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4 卷第 5 號 2020 年 10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如何解读日本安倍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
超越“右倾化论”与“军国主义复活论”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右倾化论”与“军国主义复活论”的三种类型2

如何合理解释“右倾化论”与“军国主义复活论”

5

日本安保政策变化的原因：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

14

安倍政府的现实主义安保政策

20

结论

24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

本文透过重新审视中国国内的日本“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论”，并深入分
析日本政府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和方向性，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并无说服力。日本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地区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日本透过在安全上依赖美国、
降低了国防开支，得以集中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小，社会福利居于亚洲领先水平，失业率同样很低。将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已经发展了七十
年的日本作比较毫无意义。日本是一个发动战争遭遇巨大失败，在和平年代获得巨
大成功的国家。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孕育而生。因此，
大多数日本国民在安保方面希望维持现状的倾向，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第二， “政治层面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同样不具备说服力。一方面，日本的首相和内阁受到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多重制约，即使有怀着极端政治理念
的政客上台执政，其所求也必定不会实现。日本作为法治国家的这一事实，是阻碍
政府出现右倾化、复活军国主义的最大防波堤。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被财政和经济状况所牵制，进行大规模军扩或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既不合理、也无可能。在当今时
代，贸然发动会招致财政崩盘、经济崩溃的大规模军扩和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对于不时面临选举压力的民主国家来说，几乎绝无可能。同样，民主也是阻碍政府出现
右倾化、复活军国主义的另一层防波堤。
第三， “安保政策层面的右倾化论”虽具备一定说服力，但在阐释“军国主义复活论”上却难以令人信服。安倍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主要是为了应对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种种变化，而非源于政治观念上的军国主义思想。安倍首相则借势而I行，趁安全环境恶化之际，在原已成型的安保构想基础上，成功修改了日本的安保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中日间可以通过开展防卫交流和安全对话等有效措施，不断增进双方互信来改善这一局面。双边关系的整体改善，双方信赖关系的打造以及沟通对话的制度化，都会有助于避免两国出现突发性军事冲突。一旦这种威胁感下降，
日本民众很可能将不再支持政府改变安保政策现状的做法。
中日两国是“永远的邻居”，且双方在经济成长放缓和少子老龄化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课题。因此，中日两国可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目前为止，中日都是
在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各自推行本国安保政策，而扩军备战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增进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中日两国终于恢复了中断
已久的首脑互访，期待中日两国能够以此为契机，携手朝着构筑相互信赖关系的方
向共同努力。

II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iscourse in China that Japan is “tilting to the right” and“reviving militarism,” and by doing so,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and prospects of Japan’s
security policy under the Abe Administration. The article separates the discourses into
three sub-discourses: culture and society; politics; and security. The article has threeoverarch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discourse insisting that Japan is tilting to the right and reviving militarism
from the viewpoint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is not convincing. Japan’s strong and longstanding cultural aversion to many of the principle elements of militarism in the post-War
period remains imbued throughout society, from a rejection of armed force to settle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o a complete “allergy” to the use of force. Historical comparis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in the post-WWI era and Japan in the post-WWII era arecompletely irrelevant.
Second, the discourse insisting that Japan is tilting to the right and reviving
militarism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litics is not convincing. Japan is a stable democracy,a country of law, precedents, and institutions, where all politic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most of all, are subject to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Even
if an ideologically extreme politician comes to powe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ould
restrain his or her extreme political convictions. Additionally, there are structural
factors, including a huge government deficit and sluggish economy, which would notsupport remilitarization in Japan.
IIIThird, the discourse insisting that Japan is tilting to the right from the viewpointof security is somewhat convincing, but reviving militarism is not. Major changes toJapan’s security policies under the Abe Administration are due to a deteriorat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Japan, and not the cause of militaristic ideology. The
meanings of tiling right and militarism must not be conflated: these are not one in thesame. The Abe Administration has successfully changed its security policies throughutiliz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Japan’s security environment based on rea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views, but it has not in any legitimately identifiable sense engaged inremilitarization.

IV如何解读日本安倍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
超越“右倾化论”与“军国主义复活论”
松田康博（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 前言2018 年 10 月，日本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华。2019 年 6 月，在日本大阪召开
G20 首脑峰会之际，习近平主席表示将于 2020 年春天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1，由此可见中日关系将要“完全回归正轨”。而这一点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对“安倍政府复
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的担忧已经消弭。原因在于，如果习近平主席要访问一个正
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国家，在政治上似乎不大现实。那么这是否代表着是安倍政府本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呢？
笔者认为，其实更多还是因为中国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的对日认知发生了变化。若单从日本方面观察，很难说安倍政权的性质在短期内有何重大转变。
且安倍上台之初，中国国内出于种种因素，对安倍政权抱有极大不信任感。像后文将提到的在日本历史认识等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安倍的批评声音十分强烈，甚至在2019 年的今天依旧争议不断。而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在看过日本国内对于安倍的批判，听过访华的日本学者对安倍的批驳后，自然是不会提出“中国应当放心与安倍政府来往”的政策建议的。
但中国若对日本等重要国家的政权性质产生误判，对对方怀有过度警惕，就很
可能错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机会。在民主国家中，对自己国家的政府进行公开
批评是在野党、媒体以及知识界的责任，这一现象也是日本的常态。但这一点却会使得我们所见到的民主国家的政治言论内容大多都是在指责政府。如果中国不能跳出这一思维，完全采信这些批评言论，可能导致在重要判断上出现失误。在对外
政策的判断上，比起关注该国政府在国内遭到何种褒贬，更重要的是准确判断这届
政府能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多大程度上的贡献。
笔者很早之前就曾指出安倍政府具有稳定中日关系的意向，中日关系或将在安倍时期出现稳定化趋势2。如何正确理解日本的政权性质，不仅是中国，也是东实际上，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习近平主席访日一事在 2020 年 3 月决定
延期。
2Yasuhiro Matsuda, “Ameliora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t the APEC Summit?: Driving Force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an Abe-Xi Meeting,” An Asia Pacific Seminar,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7, 2014,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events/amelioration-the-sino-japanese-relations11亚各国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对中国专家学者的“右倾化论”以及“军国主义复活
论”观点进行归纳梳理，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对日本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变化和政府的相应对策进行阐释；最后，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国内常见的日本“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中的合理以及不合理之处进行解读。
安倍在本文写作之时尚在任内，且任期很可能持续到 2021 年乃至更长。但是算上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2006-2007），安倍政府已经有历时七年以上的政策成果，
因而已可以从中总结出一定特征。希望本文能够对中国如何处理安倍时代及“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二、 “右倾化论”与“军国主义复活论”的三种类型通过笔者的观察，中国国内所指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大致可分为下文所述的三种类型。其中既有同一学者的主张同时包含这三种类型，也
有不同学者各自强调其中一个重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右倾化”的最终落脚点
是“军国主义复活”，尽管两者在概念上大相径庭，但还是应将二者放在同一延长线上结合分析。
第一类是（A）“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这种情
况下的“左”，代表的是经济繁荣稳定、主张和平主义，对华态度友好的日本社会。反之，“右”则是因经济萧条引发社会动荡，并伴有对外扩张的好战倾向，对华采取敌视态度的日本社会。
例如，吕满文提出，日本政府 2012 年购买尖阁群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台湾称为钓鱼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活军国主义。他认为，军国主义之所以能在日
本存在，主要源于由于日本战后未废除天皇制，以及美国出于冷战考虑，包庇纵
容日本军国主义残留。他也指出，自丰臣秀吉之后，日本“好战成性”，其“侵略的基因”已经渗透到军国主义的骨髓之中3。应霄燕认为，有三点因素导致
2012 年钓鱼岛问题逐步恶化，一是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民主改革不够彻底；二是日本政府和社会在历史认识上缺乏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和认识，三是因长期经济

