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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2,（2022）pp.61-70

赫士：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郭 建福
摘 要：赫士是一名晚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却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与赫士息息相关的中国近代大学就有四所：登州文会馆、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和华北神学院。赫
士还译编了许多大学教科书。本文基于当时的一些原始史料，考察这样一位在华 62 年的传教士，有助于揭示体制、社会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赫士 登州文会馆 近代大学 山东大学每次我们去探望他或者他和奶奶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孩子们会和他一起坐在台阶上，并且每人说出一颗星星的名字后才去睡觉。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认识不同的星星。然后，他会给这些
星座起一个希腊或者拉丁文的名字。之后才会放我们去睡觉，那时候我们是既充满着敬畏之心，
又满是睡意。
（[1]，p. 285）

图 1：中年时候的赫士这段文字是现居美国的赫士孙女玛格丽特·霍利斯特（Margaret Hollister）回忆自己祖父的情景。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是一位晚清时期来华美国传教士。赫士出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南北战争中战死，母亲独自抚养他们兄妹四人。虽然缺衣
少食，母亲还是把赫士送入了高等学府。1875 年，赫士考入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
New Wilmington），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赫士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是非学（逻辑学）以及理化诸科，毕业得初级学士文凭。1979 年，赫士进入匹兹堡神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获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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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文凭。
（[2]，p. 61）1882 年，赫士受美国北长老会的委派来到中国，被分配到山东登州，1 辅助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登州文会馆的工作，开始了他在华长达 62 年的教
育生涯。

一、赫士与中国近代的四所大学
赫士不但担任过文会馆的监督（即校长），还间接或直接创办了三所中国著名的大学：齐鲁大
学、山东大学和华北神学院。
1、在登州文会馆的工作。影响赫士一生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赫士的大学老师著名神学教
育家本杰明·华菲德（B. B. Warfield，1851—1921），另一个人就是狄考文。华菲德的教育使赫士
成为一名坚定的保守主义神学教育者，而狄考文则深深影响了赫士的教育思想。1864 年，狄考文
在山东登州创办一所男童蒙养学堂，该校 1977 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取以文会友之意。
（[2]，p.
25）1881 年 2 ⽉ 14 ⽇，狄考文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
（[2]，p.
214）总部不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派赫士及其夫人来登州辅助狄考文的工作。
（[3]，p. 31）
对于来华传教士来说，最难的就是学习汉语，赫士却极有语言天赋，且勤奋好学，在狄考文的指导下，他仅用了十一个月就初步学会了使用汉语，（[4]，p. 487）而且“不数载即深通华文经籍”（[2]，p. 61）。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赫士很快便成为狄考文教育教学方面的“左膀右臂”（[5]，p. 183）。1895 年，赫士正式接替狄考文担任文会馆监督。赫士在文会馆从事教学工作 18 个年头，最后 6 年，他是文会馆杰出的监督。
（[3]，p. 31）在此期间，赫士教授过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地质学等学科。
赫士一直是狄考文教育理念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狄考文管理学校，非常的严格，有严苛的惩罚措施，正是这个原因，学生们有时候称他是狄老虎。
（[6]，p. 99）⽐如狄考文在惩罚一名吞食鸦片自杀学生的时候，他“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按照规矩狠狠鞭打了他一顿”，并且认为“应该那样做”。在文会馆的赏罚条款中规定，一礼拜内，“学生有何争执、肆骂、吵闹等事，均记册内”，
由“监督训诫而惩责之”。
（[2]，p. 75）而且直到 1901 年赫士离开文会馆，才废除了这项规定。
赫士还坚定地支持狄考文不允许在文会馆教授英语。作为一名美国人开设的学校，文会馆坚
持不教英语似乎很难理解，而且这样的规定在其他学校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狄考文的解释是
担心“培养出一个不同的学生阶层”，而且会导致学生“国学水准的下降”。甚至在文会馆教育
经费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有捐助者提出只要教授英文就会捐助一大笔款项支持学校，狄考文都坚决地拒绝了。在给美国总部的一封信中，赫士和狄考文一起明确表示，只要文会馆由狄考文和赫士
掌管，他们就坚决不教授英语。
（[6]，p. 148）
⽂会馆虽然受制于办学经费短缺、地理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但经过狄考文、赫士等人的努力，文会馆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效果，“几乎确定无疑是 19 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5]，p.
140）。1897 年，狄考文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我们现在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1现在的烟台市蓬莱市，晚清时期府治设在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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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士：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伝播者（郭）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学院的两倍还多”。
（[6]，p. 114）狄考文与赫士的关系非常密切，完全
信赖他，当赫士决定辞去文会馆监督一职时，狄考文“几乎如丧亲之痛”（[6]，p. 153）。
2、创办山东大学。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廷出于为了维护自己封建统治的目的，开始改革制[7]度，兴办学校。1901 年 9 ⽉ 14 ⽇，慈禧太后下令“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 。
[8]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看到了机会，随即上书皇帝奏请在济南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 并举荐赫士担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现由臣访订美国人赫士派充大学堂总教习，该洋人品行端正，学术淹通。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勘胜任”。
（[9]，p. 340）光绪帝 10 月 6 日朱批：“知2道了。” 袁世凯积极邀请赫士来济南商谈创办山东大学堂之事，并亲自与赫士“订立合同十条，[10]载明应听巡抚节制”，“此项合同”由赫士“亲笔签字”。

