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 COE 座谈会的目标＞
Tetsuo Ogawa 小川哲生副教授
在千叶大学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题为“亚太经合组织的促进作用：边界之后，超越茂物的目标官方讨论会之后（2006 年 3 月 14—15 日）”，千叶大学 21 世纪 COE 项目组（可持续福利社会公共事务研究中心，ReCPA）
组织了旨在有利于亚欧可持续福利社会发展的公开讨论。在亚太地区面临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今天，为了实现这些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现在决策者、科学家、非政府组织有必要讨论和重新确定与经济政策相比更重要的社会政策。
座谈会旨在从亚欧比较方面讨论社会政策，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仅以社会公平为关注对象的独立特征，并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基础，以避免决策时狭隘思维的支配。亚洲国家应尊重文化差异及各种文化
间的相互理解。这必须以建立社会公正、公平、民主的社会关系并增强人类福利的特殊公共政策为前提。这
次座谈会的动因在于亚洲不断扩大的自由贸易区具有大量国际人口迁移、新社会角色和地区组织的出现等特征。这也是不断扩大的文化差异的关键组成部分。差异与新民间社团的出现对于亚洲政策及理想中的“可持续福利社会”的选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次座谈会的重点在于研究文化差异、新社会角色（志愿者与社团
法人）与组织（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出现的作用与意义，理解他们推动“可持续福利社会”的方式。
此次座谈会被视为亚洲首次关于有助于“可持续福利社会”与地区合作的公共政策特性的讨论。因此，成为亚洲与欧洲福利状态比较研究的起点。其中，学者们在其国家近代历史的背景下阐述了他们对于“可持续福利社会”特性的推测，并解释了其国家、地区、城市全球化趋势的结果：为在当今环境下建立社会公正、公平、民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与有关人类福利做准备，如何应对这些结果？
为此，座谈会具有双重性质。第一，亚洲学者将应邀阐述相关论文；第二，千叶大学可持续福利社会公共事务研究中心（ReCPA）与欧洲社会质素财团(EFSQ)将在最近欧洲“社会质素方法”与 “生活质量方法” 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开始一个新的关于“可持续福利社会”的讨论，以利于亚洲国家和民族间合作
以及就此问题建立与发展研究方法和研究架构的地区合作。为了将亚洲国家的经历、解释与主题相联系，此次讨论将与与会学者的论文成果有关。此外，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社会素质亚洲大学联盟（AUCSQ）来阐述一致协调的推进亚洲“可持续福利社会”思想。在此主题下，千叶大学可持续福利社会公共事务研究中心（ReCPA）与欧洲社会素质财团(EFSQ)将开始对座谈会两方面特性的阐述并进一步发展（详见附件）。
＜COE 座谈会的背景信息＞
Tetsuo Ogawa 小川哲生副教授
Laurent van der Maesen 博士
社会趋势、公共政策与个人生活质量相互作用。公共政策对于人们追求个人目标的方式及实现的可能性也
有很深的影响。目标在于拓宽公共认知的思维和关于当前社会和政策趋势与个体公民生活质量（福利）关系
的公共政策，以及这些公共政策关系的内涵。这些阐述了社会趋势的影响和生活质量政策的影响。这些趋势
可能包括：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人口趋势的变化；性别角色的变化；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对儿童、病人或数量不断增长的需照顾老人提供照顾的组织的变化；工作和时间使用的变化；劳动分工和收入的变化。
公共政策概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公共政策（名义社保、就业、教育、环境和健康政策）和人们一生的对
策之间的关系。这还阐述了传统经济福利指标（如 GDP）与新的生活质量衡量方法之间的关系，新的生活质量
衡量方法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人类贫穷指数（HPI）。性别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应去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较为适合。
社会不平等是许多亚洲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凝聚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了理解在社会
变化中不平等是如何再生的，以及它们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结果，这次座谈会将阐述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它们的起伏；不同的亚洲社会及世界不同地区不平等及其结果如何不同，包括社会流动的不同；其他可能阐述的方面包括社会不平等和经济社会成就（例如：增长、生产率、生活质量、犯罪、社会凝聚力
和社会质素，由欧洲社会质素财团(EFSQ)提出的社会质素方法；文化上的不平等包括对他人不平等态度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在不平等条件下与知识相关因素的作用变化可能值得探究，例如：个人获得文化和社会资
本的知识方面，特种资格的知识方面，进入创造知识的机构方面；训练方面；获得寻找相关信息的能力方面。
我们应考虑各种不平等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政策的实际和潜在作用必须予以评估，从性别角度的观点也应包含在此次座谈会中。对不平等的衡量标准的改进，包括免费或高额补贴的公共服务和公
共设施使用的变化，也应包括在不平等趋势的评估中。
新社会素质方法的追随者采用了离开社会科学自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清楚理解“社会”
的论点。长期以来，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解释形成了把两者作为不同领域分别对待的方向，相互之间以外在的‘faits sociaux’和 ‘faits individuels’相联系。此外，被视为生活实际核心的个人面对的是表面看来1

