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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毛澤東思想”在當代中國政治中的重新定義與日中關係

No.2019-1

以《中國研究》月刊為考察對象

田 中 仁 （林 禮 釗 譯）

大阪大學中國文化論壇 討論文件 No.2019-1“毛澤東思想”在當代中國政治中的重新定義與日中關係—以《中國研究》月刊為考察對象2019 年 11 月 10 日



田 中 仁 （林 禮 釗 譯）

中國南開大學・講座教授（大阪大學・法學研究科・教授）
大阪大學・法學研究科・助教
1

引言

本文以日中友好協會發行的《中國研究》月刊為主要素材，考察 1976 年 4 月四五運動至1982 年 12 月憲法通過期間，“毛澤東思想”在當代中國政治中被重新定義的過程，以及日中
關係在其中起到的背景作用。
日中戰爭結束前夕，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在六屆七中全會（1945 年 4 月）上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為基準對建黨以來的歷史作出總結；又在隨即召開的中共七大（1945 年 6 月）上，將“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寫入新黨章。1949 年 10 月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至 1976 年 9 月毛澤東去世，“毛澤東思想”成為解釋中共各項主張及具體政策的絕對標準。
從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的巨幅畫像，以及刻印在人民幣上的唯一人物形象皆可看出，毛澤東已被定位為當代中國中共執政合法性的象徵。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毛澤東思想”，與
1945 年歷史決議和中共七大所定義的、毛澤東生前的“毛澤東思想”有所不同。1976 年 10 月，
華國鋒逮捕了打著“毛澤東思想”旗幟進行造反的“四人幫”（文革派），而此後的華國鋒政權卻又主張“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甚至，連批判“兩個凡是”、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鄧小平，也在1979 年 3 月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①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
和損失；②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③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意味著“毛澤東思想”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得到重新定義。即，排除了“毛澤東思想”中導致文革的左傾錯誤觀點，並將其定義為中共對“毛澤東同志科學著作集中概括”的集體智慧結晶。1982 年 12 月，新憲法頒佈，包含“毛澤東思想”在內的“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新憲法序言中。
另外，“毛澤東思想”的重新定義與日中關係的變動也有關聯，這是本文將要考察的另一個問題。1971 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次年，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從此重新登上國際舞台。中共關於世界戰略劃分的“三個世界” 理論，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形
勢及背景下提出的。當時中國國內正推行“四個現代化”，因此加強與“第二世界”日本的關係和交流，成為對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同時，如何處理與“第一世界”的美蘇、以及亞非拉2

等“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是該理論的重要內容。至 1981 年 6 月《歷史決議》通過之前，“三個世界”理論一直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換言之，“三個世界”理論可看作“毛澤東思想”重新定義的先決條件。
首先，解釋一下本文所使用的方法論。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認為，政治主體或現象的性質並不能單獨形成，歸根結底是在各自被賦予的歷史過程與條件中創造出來
的。歷史制度論不僅重視政治主體與現象，也重視其與當下所處的國內外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另外，歷史制度論將制度上發生非連續性變化的分水嶺及其前後時期視作“決定性轉折點”
1（Critical Juncture），並認為它的發生是“非必然性”的 。在本文中，筆者將 1978 年 12 月的中
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當今中國政治框架確立的“決定性轉折點”（大轉折），並認為當代中2

國政治中的“毛澤東制度” ，是在“毛澤東思想”的重新定義過程——即華國鋒政權提出“兩個凡是”至鄧小平政權通過《歷史決議》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同時，這一過程並非單純
是中共權力中樞或意識形態部門內部發生的“封閉式”進程，還需注意其與國內外環境、比如
國家＝社會關係或東亞地域秩序變動之間的相互作用。
另外，“決定性轉折點”還包含另一層涵義，即源於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的結構性制約出
3

現緩和，結果導致行為主體的抉擇或行動空間擴大，其影響力在此過程中不斷增強 。因此筆者認為，在不同脈絡中生成的諸種現象，是各種各樣的、沒有既定方向的開放式“話語”。本文對改革開放與“毛澤東思想”重新定義的相關歷史過程的梳理，也將體現上述分析思路。
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作為歷史制度論的關鍵概念，指：制度在發展過程中受到
4

正反饋、即某種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結果導致其很難再轉向其他路徑 。“毛澤東制度”成為當代中國中共執政合法性象徵的起點，是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歷史制度論的另一個關鍵概念是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它的目的在於闡明從路1

淺野亮：《近現代中国を見る視座》，淺野亮、川井悟編著：《概説近現代中国政治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
年，第 31-32 頁。
2
加藤弘之在分析中國經濟體系時，試圖以“曖昧的制度”這一概念涵括整個經濟體系，這裡的“制度”具有
以下幾個特徵：①包含綜合性內容，②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③擁有多層結構，④重複再生產並
最終實現進化。另外，關於特征③，加藤認為有以下 4 層結構、即第Ⅰ層——習俗與社會規範，第Ⅱ層——
法律與憲法，第Ⅲ層——政府的作用，第Ⅳ層——制度的運用（加藤弘之：《中国経済学入門“曖昧な制度”
はいかに機能している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6 年，第 12-15 頁）。本文所指的“毛澤東制度”相當於第Ⅱ層、第Ⅲ層和第Ⅳ層。作為當代中國中共執政合法性的象徵，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和人民幣上的毛澤東頭像，均源自這一“毛澤東制度”。
3林載桓：《現代中国政治と歴史的制度論》，加茂具樹、林載桓編：《現代中国の政治制度》，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8 年，第 10 頁。
4
同上，第 11 頁。

3

5

徑依賴中產生的制度變遷契機、即內源性制度變遷機制 。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以中共十一屆三
6

中全會為“決定性轉折點”，在其前後出現了明顯的制度化進程 。
華國鋒在 1969 年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3 年中共十大上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5 年第四屆全國人大上就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隨後，因四五運動被任命為中共
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又在粉碎“四人幫”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集7

党、政、軍三權於一身 。而在中共十二大（1982 年 9 月）上，黨、政、軍三權則分別由總書記胡耀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掌握。因此，從粉碎“四人幫”到中共十二大召開的這一過程，可理解為華國鋒政權經過 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大轉折”
後、將權力移交給鄧小平政權的過程。
另一方面，華國鋒政權通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發行，確立了關於文革理論和精神的價值判斷標準，隨後在中共十一大上修改了黨章，又在制定七八年憲法的同時確定了國歌（歌詞）。與此相對的是，鄧小平政權通過《歷史決議》否定了文革並明確了毛澤東的責任，隨後
又在中共十二大上將華國鋒從政治局常務委員中排除，並制定了八二年憲法。因此，本文將留
意華國鋒政權下的中共十一大和七八年憲法，以及鄧小平政權下的中共十二大和八二年憲法，
對華國鋒政權經過“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轉移至鄧小平政權的這一歷史進程進行梳理。
其次，介紹一下本文的考察對象，即日中友好協會發行的《中國研究》月刊。日中友好協
會成立於 1950 年 10 月。在成立大會上，協會宣佈組織不依附於國家和政府，是自發的日中國民友好運動，同時將作為國際親善、國際友好運動的一部分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1950 年代，
日中友好協會組織了中國電影上映活動、促進中國殘留日本人歸國運動、擄日中國勞工殉難者
慰靈及遺骨送還運動。1960 年前後，成為“阻止修訂安保條約國民會議”（安保改定阻止國民會議）的主幹力量，隨後又與日本和平委員會、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社會黨、共產黨組成8“推進五團體”，發起恢復日中邦交 3000 萬人署名運動 。
1966 年 10 月，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前往北京參加國慶活動。期間，代表團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禮讚，並發表《共同聲明》，將異議者批判為“試圖從內部破壞日中友好者”。代表
團歸國後，因該聲明遭到協會常任理事會的否認，遂成立新組織“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本5

