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3 卷第 2 號 2019 年 4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羅家倫與 1950 年代台灣的簡體字論戰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論文
前言

1

文字改革的需求與「簡體字研究委員會」的成立

2

文字改革為新文化運動在台灣的重新燃起―羅家倫與五四精
神

4「文字制定程序法」制定要求與羅家倫的反駁

6從民衆與政府的立場看到的簡體字問題

7

簡體字論戰與媒體的反應9

簡體字論戰的高潮之後迎接結束

10

結論

12

◼ 附記

ⅰ

◼ 作者簡歷

ⅱ

摘要

本稿將 1950 年代台灣發生之一個文字改革的論戰與其主要論者羅家倫做為檢討。因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失去戰局由大陸遷台，中國知識分子陸續跟隨中央政
府來台，從而形成並影響了 1950 年代台灣社會的文化環境和走向。此一時期既繼承了大陸新文化運動， 又有許多台灣特有的文脈出現。
在大陸時期「未實現的文字改革」，在台灣由羅家倫主導推行；卻在教育部簡體字研究委員會成立以後，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引起了一股巨大「簡體字論戰」。
然而，1956 年 1 月在大陸「漢字簡化方案」公布了以後，因為在大陸的共産黨政
府剛好提早結束整立研究而先公布了簡體字，使簡體字反對派獲得了政治正當性。
為了對抗共産黨，國民黨不得不採取保守的姿態，結果使國民黨徹底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為主的文化政策。中國知識分子渡海而來，在台灣為了改革舊文化試
圖重新扶植五四精神種子的努力，卻在両岸的文化戰爭中，遭到壓制導致無法開花結果。

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bate on character reform in 1950s Taiwan and the role ofits major advocate, Luo Jia-lun.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lost thecivil war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resettled in Taiwan, a large
number of elites from mainland China also moved to Taiwan along with the government,
which structured and influenced the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1950s Taiwan.
The role of these elites, who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mainland, coupled with Taiwan's peculiar historical contex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ssues during the period such as character reform.
Luo Jia-lun of Kuomintang (KMT) actively advocated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in
Taiwan to restart KMT’s “unrealized character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But
immediately afte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Committee on
Simplified Character, Luo’s attempt faced harsh resistance from conservative
mainlander elites,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character reform became one of the largest
cultural debates in postwar Taiwan. However, while the controversy was reaching its
pea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gime in the mainland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eircharacter reform in advance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in 1956. This mov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evitably
granted political authenticity to the opposition elites who were against the character
reform in Taiwan.
To compete against the CCP, the KMT claimed it had no choice except taking aIIconservative standpoint, and it thereafter adhered to the conservative and dogmatic
cultural policy. Progressive elite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travel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d indeed attempted to continue with the unfinished cultural reform by
implanting the seeds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aiwan; however, as wars overculture continued across the Straits, their attempts were unsuccessful and the seeds theyplanted were never able to blossom in the cultural ground of Taiwan.

III

IV

羅家倫與 1950 年代台灣的簡體字論戰

菅野敦志（名櫻大學國際學群上級副教授）

一、 前言
由於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遷台，中國知識分子跟著中央政府陸續來
台，形成而影響了 1950 年代台灣社會的文化環境和走向。繼承了大陸的新文化運動，卻由台灣特有的文脈出現的許多文化狀況之中，本稿將 1950 年代台灣發生之一個文字改革的論戰與其主要論者羅家倫做為檢討。
近代中國的歷史上出現的種種文化改革議題中，文字改革即是主要而重要問
題之一。文字改革曾經在 1930 年代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著手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卻因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對而撤退，後來成為了被遺忘的歷史之一1。因此，文字簡化和簡體字問題，對國民黨而言，就是一個在大陸時期「未實現的文字改革」。
然而，因國民黨於國共內戰上的失敗而中央政府遷台後，過去被吹熄之文字
改革的火種在台灣重新燃起，引起了一股巨大文化論戰。本稿將其論戰命名為「簡體字論戰」2，試圖描寫其全貌與主要提倡者羅家倫所扮演的角色和意義。

二、 文字改革的需求與「簡體字研究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遷台的一年半後，首次文字簡化的提議由民意機關提出了。1951 年 6 月，
於台灣省參議會第 11 屆大會上，省參議員馬有岳提出「請政府頒製常用簡易漢字，

因為出版界與文化界要求簡化文字，國民政府於 1935 年 8 月 21 日公布了「簡體字表（第一批）」。
原來 324 個簡體字在小學課本上開始使用而擴展為大眾社會，然而，其半年後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對，簡體字被宣布暫停使用，結果面臨者無法再次公布的命運。請參見村田雄二郎，〈もう一つの簡体
字――漢字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田中克彦・山脇直司・糟谷啓介編，《言語・国家，そして権力》（新世社，1997 年），頁 194−203。
2
過去的研究很少對台灣的簡體字問題做分析，其中有藤井（宮西）久美子，《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言語政策》（三元社，2003 年）。台灣方面的文獻請參照，中國文字學會編，《中國文字論集》（台
北：中國文字學會，1955）；張博宇主編，《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下）》（台中：台灣省政府
教育廳，1989 年）。
11

