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編纂所『日中語彙研究』第７号（2017）45‒52

词义的状态、词义的过滤与词典的释义规范王 建 军提要词义有隐性和显性两种状态，词典释义就是将词义由显性状态转入隐性状态。在转化过程中，词义的过滤和提取是十分关键的环节。词义经过滤和提取之后，最终以立项的方式在词典中得以展现。本文以通行的汉语词典为例，
考察了词典在释义方面的常规做法，同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词义的状态词义的过滤词典释义

語彙の状態、語彙の濾過と辞典の解釈規範
要旨

語彙には潜性と顕性という二つの状態があり、辞典の解釈は語彙を顕性状態から潜性状態に変換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の変換過程においては、語彙の濾過と抽出が鍵となる。語彙は濾過と抽出の過程を経て、最終的に項目の形で辞典の中に現れる。本稿では市販の漢語辞典を例として、辞典の語彙解釈における、通例を考察すると同時に、その問題点を指摘したい。
キーワード

語彙の状態

語彙の濾過

辞典の解釈

１．词义的隐性状态和显性状态
通常的词义研究在探讨词义的本质、词义的构成以及词义的类型等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对词义状态的甄别。所谓词义的状态就是词义的存在或呈现方式。就状态而言，词义有隐性和显性之别。词义的隐性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虚拟状态，这种状态以词游离于特定的言语组合之外为标记。处于此种状态的词义― 45 ―

『日中語彙研究』第７号

大致是空洞而抽象的，飘忽不定，难以捉摸，词典中所罗列的词的各种义项即为如此。因此，林林总总的各类词典是隐性词义的存身之所，其中对词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只能视为一种可能的意义。词义的显性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现实状态，这种状态以词进驻特定的言语组合为特征。处于此种状态的词义实在而鲜活，既变化多端又真切可感。词在各种语境中表现出的具体含义无一例外
地属于显性状态。因此，千变万化的语境是显性词义的依托方式。学界通常认
为：“一个孤立的词往往有很多意义。词用于一定的上下文，意义才具体化。
”1）
这种通行的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词义的上述两种状态，但认识尚不够清晰。就本真状态而言，一个孤立的词并不具备任何的现实意义，而只拥有若干可能的意义。
隐性词义与显性词义的根本差别集中体现在对词语信息量的反馈上。隐性
词义由于丧失了语境的支持和补充作用，致使词语的原始语义信息大量缺失，因此并不能反映词义的全貌。相比之下，显性词义由于置身于特定的语境，原始语义信息未受减损，因而反映的是一种全息词义。现实生活中，人们如果要精准地把握某个词语的语义信息，唯有依赖其显性词义。就此而言，任何词的隐性词义充其量只是其显性词义的一种缩减版。缩减的程度因词而异，完全取决于语义信息的实际留存量。隐性词义的生成状况表明：人们试图从词典中获
取对词义的确解和全解其实是行不通的。正因如此，不少词典在释义过程中会
引入一些用例或书证，目的就是利用创设语境的手段来使词义具体化、真实化，以尽量降低释义所造成的词语信息的损耗。可以说，词的任何一个隐性义
都是对其若干显性义的抽象与归纳。只要对词的隐性义和显性义稍加比照，我们就能轻易地感受到二者之间的差别。例如，形容词 “老” 在词典中有一个
与 “嫩” 相对的义项，该义项在实际语境里至少有以下四种表现：（“ 蔬菜）长得过了适口的时期──茄子长老了”、“（食物）火候大──青菜炒老了”、“（食物）水分少──我买了一块老豆腐”、“（食物）不够松软或酥烂──这酱牛肉太老了”。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英国伦敦语言学派的中坚人物 R. H. 罗宾斯对词义作１）王德春（1983）《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第 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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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义的状态、词义的过滤与词典的释义规范

出了如下独到而精辟的界说：“一个词的意义可以看作是它作为不同的句子的一个基本成分而被使用的形式。
”2）在罗宾斯看来，词只有现形于语句之中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词义只有将词在所有句子中的使用形式加以概括才是完整的。就此，罗宾斯对词典的编撰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词典的工作就是概括地诠释语言里每个词在某类句子中的使用方式。
”3）

