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91
No.30,（2016）pp.91-102

王桐龄之赴日经历及日本相关著述考
霍
摘

耀林

[1]

要：王桐龄作为京师大学堂首批赴日留学生之一，一生曾四次东渡日本留学考察。他在日生活多年，对于日本有极其深刻的体察和认识。他在学问的同时，身体力行去感受和体验
日本社会、文化、风俗，并将切身体验及耳闻目睹，诉诸笔端，传达给当时中国，给当时中
国人认识日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不遗余力的将日本介绍给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王桐龄

日本

留学生

王桐龄（1878—1953），字峄山，号碧梧，河北省任丘县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清末考取秀才，1902 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次年派往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
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归国后，任教育部参事，旋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教 40 余年，桃李满天下。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明德大学讲师、志成中学校长、西北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师。
王桐龄一生四次东渡日本留学和考察。他在日生活多年，对于日本有极其深刻的体察和认识，[1]

但是迄今关于其研究，都止于简单的介绍，甚至其赴日经历都众说纷纭。 基于此，本文以中日两
国相关的史料为基础，详细论述其赴日经历，并对其与日本相关的著述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介绍。
一、第一次赴日1878 年，王桐龄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赵北口村。《留东学报》1936 年第五号载有《介绍本社[2]社员王桐龄先生略历》的简介，其中有：“王桐龄，字峄山，号碧梧，河北任丘人，前清增生。”《中华民国名人传》也有类似记载：“王桐龄，字峄山，河北任丘县人。家世业儒，少孤，治帖括[1]

作者简介:霍耀林(1982-)、男、汉族、中国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日本同志社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博士后期课程在籍，本论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1]

关于王桐龄的先行研究主要有：缪凤林.评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学衡[J]1926 年 60 号、史学杂志

[J].1929 年 5 号； 隋树森.记王桐龄先生[J].文献.1983(18)；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 30 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2002(5)；赵梅春.王桐龄《中国史》
的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4(1)；王丽娟.论王桐龄的史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7.魏威.早期中国民族史研究与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介绍本社社员王桐龄先生略历.留东学报[J]1936 年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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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五世从祖应鲸，为清中叶学者，长于考据，著有《朱子资治通鉴纲目注义》一书。王家有藏
版，心好之，时涉猎焉。弱冠，入泮。值戊戌政变，亟欲知世界大势，始涉猎家藏旧书及译本新书。庚子变后，政府始提倡新学，王考入直隶大学堂肄业。旋升北京大学堂师范馆肄业。以成绩
[3]

优良，派往日本留学……”

由此可见，王桐龄出生于儒学世家，其五世从祖王应鲸为清中期著名的学者。在《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五》中，有关于王应鲸的个人传记。言其“颖异嗜书，家苦贫，取庙中断香照读，凡四子、五经皆手钞。诸儒论断，别黑白而定一尊。……中乾隆元年举人，应礼闱试，三荐不售。
遂绝志进取。广搜古今书籍，积数千卷，时典衣购买，肩负以归。……所著又有前编订证五卷，易经集义二卷，春秋集义四卷，洗冤录集注四卷，闇斋文录二卷，余事诗集四卷，桐山集二卷，[4]

颜子章句一卷，子夏易考一卷，韩婴诗考一卷，群书摘锦一卷，闇斋余文一卷。”

不难看出，王桐龄先祖王应鲸出身家境不甚好，但好读书，曾中乾隆元年举人。王家家藏旧书也是其先祖广搜古今书籍而来，且数量可观。王桐龄从小就沐浴在这种环境中，为其日后学术成长想必也有一定的影响。
王桐龄 20 岁时，值戊戌政变，为了解世界形势，开始涉猎译本新书。1900 年，王桐龄考入直隶大学堂，肄业。是时，由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陷入混乱。《辛丑条约》签订后，
清政府迫于时变，于 1902 年 1 月下令停办的京师大学堂复校。责成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拟定学堂章程。章程历经多次修改于当年 8 月奏定颁行，即《钦定学堂章程》。章程颁布实施后，京师
大学堂也马上着手招生开学事宜。经 10 月和 11 月两次招考，大学堂于 1902 年 12 月 17 日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学。
王桐龄通过这两次考试于 1902 年底进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关于考试，据《速成师范馆考选[5]

