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21
No.41,（2022）pp.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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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之镜：王韬《扶桑游记》中的日本形象1张 萍"#$王韬的《扶桑游记》是晚清域外游记的一种，其中的他者形象其实是自我建构，揭示了书
写者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空间。旅日期间的王韬自持“文士”身份，他笔下的日本形象是“同源日本”，遮蔽了日本历史的独特性和明治日本的近代感。作者运用“化异为同”的方法，将日本
的时空凝固在遥远的“三神山”之中，用日本的风景营造出体验古典情怀的理想情境，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民族风情演绎成中国文化的流风遗韵；异类化的日本形象同样属于中华文明视角之下的辐射。日本友人的盛情和礼遇对应的是作者失意文人的形象；“同道中人”的相知和敬重
塑造出一个“东方儒者”。游记突出了中日交通的源远流长和中国文化的崇高地位，忽视了中学
在遭遇西学冲击后的衰微和日、中、西三方文化杂糅的新情况，延续了中国中心主义的传统，在晚清时代极具代表性。
%&'$《扶桑游记》，日本形象，他者，自我!"#$%&'《扶桑游记》是晚清域外游记的一种，记载的是作者于 1879 年东游日本的见闻经历。王韬（1828—1897）是近代中国思想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1845 年考中秀才，1846年闱试不第，从此无缘功名。1848 年在上海结识了伦敦会教士麦都思，1849 年起到其所创建的墨海书馆工作，传播西学，开启民智，成为华洋交往中的活跃人员。1862 年起为躲避因上书太平军招致的清政府缉捕而逃亡香港，结交了英国著名汉学家、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助其译介四书五经。1867 年随其去往欧洲，为中国人至泰西的“前路之导，捷足之登”2，著有《漫游随录》。
1870 年返港，编著《普法战纪》，1874 年创办《循环日报》并任主笔，开报刊政论文体之先河，宣传变法自强。1879 年应邀到日本游历四月有余，著有《扶桑游记》。1884 年任上海《申报》编
纂主任，1885 年创办“弢园书局”，1887 年任格致书院掌院，1897 年病逝于上海。
王韬是“过渡时代”才会出现的人物，他的生平和思想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他本是一个深受
传统文化浸染的文人，后来转变为开明的西学倡导者、“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维新运动政论家，
但他并未实现完全的蜕变，而是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这种自我形象是伴随着对他者形象的塑造而形成的。自墨海书馆时期起，他便与西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之路。出游异域为其提供了直面他者的机会，《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中的“他者”与“自我”互为

1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晚清域外游记中的日本形象”（Y201840679）的成果。

