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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4,（2018）pp.83-92

江户幕府禁止输入部分汉籍及其政策 1630-1720
坂西志保 著・徐克伟 译译者按：1603 年以降，于江户幕府治下的日本，统治者颁布了禁教、禁海等一系列政策，以消弭基督教隐患。作为其中一环，宽永七（1630）年，出台禁书令，明确禁止输入一切与基督教
相关的西语及汉文典籍。关于江户幕府的禁书政策，伊东多三郎(1909-1984)、海老泽有道(1910-1992)、大庭修(1927-2002)等贡献了颇多日语论著，且部分研究成果已被译成中文。1 不过，我们不该因此遗忘较早用英语撰文论述该问题的坂西志保(1896-1976)女士。时任美国国会
图书馆日本科科长的坂西，所论距今已有 80 余载，不仅有拓荒之功，更以宏观的视野、丰富的
史料和简明的笔触，勾陈出 1630-1720 年江户幕府的汉籍审查方式、具体的遭禁作品以及部分
典籍实际流传情况，有着同时代乃至后世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的价值和意义。故今译出以飨国内读者。2 译文按着现代学术规范对原文注释略施调整补充，以方便核查。翻译之际，承蒙北京大学孙建军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关西大学杨驰博士等示教，谨致谢忱。一应疏缪皆由译者承担，并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1603 年，德川家康（1542-1616）就任将军，因意识到商业利益与文明的优点，他采取了天主教宽容政策。然而由于对政治阴谋与传教士的担忧，加之他们对幕府的傲慢态度，九年后，即 1612年，他诏令铲除天主教。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不断上演着迫害与殉教的故事。特别是 1623 年家光（1604-1651）出任第三代将军，竭力强化 1612 年的禁教令。16 世纪后半叶与 17 世纪期间，作为传教文化喉舌的耶稣会士出版事业被摧毁。3 然而，即便最严苛的手段亦不足以消灭这一新的信仰，于是在 1630 年再次明令禁止输入一切与基督教相关的西语及汉文典籍。
该禁令即宽永禁书令，
因天皇年号而得名，影响深远。尽管日本此后的 9 余年间在政治上尚对外开放，但是就文化与知1

详见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31-49 页。——译

者注。
2

底本 Shio Sakanishi: Prohibition of Import of Certain Chinese Books and the Policy of the Edo Gover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7, Vol. 57, No.3, pp. 290-303.——译者注。
3

竜粛 :「日本印刷史」、中山久四郎編『世界印刷史』（第 1 巻）、東京：三秀社、1930 年、第 207-228頁。并参阅 Ernest Satow: " The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889, Vol. 27,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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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层面而言，此时确已彻底关闭了与外国交流的大门。本文旨在探寻宽永禁令的展开轨迹，确认
具体的遭禁作品，明晰 1630-1720 年间的审查方式。

二宽永禁令首先禁止输入与传播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及其他欧洲人的 32 种作品，其次是所有旨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书籍。4 尽管如此，禁令亦规定，允许仅仅只是论述或者言及基督教国家的礼仪、习俗的书籍输入。如今，对于第二条“旨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书籍”已成
一般性的常识，毋庸赘言。但是被禁止的 32 种又该作何解释？遗憾的是，迄今尚未见有完整的书目清单流传下来。唯一可资依赖的是近藤守重（1771-1829）于 1800-1820 年间编纂的《好书故事》，
时值其担任幕府御用的书籍管理员（书物奉行）。其次是一份写本，题为“御制禁御免书籍译书”，
藏于长崎市图书馆。其中，后者如题所示，共包含三部分：第一，一份载有 1630-1685 年间乃至1720 年以降仍遭禁止的 32 种图书目录；第二，一份载有一度遭禁又于 1720 年解禁的 18 种图书目
录；第三，对于以上两份书目所涉及书籍的具体记述。写本上的时间标识为 1841 年 4 月，记述者“户川播磨守”。户川是播磨的统治者。笔者推测应为户川安清（1787-1868），其于 1816 年成为
播磨统治者，曾一度赴任长崎。不过我们尚不能确定的是，上述两份材料究竟是各自完成，还是户川参阅了近藤作品。但是通过与同类作品的对比研究，如三浦安贞（梅园 1725-1789）撰于 1784
年的《五月雨抄》、何山元太夫写就于 19 世纪早期的《诚斋甲辰杂记》以及京都、大阪书商的各种目录，可以发现，二者远比其它资料值的可信度高，其中又以户川作品最值得信赖。
在近藤与户川的书目中，《天学初函》的标题赫然列于卷首，稍后便是具体的 32 种禁书。如今的《天学初函》是一套再版的丛书或集成，原于 16 世纪后半期译出，17 世纪由罗马天主教传教
士编撰并出版。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宗教及杂类，其次是科学类。粗略看来，32 作品标题似为《天学初函》丛书目录，其实有一些其他作品混杂其中。实际上今有 20 部作品属于该系列，5 另外 12部为单行本著述。为论述方便，笔者分作两组：A.