入学章程》 ，师范馆预定为四年学习期间，考选科目分为八门：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
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数学、物理及化学、英论、日本文论等。考试十分之六以上者方为合格，英、日文及代数可从宽录取。王桐龄能够顺利通过考试，表明此前接受的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科举教育，涉猎的新学应该对他帮助不小。
师范馆属于速成科，张百熙认为“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若欲收急效而少弃材，
则又有速成教育一法，应请于豫备科之外，再设速成一科。速成科亦分二门：一曰仕学馆，一曰[6]师范馆。” 可见，师范馆和仕学馆均是期望通过速成方式为国家培养急需之人才。为保证学生质
量，对投考师范馆的生源亦有限定，只有举、贡、生、监等才准投考。录取后的待遇亦非常优厚，[7]

食宿全由国家供给，成绩优秀者另有奖励。据《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序》 载，师范馆当年共录取学[3]

贾逸君.民国名人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 年.p.14.

[4]

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上第十五.王应鲸条.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3 年.p.462-464.

[5]

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p.315.

[6]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 3 月第 2 版.p.71.

[7]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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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桐齢之赴日経歴及日本相関著述考（霍）生 79 名。
1903 年底，京师大学堂开学一年之后，张百熙等向朝廷上奏，称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乃不可缓
之事，而教育乃基础，应当从培养教员入手，及早储备大学堂教习。
“现就速成科学生中选得余棨
昌、曾仪进、黄德章、史钖倬、屠振鹏、朱献文、范熙壬、张耀曾、杜福垣、唐演、冯祖荀、景定成、陈发檀、吴宗栻、钟庚言、王桐龄、王舜成、朱炳文、刘成志、顾德邻、苏潼、朱深、成隽、周宣、何培琛、黄艺钖、刘冕执、席聘臣、蒋履曾、王曾宪、陈治安等共三十一人，派往日[8]

本游学，定于年内启程。” 同时有十六人被派往西洋游学。能够顺利入选赴日游学，可知王桐龄
在京师大学堂一年的学习中，表现突出。这批学生“志趣纯正，于中学

均有根柢，外国语言文

字及各种普通科学亦能通晓。大凡置之庄岳，假以岁时，决其必有成就。”可见在出国之前，都已经学习外语，对于各种普通科学都有所了解，为出国留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批学生于 1903 年
底出发，张百熙亲往车站送行，由教习章宗祥护送前往日本。
1904 年，《东方杂志》刊登文章，对于这批留学日本的三十一人的分科情况做了介绍，王桐龄
被分到哲学科，但以教育学为主。

[9]据萨日娜先生考证，王桐龄等 27 名留学生于明治 37 年 1 月 17 日先期到达东京，入住第一高等学校寄宿舍南寮。1 月 20 日，一高方面决定由教授谷山初七郎担任留学生监督，教授伊津野直担任教务。此后的 23 日至 25 日，对留学生进行了日本语、英语、德语、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等科目的学力测试，根据日语成绩将留学生分为甲、乙、丙三个组上课。

[10]王桐龄被分在了乙组，可见当时他的日语成绩属中等水平。
一高的前两个月，王桐龄等接受的教育主要以日语为主。2 月 6 日正式开始上课，课程主要包括日语（文法为主）、日文（阅读为主）和体操。王桐龄所在的乙组每周日文课为 10 小时，日语为 2 小时，体操为 6 小时。当时担任日语教育主任的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现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教授、文学博士金泽庄三郎；担当“日文”教育的是台湾协会学校讲师金井保三和东京外国语学校讲师竹内修二；担当“日语”教育的是一高教员杉敏介。日语教育主要依教科书进行，不懂时加以中文说明。

[11]

金泽庄三郎是当时日本国内著名的日语语言学学者，由他来负责留学生的日语教育，可见一高对这批留学生还是非常重视的。
到 1904 年 4 月，随着留学生日语能力的提高，新增历史和数学两科。历史每周 4 小时，由一高教员原胜郎担任。数学每周 5 小时，由高等商业学校教员泽田吾一担任。将来打算修文科和法[8]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p.20.

