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39
No.24,（2013）pp.139-154

双音节化与汉语的近代演进：胡以鲁“汉语后天发展论”的启示
沈

国威

一、小引
现代汉语是从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现代汉语在 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完成过程中，其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语词的双音节化。双音节化为汉语带来了以下根本性的变化：1.

体词谓词得以实现词性转换；

2.

双音节形式动词“进行、给予、受到、开始、结束、引起、存在…”，介词“关于、对于…”的频繁使用改变了汉语传统的句子结构，促进了定语修饰部的复杂化；3.

言文一致得以实现；双音节化不仅限于词汇的层面，作为横跨语法、文体的现象，是赋予汉语近代特征最大的变化。双音节化早在汉代已经初现端倪，晋唐的佛经翻译大大地促进了双音节词的形成。进入 19 世
纪以后，西方传教士主导的宗教的，或者世俗的书籍翻译以及汉外辞典的编纂，催生了大量的双音节词。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双音节词数量剧增，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基础。前辈学
者如王力、吕叔湘等最早对双音节化现象给予关注，讨论其发生的机制和诱因。近年，以董秀芳
的《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商务印书馆初版 2002，修订本 2011）等为代表，双音节化现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双音节化的发生有汉语“进化”趋势的内部原因，也有与其他语言接触所受到的影响的外部原因。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内部原因，即认为双音节化主要是汉语自汉代以来历时变化的结果，而对于外部原因，尤其是来自日语的影响，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研究者们对 19 世纪以前的双音节词，多从词源个案的角度进行考察，也有一些
着眼于词组向复合词发展的构词分析。但纵观汉语的研究，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叶这一时间段的词汇研究难免有缺位之感。董秀芳在其著作中表示要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将双音节化现象
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加以考察。但从书后的语词索引即可发现，19 世纪以及其后的词汇现象并没有成为她主要的讨论对象，近代词汇和现代词汇两种研究还处于某种断裂状态。
而另一方面，关于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其出发点是近代西方新概念的引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汉语日语间的语词借贷。在这种主导思想下，研究者对日
语译词新词的借用是如何填补了短时期内汉语词汇系统出现的空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而对于日语给予汉语词汇体系以及造词法上的影响似关心不够。

	
  140	
 或問	
  第 24 号	
  （2013）

近代词汇如何演进为现代词汇？19 世纪以来的中外语言深度接触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何
种角色？讨论双音节化现象时，这是一个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笔者曾在“汉语向近代国语的演进：欧化语法及日语的影响”的视角下，为探索日语词汇给予汉语词汇的影响，对《现代汉语常
用词汇表（草案）》所收录的 56006 条词进行了调查1。调查确认了 16292 条双音节以上的中日同形词（根据《广辞苑》第 5 版），其中基本词汇为 5000～6000 条。经过对这部分词的进一步调查，笔者发现，中日同形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哲学、义务”等日本译词，“革命、经济”等
日本新义词。这一类词规模在数百条，多为名词性术语；（2）“学校、方案、改善、薄弱”等汉语传统词，分布在所有词类中，规模在数千条。这两类词构成了现代汉语书面语词汇体系的核心，
也是双音节化现象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前者在词形或意义上受到了日语的影响，可称之为日语影响词；后者作为词，或文字串可以在中国的典籍中找到踪影，也就是说在词源上并不是“和制汉语”，但是突然活跃起来则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笔者拟将这类词命名为“日语激活词”，
意为在日文书籍翻译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日语高频率使用的刺激，汉语中原本结合并不十分紧密的字串，固化为复合词。之所以要强调日语对双音节词的激活，是因为正如董所说，“紧邻共现”
和“高频率使用”是词汇双音节化的先决条件2。而对于这两个先决条件，事实是很多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从不“紧邻共现”，即严复所说的“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
黄遵宪所说的“本系不相比附之字”；樊增祥所说的“古今从不连属之字”3。即使那些“紧邻共现”
的字串使用频率也很低，不足以促成词汇化的发生。词汇化是一个基于汉语内部机制的漫长的变化过程，我们需要解释何以在世纪之交的短短十余年时间内双音节词发生了这种由量到质的飞越。
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双音节词的急遽增加是一个在汉字文化圈诸语言中都可以观察到的“近代性”的语言现象。从发生的时间上看，顺序为中国、日本、中国、韩国、越南，其间定有互相影
响、借鉴的关系。因此在描述双音节现象时，应该把东亚近代的语言接触、词汇交流及其互相影响作为语言词汇变化的外部因素加以考虑，就是说汉语的双音节化现象需放入汉字文化圈诸语言
近代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董秀芳所指出的由“紧邻共现”和“高频率使用”所引发的词汇化与
19 世纪以来的外语书籍翻译，尤其是日本书的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如此，从语言类型论上看，汉语与日韩语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日语和韩语也未被证明是同一系统的语言），
但是存在着以汉字使用为共性的某些现象（如韵律限制等。此外越南语似也包括其中）。本文作
为汉语双音节化过程中日语影响问题的预备性考察，主要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一、通过对
中国近代翻译活动引起的关于双音节译词的争论，考察世纪之交的译者们关于译词音节数主张之
得失；二、探讨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1923）中“汉语后天发展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可能给1

日本 2010～2012 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课题：“中国語の近代「国語」への進化に関する総合的研

究：欧化文法と日本語の影響を中心に”，课题号 22520449。
2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11 年修订本，39～41 页。

3严复<宪法大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238 页；黄遵宪“黄遵宪致严复书”，王栻主编《严复

集》第 5 册，1 571～1 573 页；樊增祥《樊山政书》卷六，24～25 页。

	
  	
  	
  	
  	
  	
  	
  	
  	
  	
  	
  	
  	
  	
  	
  	
  	
  	
  双音節化與漢語的近代演進（沈）	
  	
  	
  	
  	
  	
  	
  	
  	
  	
  	
  	
  	
  	
  	
  	
