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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7,（2020）pp.185-192《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中的战争体验、情感记忆1
方 光锐
一、引言
历史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性事实，相对于物理事实会发生变形、扭曲甚至遗忘，但它确实影响
了持有这种记忆的人们的思想、观点乃至行为。
相对于战时日本政府严酷的宣传规制及战后初期美军占领当局对战争记忆的强行植入，1950
年代后随着日本的战后重建，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也开始“自力重建”。相较官方正史，民众的战争记忆充满了“主观”、“感情”和“感觉”，这些民众的战争体验、情感记忆似乎是“不可靠”的，但是其中却蕴含着具体的、有温度的、充满了肌肤之感的巨大生命力。一方面，对普通民众个体的战争体验、情感记忆文本给予充分的重视、呈现和论述本身即是历史记忆传承本身，2

另一方面，“这些体验所提供的‘实感’为战后文学与思想提供了必要的‘主体性’精神”。

从战争体验、战争记忆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看，中国的日本政治思想学者孙歌在《实话如何实3

说？》中较早地提出了“感情记忆”概念， 后被翻译刊登在日本《世界》（2000.4）杂志上，引起中日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孙歌提出，在重视史实的同时，以超越实证主义的形式将历史的“感情记忆”纳入视野对于解决东亚历史问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4性》、 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将源于西方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历史记5忆”“社会记忆”理论作为新世纪史学的新动向再度提起学界关注。 王明珂指出，用“社会记忆”的角度而不是“历史事实载体”角度来分析文献，获得的是其背后的社会情境、个人情感，关注的
是“谁的记忆”，“他们被如何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被如何保存与遗忘”。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作为本论文研究对象的日本《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专栏征集的读者投稿，日本历史学者吉田裕在《日本人的战争观》中指出，60、7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战中派”开始以“战友会”刊物的形式讲述自己的从军体验、战争体验，75 年-84 年达到顶峰，
而《朝日新闻》以专栏形式征集的战争回忆系列读者投稿正是清晰的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需求，1本论文系中国大连理工大学基础科研业务费项目“言说空间与战争记忆”（DUT19RW106）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2王升远：
《“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山东社会科学》第 6 期，2020年，91 页。

3孙歌：《实话如何实说？》，《读书》2000 年。

4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第 5 期，2001 年。

5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关于思想史写法的思考》，《中国哲学史》第 1 期，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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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友会”以外积极讲述战争体验的重要形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中国学者王升远在《“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中进一步阐释了通过战败体验文本进7行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本文以日本全国性大报《朝日新闻》第四版“主题谈话室・战争”专栏于 1986 年 7 月 10 日1987 年 8 月 29 日征集的数量庞大的读者投稿为研究对象，着重于就其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死亡”记述、以及女性记忆主体投稿进行分析，以期探究这些战争体验、情感记忆的面貌及其所具有的基础动员力量的源泉。

二、《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系列的的基本面貌《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专栏以“我在战争中的经历”为题，于 1986 年 7 月 10 日-1987
年 8 月 29 日面向读者征集投稿。该系列原本计划为期 3 个月，由于该题目本身具有的特质，反响异乎寻常的强烈，大大超出了《朝日新闻》特刊版编辑原来的期望，最终成为持续 13 个月、217 次的“战争”系列。读者总投稿数达到 4200 件，其中 1100 件获得发表。同时，配以适当的介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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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又以一套两卷本《战争:血泪交织的证词》与读者见面， 该书一上市就进入畅销排行榜。

该专栏的所有来信不是记者或者政府官员的创作，更不是出自专业作家之手，他们包括曾经参战的士兵，经历战时生活的平民，还有一些女人、母亲和孩子的感受。执笔者不代表任何团体或机构，甚至不代表某一特定阶层，他们是互不相关的个人，出于对一家著名报纸提议的回应，以投稿的方式将亲身经历的事件写了出来。回顾与反省构成了这批来信的共同特征。其中的回忆覆盖
了近乎 20 年，从 30 年代初日本进军中国东北，到 40 年代末最后一批战犯从苏联遣返回国。
战后日本对战争史的解释权不断呈现出主体下移和多元化倾向，讲述主体在摆脱战后初期原
幕僚将校的垄断后，渐次出现了“下士官”→“普通召集兵”→“民众”的转变。而非官方立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且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的战争回忆从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后期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出现了《今日话题 战记版》
（1954-1962）、《朝日周刊》“终战 20 年纪念”专题读者征稿（1965）、《读卖新闻》“战争”系列读者征稿（1976-1984）、《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
系列读者征稿（1986.7.10-1987.8.29）等。
这些读者征稿都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选择了 80 年代中期《朝日新闻》的这次征稿作为研究对象。从媒体的基本性格上看，进入 70 年代后《朝日新闻》采取了“相当温和的关注现实以求改造

