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吸崙扮旗議屓軒幡薦嚥夭販──关于 “大小政府” 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秦晖〈清华大学〉

他那句话即便不是杰弗逊的原话，至少也是他归纳权力与责任：关于“最好政府理论”的考证

出来并自以为属于杰弗逊的思想。那么杰弗逊是否“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历确有类似的思想？科茨对此的否认就大有争议了。

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 “小政府大社会”、“守夜众所周知，美国建国之初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人国家” 等主张的经典表述。但如此有名的话最早

邦党人与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进行的那场旷日持

出自何人？这却是思想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久、影响深远的论战，正是以要不要一个强大的联

至今为止，英语世界最普遍的说法是：此话出

邦政府为争论焦点的。双方态度鲜明：汉密尔顿要，自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但是现存的各种杰弗逊文而杰弗逊不要。论战中杰弗逊关于政府（尤其是中

集与书信中都找不到这段话。专门以搜集杰弗逊文央──联邦政府）权力太大会威胁公民权利与人民字为务的美国杰弗逊遗产协会以及弗吉尼亚大学阿

自由的言论可谓比比皆是。于是针对科茨的说法，德尔曼图书馆杰弗逊电子资源库中也检索不到这段

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反驳。他们认为 “最好话。

的政府管得最少” 虽然由欧苏利文首言，但的确是1999 年， 杰 弗 逊 遗 产 协 会 主 席 科 茨（Eyler

对杰弗逊思想的正确归纳。

Robert Coates）鉴于查询此话的人之多，特在网上

与古典自由派的辩驳相反，美国与 “保守主义发表答贴，指出 “几乎可以肯定” 杰弗逊没有讲过（即古典自由主义）” 对峙的 “新政自由主义”（在这句话乃至类似的话。除了现存杰弗逊文献中查不欧洲常被认为类似社会民主主义）
支持科茨的说法。

到此言之外，科茨认为此话也不符合杰弗逊关于政事实上长期以来，“新政自由主义” 一直陷于 “杰

治与政府问题的一贯思想。他引述了杰弗逊强调政

弗逊困惑”。因为在传统上杰弗逊与汉密尔顿通常府责任的许多言论，并总结说：“最小的政府最好”被认为分别倾向于下层民众和上层精英，分别体现

的说法过分集中地关注那作为一种体制化权力的政

了美国二元政治中的 “左” 与 “右”、民主（或自府，但杰弗逊的政府思想则是关注作为顺从人民意由民主）与保守（或自由保守）两支传统。但是愿的服务者职能，武断地让政府 “管得最少” 未必20世纪美国出现以罗斯福新政为路标的 “自由主有助于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义转向” 后，自认为继承杰弗逊平民倾向的新政自科茨还考证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由主义所主张的福利国家政策却与杰弗逊反联邦党

实际是19 世纪前期著名的政论家、杰弗逊的崇拜人时表现的 “小政府” 主张产生严重的紧张。如今者、《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的撰稿人约翰・欧科茨出来证明杰弗逊并未主张过 “最好的政府最不苏利文（John O’Sullivan）最早于 1837 年讲的，正管事” 并恰恰强调政府对人民的责任，这就消除了是欧苏利文最先把这句话归之于杰弗逊。但问题在紧张，使新政在理论上更能自圆其说。

于：即便这句话是欧苏利文而非杰弗逊最先讲的，不过，假如杰弗逊认为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最毕竟欧苏利文是个当时公认的 “杰弗逊主义者”，

严格的限制──简单化地说就是：最好的政府权力
73

方法论篇

最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必然主张政府对人民什而使人们有可能争论什么是 “次好政府”，即民主么责任都不必负？或者说：杰弗逊认为 “最好的政宪政下的公民们打算授予他们的“公仆”多少权力？

府就是最不负责任的政府” 吗？当然不。早在当年是授与政府更多的权力以便要求它承担更大的责

新政时代罗斯福支持者陷于 “杰弗逊困惑” 的时候，

任、为社会提供尽量多的福利与保障，还是授与政

著名新政自由主义者沃尔特・李普曼就指出：“最好府很小的权力因而也就无法要求政府承担什么福利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责任？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与自由主义之争，或曰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
”“福利国家” 与 “自由放任” 之争。但是这种争论其实，如果撇开那句原话而就杰弗逊的思想论，可迄今并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

1）

以说如今双方的解释都是有根据的：杰弗逊既如“右派” 所说的那样坚决主张限制、缩小政府权力

“面包与马戏”与“摇篮到坟墓”：

以维护人民的自由，也如 “左派” 所说的那样坚决“契约国家”与福利责任的西方传统

主张重视、强调政府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为人民
提供 “公仆” 服务。换言之，所谓政府或国家的 “大不过历史虽然并未 “终结”，但历史毕竟在 “进小” 可以从两个意义来谈，这两个意义是不能混淆步”。“杰弗逊−梅逊共识” 如今并未实现，权力最

的：杰弗逊主张权力意义上的 “小政府”，但同时

小责任最大的 “最优政府” 今天与过去一样在东方主张责任意义上的 “大政府”。今天美国的 “自由与西方都不存在。然而相反的情况，即权力最大而左派” 与 “自由右派” 各自从一个意义上对此都作

责任最小的政府，过去曾经在东方与西方都十分流

了成功的证明。但他们以今天的问题意识去套18

行，今天它则已经日薄西山──在一些地方它已被世纪的前人，于是陷入了一场 “鸡同鸭讲” 的争论。

历史淘汰，在另一些地方它的合法性资源也日渐衰

其实当年杰弗逊反对联邦党人时的亲密同志乔微了。

治・梅逊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中就说：“最好的但过去的时代并非如此。

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
” 即使后

我们知道18世纪时自由主义是在新旧大陆同

来人们普遍把 “小政府” 理论归之于杰弗逊，但从时兴起的，而且应当说美洲自由主义的源头还是欧

没有人把梅逊关于 “最好政府” 的这种说法看成是

洲自由主义。但 “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 的想法却对杰弗逊的反驳。实际上梅逊与杰弗逊的立场是一

只出自美国的杰弗逊、欧苏利文、梭罗、哈里逊等致的。梅逊讲的 “大政府” 是对国民的 “幸福和安人，18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强调权力制衡、

全” 承担 “最大” 责任的政府，
而不是拥有无限 “最治权民授、限权分权的言论很多，但没有人像美国大权力” 的政府，正如杰弗逊讲的 “小政府” 是权人那样谈论 “小政府”。为什么？

力最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最不负责任的政府一样。杰

我看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已经实现治权民弗逊与梅逊的共识实质上可以表述为：“最好的政授、权责对应的美国，没有人会设想很少承担公共府” 是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政府。亦即从限制

服务责任的政府还能拥有很大权力来剥削和禁锢人

公民自由方面来说是 “小政府” 而从提供公共服务民。可是在18 世纪绝大多数国家仍是专制制度而来说是 “大政府”。

非民主制度、“家天下” 而非 “公天下” 的欧洲，

2）

但是这种 “杰弗逊−梅逊共识” 所追求的 “最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统治者私人或小集团

好政府” 可能存在吗？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没有权

服务的，在公共服务领域 “最不管事” 的政府同时

力的政府事实上是无法对公共服务承担责任的。又却拥有强权来汲取民脂民膏、侵犯国民自由，并不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上没有这样的事。