  141

予我们的启发。

二、双音节化与译词江户中叶（18 世纪 30 年代）兰学兴，兰学家用汉文翻译荷兰书，这是因为汉文乃当时唯一的学术语言。但是《解体新书》（1774）的凡例汉文终为异国语言，对于众多的读者，除了汉学家以外，
即使是对中国医学典籍较为熟悉的日本“汉方医”们直接阅读汉语文言文也尚有一定的困难。为此兰学家们为他们的古汉语译文加注了帮助一般读者阅读的“训点”符号，除了训点以外，还有连词符。如书影所示，“翻译、义译、
直译、脆软、软骨、西洋”等汉字之间都加入了连词符。
连词符并非训点系统的成分（中国古典的训读文本中不使用连词符），而是兰学书的特点。这说明了译者试图把这些字串当作一个复合词来展示。连词符一方面保证了读者
的正确理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复合词意识的萌生。那么
中国近代的翻译是否也将面对相同的复合词问题？
西方传教士大规模翻译科技书籍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
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傅兰雅（J. Fryer）曾专门著文，讨论科技术语的创制问题。傅氏提出的原则之一是“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
数以少为妙”。字数最少的复合词是双音节词，尽管傅兰雅用新造字的方法命名化学元素取得了
成功，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一般性术语应该采用复合词的形式4。
转观国人的译词创造，因《天演论》名声大噪的严复，1902 年刊行《原富》。《原富》出版
后，梁启超立即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加以推介。梁的文章谈到了两点，即译词与文体。梁启超一方面批评严复译文的文体太过渊雅5，另一方面，对严复的译词则赞赏有加。梁说“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
但是梁启超唯一对严复的“计学”提出了质疑6。其理由之一是，“计学”的“计”是单音节名词，
使用不便。例如日本的“经济问题、经济世界、经济革命”等都无法改为“计问题、计世界、计
革命”等。梁启超说就译词的音节数问题曾去信询问严复，还没有得到回复。对此，严复在后来4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134～

136 页。
5

沈国威<从《天演论》到《原富》：以严复吴汝纶的信札为素材的考察>，《翻译史研究》，2013 年，190～

207 页。
6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170～179 页。

	  142	
 或問	
  第 24 号	
  （2013）

的回信中写道：“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也没听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译名不必拘泥“单字双字”，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例如 Economics，有时作名词用，有时作形容词用，不一定非译“计学”不可，这与“化学”有时可以译成“物质”，“几何”有时可以译成“形学”是同样的道理7，“计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译成“财政、食货、国计”等，只要能
表达意义就行。所以 Economic Laws 可称“计学公例”，Economic Problems 可称“食货问题”，
Economic Revolution 可称“货殖变革”8。
仅就“计学”而言，“计学”的“学”是类名词（或称新词缀），对复合词的词义有影响，如“计学改革”是计学这门学问本身的改革，还是所涉及的内容的改革并不确定（比较“经济改革”vs.“经济学改革”）。然而这里还有更深层的问题：作为汉语的语言单位需要有“伸缩性”，
即“经”“经济”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这样在构成复合词时才能运用自如，例如：“经济改革”→“经改”。同时，又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汉语不接受“计问题、计世界、计革命”等三字形式。严复为了避免“计学”构成四字词组时可能产生的歧义，提议使用“食货问题、货殖变革”
等形式。但是“经”＝“经济”的意义一致性，是由形态上的相似性保障的（都含有“经”）9，
而“计”与“财政、食货、国计”的对应由于没有形态相似性的支撑，不仅会增加记忆负担，还势必造成一事多名、一名多译的后果，徒增混乱，是必须防止的。与“计学”对峙的“经济”是来自日本的译名，严复对来自日本的双音节译名颇有微词10：

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

不久，黄遵宪也加入了梁严二人的争论11。黄遵宪谈到了两个问题，即译名的创制和文章形式
的改革12。对于译名创制，黄具体地提了以下几个方面：造新字、假借、附会、嗹语、还音、两合。
黄认为解决译词问题“诚莫如造新字”，但是“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怕“坐7其实汉语至今仍未从形式上解决名词转变为形容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此暂不讨论。

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518 页。严复的回信摘要登载在《新民丛报》第 12 期（1902 年，壬寅

三月）上。
9

对于这种韵律上的调整，笔者暂不将其称之为“形态变化”。参见王丽娟<从“大批判”与“很大批判”的对立看单双音动词的句法功能>，《中国语学》，260 号，2013 年 40～53 页。
1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238 页。

1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5 册，1 571～1 573 页。

12关于文体，黄遵宪主要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建议，如改行、使用括号、序号、图表，加注释等。但是同时针对严复“文界无革命”的主张，明确地指出：文体是需要改革的，“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
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图附表，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

	
  	
  	
  	
  	
  	
  	
  	
  	
  	
  	
  	
  	
  	
  	
  	
  	
  	
  双音節化與漢語的近代演進（沈）	
  	
  	
  	
  	
  	
  	
  	
  	
  	
  	
  	
  	
  	
  	
  	
  143

之非圣无法之罪”，无人敢去尝试13。
“附会、还音、两合”所讨论的是音译词问题。附会的方法是选择那些没有意义但是发音相近的字“而附会之”，即给予新的外来义；还音是对那些“凡译意则遗词，译表则失里”的词采用音译；两合则是用两个汉字的合音接近外语的发音。其中关于“嗹语”的议论值得格外注意。“嗹语”即创造复合词，黄遵宪所举的例子均采自佛典翻译。黄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嗹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
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

“单喻、兼喻”源于荀子。即黄遵宪认为复合词必须有语义上的动机：不“兼”则无法“喻”。
而佛经中的“嗹语”和“喻”无关，故为“强凑”14。然而吴稚晖认为日本的新词译词不是“强凑”：

和训之字，本用假名。动状各词，大都不用汉文。用汉文者，惟双迭之词，有如“提挈”、“经验”、“繁华”、“简单”之类耳（双迭之动状词，汉人习焉不察，仅目之为掉文而已。其实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即此可见名词固不能专用单息拉勃矣息拉勃[＝音节，引用者]。而
动状等词，亦未尝能止用单息拉勃也）。又日本新学词头，采用欧书者，近二十年之所增添，
大都不喜译意，而用假名译音15。

吴稚晖指出日语中的双音节词并不都是“掉文”（即严复的“于辞为赘”），“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吴还说汉语的名词不能只用单音节形式16，同理，动词、形容词也不能只用单音节形式。
但是吴氏并没有说明两者之间在韵律上是否有互相制约的关系17。
13高凤谦也说“十三经字数不过五千余。至许氏说文则九千余。流衍以及本朝之康熙字典。竟增至四万余。然则说文字典所采新字为经传所未见者。遽谓之非先王之法。言得乎”。（<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 7 期，1910 年，79～80 页）。关于造新字无法解决译词问题的论述，请参阅沈国威<西方新概念
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 年第1 期，121～134 页）。
14所谓“强凑”是指汉语中的并列造词格，即由两个近义（同训）或反义的语素构成复合词。论者多注

