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8 期（民國111年12月），89-13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余敏玲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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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中共宣稱「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它後來演變成著名的「檢討」文化，屢屢在政治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外學
界至今尚無任何研究能清楚說明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來龍去脈，特別
是為何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一個合體詞，以及它在俄共和中共初期運作
的情形。事實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內容常隨著政治運動而有所變化。
在理念層次上，列寧最初提出的「自我」批評中的「我」指的是黨，不是個人。不過，在實踐層次上，越到後來「我」不再是黨，而是指個人、
政治異己者或官僚主義者。蘇聯在大清洗時期，批評與自我批評將整肅
個人放在第一位，自我批評成了自我揭發，自我汙衊。列寧最初提倡自
我批評的目的是希望群眾批評黨，並藉此教育群眾，但實踐的結果卻反
其道而行，最後成為黨規訓黨員的重要工具。當它與政治運動結合時可以發揮強大的威力，達到掌權者所期望的政治目的。中共最初透過留蘇
學生接受蘇聯的運作模式，在不同階段，做法均有差異，本文主要集中
在 1920 年代到蘇區時期。
關鍵詞： 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清黨∕洗黨∕清洗、蘇區、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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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陳永發、羅久蓉、黃道炫、賴惠敏諸位教授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文責概由作者承擔。
收稿日期：2021 年 7 月 1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 年 7 月 15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89-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中共宣稱在取得政權之前的新民主革命時期（1911-1949），黨形成了三
大優良作風：一、理論聯繫實際；二、密切聯繫群眾；三、批評與自我批評。
其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初立意良善，用於改正黨及幹部的缺點，並以此作為加強黨紀、訓練黨性的利器。延安的整風、審幹運動是大量並廣泛運用批
評與自我批評的首次高峰期，但卻逐漸演變成著名的「檢討」文化，在 1949
年後的政治運動中，屢屢可見，並在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按《人民學習辭典》
所定義的「檢討」，是「檢查思想或工作上的錯誤，並且深究根源所在，叫做『檢討』。檢討是比較深刻的批評、自我批評」。 1作家沙葉新的詮釋比較具
體及情境化，他說「檢討」特指「在集權體制形成之後，在洗腦剖心的思想改
造中，在捕風捉影的政治運動中，在上綱上線的黨內鬥法中，即在強大的專制壓力下，而不得不違心地向上級的領導機關、向單位的革命群眾所作的『認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檢討。」 2這種「檢討」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初意及早期運作，已經大有距離。
中外學界至今尚無任何研究針對中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及其運作的來龍
去脈說明清楚，尤其是為何批評與自我批評會成為一個合體詞，以及它在俄共
和中共初期運作的情形。絕大部分的學者理所當然地視「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一自然合體詞，事實並非如此；它是「自我批評」的理念在政治實踐過程中，逐漸和「批評」成為一個合體詞。最早出現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研究以英文
為主，但寥寥可數；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文革現象，並往前回溯到反右運動和
延安整風。雖然其中一篇簡略地提到在蘇區的早期自我批評，但這些研究受限
於當時資料短缺，論證難以深入。 3近十年來的中文著作雖然數量龐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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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北鷗編著，《人民學習辭典》（上海：廣益書局，1953，二版增訂本），頁 433。
沙葉新，〈「檢討」文化〉，《隨筆》，2001 年第 6 期，頁 5。
Lowell Dittmer,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56 (Oct.-Dec., 1973), pp. 708-729；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Lawrence R. Sullivan, “Reconstruc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hanghai Underground: 1931-3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1 (Mar., 1985), pp. 78-97.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更多的卻是述論「批評與自我批評」在當代的運用，歷史方面則多為泛論。4真正較深入的學術研究則以抗戰時期及幹部為主，蘇區時期更少。 5他們的研究為後來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也留下許多值得後人細究與追索之處。
探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最初源起，有王汎森的嫁接中國傳統一說。 6本文
則聚焦於俄共對中共的直接影響，即列寧和斯大林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概念及其在蘇聯的運作，又如何經過留蘇學生傳入中國，影響中共。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下，推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各國共產黨均有發展，但都沒有產生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大規模、影響深遠的機制。究竟批評的對象是誰？自我批評的「自我」確切指涉的對象又是什麼？「批評與自我批評」如何成為一
個盛行的合體詞，其內容如何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而有所變化，在政治運動中
發揮黨領導所期望達到的功能？一般而言，批評的主要對象有二，可以是他者
的別人或群體，也可以是自己。批評自己亦可稱為自我批評，但是自我批評的「自我」卻不一定指涉個人，也可能是指黨組織或其他群體。批評和自我批評
後來成為一個盛行的合體詞，發揮重大的威力，則與權力和政治運作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在蘇聯常隨著政治運動的進行而在內容有所變化。這也是本文所要處理的一個重點。
本文不擬處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理念，原因是巴黎公社僅存在兩個
月，而列寧、斯大林先後掌權執政，治理的是一個龐大的實質國家，背後又有強大的黨組織協助運作，其規模與理念的實踐是馬克思、恩格斯所無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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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王可卿，〈近十年「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研究綜述〉，《黨史文苑》，2015 年第 4 期，
頁 74-77；何益忠，〈民主革命時期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生成〉，《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頁 64-77；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526-527。
黃道炫，〈抗戰時期中共幹部的養成〉，《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頁 39-43；王哲、
董遂強，〈延安時期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常態化制度化〉，《中州學刊》，2017 年第 2 期，頁 134-138；
趙諾，〈中共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抗日戰爭研究》，2020 年第 3 期，頁 4-21；黃江
軍，〈蘇維埃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形成—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中心〉，《蘇區研究》，2020 年第 2 期，頁 50-61。
王汎森，〈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161-180。

-91-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的。更重要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理念在蘇聯的實踐中有所演變。唯有檢驗共黨領導者的理念和實踐如何交錯進行及調整，才能較為全面地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真實面貌。本文將探究理論與實際運作的背離、抱合，兩者之間的張力與矛盾，這也是過去研究鮮少著墨之處。其次，本文儘可能以一般黨員、而非高層幹部為研究對象。筆者認為唯有將焦點放在一般黨員，才能較清楚地
了解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何成為黨的組織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成為共產黨政治文
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此外，中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運作模式，從 1920 年代
到蘇區時期、延安整風前後、1950 年代的思想改造到文革時期，有階段性的
不同，做法亦有差異。本文所處理的時段主要集中在 1920 年代到蘇區時期，而不是延安整風前後、更不是文革時期的「檢討文化」。

