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論文

从“集義堂”到“こまつ市民大学”― 寺子屋教育对“はじめての中国語講座”的几点启示 ―From “Shūgidō” to “Komatsu Citizens University”:
Several points of illumination that Terakoya offers“Beginning Chinese Language”

劉

乃

華

公立小松大学

Abstract: Taking Shūgidō（集義堂）to represent the Edo Era education of ordinary citizens
at Komatsu’s Terakoya（寺子屋）, this education stressed three main points: the importance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al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sodoku（素読）. These ideas definitely have illuminating significance for current language education. “Beginning Chinese Language” should also carry forward this tradition, making the
education learner-centered, recognizing that culture is intertwined with language educ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ity of language education content, and bringing into play therole of reading aloud in language education.
Key words: terakoya, ōraimono, sodoku,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0 ．引言
在小松历史上最早的求学之地 ― 集义堂（1794-2018）诞辰 225 周年之际，小松迎来了“公立小松大学”的诞生，这是石川县加贺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小松教育史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伴随而来的是“こまつ市民大学”的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强化从儿童到成人的终身学习环境，1）
使其持之以恒并充满朝气，以成为活跃于本地区跨越年龄、地位和组织的人才培养中心”。与“公立小松大学”的全日制、系统性、专业性和学历性等不同的是，市民大学是一个面向广大民众开展的开放性、普及性、非全日制、非学历性的生涯教育机构。在“こまつ市民大学”面向社会举办的
首批讲座中，将“はじめての中国語講座”列入了其中，报名参加者之踊跃超过了规定的人数。
“蓋藩候累世好學教化遍于封内，所謂上所好下必效之，是以如我小松人民，亦皆知文教之可
2）重” ，小松地区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其中为人称道的就是寺子屋。寺子屋是江户时代的平民
教育机构，其源流可追溯到中世禅寺的世俗教育3 ）（田中克佳，1990：528 ）。它以识字教育和传播─ 23 ─

劉乃華儒学等为中心，同时也开展“往来物”等实学教育。这一植根于民间的特殊教育模式，在日本教育史乃至日本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日本的基础教育从“大学寮”、“藩校”大踏步迈向“寺子屋”，从贵族武士阶层成功地跨入平民社会，为日本教育的平民化和国家发展的现代化都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如今重踏小松市区内保存完好的寺子屋故地，重温小松平民教育的历史，深感当年寺子屋的教
育理念及教育方式，对今天的“こまつ市民大学”仍有启发意义，对正在举办的“はじめての中国語講座”仍具有借鉴作用。
1．
“集义”与“必下”的启示：汉语教学中的文化
近世以前，汉学在日本只是作为禅僧和贵族社会所具备的教养而存在，并未在日本社会的最基层得到普及。处在底层的平民几乎没有接触到汉学的机会。汉学为何，百姓对此一无所知；汉学何为，民众所知几近空白。热衷于儒家文化的德川家康开创了江户时期后，汉学才得以在江户幕府的大力扶持下急遽发展，重视汉学，重用儒者，使汉学不仅堂而皇之地升至“官学”的地位，而且也
通过各种不同的教育机构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寺子屋这一置身于街巷阡陌间的教育机构，对在民间传播汉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翻开《石川县史》，就可以看到在《第三编・藩治时代（下）・第三章・学事宗教》中专设两节“汉学”4 ），以较长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加贺地区重视汉学传统、传播儒教经典的教育历程，叙述了
儒者前田利常、前田纲纪、木下顺庵等与王伯子、陈元赟、朱舜水等明儒的交往，收录了一大批深受汉文熏陶的加贺儒者创作的诗文，充分地展示出这一地区儒学家们的辉煌业绩，可谓是一座值得
深挖细掘的文化宝库，为我们从不同视角解读儒学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史料。
在《石川县教育史》的《第一卷・第一编》中也设有专章《第三章・庶民教育の発達》，从平民
教育机构的建立状况，到教育的内容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等，详细地记载了石川县的私塾、寺子屋和乡校的发展演变，其中专列有“集義堂（小松習学所）の設立と発展”一节，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小
松“集义堂”的历史沿革5 ）。
在江户时期，小松的医师梁田养元、小林笠坊等在 1794 年创办了面向小松平民的问学之地 ―“集义堂”（今芦城小学校）。其名“集义”二字来自《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
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朱熹集注》中将“集义”二字释为“犹言积善，盖
欲事事皆合於义也”。这家平民教育机构“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教授包括四书五经、汉方医学和地
理等学习内容。学生们礼仪端庄，在授课前先向周公和孔子的画像行礼，然后朗朗的读书之声便充6）满了整个校园”。这段文字简洁、生动、形象，读来能令人仿佛耳闻目睹到二百余年前“集义堂”