the-apec-summit-driving-forces-opportunities-and-ris. Yasuhiro Matsud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More Stable than They Seem,”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February 28, 2018,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events/sino-japanese-relations-are-more-stable-they-seem.
3
吕满文，〈解析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原因〉，《殷都学刊》2016 年第 4 期（2016 年 11 月），
页 41-46。

2

低迷使得日本执政者希望以领土问题转移民众视线4。谢卫军则将 2012 年的日本与德国纳粹作比较，认为“一战后的德国命运与二战后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战败国，战后经济政治都面临着严重困境”，并认为日本经济成长
乏力是军国主义得以复活的原因5。孙桦与王侠认为，对外扩张的战略选择是日本
作为岛国的“地缘文化之天然本性”6。史式在文章中断言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堡垒”7。由此可见，社会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形势的变化造成了日本
的军国主义化；而文化决定论者则倾向于认为，日本未来只能日益走向“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方向。
第二类为（B）“政治层面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日本政治中，自民党右派的政治理念已经占据主流。在此一情况下
的“左”指的是坚持现有的日本宪法，即使修宪也要维持住基本的原则，并认为坚持对过去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殖民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谢罪的这一立场非
常重要。另一方面，“右”则是主张当前的日本宪法为美军占领下的“强迫宪法”，要通过修宪让自卫队成为“军队”，在宪法中写明天皇为国家元首，并认
为应当削弱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同时，认为日本在过去战争和殖民中并非全然是恶行，尤其是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应当由国家出面举行对战死者的追悼仪
式。
例如，解学诗强调，1955 年成立的自民党随着时间推移在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问题上日趋右倾化，就连普遍认为是自由派的民主党（2009-2012）也与日本
右翼同流合污，并指出安倍政权正顺这这股潮流推行右倾化8。柯劲松则关注安倍个人的历史观和战争观，主要列举了安倍就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在国会上宣称“理应向为国牺牲的英灵表达敬意，我们的阁僚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以及针
对 1955 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就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歉意的4应霄燕，〈警惕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发展与危害〉，《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 年 11 期（2012年 11 月），页 58-59。
5谢卫军，〈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 德国纳粹崛起分析当今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大庆师范学院学报》第 27 卷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页 23-24。
6

孙桦、王侠，〈剖析日本国家战略右倾化的文化根源〉，《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第 13 卷第 3 期（2016 年 9 月），页 31-32。
7

史式，〈日本经过主义的野心与靖国神社〉，《文史杂志》2014 年第 2 期，页 27。

8

解学诗，〈评战后日本政府右倾化政策和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 12 期（2015 年

12 月），页 102-105。

3“村山谈话」9，安倍声称“安倍内阁不会全盘继承村山谈话”，而对于 1993 年
日本承认慰安妇与日军有关并对此表示反省与道歉的“河野谈话”10，安倍同样
持否定态度11。此外，廉德瑰指出，新兴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对安倍具有较大
影响，认为“日本会议操纵安倍晋三从事右倾政治活动”12。彭光谦甚至断言：“安倍决意最后一搏，力图挣脱宪法约束，使日本再次成为可以用战争手段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国家” 13。上述这些观点，无一不是认为日本政治正面临整
体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而安倍就是其中最大的右翼分子。
日本国内同样也有类似声音，中北浩尔就认为，从自民党修宪草案的变化可
以看出自民党的观念逐步右倾化。在过去的自民党内部，自由派对宪法修正案的影响力较强，在 2005 年自民党执政时期所制定的宪法修正案中，除提出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之外，其它方面较原宪法没有较大变更。但 2012 年，作为在野
党的自民党的修宪提案则变得极为激进，如提出应在宪法中写明天皇为国家元首，并削弱基本人权，和自卫队改为“国防军”等14。中北将之视为自民党特别
是在野党时期政治立场右倾化的明证。
第三类是（C）“安保政策层面的右倾化论”。这种情况下的“左”所指的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和武器共同研发，并维持对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右”则是增强进攻力量，放开武器出口和共同研发，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强化日美同盟。而更为极端的“右”，则指的是日本应废除日美同盟，进行
核武装，寻求国防自主化。
例如，袁扬针对安倍在 2015 年通过“新安保法”并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
认为“至少未来在与我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朝鲜半岛、台海以及南海局势发生变化时，日本武力介入的现实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并指出“解禁为日本『军事正

9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村山富市内阁総理大臣谈话〉，1995 年 8 月 15 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 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10外务省，〈慰安妇关系调査结果発表に关する河野内阁官房长官谈话〉，1993 年 8 月 4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kono.html＞， 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11柯劲松，〈安倍晋三历史观与战争观探源：基于家族影响和从政经历的视角〉，《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 299 期（2019 年第 3 期），页 116-117。
12

廉徳瑰，〈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日本学刊》2017 年第 5 期，页 46-48。

彭光谦，〈安倍复活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为哪般？〉，《军事文摘》2017 年 13 期（2017 年 7 月）
，
页 29。
13

14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学》（中央公論社，2017 年），頁 282-286。

4

常化』提供了新支点，大规模扩军备战将成为可能”15。军事研究专家的一大特点是对日本如何强化日美同盟、以及新防卫计划大纲所显示的方向性等具体政策
方面的担忧和警惕更为明显16。张晓刚和张昌明就对日本政府《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防卫计画大纲》中的“对敌基地实施攻击的能力”的相关内容，和明显针对防范钓鱼岛而强化的警戒监视能力，及强化弹道飞弹防御能力等于提升
防卫力量相关的具体政策十分警惕17。
“正常国家论”18则是从（C）类型中所延伸出的一个分支。战后日本在安全问题相关的政策手段上进行了自我限制。“正常国家论”这一论调，最初是由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其著作《日本改造计画》19中所提出，具体指的是要撤去这种仅加诸于日本的政策限制，使日本变为“正常国家”。小泽后来一直
担任在野党的领导人，他的这一说法在日本已几乎无人提起，但在中国学界尚有关于此观点的诸多讨论。
综上所述，不同的学者对于“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论”的分析重点虽有不同，但无论是（A）类型的“社会和文化”、还是（B）类型的“政治”或（C）类型的“安保政策”，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同一种模式，即这些分析多从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会成为中国“现实的军事威胁”的这一模式来展开讨
论。

