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1 卷第 5 号

2017 年 12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蒋经国・李登辉时期日台关系之转变：
日华・日台双重结构之遗产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日华断交及日台管道的改变2马树礼时期的对日工作

7

在迈向李登辉时代的变动之中

12

结论

14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1972 年日华断交之前，担负日华关系主要的政治外交管道，并未因断交而结
束其角色，而是转型为半官方的管道支持着之后的日台实务关系。此半官方管道并不仅仅是蒋介石时期的遗产，不如说是以马树礼为中心的对日工作，在蒋经国之下重新整合，但依旧善用蒋介石牌而形成的管道。再者，蒋经国时期的对外政
策，一方面加强台湾为了生存的现实面，另一方面仍然维持着国共内战的外交思维。这个蒋经国时期对外政策的特征，也影响到对日工作的形成。
之后对日政策在李登辉时期虽然在李登辉主导下重组，但是在李登辉成为新的日台关系的象征之前，仍然延续了过去的日华关系的作法。

I

Abstract

Befor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ROC broke off in 1972, Japan-ROC
relations were primarily focused on political diplomacy. Official break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did not terminat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 pragmatic relations were maintained
through a semi-formal channel. Rather than considering this semi-formal channel as
Chiang Kai-shek’s legacy, it’s more appropriate to consider this as a product of Ma
Su-li’s Japan policy that integrates new and old leverages under Chiang Ching-kuo’s
new regime. Ching Ching-kuo’s foreign policy contained both elements of thepragmatics of Taiwan’s survival as well as diplomatic ideals inherited from the Chinese
Civil War.
With change in leadership, President Lee Teng-hui reshaped Taiwan’s Japan policy
but prior to its accomplishment, the semi-formal channel employed during Chiang
Ching-kuo’s remained in operation.

II蒋经国・李登辉时期日台关系之转变：
日华・日台双重结构之遗产清水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任副教授）

一、 前言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1，是在历经过殖民统治的日台关系之后，又加上战前以来的日本与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而成为一个相互重迭的双重结构之下持续推进2。1972 年 9 月日华断交后，断绝了外交关系的日本与台湾，不仅在经济、贸易及文化等层面仍维持着充分的实质关系，透过拥有领事机能之务实关系维持机构的设立，以及议员管道的运用，也建立起能够务实处理政治外交问题、支持这些关系的架构。
如此运用非官方、半官方管道，与相关部门进行务实沟通的作法，对于具有外交关系的两国而言，虽然有时会造成摩擦或障碍，但有时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关键；尤其在断交后的半官方日台关系之间，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72 年以前，
于日华双方的执政党之间所成立的这些管道，弥补了官方管道的不足。那么 72 年
以后这些管道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华民国台湾化”3将赋予日华．「日台」
的双重结构何等含意？
根据这个问题意识，本文将以日华断交后四十年的前二十年为中心，针对 72
年的日华断交，以及断交后一点一滴建立起的日台务实关系，对双重结构的转变
和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初步的考察。具体课题如下：第一，以蒋经国体制下对日管道一元化的摸索为主轴，考察日华．
“日台”在半官方关系之中所具有的含意；第二，检讨这个双重结构在台湾民主化时期李登辉总统上台后，有什么样的转变？针对上述这些课题，本文重心主要会摆在台湾对外、对日的政策，除了参阅台湾方面的外交档案外，也会参阅直至近年出版的各类资料，如相关人士1

本文中有关日台关系的部分，当视其为日本与台湾关系的总称时，将以日台表示之；而当视其为双重结构的一部分时，则以加了“”的“日台”表示之，以示区别。
2
参阅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3
参阅若林正丈，《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年）。

１

回忆录或口述记录等，盼能藉此一窥持续维系没有邦交的日台关系，并使其活化
的管道实况。

二、 日华断交及日台管道的改变
（一） 蒋经国体制下的日华断交直至视蒋介石为国际威信和反攻大陆之象征的 1970 年代初期为止，这 20 年
间，蒋经国体系的人事配置逐步推行，待第二把交椅的陈诚行政院院长逝世后，也开始阶段性地挺进国防、经济及外交领域。72 年，当他以行政院院长登上舞台，年事已高的张群等人也跟着蒋介石退下一线，世代交替彷佛理当如此的展开世代，政权的转移就此进入最后阶段。
松田康博曾针对 1971 年美中关系的改善，中华民国所采取的因应对策做过分析，而诚如其论文中所指出的，台湾社会因尼克松访中而产生动摇，为了掌握社
会的控权，国内开始实施媒体管制，并利用这时间点，着手推动以诉诸立法院增
额选举的国会改革为首的政治改革，进而巩固强化蒋经国的权力基础4。至于人事方面，虽然具体提拔了台湾出身者，以及被誉为“青年才俊”的年轻人，但外交部长却再度任用沈昌焕，在对美的不信任中“坚忍”而行，有意采取更为务实的外交政策5。
这般外交政策的调整，从 1971 年后半开始出现问题的台湾与塞内加尔的外交关系就可以看到，台湾与塞内加尔于 72 年 3 月断交后，以保留部分外交特权的形式，采取了留下商务代表处等因应对策。在国内，一方面强调“反共抗俄”的教条式论调，以维护“动员戡乱”制度的稳固；在国际间，则回避所谓“一个中国”
或是“两个中国”的问题，改行较为弹性的、务实的（实际）外交模式，表面上
不称中华民国，不惜以几乎丝毫无法自字面上察觉是否为外交机构的名称取代之6。
1972 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院长后的外交政策，乃是在对与中国建交的各国的苦衷有某程度的理解下，表明了“我们决不要因为这些国家与我们断绝邦交，4

