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 教授/李玉 教授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元主任/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原主任
北京大学現代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元中国側主任/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 原中方主任:::::::::::::::::::::::::::::::::::::::::::::::::::::::::::::::::::::::::::::::::::::::::::::::::::::::::::::::::::::::::::::::::::::::::::::::::::::::::::::::日

時 ：2022 年 3 月 15 日

时间 ：2022 年 3 月 15 日

場

所 ：北京市内

地

点 ：北京市内

使用言語：中国語使用语言：中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生い立ちと大学時代

１．人生历程与大学时代

２．卒業後の歩み

２．毕业后的经历

３．主な研究方向と成果

３．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４．北京大学現代日本研究コース

４．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1)設立と沿革：3 つの発展段階(1)创立及沿革：三个发展阶段(2)30 年間変わらないこと(2)30 年始终如一

(3)協力体制(3)合作机制(4)ハイレベルな講師陣(4)高水平师资力量(5)熱心な学生(5)勤奋好学的学员(6)三大学フォーラム(6)三校研讨会

５．今後への期待と展望

５．对今后的期待与展望:::::::::::::::::::::::::::::::::::::::::::::::::::::::::::::::::::::::::::::::::::::::::::::::::::::::::::::::::::::::::::::::::::::::::::::::::::::::::::::::【本文】※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１．生い立ちと大学時代/人生历程与大学时代
我是 1940 年 2 月 15 号生人，我的原籍是天津市宁河县，但是我从小是在东北辽宁省抚顺市长大的，抚顺市是中国有名的煤都。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抚顺念的。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的父亲我们中国叫职员，按照现在的话就是公务员，或者是サラリーマン，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但是我在
抚顺上的学校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我念中学的时候，我的人文方面课程成绩比较好，数理化也不是不好，稍微兴趣不是特别浓厚，我也喜欢读一些历史的书，所以我就选到了历史系。1959 年的 7 月份我从抚顺市的第二中学毕业，同年就参加高考，1959 年的 9 月，我就进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北大的文科是 5 年制，理科是 6 年制，北大历史系当时有三个专业，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
我是在世界史专业。我们当时是这样，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的是基础课，主要是学两门通史，《中国通史》

1

和《世界通史》，还有《古汉语》等等的基础课。然后到了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就学专业课，所谓专业课就是地区史，国别史。
当时我们世界史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欧美史，一个是亚非史。我当时就选择的是亚非史。亚非史
我听的课主要是跟亚非国家有关系的，比如说非洲史，这是区域史。还有国别史，比如说日本史、土耳其史等。当时我选了一门叫《日本近代史》，《日本近代史》讲述的老师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学者周一良。
周一良教授是我们国家日本史研究领域元老级的教授了，是很有名的。我们那时候讲中国有三大家，一个
是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南开大学的吴廷璆，吉林大学的邹有恒，这是三位解放以后我们称为新中国日本历
史研究的元老级的人物。
所以我听了他大概一年的课以后，我就对日本史产生了兴趣，我就读了一些日本史方面的书，我当时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跟日本史有关系的。当时我写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战前日本的法西斯化的进程，北京大学图书馆旧的期刊杂志很多，我除了看中文的参考书，也看了一点俄文的参考书，还有好多资料是
到大图书馆去看旧期刊，就根据这些资料写论文，因为大学毕业论文要求不是很高。
那个时候中文翻译来的日本人的著作主要是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还有俄国学者的著作，大概有一两本日本史著作，其他就比较少了。关于古代史的资料就更少了，另外学习古代史还需要学习日本的文
言文，日文叫“候文(そうろうぶん)”，那个比较难。近现代史离我们比较近，特别是近代史是从明治维新开始，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明治维新，所以从那以后就选择了研究日本近现代史。
２．卒業後の歩み/毕业后的经历
1964 年我 9 月份大学毕业以后，当时的工作岗位不是自由选择的，都是国家分配，我就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了。但不久，我就到郊区参加了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中国叫“四清运动”，毕业以后我们
是作为工作队员到北京郊区，先是在机场附近的天竺公社，后来就到昌平县马池口公社，就在这儿搞了 2
年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 年 6 月我回到北大，然后就是文革 10 年了，所以这一段基本上就没有从事教学和科研。
1976 年 1 月到 7 月，我回到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日本近现代史培训班”，那个时候是请了日本很有名的教授井上清，他在北大给我们讲课。当时全国比如吉林大学，南开大学，还有北京大学，大概有 20 多个老师都来听他讲课。我们学了半年的日本史，这个对我本身的日本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到了 1977、1978 年，中国就开始改革开放了，那时候又恢复高考。我的教学主要是讲授一些比如亚洲现代史，日本近现代史，还有日本政治制度史这类的课。我研究的主要的领域是日本政治，日本近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这就是说我的教学也好，研究也好，就已经跟日本有了不解之缘。
那么研究日本是首先学日语，我们东北地区从初中开始学外语，但是学的都是俄语。我在抚顺小学的时候，没有日语的学习环境。大概我的父辈或者是再上一辈人，因为抚顺当时属于伪满洲国这个地域，我听老一辈的人讲，可能念小学的时候都是强迫他们学日语，但是到了我这个时候就不学日语了。可是在抚顺就留下了很多日语的残（留）语。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抚顺有露天矿，采了煤以后用小的煤车把煤运
上来。那个车我们抚顺人都管它叫“轱辘马”，实际上就是日语“くるま”的意思。这种话我们东北叫协和语，这种语言还是有的，但是我现在都忘了。

