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对话
少子老龄化时代的日中合作会議資料2017 年 2 月 20 日
东京、日本

共催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
全球论坛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
復旦大学国際関係与公共事務学院
赞助单位
东京大学可持续和平研究中心

目次
1. 会议安排 .................................................................................................................... 1
2. 发言人介绍 ................................................................................................................ 2
3. 報告原稿 .................................................................................................................... 4
第一场: 面向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4马利中

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 4关志雄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 5陈友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 5大泉启一郎

日本综合研究所高级主任研究员 .................................................................................. 7

第二场: 面向日中关系的稳定和信赖关系的深化 ................................................................7
佐藤 安信

东京大学教授/可持续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 7

包霞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 8渡边刚

杏林大学副教授 ........................................................................................................... 9金永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 10

4. 共催機関紹介 .......................................................................................................... 13（1） 关于东亚共同体评议会 ...........................................................................................13（2） 全球论坛............................................................................................14（3） 上海外国語大学日本文化経済学院 .........................................................................15（4）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 ................................................................................15（5）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16

1. 会议安排
日中对话：少子老龄化时代的日中合作
2017年2月20日
国际文化会馆「讲堂」、东京、日本
共催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
全球论坛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
復旦大学国際関係与公共事務学院
赞助单位
东京大学可持续和平研究中心

2 0 1 7 年2 月2 0 日（月）国际文化会馆「讲堂」
开幕词
13:00-13:10
开幕词 （5分）

岛田 晴雄 (SHIMADA Haruo)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会长 / 全球论坛执行干事第一场
13:10-14:45

面向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可持续发展议长 （5分）高原 明生 (TAKAHARA Akio) 东京大学教授 /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副议长

报告A（10分）

马 利中 （MA Lizhong） 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报告B （10分）

关 志雄 （C. H. KWAN）

报告C （10分）

陈 友骏 （CHEN Youju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报告D （10分）

大泉 启一郎 （OIZUMI Keiichiro） 日本综合研究所高级主任研究员

自由讨论（50分）

出席者全員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14:45 -14:55

休息第二场
面向日中关系的稳定和信赖关系的深化

14:55-16:30
议长 （5分）廉 德瑰 （LIAN Degui）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报告A（10分）

佐藤 安信 （SATO Yasunobu） 东京大学教授

报告B （10分）

包报告C （10分）

渡边 刚 （WATANABE Takeshi） 杏林大学副教授

报告D （10分）

金 永明 （JIN Yongming）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自由讨论（50分）

出席者全員

霞琴 （BAO Xiaqin）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总结
16:30-16:50
高原 明生 (TAKAHARA Akio) 东京大学教授 /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副议长总结 (20分)
廉德瑰 （LIAN Degui）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閉幕词
16:50-17:00
閉幕词 （5分）

石垣 泰司 (ISHIGAKI Yasuji)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议长※有中日同时翻译

12. 发言人介绍【中方发言人】
马利中（MA Lizhong）

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2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语言文学系毕业。其后，历任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82 年～1985 年）、
上海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所长（1986 年～1998 年）、社团法人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90
年～1991 年）、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所长（1998 年～2002 年）后，于 2002 年起担任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6 年结束日本东邦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公众卫生学博士课程（获博士学位）。现兼任大阪市立大学客座教授等。

陈友骏（CHEN Youju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009 年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后期博士课程结束（获得博士学位）。2009 年进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
助理研究员后，2015 年起担任现职。单独著书有 3 册（『美中经济摩擦』（晃洋书房 2011 年）、『日本的新政治经济观』（时事出版社 2013 年）、『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年））、合著 1 册（『聚焦亚太』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年）。主要研究专业领域为国际经济合作关系、亚洲环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
中日美三角关系、日本问题等。

廉德瑰（LIAN Degui）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1985 年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后，1995 年获得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硕士（国际政治）、2003 年文学研究科博士（日本史）。1998 年起任国士馆大学政经学系讲师，2006 年起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等后，于 2016 年起任现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日美关系等。

包霞琴（BAO Xiaqin）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1990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硕士。1999 年结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博士课程（获得博士学位）。
经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专任讲师后，任现职。此外，也担任过日本立命馆大学客座教授、庆应义塾大学客座研究员等。

金永明（JIN Yongming）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1989 年毕业于浙江工学院电子工程学系（工学学士）。就职于浙江绍兴电子管工厂后，于 1999 年以及 2001 年
获得日本关西大学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2005 年获得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8 年任理论经济学博士研
究员（博士后）。2001 年起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12 年起任研究员/教授。

【日方发言人】
岛田晴雄 (SHIMADA Haruo)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会长 / 全球论坛执行干事

1965 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系，1967 年结束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硕士课程，1970 年结束该博士课程，1974 年结束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课程（获得博士学位）。经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千叶商科大学校长等职后，就任现职。期间，还担任过麻省工科大学客座教授、ESSEC（法国经济经营大学）交换教授、
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现任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庆应义塾
大学名誉教授。

