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
No.37,（2020）pp.1-16

生榮死哀：
英國第一任寧波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的去世
及有關其撫卹安排的討論*

王 宏志
摘要：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是其中一位對鴉片戰爭前後中英關係產生重大影響的人，但學術界對他的關注較少。本文主要利用現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英國外交部檔案及其他相關原始資料，分析羅伯聃去世前後的情況，特別關注跟他
相關和交往過的人怎樣去為他家屬爭取較好的撫卹和補償，目的除探討羅伯聃去世前後的狀況
外，更希望通過人們對他的描述和評價，增加對羅伯聃的了解，並簡略展示鴉片戰爭前後來華
英國人的關係網絡。
關鍵詞：羅伯聃；寧波領事；德庇時；小斯當東；巴麥尊

一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是其中一位對鴉片戰爭前後中英關係產生重大影響的人。
早在 1839 年，羅伯聃還是怡和公司（Matheson & Company）僱員的時候，便以非官方的身份翻譯過一些十分重要的外交文書，包括林則徐（1785-1850）的繳煙諭令、林則徐給英國女王檄諭等，
1

又以譯員身份參加英商與林則徐就禁煙問題上的會議，並協助英國駐華第二商務監督參遜

（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1812-1888）繳交鴉片。鴉片戰爭爆發後，羅伯聃加入商務監督處為譯
員，在戰爭期間肩負很多重要翻譯工作，參與和約談判，出席〈南京條約〉簽署儀式，更是唯一在
簽署桌前坐著的英方譯員。2 戰事結束後，他主力製訂五口通商稅則，獨力翻譯〈善後事宜清冊附* 筆者在三年多前研究羅伯聃所翻譯〈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時，曾在英國外交部檔案中看到有關
羅伯聃去世前後的一些零星資料，但當時無意再作進一步探討。2018 年 4 月 20 日，在關西大學東亞
文化研究中心舉行的“鴉片戰爭時期的羅伯聃”會議上拜讀蘇精老師的〈關於羅伯聃的“新＂史料〉，
文章最後部分提及羅伯聃去世後留下兩名子女的情況，並提出在英國外交部檔案中應該有相關資料。
在蘇精老師這幾句話的啟發下，筆者從新再翻查外交部檔案相關材料，並草成本文。謹在此向蘇精老
師致謝。
1關於羅伯聃早年所翻譯過的作品，可參蘇精：〈關於羅伯聃的“新＂史料〉，收沈國威（編）：《西士與近代中國：羅伯聃研究論集》（大阪：關西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35-44。
2關於羅伯聃在鴉片戰爭角色的基本介紹，參王宏志：〈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譯者－－下篇：英方的譯者〉，《翻譯史研究（201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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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第 37 号 （2020）

粘和約〉（〈虎門條約〉），然後獲任為英國第一任駐寧波領事，建立寧波領事處，直至 1846 年在任內去世。顯然，從英國外交的角度看，他的貢獻是重大的。但另一方面，羅伯聃也是一個深具爭議性的人物，例如他早年受聘於怡和洋行工作時曾拒絕翻譯有關鴉片的文章，更寫信給怡和洋行合
伙人渣甸（William Jardine, 1784-1843），批評鴉片貿易；3 他所翻譯的〈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
便因為中英文本的差異而掀起軒然大風波，遠在倫敦的英國外相要求作內部調查，更寫信來批評
他的失職；4而他在任寧波領事時的一些行徑，惹來直屬上司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的不滿，寫信到英國外交部投訴。然而，對於那時候不少英國人來說，長期在中國居住和工作的環
境及壓力，對身體健康構成嚴峻的考驗。羅伯聃早在鴉片戰爭隨軍北上舟山等地區期間便曾感染
虐疾，其後也多次發病。結果，在寧波領事任上不足三年，羅伯聃在 1846 年 9 月 14 日去世，年僅 39 歲。
相對於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等同
時期的英方譯員，羅伯聃所受到學界的關注較少。長期研究羅伯聃的是關西大學教授內田慶市，重點研究羅伯聃在語言學方面的貢獻以及他所翻譯的《意拾諭言》。此外，內田慶市所屬關西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在 2018 年 4 月舉行過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羅伯聃”會議，與會者共發表四篇有關羅伯聃的論文，經由沈國威編輯出版成書，《西士與近代中國：羅伯聃研究論集》是專門研究羅伯聃的第一本論文集。
本文主要利用現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英國外交部檔案及其他相關原
始資料，分析羅伯聃去世前後的情況，特別關注跟他相關和交往過的人怎樣去為他家屬爭取較好的撫卹和補償，目的除探討羅伯聃去世前後的狀況外，更希望通過人們對他的描述和評價，增加對羅伯聃的了解，並簡略展示鴉片戰爭前後來華英國人的關係網絡。

二在現在所見到的外交部檔案中，作為羅伯聃直屬上司的香港總督德庇時在 1846 年 8 月 10 日
寫信給英國外相阿伯丁（George Hamilton-Gordon, 4th Earl of Aberdeen, 1784-1860），報告他已批准
羅伯聃因為健康理由休假一年，回英國治療休養．並委任原來廈門副領事索理汪（George G. Sullivan）
暫代領事之職。5 這份報告還附有羅伯聃自己寫的申請信，以及醫生証明書，讓我們比較清楚羅伯聃當時的病況。

3

Thom to Jardine, Canton, 8 December 1838,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MS. JM/B, 544.

4

關於〈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的中英文本歧異問題，筆者曾撰文討論，認為羅伯聃應負最大的責

任，參王宏志：〈“著名的十三條＂之謎：圍繞 1843 年中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的爭議〉，《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103 期（2019 年 5 月)，頁 1-46。
5

Davis to Aberdeen, Victoria, HongKong, 10 August 1846, FO 17/113, pp. 203-204.

