勢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大家經常提到的究，筆者希望等待其研究成果發表後，再更進一步進行整理。
9台灣戰後政治史上，從 1986 年 9 月「黨外」組成民進黨到 1996 年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成功為止的期間，可以視為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時期。蔣經國雖然接受「黨外」組成民進黨，但直到國會全面改選於 1992 年底完成之前，國會仍然是未改選的國民黨籍的第一屆國會議員佔了壓倒性多數。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將組黨到國會全面改選實現以前的民進黨視為這個分類的反對派。
10
1996～2000 年的民進黨、2000～08 的國民黨、親民黨、08 年以後的民進黨等可以視為 C 類型
的反對派。只是 1991 年底當選後未改選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同一年底進行了國民大
會代表，92 年底進行立法委員的全面改選，雖然總統直接選舉尚未舉行，但這已經使得議會政治
在國政層次開始發揮民主政治的功能，所以我們也可以將 92～96 的民進黨、93 年組成的新黨解釋為這個類型的反對派。
11
以下引用的相關人士的生卒年等相關經歷，主要引用許雪姬總策畫《台灣歷史辭典》、相關人士所屬機關的官方網站、維基百科的記載，因為相當繁雜，所以不再另行加註。

3變化包括有：(1)美中接近導致台灣的中華民國國際地位下滑；(2)蔣經國(1910～88)繼承了蔣介石(1887～1975)的權力；(3)蔣經國開始在中央政府登用台灣省籍的菁英，並且開放了一定程度國會議員選舉(1969 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1972 年與之後
的增額選舉)；(4)推動工業化而促成了都市化，都市化又使得都市民眾增加，同時教育程度提高使得擁有高度發言能力的戰後世代開始站上了社會的舞台12。這四點
的相互連鎖不僅建立了反對運動重新活化的環境，新世代的政治人物也因此開始
活躍於選舉政治，新的反對運動就是由這些新世代的引導而開始發展，出現了新的局面。從結果來看，這可以說是成為了 1977 年縣市長選舉後展開的第二次組黨運
動的助跑階段。
本文是以去年（2013年）正式出版發行的《台灣、打拼 康寧祥回憶錄》（以下略稱為回憶錄）等相關的文獻資料，以及科學研究費專案所進行的訪談紀
錄等為根據13，並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分析康寧祥在「黨外」黎明期崛起所代
表的意義。先行研究之中，蕭阿勤援用了李筱峰對黃信介於1969年增補立法委員
選舉當選立法委員、康寧祥於1972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當選立法委員而開始崛起於全國性政治舞台的過程的分析14，認為在此過程被創造出來的「黨外」這個語
彙，造成了一種「政治的團結感」，而將康寧祥崛起的意義予以定位15。
那麼這個所謂的「政治的團結感」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蕭阿勤並沒有特別對此
加以深入探討，但蕭阿勤曾分析 70 年代的本省籍知識分子與康寧祥等人重新評
價 1920 年代抗日政治社會運動的行動，他認為這個動作成為了台灣戰後世代「回歸現實」思潮的重要結構。筆者曾經基於這樣的論點進一步指出過，這個重新評
價的動作透過了對所謂「台灣人」的族群想像進行的再・再想像16，成為了中華民國體制內對「台灣人」加以「承認與尊重」的族群政治的一面17。
「台湾人」第一
次被「想像」的是 1929 年抗日政治社會運動之中面對日本這個殖民地國家所進行
的創造過程；第二次是到戰後的二二八事件為止面對中華民國的創造過程；第三次就是 1970 年代的「再・再想像」18。
本文以 70 年代族群政治的發展背景為考量，將康寧祥作為觀察的焦點，嘗試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第五章。
平成 24 年度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B））
「台灣政治中的反對黨的誕生：國際體制・孤立國家・市民社會與民族主義(台湾政治における反対党の誕生：国際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研究代表：若林正丈）。本論文引用的四個訪談紀錄分別為：康寧祥①(2012 年
11 月 3 日，於台北市國賓飯店)、康寧祥②(2013 年 3 月 4 日，於台北市亞太民主發展基金會)、李筱峰(2012 年 11 月 3 日，於台北市台北教育大學)、吳密察(2013 年 3 月 16 日，於台北市溫州街
「婆裟館子」)，以下分別略稱為康寧祥訪談①、康寧祥訪談②、李筱峰訪談、吳密察訪談。
14李筱峰，前揭書，頁 122。
15
蕭阿勤，《重構台灣 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2012 年），頁 177。
16
若林正丈，《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年）。本書
152 頁的「再・再創造」是作者誤植。
17
若林，前揭書，頁 152。
18
若林，前揭書，第一章。
12
13