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这种 “既非福利国家又无自

近代的民主宪政只能做到治权民授、权责对应，从

由放任” 的状态下，单纯强调 “不管事” 并不一定74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

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 “最好政府” ──正如

度，安排穷人到公益场所与舰队供职。到 “雅典式那时 “管事最多” 的政府也未必是社会主义者心目民主” 发展至最高程度的伯利克里时代，国家负责

中的 “最好政府” 一样（请想想马克思对 “重商主补贴的公民达到两万人──对于这个一城之邦而言

义”、对俾斯麦体制的憎恶）。专制政府是权力不受

比例已相当大，同时还对孤儿、残障人、为国牺牲

制约的政府，同时也往往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者家属等弱势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元前358 年，

因此在专制条件下，政府推卸责任并不必然意味着雅典公民大会决议把观剧津贴制度化，在城邦预算

放弃权力或接受对其权力的约束，政府很少提供公中设立泰奥里克专项基金，穷人观剧只要不中途退共服务也不意味着它不会最大程度地弄权自肥。换

场，每次可以得到两个奥波尔。此外，城邦必须保

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意义上的 “小政府” 与权证穷人能从市场上得到廉价粮食。雅典之外的一些

力意义上的 “大政府” 是完全可以同一的。

希腊城邦实行过粮食分配，而雅典则是靠国库与但另一方面，“契约国家” 的传统在欧洲毕竟

4）
epidoseis（“自愿公益捐赠”）建立储备来平抑粮价。

比较久远。在这方面，过去人们常常讲述西方的自城邦还有责任资助公民到海外开辟殖民地，并在其由与个人主义传统如何如何，而很少讲述 “福利国能够自立前维持其在本邦公民身份下的福利待家” 也是一种悠久的西方传统。其实仅就城市景观遇。5）而论，西方古典城市那种到处是大型公共设施（圆罗马共和国的福利更是发达，色普洛尼亚法

剧场、竞技馆、大会堂、公共浴场等）的外观就与（Lex Sempronia）是罗马建立 “有效的公共福利制

中国城市中大面积的皇城宫城高度封闭而坊里间少6）度的开始”。
马克思当年曾经有句名言：“现代的见公共场所形成鲜明对比。在历史上，古希腊和罗无产者养活社会，而古代的无产者被社会养活”，

马都建立过以公民授权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或共和政后者说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对公民中的贫困者体，在这类体制下国家权力未必大于波斯帝国式的（ploretariate，即现代西语 “无产阶级” ploretarian

君主国家，但公共服务职能却发达较早。

的拉丁语源）承担福利责任。

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公元前后之交，罗马的共和制度衰败并开始向制的国家财源大搞公共设施，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帝国转变，经过元首（princip）制到皇帝（imperator）

一系列 “古代福利国家” 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

制，君权逐渐坐大而致不可制约。但是，从共和国

豁免、贫困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的土壤上形成的罗马帝制的成立过程与东方多数国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

家不一样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机中 “共和派” 实施。 亚里士多德记载说：当时雅典专门有称为际上是贵族寡头派，而依靠平民与军队的支持挑战

poleos argurion（“城市的钱”）的福利预算，雅典贵族共和国的 “民主派” 领袖则在颠覆共和之后权议会定期进行福利资格审查，无工作能力者与其他

力渐大，从 “第一公民”（princip 一词的本义）变

符合资格的雅典公民可以得到每天两个奥波尔持续成的皇帝。这一背景使得罗马君权的扩大是以 “收补贴、或者不超过300德拉克马（即1800奥波尔）买” “讨好” 民众为主要手段的。终西罗马帝国之的一次性补贴。早在雅典民主初建的梭伦时代，城世不管君主实际上已经多么专制，没有一个罗马皇邦已有向老兵发放养老金的记载，而到庇西特拉图

帝敢于宣称国家是他个人或他家庭的私产，形式上

时，雅典已经立法确立了军人养老金制度。由于城罗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袭。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制邦实行的是公民兵而非职业兵制，这实际上也等于度颇有 “社会主义” 色彩，君权需要显示自己的 “人有了公民养老制度，稍后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又民领袖” 身份，这就使得国家的福利责任随君权的

正式立法把养老金制度推广到全体公民。泰米斯托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制进程中政治上虽克利执政时，为解决公民失业问题政府推出工赈制

然日益消极，
享受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

3）

75

方法论篇

实际上是被皇帝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当今的不少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还喜欢把希腊罗马国

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家与文明的没落解释为 “古代福利国家的破产” 并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家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质生

借以隐喻当今西方福利国家的困境、宣传其自由放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

任的理念。不过价值上的褒贬姑且不论，古罗马国都要负责保障。

家以 “面包与马戏” 相讨好换取公民的 “安静”（图在 “帝国黄金时代”，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拉真语），和中国古代朝廷以严刑峻法使草民畏服娱乐设施（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

还是很不一样的。

私享）越造越大，娱乐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

中世纪典型时期，罗马式的古代国家解体，欧利责任，国家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

陆成为教俗领地、村社、自治城市的世界。那时王已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已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权通常不振，自然也不会再有罗马式的福利责任。

贴穷人的 “高税收高福利” 制度。7）皇帝尼尔瓦建但是那时的教俗领地和自治城市犹如一个个小国，

立的 alimenta（儿童津贴）制度当时影响尤其大。

其内部的统治权力与责任还是相对地比较对称的。

这种津贴用于支付罗马与意大利境内自由贫民子女

中世纪的封主与封臣之间的依附关系，包括领主与的食品与教育。 在很长一个时期，alimenta 资助的农奴（最下级封臣）的关系，都是束缚与 “保护”

覆盖率相当高，至今意大利境内还有当年留下的上的结合。封主的对封臣的束缚权力是以对后者有“保百处 alimenta 分配记录铭文，成为今天学者治历史护” 责任相联系的。所以有人说，中世纪最穷和最9）

人口统计学的重要史料。 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

富的都是自由人，
而农奴居于中间。马克思也说过：

帝国时期国家还为贫民的需要发放低息无息贷款，

中世纪的农奴是有保障的，而近代（他所处的时代）

在 “罗马黄金时代”，这笔钱实际上往往无须偿还无产者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当年拿破仑在莱茵区解──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除过贫民积欠国家的债务放农奴时曾经遭到被“解放”者的反抗：“没有主人，并销毁债契。文献与 “图拉真圆柱” 之类的古迹都谁来保护我们呢？” 中世纪的采邑−村社体制下农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民保有份地、使用公地均有保障，所以进入 “近代”

家出于义务，应贫民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家凭时自由租佃制打破这一传统（即以往所谓的 “圈地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形成的积欠。它

运动”）会引起剧烈反应。这是没有这种保障的中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百姓 “积欠逋赋”

11）
国背景下难以理解的。

8）

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制“抑配”而教会则是中世纪公共服务责任的最重要的承发放 “公廨钱”、“青苗钱” 用以创收的 “官高利贷”

担者。在王权不振、“王责” 因而也不显的当时，

不同。

各派基督教会在社会上建立了大量的教会医院、免公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国家要求 “面包与马费药房、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救济所。尤其戏”，这一传统影响久远已经符号化，今天在欧美