一、列寧和斯大林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理念
在列寧及斯大林掌權初期的著作中，「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樣的合體詞十分罕見，較常見的是自我批評一詞。列寧相信自我批評可以督促黨的進步；他
認為具有活力的黨一定要有自我批評、無情揭露黨的缺點的能力，並以此為傲。他聲稱那些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人，看見黨內發生爭論就幸災樂禍。但他並不擔心，反而有信心「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久經戰鬥，決不會為這種刺激所
驚擾，他們將不理會這些，而繼續進行自我批評，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會、必然會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而被克服的」。7這裡的「自我」
批評、「自己」的缺點，指涉的是黨，不是個人的自我。這背後有個決定論的
大膽假設：黨的缺點一定會隨著工人運動而被克服。列寧沒有追問，倘若工人運動發展之後，黨的缺點依然存在，該怎麼辦？許多政治人物在掌權之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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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進一步，退兩步（1904 年 2-5 月）〉，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
譯局編譯，《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0，二版），卷 8，頁 200。按，此類史料彙編資料，本文僅於首次引用時註明編者，其後均予從略。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於未來總有無限美好的想像，沒有細想大力鼓吹自我批評，往往會批評到黨及
其領導的各種問題，而這些批評會動搖一般黨員或群眾對領導階層的信心。
其實列寧應該想過這個問題，所以他雖然鼓勵批評，卻並不允許漫無邊際
的批評，並稱這種批評為「資產階級的批評自由」。他嘲諷伯恩斯坦派及為其
辯護的「機會主義者」，要改良不要革命，選擇調和而不是鬥爭立場；他們的
「批評自由」就是將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成分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自由。 8列寧進而譴責：要求思想自由、批評自由和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
子個人主義的表現。 9那麼應該如何分辨無產階級批評和資產階級批評？兩者之間的界線在哪裡？列寧提出了黨紀，即要求黨員「提高覺悟，堅持繼承性在黨的發展事業中的重大意義，宣傳教育全體黨員都要在各自所在的黨組織中遵守紀律和接受教育」。10列寧主張區別黨的觀點和反黨觀點界線的「是黨綱，是黨的策略決議
和黨章，最後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各國的無產階級自願聯盟的全部經驗」。11
黨既然需要批評及自我批評，同時黨員又被要求遵守黨紀、黨綱及決議，究竟這該如何落實？列寧的答案是在組織內實行民主集中制。他聲稱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保障任何少數和忠實的反對派的權利，保障每個黨組織的自治權（沒有言明自治權的界線為何），承認黨的一切負責人員必須由選舉產生，負責人員必須報告工作，並且可以被撤換等。同時，黨員在組織裡可以對黨內問
題廣泛地、自由地討論，對黨內生活中各種現象展開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評和評論。 12不過，列寧也主張在對外進行鬥爭期間，「行動一致是絕對必要的。
在進行這樣激烈的鬥爭期間，全力以赴的無產階級大軍的內部不允許進行任何批評」。而在尚未採取行動的時候，「可以對決議及其根據和各條規定進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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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怎麼辦？（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 收入《列寧全集》，卷 6，頁 8、12。
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1905 年 11 月 13 日）〉，收入《列寧全集》，卷 12，頁 94。
列寧，〈論黨的改組（1905 年 11 月 10、15、16 日）〉，收入《列寧全集》，卷 12，頁 79。
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1905 年 11 月 13 日）〉，收入《列寧全集》，卷 12，頁 95。
列寧，〈前「布爾什維克」派出席統一代表大會的代表告全黨書（1906 年 4 月 25-26 日）〉，收入《列寧全集》，卷 12，頁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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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廣泛的、自由的討論和評價」。列寧並呼籲孟什維克派（人數比布爾什克多）要尊重少數派或反對派的一切權利。 13 換言之，列寧認為即使黨已經作成決議，仍然可以繼續批評和討論（如此決議何用之有？）。當時布爾什維克派在黨內處於少數的反對派，再加上尚未掌權，因此列寧對於民主集中制，強調民
主多於集中。
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依然宣稱：「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
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
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履行
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進而又教育和訓練群眾。」14列寧將「階級」和「群眾」用粗體字表示，就是強調唯有施行自我批評，黨才能真正代表
群眾和無產階級，同時也藉此訓練工農群眾日後成為管理國家的主人。不過在
實際運作上，他對黨內成員批評黨的言論十分不滿，特別是工人反對派，其中
堅分子柯倫泰（Aleksandra Kollantai, 1872-1952）嚴厲譴責黨領導打壓批評者。
列寧的直接回應是「批評的自由不能等同於吃桃子的自由」。一方面，他建議
更常召開黨員大會，讓黨員發揮主動精神，並創辦報刊，以便更經常和廣泛地
批評黨的錯誤、開展黨內各種批評。另一方面，他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員會，處理和審查（經與中央委員會協商）一切申訴，必要時可以同中央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或把問題提交黨代表大會討論。15監察委員會在名義上與中央委員會平起平坐，實際上卻是屈居於中央委員會之下，
日後成為監督黨員紀律和言論的機構。較諸 1906 年列寧向孟什維克要求黨內
應允許批評和討論的充分自由，顯現了在朝與在野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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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給彼得堡工人的信）（ 1906 年 5 月上半月）〉，收入《列寧全集》，卷 13，頁 55、59、63。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年 4-5 月）〉，收入《列寧全集》，卷 39，
頁 37。
列寧，〈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文獻（1920 年 9 月 24 日）〉，收入《列寧全集》，卷 39，
頁 283、288。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工人反對派的活動並沒有因為列寧的批評而中止，列寧對此感到十分不耐，於是在 1921 年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中，以決議的方式，不准黨內有派
別存在。列寧認為柯倫泰散發的《工人反對派》小冊子，充斥著關於言論自由
和批評自由的內容，空洞無物。他主張「用步槍來辯論」。16當時正值駐紮在
喀琅施塔得的海軍爆發反布爾什維克的軍事行動，布爾什維克派兵鎮壓，這就
是為什麼列寧說「現在需要的是步槍，而不是反對派」。如果柯倫泰等人要繼續扮演反對派的角色，就應該開除他們的黨籍。
1921 年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處境比起革命前實不可同日而語。列寧在俄共十大上重申允許對黨提出批評，但是要求黨員提出批評時，要考慮到黨仍處於敵人包圍之中，批評的內容應當通過自己直接參與的工作，糾正黨或個別黨員
的錯誤，力求就問題的實質進行批評，不能採取有助於階級敵人的方式。然而列寧並沒有說明什麼是「實質的批評」，什麼是「有助於階級敵人的批評」，
如何分辨兩者的差異？其次，這是首次出現批評不只要糾正黨的錯誤，還要糾
正個別黨員的錯誤，個人正式成為被糾舉的對象。大會決議凡是違反紀律或進行派別活動者，可以採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包括最嚴重的開除黨籍。17這個決議本為強化紀律、禁止派別而存在，黨內有些自由討論亦未因此而中止，在實際運作上也沒有完全消滅黨內的派別（工人反對派、托洛斯基派、「布哈林右派」），直到 1930 年代初才有基本效果。 18不過，此後凡是批評黨的政策者，必須冒著可能被開除黨籍的危險，同時這個決議也成為日後掌權者打壓異
己和派別的根據。
列寧過世後三個月，以列寧繼承人自居的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
義大學（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專門為訓練俄國幹部而設）演講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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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1921 年 3 月 9 日）〉，收入《列寧全集》，卷 41，
頁 35-38。
列寧，〈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草案初稿（1921 年 3 月 13 或 14 日）〉，收
入《列寧全集》，卷 41，頁 35-41、43、81-83、96。
Catherine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talin: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Capital,
1925-3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22, 2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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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主義基礎。他宣稱列寧主義因無產階級革命而生，且經由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
的搏鬥而成長，得到鞏固。實踐列寧主義的方法之一是「要無產階級政黨進行
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根據本身的錯誤來學習和接受教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黨的真正幹部和真正領袖」。19職是之故，斯大林率先批評黨
在農村工作的缺失。他指出黨在農村的工作太過薄弱，脫離農民群眾，沒有聯合非黨的農民幹部；黨員幹部只有發號施令，沒有傾聽農民的聲音。他的批評
引來一些不滿，有些幹部仍不願揭露工作中的缺點。斯大林進而堅稱，「害怕
自我批評或非黨員的批評是現在最危險的病症」。他警告說，與其讓農民用暴
動的方式來批評黨，不如先讓黨方來批評自己，並接受非黨員嚴厲地批評黨的
工作，這樣反而對黨較有利。 20
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列寧建立的自我批評基礎上，更強調嚴守黨紀的重要性，並將其應用在黨內鬥爭。列寧過世後，黨內接班情勢不明朗，黨內元老對
於是否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意見分歧，形成派別在所難免。斯大林出面強調
黨內有派別存在，這和維護黨內統一或鐵的黨紀都不相容；為了鞏固黨，必須清洗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因為他們是黨內派別活動的來源。21很明顯地，
斯大林這段話是針對挑戰他權力最大的托洛斯基及其支持者而來。結果托洛斯基於 1927 年 11 月被開除黨籍，等於結束了他在蘇聯的政治生命。
斯大林即使消滅了以托洛斯基為首的反對新經濟政策者，並不代表全黨對
於蘇聯工業化速度的快慢，看法一致。布哈林反對以犧牲農業來促進快速工業
化，希望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1928 年春天，蘇聯發生糧食收購危機，又發生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專家破壞工業發展的「沙赫特事件」（Shakhty trial）。22
斯大林聲稱為了克服這些問題，及其所揭露出黨的錯誤和缺點，決定發起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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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講〉，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卷 6，頁 73-74。
斯大林，〈關於黨在農村中的當前任務（1924 年 10 月 22 日）〉、〈關於黨在農村中的任務（1924年 10 月 26 日）〉，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6，頁 261-277。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6，頁 158-161。
沙赫特事件指 1928 年在北高加索的沙赫特礦區，有 53 名工程師和經理（包括數名德國籍）被捕，罪名是意圖破壞蘇聯的工業建設，而且這些人與右派的布哈林等有關聯。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模的自我批評運動，以吸引全國工農群眾來揭發並消滅黨的弱點和錯誤。事實上，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對付以布哈林為主的「右派」（其實他們不像托洛斯基派那樣有組織）；附帶打擊黨內官僚主義。他認為官僚主義是資產階級對黨組織產生影響的表現，也是開展自我批評的最大障礙。
斯大林宣稱：「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為沒有自
我批評，我們的黨就無法前進。……自我批評口號不能認為是一個新口號，它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基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基礎。我們是領導專政的黨，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政權，那末，我們要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露和糾
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23不過，斯大林特別解釋，黨所需要的
自我批評，「不是反對派所進行的那種惡意的、實質上是反革命的批評，而是
真誠的公開的批評，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斯大林所
稱的「自我」批評的「我」主要指黨。至於如何區分何者是反革命的批評，何者是公開真誠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那是另一個問題，這中間實際涉及權
力可以操弄的空間。斯大林甚至很「寬宏大量」地說，「即使批評只有百分之
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應該歡迎，應該仔細聽取，並考慮到它的好的地方」。
他特別說明，「不言而喻，這裡指的不是『任何』批評。反革命分子的批評也
是批評」，但反革命分子的批評目的是要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威信，摧殘工業，
瓦解黨的工作。真正的批評，是為了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進工業、改進黨
的工作和工會；批評是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為了削弱它。他堅稱藉著
實現自我批評的口號，可以「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以及培養他們管理國家的技能的問題」。 24這也呼應了列寧在 1920 年的觀點。官方為了大力宣傳這個運動，各地黨部陸續出版關於自我批評的小冊。這些小冊的標題都只有自我批
評一詞，而沒有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合體詞，內容也極少出現這個合體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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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1928 年 4 月 13 日）〉，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11，頁 27。
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1928 年 4 月 13 日）〉，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11，頁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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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此外，針對官僚主義，斯大林特別鼓勵工人和勞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批評
和揭發黨的工作及建設中的缺點。他讚賞《真理報》（Pravda）開闢「工農檢查院專頁」來批評黨的缺點，與黨的官僚主義作鬥爭。25這個專頁的主標題是「在群眾的監督之下」，就是為了強調由下而上、由群眾來監督黨機關與幹部。
斯大林認為官僚主義是阻礙黨前進的最兇惡的敵人之一，唯有組織黨員群眾
自下而上的監督、發揚黨內民主，才能消除官僚主義的禍害。26不過，批評黨
或官僚主義，必須在黨中央所劃定的範圍或所定義的內容之內，溢出範圍就會
使自我批評運動變質。27為了配合斯大林的指示，各地黨組織四處煽起批評之火。官方鼓勵低層職員、工人農民、工廠技術人員等積極批評他們上司的缺點，
呼籲大眾攻擊鎮壓自我批評的「官僚」。
斯大林之所以鼓勵工農群眾批評官僚，另一目的是為黨政策的失敗、缺陷
或執行沒有效率找尋代罪羔羊，並且打擊想在地方建立自己勢力的基層黨工。28
這使得 1928 年春天以來發起的自我批評運動，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開始延燒到黨本身及高層官員，且有難以控制之勢。這時斯大林發表了自我批評運動
中最著名的〈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他雖然重申由下而上批評的重要性，主張「應當更堅決地發動千百萬工農群眾進行自下而上的批評，進行自下
而上的監督，作為消除官僚主義的主要藥劑」，不過，他又強調批評是為了加
強黨的領導，成為具有生命力和威信的真正領導。如何在批評領導的同時又能加強領導呢？這之間的張力給予掌權者很大的運作空間。
事實上，斯大林更在意的是所謂「托洛斯基派式」的對黨的「自我批評」。
他認為這種批評會「破壞黨性，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威信，削弱社會主義建設工
作，腐蝕經濟工作幹部，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產生關於蛻化的空談」。因此，黨將用一切力量，用一切辦法打擊這種與黨背道而馳的、具有破壞性的反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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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檢查院專頁」從 1928 年 3 月 15 日起，至 1933 年 11 月 28 日止；最初幾年每週出版兩次。
斯大林，〈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28 年 5 月 16 日）〉，收
入《斯大林全集》，卷 11，頁 59-63。
斯大林，〈給共產主義科學院黨建組組員的信〉，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11，頁 84-86。
Catherine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talin, pp. 198-199.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斯大林明確地指出，自我批評的目的是「增強黨性，
鞏固蘇維埃政權，改進我們的建設工作，加強我們的經濟幹部工作，武裝工人階級」。引人注意的是，他將「增強黨性」列於首位。既然斯大林不諱言，凡是反對黨中央掌權者，就不叫自我批評，黨有權強力地反擊，因此這篇文章重點在於不可漫無邊際地隨意批評，否則是將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什麼是「庸俗化」？就是「歪曲」自我批評口號的現象。例如，有些報刊將運動從「切實批評」社會主義建設的缺點轉到「以廣告式的叫喊來反對個人生活中的極端現象」。所謂的「個人生活中的極端現象」指「性生活的放縱」、「喝了一杯又一杯」、「有了房子又要牛」。其次，有些人純粹是為批評而批評，將批評變成一種聳動視聽的競技。又如許多組織和機關將自我批評變成直接攻擊經濟
工作人員，使他們在工人階級面前威信掃地。斯大林為這些經濟工作人員叫屈，認為這是苛求他們沒有保證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錯誤。 29然而，就在不久
前，斯大林還信誓旦旦地說即使批評者只有百分之五是正確的，也應該歡迎並
聽取批評意見。
此後，自我批評成為政治運動中的重要成分，但是「自我」指的是可以批
評個人或反黨集團的錯誤，黨的領導（尤其是高層領導）所代表的黨反而不是
批評的主要對象。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主要成員阿倫・索爾茨（AronSol’ts, 1872-1945）為文呼應了斯大林的觀點。他聲稱黨需要自我批評才能減
少錯誤，並藉此評估工農群眾對黨的工作的接受程度；同時勞動人民也可以從
自我批評中學習，明瞭建設社會主義，乃是他們共同的集體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自我批評不但包括工作人員個人的批評自己，也包括從黨的方面來批評
個人。30他將黨對個人的批評放在個人對黨的批評的前面，顯示黨對個人的批
評才是主要的。

29
30

本文最初發表於《真理報》，1928 年 6 月 26 日。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11，頁 111-121。
Aron Sol’ts, Dlia chego partii nuzhna samokritika? (Moskva: Partiinoe izdatel’stvo, 1933), s. 7,
11-12.

-99-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綜而言之，列寧認為自我批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特色，藉著批評
可以達到反省和團結，以自我批評來督促黨的進步、加強黨紀、教育及團結群
眾。斯大林進而強調它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黨紀、鞏固蘇聯政權及社會主義建設，並且可以克服黨機構和黨員的官僚主義。問題是，「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與「錯誤的資產階級批評自由」的界線在哪裡？很顯然兩者之間存在著張力，而這個張力在實際運作上，雖然也有相合的時候，但就常常出現了
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背離。

二、批評與自我批評在蘇聯的運作方式
批評與自我批評從何時開始正式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生活的一部分，目
前因資料不足，難以確定。不過，1921 年布爾什維克啟動掌權以來的第一次
大規模的全國性清洗（或稱清黨、洗黨），31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列寧自我批
評的實踐。早在 1905 年，列寧即說黨需要經常地定期「清洗」，以便清除某
些不徹底的、不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十分正確的分子或流派。此外，列寧在擬定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中，第 14 條言：「在共產黨員可以合法進行工作
的國家裡，共產黨應該定期清洗（重新登記）黨組織的成員，以便不斷清除那些難免混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包括那些擁護「批評自由」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32
1918 年春天開始，布爾什維克黨曾經每年施行黨員重新登記，實際上就是一種清洗；其目的是剷除升官主義者和「不健康分子」，增加工人黨員。但它最初是由地方黨部發起，普及的程度並不清楚；不像 1921 年是首次由中央
發動的全國性清洗。331921 年的清黨目的是清洗一切可疑的、不可靠和不堅定
31
32
33