限制使用奧僻文字，以利人民辨認」一案3，要求専家應該制定常用簡易漢字為「通用字」之後一律採用，其提案通過參議會。次年，1952 年 1 月 17 日台灣省參議會
臨時大會上，省議員林湯盤也提出同樣議題，再次要求政府推行國字改革運動4。
從此可以看到，在光復後的台灣社會，漢字簡化問題和文字改革運動是被視
為需要立即解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教育及社會問題。原來，簡體字並不是一個新出現的問題，就是於國軍及政府機關公文裏面也普遍看到，它是於社會上已經廣泛使用，卻因未制定為「國字」而一直沒有統一規格的一種「常民文化」。
但是，1953 年起，在台灣社會上已多氾濫的簡體字及其造成的混亂開始引起
大眾的注目，第一個階段是由教育部命令各級學校暫時禁止使用簡體字開始。1953
年 3 月 9 日，教育部通知「查關於簡體字一案，本部經邀請專家審議中，在未審
定公布前，各校學生自寫之簡體字仍應禁止」之「台社教（42）字第 1885 號」令
5。同月 31 日，台灣省教育廳也向縣市的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通知「為各校學生習字常寫簡體，應予禁止」之「（42）教 4 字第 13154 號」令6。然而，要注意的是，
教育部及省教育廳的命令的意圖不是永遠禁止簡體字的使用，都是為了政府檢討
整理公布之前的暫時措施而已。關於簡體字，因為全台各地方民意機關向中央政
府不斷地請求應當如何輔導，甚至於要求公布標準簡化字為「通用字」，所以教育
部就被迫一旦禁止而想出辦法解決問題。因此，一個月後的 1953 年 4 月，教育部
召集專家主持「文字簡化座談會」，決定了成立研究整理簡體字為主要任務的委員
會，而該會選定簡體字之後的具體方針7。
按照座談會的決定，1953 年 7 月教育部聘専家學者 18 人8在教育部內成立了「簡體字研究委員會」，其委員會的成立就象徵了針對台灣開展文字改革的可能性
包含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委員會成立兩個月後的 9 月 14 日，委員的主要成員之一，考試院副院長羅家
倫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理紀念週做了一個報告說道：「我們主張簡體字，……而
是為國家文化的進步」，「求必較容易使大家了解的方式，來促進將來的進步」，指出了推行字體簡化的必要性9。之後，10 月 21 日舉行的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上，教《中央日報》，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4 版。
《台灣新生報》，1952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
5
張博宇主編，《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上）（》台中：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87 年），頁 452-453。
6
張博宇編，《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頁 158。
7
按照教育部出版的《第 3 次中國教育年鑑》，座談會的結論是「建議先將常用字 6780 字簡化，呈請行政院轉 總統核定後公布。經核定公布後，書籍、雜誌、報紙應一律採用，但私人使用，自可仍用原來字體，不受限制」。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第 3 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正中書局，1957 年），頁 888。
8其名單為：羅家倫、許師慎、包明叔、沈剛伯、封中平、毛子水、趙友培、王玉川、齊鐵恨、
何容、梁容若、洪槱（炎秋）、王星舟、游彌堅、王壽康、艾偉、董作賓、兪國華。主任委員：程天放（教育部長）。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前揭書，頁 888。
9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 第 6 冊》
（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黨史委員會，1988 年），頁 481。
3
4

2

育部長程天放將簡體字的合理化問題說明為：「教育部並曾邀請專家研究 600 餘字，
待確定後，即可公布」10。
當時，中央政府對 1950 年代初期興起的簡體字整理的動向顯示了較為積極的態度，尤其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對簡體字問題也表示肯定。蔣介石於 1953 年 12月 16 日舉行的「第 17 次總動員運動會報」發言為「為教育，為大衆的便利，在國家的立場上，簡體字是很有用處的。私是贊成，有提倡的必要」，「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就對整理公布簡體字明確的表示支持而指示需要進行研究 11。村田的研究指出過去蔣介石在大陸時期也認為推動簡體字的重要性12，在台灣重新興起
這一整理簡體字的局面，他對簡化文字的正面態度似乎也似毫無改變。
要強調的是，1953 年的春天到冬天，國民黨内部以及社會上的氣氛來看，尤
其是反映「總動員運動會報」之蔣介石「為教育，為大衆的便利，在國家的立場
上，簡體字是很有用處的」的明確指示，台灣社會確實在往研究整理簡體字之後
公布的方向前進。由於國民黨從大陸時期已有了研究累積，當時之「此次簡體字
運動是始自地方民意機關，經語文學家研究，復經中國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
統剴切指示推行，只差公布了」13。

