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79
No.37,（2020）pp.79-94

知识迁移：汉兰书籍在德川日本的输入舶威廉1著 / 徐克伟译
引言笔者常说——主要面向莱顿大学课堂上的学生们——德川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在其国度
上有屈指可数的三个中心：京都、江户、长崎。京都拥有最密集的学塾，那里是人们学习的地
方；江户，人们——自然指武士——汇聚的地方，是各类信息的交换所；至于长崎，则是但凡有
进取心的学者、医生希冀平生至少造访一次的地方，以感受知识“源泉国”中国或荷兰的氛围，并获取书籍。
本文主要旨在解答如下三个问题：（一）都有谁到访过长崎，于何时，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逗留多久，总共有多少人？（二）荷兰、中国书籍在长崎的输入是否有一个可估测的数目？

1

作者舶威廉（Willem Boot）系荷兰莱顿大学日语语言文化荣休教授，研究兴趣为近世日本史与知识

史 [更多作者信息请浏览莱顿大学官方网站相关介绍<链接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
staffmembers/ wim-boot#tab-1，读取时间 2020 年 3 月 4 日>作者中文名，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作此译（荷兰语 boot 对应英语 boat，作者主张兼顾音意译作“舶”）。
译文所据底本为 W. J. Boot.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The Import of Chinese and Dutch Books in
Togukawa Japan.” Itinerario, Volume 37, Issue 3, 2013, pp. 188-206.
承蒙作者舶威廉教授、编辑 Carolien Stolte 博士授权翻译并耐心答疑；翻译之际颇受益于不愿具名的家人答疑解惑；又幸得中山大学特聘副研究员邢鑫博士反复校正译稿。拙译原本只是译者个人的学
习，承蒙畏友邢鑫鞭策最终得以成稿。译文初拟定收录在其所编《全球史视野下的海洋文明与科技文
明》（第二辑）中，由于此文很大程度得益于关西大学已故名誉教授大庭修先生的研究成果，故经作者提议，征得邢鑫同意，并幸承沈国威教授慨然允诺，今先行揭载于《或问》，以表对大庭修先生的
敬意，译者亦在此谨对以上诸位师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文章标题，似应按着 2007 年作者在澳门、广州所举办“1730-1830 年间广州与长崎比较研究”学术会议上宣读相关研究成果时的既有译名，即“知识的转移：德川时代日本进口的中荷书籍”<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The Import of Chinese Books and Dutch Books in Tokugawa Japan, 读取自网络，网址
https://blog.xuite.net/issplsf/twblog/152594513-1730-1830 年間廣州與長崎比較研究：荷中日關係（廣州、澳門會議），读取时间 2020 年 3 月 4 日>，但考虑中国、荷兰与日本在江户期的关系更多为输出
方与输入方的关系，而简称“中”“荷”并不比当时日本学人所普遍使用的“汉”“兰”更为明确，为了更好地体现历史面貌，故今斗胆新译此题。经作者同意，译者对原文的注释、文献等格式做了一
定调整，读者察之。
译文所有疏漏，一应由译者承担，并恳请方家指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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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号（2020）（三）长崎是否存在一个智识集团以满足访学者的需求？实际上这些应该是需要付出终生努力予以解答的问题。因此，本文仅集中探讨第二个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即经长崎输入的外国书籍。不过，我们在脑海中应有其语境意识。
该想法始于笔者阅读林罗山（1583-1657）两次造访长崎——第一次系其个人行为，于庆长七年（1602）秋天并在那里逗留一个多月，2——第二次成行于庆长十二年（1607），在其受雇于德川家康（1542-1616 在世，1603-1605 在位）之后不久。3
其第二次长崎之行似受家康委派。《德川实纪》，幕府所撰的官方编年史载其“获《本草纲目》一套并呈献幕府。”4这基本不可能是他自己掏腰包的购书行为，因此该段文字表明其此行旨在求书。由于罗山此时的工作是管理家康在骏府的图书馆（骏河文库），故而可以如是合理推断。
庆长十四年（1609）末，罗山之弟林永喜（1585-1638）亦曾造访长崎。永喜逗留很长，孟冬（即十月）启程，翌年二月尚未返回。其事载于罗山一篇很长的题为《长崎逸事》（庆长十五年）的随笔中，叙述止于图景式描述庆长十四年十二月葡萄牙商船圣母号（Nossa Senhora daGraça，亦名 Madre de Deus）事件，然而未言及永喜此行的动机或行为。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永喜长崎之旅成行于其成为德川秀忠（1579-1632 在世，1605-1623 在位）私人随从（御伽众）之前，是庆长十七年（1612）的事情。5故其弟永喜初次长崎之行，看似为一个有志学者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

2

见林鹅峰《罗山林先生年谱·庆长七年》与林读耕斋《罗山林先生行状》。罗山于庆长十六年（1611）致藤原惺窝的书信中亦言及其第一次长崎之行。林鵞峰：「羅山林先生年譜」、[林羅山著、]
京都史蹟会編：『羅山先生詩集』（第二冊附録一、二）、京都：平安考古学会、1921年。林読耕
斎：「羅山林先生行状」、[林羅山著、]京都史蹟会編：『羅山先生詩集』（第二冊附録三）（『羅山先生文集』『羅山先生詩集』，2+2冊[又早稲田大学図書館デジタル版、林恕編：『羅山先生集附録』‹出版地不明：出版社不明›、1660年‹跋›、巻一、葉6a、24b；巻三、葉6b。——译者注]）；林羅山：「呈惺窩先生」、京都史蹟会編：『羅山先生文集』（第一冊、巻二）、京都：平安考古学会、1918年、26頁下。
3

罗山第二次长崎之行见林鵞峰：「羅山林先生年譜」、15 頁；林読耕斎：「羅山林先生行状」、38頁。
4《本草纲目》是一部重要的中国本草书，其规模庞大，共 52 卷，李时珍（1518-1593）著，完成于万历六年（1578），初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无疑这是一部大部头且贵重的新作。[向幕府进献
《本草纲目》事参见経済雑誌社校：『徳川実紀』（第 1 編）、東京：経済雑誌社、1905 年、337頁。——译者注。]
5

永喜受雇见于林鵞峰：「羅山林先生年譜・慶長十七年」[葉 26ab]；林読耕斎：「羅山林先生行状」、39 頁。随笔《长崎逸事》，见京都史蹟会編：『羅山先生文集』（第一冊、巻二十二）、246248 頁。

