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Ⅲ②

社会系统中的安全、放心、信赖―论围绕风险社会与中国食品之间的结构性课题三好 惠真子1. 绪论
随着作为引领世界经济火车头之一的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对其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围绕食品安全的状况也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并上升为可
能带来社会和政治影响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最近的 10 年间，中国的食品业保
持着每年 15%以上的快速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事故却频繁发生，
对此中国国内也把食品安全问题视作一个社会热点。基于这种情形，自 2009
年《食品安全法》（后述）制定以来，每年都举行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通过完善监督管理体制、调整相关法律体系、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等措施，中国强
化 食 品 安 全 的 对 策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进 步 （ Ni&Zang,2009;Global Food Safety
Forum,2011;Lui et al.,2013）。尤其类似出口海外的 CHINAGAP（中国良好农业规范）制度和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制度等均采纳了国际标准，食品安全制度也有了革新和进步（南石，2010）。作为全球热点关
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性的潮流。从 2010 年开始，北京每年都会举行
由国际食品科技联盟（IUFoST）和食品科学技术学会(CIFST)共同主办的《食品安全国际讨论会（International Forum of Food Safety）》。讨论会中都会包含
当时最受世界关注的主题，例如《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全球供应链与风

109险信息的食品安全管理》、《面对加强食品安全的全球性挑战》等等。同时，来自国内外企业、学术机关、行政关系等的 300 多名与会者汇聚一堂，讨论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然而，中国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污染食品之所以可以在社
会中蔓延开来，可以推测是因为快速增长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化等客观原因造
成现行的安全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出现脱钩。而且，中国存在着显著的地区间
差异。东部、南部沿海地区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形成了压缩型工业化、快速
城市化，大量消费社会的形成导致了复合型的环境问题。与之相反，西部面临
仅凭日益枯竭的资源维持消费型经济、贫困和环境恶化等的制约。因此，地位
急速提升的中国尽管在食品安全方面也在向世界水准靠拢，但其将全球标准化纳入视野为前提的应对方案则未必显现出成效。作为全球性课题的食品与安全
问题，其危害的发生以及成因积累都以特定的地点展开，其程度也与地方的多样性密切相关，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加以重新审视。
在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如此戏剧性地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际关系、国际
秩序的前所未有的变化的背景下，关注承担现代东亚国际环境主轴的“日中关系”面临何种现代性的课题，愈显重要。关于“围绕食品安全性构建中日合作体制”的议题亦不例外。两国特别是在经济上（贸易、投资、人际交往等侧面）
均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关系的紧密化。但由于政治、外交、
资源、环境等问题也出现了对立，甚至日益尖锐化的情形，相互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因此，在本研究中，关于围绕食品安全的安全、放心、信赖等问题，将从“社会系统”方面进行总体审视，从理论、实际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具体来说，将焦点放在中日的食品安全、放心问题上，以造成日中外交问题和经济损失的中国食品的事例为素材，从多层次的角度分析中国食品安全的固有问题的性质以及衍生出仅凭追求科学意义上的安全是无法消除疑虑的这种 “即便安全也不放心”的社会结构的普遍的多层性。
进一步的，从这种不安的交流，或者说这种已经形成的情绪反应的“现实”
出发，立足于叙述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的场的重要性，随后通过对尼克拉斯·鲁
曼的《社会系统理论》（鲁曼，1993&1995）的应答，并进行概念重组，尝试具

110

体探讨有助于消除中日间的摩擦的社会情景出现的可能性。之所以运用鲁曼的理论，是因为它不仅仅把握了功能分化的社会的“自创生态理论”，还站在俯瞰的角度从社会的“关联性”出发，也即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层面的角度来看待风险的问题，以此为基础把握了社会的各个侧面。其理论的汇总过程中广博百
家之言（马场，2001），故而基本上对于现实的多样性，具备灵活且开放的特性。
在此需澄清的是，由于本研究的核心是围绕中国食品安全出现的日本消费者的“放心”、“信赖”问题，故性质上与其说是研究中国食品安全的科学性课题，还不如说是关注由日本进口中国食品的关系所引发的各种问题。通过导入多种领域都关注的鲁曼理论作为对照系对具体事例进行诊断，本文期待能对围绕食品问题中中日关系如何调整争取安全、放心、信赖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从多重
角度认识当今的环境问题的背景中所存在的“非知”的问题，并对后续的建设性议题有所帮助。

2. 研究的着眼点和分析框架１）仅追求安全性却无法让人放心的社会
变的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环境问题等“新的风险”(1)也相继出现，对于决定与决定所影响的领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存在（小松，2003）。
也即是说，风险，这一支持产业社会的保险制度中经常会被提及的概念，通过
概率计算而能对未来的损失进行预测，作为具有客观性的能被计算的情况，到了 80 年代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的新的类型的风险，由社会、文化
因素构成正是其特征，由此导致了“现在看到的未来”与“在未来的实现了的现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并且，由于发生的概率异常的低，想要事前计算
非常困难（不可见的风险），从而带来了难以预测的损失，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称为例外。进一步的，这种新的风险难以作为确定的对象进行把握，时间上，
空间上的范围极其广泛。
为了认清这种风险的现实性，举一最近震惊世界的事例，2011 年 3 月在111