[9]

派遣游学类志.东方杂志[J]. 1904年第1卷第二期 p.46.

[10]

萨日娜.旧制一高に学んだ初期京師大学堂の清国留学生について.科学史研究[J].2010（49）.p.219.
[11]

萨日娜.旧制一高に学んだ初期京師大学堂の清国留学生について.科学史研究[J].2010（49）.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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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者须修历史，打算修理科、工科、农科、医科、法科财政学统计、文科哲学者须修数学，学有余力者则两科兼修。

[12]1904 年暑假，为将这批留学生编入一高本科，在轻井泽进行了为期 15 天的特别课程。课程仍
以日语为主，辅以数学、历史地理、博物学。8 月下旬，除三名特别优秀的学生外，王桐龄等其余
留学生被分成两组继续学习。9 月 14 日，一高举行了入学式，王桐龄等被正式编入了一高本科。
1905 年 3 月，为了加强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的交流，王桐龄等被分别分在了南、北、中三寮和日本
学生杂居。

[13]

1906 年 8 月，第一高等学校学年考试结束，王桐龄感到身心俱疲，加上东京气温升高，头晕脑胀，食不甘味，乃约好友张镕西赴日本东北旅行。从 8 月 2 日至 8 月 20 日，王桐龄等从东京出发，足迹曾到水户、大洗、仙台、松岛、福岛、黑磯、汤本、日光等地。
1908 年[15][14]，王桐龄顺利从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据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的记载，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其指导教授为日本著名的西洋史学大家箕作元八
博士。
“先师箕作元八博士，西洋史大家也，前在东京大学，亲聆其训导者数年，归国以后，音信[16]犹时常不绝，质疑辩难，多受其益。”

可见王桐龄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经常接受箕作元八

博士的训导，毕业回国之后，仍音讯不断。
箕作元八博士，被称为是明治大正时期，作为近代历史学的西洋史研究体系和方法确立的先驱，在当时日本史学界享有盛誉。曾留学法国、德国，接受过 19 世纪德国最著名的被誉为是近代
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兰克学派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指导，并获德国蒂宾根大学博士学位，1902 年起，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17]

箕作元八博士在东京大学主要研究法国革命史和西洋史。王桐龄虽然受教于箕作元八博士多年，但从后来的研究著述来看，王桐龄并未有任何关于西洋史的研究著述。
[12]

萨日娜.旧制一高に学んだ初期京師大学堂の清国留学生について.科学史研究[J].2010（49）.p.220.
[13]

萨日娜.旧制一高に学んだ初期京師大学堂の清国留学生について.科学史研究[J].2010（49）.p.220.
[14]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p.225.

[15]

关于王桐龄在一高的毕业时间，萨日娜教授在《旧制一高に学んだ初期京師大学堂の清国留学生について》文中第223页指出：“到1905年9月，32名留学生相继从一高毕业……，陈治安、王桐龄、叶克学等3人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而根据王桐龄《日本视察记》（文化学社第二版1928年，第225页）：“明治三十九年八月，即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在第一高等学校，受学年考试已毕……”。明治三十九年，
光绪三十二年，当为1906年，可见此时王桐龄仍在第一高等学校。另据《京师大学堂派遣首批留学生考》（冯立昇 牛亚华载《历史档案》2007(5)第90页）“王桐龄…1908年由冬季第一高等学校升入东京帝国
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因为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正常修学年限为三年，东京帝国大学正常修学年限为四年，所以王桐龄从一高毕业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时间为1908年应当更加可信。
[16]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p.7.