生栄死哀（王）3羅伯聃的申請是早在 7 月 14 日提出的，經由當時仍駐紥於舟山的英國第 98 團軍醫及副軍醫
証明，他的病情嚴重，必須返回英國醫治，請求德庇時在現行規例容許下儘快批准。除軍醫的証明外，羅伯聃在申請中強調，他在中國居住已有 12 年半，其中 6 年為英國政府服務，期間在舟山、廣州、香港以及揚子江地區感染過腹瀉、發燒和虐疾；最近四個月出現水腫，一直接受醫療，身體十分虛弱，必須回國治理。他還要求給與規例容許下最長的病假，希望在恢復健康後能夠繼續為英
國政府服務。6 兩名軍醫的証明書也同時收錄在外交部檔案內，証明羅伯聃因為長時期在中國居留，
感染疾病，已有一段時間發燒、腹瀉，以致身體十分虛弱，返回英國接受治療是絕對需要的（“absolutely necessary”）。7
這裏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德庇時向阿伯丁匯報給與羅伯聃休假一年的信寫於 1846 年 8 月 10日，但究竟德庇時是在什麼時候接到羅伯聃的申請的？上面看過羅伯聃的申請信上所署的日期是
7 月 14 日，其實，德庇時就是在這時候收到申請的，中間沒有郵遞的時間，因為德庇時自己在給
阿伯丁的信中說，他是在舟山的時候接到羅伯聃的申請的。8我們知道，根據〈南京條約〉，“定海
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為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海口
均已開闢俾英人通商後，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佔據＂。9 德庇時在 1844 年 2 月 23 日獲委
任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兼第二任香港總督後，在 5 月初到任不久即跟中方代表耆英（1787-1858）
談判，於 1846 年 4 月 4 日簽署〈英軍退還舟山條約〉，英軍最終在 1847 年 7 月 22 日退出舟山，
而德庇時就是在這之前去了舟山一趟，並接到羅伯聃的休假申請。我們不禁問，為什麼德庇時要等
27 天後才向阿伯丁匯報？
那麼，是不是德庇時早在收到羅伯聃的申請時便已經批准休假，只是待到他自己回到香港後
才向阿伯丁匯報？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英國外交部檔案裏存有一份德庇時發給羅伯聃的指令，指示他把寧波領事館的檔案、帳目以及餘下的現金交與獲委任為代理領事的索理汪。10換言之，在這
指令到達前，羅伯聃還沒有能夠正式休假。這份指令所署的日期是 8 月 20 日，甚至比向阿伯丁匯報又晚 10 天，離開羅伯聃當面向德庇時申請假期長達 37 天，更不要算上從香港送遞到舟山所需的時間。事實上，在這段日子裏，羅伯聃的確繼續在履行領事的職務，我們起碼見到一份他在 1846
年 8 月 10 日還寫給德庇時一封很長的公函，回應有關寧波茶葉的質量問題，當中沒有提及抱恙或6Thom to Davis, Chusan, 14 July 1846, FO 17/113, pp. 205-206.

7

Ibid., p. 207.

8

Davis to Aberdeen, Victoria HongKong, 10 August 1846, FO 17/113, p. 203.

9

《中外舊約章𢑥𢑥編》（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第一冊，頁 32。另外，〈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亦有“萬年和約內言明，俟將議定之銀數交清，其定海、古浪嶼駐守英兵必即退出，以地退回中國＂。同上，頁 36。
10

Davis to Thom, Victoria, HongKong, 20 August 1846, FO 670/13, No. 28.

4

或問

第 37 号 （2020）

請假回國的申請；11 而在 8 月 17 日，德庇時還向羅伯聃發出公文，指示賬目的處理。12 換言之，即使德庇時在寄信給阿伯丁匯報批准假期後，仍然繼續給羅伯聃分派工作，直到 8 月 20 日才從香
港發出指令，讓羅伯聃休假。必須強調，德庇時是很清楚知道羅伯聃的病情十分嚴重的，因為在寫
給阿伯丁的報告中，他這樣說：在見過羅伯聃先生後，我可以補充說，他的外貌跟醫生証明書所說的完全一樣，他的浮腫
還加重了他的病徵。13
他還說，“他的康復看來很成疑問。＂14 既然他在 7 月中已見到羅伯聃的病勢這麼嚴重，甚至不可能康復，為什麼要待 37 天後的 8 月 20 日才向他發出休假通知？事實上，我們最終不能確定羅伯聃在 9 月 14 日去世前，這份從香港送過來的通知是否及時送到羅伯聃手上。
此外，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現在所見到德庇時好幾封有關羅伯聃病危以至去世的信件是寫得極其冷漠的。就以 8 月 20 日那封休假通知為例，那完全是一個行政指令，半句客套或問候的說話也沒有。此外，當代理領事索理汪告訴他羅伯聃去世的消息，並指出當時並沒有英國政府的醫
護人員救治時，德庇時寫了這樣的回信：從閣下 9 月 14 日送來第 18 號函件，知悉羅伯聃先生於當天去世的消息，本人深感遺憾－－對於閣下在信函中所說只有傳道會的醫療人員治療他的疾病，本人必須說明，英國
政府決定在一些有教會醫療人員的口岸，不會向領事館提供醫生。
閣下出任寧波代理領事的薪金是每年 1200 鎊，從羅伯聃先生去世的當天算起。15
還有的是他向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 1784-1865）報告羅伯聃去世的一封信（1846 年 10 月 3 日）
，又是一封充滿官式、非人性語調的公函，開始一句是“我遺憾地向
閣下報告羅伯聃領事在上月 14 日去世的消息，這是通過今天所收到代理領事索理汪送來公函知悉的。＂跟著他說：“我上次送呈有關羅伯聃先生健康狀況以及休假的公文，在一定程度上讓閣下對
此消息有所預期。＂接著的是說由索理汪接任寧波領事的職位，薪金會減少至每年 1200 鎊，理由
是寧波的事務不多。16 當中沒有一個字表示哀悼，也沒有任何惋惜的說話，更不要說感謝羅伯聃

11Extract of Despatch No. 13 from Thom to Davis, 10th August 1846, FO 17/113, pp. 95-98.

12

Davis to Thom, Victoria, HongKong, 20 August 1846, FO 670/13, No. 27.

13

Davis to Aberdeen, Victoria HongKong, 10 August 1846, FO 17/113, p. 204.

14

Ibid.

15

Davis to Sullivan, Victoria HongKong, 3 October 1846, FO 670/13, No. 37.

16“I regret to report to your Lordship the death of Mr. Consul Thom, which occurred on the 14th ultimo at

Ningpo, as announced in a dispatch from Mr. Acting Consul Sullivan received this day. My former despatch
concerning the state of Mr. Thom’s health and his leave of absence, will have in some measure led yourLordship to expect this.” Davis to Palmerston, Victoria, Hongkong 3 October 1846, FO 17/114, pp. 121-123.