《天学初函》
1.

《西学凡》，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撰。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而成，附录载有《唐大秦寺碑》。64

2.

《畸人十篇》，利玛窦撰。由十篇对话录组成，附录载有同作《西琴曲意》。

3.

《交友论》，利玛窦撰。

4.

《二十五言》，利玛窦撰。在二十五个小标题下，讨论基督教教义。

近藤守重：「好書故事」、市島謙吉編『近藤正斎全集』（第 3 冊）、東京：国書刊行会、1906 年、第 74 巻、第 215 頁。
5

在中国，最后两部《测量法义》《测量异同》被作为一部作品，故总计 19 部。

6“秦”字原文误作“泰”，即“大秦寺僧净逑”所撰《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后文亦有一些用字讹误，今正，不一一说明。——译者注。

江戸幕府禁止輸入部分漢籍及其政策 1630-1720（徐）85

5.

《天主实义》，利玛窦撰。

6.

《辨学遗牍》，利玛窦撰。一份关于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研究。

7.

《七克》，旁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撰。论七宗罪。

8.

《灵言蠡勺》，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 1582-1649）撰，徐光启（1562-1633）编。
他于四个小标题下解释灵性（anima）：体、能、尊、美好之情。

9.

《职方外纪》，核心内容由旁迪我所作，作为利玛窦携至中国的世界地图之导言。
旁迪我去世后，由艾儒略完成。卷首复制有利玛窦世界地图。

10. 《泰西水法》，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
11. 《浑盖通宪图说》，李之藻（1565-1630）撰。
12. 《几何原本》，利玛窦、徐光启译。
13. 《表度说》，熊三拔。
14. 《天问略》，阳玛诺（Emmanuel Diaz, 1574-1659）、李之藻撰。关于托勒密（PtolemaiosKlaudios, asi 90-asi 168）天文学说的简要描述，记录新近的望远镜发明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观察。
15. 《简平仪说》，熊三拔。
16. 《同文算指通编》，利玛窦、李之藻。
17. 《圜容较义》，同上。
18. 《勾股义》，利玛窦、徐光启。
19. 《测量法义》，利玛窦。
20. 《测量异同》，利玛窦、徐光启。7B 组 单行本作品
21. 《万物真原》，艾儒略。
22. 《三山论学记》，艾儒略。关于基督教哲学的随笔。
23. 《唐景教碑》8
24. 《涤罪正规》，艾儒略。
25. 《十慰》，高一志（一名王丰肃，Alfonso Vagnoni, 1566-1640）。
26. 《教要解略》，高一志。
27. 《弥撒祭义》，艾儒略。
28. 《代疑编》，阳玛诺。
29. 《圣记百言》，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