2

《自序》
，王韬：
《漫游随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 43

页。

22

或問

第 41 号（2022）言说。
形象源于自我意识，表现了“自我—他者”、“本土—异域”的关系，揭示了书写者自身所处
的社会文化空间。他者形象的实质是一种自我建构，对异域的书写导向对本土的审视。换言之，他者形象是对他者的否定、对自我的补充和延伸。在此基础上，形象又分为个人形象与集体形
象。游记作者有着双重角色，他们的体验和叙事既带有私人性和个体性，又受到本民族的思想、心态、文化习俗的制约；当其具备一定的时代意义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时，就成为了一个有研究
价值的“注视者”。3在晚清域外游记的书写者中，王韬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注视者。他处于从根本上受到西方影响的历史之中，以鲜明而独特的方式构成了这一时代画卷，人们可以从他身
上了解近代中国，他具有超出自身的启发性。4
晚清时的出洋有因公与因私两种类型，与政府派驻的出使人员和派遣的考察人员相比，王韬
的身份是非官方的、个人的，对外国的了解较为自由和充分，记录和描绘也较能体现个人的意愿。5在 1867 年出国西行之前，他已有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文化传播经历，“西方”作为相异
性的存在，已经成为他反观“自我”时的“他者”。这种背景下的欧洲之行，使其对中西方之间的异同比较更具主体意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审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省思更具自觉性，《漫游随录》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文本。6
然而，相较于《漫游随录》，《扶桑游记》中的现代性叙事不但没有发展，反而被压缩得微乎其微。1879 年东渡之时，王韬已被日本启蒙知识分子奉为良师益友，是西洋文明的东方使者。
1873 年在香港出版的《普法战纪》于 1878 年传到日本，邀请他赴日的日本友人对其人其书仰慕不已，《扶桑游记》的《中村正直序》、《龟谷行跋》、《平安西尾跋》、《冈千仞跋》可资为证。在相邀者的期许中，他是思想精神的导师，其日本之行将有助于日本人进一步了解西方，然而，这
一预设却与其自我定位相背离。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7，旅日期间的王韬自持的
是“文士”身份而非“思想家”身份，鲜少提及日本友人所期待的话题。在 1887 年所写的《漫游随录》的《自序》中，他如此回忆自己在日本的惬意生活：“日本山水之胜，过于泰西。兼以同文之国，文词诗赋，迭唱屡赓。文字之缘，友朋之乐，特于海外见之，亦奇矣哉。
”8《扶桑游记》中有几处双方谈及“西方”，在这些讨论中，王韬的主张是一致的。6 月 8 日，
“席间论中西诸法”，作者说“法”应“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这才是“合之道”，“道”是“人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4[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7、215-216 页。
5王立群：《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第 125 页。

6姜维枫：《<漫游随录>形象双向多元言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

第 112-115 页。
7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 500 页。

8

《自序》
，王韬：
《漫游随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2008 年，第 42 页。

他者之鏡：王韜『扶桑游記』中的日本形象（張）

23

道”
、
“人情”
，佛教、道教、天方教、天主教等皆有盛衰，而儒教之人道则能“与天地同尽”，“天不变，道亦不变”；又举“安息日”为例，证明“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96 月 21 日，作者评论当时“仿效西法”，表面“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此外还有“不必学”、“不可学”
而学之者，又病在“行之太骤”、“摹之太似”；主张摒弃“泰西学士之言”，宣扬“孔孟遗意”“遍天下可行”。10可见，这里的西方形象是有明确的中国形象为对立面的。西方形象这一“明治日本”
的内核在中国的视角下被弱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扶桑游记》中明治日本形象的虚化和缺
失。对于维新前后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王韬很少涉及，也少有议论，偶有表露，不外乎“顺逆之势”、“盛极则衰”、“俯仰今昔，不禁盛衰之感”、“前后盛衰，真如黄粱一梦”之类，见解并无新意，亦无意于充分展开。11
再以其笔下的博览会为例。
《扶桑游记》中只零星地提到博览会，且每次只有寥寥数笔。写到长崎的博览会时语焉不详，仅以“光怪陆离”一词概括“会中陈设”，明治维新的成果只有“缫丝
之具，兹用西法，倍极敏捷”一句，“馀则物产之外，书画古玩杂陈。
”12这种记述显得心不在焉，似乎展会及展品都是无足轻重的。大阪博览会上的展品“较之长崎，既多且精”，但记录却更加乏
善可陈，只有一句“奇巧瑰异之物，几于不可名识”13，这表明作者并无认真探究之意，甚至没有猎奇的兴趣。对于“又胜于大坂一筹”的西京博览会，其笔墨同样是吝啬的：“物产之富，陈设之华，光怪陆离，几有五花八门之观。
”14重复的陈词、空洞的感慨，适足说明他不求甚解、敷衍了事。博览会是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大观”，是维新之成效的具体而微的展示，作为明治日本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博览会代表的是西方化和近代化的日本，寓意显豁，启迪深远。王韬的漠视无感
和轻描淡写，自然使日本的新面貌变得模糊起来。
如果将《扶桑游记》中的博览会与《漫游随录》中的类似场所相比较，作者用意之不同就更加鲜明了。在《漫游随录》中，他依次游览了卢浮宫、1867 年巴黎博览会场馆、水晶宫、伦敦博物院、不列颠博物馆、爱丁堡博物院，其中伦敦博物院还一游再游。其笔触有以下特点：其一，墨色饱满，刻画细腻，并未简单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极尽描摹之能事，如在介绍卢浮宫的展品时分
门别类，生物、植物、宝玩、名画、制造等一一道来。15其二，体会到博物院“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
”16其三，不止于描摹器物，而是追
根究底，考察了相关的制度，如制造业中的专利制度，并认识到“人勇于从事”与“人有一得之技，

