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75

No.44,（2023）pp.75-92《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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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桔
摘要：清佚名線裝刻本《語言問題》現存滬藏本與歐洲藏本兩種，其內容與《漢字文法》（1829）
及《語言自邇集》（1867）這兩部 19 世紀著名的北京官話教科書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的全文對勘整理，發掘分析《語言問答》編訂者對《漢字文法》原
文中宗教、儒學、时事等内容的修订，对語言練習、同義並列词句的取舍，以及對具體字詞的修改。在此基礎上，結合《語言問答》的出版信息、《漢字文法》手稿本、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
史料等资料，推測該書大致的刻印時間，並描摹出一位（群）與徐家匯相關、具有良好北京官
話能力、投身於宗教事业的編訂者形象。
關鍵詞：《語言問答》、《漢字文法》、江沙維、早期西人漢語學習

1.引 言
清代佚名的《語言問答》以中国传统的线装木刻形式保存了早期來華西人漢語學習的珍貴資料。該書現存兩種刊本，據版心文字，其一由“語言問答”（52 頁）和“續散語十八章”（35 頁）
兩部分合訂而成；其二僅“語言問答”（52 頁）內容。上述兩者前半部分的內容、版式完全一致。
據內田慶市（2010）的考察，前者主要收藏於歐洲的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比利時魯汶大學圖
書館等，其內容分別來自葡萄牙傳教士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1781-1841, 又名公神甫
2）編寫的《漢字文法》（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phabeto e Grammatica, 1829）中的“問答”章與

英國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編寫的北京官話系列教科書《語言自邇集》（Yü-yen tzŭ-erh chi, 1867）中的“續散語章”。
宋桔（2010，2011，2023）重点发掘了僅含“語言問答”（52 頁）內容的沪藏本，报告了该1

本文的研究獲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19—20 世紀西人漢語注音方案之演進及其影響研究”（19YJC740067）、國家語委“十四五”科研規劃 2022 年度科研項目“語言文字規範標準的宣傳推廣
及策略研究”（YB145-57）的資助。本文部分內容曾在 2022 年“傳教士漢語研究與中國近代語變遷”
學術研討會（香港）上發表，感謝與會專家學者的意見，感謝內田慶市教授提供的資料與寶貴建議。
若有錯訛，文責自付。
2

金國平（2018：228-229）通過考察神甫的著作及其學生的指稱指出“‘江沙維’並不是他本人認可

使用的漢文名。神甫自稱姓‘公’，即葡語父姓‘Gonçalves’第一個音節的音譯。……而‘江沙維’
是澳門稍晚對葡姓‘Gonçalves’的通譯”。目前所見大部分研究主要稱其為“江沙維”，本文亦採用
該名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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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号（2023）

版主要見於上海，已知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均藏有數量不等的複本。其中，復旦圖書館六個複本上的多個藏章展現了該書從徐家匯神學院到復旦的流播路徑，且頁
3

面保留了多種歐洲語言撰寫的學習筆記。 由此，宋桔（2010）初步推測《語言問答》是與徐家匯
傳教士的漢語學習存在關聯的西人汉籍。
內田慶市（2011）集中考察了江沙維《漢字文法》中的北京官話特征，披露了《漢字文法》的
手稿本，並指出了其與刊本的關係。內田慶市（2022：37）指出與《漢字文法》內容相關的《語言問答》之類的書籍“大概是當時為了學習北京官話的歐洲人作為刻本來發行的”。
如果說此前關於《語言問答》與徐家匯傳教士的漢語學習相關僅是推測的話，最新發掘的書目
資料，突破性地明确了該書的出版地即徐家匯的土山灣。2021 年，宋桔發現徐家匯《慈母堂經書
價目》（1898）裡有“《語言問答》八十文”的記載。4內田慶市（2023）報告了《土山灣慈母堂出版目錄》（Catalogus librorum Lingua Sinica Scriptorum，1904）中更為詳細的記錄：
510. Yu yen wen ta 語言問答 Dialogi olim a D. Gonzalvez sermon mandarinico facti in
Usumeorum qui illum sermonem addiscunt. Ed. xyl. 1 vol. in-8, 53 fol. （江沙維神父的漢語會話練習的古老對話集，1 冊，16 開版式，53 葉。）5上述兩書目題名中的“慈母堂”與上海的土山灣印書館密切相關。結合徐家匯相關史料（宋浩傑 2005:102）可知，1855 年天主教教士在青浦橫塘創建了土山灣孤兒院，1864 年遷至徐家匯土
山灣，從此稱“土山灣孤兒院”，題名中的“慈母堂”原指設於土山灣孤兒院內的一處房舍，始建於 1866 年。鄒振環（2010：2）指出該館早期出版物多稱“土山灣慈母堂藏板”，之後或稱“徐匯書坊”“土山灣天主教孤兒院印刷所”“土山灣育嬰堂印書館”“土山灣孤兒院印書館”“土山灣印書房”等。
1867 年，孤兒院已收養了 342 名孤兒，並設立了各種工場，孤兒們主要學習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鍍金、油漆、繪畫以及“刻寫印刷用的漢字、木版”等手藝。6 土山灣印書館最初運用
中國傳統的木版印刷技術翻印了大量明清之際天主教的漢文西書。7印書館在 1869 年已至少擁有8“七十種作品的木版”，1874 年“鉛活字引進了土山灣” ，而後陸續引入石印術、珂羅版和照相
銅鋅版等西方新式印刷技術。由此，我們有理由推測，以木刻本形式存世的《語言問答》很可能出
自 1866-1874 年前後，即土山灣建成“慈母堂”後並以雕版為主的時期。
上述信息的確定使清佚名《語言問答》的研究有了更為明晰的方向。下一步的問題就是，土山3

關於復旦藏本鉛筆標記與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筆記的情況考察詳見宋桔（2010：18-22）。