具有巨大力量的社会。因此，对于福利和社会公正的简单衡量将会使其降至个人的状态，作用有限。对于被
告知专门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和结论一样有价值和有用，但是只要涉及基本社会形成意义上的理论化的政策它
们大部分都失败了。实际上衡量社会福利的尝试大部分都沦为管理主义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方法。他们的目标最多在于调控个人和某些团体的关系。大体上说，他们最多只能对“社会”的实际意义及其生产方法产生
非常有限的理解。最后，西方欧洲的特殊地位看来也并不足以分析亚洲国家的进程。
近年来在“生活质量方法”的背景下，决策者和欧洲公众可以获得的统计数据迅速增长，包括欧洲统计
（Eurostat）的统计汇编，位于都柏林的欧洲改善生活工作状态基金会提供的就业社会形势报告和欧洲生活
质量系列汇编。信息的增长是积极的步骤，因为这些信息是民主的部分命脉，但它也有荒谬的方面。倾向于
增强政策分割的决策和政策参与象统计数据一样关键，因为个体和社会整体对于互惠（更好辩证）的误解，
使决策者难于全盘解决问题，公民难于理解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此处产生了社会质素的概念。社会质素的关键目标是克服目前政策的分割性，例如：欧盟在福利政策、经济政策、就业政策、司法政策和文化政策之间。
其目标也在于克服个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二元解释。为了创建统一的理论基础，概念不仅包含了所有的政策
及所有的政策执行阶段，该政策阶段包括了向决策者和公众提供理解和改变社会和公民角色的分析工具。社会质素方法和多种社会质量方法的比较也基于谢菲尔德大学 David Phillips 最近的研究（生活质量，伦敦，
Routledge，2006）。换句话说，近十年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将作为此次东京座谈会的工具发挥作用。

＜报告摘要＞
第一主题发言“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反映”
Takashi Shiraishi 白石隆教授，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
在这里我想探讨一下关于东亚地区主义的现状。在发言中把重点放在东亚地区主义的三个重要的特征上。
也就是说，１）它是由市场主导的地区化而发展起来的。２）为讨论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创立地区性制
度的方向持共同的政治意向是以 1997-1998 年的危机作为转机产生的。３）在通货调整，贸易和投资的合作，
信赖等方面，ASEAN 作为地区内合作的进化网络据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亚的地区主义既不是中国主导，也
不是由日本主导的。另外也不是打乱美国主导的 hub-and-spokes 模式的安全保障上形成的地区秩序。

可持续福利社会座谈会
第一天
亚欧今后人类的福祉：理想和现实——从战争国家到福祉社会“重构亚太经合组织的组织制度蓝图”
黄伟峰博士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亚太经合组织经常被看作一个松散的很少组织制度的论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组织制度的缺位源于亚太经合组织创始人的最初目的，他故意避免建立类似于欧盟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与欧盟此类法律实体不同的是，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为一个基于“开放地区主义”和“协定单边主义”的信任基础上的论坛。亚太经合组
织运作的核心是无约束力的共识和自愿的行动，该运作核心被广泛认为无法对成员经济体创造与亚太经合组织目标相关的切实成果提供任何制度上的激励。结果亚太经合组织经常被讥讽为类似于工作会议。经验来说，
上述亚太经合组织的机构特征可以持续到什么程度？分析从 1993 年到 2003 年之间 11 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825 个亚太经合组织资助的和 217 个自费的项目建议，我们发现不仅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为成员国提供了协调一致的议程，成员国也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关注互惠的标准，甚至在计划和执行各种亚太经合组织项目中寻求部分联盟。成员国经济体的行动在此程度上似乎受制于某些亚太经合组织制度约束。

“亚洲的贫困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欧洲的经验”
David Gordon 教授 国际贫困研究中心，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21 世纪初,联合国 189 个国家的政府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 1990 年到 2015 年之间，将极端贫困和饥饿人口比率减少一半。这篇论文将会讨论亚洲贫困的程度和性质，以及截止到 2015 年为止，将贫困率减少
一半所必需的社会政策。
认为可以消除贫困的观念已经超过 200 年了。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安托万­尼古拉斯．德．孔多塞在《人类2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通过新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发表于 1794 年）中说，贫穷不是出于自然法或神灵意愿，而
是由“目前不完善的社会艺术”导致的。他认为，贫穷可以通过实施我们现在称为国家福利措施（普遍提供抚恤金、补助年幼、疾病以及国家教育）来结束。
本文将探讨一些最新研究和辩论，关于在社会素质框架下欧洲的社会经济安全以及所有福利国家应用的再分配解决机制可转移到亚洲的程度。