1901 年 10 月，赫士接受袁世凯的邀请，率领美籍教习 4 人，文会馆现任教习 9 人，并挑选文会馆应届、往届毕业生 8 人，共计 22 人，沿用文会馆的办学方法，用时不足两月就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省级官办大学堂，招收第一批新生 300 名。[11] 赫士也因此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获得了清廷
颁发的“双龙勋章”。袁世凯还仿照狄考文、赫士编制的《文会馆典章》，制定了《山东大学堂章
程》。清廷认为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资之道。”
要求“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12]，p.7）。
1902 年 3 ⽉ 11 ⽇，复谕令各省开办学堂“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严令“当知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12]，p. 8）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对山东的办学章程重视程度。

图 2：山东大学李平教授 画卷《山东大学堂创办》，中间外国人为赫士山东大学堂建成后，赫士出任总教习，直接对巡抚负责，拥有学校的管理权和人事权。1902 年[12]8 月，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从各地的廪生、增生和附生中考选，共招 104 人。

该馆后来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出来成为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赫士主持编辑出版了《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2光绪帝朱批袁世凯奏折《奏试办山东大学堂折》，原件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号 00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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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赫士还在学校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开清廷官办学校风气之先。赫士仿照文会馆实验仪器制造所（workshop）模式，聘任文会馆的学生丁立璜创办了山东理化机械制造所，3 ([2]，p. 240)制造高校所需实验器械设备，成效显著。狄考文、赫士还“为这个制造所的设备及其产品广泛进行通信联系，产品销路很好”。([2]，p. 263)1910 年，
⼭东制造理化器械所以所制物品陈列南洋劝业会，4 咸称为全国第一家。([2]，p. 52)文科方面，赫
士在办学章程上效仿登州文会馆开设史志、地舆课程，形成中国经学与中外历史并存的课程体系。
如其备斋除开设中国经史掌故外，还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等各种浅近之学；正斋分政、艺两门，[14]