同上，第 12-13 頁。
三宅康之認為，中國政治中黨政軍三位一體的統治結構于 1950 年形成，文革後被重構和制度化。三宅康之：《党・政・軍三位一体の“統治構造”》，淺野亮、川井悟編著：《概説 近現代中国政治史》，ミネルヴ
ァ書房，2012 年。
7渡邊俊彦：《なぜ華国鋒政権は「三つの世界論」を必要とするのか：華政権の現状分析》，《中國研究》91
號，1978 年，第 43 頁。
8
日本中國友好協會：《日中友好運動のあゆみ：1950～2010》（日本中国友好協会創立 60 周年記念出版），
2010 年，第 8-33 頁。
64

部”。中國方面隨即表示支持該組織，並宣佈與日中友好協會斷絕關係（協會於 1999 年與中9國恢復關係） 。
與中國斷絕關係後，日中友好協會再次確認了自身作為“日本國民的自發性運動和組織”的性質，並強調：①對中國的“特定思想”或“中國特殊局勢論”表示贊同的觀點是錯誤的；②即使在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存在差異，也要在推進日中友好運動上保持
一致團結；③干涉只是中國部分領導人的行為，要堅持友好團結的視角，避免與中國國民相互對立。在此背景下，日中友好協會“為了將協會內外中國研究者的科學研究成果介紹給更多的10人”，於 1970 年開始發行《中國研究》月刊（1984 年停刊，1985 年開始改為《季刊中國》）。
《中國研究》月刊對同時期中國的觀察與敘述，與當時日本言論界許多有關中國的言論與
認識相比，有著顯著的獨立性。一方面它與那些對日益發展的中國局勢進行“善意”解說的言
論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從反共的立場對中國的負面部分進行“惡意”解釋的傾向。
另外，從本文的課題——“毛澤東思想”的重新定義與日中關係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研究》月刊所記錄的中國觀察，一方面對中國進行文革批判和走向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表示認同，
一方面又指出了各個階段所存在的問題（課題）。在日本政府和財經界以日中邦交正常化為契機，急於推進“日中友好”的情況下，《中國研究》月刊仍一以貫之地指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即在重新定義“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過程中，“三個世界”理論始終得以堅持的問題。
當代中國政治中的“毛澤東制度”在其確立過程中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可能，筆者認為《中國研究》月刊所記錄的關於同時期中國的觀察，可以作為深入探討該課題的有效素材。

1．“毛澤東思想”的重新定義與文革批判(1)前史
1976 年 4 月，四五運動爆發。該運動源於北京市民為同年 1 月去世的周恩來總理舉行的
悼念活動。藤井五郎認為：四五運動的意義在於其如實反映了文革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的混亂局
面。同時，民眾“自發地”成為動力，在國內驚起了巨大漣漪，這將會對今後中國的動向產生
相對較大的影響。有這麼多的人仰慕周恩來總理，有這麼多的人批判文革派尤其是毛主席的夫
人江青，民眾也並非是在黨和政府的命令下集結起來的，至少絕大多數的民眾是出於“自發”

910

同上，第 34-35 頁。
同上，第 36、50 頁。

5

11

行為 。
關於四五運動，廣州的民主活動家李一哲在香港雜誌《七十年代》上發表文章指出：
四五運動中那成千上萬的詩歌到底是什麼？那是選票。四五運動是一次自發性的民意測驗，
更是一次公民投票。在這裡，人民以詩歌的形式將票投給了自己信賴的人民公僕——周恩來
類型的幹部。……同時，還以詩歌的形式罷免了騎在他們頭上的惡人12。

因四五運動的爆發，中共中央決定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
兼國務院總理。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去世。姬田光義指出：大體而言，那些極度強調意識形態、繼續
革命論、社會主義中存在階級與階級鬥爭，且認為階級鬥爭今後還將發生的一部分人，在文革
爆發後逐漸得勢。若將這些人視作文革派的話，那當然也存在著一群試圖通過日常政治實現安定穩步發展的現實主義者（實務派）。毛澤東這一絕對權威的消失，意味著失去了評判是非的
13

裁決者，同時也意味著失去了能發起並平息運動的自動控制裝置 。
加藤榮治認為：“因為毛澤東的去世，得以從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繼續革命論’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只有這個時候，中國才能在建國後首次就關於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黨內獲得14

達成共識的條件” 。

（2）華國鋒政權
1976 年 10 月 6 日，文革派的“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捕。山口正弘
對此指出了以下 3 點：①懷仁堂事變作為“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最重要的事件”，從理論上必然會帶來文革和毛澤東思想的重新評價與思想解放；②鄧小平的再“復出”問題可以作為顯
示這一過程進度的一個里程表；③已經開始的第三階段，是“後文革時代”的階段、同時也是
15“後毛澤東時代”的階段、“後毛澤東思想”的階段 。加藤榮治則批判到：“諸如文革是正
確的，毛澤東是正確的，只有江青等“四人幫”犯了錯誤的這一解釋，以及在此基礎上做出的16其他說明均毫無說服力且是錯誤的” 。
粉碎“四人幫”後， 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華國鋒

11

藤井五郎：
《ドキュメント「天安門事件」：北京四月五日》，《中國研究》72 號，1976 年，第 30、37 頁。
王希哲：《「李一哲の大字報」続編：プロレタリア階級の階級独裁のために》，《中國研究》107 號，1979 年，
第 18 頁。
13
姫田光義：《特集座談会：毛沢東なき中国》，《中國研究》76 號，1976 年，第 4-5 頁。
14
加藤栄治：《毛沢東の遺産を背負う今後の中国》，《中國研究》76 號，1976 年，第 49-50 頁。
15
山口正之：《中国の転換の当面の到達点》，《中國研究》84 號，1977 年，第 4 頁。
16
加藤栄治：
《座談会：四人組失脚後の中国》，《中國研究》79 號，1977 年，第 6 頁。
12

6

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並宣佈自己將擔任“編輯”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修正”“四人幫”對毛澤東思想所作的“篡改”，重新“正確”地解釋毛澤東思想的工作便由此展開。這一工作的首個成果便是 1976 年 12 月《論十大關係》的發表，第二個成果則是 1977 年 4 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選集第五卷所體現的文革前第一階段的毛澤東思想與文革時期的毛澤東思想，華國鋒在《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表示，其一面依賴前者，一面又致力於試圖用一種新的形式去論證兩者17

之間的連續性 。高橋勇治則認為：①第五卷的出版，以徹底擺脫極左冒險主義為目的，表明
了告別非科學的盲目主義和文革式鬧劇的決心；②《論十大關係》則為黨中央和華國鋒政權粉18

碎“四人幫”後的新路線與新政策作了代言 。
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召開。上原一慶認為，新黨章與八大黨章“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此次大會上，政治高層在民眾的壓力下達成妥協，承諾不會再次發動帶來無政府混亂狀態、
破壞生產建設的文革。另一方面，在關於試圖通過斯大林式體制實現中國的霸權主義、大國主
19

義，以及反蘇主義的議題上，會議也達成了共識 。
關於毛澤東思想和中國政治的現狀，丸山升提出了以下幾個論點：①“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思想所培育出的中共優秀黨風”的觀點，並非毫無根據；②文革時期的毛澤東思想與我們以往所理解的毛澤東思想並非一致；③“原本的毛澤東思想並非如此”的說法，也不一定是牽強附
20

會之說 。
1978 年 2-3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新憲法，同時批准了《發展國民經濟十21

年規劃綱要》，並確定了新的國歌（歌詞） 。新憲法在總體上繼承了中共十一大的路線，宣告了“第一次文革”的結束，明文規定了“四個現代化”。而這“四個現代化”目標，尤其是《發22

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成為左右華國鋒政權命運的兩個重要因素 。
關於七八年憲法的制定，高橋勇治指出：①與“四人幫”健在時的七五年憲法想比，新憲
法更進一步地將毛澤東“絕對化”了；②文革中遭到猛烈批判或被打倒的“走資派”幹部幾乎全部復出，重新回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位上；③華國鋒指出，“四人幫”＝文革派試

