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61
No.24,（2013）pp.61-72

被操纵的身体：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不易服”思潮张希摘要：本文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关于“剪辫不易服”的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以传统丝织品商人为主的社会群体如何在革命后的中国，运用“卫生”、“经济”、“文明”等现代性宰制
话语，捍卫自我利益与诉求。借此，本文试图窥探革命后新旧交替之际的中国，“身体”这个场
域内所发生的权力运作与利益争夺。
关键词：剪辫、易服、社会舆论、辛亥革命

一、引言
1

相关研究显示，辛亥革命期间，上海这座城市借“革命”的招牌兴起了许多生意。 然而，相比起书籍、报刊、戏曲等行业此时乘势而上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传统服装产业在革命的涤荡之下却是备受冲击。事实上，早在甲午之战后，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剪去长辫”（即“剪辫”）、“改2易西服”（即“易服”）的呼声。 但由于西服的主要材质为呢、革，与中国人惯常穿戴的丝、帛、纱、缎等衣料在原料获取、制造工艺等方面大相径庭，故中国当时尚且无法出产与“洋货”相匹敌的西服。世人忧虑在中国本土服装产业自我更新换代之前，服装这一日常大宗消费品的西化，将导致洋货大行其道，而洋货的大量进口将导致国家利权外溢。因此，至光宣之际，“剪辫易服”
的重心实则逐渐放置在了“剪辫”之上。但武昌起义之后，随着“剪辫”的大规模开展，与发型相配套的服制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就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虽然发式和服制是辛亥革命期间社会风俗改造中密切相关的两个话题，但既有研究多重视前者而少述后者，且多将“剪辫”与“易服”并置，而甚少重视辛亥
前后社会舆论关于“不剪辫”、“不易服”的讨论和呼吁，尤其未能站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追

	
  	
  	
  	
  	
  	
  	
  	
  	
  	
  	
  	
  	
  	
  	
  	
  	
  	
  	
  	
  	
  	
  	
  	
  	
  	
  	
  	
  	
  	
  	
  	
  	
  	
  	
  	
  	
  	
  	
  	
   	
  	
  	
  	
  	
  	
  	
  	
  	
  	
  	
  	
  	
  	
  	
  	
  	
  	
  	
  	
   	
  
1

瞿骏：《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 《史林》2008 年第 3 期，第 137-150 页；瞿

骏：《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21898 年，康有为向光绪帝呈交《请断发易服改元折》，着重从蓄辫“不利于外交”、“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军事”、“不利于形象”、“不利于闻声”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剪发”之于富国强民的重要性。参见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见录于氏著，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上海：上海远
东出版社，1997 年，第 407-409 页。

	
  62	
 

或問	
  第 24 号	
  （2013）3

踪相关言论的产生和制造过程，反思其在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关于“剪辫不易服”的舆论，分析“剪辫不易服”的新国民形象在逐渐为新生的革命政府接受的过程之中，民众的反应与遭遇，从而审视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之际，“身体”
这个场域内所发生的权力运作与利益争夺。

二、“剪辫不易服”的舆论制造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甫入元年，《申报》、《大公报》就先后转载了同一篇文章——《服饰刍议》，
4

大谈政权更替之后，男性服饰改革的利弊。 该文开篇首先表明自身赞同“易服”的立场，指出“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朔易服，所以示革新之象也。今者发辫之物，在所必去。衣服之制，亦宜定式”，“易服”乃革故鼎新之后大势所趋之必然。并认为那些坚持或主张束发于顶，穿着长袍之国人“以固旧之士，无识之民为多”，指责其不知时势和变通，“徒知其古之可法，而不知今之适用否也”。观者若不继续往下看，或许会以为这是一篇敦促大众改易西服的文章，但接下来作者却话
锋一转，指出“揆今之势，服既归天然之淘汰，若一旦倏改西装，于中国大局亦有大不宜之现象”，
并紧接着从国家利权、社会损害、个人经济及卫生三大方面，条陈了“易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
来的负面效应：“关于国家之利权。我国衣服向用丝绸，冠履亦皆缎。倘改易西服，衣帽用呢，靴鞋用

	
  	
  	
  	
  	
  	
  	
  	
  	
  	
  	
  	
  	
  	
  	
  	
  	
  	
  	
  	
  	
  	
  	
  	
  	
  	
  	
  	
  	
  	
  	
  	
  	
  	
  	
  	
  	
  	
  	
  	
   	
  	
  	
  	
  	
  	
  	
  	
  	
  	
  	
  	
  	
  	
  	
  	
  	
  	
  	
  	
   	
  
3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学者黎志刚和台湾学者苗延威，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出应当将衣服和发型结合起来（黎氏偏重“剪发易服”，苗氏则着重强调了“剪发不易服”）进行论述，但他们各自的研究均限于篇幅
原因而对此仅点到为止，未作深入探究。大陆学者樊学庆和邱魏，曾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剪发”与“易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不过，樊氏虽然观察到清末服饰西化与土货利权、国家发展之间困境，但由于其研究时段主要是清末立宪，故他并未继续追问出现这种困境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与商人采纳了何种因应之道，即未关注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关于“剪发不易服”的呼吁。邱氏的研究时段由于集中在辛亥
革命，故其考察到“易服”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服装如何因客观经济现实的制约而得以与西服一起并行于世。但遗憾的是，他对这一复杂过程的交代较为简单，没有探讨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背后的一系列社会
运作。海外学者沈艾悌（Henrietta Harrison）在其专著《制造共和国民》中，也对西方社交礼俗如何介
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关注，但沈氏对精英阶层的示范作用、政治力量的干预关照过多，而对可能是推动“不易服”最重要因素——商业原因考察得略显单薄。参见黎志刚：《辛亥革命前后的辫发风潮》，见录于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第 133-146 页；苗延威：《从断发到理发：以日治时期断发运动为中心的讨论》，“身体、权力与认同”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0 年 12 月，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惠赐论文；樊学庆：《“剪发易服”与晚清立宪困局（1909-19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 年 9 月号，第 69 期，
第 41-78 页；邱魏：《辛亥革命后的“剪辫易服”潮》,《史林》2000 年第 2 期，第 82-87 页；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9-60.
4《服饰刍议》，《申报》1912 年 1 月 7 日，第一张第六、七版；《服饰刍议》，《大公报》1912 年 1 月 17日，第二张。