有关台湾对於 71 年丶 78 年前后之美中关系改善的因应态度，以及国内政治改革的关系，请参阅
松田康博，〈米中接近と台湾〉，増田弘編，《ニクソン訪中と冷戦構造の変容》（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以及松田康博，〈米中国交正常化に対する台湾の内部政策決定―情報統制の継続と政治改革の停滞―〉，加茂具樹、飯田将史、神保謙編，《中国改革開放への転換 「一九七八年」
を越えて》（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 年）
。
5
参阅拙稿，
〈1970 年代の台湾の外交政策に関する一考察―外交と内政と中台関係の相互作用―〉，《東アジア地域研究》，第 6 號（1999 年 7 月）。
6参阅王文隆，〈蒋经国院长与中华民国外交（1972—1978）〉，《传记文学》，第 92 卷第 1 期（548号）（2008 年 1 月）。

２我们就与他断绝往来，这个政策我们要放弃！”的立场7。从这重要的时机，可以看出台湾一方面贯彻强硬的态度，同时也打算“平静”接受这事实，将日华断交对
国内所造成的冲击减轻到最小8。在至 1960 年代为止的日华关系的特征是“象征性
友好，实质性脆弱”9，在这个背景之下，与日本经济关系的深浅，以及因新领导
人而窜起的台湾国内保守势力的影响等，也抑制了极端的政策变更和强硬的措施
10。
另一方面，日本在田中角荣首相的领导下，急遽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对台的外交活动则是大平外相为人所知的“诀别外交”11。日本所期许的日台关系处理方式，并非接受来自台湾的报复性处置，而是“完善维护实质关系”，“避免日台关系破局”12。
根据 8 月 11 日的外交部〈日本问题工作小组会议纪录〉13所述，这段期间台湾方面仅下达提出强硬抗议声明的指示。相较于采取针对阻止日本转换政策的措施进行检讨，不如说已对日本的政策调整呈现半放弃状态，反而十分谨慎避免因情报外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在外交部杨西昆次长的领导下，开始秘密筹谋今后的计划14。
8 月 15 日，刘维德经济参事会见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针对①华侨
居留问题、②民用航空营运问题、③签证问题、④贸易机构、⑤馆产处理、⑥其余在日财经机构、⑦民间方式之分期付款采购案件、⑧优惠关税、⑨在华日侨及
投资、⑩日美关系、⑪闭馆问题、⑫宇山大使一事等善后对策，探询对方的想法。
钮乃圣公使确认刘参事得到的回复内容是法眼晋作次官与大平外相同意之事后，
为了防止信息外泄，甚至没向彭孟缉大使报告，就让刘参事拿着信件回国，于 1815日亲手交给杨次长 。
而在这之前的 8 月 14 日，由驻日大使馆送交给外交部的〈驻日大使馆应变构16想〉 ，则提出了日本政府所进行的与中国邦交正常化政策已无法阻止，如果这事7〈民国 61 年 6 月 13 日在立法院第一届第 49 会期口头施政方针报告（补充说明）〉，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蒋经国先生全集》，第 9 册（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 年），页 195-202；以及〈民国 61 年 7 月 13 日主持行政院第 1281 次院会指示〉，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
先生全集》
，第 17 册，页 380。
8
参阅拙稿，
〈蒋経国時代初期の対日政策―日台断交を一事例として―〉，《地域研究》，第 17 號（1999 年 3 月）。
9
川島真等人，同前書《日台関係史》，頁 93。
10拙稿，〈蒋経国時代初期の対日政策―日台断交を一事例として―〉，頁 245。
11
有关「诀别外交」的表现，可参阅一外交当局者，〈井尻秀憲《日中国交樹立の政治的背景と評
価》についての一私見〉，《東亜》（1988 年 3 月號），頁 83。
12
田村重信、豊島典雄、小枝義人，《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 年），頁 232。
13〈本部日本问题工作小组会议纪录〉，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中日断交
后重要交涉事项》，第一册，0112-001。
14
同上。
15
〈极秘 驻日大使馆经济参事刘维德於六十一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晋见杨次长〉，外交部档案，《中日断交后重要交涉事项》，第三册，012-003。
16〈驻日大使馆应变构想〉，外交部档案，《本部会对中日断交之应变计画》，012.1-89003。

３成真，日本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将难以维持的观点。同时也表示倘若发生断交的严重事态，驻日大使馆在断交后将及时与日本进行交涉，为了维持经济文化关
系，即便没有“官”，最少也要让台湾在日本设置具有“半官”地位的领事机构。
台湾方面考虑到断交后的局势，接受椎名悦三郎特使的访台，椎名特使在 9
月 18 日的会谈中将田中首相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书函交给严家淦副总统17。而这次
与椎名一同访台的亚洲局参事官中江要介形容椎名与蒋经国的会谈是“政治人物之间特有的‘默契’”，如同走进劝进帐的世界观似的，“椎名即便日中即将邦交正
常化，仍旧谈及自民党内部所做出‘维持（日本与台湾的）原有关系’的协议；而蒋经国在明知日本决意跟台湾断交，也不责难从日本远道而来的老前辈政治家，就这么结束会谈”18。
由负责台湾工作的中江要介所提供的这份情报，遽闻是来自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透过东京支局长李嘉所取得的情报，并暗中向大平外相报告19。魏景蒙原本
在情报工作和新闻局就相当活跃，也跟蒋经国十分亲近。在这份情报中，据说完
全没有提及日中邦交若正常化，就要扣押日本人财产、禁止飞航，或是不准日本
船只自由通行台湾海峡等威胁性的字眼。除了自民党年轻议员所高喊的台湾将秉
持强硬态度的消息，大平外相也得到了来自台湾应该不会采取强硬手段的情报。
在田中即将访中的最后阶段，与日本关系密切的齐世英与梁肃戎20仍持续留在
日本工作。9 月 22 日，他们二人于赤坂王子饭店跟福田赳夫会谈。福田在席上致电法眼次官，表示：“在与中共建交的同时，与中华民国维持原有关系一事，不该
受法定束缚，这是现实问题”，并于切断电话后告知：“因为日华两国关系特殊，21

