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第 2 卷第 1 号

2018 年 1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康宁祥与“党外”的黎明期：
台湾反对运动之中第二次组党运动的前夕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Ⅰ

◼ 论文
前言

1

反对派政治家康宁祥的诞生5

结论：康宁祥的新“草根性”

15

◼ 附记

ⅰ

◼ 作者简历

ⅱ

摘要在民进党於 1986 年成立之前，台湾的政党政治史之中，有一群被称为“党外”
的人士，他们透过选举与出版杂志对抗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而为人所知。
“党外”
的原意是指国民党的外部，但根据过去的研究，1970 年代“党外”人士与支持者
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政治团结”，“党外”被认为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从一个普通
名词成为政治团体名称的专有名词。
“党外”成为专有名词的时期正是台湾反对运动的黎明期，而康宁祥对於这个“政治团结”的建立有非常大的贡献，本文的目的，就是透过近年刚出版且内容十分厚实的康宁祥回忆录丶笔者进行的访谈，分析康宁祥崛起的过程。康宁祥出身於台北的万华，由於万华保有着相当深厚的台湾在地生活文化，使其在成长过程之中培养出其本土性格；康宁祥没有加入国民党，反而因为直接与郭国基等反对派政治人物接触而培养出出其政治性格；再加上康宁祥不只是台湾史，甚至国际情势都可以用台语进行说明，得以建立了新的草根性格。本文将焦点放在获得这些性格的康宁祥的“身体”，主张康宁祥亲身投
入 19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期的台北选举政治时，他的“身体”成功的扮演了酝酿「政治团结感」的政治触媒。

I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has provided ample evidence
that prior to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there was a group of"Tangwai" ( 党 外 )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who were opposed to the
Kuomintang (KM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s single-party rule through elections
and journal publications.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1970s these
activists and their supporters strengthened solidarity so that their activity "outside theKMT " became a more institutionalized group later called "Tangwai"

Using

recently-published memoirs and my own interviews, I explore the rise of Kang
Ning-hsiang (康宁祥), who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In addition tohighlighting two aspects to explain Kang's

rise: (1) his personal upbringing that took place in the traditional Wanhua district (万华)of Taipei; and (2) his political upbringing that was strongly affected by senior
opposition politicians such as Koeh Kok-ki (郭国基), I show that through theseexperiences Kang acquired an extraordinary ‘grass-root” political persona that allowed
him to eloquently discuss, in Taiwanese, various topics from Taiwanese history to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generate mass support. I argue that in the late 1960s through theearly 1970s Kang's political persona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bringing like-minded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together to establish a formal opposition party.

II康宁祥与“党外”的黎明期：
台湾反对运动之中第二次组党运动的前夕
若林正丈(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黄伟修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 前言
康宁祥（1938年〜），是目前台湾最大政党民主进步党的前身，也就是当年被称为“党外”的台湾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出生于台北的万华，现在也还
居住在当地。康宁祥虽然是民进党最核心的创党党员之一，但今天如果讨论台湾
政治与民进党时，会立刻想起他的人已经不多了。民进党成立后，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也陆续出狱，并加入民进党，掌握了党的主导权，康宁祥因此退出了核心。
虽然他因为李登辉总统（1923年出生，1988年～2000担任总统）的推荐，在1990
年代担任过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等公职，也在陈水扁（1950年～）政权期间（2000～08年）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国安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但是民
主化完成后才拥有选举权的年轻的公民之中，又属于民进党的支持者，的人对康宁祥的印象似乎也并不深。
但是在台湾的反对运动史上，属于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正式结合成为“党外”
的过程之中，康宁祥曾经和后来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的黄信介(1928～1999)齐名，他们的名字也在党外（普通名词，意思是国民党之外、非国民党）迈向“党外”（专有名词）的过程之中成为其代名词1。换句话说，非国民党籍的反对派人士组
成民进党的前身“党外”，等于是明确划出了与国民党之间在政治上的界线，而“党外”组成的过程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展，而其开始发展的黎明期是在1969
到1977年的期间。
有关台湾的反对运动的发展过程与其状况相关的先行研究之中，李筱峰对于
当时的叙述可以说是先驱，而近年来台湾学界也累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例如1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 40 年》（台北：自立晚报社，1987 年），页 122。

1

有研究针对《自由中国》杂志批判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的言论与 1960 年中国民主党组党遭遇挫折的过程进行分析2；也有研究根据 1970 年代初期的《大学杂志》的
内容，分析战后世代的知识分子的改革言论3；也有研究分析发生在 1979 年底准备组成所谓“没有党名的政党”却遭遇挫折的“美丽岛事件”，以及之后蓬勃发展的“党外杂志”4；也有分析 1980 年代中期民进党组党过程的研究5等。但就笔者的观察，康宁祥过去几乎可以说被当成是“党外”的代名词，有关其政治生涯与在
政治史代表之意义的研究却相当不足，6而这样的不足，可能导致我们无法完整理解从中国民主党组党失败到 80 年代之间的台湾反对运动政治史的发展与延续过程。
因为之后的反对势力的言论、组织、选举宣传的模式，应该是在“党外”的黎明期完成，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所谓“党外”的政治文化的摇篮期。
这里所提的反对派，是指在议会政治及其前提的选举政治的政治体制之中，
以各种形式提出反对政府主张的政治势力。7毫无疑问，反对派的存在不限于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如果从台湾的案例来探讨，我们可以归类出三种类型的反对派8，且他们是依下列顺序登上了战后政治史的舞台。
2

