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2 卷第 6 號2018 年 6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第二次外交革命？
——中國對國際安全合作的新思考與行為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論文
前言

1

「再平衡」和中國的認識

2「再平衡」和中國的應對：三個選擇

5「新同盟論」的登場和展開

6討論

8

結論：從同盟到安全協作

9

◼ 附記

ⅰ

◼ 作者簡歷

ⅱ

摘要中國對外部安全保障環境的評估是如何開展的？其主要特徵為何？北京政府
展開的威脅論對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設計及實踐有何影響？本論文將透過中國國內學術圈的議論，來探討北京政府對區域安全動態及潛在政策選擇的觀點是如何形成。本文特別關注在中國對美國主導的區域安全保障系統之反應，這個反應已
表現在對於「不結盟原則」價值有著不尋常的熱烈討論。就結論而言，本文認為雖然北京政府不太可能完全背離現有政策，但明顯地現在正在尋找新的安全保障
協作以平衡不斷增加的安全保障壓力。

IAbstract
How has China’s assessment of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evolved? What are itscore features? What effects has Beijing’s evolving threat perception had on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security policy? Drawing on domestic scholarly discussions, thisarticle explores how Beijing’s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dynamics and potential
policy choices have developed. A particular focus will be on the reactions to perceive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US-led regional alliance system, which have manifested in an
unusually heated debate on the enduring value of the non-alliance principle. By doing
so,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though any radical departure from the existing policy isunlikely, Beijing is now clearly exploring new ways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s a means
to balance against increasing security pressures.

II第二次外交革命？
—中國對國際安全合作的新思考與行為—
林載桓(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副教授)

一、 前言
1982 年是成為中國外交分水嶺的一年。那一年 10 月的第 12 次共產黨大會上所公布的「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獨立自主外交）」作為中國外交的基本路線強烈
地約束了中國的對外行動1。這條路線具體是經過怎麼樣的過程形成的，又是為什麼在那個時間點上公布呢？圍繞著這些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學說2。但是，不論是中國國內還是海外，否定這個被稱作為中國版「外交革命」之大膽的政策調整的意
義，或對其持續性抱持懷疑的論說幾乎不存在3。
但是近年來，圍繞著以獨立自主外交為核心要素的「不結盟原則」的爭論卻
在中國的論壇上掀起一陣熱潮。其內容，簡而言之，是「參考圍繞中國的戰略環境變化的話，就知道現存的不結盟原則的再討論或是戰略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問題的提起，以及對這個提起的反應。本來，中國政府官方並不承認相關政
策存在爭議。但是，正如下文論述的是，圍繞著中國外交的核心方針，主張立刻放棄（不結盟原則）的這樣的極端的爭論已經出現在公開的媒體這件事情本身，不能不讓人感到有什麼政策的意圖4。而且，即便不能預測到官方的政策變更，近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關於不結盟原則，參見《鄧小平文選 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372；胡耀邦，〈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實質〉，《人民日報》，1984 年 5 月 19 日。
2 關於這個政策轉換的意義，參見以下文獻：益尾知佐子，〈中国における毛沢東外交の再検討 ――1979 年～1981 年、『独立自主の対外政策』に向けて〉，《アジア経済》第 49 卷第 4
號（2008 年 4 月）
，頁 2-49；Vladimir Petrov, “China Goes It Alone,” Asian Survey, Vol. 23, No. 5(May 1983), pp. 580-597；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 (Jun 1995), pp. 295-316。
3 關於獨立自主外交的持續的意義的最近的官方見解，參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 年 9 月 6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htm＞。
4 這裡應該想起的是，在胡錦濤政權後期盛行有關「韜光養晦」外交規範的國內爭論。在習近11