知識遷移：漢蘭書籍在德川日本的輸入（舶威廉）81

罗山之子林鹅峰（1618-1680）在为其父所作年谱（1659）中强烈表明直至十七世纪中叶长崎
通常被视为输入汉籍的主要港口。在罗山所列“既见书目”（1604）——一份令人印象深刻、多达 440 余部的书单——结尾处，鹅峰评注云：“当初明舩之往来，不及今世之十之一。故求之太难，借之亦不易。”6
另一可替代长崎的地方是鹿儿岛，但罗山、永喜——以及其他人——并没有去那里购书。另
有资料表明整个江时期部分书籍确经由鹿儿岛进入日本。因此罗山言及书籍自漳州运至萨摩，7享
保四年（1719）三月岛津吉贵（1675-1747）向德川吉宗（1684-1751 在世，1716-1745 在位）进献道德修养书籍《六谕衍义》。吉贵的故事十分有趣：他声称来自琉球的某氏于几年前——1708
年——在中国令人刊刻此书，先传至琉球板行于世，8再从那里传至鹿儿岛。
木村蒹葭堂（1736-1802），一名富裕的酒商、狂热的书籍与珍稀品收藏家，亦通过萨摩渠道
搜罗书籍。这可以从其日记中寻出线索，载有其经常造访大阪的萨摩藩藏屋敷，蒹葭堂非常热衷
萨摩藩本草学者、儒学者曾占春（名槃，1758-1834）的“新知”（可推断源自中国），尊经阁文库——加贺大名前田氏图藏书——目录显示部分汉籍由琉球宫廷求得并通过琉球使节不定期地送至江户。同样需要提及的是佐伯大名毛利高标。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卓越的藏书家，只是现在没
有任何证表明他通过琉球，即萨摩渠道购书。9但仍有迹可循，我们只得寄希望于德永和喜以及其
他学者的最新研究，以明晰鹿儿岛贸易的范围与内容。10

一、书籍的重要性
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书籍的兴趣不仅因为他们与外国人的个人接触极其有限，而且由于其典型
的“作案手法”（modus operandi）为翻译并注解文本。在近世日本学问体系中，“知识”以书

6林鵞峰：「羅山林先生年譜」、12-13 頁。

7

见大庭修《长崎的中国旅行者》，Ōba Osamu. “Chinese Travellers to Nagasaki.” Joshua A. Fogel. (Ed.).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Norwalk:
EastBridge, 2002, p.112.
8

见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以下略称『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 年、29–30 頁。大庭修所据为《通航一览》卷 238 [该作品中译本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宝
平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27-28 页；林韑：『通航一覧』（第六）、東京：泰山社、1940 年、161 頁。——译者注] 。
9

大庭脩：『研究』、29-30 頁[中译本 27-28 页。——译者注]。参阅彌吉光長：『未刊史料による日本出版文化第 2 巻：大阪の本屋と謄本の輸入』、東京：岩波書店、198 年、121-122 頁。
10

徳永和喜：『薩摩藩対外交渉史の研究』、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2005年；東英寿：『薩摩藩所蔵の漢籍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鹿児島大学、1995-1997年。后者笔者尚未得见，系日本文部科学省
科研基金研究报告书[https://kaken.nii.ac.jp/ja/grant/KAKENHI-PROJECT-07451004/ 读取时间2020年3月11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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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为基础并与源语言形成隔离。所谓外语有二：汉文引发汉学，荷兰语引发兰学。11第三种语言，当然为日语文言，引发和学或国学，只不过这并非我们于此所关注的。汉文和荷兰语书籍经
由长崎输入，而书籍贸易则是以日本知识分子的实际需求为基础的。
理论上流程很简单：你需要一个中国或荷兰机构预订书籍，它们随下一趟船运达。但实际上却从未如此简单，因为有德川幕府的介入，需要一定的理由才行。似乎从一开始幕府既已决定，如需要贸易，应由幕府行使职责进行管理，以保证公平有序。在 250 年间，虽然幕府为达成任务而付诸实施的方式不断变化，但是系统的根本却始终如一。外国商人向设置在长崎的管理机构
（奉行所<地方长官的办公机构>、通词[翻译]、会所<交易所>、货栈以及荷兰与中国商人的居留地[出岛、唐人屋敷]付费，日本当局则坐享贸易收益。
然而该操作并非幕府旨在盈利，有时对幕府而言整体业务甚至是亏本运营的。主要意图直指
国家安全，毕竟幕府是军事（武家）政权，其存在就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幕府十分重视该项职能。因此长崎机关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搜集海外大事动态等信息以监督并控制对外联系。
从幕府的视角来看，为了国家安全必须根除天主教。因此所有输入书籍必须接受审查以明确它们完全不涉及或者宣扬这一十恶不赦的宗教。然而覆盖范围并非百分之百，个人的、非公开藏书以及荷兰书籍并不在审查范围之内（详见于后）。
幕府其次关心的是修历和进口替代。贞享元年（1684），在与皇室经历一番小小的激烈争夺
之后，幕府决定由自己来制定历法，遂设立了自己的天文观测研究机构（天文方）并任命了自己的天文学家，而这些天文学家需要从汉文典籍，即耶稣会士的汉译西书，继而又从荷兰资源获取
信息。最上层的人士，如德川吉宗及其孙松平定信（1758-1829）都非常关注修历。
进口替代是幕府长期关注的另一项事情。之前幕府曾认识到金银矿出产逐渐降低，矿产资源几近枯竭，幕府官方致力于以国产——在日本生长、种植或加工的——物品替代必须使用贵金属进行支付的贵重进口物品。清单上的重要品类有丝、棉、糖以及人参等药物。这引发日本知识界的不懈地努力——努力在诸多物品中辨识日本植物与中国、荷兰药典所载植物的关系——与对本
草学的浓厚兴趣。12
出于以上三种目的，幕府需要书籍中的有用信息。长崎相关负责人的任务之一便是向江户报告输入了哪些书籍，坚持行使幕府的权利拒绝一部分书籍。“幕府”应在最大范围内予以考量，
因为此语不仅包括官僚机构中的正统利益集团，还包括个别官员，如老中、若年寄、长崎的地方11兰学定义为“荷兰语书籍的研究”，见吉田忠：「蘭学と蘭学者」、源了圓編：『江戸後期の比較文化研究』、東京：ぺりかん社、1990 年、296-299 頁。
12此种关联可见田代和生大作，田代和生：『江戸時代朝鮮薬材調査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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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江户的幕府学术机关昌平坂学问所。13只有满足了“幕府”（在这种意义上）所需，其余书籍才能进入拍卖或商卖环节。
书籍被允许进入私人领域。中国或荷兰商船上任一有学识的船员可以努力卖一些书籍。只是书籍数目相对较小且成本相对较高，不能与大宗商品同日而语，毕竟后者才是船主所倾力投注的。官方也并不特别关注，使得市场相当依赖稀疏零碎的销售者，输入的众多典籍从未被登记在册。
购买者并非单一群体。他们包括为自己购书的学者个人、经销商——通常是通词，他们为自
己投资——以及幕府、大名个人等买家机构的代理人。除非从船员个人那里直接购得书籍，否则他们都不得不通过幕府在长崎所设立的繁琐机构，其旨在操控贸易并监控外国书籍。也就是说，登记簿中亦只是散见购买者姓名，然而也只能通过买家机构的相关记录以窥其全貌。

