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重南 研究員/汤重南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歴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日

時 ：2022 年 3 月 23 日

时间 ：2022 年 3 月 23 日

場

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使用言語：中国語

使用语言：中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内容】

１．生い立ち１．成长历程(1)家庭と教育環境(1)家庭与教育环境(2)歴史への興味(2)对历史之兴趣

２．北京大学時代の思い出

２．回忆北京大学时代

(1)入学

(1)入学

(2)周一良先生の思い出(2)回忆周一良老师

(3)多くの先生方と同級生達(3)其他老师与同学们(4)ロシア語と日本語の間で(4)徘徊于俄语与日语之间(5)図書館(5)图书馆

(6)政治運動の影響(6)政治运动的影响

３．世代を超えた交流

３．超越世代的交流(1)尊敬する先輩方(1)尊敬的前辈们(2)広い交流関係(2)广泛的交流

４．日中国交正常化

４．中日邦交正常化(1)正常化直後の日本の研究者との交流(1)邦交正常化后与日本研究者的交流(2)日中交流推進の業務(2)促进中日交流

５．初訪日

５．首次访问日本

６．日中歴史共同研究

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1)経緯とメンバー(1)背景与成员(2)討論と交流(2)讨论与交流

７．中国の日本研究と日中関係

７．中国的日本研究与中日关系(1)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1)中国的日本研究(2)日中関係について(2)中日关系

:::::::::::::::::::::::::::::::::::::::::::::::::::::::::::::::::::::::::::::::::::::::::::::::::::::::::::::::::::::::::::::::::::::::::::::::::::::::::::::::【本文】/【内容】※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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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生い立ち/成长历程(1)家庭と教育環境/家庭与教育环境
我是 1940 年 11 月出生在重庆市。我的名字也有讲究，姓汤名重南。籍贯江苏武进。我的父母亲都是江苏人，把孩子们都称为囡（南），就是小孩。在哪儿出生的小孩呢？我哥哥出生在江苏镇江市，叫镇南。我是在重庆出生的小孩，所以叫重南。
我的父亲毕业于国民政府在南京办的中央大学水利系。中央大学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是当年很有
名的大学。他学的是水利，后来他参加了很多建设水电站的工作：四川的碧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好几个水电站，他都作为主要的技术负责人——主任工程师。
我的母亲也有工作，她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叫蚕宗学校，毕业后做养蚕、缫丝和丝绸等技术工作。
我是在重庆上的小学。上到了小学三年级，1949 年随着我父亲的工作调动，全家到了北京。在北京
上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中学：在北京五中，从 1953 年到 1956 年读了初中三年；1956 年到 1959 年在北京八中读的高中三年。北京八中和北京五中都是当时和现在非常有名的重点中学，1959 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2)歴史への興味/对历史之兴趣
我在北京八中的时候，有一位历史老师申先哲，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当时我是学生班长。他的学识非常丰富，他讲了非常多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故事，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的后来发展影响也很大。
申老师非常好，他给我们讲了非常多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很有借鉴学习意义的故事。如，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袁崇焕抗击清兵的事迹：在山海关抗击清朝的努尔哈赤，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后来却因清施
反间计被明朝皇帝杀了。我们对袁非常同情，他的故事也非常感动人。记得我们还专门去现在的崇文门南面的佘家馆胡同实地考察——看到许多名人为纪念袁将军和佘义仆的匾额。佘家馆就是他的佘姓义仆曾经住过的地方，他被杀以后无人敢收尸，他的这位义仆冒死把他的尸体运回来保存、埋葬——现在在北京龙
潭湖公园，还有袁崇焕的墓地、石碑，大家都非常地怀念他，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但是被崇祯皇帝给杀掉了。从初中开始到高中都受历史老师的影响，对学习历史有了浓厚兴趣，所以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
就报考了北京大学的历史系。
我在中学的时候，跟很多同学都有非常好的关系，到现在还维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初中的、高中的同学，我们的友谊到现在还在保持着。很遗憾，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到现在已经有 20 多位去世了。我今年82 岁，还能够跟你们进行交流，很高兴，也很兴奋，非常欣慰。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２．北京大学時代の思い出/回忆北京大学时代
(1)入学/入学我 1959 年进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 年那些前一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同学们因为都去进行了一年的劳动锻炼。1959 年他们才开始和我们正式恢复上课、学习，我跟他们一起听课。我们一年级、二年级
和三年级都是听大课，一百多人在一个课堂上听大课，到了四年级才开始细分的课程，具体的专业课。当年在北大历史系是五年制，到第四年才开始分小班上课。
当年因为这样的大班，可以互相交流，认识的同学也非常多，他们（称为 58 级，即 1958 年入学）大部分是调干，已经有丰富的工作经历。跟我们 1959 年入学的很不一样，我们是从学校门直接考入北大学