的教育场景。“通过句读、会读和听讲等方式进行教学，其教材有四书五经、《小学》、《国史略》和《十八史略》中的外国医学以及算术等”7 ），这也同样让我们了解到寺子屋的教育实况，即：所学内
容以汉学为中心，同时也传授医学和珠算等；所用的教材是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所授方法是“素读”等极具日本特色的汉学教育之法。

─ 24 ─

从“集義堂”到“こまつ市民大学”“集义堂”建立后，小松的寺子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石川县教育史》所载，仅小松地区的
寺子屋就达三十六处之多8）（清水又男，1993：40-41），有的是以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为主，有的是以习字、珠算为主，也有的在读经习字之外，也学化学、历史等知识。在小松的寺子屋中，除“集义堂”外，颇具代表性的还有“必下书院”。
在明治时期，小松愿胜寺第十四代住持今川贤荣和医师清水春坡、儒者东方芝山开设了“寺子屋必下书院”。根据笔者所查，其名源于中国的《尚书・商书・太甲下第七》“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一语，其意恰如《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所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必下书院的教学内容亦为汉学，“有《大日本史》（手书版）、《资治通鉴》、《十八史略》、《舆地志略》、《康熙字典》以及来自中国的教学用大算盘、汉语版化学教材、天平秤和天体仪等”9 ），为日本培养
了藩士、书画家榊原拙处、教育家今川觉神等一批优秀人才。必下书院至今仍在坚持不懈地面向社
会各界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
历史上的小松，以“集义堂”和“必下书院”为中心，出现了以金子鹤村为首的百余人的颇具
文学修养的儒者，他们在汉学的滋养下，创作出了一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反映小松美好自然
和悠久历史的汉诗。大西勉编纂的《郷土の漢詩：小松の自然と歴史を詠う》10 ）一书，较全面地反映了那时聚居于此的儒者们对小松的自然和历史的赞美之情，其中收录有在“集义堂”任教的教师
金子鹤村创作的《小松集义堂仲秋百感》、《集义堂夏晚》和曾田菊潭创作的《发小松》、《府檄到别
芦城故人》、《题芦城客舍壁》等诗作，就连今天不谙日语的中国读者读来也毫无障碍、倍感亲切。
此外，《石川县史・第三编・藩治时代（下）・第二章・仪式习惯・第一节・典礼》还载有“学校的仪式”的第一条：“高悬孔子画像，藏具孔子经典，行供奉大礼，拜圣贤与儒者”11）。
《第二节・风俗》中也专门设有“孔子祭”的条目：“同月（二月，笔者注）上丁之日，为祭祀孔子之日”12 ）。
这些都清晰地反映出石川地区当时尊孔、崇汉的历史，折射出了那个时代儒家文化对这一地区产生
的深刻影响。
寺子屋开展的是汉学教育，为传播儒家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汉语教学，
不能将其与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划等号。日本的汉语教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的是指现代汉语的传习，广义的是指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只要是按照汉语的形、音、义来传习，都应称之为‘汉语学习’、‘汉语教育’。尤其是古代日本人，他们所学的‘汉文’都是古文，汉语都是‘文言’，我们只有从广义上理解‘汉语学习’、‘汉语教育’的含义，才能拓展古代日本汉语教育研
13）
究的途径”
（王顺洪，2008：2）。尽管寺子屋教育所使用的典籍多以汉语作成，但这些文言与日常的交际几乎不发生任何直接关系，更不是完全按照汉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进行教学，尤其是汉
学中的训读，所学内容仍是汉文，但其语音乃至语法均已“日化”，已经成为日本“国语”教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江户时期的日本汉学教育并不是狭义的或纯粹意义上的汉语教学。这一
时期的汉语教学和奈良和平安时期一样，都是附属于汉学的一种语言教学，日本汉语教育的这种附
14）
属性一直延续到了明治时期。明治时期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日本外务省建立了汉语学所（1871），