二、汉籍的输入
为满足幕府需求而在长崎建立的系统，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书籍[即汉籍]的输入，这是大庭修的研究发现。笔者并没有发现什么可补充的地方，或者说希冀增补之处。14以下便笔者是对大
庭修的研究成果所做的一个大致提要。
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中国输入书籍亦受官方监控、记录、隔离。定价，付费给运送人，组织拍卖，商品被卖给获得许可的有限几商家。输入程序载于以下六类文献。
第一类文献为船载书籍清单，系船头呈交长崎奉行，通名“赍来书目”。据大庭修的研究，
现存正德四年（1714）至文化二年（1805）间的赍来书目 31 份。15别有一系列基于赍来书目的二手资料。其中之一为《商舶载来书目》（稿本，五册），据大庭修所言“一份按音序和编年的中国舶来书目”系向井元仲（1770-1827，见下）基于家藏记录所撰，收录数据始于元禄六年（1693），止于享和三年（1803）。序言时间为文化元年（1804）。该资料逐渐罗列新近输入书
籍——也就是说，其保存了书籍的初次输入时间，而此后相同书籍的输入便不再单独记录。16另

13

见大庭脩：『研究』、315-370 頁[中译本 308-352 页。——译者注]。

14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以下略称『持渡書』）、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 年；及上述大庭脩：『研究』为大庭关于汉籍输入的两部最重要著作，亦参见
Soymié, Michel. “Review of Ōba Osamu.” Edojidai ni okeru karabune mochiwatari sho no kenkyū[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 T’oung Pao, 2nd ser., 56 (1), 1970, pp.187-193.
15

大庭脩：『持渡書』、64-70 頁；『受容』、110-117 頁[中译本 100-106 页。——译者注]。

16

手稿藏于国立国会图书馆，大庭有“解题”，大庭脩：『受容』、154-157 頁[中译本 147-201 页；——译者注]。见其他二手资料的解题，大庭脩：『受容』、157-209 頁（稿本[中译本 147-201 页。——译者注]）207 頁（木刻影印）[中译本 200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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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手资料为《舶载书目》（稿本，40 卷）系列，已有大庭修影印本。17该资料上起元禄十二年（1699），下至宝历四年（1754）。
第二类文献为“大意书”。这些文献撰于元禄六年（1693）以降。大意书中有书籍审查者（书物改役）的简短报告书，为每一特定年份所输入书籍而作。包括书名、作者、目录提纲，卷册以及其他文献信息。大意书呈送至江户，老中过目并从中为将军的（与自己的）收藏挑选所需书籍。据大庭修研究，现存元禄七年（1694）至万延元年（1860）间的大意书 12 份。18大意书仅是专门针对汉籍贸易的文献，与长崎一般路径的商业贸易无关。
第三类文献为输入书籍登记簿，包含题目与输入份数。题作“书籍元账”，为长崎会所所记。登记在册的书籍由审查者查验，然后一部分公开流通，另一部分则被幕府判定为根本不能公
开。书籍从船上直接被送至代官那里。19据大庭修所言，现存书籍元账 20 份，始于天保十二年（1841），终于安永二年（1855）。20
第四类文献是书籍价目表，均由与中国商人打交道的图书估价者（书籍目利）所纂。该清单
被叫作“直组账”。价目表上的价格是中国商人同意出售的图书价格。价目表上还列有奉行所制
定的附加费用（係物银），为图书最终购买者必须向会所支付的费用。大庭修收集了现存直组账5 份，4 份来自文政十二年（1829），1 份来自文政十三（1830）年。21
第五类资料是商业渠道中待售图书的估价，称“见账”，为长崎个体商户视书籍而制定的价格。大庭修现找到两份见账，时间分别为天保十四、十五年（1843, 1844）。22
第六类文献为投标书中的书籍贸易记录，称“落札账”，这是“一份记录投标时间、竞价、
前三位竞价者姓名以及书籍名的文献。”据大庭修研究，现存天保十四至文久二年（1843）间的
11 份落札账。23

17

大庭脩：『宮内庁書陵部蔵舶載書目 附解題』（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 7、二冊）、

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72 年。
18

见大庭脩：『持渡書』、71-86 頁；『受容』、156 頁（年代下限[中译本 145-146 页。——译者

注]）、117-139 頁[中译本 107-129 页。——译者注]。伊東称只有一份大意书（4 册，藏于内阁文库）），时间判定为宝历五年，从其所引叙述为两标题；此据大庭修，其判定为宝历四年，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一）、『歴史地理』 第 68 巻第 4 号、1936 年、8-10 頁；大庭脩：『受容』、
122-124 頁。
19

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一）、1, 7-8 頁。

20

大庭脩：『持渡書』、82-92 頁；『受容』、140-145 頁[中译本 130-135 页。——译者注]。

21

大庭脩：『持渡書』、95-97 頁；『受容』、147-149 頁[中译本 137-140 页。——译者注]。

22

大庭脩：『持渡書』、93-95 頁；『受容』、145-147 頁[中译本 135-137 页。——译者注]。大庭在《受容》中将见账置于直组账前，在《持渡書》置于其后，说明见『受容』146 頁[中译本 136 页。——译者注]。
23

