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4-903875-23-1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Eurasian Languages (CSEL) Series 20
ユーラシア諸言語の多様性と動態－20 号記念号－
ユーラシア言語研究コンソーシアム 2018 年 3 月発行
Diversity and Dynamics of Eurasian Languages: The 20th Commemorative Volume

The Consortium for the Studies of Eurasian Languages

试论汉语河州话的形成过程
On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Hezhou Dialect of Chinese

川澄哲也
KAWASUMI, Tetsuya

179试论汉语河州话的形成过程*
川澄 哲也
关键词：汉语 河州话 语言接触 语言转用
1 引言地处甘肃、青海交界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青海省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一带古称“河州”(参看图 1)。本文所说的“河州话(Hezhou)”是指分布于这一区域的汉语变体 1。
河州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世居民族主要有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撒拉族、藏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东乡族使用
东乡语，保安族使用保安语，土族使用土族语(以上三种语言均属蒙古语族)，
撒拉族使用撒拉语(属突厥语族)，藏族使用藏语安多方言。
由于形成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多语言相间的环境里，河州
话具有了一些与普通话不同的特点。譬如，河州话的宾语大多置于甘青肃

循化省

海省

临夏动词前面。例如：图 1 古河州一带21) 你票买上了没有? (你买上票了没有?) (马树钧 1982: 73)2) 我箱子揭开者 3三块钱拿出来了。(我打开箱子拿出了三块钱。) (王森 1993: 191)
也有用于名词后面的格标记。“哈”标示宾格(accusative)和与格(dative)，“ta”标示从
格(ablative)，“la／啦”标示工具格(instrumental)和联合格(comitative)4。例如：*本研究得到 JSPS 科研费 17K13542 的资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 Lewis and Clark 学院 Keith Dede、松山大学孟子敏、福冈大学赵葵欣三位教授悉心指点，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同时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宝贵的修改意见。文中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1
也有学者称之为“临夏方言”、“循化话”等。
2
例句后面的括弧里是普通话译文。
3根据马树钧(1984)的研究，例 2 中的“者”是相当于阿尔泰语言中副动词(converb)附加成分的语素。
4有些研究还提到止格标记“t‘ala”。例如：他晌午 t‘ala 睡了。(他睡到中午了。) (马树钧 1984: 51)
Lee-Smith(1996: 867)将其分析为“Turkic da(n)‘from’ + Tibetan -la‘to’”。本文不同意这一分析。这一成分无疑来源于蒙古语族语言的界限副动词附加成分(其蒙古书面语形式为“tala”)。也参看本文的 4.2.2 节。

1803) 我他哈劝了半天。(我劝了他半天。) (马树钧 1982: 72)4) 你客人们哈说给下。(你给客人们讲讲。) (马树钧 1984: 51)
5) 北京 ta 回来了。(从北京回来了。) (马树钧 1984: 51)6) 眼睛 la 看。(用眼睛看。) (仁增旺姆 1991: 13)7) 我你啦说下的话别人哈嫑说。 (我跟你讲过的甭给别人说。) (李炜 1993: 437)
上文提及的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撒拉语、藏语这几种民族语言均为 SOV 型语
言，而且也都具有放在名词后面的格标记。以往的研究据此认为，河州话的结构演变是受周边民族语言影响的结果。但是，对其具体形成的历史，学界尚未有统一的观点。本文将以往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相结合，对河州话的形成过程加以初步分析。
2 以往的研究在展开讨论之前，本节先整理一下以往研究的状况。
关于影响源语言，以往不少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具体情况如下：·蒙古语族语言说：李炜(1999)·突厥语族语言说 5：马伟(1994)、Lee-Smith(1996)、Wurm(1997)·藏语说：仁增旺姆(1991)、谢晓安他(1996)、张建军(2009)、陈荣泽(2011)
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上举三种语族中的两种共同导致了河州话的变化。如马树钧(1984)、Dwyer(1992)都认为，蒙古、突厥语族诸语言导致了河州话的语言演变 6。王森(1993)、雒
鹏(2004)、徐丹(2014: 205)则指出，河州话的变化导源于藏语和蒙古语族语言。此外，钟进
文(2007: 57)提出，上举三种语族都对河州话产生过影响。
关于演变类型，钟进文(2007: 274)认为，河州话的语言变化导源于转用引发的干扰。
Wurm(1997: 252-253)则指出，河州话本来可能是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维吾尔语说话人与汉语说话人之间使用的贸易语言 7。
关于河州话的形成时期，在以往的研究中唯独雒鹏(2004)论及过，说河州话的形成始于元代。
下面将对河州话的影响源语言、演变类型、形成时期这三个问题提出本文的见解。
3 基于人口变迁的考察
许多研究都指出，在语言接触中，语言背后的社会背景(即社会因素)至关重要 8。在各5