年來所謂的「新同盟論」從內容的創新性和作者的廣度來看，可謂是為中國對外
認識的變化以及預測今後政策發展的走向提供了極其有益的材料。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不結盟原則及針對同盟問題的最近的中國國內學術的、政策的爭論為線索，來探討面對戰略環境的變化的中國認識和對應，是本論文的目的5。具體來說，對於被稱為亞洲「回歸」及「再平衡」的美國新區域戰略，及其帶來的安全保障系統的變化，中國抱有什麼樣的認識，又是如何應對的；這些爭論就中國外交的本來的方針和政策有什麼樣的含義：本文將對以上這些問題尋求答案6。把結論先說在前面：儘管沒有官方的同盟締結，筆者認為在「再平衡」
以後的中國政策爭議中，向往著「外部均衡戰略（external balancing options）」的新的取向已經濃濃地表現了出來，這是對既往的政策方針的再討論，更進一步說，
是強烈地尋求對這些政策方針的部分修正。

二、 「再平衡」和中國的認識
近年來，中國外交論壇最大的話題之一，對 2011 年之後來到真正意義上的美國的亞洲「回歸」，或者說「再平衡」政策（以下簡稱「再平衡」）該如何去理解，及應該如何對應的問題。在眾多學說當中，針對這個政策的動機及過程，將來的展望，在論者之間已經開始看見一些統一的意見。可以把這些意見的主要內容整
理為以下四點。

（一） 「再平衡」是美國力量弱的反映
首先，中國的很多專家，認為促成「再平衡」動機之根源的要因，是美國對
全球及地域範圍內的勢力分佈變化的不安7。在這樣的美國的「戰略的焦躁」的背後，不僅有像金融市場不安定那樣的國內問題，而且有多年來美國的「霸權情結（hegemony complex）」，即對於不斷維持地域中支配地位的執著8。當然，在中國國內討論關於「再平衡」政策之起源有個決定性的缺點，就是對自身的對外行動
平執政後的外交言說裡，這個原則已經被徹底地相對化了。關於「韜光養晦」的國內爭論的開展，參見 Dingding Chen and Jiawei Wang, “Lying Low No More? China’s New Thinking on theTao Guang Yang Hui Strate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9, No. 2(2011), pp. 195-216。
5 雖然在「新同盟論」之中已經能看見政策性的表達，本論文中只以爭論的開展為分析物件。
6 圍繞著「再平衡」政策的制定經過及評價，在美國國內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關於這一點，
本論文只對中國所認識的相關內容加以討論。
7 阮宗澤等著，《權利盛宴的黃昏：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與中國對策》（北京：時事出版社
2015 年）；陳雅莉，〈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現實評估和中國的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
2012 年第 11 期（2012 年），頁 64-82；蒲曉宇，〈霸權的印象管理：地位信號，地位困境與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 9 期（2014 年），頁 34-49。
8 阮宗澤，〈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前景論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 4 期（2014年），頁 23。
2

的變化促使美國的不安增大的自我認識和認同9。不管怎麼說，從中國的論者的視角來看：比預想要早，「再平衡」成為了現實，結果上是對中國有利；這在很大程
度上是美國對於全球及地域範圍內的勢力分布變化的被動反應。

（二） 「再平衡」是對中國包圍的一環「再平衡」的開始，漸漸地使其具體的戰略目標明確了。簡而言之，中國的戰略家把「再平衡」看作是對中國包圍的一環。
「再平衡」的動機，就是阻止中國的進一步崛起，或者拖延其崛起。但是最近的議論中最特殊的一點是，現如今包圍這個意圖才是美國的對中國政策當中具有支配意義的要素10。這種觀點代表以前
的干預政策的平衡在實質上已經被拋棄了。
進一步來說，「再平衡」政策顯示了，美國對中國的包圍，現在已經和新的戰
略及協作者一起進化成為了一個多層次且全方位的形態。對中國的包圍戰略，不再是停留在既往通過國際媒體來做輿論宣傳或對臺灣銷售武器，而是已經發展成以美國主導的經濟協作框架的建立，到「空海聯合作戰」及海上封鎖那樣帶有軍事性格的露骨形態11。然後，為了使這些戰略的費用有效的進行，不僅僅加強與既往協作者的關係，而且也急速地加快了與新的協作者的關係架構12。