这才使汉语摆脱了作为辅助性工具而存在的意义，使汉语真正作为外语教育的主体而步入了将汉语─ 25 ─

劉乃華教学的历史。
从“集义堂”、“必下书院”名号的来源，到各寺子屋教授的“千字文”等汉学经典，以及“往来物”等教材的使用，再到仪礼中的尊孔、敬儒等，汉学已经成为这一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德川吉宗下令将清朝的《六谕衍义》译成日语并将其简化为《六谕衍义大义》，发送至每一寺子屋作
为重点教材使用，被称为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本《国定初等教科书》。其中所谓的“六谕”
，即指“孝
敬父母”、
“尊敬师长”、“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勿作非为”，这些教义无疑包含了许多儒家传统的观念和思想，对于当时平民阶层的道德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川幕府时期在对道德模范人物进行表彰时，表彰称号也大多使用《六谕衍义大义》中的“孝顺”、“忠义”和“勤勉”等汉语词语，这些汉语词语在民间广为流传，汉学的理念也就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平民心中。
因寺子屋而带来的汉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明治时期，在政府“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徒”
的方针下，平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再受限。来自中国的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等这些统称为“汉学”的学问成了“至高无上之学”。
由寺子屋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值得深思，也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的汉语教学和中
国文化传播间的关系。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外语教学从来而且必然伴随着文化传播，学习者在接受着一种外语教学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接受着润泽于语言教学中的该语言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中国既有着悠久深邃的古老文化，也有着各民族交织和中外交融的现代文化，中国和世界都需要将这种多彩的文化融入到国际的多元文化中去。毋庸讳言，汉语教学和其它任何一种外语教学一样，都肩负着通过本国语言的教学来传播本国文化的重任。由于在各文化
间存在着民族的或国家的差异，因此汉语教师就必须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经验和素养，也必须在教学
中重视跨文化交流的问题。
与寺子屋汉学教育中的汉语教学明显不同的是，包括市民大学在内的当今的汉语教学，首要的任务是向学习者教授好汉语，使学习者通过汉语学习，掌握最常用的词句，最有效的表达，能够运
用汉语进行最简单的交流，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的教学只能是伴随性的，是附属于汉语教学的，
切不能主次不分，更不可喧宾夺主。
“はじめての中国語講座”的教授对象大多是零起点的学习者，他们迫切希望学会的是最基本的
日常会话，如果一味地向他们灌输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灿烂，当今的中国有多么进步，教学效果恐怕反而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背离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初心。如果在教授最简单的“问候语”时，顺便提及交际汉语中的敬语文化；在教授“吃中国菜”时，附带提及中国的饮食文化等，就更能加深学习者对汉语的理解和对中国的认识，更能提高他们的学习汉语的兴趣。真正有成效的文化传播
不是为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而应当是浸润于语言教学的全过程中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教学，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式的教学，这样的文化教学的效果才会扎实而有效。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可以确保汉语教学持续而又健康开展。

─ 26 ─

从“集義堂”到“こまつ市民大学”