三、 如何合理解释“右倾化论”与“军国主义复活论”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存在反对用“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解读
日本的声音。王占阳就认为，日本不可能再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并指出原因有
四：

15

袁扬，
〈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国军事科学》2016 年第 6 期，页 120。

16

李大光，
〈安倍内阁给亚太安全带来阴影〉，《国防科技工业》2013 年 2 期（2013 年 2 月）
，页 66-

67。
17

张晓刚、张昌明，〈安倍晋三新政权在外交与安保领域上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大连大学学报》第 35 卷第 2 期（2014 年 4 月）
，页 70-71。
18

周永生，〈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问题探讨〉，《东北亚论坛》总第 107 期（2013 年第 3 期）
，页28；袁扬，前揭文，页 119-120。
19

小沢一郎，
《日本改造计画》（讲谈社，1993 年）。

5

一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国主义重新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基
础已经消失”；二是“和平主义与民主制度相结合，使军国主义更加成为不可能”；三是“现代日本经济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战争”；四是“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财政基础」。笔者赞同他的这一分析，并持有相似观点。下文就尝试从三方面来对中国国内常见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进行反驳。
（一）根植于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和维持现状的意向（A）类型的“社会文化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论”与日本社会的现实状况到
底有几分接近？自 1945 年以来，享受了近八十年和平的日本国民，甚至有“和平呆子”之称，对外交和安保问题兴趣缺缺。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舆论调查结果
显示，在“最希望政府重视的政策课题”以及“内阁应当致力应对的政策课题”
等问题的选项中，排名靠前的几乎都与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有关，外交和安保以
及修宪等通常只占不到 10%，几乎不存在超过 20%的情况 。
在此以 2013 年 8 月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舆论调查结果，来阐释当前日本
社会的现状。在 2013 年这一年，日本除了面临朝鲜核危机之外，还与中国、俄罗
斯以及韩国因领土争端导致关系急剧恶化。从表 1 可以看出，68.8%的受访者都抱
有“日本有被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危险”的忧虑。但是，在日本爆发突发性冲突的情况下，选择“即时反击”的人数只占 13%，对于“如果现在日本遭到他国侵略
发生战争，你会选择如何做”这一问题，选择“亲自与敌人战斗”的受访者仅有
6%。并且，赞成强化自卫队能力的人数占 29.6%（54.8%的受访者赞成维持自卫队现状），而赞成强化日美同盟的人数比例则仅有 26.3%（49.5%的受访者赞成维持日美同盟现状）。
从上述舆论调查资料可以清晰看出，（A）类型的“社会文化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论”几乎完全没有说服力。与老一辈们对战争记忆犹新不同，如今在战后
出生的日本人口占据绝大部分。因此，基于自身经历的反战主义与和平主义会随
着时间逐渐弱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尽管如此，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教育决
定了大多数日本国民并不热衷战争，对扩充军备也同样持反对态度。

6

表1
问题

关于日本人和平观的舆论调查
回答

％

危险极大

9.3

有一定的危险

59.5

没有什么危险

24.4

完全没有危险

2.3

不清楚，没有答案

4.6

立即反击

13.0

如果日本在周边海域等地爆发突

进行防御

45.0

发性冲突，你认为应当如何应

不使用任何武力措施应对

31.2

对？

其它

0.5

不清楚，没有答案

10.2

亲自与敌人战斗

6.3

参与物资运送和护理伤者等后方支援活动

34.7

都交给政府和自卫队

49.1

其它

1.5

不清楚，没有答案

8.4

应当进行强化29.6

维持目前现状54.8

应当进行缩减

6.3

其它

0.9

不清楚，没有答案

8.4

应当更加强化26.3

维持现状即可49.5

你认为日美之间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应当更为弱化8.4

的同盟关系今后应当如何发展？

应当解除

5.1

其它

0.5

不清楚，没有答案

10.1

从目前世界形势现状考虑，你认为
日本卷入战争和冲突，或被他国侵略的危险程度有多大？

如果现在日本遭到他国侵略发生战争，你会选择如何做？

你认为自卫队今后应当如何发展？

出处：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2013 年 8 月平和観についての世論調査

単純集計結果〉，2013 年

8 月 24 日，＜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30815.pdf＞，2019 年 8 月 18日浏览。

此外，针对安倍首相于 2013 年 12 月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虽然调查显示有44%的民众对此事予以认可，但持反对态度的民众则占比更多，达到 52%。并
且，认为首相今后应当继续进行参拜的比例仅占 27%，认为不应继续参拜的民众
7

则占 38%，另有 30%的民众态度比较模棱两可。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国民虽然认为应当对战争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但考虑到中韩两国的反对态度，超过半数的民众还是认为应当停止每年的参拜行为。
表 2 关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舆论调查
非常认可

17

对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一定程度上认可

27

一事，你是否认可？

不是特别认可

29

完全不认可

23

应当继续参拜

27

不应继续参拜

38

不好说

30

你认为安倍首相今后应当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吗？

出处：〈安倍内閣『支持する』54％『支持しない』31％

NHK 世論調査〉，《NHK ニュース》，2014

年 1 月 14 日。

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与内阁支持率原本关系就不大。在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
内，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曾是一种惯例仪式。即使鸠山由纪夫在选举中提前表
示本人及内阁阁僚都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其就任首相后的支持率依旧高达
72%20。小泉纯一郎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在选举时已有公约承诺在先。而安倍则并未在选举时作出将在首相任期内进行参拜的承诺。且安倍虽在
2013 年 12 月进行了参拜，但其支持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21。
正如表 3 所示，我们很难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军国主义复活这二者间找出因果关系。如果首相参拜与军国主义复活之间真的有所关联，那么便可说中国曾与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关系密切。因为无论是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
首相，还是对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福田赳夫首相，都曾在其任期内数次参拜靖国神社。通常所说的靖国神社内供奉有甲级战犯一事，其实始于 1978 年（被报导出的时间是 1979 年 4 月），而此后日本首相仍然继续进行参拜，而曾
十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曾根康弘，在其任内依旧保持了大体良好的中日关系。真NHK 放 送 文 化 研 究 所 ， 〈 政 治 意 识 月 例 调 査
2009
https://www.nhk.or.jp/bunken/yoron/political/2009.html＞，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20