（三） 「再平衡」給地域的國際政治帶來了不安定
對於「再平衡」政策的另一個共通的論點，是認為這個政策給地域的國際政治帶來了顯著的不安定。具體來說，它通過兩個機制發生。第一，是因為對中國封鎖的強化而使中美關係惡化。這個不僅提高了中美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且使地域內各國的對外政策的選擇及對其預測變得困難，成為了增大地域政治不確定性的要因13。
另外，（對於中國來說）更加嚴重的不安定機制，「再平衡」刺激了地域中的作為少數例外觀點，參見 Zhengyu Wu, “The Crowe Memorandum, the Rebalance to Asia, andSino-US Relat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ume 39, Issue 3(2016), pp. 389-416。
10 張文宗，〈美國對華威懾與脅迫及中國應對〉，《現代國際關係》，2016 年第 12 期（2016 年），
頁 24-31；薛力，〈美國再平衡戰略與中國「一帶一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 年第 5 期（2016 年）
，頁 56-73。
11 金燦榮、劉宣佑、黃達，〈「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東北亞論壇》，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頁 10-11。
12 劉琳，〈奧巴馬政府東南亞安全戰略的特點與影響〉，《國防》，2016 年第 8 期（2016 年），
頁 67-70；孫茹，〈略論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長期性〉，《當代世界》，2015 年第 2 期（2015年），頁 43-44。
13 張仕榮，〈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及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
年第 4 期（2012 年），頁 29-33。
93

各個主體，讓它們採取對中國更加對立的姿態和政策14。根據這種觀點，近年（一部分的）地域內各國的對外行動及其國內政治的變化，是無法脫離「再平衡」政策來進行說明的。比如，以對國際仲裁法庭提起訴訟為中心的菲律賓對中政策的新的開展，以及日本防衛政策改革的實行和對外軍事行動的積極化，就是受到做為「不安定原因」的「再平衡」影響下最明顯的結果15。

（四） 「再平衡」謀求新戰略和框架的應對
最後一點，他們認識到「再平衡」後的對外戰略環境的變化，是要求超過既往的想法和框架的新的應對。在這之中重大的變化是既往以美國為軸心的同盟系
統進化，具體來說是網絡化和區域範圍內的安全保障系統的擴張16。本來對於中國
來說，中美之間的緊張和競爭本身並不是新的狀況，同時，兩國之間的同盟強化
在過去也經歷過幾次17。但是，「再平衡」在現實中觸發的是在同盟內部的，進一步來說是超越同盟框架的多樣及複雜的安全保障合作的動向，這給中國的安全保障環境帶來了從未經驗過的不確定性。
這樣的新戰略環境，使得中國必須要重新檢討既往在外交上沒有被視為問題的區域的現狀和政策方針。首先，對於地域現狀的修正，從以下兩點進行。第一，是關於地域經濟和安全保障系統被各個不同大國所主導的「經濟和安全保障的二元構造」。有不少學者把這樣的二元構造看作不正常，或者不可能持續的構造18。
也就是說，現在發生的是因為安全保障所產生的經濟包容，這個趨勢在朝著對中
國不利的方向發展。另外，是對做為地域協作方式的「東盟中心主義」之懷疑。
「東盟中心主義」只不過是地域協作的臨時手段，其實質的成果也是無從列舉——這種評價不斷地擴大19。
可參見王傳劍，〈南海問題與中美關係〉，《當代亞太》，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頁 10。
張景全，〈美菲同盟強化及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作用〉，《南洋問題研究》，2014 年第1 期（2014 年），頁 1-8；信強，〈「次軸心」：日本在美國亞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轉換〉，《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頁 39-53。對於協作者的有風險的行動，在美國國內也存在著擔憂，學者們普遍認識到其行動有可能成為制約協作者行動的原因，可參見劉豐，〈美國的聯盟管理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外交評論》，2014 年第 6 期（2014 年），頁 103。
16 俞正樑，〈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再平衡〉，《國際觀察》，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頁 10-11；
Timothy R. Heath, “China and the U.S. Alliance System,” The Diplomat, 2014 年 6 月 11 日。
17 可參見 Ely Ratner, “Rebalancing to Asia with an Insecure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ume 36, Issue 2(2013), pp. 21-38。就這一點來說，同盟的強化和凝聚力的增大，會是令戰略
環境的預測和對應變得更容易的原因。相關議論，參見 Thomas J. Christensen. (2011), Worse than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 1。
18 劉豐，前揭文，頁 104；周方銀，〈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與中國的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
2013 年第 11 期（2013 年），頁 21；楊毅，〈美國亞太聯盟體系的維繫與轉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 年第 6 期（2015 年），頁 111。
19 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當代亞太》，2011 年第 4 期（2011 年），
14154那麼，對於這樣的戰略環境的變化，中國是如何應對的呢？實際上，有哪些
方針政策被制定、實行了呢？下一節，筆者將會概觀中國外交至今為止的應對之
後，再就近年針對同盟問題的討論來進行分析且評價。