“俄罗斯养老金改革——转型经济福利改革案例”
Dmitri V.Streltsov 博士（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驻日通商代表部高级专家俄罗斯福利改革的主要问题源于经济体系的转型特征。90 年代后期随着 75%的企业私有化改革，完成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从前苏联时期沿袭下来的福利体系仍未有任何原则上的变化。在后苏联时代 10
年期间发生了严重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结构转变，21 世纪初，政府面临着根本改革医疗和社保系统的迫切需要。
第一，人口因素。俄罗斯的人口具有迅速老龄化的趋势。俄罗斯人口趋势的显著特征的原因在于在近年来
出生率急剧下降后目前只有部分回升，平均寿命逐渐增长。平均寿命计划到 2050 年男性寿命从 59 岁增加到
66 岁，女性寿命从 72 岁增加到 78 岁。这些方案加强了将来社保体系可能面临的严重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
和出生率的下降，“现收现付养老金”(PAYG)体系变得难以维系，基金很快将会用完。
第二，没有对问题政治方面的预期考虑，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政府行为无法被正确评估。忽略了问题的政治方面将导致一些产生相反结果的抽象系统化，孔夫子式政府的“美好愿望”成为必要条件，这与今天俄罗斯的现实相差甚远。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管理体制下所有社会领域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建立稳定持久的福利体系，而是
降低预算压力及减少国家对公民的义务与责任。目前流行的压缩福利改革预算的方法很容易沿着医疗系统、
军队人数、市政经济等领域的改革之路进行。实际上，改革策略假定社会金字塔中上层（富人）和下层（穷人）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国家向所有公民保障的基本福利标准不可避免的大幅度降低。
2005 年初国家政权未能平稳实施所谓的“特权货币化”（废除没有充足货币补偿的低收入社会阶层的特权），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不稳定，管理者实际上搁置了所有的主要社会改革，将其推迟到 2008 年总统大选以后。
一般而言，所有转型社会的福利系统改革都必须服从政治形势逻辑。因此改革的主流依赖于最优化影响和
受益人压力影响之间的均衡，最优化影响主要指致力于通过结构改革最优化社会经济环境的社会精英，受益人压力影响主要指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国家的家长式管理努力获得最大的优惠、特权和其他非市场利益。
俄罗斯明显具有受益人压力影响的痕迹。我认为管理者现在追求的是用尽预算的“调整政策”，同时不规则
的增加预算中的养老金和工资部分，工人们无法获得一致的长期的建立可持续的福利社会体系策略
这样的方法可以很清楚的从政府提出的养老金改革（2002 年立法通过）中发现。改革设想了从“现收现付养老金”(PAYG)体系到“现收现付养老金”(PAYG) 与其他资助因素相混合。
新的养老金体系是建立在义务养老保险的基础上的。由于引入了所谓“三根柱子”的方法，养老金应包括
三部分：基本的、保险的和累计部分。政府计划逐渐增加预计由私人养老金计划管理的累积部分。根据一些
政府专家的估计，2032 年以后养老金从社保系统获得的资助部分将超过“现收现付养老金”的损失，混合系
统的优势将越来越有意义。到 2050 年混合系统中的平均养老金将超过“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的 42%。
我认为，在基本构架和远期估计方面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许多问题仍存在于养老金系统的制度基础、
管理原则以及其他个别因素中。对于支持改革养老金体系长期稳定性的宏观经济和人口计算还存在大量的怀
疑论。最大的弱点在于长期来看集资（累计）部分作为养老金系统的基本支柱存在风险。政府有社会责任达到强制公众养老金体系的目标，强迫信息不足的人们在私人证券经理人之间做出风险选择是与最优化大相径
庭的。一方面俄罗斯有着敏锐的社会公正感，另一方面，声名狼藉的政府与商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产生了
大量的选择企业的“成功故事”。
此外，新的立法未明确规定关于确保退休人员足够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国家责任。在现行法律中，国家仅有
支付基本部分养老金的义务（不多于最低生活水平的 1/4，甚至无法涵盖集体的支出）。从纯粹的法律角度看，
国家没有义务弥补国家养老基金的赤字部分以保障三部分养老金的完全支付。如果“保险”部分或“集资”
部分崩溃了，所有的风险和责任都将由国家养老基金和证券管理公司承担。

“21 世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社保体系：亚非拉的比较研究”
宇佐美耕一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从 2000 年起，经济发展研究所已组织了各种有关亚非拉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政策的研究项目。今年我们出
版了其中的一项研究成果，题为“21 世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社保体系”。该成果是对南韩、中国大陆、香港、

3

台湾、新加坡、土耳其、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古巴的案例研究。
我们假设这些国家的实际社会已经历了 Beck, Giddens 和 Lash 所提出的反身性现代化。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已较先进，市场经济越来越重要，以不同的方式与发达国家并行。在大多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方面
工业化仍在继续，但另一方面服务业继续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工业关系更加灵活。我们注意到在此形势
下这些国家的社会风险个人化。因此现存的社保体系无法适应新型的风险。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公民社会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空间，新兴工业化的福利状态也越来越重要。
在该研究中，我们首先尽力阐明 Giddens 所提出的每个国家后现代化的社会状态。其次，我们分析了每个
社会如何在新形势下组织新的风险。再次，我们分析了为适应新需求旧福利状态如何在对公民社会和家庭的关注中重建。

“公民与社会公正：对减弱的公众信任可持续性的新挑战”
Peter Taylor-Gooby 教授 网络主管，Social Contexts and Responses to Risk (SCARR),
英国贤德大学传统的新凯恩斯主义福利状态安排被许多西方国家所摒弃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融资服务难以适应由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变化所产生的新社会风险。
——减少非生产性开支以应付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经济自治状态的挑战。
一个由欧盟提出并在英国得到特别发展的新第三条路线安排强调，激励劳动者和市场竞争的社会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生产力。这样，国家福利作为竞争支配决策的经济体中的间接生产得到恢复
这篇论文回顾了社会公民变化的影响，对于新福利国家政策在高产出和对需求的迅速反应方面符合决策者预期的可能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将以破坏市民对公共政策的信任为代价。问题的出现因为新政策方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心理学、决策理论和组织理论，它们既了解个人服务使用者的选择，也了
解作为理性思考的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选择。新政策通过优化各种社会角色面临的激励结构来实施。目前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性认知和非理性感情因素基础上对公共信任的解释。新政策无法处理公共政策的感情因素。
这些对新福利安排可持续性的威胁在持续对公共信任和公共态度的研究中得到了分析，ESRC Social
Contexts and Responses to Risk 网站(www.kent.ac.uk/scarr) 对公共信任进行研究，对公众对英国福利
安排的支柱——国家医疗服务的态度也进行了研究。这与东亚国家的福利安排密切相关，在这些地区的国家
福利直接用在保护国家竞争力方面，原本非常牢固的公众信任基础现已被社会变化快速破坏了。