三、 文字改革為新文化運動在台灣的重新燃起―羅家倫與五四精神
上述的事實明確地表示，至少 1953 年的階段，國民黨政府將過去在大陸受到挫折之簡體字的工作已經開始做了正式動作。其中，最熱心主張公布簡體字公布
的知識分子，就是五四運動當時學生領導人之一，羅家倫。在 1953 年 9 月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總理紀念週，他對於整理而公布簡體字的需要如下說明：
我主張中國文字應該簡化，最大的理由為要保存中國的文字。我反對羅馬拼
音或用其他的拼音方法。……要保存中國字，不能墨守成規。時代變了，傳達思想的工具――文字，也要跟著變。……現代是科學的時代，國家需要大《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22 日，第 3 版。
據 19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7 次總動員運動會報的紀錄，蔣介石明確指示了「布告是給一般民衆
看的，其款式與文字，均應力求通俗，又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羅家倫也寫道，該會報中蔣介
石的發言為「為教育，為大衆的便利，在國家的立場上，簡體字是很有用處的。私是贊成，有提倡
的必要」、「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41、42 年度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
會報紀録彙編》（台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4 年），頁 471；羅家倫，《簡體字運動》（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 年），頁 5、45。
12據當時教育部長王世杰，蔣介石鑒於共産黨解放區「教育實施的重要性與其困難」，命令教育部討議簡體字的施行。村田雄二郎，〈もう一つの簡体字――漢字とナショナリズム〉，頁 199。
13
張博宇主編，《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下）》，頁 972。
10113

量的生産，我們要應付這個時代，必須有積極的、迅速的方法。14
他在黨員面前主張：「不能墨守成規」，「時代變了，傳達思想的工具――文字，也要跟著變」，羅家倫的言詞裡就能看到他的思想和立場是站在改革舊文化的。然而，根據羅家倫的報告，文字簡化工作是為了「保存中國文字」，這個目的與共産
黨文字改革的藍圖及從簡化文字到表音文字的最後目標完全不同，羅家倫的想法
即是將漢字簡化的手段來實施文字大衆化，這樣才能妨礙中國文字拉丁化。
為什麼羅家倫在大陸失敗過的「簡體字運動」看出改革文化的希望？這個答
案從羅家倫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能夠找出。羅家倫在念北京大學時起草「五四運動
宣言」，五四運動的學生領導人之一，與傅斯年共同創立「新潮社」，發刊《新潮》
批判封建論理與封建文學，羅家倫對教育與國語問題一直主張改革的需要。其實，
在大陸時期中央政治會議提出簡體字方案之際，羅家倫就是當時表示支持公布簡體字的兩位之一（另外一位是國語運動旗手黨國元老吳稚暉）15，即證明他對文字
改革的態度到了台灣以後也沒有改變，反而到了台灣發覺需要重新推行「五四精神」，鞏固了實現文字改革的決心。
原來，羅家倫到了台灣以後對於教育裡面的復古色彩一直表示不滿。他在 1950
年五四運動紀念日於《中央日報》發表的「五四的真精神」文章中，將因大陸的政治失敗歸於近代教育的失敗而醜化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形象並將復古教育正當化
的動向加以強烈批判。
我承認，而且我感覺到在新道標準未建立而舊道徳標準已崩潰的時期，許多人不幸陷於心理的真空狀態。但是，要從事補救與挽回，還不能不從改進和發展近代教育著手。斷不能回頭祈禱從古老的教育方式裏出個救星。……中國的國粹當然應該於真正的消化選擇之後，縫合在近代教育裏面，交給後代，
却斷不能退回到復古的路上去！16
羅家倫的「要補救近代教育的缺陷，更需要多更完備的近代教育」這個主張，為了補救近代教育而重新振起長期停滞中的新文化運動精神，似乎後來從文字改革找到希望。兩年後的 1952 年五四運動紀念日於《中央日報》發表的「憤慨和感慨」文章中，他已經寫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倒退的現象表示無奈，又以如下
指出國語和文字在台灣還製造的問題（底線為引用者所標示，以下同）。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一貫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要使中國現代化，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 第 6 冊》
，頁 477。
王世杰，〈我對羅先生三點特別感想〉，《傳記文學》，第 30 卷第 1 期（1977 年），頁 24。
16
羅家倫，〈五四的真精神〉，《中央日報》，1950 年 5 月 4 日，第 2 版。
14
15

