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战力的现状及核战略
竹内 俊隆

１．绪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2010 年的 GDP 总值超过日本跃居
世界第 2 位。与此同时，出于保障海上资源输送通道的考量，中国设想的核
心利益及国家利益的范围有所扩大，围绕如何确保这些问题的关心领域和视野也相应地延伸世界性的范围。由于核心利益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与军事实力
息息相关，中国军事实力的关联范围也出现了向全世界扩展的趋势。
中国的军事技术正在实现跳越式的发展。例如，纷纷将发射导弹的燃料
由操作繁琐且难度大的旧式液体燃料改换成固体燃料，MIRV（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及 MaRV（机动式导弹）也具备了实战技术上可行的水准等。因此，中国所持的防御型核战略（基本国策）面临的技术上的约束得以缓和，核战略
的原则根据政治决策的状况也存在变更的可能性。那么中国是否仍将继续坚
持迄今为止的防御型核战略？本文将针对此问题探讨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战略。

２．制度上的特权大国
在此我想指出极为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一点，即中国是一个在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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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中拥有制度上认可的特权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具体事项持有否决权。如果是中国反对的问题，只需暗示将行使否决权则面临撤案的几率很大。因为在只有
5 个常任理事国（P5）能够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中如果出现否定的意见，按照惯
例这个议案将不会作为正式议案提交。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安理会担负着“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受冷战的影响，联合国宪章原计划中的联合国军队没能建立，由此包括
中国（联合国成立时为中华民国）在内的 P5，被认为应该承担“维系国际和平
和安全”的职责。此点对于毗邻中国、主张“联合国中心主义”的日本极为重要。
日本国家宪法的前言中清楚写道：日本国民（中间省略）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依此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但是，客观上讲仅仅凭借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是不可能“保持安全和生存”。这
段前言出台的背景，笔者认为当时曾乐观期待日本人民的安全和生存可以依靠联合国提供的安保体制，但是联合国军队作为该体制的基础却没能建立。
即便假定集团性安保体制已经确立，P5 被视为“国际和平与维护安全”的守护者，而出现其阻碍安保事项的情况则在预想之外。说“国际和平与维护安全”的实质性解释权仅握在 P5 手中，绝非言过其实。
第二,中国是核扩散防止条约（NPT）中公认的核武力持有国。由于包括
日本在内的 192 个国家加盟该条约，也就是说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拥
有核武装。即便可以指责印度及朝鲜的核武装，但是不能指责中国的核武装。
不过, 无论中国作何种表态，周边国家或多或少都会对中国持有核武装本身
感到潜在性的威胁。当然，对像核武器这种具有巨大破坏力并且可转换为先发制人的攻击型武器感到威胁也在情理之中。
这种针对潜在性威胁的担忧尽管被朝鲜推行冒险主义政策的现实影响所遮掩，实际上周边各国多少都有，日本尤为显著。其主要原因为，至少在日
本人的观念之中认为中国人存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1)。近年来中国各地每隔
数年即爆发反日游行，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过激化行为破坏日资百货店及饮食店。我们也不难体会经常耳闻目睹如此报道的日本人的心情。至少在日本没
有爆发过充斥暴力的反中游行。同时，经常听到向欧美各国及日本报仇雪耻62

之类的言论也是让日本人产生威胁感的原因之一。
日中两国的经济互惠关系今后将会进一步的加深。对于日本来说，中国
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目前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较多,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本土的企业接受中国资本的入股,甚至被兼并收购后完全成为中资的子公司的事例也有所发生。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日本也是其重要的市场。
如果没有突发性事态的话，我希望今后两国双边互惠关系能得到更大的进展。
该局面的形成虽然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可以缓和日本人对中国核武器及弹道
导弹持有的潜在威胁感。同时从长远来看，此举也可以改善紧张的东亚战略环境。