17

山口正之：
《中国の転換の当面の到達点》，《中國研究》84 號，1977 年，第 10、15 頁。
高橋勇治：《中國新憲法考》，《中國研究》93 號，1978 年，第 7、13 頁。
19
上原一慶：《対談：第十一回大会を読む》，《中國研究》86 號，1977 年，第 3、20 頁。
20
丸山升：《対談：「四人組」批判の現段階とその特徴》，《中國研究》89 號，1978 年，第 35 頁。
21《義勇軍進行曲》的新歌詞是“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稻子
恒夫：《毛沢東の旗と民主，法制》，《中國研究》104 號，1979 年，第 2 頁）
。1978 年 2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政協）同時召開，與第五屆全國人大一樣，這是繼 1964 年以來時隔 13 年的全國代表大會。
（松本昭子：《文革派の後退と鄧派の進出：五中全会の人事をみる》，《中國研究》112 號，1980 年，第 28 頁）
。
22
加藤栄治：
《第五期人民代表大会の周邊》，《中國研究》91 號，1978 年，第 35、37 頁。
187圖打倒的那些“走資派”才是一貫堅持毛澤東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④需要注意的是，在比較
七五年憲法與新憲法（七八年憲法）時，即使是相同的字句或條文，其意義與內容也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比如在“四人幫”時期的憲法中，“資產階級”意指“走資派”，“革命”則意
指打倒“走資派”，憲法制定的目的正是為了將這一“革命”進行合理化。然而新憲法則試圖23

保障在同樣的“革命”名義下粉碎了“四人幫”的這一勝利果實 。
關於華國鋒政權的特徵，渡邊俊彥概括了以下 3 點：①長久以來被全面化、絕對化了的清一色毛澤東主義的世界正朝著現實主義回歸，華國鋒政權一面將“四人幫”的罪行定性為是
對文革的“歪曲”，藉以表明對文革的擁護，一面又在回歸現實主義道路上勇往直前；②華國鋒政權在向現實主義回歸的同時，也保留了一定的文革政治，即党淩駕於國家之上的政治體制以及對“三個世界”理論的堅持；③“四個現代化”絕不是否定文革的理論，而是立足於同一
24

社會依據上的、中國社會主義的不同發展形態 。

（3）“大轉折”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國研究》翻譯並轉載了齊辛發表於香港雜誌《七十年代》上的一篇文章，其內容如下：這兩年來，中共的權力鬥爭以“合蓋”派和“揭蓋”派為中心展開。“合蓋”派的代表人
物是吳德，“揭蓋”派的代表人物很可能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兼組織部部長胡耀邦。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報》發表“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次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揭蓋”派試圖揭露某些人不光榮的過去，而“合蓋”派則努力
要保住自己的官位。華國鋒對團結的強調，恰恰暗示了最高領導層內部明顯還未達成團結一致。若對未來進行預測的話，華國鋒作為團結的象徵其地位會更加穩固，“凡是派”的影
響力會逐漸減弱並最終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陣營。而“實踐派”則將更加大膽地打破禁忌，
揭露矛盾，陳列事實，擺脫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教義的束縛，不僅在思想、理論方面，在行
政部門也會獲得更多的優勢25。

1978 年 11 月 19 日，北京西單民主牆上貼出第一張大字報《毛主席晚年的錯誤》。隨後，一張張大字報被相繼貼出。日本各大媒體對此爭相報導，部分大字報的內容如下：

毛主席到底有沒有犯錯誤？人民能否議論毛主席的功績？為何一提到毛主席的缺點和
錯誤就會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籤、被批判為是在攻擊毛主席？



如果人民不能表達對毛主席的真正評價，那言論的自由和民主都將只是一句空話。

必須對文革進行重新評價。必須將毛澤東的功過視為三分過、七分功。

23

高橋勇治：
《中國新憲法考》，《中國研究》93 號，1978 年，第 3、5、6、17 頁。
渡邊俊彦：《「四つの現代化」にみる中国の政治》，《中國研究》94 號，1978 年，第 25、26、37 頁。
25
斉辛：《中国共産党の新たな権力闘争》，《中國研究》99 號，1979 年，第 10、16、21、22 頁。
24

8



是誰創造了歷史，是毛主席還是人民？26

從北京大字報的出現到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再到民間刊物的出
版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稻子恒夫通過對這一過程進行整理，發現這些大字報中出現了
許多無法刊登在國內《人民日報》《紅旗》《北京週報》上的聲音，而且這些聲音存在著一定數
27

量的支持者 。
在 1978 年 11 月 9 日召開的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等“實事求是派”對汪東興等舊文
革派、即所謂“凡是派”展開了批判。該會議持續了一個月以上，以鄧小平的勝利告終，其結
果和主張延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由此，“三中全會精神”以確立“實事求是”的立場和“民28

主與法制”為目標，成為黨的基本方針 。
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戶張東夫與上原一慶指出：①在三中全會上，黨的正式機關首
次承認了毛澤東也有錯誤。關於文革，會上指出了雖然毛澤東的主觀意圖是對的，但在具體過
程中存在著錯誤和缺點，由此打開了批判文革的道路。三中全會雖是政治妥協的產物，但其確
立了鄧小平等現實主義者的政治路線；②“四個現代化”路線的基本政策基調是富國強兵，其以推進霸權主義、大國主義為目的；③現在的中國仍未處於可以真正依靠民眾的力量來推進現29

代化的階段，現代化的推進還須依靠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領導 。
山口正之則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恢復名譽為依據，主張重新審視人民共和國
時期的中共黨史，其相關論點如下：即①在 1949 年革命勝利之後的歷史進程中，若 1966 年開始的文革時期與 1958 年的大躍進時期是“錯誤”的話，那“正確”的便只剩下 1950-1957 年
和 1959-1965 年的這兩個時期；②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對文革路線進行修正的中國，正在30逐步回歸到文革以前的時代 。

（4）鄧小平政權
1979 年 6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該會議遵循“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的路線，對憲法作了部分修改，並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 7 部法律。
稻子恒夫對該會議作出如下評價：“這意味著，劉少奇領導下的中共八大（1956 年）所制

26

池谷勝：
《資料・壁新聞》，《中國研究》100 號，1979 年，第 25、26、27、28 頁。
稻子恒夫：《毛沢東の旗と民主，法制》，《中國研究》104 號，1979 年，第 9-14 頁。
28
渡邊一衛：《中国民主運動と鄧・趙体制》，《中國研究》119 號，1981 年，第 10 頁。
29
戸張東夫、上原一慶：《対談：「北京の春」はすぎて：三中全会から中ソ条約廃棄まで》，《中國研究》102
號，1979 年，第 11-12、 10、16 頁。
30
山口正之：《中国のベトナム侵略：その対外政策のいきつくところ》，《中國研究》101 號，1979 年，第 3536 頁。
27

9

31

定的法制路線經過長時間的中斷後終於得以復活 ”，並總結了以下 4 點：①新的組織法規定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召開一次，並設立常務委員會作為常設機關。此點在重建代議制民
主上具有重大意義；②中國長時間在刑事領域中沒有可供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遵循的相關法律，因此何種行為屬於犯罪、又該如何進行定罪與量刑一直沒有明確的標準（以往都是把1957 年毛澤東提出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刑事政策的經典法則）；③為
了使“四個現代化”不僅可以利用西方各國的技術也可利用其資金，會議緊急起草並制定了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④全國人大確立的新方針對中國法制的重建與發展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32

但其能否落實則要看中國領導層能否放棄談論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旗幟 。
1979 年 9 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四中全會，葉劍英在會上發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講話。對
此，山口正之認為該講話是中共中央現階段在批判總結上所能達到的最高水準，並將其內容概括為以下幾點：①中共八大的各項決定是正確的；②反右派鬥爭“犯了擴大化錯誤”；③大躍
進路線犯了“領導經濟建設時違背客觀規律”的錯誤；④1959 年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不正確”的；⑤“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是正確的；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同時，山口還指出其兩個問題，即⑦未能正式為劉少奇“恢復名譽”；⑧未對建國 30 年來外交路線的動搖與轉變進行批判總結33。
關於魏京生被捕（1979 年 3 月）以及隨後的鎮壓民主運動事件，尾崎莊太郎表示“對於這一年來針對中國民眾民主運動的鎮壓，我深感疑問與憤怒”，並指出以下 5 點：①1978 年
11 月中共對四五運動作出重新評價，以此為契機，全國性的民主運動驟然高漲。但中共隨即34