是教育，从12 世纪以三大教会学校（圣保罗学校、时常可以看到以 “bread and circus” 为招牌的超市、

圣马丁学校与圣玛丽学校）为代表的普通教育之后

食品连锁店、旅馆与剧院等等消费场所， 取其便

12）
又兴起了教会办大学之风。
今天西方的公共卫

宜、实惠之意，与古代的国家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

生、公共教育与其他公益体系都与教会传统有关。

不过以这个招牌之寓意实惠、大众化，仍然可见历

在政教分离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兼有社团与政府性史的影响。古罗马国家的这种 “高福利” 也许并不质，教会公益因此也被视为近代民间自治公益与国是什么好东西：今人可以指它只惠及自由民不惠及13）
家公益（福利国家）的共祖。

10）奴隶，指它造成公民的消极化寄生化和共和政治的

中世纪晚期欧洲重新出现强大王权，并在中央消亡，指它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崩溃，集权背景下产生民族国家。这种王权在侵夺领主与76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

教会的传统权力同时，也继承了后二者负担的公益权大责小的总体状况仍然存在。既然专制条件下少责任，出现了上继罗马 “古代福利国家” 下接现代尽责的官府未必不会多聚敛，无 “福利” 的国家未

福利国家的前近代国家公益。以英国为例，宗教改必就会有 “自由”，则欧洲人不像 “民主早熟” 的

革前教会基金曾占全国公共财富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北美人那样喜欢不辨权责地讨论国家或政府的 “大左右，都铎王朝强化王权，于1532、1545年两度

小”，也就不难理解了。都铎王朝在17世纪初结束，

借宗教改革之机大举没收教产，同时也接管了庞大

下一个斯图亚特王朝就发生了革命，接着美、法相

的教会公益体系。1601 年英国国会通过《济贫法》，

继变天。尽管如今强调美法革命之异已成时髦而且规定国家有救济穷人的责任。同年伊丽莎白女王颁

不无灼见，但从长时段看它们还是同方向的──即布《慈善款使用条例》，规定慈善信托是 “私人与都造成了统治者权力更受制约，责任更难推卸。到国家共同参与的职能”，而且国家应当是全国 “慈如今即便是最少 “福利国家” 的英国，经过19世

善基金的总建立者”，从而对信托者承担最终责任。

纪迪斯累里的 “托利社会主义”，劳合乔治的社会

法学界一般认为这两项立法是公益福利制度的 “大福利计划和20 世纪麦克唐纳的 “工党社会主义”

宪章”，是关于福利社会的 “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之三次政府公益大扩展，国家的责任也已比伊丽莎白核心”，因而也是近代 “福利国家” 的源头。

《济贫法》时代不知重了多少。而即便是最典型的

当然，都铎式专制制度使国家对福利责任的承福利国家如瑞典，“从摇篮到坟墓” 的责任压得国

诺缺少监督，因而口惠多于实至。在民主化使福利家如牛负重，但其权力的不可制约性不要说与 “焚国家的责任约束刚性化之前，都铎英国并未完全落书坑儒” 的秦始皇比，就是与那个伊丽莎白老太太实这些法律，以至有人认为直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相比，无疑也要小多了。

才实现了这份 “福利大宪章” 的原则。14）但是前都于是如今 “右” 如美国，“左” 如瑞典，都在铎时代的社会公益特别是教会公益在都铎时代至少民主宪政的基础上实现了权责对应──虽然相对而

是部分 “国有化” 的结果，也使得相当一批过去教

言前者权小责亦小，后者权大责亦大。于是人们不

会 的 卫 生、 教 育、 福 利 机 构 人 员 转 化 为 国 家 雇

分权责地争论 “大政府” 还是 “小政府”，或褒瑞员。 如今有人算出都铎王朝按人口比例的国家雇贬美，或褒美贬瑞，也就有了某种合理性。

15）

员数量比中国的清王朝多，便说清王朝更近于自由

但是在没有宪政的时代，我们能说政府责小必

主义小政府。其实都铎时代英国官僚群体因君主集

定权也小？没有 “福利国家” 的地方就必然有 “自权专制体制的发展而膨胀固然是事实，但近代民族

由放任”？不像瑞典的地方，就必然像美国？显然，

国家公共服务职能扩展的因素也很重要。相对于拥我们的常识无法接受这种逻辑。但是浸染在现代西有更强的专制权力却不承担多少公共责任的中国传

方 “问题情境” 中的 “汉学思维方式” 却往往就是统王朝而言，后者主要仅为钱粮刑名之类压迫职能按这种逻辑考虑问题的。

而豢养的官僚群规模即便小些，与所谓宽容开明云云恐怕也绝不是一回事。

奈斯比特与魏特夫格尔眼中的传统中国：

但是，专制制度本质上的权责不对应并不会因“无福利即自由”与“为尽责而弄权”？

特殊的 “文化传统” 而消除。尽管希腊罗马古典公
民国家民本传统与基督教伦理因素的影响使某些欧

与公民权利传统和福利国家传统都颇久远（当洲封建国家相对而言更多一些契约性，而少一些家然并非一脉相承无中断）的欧洲相比，中国古代是

天下和有权无责的霸道。“大宪章”、“无代表不纳

否有公民权利，尚可讨论。但中国相对缺乏福利国税”、对民而言无权利不应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家传统倒是庶几可以断言。这就使这些年来无论中务不应有权力的观念形成较早。但是专制时代国家

外学界，关于中国 “自由放任” 传统的的说法一直
77

方法论篇

很热闹。1995年前后，美国 “未来学家” 奈斯比民主主义）这一个敌人。只要国家不负责福利，他

特在中国出了一本畅销书曰《亚洲大趋势》，极言们就认为是 “自由化” 了。反过来在他们的对立面

亚洲、主要是中国代表世界的方向，而西方应当向

即所谓左派中，也有不少人眼中只有自由主义这一

中国学习。于是该书在中国大受欢迎。但是奈斯比个钉子，只要有贫富分化，他们就认为是 “自由竞

特让西方学中国的什么？社会主义还是儒家文化？

争” 所造成：一旦国家弄权限制自由，他们就认为

都不是。奈斯比特认为西方应当向中国学的是自由

这是基于公共责任。这种逻辑下无论左右的许多人

主义！而且无疑是古典的自由放任，而非罗斯福式已经把契约国家当成既成的事实自明的前提，往往的 “新政自由主义”。在奈斯比特看来，西方如今直接以责任之大来证明权力之大，或者反过来以责已陷入不可救药的福利陷阱，国家把人养懒了。而

任之小证明权力之小。这样的逻辑在当今西方宪政

中国人自古就不靠国家，只靠自己与小家庭。因此制度的背景下可以理解，
但用到别处就要出大问题。

中国是自由主义的典范！16）

奈斯比特之论现代 “亚洲” 是如此，许多人论传统应当说奈斯比特的确看到了一些现象。其实别

中国更是这样。如：说是传统时代，就说号称 “极左” 的毛泽东时代，

当年 “异端马克思主义者” 魏特夫格尔曾经与除了少数城里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即农民而言，一些中外汉学家（其中有冯家升、王毓铨等）合作

国家究竟对他们承担了什么责任提供了什么福利？

研究中国史，后来写出影响很大的名著《东方专制

不是一点没有，但肯定比把农民当佛爷来供的西方

主义》，他以马克思当年关于古代亚细亚专制国家

国家和越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开始 “反哺” 农的论述为出发点，旁征博引地力图证明中国古代专

民的东欧国家都小得多！饿死上千万人的三年 “人制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统治者对东方大河流域 “治水祸” 就不说它了，仅笔者的家乡广西，早在开始统