2

高原

明生 (TAKAHARA Akio)

东京大学教授 /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副议长

1981 年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1983 年结束苏塞克斯大学开发问题研究所硕士课程，1988 年获得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笹川和平财团研究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专门调查员、樱美林大学助教、立教大学助教、教授等后，于2005 年起任现职。兼任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副议长、日本国际论坛高级研究员、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日本国际
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等。

关志雄 （C. H. KWAN）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1979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1986 年完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系博士课程，1996 年获得东京大学经
济学博士学位。历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经济分析师，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调查部高级研究员、亚洲调查室室长，布鲁金斯研究所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等职。2004 年起，担任野村资本
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至今。

大泉启一郎（OIZUMI Keiichiro）

日本综合研究所高级主任研究员

1988 年结束京都大学农学研究科大学院硕士课程。1990 年开始从事调查业务。经三井银行综合研究所・
樱花综合研究所后，现在于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从事亚洲经济动向的调查工作。2012 年获得京都大学博士学位（地区研究）。著书『走向老化的亚洲』（2007 年、中公新书）获得发展中国家研究奖励奖。现在，也兼任国际协力
机构（JICA）社会保障课题委员会委员、厚生劳动省「有关国际 Active Aging 项目中的日本贡献研究会」成员。

佐藤安信（SATO Yasunobu）

东京大学教授1982 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学科毕业，1984 年最高法院司法研修所毕业。作为律师（东京律师会）在日本、纽约（纽约州律师会 91）、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等地从事法律业务后，于 2005 年任现职。其间历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法律事务官、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人权事务官、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法务部律师等。1989 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律学院法学硕士（LLM），2000 年获得伦敦大学高等法律学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法学博士（PhD）学位。

渡边刚（WATANABE Takeshi）

杏林大学副教授

1998 年获得筑波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社会科学研究科法学专业学分后退学。其后在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分析第二课任专门分析员，同时在千叶大学、千叶县警察学校中文科（北京话）任教后，就任杏林大学。2007 年起任现职（2010 年起兼任杏林大学大学院国际协力研究科副教授）。同时也兼任法政大学、拓殖大学、庆应义塾大学、
一桥大学等的讲师，现在在东京大学和筑波大学大学院也担任讲义。

石垣泰司（ISHIGAKI Yasuji）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议长

1959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法学院，同年入外务省。先后历任亚州局地域政策课事务官、部长秘书处书记、亚州局
西南亚课长、驻加拿大大使馆参事官、驻泰国大使馆公使、法务部入国管理局总务课长、联合国参事官、联合国
審議官、驻圣保罗总领事、多明尼加共和国大使、黎巴嫩大使、芬兰大使、爱沙尼亚大使。2000 年辞去官职后、
担任东海大学法学部教授、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亚非法律协商组织（AALCO）日本代表。当前兼任公益
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评议员。
(会议安排刊登顺序)3

3. 報告原稿
第一场: 面向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可持续发展马 利中
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期待与日本携手合作构建中国的养老产业关于少子老龄化时代日中合作的方式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市场购买力的变迁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和日本同样的人口结构变化过程。随着经济增长和生育意识的变化，中国老龄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截止 2015 年末，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 1 亿 4386 万，占总人口比例的 10.5%。在二十世纪 50 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正在开始形成老龄人口的增长高峰，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的父母。另外，中国老龄化率从 7%到 14%的倍增年数约为 26 年，与日本 24 年的老龄化率翻番速度非常接近。以中国老龄化发达地区上海市为例，2015 年上海市的老龄化率已达 19.6%，女性平均寿命为 85.09 岁，男性为 80.47
岁，接近“长寿国家”日本的水平。上海市在制定老龄化对策、构筑社区为老服务体系的实践过程中，高度重视
与日本同行的研究与交流。目前，随着老年人群购买能力的提高，健康福利等多种多样及大规模为老服务的消费
需求开始在中国出现，但是与需求相适应的为老年服务市场尚未形成。比如，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核心家庭化和子女外出务工的增加，家庭的老年人照护能力下降，老年护理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正积极倡导养老产业的开发。2013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12 月 7 日，又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二、日本构建老龄化对策的理念和养老产业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作为世界第一“超老龄社会”的日本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其直接应对“超老龄社会”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如 2010 年 6 月日本政府在制定“生活成长战略”中提出了“世界最高水平医疗福利项目”的实现目标，即在 2020 年之前，通过培育和医疗护理健康等相关服务需求相适应的产业，实现“新市场 50 兆日元、新雇用 284 万人”的目标；2011 年 10 月、在修改“老年住宅法”时，厚生劳动省和国土交通
省合作推出了面向老年人的“服务配套型老年住宅”制度。2015 年 2 月，面对急剧发展的少子老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的大环境，厚生劳动省公布了“保健医疗 2035”的蓝图，即到 2035 年实现日本健康发达国家的政策目标及实现路径。少子老龄化问题从社会保障的文脉被看作为负债，但是从培育养老新产业的角度来看同时又是正能
量资产。虽然中国和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构建社会保障和老龄化对策方面有许多共同的课题。日本提倡并积极实践的“地域包括照护体系”、“养老新产业”等先进理念及养老商务新知识都是中国应该学习的。
面向老年人的护理服务以及消费品的中国市场正在开始崛起。经长期培育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相关事业的部分日
本企业已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养老产业领域合作的项目非常多。养老产业链主要涉及：（1）
养老住宅产业；（2）养老软件及信息系统产业；（3）护工培训产业；（4）福利器械产业；（5）综合性医护服务产业；（6）文化和体育休闲产业；（7）老年金融保险产业；（8）家政及其他服务产业等。中国养老产业的市场规模
约为60兆日元，中日在该领域的合作可谓是恰逢其时的双赢机会。中日在少子老龄化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以战
略互惠的高度为目标，在养老产业领域的构建中日商务合作意义深远。
4关 志雄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中国劳动力严重不足，因而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为此，增长方式应从以往的“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向“提高生产率”，即实施“供给侧改革”。其主要方式包括促进创新，以及通过产业升级和所有制改革来实现资源重组。要使供给侧改革顺利开展，以下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创新1.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 强化创投企业的金融支持体制。
3. 放宽信息管制。
产业升级
1. 政策不应“固守老产业”，而应注重“培养新产业”。要为培养新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尽快废除阻碍市场准
入和竞争的各种限制，同时放宽引进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限制。资金补助等也不应停留在夕阳产业，而应更多更顺地向新兴产业倾斜。
2. 要避免空洞化并实现产业升级，就应积极引进海外直接投资。外资企业的参与，不仅可以实现技术和经营资
源的转移，还能增加就业、促进竞争。
3. 在当地建厂生产十分重要，但更应提倡在国内总部生产直接出口海外。政府应通过推行 FTA 等完善自由贸易环境，使企业即使留在国内生产，其产品也能顺利出口海外。
所有制改革
1． 加快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
2． 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
3． 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对中国来说，解决这些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持中高速度成长的前提条件。