7《五月雨抄》与《诚斋甲辰杂记》的清单中均未载该作品，或视为作品第 19 的附录。

8中村喜代三在《江户幕府的禁书政策》指出，该作品并非利玛窦作品而出自阳玛诺，确切标题为《唐景教碑颂正铨》，中村喜代三：「江戸幕府の禁書政策」、『史林』1926 年第 11 巻第 2 号、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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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涤平仪记》，此书不在《天学初函》中，亦不见于目前所查资料。931. 《况义》，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译。
32. 《天主续编》
由于所列部分作品今日业已亡佚，故书名的英语翻译与其说精确，倒不如说仅仅只是传其大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天学初函》的 20 部作品中，仅有 7 部与基督教有关，其余 13 部为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相关主题的科学著述。B 组的 12 部作品或教义或基督教的辩护。禁令的目的在于扫清这一新传来的宗教，而非排斥西方文化。但是由于官方对利玛窦以及其他传教士的恐惧与憎恶，加之传教士实际上常常借助科学讲义包装基督教教法，故而幕府很少区分单纯的教义书与科学作品。
宽永禁令实施了 32 年，于此期间幕府似未谋求拓展其禁书书目。相反，近藤资料显示，阳玛诺作品《天问略》于 1639 年舶来，并获允进入。10 尽管没有资料能够表明这究竟是一次意外还是
偶发事件，但是既然禁令允许输入仅仅只是论述或者言及基督教国家的礼仪与习俗的书籍，一份带有一小段颂扬天主教导言的天文学大纲得以豁免，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三1685 年，第 15 号中国商船驶抵长崎，船上所载书籍中有傅泛际（F. Furtado）撰著、李之藻
汉译《寰有诠》，一部看似清白、关于亚里士多德《论天》（De coelo et mundo）的著作，安全通过了检查官员的审查，并卖给了一商人。但是不久学者向井元成（1653-1727），长崎圣堂（孔子庙）——由其父向井元升（1609-1677）所建——的管理者（祭酒）发现，该作品的真正意图在于宣传基督教教义。书籍立刻被没收并遭焚毁。船长随即失去了再度来日的资格，其余船只亦被责
令返航。
该事件成为政府政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宽永禁令不断得到强化，元成则因为他的忠
诚受到表彰并被委任为书籍审查头目（书物改役），这是一个世袭制的官职。他确也非常尽职尽责地禁书，但凡言及诸如“天主”“耶稣”“欧罗巴”“利玛窦”“景教”均遭禁毁，更别说书
中包含西半球的相关记述段落或一副绘有基督教国家的地图。在 1685-1712 年间，共有以下 16 种
作品被焚：
1. 《寰有诠》
2. 《福建通志》
3. 《地纬》
4. 《天经或问后集》
5. 《帝京景物略》

9据海老泽氏考察，该书并不存在，乃将《涤罪正规》与《简平仪记》合二为一的架空之书，参见大庭

修：《江户时代日中史话》，第 36 页。——译者注。
10

近藤守重：「好書故事」第 74 巻、第 216 頁。

江戸幕府禁止輸入部分漢籍及其政策 1630-1720（徐）6. 《西堂全集》
7. 《三才发秘》
8. 《愿学集》
9. 《西湖志》
10. 《禅真逸史》
11. 《谭友夏合集》
12. 《方程论》
13. 《名家诗观》
14. 《檀雪斋集》
15. 《增订广舆记》
16. 《坚瓠集》
1713-1720 年间，又有如下 19 种遭遇或焚或毁：1.

《通鉴明记全载》

2.

《定例成案》

3.

《新例》

4.

《本朝则例类编》

5.

《山海经广注》

6.

《性理大中》

7.

《有学集》

8.

《西湖志后集》

9.

《苏州府志》

10. 《丹徒县志》
11. 《仁和县志》
12. 《琼山县志》
13. 《缙云县志》
14. 《新乡县志》
15. 《诸罗县志》
16. 《南城县志》
17. 《疑曜》
18. 《明诗藁》
19. 《延年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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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作品，《理主十编》亦出现在《诚斋甲辰杂记》和《德川幕府时代书籍考》中，但其来源存疑，故笔者这里不予收录。11 此外，江户与大阪书商的禁书目录中还载有一些其他作品。
不管怎样，我们确信在 1685-1720 年间新增禁书 35 或 36 种，加之宽永禁令的 32 种，总计 67 或68 种。
令人诧异的是，在该时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禁书为中国地方志。这是因为这些作品经常提及基督教遗迹、传教活动以及传教士等。简而言之，在 1685 年那段插曲之后，政府对中国书籍的态度十分疯狂，以致于我们时常感到难以理解其意图。