薛化元，
《
《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 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苏瑞锵，《战后台湾组党运动的滥觞：「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台北：稻郷出版社，2005年）。苏瑞锵，《超越党籍丶省籍与国籍：傅正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台北：前卫出版社，2008 年）。
3
南方朔，《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台北：四季出版，1979 年）。韦政通，〈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歴程―従《自由中国》丶《文星》丶《大学杂志》到党外的民主运动〉，中国论
坛编辑委员会主编，《台湾地区社会变迁与文化発展》（台北：联亚出版社，1989 年），页 341-380。
廖达琪丶秦凤英，〈知识菁英团体对威权体制民主化的影响―台湾「大学杂志社」个案分析〉，《中
山社会科学季刊》第 7 巻第 4 期 （1992 年 12 月），页 43-57。
4
郭纪舟，《一九七〇年代台湾左翼啓蒙运动：《夏潮》雑志研究》（台中：东海大学歴史学研究所
硕士论文，1995 年）。彭琳淞，〈党外杂志与台湾民主运动〉，胡健国主编，《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发
展：第七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4 年），页 693-782。蔡盛琦，〈《深耕杂志》之研究（1981.6～1983.2）〉，《国史馆学术集刊》第 15 期（2008 年 3 月）
，页 159-208。陈炜翰，〈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看 1986 年的党外运动〉，《台湾史学杂志》第 6 期 （2009 年 6 月）
，页
151-172。
5陈信杰，〈民主进歩党的创党过程：外省菁英分子所扮演的角色〉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年）。
6目前仅有许瑞浩所做的研究，而且其分析对象是以康宁祥为核心的《台湾政论》杂志(许瑞浩，〈《台
湾政论》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丶「民主化」和「本土化」为中心〉，《国史馆学术集刊》第2期（2002年12月），页245-296)。这可能是因为除了康宁祥接受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陈翠莲(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访谈(康宁祥口述丶陈翠莲访谈，《康宁祥先生访谈录》（雾峰：立法院
议政博物馆，2010年）)以外，康宁祥本人以往对於发表类似回忆录等文字纪录的态度消极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去年（2013年）年底，康宁祥论述丶陈政农编撰的《台湾丶打拼 康宁祥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3年）正式出版，内容非常厚实，可以期待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将成为今后有关康宁祥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的契机，笔者希望本文能成为开启这个契机的先驱。
7企图透过选举与议会以外的方式以直接突破体制的革命运动虽然也与反对运动有关，不过本文认为有必要加以区隔。以台湾为例，笔者仅探讨海外的台湾独立运动之中与台湾内部的反对运动相关的部分，不将其视为直接讨论的对象。
8可以归类为威权主义体制或民主主义体制的政治体制之中，也可能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政党体系，
也因此反对派的存在条件也有所不同。岸川毅与松本充丰正透过台湾的案例进行这方面研究，笔者
希望等待其研究成果发表后，再更进一步进行整理。

2A) 禁止其他政党成立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于议会进行活动的反对派。
B) 承认人民可以自由组成政党并进行活动，但透过选举制度使其他政党取得
政权的可能性完全被封锁的威权主义体制下的在野党。9C) 复数政党制可以顺利运作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下的在野党。10民进党成立以前的反对派毫无疑问是属于 A 类型。台湾的威权主义体制的特征，就是在属于“领袖独裁”型的党国体制，否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独立政党进
行政治活动(“党禁”)。所以如果我们如果将这个时代的反对运动史依时期划分，
以挑战“党禁”的在野党组党运动(以下简称为“组党运动”)做为指标，应该可以很容易让大家理解。1950 年代后半起，外省籍自由主义人士透过《自由中国》杂
志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本省籍的省议员则透过地方选举与国民党对抗，这些人
士在 1960 年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因为《自由中国》的主宰者雷震11遭到逮捕下狱(雷震事件)，参加组党运动的本省籍省议员也遭到了各种压力，使得这次的尝试遭到了挫折。如果我们能将之称为第一次组党运动的话，那么反对派透过发行政论杂志《美丽岛》的美丽岛杂志社集结党外人士，准备组成所谓“没有党名的政党”
却遭到镇压，也就是美丽岛事件(1979 年)则可以算是第二次组党运动；相较于 1960
年，党外在美丽岛事件后迅速的重生，透过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
作家联谊会等组织，最后促成了民进党组党的过程，则可以算是第三次组党运动。
第二次组党运动受挫后到第三次组党运动发起的时间其实很短，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与延续性，甚至也可以将第三次运动视为第二次的后半段。
相较之下，第一次与第二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中国民主党组党受挫后，李万居(1901～1966)、郭国基(1900～1970)、郭雨新(1908～1985)等在地方保有一定
的支持基础的政治人物虽然仍留在省议会，以省议会为舞台继续推动一定程度的
反对运动，但反对运动再度活化，足以促成第二次组党运动的过程，则花费了约
10 年的岁月。
同时在这 10 年之间，台湾内外的情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家经常提到的9

台湾战后政治史上，从 1986 年 9 月「党外」组成民进党到 1996 年第一次总统直接民选成功为止的期间，可以视为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时期。蒋经国虽然接受「党外」组成民进党，但直到国会全面改选於 1992 年底完成之前，国会仍然是未改选的国民党籍的第一届国会议员占了压倒性多数。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将组党到国会全面改选实现以前的民进党视为这个分类的反对派。
10
1996～2000 年的民进党丶 2000～08 的国民党丶亲民党丶 08 年以后的民进党等可以视为 C 类型
的反对派。只是 1991 年底当选后未改选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职，同一年底进行了国民大会代表，92 年底进行立法委员的全面改选，虽然总统直接选举尚未举行，但这已经使得议会政治
在国政层次开始发挥民主政治的功能，所以我们也可以将 92～96 的民进党丶 93 年组成的新党解释为这个类型的反对派。
11
以下引用的相关人士的生卒年等相关经历，主要引用许雪姬总策画《台湾历史辞典》丶相关人士
所属机关的官方网站丶维基百科的记载，因为相当繁杂，所以不再另行加注。

3变化包括有：(1)美中接近导致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下滑；(2)蒋经国(1910～
88)继承了蒋介石(1887～1975)的权力；(3)蒋经国开始在中央政府登用台湾省籍
的菁英，并且开放了一定程度国会议员选举(1969 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1972
年与之后的增额选举)；(4)推动工业化而促成了都市化，都市化又使得都市民众
增加，同时教育程度提高使得拥有高度发言能力的战后世代开始站上了社会的舞
台12。这四点的相互连锁不仅建立了反对运动重新活化的环境，新世代的政治人物
也因此开始活跃于选举政治，新的反对运动就是由这些新世代的引导而开始发展，
出现了新的局面。从结果来看，这可以说是成为了 1977 年县市长选举后展开的第
二次组党运动的助跑阶段。
本文是以去年（2013年）正式出版发行的《台湾、打拼 康宁祥回忆录》（以下略称为回忆录）等相关的文献数据，以及科学研究费项目所进行的访谈纪录等
为根据13，并基于上述的研究目的，分析康宁祥在“党外”黎明期崛起所代表的意义。先行研究之中，萧阿勤援用了李筱峰对黄信介于1969年增补立法委员选举当选立法委员、康宁祥于1972年增额立法委员选举当选立法委员而开始崛起于全国性政治舞台的过程的分析14，认为在此过程被创造出来的“党外”这个语汇，造成
了一种“政治的团结感”，而将康宁祥崛起的意义予以定位15。
那么这个所谓的“政治的团结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萧阿勤并没有特别对
此加以深入探讨，但萧阿勤曾分析 70 年代的本省籍知识分子与康宁祥等人重新评价 1920 年代抗日政治社会运动的行动，他认为这个动作成为了台湾战后世代“回归现实”思潮的重要结构。笔者曾经基於这样的论点进一步指出过，这个重
16

