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8期（民國111年12月），149-15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著，石岩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校，《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452 頁。

盛差偲*

延安，被奉為中共革命的「聖地」，而延安成為「聖地」，又離不開中共
中央抵達此地前的陝甘革命。陝甘革命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被認為是當時
「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地位尤其重要（頁 249-250）。然而，這一時期的陝甘革命「堪稱厚重的研究尚不多見」，尤其是學術專著，基本上僅是「把複雜的歷史問題
一併歸為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鬥爭，缺乏對複雜歷史問題實事求是的考察」。 1周錫瑞自 1980 年代開始搜集資料，於 2021 年出版《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以下簡稱周著），不僅終結了這一領域的「空白」，也為革
命史研究貢獻了扛鼎之作。比起作者此前對辛亥革命與義和團等的研究，該書關注的時段、地域與主體截然不同，可見作者在研究上的不斷進取。該書考察
陝甘革命，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切入，強調地方、地區、國家與國際因素的互動，挑戰過分歷史決定論的歷史敘事，論述了「意外」（accidental）、「偶然性」（contingency）之於革命的重要性。本文將從內容、貢獻、不足及展望三方面
評論此書。
*
1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應星、榮思恆，〈西北革命根據地早期的黨內鬥爭—以劉志丹與謝子長為中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186（2021 年 8 月），頁 81；黃正林、溫艷，〈民團、農民武裝與陝甘邊紅軍的建立及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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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著共六章，根據內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前兩章，論述陝甘革命的歷史背景及早期歷史。陝甘革命以陝西為主，故作者首先概述陝西的區域特性。近代陝西為一塊「落後之地」，從北到南分為陝北、關中與陝南。其中，關中為陝西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陝北則以貧窮著稱，教育落後，行政力量薄弱，卻是陝西革命的重心。清末，回亂使陝北人口減少，但其實陝北的「東北」部分（陝北革命根據地大致位於此地）不僅人口不降反增，士紳階層也壯
大起來；人口銳減的主要是陝北的「西北」部分及其以南直至關中的洛河沿岸（此一地帶與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較為重疊），這一差異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日後「陝北」與「陝甘邊」的差異（頁 60-64、387）。 2作者指出，與他省相同，陝西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和傳播，端賴從北京畢業的知識分子返鄉任教，且黨
內「80%的成員是知識分子」（頁 101）；然而陝西的區域特性在於，關中的
農民主要是自耕農，陝北則土地很多，故農民所不滿者在於賦稅而非土地不均，故土地革命勢難在此落地。於是，革命的希望雖被寄託在兵變上，但均告2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陝西部分主要建立於保安、安塞、甘泉、鄜縣、中部、宜君、栒邑、淳化、耀縣等縣，其中，栒邑、淳化、耀縣位於關中，其他皆位於陝北（此根據地由中共陝西省委領導，甘肅部分包括慶陽、合水、寧縣、正寧等縣，甘肅被認為抗戰爆發前「無有黨的基礎」）；
陝北革命根據地主要建立於神木、府谷、葭縣、吳堡、綏德、清澗、安定、延川、靖邊、安塞、米脂、橫山等縣，皆位於陝北。這兩塊根據地現廣義上被統稱為西北革命根據地，不過，在 1940
年代中共中央的文件、部分中共官方說法乃至當事人的回憶中，這兩塊根據地又被統稱為「陝北蘇區」、「陝甘革命根據地」等。周著也將其統稱為「陝北根據地」（頁 249、330）。嚴謹
起見（這一點由匿名審稿專家指正，謹致謝忱！），本文特指這兩塊根據地及其相關事物時，分別稱為「陝北」與「陝甘邊」。後文一些引文（如任弼時的講話）中提到的「陝北蘇區」等，實際上也包括「陝北」與「陝甘邊」。參見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 1、22；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黨史研究室編，《陝北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頁 1、28；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省志·第三卷·地理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28-29；應星、榮思恆，〈西北革命根據地早期的黨內鬥爭—以劉志丹與謝子長為中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186，頁 97，註釋 1；延安革命紀念館編，《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內容資料選編（第二輯）》（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1982），頁 85-90；中共