大庭脩：『持渡書』、97-100 頁；『受容』、149-152 頁[中译本 140-142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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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籍审查
如笔者所言，其中五类文献属于普通贸易程序的先前环节。大意书不在此列，由于书物改役
为特殊存在。如其含糊不清的名称所示，书物改役的任务为检查书籍。实际上，他不仅必须为网罗进大意书中的每一图书撰写一小段记述，还要检验输入日本的每一卷册，以确定是否存在颠覆
思想、缺页、印刷错误、虫蛀以及其他瑕疵。如果可能的话，他还应修复破损图书。24
起初中国书籍的审查委托给了一家禅院春德寺，该寺院建于宽永七年（1630）并因此接受资助。开山住持泰室禅师被赐予“御禁制之书吟味”，年薪资为 30 包大米（切米 30 俵）并配给
5 人（扶持方 5 人扶持），由天草代官署发放。25
资助禅寺是幕府分派需要汉文才能胜任的任务时通常所采用的方法。无独有偶，对马亦有类似的禅寺以酊庵，这座禅寺就是为明察幕府对朝鲜相关政令是否得到执行。禅僧的选择是按着
中世的标准进行的，他们必须极其睿智，汉文极其娴熟。尽管如此，全国的趋势则是僧人逐渐被
儒学者所取代。小范围内，我们亦能够在长崎看到类似情况。
宽永十六年（1639），幕府为春德寺住持增补汉学者向井元升（1609-1677）作其助手。元升获赐“从唐船持渡御书物御文库纳”（向将军图书馆供应中国舶来书籍）一职。他的职务表明，
他受到特别委任以负责将军图书馆，即红叶山文库的图书搜藏，该文库于同年建立。大庭修将元升的任命与御文库目录关联起来，这是一份按着伊吕波（I RO HA）字母顺序排列的书目清单。
但是直到宽永十六年（1639），此前清单还都是书籍标题的一并罗列，并没有任何区分；是年以降直至享保七年（1722），书目才逐年编排，反映出红叶山文库藏书的逐渐增加。26长崎孔庙档
案中有份同一名称的《御文库目录》。但未载书籍名称，仅有数目，亦始于宽永十六年。其显示
当时文库藏书量为 803 部，此后逐年增加，直至享保八年。27这些文献表明宽永十六年幕府图书馆获取图书的程序发生改变，间接表明元升与红叶山文库之间的确切关系。28
元升似乎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除了担任“御文库纳”，还办私塾，行医治病。令人遗憾
的是其传记实为家谱，而文学作品和同时代文献中又鲜有进一步的客观证据。通过家谱，我们了
解到元升起初在长崎有一学堂，名灵兰堂。1647 年，他向地方官申请建一孔庙（圣堂），获允
后，元升于立山奉行所旁分到一块地，当时奉行立山役所亦在建设之中。于是他在山脚下创办了
他的第二家私塾辅仁堂。尽管如此，人向高处走，1658 年他又举家迁往京都，在那里悬壶于市，

24

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一）、10 頁。

25

大庭修沿袭长崎地方史研究权威渡边库辅的观点指出春德寺建立于宽永七年，见大庭脩：『受容』、57 頁[中译本 55 页。——译者注]。
26

大庭脩：『受容』、186-188 頁[中译本 177-179 页。——译者注]。御文库目录有三份流传，现分别

藏于狩野文库、静嘉堂文库、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
27

该《御文库书目》现为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所藏（圣堂文书 370-38），翻刻见大庭脩：『受容』、

190-193 頁[中译本 181-183 页。——译者注]。
28

大庭脩：『受容』、193-200 頁[中译本 184-190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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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患者包括退位的后水尾太上天皇（1596-1680 在世，1611-1629 在位）。元升长子即俳句诗人
向井去来（1651-1704）。29
1680 年，三子元成（1656-1727）回到长崎，故事得以继续展开，被地方官牛込重忝奉行（1622-1687 在世，宽文二[1662]年五月六日至天和元[1681]年四月九日在位）任命为孔庙祭酒。
元成似乎不仅作为孔庙主管教授儒家经典，还身兼书物目利，或如其父任御文库纳。具体细节不详，但是接下来的故事证明其确以官方身份接触输入书籍。
贞享二年（1685）成为元成奠定家族此后 150 年基业的时刻。这一切始于他在一部名为《寰有诠》（1628）输入汉籍中发现了基督教内容。这是在华耶稣会士傅汎际（P. Francisco Furtado,
1587-1653）据亚里士多德《天论》（De Caelo）评注所译。30他直接向奉行报告他的发现，奉行
向江户的老中呈报。结果该书被焚，中国商人亦受到处罚，元成获赐“书物改役”一职，拥有将军直属家臣（御家人）的地位，俸禄为 30 包大米并配给 2 人。因此元成实际上取代了春德寺住持。
从元成时代开始，向井家遂于长崎占据了汉文事务的核心位置。他们世袭书物改役，这使得
他们拥有御家人的地位和固定收入。他们向幕府和幕府高官进献图书，他们用这种方式展现自己
的价值并取悦权贵。他们担任中岛圣堂[因地处中岛川沿岸得名]祭酒，并经营附属于圣堂的儒学塾，以儒学者身份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声誉。
地位必须维持守护。比如，笔者从丰富的孔庙档案——现存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中找
到一份写于享保六（1721）年九月十八日，圣堂文书 280-67）的长文备忘录草稿。这是向井元成
就自己地位变化所作申述：当其接受任命时，他从天草代官那里领取俸禄和配给，但是现在从乡
方支配町年寄31处领取，且随着奉行的更迭，人们忘记了他被任命为御家人。因此他请求今后从
御仓，即幕府仓库领取俸禄。经过几番申诉，最终他每年额外获得 2 贯目，以补贴在其儒学塾明伦堂——附属于孔庙——就学的学生。

29

長崎教育会編：『長崎教育史』（上巻）、長崎：長崎教育会、1942 年（再版、京都：臨川書店、

1975 年）、31 頁。向井元升著述颇丰（查《日本古籍综合目录》有 16 部），涉及医学、药物学（本草学）、天文学和儒学等领域。
30见橋本敬造：「李之藻・傅汎際同譯『寰有詮』序説」、『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 38