22

即便过去无先例可循，日本也会致力开创新例” 。另外，他也得知陈建中 曾于 817〈蒋介石总统阁下钧鉴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交部档案，《中日断交后重要交涉事项》。有关椎名悦三郎特使访台的部分，可参阅石井明，〈日台断交時の『田中親書』をめぐって〉，《社会科学紀要》，第 50 輯（2003 年 12 月）；中江要介，〈椎名悦三郎・蒋
経国会談記録―『中江メモ』〉，《社会科学研究》，第 24 卷第 1 號（2003 年 12 月）；川島真，〈中
華民国外交檔案にみる『別れの外交（日華断交）』―椎名悦三郎の訪台を中心に―〉，加茂具樹、
飯田将史、神保謙編，《中国改革開放への転換 「一九七八年」を越えて》（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2011 年）；拙稿，〈蒋経国への権力移行と日華断交〉，《21 世紀アジア学会紀要》，第 5 號（2007
年 3 月）。
18
中江要介，《アジア外交の動と静》（蒼天社出版，2010 年），頁 9-10，以及页 139-140；中江要介，〈日中正常化と台湾〉，《社会科学研究》，第 24 卷第 1 號（2003 年 12 月），頁 102。笔者在中
文版的补充说明：劝进帐是日本歌舞伎的剧目之一，大意是平安时代末期，源义经与武藏坊辨庆等
部属们为躲避之后成为镰仓幕府第一任征夷大将军的源赖朝的追杀，乔装成山伏(苦行僧)向日本东
北方逃跑，源义经一行到了安宅关时，守将的富樫左卫门已经察觉源义经的存在，却因为钦佩武藏坊辨庆护主的忠心，假装被骗让源义经一行顺利通关。
19
中江要介，前揭書，頁 129-130。
20
齐世英：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曾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丶立法院，拥有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界丶
财界的管道。梁肃戎（1920-2004）：明治大学法学博士，曾担任过雷震及彭明敏的辩护律师，后来成为与党外人士之间的沟通桥梁，并活用在日本的人脉关系，曾任立法院长丶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21〈9 月 23 日 齐世英．梁肃戎 沈昌焕宛书简〉，同前书《中日断交后重要交涉事项》。

４

月中来日本访问，向自民党保守派岸信介及贺屋兴宣等人进行游说，陈是透过到
60 年代为止所建立起的对日管道进行游说工作。虽然已尝试透过各种管道进行劝说，但台湾方面原本就不抱任何期待，而且也已经相当程度的掌握到日本在与中
国的交涉之中将会如何处理与台湾之间的详尽情报23。接着在 9 月 23 日的行政院
院会中，蒋经国表明应将田中首相的政策与日本人民做区隔，并且下达得持续维
持与日本反共民主人民的友谊的指示，为即将来临的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做好准备24。

（二） 田中．大平面对“台湾问题”的因应
9 月田中、大平访中交涉，在台湾归属问题上，对于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日本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而另一方面则以
更进一步的行动来获取中国的同意，也就是日本借着在联合声明加上“坚持以波茨坦宣言第八条为基准的立场”的文言，间接表明将承袭开罗宣言之中台湾应归还给中华民国的立场。就这层意义而言，当时在条约局负责交涉事务的栗山尚一
表示：“日本既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一中一台’。日本所支持的，是在这个含意下的‘一个中国’”，也说明：“在台面下，中国即便十分不满却能够理解日
本认为台湾不会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这时间点归还给中国”25。
在完成这个法律措施的同时，田中、大平回避了将“默契事项”之中提出的台湾关系问题的内容文字化，并取得中国在日本维持与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及
贸易关系，以及如设置备忘录贸易代表处等维持实务关系机构等事宜的同意。获
得中国首肯的大平外相在发表联合声明后的记者会上，声明终止中日和约，而外务省内部当时没有出现认为这个作法是有问题的指责26。
日本国内，尤其是自民党内部存在重视台湾关系且具有相当势力，田中政权
在结束战争结束处置、法律措施，以及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方面，某种意义上达成了非常微妙的处理。然而在 9 月 28 日主要讨论台湾问题的第四次首脑会谈中，田中首相表示：“有关日本对台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均已事先知会中国”，大平外相在交涉过程也表现出「有关日台问题，往后如有发生任何问题，将知会中国」
22陈建中：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丶第 6 组及第 1 组主任丶中央评议委员丶总统府资政等要职，负责
海外工作，也曾在蒋介石丶蒋经国底下服务，并於 60 年代开始负责对日工作。
23
参阅拙稿，〈蒋経国への権力移行と日華断交〉。
24〈民国 61 年 9 月 27 日主持行政院第 1292 次院会指示〉，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
先生全集》
，第 17 册，页 409-410。
25
栗山尚一著，中島琢磨、服部龍二、江藤名保子編，《外交証言録 沖縄返還・日中国交正常化・
日米「密約」》（岩波書店，2001 年），頁 134-136。有关这项解释，栗山与中江的看法不同。栗山的理论是根据“一个中国”之下合法政府的更替，开罗宣言的“中华民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中江则站在不完全继承的立场，批评采纳写明“中华民国”的开罗宣言的作法究竟有何意义？
26
中江要介，前揭書，頁 152。

