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言Ⅰ②

风险概念・风险社会・东亚统治形态
中山 龙一

１．前言
评者为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的中山龙一，应邀担任本次会议的评论人。专
攻法理学、法思想史。近十年来，重点致力于研究“风险社会”（这也是本次会议的议题）与法理论的关系。
梶谷教授的报告与经济体系相关，三好教授的报告与食品卫生相关，思沁
夫教授的报告则与环境有关——这三篇报告，无论是研究对象、领域还是所采用的视角都大不相同。因此，为了能达成有理论性成果的讨论，评者认为作为准备工作，首先有必要对至少两点问题进行概念性的梳理。其一是如何理解“风险”一词的多义性。二是，讨论关于贝克所提倡的“风险社会”这一时代诊断的思想史意义。然后，再对各报告作出几点评论。

２．风险概念的多义性评者曾今给某出版社企划的《风险学入门》系列丛书投过稿。该企划不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更以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视角来摸索关于“风险”的各种现象的理解和应对方法。这不仅在日本，放眼世界其也是先驱式148

的尝试。在那期间评者主要负责从法学角度看风险的总论板块。其中另评者大为吃惊的是，“风险”一词的理解及用法，因专门领域的不同而产生了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差异，彼此间的议论出现分歧。之后，评者在组织日本法哲学会
2009 年年度大会的“风险社会与法”研讨会时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即从宪法、民法、环境法、刑法、国际法等的状况来看，法律领域不同，则其应对的风险的性格及倾向也不尽相同。从以上的两点经验可看出，首先在充分认识风险概念的来源与变化，和现代社会中其用法的多义性的前提下，对其概念进行一定的梳理是及其重要的。
一般认为，“风险”一词的直接起源来自于大航海时代的意大利语“risicare”
和西班牙语“riesgo”，即“鼓起勇气敢于尝试”或“无海图航海”这一类词语。但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是以下事实：“风险”概念，实际上是与概率论和统计学并行发展，从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实务中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将“（从过去的统计数据中计算出的）不符期望的事件的发生概率×预测得出的损害规模”称为风险，并将这一一般性的概念理解应用于保险实务、工学等自然科学、环境评价等领域——换而言之，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实务上，将风险理解为具有一定客
观性的“客观主义的风险观”才是原本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基本的观点。在此，有必要先对此点认识清楚。思沁夫教授的報告中提到的环境评价也好，三好教授报告的研究对象——食品卫生也好，在其两者的领域中，都将有害物质和添
加物含有的风险与因其对策而可能产生的风险分别进行定量的调查后，再将两者比较衡量。这一“风险权衡”（risk trade-off ）手法成为了旨在防止受到危害的政策决定的基本构想。然而这仍然也是以客观主义的风险观理解为前提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有着更加暧昧，或者说不够严密的用法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即将着眼点放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不愿其发生的（人们主观所认识的）事件”的这一风险概念理解。煽动投机金融产品的宣传标语或面向一般读者的
入门书中的“不畏风险，承担风险”的表达便是其中一例。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关于金融理论或市场一般模板的）各种决策理论都是以这种风险理解为
中心的。这一立场，比起客观的数据，更倾向于把依据行为主体的认知和判断的某种东西作为风险来理解，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将其称为“构建主义的风险观”。

149时至今日，风险一词的用法或多或少都被定位在上述两极——即客观主义的风险与构建主义的风险这两极中的一极上。例如，三好教授报告中参照的鲁
曼的“危险与风险”的区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构建主义的风险观，或者说是其
精练之后的版本。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相对于将“无关自身的决定和行为而发生的在将来不愿其发生的事件”作为“危险”，而将“虽从自身的决定和行为
中产生，但对于其结果却完全未知的将来的事件”作为“风险”来看待的这一观
点，本身就将着眼点放在了行为主体的构建性作用上。
那么，梶谷教授报告开头强调指出的富兰克·奈特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
区分又如何呢？奈特将概率分布可以计算的称之为“风险”，将概率分布不可计
算的称之为“不确定性”，将两者明确区分。前者如骰子般存在着先验性概率，或者像交通事故一样可以通过过去的统计数据来测算出发生的概率，因此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法进行事先的应对处理。与之相对的是，后者“不确定性”因无法预测其结果，因此事前所作的决定=决断便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赌博，盲目的冒险（而奈特主张企业家经营的本质便是后者）。如此，“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这
一区分是以概率学和统计学为根据，在所谓的客观主义的“风险”观的前提下，着眼于对超出范围的“不确定性”的主观决定的不可回避性。考虑到本应利用高程度的概率理论和统计学，实行万全的“风险”分散对策的复杂的金融产品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下扩大至全球化的结果，以及次贷危机这一全球性悲剧的发生，评者认为奈特的这一区分在今后也将突显其重要性。

３．“风险社会”的思想史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风险社会”的问题。众所周知，“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Risk Society）
一词，
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 1986
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概念。这一年恰逢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作为象征未来预测愈发不透明的现代社会的用语，瞬间便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现
代社会中，知识与技术的发展进步不但未能保障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和安定，反而成为了一种威胁。结果，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企业活动还是政治参与上，150

