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3 卷第 2 号

2019 年 4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罗家伦与 1950 年代台湾的简体字论战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文字改革的需求与“简体字研究委员会”的成立

2

文字改革为新文化运动在台湾的重新燃起―罗家伦与五四精
神

4“文字制定程序法”制定要求与罗家伦的反驳6

从民众与政府的立场看到的简体字问题7简体字论战与媒体的反应

9简体字论战的高潮之后迎接结束

10

结论

12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

本稿将 1950 年代台湾发生之一个文字改革的论战与其主要论者罗家伦做为检讨。因 1949 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战局由大陆迁台，中国知识分子陆续跟随中
央政府来台，从而形成并影响了 1950 年代台湾社会的文化环境和走向。此一时
期既继承了大陆新文化运动， 又有许多台湾特有的文脉出现。
在大陆时期“未实现的文字改革”，在台湾由罗家伦主导推行；却在教育部
简体字研究委员会成立以后，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引起了一股巨大“简体字论战”。然而，1956 年 1 月在大陆“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了以后，因为在大陆的共
产党政府刚好提早结束整立研究而先公布了简体字，使简体字反对派获得了政治正当性。
为了对抗共产党，国民党不得不采取保守的姿态，结果使国民党彻底坚持文化保守主义为主的文化政策。中国知识分子渡海而来，在台湾为了改革旧文化试图重新扶植五四精神种子的努力，却在両岸的文化战争中，遭到压制导致无法开花结果。

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bate on character reform in 1950s Taiwan and the role of its
major advocate, Luo Jia-lun.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lost the civil
war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resettled in Taiwan, a large numberof elites from mainland China also moved to Taiwan along with the government, which
structured and influenced the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1950s Taiwan. The roleof these elites, who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mainland, coupledwith Taiwan's peculiar historical contex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ise and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ssues during the period such as character reform.
Luo Jia-lun of Kuomintang (KMT) actively advocated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in Taiwan
to restart KMT’s “unrealized character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But immediately afte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Committee on Simplified
Character, Luo’s attempt faced harsh resistance from conservative mainlander elites, andthe controversy over character reform became one of the largest cultural debates inpostwar Taiwan. However, while the controversy was reaching its pea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gime in the mainland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eir character reform inadvance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in 1956.
This mov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evitably granted political authenticity tothe opposition elites who were against the character reform in Taiwan.
To compete against the CCP, the KMT claimed it had no choice except taking a
conservative standpoint, and it thereafter adhered to the conservative and dogmaticIIcultural policy. Progressive elite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travel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d indeed attempted to continue with the unfinished cultural reform by implanting
the seeds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aiwan; however, as wars over culture continued
across the Straits, their attempts were unsuccessful and the seeds they planted were neverable to blossom in the cultural ground of Taiwan.

III

IV

罗家伦与 1950 年代台湾的简体字论战

菅野敦志（名樱大学国际学群上级副教授）一、 前言
由于 1949 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大陆迁台，中国知识分子跟着中央政府陆续来
台，形成而影响了 1950 年代台湾社会的文化环境和走向。继承了大陆的新文化运
动，却由台湾特有的文脉出现的许多文化状况之中，本稿将 1950 年代台湾发生之
一个文字改革的论战与其主要论者罗家伦做为检讨。
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文化改革议题中，文字改革即是主要而重要问题之一。文字改革曾经在 1930 年代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着手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却因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对而撤退，后来成为了被遗忘的历史之一1。因此，文字简化和简体字问题，对国民党而言，就是一个在大陆时期“未实现的文字改革”。
然而，因国民党于国共内战上的失败而中央政府迁台后，过去被吹熄之文字改革的火种在台湾重新燃起，引起了一股巨大文化论战。本稿将其论战命名为“简体字论战”2，试图描写其全貌与主要提倡者罗家伦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二、 文字改革的需求与“简体字研究委员会”的成立
政府迁台的一年半后，首次文字简化的提议由民意机关提出了。1951 年 6 月，
于台湾省参议会第 11 届大会上，省参议员马有岳提出“请政府颁制常用简易汉字，1

因为出版界与文化界要求简化文字，国民政府于 1935 年 8 月 21 日公布了“简体字表（第一批）”。
原来 324 个简体字在小学课本上开始使用而扩展为大众社会，然而，其半年后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对，简体字被宣布暂停使用，结果面临者无法再次公布的命运。请参见村田雄二郎，〈もう一つの簡体字――漢字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田中克彦・山脇直司・糟谷啓介編，《言語・国家，そして権
力》（新世社，1997 年），頁 194−203。
2
过去的研究很少对台湾的简体字问题做分析，其中有藤井（宮西）久美子，《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言語政策》（三元社，2003 年）。台湾方面的文献请参照，中国文字学会编，《中国文字论集》（台
北：中国文字学会，1955）；张博宇主编，《台湾地区国语推行资料汇编（下）》（台中：台湾省政府
教育厅，1989 年）。