輯、2005 年、79-95 頁。[与其他汉译西书类似，《寰有诠》亦由西人口授、汉人笔录而成：“傅汎际
译义、李之藻达辞”。——译者注]
31

1676 年，最后一位[四代]末次平蔵[茂朝]被处刑，直到 1739 年初代高木作右卫门[忠与]获任命，其间无长崎代官，这也能部分解释元成为何申诉，乡方支配町年寄上呈“常行司”，和町年寄于长崎其他地方一样，其在其 3 个乡行使相同的职能。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尚不存在一个行政意义上的长崎市，当时的行政单位为町，由 23 内町（1592 前）、43 外町（后增）和 3 乡构成。三部分各有不同的
财政、行政制度。

知識遷移：漢蘭書籍在德川日本的輸入（舶威廉）87

较之于虫蛀严重的备忘录草稿，请求的答复基本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甚至包括信封（圣堂文书 280-16）。这是一件手头（来自奉行所的命令），时间为享保六年，将元成的官饷（役料）
增至 3 贯 500 目。
第三份文献亦为类似主题，是一封二代向井元仲[1770-1827]致代官的书信（圣堂文书 37015），写于文政（1820）十月，在书信中他推荐了一位僧人继承春德寺住持一职。这表明直到此
时向井家依然绝对凌驾于春德寺之上。
向井元成并未止步于一个发现。贞享三年（1686）至正德二年（1712）在任期间，他又在既有的 38 种禁书清单中增加了 15 种。32享保五年（1720），将军吉宗从清单中移除了 19 种，这是采纳了幕府天文学家建部贤弘的建议，后者指出这些书籍是探究数学、天文学相关之所需，33却
仍旧留下了相当多的危险书籍是为向井家所警惕的。
基督教书籍不仅包括欧洲在华传教士所译著汉文作品，还包括中国人所著言及在华传教士相貌或活动，甚至包括完全无害的地方志，仅因书中载有一段对利玛窦墓的记述，亦遭禁毁。34
警惕从未解除，甚至在 1840、1850 年代依然在发现新的威胁。受害者之一是一本回教作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该书于天保十一年（1840）被查获，并于翌年（1841）四月九日被焚。
弘化三年（1846）又查获作品两种，分别为《澳门纪略》五册和《海录》两册。同样的情形亦降临到《海国图志》头上，宽永三年（1850）输入三册，宽永六年（1853）输入一册。35
对输入禁书的处罚十分严苛。书籍或遭焚毁，或涂黑违法乱纪段落再退还给输入商；责令船舶返航并不允许卸货，禁止相关负责人再度来日。尽管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但中国商船之所以屡屡犯错，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船员带上船的物品以及所携书籍的内容。36费力的审查程序并检查所有输入图书必然招致异议。审查往往要花两三年时间，然后人们还必须等待幕府决定出售哪些书籍。另一方面，中国商人不得不苦等买单。异议引起规则的变革以加速审查。其中一次变革于宝历六年（1756）导入，即对业已输入和已有记述的图书，《大意书》无需再记。另一项变革始于宽永八年（1796），即不再要求书物改役修复破损书籍。
但是对于审查者而言，较之于速度，全面仔细是一项更要重的评判标准，因此向井家并无意于提升程序的运转速度。幕府亦不希望错失任何有可能的有趣书籍。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变革背道而驰。比如宽永六年（1794），幕府规定商船事务长（船长财副）个人输入图书应视为“特别货32

大庭脩：『受容』、59-61 頁[中译本 57-60 页。——译者注]。

33

建部贤弘的建议和相关文献分别参阅伊东和大庭，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一）、30-32

頁；大庭脩：『受容』、200-201 頁[中译本 192-193 页。——译者注]。
34

大庭脩：『受容』、73-75 頁。

35

在幕末时期，《海国图书》的禁令被解除，安永元年（1854）年共输入 15 册，其中 7 册被幕府扣

下，8 册售出<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一）、34 頁。>
36

关于这些审讯报告和就相关段落所作说词见大庭脩：『受容』、70-72, 77-79 頁[中译本 66-67, 72-74

页。——译者注]。

88

或問第 37 号（2020）物”（别段卖物）而非“商品物资”（本方卖物），因此应该予以编目继而报呈江户。这显然在强化“江户”拥有通过长崎所输入图书的第一买家权利。37类似担忧在二代向井元仲笔下亦有体现。文化元年（1804），在第 4 份《商舶载来书目》前言中，他写道：“清客卸行李之时有所藏，乃历检阅而后赍入清馆矣。此类书目都不系上奏。虽然，一历检阅则亦录之。”38实际上，元仲基本不关心文人的权利以及船员私人藏书的权益，他更关心的是幕府的权利，知晓并有可能需要带上岸的任何物品。上述引文暗示了审查——至少起初如此——限定在作为商
业项目所输入图书的范围内，船员个人财产不在审查之列，而喜爱发号施令的向井家亦将之纳入
其中 。
几乎没有必要指出幕府禁书的努力是基本不成功的，书籍来到向井家的视野，然后被阅读。
对于这些禁书，伊东多三郎做了特别研究，提供了一份禁书的阅读者及持有人清单，始于林罗山
止于鹰见泉石（1785-1858）。39这些日本学者对禁书颇为痴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们代表了人们最喜爱的对日本国家的有形威胁，引发足以惊世骇俗的好奇心。
对于基督教相当了解的长崎阿兰陀通词非常乐于向爱好钻研的来访者提供更多花边新闻。三浦梅园（1723-1789）便是一例。在日记中他记录了安永七年（1778）的长崎之旅，录有就禁书与二代向井元仲的一段谈话，并从阿兰陀通词松村元纲（生卒不详）得到一份禁书清单。元纲向其讲述了一些基督教趣事。40在梅园的反基督教著作《五月雨抄》中，我们可以读到所利用的这些信息。
在大阪有一群隐藏的基督教异端分子，其首领藏有禁书，幕府使其付出了代价。文政二年（1829），该群体被发现；头领丰田贡被处死，在被惩处的信众中有一名医生藤田显藏。41四、荷兰书籍的输入另一类不在审查范围的是荷兰书籍。在荷兰书籍这一侧，没有向井家那样的存在。据笔者所知，日本方面的资料从未言及审查者的缺失，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其原因：（1）荷兰人不被视为
基督徒，至少不构成威胁；（2）虽然所有文人均可阅读汉文，但是无人通晓荷兰语。

37

引自大庭脩：『受容』、93, 330 頁[中译本 86-87, 318 页。——译者注]。第二处载文献引文。

38

见大庭脩：『受容』、154 頁[中译本 144 页。——译者注]。

39

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二）、『歴史地理』第 68 巻第 5 号、1936 年、15-50 頁。清单中包

