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論

文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中国交际文化谈（四）
──

張

筱

要

平

旨

外国人とのあいだで，円滑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もつためには，相手の言語について一定の能力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はもとより，最も重要なのは相手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を理解することである。中国人とのコミュ
ニケーションも例外ではない。これはつまり私たちが中国のコミュニケー
ション文化を論じることの目的でも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の内容は非常に幅広く，社会学では “三缘关系（三つの縁にもとづく関係）” という言い方があり，“⾎缘关系（血縁による関係）” “业缘关系（仕事・職業・学業などさまざまな “業” による関係）” “地缘关系（地縁による関係）の三つに大別される。この三つの “䎔系（関係）” のなかでも内容が最も複雑である “业缘关系” に焦点をあて，外国人が最も接触する機会の多いものから，“官民、师⽣、朋友、同事、主客、临时（官と民，友人，
教師と学生，同僚，主客，臨時）” の六つの場合を取り上げて考察する。
紙幅に限りがあるため，考察を二編に分けて展開し，本稿を考察の前半部
分で（上）とする。
キーワード： 业缘关系（仕事・職業・学業などさまざまな “業” による関係），交际⽂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传统（伝統），现代（現代），官民关系（官と民の関係），师⽣关系（教師と学生の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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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8⼀、前⾔关于交际文化的概念以及讨论中国交际文化的意义，我们在以往的讨论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1），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交际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对于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社会学界有三大分类的 “三缘关系” 说，也就是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本文所讨论的业缘关系是三缘关系中内容最为复杂的。我们将其分为官民、师生、朋友、同事、主客、临时等六大关系，并因篇幅所限而切割成 “上”、“下” 两大部分来讨论。
但是，事实上，如果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以外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囊括在业缘关系中的话，那么六大关系内容的划分，显然还是不能满足的。然而，考虑到跨文化交际的特殊性，普通的外国人接触中国某些领域关系的机会并不多，比如中国的军民关系，因而笔者便做了忽略处理。至于外国人易于接触到的其他人际关系，比如民族和性别关系等，由于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业缘关系范围，而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笔者以为另立课题单独讨论更为妥当。