2我的初中、高中学的是俄语，高考考的也是俄语。我进了北大以后，这 5 年学的也是俄语。到了1977 年以后，我就开始自学日语，请了一个日语系的学生来教我日语。后来 1978 年的时候，我花了一年
的时间，到现在的外国语学院，那个时候叫东语系，我到该系的日语专业听课，在那专门听了一年的课。
1979 年我参加了教育部的全国的日语考试。这考试的目的是选派到日本进修的老师。我参加了考
试，合格以后，我就成为叫赴日留学进修的预备人员。1981 年的 2 月份到 6 月份，我到了现在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实际上是强化班，一天到晚上阅读课、听力课和口语课，授课老师
都是日本老师。
那个班结束以后，1981 年的 9 月，我就到了日本的京都大学文学部，一直到 1983 年 9 月份，研修了两年。通过这一串的日语学习，基本上我的日语就达到了一般的水平，阅读没有问题，普通的可以做一些
交流，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因为我不是日语本科出身的，所以日语水平还是一般，就是“まあまあですね”，但是基本上交流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学日语的经历。
1981 年的 9 月到 1983 年 9 月我到京都大学研修，研修期间我的指导教官是松尾尊兊（まつお たかよし）。松尾教授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师，他是京都大学文学部现代史教研室的负责老师，他主要是研究大
正时期的大正民主运动，即“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他在这个研究领域是比较权威的。他主要讲述的是大正时期的历史，按照日本分期就是“昭和史的前期”，实际上就是战前史，1945 年以前的历史。他基本讲述的
大概是从 1912 年到 1922 年大正时期和 1926 年一直到 1945 年的昭和前期。我主要是听他的课，我听两门课，一个是他讲授的，另外一个他有主持的“ゼミ”，我参加他的“ゼミ”。这样对我的帮助也很大。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就给我的日本史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
３．主な研究方向と成果/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我 1983 年 9 月份回国以后，我的日本史研究大概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我个人的主要研究重点是“大正民主运动和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我撰写的的主要论文，一个是《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大正民主运动》i。另外一个就是《试论1924—1932 年的日本政党政治》ii，还有一个是《论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护宪运动》iii。关于“日本的法西斯化”的成果主要有两篇论文，《30 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iv，还有一篇就是《30 年代
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v。这个是这个专题的代表作。
到了 20 世纪初，一直到 2012 年，我主要研究中国的日本研究，就是中国是怎么研究日本的。当时最主要的出了两本论文集，一本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vi，这个主要是讲了从古代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中国研究日本史的一些情况，包括中国人是怎么样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怎么研究日本明治维新
的，还有一战到二战期间的日本，战后的日本，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还有一本是《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vii，这个主要是讲述了清代以前，1868 到 1914，1914 到 1945 以及战后几个时期中国人是怎么研
究中日关系史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viii。这个主要讲了明代以前，还有明代、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几个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情况。
到了 2005 年以后，一直到 2016 年，我主要是研究中日的相互认识。为什么研究这个专题？这个专题主要是 2005 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日报》，北京大学，还有日本的一个民间团体叫日本言论 NPO，这三家联合举行了“东京-北京论坛”。2005 年第一届论坛是在北京开的，论坛要求开会之前，中日双方要进3