21

〈靖国参拝でも内閣支持率 1 ポイント増

年 〉， ＜

世論調査で 55％〉，《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

2013 年 12 月 29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2901K_Z21C13A2000000/＞，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8正让首相参拜成为中日间政治争议焦点的，是 1985 年中曾根将参拜一事官方化。在此之后，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次数才开始大幅减少。
表 3 战后历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次数吉田茂

1945-47福田纠夫

1976-784

桥本龙太郎

1996-98片山哲

1947-48

大平正芳

1978-803

小渊惠三

1998-2000

芦田均

1948-48

铃木善幸

1980-828

森喜朗

2000-01吉田茂

1948-54

中曾根康弘

1982-8710小泉纯一郎

2001-06

鸠山一郎

1954-56竹下登

1987-89安倍晋三

2006-07石桥湛山

1956-57

宇野宗佑

1989-89福田康夫

2007-08岸信介

1957-602

海部俊树

1989-91麻生太郎

2008-09池田勇人

1960-645

宫泽喜一

1991-93鸠山由纪夫

2009-10佐藤荣作

1964-7211细川护熙

1993-94菅直人

2010-11田中角荣

1972-746羽田孜

1994-94

野田佳彦

2011-12

三木武夫

1974-763

村山富市

1994-96

安倍晋三

2012-

3

出处：根据一谷和郎，
〈第二章

1

6

1

靖国神社参拝問題〉以及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聡编著，《岐

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晃陽書房，2007 年），页 40 当中表格的基础上製作。此表为 1946 年 9 月 7 日靖国神社登记为宗教法人以后的参拜次数。左列为首相姓名，
中间为在任时间，右列为参拜次数。0 次（及未能确认的）记为空白。

（二）自民党政权难以“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的原因（B）类型的“政治层面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的共同特点是几乎
都未将日本内阁及首相所面临的制度性限制因素考虑在内。换言之，即前文提到的大多数讨论的前提，都是认为领导人和政党的性质能够极大左右政府行为，在言行举动上还可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例如，虽然这些研究经常提到自民党如何“右倾化”，但重要的不是自民党
在野时期或选举时期提出何种主张，而是要看其在赢得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无
论哪一个政党上台，都会先将自身此前的主张暂缓搁置，首先为了政权稳定考虑，必须在继承以往政府政策和基本立场基础上着手运营政权。其原因如下：第一，日本修宪的门槛极高。要进行修宪，必须由众参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员发起动议，在国民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以上的投票支持才能够成立。因此，尽管自民党从成立以来一直主张自主制定宪法（现在称为“宪法修正”），
但目前为止的日本宪法仍然一字未改。

9在自民党修宪的理由中，还包含了一种政治手腕和技巧的考量。过去自民党
抛出修宪的话题，可以有效离间混合了护宪派与改宪派的在野党势力，破坏在野党的团结。这一情况到 2019 年为止也是如此。先暂且不论修宪是否真能够实
现，自民党通过继续主张修宪，就能争取到保守派的支持，而保守派正是自民党
的支持基础。即使无法真正达成修宪，自民党只要继续提出这一主张，就能够获得对自身有利的政治成效。
就算万一自民党达成了修宪，其内容也必须在国民投票中能够赢得多数国民
赞成，这就使得极端的修正案很难在该条件下获得通过。事实上，安倍目前所提交的宪法第九条修正案内容，不过是将早已是既成事实的自卫队添加进宪法22。
由于目前日本学界仍有一类观点认为日本拥有自卫队是违宪，因此安倍才欲通过
将自卫队明文“入宪”来打消这类疑义。尽管如此，如今的日本国民对修宪的支
持率依旧不高，特别是对规定了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更多日本民众倾向于这一条应当维持原状23。
安倍的这一修正案，与当初自民党在野时期（2012 年）所提出的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的修宪草案已大相径庭。纵观美国亦是如此，尼克森与雷根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所呈现出的对华严厉态度，与其当选后中美关系大幅改善的现实情况截然相反。政党在野时，往往提出极端主张，一旦上台执政便将这些主张收回，这一情况在民主国家中屡见不鲜。自民党的宪法修正案同样是自民党在野时为夺回政权而炒作话题的手段，是为了确保获得保守选民支持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第二，日本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日本是立宪制国家。即宪法的存在是为了
保障国民权利而对政府进行限制。内阁既必须维护宪法，也必须维护现有法律制度。假使想对宪法或法律解释作出变更，必须就此进行公开讨论，并在国会答辩
中接受质询。由于国会答辩包含法律解释的性质，因此必须得当应对。而国会中讨论的所有内容都会被记录在案，并予以公开，以便在将来作为参考24。正因为如此，政府在推行决策时必须时刻考虑到与以往见解的一致性。如果社会怀疑政
府有违反法律、损害国民权益的行为，政府也会面临遭到被国民起诉的风险。
第三，首相难以改变历代内阁继承的立场。如前文提到，安倍虽对“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予以否认，但在夺得政权不久之后，却表示会“全部继承”
自民党憲法改正推進本 部 ，〈『 第 9 条』につ い て意見交換〉，2017 年 6 月 21 日，＜
http://constitution.jimin.jp/news/2017/000026.html＞，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23
同上。
22

24

可在〈國會會議録検索システム〉，＜http://kokkai.ndl.go.jp/＞参阅日本往年所有国会审议内容。

10这些内容。安倍质疑东京审判结果一事也是如此。安倍在 2015 年的“战后七十周年纪念谈话”中，通过最后将关键字落在“发动侵略”、“殖民统治”、“反省”与“致歉”这四点上，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批评和反对25。
因此，想改变历代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易事。
第四，政府内外存在着牵制者和挑战者。自民党总裁的任期为三年，需要定期接受来自党内人员的挑战。如果有国会对策失败、遭到媒体舆论强烈批判或者
是爆发丑闻都会拉低内阁的支援率。一旦内阁支持率下降，政权的向心力就会急
剧弱化。其原因在于，低支持率会引发对下次选举中自民党的议席大幅减少的担忧。参议院每六年进行一次超过半数的改选，而众议院任期虽为四年，但在任期结束前经常会被解散，这就代表着自民党政权每一到两年就要面临一次大规模的选举。
如此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势力格局：一旦首相和内阁出现失策行为，现任国会
议员出于解散众议院和丢掉政权的担忧，就会要求首相下台。首相则必须时刻在这种紧迫感下运作政权。而即便当下维持住了过半数席位，但接下来的选举中如
果并无胜算的话，政权也会急速出现“跛脚鸭效应”。这样一来，日本的首相受
党内、国会和媒体的三方牵制，加之选举的压力，无法轻易推出不受欢迎的政策。
此外，当前的自民党政权是自民党与公明党成立的联合政权。由于联合政权
要靠对方的合作来赢得选举，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对自公两党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公明党的支持基础主要是佛教徒，相比自民党而言，公民党的安保政策更倾
向于温和的鸽派，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自民党采取更为激进的鹰派政策。自民党对
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变更内容也必须在公明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否则将会难以施行。
（三）日本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决定了“军国主义政策”难以推行
除了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制约之外，无论哪一方势力掌握政权，财政和经济因
素都是日本政府都难以施行“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原因。
第一，财政方面限制极大。即便修宪获得通过，日本对外行使武力的法律门槛下降，但日本自卫队目前仍然是以防卫为主的装备体系。日本自卫队不持有弹
道飞弹、战略轰炸机、航母和核武器等装备，明确表示“不做军事大国”。如果
25