2校门，他们是经过一段社会工作后到的北大。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有很多朋友，共同学习、探讨中外历史。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那些为我们授课的教授都是当时全国非常有名的老师：张政烺、周一良、齐思和、邓广铭、邵循正、朱龙华、马克垚，等等。特别是我们当年的系主任是著名的翦伯赞，周一良是副系主任，听他们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们除讲授历史专业课，有时也讲他们的学术、人生经历，给我的震动很大，决心向他们学习，十分尊敬他们，很有一种崇拜的感觉。他们对我们也非常好。
(2)周一良先生の思い出/回忆周一良老师我因为对日本历史感兴趣，三年级时选的就是世界史专业，专攻日本史。当时就跟着周一良先生学习日本历史，他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世界史的大学者。他辅导我写学年论文，最后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写成的。选了日本史以后，重点就是听他的日本史的专题讲座。他讲的亚洲古代史，其中非常重要的
就是日本史，他有非常详细的讲稿，给我们看，同时我每年要写两个读书报告或者是学习心得，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终身受用的一些知识。
后来就一直跟着周一良先生学习日本历史，在学习日本史的过程中，对日本，开始是知之甚少，后来逐渐地知道得越来越多，就越来越感兴趣。日本古代是那样的情况，到了近现代明治维新的成功，对我都非常震撼。非常希望深入了解日本史，特别是能够详细地了解明治维新的一些具体过程。
当时我们的学习还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结合社会的需要，还有学科发展的需要。在学习期间，对明治维新，我记的笔记是非常详细的，那时笔记本的纸，质量很不好，现在翻开看，都是黑的，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笔记本都是黑纸，但是现在再看还是有点特殊的意义。
在学习日本史期间，我对中日关系也很感兴趣，选了一些中日关系的课题。当时要写学年论文，第一个论文就是《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社会性质和在日本的争论》。当时我有很多教训。我以为写一篇论文
是需要处处注明它的出处，就是这个材料从哪来的，甚至于每一句话，我都想办法要注上这是什么书上的，这是什么论文上的。后来周一良先生给我看论文的时候对我说，“你是怎么看的？”我答“没有什么看法”。周先生对我说明“你引用了这么多资料，可都是别人的东西，你应该把它化成你自己的看法。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看法！”那是周先生第一次给我非常大的刺激和教益：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自己的认识，而这些都要写在论文里。这一点我后来注意了，只要是我写论文，一定要有我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去引用大量的其他的权威学者的观点，我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认识，这样才能够写好论文。周先生给我的教益，是终身受用的。
到五年级要写毕业论文了。毕业论文我写的是 1904 到 1905 年的日俄战争。因为当时我们到北大的学
生大多是学俄文的，所以我选日俄战争，觉得有俄文底子还可以。在做日俄战争论文的过程中，有好多非常感动我的故事：一是周先生对我帮助非常大。他曾经给我开过一个日俄战争的参考书目，我就一本一本
地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其他学校的图书馆去查，查完，借出来看。其中有一本不是日俄战争相关内容的书籍。后来先生问我“你查得怎么样？”我说“我都去查了，借出来看了，但是有一本好像写的
不是日俄战争的问题”。他看后对我讲了一段话，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你现在在搞日俄战争，你虽然只是大学生，但是你应该看所有的涉及到日俄战争的书。我现在的名气、地位都比你大，比你高，但是我在日俄战争这个领域，应该说还有很多缺欠，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你应该知道在这个领域，你应该成为权威、成为专家！”我作为一个学生，这么样的一位大先生居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
这个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他主编过《世界通史》i、《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写过非常多的著作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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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这样对我说，给我的震动非常大，简直就是震撼啊！所以后来我常常跟一些学生们说周先生的话：你们在这个领域中做研究，就应该立志成为中国最了解、最熟悉这个领域的专家、权威学者。
(3)多くの先生方と同級生達/其他老师和同学们当时我们历史系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各个领域的教授：拉丁美洲史是罗荣渠老师，非洲史是杨人楩老师，有美国史的黄绍湘先生，还有其他的搞苏联的朱龙华、欧洲的齐思和，等等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
老师们当年特别看好我们这些 1959 年入学的学生。他们说 59 级是正式开始真正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一批人，将来会出一批专家学者。
