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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8,（2020）pp.67-72

来华耶稣会汉语研究传统述略1
李 真2
在世界语言的丛林中，汉语属于孤立语，形态较少变化，语体复杂，词类界限模糊，字词之间
既有重合又有区别；加上汉字不同于欧洲字母文字，属于较难掌握的会意字符，凡此种种，使得中
国自古以来语言学研究偏重文字学、训诂学，字典编纂尤为发达。后因佛教传入，为译经之便有了
反切，诞生了音韵学。到了清乾嘉时代，小学家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然而，
在中国传统学术架构中，对语法问题一直缺少持续而深入的思考，仅有数部讨论虚词用法的论著。
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语法专书《马氏文通》要迟至 1898 年才面世，作者马建忠毫不讳言自己
是受西洋“葛郎玛”的范式启发，进而自创体系撰就此书，遂有中国本土首部现代意义的汉语语法。
反观马氏之前数百年，由于 16 世纪东西交通之畅通早已触发中西语言之接触，那这一起点源自哪里呢？担纲这一历史重任的正是明清之际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姚小平先生曾言“晚明西洋传教士趁欧亚海路开启之机前来中国，由学说汉话、写方块字、读经籍与小说起步，逐渐认识汉语、进而沉浸探索。从此汉语研究不再是中国人自家的事情，在本土小学的路径之外添出一条西洋汉语研究的线索。
”3
溯流而上，自明万历年间，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不远万里，航海至东亚，为在内地落脚安住，完成传教使命，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视为首要要务。面对陌生的汉语，西方传教士如重返童蒙学语之时，从跟读发音到习练汉字，从诵读四书到尝试翻译，进而沉浸语言内部加以探索解构，点滴积累，持之以恒，开创了近世所谓之传教士语言学。
在此过程中，为学习便利，传教士开始尝试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拼读和转写；与中国文人合译书籍时创造出一批译词新词；借用他们熟悉的拉丁语法概念、范畴、框架来描写、归纳汉语的语法
规则……凡此种种，推动了近代欧洲语言与中国语言的正面相遇与相互影响，从而也正式开启了
西方人学习和研究汉语的第一个历史高潮。
明清西人对汉语的研习之路，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中国大陆与远东其他地区，以及学习官话和其他方言的两条取径。在菲律宾及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以多明我会为代表的托钵修会长期深耕于此，俨然是闽粤方言学习当之无愧的开拓者。而在中国内地，由于利玛窦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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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早期域外汉语教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

项目批准号为 2018JT001，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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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亦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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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平：《借西学之石，攻中国之玉——谈谈西洋汉语研究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5 月 13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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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官话，着儒服，结交士大夫阶层的传教策略，使得耶稣会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教士
群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基本上代表了这一传教士语言学的主流。面对迥异于欧洲语言的语音词汇和句法，耶稣会士发挥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不仅创制和改进了以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方案，还贡献了相当数量的汉外对照字典、文法、教材、词汇手册、文选编译等等成果。
大致来说，耶稣会的入华历程从 1552 年圣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
到达上川岛始，虽未叩开中国之大门，但随后有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罗明
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玛窦等人筚路蓝缕创辟荒途；明清时期在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人的努力下一度中兴，但之后又经历了延续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在华传教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加之 1773 年耶
稣会在欧洲被教宗下令解散后，于中国相应引发了一波传教士汉学研究和语言研究的衰退；直到1814 年教宗恢复耶稣会，新一批耶稣会士于 1842 年再度来华，重新开展福音传布。实际上在鸦片战争前，入华传教士已基本沦为宫廷技师，不能公开传教。清廷只用其技艺，而禁其教务，这令他们相当苦恼，在无形中消磨了学习语言的热情。乾隆后期，精通中国典籍的传教士人数已大大减少。伴随着远东传教事业的由盛转衰和起起落落，在华耶稣会士汉语研究的学术变化也贯穿其中，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草创——发展——繁荣——复兴。
第一阶段是草创时期，以编撰最早的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词典，创制汉语注音方案雏形，编写问答体的语言学习材料，创立汉语新词为主要特征。虽均为起步尝试，却为此后耶稣会来华传教士从语音、词汇、语法、语言教学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探索汉语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第一代耶稣会士
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Lazare Cattaneo, 1560-1640）、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等
人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罗明坚与利玛窦一边学习口语，一边利用收集的语料在 1584 至 1588 年间编写了葡语和汉语
对照的《葡华词典》，这是第一部欧洲人所编汉外双语词典，开创了中国按拉丁字母编排外文词汇
并对照注音和汉语的双语辞典排列法，通过词典所收词汇的语音明确反映出明代官话是以南京音为基础的。
《葡华词典》中所尝试使用的注音，亦成为用西文字母给汉语注音的滥觞。在此基础上，利玛窦在郭居静、庞迪我的帮助下进一步构拟了一套改进后的汉语注音方案，在他的《西字奇迹》
中得以完整呈现。
这一时期，为了指导传教士向中国士人介绍西学，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还集体编写了一部对话体汉语文献《拜客问答》，它记录了耶稣会士与来访的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对谈，话题涉及世界地理知识、欧洲人文风俗、伊索寓言故事等内容，同时反映了明朝末年士大夫阶层拜客会友的交际礼仪。
此外，利玛窦还通过绘制中文版世界地图，与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撰写天主教相关
作品，在地理、数学、天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创造了不少新词，由外来的知识涌进引发了中文词汇的变迁，一批外来词自晚明开始进入中国语言。
除了以上这些开拓性工作之外，首批入华耶稣会士已注意到汉语与当时西方人以往所了解的来華耶耶穌会漢語研究伝統述略（李）69