4《慈母堂經書價目》（1898）载周振鶴輯（2005:549）。

5轉引自內田慶市（2023）。原文為拉丁文，括號中的中文譯自筆者，下引文翻譯同。

6

費賴之《1869 年的江南教區》，第 52 頁。轉引自史式徽（1983：293-294）。

7相關分析參見鄒振環（2010）、李天綱（1994）。

8

費賴之《1869 年的江南教區》，第 60 頁。轉引自史式徽（1983：296）。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77

灣印書館為何印刷這部書？《語言問答》與《語言自邇集》的編者威妥瑪有無直接關係？是誰主導
了從《漢字文法》到《語言問答》的編刻工作？
除上述圍繞《語言問答》的討論外，9已有的對《漢字文法》及其編者江沙維的研究為《語言問答》來源問題的進一步探究奠定了重要基礎。如葉農（2004, 2010）、金國平（2018）對澳門漢學
研究的考察及對江沙維著作生平的梳理，Joseph (2007) 對江沙維漢語教學觀念的梳理，柳若梅（2009）對《漢字文法》的文獻考察，朱鳳（2016）對《漢字文法》手稿本中例句的語法分析等。
葡萄牙學者 Anabela Leal de Barros（2015, 2017）對《漢字文法》手稿本的整理，及對刊本中葡文的校勘亦為本文提供了可資參考的重要資料。
本文將從文本出發，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系聯漢語教科書、中外詞典、歷史資料等文獻，結合葡文內容對《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10中文文本內容進行全面的梳理與查考。通過對兩者內容的沿襲與刪節、用詞的特征與變化的分析來探析《語言問答》的編訂背景，圍繞上述問題描摹
其中蘊含的清末中西文化交涉、語言接觸的歷史脈絡。

2.基本信息及版式對比
葡萄牙籍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於 1781 年出生，1799 年進入里斯1112

本的那不勒斯（Rilhafoles）修道院學習。 1812 年離開里斯本前往中國，1813 年 6 月到達澳門。

他最初計劃進入北京的欽天監工作，故一入華即開始學習北京官話，但因清廷禁教終未果。除在澳
門傳教外，江沙維主要在聖若瑟修院（St. Joseph's Seminary）13從事歐洲語言、漢語以及音樂等方面的教學。除《漢字文法》（1829）外，還出版了一批拉漢、葡漢對照的語言學習資料14。葉農（2010：

9

即內田慶市（2010，2011，2022）；宋桔（2010，2023）。

10

下文將《語言問答》簡稱為《語言》，《漢字文法•問答》簡稱為《文法》。

11

江沙維的學生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在其去世後撰寫的紀念文章是目前所見與其生平相關較豐富且較早的文章，原文為法文，《中国丛报》译为英文發表，下文有關江沙維的生平的引述，未註明出處者均系翻譯並引自該處，英文原文為 Callery (1846)。
12關於其達到澳門的時間有不同的記錄，葉農（2010：58）指出 Callery（1846）為 1814 年 6 月 28日，但施白蒂（1998：16）和文德泉《澳門教區檔案》（1956：717）均為 1813 年 6 月 28 日。主要參
考 Callery（1846）資料的庫壽齡（Samuel Couling），也在《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Sinica，
1917：208）錄為 1814 年 6 月 28 日。經查，《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1984：172-173）與《16-20 世
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2010：563-564）均記錄江沙維到達澳門的時間是 1813 年。綜上所述，筆者也認為 1813 年 6 月 28 日為較準確的時間。
13澳門聖若瑟修院 1728 年由耶穌會創辦、為中國副省培養傳教人員的第二所高等教育機構，1762 年

曾停辦。1783 年遣使會士接替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後，修復了包括聖若瑟修院在內的一些修院。
（葉農 2005）
14

如《辣丁字文》（Grammatical Latina, 1828）、《洋漢合字彙》（Dicctinario Portuguez-China, 1831）、《漢洋合字彙》（Dicctinario China- Portuguez, 1833）、《辣丁中国话本》（Vocabularium Latino-Sin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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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号（2023）59）總結其主要成就：一是教學工作促使下的漢語研究，二是在澳門培養了一批雙語人才。葡籍歷
史學者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1998：16）評價他“是当时葡萄牙传教士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汉学造诣最深”。
《漢字文法》1829 年刊本15共八章，總計 550 頁，分別是 Alphabeto China（漢字筆畫表）、Frasesvulagres e sublimes（散語）、Grammar（文法）、Syntaxe（文法）、Dialogos（问答）、Proverbios（俗语）、Historia, e fibula（历史，寓言）、Composicoes Chinas（作文法）及兩個附錄。
其中第五章“Dialogos（問答）”由 46 篇文章組成，主要是一對一的口語對話，少量獨白，也混有與對話段落中某句同義或反義的短語。綜合版面及單個漢字左右或上下錯排的情況來看，屬活字排版印刷。施白蒂（1998：16）也指出江沙維的著述都是在“聖若瑟修道院印刷出版”的，這裡配有一套漢字活字。
筆者近年來所見滬藏的近十種《語言》複本，均無書目信息，內容皆為《漢字文法》刊本第五章“Dialogos（問答）”漢語部分的內容。皆為線裝刻本，白口，單魚尾，左右實心邊框；版心刻“語言問答”及頁碼，共 52 頁，第 28 頁 b 面有一行欄線，第 52 頁 b 面有四行欄線。滬藏各複本
的外衣形式及尺寸因後期翻修略有差異，但內框皆為 13cm*17.8cm，斷口有形似和深淺差異，推測
或為同一刻板先後印刷。通過對照羅馬國立大學《語言》藏本的圖片來看，其“問答”部分內容、
版式、錯刻等印跡也皆與滬藏本一致，或也可能來自同一刻板。
本文所涉《文法》與《語言》首頁書影如下：圖 1：《漢字文法•問答》（左）與《語言問答》（右）的首頁書影1836）等。
15