５

的态度27，造成了之后被质疑“不违反日中友好、中日联合声明精神的范围内”处理
台湾问题的状况。
而对中国方面来说，诚如周恩来首相所说的：“中南半岛为首要问题，台湾为
次要问题。台湾解放乃是中国国内问题，暂时缓后也无妨”28，重要的是表明台湾
问题是中国国内问题的立场，并针对不寻求实际解决手段的部分，与日本达成协议。不过，田中、大平虽然在维持与台湾之间的务实关系上向中国展现了这样的态度，但并没有触及实际维持中台分裂状况和美日安保体制的远东条款的“维持现状”，可以看出他们有意将台湾纳入日中关系的框架内，亦即打算将其视之为“日中关系内的台湾问题”来处理。而这在断交后与台湾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则成了
一大争议点。

（三） 日台管道的“一元化”至 1960 年代为止，在蒋介石总统掌控的对日关系主要是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负责，张群以美国的东亚政策为基础，担任包含与重视台湾关系之自民党保守政
治家们私人交情在内的管道。当日台之间有重大问题发生时，例如由尼龙厂事件
所引起的断交危机，张群便跳过外交部，直接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会谈，无论是在官方或非官方的局面，他都是政府之间最重要的管道29。因为张群是秉持着蒋介石
对他的充分信任，还有日本政经各界领导阶层对他的敬重及信赖，从高度的政治30

立场来处理问题 。
尤其是 1960 年代以后，透过蒋介石—张群系统来处理的对日政策，甚至连外交部长也没有实质参与。事实上，历任的驻日大使，如董显光（1952-56）、张厉
生（59-63）、魏道明（64-66），陈之迈（66-69）等都是相当优秀的外交官，然而他们都不是因为与日本关系密切而被派遣，也没有深入参与对日政策的决策过程。
例如魏道明大使于 63-64 年断交危机后上任，为了辅佐他在日本的业务，与蒋介
石和张群关系密切的钮乃圣被派到日本。另外，遽说接任魏道明的陈之迈在赴任当时，因为处在顶头上司有蒋介石总统、张群、魏道明外交部长三人的体制之下，
深感到自己在日本工作的困难31。继陈之迈的后任是彭孟缉，彭孟缉是军人出身，并非因为外交经验和能力才被派往日本，而是他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关系密切，27

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曉光編，《記録と考証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 年），頁 69-74。
28
同前注，頁 69。
29
武見敬三，〈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編過程〉，神谷不二編，《北東アジアの均衡と動揺》（慶応通信，1984 年），頁 78-79。
30
黄天才，《中日外交的人与事》（台北：联经出版，1995 年），页 185-186。
31
黄天才，前揭书，页 98。

６一般认为之所以会派遣属于张群系统的彭孟缉，是为了进行实质的外交工作。
此外，被排除在张群系统之外的邵毓麟32，因为没能争取到驻日大使一职，对与张群关系密切的钮乃圣的批判也非常激烈33。再加上驻外使馆没有统一的体制，
只能算是乌合之众，驻日大使自然难以成为与日本交涉的中心窗口，实质的重要程度甚至可以用“只不过是打杂跑腿的人而已”来形容34。
蒋经国院长利用断交的机会，计划全更动将担任务实关系维持机构理事等的对日关系人士。亚东关系协会的理事之中，除了辜振甫以外，其余都是过去担任对日事务以外的人士35。而首任东京办事处代表马树礼，不仅深受蒋经国的信赖，
在国民党海外工作的表现上，成绩也十分亮眼。因此，就断交后对于产生动摇之
华侨的因应，以及透过与华侨合作来推展国民外交的意义来看，他的确足以胜任。
而马树礼受到提拔，不仅是自蒋介石从 60 年代起便循序渐进将政权转移至蒋介石
到蒋经国的措施的一部分，更代表着对日政策的重心已从总统府核心的蒋介石—
张群系统，转移到蒋经国系统下重组。

三、 马树礼时期的对日工作（一） 航线问题的解决及半官方关系的建立
面对 1970 年代初期相继遭遇的断外，蒋经国所推行的实质外交的本质，已逐渐转变成以维持实质关系为优先，不过度去争夺形式上“唯一合法政府”、“正统政府”。反倒在中台关系的终局方面，即便将来的情况仍有可能产生变化，短期内仍是“对中共绝不妥协，将抗争到底”，并“打破中共对台的孤立策略”。换言之，这项“作为内战延长的外交”是将实质外交或外交上采取弹性的作法在国内取得
正当化的理论。
因受到中日航空协定签订的波及，1973 年 2 月，日台的航线逐渐成为问题36。
当时日台之间有国泰航空、西北航空，以及大韩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营运航线；
其中中华航空及日本航空的载客量就占了整体旅客人数的一半。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身分访日的廖承志向日本表示台湾问题无法避免后，日本便要求台湾配合更32

邵毓麟（1909-1984）：曾到日本留学，在外交部担任过驻横滨总领事丶情报司司长等职务。49
年担任首任驻韩大使，表现十分活跃，但本人想成为驻日大使的希望却落空。
33〈陶希圣报告世局演变等〉，国史馆所藏，《蒋经国总统档案》（005000000618A）
。
34
司马文武，
《为国民党的外交下半旗》（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86 年），页 126。
35
黄天才丶黄肇珩，《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 年），页 380。
36
有关日台航线问题及日华恳所扮演的角色等，可参阅徐年生，〈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役割に関する研究：1973-1975〉，《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リ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
No.10（2004 年 1 月）
；拙稿，〈日台航空路断絶の政治過程〉，《問題と研究》，第 25 卷 6 號（1996
年 3 月），以及拙稿，〈航空路問題をめぐる日中台関係〉，《筑波大学地域研究》，第 18 號（2000年）。