日本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安全神话”的破灭，到现在仍然遗留有诸多的未决问题。但作为教训永远刻印在我们记忆里的这个
事故再次让人们理解到因为风险是伴随着人的行为出现的危险，所以要完全规
避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为追求便利性和经济性而开发出来的“技术”本身其实就是社会系统未完成的产物，是否适用于社会适用仍存悬念。换而言之，有风险是决策的伴生物，人们企图规避风险的行为本身就存在风险，蕴含风险的状态是无处不在的。
言及食品风险问题，媒体轰炸式报道的食品造假事件虽然并不意味着安全
管理的失败，但也打垮了人们的心理防线，这个事实说明了要让人彻底放心和
完全信赖，仅靠追求科学方面的安全性是无法完成的，其难度也是不可估量的。
显而易见，食品的“安全性”尽管能通过科学的发展达到一定的保障程度，但驱动人们安心的心理因素是很复杂的。
对于这“不可见的风险”，以及所导致的“不安的交流”频频发生的这一事态，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单从安全工学的角度显然难以应对，而从社会系统的角
度如何应对正是本研究的考察目的。以 2008 年 1 月末在日本发生的“中国产
速冻水饺中毒事件(2)”作为具体事例，将焦点置于其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上。
同时，在曾尝试从多层次分析中国食品安全和日本消费者的不安、不信任之间
的结构性关系的先行报告（三好，2009a ;Miyoshi,2009）的基础上根据鲁曼的风险论的应答进行分析型构建（2-2 所示），并进行再评价。总体上以本事件作为案例，在 3 从“由媒体信息带来的新风险”的视点，在 4 从“系统信赖的课题”的视点出发分别进行论证，并与结论相对应。
就最终的调查结论而言，该事故是在中国国内被人为掺进有毒物质而造成的。尽管这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范畴，但由于中日政府的见解出现分歧以及合作关系的脆弱演化成外交问题，也影响到了经济层面，在食品安全、放心的问题上留下了诸多复杂的课题。这次事故发生以后，日本国内的消费者及企业出现过度规避中国食品的情况，为追求对食品的“放心”而纷纷转向“国产”。
然而，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仅有 40%，客观上不得不高度依赖于进口食品。这个
事件让我们重新认清现有的粮食供需结构，并进一步明了如果撇开与中国的关系根本无法构建食品安全、放心的保障体系。

112另一方面，中国对当时提出的《食品安全法（2009 年施行）》草案进行了
大幅度的修改，这也可以解释成这次教训促使中国在食品安全制度上加速了改
革的步伐。
2）分析型结构：鲁曼的理论体系的应答
安全、放心及信赖的概念在各个学问领域及试验场所广泛受到关注，尤其是在讨论应对风险型社会(3)的政策立案时更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对风险概念的重视，得益于 1980 年以后在社会学领域从新的角度兴起的关于风险问题的议论。然而，风险这个概念，在很多领域被使用，风险研究也有很多种类，故而想要对风险进行分类并不是那么容易，这里将整理对几个观点进
行整理，以明确讨论的核心。
奥尔特温·雷恩认为，风险研究主要包括 7 个方面，①保险数理研究，②
毒性学及流行病学，③概率风险分析,④风险的经济学,⑤风险的心理学,⑥风险
的社会理论以及⑦风险的文化理论（Renn,1992）。被普遍接受的风险研究的概念一般为,为安全工学和决策时候提供基准的基于概率论的风险论,或依存于微观经济的风险论,而依照雷恩的分类,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多种方式的风险研究（小松,2003）。另一方面，克劳斯·贾普，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强调需要依靠背
景的依存性（依靠社会性、文化性因素的构建主义）来进行分类（Japp，1996），
尤其是后者的风险文化论的研究(4)，同鲁曼的风险论一道，对 80 年代之后的社会学的风险研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鲁曼则以“观察”这一自身的风险概念进行区分，对于雷恩提出的 7 个分
类，其中①保险数理研究到⑤风险的心理学是依存“第一次观察”的风险概念，⑥风险的社会理论与⑦风险的文化理论则是依存“第二次观察”的风险概念，而鲁曼本人则更强调后者。而乌尔里希·贝克尽管同样明确的站在构造主义立场
上，却不能说是在进行“第二次观察”。 (5) 对于风险的概念，在贝克的观点（ Beck,1986;Beck,1998 ） 中 ， 是 与 安 全 概 念 相 对 立 的 。 而 鲁 曼 的 观 点（Luhmann,1968;Luhmann,1993&1995）中，将其定义为对未来不利的可能性，
与危险的概念有明确的区别。也即是说，根据鲁曼的说明，风险/安全的区分，
是与对象世界的现象（技术,物质,事情,状态）的属性有关联的，这也就是第113

一次观察。而风险/危险的区分，也即是想对将来的损害进行说明的时候，需要对于第一次观察再一次进行观察（第二次观察），这样能够观察到平常的风
险/安全的区分所观察不到的东西，这一点正是鲁曼的风险论的着眼点（小松，2003）。也就是说，着眼于社会性的观察的模式的差异，通过第二次观察，则
有可能把交流的概念与风险的概念结合起来。而本研究，就是立足于这一点，
对于风险/危险的差异，决定者/被影响者的差异，以及从被影响者的立场表明
的非知（未被特定化的非知。详细内容后叙），应该如何把握，而试着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鲁曼所主张的关于“风险/危险”区别的论点在各个领域快速
传播开来，“风险信息交流”领域和规避、降低风险的对策研究领域，也广泛
接受了这种基本概念和认识，从而逐渐渗透到社会中。“信息交流”在实操型的风险研究领域里也
受到重视，其原因是
风险管理尽管是致
力于提高未来“安全”的行为，但驱动图１精细化预测模式图以及受媒体信息和风险管理机构的信赖程度的影响这种行为的是人们
“不安”、“担心”等的“心理状态”。如果在这里运用鲁曼的解释，疑似存在的
不确定性将变得可视化，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形成产生意识（个人心理系统）和信息交流（社会系统）的环境（鲁曼，1993&1995）。因此，利害关系相关方围绕食品安全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心理因素所导致的“即使安全也不放心”这种
社会结构（中谷内，2003&2008）。
现在的日本社会是一个对外界依赖度较高的“社会分工型社会”，人们能
否“放心”取决于他们对所依赖的专家和行政的“信赖”程度。于是，由这种
放心导入的信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二重过程理论”里对其形成架构有系统的说明（图 1）114