1

限制使用奥僻文字，以利人民辨认”一案3，要求専家应该制定常用简易汉字为“通用字”之后一律采用，其提案通过参议会。次年，1952 年 1 月 17 日台湾省参议会临时大会上，省议员林汤盘也提出同样议题，再次要求政府推行国字改革运动4。
从此可以看到，在光复后的台湾社会，汉字简化问题和文字改革运动是被视为
需要立即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育及社会问题。原来，简体字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就是于国军及政府机关公文里面也普遍看到，它是于社会上已经广泛使用，却因未制定为“国字”而一直没有统一规格的一种“常民文化”。
但是，1953 年起，在台湾社会上已多泛滥的简体字及其造成的混乱开始引起
大众的注目，第一个阶段是由教育部命令各级学校暂时禁止使用简体字开始。1953
年 3 月 9 日，教育部通知“查关于简体字一案，本部经邀请专家审议中，在未审定
公布前，各校学生自写之简体字仍应禁止”之“台社教（42）字第 1885 号”令5。
同月 31 日，台湾省教育厅也向县市的地方政府及各级学校通知“为各校学生习字
常写简体，应予禁止”之“（42）教 4 字第 13154 号”令6。然而，要注意的是，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的命令的意图不是永远禁止简体字的使用，都是为了政府检讨整
理公布之前的暂时措施而已。关于简体字，因为全台各地方民意机关向中央政府不断地请求应当如何辅导，甚至于要求公布标准简化字为“通用字”，所以教育部就被迫一旦禁止而想出办法解决问题。因此，一个月后的 1953 年 4 月，教育部召集
专家主持“文字简化座谈会”，决定了成立研究整理简体字为主要任务的委员会，而该会选定简体字之后的具体方针7。
按照座谈会的决定，1953 年 7 月教育部聘専家学者 18 人8在教育部内成立了“简体字研究委员会”，其委员会的成立就象征了针对台湾开展文字改革的可能性
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委员会成立两个月后的 9 月 14 日，委员的主要成员之一，考试院副院长罗家
伦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总理纪念周做了一个报告说道：“我们主张简体字，……而
是为国家文化的进步”，“求必较容易使大家了解的方式，来促进将来的进步”，指出了推行字体简化的必要性9。之后，10 月 21 日举行的立法院教育委员会上，教3《中央日报》，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4 版。
《台湾新生报》，1952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
5张博宇主编，《台湾地区国语推行资料汇编（上）》（台中：台湾省政府教育厅，1987 年），页 452453。
6张博宇编，《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 年），页 158。
7
按照教育部出版的《第 3 次中国教育年鉴》，座谈会的结论是“建议先将常用字 6780 字简化，呈请行政院转 总统核定后公布。经核定公布后，书籍、杂志、报纸应一律采用，但私人使用，自可仍用原来字体，不受限制”。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 3 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正中书
局，1957 年），页 888。
8其名单为：罗家伦、许师慎、包明叔、沈刚伯、封中平、毛子水、赵友培、王玉川、齐铁恨、何容、梁容若、洪槱（炎秋）、王星舟、游弥坚、王寿康、艾伟、董作宾、兪国华。主任委员：程天放（教育部长）。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前揭书，页 888。
9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 第 6 册》
（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42

育部长程天放将简体字的合理化问题说明为：“教育部并曾邀请专家研究 600 余字，
10待确定后，即可公布” 。
当时，中央政府对 1950 年代初期兴起的简体字整理的动向显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尤其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对简体字问题也表示肯定。蒋介石于 1953 年 12月 16 日举行的“第 17 次总动员运动会报”发言为“为教育，为大众的便利，在国
家的立场上，简体字是很有用处的。私是赞成，有提倡的必要”，“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就对整理公布简体字明确的表示支持而指示需要进行研究11。村田的研究指出过去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认为推动简体字的重要性12，在台湾重新兴起这一整理简体字的局面，他对简化文字的正面态度似乎也似毫无改变。
要强调的是，1953 年的春天到冬天，国民党内部以及社会上的气氛来看，尤
其是反映“总动员运动会报”之蒋介石“为教育，为大众的便利，在国家的立场上，简体字是很有用处的”的明确指示，台湾社会确实在往研究整理简体字之后公布的方向前进。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时期已有了研究累积，当时之“此次简体字运动是始
自地方民意机关，经语文学家研究，复经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剀切指示
推行，只差公布了”13。