4

必須先從思想現代化做起。至於要使現代化的思想如何能有效的傳達和表現，
那就非靠新文化運動不可。國語文學運動，就是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部份。
可是這個要使中國現代化運動，現在這工作已經完成了嗎？不但沒有，而且
常常發現背道而馳的現象。小學生的腦筋，雖曾解除了古典文字的壓迫，然而現在中國的課本裏，高文典冊，卻日漸加多，國語文學的國語幾乎為春秋
時代的「國語」所取代。這種情形尤其使中學裏的台灣籍學生頭昏腦脹。……
我實在不了解，這對目前反共抗俄的迫切需要，有什麼關係？
……有一位小學教員，問我一位朋友道：「為什麼有些政府機關發表的文章，
要我們查「辭海」才看得懂？有些，查了《辭海》，還是不懂。」我這位朋友，
簡直無詞以對，文字方面，尚凡如此，何況其他？新文化運動發生了卅五年，
到現在還有這種現象，那能不使人發生感慨？17從此能夠看出，面對離新文化運動的理想越來越遠的狀態，讓羅家倫「發生感慨」，明明批判國民黨文化政策走復古的道路。因為要打破這樣的局面，將新文
化運動的精神在台灣發揚光大，他就決心國語改革的重新提倡須由文字改革做起。
接著，他以如下的說法又繼續反擊否定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意義的人。
社會上不免有不了解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人，加以種種的批評，其中有些是我們不敢承受的，因為批評者不明白當時的事實。有些批評者衡道的熱忱太強烈了，他們以為新文化運動是要毀滅中國固有的文化，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
……總之，新文化運動乃是要把中國固有的文化，按照現在時代的要求，以科學的方法，來重新整理，以科學的眼光，來重新估價，使其永遠能夠適應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由我們還能生存着的中華民族，自己加以發揚光大。
我不想這種主張有甚麼罪惡。至於五四運動那種為國家爭獨立自由平等的精神，我想現在應當維持。
羅家倫發表其文章的隔年，簡體字研究委員會成立了，羅家倫再一次試圖倡
導推行在大陸面臨挫折的簡體字運動。羅家倫表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現在應當維持」，為了在台灣種下新文化運動的種子，扶植五四精神幼苗來改革舊文化，
文字改革才被視為實現中國近代化的最基本的工作。

17

羅家倫，〈憤慨與感慨〉，《中央日報》，1952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5

四、 「文字制定程序法」制定要求與羅家倫的反駁
教育部簡體字研究委員會成立以後，整理與制定簡體字的實際工作應開始進行，卻因其委員中羅家倫對外最為積極發言，所以他的意見被外界認為代表委員
會和政府的主張，不久之間遭到保守派的反對。許多保守派立法委員對羅家倫的
主張感到不滿，他們紛紛開始猛烈反駁，其狀況漸漸開始逆轉。
1954 年 2 月 27 日，廖維藩主導的立法委員 106 人反對羅家倫主張的文字簡化，為了阻止文字改革，在立法院提出了〈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壊傳統文化危及國
家命脈特提議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以固國本案〉（《文字制定程序法案》）18。
該法案的全文於 3 月 1 日《聯合報》上刊登，說明文裡，廖維藩猛烈又惡意地批
評羅家倫為「不肖之徒」，還將提倡制定簡體字的具體行動即是「和共匪吳玉章等
隔海和唱」、「類似匪諜的行為」、「民族文化的罪人」19。
其文章刊登之後，羅家倫立即展開了反論，由 3 月 17 日到 22 日的《中央日報》等各報紙上刊登了〈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為題名的 6 篇長文，辯護他主張的正當性。要注意的是，其題目卻是使用將蔣介石在「總動員運動大會會報」
上說道的支持簡體字之言詞取題名，其用意就是向外界強調簡體字的提倡即是中華民國總統的指示，強調其主張的正當性。羅家倫於其文章指出的推行簡體字之主要理由為下列四點。
① 簡體字有助於保全中國字──為了阻止中國文字的拉丁化或改用拼音文字
而保存中國字，需要文字的簡化。
② 簡體字有助於節省時間──寫繁複的文字能浪費時間，在這生存競争劇烈的時代為了節省時間與西方國家競爭，需要文字的簡化。
③ 簡體字有助於節省精力──現在的青年要學的知識技術太多，絕不能耗費太多的精力於文字，為了節省精力，需要文字的簡化。
④ 簡體字使廣大的民眾能以最便利的工具，有助於得到知識──現在知識的優先權已經不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國家的基礎應該為民衆著想，為了
普及教育國家富強，需要文字的簡化。20
然後，選定簡體字的具體方法為：①從最古老的簡體字中選取，②從漢魏以來牌帖名墨蹟裏選取，③從宋元以來木刻書中選取，④從現在公文書常見的簡體
字中選取，⑤從軍中文書常見的簡體字裏選取，⑥從民間常用的簡體字裏選取，《聯合報》，1954 年 2 月 28 日，第 1 版。
《聯合報》
，1954 年 3 月 1 日，第 1 版；《立法院公報》，第 13 會期第 3 期，1954 年 5 月 1 日，
頁 82−100。
20
羅家倫，《簡體字運動》，頁 2−5。
1819