意到了意义的“精密性”，其实，并列格复合词中的语素并不都对词义的精密性作出贡献，也就是说之
所以要用两个语素并不是词义上的要求，而是韵律、词性转换（并列格复合词可以较容易的转变为体词）
以及其他原因上的必须。并列词格是现代汉语词汇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具有很强的能产性。
15

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第 101～103 期，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3 卷，三联书店，473 页。
16严复也曾指出中国的字书“虽然其书释义定声，类属单行独字，而吾国名物习语，又不可以独字之名尽也，则于是有《佩文韵府》以济其穷。”《英华大辞典》序，1908 年。
17现在我们知道两者的韵律节奏是互相制约的。参见冯胜利等的研究。冯胜利《汉语书面用语初编》，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

	  144	
 或問	
  第 24 号	
  （2013）

几乎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指出：中日（实际上是严复的译词）译词创造上的重大不同之处是，“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所以译词的“精密”“则固（中国的严复等）创造者之所不能逮”，“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18。这样双音节化就成了追求“精密”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喻”
19

与“不喻”的问题了 。
1914 年，胡以鲁在《庸言》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译名>，这是一篇讨论日制译词对汉语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文章20，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论述21。胡以鲁（1888～1917），字仰曾，浙江省
宁波定海人，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法政，获法学士学位；后入东京大学博言科攻语言学，获文学士
学位；在日期间亦师从章炳麟。胡氏回国后，历任浙江高等学校教务长等教育行政方面的职务，
1914 年转入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课程，1917 年英年早逝。在<论译名>中，胡以鲁指出：（十）彼方一词，而此无相当之词者，则并集数字以译之。此土故无之术名性以一词相傅会，
不惟势有所难，为用亦必不给。况国语发展有多节之倾向。科学句度以一词为术语亦疐跛不便乎。
例如［爱康诺米］（Economy）译为理财，固偏于财政之一部。计学之计字，独用亦病跛畸。
不若生计便也。（136 页）可见胡以鲁对单音节形式的科技术语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文章结尾，胡以鲁引用荀子所谓“参而成文，名之丽也”的观点，主张“无其名者骈集数字以成之”，即在沒有可资利用的固有语词时，以多音节复合词的形式创造译词。胡氏“国语发展有多节之倾向”的观点应该是关于双音节讨论
的先声。

三、解读胡以鲁
在<论译名>发表之前，胡以鲁已于 1913 年完成了《国语学草创》，这是第一部被认为以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框架研究记述汉语的著作。
《国语学草创》初印本几不流传，胡以鲁去世后版权移至
18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 96 号，1905 年 4 月。収《王国维遗书》巻 5《静安文集》，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叶 97 上～100 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19

笔者认为“喻”是概念的理解性问题，“精密”是语词的区别性问题。所谓“区别性”就是将一个词

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精密”常常被理解为对概念的精密描写（如王国维），其实近代以后活跃起来的双音节动词、形容词的近义词群大多情况下对描写的精密化没有贡献。例如，改良、改善、改进、改革；
细小、微小、渺小等。关于这个问题将另稿讨论。
20<论译名>刊登在《庸言》杂志第 25，26 合刊号 1〜20 页上，25，26 为总期号，分卷则为第二卷第 1，

2 合刊号。
21

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或问》第 9 期，2005 年，103～112 页。

	
  	
  	
  	
  	
  	
  	
  	
  	
  	
  	
  	
  	
  	
  	
  	
  	
  	
  双音節化與漢語的近代演進（沈）	
  	
  	
  	
  	
  	
  	
  	
  	
  	
  	
  	
  	
  	
  	
  	
  145

商务印书馆，于 1923 年 5 月由该馆出版22。商务版《国语学草创》共 147 页，卷首有章炳麟 1913
年 1 月的序文，卷末附<论译名>23，内容如下：
第一编

说国语缘起

第二编

国语缘起心理观第三编说国语后天发展

第四编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第五编

国语成立之法则第六编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

第七编

论方言及方音第八编论标准语及标准音

第九编

论国语国文之关系

［附］

论译名
24

在此仅对该书第三编、第四编的主要内容作粗浅的解读，以就教于大方 。

國語學草創

第三編

說國語後天發展（頁 51～58）

國語後天之發展，概言之，實質形式之增加，或實質形式之變遷也。實質形式之區別，因觀察之點不同而有三。一從語詞方面（Side）言，二從語詞種類（Kind）言，三從語詞部分（Part）
言也。
言為心聲，故言有二面，語音之形式方面與概念之實質方面是也。兩者相為一表裏，不可偏廢。但有概念不為音而發表，固非語言。但有音而不聯想之於概念，亦不成其為語言。音其形式，
概念其實質。有聯想為之聯結，語音乃成。
此就語言中之方面言也。而實質一面更有實質概念與形式概念之分，以別語詞之種類。實質
概念有作用，形狀，實體三方面。概念之本領應有此三者。然發表而為語也或一方面二方面而止，鮮有三方面者。概言之，抽象語詞能攝之範圍，常有二三。具體語詞則一二而止。是蓋具體語詞
22《申报》第 18107 号（1923 年 7 月 25 日）刊登广告推介：国语学草创
胡以鲁著

一册

四角五分

本书为日本帝国大文学士定海胡以魯氏之遗著。胡君湛深语学，於二十年前首先讨论国语问题，实为国语书中第一部之创作。章大炎先生序文有“本之心术，比之调律，综之例证，证之常言，
精微毕输，黄中通理」等语，推重甚至。惟坊间印本甚少，不易购得。版权自归本馆后，茲为第一次
印行。研究中国语言学者不可不读此书。”云云。
23<论译名>势必反映了胡以鲁在《国语学草创》写作过程中的某些思索。在本书最后一章，胡以鲁指出“新事物之名称及表彰新思想之语词，勉用复合语词为之，不须作新字。外语亦勉用义译，［惟无义之名如人名地名或新发明物之以专名名者自取音］日人义译语词于汉文可通用者用之，否则改之。”（124页。［］中为夹注）与<论译名>上述第十节相呼应。
24关于胡以鲁及其《国语学草创》，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海晓芳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商务印书馆即刊）的第四章有专门讨论。