35

以傅月華事件 、魏京生事件 等為藉口，開始全面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一方面強調“民主”，另一方面又在逐步完善以鎮壓民主運動為目的的法律體系；②文革的另一群受害者——下放知青回到了城市，他們對合法的生存權利和工作權利的要求成為了一大動力；③光36

謄寫版的定期和不定期刊物（小字報）就達十幾種、共計百萬部；④魏京生、劉青 、傅月華

31

稻子恒夫：
《毛沢東の旗と民主，法制》，《中國研究》104 號，1979 年，第 15 頁。
稻子恒夫：《中国の法と新しい法律》，《中國研究》105 號，1979 年，第 5-7、13、27-28、30、33-34 頁。
33
山口正之：《80 年代中国の出発点》，《中國研究》108 號，1980 年，第 38 頁。
34
1979 年 1 月 8 日，北京爆發上訪農民的大遊行，據說參加人數達到數 10 萬甚至 100 萬。北京女性民主活動家——傅月華為接待上訪者數日不眠不休。她的被捕最終牵涉到魏京生、劉青的被捕，成为之後民主活動家
遭受迫害的起点（渡邊一衛：《中国民主運動と鄧・趙体制》，《中國研究》119 號，1981 年，第 12 頁）。
35
1979 年 3 月，各城市一同發佈取締遊行和大字報的通告。16 日，鄧小平在中央幹部面前發表譴責民主運動的講話。聽聞此事的魏京生出版《探索》號外，對鄧小平進行激烈的批判。北京市發佈取締大字報的通告時間
為 3 月 29 日，與其他城市相比發佈時間最晚，當日魏京生遭到逮捕。逮捕行動持續至 4 月，據說僅北京就有
數百人被捕（渡邊一衛：《中国民主運動と鄧・趙体制》，《中國研究》119 號，1981 年，第 13 頁）。
36
劉青出生於國民黨將軍家庭。因長期療養返回北京時適逢民主運動，遂編輯出版《四五論壇》。1979 年 1132

10

等中國民主運動的鬥士們雖然性格、動機、原因各不相同，但他們共同彙聚成了一條民主運動
37

的大河；⑤魏京生審判 並非是一場為了人民、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審判，而是一場屬於上個世38

紀的思想審判和信條審判 。
這一時期，中共強調確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重要性，同時民眾在大陸地區也可以訂閱到香港《七十年代》和《爭鳴》等雜誌。另外，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便遭到逮捕被關押了近 30 年的託派成員也終於在 1979 年夏天恢復了人身自由。同年 10-11 月，文藝工作者代表
會議在北京召開，在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中開展批判運動的文學官員周揚等人與在運動中遭39

到批判的丁玲等人一同出席了會議 。
另一方面，1979 年 6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於 1980 年 1 月
開始實施，這裡也反映了魏京生、傅月華審判中所涉及到的“罪刑法定主義”問題。劉青則基
40

於親身經歷提出了關於中國法治的另一個問題——勞動教養制度 。1979 年 12 月，根據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的通告，所有粘貼在北京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一律被清除。1980 年 441月，《四五論壇》出版第 17 期後停刊，至此北京的民間刊物全部消失 。
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以下幾項決議：①決定為劉少奇恢
復名譽；②批准汪東興、紀登奎 、吳德、陳錫聯的辭職；③建議全國人大從憲法中刪除“四42大民主”（中國公民“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條款 。
恢復劉少奇名譽的決定是在不提及毛澤東個人責任的形式下進行的，對此松永義衛指出：“很顯然，在隱瞞毛澤東個人責任的情況下對文革與毛澤東的政治錯誤進行總結是不可能的”43。山口正之也認為：“問題在於，通過劉少奇的名譽恢復，試圖用各種新的解釋來還原‘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的做法已經到了極限。‘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已傷痕累累、失去了領導人

月，因在西单民主墙前販賣載有魏京生审判記錄的《四五論壇》第 14 期而被警察拘留（尾崎庄太郎：《魏京生
事件と民主化運動の抑圧》，《中國研究》113 號，1980 年，第 40 頁）。
37關於魏京生、傅月華的審判，參照渡邊一衛：《中国民主運動と鄧・趙体制》，《中國研究》119 號，1981 年，
第 16-18 頁。魏京生審判於 10 月 16 日進行。主要的起訴理由為向外國人洩露有關中越戰爭的軍事機密，判處
有期徒刑 15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魏京生雖試圖上訴，但 11 月 6 日被法院駁回維持原判。傅月華審判於
10 月 17 日進行，在之前的 8 月傅月華已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 年，隨後其向高等法院上訴。檢察機關對其追加了在 1 月遊行中誣告中共黨員的罪名。11 月，傅月華被秘密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38
尾崎庄太郎：《魏京生事件と民主化運動の抑圧》，《中國研究》113 號，1980 年，第 35、37、38-40、43 頁。
39
渡邊一衛：《中国民主運動と鄧・趙体制》，《中國研究》119 號，1981 年，第 13、15 頁。
40
劉青：《絶望的回想と観察》，《中國研究》132 號，1982 年，第 15-17 頁。
41
編集部：《中国周邊整理メモ》，《中國研究》110 號，1980 年，第 32 頁；《中國研究》115 號，1980 年，第 2
頁。
42
松永義衛：
《劉少奇名誉回復・文革逆転判決への道：五中全会と民主化を読む》，《中國研究》112 號，1980年，第 2、6、10 頁。
43
松永義衛：《毛沢東批判はどこまで可能か：五人代への道》，《中國研究》116 號，1980 年，第 16 頁。

11

44

民的權威，而‘高舉’能將其取而代之的、‘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旗幟的時代正在到來” 。
關於“四大民主”，松永義衛概括如下：①“四大民主”原本在文革時期耀武揚威，七五年憲法也未將其寫入關於公民基本權利的第 28 條，而是將其寫入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第 13 條中，隨後其又在“批林批孔”、“評水滸”運動至 1976 年打倒鄧小平的一系列政治過程中繼續發揮著影響力；②“四大民主”後來被寫入七八年憲法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中，至三中
全會期間，甚至在五中全會的汪東興、吳德、紀登奎、陳錫聯“辭職”一事上依然發揮著強大
的威力；③憲法對中國人民（特別是沒有黨內發言權和決策參與權的非黨員群眾）直接發表意見的權利（如李一哲的大字報和北京之春的西單民主牆）作出具體規定，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積
45

極意義。而“四大民主”條款的刪除，很可能會導致這一積極意義的喪失 。
1980 年 8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會議將體現文革理念的“四大民主”從憲
法條文中刪除。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由趙紫陽繼任。
1981 年 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作出宣判，
電視臺對其進行了轉播。起訴狀中揭露了其 4 大罪狀，即“誣陷和迫害党和國家領導人，策劃
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謀害毛澤東，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 2 年執行）、剝奪政治權
46

利終身，另外 8 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16 年至無期徒刑，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
關於這一審判，加藤榮治總結了以下 6 點：①一開始並不包括對林彪集團的審判；②電視臺的轉播，意在借審判林彪集團和“四人幫”來向國內外宣佈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③在普通民眾之中引發了這樣一個疑問：即“四人幫”所犯的錯的最多不過 5%或 10%，基本責任
難道不是在毛澤東身上嗎？④從總結歷史問題的角度來看，將林彪和“四人幫”的審判結果
公諸於世是為了表明對文革的明確否定；⑤依據審判結果對文革進行全面否定以及對毛澤東
開展局部批判將會成為下次黨大會的議題，但真正需要討論的恐怕是華國鋒地位的處理問題；⑥要想對中國的現代化起到幫助作用，毛澤東批判僅限於文革是不夠的，還需要從毛澤東和毛47