4

對蕭阿勤提出的「政治的團結感」之內涵進行初步的分析。康寧祥於 1960 年代起
投入反對政治運動，由於他的「身體」帶著戰後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19之中屬於
本省人的台灣性（Taiwaneseness），因此本報告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台灣的中華
民國當時正不斷的面臨著對外危機，康寧祥因為其台灣性所產生的個人魅力，成功扮演了促使反對運動支持者在這樣的國際情勢下重新想像台灣性的觸媒。也因為
康寧祥成功的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的參與使得「黨外」獲得了動力，進而讓「政治團結感」這個又重又大的齒輪開始回轉。換句話說，我們可以主張，促使台灣的
反對運動的政治認同開始明確化的過程(也就是促使「黨外」形成，並使其成為一個固有名詞而受到認知)之中，康寧祥扮演了觸媒的重要角色。
康寧祥屬於行動派，他雖然對於透過文字來感動人心、促使人們採取行動的文
人並非完全沒有憧憬，但當時政府對政治自由想有相當大的限制，在這樣的狀況下，
康寧祥選擇了成為一個面對風險直接向大眾演講，並且毫不倦怠的與許多人見面，透過談話促使人們採取行動的政治人物。而台灣話成為了成為他的重要道具，筆者
特別注意到這個部分，因此使用了「身體」這個名詞。
本報告首先將整理康寧祥成為反對派政治人物之前的經歷，以確認他是如何
培養其「身體」所擁有的台灣性。並也將分析他是如何使用他的「身體」投入反對運動。
另外也要在此說明，本報告無論是資料或分析方法仍然需要加強。除了有關台灣反對運動的研究狀況以外，筆者本身在分析公開資料與訪談相關人士的作業方
面也仍然有所不足。同時國民黨政府情治機關方面的資料與美國駐台機關的報告等相關資訊，仍然處於無法完整閱覽的狀態。特別是目前必須仰賴康寧祥本人對於
其在選舉過程進行的具體活動內容所做的回憶，而包括選舉演說的音源與影像等
可以直接探討康寧祥的「身體」的資料，目前尚未完全被發現20。
但可以確定的是，康寧祥應該是目前台灣政治史研究領域之中，需要以各種角度進行分析的一個重要人物。

二、

反對派政治家康寧祥的誕生（一） 成長台灣仍然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 1938 年，康寧祥出生於台北市萬華(艋舺)的堀筆者將此視為：戰後台灣國家與台灣的本土社會之間的關係存在著遷佔者國家的性質。若林，
前揭書，第二章。
20
筆者掌握到最早的資料，是康寧祥在1983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的演講音源（吳三連台灣史料
基金會藏，錄音帶編號013443A與B）。
195江町一帶。當時屬於「台北市六十四町」之一的堀江町，位於縱貫鐵路萬華站的後街一帶，也就是現在的雙園區的一部分21，大約是目前的艋舺大道、汀洲路、中華路、西藏路、萬大路之間的區域，當地原本有一條新店溪溢流進來的小河道，被稱為是「無尾港」，「無尾港」後來漸漸淤塞，高玉樹市府時期沿著河道築溝加蓋，成為了現在的三元街與西藏路；在此之前河道圍成的淺灘邊緣逐漸形成近萬人的「堀江町」22。
康寧祥的父親康振福(？～1975)出生於桃園縣的小農家，年輕時到台北，在日
本人經營的「藤田製果」當學徒，學習製作煎餅與餅乾，結婚後搬到堀江町自己開
店，餅店的經營走上軌道後，他的許多親戚也陸續搬到當地投靠他23。
日治時代的「城內」是屬於統治階層的日本人聚集、居住的地區。相較於「城內」，萬華從清朝開始就是與黃信介出身的大稻埕並列為台灣人所聚集、居住的地
區，所以也成為了像康振福這樣從鄉下移居都市以求生活的人首先所聚集的地區。
所以雖然萬華距離代表著外來統治者的中樞建築「台灣總督府(戰後的中華民國總
統府)」徒步約 20、30 分左右，但這個地區卻成為了使用台灣話(福佬話)、充滿濃厚台灣式特色的生活圈，而且這樣的生活也延續到戰後。雖然萬華的居民並不是說完全沒有靠經商而發財的人，從康振福這樣獲得小小成功的人，我們也可以看到，
當時萬華的社會也反映出台灣社會整體的經濟成長與希望往上爬的社會流動性，
但整體來說，在康寧祥的成長期，萬華大致是屬於勞動者與小商人的生活圈、「市
24
井小民」的地區 。
康寧祥在 1945 年 4 月進入了離家不遠的堀江國民小學校（後來的雙園國小）就讀，但因為日本宣布投降，台灣歸為中華民國統治，使得康寧祥在幾個月內經歷到使用的官方語言的轉變。中學時就讀樹林中學，必須搭乘火車跨越淡水河通學，
後來因為文字獄遭到逮捕的知名作家郭衣洞(筆名柏楊，1920～2008)也在該校擔任歷史老師25。康寧祥高中聯考失利後曾短時間在父親的餅店幫忙，後來接受建議進
入了私立延平中學補習學校就讀，和當時著名的無黨籍政治人物郭國基的二兒子
郭蓋世成為同學，也因為這樣的關係，認識了當時因為進行政治活動而常常待在台
北的郭國基，經常聽郭國基談當時的體驗26。郭國基雖然在康寧祥踏入政界之後沒
多久就過世(1970 年 5 月)27，但對從事反對運動的康寧祥來說，郭國基可以說是最親近的大前輩。
康寧祥家的隔壁鄰居，就是在日治時期曾因為參加社會運動而下獄的台灣史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修訂一版）》（台北：群學出版，2010 年），頁 284-287。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22-23。
23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16。
24
李筱峰訪談。
25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33。
26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41-42。
27
謝欣純，《郭國基與戰後台灣地方自治》（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歴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 201。
21
22