马伟(1994)认为河州话的演变是在和撒拉语的接触中产生的，Lee-Smith(1996)、Wurm(1997)则认为维吾尔语导致了河州话的变化。
6
马树钧(1984)用维吾尔语同河州话进行比较，但是关于其理由马文表明，“对比中选用维吾尔语，只是由于笔者比较熟悉这个语言，并不意味着维吾尔语较之其他阿尔泰语言与河州话有更为密切的关系”(第50 页。下线为引者所加)。这一点与 Lee-Smith(1996)、Wurm(1997)截然不同。
7
本文不同意这一见解，因为这一贸易活动存在的痕迹目前尚未得到确认(参看贾伟 2013 的第七章《河湟地区民族贸易与人口和社会》)。
8
如 Thomason and Kaufman(1988: 19)、Thomason(2001: 77)、Winford(2003: 2)、吴福祥(2007: 13)等。

181
种社会因素中，语言社团的人口数量是一种十分重要而至今可在史志中得到确认的因素 9。
故此本节主要根据河州一带各民族人口数量的变迁猜测河州话的形成过程。
3.1 明代河州地区的汉族
没有汉语说话人就不会有汉语变体。
那么，河州汉族的祖辈究竟何时来到此地? 方荣、
张蕊兰(2007: 270)、贾伟(2013: 48)都引用《明太祖实录》卷 56 中洪武三(1370)年的记载(“初至河州时，城邑宫虚，骼胔山积。将士见之，咸欲弃去”)指出，元明鼎革之际，留居在河州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稀少。同样的描述在其他文献中也能看到 10。因此，本文从明代的情况开始讨论。
洪武三(1370)年，为了掌控西北边疆，明廷设河州卫，开始实施“移民守边”政策。
根据《河州志》卷 2，此时河州卫有官军 9888 人。此外，贾伟(2013: 50)推测，明初河州有民户 4950 户，口 19800。合算起来，明初河州汉族共有约 3 万人 11。
关于明中期(嘉靖年间)的屯军人数有几组数据，即：5559 人(《河州志》卷 2)、6533人(《甘肃通志稿》)、6533 人(《陕西通志》)、7700 人(《边政考》)。本文姑且认为，明代中期河州卫屯军人口数值在 6～8 千之间。这一时期的民户数量，据《陕西通志》记载，“户五千二百四十四，口九万二千二百三十三”，据《河州志》记载，“户五千二百八户，口九万八百四十五口”。但是这些人口数据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其口户比异常高(《陕西通志》
为 17.6，《河州志》为 17.4)。若按户均 5 口计算，约有 2 万 6 千人。据此本文认为，明中期河州汉族总共有约 3.2～3.4 万人。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明初至明中期，河州汉族人口没有大的变化(关于明后期的河州汉族人口史载阙如，无法讨论)。
3.2 明代河州地区的非汉诸族
明代居于河州一带的民族，除汉族外，尚有藏族、撒拉族、土族。本节考察这三种民族的情况 12。
明代河州卫藏族的人口数据，只有嘉靖《边政考》中有记载。贾伟(2013: 72)根据《边政考》的记载推断，嘉靖年间“河州卫番族(即藏族－引者注)人口数应为 80382 口”。
对于撒拉族的情况，《边政考》云，“撒剌族，男妇一万名口”。
关于土族的情况，不少史志记载了河州土族的人口众多。例如 13：·“岷、洮、河州，富有土达土人”(《全边略记》卷 4)
9