	
  146	
 或問	
  第 24 号	
  （2013）

常為物質的感覺的，以之表關係上之思想殊欠靈便，故別就分化也。不惟具體語詞也。表作用形
狀者亦然。兼攝多方，簡則簡矣。後世思想日就精確，語詞亦起分業作用。實質概念其所指不僅一方面者，各從其習用專就一方。此文法所以有詞品，而近世語詞兼攝多數詞品者所以少也。吾輩因語詞概念之所指，以別詞品。
解读：“后天发展”即语言的变化。“发展”有成长义，也有当时极为流行的思潮：进化论
的意味。胡认为汉语的变化在于概念和语言形式的增加，胡所谓的概念与形式的关系有三个
方面，一为作为概念形式统一体的词汇，二为词的种类，即词类，三为复合词的构成成分。
胡以鲁说语言有作为形式的语音和作为实质的概念，实质又分为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这种
区分形成了不同的词类。实质概念有作用、形状、实体三个方面，这是概念本身应该具有的。
但是概念在成为语词的时候，常常只具体体现一两个方面，很少有三方面俱全的词。（沈按：日本的某些语法流派认为，语词有概念义、语法义、陈述义。名词、动词、形容词及一部分
副词都有概念义，但只有动词、形容词有语法义，即支配名词的能力和陈述义，即结束句子
的能力。）胡氏认为，抽象词语常能概括二三方面，而具体的词只有一二方面。这是因为具体语词常常为物质性的、感觉性的。这样的语词用来表达抽象关系上的思想缺少灵活性，所以发生了分化。不仅是具体语词，那些表作用、形状的词也是如此。一种形式具有多种语法
功能（兼摄多方），简单是简单了，但是现在的思想越来越精确，语词也产生了分工，所以就有了语法上的词类。近代以后用一种形式兼任几个词类的情况减少了。

吾輩因語詞概念之所指，以別詞品。實質概念所指，據印度勝論說之所謂實德業三者及密斯
推利氏 Misteli 所謂起語言的思慮之外界三事情，別為實詞用詞狀詞三者。
［所謂三事情者（一）有物體於茲乃生觀念乃能思慮所謂實在 Substanti（二）坿於事物之性質所謂客觀 Objective（三）作用及狀態所謂用詞 verb 亦含狀態者對作用之不作用即對動之靜蓋消極的用詞也］吾輩以言語為起
於外界之摹倣。故以外界相應之對象作詞品之類別。概念於多數思想對象中對於某部分特加之意，
抽象之，確持之，之謂也。此概念所指之某部分，為語詞真義之所在，故以之為分類之根據。然類雖三，其包有實質之點則一致也。故綜稱之為實詞。Fullword 實詞者，意內言外，斯維的氏 Sweet
所謂足以表完全意義之語詞。即無論自立或與他語詞直接聯合，皆能自成一義者也。然自成一義，
完有一詞之義耳。個個語詞足以表彰一事一物，不足以表彰思想也。欲表彰思想，則不可無聯合
語詞之關節。
解读：胡以鲁认为词的类别源于所指概念的不同。根据印度胜论说的“实德业”三分说和 Misteli
氏的三事说，实质概念分别体现为体词、动词、形容词。胡以鲁解释“三事”的具体内容说，促使观念产生并引起思维的称作“实在”，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称作“客观”，动词表示作用
和状态，表示静止状态的动词是消极的动词。胡氏指出，语言起于对自然的模仿，所以词的类别与外界的对象相对应。概念对多数思想对象进行突出重点的抽象化，这时概念所表示的这一部分，就是语词真正意义的所在，是分类的根据。体词、动词、形容词虽分为三类，但

	
  	
  	
  	
  	
  	
  	
  	
  	
  	
  	
  	
  	
  	
  	
  	
  	
  	
  双音節化與漢語的近代演進（沈）	
  	
  	
  	
  	
  	
  	
  	
  	
  	
  	
  	
  	
  	
  	
  	
  147

是都具有实质概念，所以统称为实词。胡氏的实词是根据意义划分的，而不是语法功能。即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成分相结合，能自成一义的就是实词。单个的实词可以表示一事一物，但是还不足以表达思想，要想表达思想，一定要有把语词结合在一起的“关节”（沈按：“关节”即表语法功能的小辞类，以下称为“关系辞”）。

關節之中，有聯合語詞間或句讀間之關係者。有領結語句為之始末者。要皆語之形式，實質
概念之所流轉者也。同一流轉而有用意之差，程度之差，稱前者為介節詞。後者為語助節詞。節詞者，對於具實質概念之實詞而言。實質寖微，流為形式。以其實微，亦曰虛詞。Formword 實詞
虛詞就概念上實質之有無言也。發生上無不實之語詞，有之其在發展後矣。粗率語言關節詞極少。
有之亦假實詞而為之。或假其義，或假其音，久假不歸，乃為形式，形式且專作虛詞矣。愈發展虛詞愈多。然其始皆實詞。考徵學家屢能言之也。如由之而為的。猶底與止所屬之意也。由與而為和，和同之意。於同鳥，謂鳥止屋言其所止。今之虛詞，皆昔之實詞也。句讀關節詞亦然。如但〔但裼〕雖〔蟲名〕况〔寒水〕等詞，尤實詞中之彰彰者也。語助節飼以之助語氣即傳話之神情者。其所假之詞往往假其音而止，殆無何等意義也。神情千變萬化，表神情之詞其變尤不可究詰。方音之差，相去亦遠。今所稱為語助者，皆不過音之形式耳。曾有意義與否，不可知矣。希臘拉丁等綜合語，其名詞代名詞有位之變化以為之關節，故無須節詞。吾國語反之。而其假實詞
為關節習用而流於形式也。則猶希臘拉丁之位，漸次分化而為介詞接詞添詞等也。又綜合語無語
助詞，表動詞與他詞之關係，則以動詞尾之轉換為之。如希臘拉丁其動詞有變至六七十次而尾音
各不同者。吾國無是，故別假他音以為助。其發展之途徑雖異，其曾經此一階級者則同也。
解读：关系辞有结合词和词的，也有联系小句和小句的连词；有用于句首的发语词，也有用
来结束句子的语气助词（沈按：前者日语称为“间投词”，后者称为“终助词”，都是日语的显著特点）。总之关系辞是语言的形式部分，是由实质概念转变而来的。这种转化有意义和程
度上的不同，前者为介词，后者为语助词。所谓关系辞，胡氏称为“节词”，是对具有实质概念的实词而言的。实质概念逐渐衰微，变为语言的形式成分。由于实质概念少，也叫做虚词。
实词虚词是根据是否有实质性的概念而定的。但是从语言的历史看，语词最初都具有实质的概念，后来一部分词的实质概念消失了，变成了虚词。原始的语言关系辞极少，即使有也是假借实词充当的。有时假借词义，有时假借发音。被借用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形式成分，
被专门当做虚词使用了。虚词最初都是实词，语言越发展，虚词越多。这一点语言史学者都可以证明。例如，之-的、底-止、与-和等原来都是实词，“虽、但、况”等连词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语助词是辅助语气的，就是表达说话人的态度和感情的。所以假借其他词充当的时候，往往只借音，而没有任何意义。语气千变万化，表语气的词也有很多变化。不同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区别也很大。总之，现在所说的语气助词，不过是音的形式而已。最初阶段是
否有意义已经无从知晓了。希腊、拉丁等屈折型语言名词、代词有形态变化，无需关系词；另外屈折型语言没有语助词，动词与其他词的语法关系通过动词词尾的形态变化来表示，这	  148	
 或問	
  第 24 号	
  （2013）些都和汉语不同。
（沈按：胡以鲁的“语助词”其实包括了介词和语气助词两类。介词在日语
中称为“格助词”，语气助词如前所述称为“终助词”，只是这两个术语胡以鲁在日本留学期
间还没有出现。）