2．
“往来物”的启示：汉语教学的实用性
教学的实用性，解决的是“学什么”的问题。任何一种形式的教学，都存在教学的内容是否实
用的问题，都有是否贯彻“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的问题。面向市民开展的教学活动，教学的内容
是否具有实用价值，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能否达到学习者所期待的学习目的。
寺子屋在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上可谓典范。
实学是寺子屋教育的根本，其教育的内容除了进行通过儒学进行道德的和文化的教育外，主要就是开展实用性的教育，向学生们教授一些生活的知识与技能。
“在藩末时，设有小松城番守、小松
町奉行、小松御马巡役等官职。另外，丝织品、茶叶、陶器等产业，因处于加贺藩之南而占据了重
要的地理位置，为此，应加强这一地区的商人和平民的教育水准”15）。正因为如此，教师多以经营商业的或日常生活中的知识为中心开展教学。如，对绸缎店家庭的孩子，会讲授布的种类和颜色；对
蔬菜店家庭的孩子，会讲授蔬菜的名称和功能；对茶叶铺家庭的孩子，会讲授种茶的历史和种法等。
因人而异，因人施教，因家施教，因业施教，授课内容多根据学生的家业而定。除了注重学生所学
内容的“异”，也同样重视教学内容的“同”。如，怎样写好书信、如何待人接物、怎么打好算盘等，这些都是寺子屋共同的教学内容。
“往来物”是寺子屋最流行的教材，也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所谓“往来”，即来信和回信。
“往来物”原为武士和贵族往来的信函，后来将其中较为规范的书信编辑成册，名曰“往来物”，成为寺
子屋的启蒙教材。根据考证，在日本发现的“往来物”教材多达 7000 余种16）（石川松太郎，1988），
其内容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五花八门的“往来物”不仅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反映出在江户时代平民生活受到重视的程度，也让我们能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市井文化。
“往来物”
教材的内容无论多么丰富，但归纳起来，无外乎是“商”与“武”两大领域。即：一是经商方面的内容，教师一般会选择《商卖往来》、《商家日用往来》一类的书作为教材，从这本书里学生可以学到计算方面的专业性字词；一是经武方面的内容，有些学生出身于武士家庭，教师一般会选择四书五经或《千字文》、《童子教》等作为教材，学生们可以通过学习此类典籍提高自己的教养。
寺子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学生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这同样符合今天市民教育的特色，
对当下的汉语教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与寺子屋的教育理念一样，教学内容的实用性首先是要求其内容应符合学习者的需求，要让学习者感到“学能即用”，且能“立竿见影”。在“はじめての中国語講座”中，学习者的情况既远复杂于今天在大学学习的学历生，也比当年寺子屋的学生状况复杂得多。市民大学学习者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学习者的年龄跨度很大，既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也有年届不惑的中年人，还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老年人。二是入班时水平参差不齐，有对汉语一无所
知的，也有已在不同地方学过多年的；有受过汉语正规教育的，也有通过汉语环境耳濡目染到一丁
半点的等。三是学习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工作需要而学，有的是为了能和中国友人更好地交流而学，有的是为了准备去中国旅行而学，有的是因为对中国的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学等，可谓是各有所需、各有所求。寺子屋采用的是一对一或一对几的教学方式，这是一种“小灶式”的教学，是由寺子屋人数少而规模小的办学特点决定的，其实用性的教学内容易于做到因人而异，但对今天的─ 27 ─

劉乃華

市民教育来说则难以开展。
尽管市民学习者的情况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能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最具实用价值的汉语，
在最有限的时间内能实现自己用汉语进行最简单交流的学习目标，这是大多数学习者的第一选择和
共同追求。目前“大班化”的教学内容应求同除异，应甄选学习者共同关注的交流话题安排教学内容，而不是以个别学习者的需求甚至好恶来确定教学内容的走向，这是教学内容要进行优选优化的一个原则。如，在“はじめての中国語講座”中，在完成拼音阶段的教学后，以“我家住小松市（私の家は小松市にあります）”、“我星期四学汉语（私は木曜日に中国語を勉強します）”、“我要面条和小笼包（私はラーメンと小籠包を注文します）”、“我坐电车来的（私は電車に乗ってここに来ます）”、“我在公司工作（私は会社で仕事をします）”、“我们下周二见（私たちは来週の火曜日に会います）”等现场感和实用性都很强的会话主题作为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在满足学习者的目标需求
和效率需求方面均能发挥最大的效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使学习者“可以理解并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满足具体的交际需求”17 ）。如果学习者的学习内容与实用性无关，学的不用，用的不学，学与用严重脱节，就会极大地挫伤学习者的积极性。
其次是教学的过程要有利于教师的教和学习者的学，让教和学的双方都感到“好教易学”，这就
要求教学内容不仅要符合汉语的语言规律，也要符合学习者的需求和时代的特色，还要在教学过程
中具有可操作性，要让教师便于进行汉语知识的传授和交际技能的训练。如，尽管寺子屋的教学内容对那一时代的学生来讲，好教易学，学了有用，但在今天为了开展交际需求的汉语教学中，如果
仍沿用寺子屋的某些教学内容就会令人贻笑大方。如果是为了和现实的中国进行交流而学习现代汉语，就不可能将寺子屋那些如今既无实用价值、也不利于技能训练的材料作为教学内容；但如果是为了了解中国的传统经典、加强个人的道德素养而学习汉语，就可以有选择性地将四书五经等内容作为教材使用，这样讲者更有“讲头”，听者也感到颇有“听头”。
再次，教学的实用性还体现在生词、语法、课文等语言要素的筛选要以实用价值的大小和强弱为依据，话题、练习乃至注释等都要采取“实用主义”，都要有具体的目标和实际的效用，以符合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如，在初级汉语教学阶段，不宜教授“认识您很高兴”此类“新洋泾浜”汉语，
这是典型的西化了的汉语，也是中国百姓闻此言却不知如何应答的令人尴尬的汉语。
此外，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既要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注重语法现象的内在联
系和难易度区分，注重语汇和语法现象的重现等语言教学的基本规则，也要适当考虑急用先学、现
教现用等具有实际效果的教学方式。面向市民的汉语教学应该具有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不只是循规蹈矩、全面系统地进行教学，这也是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区别之一，以确保教学内容的即时有效性。如，在教完“数字的表达”后，不妨紧接着就教学“日期的表达”、“钟点的表达”、“价
格的表达”、“岁数的表达”等一系列与数字表达相关的汉语，句型简单，好教好学，还够激发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便于练习和记忆。
需要指出的是，实用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实用和不实用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教学
内容的实用性本质上是一个实用程度是强还是弱的问题。也许很难说清哪一教学内容是绝对无用─ 28 ─