	
  	
  	
  	
  	
  	
  	
  	
  	
  	
  	
  	
  	
  	
  被操縦的身体：辛亥革命後的“剪辮不易服”思潮（張）	
  	
  	
  	
  	
  	
  	
  	
  	
  	
  	
  	
  63

革，则中国不及改制呢革，势必尽购外货，利源外溢，数必亿兆，民用愈匮国用愈困矣……
关于社会之损害。中国丝缎向为各国之冠，农工商之业，此者不下数千千万人。倘改用呢料，仅以丝绸供半数女服之用，吾知农失其利，商耗其本，工休其业，社会上必大受影响……关
于个人之经济及卫生。华人向服丝缎长袍，一旦改呢，服短窄之衣，旧有之衣皆不适用。富者或可另制，贫者将何以堪？服之不合，改之不得，弃之尤为可惜。且华人惯服丝绵羊皮，
今如西式之层层均系单夹，于寒天亦殊有碍，而其一甚衣价又倍昂于丝绵羊皮。”
经过该作者的一番分析，“易服”这一看似举手之劳的改革，居然向上牵动国家利权，向下危及工商百业和万众民生，牵涉既深且广。言下之意，稍有智识的国民，理所应当以大局为重，慎重装饰自身形象。不过，既然“易服”乃旧邦新造之后的大势，而“不易服”又事关国计民生，
均不可怠慢处之的二者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抉择呢？该作者接着提出了一条“中间道路”，指出在中国传统服装“各业逐渐改良，衣业、典当积货销罄，人人旧服尽行穿敝”之前，为达到展示民
国不同于满清的新气象，且保全国家利权的双重目的，可用“古之唐巾礼冠”以及方褂、长袍做成简便的礼服。如此一来，既“省改制”又“便更换”，还可达到礼服分别等级的效果。待中国商人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具备生产与洋货相抗衡的西装时，中国人则可一律改易。
这条“缓易服”的折中计策，显然是在为中国传统服装产业的转型争取时间，试图将“易服”
对国计民生，尤其是相关产业的商人所能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力图实现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的
平稳过渡。不过，该作者最终虽赞成改易西服，但为保全国家利权和行业利益计，始终坚持“易服不易料”，认为“为装则从西，货料万不可不用本国绫罗绸缎丝质……如此则与中国各业永永无损，而与寒暖习惯绝无窒碍也。”至此，作者撰写此文的主观意图已非常明显，其根本目的在于说
服国人采纳国货。其说理中所使用的西服均单夹，而中国人无此耐冷之性质等近乎本质主义的措辞，以及“积货销罄，人人旧服尽行穿敝”之类理想主义的设想，均是用以劝导大众坚持使用中国传统衣料的托辞。为了加强其说理的效果，到了文末，作者还不忘谆谆告诫众人“要之天下之事，当取其长而用其便，不必事事则效西人，亦不必事事据古法”，在“易服”问题上要有自己的思考。并且，通过对比“专制之时，非天子不得让礼，立宪之世，凡人民皆得立法”的政治实际，摆出自己身为中国国民一分子的政治身份，作者这一表面上看是在诚惶诚恐地与同胞共同商榷的举动，实际上是隐而不彰地在保护国货问题上寻求声援，共同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治力量的介入和保护。
而这一所谓的舆论，这一先后发表于沪、津二地影响力与辐射力最大的两大报刊的文章，与中国传统服装业的行业利益紧密相扣，实在无法不让人怀疑它是否系业内人士共同谋划而成的产物，其最终目的在于捍卫国货在国内市场的地位，阻止洋货抢生意。文章开头对于“易服”那种
恨不得早日推广开来的企盼，或许只是作者在“文明”、“与世大同”等强势话语之下，既表达自我不赞成立即易服的观点，又避免招惹启蒙精英批驳的一种策略。遗憾的是，由于该文作者佚名，且在两刊均以“来稿”的形式出现，因此虽然明知此文在排版上紧随此时万众瞩目的革命要闻之

	
  64	
 

或問	
  第 24 号	
  （2013）后意义非凡，仍不得不困于难以搜罗证据追踪该文发表背后的一系列关联和运作。但同一时期，作为上海援鄂志愿决死团总代表的陈血岑发表于《申报》上的署名文章，则明确表白了自己与上海绸业界的关系，为我们审视此时南北二地关于“剪辫不易服”的社会舆论提供一条积极思考的线索。
陈血岑，湖北人，参加黄花岗起义之后流亡香港、北海等地，听闻武昌起义，遂欲借道上海
5前往湖北。适逢上海革命党人组织援鄂志愿决死团，欣然入募，被推为总代表。 1912 年 1 月 9日，《申报》登载了署名为“旅沪决死团代表陈血岑”的《敬告上海业同胞诸公书》一文。该文