6

吉⽥裕『⽇本⼈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 年。

7王升远：《“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山东社会科学》第 6 期，2020

8

朝日新聞テーマ談話室編『戦争：血と涙で綴った証言』（上、下全二巻）、朝日ソノラマ、1987年。
年。
9[美]法兰克・吉伯尼编《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尚蔚、史禾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

『朝日新聞』「主題談話室・戦争」中的戦争体験、情感記憶（方）187的左倾编辑方针”。从时间线上看，随着几次大众媒体主导的战争回忆风潮距离战中、战后日渐久远，讲述主体呈现下沉和多元化改变，战争回忆的内容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质地和样貌。日本战
后近期原幕僚将校战争回忆的指向性自不必说，60、70 年代日本各种名目的“战友会”的战争回忆、战争观输出也因其特定群体身份的捆绑而附带多重桎梏。
《朝日新闻》“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系
列所载一篇题为《一直缺席战友会的我》的征稿中写道：“到底讲述什么，怀念、追忆什么，祈愿什么，我纠结着一直没有参加特干一期的同窗会。
（中略）战友会的气氛会使我们原来的人际关系复苏，会催生对历史的误读，产生不愿重新审视而想当然的罪恶的亲和力。
”（本论文引用的《朝日10新闻》征稿原文均为日文，汉语为笔者译，下同。
）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能真切的体会到置身于什么样的群体、组织甚至氛围对那些亲历战争者的战争记忆、情感记忆指向性的影响。也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考察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发起方式的战争回忆内容的必要性，尤其是呈现、探讨、分析那些某种意义上、一定限度上摆脱了思想、社会、人际关系等诸多束缚的战争记忆的必要性。
《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专栏系列读者投稿的内容极为广泛，诸多视点、观点像未加修剪的植被错落、自然的生长，却自成生态。还有一些投稿就相同的主题讨论、反驳、应答，极
具感性色彩。如果我们比照战争时期官方、特别是军方对舆论报道、宣传、文学创作的强力规制和11

约束， 以及这些约束对其后相当长时间的潜在社会影响的话，我们可以把《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系列投稿中关于“死亡”的回忆、女性投稿者记忆叙述中尤其突出的“感情记忆”等
等看成是日本民众从战中、战后的狂热、僵直、麻木感觉中苏醒的印记，是向人性本能、本性的回归。
这些关于战争回忆的投稿发表在 1986 年-1987 年之间。进入 70 年代后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国际关系上与亚洲邻国的摩擦、倾轧不断。由此，在 1982 年还通过了旨在就近现代历史问题加强与周边邻国加深国际理解和体谅的“近邻诸国条款”。进入 80 年代
中后期，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改善、战后处理及战争认识问题成为了其处理国际关系的关键。另
一方面，1982 年 10 月由日本 NHK 电视台舆论调查所进行了一项关于“日本人和平观”的调查，其中对“你在近一年中，关于中日战争或太平洋战争与谁谈论过，或者从谁那里听到过相关的信息吗？”的问题，回答“有”的占 59.9%。并且让回答者就谈论的话题内容复数作答，其回答结果与
1975 年的类似问题回答结果相比，对“出征、疏散、空袭、撤退等战争体验”的谈及频率下降了
近 70%，关于“爱国心的伟大”、“日军的勇敢”两项的谈及频率也大幅度下降，分别降低了 12.5%

10

木村三山「戦友会に欠席を続ける私」、朝日新聞テーマ談話室編『戦争：血と涙で綴った証言』（下）、朝日ソノラマ、1987 年、87 頁。

11据战时因战争文学而名利双收的火野苇平回忆，“当时笔部队的限制是很大的”。具体的限制条件包括：1.不得写日本军战败；2.不得写战争的黑暗面；必须把战斗着的敌人描写得极为可恶、下流恶
心；4.不允许写作战全貌；5.不许写部队的编制和部队名；6.不许把军人描述为真实的人，分队长
以下的士兵尚可有些性格描写，小队长以上者必须描述为人格高尚、沉着勇敢；7.不许写女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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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8%，而关于“日军的残忍”的谈及频率却由 1975 年的 14.5%上升到了 1982 年的 26.7%，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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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看似与其有共通之处的关于“战争的残酷”一项的谈论频率却相较 1975 年降低了 15.8%。

