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平 教授/徐一平 教授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元主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原主任:::::::::::::::::::::::::::::::::::::::::::::::::::::::::::::::::::::::::::::::::::::::::::::::::::::::::::::::::::::::::::::::::::::::::::::::::::::::::::::::日

時 ：2022 年 1 月 5 日

时间 ：2022 年 1 月 5 日

場

所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地

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使用言語：中国語及び日本語

使用语言：中文、日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日本語との出会いと北京外国語学校の恩師

１．结缘日语与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恩师

２．大学入学から大平学校まで

２．从考上大学到“大平班”

３．日本留学３．日本留学

４．教育と研究

４．教育和研究５．東アジア日本研究フォーラム

５．东亚日本研究论坛

６．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の思い出

６．回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７．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

７．关于中国的日本研究:::::::::::::::::::::::::::::::::::::::::::::::::::::::::::::::::::::::::::::::::::::::::::::::::::::::::::::::::::::::::::::::::::::::::::::::::::::::::::::::【本文】※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１．日本語との出会いと北京外国語学校の恩師/结缘日语与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恩师
我学日语应该时间比较早，我是小学三年级 10 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日语了。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也没有什么外语的背景，我父亲当年是邮电部——日本でいうと、郵政通信交通省——的一个
工程师，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当时北京有一所外国语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叫北京外国语学校，和长
春外校、南京外校一样，是同时大概在 1963 年左右成立的。它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招收学生，通过初中、高中，大概十年一贯制来培养外语人才。当时它通过北京各个区的学校来推荐一些在二年级比较聪明，比较优秀的孩子来上学，当然要通过家长的同意。我父母觉得从小如果能学一门外语，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有好处，所以就同意了，让我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学校。虽然有学校推荐，但是还是要经过考试来选拔。填报志愿的时候，当时我小学三年级大概是 1965 年，中日之间还没有恢复邦交，作为孩子当时没有自己的志愿，一般都是家长来报。因为没有两国的外交关系，问了一下我们周边后来学日语的同学，几乎没有家长说主动报日语，都是报英语，顶多有一些家长可能考虑到法语、西语，作为比较广泛的语言来报。我们那时候是文革前，国家是计划经济，学校既然决定要招收日语学生，肯定要组成日语班。就从报考其他专业
的学生当中来分配，家长也要填“服从分配”。实际上我是服从分配，后来就编到了日语班。
北京外国语学校是一个历史发展比较复杂的学校。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它后来变成了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外国语学院。我们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日语。1966 年就文化大革命了，学了一年马上就休学

