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3
No.22,（2012）pp.13-24

早期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观述略1李真

提要：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远渡重洋，前往中国传教。他们作为最早全面接触中国语言文字的西方人，在学习和认识汉语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在早期耶稣会士寄回欧洲的信札和报告中，中国语言是他们关注较多的一个对象。这些论述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了早期来华
西人不断认知一种新的语言的过程，同时也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总结了他们学习汉语的重点难
点，探索了外国人汉语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为后来传教士和西方学者进一步从语音、词汇、语
法多个角度全面研究汉语打下了基础。本文以耶稣会的材料为主，以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汉
语两种不同的态度为出发点，归类总结他们对汉语的发音、声调、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初步认
识，以期能对早期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观作一梳理。
关键词：来华西方人

汉语学习观

明末清初

耶稣会士

一、 导言
16-17 世纪，随着欧洲向全球的殖民扩张进程，天主教各个修会的传教士也踏上了海外传播福音的道路。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传教区。传教士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不通，这种全然不同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东方语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他们而言，必须学习并掌握好中国语言才能更好地传播教义，归化教众。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陌生的汉语充满着矛盾和困惑的感情，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神秘和另类的语言，令人爱恨交加：恨它者，认为它如同天书，是世界上最困难最复杂难学的语言；爱它者，
又觉得没有哪种语言会比它更丰富和高雅，学习汉语是一种最美好也最能给人以慰藉的学习。可以说，正由于汉语作为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孤立语的独特性，决定了它带给明末清初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那种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在传教士寄回欧洲的书信与报告当中，散见有若干关于汉语的记述和学习汉语的切身感受，这
些材料是当时西方人对于汉语初步认识和理解的集中体现，对了解那一时期汉语的语言特点和外
国人学习汉语的重点难点都会有所裨益；同时，对于后来入华传教士和欧洲学者的语言学习与研
究也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基于此，笔者尽可能地收集了相关资料，加以归类总结，探讨1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 211 工程三期建设子课题“16-18 世纪西方视域中的汉语”（课题编号 140130）

阶段性成果。

14

或問第 22 号（2012）

传教士认识、初学汉语后对汉语汉字所形成的早期观念，以期能对当时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观略作梳理。文中将以耶稣会早期信札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其他来华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材
料有待今后加以补充完善。

二、 早期耶稣会士初识汉语
16 世纪西方人对于汉语汉字的最早记载，主要可见于各种早期的西文文献，包括由在远东地区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使节、传教士、旅行家等所著的关于东方诸国的著作、书信、日记、报告和游记等等。这些记载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只言片语，多是些浮光掠影式的介绍和描述，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经过语言接触后对一种全新的东方语言的了解与认知。
耶稣会士对于汉语的认知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远东传教事业的开创者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的时代。当时在日本的一些耶稣会士通过学习日语进而对日语和汉语的关联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例如沙勿略在与日本教徒翻译教义书的过程中对汉语主要是汉字产生了极大
的好奇，他注意到了汉字和西方字母的巨大差异，并且观察到了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
在 1552 年他写给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信中这样说，“……中国的汉字有许多种类，每一个文字意为一个事物。……虽然是同一个文字，日本人读此字时用日本语，中国人
就用中国语来读。因此，虽然说话时不能互通，但在书写的时候仅凭文字就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头语言不同，但文字意义相通，双方都能理解。”2沙勿略发现“彼与有学识的日本人，尤与僧人辩论之中，辄惊日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
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部文化之本也。”3 他意识到要在东方弘扬福音，汉语就是他们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长城，于是萌生了归化中华的宏愿，虽然沙勿略最终倒在了离澳门只有一步之遥的上川岛，没有实现传教中国的愿望，但他已然意识到了掌握当地语言是东方传教的有力工具。
当来华传教士试图开辟中国传教事业之时，正值明末海禁甚严时期，严拒外国人入境，更勿论传播一种外来的宗教了。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以及以沙勿略为代表的耶稣会多次努力均告失败，
被挡在了中国的国门之外，以至于发出了“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开裂？”4 的感叹。后来的传教士们没有因此而消减热情，他们以前辈的奋斗为榜样，继续争取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1556-1557 年，时任远东耶稣会最高负责人的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两度进入广州，
他提出在中国传教的方案中有一条重要建议就是要寻找可能的机会学习中国的语言，以达到顺利传教的目的。此后，耶稣会远东地区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于 1574 年赴澳门，在
此逗留 10 月之久，得以有机会透彻地研究在中国的形势及未来的发展远景，他深刻地意识到只有2戚印平（2007）《远东耶稣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第 173 页。