首 相 官 邸 ， 〈 内 阁 総 理 大 臣 谈 话 〉 ， 2015

年

8

月

14

日 ， ＜

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814danwa.html＞，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11

日本政府欲强化军国主义政策，就必然要提升自卫队进攻能力，推行全方位的军备扩张，但日本并不具备如此财政实力。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的 236%
（2018 年），在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中情况最为恶劣26。
图 1 防卫费用与社会保障费用所占政府预算对比出处：参考自日本政府历年的《防卫白皮书》、《厚生劳动白皮书》来制作。单位为亿日元。图中统
计金额不包含冲绳美军基地和美军改编费用。

因此日本政府要强化自卫队，就不得不在有限的预算中增加防卫支出。然而增加防卫预算很难在选举中扩大得票。2019 年 3 月，日本政府预算尽管达到了
101 万亿 4571 亿日元，但防卫预算在这一年才终于突破 5 万亿日元大关。另一方
面，日本政府在用于社保方面的预算高达 34 万亿 593 亿日元，从图 1 可以看
出，日本用于社会保障相关的费用预算是防卫预算的五倍以上，受日本国内少子
老龄化影响，这项开支每年都会增加数千亿。日本作为民主国家，执政党若在选举中败北就会丢失政权宝座。若想要为了增加防卫预算而压缩社保开支，不顾持续增加的老年选民人数，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26

財務省，〈債務残高の国際比較（対 GDP 比）〉，＜http://www.zaisei.mof.go.jp/pdf/04-k02.pdf＞，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12而安倍虽然连续六年增加防卫预算，但这主要得益于“安倍经济学”的成效，政府税收增加，使得政府总体预算上升，才得以提高防卫费用。尽管如此，日本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少子高龄社会，要在财政支出上实现大幅军扩的难度可谓一目了然。
第二，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日本若要实现经济发展，绝对要避免发生对外战争。假设日本在财政上甘冒大险，真的实现了军扩，是否就意
味着日本就会发动对外战争呢？要知道，战后支撑日本经济的是“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即美国霸权保护下的和平环境，以及以欧美市场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自由贸易体制。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实现繁荣成长，有赖于这些战争远离日本本土，日本得以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为美军提供后方补给的机会扩大生产力。然而，由于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特别是 1970
年之后，任何地方爆发战争都会导致石油市场和外汇市场动荡不安，这一点开始对日本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国自身在深刻参与到世界经济中
之后，更加清楚战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道理。二战后的日本则更早融入世界经贸
体系，战争会破坏经济发展已是日本国民的共识。而其中最需要规避的，就是同
周边地区爆发冲突。举例来说，当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 年的中日贸
易额达到 3537 亿 7293 万美元27。日本若要向中国发起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更兼之中国本身为拥核大国之一，与中国进行军事对峙更伴随着巨大风险。
若非要说日本欲与一个拥有核武、对日存在巨额贸易关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生战争，对日本到底又有何利益可言28？只有对华维持稳定与和平友好的近邻关系，才是真正有利于日本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见，日本无论是谁上台执政，受政府财政和经济因素的制约，
在安保政策上都会呈现较强的连贯性。即便有哪位政治理念特殊的政客当上了首
相，日本在政策层面也难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一直主张“自卫队违宪论”的日
本社会党党首村山首相，在上台执政后也表示认可“自卫队符合宪法”并主张

27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中国北アジア課，〈2018 年の日中貿易〉，2019 年

3 月，＜ 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_Reports/01/275fdcb1f46d0f9f/20180049.pdf＞，2019 年 8月 18 日浏览。
28

王占阳，前揭文。

13

“坚持日美安保条约”。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日本首相的首要任务都是维护政权稳定性和政策连贯性。即使想要作出改变，也要从长期执政的考虑出发，在取得民众支持、履行必要手续的基础上加以实施，除此之外并无第二种途径。

四、

日本安保政策变化的原因：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

前文虽列举了数项日本安保政策较难出现改变的原因，但事实上，日本的安保政策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笔者认为，造成日本安保政策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恶化。
（一）朝鲜的核开发与飞弹技术的增强
自朝鲜 1993 年 1 月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并被揭露擅自进行核技术
研发以来，日本就一直处于严峻的安全威胁之中。自 1950 年朝鲜战争以来，日本就是联合国军的后方安全基地。而如今朝鲜的核武器与弹道飞弹所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加。朝鲜已于 2006 年 10 月、2009 年 5 月、2013 年 2 月、2016 年 1 月、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9 月分别进行六次核子试验。据称，朝鲜在核弹头小型化方面已经取得进展。这些核子试验的开始时间正与安倍第一次上台后的时期完全重合。安倍政府不得不全力应对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和飞弹的威胁。
另外，在核弹运载手段上，1993 年 5 月朝鲜成功进行了射程涵盖日本的准中程导弹（MRBM）发射试验，即通常所说的“芦洞”导弹。在此之后“芦洞”导
弹被装备于部队，截止 2018 年为止，朝鲜军队总共配备有数百枚该导弹29。一旦
朝鲜具备了核武器小型化能力，那么日本将直接暴露于朝鲜的核威胁之中。而且
据称，朝鲜目前正在进行生物和化学武器的研发30，今后很有可能利用导弹来搭
载生化武器。
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今天的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将直接暴露在朝
鲜飞弹射程范围内，成为直面威胁的前线。除了不断提升军力的威胁之外，日本
与朝鲜还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日朝之间仍存在绑架平民问题，更遑论双方的政治互信。朝鲜方面还对日本参加基于联合国决议的对朝制裁予以强烈反对。这种局
面下的日朝两国，想就解决问题开展双边对话沟通都难上加难。

29〈日本射程ミサイル、数百基首相が北朝鮮の脅威強調〉，《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2018

年 2 月 14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26892660U8A210C1PP8000/＞，2019 年 8月 18 日浏览。
30