生栄死哀（王）5

的工作和貢獻了。17 跟著在大概一個月後，德庇時又寫信給索理汪，要求提供新的賬目，改正“已故領事羅伯聃本季度賬目的錯漏＂，18 看來德庇時對羅伯聃任內表現很不滿意。
誠然，德庇時對羅伯聃的工作表現是不滿意的。羅伯聃在沒有出任寧波領事前所翻譯的〈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被揭發中英文本有嚴重歧異，可能對香港造成損失，成為德庇時剛上任香港
總督後得要馬上處理的外交事件；然後，在向外交部所作的一些匯報裡，德庇時好幾次投訴作為寧
波領事的羅伯聃失職及犯錯，19 甚至明確地說“我認為羅伯聃先生是世界上其中一位立心最良好的人，但缺乏正式的政府行政訓練，導致他在一些事件中行事怪異，給我帶來相當的麻煩和焦慮。
＂20 也許我們不應該過份揣測德庇時延遲通知羅伯聃休假批准是與他對羅伯聃不滿有關，我們也
無法確定如果羅伯聃在 7 月 14 日提出申請放假時便馬上獲批准啟程回國就醫，是否可以及時治療
康復。不過，我們在下文探討有關羅伯聃的撫卹安排時，將會更清楚見到德庇時在這問題上的處理手法。

三關於羅伯聃去世的情況，現在留下來的只有他出任領事期間在寧波認識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
麥嘉締（Divie Bethune McCartee, 1820-1900）的簡單記述。麥嘉締是寧波第一位新教傳教士，1843
年 10 月從美國啟程到中國，在香港逗留一段短時間後，在 1844 年 6 月 19 日到達舟山，第二天去
寧波領事館拜訪羅伯聃，羅伯聃更邀請他在沒找到住處時可以住在他那裏，結果，麥嘉締就在羅伯
聃那裏住上十天，直到羅伯聃的一名廣東佣人為他找到租住的房子。21 麥嘉締跟羅伯聃二人一直
是很好的朋友，1846 年羅伯聃病危的時候，知道可能趕不及接任的領事到來，便請求麥嘉締幫忙
把兩名年紀很小的子女送往上海，交託一名友人照顧。麥嘉締委派他自己的中文老師把兩名小孩
連同他們的褓姆送到上海羅伯聃的朋友那裏去。當麥嘉締把這消息告訴羅伯聃時，羅伯聃表現得17

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在離職回國途中經過香港，德庇時曾給巴富爾寫信，對其任內表現高度讚揚，還說他個人完全認同外相阿伯丁對他優良表現的正式紀錄。Davis to Balfour, Victoria,
Hongkong, 27 October 1846, FO 17/114, p. 231。不過，在其後的好幾封信裏，二人就一些財務安排有過爭議，德庇時不同意支付巴富爾為上海使館墊支的一些款項。
18

Davis to Sullivan, Victoria HongKong, 14 November 1846, FO 670/13, No. 50.

19

Davis to Aberdeen, on board H.M. Ship “Castor”, off Hongkong, 13 June 1844, FO 17/87, p. 151; Davis to

Aberdeen, Victoria, Hongkong, 26 March 1845, FO 17/98, p. 152-154; Davis to Aberdeen, Victoria, Hongkong,
5 May 1845, FO 17/99, pp. 188-189.
20

Davis to Aberdeen, Victoria, Hongkong, 26 March 1845, FO 17/98, p. 153.

21

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a Missionary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22), p. 76.

6

或問

第 37 号 （2020）很感激和滿意。根據麥嘉締說，當新領事來到的時候，羅伯聃已認不出他了，22 最後，羅伯聃去世
的時候，身旁就只有麥嘉締一個人。23 麥嘉締就是索理汪給德庇時信中所說，羅伯聃去世前只有教會的醫生為他治療的人。24
在上引麥嘉締的回憶錄裏，我們見到羅伯聃遺下一對年幼子女，但沒有提及他的妻子。事實上，就是羅伯聃的哥哥大衛聃（David Thom, 1795-1862）在羅伯聃去世後為他所寫的傳記裏也沒有
提及羅伯聃留下遺孀。25 蘇精在〈關於羅伯聃的“新＂史料〉中開列出兩份資料，証明羅伯聃娶
了中國女子為妻，還有一份說羅伯聃有一個中國情婦（Chinese mistress）。26 不過，無論是正式的
妻子還是情婦，但由於當時英國的婚姻法例和宗教思想，羅伯聃跟中國女子的婚姻沒有被承認，因此，我們見到當時的文獻都把羅伯聃的子女形容為“私生子女＂（“natural children” / “illegitimate
children”），而且，根據麥嘉締的說法：“他去世時，只有我一個人陪著他＂27，似乎羅伯聃去世時
妻子並不在場。這樣，二人的婚姻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實在難以確定。但無論如何，羅伯聃的兩名
子女就是通過麥嘉締的幫忙，送到上海羅伯聃的一位友人照顧。
那麼，羅伯聃這位上海友人是誰？從來沒有人提及過，我們留待下文再詳細交代，這裡可以先看羅伯聃的另一位上海友人：第一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上尉（Captain George Balfour, 18091894），28 在羅伯聃去世前後，他做出不少的幫忙。巴富爾原為馬德拉斯炮兵部（Madras Artillery）
上尉，在羅伯聃被委任為寧波領事的同時，巴富爾在 1844 年 3 月獲委任為上海領事，29 並在 11
月 8 日抵達上海。在出任上海領事期間，巴富爾最廣為人知的是他與上海道台宮慕久（1788-1848）
在 11 月 17 日共同宣布上海開埠，並簽署〈上海土地章程〉，一直為外國人爭取劃地建屋。在現有22根據英國註廈門領事的一封信，索理汪在 1846 年 8 月 30 日前還沒有能夠從廈門啟程。Layton to

Davis, British Consulate, Amoy, 1 September 1846, FO 17/114, pp. 18-19.
23

Speer,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p. 79.

24

關於麥嘉締，除上引 Speer,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外，亦可參 Eli I. Sheppard, An

American Missionary Statesman: The Life and Work of Dr. Divie Bethune McCartee (New York: Funk &Wagnallis, 1906).
25

David Thom, “Robert Thom, Esq., Late British Consul at Ningpo,” Dialogues on Universal Salvation(London: H. K. Lewis, 1847), pp. vi-xv.
26

蘇精：〈關於羅伯聃的“新＂史料〉，頁 53-53。該三份資料分別為 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 & 25; R.
Montgomery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London: James Madden, 1847), vol. 2, p. 384;
W. Tyrone Power, Recollections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Chin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53), p.
277；三人中，Coates 說羅伯聃有一名中國情婦，另外二人都說他與中國女子結婚。
27“I was the only one with him when he died.” Speer,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p. 79.

28

George Balfour, Memorandum of the Services of Captain, now Major George Balfour, Madras Artillery, &c.

&c. &c. (London: B. W. Gardiner, 1848), pp. 3-7.
29

Accounts and Pap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44 (1846), p. 10.