表明，此前不久陈血岑受钱江绸业公所陈耀卿之邀，出席了该所组织的爱国实业团会议。会后，陈血岑创作了这篇近似与会感言的文章，开篇即提出民国建立必须实行“商战”。他认为“非商战
不能富我民国，故兵战之后，定当继以商战。商战在保全国货，竞争文明，使我民国利权不致外溢，庶几我四万万同胞共享利益无穷矣”。一气呵成的论说，直接在能否“保全国货”，与国家能否臻于富强文明，国家利权与百姓福利能否得以保障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并通过加入“定当”等肯定性极高的词汇，进一步增加这种关系的不可置疑性。对于会上四十余人中，仅寥寥可数之人对保全国货表示赞同的情况，陈氏“恨铁不成钢”地感慨道：“嗟乎！我同胞之心志对于私利、公益两途之判断，犹梦梦不能自醒。若此，实出鄙人逆料之外。何民气之不发达，竟视面在此巨大商界也！”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赞同“保全国货”或态度犹疑者不识大体，在民族大义、共和新气象面前尚且因一己私利而畏葸不前的心理和行径。文末，陈氏也不忘摆出自身“民国一分子”
的政治身份，鞭策该业人士协力赞助，公举一位正直的代表出面主持相关事务。认为此举对商业6

发展、国家建设都将是“幸甚”之事。 作为该会的组织者，陈耀卿等人的目的在于召集业内人士“保全国货，改革旧章”，以应对革命之后呼声甚高的“剪辫易服”，捍卫自身既得利益。而获组
织者特别邀请的陈血岑，其文章很显然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基调。甚至可能还因其学识见地的缘
故，在某些方面为该会增强了学理性与说服力。二陈之间的这种互动，着实难以排除业内人士借社会名人，尤其是此时风头正劲的革命党人的影响力，为自我利益诉求向大众说项的嫌疑。

三、“剪辫不易服”的社会运作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个中国的传统纺织业来说，钱江绸业公所的一己之力实难担当连
贯南北的重任。事实上，早先由上海丝绸业同业公所、茧丝业同业公会、当铺同业公所、衣着业同业公所，以及苏、杭、宁三地的 4 个同业公所一百五十余人在上海成立的“国货维持会”，就已
开始整合同业力量，力图联合政界、军界以及报界来应对行业危机。。1911 年 12 月 31 日，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六位嘉宾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报界人士的发言。他们在讲到华人剪辫与抛弃中装时说：“中国有四万万同胞，倘使每人购买价值 10 元的西服，流到

	
  	
  	
  	
  	
  	
  	
  	
  	
  	
  	
  	
  	
  	
  	
  	
  	
  	
  	
  	
  	
  	
  	
  	
  	
  	
  	
  	
  	
  	
  	
  	
  	
  	
  	
  	
  	
  	
  	
  	
   	
  	
  	
  	
  	
  	
  	
  	
  	
  	
  	
  	
  	
  	
  	
  	
  	
  	
  	
  	
   	
  
5

余汉英：《志愿决死团始末记》，武昌大汉报馆，1914 年，第 13 页。

6

《敬告上海

业同胞诸公书》，《申报》1912 年 1 月 9 日，第一张第一版。

	
  	
  	
  	
  	
  	
  	
  	
  	
  	
  	
  	
  	
  	
  被操縦的身体：辛亥革命後的“剪辮不易服”思潮（張）	
  	
  	
  	
  	
  	
  	
  	
  	
  	
  	
  	
  65
7

外国去的钱平均就达 40 亿元，这样会使中国穷困，衣着业歇业。” 言下之意，显然是反对改易西服，至少是反对中国男性穿着洋货制成的西服。该会议最后决定，国货维持会要在报上发表文章、分发传单，劝诱大众不改装，若剪辫仍穿绸料。而前文所提及的《服饰刍议》一文，基本没超出这一主旨，只是因为添加了“国货”、“利权”、“经济”与“卫生”等时髦词汇，而将之扩充、包装得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该会决议要联合政界、军界，上书军政府要求颁布关
于服制的布告，规训民众如何在保存国货的前提之下改换新形象。而国货维持会确实曾就该问题与革命党人沟通，寻求政治保护，并收到了正面反馈。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该会上书沪军都督、苏浙都督，恳赐维持国货。该禀牍以“中国出产以蚕桑为大家，工界依丝织品为生活者，何啻百万。商等或系丝绸业，或系典质业，或系衣业，皆承销此丝织品制成之衣者也”开篇，将丝织业的兴废与工商各界盘根错节在一起，着重强调其必须得到良好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接着指出，上海光复之后，大开剪辫之风气，“中国旧式服装未恰于大同，亦为人嗤笑”，不得不改，但若贸然全盘翻新则危害甚大。这些商人认为，西服材质为中国人尚无法大量生产的呢绒，若中国人一时之间大量改易此装，毛织品的进口必然大增，丝织品的销路则必受阻。并且，当前中国经济“困难已达极点”，如果全中国二万万男子皆易
服，即使不用呢绒，仅改制式样，“以每人改制之费十元计之”，也需二千兆元。若用呢绒，外溢之利权则更不堪设想。况且，日常便服用何式样并无伤大雅，对于那些贫困人家来说，“旧衣数袭”
8

还可以“恃以质借钱，用来免饥寒之困”，强制这部分人改易西服，实则是劳民伤财。 因此，“易服”的关键其实仅在于改革礼服，而“礼服一项无论改定何式，亦均可用中国丝织品制成”，东邻
日本就是一个既改革制服，又保存旧式服装的榜样。经过这样一番说理和建议，该会恳请沪、苏
浙都督：俯恤商艰，顾全财政，一俟临时政府成立，即行提议服式。其礼服及外交军警界各装，
无论如何改易，均求早颁定式，统以国货制成，其常服听民自由，不需以必改使。旧式衣装，
目前得以照常通用，日后即时改易，亦必以国货为限，庶使民间存衣稍改形式即可合用，并
先将此意明白晓谕，以定人心。