三、 「再平衡」和中國的應對：三個選擇一般來說，國家面對新的威脅的登場有三個可選的對策。第一，國家可以通過交涉和妥協緩和威脅，也就是談判戰略。第二，內在均衡（internal balancing）
的戰略，即重新分配在自己統治下的資源的方法。第三，國家通過和他國協作來
獲得應對威脅的資源，也就是追求外在均衡（external balancing）的戰略20。
但是，這些戰略每個都有固有的問題。第一，通過交涉來達成威脅的消解，通常會因為國際政治中特別顯著的干預問題與資訊不對稱性的問題，而無法順利進行。而且，在勢力分佈的狀態產生變化的狀況下，不要說對現狀的干預，就連對現狀本身取得共識都很困難21。
第二，在資源的內在再分配裡面，存在著所謂的「槍和奶油」的矛盾。應對
外在威脅為目的的資源分配不一定會與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掛鉤，通常來說，國防預算的增加阻礙社會保障擴充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不僅僅是威脅的性質，而
且國內政治、經濟制度的各種各樣的要因會影響再分配的結果。
第三的外在均衡戰略，以及作為它的主要形態的，通過同盟形成的對威脅的均衡，會在同盟締結和管理中發生大量的成本問題。在這之中最大的成本在相互防衛義務的官方化和在干預的維持中產生。其他還有像是不得不在安全保障以外的政策爭論焦點中妥協和讓步，以及對外政策在選擇上被制約的問題。
那麼，圍繞著應對威脅的狀況，中國又是如何展開的呢？首先，通過談判來試圖減輕威脅，對美國提出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之呼籲是有代表性意義。但是，在其另外一個構成要素「對相互的核心利益的尊重」上，美國展現了消極姿態，使得這個提案早早遇上暗礁。在這背後，一定有著雙方對所應該維持的「現狀」認識的不同。
其次，通過內在均衡來對應威脅可以說在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對應外在威脅的重點資源配置，具體地來說是通過國防費的增加來進行軍隊現代化的嘗試諸如此類。但是近年來，軍隊現代化的資源配置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最大的挑戰是中國經濟的減速。只要所謂的低成長的「新常態」還在持續，就不再會有比從前還要多的資源配置。在這之中，軍隊現代化的焦點是透過資源投入的「量的擴大」，
頁 97-99；王俊生，〈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進展與出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 年第 12期（2012 年），頁 62-65。
20 Robert Powell. (1999),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1.
21 中西寬、石田淳、田所昌幸，《國際政治學》（有斐閣，2013 年），頁 161-169。
5逐漸轉移到透過組織刷新的「質的提高」，可是到底能有什麼樣的成果，現在還不確定。
正因如此，在談判和內在均衡戰略的對應都在不同程度上碰到阻礙的背景下，外在均衡戰略被重新探討，進而實際向政策化轉變，也許是理所當然。但是，與上述對應策略不同，在外在均衡戰略之中，嚴格限制可以說是作為其核心的同盟形成的方針和制度仍然存在。可是考慮到安全保障環境的不確定性的擴大，增加可能的選項是不可或缺的。為此，從既往的思考體系「解放」是有必要的。從正
面來重新討論不結盟原則的妥當性議論，就是在這樣的文脈下產生的。