社会” 所负有的特殊公共服务责任──组织、兴修购统销时就发生了550多名农民饿死的 “平乐事与维护大型水利工程，保障用水秩序与水事公正，件”，而晚至1975 年，钦州等地还发生饥饿导致的以保证亚细亚式的灌溉农业文明得以延续。这本书

大面积浮肿。“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的事何后来在中国由于被认为有 “反共”、“托派” 和 “西止发生在那三年？当年罗斯福在“麦迪森广场演说”

方人贬斥东方的殖民偏见” 三重罪孽而在中国先后

中谴责 “自由放任” 的前政府，说他们听任失业者

受到三波大批判：建国前后 “社会史论战” 中结合

排着长队领取救济，而不设法解决失业问题。可是批 “托派” 为第一波，文革后重开 “古史分期” 及改革前的中国农民没有饭吃，国家只是经审查批准“亚细亚生产方式” 讨论时有第二波，而1989 年该

开恩让他们掏钱购买 “返销粮”（平时农民是连买书中译本刚问世即在当时的特殊政治气候下被禁止

17）粮吃的权利都没有的），
除非发生塌天大祸如唐

发行，随即结合批《河殇》又有了第三波。

山大地震之类，哪里会白给你救济？笔者曾指出；

然而有趣的是：对于古代中国存在强大专制权

正是由于绝大多数国人即农民在旧体制下被严厉束力这一点，前后三波批判中的无数文章基本上都没缚却没有得到多少保障，因此在改革初期农民积极

有提出反驳。除了一些人着力论述古代专制不仅东主动摆脱人民公社的束缚而很少要付出“失去保护”

方独有，魏氏特别强调 “东方” 专制是基于西方偏的代价。
这与东欧改革和后来的中国国企改革不同，

见外，大量文章主要是针对 “治水社会” 论进行证

也是改革前期获得巨大成功的主因。

伪。论者一曰中国的季风气候不同于埃及、美索不无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非 “福利国家”，

达米亚与中东的大陆性干旱气候，上古农业要末靠然而因此那时的中国也是 “自由主义的典范” 吗？

天吃饭，要末有排无灌，后来北方形成雨水型旱作

今天西方有的论者根本不会面对这种问题，他

农业，南方是高湿丰水区的稻作农业，都与西亚北们的古典自由主义似乎只有 “福利国家”（或社会

非那种沙漠包围中完全依靠工程措施引河灌溉的绿78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

洲式农业根本相异。二曰中国古代王权成长的夏商辑显然也有明显的福利国家影响。然而无论古今，周时代并无国家级大型水利的建设，战国秦汉虽然无论左右，一旦问题错位就可能发生误权为责、误确实出现了郑国渠、都江堰等工程，但汉以后这种

责为权的弊病。而从前述可见权责颠倒后会得出什

大型灌溉工程反而极少见，唐宋明清都是专制政治，

么样的荒谬结论。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有些人

但决非 “治水” 使然。三曰中国古代专制者发动的

对明代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大发议论，说是你看

水工通常以漕运、润陵等为主，往往截水供舟，禁那皇帝多么放任无为，怎么能说那时是皇权专制民引溉，因漕害农，甚至专制官僚还常常以权谋私呢？笔者愚见实在无法理解这种高论。万历不理朝

在渠上设碾牟利、兴苑自娱，造成弃水祸农。而漕

政而只顾吃喝玩乐，足以说明他何等不负责任，怎运本身也主要是政权自我维持用的调拨运输与军事么能说明他没有权力或者权力不大？当代哪个民主

运输，而非民间商运，即便从以贸促农的角度看也

国家能允许领导人渎职至此，难道这反而说明这些并非农业之利。四曰唐宋以后政府不仅水工有限，国家比明王朝更专制？还有人说不光西方有 “个人

水事管理职能也萎缩，主要灌区的用水分配、水权主义”，中国儒家也是很讲个人的，并举儒家重视

纠纷等等都依靠民间自治来解决……，等等。

个人道德责任与自省的论述为例。但是今天作为褒应当说这些文章的确有效地颠覆了魏氏的 “治义的所谓个人主义（不是过去被曲解为自私自利因

水社会” 论，尤其是证伪了那种把中国与埃及、西而成为贬斥对象的 “个人主义”）是指对个人权利亚型灌溉社会相提并论的谬说。但是讽刺的是：由的尊重，亦即实际上是 “个人权利主义”。这其实

于这些论证都在刻意说明古代中国专制者并未如埃

是一种近代现象。“西方” 也未必从来就有这种个

及、
两河流域诸王权那样承担治水的公共服务责任，人主义，像中世纪西方就是把个人当作 “狭隘人群却并未证明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权力比后者更小更可的附属物”（马克思语）的。而儒家强调的是个人制约，于是，这些本意在于谴责魏氏贬抑中国的论责任个人义务，这与个人主义不是正相反吗？

说，听起来倒更像是责怪魏特夫格尔的 “亲华（而当然，至少原初儒家也不是皇权国家大共同体不是贬华）偏见”，更像是斥责其过于美化──而

本位论者。他们不讲个人权利，但小共同体权利的

不是丑化了传统中国皇权。可怜这个西方书呆子脑

意识是有的。郭店楚简儒家佚文中有关于 “为父绝袋中已经有了一个国家权力建基于社会的授予并以君，不为君绝父” 之说。而法家曾以斥责的口气提

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的契约观念，因而一讲专制就到鲁人为奉亲而不肯 “从君战”，“仲尼以为孝，举

要寻找它的 “责任根据”，他怎么能理解 “不治水，而上之” 的故事。18）《韩诗外传》与刘向《说苑》

照样要专制”？在魏氏书中至少从历史角度讲，中都提到 “齐宣王谓（儒者）田过曰：ʻ……君与父

国的传统专制还是合理的、权责相符的：非强权不孰重？ʼ 田过对曰：ʻ殆不如父重。
ʼ” 尤其是孟子在

足以 “治水”，非 “治水” 不能活民。如果善意地“辟杨墨” 的论说中，对杨朱的个人主义与墨翟的理解，在这样的模式中中国统治者还真有点大禹式

普世主义均予激烈的斥责。但其文中 “逃墨必归于的 “治水公仆” 形象。而如今这些统治者却被中国楊，逃楊必归于儒” 的说法却给人以 “杨近墨远”

人自己论证为无责治水、有权剥民，不兴水利，只的明显印象。后世儒者解说曰：“墨翟之道，兼爱贻吏患，成了只勒索不服务的坏蛋了！

无亲疏之別，最为违礼；楊朱之道，為己愛身，虽纳斯比特讲的是现代亚洲，魏特夫格尔说的是违礼，尚得（受之父母）不敢毀伤之义。……故曰“古代东方”；纳斯比特欣赏自由放任，可谓右派，归：去墨归杨，去杨归儒。
”19）凡此种种都说明原

而魏特夫格尔虽然反斯大林体制，但他的 “异端马

初儒家是小共同体本位论者。仅就小共同体本位而克思主义” 其实近于拖派，其左至少不在那时的社

论当然并不可取，但是历史上对国人个性与自由压会民主党之下，他那种 “为尽责而弄权” 的思维逻

抑最甚的并非家族伦理而是皇权专制，而在个人权
79

方法论篇

利本位的现代公民社会确立过程中，小共同体自治

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

与个人权利自觉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共同成为拒斥法23）
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

家极权传统的力量，而形成 “西儒会融，解构法道

有人更进一步总结说：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

20）

互补” 之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儒家资源的创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 “官制” 秩序或造性转化还是十分重要的。