3[法]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1995）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第 1 页。

4

方济各·沙勿略是最早尝试进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于 1552 年达到澳门附近的上川岛，但最终

因病猝死，死前曾对着中国大陆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见[比利时] 钟鸣旦、孙
尚扬（2004）《一八四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第 110 页。

15

早期入華傳教士的漢語学習観述略（李）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才能说服中国人同意让外国人居留内地，进而有机会传播天主教福音。
于是他最早确定下了在中国教区传教的策略，“委派几个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并作好准备利用
可能出现的时机把福音传入这个新的世界”。 5 于是，明末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遵循范礼安的指示，将学习汉语，特别是官话作为第一要务来执行，以此为传教之重要手段，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后因“善华语”得以获准居留广东肇庆，拉开了中国内地传教的序幕，也同时开启了欧洲语言与中国语言的真正接触。

三、早期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观从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成功进入中国开始，耶稣会士终于摆脱了对这门语言学习与研究那种雾里看花的局面，可以零距离地直面汉语了。他们长年生活在中国内地，为传教而苦练自己的语言能力，也就自热成为了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最合适的人选。随着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不断深入，他们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了解也在逐步地加深和细化，进而推进了早期西方人对汉语的学习与研究。

3.1. 学习的初步体验
耶稣会士在早期寄回欧洲的信札中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对汉语的总体印象和语言学习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汉语到底难不难学？”这是传教士们反复论述不断争论的话题。由于在来华初期，传教士极难找到本地授课教师，又没有适合西方人语言学习的教材，辅助工具书也比
较缺乏，这些困难使得关于汉语难学的声音占了上风。
即便是罗明坚、利玛窦后来在汉文的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能用中文写诗著书。但他们对于汉语的认知与掌握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建立在不断熟悉语言技巧和实践语言功用的基础上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在接触汉语之初，他们对汉语也并无好感，反复强调学
习汉语的艰难。罗明坚在 1581 年的信中写道：汉语非常难学，超出其他任何国家的语言。因为它无字母，字数又极其多，即便要达到
阅读的程度也需花费很长的时间。据说即使中国人也要读书十五年后方能读通书写文章、阅读书籍。由此可知是何等地难学了，因此开始时我没有信心能把它学好。

6

利玛窦也有同样的感受，认为中文发音的一个特点就是含糊不清：
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7后来陆续来华的不少传教士对汉语的最初印象也大多延续了类似观点，即中国语言无论是听起来，还是读起来都是最困难复杂的。汉语学习对他们来讲，更是一个漫长而颇有些痛苦的过程。
5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第 142-144 页。

61581 年 11 月 12 日罗明坚致麦尔古里亚诺神父书，见罗渔译（1986）《利玛窦书信集》（下），台湾：

光启社、辅仁大学出版社，第 431 页。
7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第 29 页。