6

學家、童話作家的王詩琅（1908−1984），兩家之間只隔著一條窄巷。台灣的學生對
台灣史開始關心的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間，王詩琅被譽為是台灣史的活字典28，而康寧祥在高中時常常聽王詩琅談論包括台灣的風土事物與日治時期的歷史，
特別是有關 1920 年代的政治社會運動與相關人士的各種話題29。
延平補校畢業後，康寧祥考上了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公共行政系，後來在政治領域與康寧祥一起行動的黃信介也是該學院的校友，該校在康寧祥畢業的那年升格
為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退伍後，他放棄原本想要前往日本留學的想法開始找工作，
最後進入了國營的中國石油擔任加油站的工人，幾年後晉升為班長，負責指揮現場業務30。如果考慮到康寧祥之後展現的口才、在外很願意照顧人的性格與行動力，
他在大學在學或服兵役期間應該會被邀請加入國民黨，但康寧祥沒有入黨，所以即使他進入了國營企業，但非國民黨員的他最多也只能晉升到這個層級。

（二） 反對派政治家康寧祥的誕生
1967 年，中華民國「臨時」首都的台北市從台灣省省轄市升格為與台灣省同
級的院轄市，由行政院直轄，同時台北市長也與台灣省主席一樣，從民選改為行政
院任命；台北市議員的任期原本在 1967 年屆滿，因為升格而延長了兩年的任期，
於 1969 年秋天改選。由於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市議員的學歷資格也限制為最少
要高中畢業，這給予了康寧祥一個機會。
1950 年以來台灣實施了各種地方公職選舉，雖然投票狀況會因為各地區的屬
性而有所不同，但無論國民黨如何深入經營地方，也依然會有 15～20％的選票不願意投給國民黨候選人31。
「堀江町」在萬華地區也屬於這種傾向非常明確的地區，在戰後的歷屆台北市議員選舉都有許多「無黨無派」的候選人當選。康振福的鄰居
常常聚集在康振福的餅店的一樓客廳談論時政，康寧祥就是這樣聽著許多長輩討論台北的政治與許多政治人物的事情下成長，因為耳濡目染，成年後也非常積極的
陳述自己的意見32。
而康寧祥獲得的機會，就是「堀江町」選出的台北市議會議員周得福因為學歷
不合規定，無法參選 1969 年的選舉。康寧祥有鄰居參與無黨派陣營的選舉活動，因為康寧祥辯才無礙，又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也沒有加入國民黨，因此遊說康寧祥
參選33。
28

吳密察訪談紀錄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27-29。
30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44-49。
31
顏志榮，《光復後臺籍民選精英政治反對之研究(一九四五-一九六九)》（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頁 142。
32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32。
33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49。
297

康寧祥當時已經 30 歲，不僅父親反對參選，他自己也非常猶豫，不過最後還是決定參選34。我們可以推測，康寧祥希望以反對派政治人物的身分參選的想法，
可能是從法商學院在學期間開始萌芽，理由是康寧祥在這段期間學習了以台灣話
討論政治與歷史語彙，也自我訓練進行政治主題的演講。前面提及他與郭國基相識
後，常常聽郭國基談論日治時期的經驗與戰後的選舉政治；於延平補校在學期間也
幫郭國基發選舉傳單35。郭國基在選舉時以台灣話說的許多口號36，而這些口號蘊含著對外來政權統治感到的不公與歷史的悲哀的感覺，日後也成為了膾炙人口的台灣話諺語。我們可以推測康寧祥可能是早在此時就有所感受。
康寧祥在高中時開始和隔壁鄰居的王詩琅談論台灣史，從兩個人所屬的世代
來看，這些對話應該也是以台灣話進行。由於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連溫卿等
歷史人物的名字、事蹟都沒有被列入當時政府公定的教科書，雖然之後也閱讀了葉
榮鐘等人的作品37，但日後投入選舉時經常提及這些話題的康寧祥，其實首先是透
過台灣話學習、了解這些台灣史的知識。
再來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法商學院二年級時的某一天，康振福叫康寧祥念《聯合報》的社論給他聽，但康寧祥沒辦法用台灣話念使用了許多現代政治用語的
中文文章，父親很失望的說：「已經讀到大學，卻連報紙都沒辦法念」，而將康寧祥帶到一位住在龍山寺附近，名為張國財的漢學家所辦的私塾，讓他入塾學習，康寧
祥就是在這邊花了約兩年的時間學習如何將中文寫成的《三字經》到四書五經用台灣話朗讀38。康寧祥就讀延平補校時，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得時(1909～1999)正好在該校兼任，俗語說台灣話是只有口語但沒有辦法以文章表現的「有話無文」，
可是康寧祥聽到黃得時以台灣話朗讀中國古典名著時，感覺到其實並不是那麼一
回事39。加上康寧祥自己也非常努力鍛鍊用台灣話演講的能力，躲在棉被裡聽 BBC、VOA、NHK 等廣播的台灣話新聞，學會了國際時事用語的台灣話發音。郭國基擔
任省議員期間，美國文化中心送給郭國基美國總統演講等資料的中文翻譯，康寧祥
知道後，向郭國基要了這些資料，練習用台灣話念這些資料進行演講40。
日文有一個俗語叫做「三バン(sanban)」，形容參選公職時需要有「ジバン（jiban，地盤）、カンバン（kanban，看板，指宣傳用的看板）、カバン（kaban，即皮包，指選舉資金）」，康寧祥並非沒有地盤，但也只有「堀江町」屬於討厭國民黨的「無黨康寧祥出馬的選區是台北市第二選區(古亭、雙園、龍山、城中)，選舉制度是中選區制，應選
13 名議員，共有 19 人參選。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上篇）》（台北：中央選
舉管理委員會，1984 年），頁 132-133。
35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38-43。
36
如「乞丐趕廟公」、「豆油分你揾，碟子捧著走」等。
37
法商學院在學期間，甚至前往台中中央書局購買了不少書，包括《半路出家集》、《小屋大車集》等葉榮鐘的著作。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45 頁。
38
康寧祥、陳翠蓮，前揭書，頁 3。
39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36。
40
康寧祥訪談①。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53。
34