从“集義堂”到“こまつ市民大学”

的，哪一教学内容是绝对有用的。其差别就在于，实用性强的教学内容，令学习者感到解渴，实际收获大，教师教起来方便，教学效率高，相反则不然。教学内容实用性的实施是一个优选并优化的过程，是一个求大同舍小异的过程。教师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大多数教学对象的需求和意愿为
基准进行优化筛选和取舍，而不能以教师自己的实用观和效果观去代替学习者的实用观和效果观。
教师认为是实用的，学习者未必就认为如此；教师认为的教学方法乃至教学过程是有益于学生的，
但学习者未必能从中受益，甚至会适得其反，对此，尤其值得一些日本汉语教育者的反思。一般认为，语言教学是抽象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也有学习者感到语言知识的学习是深奥难解的，如何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实用性的教学内容是化解这些难点的有效方法之一。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归根结底是为学习者服务的，因此充分考虑学习者的需求，有选择地安排教学内容，从学习者的角度判断教学内容是否实用。寺子屋重实用的教育理念对当今的市民教育仍具启发意义。
3 ．素读的启示：汉语教学呼唤朗读
教学有则，但无定法。寺子屋没有统一的教学规定和要求，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约定俗成，
相沿成习，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教与学的方法，即“素读”法。
“諷誦之聲洋洋乎盈於校舍，講習之徒濟濟乎來其業者頗多矣”18），《蘆城小學校沿革志》中的寥寥数语，向我们展示了一道“集义堂”
学生朗声素读的风景线。
“素读”一词在《广辞苑》（第 7 版）中释为“放声读出文字而暂不考虑对于文章意义的理解，
19）
被视为汉文学习的第一步”；在《大辞林》（第 3 版）中释为“不考虑其意思，只大声读出文字”20）。

它是日本人在学习汉文时，着眼于学习内容，放声朗读文章、探索文章的方式，旨在不求甚解，通过多习得，自然成学问。日本儒者贝原益轩认为：调动起听觉和视觉器官，从皮到肉，由肉及骨，自骨入髓，经历多重界限，方能将文章的内容嵌入于身21 ）。辻本雅史曾对贝原益轩的这一教学理念
作了解释：“据说贝原益轩在小时候一天可以学会一百个字。即便头脑再不灵敏的人，在反复诵读中也会记住这些文字。比如说在十分钟教一个人读一百个字，这个人即使在课后也要反复练习诵读，
因为老师会在之后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检查，如果你读不出昨天学习过的内容，学习将会重复到你可以读出为止。这种训练方式就叫做‘素读’。……当经过这样身体化的训练后，学生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当一个人说出书中某段的上半句时，下一个人便可以流畅地接出下一句的内容。可以说通过‘素读’这种训练方式，书的内容已经完全印刻在人的身体当中”22 ）（辻本雅史，2018 ）。
辻本雅史将这一过程称为“文本的身体化”。聚精会神地眼读口诵的素读是实现文本“身体化”的重要手段。完成素读的训练，汉文便可通读无阻。
寺子屋中使用的多为中国经典古籍，教师一般先教学生如何断句，因此“素读”又称“句读”，
加之汉文对日本学生来说是一种外文，教师要教学生如何以与字义相同的日语来训读汉文，如，在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时，教师就要教学生把它训读成“子ノタマフク、学ンデ時ニコレヲ習フ，亦ヨロコバシカラズヤ”。尽管读来很不自然，但却呈现出特有的节奏和韵律，并由此─ 29 ─