行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比如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的，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和我们院里另外一个老师负责中
国方面的民众舆论调查，2005 年是第一届，2006 年，2007 年连续三届我基本上都参与了调查，然后我们
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在这三届论坛上，我就舆论调查的情况做了报告。这个论坛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办，每年一次，我就参加了前三届。这样引起了我的兴趣以后，我开始研究中日相互认识的问题。我主要有两篇比较重要，一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年来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以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例》ix，还
有一篇就是《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及其思考》x，这篇文章是 2016 年发表的。
因为我 2005 年 7 月份就正式退休了，所以从 2005 年以后，基本上就做一些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服务工
作，我本人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研究了。
４．北京大学現代日本研究コース/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1)設立と沿革：3 つの発展段階/创立及沿革：三个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是从 1990 年 9 月份开始的。最早是教育部跟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一个合作项目。当时教育部国际合作司跟国际交流基金会签了协议以后，我们这个研究班是作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一个分支来做。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当时主要是偏重于日本的语言和文化。为什么在北大办？因为到了
北大以后可以偏重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当时主要是经济。刚开始办的时候，北大现代日本研究班
是委托经济学院来办的。
大概到了第九期我才接手这个班。我是 1998 年的 9 月份接受的，之后，这个班就从经济学院转到国
际关系学院了，当时我担任亚非所所长。亚非研究所与国关学院合并以后，这个现代日本研究班就具体由国际关系学院来运作了。
我接手是 1998 年 9 月份，大概一直到 2012 年的 5 月份我卸任。这个日本研究班从学员的变化来讲
大概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大概有 10 期，这 10 期是干部班。干部班就是从
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机关团体、研究机构，选拔一些年轻的干部，大概每次选拔 20 个人，到这个班来学习。招生的时候，我们是在报纸上发广告，各地的青年干部把简历投来，我们进行审查，日本叫书类审查，通过审查从中来选拔的。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好像没有面试，因为报名者都在外地。
最早经济学院管理的时候，最初是一年制，后来就变成半年制，到后来好像就变成三四个月了。学习时间缩短了，我接触的是第九期，那时每年 3 月份招生，学习到 5 月份，然后到日本研修半个月，就毕业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1 年到 2005 年，这个班这个时候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干部班的招生这个事比较困难。另外加上我们学校也有要求，即作为北大办的日本研究班，北大学生还是应该参与一下。所以这个班从 2001 年开始，只招收 10 名干部，然后招收 15 名北大的研究生，研究生当中有 5 名是博士，10 名是硕士。所以这个班我们一般叫做混合班，就是干部与研究生的混合班。课程的内容、教学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跟干部班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一个干部班，一个研究生班，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课程对象不一样，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从 2006 年开始全部就改成招研究生了，而且主要是招博士生。从 2006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班就叫博士生研究班了。最早是从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法学院等五个学