其他任何语言类型都不一样。在他们留下的日记、报告和文献中，观察到了汉语的不少独特性，如音节构造、声调特征、同音现象、文白异体、官话方言等，也涉及到个别语法的描述，但多从语用
和修辞角度出发，属于较为零星的粗浅印象，与完整成形的专门语法描写相比尚有一定距离。
第二阶段是发展时期，以深化中西语音比较和开创汉语语法研究为主要特征。金尼阁（NicolasTrigault, 1577-1628）、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等人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了汉语语音和文法方面的研究，均有突出贡献。
金尼阁可以说是真正开启了耶稣会对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先河。他改进利玛窦注音方案，系统
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在中国学者王徵等人帮助下，参照《洪武正韵》《韵会小补》等中国韵
书，编撰了《西儒耳目资》，最终完善了著名的“利—金注音方案”。这是第一部西人撰写的，最早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从中西语言比较的角度解析汉语的音理，首次运用“西字”标注汉语音节，并进行音素分析，为三百年后中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奠定了基础，被称为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4
卫匡国在 1652 年到 1654 年返欧述职途中，编撰了耶稣会第一部汉语语法《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虽体系尚显粗疏，却是首次借助拉丁文法之框架对汉语进行解构分析，为中国语言学打开了一扇语法与逻辑的窗口。
《中国文法》为汉语构拟了一个语法大纲，全书无汉字，正文共 26 页，三个章节。第一章论语音，包括汉字音节表及释义，总数为 318 个音节；介绍了五个声调。第二、三章是语法部分，介绍了名词、代词、动词、介词、副词、感叹词、罕用连词、名词的原级（及比较级和最高级）、代词、数量词。另有两个附录。
《中国文法》语言简约，举例不多，罗列了不少汉语的语法要点，遗憾尚未展开深入细微的分析与说明。不过，作为西人所写的第一部
分析汉语官话口语的语法著作，从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该书在很长的时间里为欧洲对汉语感兴趣的学者所倚重，是许多“前汉学家”案头必备之书。
之后，以领衔翻译《中国哲学家孔子》（《西文四书直解》）5而闻名的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1625-1696）神父据说也有一部《汉语文法》问世，但目前不知所踪6；他还撰写了一篇文章《论中
国文字》，详细介绍了汉字创制的历史起源以及六书，异体字、发音和声韵调的特点，并附录一些
汉字的写法和构架。此外，这篇文章还兼论了各代著名书法家的逸闻传记，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发4