6

按照以上原則選出部首以及偏旁簡略化開始着手21。
因為羅家倫的文章以《簡體字運動》的題名用小冊形式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成單行本分送立法委員22，是否採用簡體字而戰的一大文化論戰從此展開。反對派
的一貫態度和主張為：「簡體字的使用是個人的選擇，政府不應該強制使用」，其具體理由為：「簡體字不合六書原則」，「使後代不能讀古文書就造成文化上的斷絶」，「簡體字的公布只要増加同時學習正體字和簡體字兩種文字的負擔」。然而，更重要的是，當時共産黨在大陸進行的簡體字研究就是「毀滅傳統文化的行為」，所以台灣方面反而「要保衛優美的中國文字，保持並發揚光大我民族固有文化」。
另一方面，羅家倫指出的理由之外，簡體字贊成派的主張中最普遍看到的就
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簡體字給予正體字同様的法律地位達成文字大衆化」。
還特別強調的理由為，「追求効率就是大衆的要求」並且「簡體字能創造的教育與
工作的効率化能促進『中國的科學化』」。隨著時代的變化，節省寫文字的時間會
直接幫助提高社會生活之効率化，文字簡化引進之文字的進歩才能夠帶動「文明的進歩」，贊成派的主張就是推行近代化建設必須從文字簡化做起。

五、 從民衆與政府的立場看到的簡體字問題
其實，簡體字原來是中央政府由大陸時期開始一直未解決的一個問題。然而，
中央政府遷台後的 1950 年代初出現之文字改革需求，反映了台灣當時特殊社會狀
況，因為推行簡體字的動機背後，還存在著民衆與政府各自的理由及意圖。
首先從民衆的立場開始檢討，第一個理由就是光復後的國語轉變與語言學習的問題。台灣從日本光復到中華民國，使台灣人（本省人）又一次轉變為「中國人」，但回到「祖國」的懷抱不等於本省人能夠立刻學會新的「國語」。大部分的
本省人，因為在時間上及資源上的限制，自學中國「國語」並不容易，本省議員
馬有岳提出的「頒製常用簡易漢字」一案，即是為「從日語到中文」的語言轉變
中台灣知識分子、民眾、學生們的苦惱來代言。
但是，以民衆的立場最迫切的問題應該是，因大陸的淪陷而來台之大量外省
籍學生造成的「本省籍子女教育問題」。語言的負擔讓很多本省籍子女的升學問題
愈困難之際，為了跟中文能力有明顯差距的外省籍子女競争，解決本省籍子女的教育問題，整理繁雜的中國文字並制定常用簡易文字極為重要23。
還有，當時台灣的教育環境來看，國民學校的學生之中願意升學的學生都還要課外時間繼續補習。包括回家後做功課的時間，毎天需要確保平均 12～16 時間
羅家倫，《簡體字運動》，頁 7−29。
張博宇編，《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頁 163。
23
社論，〈給青年的補習機會〉，《中央日報》，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
21
22

7

的學習，其負擔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24。
另一方面，除了民衆的立場之外，政府的立場也是推行簡體字主要動力的來
源。雖然回到中華民國，台灣社會到處能看到日據時代的痕跡，政府推動簡體字
的一個理由是消除社會上仍殘留的日本文化遺產，其中一個就是日式簡體字。
由於日據時期基礎教育普遍普及，日式簡體字在基層民眾生活中廣泛普及。
光復後也無法改過來，政府就要禁止日據時代創造出來的簡體字並公布簡化文字
來普及中國的文化，這才是教育部內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的目的之一25。簡體字
在台灣該公布的理由是，為了禁止一般民衆還繼續使用日式簡體字，將中國「正統」簡體字作為「公式」規格。所以，換句話說，台灣發生的簡體字論戰的特殊性是，整理公布簡體字的重要性即來自為了除掉日本文化遺產而促進再中國化。

六、 簡體字論戰與媒體的反應台灣的簡體字論戰開始之際，有一個誤解也在流傳。其誤解就是簡體字的公布會限制或禁止繁體字的使用，簡體字會取代繁體字。這個誤解就使保守派憤怒如火，並對教育部主持的簡體字研究計畫加以猛烈批評。羅家倫發表文章後，保守派展開了激烈反駁，尤其是將羅寫的《簡體字運動》由教育部提供給立法院與
政府的各級機關，這個行為似乎代表羅的主張等於政府的主張，對教育部的不滿
和抵抗增加到無法控制的地步。胡秋原是反對簡體字的主要論者之一，他以「論政府不可頒行『簡體字』」為題名的長文發表於《台灣新生報》26，如此，保守派的攻擊對象不只是針對羅家倫個人而已，但是政府也在內。
至於審議廖維藩跟立法委員提出的「文字制定程序法案」，立法院全體會議上
展開了 5 天的討論。「立法院教育内政法制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一共舉行 3 次，
程天放教育部長、羅家倫、田培林、董作賓、高明、潘重規、毛子水，等 19 個人
發表了意見，卻以簡體字整理的必要性而發言的，只有程天放、羅家倫、毛子水、
程發軔，以上 4 個人27。
社論，〈不要傷害民族幼苗〉，《台灣新生報》，1953 年 5 月 29 日，第 2 版。
例如，1954 年 4 月 24 日立法院教育内政法制委員會第 1 次全體委員會議（1954 年 4 月 24 日）
教育部長程天放如下發言：「教育部為什麼會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乃係根據事實需要而來，……
自兄弟到部以來，不斷接到台灣各級民意機關的請求，譬如彰化縣議會、桃園縣議會、屏東市議會、
台中市議會，他們每次在開會時，都有議員提出議案，都感覺到「漢字」對台灣兒童太難了，筆畫太多，不容易寫，也不容易認，所以他們請求政府制定一種簡體字，讓國民學校兒童能夠很容易的
吸收中國的文化，認識中國的文字……。」
中國文字學會編，前揭書，頁 167−168；《中央日報》，1954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
26
胡秋原，
〈論政府不可頒行『簡體字』（上）〉，《台灣新生報》，1954 年 3 月 31 日，第 2 版；胡秋
原，〈論政府不可頒行『簡體字』（下）〉，《台灣新生報》，1954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
27
《中央日報》，1954 年 4 月 25 日，第 1 版；
《中央日報》，1954 年 4 月 30 日，第 2 版；
《中央日報》
，1954 年 5 月 27 日，第 2 版。其發言内容請參見中國文字學會編，前揭書，頁 16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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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8

