コメントⅠ②

解读有关“21 世纪日中关系”的各种话语
西村成雄

我拜读 19 位年请学者在富有实证性与构想力的尖端研究的有关“21 世纪日中关系”的各种话语，现将从 3 个视阈总括一下其共同论点。
从各个分科会（历史 5 名、政治社会 4 名、文化科学 5 名、认识形象 5 名）的各篇报告提纲来看，这 4 种分类十分妥当；我认为，如果再加上下述 3 个视阈的话，我们将会更清楚地解读横贯各分科会主题并且贯穿各个报告的重要论点。
第一个视阈是做为“nation state（国民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整合过程
以及它所带来的矛盾”。注视近代中国的 nation state 化过程的话，探讨它与政治整合政策之间的矛盾的王慧婷、和田英男的报告，讨论其经济、社会整合问题的林志晟、杜慧的报告，以及探讨认同的多义性或文化遗产问题的 Tan Tackki、陈元棪的报告，均属于这一范畴。
王慧婷的报告讨论 1920 年代有关“反革命罪”的法律建制和司法应付的过程，其基础应该是支撑当时“党国体制”下之法律制度的“革命人权论”思想，而
非“天赋人权论”。我认为，这里存在 20 世纪中国政治结构的某种历史性路径依存现象。该报告也论及 1949 年后中国大陆在党国体制下的法律建制问题，便意味着再次探讨党国关系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同时，通过从党的 ideology（政治理念）抽出部分国家 ideology（政治理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部分转变，我们也要把这个现象作为中国之 nation state 化的一个过程来关注，也要注
意这种变化将给日中关系带来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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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田英男的报告，分析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和其后平反问题，他从宪法这
一 nation state 国家层次的“公民”概念进行分析，探讨公民应享受的权力与应承担的义务的现实情况。他的报告也将阐明近代 nation state 这一国家 ideology 仍未从党的 ideology 分离出来的情况。然而，这个问题也能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丰
富的可能性，就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非是“支配工具”，而它会转变成为公民们在各个历史条件下去追求政治民主的“手段”。可是，日中关系会否将以作者所说的“共通价值观”为基础而得到稳定，似乎还处于不确定的阶段。我认为，更需要的是，以全球性的、现实的各种功能性（非价值观）关联为基础地，双边设定共同课题，以及将其成为国际公共财。至于作者指出双边不可缺少多元对话，我非常认同这种积极提议。
林志晟的报告讨论 nation state 在经济方面的整合过程，具体分析重庆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林场政策与其实现过程。其中，国家经过投资开发林业资源来满足军事需求，则显示出国家在战时体制下设法形成经济基础的特征。
假使说，这个行为能使国家主导维持并扩大抗战力量的话，这个研究还需要数
量性分析。与此同时，作者在日本占领下的林业资源开发这个题目里不但要发现在东亚进行技术转让的因素，还要测量关于 1945 年后“接收”的问题，例如
中方的主体性凝聚程度和吸收能力、到达程度有多高。这样也能使作者所主张的该题目和现代经济互相依赖性的分析相通的说法更加清楚，并带有说服力。
杜慧的报告，生动地分析作为社会整合政策的农村新学校教育给山西农村社会带来了如何“纠纷”， 定位得更广泛的话，这是国家权力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力和社会规范化这一层次的个例研究。从日中比较史的观点来看，象作者说，日本只花 40 年就赶上了欧美花 200 年时间才建立的新学校教育体制；
可是，我们应当留意，中华民国是潜在地、路径依赖性地继承清朝这个东亚中心(core)“中华帝国”的规模和政治体制的，要将此与日本相比较的话，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哪个层次做比较才妥当，这一点不仅在教育的领域，而在政治、经
济、社会、思想等各个领域都一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在功能性层次给双边相互渗透现象加以分析将更加重要。
Tan Tack-ki 的报告分析台湾人的认同意识，指出其多层性或混合性，更在nation state 层次抽出“独立”、“统一”、“不独不统”的意念；该报告的主旨便是