[17]

参考《世界大百科事典第二版》http://kotobank.jp/word/%E7%AE%95%E4%BD%9C%E5%85%83%E5%85%AB

王桐齢之赴日経歴及日本相関著述考（霍）95

箕作元八于 1919 年离世，时王桐龄正在北京：“先生物故，余服官北京，未得亲来执绋，心[18]

中是从怅怅”，表现出他对先师离世时未能亲自送葬的遗憾心情。

1936 年 1 月的《留东学报》载有王桐龄的“碧梧诗稿”，其中有王桐龄两次谒见箕作元八博士
墓时所作的三首诗：谒箕作先生墓

[19]

民十年四月

一别忽忽八九年 重来瞻拜一潸然
昔时道貌今何在 只剩荒凉一墓田其二
名满东瀛八大洲 马班笔墨最风流
苦心毕竟天终负

不许先生见白头重谒箕作先生墓 民二十三年九月
不经此地十三年 零露秋风八月天
携得新鲜花一束 为师插在墓门边从这三首诗中，可以看出，王桐龄在后来的两次赴日期间，均曾拜谒过箕作元八先生的墓地。
纵然时光匆匆，他对于先师的尊崇怀念之情却从不曾淡忘。
1908 年，王桐龄等京师大学堂首批留学生创办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翻译各类科技
及数学教科书。该社也出版学术杂志《学海》甲、乙二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王桐龄在该杂志上曾发表《经济学界：信用论》和《丛谈：经济丛谈》

[20]

。

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王桐龄还曾受清政府之命，赴日本京都调查。其调查结果提交给了[21]

留学生监督处，之后以《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

之名，在 1910 年的《中国地学杂志》和《教育杂志》上刊发。
二、第二次赴日1912 年 1 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4 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袁世凯任大总统，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也随之北迁。7 月，蔡元培辞职，由范源濂接替教育部总长职
位。范源濂曾任清末京师大学堂东文分教习，正教习服部宇之吉的翻译助教。由此推测，王桐龄
应该在京师大学堂之时便与之相识，而他也正是由范源濂电召，回到北京，入教育部，任参事一[18]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7.

[19]王桐龄.碧梧诗稿.留东学报[J].1936.1 第一期 p.153-154.

[20]

经济学界：信用论.学海:甲编[J].1908 年第一卷第 5 期；丛谈：经济丛谈.学海:甲编.[J].1908 年

第一卷第 5 期。
[21]王桐龄.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教育杂志[J].1910 年第 2 卷第 12 期.p.58-60.本文也以相同标题刊载于《中国地学杂志》1910 年第 1 期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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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11 月，王桐龄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课。范源濂于次年 1 月辞职，王桐龄也随之辞教育部
之职，专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在清末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基础上改建而
成，由日本留学归国的教育学家陈宝泉出任校长。他率领师大诸先生“辟草莱，斩荆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添聘教员，添招学生，增加经费，改建房屋，日日计划，月月进行，年年扩充，辛苦艰难十余年，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22]王桐龄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之初便进入该校，参与计划，亲身经历，与学校诸位先生同舟共济，见证了学校的成长。1913 年 8月，学校新增历史地理部，王桐龄任历史地理部教务主任。1915 年，受东三省委托，特设东三省师范教员养成班，王桐龄兼任教务主任。
五四以后，思想领域变化很大，中国文化学界风潮不断。学校也新增一批教授，校园内各种
思想非常活跃。1919 年冬，陈宝泉被派赴欧洲考察教育，翌年归国后，调往教育部任职。在这种情况下，1921 年春，由陈宝泉推荐，经教育部批准，王桐龄被再次派往日本留学。
关于此次赴日的缘由，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学界风潮屡起，党祸大兴，余引嫌避位；高师陈校长乃呈准教育部，仍派余赴日本留学。余以学潮剧烈，无力挽回，亦乐得借此名义，避地远祸。”[23]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桐龄此次赴日，并非自己有意为之，而是因五四以后学界风潮不断，党祸横行，王桐龄为了避嫌，才借赴日留学之名，避开是非。关于他避位之具体原因他讲到：“高师
风潮发起者为某某，目的在趁陈校长旅行欧美之际，夺其政权；以余在校，惧受牵掣，故首先发难攻余。及余引疾去职，各部学生乃如感受一种流行传染病，对于各部主任及专任教员，肆行攻
[24]