⼆、中国业缘关系交际中的传统与现代
提起业缘关系，日本人一般都会想到 “契约” 这个词。因为在日本，业缘关系的人际交
往，人们最注重的就是契约。契约在日本的业缘关系交往中就是一种无论怎样都不可逾越、更不可违背的法则，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业缘关系说到底就是一种契约关系。许多和日本社
会接触过的中国人，总觉得跟日本人打交道很难，认为日本人表面上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但处理起事情来却表现得很拘谨刻板，甚至冷冰冰的，不通人情。相反，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打交道，也会觉得中国人太过看重人情，任性随意，不重视规矩。这种认知差异，其实主要来自于对彼此业缘关系交际文化缺少深入了解。
对于业缘关系交际，事实上，中国人也是懂得并提倡尊重和遵守契约的。早在两千多年
前，汉代就已经有了 “民有私约如律令” 的说法了2）。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改革开
放后，以强调个体自由、独立和权利、责任、义务为基本意识，以平等、民主、法治、宽容为
基本思想理念，以谋求和谐、共赢为目标的现代契约精神也越来越深得人心，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过去，大多数中国人过的都是穷日子，朋友和同事之间在经济上相互支援是常有的事
儿，谁借给谁点儿钱，很少有人签约记帐的。现在呢？虽然相互借钱的情况不多了，但是如果
借钱的话，即使出借的一方不要求，借入的一方一般也都要写契约式的借据了。又比如，过去
的中国很少有人会把车票、电影票以及各种入场券之类的看作是契约凭据的，但是现在呢？一旦个人的权益受到了伤害，恐怕已经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些票据的维权作用了。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人在处理业缘关系上，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会按照传统文化的惯性将其和血缘关系联系起82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来，认为家族关系的交往之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适合业缘关系交际的。我们经常看到中国人同事之间称兄道弟，商人之间总说 “先做兄弟后做买卖”，“买卖不成情谊在” 或 “买卖不成仁义在” 等，都可以说是血缘关系交际文化泛化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而宗法社
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 “家国同构”，也就是说，家和国不仅在组织结构、政治制度方面具有
共同性，在调整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方面也是相通的。我们在讨论血缘关系交际的过程
中已经了解到，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是以 “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为核心的，实施的是家长
制，主张男尊女卑、上下有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等。而这些对于社会业缘关系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传统的业缘关系交往之道，简单地说，实际就是家族
关系交往之道的扩展和延伸。
那么，传统宗法社会业缘关系的交往之道对现代中国社会有没有影响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从正作用方面看，中国人称之为 “优秀传统” 的，比如：尊祖敬宗、尊师敬长、尊老爱
幼、严己宽人、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精诚团结、互敬互爱等等。这些道德理念一直为人们所
尊崇，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所极力倡导 “复兴民族文化” 的重要内容。从负作用方面看，中国人
称之为 “封建文化糟粕” 的，也有不少不同程度的遗留。比如：“一言堂” 式的官场作风、长
官意志，用人上的任人唯亲、裙带风以及重男轻女，处理工作上的唯上是从、重情轻理、以情代理，组织上的以同宗、同门、同窗、同好、同床等为主要依靠力量的家族式管理及小团体主义等等。这些负面的东西，尽管现代中国社会上堂而皇之固守履行的大有人在，但站在圈外的立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很多人甚至是深恶痛绝。因此，如果作为外国人，在接触中国社会过程中，难免接触到这些传统交际文化的遗留及其表现时，笔者认为切不可笼统地将其视作现代中国业缘关系交际文化的全部。特别是那些不能够代
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负面内容，一旦接触到，能够从历史和发展两个角度给予理解，不以个人好恶和本民族交际文化为标准受其束缚和困扰，并能从容应对，顺利实现交际目的，这才可
以称得上是达到真正了解现代中国业缘交际文化的最高境界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要和中国商家签约做买卖，中国的商家却要和你先做兄弟，经过餐桌上的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建立一种类似于家庭成员式的情感关系之后，才会高高兴兴地
与你携手进入契约商洽阶段。如果你反感这种做法，担心因情感的介入影响到契约的商洽和签订，并可能会使契约变成一纸空文，因而拒绝了对方的话，那你就很可能会失去很多成功合作
的机会。因为在你看来，契约是契约，情感是情感，也就是理和情是两回事儿，是不可混同的。可是在不少中国人看来，这两个却是一回事儿。情感与契约并不是对立的，它就像是建立
契约的润滑剂，也像是履行契约的增效剂。即使双方没能顺利签订契约，或者签约以后双方合作出现问题甚至失败，那也会因为有双方建立的情感关系的存在而不至于产生一无所获的失落感。一般的中国人都知道，即使是亲兄弟之间合作也必须要明算账，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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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8律，是不可违背的3）。这一中国人的铁律，很多外国朋友也知道。但是它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
内涵恐怕就很少有人悟到了，那就是，真正的亲兄弟不会因为明算账而放弃兄弟情谊的，兄弟
情谊是高尚无价的。只要有了这样的兄弟情谊，心就会往一处使，就不怕任何挫折失败，更坚信合作终将成功。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中国合作者，大可不必抵触，选择顺势而为，肯定会比抵触来得更有价值。
传统中国业缘关系的交往之道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那么现代国际社会的业缘关系交往的某些理念，除了上述的契约精神之外，还有哪些对现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呢？
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很多都知道中国社会有一句非常流行的短语，叫 “向钱看”。它是从
中国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 “向前看” 谐音而来，但语意却与其毫不相干。意思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追求金钱作为目标。很明显，这是拜金主义的产物。那么，拜金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以至于会出现流行短语呢？这其中是有着历史原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9年建国后，三十多年的期间里，国家一直都把政治放到第一位，提倡和强化的都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奉献精神。国家反对封建传统文化，但是传统的重义轻利文化观念却被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某些国家领导人力图用金钱奖励的方式刺激工农业生产也都会
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恶帽子。客观地说，这种蔑视金钱利益的精神提倡和强化，对于社会风气的净化的确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著名的儿歌
《一分钱》就是那个时代风气的极好写照4）。社会交往，包括企业之间的正常业务往来，人们所看重的也都是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相互帮助成了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 “金钱”
二字。因为人们都知道，凡是涉及到金钱的，国家都有极为细致的规定，任何人都不会也不可
能奢望获得规定以外的哪怕是 “一分钱” 的金钱收入。甚至连体育比赛，也都必须要以 “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 为原则，没有人敢想象获胜的运动员会获得多少奖金的。但是，缺少了金钱利益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器，人们在平均主义的保护下，吃社会主义的 “大锅饭”，并没
有使国家的经济繁荣起来，更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确立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
反而使国民的物质生活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因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后，大胆地提出了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于是，“发展经济” 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人们不再避讳金钱利益的追求，也不再 “谈钱色变”，社会经济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长期的思想封闭，不允许人们追求金钱利益，使人们不但物质生活很贫乏，精神上也很压抑。一旦思想解放，放开了对金钱利益追求的束缚，虽然大多数人会理性对待，不会不顾一切地，甚至抛开了道德底线地去追逐金钱的。但是矫枉过正，压抑过久所爆发出的焦躁情绪，很难避免会使一部分人走向极端，把金钱奉作神明的。1991 年，一部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不仅勾勒出几个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令人喜爱的典型人物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发生在不同社会
领域的引人入胜的喜剧故事，给忙忙碌碌的人们平添了很多乐趣，而且还诙谐幽默、妙语连84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珠，说出了很多人们意想不到的话，发人深省。其中一句，“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最为突出，一时成为名言，引起了巨大轰动，在社会广泛传播开来。其实这句至今仍然被人们推崇的名言与拜金主义毫不相干，只是在当时那个改革时代环境中嘲讽和否定了
长久以来不允许人们有获取金钱利益权利的错误，表达了人们追求金钱利益的正当要求和权利意识。但是在拜金主义者看来，这也同样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别人向他们问路，他们要收钱，捡了别人的财物，他们要先收酬金再归还，甚至谈情说爱也要把金钱作为条件摆在首
位，不达标就不予考虑，等等。这些人一味地追求金钱，常常把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挂在嘴边儿，追求金钱不择手段，认为金钱可以衡量一切，也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唯独没
有细想那句名言的大前提 “钱不是万能的” 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上，这种以拜金主义为交往之道的人，可以说比较容易遇到。但是在他们并不违法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大多对其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实在避不开的，又不愿意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一般也都会 “花钱消灾”，不愿与其过多的纠缠。当然，如果他们遇到的是有时间并且很较真儿的人，纠纷就会不可避免了，
而且大多情况下舆论不会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收获最多的肯定也并不是什么金钱，而是人们的
冷眼和负面评价。
熟知中国当代史的外国人肯定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很
少考虑效益问题，反正除了个人生活外，无论干什么都是上级计划和规定好了的，你想追求效
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有时反而还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改革开放后，情景就大不一样
了。市场经济体制被引入，并迅速地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竞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于是追求效益便很快成为了必然。这种对效益观念的改变，应该说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也对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中国人嘱咐出行的人，常常说“请慢走”。这个 “慢” 字，虽然只是 “小心”、“注意观察”、“注意安全” 的含义。但它又确确实实地反映了当时 “慢慢悠悠” 的社会状态。现在呢？ “请慢走” 这句话还在说，但是除了针对老幼病孕这种特殊群体之外，人们已经很少把它和 “慢” 的本意联系起来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5），社会节奏加快了，人们的脚步变得匆忙了。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
不打招呼就随意地走亲访友，工厂企业、政府办事机构、学校、银行、商店、邮局等等，凡是
和人打交道的职场都动不动就以学习开会的名义停止一切业务活动，很多个人的社交活动都由领导安排，甚至交友、恋爱、结婚、生子、子女教育、看病、离婚等等也都需依靠组织等等，
统统都成为了历史。商品经济的大潮使人们懂得了，要在这样的社会过得好，就必须要勤奋，
做什么事都要讲求高效益。于是，人们的社会交往也融入了效益的理念，交际习俗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对于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交往状况的外国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比如，过去中国人的交往随意性很强，如果你作为外国人正要出门的时候，你的中国朋友突然不召而至，你会怎么办呢？相信你很可能会选择说明情况，然后继续按照日程安排出门。可是作
为主人的中国人，一般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留下来陪朋友。现在的情况则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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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了，效益观念使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懂得了无论什么关系的人要见面，都必须提前约好时间、主题，而且也都知道不能无故爽约、迟到、走题等等，否则就是失礼、失信，会得罪人的。应该说，这种交际观念和习惯的形成是很健康的、积极的，也是很符合现代文明社会要求的。
但是，随着效益观念的树立，中国社会交往中还出现了一种走 “关系” 现象就不能说是健康、积极的了。现今的中国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人们常说的 “关系网”，在这个 “关系网”
中，每一个 “关系”，包括自己，都是一个个有可利用资源和权力的人物。当然，有这样的“关系网” 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当然包括日本人）都会有的。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喜欢动用 “关系” 或通过 “关系” 寻找 “关系” 为自己办事，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刻意地编织和维护、经营自己的 “关系网”，那就不能说是正常的了。因为尽管 “关系”
者一般都很愿意尽人情为亲朋好友办事，但是这样会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
气。而另一方面，人们动用或刻意维护、经营这种 “关系”，也会额外地付出时间、精力和财
物，不仅增加了很多个人负担，而且还会使得本来正常的人际交往掺杂进了利益交换的杂质，
让有序的社会业缘关系交际变了味儿。对此，很多中国有识之士都曾提出过批评。2013 年３
月，一位叫周新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在当年的代表大会上做过题为《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的专题发言6），明确指出了这一现象的弊端和危害，并针对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即
优质资源稀缺、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对权力监督不够等，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意见。周新生的发言，在当年引起了较大反响，可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确，过去很长一段期间，中国社会生产落后，生活资源奇缺，连一辆自行车、一台黑白电视机，不去走“关系” 都很难买到。现在的中国，虽然生活资源空前丰富了，人们不会再为买什么生活物资费尽周折走 “关系” 了，但是在某些领域，走 “关系” 办事的现象仍然还是很有市场的。比如
看病、孩子上比较好的幼儿园和学校、找工作、职务职称晋升、去权力部门办理有关个人或者企业的相关手续等等，这些问题如能尽快圆满地解决，一般人还是会认为走 “关系” 是不二捷径。对于这种走 “关系” 现象的思想观念上的根源，中国社会一般认为，它既有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熟人社会” 重情轻理传统观念的作用，也有国际社会熟知的以交往为手段，以获取个人利益为追求目标，热衷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的影响。还有认为这是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
突出表现。但是不管源于什么思想观念，它在中国社会表现得比较广泛和明显应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很多公开的场合都很容易听到朋友之间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有关求人走“关系” 的讨论，也会很容易遇到某些人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走 “关系” 办事的现实。但是应该看到，尽管一般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难题，都习惯找 “关系” 求人帮忙解决，然而大多
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对这种靠人情走 “关系” 的 “潜规则” 都是深恶痛绝的。表面看来，这是
一种很矛盾的社会怪象。但是正因为有这种怪象，在周新生所说的改革不断深入落实的情势下，靠走 “关系” 办事的不良风气才会逐步减少。在这一点上，日本很值得中国学习，凡是来86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过日本并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恐怕都会有这种感受。虽然日本也有走 “关系” 现象，甚至连那些政界的大人物也免不了脱俗，但是一旦被发现便会成为丑闻，当事者很难抬
头。相信中国继续改革下去的话，这种社会风气也会逐渐形成的。
另外，中国自共和国建立开始，社会人际关系从整体上看变化最大的应该说是女性地位的提高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中国早已经成为了社会自觉，这当然是对传统文化“男尊女卑” 的背离，显然是受现代国际自由、平等思想影响的结果。笔者二十多年前初次去
日本时，在街上看到过全家人出行的场景──丈夫们自顾自悠哉悠哉地走在前面，妻子们则抱
着孩子提着行李气喘吁吁吃力地跟在后边，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中国，除非是角色互换，否则是根本看不到这种场景的。一般情况下，中国的男性对女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无论是工作交往还是酬劳福利，都会持平等态度的，不少男性甚
至已经养成了女士优先、优遇的习惯。因为男性们都知道，与女性们打交道，一旦使其感到了强烈不公，并惊动公众的话，肯定会成为新闻，得到社会舆论批评，甚至会引发有政府背景的“妇联” 组织介入为女性主持公道的。当然，中国也有 “男不与女斗” 的传统，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恐怕来过中国的外国朋友都会有所感受。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时代，在社会业缘关系交际方面所表现出的文化也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变化和发展。中国人常讲 “中国特色”，这恐怕也可以说是中国交际文化的一个特色吧。