３．核实力的现状
首先来概观一下专门负责核战力及战略火箭的第二炮兵部队的现状。
NPT 公认的其它核武器持有国与中国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在其它国家均对核战力进行削减的同时，中国至今仍在不断增强,据推测过去的 5 年内共增强了
25％。现在共持有 240 个左右的核弹头，其中 175 个为实战装备，65 个为保
管或待解体状态。另外一个不同点是,其它 4 个核武器持有国将众多核弹头装载在运载工具上，采取了实战待命的高度警戒态势。而中国一般则是不将核弹头装载在运载工具上而在其它地方保管 (2)。也就是说由于没有置于战备状态的核弹头，在战略安定问题上的的最紧要关头也能保持其稳定性。
中国的核弹头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所管理。如果出现核威胁进入警戒状态，决定实施报复措施后移交第二炮兵部队管理。保管时为保险起见，大多数弹
头可能集中在一个中央设施予以保管，而其它的则分散保管在中国 5 大军区
的地方保管库中(3)。
为何中国现在仍保持防御型姿态,我认为大致有两点原因。第一是中国领
导层的政策性选择。第二，由于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而不得不如此。一般而论，如果遭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攻击（first strike），为了加强回击能力及提升威慑力的可信度,维持战备状态更为理想。这是战略论上的一般性解释。这种举措对63危机时的安定性有所损害，并不利于避免核战争爆发。但是,惩罚性威慑有利于维持极为重要的可靠度。中国领导层及军队有关人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而偏偏选择了可靠性值得怀疑的政策，一定有其原因。
第一点是基于政策选择的解释。中央决意保持核武器使用的控制权，而
不愿将权力转交至第一线的军队司令官。尽管对中国开发和保有 PAL 的程度
还不能下定论(4)，但可以推测中国坚持领导层的政治决断优先于依靠 PAL 的信赖度的基本立场。这是毛泽东及邓小平反复提到的，也是中国的传统姿态，江泽民及现在的胡锦涛政权也承续了其宗旨。对于此点将后述。
第二点是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至少迄今为止，大部分搭载核弹头的导弹
是液体燃料型。液体燃料不易处理并且有毒，如果操作失误容易引起火灾，另外，将燃料加注至运输工具后，经过较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劣化，甚至不能继续使用。因此，一般来说平时不会将液体燃料注入导弹中，只有进入高度
警戒状态才会注入。不仅注入燃料费时，中国的运输工具通常隐藏于洞窟内，
运出洞外，架设，调至待发状态（TEL＝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也需要
时间。即便此时运输与搭载保管在别处的核弹头，从时间上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具有实际意义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将核弹头置于常态的搭载状态并无意义，为了保护核弹头将其放在别处保管则更为安全放心。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我们有必要慎重关注中国今后核战略立场的走向。大部分最新型的 ICBM 为道路移动式并使用固体燃料，所以上述的技
术局限将会消失。由此，如果中国今后仍旧坚持不将核弹头置于常态的搭载状态的立场的话，作为前者表明的政治领导层决策下的政治选择说将更富有说服力。

４．第二炮兵部队的现状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核战力的全貌(5)。陆地配置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为 130
枚左右，分别为东风(DF)3A 号、4 号、5A 号、21 号、31 号、31A 号。目前
来看均为单弹头式，除了东风 5A 号为固定式外其他均为道路移动式。其中64

东风 31A 号为使用固体燃料的三段式 ICBM。但与东风 5A 号相比，其投射
重量较轻。东风 5A 号为使用液体燃料的二段式 ICBM，可搭载百万吨级的大型核弹头，射程为 13000 km,主要以美国及俄罗斯为目标而配置。并且据推测
其最大可搭载三个轻量级核弹头。该推测极端重要，说明中国已经获取了
MIRV（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技术(6)。并且，正处于开发阶段的东风 41 号射程为 12000km,其范围涵盖了美国本土。
如果关于 MIRV 化技术的推测是正确的话，东风 5A 号是仅在技术上可行而并非实战配备上的 MIRV 化 ICBM。如果我们假定中国领导层是有意选择不配置的话，那么可以推断说与提升先发制人攻击能力相比，更重视威慑可靠性这种宣言政策也是核武器的实际运用政策。至少，毫无疑问的是这种
立场对危机时的安定性极为有利。
东风 21 号是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及驻扎在亚太地区的美军为战
域（中程）目标的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于 1988 年开始配置，初时增加数量
较为缓慢，但最近开始剧增，据推测 2010 年在 36 个发射台已经配置了 85-95
个东风 21 号。而 2005 年仅为 19-23 个，也就是说 5 年间数量上已翻了 4 倍(7)。
这种战域型核导弹的急速增加引起中国近邻的日本及其他各国的高度警