本文认为一个人对于某件事的处理的方法取决于：①是否有信息处理的动机，②是否有具体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有处理信息动机且有处理能力的时候，处理才会按照“中心路线”进行，并充分斟酌对方的意见和信息内容，仔细考虑经提示的论据，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见。
另一方面，如果处理动机和能力都比较低，就按照“周边路线”进行。这
时，通过从传达意见和信息的对方的“信赖度”和“魅力（专业性）指数”等
周边的线索，决定能否接受对方的见解，但并不一定会充分斟酌客观信息的内容。关于食品的安全性，许多人表示强烈的关心，具有较好的处理信息的动机，
但对于获得信息的真假和正当性却很难凭自己的能力去分析和评价。因此，一般消费者并不理解内情，只是根据对发送信息当事人的信赖程度等去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这种复杂的分工细化的社会中，带来了新的风险，根据单纯的风险管理，
风险政策的顺利推行显然困难重重，故而开始对“风险交流论”产生了越来越高的期待。然而鲁曼的风险概念，比起这样的风险交流论，其意义则更上了一
层（在 4 以及结论中论述）。
本研究依据《社会系统理论》（鲁曼，1993&1995），以社会系统的要素由
交流来组成，社会系统形成后又通过交流的再生产得以启动及获取张力为基本概念。以社会系统为对象而不是个人是因为食品问题是具有复杂性的全球性的课题。简而言之，个人单独应对食品问题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有必要让社会系统代替个人来承担和完成“缩减复杂性”的课题。社会系统通过发挥缩减复
杂性的功能，也可以给个人层次的当事人之间带来示范效应。如此一来，作为
社会系统要素的将不是“个人”，而是“交流”，而另一方面，在鲁曼的研究中个人则被视作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系统的“环境”，而有了下边的想法。相比一
般的社会系统，个人是具有更大的可能性的复杂的“环境”，是立足于各种人
与各种交流相结合，并与社会中的各种机能系统相关联（小松，2003），这种
包含了多元化的现实感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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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交流平台之一的的媒体所带来的新的风险
依鲁曼的观点，社会系统
就是不断地从交流中产生交
流的一种自动循环体系。甚至，交流还被解释为是由“信
息”、
“传达”、
“理解”这三层的选择过程互相结合的产物（如图 2）而且认为“信息的选择”、“多数传达可能性中的选图２

鲁曼关于交流的 3 个概念的位相

择”、“多数理解可能性中的选择”在对应发生的场合下成立，当这 3 种选择的功能全部被汇集在一起时进入综合流程时，就产生了交流。
另外，关于交流的不确实性，①理解（能否理解对方在想的问题）的不确
实性、②到达（能否把交流传达给对方）的不确实性、③成果（交流能否被对
方接受，发挥效果）的不确实性，有这三种不确实性存在，特别是一些扩充文
字、印刷、无线通信等的媒体，它们起到把到达的不确实性转换为更确实的东
西的作用，鲁曼是这样解释的（鲁曼，1993＆1995）。
但是，在各种信息不断扩散的信息化社会，尤其是处于传达方和接收方中间的媒体，会影响到“信息”、“传达”、“理解”的选择过程，而且在很多时候
可能会左右个人的思维决定和传达行为。因此，以中国产速冻水饺中毒事件为
例，从交流的选择过程中的切入口重新分析媒体的影响力。
１）信息交流中“到达”的不确实性：信息选择的课题
中国产速冻水饺的中毒事件发生后，中日两政府以及日本企业如何应对该事件，有那些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通过在网络上收集信息（厚生劳动省；在线读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中国国际放送局），依此进行了比较研究(6)（表 1）。

116

*根据厚生労働省；読売オンライン；中華人民共和国駐日本大使館；中国国際放送局）的资料笔者制作

日本企业当中，JT、生协都较快地实施了彻底回收和强化管理体制。在此应留意的是在事件发生后的较早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就已经表明将协力查清事
故原因（2 月）。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日本政府发表了“在中国混入有毒物
质的可能性较高”，而中国政府却发表了“不可能在中国国内混入”的对立性意见。而且，在 2 月，从德岛县的商店出售的天洋食品公司的速冻水饺的外包
装袋中检查出附有有毒物质，起因是店内使用过的杀虫剂这一事实被公布之后，
中方又主张“出现问题饺子的原因也是归于日方”等言行，使得彼此双方意见
渐行渐远。

117

在 5 月和 8 月召开的大型外交舞台上，中日虽然呼吁要强化共同合作，但事实是，双方对于事件原因的见解的差异却越来越大。两政府见解的对立，更是导致了媒体与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在日本的网络上对于中国的批
判也是越来越多。而且据报道，中国国民因为至今国内信息受到封锁，仍然有
人相信日本人是犯人的说法(7)。之后，中国国内 6 月也发生了饺子中毒，在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后，中国政府在 8 月承认了有毒物质是在国内混入的。但是，因为日本政府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公布了这个事实，所以导致了日本国民的
不信任感的加深。
从此调查中也可以看到，在此期间，中日两政府和日本企业把采取的各种为强化安全的行动都详细地公布在了各自的 HP 上。但是，详细查看政府和企业的网络信息的人并不多，而且关于这些内容，报纸和电视等比较容易入手的
媒体几乎都未报道，可以推测，即使是这样的事实，如果消费者方不主动获取
的话，有助于消费者的安心相关的信息也很难有效传达。
２）内在理解的欠缺和自主思维决策的缺席：涉及消费者的安心・信赖感
的影响鲁曼认为，只能靠信息和传达的选择而互相结合的场合，没有交流，被传达的信息被选择性地以某种方法理解
时，就会出现非常少见的一种
交流。只是和信息、传达一样，
理解有选择，必须要从多种可能性当中用多样的方式来理解。
图 3 是以每日新闻的早晚刊《日刊每日新闻》为准，
在事件发生以后，刊登的和中
国制食品、农作物相关内容的图３有关中国产食品和农产品的报道件数（参照日刊「毎日新聞」2008/1〜2009/1，笔者制作）