三、官民关系
官民关系在中国可以说是最为复杂和敏感的。日本的官民关系，在笔者看来要比中国简单
得多。前几年，笔者夫妇曾经在日本所住的城市政府大楼里零距离接触过一次副市长，意外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的政府机构对市民是开放的，政府建筑里也往往会有公共服务设施，比如商店餐厅什么的。那天，笔者夫妇去市政府大楼上边的餐厅吃午饭，走进政府大楼电梯，先进去的人微笑着问我们去哪一层，然后为我们按下了餐厅那层的电钮，还跟我们说 “那家餐厅的确很好吃，很受欢迎”。我们感觉他就是个普通的办事员，但没想到他扭身跟我们说话时，
胸前挂着的身份牌却确切无误地写着 “副市长”，这让我们非常吃惊。因为在中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且不说，市政府机构都有武警守卫，一般市民不能自由进入，即使可以进入了也很难接触到市级官员，而市级官员一边，即使愿意接触市民，也往往会有所准备，而且还要带着秘书和保安人员。像日本这样政府官员和普通市民自由随意地接触，在中国恐怕很难遇到。
据了解，在日本人的逻辑里，每一位国民都是纳税人，而政府官员作为公务员，无论级别
多高都是纳税人供养的，因此理应热情地为纳税人服务。这种逻辑，在中国虽然也是合乎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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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在目前却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过，对于官民关系，中国很早就有 “百姓乃衣食父母” 之说，虽然具体出处尚无可考，但逻辑却和日本的差不多，意思是说百姓就像是供养官府的父母。既然如此，官府对待百姓也理应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了。这种 “视民为父母” 的观念，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应该说是占有正统地位的。中国老一辈领导人都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儿子，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就曾向外国媒体人郑重表示过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毛泽东时代所树立的榜样，县级官员焦裕禄生前也说过 “我是人民的儿子”，这些实
例都是 “视民为父母” 观念的极好印证。另外，中国还有一种官民关系的观念也是很正统的，
社会认知度和认同度都很高，那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或 “公仆”。此观念也是原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提出、倡导
的7），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几乎人人皆知，其内涵显然与 “视民为父母” 的观念一脉相承。从文化渊源上看，这两种观念似乎都含有儒学大师孟子的 “民贵君轻” 思想的基因8），但是其爱民为民的本质却是与孟子思想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截然相反。如果说，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两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热爱情感色彩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从法律角度解释官民关系，即认为官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国家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国家的公务人员，这样的表述应该说是不偏不倚，比较理性的了。但是 “公务” 说到底还是 “民务”，“公务人员” 也就是 “为人民服务” 的人员，本质上与前两种观念并无区别。因此，三种观念事实上
就是同一种观念，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 “爱民为民” 观念。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所建立的为官
最重要的思想原则之一。
很多外国人都知道，中南海和美国的白宫一样，是中国最高行政权力的象征。它东临天安
门，坐北朝南的大门内有一座高大的影壁，红色壁面上浮雕着五个金光闪闪的草体大字，那便
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 “为人民服务”9）。不要小看这五个大字，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份量是很
重的。因为它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人生写照，更是他们从 “爱民为民” 理念出发，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公务人员确立下的立党立国的神圣宗旨，是他们最弥足珍贵的政治遗产。由此，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号召 “以人为本，执政为
民”，以及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0）等，其实都是对这一宗旨的继承和发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就是靠着学习、掌握、履行这一宗旨，带领着中国人民走过来的。为了广大的党和国家干部能很好地理解和实践这一宗旨，中国的党和政府还推出了很多可供学习效仿的榜样，其中前面提到的河南省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焦裕
禄就是个典型的代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在法理和制度不完善和健全的情况下，因为对于习惯形象思
维的中国人来说，学习和掌握法理制度总是不如可供效法的榜样来得更简单更直观，因此，中国各行各业几乎都有自己的榜样人物。这在中国也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吧。
焦裕禄作为共产党官员的榜样，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全心全意地为辖区内的百姓服88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与生命，其动力正是出自对百姓像对家人一样的拳拳爱心。作为
党和国家的官员，只要持有这样的爱心去工作，无论怎样去做，都会受到百姓的爱戴，也都会
做出成绩的。但是，政府官员学不学焦裕禄，那是要靠个人自觉的。榜样的力量只有在虔诚的学习者身上才会体现出来。因此，法理和制度还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于
2002年２月出台了第一部《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11），之后各地政府为推行这一规范纷纷推出了种种举措。比如北京市政府就将其八项规定，概括为简单的 64 个字，以便公务人员学习掌握。分别是 （“ 1）政治坚定，忠于国家；（2）遵纪守法，依法行政；（3）与时俱进，勇于创新；（4）爱岗敬业，勤政为民；（5）勤奋学习，提高素质；（6）秉公办事，为政清廉；（7）团结协作，顾全大局；（8）文明礼貌，品行端正”。同时还颁布了非常详细的《公务人员礼仪规范》，包括十二项。分别是 （“ 1）乘车；（2）介绍中的礼仪规范；（3）握手的礼仪规范；（4）使用名片的礼仪规范；（5）称谓的礼仪规范；（6）交谈的礼仪规范；（7）拒绝中的礼仪规范；（8）道歉中的礼仪规范；（9）聆听中的礼仪规范；（10）打电话的礼仪规范；（11）服装中的礼仪规范；（12）礼仪场合的仪容规范”12）。如此全面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礼仪规范，毫无疑问是焦裕禄等优秀人物精神在制
度上的体现，其中也包含了作为中国国家官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待百姓所应该遵行的交往之道。
但是现实如何呢？优秀的榜样、先进的思想原则和完美的规范制度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精神，也必然获得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建国近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国家实力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与中国国家官场风气、官员作风和官民关系的现代化走向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有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毋须讳言的。
现代汉语中有一个叫做 “父母官” 的称谓，相信一些外国朋友也很熟悉。这个词最完整的
出处是宋代王禹 《谪居感事》诗中 “万家呼父母” 一句的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很显
然，是用于民间对地方官的赞誉的。我们在现在的中国也经常会看到民众赞誉某地方官员时在
使用这一称谓的。比如，前不久热播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正面中共官员形象李达
康就获得了无数网友的 “人民的好父母官” 的热赞。作为榜样人物的焦裕禄更是如此。但是，现代中国人使用这一带有强烈褒扬意义的称谓，与古代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现代中国百姓赞
扬某地方官员是 “父母官”，其意义可以简单解释为 “视民为父母的好官”。但是，古代民间颂
扬地方官是 “父母官”，其意义却是 “像父母一样爱民如子的好官”，与现代的赞誉在官民定位
上完全相反。前者将民定位为父母，后者将官员定位为父母。无需说，它们都与传统文化相关，前者升华了 “百姓乃衣食父母” 的思想，后者则遵循的是儒学文化的 “君子乃民之父母”
的观念13）。两者之间，形同质异。
“君子乃民之父母” 出自《礼记》。这里的 “君子” 既可以理解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也可以
理解为统治地方的官员。但是，封建时代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即皇帝，虽说配偶皇后可称为“国母”，皇帝本人却是不能称作 “国父” 的，因为历代皇帝都自认为是天与地而生的 “真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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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8子”，是神的化身，于是替皇帝统治地方的官员自然也就成了 “父母官” 了。古代的各级地方
官都深谙官民关系实际上就是父子关系延伸的伦理逻辑，因而居高临下地把治下的百姓视作
“子民”，并自称为 “父母官”，就毫不为奇了。但是现代国家官员如果一边面对着焦裕禄这样“视民为父母” 的榜样，一边又自称是百姓的 “父母官”，那就非常奇怪了。可是事实上，偏偏就有这样的官员。我们在中国的文学、文艺作品里，经常可以听到、看到官员们这样称呼自己或同行的，这并不是作者故意编撰，而是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真实。中国的媒体人在报道地方官员的新闻时，也长期大量地使用这一称谓的现象就可以做出印证14）。这就说明在一部分中国官员和新闻人的头脑里，还顽固地残留着封建 “视民如子” 的陈旧思想意识。为此，中国舆论界
在前几年曾经有过 “官与民到底谁是父母” 的讨论，讨论中虽然没有人肯定官员是百姓父母的，但是仍然遮挡不住的这股陈腐的气息在社会上层中流动。如此可见，现实的中国，对于
“官民谁是父母” 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与 “爱民为民” 现代民主化的思想原则相
背离的陈腐思想的势力，在现实中有所表现也是可预见的，并不为奇。
先说说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党和政府机关的问题吧。中国国家以及部委一级的机关一般都是
不接待普通民众的，为显示国家的尊严和安全，也都有武警守卫站岗。这一点和日本差不多，
与脱离民众扯不上关系。省市级别的机关，由于并没有直接处理民间事务的功能，所以也有武警守卫，一般民众不得入内，这也不难理解。但是县级及以下机关，本应当密切联系民众的，
却也森严壁垒，就会让很多日本人不理解了。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大不相同，包括省级（即日语
的 “县”）在内的以下政府机关，由于处理民间事务的各个职能部门基本都在政府机关内，而且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又都和下属在同一地处办公，所以民众出入就不会受限制。这种机制对
民众有很多好处，民众来办事，可以少跑很多路，省去了不少麻烦。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从地方最高领导人到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有自己的专门办公室，那些地方都是不直接接待民众的，所以民众很难自由地接触到他们。这种体制我们在这里不便评论。但是政府的各级为民众服务的职能部门，一般设置得很分散，就与焦裕禄的 “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 的精
神相距甚远了。比如要办一件需要几个或十几个甚至更多的部门出具证明或文件才能办成的事
情，就需要抽出很多时间，跑很多的路，才有可能办成。这样的设计，很难说没有陈腐的官僚