內田慶市（2010）報告了藏於葡萄牙國家圖書館（Bibliotheca Nacional de Portugal）的《漢字文法》

部分內容手稿本，並判斷手稿本可能是刊本出版前六年左右寫的。有關兩者內容與源流的進一步關係
筆者計畫另文詳述。葡萄牙學者 Anabela Leal de Barros（2015）整理出版了手稿版。在下文比較《文法》與《問答》的過程中，若涉及刊本與手稿本的差異，我們也將具體指出。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79從形式上上看，《文法》採用漢語和葡萄牙語橫排分欄對照，內頁無欄線，每頁排字 20 行左右，部分斷句處採用頓號和句號。
《語言》遵照傳統漢籍，行款為每半頁 10 行，每行大字 20 個，
該部分無欄線，以頓號和句號斷句，一般一個角色說完後空一格。
有研究認為《語言》與《文法》的差異僅在於異體字的修改、同義詞的多選一以及“問答十五”
的內容刪節等。16 然而，通過對兩者全文內容的對勘和進一步的周邊文獻資料查考，兩者之間的內容差異點、兩者相對於同時代相關文獻的共同點一一顯露出來。

3.內容與形式的沿襲與刪節
3.1 宗教與儒家相關內容的取捨《文法》46 篇可分為兩部分。問答一——問答三十六系日常對話，題目也往往取自談論的核心事件（如問答二十早上拜望）、對話的時間（如問答十四上學、問答十八起來）、地點（如問答十五在學房）等，字數在 700 字以下，與 19 世紀官話教材《語言自邇集》（1867）、《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1892）等漢語教材中的對話編寫思路相近。
問答三十七——問答四十六則篇幅驟增，字數越居千字以上，內容多涉及社會及人性的醜惡，
揭露社會現實。大部分是以對話一方（問答三十九農夫、問答四十二當家、問答四十六堂官承差走堂），或者談及的一方（問答四十三光棍、問答四十五買辦）的身份為題名。行文的模式多是談論
某人的種種惡行，一方對其進行勸誡，分析行為的後果等，類似神父面對懺悔者的情形，略举几例：（1） 我後來回想過來，才知道上了魔鬼的當，犯了大罪。但給本莊兒除了一個大害。……到底你這個罪在十惡不赦裡頭。他不疑惑是你放的火？（問答三十九）17（2） 人該當良善，處處都改當讓人，各樣事情上頭甯可吃點虧不可同人爭鬪，這纔叫愛人如己。自然一個人發忿怒如猛獸一樣，只願隨着自己的兇暴性子，不知道義
理，不知道危險，不顧身家性命，不但這個，傾家敗產也是因為忿怒。（問答四十一）（3） 在世上免不了要受苦，你忍受他有功勞、脩德行。……慳吝，這一條理狠明
白，不用引書上的憑據。
（問答四十二）其中“問答四十三”中更是羅列了一個等待神父救贖的地痞光棍的貪吃、嫉妒與色慾：（4） 他飲食裡頭有有貪饕，他嘴太饞，嫌長道短。……他還是好嫉妬人。……他
有一個冊頁、一個手卷，上頭寫的都是春宮兒。(問答四十三)《語言》完全保留了上述後半部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全無刪減。同時，《文法》中一些與16參見內田慶市（2022:36-37）。

17

若該例句在《語言》與《文法》中內容一致，則僅標註篇目號；若例句在兩者文本中有不同，則具體註明。括號中的“《語言》”指代《語言問答》，“《文法》”指代《漢字文法·問答》。引文中的漢字按原樣抄錄，標點為引者根據上下文加註。引文中的下劃線為引者標註重點內容所加，原文無。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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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義相關的內容被《語言》編訂者有意刪除了。這一點集中在“問答十五”中，該章節圍繞兩
18個學生及兩人與教書先生間的對話展開。
《文法》中該節 1600 餘字，《語言》刪至約 700 餘字。 近
一半刪減的內容都與儒家道義相關，如若哥哥打弟弟，弟弟應如何應對：
19（5） 我來，哥| 就打我，该怎麼樣？隨便他打,不要悮了你的本分。
（《文法》問答十五）
又如孩子絕對不能忤逆父母：
20（6） 當面背地裡都咒駡し 怨父親，說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羅瑣。說他背誨也勞
道也，衝撞父母。
你這樣大膽子么？在父母跟前，連一句多話也不該當說，連一句高聲也不該當有，
兒女受了父母恩狠重很大，母親為兒女懷胎十月，乳哺三年兒，移乾就濕，費力勞苦撫
養兒女成人，望他們孝順自己。俗語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忤逆父母的兒子不如禽獸，你的良心在那裡？不孝敬父母有罪，況且淩辱他們老人家。該順父母的心，不該有一點兒違 ，不該呌他們煩惱，有好東西該供給他們。
（《文法》問答十五）
由此可見，《语言》保留了《文法》中数量庞大的人性醜惡與宗教勸解相關内容，並有意識刪
減了儒家觀念的有關表述。這與外交官威妥瑪所編《語言自邇集》對類似內容的處理大有不同。據
宋桔（2011：89）的對勘整理，《語言自邇集•談論篇》完全刪除了所依據的滿漢合璧教科書中原有的“关于一对奇怪的夫妇的言论，暴行和外遇相关的两段内容”，這與《語言》中完全保留《文法》
中揭露人性醜惡相關內容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
同時，兩者談論其他宗教的內容也表現出較大差異。
《文法》“問答四十四”直接指出天主教、佛教、儒教、天地會、白蓮教、天理教等是不一樣的教，批判佛家和道教人士，並在行文中稱傳統
的習俗皆是“虛假的禮”：（7） 我還沒有定。人說天主教、同佛教、儒教、天地會、白蓮教、天理教一樣,
不過都是勸人學好、這樣沒有異端。
一定有、不能都是真的、到底顧不得考察明白。昨日在廟裡作會祭獻神、唱戲燒香燒紙、香蠟、門神紙錢、掛錢紙馬、元寶都有、到底廟神沒有靈、所以我再不拜那個廟。
和尚變甚麼?人說變驢。道士作甚麼?他們愛辯論。妮姑作甚麼?管閒事。……過年
21