118

数量以月份显示的数据。发现该中毒是在 2008 年 1 月 30 日，但是在 2 月份才
有大幅的整日追踪报道，上升到了 197 件。

图４ 报道出现过热化熱时期有关 2008 年 2 月的相关新闻（197 件）的影响值 （（日刊毎日新聞，2008/1〜2009/1）を元に筆者作成）

接下来又把 2008
年 2 月火热报道的 197
件的主要内容分成了五
大块：①中国政府对应
方面的关联报道，②中
国生产者・制造者对应
方面的报道，③关于日本企业对应方面的报
道，④关于日本政府对应方面的报道，⑤其他（受害和影响等，也就是和消费者的不安和不信任相关的）(8)。结果，被划为⑤的增强消费者不安不信任
的负面新闻占了 60％以上，①和②的和中国相关的报道仅占了极少的 10％。
而且，不只是这些被分类的报道的数量，根据各报道标题的字体数值平均
以后的值（冲击值）比较来看（图 4），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越是负面的东西报道就越多。
如上所述，对于这些过热的报道，几乎很少有消费者可以用相当的洞察力
和客观性判断来对应，只停留于享受来自媒体的负面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结果

119都深陷在对中国自身抱有负面情感的系统里。同时，交流・媒体也可以解释为是一种抽象的常态化的选择代码（鲁曼，1990），把系统整体的复杂性呈现为
无数的断片化形式，将信息接收方的个人围困在曲解和误会的楼阁当中。
而且，在此期间，“在中国甲胺磷杀虫剂可以尽情使用”的报道使媒体像
注射了兴奋剂一般大肆转载，由此导致的流言造成的多方损失(9)大多数都是从
媒体的信息发送方式和消费者的信息接收方式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其结
果，在外部依存性很高的当今社会，处于被动接受信息方的消费者很容易产生对食品的安心感和信赖感的曲解，要看透这个事物的本质是非常困难的，在本事件的演变过程中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对照鲁曼的风险理论（鲁曼，1993＆1995），风险的认知，虽然是伴随着对于未来的变化人们采取能动的对应所带来的结果而产生，但是对于处在被动接收信息方的人们来说，由于自主思维决策的欠缺，有可能就一直处在将外界视为危险的状态。
３）交流成果的不确实性：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综上所述，从结论上说中国产速冻水饺中毒事件是由于在中国国内被人为
混入了有毒物质，对此中日两国政府也表明了一致的见解。因此，日本消费者应拒绝的仅是天洋食品公司产的速冻水饺，然而日本消费者对来自中国的所有
食品都表现出了抵触情绪，甚至
加大了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不信任感，留下了不可忽视的芥蒂。
在这里，将考察中国产速冻水
饺中毒事件的发
生对日本的中国
食品的消费动向
有没有产生影图５

2005-2008 年期间中国食品进口额的各月变化
（参照財務省『財務貿易統計』笔者制作）

120

响，特别是对消费者行为在对应上述媒体信息和政府、企业的对应中有没有产生变化进行了跟踪排查。
图 5 是从 2005 年到 2008 年的中国食品的进口额，依据财务省的贸易统计以每月的变化量为准表示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年，3 月和 9 月进口额减少的原因
可能是正逢农产物和海产品收获的空窗期。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
事件的 2008 年，有了特别奇怪的推移。
也就是说，在事件发生后的 3 月开始，进口额急速下跌，在这之后，也看不到恢复的征兆，与其他年份相比出现了特别低的低谷。出现这种变化可能是
由于发生了事件之后，中日两政府采取的禁止进口・禁止出口的措施以及企业规避中国食品的影响，并不能直接地反映出消费者的购买行动。但是，企业和
政府的作法也是在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之后采取的对应结果，而中国食品进口额出现的长期低迷状态如实地折射出了消费者的购买行动和意识。也就是说，
本事件对于日本消费者而言，被视为一个非单发性的事件，而是长期影响个人消费行动导致较大程度冲击的问题。
以上的结果表明，媒体等的选择代码，通过象征性的传导将个人联系起来，进而对社会产生影响，其功能是显著的，同样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４）与危机四伏的现实愈行愈远：农产品贸易中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食品
安全措施
以下将依据统计数据等对中国原产蔬菜的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呈现的中日关系互动以及中国应对食品安全采取的措施的动向进行客观的评价。
首先，日本从中国进口蔬菜的数量及其在进口蔬菜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来看，
尤其是 1990 年代以后有着显著的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中国蔬菜的出口贸易
国中，日本远远超过了美国和韩国，占第 1 位。近 10 年来，中国和日本的食品供需关系，以蔬菜为重心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密切。日本的消费者对新鲜
价廉的食品有着强烈的需求，而日系食品公司也需要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同样地中方在创造和维持就业机会以及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研发等方
面有赖于日本食品公司的帮助，显而易见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现状是“互惠互利
的关系”。