生栄死哀（王）7外交部檔案裏，我們見到不少巴富爾跟羅伯聃的通信，雖然全都只涉及公事，但二人十分友好，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英國外交部所藏第一封匯報羅伯聃臨終前情況的信，就是巴富爾在 9 月 15 日
所寫給德庇時的。
在這匯報裏，巴富爾說在 9 月 13 日晚上收到寧波領事處譯員辛克萊（Charles Sinclair）的信，知悉羅伯聃病情非常嚴重，已經到了幾乎沒有希望的階段（“an almost hopeless state”），而羅伯聃在這時候要求與認識多年的雒魏林醫生（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見面。作為最後的努力，以及拯救這位為英國政府作出過出色服務的領事唯一的希望，巴富爾馬上請求雒魏林趕去寧波醫治羅伯聃，並希望能夠把他帶到上海。他們曾想讓雒魏林乘坐皇家船隻“狼號＂（the Wolf）從水路去
寧波，並把羅伯聃接回來，但當時風向並不合適，估計要七至八天才能到達，因此，巴富爾馬上跟
上海道台聯絡，取得特別的批准，讓雒魏林取道陸路去乍浦，然後坐船渡過杭州灣到鎮海。根據巴富爾的匯報，雒魏林在 9 月 14 日晚出發，預計 17 日早上可以到達寧波，他還在信中以後記形式
記下：他已得知雒魏林已到達乍浦，沒有任何阻滯。30 然而，一切來得太晚，其實在雒魏林還沒有出發前，羅伯聃已經去世，而當他到達寧波時，羅伯聃已經去世四天了，最後雒魏林只好原路返回
上海。31 1846 年 9 月 30 日，巴富爾又寫了一封信給德庇時，向他報告雒魏林在 9 月 26 日已從寧
波返回上海，只是沒法救回一位對國家大眾利益作出巨大貢獻的人。他還說，他“深深地感受到失
去了一位個人的朋友。＂巴富爾在信中又請求德庇時批准向雒魏林支付 100 元報酬以及陸上往返
交通 40 元。32 這項申請在 1847 年 1 月 12 日得到英國外交部的批准。33
但最關鍵的是巴富爾離開上海領事職位後，34 在返回英國途中抵達香港時，在 1846 年 10 月
27 日寫給德庇時的一份備忘錄。
巴富爾這份備忘錄篇幅不短，約有 700 字，但重點只有一個，就是請求英國政府出於仁慈的考慮，給與羅伯聃遺屬特別的金錢資助。為了支持這個要求，巴富爾共列出 10 個理由，包括：1.

在 1839 年初以及 1840 年 7 月 1 日前，羅伯聃曾為英國政府工作，沒有收取任何報酬。

2.

1840-1842 年鴉片戰爭期間，羅伯聃支付了不少情報費，巴富爾曾囑他申請補款，但他從沒有這樣做。

30

Balfour to Davis, Shanghai, 15 September 1846, FO 228/64, pp. 114-116.

31

LMS, Central China, box 1, folder 1, jacket C., W. H. Medhurst & W. Lockhard to the Directors, Shanghai,

14 October 1846，錄自蘇精：〈關於羅伯聃的“新＂史料〉，頁 51。
32

Balfour to Davis, Shanghai, 30 September 1846, FO 17/114, pp. 175-176.

33

Palmerston to Davis, Foreign Office, 12 January 1847, FO 17/121, p. 11.

34

Balfour to Palmerston, Shanghai, 5 September 1846, FO 17/114, p. 4; Davis to Balfour, Victoria,

HongKong, 17 September 1846, FO 17/114, p. 46.

8

或問

3.

第 37 号 （2020）

在〈南京條約〉談判期間，羅伯聃得到全權大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6）的
信任，讓他和其他譯員積極參與，擔負的工作遠高於一般的譯員，因此值得拿取更高的工資。

4.

羅伯聃負責處理的關稅問題，繁重而異常重要，應該給與額外工資。

5.

羅伯聃婉拒出任年薪 1800 鎊的廣州領事職位，但願意用上幾個月時間去籌建廣州領事
處，廣州領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799-1845）只需要跟隨羅伯聃所設定的安
排行事。

6.

馬儒翰去世後，羅伯聃完全肩負上漢文正使的工作，直至郭實臘到任。

7.

上述所指的全部時期裏，羅伯聃的年薪只有 800 鎊，巴富爾認為這樣的工資對高資歷的羅伯聃來說是偏低的。

8.

羅伯聃自費編製和發送一部有關中英語文的書，在北方受到中國人的重視，對推動中英
人民的友好關係，以及英國人在華商業活動很有幫助。

9.

在寧波出任領事近 3 年裏，羅伯聃每年支付超過 300 元款待中國官員，另外也花費不少在法國大使及其隨員來訪的接待上。

10. 導致羅伯聃去世的疾病是他在 1840 年在舟山與巴富爾一起時感染的，1841 年他們退出
廣州的時候，羅伯聃兩次因為發燒和虛弱而暈倒，但因為他是軍中唯一的譯員，他還繼續工作，提供服務。35
可以說，能夠想得到的理由都給羅列出來了，可見巴富爾是多麼熱切希望能為羅伯聃的子女提援助。此外，他還從上海帶來一封由羅伯聃遺產執行人的一封信，以羅伯聃兩名子女代表的身份，向英國政府提出資金補助申請。這封信的署名人除包括曾經趕去寧波嘗試治療羅伯聃的雒魏林外，
還有顛地比爾洋行（Dent, Beale & Co.，中文名稱為寶順洋行）的合伙人比爾（Thomas Chaye Beale, ?1857）。36
從程序上說，巴富爾向德庇時提出備忘錄，為羅伯聃遺屬爭取撫卹是合適的，因為無論是巴富
爾還是羅伯聃，德庇時都是他們的直屬上司。但另一方面，既然負責撫卹的是英國政府，因此，德
庇時在收到巴富爾的備忘錄和羅伯聃遺產執行人的信幾天後（11 月 2 日）
，把申請轉送英國外相巴麥尊，這做法也是合適的。不過，德庇時在轉送時所加上的一封信，讓我們完全看清楚德庇時在這
問題上的態度。這封信很簡短，為免撮寫失真，直譯如下：35“Memorandum by Captain Balfour with reference to some provisions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Late Mr.

Consul Thom, Hongkong, 27 October 1846,” FO 17/115, pp. 7-9.
36

Beale and Lockhart to Davis, Shanghai, 12 October 1846, FO 17/115, pp. 11-12.