劉乃華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文形式，即汉文训读文，这些儒家典籍也因此而逐渐演变成了日本古典的一部分。
23）
素读是寺子屋学生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的学习汉文之法，“读书必以之为本”。
“语音琅然，一
24 ）
字不蹪，一字不失，则敦加称，若或误记妄，或一纸中遗失数字者，待喑熟淹通，而后授其次”。

学生在背诵儒学经典时，要能达到正确断句、准确发音，做到既不能错读、也不可漏读。
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素读与今天的“朗读”名异而义近。汉语和日语及其它外语中都有“朗读”
25）
一词。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清晰响亮地把文章念出来”，日本的《大辞林》把它26 ）注释为“高声读出诗歌或文章等”。因此，在教与学的方式上，“清晰响亮”、“高声读出”的“朗读”，更接近于“放声”或“大声”的“素读”。需要指出的是，如今在汉语语境中拔高了“朗读”
的本义，将“朗读”更多地与艺术表演联系在了一起。正确区分“素读”
、
“朗读”
、
“朗诵”
、
“背诵”
等常用的语言教学的概念，既有助于实用又有实效的传统语言教学法的复归，也有助于今天的语言
教学步入正轨。有关这一论题有待今后作更进一步探讨。
素读是迈向儒学之路的第一步，素读的文本是训读后的古典汉文，而朗读的内容则毫无限制，
可以是国语，也可以是外语，可以是古文，也可以是今文。作为学习语言的一种形式，二者在学理
上并无二致，都需要发动身体上的眼、耳、口和大脑等器官，反复发出文本中的每一音调，以达到烂熟于心、出口成句或成章之目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无论是学习本国语言还是学习外国语言，也无论是“素读”还是“朗读”，这种“不求甚解”的学习方式都曾遭遇过批判，不少教育者认为这一读书之法过于强调记忆和背诵，有违孩子自然成长的天性，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不符合儿童的发展规律，被冠之以“囫囵吞枣”、“浅尝辄止”等“罪名”。最近几年来，日本和中国都有一些学者和教师，不断反省日本传统
的素读在母语学习和外语教育中的意义，探索与素读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朗读在语言教育中的作用。
如，在日本，平贺优子在深入阐述了素读的意义和和演变后，呼吁在英语教育中应复活传统的素读27 ）之法（平贺优子，2014，25-46 ）；清水稔则以外语教育为视角考察日本接受外国文化的历史，分析了素读等汉文学习方式对英语学习的影响28）（清水稔，2010：1-14）。在中国，陈琴引经据典说明
了素读在语言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后，指出素读之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正在进行时，最后还结合教学实例，提出了语言教学的素读模式29 ）（陈琴，2007：35-39 ）；樊璐琴、王国均梳理了日本学
界对于素读及其教学争论的相关观点，客观地指出了素读在语言学习中的功过是非，得出了素读教
学对当今中国语文教学所给予的启示，要“合理取材、循序渐进、讲究方法、注重情趣、融于情境”30 ）（ 2017：164 ）。
笔者同样认为，寺子屋的“素读”不但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有着不可磨灭之功，其教育理念及其教学方法对今天的外语教学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素读为教师顺利地开展教学奠定了基础。素读充分地调动了眼、耳、口等自身器官，润
泽了学生的视、听、说的能力。寺子屋的教师一般是按照素读、会读（集体阅读讨论）和轮读（轮流朗读后交流读后之感）的程序进行教学的。在素读时，要求学生着眼于学习的内容，大声地朗读─ 30 ─

从“集義堂”到“こまつ市民大学”