俄文的 чистка 原意為清洗，又可譯成清黨或洗黨。這三個名詞在本文將交換使用。
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1905 年 11 月 13 日）〉、〈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1920 年 6-7 月）〉，收入《列寧全集》，卷 12，頁 95-96；卷 39，頁 202。
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A Study of Moscow during the Civil War, 1918-21(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8), pp. 137-142; “Ochistke i proverke chlenov i kandidatov VKP-100-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的黨員，主要對象為曾任職於沙皇政府者及參加其他黨派（主要是孟什維克）
的黨員，其次為不符合共產黨員行為要求者（如自私自利、酗酒、濫用職權、
生活腐化及不檢點等）。7 月《真理報》宣告準備全國性的清黨， 34夏末秋初開始在全國各地先後實行。清黨程序始於支部大會，受清洗者以書面或口頭報
告自傳；不是每個地方的清洗都要求自傳，如工業的黨支部就不需要。自傳內
容格式不一，主要包括性別、年齡、社會出身、職業、教育程度、家庭及經濟
情況、入黨經歷（入黨時間與動機、對黨綱等的認識、是否曾經參加其他黨派、
參加過的政治活動、自我評鑑革命經歷等）。自傳當然不等同於自我批評，但是其中一項要求黨員評鑑自己的革命經歷，則可視為一種自我批評。此外，受清洗者還須附上來自工作單位或∕及資深黨員的評鑑書。在軍隊則必須收集書
面的批評意見，士兵被要求指出軍官的錯誤；開始清洗之前，軍官須提供自傳
及三份推薦信。 35
清黨採取開門整黨的形式，允許非黨員參加支部大會。列寧十分重視非黨
工農群眾的意見，認為這是最可貴、最重要的意見，這樣才能使黨成為比過去
更堅強的階級先鋒隊，並與工農群眾有更緊密的聯繫。36黨部為了彰顯教育群
眾及團結非黨員，大力宣傳清黨，並要求群眾指出支部的不當作為，大批非黨
工農群眾因此踴躍參加。他們寫申明書給清洗委員會，表達對某些共產黨員做人處事或執行政策上的不滿。 37這些來自工作單位的批評、資深黨員的評鑑、
非黨員的申明書均可視為對被清洗者或黨支部本身的批評。這就是列寧所謂對黨的批評能對群眾起教育作用，並增加他們對黨的信任和支持的原因。絕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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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b) (Rezoliutsiia XVI Vsesoiuznoi partkonferentsii),” in Emel’ian Iaroslavskii, ed., Kak provodit’
chistku partii (Moskva & Leningrad: Gosudatel’stvennoe izdatel’stvo, 1929), s.135.
“Ko vsem partiinym organizatsiiam. Ob ochistke partii,” Pravda, July 27, 1921, s.1.
Anton A. Miasnikov, “Partiinaia chistka 1921 goda (po materialam Kaluzhskoi i Tul’skoi gubernii)”(dissertatiia, Kaluga: Kaluzhckii Gos. Universitet, 2010), s. 85-87, 143-144; Oleg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p. 141.
列寧，〈關於清黨（1921 年 9 月 20 日）〉，收入《列寧全集》，卷 42，頁 145-146。
Anton A. Miasnikov, “Partiinaia chistka 1921 goda (po materialam Kaluzhskoi i Tul’skoi gubernii),”
s. 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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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數的批評針對被清洗者個人，間或有批評黨本身，也是因為黨員個人行為連帶
所致，而非以黨為直接攻擊對象。這次的清洗主要以基層黨員為主，結果全國約有四分之一的黨員被開除黨籍；38他們若能通過進一步審查和考驗後，可以重新入黨。
1921 年以後，又有兩次局部性清黨：1924 年在機關和高等院校支部清除托洛斯基派，1925 年檢查鄉村支部。391929 年聯共舉行第二次全國性的清黨。
在清黨之前，斯大林發起了全國性的自我批評運動，兩者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自我批評運動有助於後來清黨的進行。黨員和非黨員都須參加自我
批評運動，它在黨內沒有在黨外成功。推行的結果是黨的中下層幹部成為直接
被批評的目標，高層領導基本不受或很少受影響。新聞媒體傾向於誇大「自我批評」的失敗，因此刊登了許多被鎮壓的例子，以便激發一般黨員對運動的熱情。但黨壟斷的媒體完全沒批評黨的機關，這反映了官方的立場。個別地方官
員可能遭受攻擊，黨的政策和黨領導很少被攻擊，他們只會受到所謂的「機會主義者」的攻擊。另一方面，檔案顯示普通黨員常常直接批評黨的政策；但有
人視自我批評是虛偽的運動，因為不觸及幹部的管理問題。在批評官方政策的同時，普通黨員也會利用這個運動，跟隨領導的腳步譴責政治敵人。因此，「自我批評」在地方上可作為升遷鬥爭的工具，可用來對抗專家和黨官。 40自我批
評運動收集了許多相關資料，成為清洗黨員的重要依據。
1929 年的清黨是斯大林首次主持的全國性清黨。根據聯共發布的指示，
清 黨 必 須 大 規 模 展 開 全 黨 的 自 我 批 評 及 其 相 關 自 組 活 動 （ самократика и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如黨的大會、報紙、口頭和書
面的聲明書，在技術和組織方面協助審查委員會等。這種自我批評及其自組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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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各地數字不一，被開除黨籍者約略為四分之一。參見 Anton A. Miasnikov, “Partiinaia chistka 1921
goda (po materialam Kaluzhskoi i Tul’skoi gubernii),” s. 187; 卡綱諾維茨（Lazar M. Kaganovich），《論清黨》（瑞金：中共中央局出版，1934），頁 5，此書見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
館藏石叟資料。
卡綱諾維茨（Lazar M. Kaganovich），《論清黨》，頁 6。本文原刊於 1933 年 6 月 2 日的《真理報》，中共於次年翻譯出版。
Catherine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talin, pp. 211-212.

-102-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動的開展必須以黨內民主為基礎。府、縣、區、鎮各級黨委對於屬下各支部必須準備一個簡略批評，評估本身的工作質量、對黨紀的破壞、某某黨員的過失等等，以作為審查委員會工作的基本材料。審查委員會由三人團組成，資格如
下：黨齡不能少於十年，在黨內孚眾望，思想堅定，有政治認識，過去未曾加入其他政黨的忠實共產主義分子，最好是工人。被清洗者必須提供書面資料，
內容與 1921 年的清黨大致相同，包括書面自傳（1921 年允許口頭自傳），以及就學或工作單位提供的評鑑報告。被清洗者須填寫個人基本資料：姓名、何時加入聯共、黨證或候補黨證號碼、年齡、社會出身、教育程度、在審查期間
所執行的工作、在紅軍的服務年限、曾否因徵召或志願在白黨軍隊中服務及其職位、1917 年之前的職業、是否曾加入其他政黨及其年限。
這次的清洗也採取公開方式，審查與清洗在支部公開大會上舉行，廣泛吸引非黨的工農人員參加。除公開大會外，必要時審查委員會可以召集支部祕密
會議。所有支部必須注意的共同問題是：黨紀與黨內民主之狀況，自我批評之發展，群眾工作之進行，城市中的生產和鄉村的集體建設之關係，對各種觀念的動搖分子及對不良傾向之鬥爭等。審查委員會必須讓每位被清洗的黨員知
道控訴他的材料，並公布控訴者的姓名；只有在非常必要時，才可以不公布控
訴者姓名。每個受審查者均有權解釋或反駁指責他的罪狀。大會過程如下：審查委員會報告每個受審查者的調查表，聽取大會參加者的批評與意見，再切實討論。 41不同於 1921 年的是，不允許在黨員的個人生活上吹毛求疵，日常生
活中的酗酒、反猶、宗教迷信等不是重點，否則就是「庸俗化」。這也呼應了
斯大林在 1928 年夏天提出的不可將自我批評「庸俗化」，跟隨黨的正確路線
比私德重要。監察委員會書記雅羅斯拉夫斯基（Emel’ian Iaroslavskii, 18781943）也強調清黨的重點在於審核黨員的階級面目，個人生活上的缺點是次要

41“Instruktsiia po organizatsii i provedeniiu general’noi chistki i proverki riadov VKP (b),” in Emel’ian
Iaroslavskii, ed., Kak provodit’ chistku partii (Moskva & Leningrad: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1929), s. 14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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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問題，酗酒不該放在第一位，也不該要求黨員遵守虛偽形式的道德。 42清洗處
罰的對象，包含階級異己分子、官僚主義和腐敗分子、追求升官發財分子、資產階級和富農、逃避黨工作者或不能堅定執行黨路線者，以及其他違反黨決策者。全國一共開除了 11%的黨員，因生活問題而被開除黨籍者仍不在少數。43
此後亦形成自我批評不一定會舉行清黨，但是清黨一定伴隨自我批評的模式。
1930 年代，批評與自我批評大規模且定期地運用在黨的各層級，形成一種必要的儀式，44但不必然都是走過場。1933 年元月，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為了確保無產階級黨的紀律，決議清黨，目的是清除滲透在黨內的「異己分子」，及清洗黨內不可靠的、搖擺與投機的分子。1929 年清黨重視社會出身，1933 年的重點則在於檢視黨員是否正確地執行黨交付的任務；黨員近
幾年的革命行為和工作表現成為審查的關鍵。 45 這次清黨開除了 18.5%的黨員。同時，這次的全國性清黨使得自我批評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中央委員會在4 月授權同意清黨的決議指出，「清黨是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的表現」。46正如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 1893-1991，時任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州第一書記）所言，「清黨是自我批評的最高形式」。47索爾茨也在〈黨為什麼需要自我批評〉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清洗是最好的自我批評的方法。」自我批評可以幫助黨清除那些以黨的名義卻沒有好好地執行黨的政策、
驕傲自大、減損黨的威信、脫離群眾的黨員，亦可警告那些屢犯不改的黨員。
自我批評的另一功能是清洗那些對黨有敵意的人、或為了個人利益偶然混進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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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Emel’ian Iaroslavskii, “O chistke partii,” in Emel’ian Iaroslavskii, ed., Kak provodit’ chistku partii,
s. 8-11.
J. Arch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 -193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2, 82.
J. Arch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p. 206.
Aron Sol’ts, Dlia chego partii nuzhna samokritika? s. 11-16; Oleg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pp. 168-170.
“O chistke party. Postanovlenie TsK i TsKK VKP (b),” http://istmat.info/node/58868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1).
Brigitte Studer and Berthold Unfried, Stalinskie partiinye kadry: Praktika identifikatsii i diskursy v
Sovetskom Soiuze 1930-kh gg (Moskva: ROSSPEN, 2011), s.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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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內的人，不讓他們汙染黨的環境。有人利用形式主義來清除異己分子和投機分
子，卻也將有助於國家、黨的工作人員一起清洗出去，切忌出現這種狀況。另
一方面，自我批評不但需要黨工人員本身對自己的批評，也需要由黨來批評個
人的錯誤。48這和列寧最初提倡自我批評的主要對象是黨不同，在觀念上是重
要的翻轉，等於宣告由黨來批評個人才是主要的，在其後的運作上亦是如此。
問題是誰來代表黨作批評？實際運作上往往變成掌權者代表黨來批評個人。
1934 年 12 月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Sergei Kirov, 1886-1934）被暗殺，
掀起了新一波揭露黨內隱蔽的「反黨、反革命分子」，特別指那些持有黨證卻
暗中從事破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對聯共高層領導不利的人。因此 1935 年 5月全國展開審查黨證活動，鼓勵群眾參與，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對抗官僚主
義的利器；結果開除了 9%的黨員。1936 年又以更換黨證方式，全國開除了 18%
黨員。 49實際上，這兩者亦可視為 1933 年清黨的延續，只是以不同的名目進行，且執行單位由黨的監察委員會及內務部（NKVD）聯合主持進行， 50因此
加深了祕密警察介入清黨活動的程度。
1930 年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尚有一個重要發展，就是出現了新的自傳形
式，稱為「自我總結報告」（самоотчеты），其目的在揭發自己的「異端」思想，脫離宗派。黨部要求內容絕對透明，不能模糊含混，也不能容忍被動、猶
豫不決、缺乏熱情、沉默不語，必須找出是什麼原因阻擾黨團員積極參與黨的活動。黨組織有系統地監測自我總結報告的撰寫：黨組織者與小組成員合作，
草擬個人自白的綱要，將結果交給黨委員會。通常自我總結報告由黨委員會或小組書記發起，在例常性的會議中，工作人員或幹部黨員討論某位被質疑者的行為。所有與會者被要求說出他們對這位被質疑者的評價，證明他的行為和共48