澤東思想中解放出來（大躍進、人民公社批判） 。至此，對否定文革與毛澤東思想兩者之間
的關係作一個官方性的總結，已經成為了不可避免的議題。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以下幾項人事決議，即①同意華國

44

山口正之：
《五中全会の後にくるもの》，《中國研究》112 號，1980 年，第 41 頁。
松永義衛：《劉少奇名誉回復・文革逆転判決への道：五中全会と民主化を読む》，《中國研究》112 號，1980年，第 18-20 頁。
46《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団事件判決書》，《中國研究》121 號，1981 年，第 15 頁。
47
加藤栄治：《インタビュー：鄧小平の陰謀》，《中國研究》121 號，1981 年，第 4、6、9、14 頁。
45

12鋒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的請求（降格為副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任書記處
總書記）；②選舉鄧小平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③晉升趙紫陽（國務院總理）為政治局常48

務委員會副主席；④增選習仲勳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同時，全會還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
關於《歷史決議》，松永義衛解釋道：①毛澤東與林彪和“四人幫”等反革命集團的區別
僅僅在於“主觀善意”這一點上。歷史決議之所以將文革定義為內亂而非反革命，是因為不追究毛的刑事責任已然成為了一個默認的前提；②決議將林彪定位為渴望權力的野心派、而非具
有自我淨化能力的一派（一味地將毛澤東置身于“受害者”的立場），借此承認當時軍事行動
的合法性；③對走上文革之路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明確的評價；④決議第四章（“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 10 年”）中隨處可見隱瞞事實的“小伎倆”；⑤決議中並未提及對《毛49

澤東選集》第 5 卷的處理 ；⑥決議最大的問題在於缺少關於文革的國際性總結（決議認為文
50

革時期毛澤東的對外政策、包括對“三個世界”理論的重新確認，都是正確的） 。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召開。會議廢除了黨中央主席、副主席制度，改為總書記制，並新設中央顧問委員會。另外，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作為領導党一切日常活動的核心組織，由51

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 6 人組成，僅華國鋒一人被排除在外 。
胡耀邦在大會上作報告。報告中雖出現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超級大國等詞
彙，但至少其將美蘇兩國視為同一等級，這意味著《歷史決議》中基於“社會帝國主義”論和52“三個世界”理論的路線開始發生了變化 。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憲法，這是繼五四年憲法，七五年憲法，七八年憲法之後的第 4 部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八二年憲法，稻子恒夫指出：①憲法序言追加了 4 月草案中沒有的一段表述，即“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份

48

松本昭子：
《鄧・胡体制の成立か：六中全会の人事をみる》，《中國研究》127 號，1981 年，第 33 頁。
關於華國鋒政權，《歷史決議》指出：①1976 年 10 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
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②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
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決議第 25 項）。1982 年 4 月，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停止發行（劉金田、吳曉梅：《〈毛澤東選集〉出
版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第 141 頁）
。
50
松永義衛：
《「六中全会」と中国の動向：「歴史決議」を読む》，《中國研究》127 號，1981 年，第 20-21、2122、24-25、26、28-31 頁。
51
松本昭子：《時評：「文革」色・「文革」派の一掃か》，《中國研究》141 號，1982 年，第 5 頁。
52
石川賢作：
《中国共産党第十二回大会と国際関係》，《中國研究》141 號，1982 年，第 34 頁。大會指出，作為改善對蘇關係的條件，蘇聯需要表示改善對中關係的“誠意”，採取“實際措施清除對亞洲和平與我國安
全的威脅”。並認為蘇聯的威脅指的是①向中苏、中蒙邊境集结军队，②越南對柬埔寨的“侵略和統治”，③對阿富汗的“侵略”這 3 點（渡邊襄：《時評：中ソ和解と対ソ正常化三条件》，《中國研究》143 號，1983年，第 4 頁）。
49

13

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另外，憲法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統一戰線組織，
今後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②在草案的準備階段，出現了這樣一個改革方案，即將有著
3000 多名代表的全國人大作為議會並採用兩院制，但方案最終未被寫入憲法；③憲法恢復了
國家主席一職；④新憲法規定在人民公社的原有基層單位——鄉中恢復人民代表大會和鄉政
53

府；⑤從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可以看出，新憲法反映了 1980 年代初的中國政治狀況 。
關於第⑤點，稻子進一步解釋道：
在四項基本原則中，以“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形式囊括了“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這種不自然感想必誰都能意識得到。文革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聲名狼藉”的七五年憲法則堪比一本羅列毛澤東名言警句的《毛澤東語錄》，七八年憲法也保留
了《毛澤東語錄》的特色。與此相對的，新憲法中除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序言）以外，並未引用毛澤東的話語或他愛用的句子。儘管如此四項基本原則依然強調了要堅持毛澤東思想，那麼這裡所指的毛澤東思想究竟為何物？在 4 月公開的草案中有這樣一段表述，即“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然而新憲法卻
未將該表述寫入其中，僅僅只是記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54。

關於這一時期的外交局勢，松本昭子將以下 3 點列為“1982 年特別值得關注的動向”，
即①中國針對蘇聯的靈活應對態勢；②繼義大利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之後與法國共產黨恢復55

關係；③邀請關係最為“緊密”的朝鮮和羅馬尼亞領導人訪華 。此處對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 1981 年 6 月《歷史決議》期間，未能完成的關於文革和毛澤東思想的國際性
總結作出了新的定位，即，通過 1982 年中共十二大與八二年憲法的頒布，針對美、蘇的獨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取代了“三個世界”理論的國際認識。

2．“三個世界”理論與國際契機（1）概觀經過對 1970 年至 1974 年反美反蘇統一戰線的“中間地帶”理論的重組與轉換，1973 年
8 月，“三個世界”理論作為毛澤東的國際政治觀在中共十大上被正式提出，此後一直被反復
強調為中國必須堅持的國際政治觀和國際路線。它一方面加強了與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之間
56

的政治、經濟交流，另一方面對蘇聯的對抗和譴責態度一直是有增無減 。

53

稻子恒夫：
《中国の新憲法》，《中國研究》143 號，1983 年，第 8、9、10 頁。
同上，第 10 頁。
55
松本昭子：《時評：中国共産党，対外路線の変化》，《中國研究》142 號，1983 年，第 38 頁。
56
渡邊俊彦：《なぜ華国鋒政権は「三つの世界論」を必要とするのか：華政権の現状分析》，《中國研究》91
54

14

華國鋒政權時期的“三個世界”理論，是與中共十一大路線——即在文革理論與精神的影響下推進“四個現代化”的政治路線有著緊密聯繫的國際政治觀，更是在中國政治局面下57

擁有著深層政治理由的國際政治觀 。換言之，①作為“三個世界”理論下的國際形勢，世界
各國人民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高漲，以“第三世界”為主力軍的反蘇統一戰線正逐步形成；②該理論的基礎是帝國主義戰爭不可回避論，它無視了世界人民進行反戰和58

平運動的事實；③它要求美、日、西歐各國與蘇聯為敵與中國為友，加強與中國的同盟關係 。
關於鄧小平政權時期的國際認識，山口正之概括了以下幾點：①“為實現‘四個現代化’，
中國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句中國外交的口頭禪實質就是“反對霸權主義”口號的具體內涵；②其結果導致“中國迄今為止仍未正式放棄的‘三個世界’理論”日漸式微；③
原本的“三個世界”理論不僅包含了反對蘇聯霸權主義，還包含了所謂“第三世界是世界革命的主力軍”的理念，但如今“和平的國際環境”優先於“世界革命”，因此“反對霸權主義”
59

也就被弱化成了“勢力均衡”的現狀維持 。如前所述，1981 年 6 月的《歷史決議》認為，文
革時期毛澤東的對外政策、包括對“三個世界”理論的重新確認，都是正確的。
此後，一直到中共十二大召開與新憲法通過，“和平的國際環境”的主要內容由“維持現狀”轉變為了“與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換言之，為了與“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中60