当然，史志中记载的数据并不是当地的总人口数(参看贾伟 2013: 61-62)，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例如：“循化一带，在元时汉族人数不多”(芈一之 2004: 51)，“今青海一带，在明军进入以前这里几
无汉人踪影”(秦永章 2005: 147)等。据此本文不同意雒鹏(2004)所提河州话的形成始于元代这一见解。
11
需要说明，明清时期，回族人口和汉族一并纳入国家统计之中(参看贾伟 2013: 64)。因此，本节所举的“汉族人口”实际上是汉回两族人口数。
12
除了这些以外，今日临夏一带还有回族、东乡族和保安族。对于这三种民族，由于在史志记载上很少见到单独的人口数据(参看贾伟 2013: 64-65 与本文的注 11)，无可考。
13
文中的“土达”、“土人”、“土鞑”即今土族，“番(人)”则为今藏族。
10

182·“河州所属地方多是土鞑、番人”(《明宣宗实录》卷 37)·“关东二十四族族之番，杂土人、回回而居”(《秦边纪略》14卷 1)
李克郁(1993b: 2)根据《秦边纪略》一书的内容推测，明末清初，居于河州、西宁、庄浪三卫一带的土族“总人口在四十万以上”。贾伟(2013: 91)的研究表明，明末清初时西宁
地区的土族“约有15 万人”。
吕建福(2002: 500)则指出，“庄浪土族在清初有10 万人”15。
基于这些见解本文推测，明末清初，河州一带土族共有约 15 万人。
那么，这三个民族与汉族在明代的接触情况如何?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尚没有强度较高的接触。从下面的地图 16可见，这一时期大部分藏族居于距离河州卫较远的边外地区。撒拉族也可能聚居在关隘外面(的“撒剌站”)。

撒剌站河州卫

关隘番族居住区

图 2 明代河州卫及其周边

关于土族的分布情况从图 2 中不可窥见，但是根据上面所提到《秦边纪略》的记载，土族也应当居于边外的番族居住区。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终明一代，三种民族很少有机会与汉族接触。
14《秦边纪略》的著者是梁份，成书于清康熙三十年，其所论的时间约在明末清初。
张生寅等编著(2011: 8)也指出，“清初(中略)庄浪土族约有 10 万人”。
16本图是《边政考》所收“洮岷河图”的一部分。
151833.3 清代河州地区各民族的人口变迁及其原因
3.1、3.2 两节的讨论显示，在明代河州，土族、藏族居多。但是入清以后，这一格局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看汉族人口的变迁。最早记载清代河州汉族人口的史籍是康熙年间王全臣纂修的《河州志》。贾伟(2013: 62)根据该志的记载推测，当时“有口 246665”。关于清朝中期的情况，据《兰州府志》载，道光十二(1832)年河州有“口六十九万八千一百九十有六 17”。
可以看出，河州汉族人口有了明显增加 18。
其次描述撒拉族的情况。乾隆年间的撒拉族人口为 2～3 万人 19，在清后期增殖到“四五万余人”(贾伟 2013: 85)。可见，撒拉族数量也进一步增长。
接着看看藏族数量在清代的变迁。清代河州的藏族人口只见于《甘肃新通志》。根据该20志记载，清初(雍正年间)河州藏族有 40364 人 。清中期以后的河州藏族数据史载阙如，这里看看循化一带的藏族数量 21。根据《循化志》22的记载贾伟(2013: 75)推测，清朝中期，循化一带藏族共有 83154 人。可见，清中期，藏族人口恢复了 23。但是根据贾伟(2013: 77-78)
的研究，到了清后期，包括河州在内的河湟地区藏族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贾伟(2013:77-78)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向青海湖草原一带的迁徙，一是汉化 24。
最后讨论土族人口数量的演变。很多研究指出 25，与明末清初比，在清代后期，土族人口大幅度锐减。比如贾伟(2013: 94)根据《西宁府续志》的记载推测，“清代后期土族人
口大约有 5 万人”。关于土族锐减的原因，李克郁(1993b: 5)认为，“民族间的同化融合无
疑(中略)是蒙古尔人(即土族－引者注)锐减的一个原因”。吕建福(2002: 502)也指出，“土族人口的急剧减少，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同化，亦即主要是汉化”。
26
27
有些研究指出 ，引起土族汉化的主要原因是“土司制度 ”的弱化。这一点也应该17