Aron Sol’ts, Dlia chego partii nuzhna samokritica?, s. 3, 12-16.
J. Arch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pp. 77, 82; Oleg Gerchkov, “Bol’shaia zachistka,”
Argumenty I Fakty, No. 17 (April 28, 2013). https://aif.ru/society/history/bolshaya_zachistka_kak_navodili_poryadok_v_kompartii (accessed May 25, 2021).
50
惡名昭彰的內務部部長 N. I. Ezhov 自 1935 年 2 月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直到 1939 年 3 月。
O. V. Khlevniuk, Khoziain: Stalin i utverzhdenie stalinskoi diktatury (Moskva: ROSSPEN, 2010), s.
235-236; J. Arch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pp. 108-11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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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產主義道德不合之處，指出其缺點和提出正確的改善建議。被質疑者的書面自我總結報告將成為會議紀錄的一部分，並交給上級黨委機構作為評鑑個人的基礎。同時，黨委員會指示每位撰寫自我總結報告者需要將自己和至少兩個人作
比較：一個比自己好，一個比自己差；這樣可以顯示每位黨員的正面和負面特質。51因此，一份自我總結報告實際上至少等於三份相互比較的報告；比較的同時，不僅需要指出自己的缺點，還要指出他者不為人知的缺點，揭發他人隱蔽的言行，作為集體責任的一部分。52所以單單自我批評並不夠，還需批評別
人以及讓別人來批評自己，其他黨員也須幫忙被質疑者揭發其自身的錯誤。於是，揭發成為批評的一個重要成分，批評別人與揭發別人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其次，批評與自我批評出現了分工的現象：批評主要是批評他人或他人批評自己，自我批評則是個人對自己的批評；兩者的對象都不是針對黨。這也說明了為何 1930 年代中期開始，「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合體詞突然大量出現在媒
體和官方文件。1920 年代，列寧、斯大林或官方文件提到最多的是「自我批評」，極少將「批評」與「自我批評」合併使用。 53
凡是清黨都是從審核黨員的傳記開始。1920 年代最常用的是填張簡單的調查表格（анкета），主要填寫自己黨的生活，而不是私生活。1930 年代的表
格可多達 65 個問題， 54內容劇增，且更為寬廣；填表常有黨代表∕特派員幫忙填寫。1930 年代自傳比調查表更為常用，內容亦非常詳細，是種特別寫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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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Igal Halfin, Stalinist Confessions: Messianism and Terror at the Leningrad Communist University(Pittsburg,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2009), pp. 190-191; Brigitte Studer and Berthold
Unfried, Stalinskie partiinye kadry, s. 100, 121-122.
Brigitte Studer, “Liquidate the Errors or Liquidate the Person? Stalinist Party Practices as Techniquesof the Self,” in Brigitte Studer and Heiko Haumann, eds., Stalinist Subjects: Individual and Syste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mintern, 1929-1953 (Zurich: Chronos Verlag, 2006), p. 202.
《列寧全集》找不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合體詞，但托洛斯基在 1924 年 7 月的演講最後一段，用了這個合體詞，見 L. Trotsky, “Rabkor i kul’turnaia rol’,” Pravda, August 14, 1924, s. 5. 《斯大林全集》最早出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合體詞，似乎是在 1928 年 4 月 13 日在聯共（布）莫斯科組
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見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11，頁 31。
Brigitte Studer, “Liquidate the Errors or Liquidate the Person? Stalinist Party Practices as Techniquesof the Self,” in Brigitte Studer and Heiko Haumann, eds., Stalinist Subjects, 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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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黨的自傳，黨還仔細擬定題綱，重點是社會網絡與政治關係。它共有六大項目：
家庭出身、知識發展和教育（學校和政治教育及黨的教育）、入黨歷史（入黨
前後的身分及入黨介紹人）、參與的社會生活、遭受逮捕或監禁的歷史、專業
工作傳記。傳主需要特別交代自己的生活伴侶（含配偶）及工作共事者的黨政
軍關係、是否有親戚關係，他們是否為黨員，是否另外有黨外關係（和不同的反對派的關係，偏離黨的路線）。其次，必須詳述曾經遭受的鎮壓、逮捕的狀況∕環境∕情節和監禁的條件（拷問∕刑訊）、監禁期間與黨的關係、監禁期
間與同志的關係及釋放的情況。正確地撰寫自傳需要聯結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批評與自傳（以口述、書面、入黨申請書、自我鑑定等形式出現）常互相配
合，其共同的功能是去除舊的「個人主義」，建立集體先於個人的觀念。清黨讓黨團員在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的火焰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公開的自我批評是集體受教育的重要元素；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不夠，更重要的是證明看得見的改正。 55
此外，一個人需要持續不斷地思考自己的言行是否貼近黨的要求，擴充最
初的自白內容，表現他如何達到自己所宣稱的目標。經由批評自己、被他人批
評和鑑定，伴隨著團結的過程，其後又是新一輪、進一步的批評自己、被他人
批評和鑑定；用這樣的方式，不斷地重塑自己，直到完全服從黨意的「新人」
產生為止。同樣重要的是志願的自我控訴，因為它展現真正的懺悔和願意接受
重塑，自 1920 年代晚期即出現透過自我批評來樹立懺悔的典型。1920 年代自傳式的坦白是為減輕罪行，1930 年代中期開始成了自潑汙水。56西方學界習稱
的大整肅（1936-1938）三次聞名於世的展演式公審就是自我控訴、自潑汙水的最佳範例。
藉著基洛夫暗殺事件，斯大林獵巫式地清洗黨員，在大整肅時期達到了高峰，更彰顯了黨員必須接受來自黨的批評。這時自我批評常以自白的方式取55
56

Brigitte Studer and Berthold Unfried, Stalinskie partiinye kadry, s. 96-127.
Igal Halfin, Stalinist Confessions: Messianism and Terror at the Leningrad Communist University ,pp. 9, 71, 189-192. 自我懺悔的例子散落於本書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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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得，卻只見對自己或他人的批評，不見對黨的批評。黨員被開除黨籍後，所有資料轉交到惡名昭彰的內務部。清黨的會議紀錄是內務部審訊的重要根據，審訊也是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進行。57大整肅導致眾多黨國元老被逮捕及槍
決，全國元氣大傷。1939 年聯共十八大的新黨章取消了大規模的清黨，理由
是資本主義分子已經被消滅，黨已經鞏固，無須大批清洗，但黨內仍須實行民
主集中制的原則，使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在黨內充分地展開。 58事實上，蘇聯在二戰後，又有一波新的清洗，列寧格勒是重災區，但這不是全國性的清洗。
除了清黨之外，目前很難找到早期一般黨員如何實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詳
細資料，但不難想見，因地域差異，普通黨員的實踐也有差別。下文將以當時
在莫斯科求學的中國學生的活動為例，說明他們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理念及運作原則，畢竟他們是將其傳入中國的重要媒介。他們所過的黨團組織生活，
基本上和蘇聯學生就讀的黨校及共產國際創辦的訓練西方黨團員的學校沒有兩樣。
中國學生在蘇聯就讀的第一個黨校是位於莫斯科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
大學（簡稱東大），這是訓練俄國境內少數民族，以及來自亞洲、非洲和中東
學員的學校。時在東大中國班就讀，同時也是中共旅莫支部委員的趙世炎，在俄國教師指導下，主張藉由團體的力量，透過批評會來訓練團員，實踐三個口
號：「具體化、秩序化、系統化」。具體化指做事要真誠，沒有絲毫蹈空；秩序化指嚴格檢查有無浪漫的個性；系統化指考核生活是否有條理、有紀律。趙世炎認為批評會是團體歷來最有意義的工作，團的檢察部擔任批評會的報告者，材料的收集則仰賴各小組，批評的決定則在執行委員會。批評會於小組會中每月舉行一次，同志不因批評而心生畏懼或吝於改過。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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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Brigitte Studer and Berthold Unfried, Stalinskie partiinye kadry, s. 134-144.
〈修改聯共（布）黨章（1939 年 3 月日丹諾夫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收入中共中
央黨校黨建教研室編，《蘇聯共產黨章程匯編》（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頁 118-120、133。
趙世炎，〈旅俄中國 C.P.（共產黨）組青年團訓練部綱要（1923 年 5 月 30 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
頁 4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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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東大中國班的黨團基本上固定每月舉行兩次小組會，是黨組織生活的一部
分；小組組員均須填一張報告表。 60 第一次小組會多半為時局情勢報告及討論、閱讀資料的心得、報告訓練方針等（例如，解釋趙世炎的三個口號的意義）。 61第二次小組會即批評會，包含同志之間的互相批評。先是組員各自報
告自己一個月內的活動情形，然後是組內各員的互相批評，接著是對外組的批評。組長須另填一份對組內各成員的批評及該組月報表，然後在各組組長的會
議報告該組總評，先說好的，再說壞的。組長的報告需包括與個別組員談話次
數，該組的優點、缺點及今後應注意之點，今後在研究與訓練方面進行之具體計畫及施行的方法，對團體、其他小組或同志的批評和建議。 62
這些批評會至少有幾個特色：一是批評採取繁複交錯進行的方式，不但要批評自己，還要批評組內成員，進而批評組外成員及執行委員會。第二，批評
的文字有好有壞。有趣的是，組長對組員的批評，用詞溫和，反而組員之間的批評常出現較尖銳的文字。第三，執行委員會代表黨，絕大多數組員對執行委
員會沒有意見，極少數填了意見。陳碧蘭（比難）稱讚執委會做事非常周到。
蔡暢批評袁慶雲委員「清高」，不與群眾接近；李求實有時說話「圓滑」；李富春做事「不精細」，研究「不深入」。蔡暢又批評團體中的同志們的行動活力不夠，不夠積極和自覺；同志間不注意觀察，因此互相批評不能深入。63蔡
暢不是組長，對他人的批評卻是相對嚴格的。第四，大多數批評意見主要針對
個人行為或個性問題，如花較多時間學俄文者，被稱為「有學院派傾向」；愛漂亮者，叫做小資產階級思想濃厚；開會或較少參加活動者，被稱為落後分子；
另有對革命認識不夠、個性急躁、驕傲自滿等。若干成員受到批評後，態度轉
為消極，但一般反應不太強烈。根據鄭超麟的回憶，小組會中真正討論工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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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內容分活動（與何人談話、談話內容和原因、談話結果）、研究（書報名、讀這書報的原因、數量）、對團體的意見（批評和建議）、對執行委員會的意見（批評和建議）、對同志的
批評和觀察（黨員及團員）、服務（內部的、外面的）。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以下簡稱 RGASPI），全宗號 532，目錄號 1，卷宗號 392，頁 1；以下僅寫出數字。
RGASPI, 514/1/112/50.
RGASPI, 532/1/392/12-36, 160-162.
RGASPI, 532/1/392/3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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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理論研究的時間很少，時間都消磨在「個人批評」上。許多的批評並非具體事實，而是抽象的心理狀態，如個性強、驕傲、無政府主義傾向、小資習氣等，
受批者也以類似批評回敬批評者，結果大家面紅耳赤，種下仇恨的種子。批評
不是像中國傳統那樣用來責己，而是用來責人。64這些現象均是實踐批評及自我批評容易發生的矛盾。
除了組員報告表外，東大學生還需要填寫旅莫中共支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黨團員調查表，共四大張。內容涵蓋了基本資料（姓名、年齡、教育、
外語和專長），並須交代家庭出身與地位（包括父母妻子兒女的職業，且須寫
明他們的財產及收入，以及全家的總收入∕財產）、個人的經濟（分列各個年
齡階段的開支費用由誰供給）、過去的職業（含種類、地點、收入）、過去信
仰何種主義或宗教、加入何種主義或宗教組織（如無政府主義、佛教、基督教）、
曾經加入的政黨（共產黨和改組後的國民黨除外，如退出需敘明理由）、曾加
入的社會公開組織或祕密結社（其性質及所擔任的工作，如退出需敘明理由）、
曾經加入的社會運動或示威運動（從辛亥革命寫到五四運動）、曾否被捕入獄（被捕原因、曾否受刑、出獄時間及原因）、黨籍、對於主義讀過何種著述、
來俄前後的對外關係（含家庭、組織、工會、政黨、政客、官僚、軍人等）。65
由此可見，表中的家庭出身與個人經濟地位是劃分階級的重要資訊，同時俄共非常重視黨團員在家庭及宗族之外的社會關係。
1925 年秋天，蘇聯成立了專門訓練中國革命幹部，並紀念孫逸仙的莫斯科
中山大學（簡稱中大），這是國民黨聯俄容共的產物。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團員，入校後均須過組織生活，並且定期填寫表格。中大學生同樣需要填寫和
東大一樣的黨團員調查表，但名稱改為「旅莫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員調查表」。66
此外，小組成員每週填寫的表格內容包含與誰談話（談話者姓名、題目、時間、結果）、研究的書報（名稱、數量、閱讀原因、心得）、批評或觀察（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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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鄭超麟著，范用編，《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上冊，頁 192-193。
RGASPI, 532/1/394/19.
RGASPI, 530/1/14; 495/225/3001/87-88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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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團體、對同志、對自己）、從事的服務（工作及開會）、下週的計畫（將與誰談話、將研究什麼）。 67組長則需要填寫兩種表格，一是針對個別組員的「黨
員批評表」。重點是評估組員在黨的工作上的表現（消極或積極，主動或被動）、
是否接受黨的紀律和執行黨的決議、理論上的認識如何、適合做何種工作（組織、宣傳、職工、農運、軍事、學生或其他）。 68另一是兩週一次的組員報告
表，針對組內成員及他組的看法。這個報告表與東大的表相比，主項不變，細目大增。在個人談話或批評會上，經常報告或討論的題目，包括批評的意義和
批評在黨的地位、怎樣分析自己的毛病、批評者和被批評者應注意之點、怎樣要求嚴格批評同志、批評後應該怎樣、批評之後是否改正。自我批評不但在組
長和個人談話中進行，也在單一小組、聯合各組的批評大會，甚至黨團大會中進行。批評會的舉行也遠比東大頻繁，一般至少一週兩次，有的小組甚至一週
有五次之多。若與後來和政治運動聯結的批評相比，這些批評可謂和風細雨，沒有嚴厲的譴責性政治用語。
相較於東大，中大的組長或整個小組對各組員的評價負面遠多於正面，到後來幾乎只提缺點，不提優點。69批評的內容絕大多數是生活細節，個性問題；
男女交往所衍生的問題也是焦點。政治方面大部分指缺乏革命情緒，不明白
革命的意義，不明白團體訓練和批評的意義等寬泛用語。個人批評部分，一如東大，較偏向生活與個性問題。例如，生活散漫，自大自誇，有個人投機主義的傾向，富有宗法社會思想和小資產階級色彩，依賴性重，虛榮圓滑，藐
視同志，有官僚習氣，虛浮不切實。許多受批評者反應欠佳，一部分產生消極態度，開會變得沉默，懷疑團體，也懷疑同志。總體而言，組員的批評都是以同學為對象，沒有涉及黨的高層或校方主事者。
1928 年聯共推行自我批評運動，中大校方在年初即詳細指示自我批評運
動應該如何進行，並製作了「批評表」，要求填寫。表格重點在於評估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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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ASPI, 530/1/7/128-303.
RGASPI, 530/2/45/33, 39.
RGASPI, 53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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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格缺點、在團體的服務成績和政治認識。為求慎重起見，還指示互相批評時，
宜根據同志平日之行動事實，不可疏忽臆斷，不可空泛籠統。70這是理想性很
高的指示，實際運作難免產生落差；同時，「批評表」並沒有特別提出要針對黨部有所批評。實行的結果是個人受批評須改正，黨部即使受到批評卻往往不須改正。
學生的自我批評仍以個性、生活細節為大宗，其次為政治認識不足、參加
派別鬥爭。批評他人則主要集中在親校方的黨務派成員。此外，批評他人者常將政治與男女關係混為一談。例如，晏碧芳以政治認識之名，揭發「不當」男女關係。她認為曾月琴為一少共組長，不肯接受小組同志的批評，與非黨員雷
一鳴交往，發生性關係。小組認為她對黨不忠，在少共大會上一致反對他們的交往，曾月琴不但不改，反而公開兩人的關係。晏碧芳「義正嚴詞」地指責曾
月琴不配當真正的革命青年。她質問像這樣的共產黨員，還能有確定的政治路
線去宣傳和領導無產階級作劇烈的階級鬥爭嗎？晏碧芳批評別人時，卻難以接受組內同志批評她政治認識低下。她辯駁自己一旦發現反對派組織及祕密文
件，便立刻將所有相關資料交給黨部；她在校內對派別鬥爭從未動搖，即使身
受病痛之苦，仍不遺餘力地與他們做理論上的鬥爭。 71 自我批評運動的結果
是，學生之間常因派別關係，互相揭發政治立場問題，導致關係惡化，互信變差。因此一年級學生聯合呼籲，既是共產黨員，應當受批評，但不應互相稽查；
支部不應對同志戴政治帽子。72這種持平地對待批評的態度，卻因為校內外愈演愈烈的政治問題，未能實現。
自我批評運動開展之際正是中大最為動盪之時，除了當時大環境下的托派
和右派之外，另牽涉到中大特有的政治環境和派別。由於蔣介石的清共，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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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內容含：姓名、個性（勇敢否、判斷力、適合何工作、固執驕傲否、自私否）、服務（負責、耐勞、活動能力如何、對團體工作能做完否、單獨做了何工作）、研究（對主義有基本認
識否、平日看書報否、不識字的能在會場注意聽或疑問否）、生活（能無產階級化否、耐苦否、
有何嗜好）。RGASPI, 530/2/62/285-297.
RGASPI, 530/2/66/58-62.
RGASPI, 530/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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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中共的活動轉入地下，有些中共黨員因此被送到莫斯科讀書，其中不少是工人。他們轉述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增加了留蘇學生對於聯共中國革命策略的質
疑或困惑，有些學生因此成為托洛斯基派，並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日參加了
反斯大林的遊行。此外，許多學生入校以來所經歷的各種問題，未能獲得校方
合理的答覆或解決，也有蓄勢待發之狀。自我批評運動的推行，恰好為學生提供了對校方及黨部不滿的最佳發洩出口。
最令學生不滿的是，由中國共產黨轉到俄國共產黨的要求之不合理。正式黨員需先降成候補黨員，時間冗長、手續經常變更。其次，學生對於校黨支部
的官僚主義、沒有效率、因循苟且的作風，怨聲不斷。若干學生抱怨校黨部沒
有告知這個運動，且沒將這個運動的指示譯成中文，黨部答稱忘了翻譯。很
顯然地，支部怕被批評，不願聲張這個運動。工人出身的學生尤其對支部不滿，他們更需仰賴翻譯，支部卻常忽視他們的需求。難怪他們指責支部脫離
群眾，不但本身沒有認真地自我批評，反而壓制那些批評他們的人。73尤有甚者，支部常對批評者濫加各種政治罪名。例如，教務主任說批評支部書記的錯
誤就是反黨。74學校的牆報本有宣傳黨的政策的功能，學生建議牆報應闢「自我批評」專欄，擴大自我批評的精神。結果掌管牆報的支部非但不接受批評支
部的文章，還說這些批評是反黨，並威脅要將批評者放逐到西伯利亞。75平心而論，即使對支部批評不多者，也認為支部在執行政策時，犯了許多錯誤。 76
連親支部的盛忠亮也抨擊校方的黨領導品質太過薄弱；黨部的俄國領導人缺
乏對中國問題的瞭解，對黨內的政治議題也解釋不清楚；他們很少出席會議，
忽視對政治上「落後」黨員的訓練，只跟教師及翻譯有來往，而不理會其他的黨員。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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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ASPI, 530/2/86/92, 94.
RGASPI, 530/2/86/103-103ob.
RGASPI, 530/2/86/109; 530/4/5/219; 530/4/9/82; 530/4/10/60.
RGASPI, 530/4/10; 530/4/25/132-133.
RGASPI, 530/2/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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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中大校長米夫（Pavel Mif, 1901-1938）否認校黨部會給人戴政治帽子，他
聲稱自我批評乃是要改善學校的工作。學校唯一的重要任務是培養真正的列寧主義人材，只有全體同志都參與批評，才能達成任務。他承認學校教務處、經
濟處、黨部確實存在工作缺點，造成官僚主義，但也不能只要自我批評而不要黨領導。 78米夫的立場明顯偏向校支部。校支部對自身的批評作得非常溫和，
支部書記完全否認支部有官僚主義作風，並舉出工作上的許多正面貢獻（如對校內的反對派進行鬥爭等），只承認有一小部分做得不夠好。79但是支部對於這些缺點並沒有提出具體解決的辦法，而只是重複黨的口號。
學生抱怨校支部鎮壓批評，並非空穴來風。當時的支部書記坦承，對批評
者吹毛求疵地挑錯，藉此攻擊他們，這樣日後他們就不敢再批評支部了。他為這樣的策略感到很驕傲。80後來的清黨委員會也認為支部在推動自我批評運動
確有缺失，包括不該將批評者指控為「反黨」分子。 81無論如何，自我批評運
動給予學生們極佳的機會指責校方的領導，特別是支部的顢頇官僚及任意指控
學生。 82這個運動使得許多學生與支部、校方的俄國領導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俄共發起自我批評運動目的之一，原是鼓勵由下而上對黨領導的作為指出錯誤。中大學生對校黨部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呼應了這樣的號召。不過，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落差，不唯在俄國社會如此，在中大還加入了民族主義因素。中大的自我批評運動與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進行的方式與
結果十分相似。凡是批評支部的就會被貼上「反黨」的標籤，不管是左派或右派分子。再者，這個運動提供學生很好的管道表達他們長期以來因與支部意見不同而受到壓迫的不滿。83不過，兩校不同的是民族主義的角色。斯維爾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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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RGASPI, 530/2/63/ 85-85ob.
RGASPI, 530/2/49/365.
RGASPI, 530/2/113.
RGASPI, 530/4/30/398.
RGASPI, 530/2/61/1-4, 5; 530/4/5/158.
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的自我批評運動，見 Michael David-Fox, Revolution of the Mind:
Higher Learning among the Bolsheviks,1918-192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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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夫大學是俄國人就讀的幹部學校，不存在俄國沙文主義的問題。中大則是俄國
沙文主義與中國的民族主義相互激盪，結果成為自我批評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大自我批評運動的一個高峰出現在 1929 年 8 月下旬召開的「十天大會」。這個會議原本是校支部局每年例行的報告年會，選在克里米亞半島的一
個度假勝地舉行。此時運動已經開展一年，校內原有的黨務派、教務派之爭，
加上托派問題、質疑共產國際對華政策，餘波盪漾，接著發生江浙同鄉會事件，
又因學生對校方處理生活問題、男女問題、翻譯問題、民族問題的不滿等，導致校內宗派林立。校支部或親校支部學生指控的新宗派有先鋒主義（以團領導黨）、親中共駐共產國際派、工人反對派（工人學生組成）、第二條路線（對每個問題均與黨委或支部路線對立）聯盟、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不一而足。簡單地說，可以粗略劃分成親校支部派與反校支部派。在這十天大會期間，
許多學生對校支部砲火隆隆，學生之間的派別揭發信函不斷，各種宗派主義的標籤滿天飛。表面上，校支部似乎處於被攻擊的劣勢，但是回到莫斯科後開展
的全校清黨，校支部得以藉此反攻。自我批評運動成為政治鬥爭的最佳工具之一。
中大的清黨在 1929 年春天即已開始籌備，注意力放在黨員的階級堅定
性、政治積極性與黨的紀律、對右派的實際鬥爭，並藉由牆報宣傳清黨的任務、目的及意義。召開清黨大會前，需要考查黨員調查表的實際內容，並收集校內
一切相關紀錄，考查過去有無受罰，徵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意見。清黨
委員會在研究和審查一切材料之後，將決議在大會上公布。到了秋天展開時，
校方特別強調清黨是「為了提高同志的政治認識及執行黨的路線」。 84同時，
校方亦將聯共關於清黨的指示翻譯成中文。