要之吾國語詞，就個別言，其始皆具實質者也。發展而後，為關節，為語助。或假其義，或假其音。假音者相假之始，已屬形式，固無論矣。即假其義，關節詞其用必多，其用愈多，其加意愈薄，意義消微流於形式而後止。此語言之實質漸就各方面而分化漸向形式而流轉者，後天之發展也。
解读：总而言之，汉语就个别语词而言，最初都具有实质概念，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关系
辞、语助词。这种转化是通过借义，或者借音实现的。借音是借用的开始，已经属于形式了。
借用意义的关系辞运用的越广泛，原义也就变得越加稀薄，最后完全变成了形式成分。这就
是语言的实质部分逐渐分化，转变成形式成分的过程，是语言的后天发展。

吾輩對於吾國語詞品之分，不取歐西式應用名學之分析法，擬從發生上分之。語言發生本自
然發聲與自然摹倣二者。自然發聲語謂之感歎詞，代表發聲之獨立借音語也。無實質之概念，故雖為詞品，又當別論。
（由此點觀察，語助節詞毋乃類是。然語助縱曰形式亦表示用詞關係者，與歎詞之為獨立純形式者又有辨也。）自然摹倣則因自然界事情不同，摹倣之點亦復有差，對於實德
業三者別為體狀用詞。此等實詞流而為形式者則為節詞。就概念言，節詞固不過虛詞而止。然語
言非概念之斷片，必有使之聯合者，則節詞尚己。若是節詞乃聯合語意而完成之者，別為一類，
亦就發生心理分也。語言發生之始，固無先天之詞品。為實為用為狀，皆由後天之分化。分化而後，且猶有因位置而易其品者。據名理為分析，徒見其擾。況吾國語概念立體，其能攝廣。位置
自由，其所攝廣。更不可以名理範疇律之矣。
解读：胡氏对汉语的词类区分，没有采用欧洲逻辑学的分类法，而是运用了历时的观点。胡氏认为语言的发生本来是自然发声和对自然的模仿。自然发生的词称为感叹词，感叹词是典
型的独立发音的借音词，没有实质的概念，虽然自成一个词类，应该另作别论。胡以鲁认为感叹词是独立于句子成分的，从这一点看，语助词虽然也是形式类成分，但表示动词与名词
的关系，与感叹词有所区别。胡氏认为，模仿因自然界的不同情况而不同，所模仿的部分也
有差异。与实德业三者相对应的分别为体词、状词、谓词。这些实词变成形式类的时候，就是关系辞。就概念而言，关系辞只是虚而已词。语言不是概念的片段，一定有把概念结合起
来的成分，这就是关系辞。语言发生的初期，词不分类，词类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出现以后
又根据所处的位置而改变词类。根据逻辑学分析语言往往只能增加混乱，尤其是汉语，概念
覆盖广，位置自由，更不能用逻辑学的方法规定。

以上就方面上及種類上之實質形式關係，論吾國語後天發展也。然方面種類之發展，終不外

	
  	
  	
  	
  	
  	
  	
  	
  	
  	
  	
  	
  	
  	
  	
  	
  	
  	
  双音節化與漢語的近代演進（沈）	
  	
  	
  	
  	
  	
  	
  	
  	
  	
  	
  	
  	
  	
  	
  	
  149

乎單節之語詞，仍有限也。吾國語於此有一特長焉。則無語尾等細贅之形式，前後聯合得以自由自在，而概念即隨之為屈伸綴合語詞得表見無限意義也。世界語文梵語最富。而吾國語次之。梵
語所謂六合釋 Shatsamasa 者吾國語皆具有。曰帶數釋 Dvign 如〔四海〕〔十方〕以數目狀詞與實詞
之複合，別成一實詞以為大地之意。曰有財釋 Bahuvrhi 如〔蒼頭〕〔方丈〕〔近視〕狀以特點以稱其人。曰限定釋 Determinativ 則於限定狀詞之外，更假複合詞為表位之關係。即無位之形式，不假
節詞之助，而以複合表之也。如〔雪花〕雪之花領位 Genetiv 也。
〔園丁〕住園之丁，方位 Locativ〔車夫〕挽車之夫賓位 Accusativ 也。曰重複法 Iterativ 其用尤廣，其義尤多。如〔來來往往〕不第往來也。亦有常相往來，或往或來，來來往往者，諸義。有表逐次之義者，如〔試一一為我言之〕。有表強盛之意者，如〔風風雨雨〕。有表進行之意者，如〔行行且止〕。有表切實之感者，如〔唯唯否否〕。要之單節之語，語感 Sprachsgefuhl 有所不足，補是缺憾，乃延長其語音，或重複之以促相與語者之加意。故重複之法，見用尤多。其他曰連置釋 Kopulativ 連置釋中有並立對立二法，
要皆複合二語為一語詞也。並立者，合同義之語即所謂儷語者為一語詞。有如〔谿谷〕廣雅釋為
山。或合意義相近之二語為一語，別成一義。有如〔典章〕〔制度〕等。並立法亦然，〔上下〕〔尊卑〕言序也。〔長短〕〔輕重〕言度量也。〔緩急〕言告急之時，〔存亡〕言將亡之際也。要皆複合
二語為一語詞和其義使之渾厚，或急遽其義使之強烈，以促對話者之加意，或融洽二者別成一義
以補語詞之效用耳。語詞複合法亦吾國語後天發展也。
解读：胡氏从词类的角度分析了概念与语言形式的关系之后，转而讨论汉语复合词的问题。
胡氏指出，汉语的单音节词是有限的。汉语的特点之一是无词尾的形态变化，但前后与其他成分的结合比较自由。这种结合能够应对无限的意义概念。世界的语言中梵语最丰富，汉语
次之。梵语中的六种复合词构成方式（六合释），汉语都有。例如，1.