戒自不待言。但是，这种战域核导弹以威慑为主要目的，虽然是固体燃料式
但并非处于警戒状态或者低于警戒状态。与此相比，美军虽说须配合的同盟
国众多，但其运输工具命中精确度高并且处于警戒状态，拥有能迅速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
东风 21C 号是东风 21 号的改良型号，可以搭载核弹头和常规弹头(8)。由此，如果中国遭到常规武器袭击后作为反击和报复手段使用此型号的话，对
方可能对中国是否会升级至核战争产生误读。在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危急关头，
即便处于最不利事态时也欲确保安全，即对安全边际（safety margin）的心理
需求可能增强，导致有可能判断为搭载了核武器。但是，由一般战争升级至核战争是一个重大事态，不能如此简单的假定是否搭载了核弹头。
这里存在一个透明性不足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军事情报中涉及保密的内容较多，对于信息公开一般都持非常消极的态度。西方各国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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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需反复强调的是，信息越不足越容易导致猜疑，对方判断搭载了核武器的概率也越高。中国无疑也希望避免这一事态的的发生。这也是中国有必要在军事信息的公开上采取更为积极透明的立场的
理由。
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9) 。美国因为拥有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打击能力（Prompt Global Strike Capability），三叉戟 D-5 型 SLBM 也可以搭载常规武器。由于是 SLBM，所以无法辨别是搭载了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美国由于
在全世界拥有多个同盟国及友邦国，根据各地区和同盟国状况而设置多种选项是应当的，但无法否认的是也存在着由于误解对方而导致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在 1990 年代后期中国仅有数百枚搭载常规武器的短程及中程弹道导弹，现在已增至 1500 枚以上，并以每年 100 枚的速度增长。并且命中率与破坏力
均得到了提升。同时大大增加了地上发射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主要配备
在福建省，以台湾为攻击对象(10)，也可能转用于攻击其它周边国家，值得注
意的是对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也可进行攻击。
搭载 SLBM 的潜水艇现在只有 1 艘夏级 SSBN1，大部分时间都停置于基
地即未出港进行威慑性的军演，SLBM 也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目前至少 3
艘晋级 SSBN 正处于建造中，大概出现了某种技术问题，进度极为缓慢。据推测中国的 SSBN 拥有 12 个巨浪 2 号（JL-2）发射管，但是巨浪 2 号在最终飞行试验阶段出现了问题，未能进入实战配备。并且还未实行 MIRV 化，一般都是单弹头。2004 年晋级的 SSBN 舰首次进行了下水试验，目前仅 1 艘配备在海南岛榆林要塞可以投入使用，其他 2 艘从 2007 年起放置于辽宁省葫
芦岛造船厂，一直处于建造组装状态(11)。
巨浪 2 号从中国领海内发射的话无法到达美国本土。另外，海南岛的海底基地正处于建设阶段，美国对以该基地为母港的潜水艇进出港情况应该有所把握。如若将美国本土纳入射程内，需要航行至西太平洋深处或东海，所
以中国与美国强大的潜水艇对抗能力相比较为脆弱。可以推断若在海洋方面开展搭载 SLBM 的 SSBN 的话，与在中国领土外不配置核武器这一原则相左
(12)

。

66

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中国的核政策及核战略有三大基本理念。第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二一般限定在最小限度内的威慑概念 (13) 。第三，消极性安全保障（NSA＝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指的是无条件，无论何时何种
情况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上所述，中国以威慑为基本目的，最小限度威慑指的是在第二次打击（报复攻击）中给敌国以最小限度打击即可达到威慑
力度。也就是说，不是双方核战力是否均衡，而是能够确保具有可靠性（残存性）的报复能力给对方以最小限度的打击就足够了。NSA 也无条件保证无
论何种情况下不对非核国家及非核地带加盟国行使核威慑。
本文以第一点的不首先使用及第二点的最小限度威慑为中心进行探讨。
首先探讨不首先使用原则，实际上不首先使用原则和最小限度威慑战略在实质上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不采用最小限度威慑战略，而采用诸如
以攻击性对抗兵力战略为基础的核战争推进型战略的话，不首先使用原则则
完全在讨论范围之外。
以首先不使用政策作为宣言政策的理由在于，上述提及的为了提高采取报复攻击政策时的可靠性及降低对中国持核的戒备心。该政策是由于技术局
限而不得不如此，还是有意识的政策性选择使然,不能说一点存疑都没有。例如，如果是先发制人的话需要发挥打击兵力的战略，命中度极高的运输工具成为必选之项。并且，如果以美国为目标，即便具备了 C4ISR 类的能力及情报，也无力完全毁灭搭載 SLBM 的 SSBN。C4ISR 能力至今仍是中国的软肋。
此种情况下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性核战略，恰恰变成了“纸老虎”。
另一方面，基于有意识性的政策选择这种推测也有其根据。即上述中提到的如果不使用先发制人则能够加强对抗报复能力此点与最小限度威慑战略在实质上相同。此点和最小限度威慑将于后文详述。
另外，针对无条件实施不使用先发制人政策的可信度尚存疑念。即便是
原则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大概也不是“无条件”。比如，美国利用巡航导弹
和其他高科技常规武器来打击中国军队，共产党政权处于濒危状态，或者是，中国的战略核战力遭到美军的常规武器打击的情况。因为中国标榜最小限度67