参阅：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年，235-252 页。

5该书拉丁文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由 17 位神父署名：殷铎泽、

郭纳爵、刘迪我、利玛弟、成际理、何大化、聂伯多、潘国光、李方西、洪度贞、聂仲迁、穆迪我、毕嘉、张玛诺、柏应理、鲁日满、恩理格。参见：《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997年，上海光启社，第 371 页。
6据费赖之书中所言，该文法藏于里尔（Lille）图书馆，还引用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注说，提及该书曾刊行于 17 世纪，附在《中庸》译本之后，并曾编入特维诺（Thévenot）所编的旅行书中。然查证该文集以及《中庸》译本，均无归于殷铎泽名下的这部语法。故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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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号（2020）展历史等内容。7 这部手稿影响了欧洲著名学者、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的汉语汉字观，在他关于东方和中国研究的重要作品《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中有
关汉字的介绍部分亦对该文有所参考。
第三个阶段恰逢有“国王数学家”美誉的法籍耶稣会士入华，他们不仅带动了对中国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亦成就了耶稣会汉语研究的繁荣时期。随着汉语水平的精深，来华耶稣会对中国语言研究亦在不断深入和推进。无论是语法研究还是词典编撰和汉字研究均达到了一个高峰；除汉语外，也推进了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语等的学习和研究。
在第三代和四代耶稣会士中，主要以法籍耶稣会士对中文的研习为重，像冯秉正（J. A. M. de
Moyiac de. Mailla, 1669-1748）曾给巴黎友人苏熙业（Etienne Souciet, 1671-1744）8神父去信，撰文
介绍了汉字的演变历史，从仓颉造字开始，分别论说了各类汉字字体，还谈到《说文解字》《字汇》
等重要的中文字典。该文后被宋君荣（Antonie Gaubil, 1689-1759）发表在他的《书经》译文之后的附录中。此外，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将乾隆《盛京赋》（1748）的译文寄回法
国印制，原意是想配合《盛京赋》原书的 32 种满汉文篆体书写，为此撰写了一篇长达 70 页的论
文《论汉字源流》，对古代汉字的字体进行了详细解说；遗憾的是巴黎方面未及等到中文原书就先
期刊行了钱德明的这篇文章，与宋君荣《书经》译本同年出版。还有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的《试论中国语言和文字》《再论中国语言和文字》两篇长文也以汉字为中心，重点探讨了中国文字的创造演变过程，并介绍了六书及其内涵，中国书籍和学习汉语的若干方法，同时辅以对一词一言所涉及之中国地理、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科技、风俗等诸多方面详略不等的介绍，别具巧思。
除关注汉字发展历史外，耶稣会士在前期编写的一批双语词典基础上，进一步合作编纂了多语言对照的词典巨著。比如应乾隆帝要求，魏晋继（Florian Bahr, 1706-1771）和在京的其他几位传
教士一起合编了《中法意葡德拉六种语言大词典》。钱德明在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神父未完稿基础上编撰了《满语语法》，还完成了《满法词典》以及《梵藏满蒙汉多种语文字典》。还有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 1695-1767）也精通满汉文，著有六卷本的《中满蒙法四种语言字典》。
和他们相比，若从专攻中国语言方面而言，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当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写作了《六书实义》《论象形文字字典》等书，还撰写了代表耶稣会汉语语法研究最高成就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9。该书是继卫匡国《中国文法》（1652）、多明我会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darina,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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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丹麦]龙伯格，《汉字的传统历史——17 世纪耶稣会士手稿》，史倩倩译，《国际汉学》，第 25