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100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 369；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 56；甘肅省檔案館編，《中共甘肅工作委員會檔案文獻選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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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失敗。作者認為，這一階段，陝西的共產黨組織由在北京受過教育的人領導，組織相對渙散，比較自主，但 1928 年前後，這些人或犧牲，或出黨，陝西革命自此由更聽命於中央，且組織紀律更強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與此同時，激進的渭華起義導致原本力量最強的關中黨組織被嚴重破壞，陝西的黨員因此集中於陝北。
第二部分為第三、四章，論述中共中央到來前陝甘革命的武裝鬥爭。劉志
丹的軍隊在「陝甘邊」，以士兵、土匪與哥老會為基礎，且疏於建黨；謝子長
在「陝北」以學校與家族網絡為基礎建黨，但軍事建設滯後。作者認為，中共
中央和陝西省委志在城市暴動與土地革命，故致力於在關中建立根據地及令「陝甘邊」與「陝北」的軍隊南下，且欲洗刷土匪成分，但一再受到抵制並招致失敗（頁 165-169、206-207）。1933 年，省委成員大多被捕，游擊隊反得以放手發展。然好景不長，1935 年，鄂豫皖的徐海東部隊到陝北後，認為地方幹部無視組織建設，即將後者邊緣化，不久就厲行肅反，推行查田運動。年
底，中共中央的到來解救了劉志丹等人，但據作者析論，後者仍被批判及邊緣化，肅反的關鍵人物反而升官，肅反不過被定性為「擴大化」，中共中央則「不僅坐享已得到肅清的革命隊伍，也獲得了制止肅反擴大化的美名」（頁 247、389）。
第三部分為最後兩章，論述中共中央到來後至 1940 年，陝甘寧邊區定型
前後的陝甘寧革命。作者指出，中共中央來後，陝甘寧的農村行政組織較國府
統治時期增加了七倍（頁 363），並逐漸培養出忠誠且有能力的基層幹部，使各級參議會能體現黨的意志。不同於劉志丹運用個人關係籠絡民團、土匪與哥老會，後者被中共視作打擊對象。地方幹部方面，1937 年，本地幹部高崗未經提名而高票當選陝甘寧邊區黨委成員，而肅反的領導者郭洪濤險些落選，作者認為這反映本地幹部對被邊緣化的不滿，於是，此後高崗被樹為陝甘革命的代表而躋身中央，其他地方幹部則未獲此殊榮（頁 334-33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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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著首要的貢獻，為論述陝甘革命的曲折過程，進而闡述其中的諸多偶然性，也是對作者 1995 年〈關於中國革命的十個議題〉一文第四至七點的實際應用。 3本書並非否定革命的必然性，而是指出革命的表徵由地方、地區、國內與國際的各種意外（意外不等於毫無來由）綜合形塑，具體來說，延安時代
是由一系列因素偶然造就，也不能決定 1949 年後的歷史（頁 396-397）。延
安被作者視作「意外的聖地」，在一些人看來或許刺眼，但除作者的論證外，尚可證諸許多史料。任弼時直言：「如果是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央來到陝北的話，
那麼全國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蘇區—陝北蘇區，恐怕也是會損失掉了的」，甚至將「亡黨亡國」。 4哪怕是遵義會議後的中共中央，其改弦更張也離不開偶然因素，如對富農政策的改變是因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帶來了共產國際精神。 5
作者對偶然性的論述，說明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新政權並不是社會變革的產物，相反，社會變革的前提是黨牢牢確立掌控權」（頁 391），換句
話說，不應誇大社會經濟方面的區域特性與革命的相關性。陝甘革命中曾任中
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等職的汪鋒有類似表述：「革命不是風，一吹就起來了，發動群眾需要做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革命如果那麼容易，早就成功了，還用我們這些人幹什麼？！」 6陝北乃至陝西的區域特性，如作者所說，反映若只
是以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來革命，是「徹頭徹尾的不切實際」（頁 147-148）。
中共中央初到陝北，有人對這裡的革命前景「幾近絕望」，認為「當地群眾的基礎太差，幾乎無法開展工作」（頁 358）。可正是西北革命根據地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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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January1995), pp. 53-61.