击；数月之间，主要教职员相继去职者二十余人，旧人几无复留者。”由此可见当时高师风潮之严重程度，数月之内，教职员工离职者竟然达到二十余人。
王桐龄此次赴日留学预计时间为两年，因其母亲去世耽搁了两个月，又因留学经费亦耽搁两
个月，等一切准备妥当时，正值农历新年，于是又等到过完年。1921 年 3 月 1 日，王桐龄从北京出发，经由朝鲜半岛第二次赴日本留学，3 月底抵达东京。
4 月初，王桐龄入东京帝国大学。他此次留学初衷本想入大学院进行学术研究，但各位老师为听讲方便，建议他入文学部正科。正科是高等学校毕业，修完帝国大学各分科大学全部课程，考试合格者方为正科生。与正科相对的是选科，选科生是只有在正科缺员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申请修一科或数科的开放教育制度。

[25]

王桐龄此次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时，昔日一高同学上野道辅已获法学博士学位，任东大经济学部教授；金井登志喜任一高教授兼东大文学部讲师。他自嘲自己“名义上虽为教育部直辖学校教[22]

王桐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过去20年间回顾.北京师大周刊[J].1923年第203期[23]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2.

[24]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15.

[25]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8.

王桐齢之赴日経歴及日本相関著述考（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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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员，实际上仍不过一穷学生也。”

此次留学与十年前的留学生活想比，王桐龄感觉日本物价涨了四、五倍，尽管官费比以前增
加了 20 元，但生活依然艰苦。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并不影响他的精神生活。担任授课的教授多为十年前就曾经授过课的老教授，对他皆以旧朋友看待。新聘之教授、新补之讲师则多系他十年
前的同学，对他亦非常亲切。

[27]

据他在《日本视察记》中的记述，此次赴日留学过程中，所听讲之课程有“白鸟博士之东洋
史概说、塞外民族文化史；市村博士之支那历代思潮概说、史籍讲读；箭内博士之宋金交涉史；
池内博士之满鲜史等六种。”[28]

白鸟库吉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东洋史学泰斗，他开拓了中国北方民族史、西域史、朝鲜史、中国神话研究等新领域。他和市村瓒次郎博士一道奠定了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基础。箭内亘博
士则为明治时期著名的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的高徒，蒙元史学家。池内宏博士师从白鸟库吉，主攻满鲜史研究，也是著名的东洋史学家。
以上不难看出，王桐龄此次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师从的均为当时东洋史学界著名的学者专家。
通过近一年半左右的留学，王桐龄收获颇丰。
《中国历代党争史》、《女真兴亡略史》、《儒墨之异同》等均写于此次留学期间。从后来他的研究来看，此次留学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 年 7 月，王桐龄从东京返回北京，结束了东京帝国大学一年零四个月的留学生活。他以此次赴日途中耳闻目见及到达日本后的感想为材料写成了《东游杂感》，1928 年，该书第二版时改
名为《日本视察记》。
三、第三次赴日1934 年 9 月，王桐龄请假赴日考察两年，此行动机未详。此次考察期间他足迹遍及日本南北，
对日本人文、社会、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刻的考察和体验，并且和自己之前两次留日经验对比，清晰的轨迹，展示出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他身在日本，不忘祖国，时常和中国
相比较，指出中日间文化上的差异。此外他还于 1935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6 日以教授的名义陪同
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团体参观东京市内外学校及教育机关。1936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陪同河北同乡康迪安参观日本产业组合，足迹到达群马、新泻、石川、福井、滋贺、三重、爱知、静冈等。
以下是他两年间的活动简历：・1934 年 10 月 28 日、和梁子青、许志平、刘及辰、王锡三、王辅廷、杨广生等赴日光旅行。
・1934 年 11 月 11 日、赴高野山。
・1934 年 12 月 9 日、和梁子青、许志平、申伯纯等去伊豆半岛旅行。
・1935 年 3 月 10 日、去吉野观梅。

[26]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8.

[27]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217.