作风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与 “爱民为民” 思想观念联系起来的，所以民众怨声很大。不过据说，近来一些地方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下力气解决了，比如宁夏银川就
建立了综合办公厅，民众需要政府办的事情，无须东奔西跑，只要去这一个大厅就可以解决
了。这种新的政府办公设施的建立，为民众提供了很大便利，和日本的各级政府办公厅有些相似，应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希望这样的政府办公设施能够尽快地普及起来。
中国有一种草根层级（亦即 “民间”）的文学体裁叫 “民谣”。民谣当然都是无署名作品，
当代民谣中讽刺官场内容的很多，具有极强的幽默讽刺的意味。比如前几年有一则《四难》的民谣流行非常广，内容只有四个短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此则民谣如果是90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讽刺二十世纪之前的旧中国各地封建衙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认为是再恰当不过了。可它偏偏出现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向现代文明进步的中国当代社会，这就说明中国的官场上陈旧腐
败的封建官僚作风还在，对百姓心灵的伤害很重。封建官僚思想观念认为官上民下、官贵民轻、官尊民卑。因而，官员的职位越高，与民众接触就越少，距离也就越远。这样的官员在中
国，民众要进他们的门的确很难，要看他们的发自内心的笑脸当然也很不容易，更不用指望他
们说话温和中听，痛痛快快为民众尽快处理各种急需解决的事务了。因而民间抓住这四个难点为他们塑造出这一形象也很贴切。但是，在百姓看来，相比这样的官僚，那些直接接触百姓的官方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他们代表官方，手中掌握着权力，却不尽力为百姓提供方便尽心为
百姓办事，这才是最让民众最为反感厌恶的。2013 年 10 月11 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站在 “为人民服务” 的立场上，曝光了一则河北省武邑县公安局不按照规定为民众办理护照的内幕。北京工作的小周因公要去外国出差，按规定必须回自己的户籍地家乡武邑县办理护
照，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却请假跑了五趟长途，都被以这样那样的文件不齐全的借口挡了
回去。直到第六次带着多跑了三千多公里才申办下来的各种文件证明，才被办事员接受办理了。小周办理护照的主要过程都被用视频记录了下来，视频显示那位并非什么官员的女办事员，工作态度非常恶劣，阴沉着脸，不直面小周，一边翻看她所要求准备的各种文件材料，一边嘴里不知道在叨念着什么，磨叽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地很不情愿地为小周把护照办了。中央电视台在播报这一节目时引用了前面所说的民谣，对当事的办事机构和办事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节目播出后激起了极大反响，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这样的官场现状和反映民意的民
谣，国家领导人是知情的，敢于揭露出来就表示国家决心要整顿这种民谣所表现出的不良风
气；第二，民谣所反映的现状并非个别现象，尤其是掌握着为民服务权力的各级职能机构和办事员，其爱民为民的思想意识能否树立起来并成为自觉，直接影响到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这是尤为值得重视和警惕的。第三，公安局本来就是国家的执法机关，但是底层心态不良，素质低下的办事员，公然置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于不顾，违背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以及
地方、部门的礼仪规范，对百姓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很严重的，亟待国家在持续改革中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整肃、教育。当然，不仅是针对公安局内部，国家各地其他为民办事的机构，诸
如交通局、城管局、信访局、卫生局、工商局、教育局、环保局、民政局等等，也都同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方面所表现出的特权现象。大家都知道，房子和车子对于中国一般百姓来说是很重要的大事，一个普通家庭，凭借夫妻辛勤工作能够买一套属于
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如果做了公务员，当了官，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公车，和日本相比，这恐怕也可以列为中国特色。公车现象在中国很普遍，而且大多数都是配备
给官员使用的。如果国家高级官员处于工作需要，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公车过于普遍，连乡镇街道、学校医院的领导都配有公车，甚至于相互攀比车型豪华，暗中享受特别路权、而且还可以公车私用，那就过于出格了。这几年，中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进行了改革，特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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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8定厅局级以下的官员一律不准配有专车，并对使用公车的场合、车型、数量等做出了严格限定。但是事实上，公车过多和厅局级以下各级官员优先享用公车的现象仍然存在。又比如福利
性的住房，对于一些高级别的国家官员由国家或地方免费提供专门区域的住房，中国百姓一般
都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一直到县一级的地方和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有国家或地方提供的免费
住宅，就很难说不是特权在起作用了。由某些政府部门出资为本部门公务员提供的以远低于市
场价格出售的福利性的住房，一般百姓无权享受，应该说也属于特权。再比如饮食方面，中国
官方几乎每年都在讲限制公款吃喝的问题，因为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近些年都是以 “千亿元人民币” 为单位计数的，实在太惊人了。外国友人因公去中国的一般都有亲身体会，为了欢迎或欢送外国友人，中方常常会以豪华的宴请和实惠的礼品来表达诚意。如果说这属于外交礼节，有一定的规范要求，那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国内的官场或国企内部之间，政府官员和企
业之间，超出规定乱花公款吃喝玩乐（私下的流行说法是 “应酬”），甚至以考察名义出国旅游，互送礼品，铺张浪费，那毫无疑问就是特权了。民谣中有一句 “工资基本不动”，就是讽
刺的这一类以消费公款为常态的官员，令百姓十分反感。
看过中国古装戏剧、影视作品的外国朋友可能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中国封建时代做官员的出行时，都要乘坐人抬的轿子，前面还要有衙役为其鸣锣开道；官员升堂办公时，身穿官服
端坐堂中，手握惊堂木一拍，两边列队直立的衙役立刻拉长了声音低吼 “威──武──”。这
种在百姓面前刻意摆出的威势和派头，汉语叫作 “官架子”。显然，官架子是封建官僚主义的产物，与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官员作风是毫不相干的。但是现实中国却还是可以随时随处可见，
甚至官级很小的干部，也会在百姓面前顽强抵表现出来。比如，在下属或民众面前居高临下，
高高在上，官气冲天，唯我独尊，不平等待人，不体谅下属和民众，不说实话，不办实事儿；对民众说话要么冷冰冰的，要么就是官话、空话、假话、大话、套话；既不动脑，也不动手，做工作计划、写讲话稿、提公文包、端茶倒水打雨伞等等，什么事情都让手下人代做；接触下级或民众，要排场、要面子、要优遇、甚至以各种手段要礼物、要贿赂、铺张浪费。像这样的官员是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是 “为人民服务” 的。2010 年５月 18 日《南方农村报》报道一则
消息，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新村近百名村民为耕地被侵占在市政府门前长跪一个小时，其间竟然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出来会见村民，了解情况解决问题15）。对于如此大摆官架子的官员，中国的百姓是很痛恨的。中国已故国家总理周恩来早在 1963 年的一篇讲话中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其中很多都说的是这种官架子。五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官架子依然存在，说明
封建官僚腐朽思想的顽固性。因此，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反腐，应该说是很得人心的。
上面事例提到的 “跪礼”，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这一礼节在中国古代也是一种
常礼。不过它通常是卑贱者对尊贵者行的最高最庄重的 “大礼”，表示臣服、崇拜、恭敬之意。
行跪礼的对象一般为天、地、国君、父母官、已故的列祖列宗、先烈英雄、父母、恩师、恩人、神灵等。行跪礼一般都是庄重的场合，比如在朝堂议政，臣子要对君王行跪礼；除夕夜的92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钟声敲响时，晚辈要对长辈行跪礼。跪礼是等级制度下产生的礼节，一般是上不跪下，尊不跪卑，贵不跪贱。比如，做父母官的绝不能给子民下跪，做主人的不能给做下人的下跪，一般人
也不能给贱人、恶人、匪人下跪等等，否则就会被认为没骨气，犯了大忌。共和国建立后，封建的等级制度被铲除了，自下向上的跪礼自然也被废除了。但是在有些场合，人们坚持行跪礼还是被广泛认同的。比如，传统节日或民俗活动中晚辈给长辈行跪礼，生者给故去的长辈或列祖列宗行跪礼，去庙宇寺观等场所给神灵行跪礼，谢罪、谢恩时行跪礼等等。但是作为一样平等的国家公民，百姓求见官员是绝对不能行跪礼的。然而，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民跪官” 的现象仍然还在接连不断地发生，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怪像了。比如《新京报》2015 年１月７日报道的山东省济宁市邹城百名市民为检举当地官员腐败问题在市政府前下跪求见市长，与前
文所例举的五年之前的 “民跪官” 事件很相似。时隔五个月之后，即2015年５月29 日，《北京联盟网》又报道，湖南郴州宜章县民警杨波在县政府大院下跪，举报当地官员腐败。像这样的
“民跪官” 的事件，如果在互联网上搜索的话，还可以例举出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这
些中国人不知道作为现代国家公民是不应该对官员行跪礼，一旦行跪礼就意味着放弃了尊严、丢掉了脸面，自甘愚昧和自卑吗？其实，中国人大多数都是知道这些道理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选择这样做，除了极个别的事例之外，一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维护自身权益，警醒官员关注的无可奈何的方法而已。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解决问题的 “没办法的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方法很刺激，很悲情，很容易引起社会舆情关注，因而对揭露官僚主义和解决自身维权问题见效较快。但是如果把这一 “民跪官” 的现象放到国际环境下，在不太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
朋友看来，就极有可能会将其与封建旧制度旧礼节联系起来，对于官民双方的整体形象的影响
肯定不会是正面的，甚至会产生极大的误解。
去过中国并且跟中国人交往较为密切的外国朋友，一定会有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在一起常常会议论腐败官员和腐败现象，传播一些嘲讽腐败的民谣、笑话和段子等。这一民间常见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了中国民众对腐败现象的极大蔑视和厌恶情绪，也成为
了中国国家一直坚持反腐倡廉的坚实社会基础。反腐，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性的课题。官员与民众交往之道的一切不规范或反规范的表现，其实大都与腐败相关。对于中国，封建传统遗
留下来的陈腐的官僚思想观念，对腐败影响很大。这种陈腐的旧观念是很难在短时期内根除的，所以中国的反腐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传统的观念也有至今仍被认为是很人道、很有中国特有的人情味儿的优秀基因，那就是孟子所说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6）。如果现代的中国官员都能这样去对待百姓，将传统的家族关系交际规范如此延
伸到官民关系中来，那也是中国百姓所欢迎和赞赏的，并且肯定会与现代民主化的官民交往规
范相映成辉的。
作为官员或公务员与民众如何打交道是有着相应规范的。那么作为民众又如何与官员或公务员打交道呢？据笔者的了解，一般都很注意以下四个 “足够”：第一，要有足够的平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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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8