从以上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距离战争时间变长，关于战争的回忆、话题的关注度并不是
均等的褪色，受国内外环境的刺激，对具体战争话题的关注度呈现出结构性变化，这也体现出了战争记忆本身的复杂性。本文所述《朝日新闻》中关于战争经历的投稿征集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语境之下。

三、战争记忆中的“死亡”战争回忆最无法避免的话题就是“死亡”，亲历战争的体验也最接近“死亡”。
“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系列读者投稿中涉及、描述最多的也是在目睹、接近“死亡”时的记忆、情感。这些基于人性本能的孤独、怯懦、恐惧、惊诧、绝望之中呈现的关于战争的困惑、审视、反思、反抗、深刻的
反省和批判，具有唤起社会最广泛共鸣的朴素的基础动员力量。
经历了战后四十年，挣脱了那些国家主义的、狂热的宣传和鼓动的道德绑架之后，在战争记忆的主体开始走向暮年，并面临战争记忆传承的当口，他们的回忆记述中不再避讳人性最本能的对
死亡的恐惧、绝望的情绪。
在题为《啊，不能活着回去了》的投稿中写道：‘今天，帝国已经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听到队长的话音，大家一阵骚动。
‘我们是在跟几倍于我们的敌人在作战，内地知道这些情况吗？’‘啊，我们不能活着回家了’，从来没有抱怨过的一个战友的声音被黑暗吞没。
（64 岁，无职13业）“死亡”就在眼前清晰可见，每一道命令都与这个可怕的词更接近一点，即便时隔四十年战友
的一句“不能活着回去了”也依然深刻的印在记忆中。
在另一篇题为《夜行军中的溺亡》的投稿中写道：“在战争史中也许只会留下几行，行军中的部队一夜之间溺水、冻死达到 166 名，这样的事件报纸不会报道，都被称作战亡。第二天早上，这些尸体变成泥人横七竖八的躺在路上或洼地让人不忍直视。这其中没有一名将校军官，都是极度被差使、最疲劳的入伍第一年的新兵，很多是照顾战马的士兵，他们都是过劳死。”（68 岁，元公司职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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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閣総理大臣官房広報室編『世論調査年鑑』（昭和 51 年版、昭和 58 年版）、大蔵印刷局、1976年、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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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沼茂「ああ、もう生きて帰れないや」、1986 年 11 月８日『朝日新聞』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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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村隆雄「夜行軍中の水死」、1986 年 11 月 1 日『朝日新聞』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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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者的描述中，“溺水”、“冻死”、“过劳死”、“战亡”这些死亡在回忆者甚至是后方民众
心中是有价值差别的，而无论怎样“在战争史中也许只会留下几行”。与高级“将校”相比，“新兵”
处境是最可怜的，面目全非、毫无尊严的“让人不忍直视”。这里我们能感觉到对这些年轻生命死亡价值的怀疑，回忆者已经从压倒一切的僵硬的军人的军阶、军队命令、对命令的服从中复苏，开
始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意义和价值。
多篇投稿中还不断提到了战时军人的“自杀”现象以及对后方掩盖真相的情况。在题为《自杀者被作为战亡处理》的回忆中写道：“战争中有很多战亡者，而这其中有一定比例其实是自杀。我是中队的功绩组长，我处理过这样的事。自杀者通常用枪击中喉咙，以“颈部贯通枪伤”作战亡或战时伤亡处理。如果认
15

定自杀在后方的评论会不好，遗属也会受到打击。
”（72 岁，画家）

在战中、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诸多官方、军方的战争叙事中，战亡是与荣誉、勇敢、为国牺牲这些赋予了价值的评价相联系的，而这些评价也似乎间接地对那场战争的意义、价
值给以了某种暗示，很大程度上弥合、甚至安慰了那些死者遗属的伤痛。而大量军人“自杀”的披露是对这种既成观念的挑战，直接导致普通民众对那场战争的反省、反思，而其社会批判力量静水深流，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力。
“自杀”的本质有时可以解释为精神力量的丧失，信仰的瓦解、崩塌。在题为《何为正常，何为疯癫》的投稿中写道：“母亲和我们兄弟六人的生活落在父亲一人身上，父亲对皇国史观的教育曾经深信不疑，18
岁自愿加入海军。……幸运的是父亲搭乘上一搜联合舰队中幸存的战舰得以生还。但是，战争结束后父亲回到家，精神却崩溃了。父亲不吃饭，一直用被子盖住头就那么躺着。那是年
16轻时义气、热血的父亲啊。”（30 岁，文字工作者）