授“普通学”。

袁世凯高度评价称：“中外史学、中国治法学皆囊括于内。”（[9]，p. 332）

1902 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新任的山东巡抚坚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并提出“新知识与旧道德”的理念，要求师生跪拜皇太后、皇帝牌位，平常礼节上打躬作揖，如遇祭孔之大典则
行跪拜礼，如有不跪拜的学生则直接开除。以赫士为代表的基督徒教师则坚持“非真神不跪拜”
的原则，赫士与山东官方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赫士撰文指出他们并非反儒，而是认为山东大学堂
强制要求师生祭拜孔子违背了信仰自由的原则。赫士感到“应该谨慎地放弃自己的职务。”[15] 山东巡抚周馥也给予赫士回应，他首先盛赞赫士“贵总教习教导有方，在堂诸生方将仰赖裁成”，对
赫士的辞职则是“何至遽然请退，彼阅之下，歉仄难安。”周馥认为“敬拜孔圣乃中国至重典礼”，
表达的“不外报谢与敬仰二意”，而“贵总教习必欲教民不拜孔圣，不但违背学堂章程，事体不合，且恐嗣后民教畛域，益因而显分矣”。最后周馥极力挽留赫士：“贵总教习岂不知之，本部院
深顾阁下推与人为善之心，宏舍己从人之量，乃留皋比，启迪诸生，以副袁宫保当日聘请之意，至合同三年期满，是否愿留，鄙人亦不敢相强。今欲中道辞归，毅然截然，蒙请至年底为期，为学堂
另延教习”，希望赫士“复加斟酌，不胜盼祝”。[16] 周馥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能如此谦卑挽留赫士，他也是尽力了。赫士力图用自己的声音引起清廷官方的某种妥协，但他也深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902 年，赫士辞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职务。赫士的辞职无论是对于山东大学堂还是赫士本
人都是很大的损失，但这种深植于中西文化之中的礼仪冲突，[17] 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
3、创建齐鲁大学。赫士离开山东大学堂后，深感与当时清廷办学理念的不可调和，先后到芝罘（今烟台）、潍县（今潍坊）一代传教，被青州共和神道学堂聘为总教习。1904 年，登州文会馆
迁至潍县，归并青州英国浸礼会库寿龄硕士所办之广德书院大学班，改名为广文学堂。[18]1917 年，
共和神道学堂、医道学堂和广文学堂合并搬迁到济南称为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与北京的燕京大学合称“南齐北燕”。齐鲁大学建校初期有三个院系：
文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赫士担任神学院院长职务。新开办的齐鲁大学虽然没有了官方封建条款
的羁绊，但此时的齐鲁大学神学院建制极为复杂，很多教会掺杂其中，协办的有“四公会，曰：英
浸会、美长老会、坎拿大（加拿大）长老会、美公理会，不久将复有友爱会加入”。[19] 长期以来，3

该制造所后来被官方垄断。
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由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于 1910 年(清宣统二年)6 月 5 日在南京举办，历时达半年，共有中外 30 多万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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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浸信会的势力在神学院根深蒂固，这让隶属于美国北长老会的神学院院长赫士常感力不从心。
([20]，p. 30)
齐鲁大学内部也出现了保守主义神学和自由主义神学之争。赫士是坚定地保守主义神学主义者，而曾在文会馆从教过的路思义（H. W. Luce，1868-1941）等人崇尚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自由主义神学思潮在校园内迅速蔓延，赫士曾尖锐的指出：“即便是从较温和的保守观点来看，济南的某
些教学内容也只能被定为谬误。”最终，赫士“由于文理、医、神三科合并到济南成为一所大学所
产生的各方面困难”[21] 被迫辞职。
3、创建华北神学院。1919 年 9 月，赫士带领 18 名学生，离开齐鲁大学回到潍县乐道院内，
继续他的教学工作，并着手创建新校。尽管赫士有者丰富的办学经验，但他此时已经是 62 岁的老
人了。1922 年 9 月，赫士又把学校迁到了山东滕县，建立永久校址，定名为华北神学院。赫士明
确表示华北神学院是一所尊重圣经的保守主义的神学院。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并非只教授神学，还
教授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等科目，并建有一座标准很高的理化实验大楼。
三、赫士的著作及其科学教育赫士在华办学期间编译了很多著作，其中包括不少科学类的教科书，内容也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了增减。关于赫士一生的著作，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郭大松认为是 24 种，姚西伊认为赫士“翻译编写的科学与神学教材达三十七本之多”([4]，p. 488)。山东神学院的贺爱霞
查找国内外相关资料，并专程走访了赫士的孙女及其家人，最终认为“赫士的著译作品不少于 37种”。赫士著作中属于自然科学的著作有：《光学揭要》《热学揭要》《声学揭要》《天文揭要》《天
文初阶》《天文新编》《天文入门》《计算日食的方法》《对数表》，参编了狄考文的《化学名目与命
名法》；而在《中西教会报》连载刊登的赫士作品有《地学要旨》、《石学略论》、《地学略论》等作品。
1、物理译著及实验。其实在赫士编译教科书之前，狄考文已经编译了不少著作，但他大多数
都集中在数学方面，如《笔算数学》等，狄考文编译的《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并
未出版，（[2]，p. 231）建校初期一直使用丁韪良编著的《格物入门》，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后，编译
出版新式大学教科书的责任就落到了赫士身上。赫士最早编译的作品就是三本物理教科书：《光学
揭要》《热学揭要》《声学揭要》。这三本书都是以法国人加诺（Adolphe Ganot, 1804-1887）编写的
Element de Physique 的英译本 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 为底本，依据的版本是第 14 版，其中相对应的“光学”、“声学”和“热学”部分编译而成的，[22] 赫士结合自己多年的讲义根据登州
文会馆学生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做了删减和补充。协助赫士翻译《光学揭要》《声学揭要》的是他的
学生朱葆琛，校阅周文源，协助赫士翻译《热学揭要》是刘永贵，三人都是文会馆的优秀毕业生，并留校任教，相互之间非常熟悉，翻译工作也做得很默契，绝少出现失误。
其中第二版的《光学揭要》(1898)加了一个附录，首次提到了关于“然根光”“即 X 射线”
的内容。“何为然根光。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季，有德之格致士，名然根者，用虚无筒试电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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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偶得一奥光”。是知“然根”为 Rontgen 之译音，而“然根光”为 X 射线的第二个中文译
[23]