２．词义的过滤与提取
词典以反映、揭示词义为根本要务之一，但词典对词义的反映与揭示显然
不可能实现全息化，通常需要进行一番提炼和概括。如何提炼、概括词义不仅是词典编撰者的当务之急，也是考核词典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实际状况
看，词典的编撰过程就是词义由显性状态转化为隐性状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在于对显性词义进行有效的过滤与提取。过滤与提取其实属于同一结
果的两个方面，凡经过滤而剩下的词义就正是词典所要提取的部分。显性状态词义的构成是丰富而驳杂的，通常所说的理性义、色彩义、结构义、文化义、联想义以及一些语境附属义都涵盖在内。这些词义显然不可能都进驻词典，否则词典就会急剧膨胀，就要超负荷。因此，在显性词义归隐的过程中，其中的相当部分要被过滤掉。如何过滤，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焦点。
从操作程序看，对显性词义的过滤一般要经历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重过滤层是外围层面即语境附属义层面，第二重过滤层是内在层面即词义的内部架构层面。只有在经历了双重过滤之后，显性词义才能最终进入隐性状态。
首先分析一下词典过滤语境附属义的情况。语境附属义大多依附于词的基础理性义。词的基础理性义经常会有多姿多彩的表现，这种 “姿” 与 “彩” 基
本由具体语境所赋予的。例如，作为一个并列复合词，“老弱” 的基础理性义应是 “老者和弱者”，《商君书・兵守》“壮女壮男，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
２）R. H. 罗宾斯（1986）《普通语言学概论》（李振麟、胡伟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3‒34 页。
３）R. H. 罗宾斯（1986）《普通语言学概论》（李振麟、胡伟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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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使强怜” 中的 “老弱” 即为如此。不过，文献中 “老弱” 的意义绝不限于此，至少还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形：一是表示年老体弱，如许地山《解放者》：“他自己也渐次老弱，急要给我择婿。
” 二是表示平民百姓，如《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 三是表示年老与年轻的人，如《孟子・梁惠王下》：“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而四方者，几千人矣。
：” 四是表示能力低下者，如田汉《洪水》“剩下我们这些老弱残兵，再碰上这样的大水可怎么办哪？” 无疑，“老弱” 的上述意义既保留了理性义的核心，又融入了语境的衍生义，这样就丰富了原词的内涵，扩大了原词的适应面。对理性义的种种不一表现，词典显然不能做到
一个不拉地照单全收，只能列举其中的一项或数项作为代表义项，其他意义则
作为语境中的变体来加以对待。例如，《汉语大词典》“老弱” 条就只收列了上
述的一、三两项。词的代表义项多由词的常用义担当。常用义一变，代表义项
也要随之发生更替。“老弱” 一词的历史代表义项为 “老者和弱者” 和 “年老体弱”，而现行代表义项则为 “工作能力较差的人”4）。可见，词在词典中显示的理性义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其理性义的全部，而是一种经过了过滤的理性义。
从结果看，被过滤掉的意义往往是词义中的个体因子，绝大部分属于语境层面的东西。
在词义的内部架构层面，所谓的色彩义、文化义、结构义和联想义属于词义的非常规部分，具有外向性和波动性，因而时常成为词义过滤的对象。由于
这些非理性义在词义架构中分布不均匀，表现不一致，所以在过滤和提取时
就往往表现出较大的自由度和伸缩性。在词的非理性义中，色彩义最为引人注目，人们对之也较为敏感，因而一向为词典编撰者所重。色彩义通常分成感
情色彩义、语体色彩义和形象色彩义等三类，属于词义的非固有因子，可变性大。因性质和状况不一，词典对这三类色彩义的过滤手法颇有参差。
先看感情色彩义的过滤情况。感情色彩义大致可以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语言层面的感情色彩义是语词在静态情况下所具有的一种色彩义，已成为