三、 文字改革为新文化运动在台湾的重新燃起―罗家伦与五四精神
上述的事实明确地表示，至少 1953 年的阶段，国民党政府将过去在大陆受到
挫折之简体字的工作已经开始做了正式动作。其中，最热心主张公布简体字公布的知识分子，就是五四运动当时学生领导人之一，罗家伦。在 1953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总理纪念周，他对于整理而公布简体字的需要如下说明：我主张中国文字应该简化，最大的理由为要保存中国的文字。我反对罗马拼
音或用其他的拼音方法。……要保存中国字，不能墨守成规。时代变了，传达
思想的工具――文字，也要跟着变。……现代是科学的时代，国家需要大量的会党史委员会，1988 年），页 481。
10《中央日报》1953 年 10 月 22 日，第 3 版。
11
据 19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7 次总动员运动会报的纪录，蒋介石明确指示了“布告是给一般民众
看的，其款式与文字，均应力求通俗，又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罗家伦也写道，该会报中蒋介
石的发言为“为教育，为大众的便利，在国家的立场上，简体字是很有用处的。私是赞成，有提倡的必要”、“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41、42 年度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会报纪録汇编》（台北：中央委员会秘书处，1954 年），页 471；罗家伦，《简体字运动》（台北：中央
文物供应社，1954 年），页 5、45。
12据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蒋介石鉴于共产党解放区“教育实施的重要性与其困难”，命令教育部
讨议简体字的施行。村田雄二郎，〈もう一つの簡体字――漢字とナショナリズム〉，頁 199。
13
张博宇主编，《台湾地区国语推行资料汇编（下）》，页 972。

3生产，我们要应付这个时代，必须有积极的、迅速的方法。14
他在党员面前主张：“不能墨守成规”，“时代变了，传达思想的工具――文字，也要跟着变”，罗家伦的言词里就能看到他的思想和立场是站在改革旧文化的。然而，根据罗家伦的报告，文字简化工作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字”，这个目的与共产
党文字改革的蓝图及从简化文字到表音文字的最后目标完全不同，罗家伦的想法
即是将汉字简化的手段来实施文字大众化，这样才能妨碍中国文字拉丁化。
为什么罗家伦在大陆失败过的“简体字运动”看出改革文化的希望？这个答案
从罗家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能够找出。罗家伦在念北京大学时起草“五四运动宣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与傅斯年共同创立“新潮社”，发刊《新潮》批判封建论理与封建文学，罗家伦对教育与国语问题一直主张改革的需要。其实，在大陆时期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简体字方案之际，罗家伦就是当时表示支持公布简体字的两位之一（另外一位是国语运动旗手党国元老吴稚晖）15，即证明他对文字改革的态度到了台湾以后也没有改变，反而到了台湾发觉需要重新推行“五四精神”，巩固了实现文字改革的决心。
原来，罗家伦到了台湾以后对于教育里面的复古色彩一直表示不满。他在 1950
年五四运动纪念日于《中央日报》发表的“五四的真精神”文章中，将因大陆的政
治失败归于近代教育的失败而丑化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形象并将复古教育正当化的动向加以强烈批判。
我承认，而且我感觉到在新道标准未建立而旧道徳标准已崩溃的时期，许多人
不幸陷于心理的真空状态。但是，要从事补救与挽回，还不能不从改进和发展
近代教育着手。断不能回头祈祷从古老的教育方式里出个救星。……中国的国粹当然应该于真正的消化选择之后，缝合在近代教育里面，交给后代，却断不
能退回到复古的路上去！16
罗家伦的“要补救近代教育的缺陷，更需要多更完备的近代教育”这个主张，为了补救近代教育而重新振起长期停滞中的新文化运动精神，似乎后来从文字改革找到希望。两年后的 1952 年五四运动纪念日于《中央日报》发表的“愤慨和感慨”文章中，他已经写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倒退的现象表示无奈，又以如下指出国语和文字在台湾还制造的问题（底线为引用者所标示，以下同）。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14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 第 6 册》
，页 477。
王世杰，〈我对罗先生三点特别感想〉，《传记文学》，第 30 卷第 1 期（1977 年），页 24。
16
罗家伦，〈五四的真精神〉，《中央日报》，1950 年 5 月 4 日，第 2 版。
15