辑，第 307-331 页。
8苏熙业，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巴黎耶稣会士。1732 年，在巴黎出版了来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数学、天文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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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阅笔者对该书的研究：李真，《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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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来华传教士撰写的第三部专论汉语语法的著作。马若瑟没有因循前人套用拉丁文法框架解说汉语的传统做法，更关注汉语的特殊性，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拉丁框架，力图以更为接近汉语语法事
实的方式来描写汉语。这在当时实属首创。《汉语札记》手稿有 320 多页，上下两编，在世界上第一次对汉语白话和文言分别进行论述，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俗谚、礼仪、典籍等各种
内容无所不包；而且，书中首次使用了带汉字的中文例句，引用量多达一万两千余个，堪称早期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集大成之作。
另有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 1666-1741）著有《发语虚字》专讲虚字在不同句子位置上的不同含义，很有可能是西方汉语研究史上第一部虚字专书。
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后，在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也落入低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期。因此，耶稣会语言研习的第四阶段差不多要迟至19世纪中叶才到来。在这一复兴时期，为了帮助同行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再度入华的耶稣会内部着重编撰了一些大部头的综合性语言文化教材，亦出现了以研究河间府方言为基础的北方官话文献。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为意
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 1826-1902）和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
晁德蒞五卷本的《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中拉对照，融语言学习与文
化教学于一体，囊括了文字、词汇、修辞、文选、历史文化知识，尤其是书中对中国各种文学作品的选编和翻译，形成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拉丁文译介的独特翻译模式。由于该书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被称为是晚清时期江南传教士汉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并于1884年获得了欧洲汉
学界的最高奖项儒莲奖。
戴遂良长期在河北献县地区传教，他编撰的《汉语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Dialecte Du 河間府）堪称巨作，共有12卷，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六卷，以河间府方言写成，主要探讨北方官话口语；下部六卷，以介绍中国民俗和传统文化为主。仅就语法部分就多达22万余字
的句子和对话，还有书中所记录的河间府方言的声、韵、调，描写了一百多年前生动、自然的北方口语面貌，为了解这一地区方言的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的历时演变提供了绝佳的语言学材料。
此外，戴遂良还编写有一本1000余页的巨著《汉字》（Caractères Chinois），书中所列出的每个汉字均配有罗马字母注音和法语释义，同时借助《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中文字典首次展开了对汉字字源的系统研究，迄今为止仍然是西方汉学界研究汉字的里程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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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原本《华语官话语法》共十六章，99 页正文。第一章总论汉语言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汉语的声调；第三章阐述名词和代词的格变及复数形式；第四章介绍体词（含副词）及比较级和最高级；
第五章分析动词、指示词、反复动词、职业名词及词的性别；第六章谈到代词；第七章论述叹词、连词、否定词、疑问词和条件式；第八章叙述动词及动词变化；第九章主要讲被动句式；第十章论介
词、副词；第十一章分析构成句子的方式；十二章论数词；十三章论助词；最后三章介绍官话中的礼貌用语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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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耶稣会士这些关于汉语特性和规律的论述并非尽善尽美，甚至亦有不确之处，但不可否
认这是首次将中西语言比较的方法运用到汉语的研究中来，尝试为汉语归纳其自身的规矩方圆。
可能在当时还只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朴素思想，更多是在描写规则和提供语料，距离系统而缜密的
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这样开创性的工作对后来欧洲本土汉学家和专业语言学家
展开更为深入的针对汉语各要素的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铺垫和积累。从创制注音转
写中文、辑录字词编撰词典，到解析语法、探索内部规律；从基本以欧语框架为分析手段和观察视角，到愈加关注汉语自身特质及内涵……历经三百余年的摸索发展，耶稣会士在汉语语音拉丁化、汉语语法梳理、双语词典编纂、近代汉语新词嬗变等方面贡献良多。
综上为耶稣会在华汉语研究从框架草创到体系初成的一个简要梳理，每个阶段之间的关注点虽各有侧重，但从学术史脉络来看自有其修会内部语言研究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内在联系。当然，
任何一项人文学术史的考察，除了对整体面貌进行全面梳理外，单个文本的发现、阐释与比较仍然
非常重要。傅斯年先生当年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明清耶稣会汉语研究的学统之中，仍有不少原始文献有待学界去挖掘、收集、整理和解读，在重构一个可靠的文本自身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下去做更为细致的考察分析，去比较和它相关的所有其他文本，包括理解这些传
教士当时创作的想法与动机，了解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特定的学术背景，他们的文化传统、修会特点和语言观在作品中如何呈现，以及反过来对近代中西语言接触的历史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通过这种将学术史、文献史和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语文学研究路径，对融合了中西语言学
所长的近代西洋汉语研究史将是十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