立法院的討論內容每次舉行會議之後報紙媒體都做了詳細報導，所以論戰的
場地空間從立法院擴大到報紙雜誌上。雜誌媒體對簡體字論戰的反應，贊成派的
代表性媒體是，胡適（實際上是雷震）負責發刊的《自由中國》雜誌。譬如，1954
年 4 月社論「我們對於字體簡化的意見」以「字體簡略化是大衆的要求」，「應取得與楷書同樣的地位」的主張來全面支持推行公布實施簡體字28。
但是，要注意的是，如《自由中國》貫徹支持簡體字的媒體反而少數，相反地，其他多數媒體在論戰過程之中改變態度。例如，李萬居的《公論報》雖然當
初對推行簡體字表示明確的支持，連涉及到將來應該採用表音文字，卻論戰一開始，其主張改變為：「我們應該首先說明：我們並非為現在羅先生所提倡的簡體字辯護」，就宣布報紙社的立場與羅家倫的主張不同，後來沒有繼續談文字改革的理想29。《聯合報》也原來對簡體字表示贊成，卻「文字制定程序法案」的審議開始
以後，透過社論修正其主張為：「簡體字在我們是一點既成事實，是否公認為正體，
倒是不太重要的」，「政府所應盡的責任祗應該是提倡，不是強制」30。立法院的論
戰開始後，不少媒體退回了簡體字的支持，將原來主張改過來之原因，應該保守
派進行的說服工作有所影響。
其實，由於贊成派與反對派對於「文字」擁有的概念完全相反，本來就無法
達成共識。包括羅家倫在內，贊成派將文字視為它只是一個隨著文明的進步需要
進化之「表達思想情緒的工具」，卻反對派將文字視為它才是代表繼承國家命脈而「需要保衛的優美民族固有文化」。前者以「文字簡化使傳達思想更容易，能夠促
進近代化」的邏輯支持推行，後者以「文字簡化毀壞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文化」
的理由，全力否定贊成派的主張。

七、 簡體字論戰的高潮之後迎接結束
後來，跟著立法院的討論接到終結，持續 1 年多的論戰也要開始結束。
《自由中國》發表社論的 1 個半月後，徐復觀的《民主評論》（針對贊成派的《自由中國》
採取對抗立場）以社論「懶惰才是妨礙中國科學化的最大原因」批評贊成派主張
為如：「我們所想指出的，主張簡體字的人，直接間接，總打出科學化的口號作護
符」，「可是他們所提出的論證，十足證明他們對問題本身，缺少起碼的思考能力；
十足證明他們對文化的重大問題，缺少真正的責任心」，「這種懶惰成性，才真正妨礙了中國的科學化」，給了最後的反擊31。
社論，〈我們對於字體簡化的意見〉，《自由中國》，第 10 卷第 8 期（1954 年 4 月）
，頁 3。
社論，
〈談文字改革〉，《公論報》，1954 年 1 月 13 日，第 1 版；社論，〈關於簡體字〉，《公論報》，
1954 年 3 月 3 日，第 1 版。
30
社論，〈談簡體字〉，《聯合報》，1954 年 3 月 20 日，第 2 版。
31社論，
〈懶惰才是妨礙中國科學化的最大原因〉，《民主評論》，第 5 卷第 11 期（1954 年 6 月）
，
28
29