84

RGASPI, 530/2/79/41; 530/2/80/74; 530/2/7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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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學校的清黨委員會成員由中央監察委員會指定，莫斯科市委、區委、區監委、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大隸屬其下）各派一人，加上校支部書記；85可能因
為學校性質特殊，委員會成員超過三人，由 Yan Karlovich Berzin（1889-1938，
赤卡、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成員）擔任主席。聯共發出的在校生審查與清洗通則，
要求被清洗學生的自傳必須密封。自傳內容包含國家（從哪個地方來）、出生
日期和地點、社會出身與職業、一般教育及政治教育、是否曾經加入其他組織、加入共青團或黨的時間、入黨的時間及在黨內工作的時間、抵達蘇聯的時間。
在一般大會上不談論或回答自己的地下工作情形，這部分可以用書面方式交給審查委員會主席。 86這份自傳內容與學生剛入校時所填的調查表相似。 87黨支部另外要求提供對每位被清洗者的評鑑表，重點在其政治發展、對黨的紀律
性、對黨的堅定性。88約於 1929 年 11 月下旬，清黨委員會要求所有黨團員填寫「聯邦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主義勞動大學』黨團員登記表」。登記表須詳列
加入團黨（中共和聯共）的年月日及地點，入黨介紹人及入黨後擔任的工作，
是否參加過其他政黨、做過何種工作，過去的職業，家庭經濟情況和生活來源，
有何特殊技能，會說哪些外語，何時何地從哪個機關到蘇聯。黨團員登記表填寫的要求十分嚴格，每個人都必須有兩個證人，其中一人必須和填寫人 共事
過。 89這個登記表增加了介紹人和證人，以便提供對填表者的調查。
大會進行的方式是：由被清洗者先自述、回答問題、討論，最後由委員會
公布結果。自述重點是家庭與經濟情況、職業、在中國參加政治活動的經歷、
來俄後的活動情形。其次，與會者對其自述或有不同的理解時則提出問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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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實，〈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學的回憶〉，收入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集 3，頁 335。
RGASPI, 530/2/57/301。
學生所填的中文版調查表遠比俄文版詳細得多，且俄文版的回答較為簡短。兩個版本的項目幾乎相同，惟中文版多了何人介紹進入中大一項。RGASPI, 530/1/14（俄文調查表）、530/1/25（中文調查表）。
黨員評鑑表內容：姓名、黨齡或團齡、政治發展、在校內做何種黨的一般工作、黨的紀律性、
黨的堅定性、對黨的生活及黨的政治問題的興趣、學術進步及對學業的關係、對同志的關係、
傾向於做何種工作及可以推薦做何種工作。RGASPI, 530/2/62/2.
周太和、周憑欄、周冰洋，《周肅清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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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清洗者須一一回答。如果與會者對回答感到滿意，接下來的討論就十分簡短；倘若受清洗者有派別問題的嫌疑或批評支部，討論就變得十分冗長。 90
清黨於 1930 年春天結束，全校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通過清洗。校方藉機清
除校內的親托洛斯基派（有些在 1927 年底已經開除），及其他校方認為有宗派
主義傾向的學生。全校有 26%被開除黨籍，遠高於全國的 11%。被開除者中有80%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被開除的主要理由不是因為社會出身，而是因為參
加了托派或其他派別組織（61%），其次是所謂「中國革命高潮期間」混入黨
內的「社會異己分子」（28%），不守紀律或腐化分子僅佔 9%等。91蘇聯籍教職員也須經歷清洗，但只有兩名因為托派關係而被開除。92即使清黨委員會也
承認黨支部有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問題等等，93但是黨的高層基本上不受清黨
影響，通過清洗者佔絕大多數；其中最為學生詬病的學校事務主任 94和行政處
書記，雖有貪汙問題及官僚主義，均通過清洗，連最輕的警告處分也沒有。 95
根據雅羅斯拉夫斯基舉列的全國清黨結果，以個人不當行為被開除者佔
22%，酗酒為最大宗；黨內宗派鬥爭只佔 10%。 96中大的情形剛好相反，沒有
人因為酗酒而被開除黨籍，被開除者有一半是因為與托洛斯基派或其他宗派有關。個人行為不當而被開除者只佔 10%。 97再者，Fitzpatrick 的研究指出在高等院校中有「階級戰爭」，從 1928 年到 1931 年被清洗出去的大多數是所謂資產階級異己分子，以便讓更多普羅階級出身者能進入高校。 98顯然中大並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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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沈仲文就是因為批評支部，討論時與會者紛紛落井下石的佳例。530/2/108/60-62ob.
RGASPI, 530/4/45/119-120ob.
RGASPI, 530/4/30/62-68, 389, 251-264, 390.
RGASPI, 530/4/30/398-401.
有位學生抱怨支部會議投票決議開除事務主任，但是過了四個多月仍未執行。RGASPI, 530/4/10/59.
RGASPI, 530/4/30/29-34, 104-116.
J. Arch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pp. 46-47; Catherine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and theRise of Stalin, p. 302, note 140.
RGASPI, 530/4/45/120.
Sheila Fitzpatrick,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in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3; Sheila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2,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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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雅羅斯拉夫斯基和 Fitzpatrick 的舉列事例之內，這說明了清黨在蘇聯的多樣化
結果，可以因地區、族群等等而有不同的結果。
綜而言之，最初列寧提出自我批評主要目的是要糾正黨的錯誤，並以此為傲。他所謂「自我」批評的「我」原則上指黨或黨的政策，而不是個人。不過，在操作上會面臨一個難題：執行黨的政策者是否可視為黨的一部分、黨的化身？倘若批評黨部書記就是「反黨」，按照其中邏輯來看，那麼「我」所指涉
的也包含執行黨政策的個人。1928 年斯大林發起的自我批評運動除了對抗官僚主義，運作上還有另一個不言而喻的重要功能—作為黨內鬥爭的工具（當時針對的是以布哈林為首的右派）。從黨的立場來看，這時的「自我批評」指
的是那些反對黨領導路線的派別或個人，要對自己的錯誤提出批評，「自我」
的另一含意即為反對派。到 1930 年代「自我批評」的重要演變在實踐上變成
只能批評自己、他人或反對派，不能批評黨或黨領導，黨變成一貫正確，不可批評；只要批評了黨，就變成「反黨」、「反革命」、「人民的敵人」。1920
年代的自我批評至少還能針對黨提出批評，他人的批評與揭發也不像 1930 年
代那樣嚴重。然而在 1930 年代，特別到了中後期，自我批評更常以自我總結
報告、自我控訴的形式出現，結果自我批評甚至到了作賤自己、批己如糞土的地步。