1

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又过了几年复课闹革命，我们又继续开始学习，大概学到中学毕业，相当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了以后，我被分配到普通中学去当老师，教日语，后来恢复高考了，我觉得还需要再学
习，就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学习日语，后来毕业留校。大概是这么一段经历，可能不同于其他研究者，我开始比较早，后来上了大学，再上研究生，再去日本留学，逐渐地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了一个研究者。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德地老师，2019 年大概是 95 岁。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从
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很多同学都受过她的语言教授，因为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作为日本籍的日本派
来的，严格地说现在叫专家吧，很少很少，德地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他的先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聘请的一位专家，也是日本人。文革前，中日之间还没有建交，当时我们聘请的专家都是中国通过日本共产党或者是一些友好人士聘来的。她先生被派往国际台，她就和先生一起带着孩子到中国来。德地先生在日本做过幼儿园的老师，所以她有一些教授的经验，而她自己也愿意工作，就通过北京市教育局聘请到北京
外国语学校来当老师，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受过德地老师的影响。
（后来）在“大平班”的时候，记得佐治圭三先生曾问过我，说“徐一平，你学日语学这么长时间，你去过日本吗？”我说“没有去过日本”，“どうして日本語がそんなに綺麗？（编注：你的日语为什么说得那么好？）”这还是承蒙德地老师从小就教我们。1995 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本纪念德地老师的书，这本书怎么成型的呢？这背后有一个故事，就要提到《人民中国》杂志，2017 年，就是 5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的时候，《人民中国》做了一期特集，当时请了 8 个人来做的。8 个人里边有刘德有先生，张云方先生，有我和靳飞先生。日本方面有南村志郎先生、沖村憲樹，还有星谷秀幸先生、大平裕先生等，那年正好我获得了“日本外务大臣奖”，我就从这个奖的角度来谈了我自己。我的题目叫「日本語に出会って、50 年」i，当时正好我是学习日语 50 年，我就写到这里边了。
文章里我提到了我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时候，遇到了德地老师，德地老师教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德地老师的三个孩子在北京从中学长到大学，就跟中国人一样，其小儿子德地立人后来成为中
信公司的日方顾问。他看到了这篇文章，就拿给他妈妈去看，那个时候德地老师已经住到“老人ホーム（编注：养老院）”了，德地立人说，“你看当年你的学生在给《人民中国》写的文章里还提到你了”，她就
看这个文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德地老师读出来了。読み上げたんです。说明她非常高兴。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都想起了德地老师，就为她出了一个纪念集子。她教学生的时候，非常的认真，那个时候她也不会中文，她因为教过幼儿园，她会在黑板上画画。比如说“地主”，她不写，
她会画一个人戴一个瓜皮帽，地主，坏人，这样来画画。德地老师在 97 岁的时候去世了，她是我们北京外国语学校永远忘不了的一位老师。
２．大学入学から大平学校まで/从考上大学到“大平班”
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以后，去当北京的中学老师了。恢复高考以后，我作为 77 级考生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说是 77 级，实际上 1978 年 1 月，当年是春季开学。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来看，文革期间一