[28]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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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春假期间，去东京附近赏花。
・1935 年 4 月 6 日至 21 日，去東京植物园、上野公园、市川里见公园、江戸川石堤、飞鸟山公园、江北荒川、西新井大师、隅田川公园、小金井、臼丘游园、荒川游园等地赏花。
・1935 年 5 月 3 日、和孙世英等去馆林古河旅行。
・1935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6 日，陪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团体参观日本学校及教育机构。
・1935 年 6 月 15 日、陪孙君去箱根、热海修学旅行。
・1935 年 6 月 18 日、去大岛旅行。
・1935 年 7 月 14 日、和张陈卿、赵鸿志等去江岛、镰仓旅行。
・1935 年 8 月 2 日、和赵玉润、罗清泽去镰仓旅行。
・1936 年 3 月 17 日、和梁子青、许志平、张志和等去水戸观梅。
・1936 年 4 月 8 日至 20 日，陪河北同乡康锡祺参观日本产业组合。足迹所到有群马、新泻、
石川、福井、滋贺、三重、爱知、静冈等。
・1936 年 5 月 11 日、和瞿起模、邓梅羹、蒋益明、何斯瑾等去水乡旅行。
・1936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2 日，赴日本东北视察。
・1936 年 9 月归国。
1936 年《史学消息》第 1 期中，列出了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会员名单，王桐龄列在了校外会员
[29]

录中，通讯地址为北平师范大学，备考中写有“曾任教职”。

此时王桐龄尚在日本考察中，故备考中的曾任教职，似乎并不能肯定他赴日前是在北平师范大学担任教职还是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
1936 年《留东学报》第五号刊载有《本社社员王桐龄先生》简介，其中写到：“前后四次渡日，[30]

在日本生活前后约十四年、对日本社会状況有明确的观察……任师范大学教授之职。”

由此可见王桐龄至此共有四次赴日经历，在日本实际生活计有十四年之多。据他在《东游杂[31]感》中的记述：“民国七年，广岛高师开夏期地理讲习会，余赴会听讲……” 加上此次赴日经历，他正好有四次赴日的经历。从时间方面来看，1912 年回国之前大约在日停留有 10 年，第二次渡日预计有两年，实际在日本逗留有一年三个月，第三次渡日大约有两年左右，三次共计十三年三个月左右，可以推算广岛之行在日停留时间不会太长。由于史料原因，此次赴日经纬不详。
四、王桐龄的著述与日本王桐龄一生著作等身，现传世论文有近两百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女真兴亡史略》等；又因其酷爱旅行，所到之处，皆有文章，《陕西旅行记》、《江浙旅行记》、《日本东北视察记》等皆属此类；王桐龄留学日本十数年，日语翻译著作也有很多，大多数作品都发表在《师大月刊》、《清华周刊》、《史学月报》、《留东学报》等。

[29]

历史学会会讯.史学消息[J]. 1936年第1期 p.43.

[30]

本社社员王桐龄先生.留东学报[J]1936年5号.

[31]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文化学社 1928 年第二版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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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桐齢之赴日経歴及日本相関著述考（霍）隋树森在《记王桐龄先生》[32]

中提到，王桐龄尚未出版的著作还有《日本后视察记》、《突厥民族史略》、《朝鲜史》、《日本史》、《中国民族史概说》、《读史指南》、《碧梧存稿（诗）》等。
隋树森是王桐龄曾经的学生，一直从事出版工作。据他自述，王桐龄曾经为这些著作的出版
而找到他，但时值战乱，出版社虽答应出版，业已支付稿酬，但实际出版工作则一拖再拖。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原稿几经辗转，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佚失。

[33]

这些著作虽未及出版，但单从这些标题来看，就可推知王桐龄丰富而广博的学识。从目前传
世的著述来看，又可分为与中国相关的著作和与日本相关的著作。鉴于篇幅，在此仅介绍其与日
本相关的著作。
王桐龄著述中和日本相关的主要有《东游杂感》以及他在日期间所写的游记和其他发表在中
日期刊上的文字。
（一）《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34]

王桐龄首次展开他的日本论述是在 1910 年。是时，王桐龄受清政府派遣，赴京都视察，本文
即是此次视察后写成的报告。
文中王桐龄着眼于东西两京“新”与“旧”的比较。王桐龄认为东京为新式的代表，而京都
则为旧式代表。
“新”与“旧”表现在建筑样式、工厂机器、男子的衣着、女子的发式，甚至是学
生的休闲方式。王桐龄认为，东京的学生闲暇时，好运动演说饮酒唱歌；而京都的学生则唤女伶侑酒携雏妓登山，效谢安石白香山故事。他认为东京的学生悲歌慷慨，豪放不羁有燕赵遗风；而
京都学生风流放诞、跌宕不羁，有六朝遗风[35]。他甚至认为东京的劳动者勤而奢，京都的劳动者俭而惰。总之，从风俗习惯等种种方面比较来看，东京处处振作长足捷步直欲追从西欧，京都处处因循泄泄，萎靡不振，犹有我国陈后主南唐李后主元顺帝明神宗时代之遗风。