带数释，即数词与实词结合的复合词：四海、十方

2.

有财释，以形容词作修饰成分的复合词，胡氏举了某种特点称呼其人的例子：苍头、方
丈、近视

3.

限定释，又称“依主释”，限定性的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之间具有某种格的关系，但不使用介词加以表示，如雪花的“雪”表示领属格；园丁的“园”表示方位格（住园之丁）；车夫的“车”表示宾格；4.

重复法，即重叠造词，如来来往往等；

5.

连置释，即“相违释”，是并列结构的复合词，如溪谷、典章、上下、尊卑；胡以鲁没有谈及“邻近释”，即副词性的复合词，“重复法”也不是六合释中的内容。但是对连置释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胡氏认为复合词产生的动机是使词义浑厚，或强烈，以便引
起对话者的注意，也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意义。

雖然，融和急遽或別成一義，其本義雖減而未嘗消失也。語言之實質有流為形式之頃向，單
節語然也，複合語亦如是。吾國語保守性雖強，亦不能盡免此弊。單節語之末流為虛詞。複合語

	  150	
 或問	
  第 24 号	
  （2013）之末流則生形式部。所謂部分上之形式實質此也。特吾國語無屈折之例，雖流而為形式本意殆不復見。音聲具在，勉自保持其名價，仍卓然自成一部耳。此種發展，紀傳中不概見，蓋晚近事矣。
如對於體詞之習用者添〔兒〕添〔子〕此在音由長音而為卷舌，在義遂傅會兒或更轉而為子，以示暱近乎。由長音而為卷舌，北美人之英語聲 r 作卷舌者其例也。以小示暱近，德意志婦人小子
多用 Chen, lein 等形式語其例也。一為形式斯有隨處應用之傾向。其範圍遂擴張，而其本義不可究詰矣。此言體詞也，狀詞用詞亦然。如〔前〕〔後〕等狀詞附以〔頭〕〔面〕等形式詞以示其方位。
〔看〕用詞也，附〔了〕以示其過去，附〔著〕以示其現在。雖不無意義之可解，然而本義微矣。此晚近之發展，蓋亦語言有就二節以上之傾向故也。
解读：在这一节里，胡以鲁开始讨论词缀的问题。胡认为构词成分在复合词中原有的意义虽
然减少了但并未完全消失。汉字作为构词成分具有由实质概念转为形式的倾向，汉语虽然有很强的传统性，但也不能避免这种弊病。单音节词形式化以后就成了虚词，在复合词中也是如此，虚化的成分变成了具有形式意义的词缀。屈折型语言的词缀形式化程度高，而汉语则
不同，变成词缀后原有的意义等还勉强保留着。词缀化现象古代文献中没有，是最近的事情。
（沈按：胡以鲁在此似乎想讨论新词缀的问题，如，“者、手、员、品”等，但是举了旧词缀“儿、子”等的例子，甚至把助词的“了、着”也放了进来。）

國語學草創第四編

國語後天發展心理觀（頁 58～63）

思想愈趨複雜也，表彰思想之具愈求單純，斯語言分業之道愈進。概念方面不一，區別各方面而使之分擔。然分擔則語言不得不增，單節之語音又有所限，斯同音異義之語多而聞者又虞淆惑矣。故一方確定語言之概念而使之分業，他方作復合語以補其缺憾。蓋數不足還而求諸容量者，亦勢也。容量之加，以複合語為主。複合語者，語詞之混合，一詞之不足者充實之，一詞之不能
確定者確定之，雖習用而用途廣，心理上慣熟便利，有隨詞皆思適用之傾向。然實質不失，仍不
失其為複合語也。至複合而為無須之飾物，但調和其音調，或限定其職用而止，則音雖不變，已
流而為形式矣。形式之界說雖為本義之消微及其原音之變化，然吾國語之本質，各語音獨立不相侵越者也。故原音變化一項，不適用於吾國語之所謂形式也。吾國語實質形式之兩面，表裡相副，
無過不足，故留形式而失其實質，使形式長於概念者，為原則上之所無。欲求明瞭，欲行分業，音數不足，乃弸張於容量，而作二節。二節之雙聲疊韻又有所短，於是假他語而為之。習為常套，流於乏意。此吾國語形式部分發生之途徑也。故屈折語之發生部分形式也，欲求簡單也。因使用
而墮落於形式，為語詞個體中之一部。吾國語之發生部分形式也，欲求明瞭也。因使用分化成形式，為語詞個體之附屬。此其異也。且形式之分化不惟求明瞭，亦求簡單也。概念諸方，此何所指，不待位置而後定。不取音容之煩瑣，而分化之為形式，此部分形式之主要職用也。故就音言雖加多而複雜，就概念言分擔而確指，明且簡矣。
解读：胡氏认思想越复杂，表达的工具，即语言越要单纯，语言成分的分工也越彻底。在概

	
  	
  	
  	
  	
  	
  	
  	
  	
  	
  	
  	
  	
  	
  	
  	
  	
  	
  双音節化與漢語的近代演進（沈）	
  	
  	
  	
  	
  	
  	
  	
  	
  	
  	
  	
  	
  	
  	
  	