9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38-439 页。

10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53 页。

11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30、436、486、494 页。

12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4 页。

13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8 页。

14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02 页。

15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2008 年，第 89-91 页。

16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2008 年，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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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朝廷不能以势相抑”有关，“其用心之精”与“国家”的“鼓舞”、“裁成”有关。17其四，“惜不
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18，呼吁中国向西方学习。
由此观之，对于王韬的自我形象而言，西方形象与日本形象的功能并不相同，从《扶桑游记》
的《自序》中，可以发现日本之行对于他构建自我形象的作用。他追溯了中日之间的渊源，揣测“海上三神山”即“徐福所至之地”，自此“东瀛始通”，“其人之容貌音声、性情风俗，固有与中土相
仿佛者”。可见，他对于日本形象的定位是“同源日本”。至于维新变法以来的“明治日本”，文中
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笔带过：“前之所谓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从而问津焉。
”这种叙述袭用
了“世外桃源”的说法，也就忽略了日本形象中“迩来与泰西通商，其法一变”的时代新意，将其化为中华典故的海外注脚。19(")*+,'《扶桑游记》中对于日本时空的界定是“海上三神山”20，这是代表中国传统地理观念的习
用说法。现实中，这一古旧的认识框架早已被从西方传来的地理知识所取代，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王韬，东渡之前也已经具备了近代地理知识，并且具有了亲至海外、结交日本人的经历，
也就摆脱了对于日本的神话想象。因此，在游记中保留这种说法，其实是有意而为的修辞策略。
此类意象不仅在他本人的诗文里频繁出现，在其友人的笔下也颇为常见，但这并非历史现场唱和的原貌，而是作者在将东游日记辑成文集时的刻意选择。对照日记手稿本可知，他将破坏这种氛围的诗作弃而不录，以保持全书中日本形象的一致性。21这表明，这种交流是单向的，作为“被注视者”的“他者”，要么配合，要么沉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异国空间是一个承认的场所，而非认知的场所”22。
进而言之，《扶桑游记》意在通过文学时空的重新营造，遮蔽日本历史的独特性和明治日本的近代感。首先，“这是对相异性进行‘整合’后的形象”，“其目的是使想象出的本群体的身份支配
被描写的相异性。
”23“三神山”本身含有异质性的因素，但并不足以辨识他者，反而将日本的存在
纳入了中国的神话传说系统，化“异”为“同”。
《漫游随录》的“黄浦帆樯”一节中，“海外三神山”亦被用来形容“浦滨一带”。24可见，《扶桑游记》中的“三神山”并不表示真正的“异”
，而是

17

王韬：
《漫游随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2008 年，第 115 页。

18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2008 年，第 126 页。

19

《自序》
，王韬：
《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85 页。

20

《自序》
，王韬：
《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85 页。

21

潘德宝：
《王韬<扶桑游记>与日本冶游空间的建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期，第 63-65 页。
22[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142 页。
23[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

2001 年，第 32-33 页。
24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2008 年，第 58 页。