７

改中华航空的名称、委托日方代理日本当地的检修业务和柜台业务、飞机机身上
不得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事宜，以及希望处理如如调整起降时间等技术性问
题。台湾认知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因此于 74 年 1 月访中的大平外相不再直接要求台湾更改航空公司名称或机身上的国旗，而是透过另行表明日本政府立场的方式，寻求中国的谅解，并决意于 4 月签订航空协定。
日本当时所表明的立场，是大平外相有关日本对于中华航空公司的名称与使
用的旗帜的性质认知的谈话，当提到中，“日本既不承认台湾飞机机身上的旗帜标
志即所谓的国旗，也不承认‘中华航空公司（台湾）’是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37。
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早已不是“航权平等”这类技术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因此表明：“若从政治观点来看，这是中华民国与中共之间相互斗争的问题，我们绝不会与中共妥协”38，并采取了断航措施。
在台湾表明强硬态度的情况下，不可否认因为日本国内部分主张应保护台湾
权益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以下简称为日华恳）的议员与青岚会议员采取的行
动，导致日台航线问题沦为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藤尾正行议员（日华恳副会长、青岚会成员）1 月带了外务、运输两省的提案到来台北直接与蒋经国会谈，确认台湾不会改变强硬态度后，返日后便以此为根据一再强烈反对。因此不透过态度强硬的日华恳议员，而是从新开始重新摸索寻求新管道的大平外相与外务省，
便向台湾提出了于 73 年 10 月到马尼拉与外交部次长杨西昆，或国民党中央党部
秘书长张宝树会谈的意见，但台湾拒绝了这个提议39。而蒋经国与外交部的决定，
也表明了支持对日管道就只有马树礼这条线。
在多间日本航空公司表明开拓航线的强烈期盼下，日本政府虽然急着想复航，
但以马树礼为中心台湾方面则以：第一，在收回及否定大平外相谈话下的复航；
第二，以复航为前提，对于日本今后看待日台关系的基本态度取得明确表示为目的40，对于希望推动以尽快复航的交涉的要求没有做出回应。
自 1975 年 2 月起，在日华恳议员及鹿内信隆的介绍下，宫泽喜一外相与马树
礼代表接触，日台之间在台面下达成了有关复航的实质决定41。7 月 1 日的众议员外交委员会，宫泽喜一外相在接受秦野章议员的质询时提及了今后的日台关系，
表示要“互尊互惠，依照国际惯例推动友好交流”；同时，也以“有些国家认为青
天白日旗是国旗，这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任何人所不可否认的事实”的形式，否定
了大平外相的发言42。对此，台湾表明确认“断航原因已消失”，并发出同意有关
37

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 1970－1992 年》（霞山会，
2008 年），
頁 140-141。
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 年 3 月）
，頁 396。以及日本アジア航空株式会社 10 年史編集会議編，《日本アジア航空物語》（日本アジア航空株式会社，1985 年），
頁 48。
39
马树礼，〈中日关系史话（一）〉，《中外杂志》，第 55 卷第 5 期（1994 年 5 月）
，页 59。
40
马树礼，《使日二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年），页 88。
41
同前注，页 68-74。
42《第 73 回国会参議院外交委員会会議録》，第 17 號（1975 年 7 月 1 日）。
38

８

重启航线的民间协议的政府声明。台湾透过航线问题让日本了解，务实关系维持机构乃是对台交涉的窗口，台湾的事务并非日中关系的一部分，而得以确保了在
解决日台之间的问题时的立场。

（二） “蒋介石牌”及日华合作维系1970 年代初期前的中华民国外交，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以获得唯一合
法政府的承认为优先，外交政策则是立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争夺谁才是
代表中国正统政府的国共内战的延长线上。根据这个理论所推动的对日外交，得以获得日本对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政府支持的最简明易懂、最具成效的手段，可以说就是运用“蒋介石牌”43。所谓的“蒋介石恩义论”、“以德报怨”，
在日本代表着：第一，相对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应当支持台北的中国国民
党政权；第二，相较于在台湾的台湾人的想法或台湾独立运动，应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台湾统治44。
“蒋介石恩义论”、“以德报怨”说，被视为对日战后处理的精神象征，并于终战后也深入台湾，具有安定台湾当地治安、对遣返日本人的再教育、怀柔留
用者，以及将台湾人统合成“中国国民”的作用45。这个理论在之后也给日本政治人物极大的影响，该理念被视为日华关系的基础，避免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过
于亲近46。
另一方面，1960 年代中期，外务省内部也出现了相反的观点，由于蒋介石三连任、四连任，使得其独裁体制明确化，外务省内部有声音认为，在可以预见蒋
介石体制的极限的同时，也应该要对台湾及台湾人有所理解47。然而，表面上虽无法顾及台湾人的立场，但倒是可以从统治方的立场提及社会统合的重要性。日本的公开发言，以支持“以德报怨”的蒋介石为基础，50 年代起从岸信介、矢次一
夫和吉田茂等多位议员的言论，以及断交后日华恳及青岚会成员向佐藤荣作、福田赳夫所表述的言论，长期延续了下来。