  151

念上要进行区分，所以语词也就要增加。单音节的语音单位有限，同音异义的词多，对于听
者有混淆的危险。所以一方面要定义语言的概念，使相互之间有所区别；另一方面造复合词进行补充。语词数量的增加主要依靠复合词。所谓复合词就是语词的结合，一个词意思不足时加以补充，不确定的加以界定。胡氏指出，有些构词成分在复合词中并不丧失实质的意义，
但这并不妨碍紧密结合成一个复合词。也有一些成分在复合词中没有意义上的贡献，但是有调整音节，或者语法功能的作用。发音等形态不变，但是已经成为形式成分了。语言成分形
式化的定义是本义的消失和发音的变化，但是汉语的特点是，各个音节独立不相影响。所以语音变化不适用于汉语的形式化定义。汉语有概念和形式的两面，互为表里。所以形式保留
而丧失了概念，或者形式大于概念的现象原则上不会发生。同时为了明确意义、区分词性，以及扩展词汇量，就需要创造双音节语词。双声叠韵的双音节形式有缺陷，就用其他词构成。
胡氏认为，屈折型语言的形式部分有逐渐简化的倾向（沈按：这可以理解成屈折手段的减少，
派生复合手段的增加，如英语），而汉语的形式部分有逐渐明确化的倾向（沈按：如双音节
化、新词缀的发生、介词尤其是“对于、关于、基于”等双音节介词的使用）。对于这种可
以理解为复杂化的倾向，胡氏指出，这是汉语形式部分形成的途径。虽然增加了音节，词形变得复杂了，但是概念有了分工，意义更明确了，这也是一种简单化。

要之分擔作用使概念分化為簡單而明辨者，吾國語後天之發展也。然發展而仍不失其保守性，
此形式部分附屬語所以少，而複合語所以特多也。軋拉剎利氏 Grasserie 分語言之發展為昇降二時期。Descendent Period and ascendant period 前時期統一而簡單，後時期分化而複雜。持此二元說者，
殆本于名學之綜合分析，與名理範疇，不能便應用于語言。語言之發展，未必綜合分析二元也。
分化而複雜現象也，但就形式而論者也。更進而從心理觀察，則且簡單矣。此吾輩對吾國語之所
信而不疑者。
解读：胡以鲁指出，总之分担使概念分化成简单而且明确的各个部分，这是汉语的后天发展。
有发展但仍不丧失传统性。所以汉语的形式部分的虚词少，而复合词特别多的原因。Grasserie
氏把语言的发展分为升降两个时期。前期综合而简单，后期分化而复杂。这种分类是逻辑学的分析，属于名理范畴，不适用于语言。语言的发展未必是综合分析的二分法。分化而复杂是表面的现象，是就形式而论的结果。从语言心理上观察，其实是简单了。

抑吾國語之初發展也，以單節或雙節疊韻之二節為範圍。作意義之引申，為語言之化分。其差甚少，其辨甚微。而同音異義同義異用語尤多。音韻之形式則簡矣。然時或混淆而難明。假音
之變容示區別，其不便為尤甚。且單節語習用，則能攝有擴延之傾向。擴延則曖昧不規之念 Notion
入之矣。此在醉心文學文字萬能之時，曖昧者或轉以為渾厚而含蓄，沿襲而用之。思想進於複雜，
起分化之必須。事物多則名稱繁，科學進則術語繁，益促是必須之急進。蓋語言而不能精確指概念，則語言失其用。語言不足於表彰其思想，則語言不能盡其用故也。

	
  152	
 或問	
  第 24 号	
  （2013）解读：胡氏认为，汉语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以单音节或者双声叠韵的双音节词为主，虽意义
后有引申、分化，但是区别微小。同音异义、同义不同用法的词非常多。音韵形式虽然简洁，
但是混淆不清。利用变音、变调对词义加以区别的方法尤其不方便。单音节词在使用中有词义扩大的倾向，扩大之后，暧昧不清的概念随之混入。在文学上，意义上的暧昧可能有含蓄、浑厚的效果，但是思想渐趋复杂，势必细分；事物多了，名称也就多了；科学进步了，术语也会增加。语言如果不能精确地指示概念，语言就失去了作用。语言不能表达思想，也就没用了。

於是而欲棄陳敝補不足使任意得創作新語以更替之者，則秉人為淘汰之原則可立見其新陳代
謝矣。而無如語言乃社會心理之產物非獨斷所能造作也。無己，則惟加以訂正耳。不廢舊用之資
料使之分擔專其職，或加以限定素以定其適用之範圍，擴延之使其概念明確而豐富，蓋折衷之得策也。此品詞分業而外二節複合或形式部附加之所以適用也。今者二節語固甚普通，學術語詞且有進向三節以上之傾矣。此欲求概念之明簡而仍不能棄其保守性，直角方向之二力作用，所以向
對角線進行也。
解读：旧有的方法不足，就以创作新词的方法加以更替，这是人为淘汰的方法。但是语言是
社会心理的产物，并非个人所能创造。只好修订旧词，让那些旧的语言材料分担新的职责。
或者加上限定成分，规定适用的范围，或者扩展词义使概念明确而丰富。这些都是折中的方法。这就是词类划分以外，双音节复合词或附加词缀的方法得以采用的理由。现在双音节词已经非常普遍，学术用语还有向三音节发展的倾向。这是一方面要追求概念简明，另一方面
又不能抛弃传统。就像直角方向的合力在对角线方向一样。

此種發展名日後天，以其在語言完全產出後耳。言其時世，惟形式附屬不過晚近事。詞品分擔則大抵自古已然。複合固亦由來長久也。分實詞之詞類為三，一詞而二品兼攝，見諸先秦文獻亦既有限。用為三品，更無多詞矣。至複合則漢書而下可勿論，即見諸左傳者亦已多矣。如〔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離散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
我國家，〕〔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此先秦紀傳，吾輩所信
為語言紀傳者也。況是等語詞，迄今固猶未嘗死也。雅言社會上例中諸語詞殆皆通用。即在通俗
〔婚姻〕
〔兄弟〕
〔同盟〕
〔國家〕
〔邊疆〕等體詞，及〔離散〕〔撓亂〕等用詞，亦皆用之殆不能有所代。其單語轉且絕響矣。此心理上簡明之要求與夫保守性之改良法，蓋亦吾國語之自然進化也。
解读：胡以鲁把这种变化称之为后天发展，是因为一切变化都是在语言形成以后发生的。从
时间上看，只有词缀是最近的事。词类分担自古就有，复合词也由来已久。实词分为三类，一个词兼有两个词性的现象最早见诸先秦的文献，但用例有限。一个词兼三个词类的情况就更少了。至于复合词的形成，汉代以后的文献自不待言，《左传》中已经有很多了。“婚姻、甲胄、兄弟”等词现在还在使用。“婚姻、兄弟、同盟、国家”等体词，“离散、挠乱”等