四、 「新同盟論」的登場和展開
正如同上文所探討的，本稿將觸發有關同盟的爭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美國的「再平衡」，特別是因為「再平衡」所帶來的地域的安全保障系統的變化。但是，關於不結盟原則，包括著不同邏輯的同時，實際上在「再平衡」之前其再討論的必要性就已經被提起了。代表的學者，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在宣導中國外交的全面調整的閻學通22。據閻學通的說法，為消除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周邊各國的不安和猜疑，不外乎是中國直接向這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而同盟是最好的手段23。換句話說，是將同盟作為安心供給（reassurance）的手段，他斷言：「如果不放棄非同盟政策的話，那麼就如同於自己給自己製造隨著崛起而帶來的安全保障上的困難24。」
像這樣的有點極端的「非同盟政策放棄論」（以下，通稱「放棄論」），即便變
得有些緩和，我們仍然能在「再平衡」後的同盟論中觀察到它的蹤跡。比如說，清華大學的孫德剛，一方面批判不結盟原則的國家本位主義，一方面主張在多面
性和多層次性的安全保障協力的推進之際，提倡作為其具體代替方案的「準同盟外交」。所謂「準同盟」，是指「兩國或以上的國家之間，針對特定的對象（國）的非官方安全保障協作」的意思，除了「非官方」這一點，其形態和一般的同盟
沒有區別25。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徐進，指出了有關同盟的幾個「誤解」，並宣導應從有關同盟的「思考停止」狀況中儘早脫離26。其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張文木，重新討論對獨立自主外交之疑問，認為「不結盟原則」實際上並不是中
可參見 Feng Zhang, “China’s New Thinking on Alliances,” Survival, Volume 54, Issue 5(2012),
pp. 129-148。
23 閻學通，〈當前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的調整〉，《戰略決策研究》，第 1 卷第 2 期（2010 年），
頁 11-12。
24 閻學通，〈中國外交全面改革的開始〉，《世界知識》，2013 年第 24 期，頁 16。
25 孫德剛，〈論新時期中國準聯盟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頁59。
26 徐進，〈當代中國拒斥同盟心理的由來〉，《國際經濟評論》，2015 年第 5 期（2015 年），頁143-154。
226

國外交的基本原則，而同盟則一直是近代之後的中國外交的核心要素27。
這些贊同「放棄論」的學者提出的具體的方案是與俄國形成同盟。與俄國成為最佳的同盟夥伴大概是基於三個理由。第一，戰略利益的共有。兩國都面臨著
與美國的戰略競爭28。第二，已經有通過上海合作組織的安全保障所積累下的經驗，
可以減輕同盟形成的成本。最後，兩個在綜合實力的層面上基本上是平等的，像這樣的力量的對稱性使得同盟管理變得容易29。最重要的，兩個國家雖然沒有共有價值和規範，但是這恰恰給展示中俄同盟的「防禦性」的性質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但是，「再平衡」以後的同盟論裡占多數的，是以維持不結盟原則為前提，探討安全保障協力的幾個框架，或者提倡其創立的必要性的學者們。在像這樣的「調整論」的範疇內有著多樣的理論取向的學者也在其中。比如，北京大學的王逸舟，
針對不結盟原則作出下列論述30。
類似的主張，在復旦大學的唐世平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根據唐的學說，對
同盟的否定，是無視中國外交的實踐中同盟所發揮的作用的一種自我欺騙。因為在歷史上，中國從未成為非同盟國家。應不應該放棄獨立自主的外交這個問題先不必說，重要的是，要全面地探討包含同盟的所有協作戰略31。中國人民大學的時
殷弘也大概是抱有一樣的看法32。
那麼，像這些不結盟原則的再調整之主張者，提出了什麼樣的安全保障協作
框架呢？這部分討論並沒有進一步深入，與上述「戰略的據點」之確保一起作為有力的代替方案而被提出的，是對既往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的再調整以及將其作更進一步的制度化33。特別是關於後者，比如說同濟大學的門
洪華，指出了既往的相關政策欠缺國際的戰略性，提出與 FTA 和一帶一路，以及G20 等框架連動，尋求進一步制度化的方案34。不僅如此，在這個框架之中，即便不付出同盟締結的成本，比如像是設定與俄國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透過調整其名稱和內容來向國內外宣示戰略協作的強化仍有好處35。
最後，圍繞著同盟的近年的議論中，令人注目的另一個特徵是，從同盟及戰張文木，〈中俄結盟的限度、目標和意義〉，《社會觀察》，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頁 84-87。
閻學通，〈俄羅斯可靠嗎？〉，《國際經濟評論》，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頁 23。
29 俞正樑，〈關於中國大戰略的思考〉，《毛澤東與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 年第 5 期（2012 年），
頁 27。
30 王逸舟，《中國外交十難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02-103。
31 唐世平，〈聯盟政治的中國的安全戰略〉，《領導者》，2010 年 11 月 30 日。
32 時殷弘，〈中國國際戰略機遇期走向終結〉，《共識網》，2012 年 2 月 7 日。
33 劉博文、方長平，〈周邊夥伴關係網絡與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當代亞太》，2016 年第 3 期（2016 年），頁 68-100；徐進，〈未來中國東亞安全政策的「四輪」架構設想〉，《當代亞太》
2014 年第 1 期（2014 年），頁 12-14。
34 門洪華、劉笑陽，〈中國夥伴關係戰略評估與展望〉，《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 年第 2 期（2015年），頁 94-95。
35 實際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只限於定位中俄關係，而下層次的名稱「全天候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也局限於巴基斯坦。
27
28