9最后一并附上苏州云锦公所寄来的意见书，增大其说服力的同时，以近似行业同盟的姿态向当政

	
  	
  	
  	
  	
  	
  	
  	
  	
  	
  	
  	
  	
  	
  	
  	
  	
  	
  	
  	
  	
  	
  	
  	
  	
  	
  	
  	
  	
  	
  	
  	
  	
  	
  	
  	
  	
  	
  	
  	
   	
  	
  	
  	
  	
  	
  	
  	
  	
  	
  	
  	
  	
  	
  	
  	
  	
  	
  	
  	
   	
  
7

《警务报告》，1911 年 12 月 12 日，见录于上海市档案馆编：《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档案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1 年，第 58 页。
8

例如，民初苏州就曾有过“典当生涯利稳收，那知今日亦担忧。官衣从此无人赎，况改洋装货不投…

…侨寓申江日渐多，典衣质钏暂时过。可怜半数犹难得，竟使贫民唤奈何”的竹枝词。感叹西服通行社
会之后，典当业难以为继，而贫困之人生活用度困难的情况。参见朱谦甫：《海上光复竹枝词》，上海：
民国第一图书局，1913 年，第 32-33 页。此外，包天笑根据民初历史编撰的小说《留芳记》，曾有过吴佩孚连卖带当几件旧衣服，换取报考保定军官速成学校经费的描写。参见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包天笑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24 页。
9《维持国货之禀牍》，《大公报》1912 年 1 月 20 日，第二张。

	
  66	
 

或問	
  第 24 号	
  （2013）

者施加压力。除公开陈请上书外，可以确信的是，早在 1911 年 11 月下旬，国货维持会的相关人员就已开始与革命党人私下接触。前文提及上海援鄂志愿决死团总代表陈血岑，公开发文支持中
国纺织业保全国货一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
1911 年 11 月，决死团成立之后，即面临运营经费的难题。为此，决死团面向社会发布募捐通
告，表示将对乐捐同胞予以登报感谢，并将根据“助金”数目的大小赠以七个不同等级的纪念徽章。恰于此时，钱江绸业公所的陈耀卿、王槐三二人以公所董事“盘踞公款，把持营私，破坏公益”为由，决定从万余两公款中拨出一万元，捐助给决死团充作军费，以济时艰。按照决死团对捐助纪念奖章的分配标准，捐助二十五元以上可获赠银质徽章一枚，百元以上则是镀金银质徽章，
10

五百元以上就可获得真金徽章一枚。因此这笔万元捐款，对于决死团来说不可不谓是一笔巨款。

虽然这批捐款因为绸业公所内部反对意见不断，到款困难，险些导致一批机关枪、手枪、炸弹、
外套和水瓶等军械难产，但这一过程之中，陈、王二位“商界中之翘楚，深堪嘉尚”的绸业义士，慷慨捐助革命一事早行经过决死团报备沪军都督陈其美。加之此时湖北战事吃紧，军需困难，听
11

闻上海有此巨额捐款，旋即由副总统亲自批饬军务部赴沪提款。 仅就此事来看，绸业人士的捐输对于革命的开展既然如此重要，革命党人对于他们的需求和主张或许就不得不另眼看待了。事实
上，陈耀卿、王槐三最初捐款就是为了借由决死团向沪都督进言，准将会馆以后的认捐权责交由
商办。对此，作为总代表的陈血岑心照不宣，在《因绸业自行投到愿助军款咨沪督》一文中，再12

三为其美言请准。 在陈、王二人提倡保全国货时，更是登报发表支持文章。
就最终的结果来看，以国货维持会为首的中国传统纺织业商人的陈情和运作是起到一定作用的。1911 年年底，沪军都督承诺，俟临时政府成立，礼服及军警各界制服必当
议定颁布，并赞同个人常服应多用国货。
131912 年 1 月，刚成立的临时政府公布的陆
14军军服虽然完全采纳了西式 ，但当年 10 月
由参议院议决的“中华民国服制”，也确实
将长袍马褂当作日常便服来加以提倡。

	
  	
  	
  	
  	
  	
  	
  	
  	
  	
  	
  	
  	
  	
  	
  	
  	
  	
  	
  	
  	
  	
  	
  	
  	
  	
  	
  	
  	
  	
  	
  	
  	
  	
  	
  	
  	
  	
  	
  	
   	
  	
  	
  	
  	
  	
  	
  	
  	
  	
  	
  	
  	
  	
  	
  	
  	
  	
  	
  	
   	
  
10

余汉英：《志愿决死团始末记》，第 33-34 页。

11

余汉英：《志愿决死团始末记》，第 54-59 页。

12

余汉英：《志愿决死团始末记》，第 37-42 页。

13《批示国货维持会》，《申报》1911 年 12 月 20 日，第二张第二版。

14《大总统规定陆军服制》，《申报》1912 年 1 月 7 日，第二张第二版。

	
  	
  	
  	
  	
  	
  	
  	
  	
  	
  	
  	
  	
  	
  被操縦的身体：辛亥革命後的“剪辮不易服”思潮（張）	
  	
  	
  	
  	
  	
  	
  	
  	
  	
  	
  	