他者之鏡：王韜『扶桑游記』中的日本形象（張）25

借助于将未知简化为已知、简化为“本民族的”成分，来“将异国据为己有”。25其次，“三神山”
这个“套话”，“赋予文本一个极为重要的消解时间的意义。
”26“套话”是集体形象的最小单位，释
放出最基本的信息，是一种单义交往的表征、一种固定文化的标志，具有重言、重复的特征，具备
高度的多语境性。27“三神山”将日本形象凝固在遥远的时空中，同时证明了自我形象的停滞不前。
还需说明的是，此类形象亦见于其他的晚清日本游记之中，但是不同书写者的呈现方法却不尽相同。例如在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虽然诗里写到“立国扶桑近日边”，但其后的注中则明确使用了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及其经纬度标注法。28如此一来，古老的“扶桑”便失去了对抗时代的力量。这是因为，“套话”的时间性取决于国家间经济、军事、政治形势的对比，以及民族心态的变化。29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体对于时代的感知和表现是不同的，个人形象与集体形象之间的关
系也是不可一概而论的。显然，黄遵宪的做法展现出“走向世界”的眼界和格局。
日本作为相异性“他者”，原应与本土“自我”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在《扶桑游记》中，异质性被化约为同质性，通篇散布着古代中国的流风遗韵。在“海上三神山”的时空中，作者展开
了对日本风光的描绘。对比王韬的两部作品，《漫游随录》的目光有很大一部分投注于城市这种
人造景观，这对于传统游记重在模山范水是一个突破，尽管他笔下的城市仍然布满了中国的话语风景元素。30在《扶桑游记》中，古典色彩更加浓重，自然风光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回归不仅体现在题材方面，还体现在以中国记游文学的语言对日本的风景进行编码，将异域经验的特殊性
消磨殆尽，使人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海外。这种自由的处理方式在文学形象中是普遍的和典
型的：形象是神话和海市蜃楼，文学“幻象”无视现实本身，是书写者自身的梦幻和欲望的投
31

射。

在中国文学意象的铺排和中国文化情境的营造中，日本风光成为传统文人体验古典情怀的理想对象，大致表现为五点。其一，面对不忍池、墨川、柴桥、利根川的景色，感慨时节变化。32

25[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132 页。
26[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136 页。
27[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158-161

页。
28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581-582 页。

29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194-195 页。

30

朱恬骅：
《王韬<漫游随录>中域外城市的文本编码和图像表达》，《上海文化》2014 年第 10 期，第57-60 页。
31[法]布吕奈尔等：《形象与人民心理学》，张联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114

页；[德]胡戈·迪塞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
，王晓珏
译，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80-81 页。
32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07、415-416、475、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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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风声雨声之中、月升凭栏之夜、山泉潺湲之侧、千岩竞秀之地，抒发邈远幽思。33其三，刻画飞鸟山、上野公园、日光山、柳岛美景，传达游赏意趣。34其四，静坐对瀑、往游各寺、寻访古迹，领悟无上妙境。35其五，于崎阳山水、“东瀛三绝”、回马村中，遥忆中土仙界。36
这些风景之所以无法让人感到新奇，是因为作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收编。于是，日本风光变成
中国的幻象，体现了文化心理和思维机制上的“化异为同”。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中土踪迹。日本的风俗民情是鲜明、独特的，但作者依然运用
了“化异为同”的手法，使日本风情的方方面面均笼罩着中华影像。分而言之：艺植之巧，深得中
国妙法精义；37庭院居室，布局、点缀、材料、结构、装饰、题名，或取自中华，或得其神韵；38
室中陈设，茶具、书画、古玩，多华物，染华风；39行为礼节，可鉴旧习古礼；40乐器乐曲，“筑紫筝”为中国之筝，笙、笛为隋唐遗制，所奏是隋唐遗曲，所弹是娥皇古乐；41风俗聚会，纪念中华人物，沿袭中华传统。42如此这般，日本的民族特色便难以彰显，中国人完全可以理解日本人的生
活世界，因为这是被中国本土话语所归化的日本形象。
日本女子作为风俗画的一部分，同样蒙上了一层中国面纱：一是用于印证中国的典籍、遗俗、
古法、古风，二是用来满足中华文人的传统想象。即便是拥有西方背景、海外经历的新式日本女子
也被置于古代文学的经典场景，其新面目也就不再分明：“余偕某友，乘车出游，新雨泥泞，车行颇迟。登山浴温泉。有日本女子，能操西音，自言从西人自香港、上海至横滨，今暂留神户。因邀
至其家，则室在山半，花木萧疏，庐舍精洁。小憩久之，期以他日再来践约。此何异刘阮误入天台
而饱吃胡麻饭也。
”43作者以刘阮遇仙自况，将日本视为神山仙乡，字里行间全无新异之处，满是对前尘往事的想象性再现。日本女子仿佛从古书中款款而来，映照出他风流自赏、沧桑感怀的文人形象。
与中土流风相悖的习俗，则被置于本土文化的标尺之下进行评判，如“男女共浴”。
“午后偕季
方、友琴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
44“瀑布处男女裸体往浴，是亦此辈避暑快事，然未免为山灵所笑矣。
”45面对这种特殊的民族风情，33