院中选拔，学制变成一年，每年大概九、十月份招生，面试合格以后就开班，大概基本上从 10 月下旬开
始上课，由中日方老师上课。我们这个叫秋季学期，到了第二年的 3 月份开始叫春季学期即下学期又开始4上课，上到大概“五一”前后，5 月份上旬课堂教学结束，5 月的中下旬到日本研修两周，然后毕业。每个
学员给 6 个学分，日本叫単位，就是给 6 个单位，因为是博士生班，所以当时名字对外就改成叫“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实际上还是日本研究班，一般我们现在都叫博士生研究班，大概是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到了 2012 年 5 月，我因为已经年纪大了，所以就交接了，就由李寒梅老师担任中方主任教授。
(2)30 年間変わらないこと/30 年始终如一这个班虽然学员的构成变化了，但是有几个是一直坚持下来不变的，第一个，办学的宗旨和办学的目的是没有变化的。干部班，我们主要目的是学员到了北大以后，通过这个班扩大他们的知识面，扩大他们的视野，因为虽然他们有实践经验，但是需要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这样来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回到单
位以后，能够促进他们的工作，当时叫为了“四个现代化”，为现代化去努力工作，这是我们干部班的目的。研究生班的目的就很明确了，特别是博士班，就是要扩大他们的知识面，扩大他们的研究视野，提高他们的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能力，提高他们自己的学术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更好地了解日本、研究日本，培养研究日本的人才，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实际上就是培养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人才，以上基本上我们举办这个研究班的目的。这两个宗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第二个，我们的办学方式和办学内容是没有变化的。办学方式最主要的是理论跟实践相结合，理论就是我们这个班不管是干部班也好，研究生班也好，有一段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主要是让研究领域要宽，涉及面要宽。另外要多样化，注重中日相互的比较，使这个课程有前瞻性，有前沿性，因为有交叉学科，这
样能够使我们这个班的课程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当时的课程主要是分三个领域，一个是中日经济，一个是
中日的法律和文化，还有一个是中国和亚洲、日本和亚洲。
大概是这样，我简单说一下。第一类课程主要是中日经济，主要是包括日本的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企业管理、金融。第二类课是中日行政和法律，主要包括现代化与政府科学决策、行政机构及其改革、人事制度及其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法制化、经济法、行政法及其运用、社会保障制度。第三类课是中国、日本与亚洲，包括日本现代化的过程、日本的国际化、中国改革与亚洲、中日关系与亚洲、中日文化比较。具体课程很多，比如第四期就有 21 门课，中方老师讲授 11 门，日方老师讲授 10 门，所以这个课
程内容还是领域很宽的、很丰富的。
实践课就是访日研修，访日研修基本上是两周左右，组织学员到日本的国会、学校、企业、博物馆、
名胜古迹，在这个过程当中与日本的各界人士开展交流。访问地以东京为中心，还有关西、京都、大阪、
神户，北九州，有一次还去到新泻，访问的地区还是很广泛的。参观的领域也较宽泛，参观一些日本的博物馆，比如地震博物馆，观看日本的大相扑，享受日本的温泉文化，还有日本的食文化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让学生从各个方面来亲身体验，这样把课堂教学跟实践结合起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按照我们中国说的，有一个强大的师资队伍是不变的。我们这个班基本上聘请的都是中国跟
日本的一些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有一些是政府的官员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这些专家和学者应该说都是很有名的，学术水平都很高。比如第四期的时候，中日双方的教师有 22 个人，其中中方是 12 个人，日方是 10 个人，这个队伍一直没有变化。