面对官员或公务员，不要抱有偏见，要平等对待，既不 “仇官”，也不 “媚官”，更不 “惧官”。
第二，要有足够的尊重。称呼上，要尽量称呼对方官职，不知道官职的，或以一般社会尊称称之，或以家庭称谓称之（如 “大叔”、“大姐” 等）；使用语言要注意用词，语气要柔和客气；
第三，要有足够的耐心。急躁是和官员打交道的一个大忌，容易使对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有很多时候，办事操之过急反而会起反作用。如果对方有什么过失，也不要着急，更不要发火。
第三，要有足够的事前准备。办什么事情，应该先在办事的政府职能部门网页上查询一下，提前把需要的各种文件材料准备好，以免去办事时被退回来，白白跑路浪费时间。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在中国官民的互动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
现在的民众需要政府办的事情，有一些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民众与官员或办事机构的公务员发生什么矛盾，或需要举报什么腐败案件，既可以通过互联网，也可以通过打电话向
相应的机关、部门（如中共各级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关联的上一级机关等）反映。另
外，中国各级政府还设有信访局，也可以接受民众对不满意官员的投诉。
总之，中国的官民之间打交道，双方合乎规范，结果和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正常的，往往会被人们忽略；但是，由于某种不规范或反规范而引发双方矛盾，甚至于造成冲突
的，往往会因为希望加以解决而成为新闻，受到舆论的关注。我们时常会在媒体上看到有关中
国官民之间（准确地说，大多都是政府机构办事人员与民众之间）发生矛盾的报道，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社会舆论本来就对和谐社会的负面现象负有监督责任。对于外国人，如果和
中国官方打交道，只要按照正常的渠道和办法做，一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当然，如果有中
国朋友陪同帮助，可能会更便利些。