16

或問

第 22 号（2012）

傅圣泽（Jean François Fouquet）致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福尔斯（de la Force）公爵的信中曾言汉语艰深难学：……这些从欧洲到这里不久的神父专心致志地学习这里的语言和文字，这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我敢担保，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困难更烦人的工作了。中国字如同天书，开始似乎
不可能辨认。然而经过多看、多想和多记，它变清晰了，人们开始有点弄懂了。和当地中国
人相比，这些困难对于欧洲人来说大得无法比拟。8李明（Louis Le Comte）关于汉语学习的负面感受就更为强烈，他在写给法国第一重臣、大主教兰斯公爵大人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在学习中所遭受的沮丧和灰心，“我不知是否很多传教士宁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数载如一日地辛辛苦苦致力于学中国语，这真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了。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后，我不明白还会有别的什么感觉。”9
和李明比起来，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es）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是传教士中少数认为汉语
简单易学的人之一。在他看来，中文比其他外国语都更容易学习，而且非常优美、丰富，极富表达力，在其著名的《中国新志》一书中相当乐观地为新来的传教士勾画了一幅关于学习汉语的轻松场景：不管怎样我不得不断言：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的语言都容易。……根据我的看法，它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经验。首先，无疑的是，没有比记忆更有助于学习语言的了；
由此可见语言必须是字词越少越容易学，因为少量的词汇比大量的词汇容易掌握。中国语言
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明的，它由三百二十个单音节组成，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则有无数的词、时
态、语态、数、人称，等等。而中国语言只需用脑子记住用以区别词义形式的音调，并学会怎样读三百个单音节字。其次完全可以肯定，勤奋的人用有效的方法去学习中国语言，可以在一年内学会，而且讲得很好……10
事实上，由于安文思过于强调了汉字的象形功能和汉语语法规则较少的特性，因此夸大了中文的易学性，忽略了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为学习汉语所付出的艰辛，也忽略了当时中国的翻译
和文人对传教士学习汉语所提供的帮助。那他为什么要强调汉语汉字易学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
的著作《中国新志》原本是为新来的传教士熟悉中国国情而作，为了不影响到他们学习语言的热情，以此来树立他们学好汉语的信心。然而，安文思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当时
欧洲某些正在寻求“中文之匙”的学者，对他们追求人类原初的语言和欧洲的普遍语言学运动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李明、安文思对汉语学习态度的极端对立实属个案。就多数情况来看，由于利玛窦等8[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一卷第 226 页。
9[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2004）《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167

页。
10[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2004）《中国新史》，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49-50 页。

早期入華傳教士的漢語学習観述略（李）17

人的努力和他们成功学会汉语的榜样作用，使得后来的传教士逐渐改变了汉语绝对难学的先入观。
更多的耶稣会士对待汉语学习的态度趋于客观，既不讳言学习的艰苦，也不夸大学习的难度。如来自捷克的严嘉乐（Karel Slavíček）觉得汉语的发音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困难，并在学习中摸
索出了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汉语的语音使世界各国的人都感到了十分困难，唯独对捷克人或波兰人却几乎一点也不难。一位波兰的方济各会士编的汉语语法书证明了这一点。11而且在我弄到这本语法书之前，我亲身的经验和中国人的首肯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中国人发的音我很快都能听懂并且能模仿他们说的字句。但我并不是说捷语或波兰语包含了汉语的所有音素（因汉语中有许多喉音，也有许多完全像希伯来语的音），但是……请您想一想，要学会一万二千甚至更多的汉字以及它们的不同字调（字调变了词义也变），这是多么不简单呀！不过，有一个特点却使困难
大为减少，这就是在表示某种职业或工具时汉语使用的组字法，与德语的组字法几乎完全一
致，例如 Haus-knecht（家奴、家仆）、Scher-Messer（刮刀）等等。12
又如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98 年到达中国，两年后在寄回欧洲的信中就提到自己已
粗通中文，能大致明白中国人的意思，并顺利表达自己的思想；后来的信件中又再次说明学习中文并不难，自己花了大约三四年时间就能阅读和理解中国的书籍。从他信中可以推断出，大约一到两年来华传教士能基本过了口语关，而通过三到四年持续艰苦的学习能突破阅读和写作关。这
两个时间点，在严嘉乐的信中也有同样的佐证。13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和积极客观的学习态度，使得马若瑟最终成为了耶稣会士中汉语最为精通者，其汉语水平备受同辈推崇。
他曾经隐晦地批评了某些同会神父将汉语难学归咎于这门语言本身的偏颇看法：有几个（中文）不太熟练的欧洲神父觉得（中文）有好些模棱两可、意义不明朗的东西。
他们中文词的送气发音都很好，没有多大困难，可是他们听中国人说话往往只能听懂一半，他们也很难让（中国人）听懂他们说的话。这是他们本身的过错，而不是语言的过错，他们应该更努力学习语言……14