國拒絕被他國在權力博弈中打出的“中國牌”所利用，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立場 。
自此，中國外交的基調，由源於文革精神、在 1970 年代初美中接近與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國際契機下提出的“三個世界” 理論，轉換為 “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

（2）華國鋒政權
1975 年 1 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上重申“四個現代化”目標。為了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從國外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為此，1973 年至 1977 年，中國引進了總額
達 39 億 6000 萬美元的工業設備，其中包括 13 套化肥設備、4 套合成纖維設備和 3 套石油設

號，1978 年，第 40 頁。這一時期的“三個世界”理論，雖不至於是毛澤東等文革派與務實派的同床異夢，但其一致的表面下仍包含了許多不一致的地方（松永義衛：《三中全会から中越戦争への過程：《人民日報》の論調》，《中國研究》104 號，1979 年，第 26 頁）
。
57
渡邊俊彦：
《なぜ華国鋒政権は「三つの世界論」を必要とするのか：華政権の現状分析》，《中國研究》91
號，1978 年，第 46 頁。
58
米澤秀夫：《中国経済 10 ヵ年計画の問題点》，《中國研究》94 號，1978 年，第 4-5 頁。
59
山口正之：《激動のなかでの「冷静実務」会談：華国鋒の来日》，《中國研究》114 號，1980 年，第 8、9-10
頁。
60
山口正之：
《日中国交回復十周年：日中復交十周年と八十年代の展望》，《中國研究》136 號，1982 年，第
49 頁。

15

61

，正是繼承了“四個現代化”的發展
備 。1976 年華國鋒提出的《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
戰略。但這一發展戰略規定的各項指標無視現有國力，脫離了實際，比如規定在 10 年內建設62

10 所與鞍山鋼鐵廠同等規模的鋼鐵基地，將鋼鐵產量從 2390 萬噸增產至 6000 萬噸 。關於這段時期的情況，《中國研究》中出現了以下幾種觀點。
試圖在 1980 年之前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做法雖然有些操之過急，但不可否認的
是這成為了美中接近與日中恢復邦交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出現急速增長、貿易依存度異常上升的原因之一63。

對美系國際大石油公司和美國農業資本而言，“中國”成為了他們目前最感興趣的事
情之一，美中貿易的擴大對於美國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中國本身64。

為實現工業化，目前的中國反而在向日本和西德尋求所需的科學技術以及其他援助。只要日本和西德對中國的現代化仍具有一定意義，那麼特別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中國對
蘇聯採取的對抗態勢將不會發生改變65。



目前的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量很小，其八成以上均面向西方國家。考慮到近鄰有
一個先進工業國日本的存在，中國與歐美的貿易量約占六成，體現了該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66。

成為“新朋友”的日本獨佔資本，正滿心歡喜地期待著也許可以將脫離長期結構性不景氣的解決之道寄託於巨大的中國市場67。

寶山鋼鐵廠的問題在於日方。日方抱著中國已經開始了日本式經濟高度增長的幻想，將
鋼鐵廠建在基礎設施尚未完善的地方。儘管日中關係日趨緊密化但仍出現了這樣巨大的失誤和誤解。中國一面堅持標榜社會主義，一面只在經濟層面引進資本主義的要素，
這會給當今的經濟帶來巨大混亂，說不定會發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68。

1975 年 4 月，越南南部解放，次年 7 月，南北越統一。新局勢的出現不僅迫使美國改變亞
69

洲戰略 ，也使得主張第三世界團結起來建立反蘇統一戰線的中國不得不採取新的應對之策。
中國以東南亞的領導者自居，而新的社會主義強國——越南的誕生很可能會對中國的立
場造成威脅，這對中國而言自然是不願意看到的。越南戰爭期間，毛澤東邀請尼克松訪華並與

61

田中仁、加藤弘之等：《新図説中国近現代史：日中新時代の見取図》，法律文化社，2012 年，第 188 頁。
同上，第 188 頁。
63
山口正之：《新段階に入った中国をめぐるいくつかの問題について》，《中國研究》76 號，1976 年，第 43
頁。
64
倉淵隆三：
《アメリカのあらたな対中アプローチ》，《中國研究》73 號，1976 年，第 79 頁。
65
稻子恒夫：《座談會：第五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研究》91 號，1978 年，第 12 頁。
66
櫻井明治：《座談會：第五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研究》91 號，1978 年，第 17 頁。
67
山口正之：《中国の近代化と日本の資本》，《中國研究》100 號，1979 年，第 103 頁。
68
中嶋嶺雄：《対談：何をなそうとするのか中国》，《中國研究》117 號，1980 年，第 9、10 頁。
69
美國認為，現今多米諾理論雖然日漸式微，但仍然適用於東南亞局勢，而且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很可能出自“與莫斯科強化關係的河內”（倉淵隆三：《アメリカのあらたな対中アプローチ》，《中國研究》73 號，1976 年，第 73 頁）
。
62

16

70

之相談甚歡，這對於越南來說明顯是一種背信棄義行為 。
1977 年 1 月，柬埔寨在國界線附近對越南展開了大規模軍事行動。柬埔寨一方面通過嚴
酷的建設路線（不惜以“屠殺”等極端手段進行動員）、以及在激烈的內部對立中升級與越南的對抗以謀求達到國內的統合；另一方面通過加強與中國的關係避免經濟的破產。而波爾布特＝英・薩利政權正是這一政治選擇的結果。柬埔寨的這一選擇，得到中國的全面支持，最終導71致了柬越戰爭的爆發 。
721978 年 7 月，中國宣佈全面停止援越項目 ，隨後大量越南華僑返回中國。對此古田元夫
解說道：
越南的共產主義者，為了使越南的民族解放運動能集中打擊其主要敵人——帝國主義，有意識地避免激化越南人與華僑之間的矛盾。而在今年 3 月開始的資本主義改造運動中，越南
自然要對資本家和商人進行改造。針對不願意被這一變革統合的華人，若中國試圖行使保護權，派遣船隻將其接回中國社會主義的身邊，那就意味著對外宣佈華人不會被東南亞的
社會主義所統合。另外，歸國者在華人人口所占的比例中，北部的要相對較高73。

（3）“大轉折”
1978 年 8 月 12 日，日中兩國簽訂友好和平條約，日本各政黨於當日發表聲明或談話。除
74

日本共產黨以外，各黨均表明了“由衷歡迎”之意 。
關於日中友好條約的簽訂，山口正之指出：因該條約的簽訂，日本毫無疑問地被置身於美、中、蘇三國“權力較量”的正中心。時間正值“後越南戰爭時代”的黎明期。一方面美國不得
不重新制定亞洲戰略，另一方面中國的反霸權主義的主要內容則變成了四大國勢力均衡的現狀維持。對內政策方面中國正進行著“去文革”化，但對外政策方面中國卻在進一步強化文革路線。只要“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被不容倒退的客觀必然性支撐著，那麼其對外路線或早或晚75

都會往更加理性的方向發展並最終被“現代化” 。
對於山口的觀點，小杉修二作出了如下批判：本人認為日中條約帶有極為危險的本質，對
世界和平與社會主義事業極為有害。山口認為“四個現代化”構成了中國“國家利益”的基
本內涵，日中條約基本上是日中兩國間的和平友好條約。然而現實是美、中、日三國的反蘇准

70

金子德好：
《ベトナムからみたカンボジアと中国》，《中國研究》92 號，1978 年，第 27 頁。
古田元夫：《今日の中国・ベトナム紛争について》，《中國研究》95 號，1978 年，第 10-12 頁。
72
副島種典：《社会主義諸国にたいする中国の姿勢と諸国の対応》，《中國研究》100 號，1979 年，第 79 頁。
73
古田元夫：《今日の中国・ベトナム紛争について》，《中國研究》95 號，1978 年，第 4、7-8 頁。
74
家正治：《日中平和友好条約の検討》，《中國研究》96 號，1978 年，第 40 頁。1966 年日本共產黨因文革評價問題與中國共產黨產生分歧，隨後兩黨斷絕關係。
75
山口正之：《民主的な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ための試論的検討：日中条約の締結を中心に》，《中國研究》
96 號，1978 年，第 26、28、30、32、39 頁。
71