名。

邹振环将《光学揭要》列入了《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主要讲的是该书对 X 光的介绍。
狄考文和赫士还非常重视物理实验，文会馆的物理实验室可分为九大类，包括：水学器、气学
器、蒸气器、声学器、力学器、热学器、磁学器、光学器、电学器三类（干电器、湿电器、副电器），[24]

共 300 多种实验仪器供学生使用。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仪器设备是文会馆自己仿制的。这些实验设备对提高文会馆的物理教学效率和质量有很大帮助。
2、化学教育。赫士在化学教育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化学译名的统一。1871 年，傅兰雅与徐寿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其中将化合物直接翻译为“杂质”，出现这样的错误说明翻译者对基本的化学知识没有真正的理解。而赫士是美国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科学功底深厚，又在文会馆教授科学课程十几年，帮助他翻译的是文会馆的优秀毕业生，因此赫士翻译的著作大都较为准确实用。化学
本身是一门实验科学，文会馆的化学实验室“诸凡化学实验、辩质、求数常用之器、药料，颇称完
备”。
（[2]，p.85）这也为赫士的化学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891 年，赫士兼任广学会书记、会长各三年。([2]，p.61)1896 年益智书会成立科技术语委员会，狄考文任主席，化学术语的拟定主要由赫士拟定初稿，最后由狄考文总其成。赫士发表《关于翻译的几点建议》中指出：我们现在教科书没有充分考虑统一译名所带来的便利，这种便利不仅[25]

会影响教师和学生，而且会影响整个的教学活动的效率。

赫士在他的著作中也一直践行统一译

名的原则。1897 年，赫士在《热学揭要》序言中指出：所用原质名目，乃益智书会新定，非敢杜撰也，其与化学鉴原辅编相同者不录。1898 年，赫士在《光学揭要》第二版的序言指出：至引用
化学之处，概依新记法，如硫强水不作轻养硫养，而作轻硫养是也，至于前原质之名字，而益智书[26]

会业已改正。

而 1893 年出版的《声学揭要》序言没有这样的内容。1901 年，狄考文、赫士出版[27]《化学名目与命名法》

一书，该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命名原则，另一部分是无机化合

物的英汉名词对照表。而且将所有元素分为三类，即气体、金属和非金属，这样的分类法现在也基[28]

本沿用下来。

翻看赫士编译的著作，不难发现，赫士的科学著作大多是在 1902 年之前，之后大多是神学
类的作品。就很少有物理、化学、数学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了，就连他原想出版电学方面书籍的事，
也搁置下来。
笔者分析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义和团运动使登州文会馆校舍
不同程度的受损，赫士等外籍教师也被迫去烟台和朝鲜避难。义和团运动给赫士的震动很大，他
开始反思他的教育行为。1901 年，赫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山东大学堂的建设中来，还是因为封建势力的原因被迫于 1902 年离开。因此，赫士更加坚定了改变中国要从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角度
出发，因此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编译神学著作上来。另一方面，1900 年之后，清廷实行新政，以日本人饭盛挺造的《物理学》为标志，大量编译的日本教科书涌入，再不像之前没有书籍
可用的情况。而且清廷也制定了相关学制，使教科书的编译有了相应的标准。赫士编译的著作也