5(3)協力体制/合作机制
我谈一下现代日本研究班在运营过程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班中日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很成功的合作沟通机制。这个班最早的管理者，日方一直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总部和北京事务所，中方是教育部国际合作司亚非处。开始这个班是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教育部国际合作司签订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每年有一次协调会，每年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参加协调会的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总部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北京事务所的负责人。中方是教育部国际合作司的负责人，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领导，北京大学的校领导，还有中方、日方的主任教授和有关人员。每年有一次这个协调会，总结前一年的工作，然后讨论下一期新一年的工作。这个机制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运作是很顺畅的。
到了是 2006 年变成博士班以后，就由北京大学直接跟国际交流基金会签协议了，这样交流就更方便了。从北京大学的体制来讲是由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负责，具体的由研究生学院和国际合作部来操作，然后
由国际关系学院的几位老师，包括中方主任教授和一些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北京大学这个体制是比较顺畅的。国际交流基金会是由总部、事务所还有日方的主任教授，基本上我们也是每年有一个协调会。这
个协调会是要总结前一年的工作，讨论下一年的工作，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交流及时解决。平时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现在是微信沟通，以前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相互沟通。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合作协调是很顺畅的，合作的也是很顺利的。
所以说在北京大学中外合作交流方面，我们这个班从 1991 年一直延续大概 30 多年了，这么长时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班，或者说是一个中心也好，在北京大学不能说唯一，但是很少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
成功的，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点。
(4)ハイレベルな講師陣/高水平师资力量
第二个，我们这个师资队伍，中方也好，日方也好，任教的老师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敬业，老师都是认真地备课，讲课也都是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际，提供很多参考资料，很多参考书，这样就能够把知识很好地讲授给同学，而且课堂有一个互动，老师讲课完了以后，学生提出很多问题，讲课老师都做认真的回答，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老师都非常的认真。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两位老师，一个是我们中方的刘德有
教授，刘德有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原来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后来又担任我们中华日本学会的会长，他还是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一直担任我们中方的讲座教授，讲中日文化交流。老先生现在都
90 多了，还是坚持给我们上课，这种精神是非常令人赞叹的，而且他讲课深入浅出，讲得也非常好，老先生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跟学生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好。当然中方其他老师也不错。
日方老师就是堀江正弘先生，他是日本总务省的一个高官了，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副部长级了。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担任现代日本研究班的老师，专门讲日本的行政。他也是非常的认真，讲课资料详
实，很受同学的欢迎，而且跟我们的关系处的也很好。我到日本访问的时候有时也到总务省去拜访他，课外我们也有很多交流。他跟我们的中方学员、中方老师关系也很密切。总而言之就是日方老师，特别日方老师跟中方学员的关系都非常的融洽。每次讲完课以后，大家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关系非常融洽。到了日本以后，每次国际交流基金会举行欢迎会的时候，好多老师都参加，大家见面以后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点我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
(5)熱心な学生/勤奋好学的学员
最后第三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的学员。学员我觉得概括起来就是认真、勤于探索、勤于思考。
我们的学员无论是干部班的学员，还是研究生的学员，从课堂教学来讲，大家学习都是很认真的，听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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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认真记笔记。特别是互动这个环节，学生很踊跃，每次我们的交流时间都延长，老师讲完课以后大概
一般都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总是感觉到不够，话题总是说不完，要交流的，提的问题很多。所以这个就
反映了学员很善于思考，求知欲很旺盛。我是一个老师，作为一个老师，学生的求知欲越强，老师当然越高兴了。所以我想从学员的态度来讲，课堂的气氛是非常的活跃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样通过学习、通过课堂教学以后，学员基本上从多角度地了解了有关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通过跟老师的这种相互交流，开阔了眼界，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所以课堂教学学员的努力和思考效果是很好的。
另外也有必要提出来的就是访日研修，可以说访日研修对大家帮助是相当大的。通过几个月的课堂学
习，到了日本以后，实地地通过参观日本的学校、企业、博物馆，跟日本的各界人士交流。特别是干部班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期最后两天有一个家庭访问，即最后两天在日本家庭里住一晚上，跟日本的民众直接
地交流，这个交流是非常直接的，收获是很大的。到了博士生班以后这个家庭访问就没有了，但是每次都有一个跟日本学生的交流，比如与东京大学或其他有关大学的学生有举行研讨会，相互交流。所以这样通过实地的参观和日本有关人士和学生相互地交流，这样使学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传统、人文环境，以及政府部门的运作、先进的科学技术、城市管理和环境治理等等。所以访问回来以后，学生感受
很深，都要撰写访日的小结，谈谈感想和体会。这些体会的共同点就是从感性上和理性上都加深了对日本
的了解和理解，增强了学习他人之长的紧迫感，增进了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推进中日交流的责任感，所以这一点收获是很大的。