贾伟(2013: 87)指出，“其中穆斯林就占到了 33 万人”。
对于其原因，贾伟(2013: 63)只提到“人口出生率很高”。笔者认为，除了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两种主要因素，即移民与其他民族的汉化。众所周知，有清一代，朝廷组织的移民垦殖活动不断增加。关于后
一因素，将在下文中讨论。
19
芈一之(2004: 157)提出“3 万余人”，贾伟(2013: 85)则推测“22442”人。
20
方荣、张蕊兰(2007: 324)指出，由于明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清初“全省(即甘肃－引者注)经济萧条，人口凋残”。笔者认为这一因素是藏族减少的原因之一。
21
贾伟(2013: 74)指出，“当时的循化地界范围远大于今，今甘肃临夏和夏和等地的番族也多归属于循化管辖”，因此笔者认为，这一代替措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2《循化志》的著者是龚景瀚，应当写于 18 世纪末叶。
23
根据方荣、张蕊兰(2007: 297-298)、陈光国(1997: 348)的研究，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原居甘肃西部或青海湖东南的藏族受蒙古族进入的影响向河州等地迁徙。笔者认为，这一事实对清初、中期的藏族增加也
有一定影响。附带说一下，方荣、张蕊兰(2007: 298)也指出，“这些内徙的藏族人口，并没有(中略)向汉族化方向发展”。据此笔者推测，清初中期的河州藏族大多讲藏语。
24
关于藏族迁徙的原因，贾伟(2013: 77)指出，“清中期以后，蒙古族势衰，番人繁殖日盛，所居黄河以南之地日渐狭窄，大量的番族部落迫于生计，渡河北上，驱逐蒙古人，占据其地”。对于藏族汉化的原因，将在下文中讨论。
25
如李克郁(1993b: 2-3)、吕建福(2002: 500)、贾伟(2013: 94)等。
26
如吕建福(2002: 503-508)、秦永章(2005: 191-192)等。
18

184
是上述藏族汉化的重要因素。原来的土司制度是保障土、藏族社会独立性的一道屏障。在
土司制度下，土族或藏族的凝聚力很强，很少受汉族的影响 28。但是雍正三(1725)年平定
罗布藏丹津事件后，清廷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一系列限制土司权利的政策 29。受此影响，河州的土司也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情况在《循化志》(卷 4)中有记载：·“土司但拥虚名而无实权”·“土司之威权日减，不复如前王公全臣所云。而事寄渐轻，不能约束其众”
不受土司控制的土、藏族居民开始与汉族接触，感受到其文化的优势，逐渐接受汉文化，同化为汉族了。融化于汉族的土、藏族社团中也应该发生了汉语转用现象 30。笔者认
为，河州话所具有的各种非汉语特征是在这一语言转用过程中产生的。
4 基于语言特征的考察
上一节通过历史考察，指出河州话的语言变化应导源于土、藏族转用汉语时所引发的干扰。本节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一看法作一补充考察。
4.1 关于演变类型的考察
很多以往研究一致认为，转用引发的干扰一般始于结构干扰，而词汇干扰(即借词)则
少见 31。这一情况与河州话的状态基本一致。如第 1 节所提及，河州话在语法层面上发生
了较为严重的变化。关于词汇层面，钟进文(2007: 42)指出，“河州话的词汇以汉语词为基础”，换言之，河州话里借词不多。这两事实说明本文对河州话的演变类型提出的看法(即“转用干扰说”)是妥当的。
4.2 关于影响源语言的考察本节就影响源语言问题加以进一步讨论，拟确定对河州话的演变影响最深刻的是哪一个语言。
4.2.1 基于定语结构语序的考察
土族语和藏语的基本语序均为 SOV，因此，仅观察基本语序，也无法确定哪一个语言的影响最深刻。笔者认为，要得到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关注土族语和藏语有差异的部分。下文提出的定语结构就是其中的一例。
27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是通过给予世官名号和世袭特权，收买各该族的上层分子(将被收买的上层分子叫做‘土司’－引者补)，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芈
一之 1980[本文引自芈一之 2008: 179])。
28
参看吕建福(2002: 505-507)、何威(2016: 116-117)等。
29
参看吕建福(2002: 506)、张兴年(2016：6、120)等。
30《西宁府新志》(卷 24)所描述关于清乾隆期西宁土族的情况(“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间，与民错杂而居，联姻结社，并有不习土语者。
”)可视为对这一推测的一个旁证。
31
如 Thomason and Kaufman(1988: 39)、Thomason(2001: 80)、吴福祥(2007: 9)、徐丹(2014: 302)等。