新评价的动作透过了对所谓“台湾人”的族群想像进行的再・再想像 ，成为了
中华民国体制内对“台湾人”加以“承认与尊重”的族群政治的一面17。
“台湾人”
第一次被“想像”的是 1929 年抗日政治社会运动之中面对日本这个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创造过程；第二次是到战后的二二八事件为止面对中华民国的创造过
程；第三次就是 1970 年代的“再・再想像”18。
本文以 70 年代族群政治的发展背景为考虑，将康宁祥作为观察的焦点，尝试
12

若林正丈，
《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第五章。
平成 24 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B））
「台湾政治中的反对党的诞生：国际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与民族主义(台湾政治における反対党の誕生：国際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とナショ
ナリズム)」（研究代表：若林正丈）。本论文引用的四个访谈纪录分别为：康宁祥①(2012 年 11 月
3 日，於台北市国宾饭店)丶康宁祥②(2013 年 3 月 4 日，於台北市亚太民主发展基金会)丶李筱峰(2012 年 11 月 3 日，於台北市台北教育大学)丶吴密察(2013 年 3 月 16 日，於台北市温州街「婆裟馆子」)，以下分别略称为康宁祥访谈①丶康宁祥访谈②丶李筱峰访谈丶吴密察访谈。
14李筱峰，前揭书，页 122。
15
萧阿勤，《重构台湾 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出版，2012 年），页 177。
16
若林正丈，《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年）。本书 152 页
的「再・再创造」是作者误植。
17
若林，前揭書，頁 152。
18
若林，前揭書，第一章。
134

对萧阿勤提出的“政治的团结感”之内涵进行初步的分析。康宁祥于 1960 年代起
投入反对政治运动，由于他的“身体”带着战后台湾的国家与社会关系19之中属于
本省人的台湾性（Taiwaneseness），因此本报告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当时正不断的面临着对外危机，康宁祥因为其台湾性所产生的个人魅力，
成功扮演了促使反对运动支持者在这样的国际情势下重新想象台湾性的触媒。也因为康宁祥成功的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的参与使得“党外”获得了动力，进而让“政治团结感”这个又重又大的齿轮开始回转。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主张，促使台湾的反对运动的政治认同开始明确化的过程(也就是促使“党外”形成，并使其成为一个固有名词而受到认知)之中，康宁祥扮演了触媒的重要角色。
康宁祥属于行动派，他虽然对于透过文字来感动人心、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
文人并非完全没有憧憬，但当时政府对政治自由想有相当大的限制，在这样的状
况下，康宁祥选择了成为一个面对风险直接向大众演讲，并且毫不倦怠的与许多人见面，透过谈话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政治人物。而台湾话成为了成为他的重要道具，笔者特别注意到这个部分，因此使用了“身体”这个名词。
本报告首先将整理康宁祥成为反对派政治人物之前的经历，以确认他是如何
培养其“身体”所拥有的台湾性。并也将分析他是如何使用他的“身体”投入反对运动。
另外也要在此说明，本报告无论是数据或分析方法仍然需要加强。除了有关
台湾反对运动的研究状况以外，笔者本身在分析公开资料与访谈相关人士的作业
方面也仍然有所不足。同时国民党政府情治机关方面的资料与美国驻台机关的报
告等相关信息，仍然处于无法完整阅览的状态。特别是目前必须仰赖康宁祥本人
对于其在选举过程进行的具体活动内容所做的回忆，而包括选举演说的音源与影
像等可以直接探讨康宁祥的“身体”的数据，目前尚未完全被发现20。
但可以确定的是，康宁祥应该是目前台湾政治史研究领域之中，需要以各种
角度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人物。

二、

反对派政治家康宁祥的诞生（一） 成長台湾仍然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 1938 年，康宁祥出生于台北市万华(艋舺)的堀
江町一带。当时属于“台北市六十四町”之一的堀江町，位于纵贯铁路万华站的19笔者将此视为：战后台湾国家与台湾的本土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迁占者国家的性质。若林，前揭書，第二章。
20
笔者掌握到最早的资料，是康宁祥在1983年增额立法委员选举时的演讲音源（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藏，录音带编号013443A与B）。

5

后街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双园区的一部分21，大约是目前的艋舺大道、汀洲路、中华路、西藏路、万大路之间的区域，当地原本有一条新店溪溢流进来的小河道，
被称为是“无尾港”，“无尾港”后来渐渐淤塞，高玉树市府时期沿着河道筑沟加盖，成为了现在的三元街与西藏路；在此之前河道围成的浅滩边缘逐渐形成近万人的“堀江町”22。
康宁祥的父亲康振福(？～1975)出生于桃园县的小农家，年轻时到台北，在日本人经营的“藤田制果”当学徒，学习制作煎饼与饼干，结婚后搬到堀江町自己开店，饼店的经营走上轨道后，他的许多亲戚也陆续搬到当地投靠他23。
日治时代的“城内”是属于统治阶层的日本人聚集、居住的地区。相较于“城内”，万华从清朝开始就是与黄信介出身的大稻埕并列为台湾人所聚集、居住的地
区，所以也成为了像康振福这样从乡下移居都市以求生活的人首先所聚集的地区。
所以虽然万华距离代表着外来统治者的中枢建筑“台湾总督府(战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府)”徒步约 20、30 分左右，但这个地区却成为了使用台湾话(福佬话)、充满浓厚台湾式特色的生活圈，而且这样的生活也延续到战后。虽然万华的居民并不
是说完全没有靠经商而发财的人，从康振福这样获得小小成功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万华的社会也反映出台湾社会整体的经济成长与希望往上爬的社会流
动性，但整体来说，在康宁祥的成长期，万华大致是属于劳动者与小商人的生活
圈、“市井小民”的地区24。
康宁祥在 1945 年 4 月进入了离家不远的堀江国民小学校（后来的双园小学）就读，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台湾归为中华民国统治，使得康宁祥在几个月内经历到使用的官方语言的转变。中学时就读树林中学，必须搭乘火车跨越淡水河通学，后来因为文字狱遭到逮捕的知名作家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2008)也在该
校担任历史老师25。康宁祥高中联考失利后曾短时间在父亲的饼店帮忙，后来接受
建议进入了私立延平中学补习学校就读，和当时著名的无党籍政治人物郭国基的二儿子郭盖世成为同学，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认识了当时因为进行政治活动而常
常待在台北的郭国基，经常听郭国基谈当时的体验26。郭国基虽然在康宁祥踏入政
界之后没多久就过世(1970 年 5 月)27，但对从事反对运动的康宁祥来说，郭国基可以说是最亲近的大前辈。
康宁祥家的隔壁邻居，就是在日治时期曾因为参加社会运动而下狱的台湾史
学家、童话作家的王诗琅（1908−1984），两家之间只隔着一条窄巷。台湾的学生
21