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 30 年版〉》（日経印刷，2018 年）。

14自 2018 年 6 月特郎普（Donald J. Trump）总统与金正恩委员长在新加坡举行
首次会谈以来，截止到 2019 年 8 月，美朝之间已进行了三次首脑会晤。在此期
间，朝鲜暂停了中长距离弹道飞弹发射试验和核子试验等高烈度的军事挑衅。但另一方面，朝鲜也仅仅是爆破了一所核子试验场，完全没有弃核的打算，核开发仍在继续进行中。简而言之，朝鲜核开发及飞弹研发的这一情况完全没有改善，
很难说朝鲜未来某天是否会再次针对日本发出军事挑衅31。
（二）中国的崛起与对外行为的强硬化
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伴随着对外贸易额的加速扩大，中国开始
走向崛起。中国的崛起体现在各方面，而在安全领域的存在感和实际行动同样不容忽视。
在图 2 中，中日两国的国防预算被统一换算为日元进行对比。如图所见，若从日本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日本的心态已不言自明。中国政府公布的国防开支自 1989 年起几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2007 年起中国的国防预算开始超过日本，在十年的时间里增至日本的近四倍。目前中国的国防开支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而如果在此期间，中日关系能够保持
良好，那么日本对于这种变化大概不会感受到威胁。但事实恰恰相反，近十年间中国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中日关系同样处于低谷状态。
即使一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只要该国在行为上没有变化，那么其对地区影响的改变仍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变化，中国的崛起对
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举例来说，即使中国解放军和海上执法机构等部门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频率上的“量”有所增加，也可以视为是国家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如图 3 所示，中国的海军舰艇经过日本西南诸岛进入西太平洋的活动增多，以 2008 年为契机迅速增加，2013 年到达顶峰，之后则维持在每年 12 次到 15 次之间。

31

〈北朝鮮の核開発、民間施設を利用―国連報告書『無傷で継続中』―〉，《共同通信》，2019

年 2 月 17 日，＜ https://this.kiji.is/469742782459708513 ＞，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15

图2

中日两国国防预算对比（统一换算为日元）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0

日本

中国

出处： 防衛 省，〈平 成 31 年度防 衛関 係予 算に つ いて 〉，《防 衛白 書》，2019 年 3 月，＜
https://www.mod.go.jp/j/yosan/2019/kanren.pdf＞。
注：日本防卫预算不包含冲绳美军基地和美军改编费用。中国国防预算按照中国政府当年公布年度
预算时，日本媒体所报导的日元换算金额来统计。

图3 中国海军舰艇通过西南诸岛等的次数

25
21
20

15

15

14

13

12

15
12

10

5

3

4

5

2

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出处：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 30 年版〉》
（日経印刷，2018 年），页 106。

16

图 4 显示的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为应对东海上空出现中国军机而进行紧急升
空的次数变化，图中可见 2010 年以后的紧急升空次数呈现显著增长。从这一资料也能够确认，自 2010 年起中国空军飞机在东海上空的活动频率有所增加的事
实。但“紧急升空”其实是为防范侵犯领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大部分情况
都到不上侵犯领空的程度。因此，类似 2012 年 12 月中国军机飞临钓鱼岛上空，
日本航空自卫队判断日方存在侵犯领空“担忧”的情况下，虽过去未有此先例，
自卫队依然决定派出军机紧急出动。此外，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划定的防空识别
区范围过大，并与中国在 2013 年 11 月划设的防空识别区范围多有重合，因此同
样会导致日本自卫队紧急升空的可能性增加。也就是说，自卫队对紧急升空的判
断含有一定主观因素，图 3 和图 4 所显示的中国进入日本领海领空、威胁到日本
安全的资料并不能称之为客观，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到大致趋势。
上述两种情况就是中国的对外行动在“量”上呈现扩大化的案例。然而中国不仅是“量”上有所增加，在“质”上同样发生了变化。2010 年 9 月尖阁群岛“撞船”事件后，特别是 2012 年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后，中日关系跌入了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中国各地反日游行频发。随后，根据日本政府的报
告，中国出现了海监飞机侵犯尖阁群岛领空（2012 年 12 月）、海军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2013 年 1 月，中方予以否认）等种种“危险行为”。此外，2013 年 5 月有不明身分（推测为中国所属）的潜艇曾四次进入西南诸岛周边毗邻水域潜航。在紧张形势尚未平息的 2013 年 11 月，中国宣布在东海划设包含钓鱼岛周边空域在内的防空识别区，因未事先与周边国家沟通而遭到批评。在此之后，又出现了中国军机“异常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2014 年 5 月和 6 月，中方予以否认）的事件。
但在 2014 年 11 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峰会在北京召开之际，习
近平主席同安倍晋三首相进行首脑会谈后，上述的“危险行为”几乎再未出现过。因此可以推断，中日关系的恶化与改善，与中国对外行动的强硬化和平静化
确实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

17

图4

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起飞次数

900

851

800
700

638
571

600
464

500

500

415
400
306
300
200

156
107

100
13

96
22

43

31

38

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出 处 ： 防 卫 省 ，〈 中 国 情 势 （ 东 シ ナ 海 ・ 太 平 洋 ・ 日 本 海 ）〉， 2019 年 4 月 ，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surround/pdf/ch_d-act_201904a.pdf＞，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18

图 5 中国海军舰艇通过西南诸岛的次数
30
147

入
25 侵
132
124
领
122
120
海
112
110
20 船
104
102
9998 95
98
97
94
只
89
88
87
86 88
84
84 81
数
8282
82
81 80
15
78
77
77
（
7268
72
7270
69 71
6866
68 船
63
62
60
60
59
59
58
57
57 54 56 56 595456
54
10 只
53
52
51 49 48
51 52 47
49
49
47
4
4
数
43
42 42
42
40
37
36
35
34
／
32
32
30
30
29
28 25
5 月
26
24
21
20
）
14
8
7
20000000000000000000 01003000222200122241 2
0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160
毗
邻 140
水
域 120
内
确 100
认
船 80
只
数 60
（
船 40
只
数 20
／
0
月
）

2008
2009(H21) 2010(H22) 2011(H23) 2012(H24) 2013(H25) 2014(H26) 2015(H27) 2016(H28) 2017(H29) 2018(H30)
2019(H31)
(R1)
(H20
)
确认船只数（船只数／月）领海内

确认船只数（船只数／月）毗邻水域内

出处：〈尖阁诸岛周辺海域における中国公船の动向と我が国の対处〉，海上保安庁，<http://www.kaiho.mlit.go.jp/mission/senkaku/senkaku.html>，2019 年
9 月 8 日浏览。黑色曲线表示确认进入毗邻水域内的船只数量，红色分隔号表示进入领海内的船只数量。