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28、477、490、494 页。

34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49、469、485-486、499 页。

35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7、401、485、491 页。

36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46、459、490-491 页。

37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9、401 页。

38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9、422、442、462、507 页。

39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4、400、411、417-418 页。

40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37-438 页。

41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43、447、486 页。

42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01、461 页。

43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8 页。

44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7 页。

45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5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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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之鏡：王韜『扶桑游記』中的日本形象（張）王韬或者将其视为无法理解的奇观，或者对其不屑一顾，并未产生探究的兴趣。这样一来，“他者”
的奇异性也就没有超出“自我”的认同性，进而言之，这是与认同性相辅相成的奇异性，是身份认
46

同的补充。 相较于同类化的日本形象，异类化的日本形象以“反例”的方式加强了中国文化的权
威性，依旧属于中华文明视角之下的辐射。在帮助中国树立和维护自身形象方面，两类日本形象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毫无疑问，作者对于日本风土人情的描摹偏离了原型，但辨析形象的真实性只是研究的起点。
文学形象不是对一个存在于文本之外的异国的表现或复制，而是体现了“想象他者”时所特有的原47

则和规律。 形象的功能性远比所谓的真实性重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则是形象功能的两极，
48

其中，“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 。显然，《扶桑游记》中的日本形象是意识形态性的，非常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的模式和图解。由此可以发现，“传统”在近代中国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而是能够引起极度的感情冲动，甚至成为人们的信仰，而
在日本这样一个中西、古今交接、重合的地带，中国人更加难以抛弃早先的思维习惯，更加倾向于强调连续或复兴。49-"./)0'
日本友人是《扶桑游记》中十分突出的形象，自始至终伴随着王韬的漫游。他们大多不是固步
自封之辈，而是有着维新的背景：能使用英语，有出国游历或驻节出使的经历，在政府中任职，从
事新闻行业，治西学且有所成有，致力于编译西方国家的史地著述，关注国际形势并有自己的分析
判断。50还有一些是汉学家和为中华传统文化所浸润的文人墨客，他们博学多文，讲学诂经，追慕贤哲，勠力卫道，有儒者风范；擅长诗、书、画，考求古制，采辑名流，不染尘俗，有名士风度。
51

其中，有些人是新旧、中西兼于一身的。例如，中村正直“世仕幕府，至君独以儒学显，文章倜傥称一时，幕府擢君官。后通洋学，其业大进。维新既建，辞职家居，政府特起之，摄理师范学校。
君温厚笃挚，教诱后进，蔼然可亲。兼明中西学术，意欲译编西国史以行于世云。
”52佐川柽所“意46[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

年，第 121 页。
47[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

2001 年，第 24 页。
48[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

2001 年，第 35 页。
49[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罗检秋译，1998 年，第 83 页。

50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2、399、400、410、412、416、417、426、428、436、450、453、468 页。
51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09、417、426、429、443、447、452、457 页。
52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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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41 号（2022）