4必须先从思想现代化做起。至于要使现代化的思想如何能有效的传达和表现，
那就非靠新文化运动不可。国语文学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部份。可是这个要使中国现代化运动，现在这工作已经完成了吗？不但没有，而且常常发现背道而驰的现象。小学生的脑筋，虽曾解除了古典文字的压迫，然而现在中国的课本里，高文典册，却日渐加多，国语文学的国语几乎为春秋时代的“国语”所取代。这种情形尤其使中学里的台湾籍学生头昏脑胀。……我实在不了解，这对目前反共抗俄的迫切需要，有什么关系？
……有一位小学教员，问我一位朋友道：“为什么有些政府机关发表的文章，
要我们查“辞海”才看得懂？有些，查了《辞海》，还是不懂。”我这位朋友，简直无词以对，文字方面，尚凡如此，何况其他？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卅五年，
到现在还有这种现象，那能不使人发生感慨？17从此能够看出，面对离新文化运动的理想越来越远的状态，让罗家伦“发生感慨”，明明批判国民党文化政策走复古的道路。因为要打破这样的局面，将新文化
运动的精神在台湾发扬光大，他就决心国语改革的重新提倡须由文字改革做起。接着，他以如下的说法又继续反击否定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意义的人。
社会上不免有不了解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人，加以种种的批评，其中有些
是我们不敢承受的，因为批评者不明白当时的事实。有些批评者衡道的热忱太强烈了，他们以为新文化运动是要毁灭中国固有的文化，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
……总之，新文化运动乃是要把中国固有的文化，按照现在时代的要求，以科学的方法，来重新整理，以科学的眼光，来重新估价，使其永远能够适应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由我们还能生存着的中华民族，自己加以发扬光大。我不想这种主张有甚么罪恶。至于五四运动那种为国家争独立自由平等的精神，我想现在应当维持。
罗家伦发表其文章的来年，简体字研究委员会成立了，罗家伦再一次试图倡导
推行在大陆面临挫折的简体字运动。罗家伦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现在应当维持”，为了在台湾种下新文化运动的种子，扶植五四精神幼苗来改革旧文化，文字改革才被视为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最基本的工作。

四、 “文字制定程序法”制定要求与罗家伦的反驳
教育部简体字研究委员会成立以后，整理与制定简体字的实际工作应开始进17

罗家伦，〈愤慨与感慨〉，《中央日报》，1952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5

行，却因其委员中罗家伦对外最为积极发言，所以他的意见被外界认为代表委员会
和政府的主张，不久之间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许多保守派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主张感到不满，他们纷纷开始猛烈反驳，其状况渐渐开始逆转。
1954 年 2 月 27 日，廖维藩主导的立法委员 106 人反对罗家伦主张的文字简化，为了阻止文字改革，在立法院提出了〈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壊传统文化危及
国家命脉特提议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以固国本案〉（《文字制定程序法案》）18。
该法案的全文于 3 月 1 日《联合报》上刊登，说明文里，廖维藩猛烈又恶意地批评罗家伦为“不肖之徒”，还将提倡制定简体字的具体行动即是“和共匪吴玉章等隔
海和唱”、“类似匪谍的行为”、“民族文化的罪人”19。
其文章刊登之后，罗家伦立即展开了反论，由 3 月 17 日到 22 日的《中央日报》等各报纸上刊登了〈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为题名的 6 篇长文，辩护他主张的正当性。要注意的是，其题目却是使用将蒋介石在“总动员运动大会会报”上说道的支持简体字之言词取题名，其用意就是向外界强调简体字的提倡即是中华民国总统的指示，强调其主张的正当性。罗家伦于其文章指出的推行简体字之主要理
由为下列四点。
① 简体字有助于保全中国字──为了阻止中国文字的拉丁化或改用拼音文字而保存中国字，需要文字的简化。
② 简体字有助于节省时间──写繁复的文字能浪费时间，在这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为了节省时间与西方国家竞争，需要文字的简化。
③ 简体字有助于节省精力──现在的青年要学的知识技术太多，绝不能耗费太多的精力于文字，为了节省精力，需要文字的简化。
④ 简体字使广大的民众能以最便利的工具，有助于得到知识──现在知识的优先权已经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国家的基础应该为民众着想，为了
普及教育国家富强，需要文字的简化。20
然后，选定简体字的具体方法为：①从最古老的简体字中选取，②从汉魏以来
牌帖名墨迹里选取，③从宋元以来木刻书中选取，④从现在公文书常见的简体字中选取，⑤从军中文书常见的简体字里选取，⑥从民间常用的简体字里选取，按照以上原则选出部首以及偏旁简略化开始着手21。
因为罗家伦的文章以《简体字运动》的题名用小册形式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印成

18

《联合报》
，1954 年 2 月 28 日，第 1 版。
《联合报》
，1954 年 3 月 1 日，第 1 版；
《立法院公报》，第 13 会期第 3 期，1954 年 5 月 1 日，
页 82−100。
20
罗家伦，《简体字运动》，页 2−5。
21
罗家伦，《简体字运动》，页 7−29。
19