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
（trapezoid-structure）；后者以家族（宗族）为中心，“国权不下县”，还是“国责不下县”？：

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每个家族（宗关于“传统乡村自治”论

族）和村落是一个天然的 “自治体”，
这些 “自治体”

同样的尴尬更体现在当今关于所谓传统中国24）
结 成 为 “ 蜂 窝 状 结 构 ”（honeycomb-structure）。

“国权不下县” 的讨论中。据我所知，“国权不下县”

因此，传统乡村社会是散漫、和谐的自然社会。皇的理论似乎起源于马克斯・韦伯的 “传统中国有限权政治 “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官僚制” 之说。欧洲历史上经历过从无 “国家” 也

25）
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连接两种秩序和力量的，

无 “官僚” 的中世纪领主制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演变，

是乡绅阶层。但是，乡绅往往会偏重乡村一方，因因此韦伯强调官僚（科层）制与贵族（领主）制之为他们的利益主要在地方上。于是乡绅‒宗族几乎别。在他们那里官僚制与民族国家一样都是近代现

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代名词，“国家‒社会” 二元对象。韦伯认为官僚制是政治理性化的产物，而在他

立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视角在这里落实为 “国家‒宗的论说中，理性化就是现代化。但另一方面，韦伯

族” 或 “皇权‒绅权” 的二元模式。正如 G・罗兹曼又认定儒教（中国文化）不比新教，不可能导致现所说：“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代化。然而，谁都知道恰恰是中国，自古就由领俸

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

官僚，而不是由贵族治理，
那不是早就现代化了吗？

26）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
正因为如此，国为了摆脱这个理论困境，韦伯便说：“事实上，正家不能有效地整合、动员乡村社会资源，致使整个

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

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之中。

……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以这样一种眼光看历史，晚清至民国的乱世国

弱，乃至消失。”21）根据这个逻辑，中国的官僚制家对乡村基层的缺乏有效控制便被看作 “传统” 的

被认为只是 “有限” 的，只在县城里有效，言下之常态，而国家强化这种控制的努力则被视为由 “传意，城墙外的广大乡村社会都只有 “非理性” 的 “卡统” 向 “现代化” 迈进的 “民族国家建构” 进程。

里斯马权威”。

然而这个进程与我国历史上多次重演的 “乱世‒治显然韦伯这么说，本意是强调中国传统政治的世” 进程究竟有何异同？晚清‒民国政府对乡村基“非理性”，至少也是理性成分非常 “有限”。他这

层的控制有限，但在那样一个乱世，中央对省、县并不是抬举、而是贬低中国。不料时过境迁，在崇各种军阀与地方势力的控制不也很有限么，难道那

尚 “小政府” 与 “自治” 的时代，“国权不下县”

就可以证明 “传统” 的国家权力达不到省、县一级？

成了咱们的荣耀了：“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

而历代王朝在恢复大一统治世的过程中强化对地方

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以至基层的控制，是否也具有 “现代化” 的 “民族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国家建构” 意义呢？的确，从 “国家‒宗族 ” 二元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

而 “乡

模式中容易导出两个推论：或者以强调文化特殊论绅自治” 又被理解为宗族‒伦理自治，如著名家庭的 “宗族自治” 来排斥 “西方的” 法治与公民权观

史专家 W・古德所说：“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

念，或者以强调 “国家压倒宗族” 的 “现代化” 性

22）

80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质来论证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都是 “进步的” “民步。在我看来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极端的昏暴之君，

族国家建构”。──在最近一次讨论会中一位学者

对 “县以下” 还不是只知搜刮然后 “什么都不管” 的。

甚至认为：商鞅‒秦始皇的制度设计是非常 “现代

起码若干朝代的荒政就颇有可言者。像那三年 “人化” 的，只可惜当时这种设计过于 “超前” 了，得祸” 那样由于极度的 “国责不下县”、横征暴敛之不到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持。

后 “什么都不管” 导致在和平无灾时期饿死那么多“国权不下县” 之说通常不否认朝廷行使权力

人的事，一般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那 “国责” 虽然向农民 “要钱要粮要命”，但极力强调那时的国家

不是一点没有，比起 “从摇篮到坟墓” 的瑞典，比基本上 “不管县以下的事”：按照这种说法，那时起罗斯福新政，比起罗马的 “面包与马戏”，乃至的 “国家” 几乎不为 “县以下” 提供公共物品、进

比起都铎英国的《济贫法》都很难并论。在这个意行福利保障、承担社会责任、履行服务义务。在他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就有 “小政府” 传统也不是不可们的笔下，传统中国的乡村救济靠宗族，秩序靠伦以。但不能混淆的是：这是 “责任小的政府”，而

理，司法靠民间调解，治安靠乡绅，而乡绅似乎又决非 “权力小的政府”。

是从草根族群的德望人缘中产生的长老耆宿一类人“国权不下县” 之说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物，与国家官僚体制无关……总之是一切无烦于传统时代似乎县以下没有正式领俸的官员。有些人“国”，万事无求于官。然而这套说法最大的硬伤是还以此作中外对比，说例如英国都铎王朝有多少官

在逻辑上完全混乱：就算上述描绘的确是实，这能吏，而中国那么大，官吏也只有多少。这样的说法说明什么呢？朝廷不为农民做这做那，朝廷是否也

太可疑了。首先如前所述，实行 “公益大宪章”、

因此不向农民要这要那？而只知要这要那不知做这继承了教会公益体系的都铎英国国家雇员之多固然

做那的政府就是 “自由” 政府吗？在一次讨论会上，是因为 “国权” 强大，但更因为 “国责” 之重。这一位学者大讲了一通国家对于乡里除了征收赋税差

与我国传统朝廷权大责小、公共服务职能较少是不役外什么都不管，可见那时的朝廷多么开明、宽容、

能类比的。秦始皇不搞 “福利国家”，他的政府官

自由！听后笔者茫然道：您这是在褒奖传统吗？我吏占人口的比例也许比今天 “从摇篮到坟墓” 什么怎么觉着像是诽谤 “我大清” 呢？您不是把朝廷说

都要管的瑞典政府雇员比例小，这能证明秦朝廷比成强盗吧？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凭强力抢了你的钱

如今的瑞典政府更宽容、瑞典比 “暴秦” 更专制？

然后把你扔下 “什么都不管”，完全不对你负任何其次，正如东汉安帝在诏书中明确指出的：“武责任，这就叫盗匪，而不叫 “政府” ！

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这样惊人的逻辑混乱，原因就在于前述那种“无

27）
姓所患苦”。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国家给予

福利，即自由” 的 “奈斯比特联想”。一些西方汉28）报酬的乡官乡吏，“县下无吏” 说过于夸大。
而

学家把他们在宪政制度下非福利国家即自由放任的且也不能说不设领俸官吏就表明 “国权” 不及、乡思维习惯套用到了帝制中国。但是很显然，除非你村自治。我们人民公社时代大小队干部都是在村里

能证明国家无 “权” 向 “县以下” 派粮派款，农民挣工分的，只有公社干部拿国家工资，你能说那时也无责纳赋当差，否则所谓朝廷 “什么都不管” 云国家权力只及于公社，公社以下是 “自治” 的？