陈 友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高龄化时代背景下的中日经济合作
一 “新常态”中国经济与对外经济合作（１）“新常态”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①中高速增长（2016 年 GDP 增长率 6.7%、744127 亿元人民币）；②进一步趋向形态高级、分工复杂、结构合
5

理的发展阶段；③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④经济结构向调整存量、做优
增量的深度调整；⑤经济发展动力转向新增长点。
（２）“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①建立内外联动机制
对内：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外：产能合作、互联互通（“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②提出重要多边合作倡议，构建新的双、多边合作机制
NDB（金砖合作机制）、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
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WTO、RCEP、中日韩 FTA、FTAAP（亚太自贸区）
二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的改革前景（１）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突破口在于“结构性改革”（第三支箭），重点在于新兴产业的建设与扶持，基础是科技
水平及研究能力的持续提升
三大产业对象：①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制造服务业；②新能源及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制造；③以 iPS 细胞为代表的医疗技术产业及相关护理产业。
（２）日本经济需克服的主要困难①人口减少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冲击（2016 年负增长，跌破 1.27 亿）；②科技升级速度的减缓及产业化应用的滞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衰减；③制度瓶颈（传统规制与习惯等：“主银行体系”、“护送船队”金融管理体制、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等）④政治因素的干扰（中日韩 FTA 等）
三 中日经济合作的现实需要与潜在空间（１）产业互补与价值链分工有别为合作创造必要空间
日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显著；高技术劳动力占绝大多数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明显；中低技术劳动力仍占相当比重（２）主要合作产业领域（环境产业、制造技术等）
中国：中国制造 2025
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日本再興戦略 2016）
主要抓手：大数据、物联网、通信技术等
制造业大国 + 制造业强国 = 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胜利？
（３）地区经济一体化① “一带一路”倡议、AIIB（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日本参与的可能性？）② 中日韩 FTA（克服政治因素的干扰？）③ RCEP（低水平、低标准的妥协？）④ FTAAP（发挥东亚经济的优势？）6大泉 启一郎
日本综合研究所高级主任研究员关于老龄化对策的日中合作之方向
在应对老龄化社会对策问题上，日中两国进行合作甚为重要。在交流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在亚洲，在少子老龄化方面走在前列的日本的经验和采取的措施，被认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可以作为
参考的内容。但是，日本是进入高收入时代以后进展至老龄化社会的，而中国在中等收入时代老龄化就进展很快，
有关老龄化的情况有很大差异，这点应加以注意。比如，在日本是城市地区，而中国则是农村地带老龄化问题严重。
对于老龄化社会对策，应从社会保障制度、雇用环境、地区福利（地区综合性护理）三点来考虑协商。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随着老龄化的进展造成日本政府债务的增加，可能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推迟建设的原因之一。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何种制度，需要以互相交流的精神来协商。其中，建立一种不会产生生活
困难老龄人的制度，是急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在完善老年人的雇用环境问题上，首先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能力、居住地的经济环境进行调查，然后才能进行探讨。
（城市和农村的雇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作为一个重要的视点，今后，如何开拓利用数码技术的工作方式等，也是需要考虑的。
关于地区福利（地区综合性护理）问题，需推进包括地方自治体、民间企业、社会志愿者在内的多层次的交流（互相学习经验）。需要建立积累各种经验和知识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传输日本在护理方面的现场视屏，
供中国农村收视作为参考。这样的系统是有效的。