3.2 汉语学习难点
学习任何一门新的语言都并非易事，汉语也不例外。在耶稣会士初识汉语的过程中，他们总结
11

在波兰关于传教活动的文献中没有提及波兰方济各会士编写的中文文法书。这儿提到的大概是一本手

抄本。
12[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2002）《中国来信（1716-1735）》，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16 页。

131719 年 8 月 22 日，严嘉乐从北京寄给捷克托马什·马透什的信中说“中文的方块字数目多得不得了（据说字的数目与词的数目一样多），使外国人学习中文十分困难。但耶稣会士编了一本中文语法书，这样，新来的欧洲人就可以在四年内学会中文，做到词能达意。”见[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2002）《中国来信（1716-1735）》，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38-39 页。
14[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中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三卷第 282 页。

18

或問

第 22 号（2012）

出汉语中较难掌握的五个方面：一是汉字数量庞大，二是发音与声调，三是同音异字现象，四是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五是语法。
从他们来华初期寄回欧洲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找到若干相关的论述。

3.2.1 关于汉字数量
由于中文是象形文字，有多少图像就有多少汉字，耶稣会士对这一点深感头疼，“中文的方块
字数目多得不得了（据说字的数目与词的数目一样多）”15。利玛窦的最初印象是：“……不过中国
文字的构造实难以形容，除非亲眼见、亲手去写，就如我们今天正学习的，真不知从何说起。有多少话、多少事，便有多少字，好像七万左右，彼此都不一样，非常复杂。”16 他们普遍认为汉字的总数量在五万到八万之间，这和欧洲的字母语言比起来，如同天文数字般令人惊讶。如安文思
认为中国人使用的字有五万四千四百零九个字，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曾德昭（Alvaro Semedo）、
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等认为汉字数量达六万，利玛窦觉得在七万左右，李明、马若瑟、
晁俊秀（Francois Bourgeois）说有八万多个。神父们对汉字总量的记载出入颇大，这多半是受到了
他们当时所见的中文字典所收字数的影响，如《海篇》收字 55，665 个；《篇海》17收字 62，236
个；《正字通》收字 33，549 个；《康熙字典》收字 47，035 个等。可见，历代统计的汉字总数量
也在五六万之多。如此看来，耶稣会士们的记载尽管有些出入，但并不十分夸张。
汉字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占据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但由于汉字数量的庞大又给西方人学习汉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时甚至成为个别神父望而生畏的学习禁区。杨嘉禄（J.B.Charles Jacques）
就很无奈地表示：令人头疼的是这里的语言非常难讲，阅读和书写就更难了，然而又必须学它。这种语言
与欧洲正在使用的任何语言均毫无关系，其读音对最资深的传教士都是一种障碍。近八万个字，每一个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怎么能学会这一切呢？我们尽力而为罢了，上帝也不会苛求。要熟练掌握必须多年时间，而且能做到的人仅凤毛麟角。18（1722）
虽然汉字数量惊人，但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在实际的学习中也惊讶地发现实际上只要学会四五
千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日常的交际和一般性的阅读。因此为学习便利，他们强调了掌握常用汉
字的必要性，沙守信说：我每天八小时抄写词典，整整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使我最终能够阅读汉语书籍。十五
天前，我在这里找了一个中国文人，早晚各三个小时跟随他辨识中国汉字，像小孩那样费力