9

《民主評論》的理論戰術和方法是利用提倡「寫文字的速度越快，就達到教育和工作的効率化，節省時間能夠吸收更多知識，有益於中國的科學化」之贊成
派的主張為「因懶惰而向旁向外推卸責任的心理狀態」，因為如此中國人的心態才是阻擋中國的科學化而需要改革的對象，所以這些贊成派的理論來全面否定。有趣的是，關於「中國的科學化」，羅家倫提出而稱讚日本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迅速成功近代化建設的一個理由歸屬於日本的漢字簡化政策，中華民國也要參考日本的例子32。不過，反對派的一貫態度是靠著民族文化的立場，如潘重規的「日本不但要簡化漢字，為了建立他獨立自主的日本文化，將來有一天
他還要徹底廢掉漢字的」的反對意見為主33，日本的漢字簡化政策不是為了促進近代化的目的而做，只是因為要脫離中國文化圏的目的來推行，所以不能單純舉他
們的例子為「科學化」。
贊成派推行簡體字的必要的口號就是「簡體字是大衆的要求」，反對派對其主張的反駁就是「這並無根據」，「試問這些大眾贊成簡體字嗎？有測驗過？」34。但
是，有關民眾對簡體字的需要和要求，1954 年 4 月《聯合報》已經實施了一次民調。其「讀者測驗」的結果為，「贊成簡體字者」與「主張簡體字可以推行但不必法定或統一者」合計之後，72%對簡體字的推行表示肯定，依據其調査結果將贊同
公布簡體字為「大衆的意見」即是一個無疑的事實35。雖然如此，該民調實施以後
還是以「此處光復，不到 10 年」，「中國字是 4 萬萬人之事，不是一省的人舉行民
意測驗所能代表的」之理由來否定的胡秋原來看，反對派的理由為，在台灣舉行
的民調不能代表全大陸的人民所以其問題應該反攻大陸之後才需要討論，在台灣
的非常時期不應該做草率地決定36。
贊成派和反對派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證據來展開討論的簡體字論戰，卻其論戰
在 1950 年代中期沒有達到明確地結論而達成共識，慢慢地迎接結束。
論戰收束的分水嶺，應該是 1955 年 5 月 8 日「中國文字學會37」的成立。該學會是 140 名學者和立法委員構成的，但是要注意的是，由提出「文字制定程序法頁 2、9。
32
羅家倫，《簡體字運動》，43 頁。
33
潘重規，〈論羅家倫所提倡之「簡體字」〉，《台灣新生報》，1954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
34
牟宗三，〈關於簡體字〉，中國文字學會編，《中國文字論集》，頁 289−290。
35
其結果為，「賛成簡體字者」7315 人（本省籍 2888 人，外省籍 4327 人）為全體的 41.84%，「反對簡體字者」4807 人（本省籍 1178 人，外省籍 3629 人）為全體的 28%，
「主張簡體字可以推行但
不必法定或統一者」5358 人（本省籍 1425 人，外省籍 3933 人）為全體的 30.16%。共收到的 21,123
件中，合符標準答案共 17,480 件。
《聯合報》，1954 年 4 月 25 日，第 1 版。
36
胡秋原，〈再論簡體字〉，《民主評論》，第 6 卷第 17 期（1955 年 9 月）
，頁 3。
37
發起人名單為：廖維藩、董作賓、李文齊、林尹、胡秋原、潘重規、王廣慶、高明、黄建中、
沙學浚、相菊潭、杜學知、程発軔、劉振東、林熊祥、樓桐孫、戴君仁、梁寒操、田培林、宗孝枕、
束雲章、楊家駱、孔徳成、喬一凡、牟宗三、成舎我、劉錫五、丁治磐、熊公哲、洪陸東、孫邦正、
魯蕩平、汪中、江應龍、任培道、王大任、林棟等 144 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中華民國
文藝社團概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 年）
，頁 6。

10

案」的廖維藩主導成立而他來當該學會的理事，該會的目的很明顯地為了阻止文
字改革。
在成立大會，程天放之後任教育部長張其昀致辭為：「貴會的成立，將使中國
文字的研究與國文教學的進歩，開創了歴史的新頁。其影響所及，固不僅限於教
育的一部門，實為整個民族復興與真正的文藝復興，開拓了嶄新的機運和無限的前程」38，蔣介石也是成立大會給的訓詞中表示：「至如何使國民認識文字之重要
增加對於文字之修養，並盼多所致力，有厚望為」39，該學會的成立就暗示了反對簡體字的一派在政治領域已經奪取了発言力和正當性。
當初對簡體字的公布明確表示為「甚為提倡之必要」而支持的總統蔣介石，也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抵抗，更重要的是，考慮共産黨政権在大陸舉行的文字改革
的情形，論戰開始以後對簡體字的問題保持沈默。1955 年 10 月，為了終止簡體字論戰，中國文字學會將贊成派與反對派的主張而成出版了《中國文字論集》，其 758
頁的「論戰的總決算」的出版的確對結束論戰給很大的貢獻。
結果，1956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通知「台 45（社）字第 5866 號」令：①各級學校學生作業，均應用正楷開，不得書寫簡體字。②考試試題試卷，除數理化樂
譜得橫寫外，他如國文、公民、史地等科目，均應由上向下，由右而左。③文教機關及出版書店出版教科圖書，雜誌等，除有關科學者外，餘均應由上向下，由右而左，不得橫排或橫寫。根據以上三點，簡體字的使用就被禁止40。在這裡，教育部也表示禁止簡體字的理由為：「查共匪毀滅我國傳統文字，推行拉丁化之簡體
字，破壞結構，混亂形聲，急應徹底予以糾正」，這個時候已經正式認為共産黨主
持的簡體字工作既然是破壞傳統文化的行為，國民黨就不能繼續研究甚至公布簡
體字。教育部的命令，就是在大陸同年 1 月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反應。
由於共産黨視簡體字為推行文字拉丁化前階段使用的文字，國民黨對簡體字的態
度就已決定了，無法挽回。
廖維藩提出的「文字制定程序法案」，審議之後被保留，沒有通過。教育部簡體字研究委員會也遭到了保守派的壓力，就停止了活動。1950 年代中期羅嘉倫在台灣提倡的文字改革如此面臨失敗的命運。