121

中国政府对频发的食品公害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于 1992 年成立
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开始普及“绿色食品”。此后，中国政府又于 2001
年推出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以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 4 个城市为试点，从产地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屠宰场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抗生素和农药残留量的抽样调查，并逐次向全国各地推广。中国采取的强化食品安全的措施，不仅针对海外出口产品，也针对国内产品。中国政府正以强势的作风展开
确保中国食品安全的各项措施，其对食品安全和环保是否有效的关键仍是“无
公害食品”。
经过上述的整改，实现了包括有机农业和高级绿色食品的（AA 级）一体
化以及普通绿色食品（A 类）和无公害食品的一体化的制度整合，同时为了彻底确保安全和保护环境，经过研究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并于 2009 年 6 月正式生效。然而，此法是在 2007 年 12 月提交草案，此后一边参考公众的意见，
再经过四次商议后，才得以定稿。不幸的是其间发生了中国产速冻水饺中毒事
件，并演变成中日之间的外交问题。此外，这一年在中国还发生了三聚氰氨毒奶粉事件，审议正是在这些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事件发生的同时进行的，鉴于这些经验和教训，对当初提交的草案重新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除了规定有关行政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还推出了举报义务以防止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恶化的隐瞒事实或销毁证据，并强化食品检验的制度，对有安全问题
的食品强令实施回收等的制度都包括在修改范围之内。因此，此内容是从防范严重事故和确保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全面构建食品链安全网的必要措施。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改进出口专用食品的质量是当务之急，对此已经实施了比国内消费品更严格的管理体系。对于出口产品，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
力，例如派遣安检人员赴现场指导，鼓励将容易残留农药的菜叶类作物转作为
不易残留农药的根菜类作物等。政府在 2002 年 8 月制定了“进出口蔬菜检验检疫管理法”，事先对出口蔬菜种植区进行登记，纳入管理对象。检验当局采取突发的现场抽样检查，对出口食品执行严格的检疫。此外，将多家出口企业组织起来进行行政指导，防止在分散的农地擅自栽培的现象，而将生产集中在大农场，方便实施农药和生产管理。在中国，“批发商一揽子收购方式”是常见的，当问题出现时，因为这种方式很难追朔产品的出处，在确保食品安全方122

面被视为一个老大难问题。如果选择登记制度，就可以鉴别产地和农户，消除以往的弊病。此外，在 2003 年 1 月，引进了 “Traceability（食品溯源管理）”的国际化标准，要求每个出口公司在出口的文件上都要按义务标示农场的登记
号，同时对未登记的企业在其提交的每项出口单时都要
实施严格的检疫。
鉴于这种状况，可以说包括面
向日本在内的出口专用农产品，比国
内的产品管理更严格，从而具备了很好的安全水平。事实上，有报告表明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均经过彻底的安全检查且违规率逐渐下降。表 2 显示 2007 年进
口的冷冻食品检疫违规率，表 3 显示的是过去几年中国冷冻食品检疫违规率（厚生劳动省“进口食品监控统计”）。与其它国家相比，尽管中国冷冻食品的检 疫违 反 件数 的数量
不少，但检疫违规率比美
国还低 0.19％（表 2），且可以 看出 中 国冷 冻食品
的检 疫违 反 率已 经在逐
年下降（表 3）。
鲁曼主张，提及作为今天的环境问题的背景之一的“非知”的问题的时候,
与知/非知的区分相并列,非知本身的内容的区分（被特定化的非知/未被特定
化的非知）也应该作为问题被认识。
“被特定化的非知”,是从风险的发现、评价出发,进行风险的回避·预防·减轻·迁移等措施的风险管理的时候,从决定
者的立场所考虑的风险。然而,在今天关于环境问题的交流,居于“危险”的立场，作为被影响者其表明的非知,却是“未被特定化的非知”,想要通过定量的123风险计算，而让人信服是非常困难的（小松,2003）。因此,鲁曼在非知的交流
上，把围绕人们的“不安”“担忧”等“未被特定化的非知”视为问题所在,进一步的明确了非知的区分，并把着眼点放到了围绕着非知的交流场上。另一方
面，想要构建决定者/被影响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其关键在于被影响者对于决
定者的信赖达到了什么程度。而下文，将讨论“信赖”。

4．作为缩减社会复杂性的 “信任” ：对系统信任的挑战
鲁曼信任理论的基础是对信任承启的“社会功能”的功能分析（Luhmann，
1968 年;鲁曼，1990）。吉登斯和鲁曼，都提到了在现代社会人们为了避免或减
少风险而设立的“信任” 制度，但吉登斯提出的是一种“抽象的系统”（对货币等“象征性标识（如货币）”和“专家制度” 的信任） （吉登斯，1993）。对此，鲁曼则对 “社会复杂性的缩减”的“信任”机能进行了研究，并对现代社会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 的重心转移进行了考察。
在此基于 3 个结果尝试从“信任” 的角度进行考察，但进行分析时要留意鲁曼把信任看作是“被夸大的信息”的观点。因为，在考察跟“信息”有关的“信任”时候，如果没有可供判断的信息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存在信任，但是否拥有
完整无误的信息以及可信度也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即，“信任” 是一个拥有一定信息量的状态的现象，对对方的“信任”意味着对其有限的信息量下的赌注。
1）从“知彼”关系的缝隙中派生出来的“信任”降低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 40 年，在此期间，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
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然而，内阁府实施的“对中好感度”的经年变化（图 6）显示好感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本事件发生的 2008 年，跌到了历史最低值 31.8％（内阁府）。与其说是本事件降低了好感度，不如说是对中好感度呈下滑趋势时，由于中国产速冻水饺中毒事件使其发生更复杂的演变。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源于知彼而支持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真正对话，相互理解，确定合作关系的 “信任”度还很脆弱，很容易产生动摇。

124此种现象与道格拉斯的把风险文化理论视作 “不是针对危险的现实性本身，而是对其如何演化成政治内容进行的议论”的见解 （Dauglus，1992） 所一致。
2）有关制度信赖的管理分析
鲁曼认为，根据熟悉度所产生的信赖，匹配的是单纯的有秩序的社会，但在“先进文化的社会秩序”里，尽管人格
的信任有保障，但还是存在 “制度信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列举了 3 个（表 4）人们对别人确立“信任”的重要因素，它们分别是对方对风险实
施 管 理 的 “ 能 力（Competency）”，体现警戒风险管理姿态的 “动图６ 对中国表示持好感度的日本人比例的变迁（根据内阁府『世論調査』笔者制作）