直没有招收考试上来的学生，也缺乏师资。所以我们上了一年多以后，大概在 1979 年的 5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决定让一批学过外语的学生——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我们北京外国语学校当时的毕业生，我们都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过七、八年的外语，有日语、英语、俄语、法语、西语都有——让这批学生提前毕业。
其实作为我们当时也不是很心甘情愿的。好不容易盼到了 77 级恢复高考，我们刚上大学一年多就毕业了，而且毕业要留下来当老师。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是太愿意再当老师，还是愿意去2

做一些，比如学了外语，做点外交工作等等，所以也不是很情愿。但是学校当时要求服从分配，最终我们这些人都留下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了老师。
但是学校还是很重视这批同学的，后来让我们上了第一批研究生。我是 1979 年大学毕业，1979 年马
上就跟上了第一批文革后招收的研究生，就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日语系上了研究生。上了研究生以后又赶上了“大平班”，“大平班”是 1980 年开始开办，正式的名称应该叫“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是教师的身份了，1981 年我作为第二期大平班的学员在那里学习了一年。我遇到了很多日本著名的语
言学家。像我们都非常钦佩的金田一春彦先生，还有主任教授佐治圭三先生等等，遇到很多一流的学者。
我们当时在“大平班”都算岁数很小的，作为年轻的一个学生来讲，特别希望继续深造。
第一次去日本的机会就是“大平班”，当时“大平班”的计划是一年的研修时间，其中有一个月是访日研修，这对当时中国的日语老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我从 10 岁就开始学日语，文革以后考大学，77 级上大学，上大学我提前毕业，学日语有 10 年左右了，但是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不光像我这样的年轻的老
师没有去过日本，我们同期的“大平班”里边有很多年长的老师，文革前就开始教日语，到“大平班”的时候，这些老师有的都四五十岁了，快教了一辈子日语了，但是也从来没去过日本。所以“大平班”的这一个
月的访日研修是非常宝贵的，对我个人来讲也是第一次去日本。过去在书本上，到了“大平班”，有老师用
影像告诉我们日本是什么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去过日本。
我去日本是 1981 年，“大平班”第二期，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80 年代初期的中国和日本相差太大了，尤其在经济条件方面，我们去的时候，日本很重视这个代表团。那个时候去日本看到的什么都很新鲜。比如说简单地举一个例子，“スーパー”，超市这种形式，在中国当时是完全没有的。买东西都是隔着柜台，里边有售货员，“你给我拿那个看一看、拿这个看一看”。而且当时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都会调侃，说在中国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虽然柜台上有，我说要那个，售货员跟你说“没有”，柜台上只是摆着这个东西，并不出售，中日经济条件相差很远。但是到日本去看超市，东西
可以随便拿，什么都有，这个对中国人冲击很大。
同时我也看到了很多日本先进的教学条件，图书馆等。同时期的中国的很多图书馆，比如说大学的图书馆，书库学生是不能进去的，要填好卡片，图书馆的老师到里边去找，找半天出来，又没有，说这个书已经被谁借走了。但是日本大学的图书馆，学生、老师都可以随意地到书架前面去拿书，即使是书库里的东西，当时也让我们去看了，那时日本已经发明了機械で書庫から本を運ぶ（编注：从书库用机器拿书过来的）、这个“システム（编注：system）”。
我还看到了很多日本的新的教学方法。我们还去参观了很多日本的企业。当时去过日立，去过日铁，1978 年邓小平已经去参观过日铁了，在千葉那儿，讲解员告诉我们当时邓小平走过的线路，“鄧小平ルート”等等，这些真是大开了眼界。
所以第一次去日本以后，对我这样一个从小学习日语的学习者来说，觉得日本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需要我们去理解，这些增强了自己如果有机会一定去日本留学深造这样一个信念。
３．日本留学/日本留学“大平班”后来有了一个推荐留学的这样一个制度，我作为第二期学员就被推荐。但是当时推荐也是推
荐给日本文部省，根据它在全国的一个安排来通知我们去哪个学校。后来我接到通知，我可以作为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的学生去日本留学，学校是神户大学。我在“大平班”的时候，有一位神户大学的派遣教授，他3