[36]

该文整体着力于东京和京都“新”与“旧”的比较，从文章前面的记述来看，他是奉当时的
清政府命令利用假期之便赴京都旅行，有感于京都与东京的不同而写成的。

[37]

与后期的游记相比

较，本文记述略显主观。但在清末 1910 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将日本东西两京比较，对于当时中国人认识日本，了解日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桐龄首次赴日留学时间长达 10 年，但留下的和日本相关的文章，管见仅此一篇。
（二）《东游杂感》（1922 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1928 年，改为《日本视察记》再版）《东游杂感》是王桐龄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时所作。他在书中写道:“本编所载，或得之目睹，[32]

隋树森.记王桐龄先生.文献[J].1983 年 4 号[33]

隋树森.记王桐龄先生.文献[J].1983 年 4 号[34]

王桐龄.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教育杂志[J].1910 年第 2 卷第 12 期.pp.58-P60.本文也以相同标题刊载于《中国地学杂志》1910 年第 1 期 p.40。
[35]

王桐龄.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教育杂志[J].1910 年第 2 卷第 12 期.p.59.

[36]

王桐龄.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教育杂志[J].1910 年第 2 卷第 12 期.p.60.

[37]

王桐龄.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教育杂志[J].1910 年第 2 卷第 12 期.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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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30 号（2016）

或得之耳闻，或得之书报杂志之记载，或得之朋友之报告，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为著者个人所
杜撰也”
。

[38]

可知本书之内容来源，除作者耳闻目睹之外，还有来自书报杂志记载及朋友的报告。

本书构成如下：第一章去时之感想，第二章途中中国之观察，第三章朝鲜之观察，第四章日本之观察（共有二十二节，对日本方方面面都有详细的记述），第五章归时之感想：第一节余在东
京之生活状况，第二节到东时无意中之失败，第三节生活上之苦楚之点，第四节生活上愉快之点，第五节社会上对本编之批评，第六节社会上对外情之冷淡。附：日本东北旅行记。
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本书共分为五章，记述了作者赴日途中经过的中国、朝鲜、日本的部
分地方时所观察到的情景，特别是对抵达日本后，东京的生活情况、日本的工业、生活环境、地理、民族、家族、公共道德、女性、日本的寺院、服装、风俗、外来文化、东京帝国大学等记述尤详。该书内容丰富多彩，将当时的日本社会活生生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作为一部介绍日本的
读物，将本书称之为认识日本的百科全书，似乎也不为过。
本书的第三章及第四章前四节曾经被摘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其后，北京《地学杂志》，
也从第一章起，按期循序登载，北京益世报、舆论日报、太平洋日报也曾各自转载过其中的一部
分，引起当时社会上强烈反响。

[39]

本书初版时以《东游杂感》为名，再版时改为《日本视察记》，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再版，也可以看出本书在当时的流行状况。
（三） 三十年代的旅行记
1934 年 9 月，王桐龄以考察之名再次东渡日本。他利用此次考察机会，赴日本多地旅行，足迹遍及日本关东关西。以此旅行体验为素材，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旅行记。这些旅行记前期主要刊
登在《文化与教育》杂志上，后期则主要刊登在《留东学报》上，详细如下：(1)日光游记《文化与教育》1934 年 37、38 号(2)高尾山游记《文化与教育》1934 年 39 号
(3)环游伊豆半岛记《文化与教育》1935 年 43、44、45 号(4)吉野观梅记《文化与教育》1935 年 49、50 号(5)东京附近观樱记《文化与教育》1935 年 53、54、55 号(6)小金井观樱有序《文化与教育》1935 年 56 号
(7)大岛游记《文化与教育》1935 年 60、61 号(8)留学生之日语问题《留东学报》1935 年 2、3 号(9)馆林古河游记《留东学报》1936 年 2 号(10)东京之水祭与川柳《留东学报》1936 年 2 号(11)水乡游记《留东学报》1936 年 3 号(12)参观日本北陆关西东海线产业组合记《留东学报》1936 年 3 号[38]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220.