都被迫使采取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行动模式。从贝克诸如此类的时代诊断可以解读出各种各样的可能。但评者想要强调的是将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与马克斯·韦
伯（Max Weber）的“现代化理论”联系起来理解的重要性。
首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贝克的理论。韦伯之后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乃是于社会生活和知识的各领域中的合理化进程，其行为的预测可能性在日趋增大。但是，在今日，作为其合理化进程一端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革新，并没有在确保预测的可能性上发挥效用，反而逐渐导致其预测的不可能性的日益增长。
确实，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中，也产生了事故或公害等的负面结果。但这样的“风险”被看成是可以计算的，可以预测的。加之因知识的增长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认为其是可以防患于未然，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但是，20 世纪
后半期以后世界面临的新型风险，诸如核电站事故、森林破坏、臭氧层空洞、地球温暖化、食品污染、药源性灾害、新型传染病等等，其造成负面结果的规
模与程度都无法估算。即这些风险不同于以往风险的性格，其被看成是“不可计算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它是由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创造出来的风险——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uncertainty）。同时它也是包含了“是否为风险”的认知与认同的，具有再度依存人类知识与技术的回归性构造的风险。再者，这种新型风险，有着超越个人生活、市场、地域共同体，瞬间扩展至全世界的全球性性格。贝克将这种被新型
风险包围的“现代”的新阶段称之为“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尤其会使统治体系的应有状态发生变化。因为在风险社会特有的“不可计算的风险”或“不确定性”面前，以往的行政控制将陷入功能不全的局面。一方面，在情报不充足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决策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新风险。
另一方面，关于什么是风险，何处存在风险的判断本身被社会性的构筑起来，
孕育着因知识与技术而随时变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市民决策的理想状态也不得不发生变化。关于诸如食品卫生管理、垃圾处理设施及核电站问题、遗传基因诊断及生殖技术等等带有预测不可能的风险的诸问题，贝克主张将其决定权从专家和行政官员的手中转交至市民和 NGO 等有着各种
参与者或集团参与的熟议的舞台。从而指出这样的“政治”再创造才是风险社会151

所要求的结果之一。

４．对各报告的评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始终是立足于将西洋现代作为模范的韦伯式现代化论的延长线上的理论。因此，对欲将其原封不动地套用在现代中国研究中的这种态度要值得注意。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到经济与信息的全球化态势，其理
论之中必定同时也包含了现代中国与日本等涉及全东亚问题的启示。在此，评者将以这样的观点对各报告做出几点评论。
首先，关于思沁夫教授的報告，评者想询问以下两点。报告将焦点对准了
在中国也开始开展活动致力于环境保护的 NGO。该类型 NGO 的活动开展与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友好的？亦或是敌
对的关系呢？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日本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事例：对于测量并公布环境与食品核辐射量的这一市民或 NGO 的自发性行为，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其次，報告强调了在致力于环境保全时应当容纳地方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视角的重要性。关于此点评者也颇有同感。但是，另一方面，评者认为在进行这种尝试的同时，也绝不应该放弃自然科学=定量数据的累积这一研究方法。为了将地方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与
自然科学=定量研究法这两者并立，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可以考虑？能否给出几
点提示？
对于三好教授的报告，评者想提出两点疑问。第一，在中国，食品卫生调查与评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的权限下执行的，安全标准又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来
制定的？联想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出现了食品的安全标准因政治过程被零打碎敲的更改事态。在一点上，作为同是东亚国家，又有着相似政
治文化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评者和三好教授一样，都认为先要相互了解两国制度运用的实情，并将之互相比较，这样才能成为食品安全讨论的出发点。其次，三好教授的报告立足于鲁曼的风险概念展开议论。但评者认为鲁曼的风险理论乃是浓厚的构建主义认识论，并不单单只是适用于所谓“风险社152会”的情况，而是一种适用于各种情况的一般性理论。因此评者想询问的是：以鲁曼理论为基础展开食品安全讨论的积极意义表现在哪里？
最后，梶谷教授的报告从中国版“影子银行”和信用危机之风险，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和债务膨胀导致的财政破产风险，政府的干预造成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这三个方面，将目光聚焦于不同于欧美的经济体系的实态上来展开分
析，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在此提出一点疑问。在中国，进行经济统计的是什么样的机构，又是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收集=分析的？梶谷教授恰当的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开始展开论点，但为了使“风险”的预先估算以及相应的应对成为可能，对排除了政治性的顾虑与操作的有一定程度客观性的统计数据的收集则成为了必要的条件。另外，报告最后的论点——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非预期系统”（以及“杂种币制”），与哈耶克（Hayek）“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以及货币非国家化理论，亦或围绕自由通货与地方通货的各种议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以上便是对各报告所作的个别评论。总的来说，评者的感受便是：无论
从经济、食品卫生、环境哪个论点来看，中国和日本各自固有的，或者说两国曾于历史上共有的统治形态，都将风险分析的不透明性，甚至将其不确定性进
一步扩大了。联想到中日两国国民都在共同的“不可计算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全球化现状下生存的现实，评者认为将市民自发地收集各种风险数据，对其评估，通过相互的充分协商考虑对策的这种文化扎根于中日两国之间并使其发展成熟；进一步通过深化大学等学术机构、NGO、市民等各种层面的交流，互相学习探讨关于对应风险的经验等等；这样的态度将愈发显得重要。
（林礼钊 译）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