苏硕斌，《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修订一版）》（台北：群学出版，2010 年），页 284-287。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22-23。
23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16。
24李筱峰访谈。
25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33。
26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41-42。
27
谢欣纯，《郭国基与战后台湾地方自治》（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歴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页 201。
22

6对台湾史开始关心的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间，王诗琅被誉为是台湾史的活字
典28(吴密察访谈纪录)，而康宁祥在高中时常常听王诗琅谈论包括台湾的风土事物
与日治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有关 1920 年代的政治社会运动与相关人士的各种话题29。
延平补校毕业后，康宁祥考上了台湾省立法商学院公共行政系，后来在政治领域与康宁祥一起行动的黄信介也是该学院的校友，该校在康宁祥毕业的那年升格为中兴大学法商学院。。退伍后，他放弃原本想要前往日本留学的想法开始找工
作，最后进入了国营的中国石油担任加油站的工人，几年后晋升为班长，负责指挥现场业务30。如果考虑到康宁祥之后展现的口才、在外很愿意照顾人的性格与行动力，他在大学在学或服兵役期间应该会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但康宁祥没有入党，
所以即使他进入了国营企业，但非国民党员的他最多也只能晋升到这个层级。

（二） 反对派政治家康宁祥的诞生
1967 年，中华民国“临时”首都的台北市从台湾省省辖市升格为与台湾省同级的院辖市，由行政院直辖，同时台北市长也与台湾省主席一样，从民选改为行
政院任命；台北市议员的任期原本在 1967 年届满，因为升格而延长了两年的任期，
于 1969 年秋天改选。由于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市议员的学历资格也限制为最少
要高中毕业，这给予了康宁祥一个机会。
1950 年以来台湾实施了各种地方公职选举，虽然投票状况会因为各地区的属
性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国民党如何深入经营地方，也依然会有 15～20％的选票不愿意投给国民党候选人31。
“堀江町”在万华地区也属于这种倾向非常明确的地区，
在战后的历届台北市议员选举都有许多“无党无派”的候选人当选。康振福的邻
居常常聚集在康振福的饼店的一楼客厅谈论时政，康宁祥就是这样听着许多长辈讨论台北的政治与许多政治人物的事情下成长，因为耳濡目染，成年后也非常积极的陈述自己的意见32。
而康宁祥获得的机会，就是“堀江町”选出的台北市议会议员周得福因为学历不合规定，无法参选 1969 年的选举。康宁祥有邻居参与无党派阵营的选举活动，
因为康宁祥辩才无碍，又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也没有加入国民党，因此游说康宁
祥参选33。

28

吴密察访谈纪录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27-29。
30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44-49。
31
颜志荣，《光复后台籍民选精英政治反对之研究(一九四五-一九六九)》（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年），页 142。
32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32。
33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49。
29

7

康宁祥当时已经 30 岁，不仅父亲反对参选，他自己也非常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参选34。我们可以推测，康宁祥希望以反对派政治人物的身分参选的想法，
可能是从法商学院在学期间开始萌芽，理由是康宁祥在这段期间学习了以台湾话
讨论政治与历史语汇，也自我训练进行政治主题的演讲。前面提及他与郭国基相
识后，常常听郭国基谈论日治时期的经验与战后的选举政治；于延平补校在学期
间也帮郭国基发选举传单35。郭国基在选举时以台湾话说的许多口号 36，而这些口
号蕴含着对外来政权统治感到的不公与历史的悲哀的感觉，日后也成为了脍炙人
口的台湾话谚语。我们可以推测康宁祥可能是早在此时就有所感受。
康宁祥在高中时开始和隔壁邻居的王诗琅谈论台湾史，从两个人所属的世代
来看，这些对话应该也是以台湾话进行。由于蒋渭水、林献堂、蔡培火、连温卿等历史人物的名字、事迹都没有被列入当时政府公定的教科书，虽然之后也阅读
了叶荣钟等人的作品37，但日后投入选举时经常提及这些话题的康宁祥，其实首先是透过台湾话学习、了解这些台湾史的知识。
再来就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法商学院二年级时的某一天，康振福叫康宁祥念《联合报》的社论给他听，但康宁祥没办法用台湾话念使用了许多现代政治用语
的中文文章，父亲很失望的说：“已经读到大学，却连报纸都没办法念”，而将康
宁祥带到一位住在龙山寺附近，名为张国财的汉学家所办的私塾，让他入塾学习，康宁祥就是在这边花了约两年的时间学习如何将中文写成的《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用台湾话朗读38。康宁祥就读延平补校时，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得时(1909～
1999)正好在该校兼任，俗语说台湾话是只有口语但没有办法以文章表现的「有话无文」，可是康宁祥听到黄得时以台湾话朗读中国古典名著时，感觉到其实并不是
那么一回事39。加上康宁祥自己也非常努力锻炼用台湾话演讲的能力，躲在棉被里
听 BBC、VOA、NHK 等广播的台湾话新闻，学会了国际时事用语的台湾话发音。郭国基担任省议员期间，美国文化中心送给郭国基美国总统演讲等资料的中文翻译，康宁祥知道后，向郭国基要了这些资料，练习用台湾话念这些资料进行演讲40。
日文有一个俗语叫做“三バン(sanban)”，形容参选公职时需要有“ジバン（jiban，地盘）丶カンバン（kanban，看板，指宣传用的看板）丶カバン（kaban，
即皮包，指选举资金）”，康宁祥并非没有地盘，但也只有「堀江町」属於讨厌国34康宁祥出马的选区是台北市第二选区(古亭丶双园丶龙山丶城中)，选举制度是中选区制，应选
13 名议员，共有 19 人参选。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中华民国选举概况（上篇）》（台北：中央选举
管理委员会，1984 年），页 132-133。
35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38-43。
36
如“乞丐赶庙公”丶“豆油分你揾，碟子捧着走”等。
37
法商学院在学期间，甚至前往台中中央书局购买了不少书，包括《半路出家集》丶《小屋大车集》
等叶荣钟的着作。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45 頁。
38康宁祥丶陈翠莲，前揭书，页 3。
39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36。
40康宁祥访谈①。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53。