第二场: 面向日中关系的稳定和信赖关系的深化
佐藤 安信
东京大学教授／可持续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为“实现法治”日中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为了实现日中关系的稳定和信赖关系的形成，日中两国应以防止滥用权力的“法治”为共同理念，在东亚地区
进行合作。仅仅依靠法治的“法治主义”是不能杜绝腐败的。中国单方面在尖阁列岛以及南海为改变现状轻视国际法所采取的行动，不仅令日本，也令世界诸多国家感到担忧。AIIB 在一带一路政策下推进的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以及以法治为核心的治理问题，也作为最重要课题受到世界的注目。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
在防止国内腐败对策以及缩小差距问题上，进行着努力。日本应对此进行支援，进而在亚洲地区为实现公正公平
7

的可持续的发展，与中国在“法治”方面进行合作。
“人类的安全保障”和可持续开发目标 (SDGs)
关于安全保障问题，不应以一个国家为单位来考虑，首先要求日中两国做到无论属于哪个国籍，应该让人们感
到有以个人为中心的安全保障感。首先要设定一个共同课题，就是少子老龄化。2015 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人类安全保障”的可持续开发目标（SDGs），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应实现的目标，其中“法治”和“公正、和谐和
包容社会”是第 16 项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日中两国政府以及各市民社会、民间部门应共同合作来推进（Goal17）
。
联合国的“有关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全球市场的治理不能只靠国内法或国际法，还应遵循 2011 年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等行动规范，即软法律。交易对方如果侵犯人权，而对此置之放任，则会出现抵制购买该公司商品的运动，从供应链方面也会对
侵害人权企业加以严格的注意。为救济人权受害者，需超越国境进行协助。日本的一个全球企业曾因其在中国的承包企业剥削工人，受到指控。美国的全球企业也因其在中国的承包公司在工作环境、劳动问题上受到指控。这
两家企业保证与中国地方政府协助来改善这些问题。在日本，因少子老龄化，缺少劳动力，采取技能研修生制度
向农村以及中小企业派遣研修生，被批评为是实际上的剥削。在中国等派遣研修生的国家，也有对这种做法的批评，说因从派遣研修生那里获取大量手续费，而形成了腐败渎职的温床。日中间的这种结构问题需要改善。
为实现“公正、和谐和包容的社会”进行合作对人权、环境问题的受害者，不仅需要进行救济，还需要在投资环境方面实施公正公平的法律制度，在纠纷处理问题上进行协助。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日本应进一步进行援助。这些改革，对实现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是极为重要的。中国为在亚洲地区进一步展开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事业，也需要加速这些法律制度的建设。尤其是，为和平解决纠纷问题，需要利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有关投资保护协议的投资仲裁，中国也出现了需要利用这种制度的情况。日中两国官民并举进行协助，使仲裁等和平解决纠纷的处理程序在亚洲地区通用，则对日中两国均有利，这也可以说是亚洲安全保障的重要战略。