22

的時節，燒松栢 枝兒，門上插芝麻楷兒 ，清明帶柳圈兒，端午帶艾，都是虛假的禮。
（問答四十四）18經對照，《漢字文法》稿本該部分內容無刪節，與刊本一致。

19《文法》中“丨”表示重複前面的字或詞，這裡表示“哥哥”。

20《文法》中“し”表示前後詞語或短語同義，將在下一小節具體分析。

21

引者註：“栢”同“柏”。

22

引者註：
“芝麻楷兒”即芝麻秸，除夕门上挂芝麻秸，取“芝麻秸秆节节高”的吉利。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81相反，《語言自邇集》中選自滿漢合璧文獻的“談論百篇”基本未涉及宗教，由編者團隊編寫
的“散語章”對“三教”的論述也以褒獎為主，並將儒家尊為“聖教”：23（8） 古來有位聖人姓孔。他的教後世叫做聖教。為中國最尊重的。同時還有老子
的教、呌做道教。佛教是西方僧家傳來的。尊佛爺出家的是僧家、俗說就叫和尚。尊老子出家的是道士。聖教又名儒教。儒教的人叫俗家。三教的總名就叫佛道儒。
（《語言自邇集》散語章之三十三）
綜上所述，《语言》沿襲自《文法》的這部分與基督教教義、懺悔勸解相關的內容與同時代《語言自邇集》類外交官編教科書的內容風格存在較大差異。前兩者皆充分认同並旨在宣揚基督教理念，《语言》的編訂者更是對儒家傳統忠孝禮儀思想有所抵觸。
3.2 時事與語言學習內容的保留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始出現眾多以“問答”為題的西人漢籍，主要用於傳播和解釋教義，部分帶有固有的傳教模式。
（彭強 2019:42-43）与之相比，《文法》中虽有大量與宗教勸解相關的內容，但其从亲历者视角展开的时事记述及与汉语学习相关的内容则更为显著。
一方面，江沙維並未明確說明《文法》內容的來源、編寫時間或是否存在依據的中文底本，這些問題仍有待對《文法》的手稿本24及周邊資料的進一步考察。同时，我們注意到《文法》的內容
實際與當時來華傳教士的生活經歷與歷史事件有著密切的聯繫，且均保留到了《语言》中。
文中不僅提到“直隸”“四川”“順天府”“廣州府”“贛州”等地名，也涉及了“浦口村”“書芳街”“汀州”這樣可具體定位到傳教士活躍活動的廣州、福建地區的小地名。25
部分内容亦与史料细节相符，如問答二十九談論報刊新聞，提到“辦了幾個天主教”：（9） 廣東總督奏了皇上奧門人賣鴉片煙，降上諭禁止他們賣。若他們不遵守，皇上禁止，該當拿他們問罪，如同本國的人一樣。沒有別的要緊的。
（問答十九）26
經筆者查詢，《清通鑒》嘉慶二十年（1815 年）也記錄了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澳門買賣鴉片遭禁的事
件：
先是兩廣總督蔣攸鍺等於上月二十一日奏酌定《查禁鴉片煙章程》，稱澳門為西洋23

對《語言自邇集》各章節內容溯源、語言特點、共時語料性質等的考證具體見宋桔（2020：78-

102）
。
24

有關手稿本的研究詳見內田慶市（2011：238-240）、Anabela（2015）、朱鳳（2016）。

25

浦口，是很多地方的地名。如現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登岗镇境内就有百年村莊，名為“浦口”。廣州

市中心老城區有一條街南起大南路北到惠福東路的街道，清代時因街內多為書院書店和文具店而冠名
“書坊街”，據說當時書坊街有牌樓，石匾上刻有“書芳街”三字。汀州，位於福建長汀,始建於唐開
元年間。地處武夷山脈南麓,南與廣東省近鄰,西與江西接壤,為閩粵贛三省的古道樞紐,被稱作“福建西大門。
26表示此處引文引自《文法》的“問答二十九”，引文中的底線為引者標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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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号（2023）

夷人賃居之所，向來夷船赴別國販貨回澳並不經關查驗，即將貨物運貯澳地，俟賣貨時
方行報驗納稅，難保無夾帶違禁貨物之事。……嗣後西洋貨船至澳門時，自應按船查
驗，杜絕來源。
（章开沅 2000：331-332）
由此可推測“問答十九”內容的現實依據。
又如“問答三十七”即當地軍民府官員與西洋人的會面，討論的即澳門發生的火災，其中提到：（10） 大老爺從那裡來？
省裡來，奉督憲大人委、為查勘本月初三失火打架等事。
……
因為有左堂的詳文，又有許多的鋪戶著火後、都跑回省城來了。一時傳聞說澳門成了一片曠野了。著火後大老爺要全拆一總的草房子，因此中國人同西洋人打架，打死了
一个人中國人。不知道是這樣么？
沒有打死中國人，單丨的一个受了傷重一點，如今已經醫好了、這些草房子實在不好。若使街上沒有那些房子，這一次的火災不這樣利害。救火的這個晚上，左堂周老爺
在那裡，他也覺得那時候火勢都是那些草房子不好，所以明天就同他商量要拆盡那些
沿街的草房子。
（問答三十七）根据《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劉芳等 1999：36），澳門地區在嘉慶年間曾多次發生火災，
其中 1818 年四月的大火中，營地蓬寮失火，殃及商戶百餘間。“為此，澳門檢察官給廣東巡撫寫
信要求幫助，為說明問題還附上了禁止修建棚屋的規章。”（施白蒂 1998：21）
綜合大火、商鋪及拆除草屋的建議的信息來看，我們推測“問答三十七”記錄的可能即 1818
年火災發生後的事件。且從具體內容來看，編寫者對對話細節非常了解，有可能即當時中外官員會
面的親歷者。結合江沙維在當時澳門突出的官話能力，我們推測，他有可能擔任了這次會面的翻譯，所以有意識地將這段對話記錄並編輯到了教材中。
值得注意的是，內田慶市教授（2021）曾披露一份 1700 年代的手寫中文教理书，其中“新來神父拜客問答”的內容與中“問答二十五 西洋人拜望中國人”的前半部分神父與中國人對話的內容非常相近，僅為部分名詞的改動，也似親歷者的記錄。這份材料或為江沙維參考的底本之一。
通過挖掘《文法》對話內容與史料的重合線索可知，《文法》很可能有一部分参考了 18 世纪的
传教士手写材料，另有一部分是依據 19 世紀早期在澳傳教士們的日常生活原創的。這部分內容在
《語言》中除了一些同義字詞或異體字的變化外，均未有涉及事件細節或時間信息的改編，也從側
面支持了《語言》的編訂者對江沙維等早期來華傳教士經歷的肯定與興趣。
另一方面，作為一部漢語教科書，《文法》的語言學習性質尤為明顯。它在對話中有意識地設
計了漢語詞彙、結構、句型等對比、復現，以便於學習者的比較與學習。據排查，《語言》完整保
留了上述內容。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83