我们这一批人，的确也出了一些专家，像北京大学的王晓秋、林代昭、李玉、刘金质、张万仓等几位
先生，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是在一起接受培养成长的。他们中，有的是搞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专业的。在这一方面的，他们的成果出的比较早，我是逐渐地才开始来做的。李玉研究日本历史，王晓秋、林代昭研究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他们主要从中国这个角度研究。还有一位当时比我高两班的沈仁安老师，他也是国际交流基金的访日学者，后来到日本研究一年。沈老师他尽量做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这样的资料日本有不少。他当时是研究生，后来指导我们研究，给我很多帮助。我觉得做历史研究，除了实证以外，还应该有理论思维。我们也想尽量地发掘中国的档案，中国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
文献资料，有待发掘、利用。这一点王晓秋做得比较好，应该向他学习。
对我同一代的同学和学界同仁们，我都很重视我们之间的情谊，能帮的帮，能尽力的就尽力协助。当时因为我父亲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在同学中比较大方，有时还请大家吃一顿。当时我们北大历史系的同龄人当中，只有我有一辆自行车，大家都拿它学会了骑车，所以我与同学交往很多、关系比较好。当时我的很多同学都是从农村来的，还有从底层来的，他们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在北大生活的话，他们最多每个月能够拿到 16 块钱的生活费，我家给我的一般都是 35 块钱，花不了，所以同学们都觉得我还是够义气。甚至有同学对我说：“你就没有烦心事？整天乐呵呵的”。我也不在乎花钱多少，因为这个月花完了，下个月又有了。大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与同学们的关系都比较好。
(4)ロシア語と日本語の間で/徘徊于俄语和日语之间关于外语，我一直学的是俄文。当时我想，要搞日本历史研究的话，还应该学好日文。但是周一良先生反复地跟我说，你作为一个大学生，虽然你有时间、精力，你想把日文学好，但是在大学期间，几乎是
不可能把两门外语都学得非常好，都能顺利地使用，所以你还是学一门吧。
我后来偷偷地去听日语课，北大非常方便，日语老师教课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听。后来周先生知道了，就什么时候我要上日语课，他就让我去找他谈论文等。他告诉我，你还是学一门外语吧：“一把快刀比两把钝刀好用”。我一直学的是俄文。在日俄战争论文里，我用了大量的俄文资料，但是日文始终就没
有学，而我们毕业以后几乎也不怎么用俄文，没有太多的用处，荒废了。所以我的日语不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日语，看书籍、一般阅读是可以的，但是说恐怕就不行了，非常困难，一直没有能够更好地学好日语，也成为一大憾事。
历史系夏应元先生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先生，他当时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在历史系阅览室工作。他看到我搞日俄战争，他说：“老汤啊，干脆我来帮你搞一些日文材料吧”，他帮我做了很多日文翻译工作，使我非常感激。他现在已经 93 岁了。他在日本古代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学识。他最近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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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本介绍有名的日本高僧策彦周良的书，书名就是《策彦周良》ii。他还懂西夏文，他前几年到日本去研修了好多年，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们谈得来，我十分尊敬他，还参加了他 90 大寿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良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了一个学习古代日语班。我也有幸跟着周一良先生学了“候文（そうろうぶん）”，学了相当一段时间，受益匪浅。
前天我们北大的一位马斌老师，95 岁，去世了。他也教过我们日语，所以有这样一段经历，我很珍惜和怀念这些老师们，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使我也具备了好的阅读日文的能力。但是很遗憾，我讲日语，很不自由，所以，大変すみません。
(5)図書館/图书馆
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的藏书是非常多的，涉及到各个领域。北大的图书是非常丰富的，光是涉及日俄战
争的书就特别多。但是，也有利用不够的问题。如，日文版的明治维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套 4 卷本的，但是那套书从它被买来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起，几十年了，只有一位老师，就是周一良老先生
借阅过。我借出来一看后面，只有一位周一良（书籍后面都有一张借阅人名单），就是说这套书的使用率并不是很高。后来我专门买了那一套书。