“亚洲可持续福利社会的可能性：不同于欧洲的发展道路？”
广井良典教授, 福利政策研究教授，千叶大学法经系为理解亚洲国家的社保体系，我们可以建立两轴的试验型结构作参考。纵轴代表社保体系的演变，可以理解为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家庭结构变化等的政策反应。亚洲社保体系的发展类似于线性模型，但是因为亚洲
在经济发展程度或工业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与欧洲相比较，所以具有相关性。纵轴表示不能用线
性发展模型解释的差异性因素，例如，a)国家统一或民族差异度；b)殖民力量在制度上的影响；c)社会和文
化因素，例如宗教组织的作用。
为了对亚洲福利状态有全面的理解，日本的经历无论是在它的发展模式还是目前的状态方面都提供了有趣的实例。虽然日本的老龄化比例位居工业化国家中最高，但它的社保支出占 GDP 的比例却是最低之一。泛泛
而论，这显示了：1）对“非正式社保”的依赖，例如家庭和公司；2）“通过生产部门的社保”，主要表现为
公共工程方面的大量支出和对小企业的补贴等。很显然，无论是作为“发展主义”还是作为“亚洲”来理解，
此类政策反应都面临严重的危机。
为了进行更广泛的系统架构的比较，存在于中国大陆，此处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有关
系的，可用于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福利状态。在此背景下，可能的解释是战后日本的社会经济体系具有很多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而不是一种福利状态。一般来说，亚洲国家的社保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发展状态、福利状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字路口。
另一方面，目前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性组织或公民社会的潮流在日本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兴起，在和欧洲相同或不同的背景下关于福利社会的讨论日益活跃。最实质也最有兴趣的问题就是“亚洲国家是够可以通过
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福利社会’？”，换句话说，“欧洲国家的‘后福利状态’是否与亚洲国家
的‘福利社会’相同？”展望将来，“亚洲福利网络”和“可持续亚洲”的思想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前者来说，亚洲国家快速增长的4贸易和经济联系产生了社保领域和创造超国家的某种社保体系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必须包括“社会亚洲”或“亚洲福利共同体”的观点。
对于亚洲“可持续福利社会”的预想也是很有意义的。虽然面对大量困难的议题，21 世纪后半期亚洲的人
口老龄化和稳定化将导致亚洲“可持续福利社会”的可能性。社会政策和福利政策、远期预想与研究者的政策推荐相结合都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福利制幻想：为何欧盟成员国工作福利制现在和将来意义有限？”Michael Dostal 博士, 英国 Brunel 大学
本文认为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欧盟成员国工作福利政策在失业政策制定方面并未达到根本性变化的程度。欧盟目前工作福利政策潜力有限的原因在于工作福利政策作为政策工具的内在局限性：工作福利政策无法超越早期积极劳动市场政策(ALMP)的局限性。此外，工作福利受到了特别的政策制定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利
因素无法由其他对失业的积极回应来分担。
本文首先回顾了对工作福利的学术争论。第二部分中，作为政策制定的工作福利制度被看成与对失业积极
反应的政策的功能范畴一致。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在工作福利争论中三位主要作者的贡献：工作福利的支持者 Laurence Mead 和工作福利的批评者 Jaime Peck and Bob Jessop。本文认为支持者与批评者都对工作福
利政策制定的意义夸大其词。第四部分分析了从 1997 年至今英国的工作福利政策，显示了这些政策依赖于它
们与现存依靠路线政策的适应性。这部分证明了作为决策讨论的工作福利政策与实际工作福利政策不同。实
际上，甚至英国自由福利政体也无法提供适合的大量工作福利政策。结论提供了可选择的工作福利政策分析
框架，该工作福利政策分析框架关注于传统工资劳动和失业利益之间的变动比例。