其中，既有不同句式的同義列舉：（11） 這個怎麼樣辦法兒？這個有什麽法子？（《語言》問答三）這个怎么樣辦法兒？這個有什么法子？（《文法》問答三）（12） 你納幾歲？先生貴庚？（問答九）也有不同句式語體差異的表現：（13） 你有幾個兒子？你納有幾位令郎？（問答九）
還有反義結構與句式的對照：（14） 你懂得中國話麼？ 不懂得。都懂得。都不懂得。
（問答七）（15） 天氣怎麼樣？什麽天氣？ 天氣好。天氣冷。天陰了。
（問答十一）
這一語言練習的性質在對某類詞的集中講練中尤為明顯，如“問答二十六”客人詢問書價時，書商給出了“一兩六錢三分五厘四毫”的價格，就是對數字與價錢表達的練習。
同時，下文中我們還將看到《語言》編訂者對《文法》同義並列內容的部分修改也是以語言學
習為指向的。
《語言》雖以“問答”為題，且僅存有漢文部分，但從其保留的《文法》語言學習內容來看，
編訂者的目標仍是一部用於漢語詞彙句法學習的教材，即如 1904 年《土山灣慈母堂出版目錄》所言，是“漢語會話練習的古老對話集”。
綜上所述，《語言》保留的《文法》中與早期來華傳教士生活經歷、澳門時事等內容及大量豐
富的與基督教教義相關的篇章都展示了《語言》編刻者與威妥玛等外交官群體的距離。虽然欧洲藏
本的《语言》合併裝幀《语言自迩集·續散語十八章》的内容，我们认为《語言》不應是後者相關編寫團隊人員组织編刻的。

4.北京官話特征與具體語言修訂
內田慶市（2010：237；2011）就曾指出《漢字文法》基本上可以說是“用北京官話或北方話
寫成的”。一方面，其中的用語符合太田辰夫提出的北京話的七個語法特點中的五條，即第一人稱
代詞有“咱們”（inclusive）和“我們”（exclusive）的區別、用“呢”不用“哩”、用程度副詞“很”作為狀語、用“來著”、用介詞“給”；另一方面，同全書語料表現出“名詞＋兒”“誰”（問職業等＝“哪個”）“你納”“這麼”“那麼”“這麼着”“那麼着” 、“多麼”、“多咱”
等北京話特徵明顯的豐富用例。
從現存史料來看，江沙維選擇學習北京話而非廣州話，是與他來華的目的密切相關的。他最初
是計劃步早期耶穌會士的後塵赴京從事天文曆法相關工作的，故到達澳門後全心投入學習北京官
話。他的學生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在回憶文章中曾提到“江沙維被選為歐洲科
學院的北京代表之一”,“在最初的幾年裡，他學習了北方的語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官話，他的聲調掌握得很好，而且表達很流利”（Callery 1846:69）
。