17

軍事聯盟正逐漸形成。日中條約危險的本質在於，日本的經濟和技術、地緣特性將與美中的反76

蘇軍事實力以及霸權主義式的軍事實力相互結合 。
1979 年 1 月，美中正式建交。在時事專題座談會上，出現了以下幾個觀點：①美中建交是
在美中蘇三元結構和中國外交環境的作用下實現的（戶張東夫）；②全球化格局超越了美中兩國的對立，它與所謂新冷戰或“溫戰”的國際環境以及中國國內的現代化和毛澤東批判絕非毫無關係（中嶋嶺雄）；③越南戰爭之後的所謂“亞洲現狀維持”體系，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77

的簽訂為契機開始呈現流動化（柴田穗） 。
同年 1 月，訪美中的鄧小平提出新的“三個世界”理論。即，將“第一世界”的蘇聯視為
主要敵人並聯合另一方的美國，與“第二世界”的日本、西歐各國建立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合作關係以推進“四個現代化”政策。結果導致中國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力
78

度減弱。同年 2 月中越戰爭爆發，社會主義陣營宣告瓦解 。
1 月 7 日，柬埔寨救國民族統一戰線解放首都金邊，受到中國支持的波爾布特＝英・薩利
政權瓦解。2 月 16 日，中國軍隊進軍越南，18 日越柬簽訂和平友好合作條約。3 月 4 日越南決79

定發佈全國總動員令，中國政府於次日發表撤退聲明 。針對中國國內有關中國軍隊入侵越南
的報導，松永義衛指出：爆發了如此大規模的戰爭，但官方媒體卻未向國民報導戰爭的開始，
這是非常可怕的異常現象。另外，日本報紙所描述的事態與中國《人民日報》所報導的情況存80

在著非常大的落差 。
1978 年美中關係取得新的進展，被評價為“非正常化的正常化”。美國承認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但作為交換，美國多次強調在解放臺灣問題上不應使用武力。同年 11-12
月，蘇聯與越南簽署友好條約，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成立。為應對突發的局勢變化，美中兩國決定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關於美中邦交正常化，美國的官方說法雖為“一個中國”，但實81

際上在美國的眼中卻是“一中一臺” 。

76

小林修二：
《米中接近は「脱文革の一歩」か「反ソ主義の補強の一歩」か：山口正之氏の中国論の問題点と根源》，《中國研究》98 號，1978 年，第 19、20-21 頁。
77
柴田穂、中嶋嶺雄、戸張東夫：《座談会：米中外交・毛沢東批判——中国はどこへゆくのか》，《中國研究》
100 號，1979 年，第 4、6 頁。
78
渡邊襄：《「蜜月時代」から「米中安保協力」へ：危険なブラウン訪中》，《中國研究》111 號，1980 年，第
48 頁。
79
和田一夫：
《何を期待するか 中国：最近の米・日・中関係》，《中國研究》107 號，1979 年，第 54-56、59
頁。中村悟郎：《インタビュー：ベトナム・カンボジア現地報告》，《中國研究》103 號，1979 年，第 12 頁。
4 月 3 日，中國政府決定 1950 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
80
松永義衛：《中越紛争と《人民日報》報道》，《中國研究》101 號，1979 年，第 22-23 頁。
81
渡邊襄：《「蜜月時代」から「米中安保協力」へ：危険なブラウン訪中》，《中國研究》111 號，1980 年，第46-47 頁。

18

另外，關於美中建交前後的臺灣政治，戶張東夫概括了以下 5 點：①臺灣的民主運動以1977 年 11 月的中壢事件為開端，這一年黨外人士 4 人奪得縣市長席位；②以美中建交為契機
國民黨轉向鎮壓政策，1979 年 7 月發生了美麗島事件（鎮壓持續至 1980 年 5 月）；③黨外人士的主張雖多種多樣，但國民黨的鎮壓反而促成了黨外人士統一戰線的成立；④關於兩岸關係，
蔣經國針對葉劍英的“九條方針”提出了“三不政策”（在臺灣，大陸的主張反而成為了國民黨進行獨裁統治的藉口）；⑤1975 年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所採取的政策（起用臺灣人，本省82人與外省人共同合作進行經濟建設），使臺灣的 GNP 增長至中國的 6 倍 。

（4）鄧小平政權83

1979 年 12 月，大平首相訪華，提出對華經濟合作三原則並正式決定提供對華經濟援助 。
在此之前，副總理谷牧于 9 月訪問日本並正式向日本政府申請了總額達 55 億美元的巨額借款。
而不到 3 個月的時間，大平內閣就以反常的速度決定對華提供首年度為 500 億日元（約 2 億美84元）、總額達 15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對此，山口正之認為：“對於現在的中國而言，比起美
國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高額的兜售要求，大平首相的現金式伴手禮（政府的對華經濟援助）
顯得更有魅力。中國當今的國家利益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是國際形勢的客觀要求，85

與中國領導人的主觀意願無關” 。
對華經濟援助包含了日方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補償”之意，其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幫
助苦於外資不足的中國、援助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其幫助下，寶山鋼鐵廠的二期工程得以
繼續。另外，作為“日中友好的象徵”，大平首相還承諾要在北京無償建設一座現代化醫院（中86

日友好醫院） 。
在 1980 年舉行的“現代學生與中國認識”大學生座談會上，大學生們針對政界與財經界
主導下的日中友好，發表了以下觀點：①1970 年代初的“中國熱”與最近的“中國熱”有著
很大的不同。以前毛澤東的書籍相當暢銷，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報導也很多。而最近則變成了宣傳中國是有著古老文明且值得交好的國家，同時也是有著巨大市場潛力的國家；②日中友好條約簽訂後不久便出現了，諸如中國市場十分巨大、學會中文就能找到工作的形象宣傳；③隨
87

著財經界的介入，迄今為止為推動日中友好所作的不懈努力也開始向財經界傾斜 。

82

戸張東夫：
《インタビュー：台湾は何処へ》，《中國研究》141 號，1982 年，第 9-16 頁。
編集部：《中国周邊整理メモ》，《中國研究》110 號，1980 年，第 32 頁。
84
山口正之：《世界のなかの日中関係》，《中國研究》109 號，1980 年，第 30-31 頁。
85
山口正之：《激動する世界と模索する中国》，《中國研究》111 號，1980 年，第 32 頁。
86
田中仁、加藤弘之等：《新図説中国近現代史》，2012 年，第 188 頁。
87編集部：《現代の学生と中国認識（座談会）》，《中國研究》118 號，1980 年，第 7、8、12 頁。
83

19關於 1980 年代初的日中關係，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 1 點是中國殘留孤兒（戰爭遺孤）問題。《中國研究》第 126 號（1981 年 8 月）的專欄
“小字報”中記載：“戰後日中關係中隱晦的問題、如中國殘留孤兒返日尋親、歸國、申請定居等問題在這幾年突然引起關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後，特別是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那些
得知自己日本親人身份的人（包括戰爭孤兒）為了定居而返回日本，或為省親而前往日本的例
88

子開始迅速增加” 。
第 2 點是教科書問題。1982 年，一則新聞報導稱日本政府提出審定意見要求將歷史教科
書中的“侵略”改為“進出”一詞，以該報導為契機，中國和韓國開展了批判運動，教科書問題也隨之國際化。中國方面，繼 6 月 26 日的新華社電，6 月 30 日《人民日報》對此也進行了
報導。針對中國外交部在 7 月 26 日和 8 月 5 日提出的修改要求，日本政府於 8 月 26 日發表宮89