生栄死哀（王）9

我榮幸地向閣下轉呈一份申請，這是來自巴富爾上尉的備忘錄及前領事羅伯聃先生遺囑執行人的信件，二者要求為已故領事的子女申請補助。本人頗為知悉羅伯聃先生的功績
和服務，但同時也相信外交大臣只有十分有限的資金應付這樣的申請。
本人也有職責為閣下提供相關的資訊：本人已確定申請援助的子女是私生子女，由一
名中國母親所生，同時，羅伯聃先生已留給他們 3000 元。37
很明顯，德庇時不但沒有支持，更明確地反對向羅伯聃子女提供支援，提出的理由竟然是外交部所
持資金不足，這根本不在他處理或管轄的範圍內；而且，他刻意強調羅伯聃兩名子女為私生，由中
國女子所生，更說羅伯聃已留下金錢給他們，這表面看來好像只是客觀提供資訊，但實際上是給與
負面的意見，目的就是要否定給與援助。然而，3000 元究竟是怎樣的概念？可以參考的是上文提過巴富爾支付雒魏林從上海趕往寧波救治羅伯聃的來回交通費是 40 元，服務費用是 100 元。383000 元肯定不是什麼大數目。
德庇時這封信在 1847 年 1 月 23 日寄抵英國外交部，但在這之前，倫敦方面已有人開始協助
羅伯聃家屬爭取撫卹安排。

四從外交部檔案所見，英國方面最早收到與羅作聃去世相關的文件是來自羅伯聃的哥哥大衛聃
39

的。

1846 年 12 月 2 日，大衛聃從利物浦寫了一封長信給巴麥尊，細述羅伯聃對英國政府和人民

的貢獻，內容跟巴富爾在備忘錄所提的相差不遠。40 在信中，大衛聃沒有向巴麥尊提出什麼要求，
甚至連羅伯聃遺下兩個兒子也沒有提及，但在信件結尾時有一段文字說到羅伯聃去世時很清貧。
大衛聃說，“他沒有時間去積聚家財；也許是因為他的個性，他不會積聚，他最主要的願望是要完
成他所有的工作，要做得好，維護英國的榮耀。＂41 當中的訊息其實也是很清晰的，羅伯聃為了國家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導致家無恆產。此外，這封信還有另一處值得注意的地方：他特別提到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他說小斯當東非常賞識羅伯聃，還邀請他作皇家亞
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的通訊會員。42

37

Davis to Palmerston, Victoria, Hongkong, 2 November 1846, FO 17/115, p. 6.

38

Balfour to Davis, Shanghai, 30 September 1846, FO 17/114, pp. 175-176.

39

儘管德庇時在 1846 年 10 月 3 日已寫信向巴麥尊匯報羅伯聃去世的消息，但該信抵達倫敦外交部的日期是 1846 年 12 月 29 日。Davis to Palmerston, Victoria, Hongkong 3 October 1846, FO 17/114, p. 123.
40

David Thom to Pottinger, Liverpool, 2 December 1846, FO 17/119, pp. 135-146.

41

Ibid., pp. 145-146.

42

Ibid., p. 145.

10

或問

第 37 号（2020）

小斯當東是近代中英關係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更被公認為英國第一位漢學家，最知名的中國通。43 小斯當東跟羅伯聃素未謀面，自阿美士德使團後便離開中國，一直再沒有回去，而羅伯聃在 1834 年 2 月才到中國，開始學習中文，但自此也沒有回到英國去，因此二人從沒有機會
見面。不過，我們知道，小斯當東是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時期的主力，羅伯聃也確是皇家亞洲學
會的通訊會員，在 1846 年的學會年報上仍然見到他作為通訊會員的名字，44 只是沒有資料顯示他
是經由小斯當東推介而成為會員，從而確立二人的聯絡或關係。1847 年 6 月出版的《大不列顛及
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學報》（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上刊有羅伯聃去世的報導，並作出高度的評價。45
然而，在大衛聃去信巴麥尊不久，我們見到小斯當東寫給巴麥尊的一封信，裏面便談及羅伯聃。這封信寫於 1846 年 12 月 10 日，小斯當東要求與巴麥尊會面，商談有關幾名在中國的譯員的情況。46 表面看來這次會面的要求好像不是專門為了羅伯聃而安排的，因為小斯當東在信中所附的一份備忘錄中述及的，除羅伯聃外，還有郭實臘、李太郭、馬理生（Martin Crofton Morrison）等，
但其實不然，小斯當東要跟巴麥尊見面，的確是為了商討羅伯聃的撫卹問題，其他譯員的出現，只能說是因為羅伯聃之死引起小斯當東要與巴麥尊商討關注和改善在華人員的狀況，因為在這份備忘錄裡，有關羅伯聃的部分不但放在最前面，而且篇幅最長，更直接談到他去世後遺屬的經濟狀
況，並提出具體的要求。
小斯當東備忘錄中涉及羅伯聃的，嚴格來說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開門見山地說出羅伯聃去世後家屬遇上經濟困難。小斯當東指出，羅伯聃有好幾個親屬，大體上須倚賴羅伯聃來維持生計。他有一位 79 歲的母親，還有撫養羅伯聃長大，提供教育的哥哥大衛聃牧師，然後就是兩個
在中國的私生子。小斯當東認同羅伯聃的弟弟和妹妹不應該拿取什麼補貼，而她母親年紀也很大，
不需要長久的經濟支援，但希望能為大衛聃和兩名小孩分別設立撫卹金，原因是羅伯聃在寧波時
是竭盡所能供養這些親屬的，如果他能活得長久一點，一定能為他們作出更好的經濟安排。

43

關於小斯當東，可參他的自傳：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L. Booth, 1856)；亦可參 Lydia Luella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gent fo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1798-1817” (M.A. thesis, Duke
University, 1968)；遊博清：〈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19 世紀的英國茶商、使者與中國通〉（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王宏志：〈斯當東與廣州體制中英貿
易的翻譯：兼論 1814 年東印度公司與廣州官員一次涉及翻譯問題的會議〉，《翻譯學研究集刊》17 期（2014 年 8 月）
，頁 55-86。
44“Li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9 (1846), p. 18.
45“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Fourth Anniversary Meeting of the Society, Held on the 8th of May, 1847,”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10 (June 1847), pp. v-vi.
46

Staunton to Palmerston, Devonshire Street, 10 December 1845, FO 17/119, pp. 179-181.