三、傳入中國後的初期運作
作為黨組織生活和黨團員訓練一部分的自我批評，傳入中國的時間，保守的估計至晚在 1925 年初。1927 年張作霖搜查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發現大批關於共產黨在華活動的資料，其中一個文件是東大旅莫中共支部和青年團訓練
工作的方針，共有 34 條。第 26 條言明：「要嚴格的批評同志的錯誤，要虛心
接受同志的批評—怕批評或不接受批評和不批評同志，都非共產黨員態度。
一個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要以互相監督的關係（共產黨員互相的關係即互相監督），批評同志，監督同志—批評是達到培養我們成為鐵一般似的共-118-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產黨員的手段。」99如此，非常明確地將批評作為培養鐵的紀律和監督同志的手段，批評別人和接受批評是共產黨員應有的基本態度。
從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回國的學生尹寬、劉仁靜、趙世炎分別在山東與北京報告俄國訓練同志的情形，其中亦包括自我批評的理念及運作。100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黃日葵聽了報告後，得地委同意，請留俄同志向支部團員
作教育工作，並賦予他們訓練及督促支部整頓紀律與例行工作之權限。101資料
顯示，北京地區在 1925 年春天已經有計畫、有組織地展開批評會，運用旅俄
同志的訓練計畫，特別是趙世炎在莫斯科所提出的口號，做了文字修正，成為「系統化、紀律化、集體化」。102北京青年團視互相批評為訓練團員的重要項
目之一，平均每月舉行互相批評會一次，平常會議中亦多有批評，但不太普遍，成績平平，因批評之後能切實改正者不多。103在北京各大學組成的黨團大
會中，不但有支部小組中黨團員的批評，也有對各支部的批評及總評。這與在
莫斯科的黨團運作方式非常接近。各處支部在大會中對於黨員提出的批評均有回應與說明。對任何人而言，在大庭廣眾之下，無論是針對自己或自己領導組
織的批評，能夠虛心接受者，需要有很好的修養。團北京地委吳時英就覺得有些批評支部的用詞太不客氣，有人因而產生嚴重牴觸情緒。曾有團員事後寫信
大罵地委，有些人主張開除他。吳時英雖然覺得該團員向來不守紀律，資產階
99

內容共分四大方面：要求思想和研究系統化、行動紀律化、個性集體化、忠於團體並在工作中
求表現。〈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訓練工作具體的方針〉 ，收入京師
警察廳編譯會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冊 3，頁 801-805。
100
1924 年趙世炎從蘇聯回到北京，先後擔任北京地委書記、北方區執委會宣傳部長。尹寬則在山
東青州回答團員對蘇聯的種種疑問。〈團青州特別支部王元昌關於尹寬在青州活動情形等致中
阿兄信（1924 年 10 月 28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
匯集》（濟南：山東省檔案館，1994），甲種本集 1（1922-1925 年），頁 200。
101
〈北京地方團教育宣傳工作報告（1925 年 1 月）〉，收入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北京：中央檔案館，1991），頁 227-228。
102
為督促各支部，同時提出三要點，作為批評目標：一、實行鐵的紀律。二、參加實際工作，貫徹理論。每週支部會議，包含研究書目中的問題討論，及同志工作的批評。 三、活動要為群眾
謀利益，以得到群眾的信仰。〈團北京地方組織及訓練的報告（1925 年 4 月 20 日〉〉，收入《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頁 247。
103
〈團北京地委工作情況綜合報告（1925 年 9 月 22 日）〉，收入《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22-1926》，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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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級的虛榮心太重，因為在大眾前受到批評，有失面子，所以寫信罵人。他大度
地認為這是訓練不足所致，不願採取開除的激烈手段。 104
根據北京、上海、山東、河北、河南、東北、四川等地出版的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可以看出至少從 1925 年開始，最遲到 1927 年，中共在各地黨團已經
舉辦批評會，作為組織、集體生活的一部分，目的在訓練和教育黨團員，遵守
黨紀，培養布爾什維克精神，以不斷揭發自己的錯誤來取得群眾的信任，消除
黨團員之間的誤會，改正個人的不當態度行動和思想問題。105開會的頻率各地
不一，一般為每月一次，也有少數地方未能按月舉行，106或不切實執行，敷衍了事。107批評對象以黨團員個人的言行思想最多，少數批評支部書記和組長，
極少批評黨的政策或最高領導。成員被批評之後的反應有別。在濟南的成員都
能不客氣地批評他人錯誤，沒有攻擊的態度，被批評者亦能誠懇地接受。但在山東青州常見的弊端是，每每開會時總有人不肯承認過錯，導致最後無法解決。108河北地區初行時，亦常有鬧意見，感情用事，間亦有衝突，後來漸好；
大部分人因批評而改善言行。 109

104〈團北京地委工作報告第一號（1925 年 4 月〉〉，收入《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
頁 257-259。
105〈河南省委組織問題決議案（1927 年 10 月 11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5-1927，省委文件）》（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4），頁 169、173；〈各地工作的缺點和教訓（1926 年 7 月 15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6），甲 1（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 年－
1926 年），頁 279。
106
〈張刃光關於組織訓練等情況給鄭容的報告（1925 年 9 月 3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
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97），甲冊 1（1922 年 3 月－1926 年 7 月），頁 342。張刃光為保（定）地書記。
107〈關向應關於團濟南地委改組及組織整頓等情形致鍾兄信（1925 年 9 月 14 日）〉，收入《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種本集 1（1922-1925 年），頁 485；〈河南省委組織問題決議案（1927年 10 月 21 日）〉，收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5-1927，省委文件）》，頁 169。
108
〈團青州特別支部覆六十五和六十六號通告—關於支部組織與活動情形（1925 年 8 月）〉、
〈關向應關於團濟南地委改組及月餘工作情況致鄭容信（1925 年 11 月 1 日）〉，收入《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種本集 1（1922-1925 年），頁 475、522。
109〈試卷第六號〉、〈張刃光關於組織訓練等情況給鄭容的報告（1925 年 9 月 3 日）〉，收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冊 1（1922 年 3 月－1926 年 7 月），頁 31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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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自我批評不但出現在會議，也出現在個人日記中。1920 年代批評會的紀錄一般較為簡略，且多為泛論，日記則能提供較多的細節或具體指涉事物。
1925 年 11 月一位女青年團員謝懷舟在山東的日記，記錄了她對自己及其他團員的批評。她對自己的批評相當嚴格，如期許自己要「時刻謹慎（不要暴露身分），意志要堅定，做事要敏捷」；她又批評自己說話較多，口齒不清，不能充分發表意見，態度不夠從容。這是對自身語言表達的要求，無關政治。但是有團員說她需要多發言，這和她自認說話過多有落差。這種自我評估和別人評
估不一致的結果，相當常見。另有團員批評謝懷舟家庭觀念太重，她辯解是父
病、家貧、弟幼、母弱，因此心裡不安。謝懷舟也曾批評其他團員家庭觀念過重的問題。不過，她認為自己的家庭觀念重，有其難處；而別人的家庭觀念
重，就是意志不堅定，不十分相信主義。110由此可見，使用同一標準來批評自己和批評別人，在實踐上已屬不易，倘若有政治因素或其他私人恩怨的介入，難度更高。
批評會（或稱互相批評會）可以訓練黨員、加強黨紀、培養或發掘積極分子；但是若僅僅依靠批評，而沒有其他配套措施，單憑自己的良心道德，往往很難收具體成效。有人提議對於不願提高政治認識、不執行命令、無工作責任
心的黨團員，採取開除手段，這就是洗黨。另一手段是培養新幹部。大介紹，大開除，才能留住積極分子。111但在中共建黨初期就要大開除，談何容易。國共尚未分家之前，中共尚須藉著國民黨擴展組織和黨員；分共之後，中共轉為
地下，發展更加不易，不可能動輒開除。
國民黨清共之後，中共在湖南、贛南、閩西領導農民武裝暴動，並於 1928
年 3 月建立根據地，9 月以後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決定厲行洗黨。洗黨的對象是曾為投敵分子、不服從黨的指揮和不願革命者、出身不好、社會關係不110

謝懷舟，《歲月屐痕：一個莫斯科中山大學女生的回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頁 11-18。
111〈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1926 年 5 月）〉、〈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收入中央檔
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9），乙 2（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6 年 4 月－1926 年 6 月），頁 18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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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好、革命不積極者。洗黨的作法是先將邊界各級黨的組織全部解散，再重新辦理黨員登記。被洗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也不讓他們參加；重新建立黨
員名冊，對犯錯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並且不通知
被開除黨籍者，藉由不通知當事人開會或不給予任務，讓他逐漸明白自己被清洗出去了。112基本上這是關門整黨，不但沒有非黨員參加，許多情況下甚至不讓當事人知道，自然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肅清反革命分子雖然也可說是清黨
的一種，但以著名的肅反 AB 團為例，主要對象不是黨團員，也不施行自我批
評，逮捕、審訊、處決才是主要手段。 113 中共在邊區關於肅反的各種指示（1931-1933），均未提及批評及自我批評。
1929 年元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創刊《黨的生活》，轉載了曼努魯斯基（Dmitrii
Z. Manuil’skii, 1883-1959，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的〈論自我批評〉，
介紹了這個理念在蘇聯的由來和運作。114《黨的生活》發刊詞載明提倡全黨「儘量發表對黨內問題的意見」，強調「布爾塞維克的黨，是要在不斷的『自己批評』（即自我批評）中鍛鍊出來。沒有『自己批評』的精神，決不能成為一個布爾塞維克的黨」。實行「自己批評」可以提高全黨同志的政治認識，也
是黨的布爾塞維克化主要動力之一；作為布爾塞維克的黨員，需要「儘量發表個人對於一切問題的意見，貢獻於黨」。 115緊接在發刊詞之後，由黨總書記向忠發撰文反對極端民主化，指出極端民主化是黨內近一年來的不 正確傾向。黨固然應該民主化，但是極端民主化會造成黨的分裂。極端民主化的思想
來自於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因此，必須以民主集中制來約束不適當的批評，民主集中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組織原則。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下級必須服從上
級，問題在討論作成決議後，必須無異議地執行。他寫道，「民主和集中兩個

112

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 306-308；
黃宗華，〈井岡山革命時期的「洗黨」及啟示〉，《上海黨史與黨建》，2014 年 10 月號，頁 13。
113
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 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1988
年 6 月），上冊，頁 193-276。
114
曼努魯斯基，〈論自我批評〉，《黨的生活》（上海），期 11（1930 年 6 月），頁 1-3。
115〈《黨的生活》的任務〉，期 1（1929 年 1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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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原則也有互相伸縮的必要，這是完全要看環境說話」。民主原則在祕密黨的環
境，在緊急的工作中，都有必要縮小。116向忠發闡述極端民主化的錯誤，等於
制約了發刊詞鼓吹黨要大力自我批評。文中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看似解決 了
極端民主的問題，然而何時應該民主，何時應該集中，關鍵往往取決於掌權者。民主和集中的拉鋸經常上演，自我批評和「不適當批評」的界線亦時有爭議。
民主集中制在 1927 年的中共五大已經寫入黨章，在 1929 年中經歷試煉。
當時朱、毛率領的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前進，情勢嚴峻之際，出現了是否要設立軍委、黨的領導及個人領導作風等問題；並且「號召大家發表意
見，放手爭論」，有意見便指名道姓地批評，甚至都提出了朱德（紅四軍軍長）、
毛澤東（前委書記）的去留問題，正反意見都有。許多討論聚焦於前敵委員會
的領導方式，例如，黨是否有家長制度傾向，黨有無代替群眾組織，是否上級黨部包辦下級黨部；一言以蔽之，黨應否掌管一切？為解決激烈的論爭，紅四軍於 6 月 22 日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由政治部主任陳毅主持。決議主張取消
軍委，軍隊的一切均由共產黨來領導，也承認過去黨內客觀上有家長制傾向。
決議分析這次爭論的原因之一是「過去黨的批評精神缺乏」。這不免令人納悶，
會議之前黨內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無上下之別，正好體現了黨的號
召，為何決議認為黨缺乏批評的精神？實際上，這段話主要針對毛澤東和朱德
是否應該「黨管一切」等看法相左而寫。117決議認為朱、毛領導人之間「因某種政策與意見不同而互相懷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