43

据说张群向黄天才表示：即便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正统中国」丶「传统中国」，日本人也很
难理解。唯有告诉日本人，战后有恩於日本的是蒋介石，协助日本复国复兴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所
领导的中国，才是「正统中国」，这才是日本人能够接受的说法。因此，唯一的「王牌」就是蒋介
石总统（黄天才，前揭书，页 183-184）。
44〈1972 年 1 月 20 日 总统接见岸信介谈话简要纪录〉，国史馆所藏，《蒋经国总统档案〈忠勤档案〉》（005-010206-00072-002）
。
45
深串徹，
〈戦後初期における台湾の政治社会と在台日本人―蒋介石の対日「以徳報怨」方針の受容をめぐって―〉，《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4 號（2012 年 6 月）
，頁 64。
46
川島真，〈戦後日本外交文書における蒋介石像〉（“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 年 11 月），＜http://hdl.handle.net/2115/11307＞。
47
同上。

９

首先，有关在断交后成立的日华恳的基本活动，藉由参与蒋介石的各项祝贺仪式或扫墓，明白宣示日华关系的维系。此外，青岚会的中尾荣一则以“‘以德报怨’有何不妥，再说日本目前正处于艰困萧条的状态，一个人只能从军队那里
领回 2 合米。若说这不是温情，那甚么才是温情？”的发言表示感谢，并针对青岚会本身的外交政策方针表明：“今后日中间的务实协议，必定会留意是否有伤
及我国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间现存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48。
马树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九七○年代，一方面是台海两岸，仍然处在极端的敌对状态，反共是我们的最高国策。另一方面，先总统蒋公对日的‘四大恩德’（保持了天皇制度、不向日本索赔、迅速遣返日俘日侨、放弃占领而免日本分裂），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日本之遽与中共建交，不仅是我国朝野上下，一致憎恶日本政府的忘恩负义，即使日本的有识之士，亦多谴责日本当局的措施不当”。在这般情况下，对日工作的重点在于善用“以德报怨”，“把反共友我的日人，当作我们联系争取的对象”，换言之，就是取得日华合作49。
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日台双方是以的人际关系建立管道，以议员外交的形式
展开，虽然这个管道，主要是透过个人关系建立而成，但据马树礼的回忆录指出，除了日华恳的摊尾弘吉、藤尾正行外，与其他议员之间的关系，都是运用驻日代
表处林金茎、杨秋雄、柯振华、萧昌乐、陈鹏仁、黄兴家、詹明星等人、华侨的人脉，与自民党各派系、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以及社民连的议员建立关系50。
台湾政府内部虽然对于进行招待外交，强化对日管道一事能没有办法充分理解，
不过马树礼不仅深得蒋经国的信任，其在党内历任要职的经验和国会议员的身分
也成了重要因素，在透过外交部执行事务性作业却没有进展时，他可以直接致电总统府达成任务，可以说他在直接向蒋经国报告的同时，也渐进式的建立与外交部之间的合作，推动对日的外交关系。

（三） 建立经济关系之实质合作
再者，马树礼也善用经济做为扩大并加强与日本合作关系的手段之一。行政院力行小组当中，因为中国向企业提出“周四条件”，台湾方面也将与中国有经
济贸易关系的日本企业列入“黑名单”，拒绝与其往来。然而日中邦交正常化后，
多数日本企业纷纷开始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导致必须从日本购入的物资或出口日本的商品等问题上遭遇困难，因此面临降低限制的课题51。
48

中川一郎等，《青嵐会》（浪漫，1973 年），頁 202。
马树礼，前揭书，页 255-256。
50
同前注，页 333-336。
51
外交部档案，《对日政经配合》（031.33-89003）。周四条件是周恩来在 1970 年向前日本众议员松
村谦三提出继续中日贸易的四项条件，主要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和支援中华民国与韩国以及在中华民国与韩国投资的企业丶以支援美国越战政策为目的提供武器与弹药等军事物资的企业丶49

１０

外交部积极表明“应全面检讨并加以修正”于断交前所订立的对日贸易政策，
经济部也为了今后的台湾经济发展，提出积极与有意跟台湾建立经济贸易关系人
士往来的建言。另一方面，亚东关系协会东京办事处马树礼代表则指出，针对日本对台湾的贸易、投资，应拟定可辨别敌友、慎重挑选对象的办法，若是让相关
人士经日华恳等友好团体的推荐而得以获得许可，将有利于今后对日工作的推行
52。在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草案之中，已经准备好包括黑名单的取消甚至折衷案，
力行小组做过具体检讨后，决定将“极度不友好的”日本企业列入黑名单，名单则是以亚东关系协会东京办事处马代表所搜集到的资料为根据，经审查后完成53。
虽说并不清楚这项作业实际实施到哪个时期，不过在 1973 年 12 月 22 日的“实践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马树礼代表表示：“最近本党中央所做出之政治和经济应协调运用的决定，相当有利于对日工作”，并开始审查贺屋兴宣、渡边美智雄
和椎名悦三郎等人介绍的企业，以及审查力行小组所委托的企业，小组至 74 年为
止共召开了 4 次会议，而其基本立场便是扩大经由日华恳等友好团体所推荐的关系54。
此外，82 年 2 月，台湾经济部为了日台贸易失衡的问题，发表了 1533 项对日限输的产品。日本对于台湾突如其来的发表甚感惊讶，3 月初透过交流协会表明遗憾，并以书面强烈要求立即撤回该项措施。为了打破沟通不良的局面，日华恳告知交流协会，表示针在对台湾贸易落差提出强硬措词前，应当事先与日华恳讨论。
另一方面，台湾为了推动政治层次的交涉，外交部政务次长钱复于 4 月 8 日访日，与马树礼代表合作，直至 15 日返台为止的这段期间，钱复次长与摊尾弘吉、长谷川峻、金丸信、藤尾正行，以及佐藤信二等日华恳议员们恳谈后，先与福田赳夫
前总理大臣、之后又在自民党本部与二阶堂进干事长、竹下登、小渊惠三、中川一郎科学技术厅长官、须之部量三外务省事务次官会谈，也和岸信介、中山贞则、
渡边美智雄大藏大臣、樱内义雄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安倍晋太郎通产大臣等多位重要人士会谈55。以马树礼代表为首的驻日代表处所建立起的对日管道，似乎完全发挥作用，整体动了起来。
最后，日本派遣“江崎代表团”访台，总算圆满解除台湾对日的限输，并于
翌年又派遣了“安西代表团”。如此一来，即便贸易问题并没有获得实质的解决，
但因双方认知不足而引发的误解，导致了来自国内的激烈争论发展到动摇日台关美国企业子公司或合办公司进行交易。
52〈1973 年 6 月 15 日 马树礼发外交部电〉，外交部档案，《对日政经配合》。
53〈行政院力行小组五人委员会第一五○次会议〉（1973 年 11 月 27 日），外交部档案，
《对日政经
配合》。
54
遽闻航线问题后，日华恳会长摊尾弘吉曾下达指示，严格禁止参加日华恳会的国会议员向台湾要求任何经贸关系的特权。黄自进访问，简佳慧纪录，《林金茎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页 201。
55钱复，《钱复回忆录【卷二】》（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页 182-198。