这些书大概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价格较高。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是梁思庄，梁启超先生的女儿，她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馆长，她对图书非常重视，她利用一切条件，购买国外的一些英文、日文的各种书。她的事迹也很感动我的，她为了一本书，为了一个新鲜的事情，她愿意多方联系，甚至不惜先拿自己的钱垫上购买，她都要把这个书搞到手。她有一句名言，就是“没有在北大图书馆查不到的东西”，我们非常尊敬她。
每年新进来的书，要专门搞个展览，我们都会去看那些书。当时一个是向日本的学者和搞日本历史研
究的老师们学习，另外就是通过这些新的图书来了解日本的研究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年都要买一
本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第 5 期，这本杂志，每年的第 5 期，会把前一年日本学界的日本史研究成果目
录都集中在里面刊出，这样我就对日本历史研究的动态、进展有所了解。
(6)政治運動の影響/政治运动的影响
我 1964 年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日本历史。但其实并没有开始进行真正的研究，而是先有一年的劳动实习，接着就是参加搞四清政治运动，搞了两届四清运动后又开
始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我从 1964 年毕业后，一直到 1978 年，基本上没有做任何学术研究工作。
当时甚至想，我过去的大量书籍、杂志和笔记是不是还需要留着？我想既然今后要去农村生活、工作，那么我就不要这些书了，堆在家里，不如卖废品算啦。同时买了很多做木匠的锯、刨、凿子，准备将
来在农村的时候能够做些木工活。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后来我就更珍惜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时间了。
1976 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才重新真正地开始了学习和研究，我到 1978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这一
段经历是我们当时一代人中的大部分人的经历，他们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
响，是各方面影响，我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78 年才重新开始正常的学习、生活。大家都非常努力，当时称为“拼命夺回浪费的十年”。
1978 年以后，在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我去了，然后与他见了面。他说：“汤重南，多少年没有见面了？”确实，从 1964 年一直到 1978 年，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能够交流。我说：“您5的记性真好，还记得我。”他说：“当时你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爱问问题”。后来，与周先生见面、交流成为
常态：推荐先生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领导人；我发表了好几篇涉及周先生的学术生涯的文章，为先生 80 生日纪念撰写论文，请先生在我们研究所的《史学理论》杂志上连载了他的生平长文《毕竟是书生》，等等。
３．世代を超えた交流/超越世代的交流(1)尊敬する先輩方/尊敬的前辈们
在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我们的研究工作大部分都是要考虑社会需要，要跟现实密切地结合的。
当时做日本史的比较有名的先生，备受学界尊敬的有南开的吴廷璆、北大的周一良、东北师大的邹有恒先生。我们所的万峰先生，也是我十分尊重的著名学者。他写的《日本近代史》iii，是中国第一部日本近代史，他又写了《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iv、《日本法西斯的兴亡》（日本六兴出版）等等，后来还写了好几部书。当时他还为我们开了一个教日语的小灶，他说：“你也来学日语吧！”我又跟万先生学习了一
段时间的日语。
还有我非常尊敬的汪向荣先生。他也是我们所的研究员。他在日本留学过，回国后进行日本古代史的研究。他对我们的教育也很深，他带着许多学生，还有外单位来请教他的学生，到当时位于东厂胡同一号
的中国科学院的图书馆，甚至教他们怎么样查阅卡片，怎么做笔记，到现在也非常感谢先生的一些教诲和实际的帮助。
还有一位吕永和先生，也是我们所的研究员。他日语非常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学习的。我终身难忘的吕永和先生在我的短项日本语这方面，给了我非常多的终身受用的一些帮助，很感谢他，我们
非常尊敬他。
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老一代，前辈的学者都是非常尊敬的，非常虚心的愿意向他们学习。
(2)広い交流関係/广泛的交流
我因为是在特殊、优越环境中长大的，我很受老一代的日本学者们的关怀、照顾。我和同事、朋友们
互相学术交流也很多，还有他们培养的学生也是如此。我的“学生”特别多。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都有，南开大概有四五十个博士生、硕士生，还有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大学，杭州的浙江工商大学、北华大学及一些地方社科院，特别是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做日本史研究的一些
学生。所以我说我大概有一百多个博士、硕士和大学学生，他们都叫我老师。参加他们的论文答辩，往往都让我来担任主席。他们叫我“汤主席”，我说：“别这么叫了”。我愿意为大家尽力，但是我要求他们也很严，每次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论文还是有问题、有缺点、不足的，我应该指出来。但是最后写鉴定结论的时候总是比较宽容，希望他在哪方面做努力就可以了，被称为“评审从严，结论从宽”，所以大家都愿意找我进行论文答辩。