[39]

王桐龄.日本视察记第二版.文化学社 1928 年 04.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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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桐齢之赴日経歴及日本相関著述考（霍）(13)水户观梅记《留东学报》1936 年 5 号(14)江之岛镰仓游记《留东学报》1936 年 5 号(15)日本东北视察记《师大月刊》1937 年 31 号
王桐龄这一时期的旅行记，大多附有观光地照片，可以看出此时日本，相机使用已经非常广泛。此外，这些旅行记有个共同的特征：都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旅行本身的记述，第二部分则是作者的旅行感想。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感受最大的是日本交通便利，乘务员热情，以及无论何时乘客至上的服务理念，特别让他感慨的是日本女性参与社会的程度。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差距甚远，不仅仅表现在社会、教育、技术等方面，就连人的想法都完全不同。
王桐龄此时已有丰富的在日生活经历，加上其在中国工作多年，也曾赴中国各地旅行，这种
多元的生活体验，造成他对中日两国差异异常敏感。也许正因此，和同时代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的对日批判正好相反，王桐龄不但没有表示出对日本过多的批评，反倒处处透露出他对日本的欣赏。
（四）《游东通讯》
王桐龄三十年代东渡日本时，《文化与教育》杂志特别辟“游东通讯”专栏，主要刊登王桐龄
的在日活动情况报告。
“游东通讯”管见应该连载过六回，但是第四回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可惜尚
未见到。
据栏目第一次记载，王桐龄在赴日时与《文化与教育》杂志约为通信记者，这也许正是“游东通讯”栏目出现的原因。
“师范大学史学系教授王峄山先生，任教授二十余年，著作等身，蜚声
海内外，大有教不厌，学不倦，忘其老之将至之概。今秋复请假游日考察，频行约为本刊通讯，[40]

兹将其抵日告师大同人及同学函刊布，此后王先生将不断以扶桑消息惠读者”。 “游东通讯”第一期主要介绍王桐龄赴日经历；第二期主要介绍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状况；第三期主要关注日本人
的生活，着重介绍了日本的衣食住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各部教授，和中国人留学生
的事迹；第五期为一篇译文，译自当时读卖新闻；第六期主要探讨了中国学生的日语问题，批评
中国学生学习日语没有恒心。他还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例，指出中国人学习日语的优点，认为将日
语作为第一外语对于以后的研究帮助甚大。
五、结语
本文聚焦于京师大学堂首批公派赴日留学生王桐龄，详细论述其三次赴日经历，并对他与日
本相关的著述进行全面地整理介绍。可以看出王桐龄并不同于当时普通的留日学生或知识分子：他赴日次数较多，在日时间较长，钻研学问和研究的同时，还赴日本各地旅行考察。这也正应了他“学问与经验并重，非身入其中，实地踏察，细心体会，不能得事迹之真相也。况历史与地理[41]

有密切关系，研究历史而不知地理，则一切史迹皆无着落。”[40]

王桐龄.游东通讯・文化与教育[J].1934 年第 32 期 p.29.

[41]

王桐龄.王氏游记序.燕大月刊[J]1927 年第一卷 2 号.p.90.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他在学问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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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30 号（2016）

时，身体力行去感受和体验日本社会、文化、风俗，并将耳闻目睹及切身体验，诉诸笔端，传达给当时中国，给当时中国人认识日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王桐龄对日本的考察事无巨细，他不遗余力的将日本介绍给当时的中国。他始终把日本当作
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照出了很多国内的社会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一一暴露在了国人眼前，
警醒国人当发奋自强。王桐龄关于日本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东游杂感》中的部分文章，曾经被当时很多报刊杂志转载多次，社会反响强烈。
值得指出的是，王桐龄的这些关于日本的著述，迄今尚未有专门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撰此
文以期抛砖引玉。此外，王桐龄曾两次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奠定了其扎实的史学基础，对
其学术史的考察及其在通史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也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开拓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