	
  	
  	
  	
  	
  	
  	
  	
  	
  	
  	
  	
  	
  	
  	
  	
  	
  	
  双音節化與漢語的近代演進（沈）	
  	
  	
  	
  	
  	
  	
  	
  	
  	
  	
  	
  	
  	
  	
  	
  153

谓词，不但在高雅的文章中使用，在通俗的文章中也是无法替代的。而单音节词已经不能使
用了。这是心理上追求简明，和对传统进行改良的结果，也是汉语的自然进化。

吾國語詞，世虞不足。然不足者用語耳，廢棄語詞保守於斷簡殘編者固太多也。釋故訓三十
餘語為一意，方言之訓亦以十計。是諒所謂八代方國之差異，非一時有如許同義語也。文人者起，集時地之方言為儷語，或以字形，或以意標，訓別其義。如刻玉為〔瑑〕，刻竹為〔篆〕，合耦為〔逑〕，怨耦為〔仇〕，馬之重遲者為〔篤〕，物之重厚者曰〔竺〕，文字上形式之區別，誠彰明矣。
語言上形式之區別則無可辨。無辨而強以辨之，少數入之造作，非保守社會之所許。即行之不能
遠也。即方言而非方音，其形式之差甚辨。然苟非固有，亦不能得一般之同情。蓋分擔固後天之發展，而可以通用者即亦因陋就簡通用之。煩瑣之別，又非吾國語之所欲有也。狗有縣蹏曰〔犬〕，
犬未成豪曰〔狗〕，烏白曰〔確〕，霜雪白曰〔皚〕，玉石白曰〔曒〕以吾輩觀之，是殆皆方言之差耳。文人以之作概念之辨矣。然而辯於墨子者曰〔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辯於孟子者曰，〔白
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可知矯揉造作，祇是當時，已非一般之所認矣。蓋言語固精神之產物而亦受轄於心理者，非可以名理範疇製定之者也。（pp.58-63）
解读：胡氏指出，汉语的词汇古时候就担心不够用。但是不够的是谓词。废弃不用的词语很
多保存在过去的文献中。《释名》中 30 多个词是一个意思，《方言》的一个意思也有十几个词。这就是所谓的古今和地域造成的同义词现象。并不是某一个时代有那么多同义词，而是
文人收集了不同时代、地域的同义词，再用字形、偏旁等对词义的细微差别进行辨别的结果。
例如，刻玉是“瑑”，刻竹就是“篆”，都读作 zhuàn。相好是“逑”，相怨是“仇”，都读
作 qiù。笨重迟缓的马是“笃”，重厚的物品是“竺”，都读作 dǔ。这样做，文字形式上的区
别当然非常明显，但是语言形式（声音）上的区别却完全没有。没有区别而勉强加以区别，
这是少数人的行为，传统社会并不允许。造出来也不能普及，是方言而不是方音，字形的差别虽然很大，但不是原有的区别，所以不能得到语言社会的认同。用不同的词表达不同的意思，固然是语言的发展方向，但是可以通用的还应该尽量简便地去使用。我们的国语并不希望繁琐。狗有悬蹄的称作“犬”，没有长大的叫“狗”、深青色（乌白）叫“確”、霜雪的
白叫“皑”、玉石的白叫“曒”等等，在我们看来都是方言的区别，是文人们在强辩概念。
象墨子的“杀狗非杀犬”，孟子的“白羽毛的白就是白玉的白”之类的，即使在当时也没有
得到一般的认同。因为语言是精神的产物，也受到心理的影响，不是逻辑学可以规定的。

四、结语胡以鲁著此书时汉语正在发生着千年来的大变革。语言如何顺时应世，满足社会的要求？胡以鲁率先从汉语后天发展的视角做了讨论。胡的主要观点是，1.

语言是在发展变化的；	  154	
 或問	
  第 24 号	
  （2013）2.

汉语音节结构简单，数量少，可区别性差；3.

词汇的增加主要依靠双音节复合词；4.

复合词是后起的，但是与汉语的特点相吻合；

5.

新词缀有助于形式化；

6.

汉语将根据独自的特点不断进化；从胡以鲁的言说中可知，双音节词的增加被当作汉语的后天发展，但是其动机有“不喻则双”
和“名之丽也”的双重考虑。孰是孰非？尤其是“名之丽也”既关系到语言的本质，又与汉语的韵律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进入新世纪以后，汉语词汇剧增。这些被称为“新名词”的新词，给人一种术语居多的错觉。但是激起一般的语言使用者强烈反感的，毋宁是新增加的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黄遵宪、吴稚晖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谓词的增加。胡以鲁在本书最后写道：欧语殊贯，侵入犹少。日人之矫柔者，则夺乱凌杂，不知所底止也。吾虽于义译五六条下著日人译语不妨从同25。然集一政党，亦必曰国民，曰进步，曰大同俱乐部，亦何呰媮至于
斯极乎。国语者国民性情节族所见也。汉土人心故涣散，削于外族者再，所赖以维持者，厥惟国语。使外语滋蔓。凌乱不修，则性情节族沦矣，种族自尊之念，亦将消杀焉。（146 页）汉语的剧变和新词的泛滥，这其间，既有语言基于自身规律的演化，又有不同语言之间的接
触影响，除此之外还有语言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当时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凡此种种，
五四前后的汉语，正是在这诸种合力的作用下，蹒跚前行的。

25

第五条为：“吾国未尝著其名，日本人曾假汉字以为译，而其义於中文可通者从之。学术天下公器。

汉字又为我固有。在义可通，尽不妨假手於人也。例如社会淘汰等语，取材於汉籍。主观客观等语与邦
人所译不谋而合。尤觇书同文者其名尽可通用也。”第六条为：“日人译名虽於义未尽允洽，而改善为难者，则但求国语之义可通者因就之。名词固难求全。同一掛漏，不如仍旧也。例如心理学以心之旧义为解，诚哉其不可通。第在彼取义希腊，亦既从心。而概念刷新，今义已无复旧面目矣。欲取一允当之新
名不可得，则因陋就简而已。”（1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