8

無派」的支持者而已。因為與國民黨保持距離，所以也不會有提供選舉資金的有力人士做為後盾。康寧祥在「堀江町」以外的地區可以說是沒有知名度，也沒有錢41，
所以租來的宣傳車上掛的看板是康寧祥的太太自己寫的；宣傳單是用舊報紙印的，
內容是自己的名字與郭國基講過的口號42。
康寧祥比其他候選人佔優勢的地方，只有他的「身體」，也就是他是萬華當
地出生、成長，然後可以運用台灣話談論政治與台灣史，而且其可以運用的語彙
比「菜市場的語言」還要更豐富。根據康寧祥的回憶，他在大學時代間接聽到日
治時期的社會主義者連溫卿(後述)留下的名言：「有民族問題，必有語言問題，
外來者要消滅你，就要消滅你的語言」，因此讓他更加惕勵，能說台灣話的場合就盡量說台灣話43。
選舉宣傳活動的限制非常多，因此康寧祥也特別在此下了功夫。當時市議員
選舉禁止在街頭進行演說，康寧祥只好站在宣傳車上面巡迴選區進行演說，且為了不讓群眾散去，刻意將宣傳車放慢到人的步行速度。義務協助康寧祥的工作人
員也遭遇警察的騷擾，甚至被逮捕，康寧祥則盡力向警方交涉直到工作人員被釋放。也陸續出現了「有個年輕候選人勇敢的對抗警察的干預、批判國民黨」等對
康寧祥的肯定44。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肯定，當康寧祥在選舉活動第七天參加於
新公園(現二二八和平公園)的露天音樂台舉行的公辦政見會時，曾經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活動的省議員郭雨新、李秋遠(1921～)、台北縣議會議員黃玉嬌(1919～)、當時的台北市議會議員黃信介都來捧康寧祥的場，而且第二天還一起到堀江町的康家拜訪康寧祥，造成了當地的騷動45。當時黨外人士的知名人物竟然一起
到一個無名的年輕候選人的家中拜訪，可以說是宣告了反對派年輕政治人物康寧
祥的誕生。
投票於 11 月 15 日舉行，康寧祥在 19 個候選人之中排名第 9 而當選，也是唯
一一個當選的無黨籍候選人46。當時的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林金生甚至還表示，對國民黨來說，這場選舉之中唯一的遺憾就是康寧祥的當選47。康寧祥當選後沒多久，國民黨為了監視進出康家的人，開始派遣特務進駐通往康家的小路48。
（三）康寧祥身為政治觸媒的「身體」：選戰時在街頭講述台灣史的草根黨外青年
國民黨在 1950 年開放了部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後，刻意培養了被稱為地方派
康寧祥訪談①。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52。
43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67。
44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53-55。
45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55。
46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篇）》（台北：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1984 年），
頁 136-137。
47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55。
48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95。
41
42

9

系的準政治團體，這些地方派系基本上是源自於台灣的政治文化，國民黨希望藉由
地方派系控制選舉，這點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49。但另一方面，陳忠信
指出，當時地方上也存在著所謂的「支流地方派系」，這些派系主要是在選舉政治與地方政治上靠著吸收 15～20％的非國民黨票源生存(如高雄縣的余登發（1904～
1989）、宜蘭縣的郭雨新、嘉義市的許世賢、雲林縣的李萬居就是典型的支流地方派系)。而像黃信介和康寧祥這樣分別在台北市的大稻埕與萬華擁有一定支持基礎
的政治人物，就屬於擁有「支流地方派系」的特徵的政治人物50。
當時有一個名詞叫做「草根黨外」51，就是稱呼有時標榜自己是無黨無派，有時會利用青年黨、民社黨等政黨的黨籍參加選戰52的「支流地方派系」的反對派人士，黃信介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康寧祥也屬於「草根黨外」，而且是一個登上台灣反對政治舞台的戰後世代新人，不過他與過去的「草根黨外」有些不同之處。
緊接著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的是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從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補充11名未改選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時擔任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決定在台
北市選區參選(除了台北市選區，台灣省被劃分為兩個選區)，並且找上剛剛當選
市議員的康寧祥擔任「助選員」。對康寧祥來說，立委增補選的選區範圍比市議員的選區廣泛，助選員也可以進行街頭演說，助選的工作本身可以說非常具有吸
引力53。
候選人的黃信介本身擁有非常高的親和力，又擁有與生俱來可以吸引聽眾的
口才。對黃信介而言，就是透過他的口才採取「越罵國民黨越能夠獲得選票」的選舉戰略，這樣的做法當然能夠吸引到前面提及的 15～20％的反對勢力54。可是康寧
祥認為只有這樣還是不夠，因此決定將「台灣史」做為演講的內容，而且康寧祥挑
選的主題是 1920 年代日治時期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的人物與事蹟，當時在公開場
合談論這些話題當局並不歡迎的。
《回憶錄》也可以找到康寧祥以自己的觀點對《自由中國》的組黨運動(第一如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
杭之，《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台北：唐山，1990 年），頁 58。
51
何謂「草根」？李筱峰曾經做出以下評論：「相較於彭明敏，康寧祥很明顯是『草根』；而相較
於康寧祥，黃信介又更為『草根』」(李筱峰訪談)。彭明敏(1923～)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戰後曾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之後因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而亡命海外，1992 年歸國，1996 年
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時為民進黨的候選人。
52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期間推動了制憲，青年黨與民社黨沒有抵制而加以支持，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轉移到台灣之後，雖然實施了嚴格的「黨禁」(禁止成立新政黨與政治團體)，但允許青年黨與民社黨維持政黨組織。活躍於台灣省議會的黨外人士之中，如郭雨新、李萬居等人擁有青年黨籍，吳三連、許世賢、李秋遠等人擁有民社黨籍(上智大學岸川毅教授提點)。
53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64。
54
根據姚嘉文的回憶，即使是用同樣的話題批判國民黨，黃信介一開口總是能夠讓聽眾不斷的爆
笑，且這樣批判國民黨也讓聽眾感到愉快。姚嘉文，〈従追求法律正義走向美麗島 一〉，新台灣研
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歴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対意識的萌芽》（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0 年），頁 225-233。
49
50