  67

上图为 1912 年 8 月参议院公布的“服制草案”。该草案将男子服饰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两种，且均要求使用中国丝织品、棉织品或麻织品制成。其中常礼服分为甲种（西式）、乙种（中式），
中式传统服装得以保存。资料来源：《参议院二读会修正服制草案》，《申报》1912 年 8 月 20 日，
第一版、第二版。
不过，从之前在上海筹集资本创办制衣有限公司，积极进取变革的绸业代表邬热庐等人，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具征爱国热忱，保全大局，殊堪嘉佩”的高度赞扬来看，革命党人不但赞成15“易服以保存国货为先”的理念，还期望中国商人自身做出更多实际的努力。 因此，在给国货维
持会禀牍的批示中，陈氏不忘提醒道：
我国丝绸不合于制造西服，因之呢绒畅销，利权外溢，本都督亦心焉忧之。尚望绸业各商，力谋改良，务求适合于制造新式衣装之用，则不但流行于国内，即外人见之，亦当乐于购买。若不从根本上设想，而徒求之不用外货，恐绸业前途终愈趋愈下，该商等其亟起图之16。
在向受洋货挤压的中国丝绸业表达同情的同时，敦促该行业的商人积极应对挑战，找寻行业发展的出路。确实，虽然部分商人、报社记者乃至革命党人之间的互动“不亦乐乎”，“不易服”不仅事关国家利权，还紧系中国商人切身利益的呼吁也时而见诸报端，但在四十多人参加的钱江绸业
公所爱国实业团会议上，毕竟只有寥寥几人出面表示赞成“保存国货”。革命之后，作为共和国新国民的中国人应该穿什么，应该怎样呈现符合其政治新身份的身体，仍需要公众舆论来影响和引导，中国服装业商人摸索出合理性的替代方案。
上海一个名为“剪发缓易服会”的团体，就认为中国人当下需要的并不是“强效西施之颦”，
废弃“人民素喜服用之良贵品……以用外人所服之氈呢毛羽”，而是要督促机户绸业、靴鞋帽业谋求精进，改革样式以满足国人之需求。并且，该会还向广大同胞提供了一个可不影响一时经济的17

精明办法——以“现今所服之衣袍裁改西衣”。 而这也并非空谈，上海一家名为“萃丰”的绸缎衣
18

庄，其拿手绝活就是利用绸缎“巧制各种异样衣袭”。 另一家名为“冠华”的绸缎庄，也擅于利

	
  	
  	
  	
  	
  	
  	
  	
  	
  	
  	
  	
  	
  	
  	
  	
  	
  	
  	
  	
  	
  	
  	
  	
  	
  	
  	
  	
  	
  	
  	
  	
  	
  	
  	
  	
  	
  	
  	
  	
   	
  	
  	
  	
  	
  	
  	
  	
  	
  	
  	
  	
  	
  	
  	
  	
  	
  	
  	
  	
   	
  
15

《都督陈批上海绸业代表邬热庐等禀》，《民立报》1911 年 12 月 7 日，第五页。

16《批示国货维持会》，《申报》1911 年 12 月 20 日，第二张第二版。

17《易服以保存国货为要义》，《大公报》1912 年 1 月 12 日，第二张。

18《上海萃丰绸缎衣庄巧制新衣，翻新奇样》，《申报》1912 年 1 月 1 日，第二张第一版。

	
  68	
 

或問	
  第 24 号	
  （2013）用中式布料创制西式服饰，并同样在《申报》为自身大作广告。该广告称：迩来剪辫日众，争用西式冠服，敝庄坚守专用国货，以保利权宗旨。因此仿制西国礼帽以应婚丧大礼之需……并添聘超等红帮成衣匠，精制西服，各色俱全。经售本国日辉厂华呢，零剪批发均可，区区苦心，当为爱国诸君共鉴欤。19该商铺虽然是在利用“国货”招揽生意，但比起那些大声疾呼应当等到“各业逐渐改良，衣业、典当积货销罄，人人旧服尽行穿敝”之时，再“易服”的商家来说，不可不谓已有相当进取之心。不过，相比起一家名叫“敦庆隆”的绸缎庄，“萃丰”、“冠华”两家的营销手法则略显稚嫩。
敦庆隆原本是坐落在天津估衣街的一家店铺，主要经营袍子、马褂、背心等传统中式服装，20

并兼裁西式衣裤的店铺。 武昌起义后，该店瞄准了京城达官显贵之人避难天津租界的时机，当即发布新广告称：“本号在天津估衣街开设有年，发售各种绸缎、绢绣、呢绒、布疋，以及中西男女
21

各种服饰……今因鄂事各处官绅多贲临于此，深恐或为周知，故特再为布告。” 积极招揽新顾客。
而随着革命党人声势的高涨，剪辫之风逐渐盛行，敦庆隆预感到其中蕴藏巨大商机，相继开发出
理发、新式中西服装等生意，并在《大公报》上大做广告。
“剪发案”出台后，敦庆隆又适时发布新广告，劝说剪辫之人定制新式服装，该广告词称：“剪发业奉明诏，而衣服急须筹备，剪发不易
服本一时便宜之计……本号已将洋服应用品备齐，并考查花纹颜色，作法穿法各讲究以供同胞顾
问。”22而考虑到制办西装“绸缎布疋随皆可用，然总以毛呢为最”的情况，敦庆隆甚至还在广告中扬言日后将赶办织厂一座。之后，该绸缎庄连理发器具也一并销售，并逐渐打起“国货牌”，宣称：“本号现研究各种洋帽，如礼帽、略帽、普通帽、猎帽等，以供剪发同胞之购用，不日即将出现。并发售各种剪发器具，华制居多。”23由于“剪辫”大成风气，敦庆隆还特派旗下剃头匠向高24等理发师学习剪发技艺，待其学成归来提供全方位的剪发服务。 而为全面开拓业务，敦庆隆在之后的广告中进一步加大了宣扬“国货”的力度，店中所售商品一律标榜“自家创制”，如“中国牙刷”、“中国制绵发油”等。25从专门制售服装的成衣店，到兼营服装、理发及相关用品的综合性商铺，敦庆隆这一谋求自身发展的转型，可谓大费苦心。
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服装业的商人大力提倡国货，号召与外人争利权的举动纯
属自保乃至牟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广泛动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利用公共媒介、政治当
局对“易服”问题的关注，向大众兜售“国货”观念的举措，确实有利于捍卫民族经济。同时，这也迎合了这一时期启蒙精英打造卫生与文明的国民形象的期待。并且，敦庆隆等商家应对洋货