澤官房長官談話試圖平息事態 。這便是歷史問題國際化的開端，而這一歷史問題自 1990 年代
至 21 世紀期間又有了新的發展。

結語
通過以上考察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從《中國研究》所記錄的同時期中國觀察中可以看出，
四五運動至“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和民間刊物的發行）期間出現的民眾訴求，是對文革時
期中國政治的異議申訴，而這些申訴正決定了當代中國政治中“毛澤東制度”的形成（“毛澤東思想”的重新定義）。鄧小平政權在與之對峙的同時，將民眾訴求進行了轉換，並在社會主
義民主與法制的脈絡下試圖將其制度化。
同時，民眾試圖擺脫文革的意志也為這一時期的農村改革確立了方向。
《紅旗》1978 年第3 號發表了萬里的文章《認真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文章指出：粉碎“四人幫”後，中國農村的緊要課題是實行按勞分配。只要嚴格實行，農民的現金收入就會增加、生產熱情就會高90

漲 。從 1979 年秋起，曾被視為農村發展模式的大寨模式開始遭到批判，1980 年 8 月以後這一
91

批判逐漸升級 。而人民公社作為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象徵，也於 1980 年代中期開始逐漸退出92

中國農村的舞臺 。
88

報人：《小字報》，《中國研究》126 號，1980 年，第 1 頁。
高橋磌一、戸張東夫：《対談：問題は「侵略」か》，《中國研究》140 號，1982 年，第 3 頁。
90
米澤秀夫：
《中国経済 10 ヵ年計画の問題点》，《中國研究》94 號，1978 年，第 11 頁。
91
渡邊基：《中国農業政策の「歴史的転換」：大寨型から各戸請負制の容認まで》，《中國研究》125 號，1981年，第 55 頁。
92
小杉修二認為：“人民公社是由農民主導建設的觀點是錯誤的。…若中共没有强制性的将人民公社推广至
89

20當代中國政治中“毛澤東制度”形成的另一個相關論點便是香港媒體的作用。如本文所
述，這一時期在中國大陸也能訂閱到《七十年代》和《爭鳴》等香港雜誌，《中國研究》也有
翻譯、轉載王希哲和齊辛的文章。對此，松永義衛指出，①香港《七十年代》發表齊辛的《打破“毛澤東不會犯錯誤”的神話》後，該文的摘要被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發，
並稱該文“在大眾之間掀起了巨大的討論”；②考慮到《參考消息》的性質，該文很有可能是
93

一篇有意通過“逆進口”的方式洩露到大陸的文章 。
第二，關於當代中國政治中“毛澤東制度”形成的國際契機。
94

戶張東夫介紹了一則有趣的事例，體現了臺灣與中國對於波蘭問題的不同反應 。即、①
臺灣當局十分警惕蘇聯對波蘭的入侵。因為美中兩國若針對蘇聯的介入而開展合作，結果可能
會導致美國對臺灣干預的弱化；②對於中國而言，波蘭問題有兩層含義。一是波蘭問題應由波
蘭自己解決，蘇聯不應介入。二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同樣蘊含著與波蘭的國內問題相同95

的危機 。正如八二年憲法草案中關於全國人大兩院制構想所示，中國政治改革的嘗試，在基於國內要素的同時也與各式各樣的國際契機有關。
96第三，關於日中關係的當代視角。1980 年代，日本社會對中國有著極為友好的印象 。1979
年，文革后的中国首次上映外国电影《追捕》（原名《君よ憤怒の河を渉れ》，由高倉健、中野良子主演），引起了在文革中飽嘗辛酸的中国觀眾的強烈共鳴。另外，以戰爭遺孤為主題的小說《大地之子》（1987-1991），是作者山崎豐子於 1984 年與胡耀邦總書記三次會面、並獲得採訪許可後，根據實地調查而創作的。
21 世紀以後，中國各地發生反日遊行，又因日本首相和內閣大臣參拜靖國神社，導致日
中關係、日韓關係日趨惡化。東亞的歷史問題，在中國國內政治中以抗戰勝利紀念日、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形式被日趨制度化；同時由於日韓兩國在世界遺產上的對立和日中兩國在97

世界記憶遺產上的對立，以及慰安婦少女像的擴散等原因，東亞的歷史問題被逐漸國際化 。
江沛在論述當今中國媒體的反日現象時指出：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自 80 年代以來中國民眾對於日本製造業的良好印象依然在延續著，
全国，人民公社的悲剧只不過是一個地方性事件而已”（小林修二：《米中接近は「脱文革の一歩」か「反ソ主義の補強の一歩」か：山口正之氏の中国論の問題点と根源》，《中國研究》98 號，1978 年，第 33 頁）
。
93
松永義衛：
《壁新聞への過程：《人民日報》などの論調からみて》，《中國研究》100 號，1979 年，第 39 頁。
94
1980 年 7 月，以波蘭北部格但斯克造船廠的罷工為契機，獨立自治工會“團結”成立。1981 年 2 月就任首
相的雅魯澤爾斯基，為對抗蘇聯的介入于同年 12 月發佈戒嚴令。
95
戸張東夫：《米中対立するか》，《中國研究》133 號，1982 年，第 15-16 頁。
96
依據內閣府“關於外交問題的調查”，1978 年至 1988 年，日本人對中國的“親近感”維持在 60～80%。
97
田中仁：《総論：21 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歴史問題》，田中仁編：《21 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歴史問題：思索と対話のための政治史論》法律文化社，2017 年，第 4 頁。

21

崇尚現實生活觀念的他們，並沒有將對日本戰爭認識的政治反感帶入生活，日本電器甚至
其它生活用品仍然是品質的象徵98。

上述現象，正是從本文所論述的“毛澤東制度”形成期的日中關係發展中衍生而來。因此，
站在當今的立場，我們很有必要對當代中國政治中“毛澤東制度”的形成與日中關係進行重
新考察。

98

江沛：
《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中国の歴史認識》，田中仁編：《21 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歴史問題》，2017 年，第196 頁。

22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9-1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9-1

現代中国政治における「毛沢東思想」の再定義と日中関係―月刊誌『中国研究』に見る同時代の語り田中仁Redefin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China Relationship: Chinese Observationsin the Monthly Magazine "Chugoku Kenkyū"
TANAKA Hitoshi

要旨今日，天安門正面に掲げられた毛沢東の巨大な肖像画や中国紙幣（人民幣）に刻印される唯一の人物としての毛沢東は，彼が現代中国政治において中共による一党統治を正当化するシンボルと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これらが含意する「毛沢東思想」は，1945 年の歴史決議と党大会によって定義されかつ彼の存命中に存在していたそれと同じではない。76 年 10 月，華国鋒らに逮捕・拘束された四人組（文革派）が掲げていたのは「毛沢東思想」であったし，華国鋒政権もまた「毛主席が行ったすべての決定を断固として維持し，毛主席によるすべての指示に一貫して従う」と主張した。さらに「実践が真理を検証する唯一の基準である」としてこの「二つのすべて」を批判した鄧小平もまた，79 年 3 月，社会主義，プロレタリア独裁，共産党の指導とともに「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と毛沢東思想」を「四つの基本原則」に指定した。81 年 6 月，中共 11 期 6 中全会「建国以来の党の若干の歴史問題についての決議」を採択，①文化大革命（文革）は建国以来もっとも甚大な挫折・損失であった，②文革は毛沢東が発動・指導した，③毛沢東が犯した誤りは偉大な革命家が犯した誤りであった，と規定した。結果，「毛沢東思想」は，文化大革命に結実する毛沢東自身の左よりの誤った観点を排除し，かつ「毛沢東同志の科学的著作に集中的に概括される」中共の集団的営為の結晶であるとする再定義に到達する。
本稿は，1976 年 4 月の天安門事件から 1982 年 12 月の憲法採択にいたる「毛沢東思想」
再定義の過程，ならびにその背景をなす日中関係を，日本中国友好協会系の日本語月刊誌『中国研究』が行った同時代観察を素材として考察する。

担当委員（鄒 燦∗）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大阪大学・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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