19图 5 所体现的是与上述“危险行为”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政府公船进入
钓鱼岛海域以及毗邻水域的船只数量变化。除去以往种种例外情况，中国的类似行动最初始于 2008 年 12 月。2008 年中日关系尚且良好，日本不可能会先行挑衅。在此之后，以 2010 年 9 月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生相撞事件为标志，中日两国进入对峙状态后，中国方面的政府公船几乎变为定期进入钓鱼岛周边毗邻水域，并且数次中就会有一次进入日本领海。可以推断，中国的公务
船是借此来试探日本的反应。以 2012 年的“购岛”事件为标志，中国公务船经
常数艘一起进入毗邻水域，并反复进出日本领海。这种经常性进入日本领海的危险接触行为在 2013 年夏天之后逐步减少，此后维持在每月三次的大致频率。如此看来，图 3 的变化曲线在 2013 年到达峰值，正好对应图 1 中的中国国防开支增长趋势，二者十分近似。
对于中日关系的恶化，毫无疑问双方都抱有责任。在中国看来，日本是同美
国一道，在战略上抗衡中国的国家。并且在尖阁群岛问题上，似乎也将日本视为
主动“挑衅”的过错方。然而，通过上述图表可以看出，在日本看来，中国才似乎是那个正在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国家。
（三）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
随着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日本政府开始在外交上努力确保美国在该
地区的安全承诺。虽然美国目前仍是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大国，但其相对实力正在逐步下降。
日本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的担忧早已有之。奥巴马（Barack H. Obama）政府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举动，正是针对这一趋向所采取
的补救措施32。
在特郎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这种倾向开始加速。一位难以理解同盟国重要
性的美国总统的出现，对日本无疑是一种巨大打击。有报导称，特郎普曾向其亲
信透漏出日美同盟不利于美国，并可能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想法33。从特郎普所
采取的弱化美欧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的政策来看，他的这一想法并非信口开河。

32

森聡，〈オバマ政権のリバランスと対中政策〉，《国際安全保障研究》第 41 巻第 3 号（2013年 12 月），頁 38-41。
33

Jennifer Jacobs, “Trump Muses Privately about Ending Postwar Japan Defense Pact,” Bloomberg, June25, 2019, <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25/trump-muses-privately-about-endingpostwar-japan-defense-pact >, accessed on August 18, 2019.

20

因此在日本看来，当前日本正面临着安全环境不断恶化，最为仰仗的日美同盟的信赖度不断下降的局面。当然，这些还要看特郎普在 2020 年大选中是否能够继续获胜，以及美国对日美同盟的轻视到底是一种长期趋势，还是仅为暂时性现象。

五、 安倍政府的现实主义安保政策
即使日本政府已认识到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逐步恶化，为此必须强化日本的安保政策，但正如前文所述，想要实现这一点非常之难。与大多数保守派政治家
一样，安倍晋三本人也极力反对现行日本国宪法中的“放弃战争力量”，及作为该项解释的“不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内容34。安倍政府正是在面临上述课题，或者说以此为契机的情况下，在原有安保构想的基础上，以小步慢行的方式逐渐
改变日本安保政策的现状。
（一）经济政策与安保政策的相互作用
安倍政权的目标，就是以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为抓手来强化日本实力。具体为复活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和放宽应对东亚地区严峻安全环境
的法理限制，强化自卫队和日美同盟。
日本银行的“异次元宽松政策”和与之相伴的日元汇率贬值与积极的财政支出是安倍经济学的最大特点。这一政策使得日本股市大涨，日经指数从民主党时
期的平均 7000 余点，攀升至 2 万余点。这意味着日本股市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上涨了三倍，日本 2019 财年的预算首次突破 100 万亿日元大关，创历史最高记录。通过给民众带来耳目一新、改善经济的印象，安倍政权收获了巨大成功。
而安倍的超高支持率也正是来源于此。目前为止，包括 2019 年 7 月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在内，二次上台后的安倍政府已经在众参两院选举中取得了五连胜。
安倍政权下的安保政策制定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先通过经济政策来维持较
高支持率，在此基础上再行推进在民众看来不受欢迎的安保政策。图 6 的安倍内阁支援率曲线，就反映了安倍通过四项安全保障相关决议时的支援率情况。
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内阁决议案”、“成立新安保法”以及“修正刑法”都是不受民众欢迎的法案和政策。正如前文所说，日

34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社，2006 年），頁 123-134。

21

本国民在安保方面维持现状的意愿较为强烈。另一方面，这些法案和政策更遭到
了自由派的媒体的强烈反对。如果政府要强化保密规则，媒体的情报来源就会受限。而集体自卫权一旦被解禁，自卫队的行动范围就会扩大，仅这一点就提高了
日本卷入国际纷争的可能性。2017 年的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即所谓的“共谋罪”
法案，指的是即使没有实际犯罪行为，在合谋犯罪阶段也可能会遭到逮捕和处罚。这些内容虽有助于强化日美同盟和打击恐怖主义，但却是对刑法内容的大幅改变。出于这些担忧，自由派媒体对安倍政府以上政策和法案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那么安倍政府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日本政府的预算主要基于前一年 1 月至 12 月的税收，在当年的 1 月至 3 月
的通常国会上进行制定。而上述这些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法案，基本没有任何一项是在预算制定期间提出的。因为政府必须极力避免由于受在野党反对导致耽误
财政预算通过的情况出现。从图 6 可见，安倍通过这些安保相关决议的时间统统避开了 1 月至 3 月的预算制定期。
图6 安倍政府通过安保政策时的支持率走势出处：笔者参考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的“政治意识月例调查”35资料制成。
“参”代表参议院议员选举时期，“众”代表众议员选举时期。
35

NHK

放 送 文 化 研 究 所 ， 〈 政 治 意 识 月 例 调 査 〉 ， ＜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political/2019.html＞，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22而且日本还会举行定期和不定期选举。参议院每六年进行一次超过半数的定期改选。众议院尽管为四年任期，但在期满前可能会由首相择机宣布解散，提前进行选举。除避开众参两院选举时期之外，还要避开地方自治体选举集中的时期。在这类选举之前，敏感而不受欢迎的法案很难获得通过。此外，出现政治丑
闻同样也会导致支持率下跌。安倍会事先看准时机，避开会因提交敏感法案和政
策导致支持率下跌的时期，选择年末年初的假期以及暑期等时间段，趁选民的关
注点转向其他方面之际，适时推行这些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决议。
安倍政府是一个具备灵活政治手腕的政府：先通过运行经济政策拉高支持率，再择机调整国会与选举日程，以保证不被民众和媒体认可的安保政策得以通过。如果能够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安倍政府，就不难理解当前的日本所发生的改变。
（二）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特征
由于一国国防层面的安保政策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迅速转变，因而我们必须从长期视角出发对此进行观察。事实上，安倍政权的安保政策大多是在往届内阁
政策基础上的延伸。
首先，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会根据周边环境变化，采取随机应变的调整。例如小泉时期为应对来自朝鲜的飞弹威胁，政府决定于 2003 年 12 月引进飞弹防御系统，之后便在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斗系统”驱逐舰上部署了“标准三型”拦截飞弹，并为航空自卫队引进了具备地对空拦截能力的“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系统。通常来说，日本会在《防卫计画大纲》中制定日本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总
体防卫力量整备计画，而小泉则逆程式而行，于一年后的 2004 年 12 月才推出《防卫计画大纲》。也就是说，为应对朝鲜研发飞弹的威胁，在制定总体军备计
画之前，小泉选择了提前部署个别装备，即引进了飞弹防御系统。
2017 年，美朝关系急剧动荡，朝鲜数次向日本周边发射飞弹，使得负责海上
飞弹防御的“宙斯盾战斗系统”驱逐舰及其护卫舰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针对这一情况，日本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配备陆上部署型飞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的决定。无独有偶，安倍政府也直到 2018 年 12 月才修改了《防卫计画大纲》。因此，安倍政府同小泉政府一样，都是为有效应对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了适时调整。
其次，安倍政权确实在安保政策上有所强化，但事实上这一点不过是延续之
前政府的做法。日本战后长期将“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作为防卫政策的基础，而