10

次組黨運動)進行的總評55，筆者簡單將其整理如下：《自由中國》雖然鼓吹「民主、自由」的理念，基於這些理念對於國民黨獨裁體制的批判也一定程度深入知識界，
但欠缺直接動員民意的能力。同時以外省人為核心的《自由中國》人士之中，也擔
心台灣人在組黨的過程之中壯大起來，如果這樣的話，即使鼓吹自由、民主，也只不過成為國民黨政權進行反共宣傳的裝飾品，獨裁者隨時可以將其摧毀。為了讓民眾成為後盾，認為有必要也有可以「...用台灣話說台灣史，多談台灣前輩的抗日事
蹟，希望把『台灣人意識』從台灣人身上喚醒過來，人家歐洲文藝復興都是從追思希臘先賢亞里斯多德等等的思想，走出中古世紀的黑暗，我們台灣人也可以從前輩對抗外來統治者的經驗，尋找『當家作主』的智慧與勇氣」。
令人遺憾的是，目前還無法獲得康寧祥在這場選舉與 70 年代在街頭演講與具體狀況的第一手資料56，但康寧祥似乎是採取了將台灣史與候選人、演講的地點、台灣的命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演講。康寧祥從黃信介的親戚得知黃信介是連溫卿
的外甥(黃信介的媽媽連好是連溫卿的妹妹)，而康寧祥又曾經聽王詩琅提及連溫卿的事蹟。連溫卿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因為推動世界語運動而與山川均關係密切，戰
前 1920 年代推動抗日運動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因為左派與右派對立而分裂，而連溫卿是左派的領導人。康寧祥因為提及左派會觸及當時的政治禁忌，在談論台
灣史時不去重視左右派之別，但刻意將黃信介與連溫卿結合，強調支持黃信介等於是繼承了他舅舅的精神與抗日前輩們的氣魄，還進一步提及林獻堂(1881～1956)、
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甚至提及台灣民眾黨與其領導人蔣渭水
(1890～1931)，也談到了戰前的抗日人士發行、出版的《台灣青年》與《台灣民報》
等雜誌、新聞、演講活動等57。
同時如在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附近涼州街（通称「打鐵街」）演講時，就會
刻意提及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大會在靜修女中舉行的事蹟，以及文化協會當年主
辦的「文化演講」的盛況；在承德路演講時，刻意提及過去總部設置在附近的台灣民眾黨的活動；在過去被稱為「太平町」的延平北路演講時，刻意提及曾經擔任過醫生，並在當地開設「大安醫院」的蔣渭水的事蹟與他的「大眾葬」；在萬華的龍山寺演講時，刻意提及當年為了解決清軍撤退前發動掠奪而導致台北出現的混亂，
台北的有力人士就是在龍山寺會商，討論派遣使者催促已經在北部海岸登陸的日
軍盡快進入台北的事蹟；也強調光是和其他人一樣高喊「殺朱拔毛」、「漢賊不兩立」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65-66。
如同後述，我們可以推測，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等情治機關的檔案之中可能保存有詳細的小抄之
類的文字資料，但這些資料目前仍有閱覽上的困難。另外黨外方面在 70 年代似乎也沒有將候選人
的演講錄音、錄影。據康寧祥表示，有南部的人北上來聽演講時錄音，好讓認識的人也能聽到演
講內容，但這些資料也尚未被「挖掘」出來。發表人能夠確認到有關最舊的康寧祥街頭演說錄音，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所收藏的 1983 年底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的錄音(這裡感謝李筱峰教
授的提點)。可能也有研究機構保存了當時選舉活動的宣傳品，但目前尚未對此進行調查。
57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68-69。
55
56