8

民党的“无党无派”的支持者而已。因为与国民党保持距离，所以也不会有提供
选举资金的有力人士做为后盾。康宁祥在“堀江町”以外的地区可以说是没有知
名度，也没有钱41，所以租来的宣传车上挂的广告牌是康宁祥的太太自己写的；宣传单是用旧报纸印的，内容是自己的名字与郭国基讲过的口号42。
康宁祥比其他候选人占优势的地方，只有他的“身体”，也就是他是万华当地
出生、成长，然后可以运用台湾话谈论政治与台湾史，而且其可以运用的语汇比“菜市场的语言”还要更丰富。根据康宁祥的回忆，他在大学时代间接听到日治
时期的社会主义者连温卿(后述)留下的名言：“有民族问题，必有语言问题，外来者要消灭你，就要消灭你的语言”，因此让他更加惕励，能说台湾话的场合就尽量说台湾话43。
选举宣传活动的限制非常多，因此康宁祥也特别在此下了功夫。当时市议员选举禁止在街头进行演说，康宁祥只好站在宣传车上面巡回选区进行演说，且为
了不让群众散去，刻意将宣传车放慢到人的步行速度。义务协助康宁祥的工作人
员也遭遇警察的骚扰，甚至被逮捕，康宁祥则尽力向警方交涉直到工作人员被释放。也陆续出现了“有个年轻候选人勇敢的对抗警察的干预、批判国民党”等对
康宁祥的肯定44。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肯定，当康宁祥在选举活动第七天参加于新公园(现二二八和平公园)的露天音乐台举行的公办政见会时，曾经参与中国民主党
组党活动的省议员郭雨新、李秋远(1921～)、台北县议会议员黄玉娇(1919～)、当时的台北市议会议员黄信介都来捧康宁祥的场，而且第二天还一起到堀江町的康家拜访康宁祥，造成了当地的骚动45。当时党外人士的知名人物竟然一起到一个无
名的年轻候选人的家中拜访，可以说是宣告了反对派年轻政治人物康宁祥的诞生。
投票于 11 月 15 日举行，康宁祥在 19 个候选人之中排名第 9 而当选，也是唯一一个当选的无党籍候选人46。当时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林金生甚至还表示，对国民党来说，这场选举之中唯一的遗憾就是康宁祥的当选47。康宁祥当选后
没多久，国民党为了监视进出康家的人，开始派遣特务进驻通往康家的小路48。
（三）康宁祥身为政治触媒的“身体”：选战时在街头讲述台湾史的草根党外青年
国民党在 1950 年开放了部分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后，刻意培养了被称为地方派
系的准政治团体，这些地方派系基本上是源自于台湾的政治文化，国民党希望藉41

康宁祥访谈①。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52。
43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67。
44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53-55。
45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55。
46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中华民国选举概况（下篇）》（台北：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1984 年），页
136-137。
47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55。
48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95。
429由地方派系控制选举，这点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49。但另一方面，陈忠
信指出，当时地方上也存在着所谓的“支流地方派系”，这些派系主要是在选举政
治与地方政治上靠着吸收 15～20％的非国民党票源生存(如高雄县的余登发
（1904～1989）、宜兰县的郭雨新、嘉义市的许世贤、云林县的李万居就是典型的支流地方派系)。而像黄信介和康宁祥这样分别在台北市的大稻埕与万华拥有一定
支持基础的政治人物，就属于拥有“支流地方派系”的特征的政治人物50。
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做“草根党外”51，就是称呼有时标榜自己是无党无派，有时会利用青年党、民社党等政党的党籍参加选战52的“支流地方派系”的反对派人士，黄信介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康宁祥也属于“草根党外”，而且是一个登上
台湾反对政治舞台的战后世代新人，不过他与过去的“草根党外”有些不同之处。
紧接着台北市议会议员选举的是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从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补充11名未改选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黄信介决定在台
北市选区参选(除了台北市选区，台湾省被划分为两个选区)，并且找上刚刚当选市议员的康宁祥担任“助选员”。对康宁祥来说，立委增补选的选区范围比市议员的选区广泛，助选员也可以进行街头演说，助选的工作本身可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53。
候选人的黄信介本身拥有非常高的亲和力，又拥有与生俱来可以吸引听众的
口才。对黄信介而言，就是透过他的口才采取“越骂国民党越能够获得选票”的选举战略，这样的做法当然能够吸引到前面提及的 15～20％的反对势力54。可是康宁祥认为只有这样还是不够，因此决定将“台湾史”做为演讲的内容，而且康宁
祥挑选的主题是 1920 年代日治时期的抗日政治社会运动的人物与事迹，当时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些话题当局并不欢迎的。
《回忆录》也可以找到康宁祥以自己的观点对《自由中国》的组党运动(第一次组党运动)进行的总评55，笔者简单将其整理如下：《自由中国》虽然鼓吹“民主、
49

如陈明通，
《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
杭之，《迈向后美丽岛的民间社会》（台北：唐山，1990 年），页 58。
51
何谓“草根”？李筱峰曾经做出以下评论：“相较於彭明敏，康宁祥很明显是‘草根’；而相较於康宁祥，黄信介又更为‘草根’”(李筱峰访谈)。彭明敏(1923～)毕业於东京帝国大学，战后曾任
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之后因为“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事件而亡命海外，1992 年归国，1996 年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时为民进党的候选人。
52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期间推动了制宪，青年党与民社党没有抵制而加以支持，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转移到台湾之后，虽然实施了严格的“党禁”(禁止成立新政党与政治团体)，但允许青年党与民社党维持政党组织。活跃於台湾省议会的党外人士之中，如郭雨新丶李万居等人拥有青年党籍，吴
三连丶许世贤丶李秋远等人拥有民社党籍(上智大学岸川毅教授提点)。
53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64。
54
根据姚嘉文的回忆，即使是用同样的话题批判国民党，黄信介一开口总是能够让听众不断的爆笑，
且这样批判国民党也让听众感到愉快。姚嘉文，〈従追求法律正义走向美丽岛 一〉，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美丽岛事件口述歴史编辑小组编，《走向美丽岛：战后反対意识的萌芽》（台北：时报文化
出版，1990 年），页 225-233。
55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65-66。
50