我现在还有一些社会工作。因为我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管很多世界史方面的学会，如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等等。一共有 18 个学会，都由我们世界历史所主管，中国日本史学会也由世界历史所主管。我在中国日本史学会长期为学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开始是作为学会
副秘书长、秘书长，“实权在握”，做了十多年的秘书长，后来成为副会长。又在 2000 年以后做了会长，做会长做了 12 年，在一个学会里担任会长 12 年，大概也是十分少见的了。2012 年以来是学会名誉会长
了。我很有自知之明，这些，都是因为在社科院，有世界史所这样一个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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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老年的、中年的，还有青年的日本、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朋友、学者们交往是非常广泛的，到哪儿，他们也愿意跟我接触。我也比较坦率，有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谈起问题，批评的时候也不客气，但是处理的时候却是非常宽容的。
好多学校也都愿意请我到他们那去，与他们的老师们一块带博士生，一块从事一些共同研究。所以我现在在杭州还担任浙江省级别的学术职称、课题的一个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工作。
去年刚刚进行的第九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评比活动，我担任了专家组的组长，最后在大会上宣读了获奖结果。他们很高兴，我也很乐意成全年轻的一代健康、迅速成长起来，把我们中国的日本研究事业搞好。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我衷心地感到欣慰，为他们高兴，为我国日本研究的进步、发展高兴。
４．日中国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1)正常化直後の日本の研究者との交流/邦交正常化后与日本研究者的交流对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搞日本历史研究的人都非常兴奋。觉得中日关系应该更好地发展，加强中日的文化交流，更好地向日本老师们学习，更好地把中国的一些成果也能够介绍给日本。当时我们国家与日本邦交开始恢复正常了，到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更多地需要中国怎么来搞四个现代化，首先要向日本学习。
在此期间，日本的一些大学教授们到我们所里来参观、交流，比如早稻田大学的依田憙家老师、木村实夫所长，带着学术访华代表团到北京来跟我们中国的学者交流。我曾经陪同他们。他们也跟夏应元先生交流。夏应元先生当时在我们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工作，他们与社科院历史所长林甘泉也很熟悉，我有幸
作陪他们访问了历史所。
日本的教授们看了历史所图书馆，特别是善本室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感想，就是中国的大量的图书、资料，原始资料这么珍贵又这么多，有不少日本教授都没有见过。但是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利用。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有几位很有名的日本教授参观之后说，“我们是不是就留在你们这儿，跟你们一起来整理你们的图书啊，这样就能看到很多在日本看不到的一些珍贵文献了”。这一幕是很感动人的。他们很重视中国留下来的一些珍本、善本的图书，但是当时有些规定不让他们接触，还有一些档案他们也没有机会看。后来在这些方面大概都放开了，都可以相互地借阅、沟通，但是，依然还是没有日本那样方便。
(2)日中交流推進の業務/促进中日交流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家都非常高兴，也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我记得当时胡耀邦总书记跟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搞了一个中日双方互访的 3000 人的友好之船，还办了一个名为《日本》的杂志。当时，我也有机会参与这一工作。中国要去日本访问的人员，有各个地方的，有西藏的、新疆的，有的是干部，有的是非常年轻的，要准备派 3000 人，就要在国内先对他们进行培训、培养，给他们讲课，介绍日本的基本情况；也要对中国各地的参与接待日本来访问人员的工作人员，介绍日本。
我受有关部门的要求，去给他们讲一讲日本，报告会场就在原来的北京市的市委礼堂，即现在的甘家口附近。我介绍了日本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日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我曾经两次，给坐满大礼堂的很多人讲课。因为要求他们对日本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讲起来他们还很愿意听。
我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写了不少篇文章，充分地歌颂或者是赞赏中日邦正常化。战争时期总算结束了，能够邦交正常化了，对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到北京来，也非常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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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初訪日/首次访日要特别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1989 年 11 月，是我第一次有幸受聘到日本进行研究。是在东京大