气雄豪，风雅独绝，于诗、书、画皆有夙好；而又擅岐黄术，兼通中西法，固有足多者。
”53但在王韬看来，他们的身份区别无关紧要，其思想倾向也没有必要深究。
日本之游，令他感慨颇深的是“苔岑之契，金石之交，乃得之于海外”，令他铭记于心的是“厚意高情，殊可感也”。54回顾东瀛之行，“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55，“日本文士来访者，户外屦满。樽罍之开，敦槃之会，无日无之。
”56这种情形也得到了日本友人的证实：“都下名士，
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彼此之间是“人生朋友之际，声应气求，肝胆相照，千里来会，恨相见晚者”。57可见，此行之所以令作者忆之动容，朋友
的善意和尊敬带给他的触动极为重要。
日本友人眼中的王韬是卓尔不群的，在众多“清国之人游吾邦者”中，他不属于“限于长崎一方”的“估客”，亦不同于其他“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者，而是亘古未有的“身未至而大名先闻，既至而倾动都邑”者，“抑先生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挂，
宜其人人影附而响从也。
”58这种承认和推崇给了王韬深切的慰藉。他本是一个科举不第、佣书异人的落魄书生，尽管旅日之时，已经因从事西学启蒙与变革维新而成为知名人士，但这并没有消除他出身正统、仕途从政、功成名就的情结，他始终没能摒弃“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想，而是一直敏感和伤怀于自己的异端身份。日本友人的盛情和礼遇恰恰是对于这种遗憾的弥补。
他曾在日本友人面前自述身世，标榜自己的清高脱俗。其实，他“不乐仕进”并非“素性”如此，“逍遥世外”、“颐养性天”亦是无奈之举，“立说著书”正是为了“以自表见”，“安贫乐道，处
之怡然”也不过是自我开解之言。59这种自我形象表面上是超然世外的隐士，骨子里却依旧是那个
失意的文人：“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日本诸文士亦解鄙意，只谈风月。
”60对比
《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东游时的王韬给人的印象是耽于酒色、诗文销愁，这是由时运不齐、
命途多舛引发的，是传统文人的应时自处。61
进而，有一类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日本友人形象为作者所“津津乐道”。他们原本胸怀大志，磊落奇伟，也曾投身报国，踔厉奋发，却继而退隐江湖，放浪形骸，最终归于寂寞，静以待尽。6253

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68 页。

54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13、434 页。

55

《自序》
，王韬：
《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86 页。

56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45 页。

57《中村正直序》，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89-390 页。

58《中村正直序》，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0 页。

59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10 页。

60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45 页。

61

段怀清：
《苍茫谁尽东西界：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读解》，《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第 38 页。
62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09、412、417、447、457-458

页。

他者之鏡：王韜『扶桑游記』中的日本形象（張）29显然，王韬在他们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形象，而日本友人为《扶桑游记》所做的序跋中，也多有与其心意相通之言。重野安绎如此理解他的游历：“自古卓落不羁之士，无所施于时，则往往作汗漫游，
寓意文墨，娱情花柳，以慰其抑郁无聊”，是以读《扶桑游记》“而窃为先生悲之”。63对于其“通儒”气质与“风流”人格之间的矛盾，平安西尾认为“不知者或疑为豪放自恣；而知之者，深惜其抱利器而不用”64。对于其书其人之间的反差，冈千仞认为“先生儿女之情有馀，而风云之志不足”
之言不为确论，他实际是因“未有所遇”、“郁郁不得于内”而“遁迹海岛”、“托之声色豪华”
，
“其
心独苦也！
”65
那么，作者与日本人交游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笔谈良久，甚相契合”66。
笔谈有时是在“余已解衣睡矣”之夜，有时是在“几令人无盥栉暇”之晨，有时是在“风雨殊恶”之夕。67来者有的是旧友，有的是由旧友介绍而至的新朋，还有的是慕名前来的陌生人。就交流的内容而言，多为索诗索字、携文乞正，索诗索字者之急切一度令人难以招架，携文乞正者所携如释
教各书、明清八大家文，此外还有乞作碑铭以尽“士君子之责”者。68作者有时与人讲经，有时观览古籍，有时参加文士集会。他将这些活动翻演成了中华本土的前朝旧梦，如将出席“讲经会”者
比作“竹林之数”，将日本同人举办的践行宴比作“葵邱践土之会”。69“同道中人”的相知与敬重源自“两邦之亲睦”的传承。70他将自己置于朱舜水、张斐、沈克异、戴曼公等人的序列之中，“深欣吾道之不孤”；日本友人认为中日交好“自隋唐以来，以近岁为始”，“如先生者，可谓后来者驾而居上”，将其视为东游的“中华名士”，是可与晁衡、吉备
等相比肩的文化交流者。71 这是“东方儒者”的形象。在近代的远游者中，不论是就传统文化的积淀，还是就西学视野的开阔来说，王韬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名士”。他也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被奉为上宾，是因为在日本人眼中，自己是中华文明的符号标记，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于是积极主动地配合他们的想象，有力地宣扬本土文明：“壶觞既洽，文字其同”，“我来蓬岛，扬扢
宗风”。72
作为“东方儒者”的新晋代表，需要追溯中日交通的历史渊源。
“夙昔同文本一家，泮宫制
度似中华；极知洙泗宗风远，不独蓬莱胜地夸” 73，游记清晰地呈现了与中国一本同源的日本形