6单行本分送立法委员22，是否采用简体字而战的一大文化论战从此展开。反对派的一贯态度和主张为：“简体字的使用是个人的选择，政府不应该强制使用”，其具体理由为：“简体字不合六书原则”，“使后代不能读古文书就造成文化上的断絶”，“简
体字的公布只要増加同时学习正体字和简体字两种文字的负担”。然而，更重要的
是，当时共产党在大陆进行的简体字研究就是“毁灭传统文化的行为”，所以台湾
方面反而“要保卫优美的中国文字，保持并发扬光大我民族固有文化”。
另一方面，罗家伦指出的理由之外，简体字赞成派的主张中最普遍看到的就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简体字给予正体字同様的法律地位达成文字大众化”。还
特别强调的理由为，“追求効率就是大众的要求”并且“简体字能创造的教育与工
作的効率化能促进『中国的科学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节省写文字的时间会直接
帮助提高社会生活之効率化，文字简化引进之文字的进歩才能够带动“文明的进歩”，赞成派的主张就是推行近代化建设必须从文字简化做起。

五、 从民众与政府的立场看到的简体字问题其实，简体字原来是中央政府由大陆时期开始一直未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
中央政府迁台后的 1950 年代初出现之文字改革需求，反映了台湾当时特殊社会状
况，因为推行简体字的动机背后，还存在着民众与政府各自的理由及意图。
首先从民众的立场开始检讨，第一个理由就是光复后的国语转变与语言学习的问题。台湾从日本光复到中华民国，使台湾人（本省人）又一次转变为“中国人”，
但回到“祖国”的怀抱不等于本省人能够立刻学会新的“国语”。大部分的本省人，因为在时间上及资源上的限制，自学中国“国语”并不容易，本省议员马有岳提出的“颁制常用简易汉字”一案，即是为“从日语到中文”的语言转变中台湾知识分子、民众、学生们的苦恼来代言。
但是，以民众的立场最迫切的问题应该是，因大陆的沦陷而来台之大量外省籍
学生造成的“本省籍子女教育问题”。语言的负担让很多本省籍子女的升学问题愈困难之际，为了跟中文能力有明显差距的外省籍子女竞争，解决本省籍子女的教育
问题，整理繁杂的中国文字并制定常用简易文字极为重要23。
还有，当时台湾的教育环境来看，国民学校的学生之中愿意升学的学生都还要课外时间继续补习。包括回家后做功课的时间，毎天需要确保平均 12～16 时间的
学习，其负担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4。
另一方面，除了民众的立场之外，政府的立场也是推行简体字主要动力的来源。
22

张博宇编，
《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页 163。
社论，〈给青年的补习机会〉，《中央日报》，1951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
24
社论，〈不要伤害民族幼苗〉，《台湾新生报》，1953 年 5 月 29 日，第 2 版。
23

7

虽然回到中华民国，台湾社会到处能看到日据时代的痕迹，政府推动简体字的一个
理由是消除社会上仍残留的日本文化遗产，其中一个就是日式简体字。
由于日据时期基础教育普遍普及，日式简体字在基层民众生活中广泛普及。光复后也无法改过来，政府就要禁止日据时代创造出来的简体字并公布简化文字来普及中国的文化，这才是教育部内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的目的之一25。简体字在台湾该公布的理由是，为了禁止一般民众还继续使用日式简体字，将中国“正统”
简体字作为“公式”规格。所以，换句话说，台湾发生的简体字论战的特殊性是，整理公布简体字的重要性即来自为了除掉日本文化遗产而促进再中国化。

六、 简体字论战与媒体的反应
台湾的简体字论战开始之际，有一个误解也在流传。其误解就是简体字的公布
会限制或禁止繁体字的使用，简体字会取代繁体字。这个误解就使保守派愤怒如火，
并对教育部主持的简体字研究计划加以猛烈批评。罗家伦发表文章后，保守派展开
了激烈反驳，尤其是将罗写的《简体字运动》由教育部提供给立法院与政府的各级
机关，这个行为似乎代表罗的主张等于政府的主张，对教育部的不满和抵抗增加到
无法控制的地步。胡秋原是反对简体字的主要论者之一，他以“论政府不可颁行『简体字』”为题名的长文发表于《台湾新生报》26，如此，保守派的攻击对象不只是针对罗家伦个人而已，但是政府也在内。
至于审议廖维藩跟立法委员提出的“文字制定程序法案”，立法院全体会议上
展开了 5 天的讨论。“立法院教育内政法制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一共举行 3 次，
程天放教育部长、罗家伦、田培林、董作宾、高明、潘重规、毛子水，等 19 个人发表了意见，却以简体字整理的必要性而发言的，只有程天放、罗家伦、毛子水、
程发轫，以上 4 个人27。
立法院的讨论内容每次举行会议之后报纸媒体都做了详细报导，所以论战的场地空间从立法院扩大到报纸杂志上。杂志媒体对简体字论战的反应，赞成派的代