学一年，东大经济学部的原朗教授接收的我，成为我在日本研究的指导教官。
到了日本以后，除了原朗教授外，我拜访、接触了非常多的日本教授、学界大先生。我当时到日本就
两条：一个是尽量地复印日本的著作、论文，有的时候，甚至都有点违反相关制度、规定了，规定不让我们全部复印一本书，那么我就分好几次复印。我带回国好几十箱购买的书刊和复印的资料，充分地到处去跑图书馆、资料馆去看资料，能印的就印回来，然后回国后再消化吸收和利用；另一个，就是我充分利用
在日本期间的良好条件，到很多大学参观学习，访问了许许多多的日本专家学者。确实是尽量多地访问学界人士：如国际知名学者永井道雄、长幸男、木板顺一郎、朝尾直弘、江口圭一，等等。我的愿望是尽量
多地更深地了解真实的日本，尽力为加深中日相互理解和信任，处理好中日关系，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到日本走的地方也非常多，能去的地方尽量都去了：京都大学、广岛大学、大阪、名古屋、姬路城，等等，尽量地都去了。甚至于在元旦的时候，还到东京皇宫去看了天皇一家，也去过靖国神社、广岛
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编注：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第一个参观了著名的海军兵学
校旧址，等等。在东京，我是骑自行车出行的，研究室在本乡，我住宿在白金台，每次我都是骑车从东京
西南穿行到东北，而且每次尽量不走老路。所以，我对东京的道路很熟悉。随着我对日本的了解越来越多，生活、工作也越发得心应手了。
我是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的 11 月到的日本，那个时候中日关系还有些紧张，很多日本教授
说，“你现在能来肯定是作为政府的代表，要不然怎么能够还让你到这儿来”。我说，“不是，这是原来都定好了的”。而且我还有一些事情处理得不好，比如说我们社科院的胡绳院长，当时表示支持青年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还在上面签了名。在日期间，我想“很有可能会因此要我回国受审查呢”，做好了随时回国的准备。当时很多日本教授给我看过在中国看不到的一些录像，这些方面给我的刺激也很大。
６．日中共同歴史研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1)経緯とメンバー/背景和成员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由日本的领导人安倍，后来麻生提出来，中国政府做积极地回应的一件学界大事，是中日两国一致愿意共同推进的好事。我们曾经先跟韩国、日本一些学者搞过民间的历史共同研究，
日韩两国也进行过官方的共同研究。所以我们在与日本进行共同研究之前，曾经请韩国的学者介绍过日韩共同研究的情况。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我组织进行过很多工作，但是一般都是比较低调的。不少时候，大家要我做领导人时，我都是尽量推辞不做。要组织进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时候，政府有关部门曾经首先找到我们世界
史所，我所的领导认为“世界史所的力量还比较弱，而且日方的学者更多的是搞近代中日关系的，特别是中国史方面的学者”，所以就没有答应，最后就转到了由近代史所来组织实施。
我虽然主要是搞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史的，因为日方学者大部分都是搞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史所的也多
是研究近代史的，所以我被安排到古代史组了。蒋立峰先生当时是日本所所长，担任古代史组的组长。他
当年是我们世界史所的研究生，他的导师就是万峰先生。万峰先生到日本访问研究去了，我就跟蒋先生一起组织他的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跟他也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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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研究中方人选主要是社科院近代史所三个人，我们世界史所一个人，后来还专门找了美国所副所
长陶文钊。近代史所，再加上北大的几位教授分到了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我作为古代史组的成员，在蒋立峰先生的领导下搞了三年多共同研究。
共同研究时期，跟日本的学者接触也很多，我们相互都有影响，他们还都是有学术良心的真正学者。
他们自己说“我们是体制派，不是保守的右翼，也不是激进的左翼，在日本，体制派基本上持学界主流的观点”，我们都很理解。当时双方有好多内部的约定，如“在对南京大屠杀日方学者如何表态问题上，日方提出在没有完成的时候，你们中国的学者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一些观点、表态很早就公开说出去，因为这会让一些日本人不赞成，或者右翼出来公开反对”。于是双方约定，只在正式发表时公开。总之，我们合作得都非常好，十分愉快。
中国方面由近代史所步平所长主持，日本方面的负责人是北冈伸一先生。北冈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跟
我的关系也非常好，我第一次（1989 年）到日本的时候，就跟北冈伸一有很深的交往关系了。他当时还
是在立教大学，后来到了东京大学。他当时还请我到他在千叶的家里去聚会、唱歌。北冈先生到中国北京来，我们也接待他，来往很多，所以一见面非常高兴。北冈伸一对日本大陆政策等问题的研究和观点，当时我们也都很了解。