云即便是真的，证明的不过是 “国责不下县”、“农其实中国本土学者梁方仲等先生早在30年代

权不上县” 而已。而有权无责的朝廷犹如强盗，难就对古代乡村治理作过总结，大意谓：唐以前是“乡

道不比权大责亦大的 “福利国家” 专制得多吗？有官制”，唐以后是 “职役制”；前者领俸位尊，是肥责无权的农民纯属苦主，难道不比罗斯福的国民悲差，后者则是官府强制征来的苦差使。这个说法虽惨得多吗？

然过于简单──其实乡官与职役，或者更准确地说，

老实说笔者对 “传统” 的评价还没坏到这种地乡吏与乡役，往往是并存的两种办法，唐前有乡役，
81

方法论篇

正如唐后也有乡吏，尽管孰轻孰重以时而变。而且

跃，法家传统弱化，乡绅的地方色彩确有增加。

这个说法也没有考虑到乡绅的作用──但是大体还──但总体而言，中国唐以后 “乡役加乡绅” 的国是成立的。可是韦伯之风一旦东渐，许多论述者便

家权力控制比之此前主要依靠 “乡吏” 的控制，无

大谈起 “县下无吏即自治” 来。却不细究县下是否疑是更强而不是更弱了。

真无吏？无吏是否即自治？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朝廷向臣民行使的老实说，从人之常情讲，国家拿钱雇人（领俸权力──派粮派款拉丁抓差等等──可以说无远弗官吏）办事，比之国家一毛不拔而可以强行抓人办

届，不仅毫无疑问地延伸到了 “县以下”（谁都知差，应当说后者所体现的 “国家权力” 无疑更加厉

道当时的 “国家” 主要不是靠工商税、靠县以上的害、更加专制。而我们一些论者不知根据什么逻辑，市民，而是靠 “田赋钱粮”，即靠县以下的农民养却以为都铎王朝靠领俸官吏进行治理才是 “大政活的），而且达到了 “任是深山更深处” ──只要府”，而在领俸官吏之外更可以强行抓人充当职役稍微有点古文化素养的人都对古诗词中充斥的这类的，则是宽仁无为的 “伦理自治”！如果把这种逻

描写不会陌生：“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辑推到极端，那岂不可以说：现代公民国家花钱雇

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因人干公共工程是一种专制之举，而秦始皇大量抓人

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升平催赋税，无偿作苦力修阿房宫骊山墓，意味着那是个 “民间

未曾州县略安存。
”29）“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自治” 国家？不过如果讲到 “国责不下县”，职役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等等。

制倒的确是登峰造极：国家不仅对臣民的福利不负

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承担义务、提供公共物品

责任，连给干 “官事” 的人一碗饭吃的责任都不负！

及履行社会保障与福利责任的角度讲，则 “国家”

当然，“乡官‒职役” 的说法之严重不足，在于

的作用又岂但没有延伸到“县以下”，
就是在县以上，它忽视了乡吏与乡役之外的第三种乡村治理力量，乃至在 “闹市” 里，人们也很少见到国家提供的福即乡绅。自张仲礼以来乡绅研究倍受重视，乡绅往利在哪里。《增广贤文》、《名贤集》等传统蒙学著

往被描述为乡村 “自治” 力量，如果与20 世纪60

作都有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的说

年代的人民公社干部相比，这样说或许有点道理，法。直接的意思是指人情冷漠世态炎凉，但也确实但是如果与中国以外其他古代文明中的贵族与村社

反映那时的 “闹市” 毫无 “福利国家” 的踪影。杜

首领、与科举‒乡绅制度以前我国 “鄉举里选” 察

甫著名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之句，反映

孝征贤产生的士族大家相比，就决不能这样说了。

的也是城市情况30），足见公共服务不足、社会保障

乡绅之不同于科举时代以前的郡望士族，就在于他缺乏并不只是 “县以下” 的情形。但是谁能说那时们完全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乡里宗族的代表，“国家权力” 在县以上也不存在？请读读《卖炭翁》

排除了德望人缘因素而直接接受朝廷的智力测验与吧，那幅国家统制市场、强行统购统销的图景不是录用，从朝廷那里而不是从乡土关系中得到巨大的很典型吗？

利益──尤其在明代，乡绅的优免权益可谓登峰造总之，那时传统 “国家权力”，亦即专制权力

极，远非微薄的正式官俸可比──凭什么说他不代

并非不及 “县以下”，而国家的公共服务责任也并

表朝廷而代表乡土利益？乡绅作为在乡候补或致仕

非尽之于 “县以上”。国家对于社会的作用根本不回籍的 “不在任官员” 虽然不像乡吏在本乡职有专

是一个强弱问题，而是一个性质问题，不是国家管责，但毕竟也是大一统权力体系中人，不能自外于

事管到哪一级（县，还是乡村等等）的问题，而是

“法术势”，“吏” 根深厚，甚于 “儒” 风。因此我在各个层次都存在着有权无责、权责不对应的问题。

们虽然不能完全否认乡绅的乡土意识──尤其到清

国家无论对于县以下还是县以上都予取予求，行使代，由于朝廷削弱了绅权，东南市场兴起，宗族活专制权力；而至少以现代福利国家的标准看，那时
82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的 “国家” 无论对于县以下还是县以上又都不闻不这种统治方式的权大责小的确是世所罕见。在问，拒绝服务责任。这种权大责小的状态影响堪称

奈斯比特这样的人看来，瑞典是典型的 “大政府”。

深远。

然而咱们的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株连蔓抄、挟书弃市、非今者族，瑞典国家可以这样做吗？强秦有
权管制信息，“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无福利，更无自由：居游於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愚农不知，既“惩贫”又“抑商”的法家传统

不好学问，则务疾农。”34）瑞典政府有这个权力吗？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中是含有一些契

朝廷可以管制国民，“使民無得擅徙，”“行间无所逃，

约国家的因素的。早期儒家强调 “君君臣臣”，君迁徙无所入”，“奔亡者无所匿”，35）瑞典政府做得

要履行君的义务，臣才能尊重君的权力。而早期儒

到吗？咱们的皇上可以禁止迁徙，
也可以强制迁徙，家还有若干社会保障方面的论述，如 “七十以上，“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

其生业，强劫驱掠”；“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强也（颜师古注：令习事也）；……五十可以衣帛，不过一人死耳，诸亡失败货，夺土远移，……类多

七十可以食肉。
”

36）
灭门，少能还者”。
瑞典国王或首相有这种能耐这也可以看作中国式的古代 “福31）

吗？帝制的中国常常 “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利国家” 思想。
但是中国自始皇以后 “百代都行秦政制”，法皆有禁，布绵丝绐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37）

家专制或 “法道互补” 一直是实际上的主流。汉武

而如今西方哪一个 “福利国家” 能干得了这种事？

帝开始尊儒，但汉以后的传统制度基本上还是 “儒但是的确，
瑞典政府要为国民的生老病死操心，表法里”。其君权不像罗马帝国那样是在共和制遗

承担 “从摇篮到坟墓” 的责任，秦始皇哪能管这些产的基础上用福利讨好公民换来的，而是 “强者政闲事！何止瑞典，当今哪怕是最 “无为而治” 的自治” 战胜 “长者政治”、编户齐民社会战胜族群社