“世界如何能最好地协调增大强盛的中国”
Suzanne X.杨博士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课题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 9.4%的速度增长，这使得全世界为之震惊。那些强硬派假设，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产生威胁。他们争辩说，如果中国实现其潜力的发展，它将很快具有如
19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初的德国及 20 世纪的美国那样的实力。
“中国威胁“论形成于 20 世纪末，并且在世
界范围内就中国的国家战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该争论主要转绕三方面进行，如，缓和政策，准入政策（或雇用）以及牵制政策。
决定哪一个策略是更加有利于提高中国的,首先需要阐述"中国威胁"理论的假定是对必要的. 其次,基于这样的阐述，其中一个能够用来比较和对比优缺点的策略，如同在三个范畴中建议的那样。
弄清楚"中国威胁"理论的假定,一是能够将认为它是建立在假定所有国家在国际竞争方面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安全以及使他们繁荣程度最大化的国际结构理论基础上的。
所有国际都渴望能够控制国际环境但是只有发达的国家可以做到，这个理论就是这样的，它跟决定国家行为变化的能力有关系。
因此，这个理论是这样阐述的， 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国际事件上会更加的专断，甚至可以威胁整个世界，
正如它正在努力的使它的权利最大化。
我宣称事实上的"中国威胁"争论，正如它过于吝啬的以及决定性的，对于一方面国际的安全保证以及在其他方面提高中国的和平性，都是弊多于利的。
我争辩的提出政治结构上的武装力量不能始终如一地决定一国家的国际行为的方向。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尺度，包括其所涉及的观念以及政治领导的信念已经在结构理论上完全迷失了。这就导致了"中国威胁"论
的盲目性误导的产生.
换句话说,自政治领袖的观念和姿态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来,在回答策略形成之前,
很有必要使用概念领域来制定一个国家的外国决策。(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2, Wendt 1999, Yang 2006).
事实说明，中国已成为现状非常强大，在很多领域发生的国际新闻事件的中，中国也充当了主要负责者
的角色。
举一些论文来说，例如"互相依赖论",“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论” "和平上升论"等，无论在知识作品还是公开声明中都已成为了主导地位。为政治领袖以及建立冷战霸权权益的缺口上，提供了显而易见有利的意图理论，假设中国继续发展并且保持住政治上共同一致,我认为它将继续保持有利，在国际关系方面更加具有合
作意向，另外，当一个国家认可世界安全的时候，就不太可能采取武断的或者挑起战争的策略，所以一个全
球拥护的，不去恐吓中国的策略必将达成更加美好的中国。因此这样一个中国策略当然不是封闭的策略。
封闭的策略没有吸引力因为采取很多错误的案例，场景导致屏蔽了很多建设性的关系，而这些是早就该
避免的。它采取的是冒着建立自履预言的危险，以及不做任何事，但却产生了相反结果。对比而言,特许权目5

的是使中国感觉到更加安全，因此将会在北京产生更加相互调解的态度。

第二主题发言“东西方可持续福利的前景：社会素质的潜在作用？”
Alan Walker 教授，谢菲尔德大学，英国
这篇文章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检查“欧洲社会模型”和中国及东亚的区别与相似点，(在这两种情况下，很难辨别公认的模式或福利制度)。其次，这导致对现存“可持续”的性质的争论，尤其是它如何在大范围内
被由国际政府组织影响的狭窄的经济议题所主宰。相对来说，虽然欧盟所依据的经济霸权源远流长，但是对
欧洲来说，专门讨论还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和东亚，自从引进正式的福利机构，福利的“多方面”作用一直
是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也因此拥有政治合法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欧盟和东亚之间的某种政治联合，虽然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发展后续道路上。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启动和养老金政策
都是例子。后者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主要焦点。据说，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风险”已经被过分夸大，部分原因在于在供应基金均衡方面过度集中。最后，文章思索社会素质在平衡经济和社会政治目标方面的潜在作用。人们认为，这与生活质量及基本需求的概念不同，它们拥有综合潜力把公民及他们的需求与政策及政策
制定者联系起来了。为了促使它发生，需要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政策的变化。摒弃与主要的消极个人“福利”
联系，争取更多不同的积极观念，如社会行为和社会素质。

第三主题发言：“社会素质：哲学角度分析”
Dr Jan Baars 教授，Tilburg 大学，荷兰社会素质发展模式已经成熟了好多年，现在在出版物上已颇具体系。但却仍存在很多需要注意的方面。问
题之一，社会动态模型的分析显示在欧洲局势下，实现社会素质指标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些动态是和全
球化的进程相关的。对于世界的其他部分，如亚洲社会，也会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传统观念下定义“好”社会或 “好”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可能会或多或少迅速的变化，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传统会严重影响看待“社会素质”的方式。必须尊重他们才能够获得支持，并有效的进行
改善社会状况。

可持续福利社会座谈会 第二天发展福利亚洲和欧盟，问题研究的比较和方法:社会质量方针
Dr. Laurent van der Maesen，董事，欧洲社会质量基地，荷兰“作为构筑民主主义所需要的主观的,合理的参加型空间的社会质量”
Mr Osama M. Rajkhan 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泰国/曼谷本部)
目前，整个欧洲获得使用其成员们公共历史以及共享其成员们的未来联合观点的特权。
尽管有挫折或者灾难，两种主要的欧洲社会现象的特点在被观察，这些提供了有希望的治疗手段。第一个是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紧密统合。第二种是创建一种保护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社会环境。
在过去的 50 年里欧洲人的生命质量有着显著的提高，这也使欧洲处于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地位，在这
其中，应当感谢政府的大量福利支出，虽然这正接受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健康与病态的部分挑战。
这篇论文会使用多种概念阐述欧洲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或者在那些社会致力于建立可度量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地区，从一个广义的概念来说，或许需要定义一个从当前福利状态到另外一个福利状态的责任并且激发
个体参与的积极性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这是由于现代的物质主义者，就像多数宗教那样，把个人生活质量
放在首位并且很在意条件，理性和感性的空间必须拓宽到一个珍视人类行为的新理念上。