战争中除了肉体的伤痛、死亡，很多亲历者还面临着内心的巨大痛苦、矛盾、人性的撕裂，很多人对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再不愿提及。从上面“父亲对皇国史观的教育曾经深信不疑”的寥寥几笔可以窥见，幸运的死里逃生没有让父亲感到丝毫的庆幸和欣慰，“义气、热血”的父亲精神被打败了，崩溃了。
《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中每段投稿的后面都标注了投稿者的年龄，这位
投稿者 30 岁，是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后出生的一代，虽然并未亲历战争，但却从父亲的身上切身感
到了那场战争的极度可怕和摧毁一切的力量。
“父亲”已经精神崩溃，父与子之间、“战中派”与“战后派”之间甚至没有太多的语言交流，但是关于战争的体验、关于战争的情感记忆在以另一种潜在的、特殊的、不可见的形式得以传承，甚至远远超出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和预想。

15

田島清「自殺者は戦死扱い」、1986 年 11 月 6 日『朝日新聞』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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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坂勝則「何が狂気、何が正気」、1986 年 11 月 6 日『朝日新聞』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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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战争记忆主体的情感记忆在读者来信中有相当数量亲历战争的女性的投稿，除了记述当时关于后方的情况，也有不少海外战线生活经历的回忆。而这些女性的战争记忆的视角更加开阔，涉及内容更加丰富，体察更加细微。尤其是在呈现“超国家主义”的叙事、突破战争敌我意识束缚上体现出更鲜明的情感记忆特
征，其社会动员意义和价值得关注。
在题为《飘然降临的神》的回忆中，描写了在战争结束后的伪满洲地区，作者的丈夫被四、五个愤怒的中国民众围攻，以为会被杀的时候，妻子开始大声呼叫救命，在场的日本人没一人敢上前搭救。
“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知喊了什么，围着丈夫殴打的那些人躲进人群逃走了。深
蓝色的中式衣着、白发、缠足，一口黄色稀疏牙齿的老奶奶看着我笑。是她救了我们。我跪拜在老17奶奶面前，只说了声谢谢。”（69 岁，主妇）

在投稿中，对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的原伪满洲地区、东南亚等海外战线上的记述、对在一些特
殊境遇下与俘虏、敌兵点滴“友谊”的记述并不少见，而在女性投稿者中类似超越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记录数量尤其多，记忆中流露出更多个人的情感表达。这样的叙事中往往没有直接对战争责任和道义对错的追究，但却用另一种方式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考和追问。
在题为《人民裁判与教师》的回忆中，曾经在伪满洲出生，并教授中国人日语的女性回忆道：“当时的我根本无法看破以五族和谐、王道乐土为旗帜的伪满洲国的本质。日本夺去了朝鲜、台湾的母语，强行灌输日语，拼命地把日语作为东亚共荣圈语进行普及……我多么希望语言能够以和18

平的形式讲授、学习，沟通心灵。”（65 岁，主妇）记述中这位女性清楚的意识到，当时日本的对外侵略是“一手蜜糖，一手皮鞭”，而自己教授日语正是所谓的分发“蜜糖”。她不断的追问自己被“酷使”是不是也应当承担罪责，她觉得自己
成为了“长久以来中国民众爆发的愤怒的牺牲品。
”而当时这些发生在殖民地、占领地的事情后方的日本民众未必全部知晓。这位女性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反省自己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中的作用，充满了对过往经历的困惑和对未来的祈愿。看到这些文字，我们完全可以预想，这些回忆在同年龄
段人群中的共鸣，对战后出生一代的影响，这些记述本身确确实实地承担起了战争记忆传承的作用，或将成为使那些记忆有效历史化的途径。
在题为《退役将军校长实施学园宽松化管理》的读者投稿中，讲述了一位战争时代退役的将军
成为学园校长的情形。那位校长一上任就明确严禁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教师也不允许体罚学生，解除了对看电影的限制，实行了学园的宽松化管理。而对于实行这些措施的原因，回忆者认为，“那位校长率领的部队曾经在中国杀害、焚烧了很多俘虏，现在想来那是被老兵殴打的新兵
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了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居民的身上，校长很担心这种非人性的帝国军人的恶习在学校蔓延”。之后，这位回忆者还见到了那位校长的长女，长女回忆说：“她的父亲讨厌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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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滝慶子「舞いおりた神さま」、1986 年 11 月４日『朝日新聞』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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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三千代「人民裁判と教師たち」、1986 年 11 月 13 日『朝日新聞』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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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的职业，他不想干”。（59 岁，社会组织理事）