有關「亡黨亡國」，任弼時這樣解釋：「一九三五年陝甘寧省委書記、副書記他們的幹法，執行著錯誤的路線，加上惡劣的品質，繼續在陝北攪下去，陝北的黨要垮臺，是亡黨；陝北邊區
和紅軍也不能繼續存在，是亡國。」參見任弼時，〈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真理》，期 12（1943 年 6 月），頁 42-43。按：原文經筆者重新標讀斷句。
《回憶張聞天》編輯組編，《回憶張聞天》（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 96。
中共渭南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渭南地區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黨史資料座談會集（內部資料）》（渭南：中共渭南地委黨史辦公室，1986），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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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道理很簡單，此處的落後與偏僻導致其相對遠離國府的注目，更遠離「左傾路線」的干擾，這也許才是真正具有決定性的區域
特性。 7
周著深入分析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區域特性，揭示了以往忽視的面相。過去
分析「陝甘邊」與「陝北」之爭，或談到「陝甘邊」與關中的關連，或從兩地黨組織隸屬不同入手，或討論自然條件、文化程度與軍政狀況之別，而作者指出兩地在人口、紳權方面也迥異。同時，作者也未簡單地以「陝甘邊」與「陝北」的整體區域性來解釋區域內的一切現象。如一般認為查田運動必遭當地抵
制，畢竟陝北土地很多，但作者認為，由於陝北保安縣的土地主要掌握在「老戶」（回亂的倖存者後裔）手中，因此重新分配土地當會得到回亂後移民（佔當地人口的九成）的支持。此說無論是否正確（後文詳述），至少反映作者未局限於官方敘事與回憶、訪談的眾口一詞中（頁 244）。
周著綜合各種史料，對一些固有看法提出了質疑與補充。如「陝甘邊」肅
反停止的時間，過去一般有兩種說法，一是肅反開始後不久即由其領導者自發停止，一是中共中央到來後加以糾正才告結束。 8作者則認為「儘管毛或多或少知道肅反中有濫殺的行為，但他肯定更讚賞徐海東的階級覺悟」，故中共中央到來後，肅反並未立即停止（頁 246-247）。9作者所述的確可證諸諸多旁證，如肅反的領導者朱理治後來堅稱「沒有聽到中央到後不捉人，不殺人，不審人的決定」，且此後不久還有數起肅反的案例，有的受害者甚至被關押到 1939
年，最終仍遭處決（儘管李維漢反對），中共中央初到此地時，也未立刻放棄
批判「富農路線」。 10同時，作者也嘗試超越對歷史人物「聖徒化」的刻畫，
78910相關討論參見黃道炫，〈革命、裂縫、根據地〉，《蘇區研究》，2017 年第 4 期，頁 41-48。
黃正林，〈1935 年陝甘邊蘇區和紅 26 軍肅反問題考論〉，《史學月刊》，2011 年第 6 期，頁67-68。
過去也不是沒有持此說者，但主要從組織程序的角度論證這一點，參見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 136；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增訂版）》（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頁 24。
周國祥輯著，《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據地「肅反」紀事》（志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志丹縣委員會，2018），卷 1，頁 191、481；卷 2，頁 1463；張培森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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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推測劉志丹、謝子長之爭，部分可能是出於謝對劉的艷羨，因為劉更長於軍事，且更為國府所忌（頁 212）。
周著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雖也有白璧微瑕之處，不過基本是由於主題或篇幅所限，難以涉及。因此，下文與其說是談論其不足，不如說是吹毛求疵，期待後來者持續發展。
肅反問題無疑是陝甘革命中特別重要的議題，遇難人數又是重中之重。可惜周著對此未有著墨，故筆者不揣冒昧，稍試討論。1942 年，中共中央確定
有 200 名以上的幹部罹難，但改革開放後，陝西終獲平反的僅有 138 人。同時，肅反的領導者朱理治、聶洪鈞等人不認同有這麼多受害者，但又強調「每一位
被錯殺的黨政軍幹部都應當留下姓名，受到紀念，不能任由他們在歷史上湮沒」。而受害者的說法則似乎要高於此數，如劉志丹之弟劉景范說甘泉縣下寺灣的山溝「到處是埋人坑，臭氣薰天」，鄜縣還流傳「七窖八漚麻坑」的說法，
甘泉縣、安定縣當下還能找到墓堆。11可供對比的是，毛澤東認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肅反與著名的鄂豫皖、湘鄂西肅反一樣嚴重。12故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肅
反若僅只錯殺一、兩百名幹部，有些突兀，實有必要繼續研究。
考慮到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肅反為時不過兩個月，且該根據地的規模不如其
他主要的根據地，受害者人數的確不宜高估，而毛將之看得如此嚴重，或許反映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特殊性及影響，尚有周著未言及之處。如有研究者認為相較他省，陝西黨組織的地方性與自發性尤其高，且軍人成分亦非常凸出，這些因素與陝西肅反推進不力不無關係。13影響方面，糾正肅反自然為中共中央接管西北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合法性，同時，整風運動以此前統治中共的「左傾111213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修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上卷，頁 197。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撥亂反正．陝西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 21；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頁 139-140；劉米拉、劉都都編著，《劉景范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上冊，頁 73；馮雄、張永春，《沙窪溝事變》（靖邊：中共靖邊縣委史志辦公室，2011），頁 70。