“在快速老龄化内容上的社会保障：亚洲大国建立持久福利国家的主要挑战”
Dr. D. Wesumperuma，教授（伦敦），亚洲和大洋洲的常任理事，国际助老会

6亚洲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迅速走向老龄化，而欧洲和北美社会是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走向老龄化。欧洲和北美总人口中社会老龄化比例提高一倍 (从 7%到 14%)需要 45 至 135 年。而在亚洲国家，比例提高一倍仅需
相对少的时间。估计日本、泰国、新加坡大致分别只需要 30、28 和 22 年。斯里兰卡在不到 20 年内增加一倍以上的老龄人口，这是当今世界历史上最快的速度。
亚洲的大部分老年人处于贫困之中，通过老龄化过程，他们的贫穷及被社会排挤的情况更加恶化。老年人
的贫困无情的强加在老年人和其子女身上，传统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传统方式的赡养正在遭受经济环境的危及。对于老年人来说问题更多，分别来自他们的家庭、社区以及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政治影响及政
治对策的研究争论十分有限，主要是因为缺乏认识，缺乏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的忽视。
少数研究人员和从属于国际助老会的亚洲网络组织提倡深入了解老龄化问题，促进公共可行对策，尤其是
为占亚洲大部分的穷人和弱势老人推动适当形式的社会保障(社会基金、平等获得保健和住宅照顾、基础福利设施)和物质保障。
特别是，穷人定期转移现金或实物减轻他们的贫困已引起广泛的讨论。取得进展的少数试点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等已被密切关注。主要城市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也
正在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们赞同以“社会”退休金的形式(如不缴款)帮助贫困的老年人。在孟加拉国和印
度，非政府组织在协助这些开发计划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亚洲存在一些方案可以促进不在正式养老金计划以内的穷人和弱势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必须把重点放在
政策和方案上：(a)评估其疗效和保险范围，(b)研究面对快速老龄化的各种挑战，(c)提供数据、研究、政策
和选择方案，(d)找出差距，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的优先领域，包括宣传项目成果和拥护潜力。
更广泛地，也有必要了解动态福利和来自亚洲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效应，在“亚洲建立福利国家的挑战”背景下，抓住亚洲社会老龄化问题。

“我们全是儒家子弟？在照顾体弱长者方面，欧洲和东亚政策的异同”
Dr. Bernard H Casey，教授（伦敦），养老金研究所长，Cass 商学院，英国
在欧洲，人们经常会提到东亚国家家庭的重要性。大家庭中的成员经常被认为应该为年老和失业的成员提供财政支持，这也就解释了他们没有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制度的原因。家庭成员也为彼此提供心理和情感支持。家庭贡献的重要内容就是为年老体弱者提供照料。几乎所有的照料都是非正式的，国家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评论者频繁的提到道德责任，认为成年子女应该照顾父母，并把这个认为是“儒家”文化。
虽然在许多欧洲国家，提供正式的长期照顾的比率比较高，但是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想象的那么
大。首先，非正式的照顾占主要部分。其次，欧洲的很多地方也很重视家庭责任，尤其是那些罗马天主教徒。
和别人分享是他们重要的信念。犹太基督教规定赡养自己的父母是教规，我们可以从“10 诫”中找到依据。
但是还有很多的相似点是上面很少提到的。首先，在法律上规定对父母（以及其他成员）的责任。这种情
况在东亚的儒家社会和欧洲的天主教社会是一样的。在一些新教徒国家甚至是一些无宗教国家都是一样的。
不论这些法律仅仅是影响道德还是想约束道德那都是另外一件事。其次，为确保成年子女遵守规定，国家确立相关法律为基础。如社会救助法允许该州对子女提出现金或实物的索赔要求，这样的法律在东亚和欧洲都
已经建立了。
也有一些特例。新教徒最多的北欧国家，实施普遍的福利制度，不对他们的公民施加这样的责任。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也同样。但是后者采用经过经济普查的福利制度。在这些国家，政府不直接对成年子女索要费用。
但是却实际上迫使受惠者缩减他们的现金和实物（社会福利）资产。这就减少了成年子女日后继承的财产。
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个国家对继承者和那些从不得不利用公共财政帮助的人那里接受馈赠的人进行监控。
除了以上的差异，各国各地基本上呈现共同趋势。现代化、工业化、提高女性参与的劳动力和更大的地域
分散都限制家庭提供福利服务。欧洲和东亚的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社会化”福利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建立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计划。不过，这些计划不是试图取代传统而是作为传统的补充。此外，欧洲的一些国家
试图控制消费增长来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这导致他们重新强调家庭的作用和非正式照料的重要性。而在东
亚国家，担心公共开支的后果往往使人们改革的意愿受到限制。
许多评论家在谈到巨大的人口变化时都涉及到了养老金制度，却很少谈到医疗福利。欧洲直接尝试向亚洲
学习解决方法。而东亚地区出现了类似的向欧洲学习的尝试。因为在方法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异，而且面临的问题具有共同性，所以可以学习的实在有限。因此，学习方式以及学习的内容应该重新考虑。