是日本汉语研究的一个很优秀的教授，叫中川正之，当时我在大平班接到了通知以后，我就跟中川老师探讨过这个事情，他给我讲，神户大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而且神户大学在当时日本的教育改革当中是走在前面的，比较积极地面向国际化，很积极地接受留学生，对留学生开放博士课程招生也是比较早的一所学校。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想一直最后读博士学位，但我在神户大学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我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在神户大学学习的。
硕士期间，我选择了“日本语”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但是在日本的学科分类上，“日本语”叫“国語学”，所以我被分到了文学部的“国語国文”专业。接受我的一位导师叫尾上圭介，这位先生是当时日本国语学界
的一位新秀，他比我其实也就大 8 岁。当时我大概是 26 岁左右，尾上先生也就是三十四五岁，但是他已经是神户大学的副教授了，而且是非常的锐气，对学生非常的严格。他是东大毕业，东大硕士研究生，然后就留校当助教，30 多岁就到神户大学做副教授。后来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他也就是 40 岁不到又回到东京大学，最后在东京大学做教授在东京大学退休，现在是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是一位非常精英的学者，“エリート”，他对学生非常严格。当时我记得在上他的演习课，在中国当时还很少有演习课的，自己要发表，要准备。发表的时候他会随时地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像我们有时都回答不上来，记得在班里有中国去的女留学生被他问得都哭了，但是他也毫不放松，在学问上非常的严厉。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课的时候从来没有课本。我就非常钦佩，真正的大学者在讲自己还没有成型
的最尖端的，他在脑子里还在思考的问题，这就叫“最前線”，最前沿的学问。他没有课本，也还没有成稿的论文。尾上老师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也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学者讲的都不是书本上和写成论文的东西，如果书本上和论文上已经有了的话，你去读就可以了，我要讲的是还没有最终有结论的东西”。
对当时我只是一个学日语的一个学生来说，就都要做笔记。如果不记下来，没有地方去找复习的材料。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做笔记对我来讲是一个最严厉的考验。日语终归不是自己的母语，又学的是一门新的学科。虽然从 10 岁就开始学，但是作为“国語学”，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新的学科。我为了学习就拼命地做笔记，尾上老师平时也是很关心留学生的，经常带我们去吃个饭、喝个酒。他走过来翻看我的笔记，“おお、徐君、綺麗にメモをしていますね（编注：徐同学笔记做得很漂亮）”。我把他一学期的课都做了笔记，回来也整理，尾上老师说“你把笔记借给我好吗？”，我说可以，后来尾上老师被派到“大平班”来讲课，听说他曾经用了我的笔记来给“大平班”的同学上课，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很好的一位老师。
他对学问严谨，苛刻，追求极致，发表也好，论文也好，一定要符合逻辑，一定要有严格的推理。这些训
练后来让我受益匪浅，这是我的硕士导师。
到了博士的时候，由于当时神户大学的教授制度，我不能继续选择尾上老师来作为我的博士课程的导师，我就选择了当时也同样是神户大学的教授，东大毕业的山崎馨导师。他也是日本的国语学界很著名的一位老教授。他在日本国语学界，尤其研究万叶时代，上代的语法自成一派，非常绅士。他跟尾上老师又
完全不一样，非常に紳士的、いつも綺麗な背広姿、カフスボタン（编注：很有绅士风度，总是穿上西装，带袖扣）。因为到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后来又到神戸的亲和女子大学当校长，他也是一位对学问
非常严谨的教授。
我跟了山崎老师以后，自己的专业又从现代日语上到了上代日语，所以我在读硕士、博士期间，使自己展开了对日本国语的历史历程的学习。山崎老师给我的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学问非常宽泛，他虽然是国语
学、语言学家，但是他的文学笔才特别好，他除了有自己的国语学的著作外，他还有另外两本散文著作，后来送给我，我一直在拜读。这两本散文著作都是关于奈良的，一本叫做《万叶集逍遥》ii，一本叫做《古4京逍遥》iii，他是奈良古都保存会的会长，因为他研究万叶时代，所以经常带着我们去奈良考察遗迹。他从国语学研究的角度研究万叶时代的和歌，不断地去散发他的思维，有散文式的，有文学式的。
尾上老师一直深扎根于国语学，山崎老师则是一种发散型的，研究语言，他对文学、和歌，甚至奈良
古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山崎老师在这方面给我很深的影响，我也理解到研究日语不能光从日语语言看语言，语言的背后有文化，有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有它的历史，有它的各个方面的色彩，你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够更深地去理解语言背后的很多东西。所以这两位老师应该说对我后来做学问也好，或者是辅导
学生也好，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４．教育と研究/教育和研究
我 1983 年去留学，1989 年回到北外，在日语系当老师。我理解的日语的背后，绝不单单是日语，而
是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社会，当时的学习条件，好多资料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我自己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收集了很多书籍，包括现在图书馆都没有的，像旅行的画册等，我觉得都应该给学生看看。我那个时候还
年轻，为了给学生上好精读课，自己弄了这么一个ケースみたいなもの（编注：像文件箱的包），每次都提很多书，很重，到学校去给学生上课。很多日语系的老师就觉得，“徐一平从日本回来，老学日本的样子，还愿意穿个西服，老提着一个文件箱”，里边都是一些书、画册，给学生讲，当时我很受学生欢迎