赫士：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伝播者（郭）67就逐渐淡出了大学教科书的舞台。虽然赫士理化学科的热情降低了，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却伴随了他的一生。
3、天文学教育。赫士来华时带来了大批良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以及一架口径为十英
寸的天文望远镜。在登州文会馆定居下来之后，赫士就在自己种满果木的花园里建造了一个小型
天文台，并且安装了望远镜。从此以后，只要他搬家，他就会建造一个日晷和望远镜，用来看他
的校正表，帮他计算时间以及确定传教站的位置，这是他毕生的热爱。1942 年，赫士被日本人关进潍县集中营，他还是坚持每天至少两次记录气温，早晚各一次，以及白天的天气情况。
（[1]，
p. 285）
赫士先后编译出版四本天文学书籍：《天文揭要》《天文初阶》《天文入门》和《天文新编》。
《天文揭要》是赫士 1897 年译著的一本天文教科书。赫士在序言中写道：“余来中华，助理文会
馆事。因取泰西诸天文书，采其粹精，揭其体要，辑成一编，分上、下两卷，共十八章。”有“天文用学”“天文力学”“天文体学”三部分。其底本“虽非本自一人，然从路密司者，过半焉”。
编辑这本书的原因是“夫以海内宿刊，皆载往迹陈辞，而于天文近来事迹，杳无所考”，而且“将推算要式大都删除，致使天文之实理，虚而难凭”。书中有课后习题，“使诸生因书而求习题，因[29]题而究书理，由浅入深，庶不泥纸上之空谈也”。 《天文初阶》《天文入门》更适合初学天文知识者阅读。
1911 年，赫士又编辑出版了《天文新编》，他在序言中指出“惟欧美于近十年来光图镜出现，
天文学较前特有进步”。增加了“天文测算”和“天文新解”，于是“数月而是编告成，名曰天文新编”。[30] 足见赫士对天文学的热爱。晚年赫士还帮助学生王锡恩的天文学研究，把他的天文学
文章翻译成英文发表，为王锡恩在国际上赢得巨大声誉。
4、赫士的其他贡献。1890 年前后，赫士利用文会馆的印刷设备，创办了山东境内第一份中文
报纸——《山东时报》，由文会馆的毕业生孙炳文担任主笔，主要报道山东各地教会发展情况，发
行量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份。根据现有资料，此报在 1899 年 2 月还在印行，历时久远，影响较大。
([20]，p. 23)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报纸被迫停刊。针对民众通信困难的情况，赫士在烟台创办了山东乡村邮政，由于邮件少，待遇低，普通人不愿意从事这一职业。赫士就发动文会馆毕业生兼职
工作，最后还是维持了下来。
清廷新政时期，袁世凯留意到慈禧太后对新式教育很感兴趣，便把赫士推荐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安排赫士在紫禁城内教天文学,有时也给王室成员和公卿重臣介绍西方的思想与科学，还
委托他草拟了各省大学课程设置的清单。利用这一时机，赫士把星期天休假制度推荐给了慈禧太后。他先在小范围内试行每七天休息一天，得到大家的拥护后，便将有关提案巧妙地放在慈禧太
后要看的奏折中间，并得到了慈禧的认可，最终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国推行，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
地固定休假日。赫士本人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现在赫士孙女美国的家中的衣橱里还挂着一件很旧的中国清朝服饰，但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绣有龙纹图样，是赫士在皇宫教书时
穿的衣服。([1]，p.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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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赫士与狄考文、丁韪良
丁韪良（W. Martin，1827-1916）、狄考文、赫士是先后来华办教育比较典型的三位传教士。
狄考文在华时间是 45 年，丁韪良和赫士则是目前已知在华时间最长的两位传教士，都是长达 62
年，三人也都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狄考文与丁韪良的私人关系是非常好，丁韪良早年经常来登州
狄考文的家中度假。他们也都编著了很多书籍，丁韪良在科技类书籍编著有《格物入门》七卷，法律类有《万国公报》，宗教类有《天道溯源》等。文会馆最初使用的物理教科书就是《格物入门》，
随着文会馆升格为大学，《格物入门》显然已经不能适用学校的发展，随改用赫士编著的物理教科
书。
教学质量方面。狄考文和赫士执教的登州文会馆成绩优异。丁韪良曾盛赞文会馆为“伟大的山东灯塔”。义和团运动之后，各地方政府争聘文会馆毕业学生为教习。一时间，毕业生供不应求，截至 1904 年，全国 16 个省份的学堂中都有文会馆毕业生担任西学教习，“领有毕业凭照，
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6]，p.158）。丁韪良执掌的同文馆