“印度全球化和老龄化:急需激进的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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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Arvind K. Joshi，Banaras Hindu 大学，印度
印度人口处于急剧转变的过程中。这对政府社会政策方面构成严峻的挑战。在印度，老龄化人口（即那些年龄在 60 岁以上）呈上升趋势。一方面，老龄化人口在近十年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以赡养老人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社区不仅是被削弱，而是显示出全面崩溃的迹象。
然而越来越广泛的全球化影响加速消费。在个人消费层面上，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会优先于履行家庭义务。贫穷、失业、就业不足和通货膨胀已使工人阶层的成员无力履行其对老年人的责任。而且，缺乏社会保障，尤其是缺乏公共养老金严重影响社会老年公民的状况。
客观条件：
本文的目的：（a）描绘印度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b）审查老年人可以获得的社会福利机构和措施。
（c）在印度变成老龄化社会之前，审查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所产生的问题。
印度宪法(第 41 条)规定老年人需要特殊照顾。但 30％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 33％以上只是生
活在贫困线边界(印度助老会)。73％的老人不识字只能从事体力劳动，55％以上的妇女（其中 60％是寡妇）
没有任何形式的福利支持。医疗保险和健康护理改革正处于初级阶段，有限的设备都设在市区。国家卫生部门的投资额仅占国家 GDP 的 0.8％，在发达国家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1％。广大农村老年人(80％以上的
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被剥夺了其基本的医疗保健设备。各种正式退休储蓄计划仅包括不超过 11％的劳动力(Heller，2004)。换句话说，90％的老年人没有组织部门，没有社会保险。显然，大多数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经济安全，在他们失去谋生能力之后，土地也迅速贫瘠。存在一些社会福利机构和措施，但面对如此巨大规
模的难题，也似乎太微不足道了。

“印度农村共同财产资源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柳泽悠教授，千叶大学法经系近几十年来，印度农村当地共同财产资源严重衰退，如农村公共土地、森林和地方灌溉系统。但是不同社
区共同财产资源下降的程度不同。最近的研究显现一些情况，似乎在社会结构已经分化、实行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精英村民控制共同财产资源(即精英主导型资源－控制系统)的乡村地方，共同财产资源恶化的情况更加显著。相反，在农村社会没有完全分化、主要由一些小的土地所有者组成、没有大量的无地人口的地
方，自然资源的使用被村民自己制定的标准(即平均主义类资源控制系统)很好的规划。最近一项印度南部的调查显示，在灌溉社区，合作行为与不平等的土地持有存在极大的负相关关系。
印度南部的农村共有土地的历史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研究主要是基于印度南部历史文献。文章指出，有权势的村民控制共有土地，这种按照逐渐解放下属部分村民的精英主导的管理资源的控制系统正在减少。没有土地的人购置小零碎耕地，使用村公共土地不仅反映他们的能力，增强了谈判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也意味着，为建立平等资源控制系统创造可能的先决条件。

“亚洲工作、风险及管理——一个初步观察”
陈国康教授，应用社会科学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香港
所谓亚洲福利模式有一些公认的特点，包括家庭内部重新分配价值，重新分配和保护为自己提供资源的工
作的重要性。后者越来越重要，因为在不同的亚洲社会家庭赚取工资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少。
亚洲金融危机曾一度带给劳动力市场严重的冲击。虽然这场危机已过去，最近的经济失业率仍高于危机前的水平。这种情况可以用后续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来解释。改革是为了迎接危机和解决全球化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问题。全球化竞争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暗示更大的风险。现在采用网络系统和灵活的劳动力市
场政策。劳动逐渐被认为是很容易被取代的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过分依赖劳动市场的收入成为主要的风险因素。个人几乎没有发言权，生存本身处于边界条件。市场不能保证收入或者工作。工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不确定性和间断就业，有的还面临工资的不断减少以及更差的工作团队，尤其是边缘劳工。那些收入较低的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等阶级也并不能完
全避免这些问题。
在亚洲各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灵活”是口号，工人“安全”通过提高商品价值(并保证一定)得到很好的保障。政府也加强了社会安全网（向穷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改革社会安全体系（用工作福利制

8取代福利）；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灵活，改善劳动培训再培训和就业服务）。
在保护最低优势(值得)的同时，国家的主要作用是使自身成为一个竞争的国家，并采取生产导向。这种政
策有其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高估市场价值，低估边缘群体参与工作的困难以及改革中出现的薄弱环节。
本文将介绍和分析劳动力的变化趋势、问题和一些亚洲国家采取的改革。亚洲福利模型越来越重要，能否参与并找到一个正规的工作对在亚洲福利模式下生存的人来说很重要。

第四主题发言：“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社会政策和国际合作: 2006 年 3 月 27－28 日千叶大学 COE 会议总结”
Hou-sheng Chan 教授，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社会保障部理事，台湾大学，台湾
近年来，学术界、商业界和非政府合作组织最流行的概念毫无疑问是“全球化”。与此同时，WTO、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实施了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随着成员的增加，WTO 已经成为推行“无障碍贸易”
最强大的机构。全球其他经济组织，如经合组织、八国集团等也已采取同样方式促进货物贸易和跨国界商品
交易。为配合大范围全球贸易，自从 90 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加快了成立 FTA、自由贸易区或其他形式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采取的形式有欧盟(EuropeanUnion)、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包括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以及东盟+1(东盟+中国)、或者东盟+3(东盟+中日韩)。在他们跨越国
家地区的持久强劲的权力影响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改变战略。国家对生产、分
配和再分配的介入逐渐由多转少。换句话说，福利国家已逐渐转化为社会投资国家之一。因此，国有企业被
私有企业以 BOT、OT 等形式取代。这些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已导致伴随收入分配的经济高速增长。
根据最近几年的统计，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有人会说，他们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从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取得低成本原料。其他观点认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扩大
了穷国富国之间、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间的差距。换句话说，虽然国家集中政策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
体化下发展经济增长战略，国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即在不同地区之间、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甚至是不同的性别之间共享经济繁荣的挑战。因此，在这个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社会政策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另外，快速人口变化还给亚洲国家还带来一个新的挑战。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老龄化速
度非常快。在韩国、台湾、香港，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经超过 9％。在日本，自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期，这个比率已经超过 14％。社会政策关心的重点将是在现在和未来如何照顾、安置、治疗、赡养这些老人。
于是,我总结的这篇论文将会着重关心这些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影响。社会政策应该与经济政策密切合作，通过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推动经济增长。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可以建立一个实现这些
目标的平台。