四、师⽣关系
在传统中国的业缘关系中，除了君王与臣民的关系之外，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师生关系了。
如今时代变了，旧的君王与臣民关系已经消亡了，但是人们重视师生关系的传统却被保留了下来。可见师生关系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
也许很多外国朋友没有注意到，直至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很多中国传统家庭的住宅正堂中
央条案上都摆着一个木制的牌位，或者正中墙面上贴挂着一张字幅，牌位或字幅上面都自上而
下地刻着或写着五个大字，是为 “天地君亲师”。这是什么物件，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天地君亲师” 指的是中国人所崇奉的五类对象。“天” 与 “地” 不难理解；“君”
既指君王，又指国家；“亲” 指宗亲，也就是祖先和父母；而 “师” 就是指教师。
崇奉 “天地君亲师” 的思想发端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的《国语》。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出现了形式整齐的 “天地君父师” 的说法，到了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 的综合表达方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开始在民间广为流行，而且一般人家都将其作为祭祀对象供奉起来94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了。清朝雍正初年，“天地君亲师” 作为中国人的崇奉对象，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
了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 ʻ师ʼ 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 作
为中国人崇敬与祭拜的对象就更加具有传统伦理道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了。
把 “天地君亲师” 五字牌位或字幅摆在正房中堂之上，供人们日常敬奉和祭拜时所用，充分地表现出了以儒学文化为思想正统的中国民众对天地的感恩、忠君爱国、敬祖孝亲、尊师重
教的价值取向。这五个字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对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也正是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教师在传统中国为什么会和天、地、君、亲同尊，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呢？有人提出四个原
因：①因为教师是子孙后代的前途所在；②因为教师是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③因为教师
是学生人格形成的前提；④因为教师与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联系在一起17）。此种说法，仔细想来，很有道理。
毫无疑问，尊师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古代的中国，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距今两千二百多
年前成书的古代百科全书《吕氏春秋》中的《劝学》中就说过 “古今圣王，未有不尊师者”18）。
事实证明，在那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历朝的帝王也是莫不如此。但是，在师生关系中，尊师只是一个方面，同时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爱生，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
爱生，就是指教师爱护自己的学生。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一向就被认为是最爱护学生
的，他所主张的爱护学生，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① “不倦”。也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指教师要不断的充实自己，要耐心地将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学生。
② “无隐”。是指教师要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③ “善诱”。指教师要讲究教学方法艺
术，善于启发，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④ “平等”。指教师不摆架子与学生和睦相处 19）。孔子的这四个方面的爱生表现，应该说至今都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师生关系的要求是双向的，既要求尊师，又要求爱生，这是师生关
系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体现这一原则的，还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著名格言，那就是几乎家喻户晓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出自《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20）。原文是：“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柬修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 “学生侍奉老师，应当像对父亲一样恭顺，要学习老师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教养，还要学习老师的言语能力和艺术技巧……忠臣不应该有境外的私交，学生应该有主动
报恩于老师的意愿。哪怕只当了你一天的老师，你也要终身把老师作为父亲一样奉养”。
此格言本意是教导学生尊师的，但在流传过程中却很自然地发生了演变，在原意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新的爱生意项，即亦可解释为 “哪怕只做了一天的老师，也要终身像父亲一样爱护自己的学生”。这一演变过程，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痕迹，直到如今，作为老师，也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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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8如父如子的师生关系在中国人看来是最值得推崇和敬仰的。历史上这种师生关系的典型数
不胜数。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学生就被称为 “如父似兄”21）。他的学生对
他，当然也像对待父兄一样敬重爱戴。比如一位叫作 “子路” 的学生，身强力壮、好武斗勇，自从做了孔子的学生后，就自觉地守护着孔子，不允许任何人在孔子面前放肆。现代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1893‒1976）和他的老师杨昌济（1871‒1920）的关系，也像是一对父子。毛泽东当年到北京（当时的 “北平”）求学，杨昌济就像父亲一样，让毛泽东吃住在自己家里。
他喜爱学生毛泽东的才干，直到去世前，还在竭力向当时的北洋政府举荐毛泽东。杨昌济去世
时，毛泽东非常痛心，他的亲生父亲虽然不巧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去世了，可是毛泽东却毅然选择了在北京为恩师杨昌济操持隆重的追悼会。杨昌济去世后，他的女儿杨开慧（1901‒1930）
受父亲的影响，深爱上了毛泽东，并嫁给毛泽东做了他忠贞的妻子，甚至后来为了毛泽东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段最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22）。当代中国被人民称
为 “国宝级的科学家” 马伟明和他的老师张盖凡教授之间的故事也非常感人。马伟明现任中国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原始创新研究，获得四十多项发明专利，二十多项世界先进水平成果。在学习研究和
不断取得成功的道路上，他与老师张盖凡教授建立了情同父子般的深厚情谊。在海军为他举办的庆功大会上，学生为他献上了鲜花，他转过身来就把鲜花献给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盖凡老师。2006年，张盖凡不幸离世，马伟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一听到人们提起老师就会失声痛哭。老师去世后，他自筹资金在研究所实验室大楼前为老师建立了一座雕像，并每逢清明节和
春节，都会去墓地祭拜恩师，以表达他对恩师的无限敬意和深切怀念。
师生关系如同父子，无论从情感还是从道德角度看，应该说在中国从古至今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旧中国，教师在像父亲一样严格教育学生时，常常使用体罚的手段，比如学生犯了严重错误会用专门用于体罚的 “戒尺” 打手心。这在现今的中国是明文禁止的。特别是幼儿园
和小学，虽然家长把孩子领到老师面前时，一般都会说 “孩子就交给您了，请您一定要替我们严格要求他”，但是如果发生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无论什么原因，一旦被发现，家长们肯定会很不高兴，老师也一定会受到处分的。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现今中国师生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
中国师生之间的日常交往，我们可以根据时间段，分成 “在学期间” 和 “毕业之后” 两大类。
23）
在学期间，老师对待学生，除了有《教师法》
的相关条款作为原则、规范之外，各地区