威慑，战略核武器数量有限，所以我对于残存性持怀疑态度。
只要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无法对美国的常规武器的攻击予
以核武器报复的威慑。危急存亡之时对发起攻击一方进行报复攻击，或者利用威吓可以震慑或抑制对方的进一步升级，但是如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这个选项相当于弃权。对中国领海外的美国海军航母机动部队也无法使用战术核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只能是一个
宣言政策，因其具有瞬时变化性，只要是标榜“无条件”，疑问将始终存在。

６．中国的核战略：概念整理
首先来整理一下最小限度威慑及限制性威慑和保证报复的概念。最小限
度威慑概念的基本在于，如果能给予对方“难以容忍”的最小限度打击作为报复攻击的话，就可以威慑那些在核战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由于核战力的均衡并无太大意义，这对于在核战力上占相对劣势的中国相当有利。与冷战时期的 MAD 战略相同，均以惩罚性威慑为中心，但利用报复攻击给予对方必要“打击”的程度的估算存在着巨大差异。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向美国纽约发射一个核弹头即可达到报复核攻击可以得到论证的话，那么这种程度就是能够造成威慑的程度。最小限度指的是实际上的程度，
但由于其并不明确，所以可能产生较大误差。
虽说是最小限度，但是由于第二次报复性回击无疑以可能性（保证）为
必须条件。所以避免核战力的脆弱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从举措上来看，改换至固体燃料式、配置道路或铁道移动式 ICBM，最重要的是要配备搭载
SLBM 的 SSBN。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为了达到确保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能保存实力的目的而模糊公开透明度的话,对方国容易将此举理解为最小
限度威慑政策发生了转变。如果配备状况及性能过于暧昧的话，对方国依据最坏的事态进行假定也是较为安全的做法。这也是需要中国军事及国防政策
公开化和透明化的理由所在。此点与中国自身的安全息息相关。
与最小限度威慑依靠第二次报复性回击相比，有限威慑具有可选择先发68

制人攻击来打击对方兵力的战法选择。换言之，指的是在核战争时所有的升
级阶段中，为使敌方遭受损害而持有一定的限定性的核战争发动能力的战略。
此举在防止及抑制核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的同时，也使敌方无法取得胜利。随着军事技术能力的进步，命中率必然会得到提高，但如果过度的话运输工具
可转用于第一波攻击，如此被对方国猜测认为已经获得了核战争发动能力。
由于威慑是施加于对方国心理及认识上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如果提
高包括战略政策在内的国防政策的透明度的话，也有利于本国。
保证报复的概念通常不被适用于威慑类。但是，作为概念来讲，它构成了惩罚性威慑的基础，意味着遭到第一次攻击后的第二次报复性回击无疑成为可能。这个概念是不是最小限度是次要问题。中国核战略以前可以称之为
最小限度威慑，现在随着能力的提高，显示出向有限威慑转变的微妙趋势。
中国认为的最小限度威慑在威慑对象国美国眼中可以说并非如此。无论何种状态，中国都无疑希望得到保证报复对战略核导弹、战域核导弹、战术核导弹进行分类论述时，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战略层面上包括针对美国或俄罗斯的最小限度威慑的保证报复，中国的战域核导弹对周边诸国也持有有限威慑的效果。日本试图阶段性发展导弹防卫系统，但就算装备了完整的导弹防卫系统，也谈不上万无一失。并且，该政策以防御朝鲜的突发性导弹攻击为主要目标，对中国的战域核导弹攻击
基本无效。从不具备有效防御手段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战域核导弹被认为
是有限威慑性的概率很大。
中国由于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所以有人主张对其无需恐慌。但是如上所述，这个政策存在可塑性。增强搭载核弹头的战域核导弹由于意味
着中国潜在性先发制人攻击能力的扩大，没有对抗手段的周边各国感到威胁
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周边各国为了保全本国安全而就最坏事态做好准备才
能放心,这是不言自明的。同时，即便是相同的战域核导弹如果搭载了常规弹头的话，对先发制人而言毫无政策上的抑制力。也就是说，先发制人攻击完
全成为了一个选项。这是与无意保存包括导弹在内的“攻击能力”，以专守防卫
为国策的日本截然不同的一点。