生栄死哀（王）11

第二部分是小斯當東對羅伯聃所作的高度評價，他的傑出貢獻和付出，讓他犧牲了生命，這是
整個英國外交部所熟知的。此外，小斯當東也許明白自己與羅伯聃從沒有見面，遠在英國，對羅伯聃的讚揚缺乏說服力，特意把羅伯聃的老上司璞鼎查帶出來，徵引璞鼎查在羅伯聃去世後所寫的
一封信中一段，衷心感謝羅伯聃在各方面給與忠誠的幫助，他願意在任何時候作出毫無保留的証
明。47 這不是空話，而且也不是因為羅伯聃去世而刻意去說好話。1845 年 4 月 16 日，璞鼎查回國後不久，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羅伯聃的故鄉－－一次慶祝他凱旋回國的大型晚餐聚
會裏，璞鼎查在答謝演講中這樣說：
容許我提出為一位來自您們城市的友人祝酒。對於他私人的友誼和公眾的服務，我是
無限感激的－－我指的是羅伯聃先生。我剛抵達中國的時候，那裏有三位譯員：郭實臘先
生、馬儒翰先生和羅伯聃先生。跟著，郭實臘先生離開北上，馬儒翰先生和羅伯聃先生就
與我留在行動的現場。可憐的馬儒翰先生早逝，餘下只有羅伯聃先生。他就是那位用最有效的方式把關稅規定翻譯出來的人，這是您們所見到的，也得到您們認可的。假如沒有他
的協助，我會在很多地方遇上極大的困難。為此，讓我建議，您們一起為現任寧波領事，
您們的羅伯聃先生的健康舉杯！48
由此可見，小斯當東所徵引璞鼎查在羅伯聃去世後所寫信件的內容，是完全出於真誠的。
我們不能確定這時候大衛聃與小斯當東是否已經有聯繫，也不能確定小斯當東要求與巴麥尊
見面是否與大衛聃有關，但這是很可能的，除了因為大衛聃給巴麥尊的信中特別提到小斯當東對
羅伯聃的賞識外，二人寫信給巴麥尊的時間也非常接近，而小斯當東的信中顯示他對羅伯聃家庭
情況十分了解，甚至能說出他母親的年紀，這些資料只可能來自家庭的成員。對於二人的來信，巴麥尊也很快便作了回覆。由於大衛聃沒有正式提出什麼要求，因此巴麥尊 12 月 12 日的回信很簡單，就只說英國政府充分理解和承認羅伯聃的功績和貢獻，沒有別的內容。49 對於小斯當東會面的要求，巴麥尊沒有答應。外交部檔案存有一份類似備忘錄的文書，只署外交部，從內容看應該是
外交部人員向巴麥尊提供建議的，逐一回應小斯當東信件的問題，日期是 12 月 11 日，就在小斯
當東提出見面要求的第二天，比給大衛聃回信早一天。
在這份文書裏，外交部一方面認同羅作聃的貢獻是值得讚頌的，同時又直接指出小斯當東要
以公帑為大衛聃及羅伯聃兩名子女設立撫卹金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但又建議可以借用李太郭的先例，一次撥出特別款項給羅伯聃的遺屬。50
我們知道，一直以來小斯當東和巴麥尊的關係是和諧的，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巴麥尊十分願
意聽取小斯當東的意見。但這次他並不接受小斯當東的建議，甚至沒有與他見面，更馬上在 1847

47

Ibid., p. 181.

48

“Dinner to Sir Henry Pottinger,” Glasgow Herald Issue 4405 (18 April 1845).

49

Pottinger to David Thom, Foreign Office, 12 December 1845, FO 17/119, pp. 185-186.

50

Foreign Office, 11 December 1846, FO 17/119, pp. 182-184.

12

或問

第 37 号（2020）

年 1 月 25 日致函德庇時，回覆他在 1846 年 11 月 2 日送來巴富爾備忘錄的信，指出自己並無方法
可以接納巴富爾的請求，給與羅伯聃遺屬額外的撫卹金。51

五
儘管第一次嘗試沒有成功，但小斯當東並沒有放棄。1847 年 2 月 9 日，他寫了一封信給巴麥尊。這封現存於英國外交部檔案內的信，52 是理解羅伯聃去世前後情況最重要的文獻，因為他同時送來大衛聃的陳請信，53 還有羅伯聃的遺囑，54 把很多疑問都解決了。
在這封信裏，小斯當東先提出要送來大衛聃的陳請信以及從上海送過來的文件，這清楚說明他跟大衛聃已經緊密聯繫。不過，這封信最重要的信息是小斯當東已把羅伯聃撫卹問題帶到更高的一個層面去，那就是首相羅素（John Russell, 1792-1878）。原來，在早一個星期五（1847 年 2 月5 日），小斯當東聯同另外六名國會議員等曾經要求與首相羅素會面，商討羅伯聃的問題；但首相
府以首相正忙於重大公眾事件，無暇接見。小斯當東於是寫信給巴麥尊，請求他與羅素首相溝通，
不要在沒有聽取他們的說明前就否決他們的建議。以當時的政治文化來說，這封信的措辭是相當
強硬的。55大衛聃的陳請書也是寫給巴麥尊的。大衛聃首先說沒有需要重覆有關羅伯聃對英國政府的貢獻，因為從前已對巴麥尊作過這方面的陳述，且已收到來自巴麥尊正式的回信，確認羅伯聃的功績。這次陳請的要求是為他母親以及自己爭取羅伯聃在任內去世的撫卹金，與羅伯聃的子女享有
同等的權利。這的確是特殊的請求，因為在英國法律制度下，可以領取撫卹金的只有直系親屬，就是遺孀和子女，母親和哥哥是不算在內的。
關於母親方面，大衛聃說一直以來都是由羅伯聃供養，現在已 80 歲，羅伯聃的去世，讓她失去舒適生活的來源。至於他自己，大衛聃指出：一、羅伯聃從 7 歲到 18 歲的生活和教育費用，很
大程度上是由他提供的；二、如果羅伯聃不是放棄從商之路，在國家的關鍵時刻投身政府，他早已
積累大量財富，而作為遺產受益人之一，大衛聃也會承受相當的財富；三、1833 至 1834 年間，羅伯聃曾嘗試購買人壽保險，但由於他為國家服務而多次發病，身體狀況讓他不能購買保險，損害了大衛聃和他家人的利益；四、羅伯聃在遺囑訂明，把所有資產分成兩份，一半歸他的兩名子女，另
一半歸大衛聃，由此可見大衛聃應與羅作聃子女享有同等的權益。由於這些原因，大衛聃向巴麥尊

51

Pottinger to Davis, Foreign Office, 25 January 1847, FO 17/121, pp. 44-45.

52

Staunton to Palmerston, Devonshire Street, 9 February 1847, FO 17/134, pp. 118-120.

53“Memorial to 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Viscount Palmeston, one of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ies ofState, the Rev. David Thom, elder brother of late Robert Thom Esq., Consul at Ningpo, China,” Liverpool, 8
February 1847, FO 17/134, pp. 121-124.
54“Copy of the latter will of Robert Thom Esq., as sent by Dr. Lockhart, Shanghai,” sent by David Thom,

Liverpool, 8 February 1868, FO 17/134, pp. 124-125.
55

Staunton to Palmerston, Devonshire Street, 9 February 1847, FO 17/134, pp. 118-120.