“东亚的福利系统：关于重要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
末广昭教授,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进入 90 年代后半期，东亚国家政府也快速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社会安全。令人印象深刻的变
化背后，从政府政策中，我们可以发现三大要素：（1）提高公众对冷战过程结束后的生活质量以及当地民主运动的发展的关注。
（2）政府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安全网的紧急需求，用来帮助那些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人。
（3）政府有必要认真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新问题。
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迫使东亚政府在社会安全体系方面发动巨大的改革，例如国民年金制度及全国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与此同时，这些运动也引发了与政策相关的争辩，即政党间、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人士的福利体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过去十年在南韩的“生产福利国家”的争辩，在台湾的“全国性健康计划”的争
辩，在泰国“人民基本权利”的争辩。
更有趣的是，当试图阐明与西方比较亚洲特有的 NIEs 福利制度时,这些运动也给东亚以外的学术界强烈的刺激，并引发了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新的东亚福利模式的范式争论。例如，Holliday 与国家政党发展联系将东亚
福利系统归类为“生产主义福利制度”，而 Jones 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称其为“oikonomic 福利制度”。不论他
们对国家的性质和文化的重视程度怎样，这些论点似乎都共同分享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理解，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促进家庭支持和大公司的公司福利系统的发展。
根据这种情况，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最近几年政府社会政策的背景，并研究各种对“东亚福利模式”的论
点。经过追查这些论点，本文指出在社会保障领域，包括制度化、社会化、商品化发生的三个变动。更具体地说，我们研究政府在社会变迁（制度化）的压力下制定社会福利制度，碍于预算资源(社会)向非公有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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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如家庭、社区和本国专业人员/政府）分散社会安全机构，以及出现的私营部门（如私人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有限服务被政府和志愿组织采用。
本文还尝试介绍在不久的将来规划东亚福利制度方向的新的重大行动。这些行动包括：（1）所谓的“压缩人口过渡”的严重影响或迅速增加的老年人口的负面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中经济活动人口的减少。
（2）急迫需要应对新型“保健转型”，或者要求同步处理三种疾病(新型传染病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生活型疾病如如
癌症、心脏病以及一些老年疾病)。
（3）由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全球竞争，职业福利或公司利益的作用逐渐减少。
最后文件指出，有必要认真学习东亚各国在人口结构方面、保健转型方面和公司利益方面的当前形势，以预测出一种可取的切合实际的福利制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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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社会素质的五大支柱基础和千叶大学 ReCPA

欧洲社会质量基础
（a）
理论研究

（b）
(c)
实证研究的方法 在政策分析领域论著作应用（a）+（b）第一本书（1997 年 6 月）

关于社会素质的
阿姆斯特丹宣言（1997）

突出社会素质理
论——第二步，并且开发社会经济
安全和社会内涵（1999-2001）

政策探索的相关结果：老龄化、失业、公共医疗、城市发展
（1997－2000）(d)
将 a+b+c 应用到科学理论

SQ 欧洲国会会议
(2000)

第二本书（2001 年 1 月）

突出社会素质
理论——第三步(2002-2005)

第三本书（2005 年 12 月）

项目第四步
社会素质的详
细阐述（2006）

网络覆盖社会素质
的信号（ENIQ）﹡社会安全信号﹡社会凝聚力信号﹡社会总体信号﹡社会权力信号(2001.10-2005.4）

研究城市政策、公共医疗、失业（为DG 失业）、老龄化（2000－2005）

荷兰城市发展规划（2004.10）
规划的准备过程
劳动力市场、国家失业和福利、老龄化（2006－2007）
规划的准备过
程网络覆盖信号和公共医疗
利润，ENIQ 的后续
（2006－2007）（2006）(e)公开辩论的贡献

作为试验在荷兰启动“欧洲国民发言权”项目
公开讨论2000.11公开讨论
2001.11公开讨论
2002.11公开讨论
2003.11公开讨论
2004.6

欧洲政府，社会
安全，社会保障，持续的福利国家，社会知识教育系
统，社区发展，多欧洲委托简报：元化文化，EU 宪 关于可持续发展法，经济增长和环 的 圆 桌 会 议境（2003）（2006－2010）

在 cooperation Kingston 大学（1998－2005）的欧洲社会素质杂志
在 milan 合作大学。社会素质所
在 collaboration 千叶大学的社会素质亚洲发展基地

翻译: 陈金霞 千叶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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