	
  	
  	
  	
  	
  	
  	
  	
  	
  	
  	
  	
  	
  	
  	
  	
  	
  	
  	
  	
  	
  	
  	
  	
  	
  	
  	
  	
  	
  	
  	
  	
  	
  	
  	
  	
  	
  	
  	
  	
   	
  	
  	
  	
  	
  	
  	
  	
  	
  	
  	
  	
  	
  	
  	
  	
  	
  	
  	
  	
   	
  
19

《剪发易服诸君注意》，《申报》1912 年 1 月 1 日，第一张后幅第五版。

20《好便宜的呢操衣》，《大公报》1911 年 10 月 29 日，第一张。

21《敦庆隆绸缎洋布庄》，《大公报》1911 年 11 月 14 日，第一张。

22《剪发同胞注意》，《大公报》1911 年 12 月 16 日，第一张。

23《奉告剪发同胞》，《大公报》1912 年 1 月 6 日，第一张。

24《为剪发店介绍》，《大公报》1912 年 1 月 23 日，第一张。

25《请买中国新出品》，《大公报》1912 年 2 月 11 日，第一张。

	
  	
  	
  	
  	
  	
  	
  	
  	
  	
  	
  	
  	
  	
  被操縦的身体：辛亥革命後的“剪辮不易服”思潮（張）	
  	
  	
  	
  	
  	
  	
  	
  	
  	
  	
  	
  69

盛行而推动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促使中国传统手工业走向变革，纺织等行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可起到积极作用。或许，正如眼光独到的敦庆隆绸缎庄的新年贺词所说，工商业的新发展、国民的新形态，配合着新中国的诞生一并发生了。26

四、尾声“文字收功日”，这是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后对革命胜利经验的总结。确实，辛亥前后，社会舆论在打造新国民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面上看似启蒙的呼吁，动辄谈及“利权”、“经济”与“卫生”的主张背后，实则暗含着多方社会力量的运作与角逐。通过本文对辛亥前后“剪辫不易服”的社会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留短发、穿中式服装的男性，是较为符合启蒙精英、革命党人，尤其是传统纺织业商人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的理想国民。然而，这毕竟只是他们以自我为坐标的建构和想象，与身处新旧交替之社会的民众的真实形象和感受之间，尚存在不少差距。27在早开风气之先的口岸城市，经济、卫生与文明等西来观念，对于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还
是传统私塾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言自然并不陌生。他们出于揖欧追美，赶时髦或与外国人交涉洽谈等方面的需要，对西式发型、服装乃至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往往较高。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前，
各大中文报刊就曾就“上流阶级中的大批人已经或将继续剪辫”的情况，做过大肆报道。并对载
涛以及一些高级官吏对剪辫学生持同情或支持的态度，进行过披露。28因此，在京、津、沪、粤以
及汉口等城市，趋新人士、商人、革命党人以自我的“文明”关怀，作为宣传“剪辫不易服”的核心理念，并用以攻击蓄辫之人“愚顽保守”，是较为有效，或者说算是有的放矢。但对于一般未受过正规教育，甚至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以及处在中国政治版图边缘地区的民众而言，应付日
常生活所需就已意味着耗费大量精力和金钱。蓄辫这种既不妨碍家庭传宗接代，又无碍生老病死，只是延续旧制、效仿地方士绅装扮的生活习惯，着实未承担过多的附加内涵。一位英国领事就观察到，地处西南边陲的腾越，公众舆论对政治的态度甚为冷淡：“人们没有任何热情，虽然首领们试图使我相信，人们兴高采烈地为他们的武装政变而欢呼。剪掉象征满族征服的辫子，远远不是很普遍的，所以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当然，由于下层群众中盛行戴头巾，从而在许多

	
  	
  	
  	
  	
  	
  	
  	
  	
  	
  	
  	
  	
  	
  	
  	
  	
  	
  	
  	
  	
  	
  	
  	
  	
  	
  	
  	
  	
  	
  	
  	
  	
  	
  	
  	
  	
  	
  	
  	
   	
  	
  	
  	
  	
  	
  	
  	
  	
  	
  	
  	
  	
  	
  	
  	
  	
  	
  	
  	
   	
  
26

《敦庆隆绸缎庄谨于旧历新正月元旦敬贺》，《大公报》1912 年 2 月 23 日，第一张。

27

有学者曾借用法国学者德·塞托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相关理论，批评学界两本关于孙中山形象建构的著作存有一种“政治之于文化、精英之于民众的决定性作用乃是不言自明的”的预设。即把普通民
众视为国民党所建构、灌输的孙中山符号的接受者，而没有充分考虑（尽管不是完全没有考虑）他们作为孙中山符号的使用者、消费者的能动作用，忽略了从受众的角度分析这种建构是否成功。参见李里峰：《孙中山形象建构与政治文化史研究——评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37-144 页。
28“1910 年 12 月中文报刊摘要”，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9 页。

	
  70	
 

或問	
  第 24 号	
  （2013）场合下使人们不可能看见他们是否还留着辫子。但是，人们预料恰恰是下层群众将坚持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习惯；当大多数高贵的人仍留着辫子的时候，他们是不大可能剪掉辫子的……实际情况
是，改变统治者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改变统治者而已。关于皇帝和议会，除了作为名称之外，
老百姓们是一无所知的……最近事件将对他们产生的最明显的效果，是所有必需品价格的猛烈上29