我们古代史组有位山内昌之先生。他的学识很广泛，对文学素养很高。他对中国的大诗人陆游都有很
深入的了解、研究，他赐赠的《陆游诗选》（日文版，岩波文库本），一直被我珍藏。还有几位日方学者，联系也都很密切，有的到现在还有联系。同时一直在关注共同研究的还有很多日本学者，早稻田大学的依田憙家先生，他在日本采访了所有参加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他也到中国来采访中方参加共同研究的学者，他对此进行了比较，还给出打分。他 1932 年出生，现在正好 90 岁了。他也一直很关照我们，因为从万峰先生开始，到日本访问时，他都热情接待，我也到他家里去过。能够到日本学者家里是不容易的，原朗老先生也是让我上他们家去过，我说我真是很受宠的。这些日本的先生们都愿意让我上他们家里去，还有北冈先生，能够到他们家里去是很荣幸的。
(2)討論と交流/讨论与交流
在共同研究时，观点分歧是肯定有的。因为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中日两国学者接触的资料、经历，还有立场不同，一定是有分歧的。但是我们都是学者，学者吵架争论是吵架争论，友好还是真友好。双方
常常会说“这个观点您这么说。我们不同意，得摆出理由来”。我专门跟他们讲，我说“我还是能够服从真理，只要你们讲的是事实，讲的是准确的事实，我向你们学习，绝不会为这些事再来辩护。但是有些事明明是这样，你们为什么那样说？”这些争论是很多的，但是争论归争论，都互相表示，会很好地考虑对方的意见。
当时的研究是先确定一个题目，比如“中日古代的文化交流”，确定以后，决定日本的学者谁来写这篇
文章，中国的学者谁来写这篇文章，就同一个题目分别撰稿。写完了之后，大家拿出来交流。比如要限制字数，不要超过 2 万字。看完之后双方学者讨论哪些方面你写得对，哪些方面我们有不同看法。能改的就
尽量地改，不能改的那也就叫“各自表述”，彼此尊重。
后来我在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的学会会刊上发表过介绍共同研究的文章，我也给学会的一些朋友们做过一次演讲，专门介绍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共同研究，还谈了一些经验教训。经验教训就是近代史组他们规
定得非常详细，一定要在报告中出现关键词，比如一定要有“七七事变”，要有“九一八事变”，要有“关东9军”等等。而古代史因为太长了，没有规定关键词，各写各的，同样一个题目日方写的是一回事，我们写的是另外一回事，对不上，没有争论焦点。
譬如写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王勇教授，还有北大的宋成有教授，他们代表我来撰写了这两篇论文。结
果他们两位的文章跟日本学者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完全不是一码事。日本的学者是请了日本的顶级专家，专门写唐朝时候的一幅美术作品传到日本，怎么进行改造，成了日本式的东西。宋朝的时候，宋钱非常纯粹的，黄铜非常好，怎么传到日本，日本最后怎么把非常好的黄铜当成非常珍贵的财产留下来。我说我们要写的是，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到 1840 年的交流，结果日方的学者写了一个铜钱，写了一幅画。我说，我们要从中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友好交流、文化交流，什么时候开始有遣唐使、遣隋使，什么时候进
行宋朝的商业贸易，到近代的留学生这些高潮，他们都没有写。所以我说我们要规定关键词就好了，一定
要有遣唐使。现在都没有，所以后来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写遣唐使呢”，他们说“遣唐使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在这样的一个表述里也应该出现。宋朝的商业来往那么密切，为什么没有写呢？他们说，因为当时主要是商业。商业里面带着有非常多的文化，现在都知道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用
文化的形式给你有一个平台，但是真正唱的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宋朝的时候真是这样。
除了古代史论文没有设立关键词外，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后来没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中日关系有一些变化。所以就只是做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因为涉及到战后就没有了。后来出了两本书，同时在中国
和日本都出版了。
通过共同研究，我们与日本学者也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一直友好地进行交流，了解日本老师的学校，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到北京来时也见见面。后来我们一块到日本去考察过好几次，去看了当年中日文化交流场景之一的元朝侵略日本的那个旧址。看到一些难忘的东西：蒙古人的头，蒙古人的砍头锉，等等。
对中日共同研究，我留下的是非常美好的印象。2018 年是明治维新 150 周年，北冈伸一先生到南开
参加为纪念 150 年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也去了。我们两人见面非常高兴，他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我也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我们谈得非常好。我是很尊敬他的。
７．中国の日本研究と日中関係/中国的日本研究与中日关系(1)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中国的日本研究
中国的中日关系史学会一直是愿意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我们出版《中日关系史研究》，请中国研