84

或問

第 44 号（2023）

江沙維對漢語學習的極大熱情及他出色的官話能力保證了《文法》中北京官話語言特徵的顯
著性。這將該書與 19 世紀早期傳教士以廣州話或南京官話為主的漢語教材區分開來，也解釋了為
何該書在 19 世紀中後期的北京官話學習中仍會得到關注，《語言》編訂者對底本《文法》材料的篩
選、區分與修訂也體現了新的歷史時期的一些語言特征。
4.1 對同義並列內容的擇一保留《文法》中文文本中採用符號“し”劃分多個同義並列的字詞，用“丨”表示前面字或詞的重複，前者出現了 92 次，後者出現了 68 次。經查，《語言》編訂者對上述符號均一一做了處理。
原文中絕大部分同義並列的字詞经《語言》編訂者選擇後保留了其一，例如：（16） 大聲說。低聲說。
（《語言》問答五）大し高聲說。小し低聲說。
（《文法》問答五）（17） 天晴了。日頭曬。
（《語言》問答十一）
天晴了。日頭曬し有日頭。
（《文法》問答十一）（18） 我口渴。
（《語言》問答二十三）
我渴了し口渴。
（《文法》問答二十三）（19） 有一次一個夜賊從牆上跳在院子裡，我拿一根棍子趕他出去，他開開街門
跑了。
（《語言》問答四十一）
有一次一個黑千賊し夜賊從牆上跳在院子裡，我拿一根棍子趕他出去，他開丨街門跑了。
（《文法》問答四十一）（20） 他們有這個話？到底是個謠言，沒有憑據。
（《語言》問答二十九）
他們有這個話し有人這樣說？到底是個謠言，沒有憑據。（《文法》問答二十九）在某些同義詞的選擇中，充分考慮了文義表達的需要。如例（21）所示，對話中是中國人問西洋人到達中國的路徑，《文法》並列了“水路”與“海路”，據實際情況及下文的回答，《語言》編
訂者選擇了“海路”。
（21） 老爺是過海路來的？是漂洋來的，到貴國。
（《語言》問答二十五）
老爺是過海し水路來的？是漂洋來的，到貴國。
（《文法》問答二十五）
此類篩選不僅為我們揭示了一份當時的同義詞或同義表達列表，也體現了《語言》編訂者對語
體差异、新興詞彙、口語性质的敏銳與把握。
例（22）中《文法》並列三個表示死亡的詞語，分別為“死了”“過了”“謝了世”，《語言問答》最終選擇了語體最為莊重的委婉语“謝了世”。不仅与对话中的称呼语“先父”对照，而且
符合整个段落的两人礼貌对话的场景。
（22） 先父謝了世有兩年。母親再嫁了有三個月。
（《語言》問答九）先父死し過了し謝了世有兩年。母親再嫁了有三個月。
（《文法》問答九）例（23）是中國人和西洋人的對話，面詢他人國籍時《語言》編訂者採用了敬語“貴國”：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85（23） 老爺離貴國有幾年？ 有四年。
（
《語言》問答二十五）
老爺離貴し本國有幾年？ 有四年。
（
《文法》問答二十五）例（24）兩人談論家庭情況，問者用敬語“令郎”，《語言》編訂者亦為答者選用了謙語“小兒”，體現了較高的語用能力。一方面注重禮貌，捨去了一般用語“兒子”；另一方面，“小犬”
表“對他人稱己子的謙詞”，“小兒”亦可表“谦称己子”27，《語言》編訂者選擇了在數量詞後更為常見的自稱謙語。
（24） 你納有幾位令郎？ 有四個小兒。
（《語言》問答九）你納有幾位令郎？ 有四個兒子し小兒し小犬。
（《文法》問答九）例（25）《文法》混淆了表示妾室的他稱“偏房”與自稱“小婦人”，《語言》保留了合適的他
稱用詞。
（25） 娶過幾次？你有幾個偏房？（《語言》問答九）娶過幾次？你有幾個偏房し小婦人？（《文法》問答九）
部分例證也表現出編訂者對新興詞彙、口語詞彙的青睞。下例中“灼火”“聒耳”皆舊有用法，《語言》的編訂者均一一選擇了更新的表達形式。
（26） 人失了火，他心裡稱願說燒的好。
（《語言》問答四十三）
人失了火し灼了火，他心裡称願說燒的好。
（《文法》問答四十三）（27） 鬧破了我的腦袋。震聾了我的耳朵。
（《語言》問答六）鬧破了我的腦袋。震聾了我的耳朵し你聒我耳。
（《文法》問答六）在“春天”和“春時”、“漿子”和“漿糊”、“上馬”和“乘馬”中，《語言》編訂者也都選擇了前者，即更為口語化的用詞，與章节的對話語體一致。
（28） 春天是最好的。這個天氣溫和。如今也不热也不冷。
（《語言》問答十三）
春天し時是最好的。這個天氣溫和。如今也不热也不冷。
（《文法》問答十三）（29） 有，但沒有漿子。
（《語言》問答三十）有，但沒有漿子し糊。
（《文法》問答三十）（30） 走罷，上馬罷。
（《語言》問答三十三）
走罷，上し乘馬罷。
（《文法》問答三十三）
除了語體和口語性的選擇外，我們還發現《語言》的編訂者對《文法》內容的編訂是細緻且具
全局观的，在同義並列詞的擇一保留中首選全文通用的詞語，從而保證了整個篇章內容的統一性。
經整理，《文法》全文 46 篇中的僅有例（31）一處“沒有”用於否定比較句，在句中與“不如”並列，其他皆表示否定“有”或用於疑問句末。此例中，《語言》修訂為“不如”，在比較句
否定式和“沒有”的用法上實現了全篇統一。

27

參見羅鳳竹主編《漢語大詞典 13 卷版》第二卷（1898：1590；1605）
。

86

或問

第 44 号（2023）（31） 東風不如西風那樣熱。
（《語言》問答十）東風不如し沒有西風那樣熱。
（《文法》問答十）（32） 西洋人不如我們，不要緊這麼些个傢伙。
（問答二十二）（33） 這樣不如西洋字、滿洲字，三四天的工夫就認完了。
（問答二十四）
中文詞典中“便了”可做句末助詞，表示決定、允諾的語氣，跟“就是了”差不多。28由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 -1935）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912：1122）可知，“便了”在當時的中外詞典中還有“準備好”的意思，舉例為“when will it be ready? 幾時便
了？”《文法》中的“便了”用例為《華英字典》的這一釋義提供了更多例證：（34） 都有了麼？都便了。
（問答二十二）（35） 茶便了。送他來，斟茶。
（問答二十三）其中例（35）與 19 世紀漢語教科書《京話指南》（Cours éclectique graduel et pratique de languechinoise parlée, 1887）中有用例非常相近：（36） 你去把茶沏過來。茶便了。
（《京話指南》）《文法》全篇出現了一例“便了”和“有了”同義並列的句子，《語言》保留了“便了”，從
而實現了全篇該詞用法一致。
（37） 飯便了，弄菜好了。
（《語言》問答二十二）
飯便了し飯有了，弄菜好了。
（《文法》問答二十二）總結來看，《語言》編訂者不僅細緻地將《文法》全文中標有“し”和 “丨”標記的文本做了
處理，同時，在對同義並列擇一保留的過程中表現出對官話文雅語體、敬謙語、口語性等的敏銳，並在處理“不如”“便了”等用詞時表現出可貴的全局觀。
4.2 對同義並列內容的重新處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對標有“し”標記的同義並列字詞擇一保留外，《語言》編訂者也並未被原文的形式束縛，在某些例證中直接修改了原文中同義並列的詞組，提供了新的表達形式。
例（38）中，《文法》原並列的兩詞是“總說”“總來”，《語言》修訂為“總”：（38） 就是老虎豺狼各樣利害的野獸，他們吃人，吃別的牲口，總不殺自己的小畜。
（《語言》問答四十二）就是老虎、豺狼，各樣利害的野獸，他們吃人，吃別的牲口，總說し來不殺
自己的栽子。
（《文法》問答四十二）
整體來看，《文法》未見其他“總說”“總來”用例，《語言》直接改為“總”，也與該詞在全篇用例中“總”表“一直、總是”一致。