涨。” 面对民众并不踊跃剪辫的情况，腾越当局几天后做出了“强迫他们抛弃受满族人奴役的标志”的决定，“凡是在街上被发现蓄着辫子的人都被警察捉住，并被强迫剪掉这个引起反感的附属品”。但这项措施的主要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立即剪去辫子，而仅仅是辫子不再明显地留着了，大多数人都“把辫子缠在头上，戴上一顶帽子或一块头巾”。

30

四川成立军政府的前一天，成都的《商报》对出席者的发型和服饰都做出了要求，因此当天
31

所有出席典礼的人都剪去了长辫。 然而，由于新政府尚未稳定，在它掌权的十天内，成都的主要
街道上出现了大量“把头发梳成新式的顶髻并戴上银饰”，身穿奇装异服的勇丁和土匪。据英国驻成都领事观察，“他们采用这种头发式样是为了反对剪辫子运动，基本想法是：虽然蓄发者不再是32

满族人的奴隶，但他们不想通过剪发而模仿外国人。” 事实上，即使是上海近郊的南汇，也曾发
33

生清武举人聚众抢劫，并扬言要“将剪辫之人尽行杀害”的集体暴力事件 。由此或可推知，部分
民众在发式、服制问题上持有自身立场，舆论的号召乃至强迫易装的暴力，尚且不足以促使其按照启蒙精英和革命党人所期望的那样“改头换面”。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传统纺织业商人在倡导“剪辫”之时，着重从经济角度列举易服对于民众切身利益的损害，认为按照新式标准重新置办衣物将枉生耗费。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通过积极运作，此间“不易服”或“易服不易料”的呼声虽高，国货维持会上书沪、苏浙都督也
34

取得了较好的反馈，但自临时政府出台使用呢、革制成的西式陆军服制之后 ，社会上一般男子，
尤其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学堂学生，均以穿着西服为时尚。《申报》“自由谈”曾有专文指出，对于此时的男子来说，“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付”是时髦派不

	
  	
  	
  	
  	
  	
  	
  	
  	
  	
  	
  	
  	
  	
  	
  	
  	
  	
  	
  	
  	
  	
  	
  	
  	
  	
  	
  	
  	
  	
  	
  	
  	
  	
  	
  	
  	
  	
  	
  	
   	
  	
  	
  	
  	
  	
  	
  	
  	
  	
  	
  	
  	
  	
  	
  	
  	
  	
  	
  	
   	
  
29

“关于腾越革命军起事的报告”，见录于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231 页。
30“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1911 年 12 月 20 日于腾越，见录于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320-321 页。
31“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1911 年 11 月 29 日于成都，见录于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247 页。
32“成都至 1911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季度情报报告”， 见录于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

料选译》，第 372 页。
33《南汇土匪猖獗》，《申报》1912 年 1 月 6 日，第二张第二版；《再志南汇匪乱情形》，《申报》1912

年 1 月 9 日，第二张第二版。
34《大总统规定陆军服制》，《申报》1912 年 1 月 7 日，第二张第二版。

	
  	
  	
  	
  	
  	
  	
  	
  	
  	
  	
  	
  	
  	
  被操縦的身体：辛亥革命後的“剪辮不易服”思潮（張）	
  	
  	
  	
  	
  	
  	
  	
  	
  	
  	
  	
  71

可少的衣饰。35据包天笑回忆，那时一双可以穿一年左右的缎面或呢面布鞋，只需一元左右，但一双舶来的皮鞋，“价值奇昂，有数十元始获一双鞋者”。 36而当时苏州城一个每月工钱三块的帮佣，已足够让人“称羡眼红”。37制备一套西服，代价如此昂贵虽，但不少人仍趋之如骛。对此，《申报》
笔名为“爱”的作者，虽力主趋新，极力赞成剪辫，但他也深切地认为，对于分处贫、富两极之人来说，要实现“吃饭穿衣”的难易程度可谓大不相同：富贵家子弟既知穿衣，复知吃饭，然不知已从何以得穿，凡何以得吃也……吾人以笔墨为糊口，计终日辛勤劳动，只能穿衣吃饭。偶辍数日，几至无饭可吃，无衣可穿……夫世上之人众矣，无一人不穿衣吃饭，有食高粱而云不堪入腹者，有披罗绮而云不足章身者，有愿食藜藿而不得者，有愿披卉服而无着者。38
因此，中国传统纺织业商人所引导的“剪辫不易服”的舆论，对广大民众的切实影响实则有限。一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位处社会中上层人士早已形成了一套既定价值、审美观念，并且
掌握有足够的经济、社会资源予以满足。舆论虽然可以对其造成压力，但最终如何取舍仍依赖个人感受。另一方面，对于底层民众来说，自身温饱是日常生活最为紧要的问题，至于日常用度物
品的具体形貌、样式、材质、产地如何，其实并非会将之上升至“国家利权”的高度来考虑。此外，诸多剪长辫、穿西服之人，也不一定就是所谓的置国家利权、民族大义于不顾者，他们可能
只是急需在一个权力格局变动的社会中寻求身份认同和保护，或者是趁机为己牟利而已。例如，
辛亥之前，社会上就有出现了许多讽刺短发、西装革履之人道貌岸然的谴责小说。在 1903 年至 1905
年由《绣像小说》连载的《文明小史》中，作者李宝嘉就犀利地揭露过那些已剪辫，并戴草帽、
穿洋装的所谓“维新派人士”的真面目。李氏认为这部分人：
开口闭口中国如何腐败，家庭革命、自由、平权之类的新名词满天飞，言大而夸，目空
一切，视中国同胞如草芥；实际上多是投机分子，假维新以招摇撞骗，或品行卑污，龌龊不堪。同腐败官场完全沆瀣一气，或混迹十里洋场，标榜文明新民，鼓吹强国保种、卫生之道，实则肮脏至极，打野鸡，逛堂子，混吃白喝，揩油赖账，伸手讨钱，可谓“新式篾片”。39
如果说《文明小史》侧重于描摹群体形象的话，稍晚一些的《滑稽旅行》、《时髦现形记》两
部小说，则擅长通过刻画个体来加强讽刺效果。村先生和野先生是《滑稽旅行》中的两位主人公，
本身学识浅薄但又艳羡西洋，因此结伴西游。二人身穿不合体的旧西装，自诩为绅士，并自吹是早稻田的文学士、法学士，在旅行过程中处处露出马脚。当二人走投无路，被人介绍到一位美国