１１

系的状况，因为善用了半官方管道而达成政治解决，可以说是一个相关事务的具体案例。
钱复根据这次的经验指出：“由于日本或其他国家媒体经常刊登日本为取悦
中共，在外交、政治、经济上采取对我国不利措施的报导，引起我全国同胞的不满和愤慨，使中日关系蒙上不利的阴影”56。新闻局在媒体工作与对日宣传工作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却也碰到了极大的障碍。80 年前往日本赴任的新闻局的张超英认为，跟日本媒体建立多方面关系乃是一大课题57。张超英运用个人的人
际关系，虽然重新建立了与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之中如何长年以来维持深厚关系的产经新闻之间取得平衡，却非易事58。

四、 在迈向李登辉时代的变动之中（一） 重建管道的摸索蒋经国总统于 1988 年逝世，副总统李登辉升任总统，台湾国内的民主化、对
外活动、对中活动不仅着连锁反应，本身也出现有了极大的改变。国际社会如何
看待和应对台湾在国际空间所推行的活动，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之中，自72 年起历任外交部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在外交上的发言非
常有力的沈昌焕，因 88 年苏联贸易访问团风波遭到解职，之后转任总统府资政；在对日外交上难以忽视其存在的张群在 90 年逝世；接着是从新加坡大使转任驻日代表处的蒋经国次男蒋孝武为了养病而离任。
李登辉在这时间点上，于 91 年 4 月获得内政部长许水德的首肯，让许水德以
形式上的降调的方式转任驻日代表，而得以派遣会日语、能与日本各界直接建立
管道的人选赴日出任驻日代表59。6 月 29 日，许水德成为第一位本省籍驻日代表，
在众人的期待下前往东京赴任60。在这之后，如林金茎（1993-96）和庄铭耀
（1996-2000）等擅长日语的人士相继被任命为驻日代表，他们基本上是直属总统推动对日政策。尤其于许水德时期，除了以往在国民党和自民党之间所建立的管
道外，仍有必要开拓新的管道。
许水德一面想办法弥补与日华恳之间的嫌隙，一面与社会党土井多贺子、渡边美智雄（当时的外相），以及宫泽派议员们建立关系，于台面下重新建构与日56

钱复，前揭书，页 198-199。
张超英口述，陈柔缙执笔，坂井臣之助监译，《国际広报官 张超英》（まどか出版，2008 年），
页 145-146。
58
同前注。
59
许水德，《全力以赴：许水德喜寿之回忆录》（台北：商周出版，2008 年），页 006-007。
60
许水德，前揭书，页 157。
57

１２

本之间官方、非官方的管道61。93 年 2 月，钱复外交部长顺利访日，也顺利与福田赳夫前首相等重要人士进行会谈；到 94 年底为止，立法院副院长王金平(93.6)、
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考试院长邱创焕、立法院长刘松藩、交通部长刘兆玄、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经济部长江丙坤的访日也陆续实现；日本的“五五年体制”
于 93 年夏天崩解，连立政权成立后，双方的“高层接触”增加，日台关系的实质也开始出现变化62。
因 91 年李登辉访日风波，与藤尾正行和佐藤信二等日华恳“老关系”之间所
引起的争执63，则显示出不同以往为感念蒋介石“以德报怨”之恩的关系变化。之后，日华恳改组成超党派的“日华议员恳亲会”，依旧定期进行访台活动，从纯粹象征日华关系的管道转变为，即便历经日本和台湾的政权交替，还是得以持续维持机能的管道。

（二） 李登辉的对日工作
李登辉政权在国际空间的活动，以及跟中国关系的发展，如同「车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64。如果将务实外交（Pragmatic Diplomacy）的推行和中台关系状态视为两支轴，藉由务实外交的推行，确保国际对台湾及台湾问题的关注，并以此为保险，与中国进行对等的“对话”，对台湾而言，将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可是台湾若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在台湾问题被视为中国国内问题的状态下，就会
单方面按中国的步调朝“统一”的进程迈进。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在国际空间活动的必要性，可说是李登辉时期的策略。而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李登辉执政下，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巨大变化的时间点，大约是在 1991 年以后65，正好是许水德以驻日代表的身分前往东京赴任的时期。91
年 7 月，成立了名义上隶属于外交部的对日工作小组，外交部长钱复担任召集人，开始针对对日工作的课题等进行检讨66。根据以总统府参议（之后转任国策顾问）的身分参与其中的曾永贤表示，这个对日工作小组实际上是由李登辉总统主导，小组并直接向总统报告；虽然也曾提出有关人事、人才培育及情报安全等各项改