116
117

忠發，〈極端民主化的錯誤〉，《黨的生活》，期 1（1929 年 1 月），頁 2-6。
會議前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主張黨管一切，一切歸支部，贊成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制。身為四軍軍長的朱德則認為在共產主義中找不到「黨管一切」的最高原則，這種口號違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其二，朱德非常擁護一切歸支部的原則，但四軍對這原則堅持得不夠，變成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並沒有將工作歸支部。其三，要求黨員在黨內嚴格遵守紀律，自由要受限制。但恰恰在這問題上，前委書記毛澤東沒做好：「不僅自由發表自己意見，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真執行。」蕭克，〈紅四軍「七大」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回憶紅四軍黨的「七大」〉，《福建黨史月刊》，2007 年第11 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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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的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的影響」。兩人在黨內爭論中都犯錯，大會給予嚴重警告，並且批評了毛澤東的個人思想和工作作風。 118
會議結束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紅四軍第三縱隊政治部編印出版了《黨員
訓練大綱》，據稱是「為抓好各級黨組織建設，保持部隊的政治穩定」，以為教材，下發所屬各級黨組學習。119現有資料無法明確這個大綱和七大決議的直接關係。然而，七大決議對於沒有上級領導所主導的下級批評和討論，不以為然，可能因此促使第三縱隊政治部萌發撰寫《黨員訓練大綱》的想法，用以適度規範黨員的言行和「不逾矩」的批評。
《黨員訓練大綱》以條規的方式明文批評應該如何運用於黨內的組織生
活，適用對象不只限於軍隊，是目前所見中共最早、寫得最詳細的關於批評的指示。《大綱》共分二十個項目，第一項「黨的組織原則」首先提到的就是鐵
的紀律和民主集中制。第十五項為「怎樣批評同志」，詳細說明批評的作用、方法、態度和範圍。批評的作用在於互相知道自己的錯誤，得以適時糾正；由互相批評，養成同志互相觀察、互相監督的習慣，消除不同的意見；使大家瞭
解不接受批評者的觀點，不致於因個人動搖，波及全體。批評方法的第一要點
是「須站在黨的立場，根據事實批評」。被批評者如不接受，要說明理由。但經多數表決通過後，便須接受，這叫團體批評。批評者的態度要誠懇，言詞和藹。批評不是報復或攻擊，不可吹毛求疵或鄙笑。受評者的態度必須承認批評
者的好意，盡量接受糾正，不可敷衍了事，依然故我，或因此懷恨。批評的範圍包括工作、紀律、行動、說話、態度、性格、思想、看書、嗜好。120《大綱》
所揭示的批評原則，是種處於理想狀態的指示；實際操作難免失去分寸，出現黨領導認為的弊端或錯誤。一方面它列舉的批評範圍很廣，大家都可以批評，118

蕭克，〈紅四軍「七大」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回憶紅四軍黨的「七大」〉，《福建黨史月刊》，頁 11-16。
119
據考證，《黨員訓練大綱》的編寫和主導者為第三縱隊主要領導譚政。見梁德武、王湘江，〈《黨員訓練大綱》對古田會議決議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110、113。
120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2015），卷 9，頁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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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表達意見，是民主的表現；另一方面，又必須站在黨的立場，最終往往是黨領
導操縱批評範圍的界線。這也可看出民主集中制與批評相輔相成，同時又存在著張力。
8 月陳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報告七大決議，並帶回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指示信。中共中央肯定七大決議「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認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後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做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前委在前次黨的爭論問題，即表示這個弱點，這是一個損失。」至於「黨管一切」的口號，「在原則上事實上都是不通，黨只能經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前委對日常
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有政治委員監督，前委應著眼在紅軍的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鬥爭的領導上。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口號是對的，
是作經過支部去工作的解釋，但不是與黨的民主集權制相對立。」其次，前委對於朱、毛問題處置不當，「客觀上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也影響了朱、
毛在群眾中的信仰。指示信同時批評了朱、毛工作方法的錯誤：「第一，兩同
志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第二，兩同志常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
測，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兩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觀的或不公開的毛病，望兩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糾正這些影響到工作上的嚴重錯誤！」最後，中共
中央恢復毛澤東前委書記之職。 121這封 9 月 28 日發出的指示信，確立了中共
黨指揮槍的原則，黨內討論必須是上級領導先行定奪，再交下級討論，反其道
而行便是極端民主化。由此可證，民主集中制在中共中央眼中，更重要的是上級領導權的集中，而不是上下無別的民主和自由討論。

121〈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 年 9 月 28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
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冊 5，頁 486、48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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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毛澤東在七大會議後落選前委書記，離開了龍岩，前往閩西休養並指導工
作，直到 11 月才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1929 年 12 月底毛澤東撰寫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許多觀點是將中央 9 月指示信的主要立論發揚光大。決議
主張要健全黨的各級組織，「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即強調民主集中
制的「集中」部分。同時，毛澤東也批判了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堅持上級應領導、監督下級的批評和討論，不可放任自流。他雖然認為「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但在紅軍黨內的批評有些變成攻擊個人，結果毀壞了個人，也毀壞了黨的組織，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表現。
他譴責黨內有非組織的觀點，表現在少數不服從多數及非組織的批評。糾正的方法是使黨員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加黨的戰鬥力，達到階級鬥爭的勝利。再者，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批評。這是因為一般黨員還不懂黨的組
織，以為批評在組織內外無別。糾正的方法是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應在黨的會議提出對黨或同志的批評。
毛澤東指出黨內另一錯誤思想是唯心觀念（《毛澤東選集》改為「主觀主義」）。他認為黨內常見唯心的批評精神，沒有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結果往往造成黨內無原則、無意義的糾紛，破壞黨組織。此外，黨內批評的另一
常見錯誤，是「非政治的批評精神」。批評的任務，最重要的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其次才是指出組織上的錯誤，至於個人生活缺點及小的技術方面，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及組織的錯誤有密切的聯繫，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
措手足」。122這是斯大林主張批評不該放在生活細節，否則是「庸俗化」的翻版。毛澤東又強調「黨內批評要肅清唯心的和技術的精神，說話要有證據，討論工作要注意它的政治意義」。這部分文字在延安整風時期，被選為整風必讀
的 22 個文件之一。從中共中央到毛澤東對自我批評的論述，可以說承繼了斯122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 年 12 月閩西古田會議〉，
收入竹内実監修，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編集，《毛泽东集》（東京：蒼蒼社，1983，二版），
卷 2，頁 82-84、86-87。本文第一部分後來單獨成文，題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 12 月）〉，收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卷 1，頁 87-98。但內容有所刪減，文字亦更動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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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大林在 1928 年一系列的論點。同時亦可見，由自我批評而產生的問題，並沒
有因為官方一再重申基本原則而消失。
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交通局，同在瑞金的蘇區有祕密交通線。因此上海黨中央與蘇區之間的訊息和指示，均能互相傳遞。123中共蘇區中央出版
的政治理論刊物《鬥爭》，自 1933 年 2 月創刊後最初幾期，曾推出「自我批評」專欄。其中偶有一兩篇小文頌揚好的成績，一般刊載的以負面批評為多，主要是上級對下級或平級之間的批評，沒有由下而上的批評。編者要求各級受
到批評的黨組織，快速地確切回覆，是否已用具體辦法糾正了所批評到的問
題。124無論如何，自我批評仍是支部生活的一部分。組織局主任羅邁（李維漢）主張鞏固無產階級鐵的紀律，主要採取解釋和說服的辦法，不輕易採取組織上的制裁；開除黨籍等於政治上的清洗，僅用在屢次不改錯誤的時候。說服和批
評還不見效的情況之下，才執行必要的紀律。125中共鼓勵以批評代替嚴厲懲罰的另一原因，是蘇區的幾次肅反已經造成部分黨員及群眾的恐慌，故提倡以黨內的思想鬥爭及自我批評來取代肅反中心論。 126
約在同時，中共蘇區中央的機關報《紅色中華》，仿效《真理報》的「工農檢查院專頁」，開闢了「鐵鎚」專頁，希望以鐵鎚痛擊機關的官僚主義、貪汙腐化、消極怠工和戰場上的逃跑現象，並要求以階級立場和觀點，肅清這些
不良行為和現象。127絕大多數的文章都是由上而下的批評，只有屈指可數的幾篇，是下層人員對機關幹部的批評。「鐵鎚」披露對貪汙腐化的自我批評，似乎遵循某種公式，即經濟上的貪汙必造成工作上的消極怠工，當事人均將此歸123

陳顯強，〈上海—瑞金秘密交通線概述〉，收入上海市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時交通通信
史料匯編（上海卷）》（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頁 200-205。
124
見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編，《鬥爭》，期 2（1933 年 2 月 4 日），頁 11-12；期 3（1933 年 2月 23 日），頁 20；期 4（1933 年 3 月 5 日），頁 16。
125羅邁，〈健全支部生活的幾個中心問題（續完）〉，《鬥爭》，期 14（1933 年 6 月 5 日），頁
18。
126
〈中共中央給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1934 年 2 月 12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0，頁 110。
127〈鐵鎚：給一切官僚主義者和開小差退却逃跑份子以無產階級鐵鎚痛擊！〉，《紅色中華》，
期 65（1933 年 3 月），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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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咎於自己對當前政治認識不深刻所致。有趣的是，其中一位用假名做自我批
評，立即受到揭發，認為這樣不叫自我批評。 128可見公開的自我批評之難。
中共和聯共相似，也會利用自我批評作為黨內鬥爭的一個工具。例如，「鐵鎚」專頁指稱毛澤覃（毛澤東的么弟）是江西羅明路線的創始者，正在勇敢地
和他自己的錯誤鬥爭，揭發自己錯誤的根源，但他的自我批判還是沒有深刻地
揭發自己意識上的錯誤。究其原因，乃是毛澤覃「政治上缺乏無產階級的堅定
性，因此不能堅決地和他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及生活方式鬥爭，這一弱點和
其他許多弱點匯合起來，就形成毛澤覃同志的錯誤的根源」。這樣的錯誤來自
於毛澤覃特別愛好《三國志》，並將《三國志》的許多「戰術與策略」的錦囊
妙計，應用於實際，導致嚴重不良後果，例如教育幹部用《三國志》去捉打土
豪。他又愛看《申報》，根據《申報》的謠言來估計革命情勢，以致形成悲觀
動搖的機會主義錯誤。129事實上，當時博古領導的黨中央正在進行反對羅明游擊戰路線的鬥爭，可見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蘇區各地方組織如何落實自我批評政策的細節，資料闕如，無法作進一步
的討論。目前僅知蘇區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及贛東北地區黨的組織，每週
召開黨的支部會和小組會，檢查黨員實際工作，並作自我批評，定期作思想小結。130但從中共中央文件列舉各地出現的若干錯誤現象，亦可一窺實踐上的問題。其所舉出的主要錯誤如下：推卸責任的自我批評（滿洲、江蘇），自殺式的自我批評（誇大黨在工作中的一切缺點與錯誤），過火以致武斷的自我批評（以偏概全），算舊帳、互相攻擊的自我批評，為批評而批評的自我

128

傅祿，〈粉碎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傅祿同志的自我批評〉，《紅色中華》，期 92（1933 年 7月），第 6 版；歐陽儀，〈火力向著貪污腐化—歐陽儀同志的自我批評〉，《紅色中華》，
期 101（1933 年 8 月），第 6 版；鍾昌艾，〈「隱名匿姓」的自我批評—揭穿謝傳樂的西洋鏡〉，《紅色中華》，期 101（1933 年 8 月），第 6 版。
129
毅，〈毛澤覃同志的三國志熱〉，《紅色中華》，期 92（1933 年 7 月），第 6 版。
130
龔海泉主編，《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2），頁 16；中共江西省
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蘇區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上冊，
頁 318-320。

-128-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批評。131黨中央固然不滿這些針對黨的「錯誤」批評，卻也證明了在蘇區有段
時間鼓勵黨員對黨的工作提出批評。
除了當時官方出版品之外，比較特殊的是青年團內部文件所反映的實行自我批評的情形。許多報告抱怨各根據地青年團發動的自我批評，但多半是由上而下，很少由下而上。又如「工作只知批評而不改造，甚至誇大自己工作的錯
誤，來掩蓋工作上的消極怠工。同時還有最少數的，以自我批評形成互相攻擊及鬧小資產階級意見，不能以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來克服團內一切不正確的傾向，與工作上的困難，及糾正同志的錯誤與教育同志。」132其次，受到早期蘇區肅反擴大化造成的心理影響，常有團員不敢隨意批評。許多報告要求發
動群眾來討論團的主張與批評團員的工作，認為大部分工作仍將組織紀律與肅
反工作混在一起解決，結果不但不能提高紀律，反而使下級團員害怕上級同志
的指責或報復，「造成團內恐怖狀態；壓制了團員政治積極性，思想鬥爭與自我批評的發展；產生了引進新幹部與發展團的組織的恐懼心理，放棄了團內的
教育工作」。 133
此外，中共在蘇區時期，官方文獻似乎並沒有出現「批評與自我批評」併用的合體詞。鑒於 1938 年出版的有「斯大林主義聖經」之稱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已經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一詞，1939 年初即有中譯本，估計至晚這個詞語也隨著譯本進入中國。再者，中共中央進駐延安之後，曾經
陸續報導著名的蘇聯三大公審（審判蘇聯的黨國元老，指控他們為「反黨、反革命」集團）。目前不清楚的是，中共是否知道蘇聯在 1930 年代流行的自我