包霞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重构相互信赖中日关系的难点与路径一．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特点
近年来中日关系剧烈的起伏动荡表明，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代，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发生逆转，两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出现明显变化，两国的外交战略都呈现出外向型发展的基本态势，中日关系面临历史上首度出现的“强强相遇”。这种结构性变化必然带来双边关系的动荡和起伏，甚至外溢到地区和多边层面的竞争和博弈。
（1)从双边层面来看，中日关系日趋走向失序和失范的状态。过去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默契和共识被打破，而新的平衡与共识尚未建立起来，双边关系越来越走向迷茫和无序。如何管控矛盾、建立新的原则和共识成为紧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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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从地区和多边层面来看，中日双边关系的恶化已经外溢到地区和多边层面，南海问题上日本的积极介入以及中国的激烈反抗就是集中表现。南海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障碍，如何构建稳定的海洋秩序和地区
秩序、中日两国如何才能重建信赖关系成为紧迫课题。
二．重构相互信赖中日关系的路径（１）要遵循 2014 年 11 月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管控领土争端的升级。
在中国看来，东海和南海局势的紧张并不是中国“单方面”所为，而是日美联合遏制和围堵中国的结果。为了缓
和紧张局势，只有回到双边谈判的原点，外部势力介入越多局势就越复杂。在东海问题上，要通过“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尽早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解决方案的选择：一是钓鱼岛海域或空域共同不巡航，这个地区作为真空地带搁置起来；二是共同巡航共同管理，可以组织联合巡航队对该地区进行管理；三是在缓解领土争端的前提下，对东海油气进行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
东海要成为和平之海和繁荣之海，出路就是双方冷静客观面对现实进行谈判，共同来管控危机，逐步减少战略猜疑和战略对抗，从而真正走向战略互惠和战略合作。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作为域外国家要尊重南海岛屿争端的当事国之间的谈判解决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为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中国也要理解和尊重日本对于南海作为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关切。
（２）中日关系的重构必须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
中日两国都处在战后最好的发展时期，两国的外交战略都呈现出外向型发展的基本态势。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引领了东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崛起，日本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治理经验有待中国去发掘和学习。而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的和平发展也带动了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积极进取的创新活力和取得的惊人成就也值得
日本的学习和尊重。中日双方应该积极发掘对方的优点和魅力，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并共同发展。
（３）政治领域要避免恶性的地区领导权之争，要树立多元主义的权力观，倡导多元主义的领导权，建立合作
分享的权力机制。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领导和管理世界，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同样需要中日韩以及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治理；（４）安全领域要倡导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理念，只有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才能真正维护地区稳定。任何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安全框架只能带来不安和反抗，任何形式的遏制和围堵都无法带
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渡边 刚
杏林大学副教授影响信赖关系的形象差异
一、舆论与外交关于外交，除了国家政府间关系外，还要以国内舆论为对象来考虑的所谓双层博弈这种说法，已是陈词滥调的
古典命题。无论是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政府，还是其他的政体，都应该需要获得民意的支持，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时，不能无视国内舆论的动向。比如，连被视为自以为是且过激的美国特朗普政权，舆论调查的结果也表示美国舆论的多数是支持他的。而韩国朴槿惠政权时签署的日韩慰安妇协议，虽然是外交上理性的选择，但因缺少
国内舆论的支持，现处于难以实施的危险状态。因此，在考虑构筑国家间广泛的相互信赖关系问题时，除政府间
的正式外交途径 1 轨，以及通过专家之间的沟通渠道 2 轨外，还要考虑国民之间的良好感情以及对对方的良好形
象，这点也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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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中两国关系和形象的差异
影响日中两国构筑信赖关系的，除了国家利益发生冲突问题外，也有因国民相互间对对方形象的差异而带来的影响。自身所抱有的对方形象，与对方所抱有的形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最近十年来，相互之间认为不好的印象占绝大多数。以下是根据言论 NPO 对双方差异的调查所做的分析。
（１）对对方不良印象的动向
中国：受政治形势以及事件的影响出现大幅度的增减 。近年呈减少趋势。（现在是 77%）。但是，对开战可能性有较高预测的趋势。（60％以上）
日本：有增减，整体呈增加趋势。近年一直处于较高状态（现在是 92％）。日本对对方的不良印象已越来越固定化。对开战可能性的预测，认为可能性较低。（28%）（２）抱有不良形象的阶层（※来自报道、实际感觉）
中国：高学历、高收入层对对方抱有不良印象的较少，低学历、低收入层的人较多。这也和有否经济能力到国外，特别是有否到日本的机会有关。
日本：和学历、收入的关系相对性不大。除以往的保守层外，自由主义层人群也对对方抱有不良印象。青年层人群也广泛呈反感。不受经济影响而想去中国的人，没有增加。希访华人数在减少。
（３）抱有不良印象的主要原因
中国：领土・资源问题（认为在夺回尖阁群岛和南海失地以及正当的领土保全问题上日本在进行妨碍）、历史问题（日本缺少反省和道歉）、军事威胁（认为日本的形象是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想通过日美同盟包围中国）。依然是旧时代的「传统」对立结构。
日本：领土・资源问题（在尖阁和南海中国显示了扩张主义・帝国主义的野心）、历史问题（无视数次的道歉和赔偿，固执于政治利用）、军事威胁（无视国际规则，给人侵略・军国主义以及加速扩军的形象）。这点和中
国方面抱有的不良形象是表里一致的。这是因对中国「新常态」不能适应，加上中国的特异性（独裁国家、向国际秩序挑战），以及对霸权式的举止行动，感到恐惧。
⇒双方均抱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受害意识。特别是中国自身也还没有适应「新常态」。应该意识到自已是大国・强国，采取不让周边国家产生误会的、高尚文雅的举止态度。