25

例如，1954 年 4 月 24 日立法院教育内政法制委员会第 1 次全体委员会议（1954 年 4 月 24 日）
教育部长程天放如下发言：“教育部为什么会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乃系根据事实需要而来，……
自兄弟到部以来，不断接到台湾各级民意机关的请求，譬如彰化县议会、桃园县议会、屏东市议会、
台中市议会，他们每次在开会时，都有议员提出议案，都感觉到“汉字”对台湾儿童太难了，笔画太多，不容易写，也不容易认，所以他们请求政府制定一种简体字，让国民学校儿童能够很容易的
吸收中国的文化，认识中国的文字……。”
中国文字学会编，前揭书，页 167−168；《中央日报》，1954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
26
胡秋原，
〈论政府不可颁行『简体字』（上）〉，《台湾新生报》，1954 年 3 月 31 日，第 2 版；胡秋原，〈论政府不可颁行『简体字』（下）〉，《台湾新生报》，1954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
27
《中央日报》，1954 年 4 月 25 日，第 1 版；《中央日报》，1954 年 4 月 30 日，第 2 版；
《中央日报》
，1954 年 5 月 27 日，第 2 版。其发言内容请参见中国文字学会编，前揭书，页 167−283。

8

表性媒体是，胡适（实际上是雷震）负责发刊的《自由中国》杂志。譬如，1954 年
4 月社论“我们对于字体简化的意见”以“字体简略化是大众的要求”，“应取得与楷书同样的地位”的主张来全面支持推行公布实施简体字28。
但是，要注意的是，如《自由中国》贯彻支持简体字的媒体反而少数，相反地，其他多数媒体在论战过程之中改变态度。例如，李万居的《公论报》虽然当初对推
行简体字表示明确的支持，连涉及到将来应该采用表音文字，却论战一开始，其主张改变为：“我们应该首先说明：我们并非为现在罗先生所提倡的简体字辩护”，就宣布报纸社的立场与罗家伦的主张不同，后来没有继续谈文字改革的理想 29。《联合报》也原来对简体字表示赞成，却“文字制定程序法案”的审议开始以后，透过社论修正其主张为：“简体字在我们是一点既成事实，是否公认为正体，倒是不太
重要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祗应该是提倡，不是强制”30。立法院的论战开始后，
不少媒体退回了简体字的支持，将原来主张改过来之原因，应该保守派进行的说服
工作有所影响。
其实，由于赞成派与反对派对于“文字”拥有的概念完全相反，本来就无法达成共识。包括罗家伦在内，赞成派将文字视为它只是一个随着文明的进步需要进化之“表达思想情绪的工具”，却反对派将文字视为它才是代表继承国家命脉而“需要保卫的优美民族固有文化”。前者以“文字简化使传达思想更容易，能够促进近代化”的逻辑支持推行，后者以“文字简化毁坏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理由，
全力否定赞成派的主张。

七、 简体字论战的高潮之后迎接结束
后来，跟着立法院的讨论接到终结，持续 1 年多的论战也要开始结束。
《自由中国》发表社论的 1 个半月后，徐复观的《民主评论》（针对赞成派的《自由中国》
采取对抗立场）以社论“懒惰才是妨碍中国科学化的最大原因”批评赞成派主张为如：“我们所想指出的，主张简体字的人，直接间接，总打出科学化的口号作护符”，“可是他们所提出的论证，十足证明他们对问题本身，缺少起码的思考能力；十足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重大问题，缺少真正的责任心”，“这种懒惰成性，才真正妨碍了31
中国的科学化”，给了最后的反击 。
《民主评论》的理论战术和方法是利用提倡“写文字的速度越快，就达到教育28