括所有禁书的解题。又见伊东英语论文，Itō Tasaburō. “The Book Banning Policy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Acta Asiatica 22, 1972, pp. 36–61. 是其此前两篇论文的英语摘录版。
40

三浦梅园《归山录草稿》12（闻知亚当夏娃故事）、120（见向井元仲，谈及禁书；从元纲那里得到一份禁书清单）。见三浦梅園：「帰山録草稿」、三枝博音編：『三浦梅園集』、東京：岩波書店、
1953 年。
41

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二）、42-43 頁。

知識遷移：漢蘭書籍在德川日本的輸入（舶威廉）89

1660 年代以降，日本官方偶尔请求出岛上的荷兰商人携带一些书籍，通常是医学或本草学自然科学著述，但是这些请求通常附带条件，诸如“最好是葡萄牙文”“有众多插图”。42到 17 世
纪末，幕府重要官员的兴致逐渐消退，与之相对，一些通词利用职务之便对荷兰书籍中的内容产
生了兴趣。本木良意（1628-1697）便是一例，他据雷梅林（Johannes Remmelin, 1583-1632）解剖学著作《小宇宙之鉴》（Pinax microcosmographicus, 1667）译成《阿兰陀经络筋脉脏腑图解》。
43

翻译虽然于 1682 年既已完成，但是直到其身后近百年的明和九年（1772）才得以刊行，名曰《和兰全躯内外分合图及验号》（两卷）。44另一例为楢林镇山（1648-1711）以帕雷（AmbroiseParé，约 1510-1590）《外科》（De Chirurgie[1572]）为基础撰写《红夷外科宗传》，并于宝永三年（1706）完成。45尽管从未刊行，但据称著名儒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为其挥毫作序。
第三例是向检夫尔（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提供信息的今村源右卫门英生（16711736），其学识渊博，精通荷兰语及其他语言。46其后，涌现了一大批通词，因凭借其自身的智识而被后世视作“荷兰学研究者”（兰学者）。18 世纪后半有西善三郎（1715-1768）、吉雄耕42

其中一例如独度涅乌斯（Rembertus Dodonaeus, 1517-1585）《本草志》（Des Cruydboeks, 1554），

加贺大名于 1682 年求得。见松田清 Matsuda Kiyoshi. “The Reception and Spread of Dodonaeus’ CruydtBoeck in Japan.” W. F. Vande Walle and Kasaya Kazuhiko, ed. Dodonaeus in Japan: Translation and theScientific Mind in the Tokugawa Period. Leuven, Kyoto: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Research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2001, pp. 192-193.
43

良意的日译本为《小宇宙之鉴》的荷兰于本（D’ontledingh des kleyne werelds: ofte Een konstige

vertoning van alle de deelen van ’t menschelicke lichaem...）1634 年刊行于阿姆斯特丹，1667 重印。《小宇宙之鉴》初版于 1613 年，原题为《显微镜图鉴》（Catoptron microcosmicum）。
44

见鳥井裕美子：「原三信、本木良意：日本最初の西洋解剖書」、ヴォルフガング・ミヒェル、鳥井祐美子、川嶌眞人編：『九州の蘭学：越境と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2009 年、21-28 頁；計良吉則、酒井シヅ：「『阿蘭陀経絡筋脈臓腑図解』 の翻訳書としての不完全さ：訳出されなかった語の視点から」、『日本医史学雑誌』第 58 巻第 1 号、2012 年、3-14 頁。
45

帕雷作品荷兰语译本出自巴图斯（Carolus Battus，约 1540-1617）之手，题作 De chirurgie, end allede opera, ofte wercken...付梓于 1604 年的莱顿，1636 年再版于阿姆斯特丹，1655 年三版（阿姆斯特丹）。关于镇山，参阅 W・ミヒェル（Michel）：「楢林鎮山：医学に目を向けた出島商館の通詞」、ヴォルフガング・ミヒェル、鳥井祐美子、川嶌眞人編：『九州の蘭学：越境と交流』、34-40
頁。
46

See Van der Velde, Paul. “Die Achse, um die sich alles dreht. Imamura Genemon Eisei (1671-1736).

Dolmetscher und ebenbürtiger ‘Diener’ Kaempfers.” Detlef Haberland, ed. Engelbert Kaempfer. Werk und
Wirkung.Vorträge der Symposien in Lemgo (19-22.9.1990) und in Tokyo (15-18.12.1990),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3, pp.174-193; ———. “The Interpreter Imamura Genemon Eisei.” Beatrice M. BodartBailey and Derek Massarella, ed. The Furthest Goal: Engelbert Kaempfer’s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Sandgate: Japan Library, 1993, pp. 44-58.
又今村英明：「今村英生：洋学の発展に貢献したオランダ通詞」、ヴォルフガング・ミヒェ
ル、鳥井祐美子、川嶌眞人編：『九州の蘭学：越境と交流』、50-55 頁。

90

或問

第 37 号（2020）牛（名幸作，1724-1800）、本木良永（名仁太夫，1735-1794）、石井庄助（名恒右卫门，
1743-?）、志筑忠雄（1760-1806）等突出典型。
18 世纪后半叶由于对兰学的兴趣，需要购买荷兰书籍，出现了小规模的荷兰图书市场。以出岛档案为基础，利恩将荷兰书籍的输入追溯至 1754 年，47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荷兰书籍进入日本
显然早于此），但是可以视之为荷兰方面对日方新需求的认识不断强化的一种反映。凭借他们的智识，出岛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雇员们捕捉到信号，与日本知识分子合作，甚至通过与他们的交接往来提升了自己的研究。这点可以从时任出岛商馆长的伊萨克·蒂进（Isaac Titsingh,
1745-1812 在世，于 1779-1780、1781-1782、1783-1784 在任）书信（原文为英语）中得到证实：您希望了解事物秩序，即科学规则——矿物据此分布——和关于不同物种亲和关系之合理
结论，很显然日本人是多么渴望利用这种方法，自从锁国之后剩下的唯一方法即欧洲书籍，特别是博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和外科——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向他们提供这些著作——受惠于他们对我的感谢我才能搜罗到我想要的，对于我的热情传授他们感到非常满意，
因此会毫不犹疑地向我提供书籍和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我的需求。48