甚至各个学校也都有制度性的教师礼仪规范，只要遵照这些律法、制度去认真实行就很完美了。老师平时与学生打交道，一般都很注意态度温和、言语文雅，特别是幼儿园、小学、中学
老师，很注意在学生思想不成熟的时期避免负面的心理影响。这些都与日本老师对待学生很相
似。但是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中国老师的许多做法和日本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中国

96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老师为了管理好学生，往往都很注意选拔和培养学生干部，学生干部是协助老师管理学生的人，所以表面上是学生民主选举出来的，实际上老师在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小学生和中学生的
学生干部主要有两类：一是班干部，如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文体委员等；二是队干部，
也就是少年先锋队24）的干部，如小队长、中队长、中队委员、大队长、大队委员等。高中生和
大学生，班干部也分两类：一是班干部，二是团干部和党员干部。团干部，也就是共青团25）干部，比如团支部书记、团支部委员；党员干部，就是学生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般到了大学才有，比如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等。学生干部一般都是由老师认可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学生来说，它不仅是一种职务，更是一种荣耀。特别
是到了高中和大学时代，能够长期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在个人发展和找工作的时候，都会形
成特别的优势，产生很强的正面影响。因此，能否当上学生干部，对学生来讲是很在意的一件事。对老师来说呢，自然也就成了一种管理学生的最好方法之一。再比如，由于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应试教育制度，所以老师都很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们平时的作业很多，各种考试也
多，而且老师还经常把学生的平时成绩和各种考试成绩综合起来排出名次给予公布，和学生们
平时交流最多的话题也都是学习成绩。学习比较落后的学生，往往都是老师最关注的，放学了
被老师留下谈话、鼓励，甚至批评、训导也是常有的事。又比如，和家长联合起来共同教育学
生是中国老师的一大法宝。通常的做法是定期召开家长会，对学生，尤其是对后进生和家庭贫
困的学生家访，利用微信、电话和家长联系等。中国老师鼓励学生的方法很多，除了上述评选
干部以外，还比如评选各科优秀生、三好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亦即学习好、品德好、身体好）等，至于怎么调教后进的学生，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求救于家长了。所以，当学生的犯了什么错，最害怕的就是老师 “找家长” 了。
学生在学期间，与老师打交道也有相应的学生守则，是作为学生必须要遵守的，这一点似乎和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可是，自小就受社会环境影响，中国的社会成员几乎都知道要把自己的老师当作父母一样敬重孝顺，所以中国人无论在何时何地见到自己的老师都要主动打招
呼，最基本的也要求学生必须恭敬地对老师说一句：“〜老师，您好！” 这一做法不仅是在学
学生，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守则了，一般人都会坚守终身的。可是日本就有些
不同了，幼儿园和小学生、中学生在学期间见了老师都做得很好，到了大学时代似乎就不再注
意在课堂之外也保持对老师的尊重了，很多人甚至是碰见了老师也视而不见，更别提问候老师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礼的，中国的学生如果也这样做的话，除非保证不被人知晓，否则
肯定会招致来自家庭和周边的批评的。在学期间，学生在课堂上体现对老师的尊重也是很重要的。一般认为，上课的时候打瞌睡、随便说话、衣装不整洁、戴帽子、戴墨镜、坐姿不端正，无故迟到、旷课、不配合老师训练、不做作业、不预习复习等等，这些都属于对老师的不尊重，甚至是失礼的行为。特别是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三个阶段，老师对这样的行为往往是不容许的。这一点与日本的情况似乎也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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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8另外，对于师生关系，中国还有 “亦师亦友”、“良师益友” 和 “严师出高徒” 等说法。因此，在很多生活的场合，我们有时会看到老师和学生一起相互帮助，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的情景，有时又会看到老师毫不留情严厉教训学生的情景，这在外国人看来也许会感到不解，但是
在中国人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学生毕业之后的师生关系。
如果说学生在学期间的师生关系，教师是主体的话，那么学生毕业之后的师生关系，学生就成为主体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学生如何对老师报恩上了。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报恩的方式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比较起来，最常见的形式是在重大的节日期间，特别是教师节26）时，
登门给老师送礼，或者是聚集同班同学邀请老师一起聚会吃饭、唱卡拉 OK、出去游玩等。邀
请老师参加同学会是老师最喜欢的方式，一般都是学生代表亲自接送老师，出去游玩需要在外
住宿的，还要给老师安排最好的饭店。活动结束后，一般都要给老师献上早已准备好的礼物。
除了这种同学会以外，学生们平时还会轮流去探望老师，老师上了年纪后，就更是如此。老师生病住院了，做学生的也要关心，尽力为老师提供帮助。老师去世了，学生们知道消息后都会为老师送终，参加老师的追悼会，有些人还为老师守灵，每年都要在老师的忌日做祭奠活动。
现在的青年人从学校毕业后，一般都会用加入老师微信的方法，注意和老师保持联系。在过去三、四十年前的很长一段通讯信息不那么发达的时间里，老一辈的学生们全凭同学之间的联系，保持与老师的关系。对于老师们来说，学生要报恩的心情都是很理解的，但是大多数老师们都认为学生们能安心工作生活，把日子过好，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愿意给学生添麻烦。可是，老师越是这样，学生们往往就越希望老师给学生们报恩的机会。
所以，每到节假日，老同学一起为老师而聚会就成了中国各地的一大美丽的风景。在当下互联网急速发展的时代，如果你稍微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一定会看到数不清的师生相聚欢乐的帖子
以及照片、视频等。这种情景在日本是很少见到的，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吧。
当然，对于学生来说，由于每一位老师都有很多学生，正所谓 “桃李满天下”，因此不可
能每一位学生都会得到邀请老师参加聚会的机会。那样的话，老师也会承受不了。所以，现在
的青年一代用微信或电话保持和老师的联系越来越流行起来。关键时候，跟老师通个电话，视
频一下，问候一下老师，看看老师熟悉的笑容，听听老师熟悉的话语，表达一下对老师的敬重之情，这些做法相信在今后的中国一定会成为一种师生联谊更为普及的形态的。

五、结语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至此将暂且告一段落了。在下一篇论文里，我们将继续讨论业缘关
系中的朋友、同事、主客和临时等类型的人际关系。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业缘关系中的官民和师生关系，内容极其丰富，很难在如此简短的篇幅内尽述。但是，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无论