社论，〈我们对于字体简化的意见〉，《自由中国》，第 10 卷第 8 期（1954 年 4 月）
，页 3。
社论，
〈谈文字改革〉，《公论报》，1954 年 1 月 13 日，第 1 版；社论，〈关于简体字〉，《公论报》，
1954 年 3 月 3 日，第 1 版。
30
社论，〈谈简体字〉，《联合报》，1954 年 3 月 20 日，第 2 版。
31
社论，〈懒惰才是妨碍中国科学化的最大原因〉，《民主评论》，第 5 卷第 11 期（1954 年 6 月），
页 2、9。
299和工作的効率化，节省时间能够吸收更多知识，有益于中国的科学化”之赞成派的主张为“因懒惰而向旁向外推卸责任的心理状态”，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心态才是阻挡中国的科学化而需要改革的对象，所以这些赞成派的理论来全面否定。有趣的是，关于“中国的科学化”，罗家伦提出而称赞日本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迅速成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理由归属于日本的汉字简化政策，中华民国也要
参考日本的例子32。不过，反对派的一贯态度是靠着民族文化的立场，如潘重规的
“日本不但要简化汉字，为了建立他独立自主的日本文化，将来有一天他还要彻底废掉汉字的”的反对意见为主33，日本的汉字简化政策不是为了促进近代化的目的
而做，只是因为要脱离中国文化圏的目的来推行，所以不能单纯举他们的例子为
“科学化”。
赞成派推行简体字的必要的口号就是“简体字是大众的要求”，反对派对其主张的反驳就是“这并无根据”，“试问这些大众赞成简体字吗？有测验过？”34。但是，有关民众对简体字的需要和要求，1954 年 4 月《联合报》已经实施了一次民
调。其“读者测验”的结果为，“赞成简体字者”与“主张简体字可以推行但不必
法定或统一者”合计之后，72%对简体字的推行表示肯定，依据其调査结果将赞同
公布简体字为“大众的意见”即是一个无疑的事实35。虽然如此，该民调实施以后
还是以“此处光复，不到 10 年”，“中国字是 4 万万人之事，不是一省的人举行民意测验所能代表的”之理由来否定的胡秋原来看，反对派的理由为，在台湾举行的
民调不能代表全大陆的人民所以其问题应该反攻大陆之后才需要讨论，在台湾的非常时期不应该做草率地决定36。
赞成派和反对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来展开讨论的简体字论战，却其论战
在 1950 年代中期没有达到明确地结论而达成共识，慢慢地迎接结束。
论战收束的分水岭，应该是 1955 年 5 月 8 日“中国文字学会37”的成立。该学
会是 140 名学者和立法委员构成的，但是要注意的是，由提出“文字制定程序法案”的廖维藩主导成立而他来当该学会的理事，该会的目的很明显地为了阻止文字改革。
32

罗家伦，《简体字运动》，43 页。
潘重规，〈论罗家伦所提倡之“简体字”〉，《台湾新生报》，1954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
34
牟宗三，〈关于简体字〉，中国文字学会编，《中国文字论集》，页 289−290。
35其结果为，“赞成简体字者”7315 人（本省籍 2888 人，外省籍 4327 人）为全体的 41.84%，“反对简体字者”4807 人（本省籍 1178 人，外省籍 3629 人）为全体的 28%，
“主张简体字可以推行但
不必法定或统一者”5358 人（本省籍 1425 人，外省籍 3933 人）为全体的 30.16%。共收到的 21,123
件中，合符标准答案共 17,480 件。
《联合报》，1954 年 4 月 25 日，第 1 版。
36
胡秋原，〈再论简体字〉，《民主评论》，第 6 卷第 17 期（1955 年 9 月）
，页 3。
37
发起人名单为：廖维藩、董作宾、李文齐、林尹、胡秋原、潘重规、王广庆、高明、黄建中、沙学浚、相菊潭、杜学知、程発轫、刘振东、林熊祥、楼桐孙、戴君仁、梁寒操、田培林、宗孝枕、
束云章、杨家骆、孔徳成、乔一凡、牟宗三、成舎我、刘锡五、丁治盘、熊公哲、洪陆东、孙邦正、
鲁荡平、汪中、江应龙、任培道、王大任、林栋等 144 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中华民国文艺社团概况》（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4 年）
，页 6。
33

10

在成立大会，程天放之后任教育部长张其昀致辞为：“贵会的成立，将使中国文字的研究与国文教学的进歩，开创了歴史的新页。其影响所及，固不仅限于教育的一部门，实为整个民族复兴与真正的文艺复兴，开拓了崭新的机运和无限的前程”38，蒋介石也是成立大会给的训词中表示：“至如何使国民认识文字之重要增加对
于文字之修养，并盼多所致力，有厚望为”39，该学会的成立就暗示了反对简体字的一派在政治领域已经夺取了発言力和正当性。
当初对简体字的公布明确表示为“甚为提倡之必要”而支持的总统蒋介石，也
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抵抗，更重要的是，考虑共产党政権在大陆举行的文字改革的情形，论战开始以后对简体字的问题保持沉默。1955 年 10 月，为了终止简体字论战，中国文字学会将赞成派与反对派的主张而成出版了《中国文字论集》，其 758 页的“论战的总决算”的出版的确对结束论战给很大的贡献。
结果，1956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通知“台 45（社）字第 5866 号”令：①各级
学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开，不得书写简体字。②考试试题试卷，除数理化乐谱
得横写外，他如国文、公民、史地等科目，均应由上向下，由右而左。③文教机关
及出版书店出版教科图书，杂志等，除有关科学者外，余均应由上向下，由右而左，
不得横排或横写。根据以上三点，简体字的使用就被禁止40。在这里，教育部也表示禁止简体字的理由为：“查共匪毁灭我国传统文字，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急应彻底予以纠正”，这个时候已经正式认为共产党主持的简体
字工作既然是破坏传统文化的行为，国民党就不能继续研究甚至公布简体字。教育部的命令，就是在大陆同年 1 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反应。由于共产党
视简体字为推行文字拉丁化前阶段使用的文字，国民党对简体字的态度就已决定了，无法挽回。
廖维藩提出的“文字制定程序法案”，审议之后被保留，没有通过。教育部简
体字研究委员会也遭到了保守派的压力，就停止了活动。1950 年代中期罗嘉伦在台湾提倡的文字改革如此面临失败的命运。