由主义政府，就说美国吧，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

32）
会的结果。
所以虽然同样被称为 “专制”，秦皇

都非常可观，相形之下我们的历代王朝的确更像是汉武的国家观与罗马皇帝尼尔瓦、图拉真的国家观

“管事最少的政府”。虽然前述古书中也有 “七十以其实相距甚远。汉高祖说 “某之产业，孰与仲多”，

上上所养，十岁以下上所长” 的说法，却从来没听

前蜀王建自称 “提三尺剑，化家为国”，都公然视说哪个朝代真的搞过。都说中国人传统上特别重家

国家为己家产业。他们自然不会对臣民“自由放任”，庭，其实这与其说是国人父慈子孝道德特高尚，不但又哪里懂得什么 “福利国家”？正如儒者黄宗羲如说恰恰是由于国家的福利保障功能特别差。
但是，所说，他们的 “福利” 概念就是 “利不欲其遗于下，

中国的皇帝们虽然非常乐于把公共服务责任推卸给

福必欲其敛于上” ！《商君书》、《韩非子》这类

民间，推卸给家庭、家族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却法家著作集 “法、术、势” 之大成，可以说是权力从来不愿意、
而且非常忌讳这类组织拥有公共权力。

意义上 “大政府” 的教科书，但说它们同时也是责“强宗右族” 在历代都是个贬义词。秦汉法家有强

任意义上的 “小政府” 纲领，同样恰如其分。这些

制分异、“不许族居” 之法，北魏有 “废宗主，立书不仅对国家责任、社会福利几乎不置一词，不会

三长” 之举，明代 “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朱元

操心老百姓的 “面包与马戏” 更不会管他们的 “摇璋怀疑为 “以此众叛，何事不成” 而欲诛其族长，篮与坟墓”，而且赤裸裸地以民为敌：“国强则民弱，

清代官府在赣粤等大族聚居地区几次试图毁祠追民强则国弱”；“足民何可以为治”；善治国者要使

谱、强分族产。这种 “管事最少” 却擅权最甚的体

民 “家不积粟” 而 “利出一孔” 地归于统治者。如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大障碍。

33）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我国传统法家在发展 “无

此等等。
83

方法论篇

责任的强权”方面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反福利理论。

他们还是既讲点 “国家不与民争利” 的小自由，也

秦之法家不仅没有济贫的责任意识，而且公开以强有过前述 “古代福利国家” 的言说。而这两点恰恰权对贫民厉行迫害。韩非就认为 “贫穷者，非侈则都不为法家所容。问题的实质在于：法家既仇视自惰也”，救济他们就是 “夺力俭而与侈惰”。 因此

由也仇视平等，所以法家体制下是既不容 “福利国

政府根本不该救济他们。不救济也罢了，法家还认

家” 亦不容 “自由市场” 的。秦律的惩商与惩贫同为必须剥夺他们的自由，免得他们在社会上游荡给样严酷：在这个有权无责的朝廷看来，除官家之外

法家制度优越性抹黑。因此商鞅变法时就公然规定

无权势的富人都是奸商，朝廷有权抄没其财而无责要对贫民实行强制收容劳教（“怠而贫者，举以为保护其产；同时无权势的穷人都是盲流，朝廷无责收孥”），将他们当作罪犯与盲流来惩治，抓起来罚救济他们而有权抓捕他们。当代那些为 “福利国家赎或者服苦役。
后来的秦律中更是对穷人贱辱备加，还是自由放任” 而争论的左、右派怎么能理解这样

不是视为 “赘婿”39），就是骂作 “人貉”40）或者置为

的逻辑呢？

38）

“闾左” ，并对这些非奴非盗、唯一的罪过就是贫而与法家构成互补的道家，包括后世与 “法儒”

41）构成互补的 “道儒”，他们的 “无为” 与放任与其穷的弱势群体规定了一系列惩罚。
正是由于法家这种惩贫之法给贫弱者雪上加说是对民权的尊重，不如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基于犬霜，与福利保障制度恰恰相反，所以后来汉唐诸儒

儒哲学对权贵私利的 “放任”。这样的 “放任” 和无不认为法家的 “秦政” 是社会上的两极分化，即法儒的国家垄断与管制，在历史上也形成了一种张

所谓 “兼并” 之弊的罪魁祸首，他们把 “兼并” 之力，形式上有些类似于现代宪政体制下 “自由放任”

泛滥归罪于商鞅与秦政，指责法家 “信并兼之法”、

与 “福利国家” 的 “左右” 对峙。但是形虽略同而“尊奖兼并之人。
”42）但是应当指出：法家的 “惩贫实大异。宪政时代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是正常并法” 虽然与 “福利国家” 的济贫法正相反，却不能

且有益的现象。“左” 的时候国家受到问责，重视说这就是 “自由放任”。法家的确鼓吹弱肉强食的

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 “社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即所谓 “上古竞于道德，中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到头来，竞争不足效率不高，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权力）
。
”

但弱肉强

选民又会推 “右” 派上台，国家被限权，自由竞争，食不等于 “自由竞争”，更与公平竞争无关。事实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 “自由主上法家和历代的 “法儒” 都强调经济统制与国家垄

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

断，而反咬儒家放任了 “兼并”。如 “北宋的商鞅”

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王安石，就指斥 “俗儒” 过于自由放任，要对 “兼左派再怎么 “国家干预” 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并” 狂潮负责：“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利孔

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 “自由放任”

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

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 “放任” 贪官污吏

43）

44）

所以要说谁应当为传统中国历史上的所谓 “兼横行霸道。这样的 “左右循环” 可以谓之 “天平”

并之弊” 负责，首先应当弄清这 “兼并” 究竟是怎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么回事。如果就平民间 “自由市场竞争导致两极分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

化” 式的 “兼并” 而言，这种兼并历来没有法家渲

公正的象征。

染的那么严重。而就所谓 “因权势以求利”45）即马而在专制时代，如北宋后期那样，王安石主张克思所说的 “以统治与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 而

国家统制，而司马光主张自由放任，两 “党” 也是言，法家的确是使这种 “兼并” 恶化乃至多次酿成你上我下，轮流得宠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双方都不社会爆炸的罪魁。原初意义上的儒家虽然并无现代

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权责不对应，王党

意义上的自由与社会民主概念，
但相对于法家而言，

大力扩权而不问责，马党一味卸责却不限权。尽管84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理论上好像双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说是要 “摧制兼求的是是权力极小而责任极大的 “最好的政府”，

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 “社会主义” 的味道。

然而两百多年过去，这样的政府在现实中仍不存在。

而司马光主张 “国家不与民争利”，似乎很有 “自经历风风雨雨之后人们建立的 “只是” 那种治权民由主义” 丰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王党的 “国家授、权责对应的宪政民主政府。有了这种权责对应统制” 严厉地束缚了 “阡陌闾巷之贱人” 的经济发

的机制，也就产生了是权大责亦大的政府好呢，还

展，而马党的 “自由放任” 则使 “官品形势之家”

是权小责亦小的政府好这样一种争论。笔者称它为

得以放手聚敛。王得势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关于什么是 “次好政府” 的争论。

其手足，马得势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

但是在没有这样一种机制的时代，人们面对的

国家的 “自由放任” 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

往往是与上述所谓 “最好政府” 相反的情况，即权

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

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剥夺国民自由同时不管“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

国民死活的政府，束缚职能高度发达而保障职能十

“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 “自由市场”。这

分稀缺的政府，不承担公共服务义务却可以（为统样的 “王马循环” 可以说是一种 “尺蠖” 效应：那

治者的利己目的）严酷地管制公众的政府。

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

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宪政前提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

下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均小的古典自向。正像俗语所说：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

由政府）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

得。而北宋也就在 “尺蠖” 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

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的末路。

府。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
是改变这样的政府。这就是政府现代化这一进程的现代政府何以异于传统朝廷

实质所在。

现代政府何以异于传统朝廷？有人说现代政府
应当是 “小政府”，让社会与公民充分行使权利实行自治。有人说现代政府应当是 “大政府”，必须

注释满足多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两说各有道理，但重１）Charles Forcey, 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 Croly,

要的是这里的 “大小” 决不是个程度的概念而首先Weyl, Lippman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192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39.