金 永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中日关系与海洋问题的关联性
引言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中日两国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少子老龄化现象引发的各种问题，诸如产业结构的合理调
整，服务对象设施的布局及改善，土地的合理使用及农作物生产效率的提高，污染土壤的防治，食品的安全生产和检测等，均是两国可以合作的重要方面。即中日两国在面对少子老龄化问题上有众多可以合作的领域，不仅可以借鉴经验和教训，也可发挥各自优势，以共同应对少子老龄化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然而，中日两国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差异，以及在海洋领土和海洋安全上的分歧与对立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呈现与发展，势必严重影响国民感情和情绪，进而影响和损害两国合作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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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和气氛，使得两国的合作进程受到上述各种问题的影响，从而损害双方合作领域的发展及效果，并关联中日关
系的起伏进程。换言之，这些重要问题的显现，严重影响和损害中日两国合作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效果，出现
不稳定的局面和态势。
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影响的关键问题2017 和 2018 年，是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年份。如何坚持长期以来中日两国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为基础，确保使中日关系由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中日政府联合声明》，1972 年 9 月 29 日）、和平友好关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 年 8 月 12 日），到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
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 年 11 月 26 日），进而上升为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 年 5 月 7 日）的发展进程，以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
作和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也即双方应抓住时机，须对中日关系进行再确认和
再定位，以切实稳固和推进中日关系持续发展。
鉴于海洋问题的历史性、敏感性、复杂性以及海洋空间和资源的利益性，两国对其的认识和理解发生的对立和争议，不仅影响民族感情，也关联国家利益，所以，如何合理地处理和管控海洋争议问题是我们应该着力的重要方面，也是维系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领域，必须认真合理地加以应对。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害无法弥补，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无法实现。
二、中日针对海洋争议问题的对立及努力的效果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存在东海问题的争议，其中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是其核心。但由于双方在历史事实和法理适用上的认识和分歧无法妥协和让步，因而迄今没有解决这些争议，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同时，随着南海问题的显现，尤其是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最终裁决的出现，日本政府在一系列的场合强烈要求中
国政府遵守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最终裁决内容，从而出现了对南海问题的新对立。然后，日本政府主张的“海洋法治三原则”，何尝不是中国政府主张依法治海应坚持的原则和方针，只是两国对海洋法的体系和制度在认知和解释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进而出现不同甚至对立的国家实践。
中国政府认为，仲裁庭对南海仲裁案作出的裁决，是仲裁庭借用和扩大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度性缺陷，
包括片面认定事实，扩大自身管辖权及缺失对管辖权的救济措施，以及超越自身权限等作出的裁决，严重损害了
国家自主选择解决方法的权利，使国家作出的排除性事项具有不可预见性，影响国家之间利用政治方法管控南海问题的效果，因而其是违法的、无效的，最终裁决对中国显然没有拘束力。换言之，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的出现，使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存在的先天性制度缺陷暴露无异，呈现对其进行修改完善的强大呼声和要求。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落实，才能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系统性和权威性，进而维系海洋秩序和实现海洋法治目标。
尽管中日两国对东海问题存在着对立和分歧，但两国政府均有意愿进行管控，以防不测事态的发生，避免对中日关系发展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这方面的政治意愿特别体现在对东海海空安全的管理上。标志性的事例为：中日通过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加强沟通和协调，为达成共识和管控东海海空安全作出了持续的努力，避免因海洋安全问题，影响和损害中日关系发展进程。
自 2012 年 1 月中日两国创设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以来，迄今已举行了六次会议。从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六次磋商达成的共识内容，可以看出中日针对海洋问题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中日两国均有政治意愿维护东海安全。但在设置和启动东海海空危机管控机制上，就适用范围存在不同
的意见。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和领空。而从设立应急联络通报机制的效果看，笔者认为，应将东海所有海空均纳入危机管控机制，以便于协调和管理。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改变和损害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政策及法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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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不同的机构之间设立联络协调机制，是适应两国海洋管理机构的合理产物。鉴于海洋问题的综合性和专业性，不同的海洋功能应有不同的机构予以管理，所以在不同的机构之间设立联络协调机制，有利于发挥各机构的职权和作用，也便于整体协调和管理。
第三，海洋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从中日两国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达成的共识内容看，两国就海洋领域合作呈现扩大化的趋势，包括海上搜救，打击走私，海上垃圾监测和处理，海上执法等领域，体现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的原则，具有可操作性，以全面提升中日海上合作进程和效果，避免因海洋问题影响和损害中日关系。
三、维系中日关系的海洋因素应对建议
尽管中日双方克服困难并作出了持续的努力，但在实质性的海洋合作成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双方需要继续就海洋问题举行磋商，以便达成共识和理解，并切实管控海洋安全问题。为此，双方应继续创造条件和气氛，特别应遵守以下事项：第一，努力保持高层互访和海洋事务磋商进程。即利用多种国际和双边场合在首脑间展开对话和协商，并创造
条件实现互访目标。同时，在这种政治意愿和气氛下，继续发挥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并尽早缔结和实施东海海空联络机制，以管控东海海空安全。此外，待条件成熟后，两国应对南海航行安全问题展开磋商，以照顾对方关切，并为丰富和完善海洋航行安全制度作出贡献。
第二，创设并展开实质性的中日海洋问题“二轨”对话进程。鉴于在政府层面很难展开实质性的针对海洋问题争议的研讨，为此，可在专家学者间创设“二轨”对话渠道，对海洋问题争议进行历史事实和法律依据等方面为
重点的闭门研讨会，以为各国政府解决海洋争议提供方案和建议。
第三，加强中日两国正面合作领域的宣传力度。中日关系氛围无疑受到媒体负面事件报道的影响，为此，两国
政府应采取措施让媒体多宣传和报道两国合作领域的正面事件，正确及时地回音负面影响的报道事件。同时，两
国应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创设典型的工程技术合作项目，以体现和增加两国之间的合作互利性和友好共赢性。
第四，加强人员交流和文化互信活动。中日关系的稳固发展，需要国民之间的信赖和理解，为此，中日两国应
不断地采取措施，包括创设中国国际交流基金，提供奖学金和资金的留学和短期访问项目，加强两国不同层面之间的人员交流和学习互鉴，增加国民对对方国家的文化和现实的理解和信任，为推进中日关系发展作出贡献。为
避免因政治因素影响双方间的交流合作进程，双方应努力制定制度性的文件，以切实持续地展开人文交流活动。
结语不可否认，中日关系无论在地区还是在世界，均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于稳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局势呈现变化且存在变数的现今，中日两国展开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不仅是两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对两国的期待。尤其在少子老龄化时代下，加强双方合作进程，对于增进两国国民福祉、发展社会治理水平，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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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共催機関紹介（1） 关于东亚共同体评议会
【設立】
2003 年在东盟 10＋３首脑会议框架下，相继成立了横跨东亚地区的二轨（半官半民）的知识共同体「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和「东亚论坛（EAF）」。日本也应对这种东亚地区的动向，于 2004 年 5 月 18 日成立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Community/CEAC）」。在日本国际论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际金融信息中心、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等智库以及日本国际论坛伊藤宪一理事长、东京大学田中明彦教授、经济
产业研究所吉富胜所长等的呼吁之下，对构筑「东亚共同体」抱有关心的各界诸多人士，参加了本评议会。新日
本制铁、丰田汽车等代表日本的企业经营家以及外务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文部省等有关政府部门的代表也
与会助兴，在以往显得被动滞后的日本，终于形成了集产官学一体化的、就东亚共同体构思进行研究探讨的重要平台。
【目的】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是探讨「东亚共同体」的涵盖全日本产官学的智能平台，是为加强国内有关人员之间的联系、
构筑智能基础，进而达成战略思想的共识为目的而成立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是探讨「东亚共同体」构思的研究
团体，不是推进团体。从本评议会对「东亚共同体」的考虑没有以特定的定义为前提，即可看出。对「东亚共同体」的地理范围以及「东亚共同体」的具体形态，有各种看法。本评议会的目的就是对这些看法进行研究，探索
日本应采取何种战略措施。
【組織】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是由“智库议员”、“有识之士议员”、“经济人士议员”构成的，顾问由日本国际论坛会长伊藤宪一、会长由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岛田晴雄、议长由日本国际论坛评议员石垣泰司、常任副议长由日本国际论坛专务理事渡边茧、副议长兼事务局长由日本国际论坛主任研究员菊池誉名担任。该评议会运营的基本方向，
通过“运营会议”以及“准备会议”审议后决定。在“政策会议”上，议员们就政策课题进行讨论，根据需要提出政策建议。事务局设在日本国际论坛内。本评议会也是“ASEAN＋3”首脑会议伞下 2 轨“东亚研究所联盟（NEAT）”
以及 1.5 轨“东亚论坛（EAF）”、日中韩 2 轨“日中韩三国合作研究联盟（NTCT）”的日方联络窗口。
【活動】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四项内容。
1.