４）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 “老弱残兵” 条中的相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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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义的状态、词义的过滤与词典的释义规范词义的固有部分，不少人据此将之纳入词的理性义范畴。对于这种感情色彩
义，词典往往会在诠释词的理性义时通过特定的方式加以标注。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标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借助词义本身的表述加以倾向性的肯
定或否定，如 “英雄”、“烈士”、“伎俩”、“花招” 等词的感情色彩在词义表述中均有所体现，一目了然；一种是添置适当的附加语，如 “猎奇（多含贬义）”、“大放厥词（含贬义）”、“土包子（含讥讽意）”、“交际花（含轻蔑意）” 等。相比之下，言语层面的感情色彩义应该容易处理一些，因为此类义完全是词在动态的语境中临时获得的，缺乏足够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故而词典会在吸纳词义时先行加以排除。例如，对 “庙里的菩萨──一动不动”、“泥塑的菩萨自身难保” 语句中 “菩萨” 所含有的贬义，词典就只能弃之不顾。
与词的感情色彩义相似，词的语体色彩义也是词义体系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语体色彩义与词语的风格之间具有很强的对应性：风格典雅者为书面语色彩，风格通俗者为口语色彩。词典对词的语体色彩义向来偏爱有加，往往要在相应条目的释义中加以体现，如用〈书〉和〈口〉等记号来加以标注。不过，由于书面色彩和口语色彩之分在语词中并不具有周遍性，不少词语的语
体色彩也就难以定性。也许出于这一考虑，五版之后的《现代汉语词典》弃用
原先的口语标记，仅保留〈书〉这样的标记来表示一些书面色彩浓重的文言词语。如此一来，语体色彩义在整个词典释义中就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况：口语
色彩义荡然无存，书面色彩义略有保留。从客观效果看，这种做法其实是对词
的语体色彩义作了过度的过滤，有回避矛盾之嫌，致使书面色彩义和口语色彩义得不到同等的对待，破坏了词典本身的一体性。于是，除了一些标注〈方〉的方言口语词之外，读者就再也无法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查寻到现代口语词
的任何蛛丝马迹了。回避词义的语体色彩之别势必会掩盖语词的真实语境状
态，从而给同义词的辨析带来不便。例如，要指出 “头颅” 与 “脑袋”、“商榷”
与 “商量”、“躯体” 与 “身体”、“颤抖” 与 “哆嗦” 之间的差别，除了从语体
着手，恐怕别无良策。
在词的诸色彩义中，形象色彩义与联想义往往有相通之处，在此不妨合而论之。形象义和联想义是词义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极具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行过滤势在必行。但如何过滤，词典也各有讲究，并且很少有个定准。以《现代― 49 ―『日中語彙研究』第７号

汉语词典》为例，具体情况大约可分为三种：一是醒目式的显示，采用的表述
方式是 “比喻……” 或 “像……”，如 “花” 的义项之一为 “比喻年轻漂亮的女子”，“蛇行” 的义项之一为 “像蛇一样蜿蜒曲折前行”。这种释义显然是对原词形象义的一种完整回放或反馈。二是点睛式的揭示，采用的表述方式是添
加简略的提示语，如 “腰果” 释义中的 “肾脏形” 之语即是。三是整体式的回避，如 “狮子狗” 仅释作 “巴儿狗”，“鸟瞰” 仅释作 “从高处往下看”，原有的形象义 “像狮子”、“像鸟” 基本被过滤掉了。
词典对词的结构义和文化义同样需要加以过滤。结构义并不是指词在语法
结构中所呈现出来的语法意义，而是指词在语法结构中产生的一种与词义密不可分的组合义。像 “巩固、安定、平整、丰富” 等形容词用作动词并且后接名词时，它们往往会产生 “致使” 的组合义。词的组合义完全因结构而生，只要置身于该结构之中，它就必然显露出来。在词的语法组合比较有限和趋于稳定的前提下，词的组合义可能会逐渐融入到其理性义当中，成为词义固有的一部分。鉴于结构义源自理性义并且具有理性义的基本特质，词典一般不会加以过滤。文化义也是词义中的一种客观实在，大致有两类情形：一类是指词义的文
化内涵，一类是指词义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义由长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属于一种现实存在，通常已被纳入词的理性义范畴，如 “红” 的 “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 义即是。对这类文化义，现行词典比较注意吸收。文化背景义是指
词义的文化由来，属于一种久远的历史存在，早已游离于词的理性义之外。对
这类文化义，《现代汉语词典》并没有一概而论，有的词如 “东宫”、“陛下”
基本滤掉，而有的词如 “杜康”、“弄璋” 则有所保留。