课文。学生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对所学的内容逐渐熟悉，逐步建立起对所读内容的理解，加之学
生们每天都是处于同一环境下素读，不仅自己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反复素读，也要反复聆听不同同学、
不同音色的素读同一内容，久而久之，长此以往，就会使学生的听力更加敏锐，记忆力也会不断提高。在反复素读的过程中，培养起了学生语言学习极为重要的要素 ― 语感，为教师进一步讲解课
文、也为学生深刻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其长兄小川芳树是冶金专家、东京大学教授，次兄贝琢茂树是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其弟小川环树是中国文学大家，京都大学教授。他们在孩提时代都曾随祖父学习汉文。兄弟
四人专攻有别，分别处在物理学、工学、史学和文学四大不同领域，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都名副其实、学有见“树”，素读在他们人生的启蒙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不可小觑。汤川秀
树在自传中也肯定了素读在他人生成长中的发挥出的积极作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为素读作了十分
形象生动的注脚，也值得今天的语言教学者反思：“我人生中最初的启蒙书籍是《大学》，祖父拿着
一尺有余的教棒站在课桌对面，一边用教棒的一端点击书中的文字，一边领读着‘子曰……’，我也
就跟着念叨‘子曰……’”31 ）（汤川秀树，1960：46 ），“于我而言，我在阅读中国的经书时虽不求甚
解，但收获依然很大。此后我在阅读其它读物时，就不再感到有任何文字上的障碍，这源自于我已
经习惯了汉字”32 ）（汤川秀树，1960：49 ）。
其次，素读为学生良好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
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汉语名句，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素读给学生带来的益处。对学生来说，尚未讲解就反复背诵，对所读内容不甚了解，既耗时，又枯燥。这是素读开始时
的感受，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有时会幡然醒悟，甚至会不假思索地倒背如流，实为一种颇为有效的读书之法。安藤彦太郎曾谈及他因为记住了《急就篇》中的一些汉语对话，到中国留学时竟然
“条件反射性”地用上了和《急就篇》完全一致的汉语，这段和北京人对答如流的交谈经历给了他极
大的刺激，他由衷地感叹道：“充满着古都北京气息的《急就篇》，真不愧是一部名著啊！这是我当33 ）时最为切身的感受”（安藤彦太郎，1988：43 ）。这不只是教材内容的实用性之功，也是安藤彦太郎的素读之功。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在回忆他接受启蒙教育的经历时，也说过这样一段
话：“我们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师不作任何解释，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领悟了经文中某些无法（无须）言说的神韵，然后一遍一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
本概念，像钉子一样地锲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作解释，要言不烦地点拨，就自然‘懂’了。即使暂时不懂，已经牢记在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定的阅历，是会不解自通的”34 ）（钱理群，2003：20 ）。
与母语或其它外语教学一样，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和学习，无论是在课上还是在课下，教师都应该向学习者提出大声、反复朗读语句或课文的要求，而不是只记住独立于语言内容之外的、
孤独无“语”存在着的生词，要告诫学习者不要总是拘泥于生词或语法等不解之处，要在上下句或上下文、乃至有声语言的语调之中去推敲语义，在生动有趣的语言材料中归纳语法，在体会了一段
对话或一段文章的大意时，一些不解之处也就会在朗读中茅塞顿开、迎刃而解。教师要努力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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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乃華习者朗读的习惯，改变学习者“目读主义”的外语观，为学习者勇于开口说汉语打下基础，这对日
本的汉语学习甚至日本所有的外语教学都尤显迫切。
对于汉语的初学者来说，朗读可以使学习者在朗读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模仿和揣摩，同时也可以自我监听和随时纠正自己的语言错误，还可以通过他人对朗读过程的监听，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纠正。通过“朗读—监听—纠正”这一过程的不断循坏往复，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自然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如前文所述，素读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放声的朗读也同样如此，可以增强学习者语音的感受力、语义的感受力和语法的感受力。反复地朗读还能将朗读材料迅速转移到大脑中成为长期记忆，
在这样的输入强化之后，学习者可以内化朗读材料中所包含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这在模因理论
上视为同化和记忆阶段35 ）（劉乃華，2013：263-275 ），即学习者进入到了自由表达和传输的阶段。
学习者通过朗读储备了一定的可利用的语料后，在感受了汉语的字词句义，体味了汉语的节律变化后，经过自己大脑中的磨合将其重新加以组织，将汉语的语料内化为自己的语感，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学习者的自由输出中，因此也就具备了汉语产出的能力，达到了“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境界。
汉语教学中的朗读和寺子屋的素读，在语言教学中都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有选择地、恰当地运用朗读这一教学手段，一定会使学习者们受益匪浅。在时下语言教学界热衷于运用分析性或启发性的语言教学法时，我们不应该将朗读这个传统而有效的教学手段冷酷无情地遗弃。
4 ．结语
“集义堂”是小松在江户时期面向平民开设的首家教育机构，它在开办了近八十年后演变成了如
今充满生机的芦城小学校。在 225 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集义堂”这块土地上，面向市民的“こまつ市民大学”迎来了首批学习者。时已过，境亦迁，但小松市民几百年来重视教育的民风不变。
新诞生的市民大学与历史上的寺子屋一样，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性质不变，以语言架设中日民间友好
交流桥梁的传统更不能变。
“はじめての中国語講座”和寺子屋教育一样，也是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的、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教
学模式，它有着自己特有的教学对象、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寺子屋尽管有
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保守性等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重汉学、重实学、重素读的教学理念，重视
学生实际能力培养的教育目标，都切实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观，反映出的是以人为本的教
育观，为我们今天面向市民的教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教育遗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并发扬光大。
如果说以“集义堂”为代表的寺子屋教育开创了小松平民教育的先河，那么今天的“こまつ市民大学”应该也必须是寺子屋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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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集義堂”到“こまつ市民大学”