	
  	
  	
  	
  	
  	
  	
  	
  	
  	
  	
  	
  	
  	
  	
  	
  	
  	
  	
  	
  	
  	
  	
  	
  	
  	
  	
  	
  	
  	
  	
  	
  	
  	
  	
  	
  	
  	
  	
  	
   	
  	
  	
  	
  	
  	
  	
  	
  	
  	
  	
  	
  	
  	
  	
  	
  	
  	
  	
  	
   	
  
35

田：《时髦派》，《申报》1912 年 1 月 6 日，第二张后幅第二版。

36

包天笑著：《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香港：大华出版社，1974 年，第 60-61 页。

37

包天笑著：《上海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 页。

38

爱：《吃饭穿衣说》，《申报》1912 年 1 月 5 日，第二张后幅第二版。

39

李宝嘉：
《文明小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绣像小说》第一至五十六号

连载。参见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修订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年，
第 565-567 页。

	
  72	
 

或問	
  第 24 号	
  （2013）

银行经理家中做仆人时，他们为讨好主人，竟强行与其妙龄女儿接吻，最终落得被开除的下场。
他们不求上进，但对自己的前途却充满信心，认为：“如今的世界，第一要吹，只要在这里逛他一、二年，学得几句口头禅，懂得些皮毛，回到国内，便可呼风唤雨。” 40这样的挖苦，入木三分地揭
示了某些趋新者“趋新”的实质。但即便是未出洋留学之人，也试图改换一个“洋身份”来谋求利益。在《时髦现形记》中，晚清松江府举人顾时，因科举废除没有出路，便接受了友人何忽新
与新任新民学堂董事、副董事马发善、蒯德利的建议，剪掉辫子，穿上西装，扮起东洋教师来。
然而，当学生得知顾并未留过洋时，舆论大哗。为遮掩丑闻，顾时又将剪掉的辫子钉在帽子上。
勉强开学之日，顾时一时紧张摘下帽子，又露出假辫子来，再度遭受学生的哄笑。41
这一类小说不无作者主观想象和刻意夸张的成分，但多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批
判同一社会现象，至少可以说明此现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原型的。事实上，以发型、
衣着等外在符号，作为判定个人是否文明卫生、进步爱国的文化修养、政治立场参数的做法本身，就过于简单粗暴，注重形式，从而忽视了考察主体的内在实质。但是，对于自身利益紧系于此的传统纺织业商人来说，自身的诉求也只有通过“经济”、“卫生”、“文明”、“利权”等宰制词汇的包装，才能更容易传播，更易为其受众接受，从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因此需要大肆使用、运作。
同时，对于革命后汲汲于整合资源，稳固新近执掌的国家政权的革命党人来说，剪辫、易服均是“与民更始”，昭示革命新气象的一种手段。面对此时南北之间敏感紧张、充满张力的不确定局势，实力雄厚的纺织业商人的支持着实重要，因此，革命政府以在服制问题上的适当提携与帮助与之达成合作，也尚属情理之中。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纺织业商人、革命党人和以报界人士为代表的
启蒙精英的合作共谋之下，杂处新旧交替之社会的中国国民身体形貌受到了影响，并发生了改变。
“剪辫不易服”的社会舆论，虽然为中国男性国民实现身份转型，以全新的身体姿态迈入共
和国提供了一条符合时代旋律的捷径，即只需剪去发辫，不易服或易服不易料，便可获得一个新
国民的样式。但这种“一刀切”，将社会成员的身体形态本质化、符号化的方式，忽略了近代中国
的不平衡性与差异性，却过于简单。42因此，由启蒙精英、革命党人以及商人所铺陈的这条捷径，
最多只是向中国男性国民提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罢了。	
  

	
  	
  	
  	
  	
  	
  	
  	
  	
  	
  	
  	
  	
  	
  	
  	
  	
  	
  	
  	
  	
  	
  	
  	
  	
  	
  	
  	
  	
  	
  	
  	
  	
  	
  	
  	
  	
  	
  	
  	
   	
  	
  	
  	
  	
  	
  	
  	
  	
  	
  	
  	
  	
  	
  	
  	
  	
  	
  	
  	
   	
  
40

上海时报记者译述：《滑稽旅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十五日初版。参见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修订本）》，第 184 页。
41

啸侬：《时髦现形记》，出版信息不详，但据学者考证，其出版时间应在清末。参见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修订本）》，第 472 页。
42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象征符号体系阐释体虽然有助于理解人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但想要直

面人性，却需要在关注“大写的人”之外，重视“小写的人”，即“必须关注细节，抛弃误导的标签、
形而上学的类型和空洞的相似性，紧紧把握各种文化以及每个文化中不同种类的个人。参见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9-62 页、第 10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