这些回想和追忆就是战争记忆的传播和传承本身。我们暂且不去考证这篇回忆文章中关于校
长实施校园宽松管理原因的推测是否准确，或许这篇文章中所弥漫的情感、情绪还不能严格的认定为历史史料，但是当它以这样一种形式在亲人、友人以及通过社会媒体传播的时候，它们就被真切的历史化了，并切切实实地开始对受众的战争反思、反省产生影响，起到了基础动员的作用。
作为情感记忆的一部分，甚至不包含任何实际的战争记忆内容却对后代的战争观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坚决拒绝回忆战争、讲述战争的例子，这与上文中提到的《何为正常，何为疯癫》的投稿内容具有相通之处。在题为《我父亲母亲的人性》的投稿中写道：“我一次也没有听过父亲讲述战争经历，也从没听过他唱过军歌。虽然父亲的青春时代、孩
提时代的其他故事我不知听过多少遍，父亲得意的黑田调子也让我听到耳朵起茧。……我听到过父亲跟偶然搭话的中国人说汉语。父亲到底在战争时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现在已经无从知晓。父亲拒绝接受军人退休金，排斥唱军歌的人群，这些就是父亲对战争的态度吧。
关于战争父亲只字不提。父亲告诉我的战争就是他大腿上的枪伤和高大的父亲心中沉重的、20

可怕的黑洞。……”（31 岁，主妇）这篇投稿也是 31 岁的未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对父亲的回忆。这里没有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战争
故事，只有从父亲身上得到的关于战争的沉重的、可怕的猜想和情绪。而这些细腻的对亲历战争的
父辈情绪的体察在女性投稿中尤为多见。父亲无声地对军人身份的抗拒、对战争回忆的抗拒构成了战争记忆传承的特殊部分，那些战争亲历者的“行为”、“态度”也是战争中的情感记忆传承、传播的重要方式。

五、结语
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分析了投稿中关于“死亡”和女性战争记忆主体的情感记忆两点，而正如这些投稿的中文版汇编的翻译者尚蔚、史禾所说，这些投稿“实际是复杂多样、矛盾和不平衡的，比起少数有良知的学者、极右派的学者以及日本官方的言论，更贴近日本国民的立场”。而最初将
这些读者来信集结成集的美籍编辑、出版人法兰克・吉伯尼说，“在他们给《朝日新闻》写信的时
候，已经是年迈的老翁与老妇。他们努力诠释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寻找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 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21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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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靖三「退役将軍の校長が学園自由化」、1986 年 11 月 4 日『朝日新聞』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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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真由美「わが父の、わが母の人間性」、1986 年 11 月 11 日『朝日新聞』投稿。

21[美]法兰克・吉伯尼编《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尚蔚、史禾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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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的四十多年后，这些日本普通民众献出了自己的“私藏”。这些关于战争的回想、记述是碎片式的，投稿者之间互不相识，讲述内容由发表的时间顺序而产生某种相互的影响，形成某种呼应关系，但整体上并不存在逻辑体系。从传统的历史研究素材角度看，这些基于个人体验的战争回忆也许并不那么准确，哪些留在了记忆的深处，哪些被淡忘，哪些又蒙上了个人好恶的尘埃我们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辨别。但是这些文本作为历史记忆的价值也便在于此。日本普通民众对战争记忆的这些选择、取舍、以及其中满溢出的个人情感、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开始消散的历史印记等等本身就构成了战争记忆的重要部分。这些战争记忆从另一个维度与时代精英们的逻辑的、抽象的、冰冷的战争叙事互为角力，构成了极具活性和传承力量的反战的基础动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