研究和提出建议2.

和 NEAT・EAF 有关的活动3.

公开讨论活动

4.

宣传启发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本评议会针对「东亚共同体」构思的地区内各种动向，基于大局观点，研究
探讨日本应如何应对、应采取何种立场和战略，来集约各种意见，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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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球论坛［目的和历史］「全球论坛」起源于冷战时代 1982 年在西方国家内部（日美欧加 4 方）成立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四方论坛(Quadrangular Forum)」的「日本会议（Japan Chapter）」，是智能性的国际交流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 1996
年「四方论坛」停止活动，「四方论坛日本会议」也从「四方论坛」独立，作为独自的国际交流组织，以日本为中心向全世界展开，推进对话 。名称也改为「全球论坛 (Global Forum of Japan)」。

［组织］「全球论坛」是基于民间、非营利、非党派、独立立场的会员制的任意团体。赞同此目的的「经济人士」、「政治家」、「有识之士」成为「干事」或者「成员」，支撑着该组织的活动。办事处设在公益财团法人日本
国际论坛内。该组织由大河原良雄最高顾问、伊藤宪一代表干事、岛田晴雄执行干事、渡边茧常任干事以及包括丰田章一郎、茂木友三郎两位「经济界干事」在内的 10 名「経済界成员」，还有包括浅尾庆一郎、柿泽未途、小池百合子、谷垣祯一４名「政治家」干事在内的 16 名「政治家成员」、以及包括伊藤刚、岛田晴雄、
六鹿茂夫 3 名「有识之士干事」在内的 90 名「有识之士成员」组成。