四1716 年，德川吉宗就任第八代将军。吉宗十分开明，酷爱学习，尤其热衷于天文历法，向幕府学者建部贤弘（1664-1739）学习中日乃至荷兰历法。因对日本历法的精确性持怀疑态度，便向猪饲正一（文/丰次郎，?-1741）——幕府天文学家涉川春海（1639-1715）门生——咨询而不得解，继而又询问建部贤弘（1664-1739）。建部虽然亦不能解答主子的疑问，但是他推荐了自己的门下
生中根元圭（1662-1733）。吉宗非常欣赏元圭，令其翻译梅文鼎（1633-1721）作品《历算全书》——源自 1701 年荷兰语本。为完成任务，元圭告诉将军，这部历算书只是节译自西方著述，除非探源，否则很多更加棘手的问题将无法解决。一道旨令立刻传达至长崎奉行那里，不久《历算全书》的汉译本《西洋历算》便出现在长崎了，此前一直遭禁，因为标题中有“西洋”字样。12 该书由元圭译成日语。据传关于此事有一段问答，元圭对将军说：“在日本，因为禁止天主教，但凡书籍中出现一点与天主教或利玛窦相关的词句都已于长崎被焚。因此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历学的书籍。如果您果真希望学习这门科学，我乞求您首先取消关于外国书籍的禁令。”13
因此，我们可以并不太武断地认为，禁锢科学书籍传播的宽永禁书之所以能够得以部分解除，是因为吉宗对学术的热爱以及元圭为科学事业所做的恳请。新的政令宣告：“此后任何仅涉及基督教国家风俗礼仪且其意不在传播宗教的书籍都可以输入本国并允许自由销售。”14
尽管只是对宽永禁书令的修正，但事实上确有极大提高。在这一年，在 68 部禁书中，有如
下 19 种解禁：1.

11《职方外纪》

江戸叢書刊行会：『江戸叢書巻の九：安政乙卯武江地動之記・砂子の殘月・江戸実情誠齋雑記（癸卯・甲辰）』東京：江戸叢書刊行会、1917 年、第 240 頁；牧野善兵衛：『徳川幕府時代書籍考：附関係事項及出版史』、東京：東京書籍商組合事務所、1912 年、葉 16b-17b。《理主十编》具体为何作品尚有待确定，且译者于后一作品中未见其名，后者所载禁书目录主要参考《好书故事》。——译者注。
12关于《历算全书》的荷兰语底本及其因标题中“西洋”字样遭禁等说法，似不确。——译者注。

13

黒板勝美編：「有徳院殿御実記附録巻 15：医術奨励・天文暦術・寺社修理等」、同『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 46 巻：徳川実紀第 9 篇』、東京：国史大系編修会、吉川弘文館、日用書房、 1934 年、第292 頁。
14近藤守重：「好書故事」第 74 巻、第 216 頁。

江戸幕府禁止輸入部分漢籍及其政策 1630-1720（徐）2.

《测量法义》

3.

《测量法义异同》

4.

《简平仪说》

5.

《天文略》

6.

《勾股义》

7.

《几何原本》

8.

《交友论》

9.

《泰西水法》

89

10. 《浑盖通宪图说》
11. 《圜容较义》
12. 《同文算指通编》
13. 《福建通志》
14. 《谭友夏合集》
15. 《西堂全集》
16. 《增订广舆记》
17. 《三才发秘》
18. 《坚瓠集》
19. 《西湖志》
除了上述 19 种，在 68 部禁书中别有与基督教没有什么瓜葛的作品 22 种。是否另有特殊原因
而没有解禁尚不得而知。在这 19 部作品中，《天文略》于 1830 年再度被禁，原因是其此前曾为禁书。根据近藤所记，《简平仪说》《表度说》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亦因相同的原因遭禁。15这或许
表明一些政府官员的偏执态度。尽管如此，1720 年以降的禁书弛缓政策确也非常有助于医学和其他科学研究的发展。
有趣的是，江户幕府虽然不遗余力地惩罚并压制任何违禁行为，然而一旦搁置或解禁，官方并不努力使民众知晓。因此，禁书被仔细地记录在案，一部分获得解禁后，也只有直接负责审查的官员了解其中情由，普通民众则知之甚少。

五关于书籍审查的方式，长崎是唯一与外国保持直接交流的港口，而有组织性的审查体制亦仅仅始于 1685 年，即向井元成发现《寰有诠》的真实意图在于宣扬基督教义。在此之前，都是城中有学识的神官或儒学者进行审查。元成被委任为书籍审查员，并配有四名助手，三名书记官与一
名杂役。