28

參見羅鳳竹主編（1898：1361）。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87

上文提到《語言》完全保留了《文法》中用於語言句法練習的大量同義或同結構重複的例句。
在對具體同義並列內容的處理上，《語言》編訂者也尤其注重將同義並列的表達形式轉化為同義復現的練習句。
例（39）原為“貴省”“你是哪一省的”兩個並列的表達形式，《語言》保留了“し”前後的兩者，並從語體上將“貴省？敝省直隸。”“你是那一省的？我是四川人。”進行了對舉，更有助於講解兩者的差異，可以說是優化了原《文法》的內容。
（39） 貴省？你是那一省的？敝省直隸。我是四川人。
（《語言》問答二十五）
貴省し你是那一省的？敝省直隸。我是四川人。
（《文法》問答二十五）
下例中的“納福”與“安福”、“飯巴了鍋”與“飯烏了”也通過融合同義並列的方式對舉
出更多的同義句：（40） 你納好。你納納福。你納安福。
（《語言》問答十六）你納好。你納納福し安福。
（《文法》問答十六）（41） 來，端飯。飯巴了鍋，飯烏了。乾了，有沙。
（《語言》問答二十二）來，端飯，盛一碗飯，飯巴了鍋し烏了。乾了，有沙。
（《文法》問答二十二）綜上所述，《語言》對《文法》中同義並列的內容並非都做了單一的擇一保留處理，而是從語
言學習的角度出發，結合文義對某些例證進行了更加多樣的處理。由此可見《語言》修訂者較高的
官話能力和改編語言學習教材的專業度。
4.3 更改《文法》原有用詞
除修訂標有“し”符號的同義並列內容外，《語言》修訂者還直接對《文法》的字詞進行了修
改。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正俗字體的修改，如將《文法》的“拿”改為“拏”，“豆”改為“荳”，“面”改為“靣”，“回/囬”改為“囘”，“児”改為“兒”，“群”改為“羣”，“呌”改為“叫”等，且大部分全文統一修訂。當然，“喫”與“吃”、“裡”與“裏”、“著”與“着”、“个”與“個”等當時混用較多的字形也存在全文或部分篇章混用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刻本
對文中“上弦”一詞還為避諱康熙做了缺筆的處理。
除字體修改外，另一部分修改體現了《語言問答》修訂者保證全文用詞統一的努力。
舉例來看，敬語“太爺”與“大爺”是字形與詞義都接近的一組詞。下例是趕車的與坐車客
人的對話，《文法》中趕車的人混用“太爺”與“大爺”兩詞稱呼客人，《語言》在本語段中統一改為“大爺”。
（42） 大爺，路伴還沒有到。該當這樣，他們一到就起身，叫趕腳的。
我來的不對，大爺要走遠路？是，我到北京去。
幾時起身？立刻。大爺是坐車是騎馬去的？（《語言》問答三十三）

88

或問

第 44 号（2023）（43） 太爺，路伴還沒有到。該當這樣，他們一到就起身。叫趕腳的。
我來的不對，太爺要走遠路？是，我到北京去。
幾時起身？立刻。大爺是坐車是騎馬去的？（《文法》問答三十三）
這一修改與翟理斯《華英字典》對兩者的解釋一致：太爺 your Worship, as when speaking to a District Magistrate (read tai4 yeh); a term ofrespect to an old gentleman (read tai4 yeh2).
大爺 grandfather; father's elder brother; the "young master."（Giles 1912:1611）
即“爺”為輕聲時“太爺”表尊稱地方官員，“爺”為第二聲時表尊稱老年男性，而“大爺”除了尊稱親屬外，也用於尊稱普通男性。
同時，例（44）是看家僕人與租客之間的對話，《語言》將原文中的“太爺”改為“大爺”，
表一般尊稱。例（45）中一人詢問某外鄉人在本地暫住地，《文法》原為“趙大爺”，《語言》改為“趙太爺”，具體指姓趙的老年男性或地方官員。
（44） 大爺們好。好。你納要賃這一所房麼？是。
（《語言》問答二十七）太爺們好。好。你納要賃這一所房么？是。
（《文法》問答二十七）（45） 在誰家裡居住？在趙太爺家裡。
（《語言》問答二十八）在誰家裡居住？在趙大爺家裡。
（《文法》問答二十八）
同時，我們發現《語言》的修訂實際與《文法》篇章的具體文義密切相關。例（46）是買書人
與書商的對話，《文法》原文為“笑書”，即記載笑話的書籍。
《語言》修改為“閒書”，該詞在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英華文科學字典》（German-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technical terms，1911：46）中可用於對譯“polite literature（純文學）”，與“才子書”並列，即“才子佳人小說”。在《華英字典》（Giles 1912:558）中譯為“light literature （大眾文學）”。
（46） 你有閒書 、曲子、對子？過了三四天才有，目下沒有。
（《語言》問答二十六）
你有笑書 、曲子、對子？過了三四天才有，目下沒有。
（《文法》問答二十六）從中文的上下文來看，使用“笑書”和“閒書”皆符合語法。我們發現《語言》修改的原因很可能
在於編訂者參考了原書的葡文文本，《文法》該例句對照的葡文為“novellas （中篇小說）”。
又如例（47）是官府一位堂官衙役與他人的對話，文中是談到有人因一宗官司向他行賄。
《文法》原文為“呌他贏這一場官司”使用“呌”有致使的意味，《語言》改為“保他贏這一場官司”，
即確保無礙，後者與全篇文義更加相符。
（47） 有一個人來說，某人有一宗官司，為爭一個絕戶的田地。若你能彀保他贏
這一場官司，他許送一千銀子的謝儀。
（《語言》問答四十六）有一个人來說，某人有一宗官司。為爭一個絕戶的田地，若你能勾呌他贏這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89