机（Motivation）”，以及
与 风 险 管 理 者 具 有 相 同 价 值 观 时 的 “ 主 要 价 值 类 似 性 ” (10) ，（ 内 谷 ，2008;Cvetkovich&Nakayachi，2008）
本研究在参考先行研究(11)的基础上（中谷等人，2008），以本校本科生 100
人为对象，调查了他们对中国制冷冻食品的“关注”度以及对各个组织（中国政府，中国制造商·进出口业者，日本政府，日本的进出口业者）的“信任”度等，对后者尝试从 “价值相似度评价”、“能力评估”、“动机（公正性）评
价”的三个指标进行分析。

125

首先，比较一下信任度，日本政府（3.8）>日本进出口商（2.7）>中国政府（2.3）>中国生产商·进口业者（2.0），这与上述在 2008 年 2 月有关新闻报
道的事件件数的顺序所一致，日本政府（33）>日本企业（16）>中国政府（16）>
中国制造商·出口商（9），这很可能表示媒体的信息量，反映了人们的信任度。
可以看出对各组织的信任要素存在明显的差异（图７）。即对中国政府感觉到与自己拥有相同价值时的信任度很高，对其公正性也比较认可，但对其能力和信任的关系性评价是最低的。对于中国生产业者·进出口商被认为有着和
自己一样的价值或在公正性方面其信任度会稍微高一些，但同样能力评价和相关性视为很低。另一方面，对日本政府，认为和自己有着同样价值时，信任度
同样很高，但不同的是在能力评价相关性上有着很高的评价，在公正性方面显
示很低的相关性。这显示，日本政府的安全措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人们的认知结构当中。至于日本的进出口商，有 3 个不同点，在公正性方面信赖度
最高，接着是价值的类似性评价，能力评价。所以，纵观以往的食品作假事件，可以充分理解到欠缺公正性的企业行为将在瞬间失去消费者的信赖，甚至破产。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导致相关各组织的信任度的要因各不相同，价值类
似性较高的行为非常有效，其公正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据此，有关各方分享
信息并尊重彼此的立场，争取加深相互间的了解，是今后风险交流管理的关键
所在，本研究的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的风险评估要
获得“信任”，作为科学责任的延长线，决定决策是否正确的政治责任的条理
性以及现状并不理想。换而言之，与风险管理业务相关的组织，除提高保障安
全性的能力之外，还应更多地考虑在促进 “安全”和“信任” 的沟通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风险交流成功，达成合意或获取信赖，也并不意味着问题已被解决，对此鲁曼提出了“达成合意的多种信赖的技巧的危
险性”这一看法。也即是说，被影响者并非一体同心的，而风险交流并不能化
解“决定者/无决定权的被影响者”之间的差异，倒不如说其中包含了潜在的危险性。因此，鲁曼的“被影响者要不断的可视化”的含义，与“不被劝阻的思想沟通”这一政治文化的构想也有一定关系，在结论出将再次进行深入探讨。

126３）通过二次观察的自己相对化：根据对中国留学生的半结构化访谈“社会系统理论”认为，所谓交流就是“观察”，社会系统和其他系统一
样，也是一个观察的系统（鲁曼，1993＆1995）。另外，将对观察的观察称作“第二次观察”虽然可以观察到其他观察者的盲区，先知先明，“潜在的结构”，
但和“第一次观察”有所不同，可以将自己所做的观察程序进行逆向推理，从
而实现角度的的客观化。
在危险和风险概念中，第一次性观察只能取 “风险/安全”的二分法，但第二次观察则可采纳“风险/危险” 的二分法。这里并不是主张第二次观察优
于第一次性观察，而是利用其通过设定识别“风险/危险”的标识有别于在日常使用的“风险/安全”从而 “能够观察到不可见的事物”，这也是鲁曼的意图。
本研究在进行与有关信任的分析的同时，于 2009 年 1 月末也对从中国来到大阪大学的 4 名留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并导入鲁曼的观察概念与访谈结果进行对比。希请留意的是本调查的实施时期约是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左右，
是中国政府告知嫌疑人被拘捕的前一年。问题大致是下述四点，①关于对中国的食品问题（特别是饺子中毒事件）的日方报道，②中国国内的食品安全性③针对围绕食品问题的中日关系所提的直率的意见。
Q1 你怎么看日本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A1a：事件发生是事实。但是，在还不知道这一事件真相的阶段，日本媒体立即开始追究中国的责任。不要只追究中方也同样要平等的追究日本的食品管理问题。
A1b：我觉得，无论是中国或日本试图把责任强加于一个国家的这种报道的方法存在问题。我认为这是个人恩怨的问题。把个人的问题，渲染到包括国际因素的贸易等方面的话，就会升级到国家之间的问题。在饺子中毒事件报道中，日本过于报道了中国不好的一面。
A1c：问题是在不清楚事实真相的阶段，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似乎是在抢收视率。
Q２：对于中国的食品安全怎么想？
A2a：在中国三聚氰氨混入事件以后，食品安全已经改善了很多。两三年前无
农药蔬菜也开始在中国市场出售。但是，因为价格是通常价格的 5 倍，不好随意伸
手就拿，倒是住在上海等地的富人好像经常买。