15[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2002）《中国来信（1716-1735）》，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38 页。

161583 年 2 月 13 日利氏致巴都阿德·富尔纳里神父书，见罗渔译（1986） 《利玛窦书信集》（上），台湾：光启社、辅仁大学出版社，第 31 页。
17

即《类玉篇海》，金代第一部大型词典。

18[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2005）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二卷第 275 页。

早期入華傳教士的漢語学習観述略（李）19地朗读。中国常用字约四千三百个，但总数达到六万。对于我们，只要掌握布道、传教和听
忏悔的一些词句就够了。19（1703）
马若瑟觉得汉字本身不表示任何的音，用不着求助于任何语言就能辨认它们，明白它们要向人们展示的含义，他总结的方法是通过大量阅读来反复记忆和学习常用字：……要求愿学中文的人记住八万个字是吓唬吓唬他们。我学习中文并不难，在三四年中，
我就能阅读和理解中国的书。识了五千至六千单字以后，阅读就不成问题了。阅读时，单字
不断重复出现，就能逐渐学会这些单字，用不着再费脑筋了。20（1724）

3.2.2 关于发音和声调
神父们在观察和使用中注意到汉语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在汉语
中声调决定一切。如果外国人“不知道这些声韵就会产生语言混乱，几乎不能进行交谈，因为没
有声韵，谈话的人就不能了解别人，也不能被别人了解。”21 由于各个声调之间的差别细微，难以分辨，“为了让别人听懂自己说的中国话，必须把每个词的特殊音调读出来，稍一变化就可能落在另一声上，而造成可笑的误解。”22可见，汉语的声调对于绝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是难点中的难点。如晁俊秀在信中就坦承学习语音
的困难：
对所有欧洲人来说特别困难而且永远是一种障碍的是汉语的读音。它似乎是一道难以逾
越的门槛。首先，每个字有五种不同的读法。但不要认为，它们的读音非常分明，我们的耳朵可以轻易识别。这些单音节词发出来出奇地快，害怕很容易让它们逃走而不得要领。……23（1769）
有的传教士认为中国语言犹如音乐一般，而汉字本身又不是发音的符号，不仅需要像音乐家一样敏锐的耳朵才能捕捉到语音与语音之间的差异，还需要超强的记忆力来牢记数千音节的组合，
需要丰富的联想力来完成从音到义的衔接，否则无论是流利地表达自己，还是顺利地听懂对方都将难以实现。
由于汉语和欧洲以字母为基础的语言体系截然不同，汉字本身并不代表发音和声调，只代表形
象或含义。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汉语字音还在自然的分解和拼合上，汉字的注音往往采取打比
19[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一卷第 243 页。
20[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中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三卷第 281 页。
21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第 336 页。

22[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2004）《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167页。
23[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下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五卷第 164 页。

20

或問

第 22 号（2012）

方的方法，叫做“譬况”或者“读若”、“读如”。从汉代开始，有一种直音法，即用同音字给某字注音。后来借鉴了佛教梵文，发明了“反切”来解决汉字的字音问题。通过这种方法，人们能自
然地把汉字分解为声母、韵母，并由二者拼合形成另一个字音。直到明末传教士入华，带来了西方拼音文字，也给中国古代音韵学开启了一道西方拼音理念之门。
鉴于汉语语音给初期入华的传教士带来的巨大挑战，为了便于他们学习发音和声调，利玛窦、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钟鸣仁（Sebastien Fernandez）、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等神父集众
人之力，考虑到西方人的发音习惯，充分地利用了欧洲字母的优势，在 1598 年前后发明了用拉丁
字母来给汉字注音的系统，同时用五个记号来标注汉语的声调，以西音之法，通中国之音，这就是汉语拉丁拼音化的开端。