11

是不夠的，自己的命運必須要由自己掌握58。
康寧祥在街頭以台語說明台灣史的做法，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根據《回憶錄》，萬華、大稻埕、大龍峒等日治時期以來台灣人聚集居住的地區的父老開
始傳述「什麼人的祖先被康寧祥點到了」等，成為了熱門話題，隨著演講次數的
增加，不少學者與學生、曾經在日治時期參加過政治社會運動的前輩前來聽康寧
祥的演講，並且在演講後圍著康寧祥討論。後來李登輝與曾文惠夫妻、張俊宏、
城仲謀、黃大洲、陳儀深、許陽明、許添財59等人後來也向康寧祥本人表示曾經
去街頭聽過康寧祥的演講60。而且還有人向康寧祥表示他們特地從高雄包車上來聽康寧祥的演講，有人還帶錄音回去放給親友聽61。此外，康寧祥使用的台語本身就很有震撼力。歷史學者周婉窈當時還是學生，應該也曾經聽過康寧祥的演講，她回憶說：「在政見發表會上，康寧祥演講以他那雅俚得宜時使用的醇正台語，扭轉不少閩南系台灣人對自己的語言的觀感」62。
選舉的結果，黃信介在台北市選區獲得了超過 5 萬 8 千票，在 11 位候選人之中排名第 4 而吊車尾當選立法委員。其他的黨外人士如郭國基，也在台灣省第二選區吊車尾當選63。但是郭國基就任後還沒有上台質詢就過世64。
1972 年的春天，國民大會通過了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制度，當年 12 月將
實施第一次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康寧祥也決定在台北市選區(應選 5 名)參選。
前面已經提及，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經在 71 年 10 月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已經明顯被中國逆轉。國民大會確定新選舉制度的時期，正好是東亞國際政治因為美
國的尼克森總統實現了歷史性的中國訪問而出現騷動的時期。蔣經國在 72 年 6 月
接任行政院長(首相)，蔣介石將權力移轉至蔣經國的權力繼承已經告一段落，但蔣經國為了權力繼承，在展開權力移轉之前，一定程度的容許了包括以《大學雜誌》
為主的改革言論，《自由中國》以來受到壓制的改革言論也因此再度活化。雖然《大學雜誌》的言論很快又受到打壓，但反對派因為在選舉政治領域獲得了國政層次的新舞台與空間，所以開始往「黨外」的方向發展。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70-71。
張俊宏（1938 年～）曾經擔任《大學雜誌》執行人、台灣省議會議員編集委員，也是美麗島
事件的被告，之後擔任民進黨秘書長、立法委員。城仲謀（1938 年～）是法律專家，曾任台灣省
政府委員、考試委員、司法院大法官、行政院法務部長。黄大洲（1936 年～）在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時獲得提拔出任台北市政府秘書長，之後擔任過代理市長、市長。陳儀深（1954 年～）現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推動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民進黨組黨運動等口述歷史的專案。許陽明（1952 年～）曾經擔任康寧祥在立法院的助理，也擔任過民進黨報總編輯，之後歷
任民進黨秘書長、台南市副秘書長等職務。許添財（1951 年～）曾任中國文化大學銀行學系教授
等職務，之後歷任台南市長、台南市長。
60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69-72。
61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71-72。
62
周婉窈，《台灣歴史圖說》（台北：聯經出版，2016 年，三版），頁 299。
63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前揭《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上篇）》，頁 598-600。
64
謝欣純，前揭論文，頁 201。
58
59

12

康寧祥在 1969 年的選舉時講述台灣前輩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事蹟，可以說是間接批判了國民黨為了維持統治而壓制政治自由、言論自由的作為。康寧祥在 72
年的選舉活動時還不只講述台灣史，也更尖銳的直接批判國民黨政權，也提起了國民黨政權體制的正統性問題，例如：明明被聯合國放逐，卻還主張包括外蒙古還是
自己的領土；實際上已經放棄反攻大陸，卻不願意改選 1948 年選出的國會，這樣
是不公平的；為什麼要限制台灣人喜愛的歌仔戲與布袋戲在電視上播出；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台灣人的語言就會像過去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時一樣，逐漸被消滅；查了台北市的預算報告後，發現市政府補助國民黨的民眾服務中心與反共救國
青年團等單位的金額非常高65。後來「黨外」在 80 年代的選舉活動與『黨外』雜誌
也都不斷提起這些屬於台灣人觀點的批判攻擊國民黨，這又讓許多人想起這些其實是康寧祥在 70 年代說過的話。
康寧祥用如此的內容所進行的選舉演說，動員了許多民眾為了聽他演講而出
現台北的街頭，過去台灣的地方選舉之中，曾經當選台北市長的高玉樹透過了靈巧
的口才，郭國基展現了個人的魅力，造成了所謂「萬頭攢動」、「萬人空巷」的場面，
而康寧祥又將其重現。不只是台北市民，中南部也有人特地包遊覽車北上來聽康寧
祥的演講，而且這些中南部的人還為了讓自己的鄉親也能聽到演講內容，特地帶了錄音機前來錄音，據說當時演講台上經常排滿了錄音機66。
有少數曾經親眼看到當時情況的人對此做了回顧。台北教育大學教授李筱峰
是台灣南部的麻豆鎮出身，當時他是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的二年級學生，也在《大學雜誌》撰寫文章，當年年底自發性的前往康寧祥的競選總部擔任義工，幫忙發放選舉傳單。
「1972 年，當我站在台北街頭聽康寧祥的演講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那麼樣赤裸裸的批判蔣政權。大家聽得如癡如醉，萬人空巷，有的人聽到流眼淚，忽然間我有一種感覺：『啊！台灣出現這樣的人物，台灣有希望了』」67。
作家鄭鴻生當時是台灣大學的學生，是「左派」的領導者，72 年選舉時也參
與了由台大學生發起的「學生選舉投開票監票人參加運動」。當學生們前往位於萬華的康寧祥競選總部拜訪康寧祥並傳達學生們的理念時，康寧祥立刻贊成他們的主張，並承諾會將分配給康寧祥的監票人名額由鄭鴻生所屬的團體推薦的人擔任
68。鄭鴻生對於康寧祥在台灣大學正門演講時的狀況做出了下列的回顧：康寧祥小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111-114。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116。
67
李筱峰〈從校園走向美麗島 一〉，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歴史編輯小組編，前揭書，頁 174。
68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台北：聯經出版，2001 年），頁 174。
65
66