究和了解日本的一些顶级专家们写了大量的文章。《中日关系史研究》这个杂志，我从 2006 年开始一直担任主编，现在暂时停刊了，将来还要再恢复。同时我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参加了《世界历史》杂志的工作，开始曾经做过副主编，2005 年退休，成为编委。我愿意在加强中日关系方面起一些作用。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得还是很快的。从解放以前就有相当多的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那个时候都是概论式的，还有主要是翻译。但是也有几位非常有名的专家，我们的老所长刘思慕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在参加编辑《刘思敏慕集》时，拜读了他的大量论文，也撰写了编者的话。
后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 年以后，开始大量地出版涉及到日本的文章、著作，形成了一个高潮。现在应该说一个新的高潮已经到了，老中青学者们都非常努力，每年都有大量的大部头的著作、资料都在不断地出版；国家给的支持力度也从来没有这么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景象。研究经费非常充足，研究条件空前的好。但是也出现了浮夸的问题，夸大、浮躁，不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浮华，就是讲究表面的，装潢得很漂亮。这样的三浮（浮夸、浮躁、浮华）还是一
定要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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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中関係について/中日关系
不断有大量的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大量中国的研究日本的先生们也能够到日本去，他们对日本有更深的观察、更深的考虑。国际交流基金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进行中日文化交流的非常重要的阵地，这个机构几十年也起了非常大、非常好的作用，促成了这么多的中国学者到日本去访问，涉及到各个领域，非常感
谢！我也受到关照，能够在 1989 年访学日本，感到很荣幸。也十分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中日关系应该说两千年是以友好为主流的，只是近百年才有对立。对立应该更快地结束，希望日本的一些先生们应该更好地考虑，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的历史，特别是侵华史，这样我们就能够加深友谊。在东亚，在世界，中国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是割不断的，叫邻居。我自己老在说，我说“做不了好邻居，怎么也要做一个相安无事的邻居，好不好？”我对这一次疫情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一些民间的友好举动很感动。我看到日本送的援助中国的抗疫用品，非常感动：“风月同天”、“千里相亲千里风”，这样的一些自古
以来的著名词句印在抗疫用品包装上面，真好！希望中日友好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地加强、发展。
我曾经跟日本的学者们在朝日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进行过两国学者的交流。凤凰卫视的节目，叫“讨论到天亮（编注：「朝まで生テレビ！」）”。那是在 2007 年 3 月，当时是 311 日本大地震后，我第一次向日本受灾地区的日本朋友们表示慰问、问候。我还为南开为纪念 311 大地震的专著写了序言。希望日本人
民能够更幸福，更好地生活。
中日关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是现在的中日关系还是处于中日的第五次交流高潮之中。虽然有
这样那样的关系和问题，但是中日两国只能好好地相处下去，稳定地发展中日关系。我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更好地友好下去，特别是民间的这种交流，很让人感动。
因为时间关系，非常不好意思啊，有不少应该讲的内容，无法讲了。抱歉，抱歉！谢谢，谢谢您们！
公開：2023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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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 /中古 近代上下)，人民出版社，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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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应元、夏琅著《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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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峰著《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年

iv

万峰著《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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