185
数词、形容词作定语时，土族语的语序一般为“定语－中心语”：8) uraan gambu
三干部

xalo dzu
“三个干部”

热水“热水”(照那斯图编著 1981: 66)

与此相反，藏语的数词和形容词在中心语后面。下面是安多方言的例子：9) ndi-dok tk
米量词

一me-tok hkar-ro
“一粒米”

花

白“白花”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250、223)

河州话定语结构的语序与土族语相同而与藏语不同。请看例子(划下线的部分为数词定语，用框圈起来的部分为形容词定语)：10) 桥上过来的兀是一个牛，兀个马不是。(桥上过来的那是一头牛，那个不是马。)
11) 黄楞楞的果子树上结满者呢。
12) 新新的一双鞋几天可就穿者烂烂的了。
(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 1996: 171、165、167)汉语定语结构的语序本来是与土族语相同的。但是，“倒话 32”的事例证明，受了藏语强烈影响的汉语变体会使用“中心语－定语”结构。例如：
13) 我们家牛三个有。(我们家有三头牛。)
14) 布黄黄 di 个有。(我有块黄黄的布。)(意西微萨·阿错 2004: 53[下线与框为引者所加])

此外，从下举Lee-Smith and Wurm(1996: 886)的描述可见，“五屯话(Wutun)33”在定语结构中的语序也是与藏语相同的。
“In Wutun, (中略) numerals, and attributive adjectives generally follow the nouns as in Tibetan”
反之，与蒙古语族语言接触而形成的汉语变体一般保持“定语－中心语”结构。15 是“唐汪话 34”的例子，16 是汉语西宁方言 35的例子。
32

倒话是使用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一种汉藏混合语。其词汇系统上汉语词占绝对优势的地
位，而语法系统上却与藏语(康方言)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33五屯话是一种受到藏语强烈影响的以汉语为基础发展而成的语言，使用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内。
34
唐汪话是使用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的受东乡语(属蒙古语族)影响的汉语变体。
35
西宁方言是分布于青海省西宁市一带的 SOV 型汉语方言。根据川澄(2015)的研究，西宁方言的语言演18615) i22 ti44 44 th44
一量词事情

ta22 thu24 42“一件事”

16) 21 p44 m44
一量词
马 “一匹马”

大畜

牲

“大牲畜”
(徐丹 2014: 433、388)

j44 21 fv2 24
新媳妇儿

“新媳妇”

(川澄 2015: 930)

如前所论，河州话在定语结构上未发生语序变化。据此本文认为，河州话受藏语影响
的程度没有倒话、五屯话那样深刻。
4.2.2 基于格标记的考察本节考察河州话、土族语、藏语三种语言的格标记的情况，继续讨论影响源语言问题。
如第 1 节所述，河州话用来“哈”标示直接宾语。
这一现象难以仅用“藏语说”解释，因为藏语是一个作格型语言(ergative language)，直接宾语是用零形式(通格(absolutive))来标示 36。
还有一个事实支持“土族语说”。河州话的“la／啦”兼有标示工具格和联合格的作用(参看例句 6、7)。这一情况与土族语一致而与藏语不同。土族语也有兼表工具格与联合
格的标记“-la”37。而在藏语中标示工具格与联合格的成分是分开的(工具格“-k”／联合格“-ra”)。
此外，注 4 所提的止格标记“t‘ala”亦算是支持“土族语说”的一个事例。土族语里
也有与之功能、形式相同的成分“-dulaa”38。
4.2.3 小结通过 4.2 节的讨论笔者认为，土族语对河州话的影响应该大于藏语。这也许与两族在转用发生时的人口规模(或转用发生时期的早晚)有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本文并
不否定除土族语外的蒙古语族语言对河州话有影响的可能性。如注 12 所述，本文目前之所以未对东乡语、保安语的影响加以探讨，是因为缺乏有关史料记载的缘故。其实，有些研究已经指出，河州话里也有一些可能来源于东乡语或保安语的语法成分 39。