13

小的宣傳車停在正門，康寧祥朝著設置在面向新生南路的臨時演講台走去時，比之前還要多的無數民眾開始聚集，康寧祥手指著背後的台大校區，用流利的「閩南話」
說明，這個國家的最高學府過去叫「台北帝國大學」，原本是日本帝國主義壓榨台灣人民，以侵略東南亞而建的大學69。
「這真是個扣人心弦的開場白。接著他除了闡述民主政治的理念外，並呼籲
大學生要跳脫為統治者侵略者服務的角色，要關心社會，關心人民，不要關在象牙塔裡。這種將台灣大學的位置重新拉回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的台北帝大來檢視
的視野，在 1970 年代初期可是相當令人震撼， 尤其又是出自一位『草根民主鬥
士』之口。正在吸收消化左派的理念而且，才重新發現楊逵的我們，聽了他的這
種宣示與召喚更是為之動容，讓人直覺有如蔣渭水再世」70。
1977 年 11 月將舉行省市議員選舉，參選台灣省議員選舉的張俊宏於 10 月出版了《我的沉思與奮鬥》71，他將康寧祥的選舉演說所造成的衝擊歸納如下，而張
俊宏所指的應該是 69 年底與 72 年的選舉。
「到了康寧祥時代，與前者(高玉樹與郭國基活躍的時期)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在遠東戲院(位於大稻埕)與台灣大學門口的演講中，提到『台灣歷史的使命感』
做為他競選的主題，這使黨外群眾運動加入了繼承歷史使命的高貴感，引起了相當大的衝擊力量，將黨外的群眾運動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72。
黨外的黎明期在 70 年代末告一段落，「黨外」的輪廓開始明確後，康寧祥漸漸
被視為是在當中屬於保守的「穩健派」，但在這個黎明時期康寧祥仍然屬於帶著嶄
新的衝擊登場的政治人物。
如果康寧祥被李筱峰這種屬於原本就是存有反國民黨傾向的大學生認為是一個「赤裸裸」的體制批判者，那麼情治機關將康寧祥視為是一個需要警戒的「激進份子」，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作家陶涵（Jay Taylor）在其撰寫的蔣經國的
傳記就有提到，72 年的選舉活動期間，康寧祥曾兩次被警告違反了「反共國策」；
蔣經國也獲得了反對派候選人舉行的「挑釁式的集會」相關的詳細報告；也有人建鄭鴻生，前揭書，頁 174。
鄭鴻生，前揭書，頁181。本書的改訂版已經在2013年出版，丸川哲史翻譯的改訂版日文版也
已經在2014年出版（《台湾68 年世代、戒厳令下の青春―釣魚台運動から学園闘争、台湾民主化の原点へ―》作品社、2014 年），改訂版在這段敘述增補了一些文字，但並沒有對筆者引用的部
份進行修改，因此筆者翻譯時仍使用初版的內容（譯者注：這是作者在日文原文對引用、翻譯的
部分進行的說明）。
71
根據吳密察的回憶，實際上負責執筆、編輯這本書的是幾名台灣大學歷史系的在學生。吳密察
訪談。
72
張俊宏，《我的沉思與奮鬥》（台北：自印本，1977 年），頁 192-193。
69
70

14

議蔣經國應該對包括康寧祥在內的反對派人士進行選擇性逮捕；國防部總政治作
戰部主任王昇也對蔣經國提出警告，表示康寧祥是共產黨員。蔣經國雖然無視了這些建議73，但康寧祥當選台北市議員後，對他的監視體制提升到 24 小時全天候的監控，康寧祥的電話遭到監聽，政府也派人到其身邊臥底74。