周國祥輯著，《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據地「肅反」紀事》，卷 2，頁 1402。
陳耀煌，〈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1924-1933—一個組織史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3（2016 年 9 月），頁 51-55、59-6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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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路線」為主要批判對象之一，該路線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實施，尤其是肅反被當作該路線的重要標誌，還被認為有「亡黨亡國」之虞，無怪乎毛將受害人數相對少得多的西北革命根據地肅反看得如此嚴重。而自整風運動始，黨內鬥爭原則上不再實行肉體消滅（頁 390），是否可以認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肅反對此轉向也「意外」地發揮了一定作用？
此外，陝甘革命之於中共革命，應當還有一些特殊性及影響值得發掘。如周著認為在陝甘寧邊區內部，哥老會被禁止（頁 360），但據其他研究，和在蘇北與小刀會較為對立不同，中共在陝甘寧與哥老會的關係仍和睦得多，14或可反映中共中央到達後，陝甘寧的政策還是相對持重些，而這究竟是因為區域性，還是因為此地是中共當時的「首善之區」，仍有待討論。同時，作者也力圖探討「聖徒化」敘事以外的劉志丹，如揭示劉志丹在統戰中更不受教條束縛，陝甘革命的手段也更靈活。那麼，其他幹部是否也受特殊的革命進程形塑，像劉志丹一樣，有相對不一樣的氣質？如習仲勳早在 1940、1950 年代就被認為
在土改、民族、宗教與文藝等問題上十分開明；大躍進中，四川省委書記處書
記閻紅彥（曾任陝甘游擊隊總指揮）也遠比第一書記李井泉穩健。15因此，陝甘革命中的本土幹部，在中共革命隊伍中是否具有一定獨特作用，也值得探討。
當然，區域特性難與中共的政黨特質相抗衡，如陝西土改比較緩和，終在
四清運動中被認為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重新劃出大量地主、富農；陝北的秧歌，在中共中央到來後被發揚光大，但 1949 年後即走向衰落，甚至被視作
不健康的文藝。16因此，區域特性究竟對中共革命起多大影響，尚有討論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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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喜，〈韓国における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号 23（2008 年10 月），頁 138-139。
胡績偉，《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257-258；《王震傳》編寫組，《王震傳（上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頁 516；王端陽整理，《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北京：王端陽自印，2019），頁 145、147；燕秋，《我嫁了個烈
士遺孤—記羅西北的水電生涯》（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02），頁 62-63；宮家和，《宮家和回憶錄》（重慶：宮家和自印，2015），頁 83。
洪長泰著，麥惠嫻譯，《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頁 111-115；費建鈞，《統計人生之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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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陝北」與「陝甘邊」內部的區域差異也有討論的空間。周著一方面認為保安縣的土地大抵掌握在僅佔人口一成的「老戶」手中，另一方面又指出抗戰時期，中共認為此地「大部分農民是富農或中農，貧農寥寥無幾」（頁243-244）。本地人劉景范則認為，保安縣「地廣人稀，荒山荒地很多……沒
有土地的人家很少，除非是外地逃來的難民，才不得不租種一些土地」。17這
三種歧說未必矛盾，但至少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同時，曾任陝北省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等職的趙通儒指出吳堡縣「人稠地缺」，貧僱農「一二代甚至三四代數十年或百年都難翻身」，與吳堡縣同屬「陝北」的米脂縣、綏德縣情況類似。
趙通儒應非出於誇大階級鬥爭的目的而作如是表述，因為他也指出陝北的「南各縣」剝削比「北各縣」輕得多，貧僱農、難民三、五年內可能翻身為中農甚至富農。 18總之，很難籠統地認定陝北土地很多，各縣間的差異也不宜忽視，而這也許對陝甘寧革命產生了一定影響。
最後，十分遺憾的是，由於看不到當時的會議紀錄等關鍵史料，周著的論
述基本止於 1940 年，而陝甘寧此後的歷史也許更精彩。中國大陸的學者並非都看不到這些史料，因此，非常期待今後有更多如同《意外的聖地》一樣，長時段考察陝甘革命或其他地區革命的佳作，彌補這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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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米拉、劉都都編著，《劉景范紀念文集》，上冊，頁 72。
趙通儒明確指出的「北各縣」包括神木、府谷、吳堡、綏德、米脂、葭縣、榆林、橫山等縣，「南各縣」包括安塞、保安、延川、延長、安定、宜川、清澗等縣，並表示「北各縣」的人認
為「南各縣」土匪多。這樣一來，「北各縣」、「南各縣」其實較對應「陝北」、「陝甘邊」。
他也認為，保安縣「地廣人稀」，且在陝北十分突出。參見趙通儒著，魏建國整理，《陝北早期黨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頁 52、106、144、146-148、165、183、204、214、249、259、276-277。按：趙通儒所述綏德縣、米脂縣的情況也為周著所徵引（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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