63《重野安绎序》，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88 页。

64《平安西尾跋》，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511 页。

65《冈千仞跋》，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513-514 页。

66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1 页。

67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09、425、433 页。

68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49、446、411 页。

69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10、500 页。

70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2 页。

71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27 页。

72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62 页。

73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55 页。

30

或問

第 41 号（2022）象。在明亡至日本者中，有朱舜水、陈元赟等“胜国逋臣”，其中朱舜水“实开日本文教之先声”，王韬对其生平事迹有专门的考证，后乐园、东圣庙等皆与之相关。7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古圣先贤在日本留下了印迹，如得仁堂所祀为伯夷、叔齐，日光祠中有孔门十哲、尧舜、巢由的刻像。75宗教信仰方面，胜道、空海等开宗立派者都曾入唐学佛；76自明清之际隐元禅师东渡始，木庵、即非、独湛、浩泉、法灯等接踵而来；77日东寺宇所供佛像“仿佛中土”。78文学方面，日东诗家大多“探源汉魏、取法唐宋”79。
时至晚清，中华文化的崇高地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例如，“旧幕盛时，事孔圣礼极为隆盛”，“维新以来，专尚西学，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馆，广蓄书史，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80“事孔圣礼”的衰微在时代潮流的变迁中是自不待言的，书籍馆所蓄或可视为彼时日、中、西三方文化杂糅的一个缩影。再如，浅草寺打上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明显印
记，寺院外面的商业活动却沾染上了西方的色彩。81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作者对日本形象的选择性呈现自有深意。
“同源日本”的形象也得到了日本友人的呼应：东瀛成为蓬岛、扶桑、扬
州、浔阳等的再现，徐福东渡、文字相通是中日交通的历史和成果。
由此可见，《扶桑游记》中的日本形象极大地延续了中国中心主义的传统。日本依然是中华文化圈中的朝贡国，中国形象是高大、尊贵的，作者是自豪、自如的。然而，这既不符合日本的历史，
也不符合彼时的现实，对于这一点，王韬其实是清楚的。东游之前，他已从传教士和自己接触的日
本人那里了解到日本社会发生的巨变，并发表过多篇关于日本的政论文，涉及日本与清王朝的关系，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在军事、经济上迅速崛起，以及日本逐渐强硬的外交态度，等等。在将中日
并置时，他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迫切希望清政府向日本学习富强之术。尽管如此，作为
儒家传统的信奉者，他仍然坚持自身历史文化的优越性，不愿承认日本的实力已然居上的事实。这
种矛盾在晚清时人的日本观中极具代表性，也正是中国落后于时代的宗主国心态，导致其在应对
日本时的消极和被动。82
作者简介：张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诗学、海外汉学。

74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18、455 页。

75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18、487 页。

76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86-487、492 页。

77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89-490 页。

78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398 页。

79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98 页。

80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55 页。

81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三）》，2008 年，第 446 页。

82

王立群：
《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

第 3 期，第 100-1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