必须具有质的规定性。现代政府的 “大小” 在性质２）参见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关于国家 “大小”

上不同于传统朝廷的 “大小”。否则我们就会把传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

统政治的不负责任误认为是 “自由放任小政府的社

志 2003 年 12 月号。
３）Jack Barkstrom, Poverty, Wealth Dictatorship,会自治”，而把传统政治的弄权无制误认为是 “民Democracy: Resource Scarcity and the Origins of

族国家建构与福利扩张”。现代西方人在宪政下生

Dictatorship. Golden, Colorado: Pericles, 2002. pp. 7‒27.

活惯了，他们整天听见的是现代的 “左右” 两派在４）A. R. Hands, Charities and Social Aid in Greece and

争国家的 “大小”，而对性质问题已经很不敏感。

Ro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68. pp. 95‒100.
５）Merritt Ierley, With Charity for All: Welfare and Society,

所以他们看我们的历史就容易出现 “无福利即自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由”、“无自由即福利” 的错误。不是说现在我们要

2‒6.

摆脱西方 “话语霸权” 吗？恐怕首先应当摆脱的就６）Ibid. p. 8.

是这种 “直把杭州作汴州” 的问题错位吧。

７）T. Frank,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 5,
imperial Italy. Baltimore, 1940. pp. 4‒12; 32‒56; 65‒90;

当年杰弗逊那一代人探索现代政府制度时，追
85

方法论篇

21）参见（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218‒219.
８）Richard Duncan-Jones, The purpose and organisation of

版社 1993 年版，110 页。
22）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天津社会

the alimenta. In: British School at Rome. Papers. London. v.

科学》1999 年第４期。

19, 1964. p. 123‒146.

23）W・古德：《家庭》，社会科学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

９）Richard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166页。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4）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1982.
10）如笔者居住过的美国波士顿有 “面包与马戏” 食品超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市，俄亥俄州有 “面包与马戏” 影剧院等。

2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1）中国的许多教科书都把 “圈地运动” 描述为中国式的1998年版，63页。
26）G・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比权贵欺民、“跑马占圈” 或者类似满清入关之初的八旗圈地。文革前还有人专门著文把清初圈地说成是 “中国

272 页。
较现代化” 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27）《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

的原始积累” 的。
12）N. Alvey, From Chantry to Oxfam: A Short History of28）参见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Charity and Charity Legislation. Chichester: Phillimore,的乡村组织》，《中国乡村研究》第１期，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1‒34 页。

1995. pp. 6‒9.
13）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

29）后梁 杜荀鹤《时世吟》

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114‒129 页。

30）杜诗此篇名为《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14）W. Weaver, U.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

31）《汉书・食货志》
32）参见秦晖：《西儒会融，解构 “法道互补”：典籍与行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 New York,

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见《传统十论》，

1967. pp. 15‒16.
15）Merritt Ierley, With Charity for All: Welfare and Society,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3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22‒37.

34）《商君书・垦令》

16）参 见 苏 文：《 亚 洲 是 自 由 主 义 的 典 范？》，《读书》

35）《商君书・垦令》《商君书・画策》《管子・禁藏》

1996年第 10期。

36）王符：《潜夫论・实边》

17）顾名思义，所谓返销粮其实是农民当初被征收或 “征37）石介：《石徂徕集・明禁》

购” 去的粮食，现在准许农民掏钱买回一部分充饥。如38）《韩非子・显学》

果穷的连买 “返销” 的钱都没有，经报批国家可以贷款39）《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条《集解》：“谓居穷给你，当然利息不高──那就算 “福利” 了！所以那时

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婿。”《汉书・贾谊传》：“秦人家形容赤贫乡村的套话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

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 师古注曰：“谓之赘白给的 “救济” 那时是极罕见的例外。当然，村里有 “五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赘，质也，家贫无有聘保户” 救济，但那是村里（一般即生产队）给的，不是财，以身为质也。
” 可见所谓赘婿，就是无钱娶妻的穷

国家福利。

人出赘者。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贫穷。战国时最早搞法18）《韩非子・五蠹》

家改革的魏国，就已把赘婿与商贾并列为惩罚对象。魏19）《十三經注》（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孟子注疏・盡

律认为赘婿 “弃邑居野”，“率民不作，不治室屋”，亦

心章句》卷第十四下。又《孟子正义》尽心篇亦有类似

即属于游手好闲的盲流，因而要立法贬入贱籍。商鞅、

说法：“墨翟无亲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

韩非发展了这种说法，从而形成秦律中谪发罪人、商贾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己；壯而行之，所以為人。

与赘婿的一套做法。

故能兼爱无亲疏之道，必归于杨朱為己；逃去楊朱為己40）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 “人貉” 之罪名，于振波之道，必歸儒者之道也。” 宋儒杨时也说：“禹稷三过其

先生考曰：“貉是一种穴居动物，因为不擅长掘土，ʻ一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

般利用其他动物的废弃洞穴或营巢于树根际和石隙间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转引自朱熹：……北方貉在冬季有蜇眠习性ʼ。貉的这些特性与ʻ懒惰ʼ、《孟子集注》。朱熹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墨氏务外而

ʻ寄人篱下ʼ之类的字眼儿很容易联系到一起。……要之，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
”）也含有儒杨较儒墨为近之义。

ʻ狐貉ʼ 为当时骂人习语。明乎此，鉴于法家对贫民的20）参见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偏见，我们把秦律中的 ʻ人貉ʼ 理解为 ʻ像貉一样懒惰的贫民ʼ 大概是符合原意的。
”（于振波：《秦汉法律与61‒260 页。
86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五章第二节）而是扩大惩罚面了。前引于振波书认为：“秦律既然视41）史载 “暴秦” 苛政有征发 “闾左” 之条，而 “闾左”贫民为 ʻ惰民ʼ，那么罚贫民去戍边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意为居于闾里之左的 “贫弱”。但何谓征及 “闾左” 则笔者认为言之有理。况且晁错去秦未久，又是留心秦弊

有相反的两种解释。一说秦律本是役富释贫的，但后期

的有识者，其言也应比距秦已远的司马贞之说可信。

役繁徭重，“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史记索隐》）

42）《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照此说来 “闾左” 本来还属于受照顾的，只是后来征发

2244页；崔实：《政论》，引自《通典》，卷一，商务印

越来越多就照顾不到了。又一说 “谪戍” 即惩罚戍边，书馆 1935 年版，12页。

不属于正常的徭役征发，而是秦朝对于某些罪、贱身份

43）《韩非子・五蠹》

者的一种惩罚政策。按照汉初晁错的说法，“谪戍” 的44）王安石：《兼并》，载《王临川集》，卷四，商务印书

征发次序首先是罪吏、赘婿和贾人，然后扩大到曾经经

馆 1933 年版。

商者，再扩大到曾经经商者的子孙，最后才 “入闾取其45）《盐铁论・刺权九》转

左”，即凡贫弱者都在被谪之列。这就不是缩小照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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