八、 結論
本報告以 1950 年代台灣出現的簡體字論戰為例，探討羅家倫在 1950 年代台
灣的文化與文字改革中扮演的角色。關於 1950 年代初期之要求制定簡體字的動機，
張其昀，〈中國文字與中國民族――44 年 5 月 8 日在中國文字學會成立會講〉，《學粋》，第 7 卷
第 3 期（1965 年 4 月 15 日）
，頁 5。
39
《聯合報》
，1955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40
張博宇主編，《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上）》，頁 454。
38

11民衆與政府方面都有各自的現實需要，民衆方面的需要為「國語」轉換造成的語
學習問題以及本省籍子女的教育問題。政府方面的需要則為代替日式簡體字，將
公布祖國簡體字來恢復祖國文化。
還要指出的是，當時推行簡體字的背後也跟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之後的「改造」有關係，也有可能包含著公布簡體字能夠成為國民黨「革新」的象徴。遷台後的國民黨進行了黨的改造，1952 年開始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之內也包含了「文化改造」，1953 年實施了土地改革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向對外顯示了國民黨
「革新」的態度，「簡體字問題」就在這樣的改革的動向中恰好浮現出來的。蔣介
石也說道，「為大眾寫的文字而不能大眾化，乃如何望其有效！」41，簡體字來推
行文字的大衆化的到肯定，文字就是為了由文化方面將國民黨「革新」態度和實
際行動表現出來之最適當的改革對象。
這些 1950 年代初期「改造」動向就使羅家倫採取具體行動，將過去在大陸面
臨挫折的文字整理運動，已失去的五四精神在台灣恢復起來，讓它恢復原來的理
想和希望。對羅家倫而言，他衷心希望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改革」精神的花朵在台灣的土地上重新張開，這樣的願望結合到推行公布簡體字的主張。但是，因為在大陸的共産黨政府剛好提早結束整立研究而先公布了簡體字，使簡體字反對派獲得了政治正當性。根據「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中華民國政府「動搖不停」
之保衛繁體字的國策，1956 年 1 月在大陸「漢字簡化方案」公布了以後，就無法
改變。
後來，羅家倫於 1969 年 12 月去逝，卻其 8 個月前的 1969 年 4 月，何應欽開
始提倡公布「簡筆字」的必要，又燃起在一次的簡體字論戰。但是既定方向已經
無法改變，何應欽提倡的文字簡化運動也沒有實現42。總而言之，為了對抗共産黨，
國民黨不得不採取保守的姿態，結果使國民黨徹底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為主的文化政策。1950 年代羅家倫主導之國民黨「未實現的文字改革」終於沒成功；換句話
說，中國知識分子渡海而來，在台灣為了改革舊文化試圖重新扶植五四精神種子的努力，在両岸的文化戰爭中，卻被壓制也無法看到發育到開花的結果。

羅家倫，《簡體字運動》，頁 5。
有關何應欽提倡的簡筆字引起的第二次簡體字論戰與其結果，請參照菅野敦志，《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
・「方言」・「文字改革」》（東京：勁草書房，2012 年）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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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記
本稿原以日文發表（菅野敦志，〈台湾における「簡体字論争」――国民党の「未完の文字改革」とその行方〉，《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6 號，2004 年 5 月，頁
66−92），現將內容縮短改寫為中文而曾發表於中國文化大學主辦的第一屆「中國知識界的近代動向學術討論會－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新運的再開」（2016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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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歷
菅野 敦志

Atsushi SUGANO學

歷

早稻田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現職

名櫻大學國際學群上級副教授

研究領域

台灣現代史

官方網頁

https://www.meio-u.ac.jp/research/scholars/suganoatsushi/

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19 年 4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助理編輯：魏偉修

逸瑩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pril 1, 2019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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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pril 1, 2019Vol. 3 No.2

http://jeast.ioc.u-tokyo.ac.jp/

Luo Jia-lun and the Debate on Character Reform in
1950s Taiwan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