127

A2b：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意识正在不断增长，国内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要在整个国家彻底执行政策非常困难。中国有句俗话“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所谓下有对策是指人们找到政策的缺陷，钻法律的空子，追求自身的利益。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国家，奸诈狡猾之人总是
会有的。因为是政策是制限的，也只能期待每个人意识的提高。
A2c：在日本购买中国食品时没有任何抗拒。不仅限于食品，出口海外的东西
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而且质量也很好。但我在中国购买食品时就不能没有顾虑了。
即使如此，我依然认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确实在提高。以前，消费者认为不卫生的东西由自己来清除，但近年来，人们认为既然可以维持出口产品的高品质，国内的产品也同样可以做到很卫生，有这样想法的人逐渐在增加。也开始追究供应商
的责任。
A2d：比起企业政府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像食品卫生局等有关食品安全卫
生的机关属国家管辖。
Q３：在日本发生很多中国食品问题，日方是不是也有不妥之处？
A3a：不是。我觉得还是站在生产位置上的中国有问题。例如，在餐厅如果您
点的菜有何问题的话，应该是店方的责任，而不应该向客人问责。但是，如果说有问题，那就是媒体。我希望媒体能保持中立。即使中国食品安全意识日益增长，但日本媒体从不播放这样的发展了的一面，它只在贫困的内陆地区取材。这点让我感
觉不满。
A3b：我认为日本人对食品的意识存在问题。日本人应把“中国”和“中国人”分开来看。我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二字过度反应。对于中国的食品问题，即使和日本
人朋友的平时交谈，但不会成为主题，大家似乎有默契。但是对于中国食品这样的问题，其实应该有更多的对话。很奇怪的偏见。
Q４：中国和日本应该构筑什么样的关系？
A4a：很多的媒体，试图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因此过度煽动问题。不要只批评对方，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两者相互合作来努力提高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A4b：近期，日本对中国的印象真的变得越来越差。中国有必要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形象去努力。此外，有关食品的问题，日本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虽然中国强调本国的的食品安全性有保障，但日方是不会轻信的。希望日本把高技和管理体制推介给中方，在提高中国食品的质量和安全等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合作。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留学生们在事件侦破之前对事态有较冷静的判断，而且他们与媒体所播的中国人的形象不同，是要求经过双边对话和合作
去寻求解决对策的真诚的人。回到鲁曼理论，从第一次观察进展到第二次观察
是理解世界，理解存在或理解现实之间的根本性转变（鲁曼，1993＆1995）。

128勿容置疑，在学习领域可以衔接中日双方实现相互理解的留学生对两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此本稿的结论处将重新定位。

5．结论：走向风险社会和围绕中国食品的结构性问题解决步入 21 世纪之后，围绕世界市场的竞争环境发生了新的结构变化，甚至有些看法认为超越“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的“全球性（Globality）”(12)时代已经到来了。在全球化时期，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公司纷纷进入全球市场并扩大其活动的范围，但现在新兴国家也加入到世界规模的竞争里，“与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对所有的事物进行竞争。”（“We will all be competing witheveryone, from everywhere, for everything”），可以说，这是我们需面对的一个
新的现实。
鉴于这种时代特点，在此将再次强调 “非知”性的概念。
“非知”这一概
念，乍一看有否定的感觉，但在描述当今风险的状况的时候，却有着积极的含义。鲁曼以及贝克同样很重视“非知”性，但是二者的理解却是有所不同的(13)，鲁曼的“非知”性提出的是在风险沟通中的重要的观察点。即，“不存在对世
界的描述的完全统一”，“不存在约束所有人的理性”，“不存在通用于对世界以及社会的唯一正确的态”，并且指出所谓的“最终的理想”和“权威”是因为
全体现代社会没有“核心价值”，根据现代社会的职能分化，认为管控总体的
社会秩序的场合已经不复存在，以此论述“非知”性。显而易见，正因为针对
全球性课题的食品和环境问题等的答案不存在所谓的“最高解”，所以需要对
“非知”性进行探讨与交流，尤其是对科学的极限的认知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对
策都将成为议论的主题。其实，鲁曼也是为了激励有助于提高认识社会问题的
水平的交流功能而提出了“非知”性概念。
把鲁曼的理论应用在本研究课题的话，如绪论所提，正在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尽管在食品安全方面也在向世界水准靠拢，但在将全球标准化纳入视野为前提的应对方案则未必显现出成效，有必要关注中国独有的问题，作出符合细微环节特点的应对措施。也就是说，要反思食品、环境上的“构造性问题”

129

的交流，特别是在中国，更要把这个课题如实反映出来。让全球化进程变的背景化，严重化的“社会性排除”的问题，其实是在形成合意之时，在政治上没有决策权的被影响者，在空间上被隐瞒了一些事情，而环境问题也能说是如此。
因此，环境问题，其多数被害者，都是在经济层面、社会地位方面处于不利的
位置的社会的弱智或生理上的弱智。根据鲁曼理论的回答，系统的运作，其重要的地方在于，看到问题所在，把问题放到众人眼前。
综上所述，将本研究的探讨所得出的结果与理论的反复对应后再次整理，
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结论。
１）通过持续不断的沟通才能保证社会体系的有序发展鲁曼考察到，即使鉴于当交流形成连锁再生产时，系统成立，且其存续将通过所谓自己增值的内生型过程进行的社会系统理论，不仅是要注视系统体系，更有必要注视的是构成要素的交流（关系性）。 （鲁曼，1993 年及 1995 年）。
正如本文所描述的，所谓人们的安心·信赖，仅依靠科学的安全性是不能满足
的，有必要创建有助于当事者之间能的充分相互理解的公共界面和对话窗口。
要应对这些构造性问题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例，重建系统。一个比较卓越
的答案是 2001 年欧洲环境局宣布的“在 20 世纪的预防的原则：从早期的警告
到迟来的教训（Late Lesson from Early Warning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896-2000）”，其所指出的 12 个教训，与本文愈有几个具体的交接之处。
第 1 条的“政府的判断不应仅依据科学和风险的“不确实性”，也应该意识到“无知”（指科学上尚未解答”这个教训是特别重要的启示。它警告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因为优先和照顾了短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造成了危
害进一步扩大的事例不胜枚数。另外，在第 8 条写明 “关于评价，要保证同样的采用有关专家的知识和专家以外的人或当地居民的知识”，我想在这里要
特别注意到它言及了所谓“当地知识”的必要性。还有，第 4 条“要确认对于学习的学际性障碍，并要减少它”以及第 9 条“要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团体的假设和价值观”，这些都可以说是表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的内容。
另一方面，鲁曼提到的“交流”是各种对象形成互动，尤其重要的是把科
学知识知和经验智慧知放在同等的地位进行讨论，和上述的教训之谈也有着异
曲同工之处。并且，交流不局限于人类，也包括人与社会还有社会事物之间的