在干部班和混合班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学生回来以后开座谈会，大家谈一些感想。到了博士生班以后，每个学员回来以后都要写一篇访日的感想，另外还要写一篇论文，这个对他们帮助很大。特别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研讨会的环节，博士生班每期都有一个内部的研讨会。首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选出发言人，发完言以后大家进行讨论，由老师进行总结。因为我们这个班开始是从北大 5 个院系，后来大概增加到 8个院系，现在好像 11 个还是 12 个院系中选拔出来的。来自各个院系的学员领域不同，所以这种相互交流
可以取长补短，所以彼此之间这个交流很重要。
(6)三大学フォーラム/三校研讨会
我们从 2007 年开始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合作，每年举行一次两校博士生的研讨会，到 2009 年复旦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博士生也参加了，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称之为三校博士生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一直延续
到最近，今年好像最近刚举办完。这个研讨会每次轮流在三个学校举行，现在因为疫情都是线上的了，这
个研讨会我觉得范围扩大以后，研究生的视野就更广了。因为南开日本研究院的学生主要是研究日本的历
史、文化、经济这些方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学生主要研究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而北大的学
生学院不同，专业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样三个学校这种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研究是很深入的。同时每届
的学生都要提交一篇论文以后，我们将论文编辑成册，出版，书名是《北大未名研究论丛》，每期一册，这个研讨会和《论丛》就给学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想我刚才讲这三点基本上是我们现代日本研究班成功的原因。所以日本班能够坚持这么三十多年下来，跟我讲的这三点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日本班通过这三十多年来的运作，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中日文化交流的机构，应该说我们还是有所贡献的。今年正好是日中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我们还是应该共同努力，继续把这个班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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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今後への期待と展望/对今后的期待与展望
我研究中日认识，主要是从古代一直到 2000（2010）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年左右。我主要是研究日本古代、近代、现代，中日之间相互认识。总的趋势是这样，从古代讲，因为中国文化发展比日本
稍微历史悠久一些，基本上日本的对华观，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羡慕的慕，就是慕华，对中国还是很尊敬，特别隋唐是学习中国的。到了近代以后，由于中国落后了，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华观发生变化，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对华的蔑视。到了 90 年代以后，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日本以后，尤其是2010 年以后，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力有了变化，日本人就产生了一种焦虑感，所以对华就出现了一些“中国威胁论”等等，中国人对日本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还是应该向日本学习”的态度，但是同时还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古代的时候日本对中国是仰视，近代以后是日本对中国是俯视，到了现
代基本上是一种平视，相互是这样一个关系。
中国的研究方法跟日本的研究方法稍微有些区别，日本人比较注重微观，中国人比较注重宏观。所以我觉得中方应该加强对日本的人文基础研究，包括对日本的历史、传统文化、日本的国学，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但现在研究现状的比较多，现在正在改变，比如研究日本的古代史、日本的文化，这方面渐渐多起来了。所以我想这点应该是慢慢地改变。1990 年的 3 月到 1991 年 3 月，我在明治学院大学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我主要在那用日语讲授中日关系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2000 年的 3 月到 2001 年 3 月，我又在日本的信州大学做了一年的教授，主要讲授中日关系史。实际上我在日本大概长期的驻在加在一起是四年，京都大学待了两年，明治大学待了一年，信州大学待了一年，差不多十年去一次日本。所以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深深地感觉，民间交流特别是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的现
代日本研究班是很好的一个形式，所以今后中日交流不管政治关系怎么样，这种民间交流，特别是我们学者之间的交流，是不能够中断，应该继续的，大家应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研讨。我觉得这点对于促进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还是有很好作用的。
i

李玉《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大正民主运动》，《外国问题研究》，1986 年第 1 期

ii

李玉《试论 1924—1932 年的日本政党政治》《世界历史》，1990 年第 3 期

iii

李玉《论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亚非研究》，第 6 辑，1996 年

iv

李玉《30 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世界历史》，1984 年第 6 期v

李玉《30 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世界历史》，1987 年第 3 期

vi

李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

vii

李玉《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

viii

李玉《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

ix

李玉《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年来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以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例》，《亚太研究论丛》，第九辑，2013 年
x

李玉《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及其思考》《亚太研究论丛》第十二辑，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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