69

７．中国的核战略：保证报复
一般而言中国的核威慑战略被看作是最小限度威慑。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对保证报复进行评价则更为正确。最小限度威慑政策与不首先使用政策
不同，不可能发生瞬间变化。这是因为其必须保持的能力需要花费时间和金
钱。由此，之前所言的如果对实际军备情况进行考察，即可能相当准确地进行推测。
首先来看一下毛泽东以来的可称之为传统的思想。邓小平也继承了这种
思想(14)。即：核武器是威慑核攻击和恐吓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军事目的战争手段。核武器的基本目的是保持平时状态下的威慑力，不让敌人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在战时，如果持有核武器（通过其威慑力），能够防止一般战争升级至核战争，或者核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由此，一般认为遭到敌人的先发制人攻击后仍能保留小规模战斗力进行报复，只要给敌人以难以承受的打击就足够了。这个“难以承受”的程度并不确定，与 MAD 战略中设想的打击
相比相当微小，所以称之为最小限度威慑。
之所以这种传统思想得到延续，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导致发展核战力为目标的过程中具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在 20 多年内极度缺失。并
且核战略和政策处于绝密状态，专家稀少，军队被置于共产党严格的政治指导之下，不容对毛泽东等政治领导人的见解产生质疑(15)。
这种传统基本路线仍旧延续至今。例如，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得到缓和的 1980 年代中叶以后，没有强调对中国的核攻击威慑，战略方针上没有追求发动核战争能力。1987 年的战略学中，指出需要后发制人，为了获得可靠的第二次反击能力，与数量相比应更重视质量(16)。中国对世界上拥有战略防卫（导弹防卫）能力的超级大国也需要数量这一点本应该了解，但显然并非如此。中国首次公开发表核战略是在 2006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以自卫
防御核战略为基本，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但以精干有效核战力为基础。在 2008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也沿袭了这种基本路线(17)。
那么为什么应该理解为保证报复而不是最小限度威慑呢。第一由于能力
的提高获得的能力未必止于最小限度威慑。第二，与保留着暧昧性的政治宣70言相比，更直接的战略由军人说明则更加明确。当然，中国政府也许会说这
是该军人的个人意见，而非政府的官方意见。
先看一下第二点，例如，在 2005 年 7 月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朱成
虎少将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中美出现争端将使用核武器，同时也称“中国已
做好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遭到毁灭的准备，美国也必须准备好数百城市被中
国摧毁。”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只适用于非核国家，
并不排除有变更的可能性(18)。摧毁“数百城市”显然超过了最小限度威慑范围，与 MAD 战略有着相通之处。保证报复能力是其基础，目的无疑在于提高其能力。
并且杨欢（原第二炮兵队副司令）少将也指出，有必要参照世界先进水平来开发战略核兵器，特别是残存性、早期反应、命中精度、兵器系统的技
术性突破及指挥系统的改善(19)。并且，他特别提及到有研究必要的领域为了改善残存性、攻击能力，增加有限威慑（limit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命中精度和威力尤为重要。他明确指出有限威慑，明显意味着战略发生了改变。
但是，这个发言与政府的基本方针明显相左，与西方各国所说的有限威慑的
意思是否相同还尚未明确。但可以充分推断的是中国军队内部已经展开了有
关战略方针的讨论。
该将军不仅指出上述几点，更指出对浸透、突破（penetration）能力的改善，尤其是技术性突破（break-through）研究应予以特别的关注。这里提及的技术性突破很可能指的是中国为了突破美国导弹防卫网而投入精力进行的诱饵及电波干扰的对抗措施研究，但须留意也有可能与保持战略安全性相反。
不管如何，虽然这个战略表明不能称为最小限度威慑，但中国致力于维持保证报复能力的基本态势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第一点的能力，如上所述，至少迄今为止 MIRV 及 MaRV 还未配置，并且也没有大量增加战略核弹头，所以可以认为在政策上并未刻意追求先发
制人的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并没有采取实施核战争的战略。不过，为了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卫网，中国专家已指出在固定式导弹上搭载 5-7 发多弹头的必要性(20)。
虽说如此，考虑到中国并未严格区分第二波次报复性攻击中的对兵力战71