八、 结论本报告以 1950 年代台湾出现的简体字论战为例，探讨罗家伦在 1950 年代台湾的文化与文字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关于 1950 年代初期之要求制定简体字的动机，民众与政府方面都有各自的现实需要，民众方面的需要为“国语”转换造成的语学

38

张其昀，〈中国文字与中国民族――44 年 5 月 8 日在中国文字学会成立会讲〉，《学粋》，第 7 卷
第 3 期（1965 年 4 月 15 日）
，页 5。
39
《联合报》
，1955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40
张博宇主编，《台湾地区国语推行资料汇编（上）》，页 454。

11习问题以及本省籍子女的教育问题。政府方面的需要则为代替日式简体字，将公布
祖国简体字来恢复祖国文化。
还要指出的是，当时推行简体字的背后也跟中华民国政府失去大陆之后的“改造”有关系，也有可能包含着公布简体字能够成为国民党“革新”的象征。迁台后
的国民党进行了党的改造，1952 年开始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之内也包含了“文化改造”，1953 年实施了土地改革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向对外显示了国民党“革新”的态度，“简体字问题”就在这样的改革的动向中恰好浮现出来的。蒋介石也说道，“为大众写的文字而不能大众化，乃如何望其有效！”41，简体字来推行
文字的大众化的到肯定，文字就是为了由文化方面将国民党“革新”态度和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之最适当的改革对象。
这些 1950 年代初期“改造”动向就使罗家伦采取具体行动，将过去在大陆面临挫折的文字整理运动，已失去的五四精神在台湾恢复起来，让它恢复原来的理想
和希望。对罗家伦而言，他衷心希望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改革”精神的花朵在
台湾的土地上重新张开，这样的愿望结合到推行公布简体字的主张。但是，因为在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刚好提早结束整立研究而先公布了简体字，使简体字反对派获
得了政治正当性。根据“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中华民国政府“动摇不停”之保卫
繁体字的国策，1956 年 1 月在大陆“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了以后，就无法改变。
后来，罗家伦于 1969 年 12 月去逝，却其 8 个月前的 1969 年 4 月，何应钦开
始提倡公布“简笔字”的必要，又燃起在一次的简体字论战。但是既定方向已经无
法改变，何应钦提倡的文字简化运动也没有实现42。总而言之，为了对抗共产党，
国民党不得不采取保守的姿态，结果使国民党彻底坚持文化保守主义为主的文化政策。1950 年代罗家伦主导之国民党“未实现的文字改革”终于没成功；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渡海而来，在台湾为了改革旧文化试图重新扶植五四精神种子的
努力，在両岸的文化战争中，却被压制也无法看到发育到开花的结果。

41

罗家伦，《简体字运动》，页 5。
有关何应钦提倡的简笔字引起的第二次简体字论战与其结果，请参照菅野敦志，《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革」》（東京：勁草書房，2012 年）
。
42

12

附记
本稿原以日文发表（菅野敦志，〈台湾における「簡体字論争」――国民党の「未完の文字改革」とその行方〉，《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6 號，2004 年 5 月，頁
66−92），现将内容缩短改写为中文而曾发表于中国文化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中国知识界的近代动向学术讨论会－195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新运的再开”（2016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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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菅野 敦志

Atsushi SUGANO学

历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现职

名樱大学国际学群上级副教授

研究领域

台湾现代史

官方网页

https://www.meio-u.ac.jp/research/scholars/suganoats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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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19 年 4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助理编辑：魏伟修逸莹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pril 1, 2019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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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pril 1, 2019Vol. 3 No.2

http://jeast.ioc.u-tokyo.ac.jp/

Luo Jia-lun and the Debate on Character Reform in
1950s Taiwan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