10

自由”的理念，基于这些理念对于国民党独裁体制的批判也一定程度深入知识界，
但欠缺直接动员民意的能力。同时以外省人为核心的《自由中国》人士之中，也
担心台湾人在组党的过程之中壮大起来，如果这样的话，即使鼓吹自由、民主，也只不过成为国民党政权进行反共宣传的装饰品，独裁者随时可以将其摧毁。为
了让民众成为后盾，认为有必要也有可以“...用台湾话说台湾史，多谈台湾前辈
的抗日事迹，希望把‘台湾人意识’从台湾人身上唤醒过来，人家欧洲文艺复兴
都是从追思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等等的思想，走出中古世纪的黑暗，我们台湾人
也可以从前辈对抗外来统治者的经验，寻找‘当家作主’的智慧与勇气”。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无法获得康宁祥在这场选举与 70 年代在街头演讲与具
体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56，但康宁祥似乎是采取了将台湾史与候选人、演讲的地点、
台湾的命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演讲。康宁祥从黄信介的亲戚得知黄信介是连温卿
的外甥(黄信介的妈妈连好是连温卿的妹妹)，而康宁祥又曾经听王诗琅提及连温卿的事迹。连温卿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因为推动世界语运动而与山川均关系密切，战前 1920 年代推动抗日运动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因为左派与右派对立而分裂，而连温卿是左派的领导人。康宁祥因为提及左派会触及当时的政治禁忌，在谈论
台湾史时不去重视左右派之别，但刻意将黄信介与连温卿结合，强调支持黄信介
等于是继承了他舅舅的精神与抗日前辈们的气魄，还进一步提及林献堂(1881～1956)、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甚至提及台湾民众党与其领导人
蒋渭水(1890～1931)，也谈到了战前的抗日人士发行、出版的《台湾青年》与《台湾民报》等杂志、新闻、演讲活动等57。
同时如在私立静修女子高级中学附近凉州街（通称“打铁街”）演讲时，就会刻意提及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大会在静修女中举行的事迹，以及文化协会当年
主办的“文化演讲”的盛况；在承德路演讲时，刻意提及过去总部设置在附近的
台湾民众党的活动；在过去被称为“太平町”的延平北路演讲时，刻意提及曾经
担任过医生，并在当地开设“大安医院”的蒋渭水的事迹与他的“大众葬”；在万华的龙山寺演讲时，刻意提及当年为了解决清军撤退前发动掠夺而导致台北出现的混乱，台北的有力人士就是在龙山寺会商，讨论派遣使者催促已经在北部海岸
登陆的日军尽快进入台北的事迹；也强调光是和其他人一样高喊“杀朱拔毛”、“汉58
贼不两立”是不够的，自己的命运必须要由自己掌握 。

56

如同后述，我们可以推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等情治机关的档案之中可能保存有详细的小抄之类
的文字资料，但这些资料目前仍有阅览上的困难。另外党外方面在 70 年代似乎也没有将候选人的演讲录音丶录影。据康宁祥表示，有南部的人北上来听演讲时录音，好让认识的人也能听到演讲内容，但这些资料也尚未被“挖掘”出来。发表人能够确认到有关最旧的康宁祥街头演说录音，是吴
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所收藏的 1983 年底增额立法委员选举时的录音(这里感谢李筱峰教授的提点)。
可能也有研究机构保存了当时选举活动的宣传品，但目前尚未对此进行调查。
57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68-69。
58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70-71。

11康宁祥在街头以台语说明台湾史的做法，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根据《回忆录》，万华、大稻埕、大龙峒等日治时期以来台湾人聚集居住的地区的父老开始传述“什么人的祖先被康宁祥点到了”等，成为了热门话题，随着演讲次数的增加，不少学者与学生、曾经在日治时期参加过政治社会运动的前辈前来听康宁
祥的演讲，并且在演讲后围着康宁祥讨论。后来李登辉与曾文惠夫妻、张俊宏、
城仲谋、黄大洲、陈仪深、许阳明、许添财59等人后来也向康宁祥本人表示曾经去街头听过康宁祥的演讲60。而且还有人向康宁祥表示他们特地从高雄包车上来听康宁祥的演讲，有人还带录音回去放给亲友听61。此外，康宁祥使用的台语本身就很有震撼力。历史学者周婉窈当时还是学生，应该也曾经听过康宁祥的演讲，她回忆说：“在政见发表会上，康宁祥演讲以他那雅俚得宜时使用的醇正台语，扭转不少闽南系台湾人对自己的语言的观感”62。
选举的结果，黄信介在台北市选区获得了超过 5 万 8 千票，在 11 位候选人之
中排名第 4 而吊车尾当选立法委员。其他的党外人士如郭国基，也在台湾省第二选区吊车尾当选63。但是郭国基就任后还没有上台质询就过世64。
1972 年的春天，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的制度，当年 12 月将实施第一次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康宁祥也决定在台北市选区(应选 5 名)参选。
前面已经提及，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在 71 年 10 月退出联合国，国际地位已经明显被中国逆转。国民大会确定新选举制度的时期，正好是东亚国际政治因为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实现了历史性的中国访问而出现骚动的时期。蒋经国在 72 年 6月接任行政院长(首相)，蒋介石将权力移转至蒋经国的权力继承已经告一段落，
但蒋经国为了权力继承，在展开权力移转之前，一定程度的容许了包括以《大学杂志》为主的改革言论，《自由中国》以来受到压制的改革言论也因此再度活化。
虽然《大学杂志》的言论很快又受到打压，但反对派因为在选举政治领域获得了
国政层次的新舞台与空间，所以开始往“党外”的方向发展。
康宁祥在 1969 年的选举时讲述台湾前辈的抗日政治社会运动事迹，可以说是59

张俊宏（1938 年～）曾经担任《大学杂志》执行人丶台湾省议会议员编集委员，也是美丽岛事
件的被告，之后担任民进党秘书长丶立法委员。城仲谋（1938 年～）是法律专家，曾任台湾省政府委员丶考试委员丶司法院大法官丶行政院法务部长。黄大洲（1936 年～）在李登辉担任台北市
长时获得提拔出任台北市政府秘书长，之后担任过代理市长丶市长。陈仪深（1954 年～）现为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推动了二二八事件丶白色恐怖丶民进党组党运动等口述历史的专案。
许阳明（1952 年～）曾经担任康宁祥在立法院的助理，也担任过民进党报总编辑，之后历任民进党秘书长丶台南市副秘书长等职务。许添财（1951 年～）曾任中国文化大学银行学系教授等职务，之后历任台南市长丶台南市长。
60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69-72。
61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71-72。
62
周婉窈，《台湾歴史图说》（台北：联经出版，2016 年，三版），页 299。
63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前揭《中华民国选举概况（上篇）》，页 598-600。
64
谢欣纯，前揭论文，页 201。