的。
1994 年，当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德先生，还有主任代理李书成先生，两位先生都到 60 岁了，他们要退休了，我就跟着严安生老师一起到日研中心来，严老师做主任，我做他的助手、副主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了更多的日本派遣教授，虽然自己已经读完博士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做一些除了自己个人的研究以外的课题。我个人的研究是日本语言的语法，有现代语的语法，也有古代语的语
法，除此之外，我还想为中国广大的学生和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在研究日语，做中日对比研究方面，做一些有贡献的课题，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到了日研中心。
严老师到日文研(编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去的那段时间，我替严老师在家看守。那个时候正好
是竹内实先生担任日方主任教授，我跟竹内实先生合作得很好。后来严老师的日文研项目结束后回来了，我也希望能有时间再去深造。所以在 1997 年到 1998 年的时候，我就申请到了国际交流基金的第一次フェローシップ（编注：fellowship）。我那时候去的是国立国语研究所，正好是水谷修先生做所长，他也是我们日研中心的協力委員会の協力委員，非常了解日研中心。当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也非常高兴，“俺がいるときに、来てください”，说只要我在的时候就来，那么我就去了。
利用这一年的机会，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想能不能做一件对中国更广大的研究日语的群体有意义的事情。当时我看到国立国研究所正在做“コーパス（编注：Corpus，语料库）”。中野洋先生，他
除了做日语的コーパス以外，也开始在做中国人学習者の作文コーパス，中国人日语学习者作文语料库，我在跟他的合作过程当中觉得コーパス真是一个好东西。当时作为我个人也好，作为我们中国的计算机事
业发展也好，做语料库还是很多人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通过跟中野洋先生的交流，感觉这个事情可以做，我就跟他打下了基础，如果我们做的时候可不可以合作。中野洋先生非常痛快地说，“你们要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回来以后，我就和当时日研中心的曹大峰老师，还有一些年轻的老师，再加上来中心的很多日方的派遣教授，商量来做一个什么样的コーパス，能对中日语言研究有很大的作用。大家5经过很长时间的探讨，发现当时还没有人做中日对译语料库，这对中国人也好，或者对日本人研究中文也
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过多次的协商，确定了一个项目，中日对译语料库。当时我们在日本国际
交流基金会的帮助下，启动了这个项目。由于这个项目很重要，后来我们还申请了中国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从大概是 1999 年开始正式启动，后来到 2002 年左右最后完成，应该说完成了第一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中日对译语料库的项目。这个项目完成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コーパス还在被很多中国研究日语的语言学者，或者是日本研究中文的语言学者使用。我觉得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语言研究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也是我フェローシップ的一个收获。
フェローシップ还有第二个收获，我的指导教官水谷修先生除了是国立国语研究所的所长以外，还是
日本的日语教育学会的会长，他非常关心世界的其他国家的日本语教育的发展。在水谷修先生的主导之
下，我在那一年的フェロー期间，参加了水谷修先生主持召开的日本的日本语教育学会全年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水谷修先生邀请了韩国的李德奉（Yi Dok-bong）先生，正好我在，又邀请我参加。我们三个人当时的目标是就世界的日本語教育のネットワーク（编注：日语教育的联合，network），做了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当中，我们都认为日本语学习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但是世界的日本语教育并
没有联合起来，能不能联合起来？当时水谷修先生希望我和李德奉先生各自介绍一下中国的日本语教育和韩国的日本语教育，我们都谈了一下。当时中国已经有日语教学研究会了，韩国也有日本学会，实际上各自国内都有一些ネットワーク，但是怎么能把各国的ネットワーク联合起来，这是水谷修先生的一个理想。当时我跟李德奉先生都表示，在水谷修先生的引导之下，我们相信能够把东亚的，不仅是东亚的，乃至世界的日本语教育学会联合起来，搞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日本语教育的ネットワーク。后来果然在水谷修先生的倡导之下，从日本到中国，到韩国，后来澳大利亚、英国，这样一个日本语教育的世界大会办成
了，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这一点是我那年的フェローシップ又一个很大的收获。
５．東アジア日本研究フォーラム/东亚日本研究论坛
后来我不仅参加了多次的世界日语教育大会，还回到中国，于 2012 年担任了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的会长。在担任会长期间，我去澳大利亚参加了世界日本语教育大会，所以那一年的フェローシップ让我很有收获，同时这两个收获对日研中心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日研中心虽然是在中国的一个日研中心，
但是应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能不能不仅在中国发挥作用，在东亚、在世界上也能发挥作用。有了这么
一个思维方式以后，就延申出来另外一个项目，“东亚日本研究论坛”，「東アジア日本研究フォーラム」。