15

近藤守重：「好書故事」第 74 巻、第 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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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文典籍运至长崎，首先被交给港口的审查人员，他们会记录数量并将转呈给书籍审查人员。他们再次清点，仔细检查每一作品的内容，制作书目，其中包括对内容的概括性描述及其他有用的信息，然后呈送至江户幕府。在那里，书籍管理者对书目进行检查并确认有意购入的书籍。
幕府购入后，剩下的书籍则拍卖给书商。当然，禁书被没收，或者毁——或部分或全部，或责令运回。
书籍管理者的职责，正如新井白石（1657-1725）在其《骨董杂谈》中所指出的那样，非常重大。大约在 1715 年，白石写道：“时至今日，长崎有书籍审查一职，负责查验每一部输入作品并
附如下声明：‘该书与耶稣教义或其宗教无关。如有疏漏，我愿意接受本国神灵的惩罚。’然后是他的签字画押。”16书籍审查官的职责并非到此为止，因为他还必须对书中问题负责。中国典籍通常有若干小的卷册构成，有时部分卷册缺失或重复。书页亦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或者存在装订或印刷问题。
审查者必须详细记录这些问题。幕府购入一本书，一旦发现里边存在问题，那么审查者就不得不呈请江户，每每询问自己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在这种体制下，审查无疑会耗费大量时间，有时一船书籍要在长崎滞留三年或更久。
触犯禁令，若是无心之过，触犯者将受到轻微处罚，若是玩忽职守或有意为之，船头与承运者都将丧失再度访日的资格，货物亦被责令运回，就像 1685 年事件那样。1695 年，《帝京景物略》
遭遇了同样的厄运，17 直到事情平息，所有船员被监禁，甚至无法与港口中的其他中国船员取得联系。商人不得向他们出售所需物质；他们赠予长崎一中国寺庙的礼品亦被责令立即毁坏。
受审查的书籍通常被烧毁，触犯律令的段落被涂抹删除，或者整页撕掉，船只被驱逐或于日本卖掉。《五月雨抄》有云：“如果只是记述了基督教国家的礼仪或风俗，便予以涂抹删去，如果是教理，则予以焚毁。”18 但是根据多种记述，笔者认为这只是一般性的标准，实际操作过程

16

新井白石：「骨董雑談卷之下：耶蘇教の書渡来禁制之事」、中尾直治編『随筆集誌』（五）、東京：芳文堂、1892 年、第 15 頁。此外，日本国文研究资料馆在线公开了爱媛县大洲市立图书馆所藏《古董杂谈》抄本亦可供查阅，引文见コマ 116-117。网络链接：http://base1.nijl.ac.jp/iview/Frame.jsp?DB_ID=G0003917KTM&C_CODE=0364-002601，读取时间 2018 年
10 月 1 日。——译者注。
17

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地理历史著作。《五月雨抄》引用了岩永元当与片山元正的备忘录，时间为 1695

年 3 月 19 日：“《帝京景物略》，8 本 28 卷，第 4 卷、第 5 卷提及天主堂与利玛窦坟墓。前者记述了
教堂的内部构造、耶稣像、耶稣的生平与死亡，以及一些建筑细节；后者则叙述了利玛窦的中国之旅，主如何赐予他灵感传播福音，死亡以及丧葬。尽管如此，该书的目的是记述礼仪、风俗以及当地的人物，
并非宣扬教义或劝诱人们皈依。作者只是单纯地被这位西方人的美德所打动。因此该备忘录准备用于告发和问询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三浦梅園著、柴田花守増訂：『闢邪必読五月雨抄』（一）、鹿児島、大阪：青木忝助、敦賀屋喜藏、敦賀屋為七、秋田屋太右衛門、1872 年、葉 8a-9a。——译者
注。]
18

三浦梅園著、柴田花守増訂：『闢邪必読五月雨抄』（一）、葉 7b。——译者注。

江戸幕府禁止輸入部分漢籍及其政策 1630-1720（徐）91

中并不完全一致。如《名家诗抄》于 1702 年遭涂改并责令商船返航，9 年后却被付之一炬。《福建通志》仅仅提及省内的天主教徒，1686 年被焚烧，1726 年却得豁免。
管窥所见，没有发现走私禁书的相关资料，但是在法律条例集《和汉寄文》1726 年中有如下
内容：“因为里边有诸多天主教信徒的阴谋诡计，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教义并散布恐怖言论，并试图秘密地输入宗教相关的书籍与物件。一经发现，根据本国律令，相关人士将被严惩，他们的船
19只与整批货物都将被没收。而任何告发者都将获得丰厚的奖赏。”