23

将之修改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的，正是民主党时期出台的《防卫计画大纲》
36。通过这一改变，日本的防卫政策不再是应对所有威胁，而是转型为针对某些资源的特定威胁（主要指海上和空中威胁）进行防御。虽然安倍在上台一年后重新修改了日本《防卫计画大纲》37，但其中的“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概念与民主党时期的“机动防卫力量”几无差别。也就是说，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画的大转
型，基本都是为应对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所做出的改变，而并非只是安倍时期所独有的变化。
最后，安倍政府虽然作出许多大胆调整，但大部分都是基于以往已经讨论成型的内容。其中包括：①通过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局，构建安
保方面的首相辅助体制；②通过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38，完成比《防卫计画大纲》更高级别的战略筹画；③通过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武器出口
及装备合作研发；④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武力行使三条件”：遭受武力攻击、无其他适当手段时，允许日本行使必要且最小限度的武力）；⑤放宽日本自卫队在参与联合国维和等活动的行动标准；⑥在 2018 年《防卫计画大纲》中提出构筑“多次元统合防卫力量”，将防卫范围扩展到宇宙、网路和电磁波等新领域39；⑦将“出云号”大型护卫舰“事实航母化”等等。
在上述七项中，①与②为制度改革，基本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主。③则
是经过了包括民主党时期在内的长期讨论，才逐步实现的阶段性改革。⑤的内容
都是在联合国等国际合作平台的框架范围内，日本的武器使用标准在国际上并不出格。⑥的目的虽是为了强化自卫队能力，但同样也将重点放在应对多元化威胁方面。⑦尽管是“事实航母化”，但由于并未计画在舰艇上搭载攻击型航母必备
的战略轰炸机，因此日本的“准航母”仅是作为防范入侵领空的措施之一，用以弥补舰队防空和西南地区航空基地不足的问题。这样看来，安倍政府最明显的特
征和最大的变化只有④这一点。但集体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所明确记载
36〈 平 成 23 年 度 以 降 に 係 る 防 衛 計 画 の 大 綱 〉 ， 2013 年 12 月 17 日 ，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37

〈 平 成 26 年 度 以 降 に 係 る 防 衛 計 画 の 大 綱 〉 ， 2013 年 12 月 17 日 ，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 国 家 安 全 保 障 戦 略 に つ い て 〉 ， 2013

38

年

12

月

17

日 ， ＜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2019 年 8 月 18 日浏
览。
39〈 平 成 31 年 度 以 降 に 係 る 防 衛 計 画 の 大 綱 〉 ， 2018 年 12 月 18 日 ，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2019 年 8 月 18 日浏览。

24

的内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加盟国都可享有自卫权，集体自卫权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④作为安倍政府独有的政策特征，也不过是放宽日本特有的法律
限制，使日本更加接近国际社会常识而已。

六、 结论
本文透过重新审视中国国内的日本“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论”，并深入
分析日本政府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和方向性，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A）类型的“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并无说服力。日本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地区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日本透过在
安全上依赖美国、降低了国防开支，得以集中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日本社会的贫
富差距很小，社会福利居于亚洲领先水准，失业率同样很低。将一战后的德国同
二战后已经发展了七十年的日本作比较毫无意义。日本是一个发动战争遭遇巨大
失败，在和平年代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孕育而生。因此，大多数日本国民在安保方面希望维持现状的倾向，是
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第二，（B）类型的“政治层面的右倾化论和军国主义复活论”同样不具备说服力。一方面，日本的首相和内阁受到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多重制约，即使有怀揣极端政治理念的政客上台执政，其所求也必定不会实现。日本作为法治国家的这一事实，是阻碍政府出现右倾化、复活军国主义的最大防波堤。另一方面，日
本政府被财政和经济状况所牵制，进行大规模军扩或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既不合理、也无可能。在当今时代，贸然发动会招致财政崩盘、经济崩溃的大规模军扩和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对于时刻面临选举压力的民主国家来说，几乎绝无可能。
同样，民主也是阻碍政府出现右倾化、复活军国主义的另一层防波堤。
第三，（C）类型的“安保政策层面的右倾化论”虽具备一定说服力，但在阐释“军国主义复活论”上却难以令人信服。安倍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主要是为了应对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种种变化，而非源于政治观念上的军国主义思想。
安倍首相则借势而行，趁安全环境恶化之际，在原已成型的安保构想基础上，成功修改了日本的安保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中日间可以通过开展防卫交流和安全对话等有效措施，不断增进双方互信来改善这一局面。双边关系的整体改善，双方信赖关系的打造以及沟通对话的制度化，都会有助于避免两国出现突发性军事25冲突。一旦这种威胁感下降，日本民众很可能将不再支持政府改变安保政策现状
的做法。
中日两国是“永远的邻居”，且双方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少子老龄化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课题。因此，中日两国可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目前为止，中日
都是在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各自推行本国安保政策，而扩军备战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增进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中日两国终于恢复
了中断已久的首脑互访，期待中日两国能够以此为契机，携手朝着构筑相互信赖
关系的方向共同努力。

26

附记本论文转载自松田康博著、张瑞婷译，〈如何解读安倍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 亚 太 安 全 与 海 洋 研 究 》 2020
年
1
月 ， ＜
http://yfzh.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yfzh＞，当时受限于篇
幅的关系，未能刊载出完整的图表。因此本刊在转载之际，复原了完整的图表。最后，本人在此向允许转载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表示谢意。

i

作者简历
松田 康博

Yasuhiro MATSUDA

学

历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法学博士）

现职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研究领域东亚国际政治、中国与台湾的政治、对外关系、安全保障、两岸
关系

官方网站

http://www.ioc.u-tokyo.ac.jp/~ymatsuda/ch/index.html

电子邮件

ymatsuda@ioc.u-tokyo.ac.jp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20 年 10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助理編輯：魏偉修

逸瑩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October 1, 2020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October 1, 2020

Vol. 4 No. 5

http://jeast.ioc.u-tokyo.ac.jp/

Decoding Japan’s Security Policy under the Abe
Administration: Beyond Discourses of “Tilt to the
Right” and “Revival of Militar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