在 2010 年前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已经注意到，应该对世界的日本研究起一个联合的作用，于是便主导了“箱根会议”，当时我作为日研中心的代表，有韩国的代表，中国不仅我去了，还有南开大学的杨栋梁先生，另外有欧洲的，有美洲的，各个地区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大家讨论了国际交流基金的这个愿景，希望世界的日本研究能够有所联合，能够共同发展。
2010 年也是日研中心成立 25 周年的年份。我跟严老师为了研究的目的，我们每隔一年，特别是重要的年份，節目の年，要开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5 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开了一个「世界における日本研究」，“世界的日本研究”这样一个题目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期间请来了欧洲的学者，美洲的学者，还有韩国的学者，我们一起探讨。当时我遇到了韩国的李康民（Yi Kang-Min）先生。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在谈到世界日本研究的联合的时候，东亚的日本研究是不是首先应该有所联合？因为东亚这个地区有中国，有韩国，还有中国的台湾地区，实际上这三个地区和国家，是日语学习者最多的国家，而且这6些日语学习者当中有很多后来成为日本研究者，他们的经历也很相似，而且他们对看待日本都处在东亚这么一个地域方面，有很多的共性，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俩就这样不谋而合。我们就自己决定，在谈世界的日本研究的联合之前，我们应该有一个东亚的日本研究，就这样启动了“东亚日本研究论坛”，「東アジア日本研究フォーラム」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通过李康民先生打报告给国际交流基金，得到了当时国际交流基金日本研究部清水（順一）部長
非常热情的支持。然后我们邀请中国的代表，韩国的代表，日本的代表，还有台湾地区的代表，就启动了“东亚日本研究论坛”。当时我们的做法就是做一种学际交流，不分学科，大家坐在一起，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介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研究现在是什么状况，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合作，而且是换着地区举办，韩国，中国，日本，台湾都办过，后来还邀请过东南亚的日本研究者，俄罗斯的日本研究者，
通过这样一个论坛，我们觉得把东亚的日本研究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和一些区域的特点都摸索清楚了。
举办了 6 届“东亚日本研究论坛”之后，韩国首尔大学的朴喆熙（Park Cheol-hee）先生，提出论坛已经基本成熟了，我们应该再向前走一步，能不能形成一个东亚日本研究的学会，以学会的形式来进一步运
作东亚日本研究的这样一个ネットワーク。但是在成立学会这个问题上就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可能还不太成熟，做起来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等等。不过大家都认为在六届フォーラム的基础之上，确实可以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把它先运作起来。经过大家的建议，我们又邀请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一些研究
机构，中国我们邀请了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日本研究所，还有复旦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等，都得到他们的赞同，于是我们就启动了“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这样一个项目，也是第一届在韩
国首尔，后来又到中国的天津，到日本，到台北，这次又回到了首尔。好像今年我们日研中心的现在的主任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今年可能要到中国北京来召开。
从“东亚日本研究论坛”走到“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跟我们一起合作的韩国、日本的学者，也要感谢国际交流基金给予的大力支持。
６．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の思い出/回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日研中心应该是在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岗位，1994 年我跟严老师一起到日研中心来，开始做副主任。2000 年我接替了严老师担任主任，一直工作到我 2016 年退休，做了 16 年的主任，所以我对
日研中心的感情非常深厚。日研中心这个合作项目好就好在是中日两国真正的一个合作项目。在这期间有大概三十几位日方的主任教授派遣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地为发展这样一个事业，每天都在一起工作。工作时间长的主任教授有的是三年甚至三年以上，特别像第一任的林四郎先生，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任笠原先生，都是三年多。他们工作非常的辛苦，有很多老师他们来之前只是一个教授，也没有完全地参与过中日之间这种合作项目，但是他们来了以后，确实非常不辞辛苦地工作，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到外地去。我记得我们为了扩大日研中心的招生和提高日研中心的招生的水平，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来宣传我们的招生目的。竹内实先生他来日研中心的时候，在日本已经退休了，70 多岁高龄跟我一起出差到厦门，到南方，很多地方都去，去招生，来宣讲日研中心的精神和我们这个合作项目。
后来还有野村浩一先生，如果没有野村浩一先生积极地推荐和提议，可能也没有现在新的日研中心这
座大楼。正是野村先生那时候积极地推动，通过小渊首相访华的这样一个机遇，来用日本的 ODA 项目，有了这样一个新的大楼的建设。在建设大楼过程当中，日方的主任教授他们是日本人，但是站在日研中心