略核对价值战略这一点(21)，并不符合西方各国所说的最小限度威慑界定为打击兵力战略以及不使对方保持战力的概念。西方所说的打击兵力战略指的是先发制人攻击战略，报复攻击则界定为打击价值的战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的报复攻击定义中提及打击兵力的战略，这一点是与西方的一般见解不同的。
不管怎样，之前对中国核战力概观进行论述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所谓的最小限度威慑战略有可能在今日西方各国所说的有限威慑的范畴之内，包括二者在内的保证报复这一用语还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战术核武器，由于 1999 年夏天已经开发出中子弹，有看法认为中国
打算利用核战力来弥补局部战争中的高科技武器劣势，即推行“战术核战争构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基于确保生存力量推行的消极的“隐秘性”（发射场地的生存与重视发射部队的机动性）策略向更为适合实战运用型的“战斗化”（导弹的射程和精度尤为重要，对 C4ISR 等进行强化）型转换。基本来说以
台湾为目标的“北守南攻”战斗配备计划中，试图将第二炮兵队的导弹发射旅改配至华中和华南，缩短发射的准备时间，包括短程导弹在内的运输工具的多样化和核弹头小型化等。此举与中国领导层着眼的初衷可能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很可能成为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及心理压力的源头(22)。

８．结束语
可以预想的是今后中国的导弹及核弹头等军事技术将会更加进步，曾受长期困扰的技术性局限问题也将逐渐扫除。也就是说，今后核战力增强的方
向性根据政策判断的结果将出现较大自由度的选择范围。我当然希望中国也
能和其它持核国家一样削减核武。究竟中国领导层在政策上如何考量核战略，
通过对今后的实际配备状况的观察我们将可窥见一斑。
（金晶译）
注(1) 不难想象,反日感情以大日本帝国时代日本对中国侵占的历史记忆为背景。

72

(2)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0’,
Nuclear Notebook,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6(6),Nov/Dec.2010, pp.134-135.
(3) Ibid., p.136.
(4) 一般来说可以推断 PAL 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确立。但问题是其严格性及可信赖性。
(5)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op.cit., pp.136-138.
(6) Ibid., p.136. Nair,Vijai K (2005), Bridging the Gap: PRC missi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deterrence environment, May 7,2005,
Association for Asia Research,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584.html.2010 年 10 月 11 日点击。
据后者介绍,携带三个诱饵的 DF-31 MIRV 化 ICBM 飞行试验已多次实施。
(7) Kristensen, Hans, Robert Norris, Matthew McKinzie (2006), Chinese
Nuclear Forces and US Nuclear War Planning, Nov. 2006, The FAS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p.3,
http://www.nukestrat.com/china/chinareport.htm，2010 年 10 月 12 日点击。
(8)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op.cit.,.p.135.
(9) Isenberg, David (2007), China’s not so new nuclear strategy, May 30,
2007, Asia Times online, http://www.atimes.com，2010 年 10 月 12 日点
击。
(1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Annual Reportto Congress, p.31.
(11) Norris, Robert and Hans Kristensen (2010), op.cit., p.137.
(12) Ibid., pp.137-138.
(13) 本文认为保证报复一词更为确切，但迄今为止一般称为最小限度威慑。
(14) Fravel, M. Tayor, and Evan S. Medeiros (2010), ‘China’s Search for
Assured Retali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No.2, Fall 2010, p.57-66.
(15) Ibid., pp.66-67.
(16) Ibid., pp.69-70.
(17) Ibid., pp.77-78.
(18) Lieggi, Stephanie (2005), Issue Brief, Going Beyond the Stir: The Strategic
Realities of China’s No-First-Use Policy,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 2005, http://www.nti.org/e_ research/e3_70.html, 2010 年 10 月

73

10 日点击。
(19) Huan, Yang(1989), China’s Strategic Nuclear Weapons，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doctrine/huan.htm，2010 年 10 月 12 日
点击。
(20) Roberts, Brad (2007),‘Nuclear Minimalism’（Book Review）, Arms
Control Today, May 2007,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7_05/BookReview, 2010 年 10 月 12 日点
击。
(21) Fravel, M. Tayor, and Evan S. Medeiros (2010), op.cit., p.79
(22) 茅原郁生，間山克彦(2002),「第 6 章 中国の核戦略と核ミサイル部
隊」，茅原郁生（編著）『中国の核・ミサイル・宇宙戦力』蒼蒼社，
213-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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