131〈關於自我批評經驗與教訓〉，《黨的工作》，期 4（1932 年 10 月），無頁碼。這是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所出版的刊物，見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圖書館藏石叟資料。
132〈XX 同志關於湘鄂贛工作的報告（1932 年 9 月 3 日）〉，收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
會辦公廳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1，重印 1960 年內
部發行本），冊 11，頁 451-452；並飛，〈團目前的嚴重狀況與怎樣的去克服？（1932 年 3 月20 日〉，收入《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冊 10，頁 299。
133
〈少共閩粵贛省委向蘇區團代表大會的一年來工作書面報告（1932 年 1 月 12 日）〉、〈蘇區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1932 年 1 月）〉，收入《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冊 10，頁
88、121、129。

-129-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批評進階版—自我總結報告和自我控訴—的細部操作？如果知道的話，
又是透過什麼方式傳入延安？對於這些問題，只能留待日後新資料出現再作
討論。
中共到了延安，情勢相對穩定，不受外界干擾，可以積極地推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整風之前，各地黨小組即有定期、頻繁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組織活動，
但也出現批評別人多，批評自己少等問題。 134毛澤東以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
整風運動的一個主要手段。整頓三風的重心在個人自己：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幫
助自己，也是幫助別人。毛澤東特別說明：「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
評自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
評是主要的。」135即使領導者需要批評，但已經不像蘇區時期可以對黨提出意見，而是針對個人，以便加強黨紀、黨性。整風必須研讀的 22 個文件中，包括〈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其中第八條指出：「必須使得黨不
掩護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而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上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136但在操作上，實際重點卻在第十一條的黨要建立鐵的紀律上。整風
時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表現方式則十分多樣，書面自傳、小組會和大會上
的口頭反省報告、上級就各種資料而寫的鑑定，不一而足。自傳的內容包括：
自我概述、政治文化年譜、家庭成分與社會關係、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黨性檢討。137它與俄共自傳的最大不同，在於個人黨性的檢討。這也是整風的主要
特色—作深入靈魂的自我批評，當事人必須回答的問題更為細緻化。批評別人與批評自己，反覆地進行，批評要求的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時間也越
來越長，加上不斷進行鑑定與考核，無論在力度、密度、廣度及深度，這些質
的改變是整風之前或蘇聯所沒有的。此外，多次重寫自傳（毛澤東說的「以寫134

黃道炫，〈抗戰時期中共幹部的養成〉，《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頁 41；社論，〈自我批評從何著手〉，《解放日報》，1942 年 4 月 6 日，第 1 版。
135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1942 年 4 月 20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卷 2，頁 418。
136
文風出版社編，《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香港：文風出版社，1946），頁 105-106。
137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19、24-33。

-130-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好為度」138）、填表前他人的多次動員「勸說」、高頻率地反覆填寫及內查外
調等特色，均需要有更多的個案作細緻的研究才能說明清楚，已非本文篇幅所
能涵蓋。

結

論

1920 年代的蘇聯，「批評與自我批評」極少以合體詞出現在官方文件或列寧、斯大林的文集，出現最多的是「自我批評」。從 1930 年代中期開始，
批評與自我批評突然大量地、頻繁地以合體詞出現；這說明了自我批評在理念
和落實之中經歷了複雜的演變過程。在理念層次上，列寧最初的「自我」批評
的「我」不是指個人，而是指黨。不過，在實踐層次上，越到後來，「我」卻
演變成個人、「反對派」或官僚主義者。從個人而言，1920 年代的自我批評
可以是自己，更多的時候是批評同志、批評黨的幹部、批評黨支部或黨的政策。
到了 1930 年代，「自我批評」首要之務是對自己個人的批評，個人反而不能
批評黨，而「批評」絕大多數是針對個人、他者或「反對派」，黨則不能成為
批評的對象。並且，1930 年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內容上有所分工：自我批
評主要是揭發自己的錯誤；批評往往是揭發他人鮮為人知或隱蔽的言行，並常將他人的生活細節上綱上線到政治錯誤。這與 1920 年代大量批評指涉的純粹
生活小節的問題，已不可同日而語。到了大整肅時期，批評與自我批評將整肅
個人放在第一位，黨完全不能受到批評，否則就是「反黨」、「反革命」。其次，自我批評與形式多樣的自傳常互相配合，互為表裡，且在政治運動中扮演
日益重要的角色。自傳的撰寫經歷了從粗枝大葉到細緻化的過程，而正確書寫的關鍵在於聯結批評與自我批評。列寧最初提倡自我批評是要群眾批評黨，促138

此話出自毛澤東 1943 年 6 月 6 日發給彭德懷（時為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的一封電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關於延安整風的一組函電（1941 年 11 月－1943 年 12 月）〉，《文獻和研究》，1984 年第 8 期，頁 6。

-131-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進黨的進步，實踐的結果卻成為黨規訓黨員的重要工具；當它與政治運動結合
時可以發揮強大的威力，達到掌權者所要求的政治目的。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即反對漫無邊際的批評或所謂的「資產階級批評自由」，因而提出民主集中制來約束濫評或「非布爾什維克的批評」。一方面，
批評是要糾正黨或幹部的缺點及錯誤，讓一般黨員或群眾有機會發表自己不同
於黨的意見，這是民主的部分。另一方面，為了防止肆意批評，必須維持鐵的紀律，加強黨性，有時必須「集中」，遵循黨中央的最後決定或政策。所以，黨一方面鼓勵批評，多發表言論，一方面又禁止極端民主化。民主與集中，一鬆一緊而相互為用，結果是黨領導所掌握的權力像水閥一般，可開可關，因地
因人，有所差別。黨領導常以民主為藉口，安排群眾或黨員打擊不守黨紀、攻擊黨的政策或其他反對黨中央政策的派別及個人。
蘇聯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理念及早期運作方式，主要是透過留蘇學生傳入中國。在這之前，惲代英（1895-1931）訓練團員時，曾經採取基督教青年會
的組織原則，成立工讀互助團，但互助團的失敗讓他體會到單靠「良心」無法讓組織有效地運轉。139誠然，散漫的批評或自我批評，若無類似清黨的強制處
分或其他配套措施，只是言語批評，或全憑良心、「良知」，收效有限。中共
接受了蘇聯的運作模式，但在不同階段，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從 1920 年代、
蘇區時期、延安時期、1949 年之後，甚至到文革時期，做法均有差異。
如上所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理念和操作上經常出現巨大落差，尤其在一
般黨員的實踐上。楊尚昆曾抱怨黨員基本思想認識不足，有人將「鐵的紀律」
理解成「犯了紀律用鐵打」。 140儘管鐵的紀律含意比批評、自我批評容易理解，但還會產生誤解，如何期待一般黨員拿捏其中的分際？曾有中大學生不甚
明白自我批評，不解地問黨部：「是否別人隨便的玩笑或小錯，背後的議論，

139

鄧軍，〈從「良心」到「主義」：惲代英與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社團組織困境〉，《中共黨史
研究》，2016 年第 4 期，頁 69-78。
140
楊尚昆，〈黨的建設（1941 年 2 月）〉，收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下冊，頁 20。

-132-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都該批評？」 141問得好！無論是批評或自我批評，範圍在哪裡，分寸如何拿
捏，錯誤有大有小，應該承認多少，才是正確的？這些都是實踐中經常面臨的難題。
目前無法確知，1930 年代中後期蘇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作是否為延安
整風時期的中共領導所熟知採用，但是兩者確實有相似之處，那就是黨的角色，它已經不再是被批評的對象，而是完全站在指導者的地位。其次，毛澤東
希望藉由批評與自我批評樹立好的與壞的典型，142則是將俄共的自我總結報告
需要同時寫出比自己好和比自己差的同志的做法，更推進一步。
中共對蘇聯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所繼承，也產生了斷裂，這是日後可以再進一步細緻研究之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利用批評與
自我批評，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那種深入靈魂的自我批評是蘇聯
所沒有的。1924 年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即明言，黨的鞏固要依賴清洗自己的隊伍，他認為「用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戰勝』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的範圍內來『消除』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朽而危險的理論，它有使黨麻痺和害慢性病的危險，有使黨被機會主義宰制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喪失主要
武器的危險。」 143到了 1930 年代，斯大林更不忌憚採用肉體滅絕的方式。這是斯大林與毛澤東對解決黨內問題的最大不同：毛澤東在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
或思想改造的方式，斯大林則主張直接清洗出去。為何如此？其中一個可能的
原因是，到了 1930 年代，蘇聯政權及斯大林個人的權力已經穩固。斯大林可以對人員的流失無所畏懼。反觀延安時期，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如果也採用肉體
滅絕的處決或流放方式，對中共勢力的發展十分不利，人員及幹部也難以迅速

141

RGASPI, 530/4/5/219; 530/2/118.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1942 年 4 月 20 日）〉，收入《毛澤東文集》，卷 2，頁 420。
143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講）〉，收入《斯大林全集》，卷 6，
頁 160-161。
142

-133-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補充，加上有蘇區肅反 AB 團的慘痛經驗，144因此毛澤東要求深入靈魂的思想
改造。這或許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佳例。

144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 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上冊，頁 193-276。

-134-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RGASPI）
全宗號 495，目錄號 225。
全宗號 514，目錄號 1。
全宗號 530，目錄號 1、2、4。
全宗號 532，目錄號 1。

二、史料彙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關於延安整風的一組函電（1941 年 11 月－1943 年 12 月）
〉
，《文
獻和研究》
，1984 年第 8 期，頁 1-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卷 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卷 1，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卷 6、8、12、13、39、41、4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0，二版。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全集》，卷 6、1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編，《蘇聯共產黨章程匯編》，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卷 9，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2015。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5、10，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 1（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 年－1926年），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6。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乙 2（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6 年 4月－1926 年 6 月）
，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9。
中央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種本集 1（1922-1925 年），濟南：山東省檔案館，1994-1996。
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北京：中央檔案館，1991。
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冊 1（1922 年 3 月－1926 年 7 月），
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91-1999。

-135-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5-1927，省委文件）》，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3-1984。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冊 10、11，北京：中共黨
史資料出版社，1981，重印 1960 年內部發行本。
文風出版社編，《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香港：文風出版社，1946。
竹内実監修，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編集，《毛泽东集》，卷 2，東京：蒼蒼社，1983，二版。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
社，1983。
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冊 3，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
“O chistke party. Postanovlenie TsK i TsKK VKP (b),” http://istmat.info/node/58868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1).

三、報紙、期刊《紅色中華》（瑞金），期 65、92、101，1933。
《鬥爭》
（瑞金）
，期 2、3、4、14，1933。
《解放日報》（延安），1942。
《黨的工作》（瑞金），期 4，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石叟資料。
《黨的生活》（上海），期 1、11，1929、1930。
Pravda (Moskva), 1921, 1924, 1928-1933.

四、專著
卡綱諾維茨（Lazar. M. Kaganovich），《論清黨》，瑞金：中共中央局出版，193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石叟資料。
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周太和、周憑欄、周冰洋，《周肅清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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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益忠，〈民主革命時期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生成〉，《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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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葉新，〈「檢討」文化〉，《隨筆》，2001 年第 6 期，頁 4-19。
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 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1988 年 6月，上冊，頁 193-276。
陳顯強，〈上海—瑞金秘密交通線概述〉，收入上海市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時交通通信史料匯
編（上海卷）》，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頁 200-205。
梁德武、王湘江，〈《黨員訓練大綱》對古田會議決議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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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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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華，〈井岡山革命時期的「洗黨」及啟示〉，《上海黨史與黨建》，2014 年 10 月號，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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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Soviet Elements in the Early Practice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u Miin-ling*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s that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s
one of its three excellent work style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political campaigns.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thorough research on its ideas
and practices, particularly on why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became a set
phrase and how it was practice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CP. The practice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volved a complicatedprocess from its initial operation to its more familiar later form. The contents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varied in different political campaigns. In the
beginning, what Lenin meant by “self-criticism” was to criticize “the Party,”
not the self as an individual. However, “self” gradually came to refer toindividuals, “oppositionists,” and bureaucrats involved in politics. During theGreat Purge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mainly targeted the individuals, andself-criticism transformed into self-unmasking and self-accusation. Lenin
initially advocated self-criticism to encourage criticism of the Party by its
members and the masses in order to improve Party work and to educate themasses at the same time. As time went on, however, criticism andself-criticism event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to discipline Party
members. Whe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wa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campaigns, it became a mighty weapon used by power-holders to persecute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to achieve political goals.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in the USSR introduced these Soviet elements to the CCP in China; this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1920s-1930s, before the Yan’an period.
Keywords: self-criticism,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cleansing/purge,
Soviet areas,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