的角度上，当时是并木先生和川岛先生，他们分别是主任教授和副主任教授，他们站在被援助方和我们一7起，和援助方日本进行谈判。无论从设计到后来的招标，都是站在被援助方来一起谈论。我记得在谈成的时候，川岛先生有一句话非常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是战友，我们和日方的主任教授，就是一条战线的战友，所以才能把日研中心发展到今天。所以我想日研中心要进一步发展下去，今后还要看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但是无论中日两国关系怎样，我觉得日研中心这个项目都应该坚持下去。
７．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关于中国的日本研究
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发展的情况是非常好的。中国现在是日语学习者最多的国家，而且都是一些高水平的日语学习者，大学的日语学习者是最多的。这个和世界的日语学习者不一样，大学的日语学习者，他们有很多都是可以成为日本研究的后备军的，我们日研中心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研究所和大学的日本研究者也是很多的，学会也很多，所以它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总觉得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和已经退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原所长李薇女士，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在中国的研究者当中，如果你去分析的话，可能世界上也是这样的，大概有两类学者，一类是从日语开始进入日本研究的，先学习日语，后来在学习日语
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学科的专业，也就是ディシプリン（编注：discipline）、“日本語＋ディシプリン”。
这样的成长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前面讲到的“大平班”，日研中心培养出来的人，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成功的范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李所长，她原来是洛阳外国语大学的日语教师，后来她到了社科院，学习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最后能做到所长。我们日研中心的第一期毕业生王勇先生，也是从学日语开始的，后来他自己选择了日本文化，在日本文化研究上，不光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建树，所以日语加学科是一
个成功的道路。反过来也有一些是从学科进来的，他开始是学的学科，可能学政治学、学历史、学经济学。那么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日本，最后把日本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这样的成功范例也是很多的。社科院当中的很多的学者，比如中国日本历史学会的老会长汤重南先生、北京大学的严绍璗先生，他们都是很成功的范例，所以不管走哪条路，实际上都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这两种学者背后都有一定的弱点。“日语加学科”的，日语是非常强的，他可以读懂日语，日语的很多资料可以直接看，日语资料背后的一些背景，他也可以读透。但是学科是后来学的，所以在学科方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弱的地方，当然通过刻苦学习是可以加强的，但弱点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ディシプリン学科为先的，他从一开始就经过学科的锻炼，学科的基础很牢，但是他后遇到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也
是有一个后发的情况。所以有些学者在一开始他可能日文的文件读不了，他要通过一些翻译，跟日本学者的交流，或者要通过翻译，或者是两者之间用英语去交流，所以对日语本身，对日本的理解有他相对弱的
一面。
那么将来的发展应该是这两种学者，他们有一个结合和融合，这样可以把两部分人的弱点克服掉，发挥两者的强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两种人要联合培养下一代学者。下一代学者应该是两项都很强的学者，才能够真正对中国今后的日本研究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通过“东亚日本研究论坛”和后来的“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完全感觉到研究日本首先不能单单研究日本，这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中国学者也好，韩国学者也好，会很自觉的通过中国和日本的比较，通过韩国和日本的对比来研究日本，这个要比单纯看日本要好一些，但也是不够的，还不能做到真
正的日本研究，最起码要有东亚的视点。因为日本是处在东亚这个地区，无论研究它的历史也好，思想也
好，日本研究都跳不开东亚这个圈。

8

包括语言，说日语从语系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孤儿，但是最近欧洲的学者提出，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
来看的话，日语最早是从一个古代阿尔泰语系，古代アルタイ言語（编注：古代阿尔泰语）中分出了一个泛欧亚语言系。该学者提出了汎ヨーロッパアジア語族（编注：泛欧亚语言系）这样一个新的看法。泛欧
亚语系中又分出了汉藏语系，チベット中国語（编注：汉藏语系），分出了古代韓国語日本語，从这个角
度来讲，研究语言也要有东亚的意识，也要有世界的意识，只有有了这样的意识，下一代的日本研究者才能做好真正的日本研究。这两点是我对中国日本研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一种期待。
公開：2023 年 6 月 29 日i

徐一平「日本語に出会って、50 年」『人民中国』2017 年第 9 期ii

山崎馨『万叶集逍遥』和泉書院、1985 年

iii

山崎馨『古京逍遥』和泉書院、1983 年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