三、

結論：康寧祥的新「草根性」

本文在能夠掌握的相關資料、史料還不足夠的狀況下，仍然假設了康寧祥的「身體」的層次，並且透過觀察康寧祥在 1960 年代末期到 1970 年代初期的選舉發揮個人魅力的方式，探討了康寧祥的崛起在台灣反對政治史存在的意義。
將前面的分析整理後可以了解，康寧祥的「身體」是由三點特徵所構成。第一，台北市是外來政權的政治權力中心，年輕的康寧祥身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又在這個傾向特別強的萬華出生長大；第二，康寧祥這個青年並非升學競爭下的成功者，即使獲得了黨國體制式的辯論修辭的技倆，其內心的價值觀並沒有被國民黨體
制所深化，反而延續了「堀江町」厭惡國民黨的意識，並接受了郭國基等反對派政
治人物的教誨，實際上也不斷的拒絕加入國民黨，卻燃起了參政的慾望；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康寧祥的語言能力，康寧祥能夠使用台灣話夾雜著古典語彙，從批判政
府的施政到分析國際情勢，甚至講述台灣史的人物與事蹟，這不僅是因為康寧祥幸
運的與被稱為台灣史活字典的人物偶然間成為鄰居，也是他透過自我訓練所獲得的能力。其中第一點與第二點可以說是康寧祥的草根性，第三點是康寧祥的嶄新性。
相較於掌握著文化解釋權國民黨的菁英，所謂的草根性存在的意義，就是一種的即時性的台灣性，康寧祥在這裡又加上了台灣史敘述。雖然這應該不是正面挑戰
官方建構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架構(也就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 75，但因為幾乎
所有的語彙都是透過台灣話講述，且又同時是批判國民黨政權的尖銳語彙，所以我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ʼ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11.
74
相關內容屬於之後的發展。康寧祥在 70 年代末期經營黨外雜誌《八十年代》時，被國民黨組
織吸收的女大學生接受了調查局的指示，為了接近康寧祥而成為康寧祥女兒的家庭老師，將該雜
誌的原稿等拷貝給調查局。這位女大學生之後在自己的著書承認了這件事情。高麗娟，《從覺民到覺醒―開花的猶大―》(台北：玉山社，2008 年)。
75
美國方面也存有相關的紀錄。1971年7月15日華盛頓與北京同時發表了尼克森總統72年春天將
訪中的消息，而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在這個震驚世界的消息發表前後，曾經向台灣各界菁英進行不公開的訪談，想了解他們對時勢的看法。康寧祥也在8月20日接受了負責政治領域的參事官的訪問，被問到認不認為今後20年內台灣與大陸有機會合併時，康寧祥表示「我們不要合併，我們要獨立」。但是參事官的報告指出，康寧祥對於實際推動相關作為的態度非常謹慎，該官員的觀察
是：「他不是一個為人所知的台灣獨立運動支持者，而是一個反對派領袖，長期抗拒國民黨的徵召，站在負責任反對派的更激進一方，他謹慎地建立一個年輕台灣人團體，希望有一天能接管政府權力」。王景弘編譯，《列入紀錄 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灣外交私密談話》（台北：玉山社，2013年），頁96-97。
73

15們可以判斷，康寧祥的論述可以說成為了要求「尊重與承認」台灣人的「族群論述」
76，也成為了黨外的動員能力的新泉源。這樣的論述是康寧祥透過他的「身體」在街頭所建構的，我們也可以假設這應該就是蕭阿勤所提到的「政治團結感」的內涵，
應該也可以說這成為了黨外邁向「黨外」的過程之中的重要元素。
《回憶錄》有一段內容可以說是康寧祥在 1972 年的選戰結束後的感想，他認
為支持自己進入立法院打拼的最大力量，就是「我(譯者註：康寧祥)也從熱情的群
眾當中深深感受到一股風潮正在昂揚興起」77。青年康寧祥為了成為國會議員，非常努力奮鬥78。但是時代需要的不只是他的努力，更貼切的說法，可以說時代需要的是康寧祥果敢站在歷史波濤最前端的領導特質，也就是康寧祥將帶領因為他本
人的「身體」為觸媒所引發的「一股潮流」往哪裡走、怎麼走。歷史有時候可能會
在無意中給了一個人想像不到的負擔，康寧祥雖然在反對勢力形成時被推上領導地位，但他的領導特質的問題也隨之而來，而這個問題又在之後成為了台灣反對運
動史的發展過程的一個主軸。

筆者曾在《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一書之中，以康寧祥在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蔣經國有關台灣歷史的過程進行案例研究，因為這是一個本省籍年輕政治人物向「遷占者國家」的「移居者集團」領導人要求在中華民國的正統化機構之中「尊重與承認」土著集團，這是族群政治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場面。只是康寧祥當時的質詢是將台灣人民的抗日史視為「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的重要財產」，可以說是美化了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修辭。若林，前揭書，頁151
頁。但是在被認為是「民主的假日」的公職人員選舉的時候，可以想像康寧祥在街頭使用幾乎是
所有聽眾的母語進行演講所提出的族群論述，即使沒有超過官方修辭，訴求也是非常直接、深入，對聽眾造成的衝擊更強，這應該就是前面提到情治機關向蔣經國報告時將康寧祥視為「激進份子」的根據。
77
康寧祥、陳政農，前揭書，頁 118。
78
康寧祥、陳翠蓮，前揭書，頁 9-25。
76

16

17

附記
本論文是若林正丈〈康寧祥と「党外」の黎明―台湾オポジション第 2 次組党運動前夜―〉《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7 号（2015 年 9 月）的中譯稿，在此向允許轉載的日本台灣學會報編輯委員會表示感謝，也要向兩位匿名審查者、對本文初稿
提點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李筱峰教授（現為名譽教授）與上智大學岸川毅教授、翻譯本文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偉修表示謝意，另外譯者在徵得本
人同意後，根據編輯部的指示調整本論文註釋格式時，對部分文字進行了潤飾與修正，這些潤飾與修正並沒有影響論文內容與作者的觀點。本論文也是日本獨立行政
法人學術振興會提供的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 B「台湾政治における反対党の誕生：
国際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研究代表：若林正丈，課題號碼：24330046）的研究成果之一。

i

作者簡歷
若林 正丈

Masahiro WAKABAYASHI學歷

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職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

研究領域

台灣近現代史、現代台灣政治、台灣的認同政治

官方網頁

http://www.waseda.jp/prj-taiwan/index.html

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18 年 1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清水 麗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偉修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January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January 1, 2018 Vol. 2 No. 1

http://jeast.ioc.u-tokyo.ac.jp/

Kang Ning-hsiang and the Dawn of the “Tangwai”:
Some Considerations on his Role in the Early Years in
the Second-stage of Opposition Party Formation
Movement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