7略協作的可能性來摸索不同的戰略，即讓對手的同盟從內部瓦解，就是所謂的「抗衡戰略」或「消極抗衡(Negative balancing)」也認真地被探討了36。不過，至今為止圍繞著這樣的戰略探討仍然非常抽象，政策本身是否能夠實踐還存在著疑問。
但是，把對抗同盟的瓦解戰略作為學術分析對象這個事情本身，可以說展現了近年來的「新同盟論」的新面貌37。
簡單地概括以上的論述：第一，不結盟原則在「再平衡」之前其必要性被指出，後續從應對「再平衡」戰略的觀點出發，使得近年的討論變得活性化、多樣化、具體化；第二，爭論的焦點從探討不結盟原則的正確與否，轉移到以戰略環境的改善為目標的有效政策選項方案的提出；第三，現在，在戰略夥伴關係外交的擴大展開的同時，如何阻礙對抗同盟的內部團結的戰略也被提出討論。

五、 討論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樣理解和評價這些探討同盟的新的討論呢？這裡，兩個
標準是有效的。第一，是關於中國外交「轉換」的近年的爭論。在各種論點之中，現在，以 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主要契機，中國的對外行動全體呈現出了積極
且攻擊性的傾向，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在觀察家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共同認識。比如，川島真在論文裡提到「從 2009 年到 10 年，中國的對外政策，不僅僅是在語
言和口號上，而且在實質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的這樣的基礎上指出，「中國對外政策的轉換，不單單是限定在有關領土問題和主權的問題上。在世界和地域的治理和框架的形成也展示出了意欲，這一點也值得注目38。」
本稿的考察，在提供支持像這樣的既往的認識的論證的同時，另一方面，提供「轉換」的意義和內容，特別是其有關政策是新的見解。正如上文所說，不結盟原則的探討在出現及不斷擴大的時間點，已經和「轉換說」所指出的外交調整的時間點有著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另一方面，本稿也提出，關於「轉換」的實質
上對於「主權和安全保障的重視」，及「世界和地域的治理及框架的形成」，其實踐的具體方針政策，即包含同盟的外在均衡戰略的摸索在言說和政策兩方面已經具體地展開。
劉豐，〈分化對手聯盟：戰略，機制與案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 1 期（2014 年），
頁 48-65；周建仁，〈同盟理論與美國「重返亞太」同盟戰略應對〉，《當代亞太》，2015 年第 4期（2015 年），頁 26-54。
37 當然，從歷史上可以輕易地觀察到這樣的戰略被使用的案例。可參見 Izumikawa Yasuhiro,“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y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ume22, Issue 3(2013), p. 503. 關於一般的討論可參見 Kai He,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ume21, Issue 2(2012), pp. 154-191。
38 川島真，〈中国から見た東アジア〉，大庭三枝編著，《東アジアのかたち――秩序形成と統合をめぐる日米中 ASEAN の交差》
（千倉書房，2016 年），頁 169-171。
368第二個基準點是，關於產生中國外交的「轉換」，及在其形成後的實踐之根源的動機，進一步說是關於中國的「意圖」爭論。在這一點上，有重視中國的「自我認識」的變化，及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國家選擇喜好的變化的立場；另一方面，也有從圍繞中國的外部環境的變化來尋找政策轉換的主要原因的立場，到現在還沒有定論。換句話說，改變中國外交的是，從國力的提高而來的自信（hubris），還是由戰略環境變化而來的不安（insecurity），圍繞著這一點還有爭論。
所以，本稿的分析，在理解後者，即戰略環境的變化帶來不安的擴大，特別
是在理解在安全保障領域的對外行動的基礎上，提供了比較確切可以作為說明變數的論點。正如上文所說，在「新同盟論」的活性化背後，擔心「再平衡」政策展開和其所帶來的地域安全保障系統的變化（的展望）是重要的背景39。原本，重新思考不結盟原則是在「再平衡」之前就已提出，其主要的動機是減輕周邊諸國的不安。