61

同前注，页 165；以及参阅川島真等，前揭書，頁 161-162。
参阅川島真等，前揭書，頁 161-164。
63根据许水德的回忆录表示，蒋孝武担任驻日代表时，麻生太郎与许胜发立法委员等人准备成立「亲
睦会」一事让日华恳成员非常不满，而使得李登辉访日之事破局。
（许水德，前揭书，页 158-163）
另外，遽闻这也意味着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许胜发跟蒋孝武合作，向辜振甫主导的东亚经济人会议
所发出的挑战。
（申子佳丶张觉明丶郑美伦，《辜振甫传》［新店：书华出版事业，1994 年］，页 107）。
64
井尻秀憲編，《中台危機の構造》（勁草書房，1997 年），頁 109-112。
65
李登輝，中嶋嶺雄監譯，《李登輝実録》（産経新聞社，2006 年），頁 63-64。
66
曾永贤口述，《从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贤先生放谈录》（台北：国史馆，2009 年），页 233。
62

１３革案，但终究沦为形式化67。等到在 80 年代的“江崎代表团”访台之际积极推动改善关系的钱复于 96 年卸下外交部长一职后，小组的任务也跟着结束了。
李登辉另一方面运用中嶋岭雄、戴国辉及彭荣次等人的管道，持续主导对日工作。94 年，再度任用一度离职的张超英担任空缺的驻日代表处新闻组长，张超
英将日本各大报纸等媒体增广日本对台湾及李登辉的认识，视为自己的课题68，透过徐立德在亚运会时访日、95 年李登辉访美、总统选举、大阪 APEC 等活动，扩大
了日本媒体有关台湾消息的版面，李登辉与辜振甫等人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藉由
这些媒体工作，逐渐形塑出得以取代蒋介石牌的新日台象征。
自 94 年起，“李登辉”一词开始在日本杂志及报纸记事等版面频繁出现，形塑出在民主化过程之中持续推行政治改革及“宪政改革”等革新的亚洲“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同时透过 94 年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提及“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地方的痛苦”等台湾人所处的历史状况和现况，并且一方面唤起日本人强烈的
共鸣，另一方面则唤起日本人对此长期佯装漠不关心的责任感69。不仅如此，曾接受日语教育，拥有部队经验的李登辉，也善用自己深受殖民统治影响而把日语做为母语的经历、个性和立场，营造出亲近感，甚至表明自己所率领的国民党政权
是“外来政权”，持续推行民主化、台湾化，向日本提出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新连结。“李登辉”的形象，以及由此而形塑成的“亲日台湾”形象，取代了
蒋介石牌，用来做为有效连结日台关系的王牌。

五、 结论蒋经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就重视台湾经济发展、维系台湾存在的意义来看，虽然具有更为务实的一面，但在长期展望及国内说明上，并无法舍弃立足在国共内战延长线上的外交立场。断交后日台关系的前二十年，在前者与后者的持续交
互作用中，遗留下了双重结构。
透过半官方管道维持务实关系的日台关系，因着政权交替等国内变动而即使
得结构深受影响，但诚如当事人们所指出的，这些管道正是因为人脉支持其活动
所建立而成的。伴随从蒋介石到蒋经国的政权交替而来的对日管道的重组，仍不
得不以日华恳为主轴，靠着蒋介石王牌来建立管道。这样的日华层级的关系，在双方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建立了得以维系日台间的务实关系，并以务实手段处理问题的环境的意义来看，堪称为“日台”的支柱。

67

同前注，页 234-236。
张超英，前揭书，页 230-276。
69
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場所の苦しみ、台湾人に生まれた悲哀―台湾紀行
刊朝日》，第 99 卷第 18 號（1994 年 5 月 6 日）
。
68

１４

街道をゆく〉，《週此外，在对日工作及对日政策的主导权逐步转移到李登辉的过程中，这个双重结构让“日台”占有重要地位，不单只是带来了派遣既是本省人又会讲日语者
担任驻日代表的转变，也创造出能够取代蒋介石王牌的日台象征性连结。然而日华的立场是否会因此而成为历史？这部分将做为笔者今后的课题，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若说日华．日台双重结构的遗产，在关系重建时又成为了被承袭下来的重担，便有可能再次成为维系日台关系的重要因素。马英九于总统选举前访日，为了一扫过去被形塑出的反日形象，意图借着造访和孙文有所因缘之地，加深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可以看到中国和台湾藉由善用各种层级来促进关系之际，日本
在双重结构中与台湾建立关系的历史和多层次的认知，将是必要且是极有意义的。

１５

１６

附記
本論文是清水麗，〈蒋経国・李登輝時期の日台関係の変容－日華・日台の二重構造の遺産―〉《問題と研究》，第 41 卷第 3 號，2012 年 7、8、9 月號的中譯稿。
感谢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问题与研究》编辑委员会允许转载，并感谢两位匿名审查者的批评与指教。另外，对于在翻译论文的过程中所发现的错误，已经加以修正。

i

作者简历
清水
学

丽
历

SHIMIZU, Urara
筑波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博士（国际政治经济学））现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任准教授

研究领域东亚国际政治史、日台政治外交、日中台关系电子邮件u-shimizu@ioc.u-tokyo.ac.jpii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17 年 12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伟修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December 1, 2017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ecember 1, 2017Vol. 1 No. 5

http://jeast.ioc.u-tokyo.ac.jp/

Change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during Chang
Ching-kuo and Lee Teng-hui Regimes:
Legacies of the Dual Structures of Japan-ROC andJapan-Taiwan Relation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