3.2.3.1.1

关于同音异义现象

汉语中同一个发音由于声调不同，加上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相同音节却有不同的汉字。当然，对于母语者来说，这种区别是自然而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用特别费心即可以轻易地知道
同一音节的不同意义，但这种语言现象对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较大障碍。传教士
在接触汉语之初，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通过这种萌芽状态下的语言对比，他们注意到了两种语言各自的特殊性：欧洲的文字字母少，词却非常多；汉语的字音少，通过音节组合而能确定词义的汉字却很多。晁俊秀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学习同音字的复杂情景：人们告诉我：‘chou’就是书的意思24。我想，如果只要‘chou’这词一出现，我就可以认定它和‘书’有关。但事情决不是这样：当‘chou’再出现时，它的意思却是‘树’。于是我将‘chou’分解成两种意思，一是书，一是树。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些：‘chou’可是是‘暑’，可以是‘述’，可以是‘曙’，可以是（雨）‘水’25，可以是‘恕’，可以是‘熟（熟悉）’，可以是‘输’等等。26
由于汉语同音多义的特点，传教士们不得不反复强调多看、多听、多记的学习方法，并以自
己的实践经验总结一些学习的窍门：
一音多义在书写时可有汉字的写法不同而得到限定。但在口语中各种重音和无声往往还
不足以区别全部不同的词义，还必须靠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来帮忙。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好用写出（有时用手在空中比划）汉字的方法来解决了。27

3.2.3.2 口语和书面语的脱节24

此处“书”的拼音采用的是当时的注音法。

25

此处是将“水”与“书”的读音弄混而导致的错误。

26[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下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五卷第 163 页。
27[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2002）《中国来信（1716-1735）》，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15 页。

早期入華傳教士的漢語学習観述略（李）21

汉语及其方言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书面语统一，但却与口语脱节，两者的距离甚远。
对于这一点，传教士深有体会。利玛窦最先注意到文白两种语言的不同风格：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然而，说起来很奇怪，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词却是两者通用的。因此两种形式的区别，完全是个风格和结构的问题。28
马若瑟也在信中提到了通俗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区别：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一种是老百姓使用的，他们说话不加斟酌；另一种是官员们和文人们使用的，是来自于书中，书面语言完全不是白话，运用这种书面语言要经过好几级才能达到所谓经书中精炼高超的水平。这里所说的语言已经不是口头上说的了，而只是书写用的了。眼前没有文字相助的话，是不太容易懂的，这种文字读起来很有兴味，因为很朗朗上口，让人不觉得刺耳，抑扬顿挫，很是和谐、柔顺。29
神父们敏锐地观察到了汉语文言和白话各自的特点，甚至还细分出了老百姓说的口语，文人阶层说的口语和书面的语言三类。虽然中国人在口语和写作中使用同样的汉字，但是在日常谈话
和古代典籍中所使用的语言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传教士发现仅仅掌握口语用来布道讲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练习用中文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强调语言学习中同时掌握口语和书面语的重要性，
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不管他们如何聪明能干，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无法进入帝国显要人物的圈子。”30 在这一点上，身处宫廷的神父比外省传教士更具优势，他们
能找到最优秀的文人请教书面语的用法，同时还能与使用地道官话的士大夫进行日常口语的交谈练习。

3.2.5 关于语法汉语语法自成体系，与欧洲语言大相径庭。传教士最先注意到了汉语语法的若干特殊性，例
如词没有因性、数、格等变化而带来的词尾变化，“中国语言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明的，它由三百二十个单音节组成，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则有无数的词、时态、语态、数、人称等等。”31 通过传教士的描述，他们已观察到汉语中“词无定类”的现象，以及动词形态没有主动被动之分等特点。
汉语与世界上其他已知语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同样的字永远只有一种词尾。其中找不28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第 27 页。

29[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中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三卷第 283 页。
30[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大象

出版社，第一卷第 227 页。
31[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2004）《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河南：大象出版社，第 49