130

相互关系（互动）。此外，鲁曼认为，为了解决问题，科学活动会超出可能的领域，特定化中将交织着不可能的状况，因此围绕 “知”进行交流是不可避
免的。
2）通过观察的相对化，通过学习的开放性：中日学术交流等所起的作用
基于 1），我对想实现创造性交流的具体实践进行探讨。
在上述中提到，鲁曼在“风险”和“危险”的二分法中，注重“观察”，
在一次观察的基础上试图设置二次观察，这是与贝克和吉登斯所不同的独特性的所在。然而，可以强调的是鲁曼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风险”或“危险”的差别，而是在指出“人类把未来破坏的可能性划分为两种类型来进行判断”的“现实”。
在本研究中的对中国留学生的半结构化访谈的结果，提示出他们相对了解
现实并希望通过双向对话与合作来解决问题的真挚的，积极的形象。另外，通过他们或她们的观察，再次确认了我们享受到的消费受惠于中日间的合作体系，
如果我们将视野扫描到中国，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就有可能激活深一层的沟通。即在经济体系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要把眼睛转向被“支付/不支付”
的二进制代码排除掉的其它价值，这和将“代码化”和“程序化”并为一体的鲁曼理论相一致。。
综上所述，培养对中日间的问题有共识的下一代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另
外，源于大学之间交流的学术对话的基础可以降低国境的篱笆实现某种程度的共存体系（鲁曼，1993＆1995），因其具备缩减社会复杂性的机制，有望发展成为促进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的有效手段。
３）作为自生体系的跨学科交流的范式变革：东亚知性的共同体（从交错·对抗到共存·共生·共创）通过扩大和深化 2），如果把世界看作是各种差异的体系和环境的统一体，
如何构建东亚体系的共同体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将浮出水面。在这里所提的体系的边界也着眼于促成各种产生关系发生连结状况的“体系边界”的机能（鲁曼，1993＆1995） 。要形成自生体系，沟通必须源源不断的产生，与其互
动，系统边界也需保持连续的再生产。即，为了提升通过人类实现再生产的独
特性（社会性层面），不能依据“是交流还是自然”的粗糙的二分法，而应该

131

持续转向“交流怎样能把物质代谢主题化（或主题化的局限性到哪里）”这样
的疑问，应该指出交流的持续性生成过程。
此外，鲁曼强调跨学科交流的范式变革应对应自生体系的形态， 21 世纪
的“全球超级大国·中国”的出现，超越了传统的中国研究所能涵盖的框架，
加速了构建学际对话平台开展新型地域研究的动向。我们举办的“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旨在发展和加强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通过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探讨，建立作为承担东亚地区“知性共同体”一部分的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田中·三好，2012）。这意味着不仅要从东亚地区的中日关系的双边视角去探讨，更要求从多边构造去重新探讨，同时有必要明确促进
各方从交错·对抗到面向共存·共生·共创的方向性转变。在此，非常期待这
个学术平台的发展也将有助于解决围绕食品的安全性·安心信任的课题。
（金娜延、王子艺、胡毓瑜译）注释(1) 克里特福・劳把风险分为三类，“传统的风险”、“产业社会-福祉国家的风险”以及“新的风险”[Lau, 1989]。
(2)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千叶县和兵库县的 3 户人家共 10 人吃了速冻饺子后出现中毒，为此中国制造商天洋食品公司被勒令停产整顿，中国警方开始介入调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日本国内最终受害人数为 1242 人（2009 年）（地方保健所调查的人数则为 2500 人以上）。
(3) 现在已是常用的学术名词，可以肯定很大程度上受乌尔里希•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86）的影响。
(4) 以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与政治学家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共著的《风险
与文化》（1982）为代表。
(5) 关于本研究中不采用贝克的风险概念，而选择鲁曼的风险概念的理由，在“食品问题的复杂性与鲁曼的风险概念的适用性―对讨论者的提问的回答”
中进行了阐述。
(6) 反映中国企业的信息十分有限，故未加入到一览表里。这与事件发生后中
国当局即向天洋食品公司下令不许员工谈论此事，并要求媒体不要发布对
中国不利的信息和报道有关。
(7) 有些中国媒体报道说:天洋食品公司不存在安全管理上的问题，相反是受害者。由于中国主管部门限制对中国国内中毒事件的报道，工厂周围的居132

民一直相信造成饺子中毒的犯人是日本人（SANKEI EXPRESS，2009）。
(8) 在此虽然做了 5 种分类，其实 1 个报道项目里存在符合多个分类标准的内容。为此，笔者与其他 4 位合作者商议后做最终的决定，但也难免会主观臆断的误判，希请读者谅解。
(9) 本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产水产品类的交易也出现大幅度的减少，大丸和
松坂屋等大百货公司也不得不全部撤下中国产蔬菜和冷冻食品。（参照2008 年 2 月 2 日每日新闻报道条目「衝撃毒物混入」）。
(10)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的斯贝格维奇等采用“主要价值类似性模式”来解释对风险管理者的信赖形成的机制（Cvetkovich & Lofstedt，1999）。
(11) 中也内等人所做的对在转基因作物“花粉症缓和米” 的问题上人们如
何信赖国家审批机构的调查。
(12) 引用于 Sirkin, Harold L.; Hemerling, James W.; Bhattacharya, Arindam K(2008) ‘Globality: Competing with Everyone from Everywhere for Everything’Business Plus.
(13) 贝克主要从结构上认为与周始性密切相关的才是“非知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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