作为一项制度，幕府并未没有认识到荷兰书籍潜在的威胁，但是 18 世纪末最重要的政治家松平定信注意到事态发展，感觉不安并采取行动。荷兰图书即其在《宇下人言》最后环节所讨论的主题。《宇下人言》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笔记，原打算仅供将来继任定信正在担任的老中一职的藩主阅读。因为是是私人的笔记，采取了尽可能的保密措施。49定信在此记述了他近来所采取的措施
手机荷兰书籍以利国家。

宽永四、五年倾始集蛮书。蛮国详于理，于天文、地理，又兵器、内外科之治疗殊益。然或为好奇之媒，或言恶。若此则应禁之。纵禁猶不能止[其益]也。况其亦有益。若如此，其书籍不应多入于无心者之手，理当上库。然若无人能读，唯待虫蛀。余故亲购之，以免
遍布于世。若有御用之际则当即辨之。与长崎奉行谈之，购舶来之蛮书籍遂成矣。50

47

See Mac Lean, J. “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into Japan, 1712–1854.” Japanese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3, 1974, pp. 13-14.
48

引自 Lequin, Frank, ed. De Particuliere Correspondentie van Isaac Titsingh (1783–1812), 2 vols. Titsingh

Studies 4.1-2, Alphen aan de Rijn: Canaletto/Repro-Holland, 2009, pp. 512–513; 相同内容见——, ed. 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Titsingh, 2 vols, Japonica Neerlandica 4. Amsterdam: J.C. Gieben, 1990. p.
450.
49关于稿本的封藏、最终被发现等细节参阅松平定信：「宇下之言」、松平定信著、松平定光校訂：『宇下之言・修行録』、東京：岩波書店、1942 年、5-9 頁。
50

松平定信：「宇下之言」、177 頁。

知識遷移：漢蘭書籍在德川日本的輸入（舶威廉）91

几年前，定信已将石井庄助收入麾下。庄助生在通词世家，并成为一名通词，精通荷兰语。1786
年，庄助陪同结束长崎游学欲回江户的大槻玄泽（1757-1827）离开了长崎。至江户不久，他便进
入了定信门下。这说明定信充分认识到兰学的重要性。我们很难说他个人热衷这些“蛮书”，更确切的动机应其如《宇下人言》中所言，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1811 年，幕府建立一个荷兰书籍翻译机构，所谓“蛮书和解御用”。是什么促使定信促成该
事尚不能确定，但是建议来自大槻玄泽，他当时业已成为江户兰学者的元老。玄泽的建议为若年
寄崛田正敦（1758-1832 在世，1790-1832 在职）所采纳，后者亦属定信党羽。该机构正是定信希望筹备的：获得并查验荷兰图书，并翻译于国有益的内容。
直至 18 世纪末，所有输入的荷兰书籍并非荷兰东印度公司或尼德兰贸易公司（NHM）的贸
易商品，而是礼物或为私人物品。所谓“礼物”分两种：一是按要求运来的，即幕府方面要求荷兰人带来的；一是真正的礼物，荷兰主动献给幕府的书籍。这两种“礼物”很容易区分，因为这些书籍的来源均记录在案。51而作为私人物品的书籍卖给个人，比较难以或者无法追踪。我们不
清楚有多少荷兰书籍在日本落地生根。52尽管如此，偶尔也能寻出些蛛丝马迹，譬如一名荷兰人
死在出岛上，留有个人财产记录，其中包括书籍，这些财物经编目后拍卖。53阿兰陀通词在接手荷兰水手和书商的书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恰巧因各种缘由携带书
籍来日。吉雄耕牛即其中的重要一例，他曾向平户大名松浦静山（1760-1841）出售检夫尔《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54作为长崎地方公务人员，通词被授予了申请订购的权利。自 1760 年
代以降，订购单亦包括通词协会（通词仲间）所预订的荷兰书籍。55现存的书籍订购清单有 1810、1814、1818-1830 以及 1844-1856 年等，其中 1810-1830 年间
的已由永积洋子出版。56在这些清单中，可见预定书籍的各类官员，其中包括高高在上的将军、
长崎奉行、代官、会所官员、长崎市的长老们（町年寄）、通词仲间，偶见通词的个人姓名。

51

Mac Lean, J. “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into Japan, 1712-1854.” Japanese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3, 1974, pp. 13-14.
52

关于这一论题，见 Verwayen, Frans B. Early Reception of Western Legal Thought in Japan, 1841-1868, ,private publication, Leiden, 1996 (Ph.D. thesis, Leiden University,) pp. 61-63. 他指出无法判明水野忠邦下
令翻译的荷兰法典何时、如何输入日本的。
53关于这些书目的调查研究，参阅松田清：『洋学の書誌的研究』、京都：臨川書店、1998年、351-

379頁。
54

松田清：『洋学の書誌的研究』、487-488 頁。

55

永積洋子：『18 世紀の蘭書注文とその流布』（文部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 1995-

1997）自費出版、1998 年、2-3 頁。
56

永積洋子：『18 世紀の蘭書注文とその流布』、9-37 頁。

92

或問

第 37 号（2020）

第二类清单为“铭书账”。这些荷兰书籍清单始于 1839 年，伴随着同年对兰学者的制裁事件（蛮社之狱）而出现的。这是涩川六藏（1815-1851）向其主子目付鸟居耀藏（1796-1873）的建言，后者才是这场清洗运动的幕后黑手。清单一直编撰至 1859 年，以片假名记录；57现存
1839、1845 及 1847-1859 年间的清单。永积翻刻了这些年度清单（共计 3592 种图书）并编纂了
大有裨益的作者和题目索引。58她指出，这些清单的编纂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们作为一种工具用于查验输入的荷兰书籍，另一方面，使幕府及其他对荷兰书籍兴趣抱有兴趣的人员机构能够监督书籍的输入进而获得感兴趣的书籍。后者恰好解释了为何这些清单副本流入并止于各大名之手。59这显然是参照汉籍所采取的类似举措，只是荷兰书籍并没有真正受到审查。
因为直至锁国终结的时代，荷兰书籍都未被审查，它们充斥着基督教相关内容。譬如，静山
在平户的图书馆藏有《法国新教归正会历史》（Elias Benoit, Historie der Gereformeerde Kerken
van Vrankrijk, 1 vol., Amsterdam, 1696）60和一种评注本《圣经》的前十四卷（Matthew Henry,
Verklaring over den geheelen Bybel of het Oude en Nieuwe Testament, Delft 1741-1762, 内容涵盖《创世纪》至《列王记》）。61志筑忠雄翻译检夫尔《日本史》亦涉及诸多基督教文献以及基督教在
日本的传播。这些内容从未获允出现在汉籍中。