［活动］（１）通过网站上的 e-论坛「议论百出」展开「公开讨论活动」（２）每月举行「国际政经恳谈会」、「外交圆桌恳谈会」（３）通过『会报』、网站、邮件杂志的出版发行推进「宣传启发活动」（４）以全球伙伴为对象，每年举行 3～4 次以政治取向为题的智能性对话。
「国际对话活动」 最近举办情况如下。
举办年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题目共同举办团体国际研讨会「仲裁法院判决『后』：亚洲海洋的今后」

明治大学国际政策研究所、明治大学国际综合研究所

１１月

与世界对话「乌克兰危机后的欧洲・亚太国际秩序和日本」

乌克兰世界政策研究所、美国大西洋协议会

９月日中韩对话「世界中的日中韩看戏」

日中韩三国合作办事处

７月

日本・亚太对话「21世纪的国际秩序和亚洲的海洋」

明治大学、西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３月日美对话「激烈动荡的世界和进化中的日美同盟：为了维护基于开放的原则基础的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美国）国际秩序」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日・东亚对话「东亚地区合作的新时代：如何克服多种风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印度尼西亚）

９月日中对话「面向构筑指向未来的日中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

７月

第二次日・GUAM对话「激烈动荡的世界中的日・GUAM关系」

GUAM：民主主义和经济发展机构

３月

中亚研讨会「面向未来的中亚的今天：机遇和挑战」

外务省、东京大学、The Japan Times

日美对话「新指针时代的日美同盟」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美国）日・东亚对话「我们应怎样做：为了亚洲各国之间的信赖关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２月阿尔伯特·罗萨里奥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菲律宾）［事务局］［住 址］〒107-0052 东京都港区赤坂 2-17-12-1301［T E L］03-3584-2190 ［F A X］03-3589-5120 ［E-mail］gfj@gfj.jp ［URL］http://www.gfj.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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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海外国語大学日本文化経済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建立于 1959 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日语学科点之一。每年为社会输送 140 多名合格的本科毕
业生、40 名左右的硕士毕业生以及 10 名左右的博士毕业生，
是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专业日语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

学院目前拥有日语语言文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两个专业，是全国唯一的日语经贸复合型专业。 学科 目
前，学院共有专职教师 33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8 人，具有博士学历、学位的教师共 18 人。另外，还有
若干外聘专业教师以及 3 名日籍专家。学院的科研成果在国内日本学研究界也居领先地位，迄今为止，共完成科
研成果 800 余项，其中教材、词典、音像作品共 200 余部，专著 20 余部，发表在国内外各级学术刊物上的论文
近 600 篇。在各类论文中，刊登在《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上的有 43 篇，另有部分论文发表在日本的《世界の日本語教育》、《日本語教育》、《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等各大专业性研究杂志以及《日本学刊》、《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 CSSCI 核心刊物上。
学院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法政大学、爱知大学等 10 余所大学建立了稳固的校际交流关系。每
年派遣 2-4 名教师以及 40 余名品学兼优的在校本科生、硕士生或博士生赴日进修，为提升教学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学院每年还得到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日中友好基金会以及其他各类奖学金项目的资助。

（4）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中心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各部门研究日本的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性学术机构。其宗旨是通过整合上海
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的力量，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文化、社会、法律等领域展开深入的跨学科研究，
以进一步提升日本研究和中日比较研究水平，形成一批有影响的日本问题、中日关系与中日比较研究系列成果，
并使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重要学术平台为目标。
本中心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研究员任主任，法学研究所金永明研究员任常务副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
傅钧文研究员任副主任，并由 28 位专职研究员组成的学术团体。这些研究人员不仅在日本有多年留学经历，而
且在日本研究、中日比较研究领域也有较多的学术成果和交流经历。总之，本中心是一个拥有丰厚资源、强大研
究力量、鲜明特色的专业性学术机构。
日本研究中心将通过主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学术研讨会、专题报告会，课题研究，出版学术论著，
合作交流等方式推进研究工作，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日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作出学术贡献，发挥国家高端智库单位作用为目的。
我们热忱欢迎各学术单位和团体，与日本研究中心加强联系和交流，共同为推进和发展中日关系贡献智慧。
地 址：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邮 编：200020；
电 话：86-21-3316-5095，86-21-3316-5355；
传 真：86-21-6384-0004；
邮 件：yxb@sass.org.cn;jym@sass.org.cn.

15（5）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承的学院，它起步于 1923 年成立的政治系，再生于1964 年组建的国际政治系。改革开放后，国际政治系获得快速发展，专业设置不断完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并于 2000 年扩建为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院下设国际政治系、政治学系、公共行政系和外交学系。
学院教职工 80 余人，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学科体系，学院大力推进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鼓励科研
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发表，先后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日本庆应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 20 多所世界知名高校进行合作，建立师生互访和双硕士项目，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6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107-0052 東京都港区赤坂 2-17-12-1301[Tel] 03-3584-2193 [Fax] 03-3505-4406[URL] http://www.ceac.jp [Email] ceac@ceac.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