教学质量却很难保证。学生上课爱来不来，教师也是并不认真，郑观应在《皇清经世文三篇》第二卷《西学》中认为同文馆主要是学习“语言文字”，至于“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翻译方面虽然是同文馆的主业，但也是“很不像话”，一次总理衙门因需俄文翻译，找来几名文会馆学生，“由总理衙门检了七个学生送到军机处考试，其中有一个人学过十三
年之久的俄文，其余六人只学过七年，及一考试，其中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的上来，其余最多者，不过认识一半，军机处大怒。”大加申饬了一顿，“学洋文十余年之久，竟连字母都不认识，殊属不成事体”。“其他英法文馆也是如此”以后稍稍有点起色，然仍未能按时上课。
([31]，p. 35)
工资待遇方面。狄考文和赫士拿的都是教会发放的微薄工资，而且是自费办教育，而丁韪良的工资则是年薪白银 1000 两（相当于 1330 美⾦），是非常高的工资，当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
家教读也不过每月八两。([31]，p. 29)
信仰方面。赫士则因为信仰问题无法调和，辞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职务，巡抚周馥近乎哀求得劝其留下，但赫士毅然辞职。丁韪良在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主动参与祭拜孔孟牌位。义和
团运动之后，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缺为由把丁韪良等人予以辞退，后来丁韪良等人还为了追讨薪资与清廷打了好几年官司。
结语赫士是来华传教士的一个代表，他们为了基督信仰而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近代教育和科学。
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科学教育只是方法，传教士的根本目的是传教，即实现其“中华归主”
的目标。但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支撑着赫士在中国勤勤恳恳办了 62 年教育，为中国的近代大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是在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教授了 18 年课程，并担任了 6
年校长，又于 1901 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官办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于 1917 年与路思义等人
一起创建齐鲁大学，于 1921 年正式创办了华北神学院。赫士还先后编译了物理、数学、化学、天赫士：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伝播者（郭）69文、地质学等大学教科书，晚年病逝于日本人的侵华集中营中。翻开赫士的履历，执着和坚持是他
一生最大的特点。
早在读大学的时候，赫士与同班的一名漂亮女生萨拉·布莱克（Sarah Black)相爱，萨拉是赫
士家附近农场主的女儿，并于 1881 年 11 月订婚。正当两人准备同来中国之时，萨拉于 1882 年初
不幸感染肺炎去世。赫士备受打击，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险些不能完成学业。但是对传教的热忱以
及信仰的执着，还是激励赫士最终坚持修完所学课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赫士从此一生都携带着萨拉的照片，直到临终前才授意儿子妥善处理好，并且向妻子玛格丽特表达自己的爱意。([1]，pp.
279-280)能把去世未婚妻的照片带在身上 62 年的人，是何等的执着和坚守！也正是他的执着与坚守，使他一次次“自毁前途”，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礼仪发生冲突，使他被迫辞去山东大学的职务；他的保守主义神学思想与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发生冲突，使他被迫辞去齐鲁大
学的职务。
赫士一生的际遇与他的信仰有关，更与他的性格有关，同样是传教士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和丁韪良，就能灵活的绕开东西方文化中的礼仪壁垒，将自己的才能发挥
出来，而赫士只能是离开。作为教育家，赫士的才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作为一名传教士，他
已经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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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建福（1974-）男，山东沾化人，山东女子学院，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
史研究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Emall：guojianfu_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