12

间接批判了国民党为了维持统治而压制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的作为。康宁祥在 72
年的选举活动时还不只讲述台湾史，也更尖锐的直接批判国民党政权，也提起了
国民党政权体制的正统性问题，例如：明明被联合国放逐，却还主张包括外蒙古
还是自己的领土；实际上已经放弃反攻大陆，却不愿意改选 1948 年选出的国会，
这样是不公平的；为什么要限制台湾人喜爱的歌仔戏与木偶戏在电视上播出；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台湾人的语言就会像过去日本推动“皇民化运动”时一样，逐渐被消灭；查了台北市的预算报告后，发现市政府补助国民党的民众服务中心
与反共救国青年团等单位的金额非常高65。后来“党外”在 80 年代的选举活动与《党外》杂志也都不断提起这些属于台湾人观点的批判攻击国民党，这又让许多
人想起这些其实是康宁祥在 70 年代说过的话。
康宁祥用如此的内容所进行的选举演说，动员了许多民众为了听他演讲而出现台北的街头，过去台湾的地方选举之中，曾经当选台北市长的高玉树透过了灵
巧的口才，郭国基展现了个人的魅力，造成了所谓“万头攒动”、“万人空巷”的场面，而康宁祥又将其重现。不只是台北市民，中南部也有人特地包游览车北上来听康宁祥的演讲，而且这些中南部的人还为了让自己的乡亲也能听到演讲内容，特地带了录音机前来录音，据说当时演讲台上经常排满了录音机66。
有少数曾经亲眼看到当时情况的人对此做了回顾。台北教育大学教授李筱峰
是台湾南部的麻豆镇出身，当时他是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也
在《大学杂志》撰写文章，当年年底自发性的前往康宁祥的竞选总部担任义工，帮忙发放选举传单。
“1972 年，当我站在台北街头听康宁祥的演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那么样赤裸裸的批判蒋政权。大家听得如痴如醉，万人空巷，有的人听到流眼泪，忽然间我有一种感觉：‘啊！台湾出现这样的人物，台湾有希望了’”67。
作家郑鸿生当时是台湾大学的学生，是“左派”的领导者，72 年选举时也参
与了由台大学生发起的“学生选举投开票监票人参加运动”。当学生们前往位于万华的康宁祥竞选总部拜访康宁祥并传达学生们的理念时，康宁祥立刻赞成他们的
主张，并承诺会将分配给康宁祥的监票人名额由郑鸿生所属的团体推荐的人担任68。
郑鸿生对于康宁祥在台湾大学正门演讲时的状况做出了下列的回顾：康宁祥小小的宣传车停在正门，康宁祥朝着设置在面向新生南路的临时演讲台走去时，比之65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111-114。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116。
67
李筱峰〈从校园走向美丽岛 一〉，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美丽岛事件口述歴史编辑小组编，前揭书，页 174。
68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 1970 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出版，2001年），页 174。
66

13前还要多的无数民众开始聚集，康宁祥手指着背后的台大校区，用流利的“闽南话”说明，这个国家的最高学府过去叫“台北帝国大学”，原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台湾人民，以侵略东南亚而建的大学69。
“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接着他除了阐述民主政治的理念外，并呼吁
大学生要跳脱为统治者侵略者服务的角色，要关心社会，关心人民，不要关在象牙塔里。这种将台湾大学的位置重新拉回日本殖民地统治时期的台北帝大来检视的视野，在 1970 年代初期可是相当令人震撼， 尤其又是出自一位‘草根民主斗士’之口。正在吸收消化左派的理念而且，才重新发现杨逵的我们，听了他的这种宣示与召唤更是为之动容，让人直觉有如蒋渭水再世”70。
1977 年 11 月将举行省市议员选举，参选台湾省议员选举的张俊宏于 10 月出版了《我的沉思与奋斗》71，他将康宁祥的选举演说所造成的冲击归纳如下，而张
俊宏所指的应该是 69 年底与 72 年的选举。
“到了康宁祥时代，与前者(高玉树与郭国基活跃的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在远东戏院(位于大稻埕)与台湾大学门口的演讲中，提到‘台湾历史的使命感’做为他竞选的主题，这使党外群众运动加入了继承历史使命的高贵感，引起了相当大的冲击力量，将党外的群众运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72。
党外的黎明期在 70 年代末告一段落，“党外”的轮廓开始明确后，康宁祥渐渐被视为是在当中属于保守的“稳健派”，但在这个黎明时期康宁祥仍然属于带着崭新的冲击登场的政治人物。
如果康宁祥被李筱峰这种属于原本就是存有反国民党倾向的大学生认为是一
个“赤裸裸”的体制批判者，那么情治机关将康宁祥视为是一个需要警戒的“激进份子”，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作家陶涵（Jay Taylor）在其撰写的蒋经
国的传记就有提到，72 年的选举活动期间，康宁祥曾两次被警告违反了“反共国策”；蒋经国也获得了反对派候选人举行的“挑衅式的集会”相关的详细报告；也
有人建议蒋经国应该对包括康宁祥在内的反对派人士进行选择性逮捕；国防部总
69

郑鸿生，前揭书，页 174。
郑鸿生，前揭书，页181。本书的改订版已经在2013年出版，丸川哲史翻译的改订版日文版也已
经在2014年出版（《台湾68 年世代丶戒厳令下の青春―钓鱼台运动から学园闘争丶台湾民主化の原点へ―》作品社丶2014 年），改订版在这段叙述增补了一些文字，但并没有对笔者引用的部份
进行修改，因此笔者翻译时仍使用初版的内容（译者注：这是作者在日文原文对引用丶翻译的部分进行的说明）。
71
根据吴密察的回忆，实际上负责执笔丶编辑这本书的是几名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在学生（吴密察访谈）。
72
张俊宏，《我的沉思与奋斗》（台北：自印本，1977 年），页 192-193。
70

14

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也对蒋经国提出警告，表示康宁祥是共产党员。蒋经国虽然无视了这些建议73，但康宁祥当选台北市议员后，对他的监视体制提升到 24 小时
全天候的监控，康宁祥的电话遭到监听，政府也派人到其身边卧底74。