一場官司，他許送一千銀子的謝儀。
（《文法》問答四十六）
由此可見，《語言》修訂工作应该是在仔细對照《文法》雙語原文的基础上，有條不紊地進行的，並未單純漢語內容的修訂。
我們發現，《語言》編刻者尤其注意改正了《文法》原文中的排字錯誤。例（48）《文法》中表“meaning”的原為“思意”，《語言》改為“意思”。全篇內容僅見此一例“思意”，其他文中用
例皆為“意思”。
（48） 你說話該當一是一、二是二。你不過嘴裡說，心裡沒有這個意思。
（
《語言》
問答二）
你說話該當一是一、二是二。你不過嘴裡說要，心裡沒有這个思意。
（
《文法》
問答二）
經排查，
《文法》的手稿版使用的也是“意思”，即手稿版與《語言》是一致的。結合《語言》
修訂者注重全篇統一的習慣來看，我們認為，上述字序差異可歸為《文法》的排字錯誤，而非《語言》或《文法》手稿本的特殊修訂。同樣的情況，《文法》還把“喜歡”錯排為“歡喜”，全篇其他使用皆為“喜歡”。
周邊史料也支持了出現錯排的可能性。據施白蒂（1998：16）考證，《文法》是在聖約瑟學校
相关的一家葡萄牙文印刷厂印制的。江沙維的學生伽利略（Callery 1846：69）曾談到江沙維的出版物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錯誤，一是由於江沙維總是“急於交稿”，二是雖然“他一直煞費苦心地監督印刷工作，還經常自己出手協助中文部分的排版”，但還是有很多排版問題。
比較而言，《語言》的編訂者有條件、有能力對照中葡原文鑒別上述排版或印刷錯誤，並在刻
本中修改過來。當然，我們也依據《文法》刊本及手稿本確定了《語言》上的一些刻寫錯誤。29 葡
文協助下的兩者中文內容對勘必將帶來一個更接近實際情況的版本。

5. 結 語綜合上述分析论证，清代佚名線裝刻本《語言》絕非簡單翻刻《文法》的中文內容，而是對照
江沙維的葡漢原文，經細緻、全面地重新修訂後刻印而成的一份北京官話學習材料，《语言》对《文法》内容的取舍与修订与其编写背景及使用目的密切相关。其木刻線裝的出版方式與北京官話學
習的編撰目標正是 19 世紀中期西語言接觸、文化交涉的歷史背景的產物。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我们的几个初步结论如下：第一，《語言》誕生于土山灣印書館以雕版技術為主的 1866-1874 年前後，它的出現是與當時
徐家匯神學院傳教士的北京官話學習需求相關。上海復旦大學多個複本上的鉛筆標記及拉丁語、
法語和英語的漢語學習筆記即是時人使用的重要痕跡。

29

如“槳”錯刻為“漿”，“塊”錯刻為“瑰”，“妹子”錯刻為“姝子”，“熱鬧”錯刻為“鬧

熱”等等。

90

或問

第 44 号（2023）

第二，《語言》編訂者應是徐家匯神學院或土山灣印刷館中一位（群）具備良好的北京官話能30

力，得到中國助手協助，重視北京官話學習的教會人士。 他（們）根據當時的語言情況及自身的
宗教信仰對《文法》的中文內容進行了詳盡的修訂。
第三，雖然歐洲現存《語言》與《語言自邇集•續散語章》的合訂刻本，然而從《土山灣慈母堂出版目錄》（1904）中記錄的该书页码信息來看，這一合訂本並非慈母堂出版時的原貌。有可能
是相關內容分別雕版印刷後，再根據學習需求合併裝訂在一起的，故歐洲藏本的前後版式和欄線
存在差異。
作為一部體系完備的 19 世紀早期官話教科書，《漢字文法》得到了時人的充分肯定。法國漢學之父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稱其“僅其第一冊就足以與著名漢學家齊
名”。31 威妥瑪（Wade 1859：i）在編寫《語言自邇集》之前就曾表達對江沙維和《漢字文法》的
推崇和敬仰，稱其為“最好的官話教材”，但限於“由葡語寫就，所以很難被當時的英國學習者使用”。漢學家庫壽齡（Samuel Couling，1859-1922）在《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Sinica，1917：
208）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即江沙維論著的使用範圍有限。
然而，通過對清代佚名線裝刻本《語言》的深入調查，我們看到《文法》不僅曾在聖若瑟修道
院的葡萄牙裔傳教士群體中使用，還輾轉來到徐家匯，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擺脫了葡文的束縛，以中文刻本的形式成為傳教士手中一份便捷、實用的漢語學習材料，甚至和《語言自邇集•續散語章》
合訂後經傳教士之手流播世界各地。這或許是當時的雷慕莎、威妥瑪或庫壽齡未能見到或注意到的，卻為 19 世紀中期在華西人的北京官話學習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除了近代與教義和科技相關的西人漢籍、正式出版的西文洋裝書之外，此類以中文刻本、抄錄
本、翻譯本等形式存世的西人漢籍及其所內蘊的時代需求與歷史痕跡，也應成為早期中西文化交
涉與漢學研究材料的題中之意。

30

具體的姓名等人物信息有待徐家匯及土山灣文獻資料的進一步挖掘。

31

澳門教區公報 1941 年 4 月第 445 號曾轉載雷慕莎的評論文章，此處譯文轉引自葉農（2010：64）。

『語言問答』與『漢字文法•問答』再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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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号（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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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sch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