注1 ）こまつ市民大学ホームページ：https://komatsu-coc.com/user_data/about2 ）汤浅丈太郎，《蘆城小學校沿革志》，转自《釈文錄》，加南地方史研究会・第三八号，1991：
110 （原文为汉文，标点为笔者所加）3 ）田中克佳，《「寺子屋」の起源と語源をめぐって）》，哲学第 91 集，1990：528
4）《石川縣史・第三編・藩治时代（下）・第三章・学事宗教》，1940：206-350
5 ）石川県教育史編さん委員会，《石川県教育史・第一卷・第一編・第三章・庶民教育の発達》，
1974：726 ）新修小松市史编辑委员会，《こまつの歴史》，北国新闻社出版局，2010：118
7 ）清水又男，《鄉校集義堂をめぐる人達（其の一）》，加南地方史研究会・第三八号，1991：75
8 ）清水又男，《鄉校集義堂をめぐる人達（其の三）》，加南地方史研究会・第四十号，1993：4041。（小松的寺子屋的数量、年代、分布、名称、师生情况、塾主姓名等，详见别表（一）
《小
松市周辺の私塾・寺小屋》）
9 ）今川透，《鄉土小松に於ける社会教育 ― 寺子屋「必下書院」の研究》，小松市立博物馆《研究纪要 26 》，1989.3：37
10 ）大西勉，《郷土の漢詩：小松の自然と歴史を詠う》，北陆美术出版，1990
11 ）《石川縣史・第三編・藩治時代（下）・第二章・儀式習慣・第一節・典禮》，1940：129
12 ）《石川縣史・第三編・藩治時代（下）・第二章・儀式習慣・第二節・風俗》，1940：143
13 ）王顺洪，《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14 ）六角恒广，《近代日本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不二出版，1994：40-50
15 ）石川県教育史編さん委員会，《石川県教育史・第一卷・第一編・第三章・庶民教育の発達》，
1974：7316 ）石川松太郎，《往来物の成立と展開》，雄松堂出版，1988
17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制，《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大纲》（一级），商务印书馆，2009：1
18 ）汤浅丈太郎，《蘆城小學校沿革志》，转自《釈文錄》，加南地方史研究会・第三八号，1991：
110 （原文为汉文，标点为笔者所加）19 ）《广辞苑》（第 7 版）
，岩波书院，2018：1719
20 ）《大辞林》（第 3 版）
，三省堂，2006：1478
21 ）贝原益轩，《慎思录》卷第四，转自辻本雅史，《「江戶」から教育を考える》，教育学研究論集・
第 8 号，2013：104
22 ）辻 本 雅 史，《 江 户 时 期 的 日 本 人 如 何 学 习 中 国 经 典 》，澎 湃 新 闻，2018.10.26 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50169
23 ）文部省总务局编，《日本教育史資料・壹》，1904：148
24 ）文部省总务局编，《日本教育史資料・壹》，1904：208 （原文为汉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33 ─劉乃華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2016：779
26 ）《大辞林》（第 3 版）
，三省堂，2006：2716
27 ）平贺优子，《訳読・音読へと続く「素読」の歴史的変遷》，慶應義塾外国語教育研究 11，2014：25-46
28 ）清水稔，《外来文化の受容の歴史から見た日本の外国語学習と教育について》，文学部論集 94，
2010：1-14
29 ）陈琴，《素读经典》，人民教育 21，2007：35-39
30 ）樊璐琴、王国均，《日本学界对素读及其教学的争论及启示》，教育评论第 1 期，2017：164
31 ）汤川秀树，《旅人─湯川秀樹自伝》，角川文库，1960：46
32 ）汤川秀树，《旅人─湯川秀樹自伝》，角川文库，1960：49
33 ）安藤彦太郎，《中囯語と近代日本》，岩波新书，1988：43
34 ）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
35 ）劉乃華，《朗读教学的模因理据》，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 44 号，2013：26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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