三、

结论：康宁祥的新“草根性”

本文在能够掌握的相关资料、史料还不足够的状况下，仍然假设了康宁祥的
“身体”的层次，并且透过观察康宁祥在 1960 年代末期到 1970 年代初期的选举发挥个人魅力的方式，探讨了康宁祥的崛起在台湾反对政治史存在的意义。
将前面的分析整理后可以了解，康宁祥的“身体”是由三点特征所构成。第一，台北市是外来政权的政治权力中心，年轻的康宁祥身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又在这个倾向特别强的万华出生长大；第二，康宁祥这个青年并非升学竞争下的
成功者，即使获得了党国体制式的辩论修辞的技俩，其内心的价值观并没有被国
民党体制所深化，反而延续了“堀江町”厌恶国民党的意识，并接受了郭国基等
反对派政治人物的教诲，实际上也不断的拒绝加入国民党，却燃起了参政的欲望；
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康宁祥的语言能力，康宁祥能够使用台湾话夹杂着古典语汇，从批判政府的施政到分析国际情势，甚至讲述台湾史的人物与事迹，这不仅是因为康宁祥幸运的与被称为台湾史活字典的人物偶然间成为邻居，也是他透过自我训练所获得的能力。其中第一点与第二点可以说是康宁祥的草根性，第三点是康
宁祥的崭新性。
相较于掌握着文化解释权国民党的菁英，所谓的草根性存在的意义，就是一种的实时性的台湾性，康宁祥在这里又加上了台湾史叙述。虽然这应该不是正面
挑战官方建构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架构(也就是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75，但因为几乎所有的语汇都是透过台湾话讲述，且又同时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尖锐语汇，
73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ʼ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Taiw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11.
74
相关内容属於之后的发展。康宁祥在 70 年代末期经营党外杂志《八十年代》时，被国民党组织
吸收的女大学生接受了调查局的指示，为了接近康宁祥而成为康宁祥女儿的家庭老师，将该杂志的原稿等拷贝给调查局。这位女大学生之后在自己的着书承认了这件事情。高丽娟，《从觉民到觉醒―开花的犹大―》(台北：玉山社，2008 年)。
75
美国方面也存有相关的纪录。1971年7月15日华盛顿与北京同时发表了尼克森总统72年春天将访
中的消息，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在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发表前后，曾经向台湾各界菁英进行不公开的访谈，想了解他们对时势的看法。康宁祥也在8月20日接受了负责政治领域的参事官的访问，被问到认不认为今后20年内台湾与大陆有机会合并时，康宁祥表示“我们不要合并，我们要独立”。
但是参事官的报告指出，康宁祥对於实际推动相关作为的态度非常谨慎，该官员的观察是：“他不是一个为人所知的台湾独立运动支持者，而是一个反对派领袖，长期抗拒国民党的徵召，站在负责
任反对派的更激进一方，他谨慎地建立一个年轻台湾人团体，希望有一天能接管政府权力”。王景弘编译，《列入纪录 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台北：玉山社，2013年），
页96-97。

15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康宁祥的论述可以说成为了要求“尊重与承认”台湾人的“族群论述”76，也成为了党外的动员能力的新泉源。这样的论述是康宁祥透过他的“身体”在街头所建构的，我们也可以假设这应该就是萧阿勤所提到的“政治团结感”
的内涵，应该也可以说这成为了党外迈向“党外”的过程之中的重要元素。
《回忆录》有一段内容可以说是康宁祥在 1972 年的选战结束后的感想，他认为支持自己进入立法院打拼的最大力量，就是“我(译者注：康宁祥)也从热情的群众当中深深感受到一股风潮正在昂扬兴起”77。青年康宁祥为了成为国会议员，
非常努力奋斗78。但是时代需要的不只是他的努力，更贴切的说法，可以说时代需要的是康宁祥果敢站在历史波涛最前端的领导特质，也就是康宁祥将带领因为他
本人的“身体”为触媒所引发的“一股潮流”往哪里走、怎么走。历史有时候可
能会在无意中给了一个人想象不到的负担，康宁祥虽然在反对势力形成时被推上领导地位，但他的领导特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而这个问题又在之后成为了台湾
反对运动史的发展过程的一个主轴。

76

笔者曾在《台湾の政治―中华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一书之中，以康宁祥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
长蒋经国有关台湾历史的过程进行案例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本省籍年轻政治人物向“迁占者国家”
的“移居者集团”领导人要求在中华民国的正统化机构之中“尊重与承认”土着集团，这是族群政治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面。只是康宁祥当时的质询是将台湾人民的抗日史视为“中华民国历史文
化的重要财产”，可以说是美化了官方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修辞。若林，前揭书，页151 页。但是在被认为是“民主的假日”的公职人员选举的时候，可以想像康宁祥在街头使用几乎是所有听众的母
语进行演讲所提出的族群论述，即使没有超过官方修辞，诉求也是非常直接丶深入，对听众造成的冲击更强，这应该就是前面提到情治机关向蒋经国报告时将康宁祥视为“激进份子”的根据。
77
康宁祥丶陈政农，前揭书，页 118。
78
康宁祥丶陈翠莲，前揭书，页 9-25。

16

附記
本論文是若林正丈〈康寧祥と「党外」の黎明―台湾オポジション第 2 次組
党運動前夜―〉《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7 号（2015 年 9 月）的中譯稿，在此向允
許轉載的日本台灣學會報編輯委員會表示感謝，也要向兩位匿名審查者、對本文
初稿提點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李筱峰教授（現為名譽教授）與上智大學岸川毅教授、翻譯本文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偉修表示謝意，另外譯者在徵得本人同意后，根據編輯部的指示調整本論文註釋格式時，對部分文字進行了
潤飾與修正，這些潤飾與修正並沒有影響論文內容與作者的觀點。本論文也是日
本獨立行政法人學術振興會提供的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 B“台湾政治における反対党の誕生：国際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研究代表：若林正丈，課題號碼：24330046）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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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若林 正丈

Masahiro WAKABAYASHI

学历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职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研究领域

台湾近现代史丶现代台湾政治丶台湾的认同政治官方网页

http://www.waseda.jp/prj-taiwa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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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18 年 1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伟修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January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January 1, 2018 Vol. 2 No. 1

http://jeast.ioc.u-tokyo.ac.jp/

Kang Ning-hsiang and the Dawn of the “Tangwai”:
Some Considerations on his Role in the Early Years in
the Second-stage of Opposition Party Formation
Movement

Edited and Published by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