页。

22

或問

第 22 号（2012）到我们讲话中通常所见的性、数、格的变化。在动词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发现这是谁发出的动作、他如何动作和何时动作以及他是一个人动作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动作。总之，汉语中同一个词，它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是动词和副词，可以是单数，也
可以指复数，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等等。全凭你根据上下文去听取猜度。32（1769）
可以说，此时传教士对汉语语法的认知还显零乱，尚未形成较为完备和严整的语法体系，有待进一步的补充与提炼，但这些表述为后来西方人在语法方面对汉语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综上所述，在早期耶稣会士寄回欧洲的报告和书简中，关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他们着墨颇多的一个重点。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学习的认知是矛盾而复杂的，
从最初一些零星的浮于表面的粗浅记载，逐渐开始有意识地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进行较为深
入和全面的考察，这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深化的过程。
固然传教士有着个体语言天赋的差异，但入华早期由于缺乏汉语教学的师资，没有实用的教
材和工具书在客观上造成了汉语难学的外部条件，加上汉语在汉字、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特殊性，又进一步增加了学习的内部难度。
“语言和文字上的障碍要求我们热爱学习。这样的学习并不
轻松，也不引人入胜，除非您希望某天成功地利用它们为上帝增光。”33这个学习的过程显然是有些冗长而枯燥的，然而激发传教士们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原动力，即传播基督福音的虔诚信仰推动着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来克服这些学习上的困难，正如利玛窦所总结的那样，“只懂得我们的文
字而不懂得他们的文字是没有用处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它比多发展一万名基督徒还更
有价值，因为这是为整个帝国的全面归化在作准备的。”34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以天主教海外传教的语文学传统为基础，对汉语特性的描述及其学习过程的经验总结，可以说是早期中欧两种语言首次接触后所产生的语言对比研究的一个萌芽。在他们
之前，中国和欧洲的语言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语言接触的信息和语言学习的资料，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传教士西方学术背景的知识体系，使得传教士的汉语观与中国人几千年
所形成的对本民族语言的认知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尽管还只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朴素思想，尚未最终形成系统而缜密的研究，但对后来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传教士以及欧洲本土汉
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展开的更为深入的汉语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铺垫和积累。
从早期对汉语的初步认知开始，通过几代传教士的不断努力，在四百余年的时间里，西方人
32[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下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五卷第 163 页。
33[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200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河南：大象出版社，第一卷第 19 页。
34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第 686 页。

早期入華傳教士的漢語学習観述略（李）23已经从汉语的音韵、词汇、语法等诸多方面对近代汉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总结，在语言学习方面贡献了数百部教材、语法书和双语辞典。这些珍贵的文献和史料，不仅促进了西方人的汉
语研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近代汉语本体的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是世界汉语教
育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

[比利时]钟鸣旦、孙尚扬（2004）《一八四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

2.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1995）《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

3.

[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
2005 年

4.

[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2004）《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河南：大象出版社。

5.

[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2002）《中国来信（1716-1735）》，河南：大象出版社。

6.

[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2004）《中国新史》，河南：大象出版社。

7.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

8.

罗渔译（1986）《利玛窦书信集》，台湾：光启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9.

戚印平（2007）《远东耶稣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View of Learning Chinese by Early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Abstract: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European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for evangelization.
As the pioneers of acknowledging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of Chinese among the westerners, they
accumulated profound precious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In
the letters and reports early Jesuits sent back to Europe, Chinese language was the subject they talked alot. These descriptions and statements outlined the understanding process for a new language,
summarized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 areas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from the angle of a beginner,and explored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the language learning. Their effort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later-on missionaries and western scholars starting the overall research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phonetics, lexicology and syntax. The thesis mainly bases on materials of Jesuit society, starting on two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language by early missionaries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It
tries to classify and summarize their views of Chinese language’s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vocabulary,

24

或問

第 22 号（2012）

grammar and etc, in order to sort out the theory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by early westerners whocame to China.
Key words: Westerners came to China
Early Qing

View of learning Chinese

Jesuits

Late Ming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