六、 結論：從同盟到安全協作
本稿從中國的外交如何應對美國的「再平衡」政策的觀點，概觀了有關同盟的近年來的各種各樣的討論，探討了其意義和方向性。
從盛行於中國政府官方的立場的「新同盟論」來看，可以說是再確認了不結盟原則。比如習近平在 2014 年 11 月的外事工作會議中指出：「要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40」。最近新完成並發表的《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也沿襲堅持不結盟原則的這一點41。
但是，即便是這樣，也不能將本稿探討的近年來的「新同盟論」，作為一些鷹派的強硬論，或者說理論家的一紙空論而加以否定。正如上文所說，有關同盟的最近的議論，是在持有多樣的理論取向的眾多學者之間所展開的，並沒有被特定學者的「學派」所左右。更重要的是，對其政策層面上的擴大。也就是說，在既往外交方針的制約之前提下，可以實現的具體政策方案被一個又一個地提出，其影響已經逐漸在政策當中顯現出來，比如上述習近平的發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戰略夥伴關係和不結盟原則的結合起來提出，實際上這是第一次。
更進一步說，從中國的同盟議論的盛行及其內容，來理解和預測安全保障領

另一方面，將其看作為自信的提高和不安的擴大這兩方面引起作用的結果之觀點也存在。
包含同樣主張的研究，可參見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 Harold,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Volume 9, Issue 2(2013), pp. 111-131。
40 〈習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談話〉，《新華網》，2014 年 11 月 2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4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 年 1 月 11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539907/1539907.htm＞。
399

域中國的外交戰略的時候，反倒是明確地提示了以同盟為中心構成既往的安全保
障協力的分析框架的局限性。必要的是，在具體地觀察中國戰略環境的變化及對這種變化的體制內外認識的變化的同時，要抓住安全保障協作的多樣形態和邏輯來進行分析。在此也期待相關理論的發展。

10

附記
本文是於 2018 年 7 月 6 日在中國上海的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東北亞國際關係新發展與中韓合作』上所發表的會議論文修訂版。會議發表之際，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王存剛教授以及韓國的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辛成浩教授兩位提供了相當有益的批評與指教，在此特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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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歷
林 載桓

Jaehwan LIM

學歷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現職

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國際政治學科教授

研究領域

中國政治、比較政治

官方網頁

https://www.sipeb.aoyama.ac.jp/sipeb/faculty/j-lim.html

ii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出版日：2018 年 6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清水麗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助理編輯：魏偉修

逸瑩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June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June 1, 2018 Vol. 2 No. 6

http://jeast.ioc.u-tokyo.ac.jp/

China’s Second Diplomatic Revolution?:
Beijing’s New Thinking on Alliances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