生栄死哀（王）13

提出請求，同時通過巴麥尊向羅素首相請求，如果他們認為設定羅伯聃撫卹金的要求是值得考慮的話，他和母親的權益應該與羅伯聃子女相等。56大衛聃這份陳請書讓我們知道兩個從來沒有人提及的事：一是羅伯聃基本上是由兄長撫養成人；二是羅伯聃曾嘗試購買人壽保險沒有成功。可以預期，羅伯聃的遺囑會透露更多的訊息。
首先，這份遺囑的訂立日期是 1846 年 9 月 12 日，也就是離開羅伯聃去世不足兩天－－羅伯聃是在 9 月 14 日上午 5 時左右去世的。遺囑首先確定羅伯聃當時是在神智清醒的狀態下訂立這份最終遺囑，並委任雒魏林和比爾作為遺囑執行人。關於財產方面，遺囑規定其中一半給與居住於利
物浦的兄長大衛聃，另一半則通過兩位遺囑執行人給與兩名子女。在這裏，我們第一次見到羅伯聃兩名子女的名字：大的女兒叫 Janet Falconer Thom，兒子叫 John Robert Morrison Thom。女兒的名子其實來自羅伯聃的家族，他母親是 Jean Falconer (1768-1847)，而 Janet Falconer Thom (1809-1828)
更是羅伯聃一個妹妹的名字，這個妹妹比他少兩歲，但在 1928 年已經去世，羅伯聃以她為自己女
兒命名，看來就是要紀念這位早逝的妹妹。57 至於兒子的名子來自馬儒翰，首次讓我們知道原來羅伯聃和馬儒翰交情這麼深厚，二人一起參與鴉片戰爭和約談判，在〈南京條約〉後合作製定關稅
章程，馬儒翰猝然去世，對羅伯聃應是不小的打擊。
除了財產的分配外，羅伯聃遺囑還把兩名子女交付雒魏林照顧，遺囑最後一句是“我希望我的子女能在基督教的信仰和知識下長大，接受英國教會的教育。＂然後是五名見証人的簽署，其中
包括的 Patrick Hague 和辛克萊都是寧波領事館人員，前者為高級助理（Senior Assistant），後者是署理譯員（Acting Interpreter），58 還有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瑪高溫醫生（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英國商人 William Davidson。59從羅伯聃這份遺囑可以看到，麥嘉締所說羅伯聃病重時把子女送往上海的朋友便是雒魏林。
雒魏林來自利物浦，也就是大衛聃所主持的教堂的所在，1839 年初來到廣州，不久轉往澳門行醫
傳教，林則徐禁煙，雒魏林離開澳門，在巴達維亞繼續學習中文。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佔領舟山，
雒魏林在 1840 年 9 月在定海開設醫館，至英軍撤退而離開，然後在澳門和香港居住，直至 1843 年
6 月再次到舟山開設診所，至翌年 1 月離開，前往上海開設醫院。羅伯聃應該在澳門時期即與雒魏林認識，而雒魏林第一次在定海開設醫館時，羅伯聃也正好在舟山，相信就是在這些時候二人建立

56

David Thom, “Memorial,” Liverpool, 8 February 1847, FO 17/134, pp. 121-124.

57

https://www.ancestry.com/genealogy/records/john-thom-24-49z7c33. Access: 18 February 2020。根據這紀錄，羅伯聃的父親叫 John Thom（1769-1814），母親叫 Jean Falconer（1768-1847），二人共生有 9 個子女，大衛聃應該是長子，羅伯聃排行第 8，就是只有 Janet Falconer Thom（1809-1828）比他小。
58“Establishment of H. B. M. Plenipotentiary and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5, no. 1 (January 1846), p. 9.
59“Copy of the latter will of Robert Thom Esq., as sent by Mr. Lockhart, Shanghai,” sent by David Thom,

Liverpool, 8 February 1868, FO 17/134, pp. 124-125.

14

或問

第 37 号（2020）

深厚交情，因此，羅伯聃在臨終前決定要把子女交與雒魏林照顧。此外，我們在上文看過，上海領事巴富爾在 9 月 14 日曾安排雒魏林趕去寧波，嘗試搶救羅伯聃，只是去得太晚，羅伯聃在雒魏林
還沒有離開上海前便已經去世了。但其實雒魏林在較早的時候應該已經知道羅伯聃的病情嚴重，
因為麥嘉締說過，他在羅伯聃的囑咐下安排了自己的中文老師把羅伯聃子女送到雒魏林那邊，而
中文老師完成任務，從上海回到寧波後，還可以告訴羅伯聃孩子已交雒魏林妥為照顧，羅伯聃更表
示感謝和安慰。60這樣，如果雒魏林當時便趕過來，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儘管小斯當東把大衛聃的陳請書及羅伯聃的遺囑送呈巴麥尊，但一直沒有得到回音，小斯當東很是不滿。在 1847 年 7 月 9 日國會下議院一場有關香港殖民地政府財政預算的辯論中，小斯當
東把 2 月他和一群國會議員要求與巴麥尊見面卻遭拒絕的事公開，還憤憤不平地說：如果當時巴麥尊能撥出 15 分鐘商談，就不用今天在國會大費周章討論。
在國會這場辯論裏，小斯當東慷慨陳詞，除了細數羅伯聃在中國的工作和功績外，還指出他的早逝讓他沒法有足夠的積蓄去供養家人。就像寫給巴麥尊的信一樣，小斯當東引述璞鼎查對羅伯
聃的高度讚揚，強調他的疾病是在出任政府公職時感染的。他更強調，以羅伯聃的能力和熱誠，毫
無疑問可以有更高的成就。小斯當東這樣說：“很少人會像他這樣，這個年紀已經為國家作出這麼
大的貢獻，也很少人會像他這樣，去世時得到這麼多的尊敬和愛。＂接著，小斯當東又說：有人建
議為羅伯聃遺屬向皇家救濟金（the royal bounty）申請援助，但他認為讓國會作出決定更為合適，
這不是什麼額外的要求，而是因為羅伯聃的貢獻真的很大，他所肩負的也不是國家一般要求的工作。因此，他希望政府能撥出一份充裕的撫卹金，給與羅伯聃的遺屬。
緊接小斯當東發言的是後來出任香港第四任總督的寶寧（Robert Bowring, 1792-1892）。他認同
小斯當東的發言，確定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個案，值得特別的關注，特別的補償。
面對這場國會辯論，巴麥尊是做好準備的。在會議前半個月左右，他請秘書整理了相關的材料。61 在會議上，他以制度規範作為反對的理由。他首先強調自己非常肯定小斯當東在所有中國問題上的權威地位，同時也認同羅伯聃的貢獻和功績，並理解所有曾與羅伯聃在中國共事過的人對他的讚譽。但他指出，現在的要求是要開創先例，勢將帶來他們所沒有預期的大量其他申請，而
現在並無任何規定，可以向領事遺屬發放撫卹金，因為即使在軍隊最突出的個案裏，撫卹金也只能
給與遺孀，而不是其他在世親屬。此例一開，便得要對所有領事也一視同仁。最後，巴麥尊說，儘
管這是痛苦的決定，他不能推薦通過小斯當東的動議。
小斯當東的回應是：他提出為羅伯聃家屬爭取權利，並不是僅僅因為羅伯聃是一位領事。類似的發言來自約瑟夫．休謨（Joseph Hume, 1777-1855），他認為即使開此先例，也不會有很大問題，

60

Speer,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p. 79.