98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官民关系还是师生关系，它们在现代中国表现出的重要特征是很明显的，亦即中国传统文化所
留下的优秀基因产生着很重要的正面作用，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可以说达到了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另一方面，我们在讨论中也不难发现，中国现代的官民之间和师生之间，也会存在
不规范或反规范，也可以说是不和谐的现象，甚至会导致人际关系的不愉快、乃至冲突。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中国的交际文化，因为它们违反了作为文化的特质，那就是
共同的传统和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清个人和集体、个别和普遍的区别，将这些个人和个别也善意地理解为终将会在社会思想不断进步、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大趋势中，朝向美好、规范和现代文明方向前行的话，那在笔者看来倒是比较恰当的。

注释１）参见拙文《关于中国人的称呼》、《关于中国人的血缘关系交际（上）》和《关于中国人的血缘关
系交际（下）》，愛知大学語学教育研究室《言語と文化》（2015年７月第33 号、2016年７月第35号、2017 年１月第 36 号）。
２）本说法源于著名的汉代出土文物《杨绍买地砖》，在中国法学史论著中都有记载。比如云南财经
大学法学院徐燕斌博士的论文《两汉金石纪法考述》（昆明学院学报 2015）就有考证，并还例举
了类似出土文物字样，如汉代建宁元年（公元 168年）《潘延寿买地砖券》中 “有私约者当律令”
等。
３）中国有句俗语，叫 “亲兄弟，明算账”。
４）儿歌《一分钱》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几乎人人会唱。歌词是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
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的说了声：叔叔再见”。
５）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流行起来的一句口号。
６）参见 2013 年３月８日新华网、中国青年网《政协委员谈人情：我们从生到死都在求人》。
７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写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就说过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曾在很多场合说过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
众同甘苦，共命运”，要 “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刘少奇也曾说过：“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
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８）此语出自《孟子・尽心下》。原文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９）“为人民服务” 是毛泽东于 1944 年９月８日在一名因公牺牲的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做演讲时提出的。
10）出自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必须进一步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
和力量源泉，使我们的事业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
11） 中国国家人事部于 2002 年２月 21 日颁布的《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内容如下：
一、政治坚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 “三代表” 重要思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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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知大学

言語と文化

No. 38

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
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忠于国家热爱祖国，忠于宪法，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维护政府
形象和权威，保证政令畅通。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人格尊严，严守国家秘密，同一切危
害国家利益的言行作斗争。
三、勤政为民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勤奋工作，钻研业务，甘于奉献。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热爱人民，
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体察民
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讲求工作方法，注重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自觉做人民公仆，让人民满意。
四、依法行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滥用权力，不以权代法，做学法、守法、用法和维护
法律、法规尊严的模范。
五、务实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说实话，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踏实肯干。勤于
思考，勇于创新，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大胆开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六、清正廉洁
克己奉公，秉公办事，遵守纪律，不徇私情，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淡泊名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爱惜国家资财，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七、团结协作
坚持民主集中制，不独断专行，不搞自由主义。认真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服从大局，相
互配合，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八、品行端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学习先进，助人为乐，谦虚谨慎，言行一致，
忠诚守信，健康向上。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举止端庄，仪表整洁，语言文明，讲普通话。
12）见 233 网（www.233.com）2010 年７月 19 日《公务人员行为、礼仪规范》。
13）参见《礼记・大学》：《
ʼ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 诗》云：ʻ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父母”。
14）中国互联网上有关 “人民父母官” 的搜索结果很多。既有官员自称的，也有民间赞誉官员的；既有媒体报道官员消息的，也有学术论述相关课题的。关于媒体称呼地方官为 “父母官” 非常多，比如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网页就有专门报到官员抗震救灾的新闻版块，标题竟然
是 “大灾现大爱，患难见真情──我们最可爱的父母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 年３月 31
日发表的署名 “小葫芦” 的文章，标题竟是《别忘了我们是 “父母官”》。人民论坛网 2015年９月 14 日蒋敏的文章题目也是《县委书记如何做好百姓的 “父母官”》。如此实例不胜枚举。
15）见新浪博客 2010 年５月 21 日尘鹤写的博文《民跪官──现代文明的耻辱》。
16）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 “赡养孝敬自己的老人时不要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100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老人，养育爱护自己的孩子时不要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17）参见王德有、陈战国主编《中国文化百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页。
18）《吕氏春秋》是秦汉时期道家代表作之一，完成于公元前 239年左右，是当时秦国名相吕不韦主持下，汇集四方名士编撰出来的。
19）参见王德有、陈战国主编《中国文化百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页。
20）《太公家教》是中国最古老的治家格言著作。“太公（生卒年不详）”，是指西周齐国始祖姜太公，
又名姜尚、吕尚、吕望，字子牙。该书由于语言通俗，被认为 “浅陋鄙俚”，所以历代官方民间
都未注意珍藏，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在 “敦煌石窟” 内发现了唐人的写本一卷，才被收入《鸣沙石室佚书》影印出版。该书收录《太公家教》共 580句，计 2610 字，内容自绐至终贯穿了 “忠孝、仁爱、修身、勤学” 的思想。
21）见《中国文化通志・交谊志》第 12 页（王春瑜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0 月第１版）。
22）参见《人民网》2013 年８月 13 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父亲的忘年交恩师去世比丧父更痛》。

23）中国的《教师法》是 1993 年 10 月 3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颁布的。这是中
国第一部关于教师的法律，也是中国总结和吸取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教育、迫害教师的历史教训，继承和发扬自古以来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的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划时代意义。
24）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 “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民间组织，于 1949 年 10月 13 日组建，创立
者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者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托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由中国在校的小学生和 15 岁以前的中学生构成，队员都佩戴红领巾。少先队每年都以学校为单
位召开少先队代表大会，并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新一任的大、中、小队干部。
25）共青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并直接领导下的青年民间组织，是中国
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凡满 14 周岁的青年，只要承认团的章程，都可申请加入团的基层组织。
26）中国的教师节是每年的９月 10 日。此节日是 1985年１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通过并确立下来的，对确保继承和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和稳定师生和谐的社会风气起到了
重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王德有、陈战国 主编《中国文化百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年２月第１版
汤一介、张耀南、方铭 主编《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１月第１版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７月第１版
王宁 主编《评析本白话十三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3 年２月第１版
陈戍国 编著《礼记校注》岳麓书社 2004 年５月第１版
杨威 著《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３月第１版
喻怀澄 编著《历代名言佳句欣赏词典》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0月第１版
武冈子 主编《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１月第１版
常建华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５典・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0 月第１版
王春瑜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５典・交谊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0月第１版
胡戟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５典・礼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0月第１版
易中天 著《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 1996 年 11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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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知大学

言語と文化

No. 38

曹德本 著《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年６月第１版
秦弓 著《中国人的德行》华龄出版社 1997 年５月第１版
孙荪 主编《论中国人现象》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７月第１版（美国）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 Jansen）著《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１版
刘忠信 主编《社交大全》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５月第１版
李元授、郭友鹏、杨智敏 著《交际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1年 10月第１版
黄钊 等著《中国道德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４月第１版
乔继堂 著《中国人生礼俗大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年３月第１版
杨志刚 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５月第１版
张岩松 编著《现代交际礼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５月第３版
贾玉新 著《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年９月第１版
王福祥、吴汉樱 编《文化与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年４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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