五、作为学术圣地的长崎感谢大庭修、松田清、永积洋子等学者的这些研究，为我们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文献数据基础。他们的成果亦启发我们一些尚有待深入挖掘的方面。其一即作为商品的书籍交易与长崎地方
的持久兴趣——主要来自语言学者，尤其是通词，以及居住或来此访学的学者——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相关联。在长崎是否有一个智识机构储存并使用输入书籍——换而言之，一个机构因其特殊
位置受益于首先接触从海外输入的新知识？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群体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受益于这一甚至是唯一的可能性，他们与其周围所教授的外国人——大多为中国人与荷兰医
生——他们能够解明书籍的背景与内容。
受大庭修的影响，新的研究开始探讨江户时期活跃于长崎的 13 名中国医生，重点关注其出
版物和人家关系网。62而荷兰方面，不少研究关注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57

日语书写文字之一，源于汉字的偏旁部首，现主要用于表记外来语。

58

永積洋子：『18 世紀の蘭書注文とその流布』、43-372 頁。

59

永積洋子：『18 世紀の蘭書注文とその流布』、38 頁。

60

松田清：『洋学の書誌的研究』、440-441 頁。

61

松田清：『洋学の書誌的研究』、473-477 頁。

62

郭秀梅：「清医胡兆新の来日記録と業績：長崎における1803-1805年の活動」。其还以同样标题在《日本医学史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清医胡兆新の来日記録と業績：長崎における1803～
1805年の活動」（1&2）、『日本医史学雜誌』第47巻第1号、2001年、 261-281頁；第47巻第2号、2001年、261-268頁。在《日中医学》杂志上载有郭秀梅、陶惠宁、鲁红梅执笔的专题系列论文“日中知識遷移：漢蘭書籍在德川日本的輸入（舶威廉）93

1866）的私塾鸣泷塾，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实乃近世长崎的第二大私塾；63亦不乏对
幕末时期庞贝氏（J. L. C. Pompe van Meerdervoort, 1829-1908）相关事迹的考察。64
这些研究引出更多一般性的问题，长崎的发展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全国范围的知识网络系统。特别是，都有谁游学长崎，逗留多久，学了什么，跟谁学？大致的回答可参阅平松勘治
1999 出版的《长崎游学者事典》。这是一部可作为工具书使用的辞典，共网罗了江户期“游学长崎”的学者 1052 名。平松指出该辞典并未能穷尽所有。当然，穷尽所有的辞典是不存在的，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该书并未涉及于西博尔德、旁贝二氏的门生以及长崎传习所的学生
们。65
平松补充的统计数据显示，（1）来自关东和关西的访学人员相对较少，最大的群体来自九州（24.6%），其次为本州（中国地方，19.4%）；（2）游学者所学内容多样，但是以医学高居榜首（560 人），与另外的兰学（132）、火炮（128）两类形成三足鼎立之势。66平松辞典的编纂是通过从各类零散资料——主要为名册——中择选出在长崎“游学”人员姓名。不过，结果只
能是指示性的。该辞典显然遗漏了笔者此前业已指出的林罗山和林永喜：尽管他们在《长崎游学者事典》并未被言及，但是在更古老长崎参考书辞典《长崎先民传》（1819 年）已有提及，将二人归在“流寓”一栏。
另一图景是满足访学者需求的长崎智识机构。历经多年形成于 17 世纪下半叶，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为 1649-1651 年。此后，可以看到分隶属于不同团体的唐通事和兰通词，在长崎逗留的中
国人，界定含糊的地方知识分子（医生、天文学家、儒学者）、中国与日本僧侣、中国画师与向井家。一旦向井家于在 17 世纪后半确立了地位，他们和翻译人员成为这些群体中的最好组织者。在幕府秩序中，翻译人员和向井家均享有一席之地。译者主要职责是贸易，而向井家主要为负责[汉文]书籍的输入。

结语书籍输入的故事，尽管其本身已经十分引人入胜，其实只是更为宏大故事的一部分，即日本夹在东亚和西欧两种不同知识体系间的故事。日本学者和机构需要书籍，因为他们认为书籍承载
着有用的知识——这是人们必须知晓并理解的东西以立足于时代之巅。
这可以被看作日本努力与中国的知识发展保持齐头并进。最迟于 6 世纪以降，日本成为汉文化圈的一员，江户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均承认，文化与文明均已彻底汉化，唯一的例外即日本诗
医学交流史”。
63据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展览。该展览详细统计了长崎各私塾的学生数量，其中第一大私塾为一家

中国画学堂。
64

Beukers, Harm. Red-hair Medicine: Dutch-Japanese Medical Relations. Amsterdam: Rodopi, 1991.

65

平松勘治：『長崎遊学者事典』、長崎：溪水社、1999 年、ii 頁。

66

平松勘治：『長崎遊学者事典』、409-412 頁。

94

或問

第 37 号（2020）

歌（和歌）。而非常特殊的是一些日本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摄入荷兰医学和科学，尽管欧洲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的经典之上且构造迥然有别于中国或者东亚。书籍——被预订、购买、
架藏、使用的——是追踪日本知识分子志趣的最佳手段。它们显示了都有谁，有何兴趣，何时，何地。
在书籍被阅读之前，它们必须输入继而被得到。这也就暗示了图书获取程序中首先取决于估
价师、官方购买者、译者以及以个人行为造访长崎的学者。这使得该城市的智识环境尤为重要，只是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67长崎给我们第二点启示是，我们的视角不应为欧洲科学的传播，而是中国和欧洲知识的受容。重点不是欧洲给予了什么，而是日本知识分子精英积极主动并能够拣选什么，知识分子在所
其生长的知识系统中面临的条件和束缚。从这一层面上来看，直至 1854 年日本的情况非常特殊，不必被迫输入“西方”知识或按着“西方”方式行事。68日本人对中国和欧洲知识所表现出的志趣均是自主的且植根其内。

67

此前的《长崎教育史》（见注 28）还远远不够。

68

在这方面，日本与印度截然不同。关于后者，可参见Raj, Kapil. 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

Circu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 1650–19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而且日本的整个历史进程在外语资料（荷兰语）与尤为重要的本土资料中均有非常详实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