61“Respecting the Late Consul Thom,” Foreign Office, 20 June 1847, FO 17/135, pp. 161-162.

生栄死哀（王）15

因為不大可能有什麼相類的情況。然而，巴麥尊並沒有改變主意，國會最終沒有通過為羅伯聃親屬
設立撫卹金。62
不過，國會拒絕給與羅伯聃遺屬任何撫卹金的決定，並不是這事件的最後結果。過了 10 天左右，首相羅素向巴麥尊索取有關羅伯聃撫卹方面的資料及意見。63 7 月 29 日，巴麥尊寫了一封篇
幅不短的信回答羅素。平情而論，巴麥尊對於羅伯聃是真的抱有同情的。他毫無保留地認同羅伯聃
為英國政府作出重大貢獻，還分析在鴉片戰爭前後，譯員嚴重缺乏的情況，羅伯聃等在外交和軍事
上的服務是絕對地需要的。不過，就正如他在下議院會議公開所說一樣，政府從來沒有給與領事親屬撫卹金的做法，因此，他不贊成開此“非常不合適及造成很多不便的先例＂，對於外交部主管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最後，巴麥尊向羅素建議：從政府基金撥出小數額的現金給與羅伯聃母親，
作為對其兒子的貢獻的一種認同；至於羅伯聃的兩個子女，從規例上來說是不能提供撫卹金的，原因在於他們是由中國母親所生的私生子女，而一向在領事及軍隊中，如果要給與去世者的子女撫卹金，必須首先証明這些子女的合法性，而且，一般只是小款額及短時期的補助，協助這些子女接受教育。不過，巴麥尊又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角度：由於中國情況很特殊，那裏的英國公民是不容
許帶同妻子在那裏居住，因此，這所謂婚姻合法性的問題應該不難處理。巴麥尊建議為羅伯聃兩名
子女各自設立小款額撫卹基金，補助教育及生活所需開支。64 也許小斯當東對於這樣的建議是不會滿意的，但嚴格來說，在當時的文化和行政制度而言，巴麥尊是慷慨的，畢竟要為當時社會認定
為不合法婚姻所生子女設立撫卹基金，確是違反規則的。
我們在英國外交部檔案隨後的部分再沒有發現有關羅伯聃安撫安排的文書，大概原因是這事
已轉由首相羅素直接處理，不屬於外交部的範圍。1847 年 10 月倫敦的一份報刊上刊出一段新聞，
羅素從皇家教濟金中提撥 250 鎊贈與羅伯聃的母親。65 這樣看來，羅素是聽從了巴麥尊部分的建議，給與羅伯聃母親撫卹。然而，讓人傷感的是，羅伯聃母親就在這一年去世。66 另一方面，似乎羅素並沒有聽取巴麥尊有關羅伯聃子女撫卹安排的意見，沒有提供任何經濟援助。關於這兩個孩
子，有學者說他們後來回到英國，由大衛聃撫養長大。67 他們是什麼時候回英國的？這個沒有相
關的資料，監護人雒魏林在羅伯聃去世後第一次回國是十年後的 1857 年 10 月。

62

以上有關 1847 年 7 月 9 日國會下議院的辯論，見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 commons/

1847/jul/09/supply-mr-thom#S3V0094PO_18470709_HOC_56；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63“Lord John Russell wants information respecting Mr. Thom’s case,” 20 July 1847, FO 17/136, p. 52.

64

Palmerston to Russell, Foreign Office, 29 July 1847, FO 17/136, pp. 72-77.

65

The Critic 6, no. 146 （16 October 1847）, p. 254, “Literary Intelligence”， 錄自蘇精：〈關於羅伯聃的

“新＂史料〉，頁 52。
66

https://www.ancestry.com/genealogy/records/john-thom-24-49z7c33. Access: 18 February 2020。

67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p. 20/25；不過，Coates 並沒有提供資料來源。

16

或問

第 37 号（2020）

至於大衛聃，英國政府沒有因為羅伯聃而給與他分毫。根據羅伯聃的遺囑，他可以拿得羅伯聃
一半的財產，而另一半則歸羅伯聃的子女所有。68 但羅伯聃留下多少財產？德庇時說羅伯聃留給
子女們 3000 元，如果這個說法是準確的話，由此推算大衛聃也應該取得 3000 元吧。另外，我們知道羅伯聃曾留給大衛聃一個檀香木盒子。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盒子，曾經用來放置〈南京條約〉，後來送給羅伯聃，羅伯聃去世後檀香木盒子就送到大衛聃手上。2017 年 5 月 18 日，這個檀香木盒
連同 30 餘封羅伯聃寫給大衛聃的信拍賣，拍賣前估價 500-800 鎊，最終成交價為 3800 鎊。69

六無疑，羅伯聃的一生是短暫而豐富的，他經歷了近代中英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且直接
參與其中，發揮重大影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他來到中國後 12 年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很有深入探討的價值。本文僅以羅伯聃生命最後的部分為焦點，察看他去世前後的狀況，以及與他有著不同
關係人物的反應和行為，除有助加深我們對羅伯聃本人的理解外，更嘗試窺視當時與中國相關的
英國人之間的人際網絡，當中主要的人物是作為外交部主腦的外相巴麥尊，而身為國會議員、眾望
所歸的中國通小斯當東，無論在台前還是幕後也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另外就是遠在中國的“大英欽奉全權公使總理香港地方軍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庇時，70 還有英國派駐中國各口岸的領事和譯員，他們相互之間的依賴和制衡，構成了英國在華政策與行動，毫無疑問是非常有意義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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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 of the latter will of Robert Thom Esq.,” FO 17/134,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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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wbankauctions.co.uk/20170518AA-lot-0-Mid-19th-century-Chinese-carved- sandalwood-box-

of-historical-importance-with-wax-seal-depicting-horses-mounted-on- plaster-and-card-1842-Box-previouslycontained-the-first-Treaty-betwe?arr=0&auction_id= 0&box_filter=0&category=&department_id= & exclude_keyword=&export_issue=0&high_ estimate=0&image_filter=0&keyword=sandalwood%20box&list_type=list_view&lots_per_page=10&low_estimate=0&month=&page_no=0&paper_filter=0&search_type=&sort_b
y=lot_number &view=lot_detail&year=#. Accessed: 18 January 2020。筆者曾嘗試聯絡拍賣公司查詢有關
檀香木盒子的情況，沒獲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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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德庇時向清廷發放照會所用的頭銜，大量出現於英國外交部檔案 FO 682/1977-1981 內。另外常

見的還有一個在個別用字上稍有不同的職銜：“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等處水陸軍民兼領駐劄中華英商貿易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