变很可能是在和土族语的接触中产生的。
36
受到藏语强烈影响的倒话是一个作格型语言，用零形式来标示直接宾语(意西微萨・阿错 2004: 63-66)。
37
sgo-la tabd, soxo-la diuur.
斧子砍笔
写 “用斧子砍，用笔写。” (照那斯图编著 1981: 20)t mun aaga-la xamd d.
你 我 叔叔一起 去 “你和我叔叔一起去。” (照那斯图编著 1981: 21)
38
nara ghari-dulaa ntiraawa.
太阳 出来
睡了 “睡到太阳出来了。” (李克郁 1993a: 20. 注解是笔者所加的)39
参看 Dwyer(1992: 165-169)、Peyraube(2017: 124-126)等。

187
5 结语
本文从历史学、语言学两个角度对河州话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推测如下：
清代中后期，河州土、藏族社团中发生了汉语转用现象。在这一转用过程中产生了含有土族语、藏语结构成分的汉语变体。之后，这一汉语变体则被当地的汉族所模仿和采纳 40。经过这一过程而形成的汉语变体就是河州话。
最后对第2 节提到的“突厥语族语言说”作一简要讨论。
马伟(1994)提出“撒拉语说”。
但如 3.3 节所说，明清时期撒拉族数量没有减少。故此笔者推断，撒拉族社团中未发生向汉语的转用。Lee-Smith(1996)则认为，河州话的演变很可能是受维吾尔语(Uighur)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一见解不合史实，因为河州地区从未有操维吾尔语的民族居住过 41 4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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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40

因为当地汉族也使用 SOV 型的河州话，所以少不了这一过程。那么，汉族为何接受 SOV 型汉语变体呢? 笔者的推测如下：如上所论，河州话里含有一些土族语或藏语的结构成分。这一事实说明，发生转
用的时候，土、藏族社团接触汉语的机会不够充分，汉语学得不完善。换言之，土、藏族人口大于汉族人口。笔者认为，这一人口比率是汉族接受 SOV 型汉语变体的主要原因。吴福祥(2007: 9)指出，“语言态度因素可以影响目标语最初使用者对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的模仿程度；但是，如果转用社团人口数
量很大，目标语最初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似乎并不能确保目标语不受影响”(下线是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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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Smith(1996)或许考虑“回鹘”语言的影响。比如武沐(2009: 184)描述，在元代，高昌回鹘的后裔落居在河州。但是武沐(2009: 192)又指出，“久而久之，高昌回鹘人便成了蒙古人”。显而易见，这一回鹘语言与河州话的形成没有关系。当然，即使对河州话有了回鹘语言的影响，也不应该主张河州话受到“维吾尔语”的影响。
因为14 世纪以前的回鹘语言与现代维吾尔语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参看庄垣内1989: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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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附带说一下，关于河州话的声调，Lee-Smith(1996: 865)指出，“It seems more likely that thelanguage(即河州话－引者注) started off as a non-tonal Turkic language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tones”(Wurm1997: 246 也有一模一样的记述)。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根据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1996: 3)的描写，河州话的三种声调基本上与中古汉语的调类有对应关系。如果河州话的声调是后来发生的，就不会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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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念京都大学研究生院语言学专业硕士2 年级，准备写关于元代蒙式汉语的硕士论文。但是我本来是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还不清楚什么是
语言学分析，因此写作毫无进展，心中非常苦闷。那时，庄垣内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微笑着递给我马树钧(1984)的复印资料，并建议硕士论文写蒙式汉语与河州话等 SOV 型汉语西北方言的类型比较。
不久，我就被西北方言的魅力吸引了，一直研究到今天。可以说，庄垣内老师是我和西北方言的“媒人”，至今不胜感谢。那一复印资料，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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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Hezhou Dialect of Chinese
KAWASUMI, Tetsuya
Hezhou is the old name of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Gansu province and Xunhua Salar
autonomous county in Qinghai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Chinesedialect spoken in Hezhou area. In this paper we claim that the dialect was formed as a result oflanguage shift taking place in the Monguor-speaking and Tibetan-speaking communities in themiddle or late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