尽管法网恢恢与极力压制，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禁书在学者中流传的例证。享保年间
（1716-1736），即 1685 年政府收紧政策不久，津田某先生，德川御三家之一的尾张藩（今爱知县西部，治所居名古屋城）家臣，偶然得到利玛窦的《畸人十篇》，1630 年禁书令在列作品之一。
因为他不能加以利用，便转呈荻生徂徕，当时最杰出的儒学者。徂徕欣喜地发现基督教相关内容，不但抄录下来，还附有跋文，言道：“近年来，基督教禁令愈发严苛。因无书可读，故无人知其教法。据传以平和的伪装包藏其祸心。或是或非。人们对任何事情均一无所知，错在官府。”20 数
年后，徂徕又写道：“由于所有关于基督教的书籍均遭禁毁，无法知其所以。尽管如此，依然有追随者。反之，若是佛教僧侣、神道教神官与儒学者宣扬他们的教义，则无人愿意追随。因此希
望政府允许学者们翻阅那些被堆放在仓库中的书籍，由其判断基督教是否为有害的宗教。”21 从这里所引内容来看，可见知识分子对禁书政策的批判。
与之相对，作为幕府卫道士的新井白石则完全赞同禁书，称言：“探究明朝的覆亡，一位中国学者认为基督教是促使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22 我国严禁天主教，这一点都不为过。相关法令——由远见卓识的官员们所制定——非常及时。为努力消除蛮夷及其他所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谓一项好政令。23 当然，更危险的是假虎豹之力驱逐豺狼。”2419

作者松宫俊仍（1686-1780），儒学者，曾于长崎担任小吏，如今的写本据当时的市政府（长崎奉行）

文书撰集而成。[大庭脩編著：『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近世日中交渉史料集二』、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1986 年、第 98 頁。——译者注。]
20

转引自中村喜代三：「幕府の禁書政策」（中）、『史林』1926 年第 11 巻第 3 号、第 426 頁。

21『政談』巻四、葉 58。[荻生徂徠：『政談』、東京：経済雑誌社、1894 年、第 307-308 頁。——译

者注。]
22

朱之瑜（1600-1682），即朱舜水，原为明朝官员，清政府曾多次委以高官厚禄，皆被其谢绝。直到

让他表明忠心，他才被迫于 1645 年逃亡日本。[此处所论似不确。——译者注。]后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的老师兼顾问。
23

日本人见识了耶稣会士使用伎俩驱逐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压制拒斥荷兰人，而后荷兰人又针对葡萄牙人。他们还见证了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的争斗。传教士亦希望江户幕府能够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
个亲基督教的政党，这或可视作政治侵略的前兆。所以高层决策者视之为心腹大患。
24

新井白石：「西洋紀聞」、市島謙吉編校『新井白石全集』（第四冊）、東京：吉川半七、1906 年、第 790-7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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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34 号（2018）

回到禁书流传的例证问题上，白石于《古董杂谈》中写道：“利玛窦《职方外纪》通过写本流传极广。《同文算指通编》《勾股义》《测量法义》以及一些其他著述在数学家等学者群体中传阅。因为是禁书，所以他们都秘而不宣。”太田锦城（1765-1824）在其《梧窗漫笔拾遗》引用
了《西学凡》中的一段文字。25 大阪鹿田文四郎先生（Mr. Bunshiro Shikada）藏有《表度说》抄本，乃松平定信（1758-1829）旧藏书。

六概而言之，1630 年宽永禁书令隔断了日本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文化与知识联系。而 1685 年贞享
令使得日本更加封闭。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受益于吉宗对学术的热爱，政府对科学著述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后半叶。回顾禁止输入外国书籍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科学事业的进步，但是也或许正因如此，也使日本于此两个多世纪中获得了探索并形成独自文化的机遇。

25

或写于其弥留之际。[大田錦城：「梧窓漫筆拾遺」、吉川弘文館編『百家説林』（正編下巻）、東

京：吉川弘文館、1908 年、第 1093 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