３．词典释义与词典规范任何词典都是实用性和规范性相结合的产物。通常所谓的词典规范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编撰内容的规范，即词典传递的信息要正确而全面；二是
编撰方式的规范，即词典在注音、释义、标注词性时要统一标准，实行一体化的操作。以上两种规范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词典的质量水准。
在编撰内容得到质量保证的前提下，词典的编撰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因― 50 ―

词义的状态、词义的过滤与词典的释义规范为编撰方式事关内容的标注与表述，其规范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科学性。
因此，强化词典的规范性就必须在强化词典编撰方式的规范性上下功夫。词典
编撰方式的规范性源于操作方式和操作程序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要求词典编
撰者在进行任何一项操作时都必须做到一视同仁，杜绝随意性。
毋庸置疑，词典释义是一个词义由显归隐的过程，本身带有很大的人为
性，特别需要在操作时统一口径，协调一致。词义过滤作为词典释义过程中的最早一环，应当严格遵循同类现象同样处理的原则，不能随心所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词典编撰者由于定准不严，取舍往往因人、因词而异，由此造成一些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在过滤非理性义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分明。例如，关于 “酒徒” 一词的感情色彩义，《现代汉语词典》在单独立目的词条中释为 “好酒贪杯的人” 并未标注出其贬性，但却在 “徒” 的义项 “指某种人”
里加进了 “含贬义” 的提示语，给人顾此失彼之感。又如，在处理 “狮子狗”
和 “翅果” 的形象义时，《现代汉语词典》也是一作过滤，一作保留，让人不知就里。再如，“婵娟” 与 “婵媛” 同为文言性词语，但《现代汉语词典》仅
给 “婵媛” 添加〈书〉这样的标记，似乎有意在二者的语体色彩方面制造出一些差别，颇有点煞费苦心。另外，在反映文化义方面，《现代汉语词典》也有
不够周全的地方。例如，“乌龟” 的文化义 “讥称妻子有外遇的人” 赫然在录，而 “乌鸦” 的文化义 “指称不祥的或令人讨厌的事物”（如 “乌鸦嘴” 中的意义）则缺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述状况表明：词典在过滤非理性词义时
所掌握的尺度往往因词而异，远未达到整齐划一的地步。
词义经过滤和提取后，还有一个如何进入词典的问题。由于过滤后的词义
依然是一种模态词义，要进入词典必定要经历条分缕析的程序，这就牵涉到词义的立项问题。立项是对词义进行分项说明的开端性工作，当然不可等闲视之。词义的立项既涉及词义的标注，又涉及词义的表述，同样必须遵循一致性原则。但实际操作中，词典的编撰者有时也失于斟酌，处理上的随意之处时有所见，尤其在在对待非理性义方面。例如，“蛇行” 的形象义 “像蛇一样蜿蜒曲折前行”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已单独立项，而 “龟缩” 的形象义 “比喻像乌龟的头缩在甲壳里那样藏在里面不出来” 则存身于理性义之内，未获独立。
又如，词的结构义一般应与本义相比照而在，而《现代汉语词典》中 “全心全― 51 ―『日中語彙研究』第７号

意” 就只见结构义，不立本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或淡化了结构义。再则，现行词典对待文化义也相当随意，或立或不立。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将“须眉” 的文化义 “指男子” 单独立项，却未给予 “巾帼” 的文化义 “借指女子” 以独立的地位。应该说，这两个词的文化义在今天的使用频率几乎一样，如此区别对待实在让人有点匪夷所思。这种或分或合的处理显然都是不经意的产物。

４．结语
综上，甄别词义的状态并对词义进行适当的过滤和提取，然后再进行分项说明，这是词典释义的基本操作流程。如何把握这一流程会直接影响词典的编
撰质量。现今大中型词典的编撰大多采用集体或团队协作模式，尽管事先订有统一的释义体例，但这些体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缺乏足够的精度和细度，再加上个人分寸感的差异，这样就难免释义中的不相协调之处。要减少乃至杜绝这些现象，词典的编撰者就必须更加细化释义体例、规范操作步骤，最大限度地摈弃释义过程中的个性化倾向，真正实行 “一刀切”。

王建軍 Wang Jianjun 蘇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mail: Jianjunwang1964@163.com

専門：漢語言文字学―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