49从文化人类学的中华圈、文化中国论的角度来阐明“华人的区域性与认同”的多样性和融合性。这个论点，不但注目于中华圈里两个 nation states 或政治共同体关于其合法性(legitimacy)的角逐，还指出问题就在于其合法性实际上多元化的现状。这个课题与香港的前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为日本对“中华圈”的认识得到多样化提供一个有益的观点。
陈元棪的报告讨论的是即将成为世界第一个“水中文化遗产”的长江“白鹤梁水文题刻”的保护政策，并且指出有必要建立东亚共同的文物保护平台。文物保护政策这一课题，不但是 nation state 层次的问题，在本质方法论或功能性
手段论的层面也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有关各方能在这些问题上互相交流的新平台。我希望作者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建议，如何才能建立让这种国际
性公共财得以生存的公共空间，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它的生存。
我要提的第二个视阈是与上述的陈元棪的题目相关的，就是“近代 nationstate 的领域、主权的形成与形成国际公共财的路径”。属于这一范畴的报告，一共是六个。就是基本谈及 19 世纪、20 世纪至 21 世纪的东亚几个 nation state
如何建立为一个系统，包括探讨 19 世纪（1880 年代）朝鲜王朝、清朝和日本
关系史的王东，讨论 20 世纪（1930 年代）日本的中国政策的邹灿，谈及进入21 世纪后矛盾越发明显的海洋权益问题的石羽、洪政仪，调查大气污染问题的潘钰林，探讨日中两国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双向技术转让问题的胡毓瑜等的报告。
王东的报告复原了甲午战争爆发前的 1886-1889 年清朝和朝鲜王朝关于敷设汉城-釜山电报通讯线路项目的谈判过程，并对“日朝电报条约”起到了如
何作用加以分析。他的分析对象是 19 世纪东亚册封体制被条约体制覆盖的过程，也阐明其覆盖程度的强弱如何影响到三国之间的关系。报告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取得飞跃技术进步的电报通讯线路的敷设权问题，正立足于强化科技基本
设施全球化的覆盖能力的基础上。同时，各国如何能够选择性地—而且选择标准本身在它接受了覆盖的范围内已经进行自我变容—适应全球化这一点，恰好
和各国建立”政治自我”的过程有关系。这里内在一个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的论点，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将各国在技术功能方面的关联建立成为一套制度。
邹灿的报告，将 21 世纪日中两国之间纷纷爆发的政治矛盾解释为日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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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脆弱性的表现，并通过探讨 1930 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概括 20 世纪历史如何为今天的矛盾积累了基础。她的视角在于要阐明从卢沟桥事件至第一次近卫文磨声明的日方政策的实况，也要阐明将此说成“宣传”的话语（discourse）
所带来的“固有观念”以及直至今天为止的“历史论述（历史教育）”。我认为，为了探讨日中双方的历史认识按照史实“互相变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为了担保依靠更加多元的历史认识的互相对话的深度，设定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公共财（例如第一期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将会更加重要。
石羽的报告，从题目来看，应该是在国际关系框架里讨论现代中国海洋战略的现状。从国际关系论的观点来看，分析 21 世纪中国作为 nation state 的行
动模式，为测量其给整个东亚带来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题目。我认为，进行这种分析时，还要兼顾支撑 21 世纪的 19、20 世纪历史磁场给这个问题带来如何
具体影响。
洪政仪的报告，是通过台湾“海巡署”官船就渔业权等执法行为来分析台湾
方面对“尖阁岛屿”问题的具体对应。该报告还将双边之间发生武力纠纷时采取“执法行为”与“敌对行为”的有关主权的相互关系放入在分析框架里。重新建立
东亚海洋的国际秩序这一富有当代性的课题，就需要一边回避依靠武力来解决，一边不只依照双方以往的主权框架（如“固有领土”论等），展望构筑作为国际公共财的多边调整机构。这也是属于“生活圈”的（例如是渔业权等问题）”人的安全保障的课题，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也要将欧盟成立的经验作为功能关联化这一层次的问题来重新理解。
潘钰林的报告，根据 2012 年公布的新“空气质量标准”重新分析兰州市空气污染数值，主张需要更改 2011 年 WHO 报告里所提的该市 PM2.5 数值在中国所有省会中最差这一评价。对兰州城镇居民来说，该报告是担保依靠科学分析来对付现况这种态度的一个基础研究。当然，我们也要正视一个现实，这个问题也是偏西风带来的、其影响是超过 1000 公里范围的，也就是跨越 nation
state“国境”的全球性问题，于是，广义来说，首先需要由整个东欧亚大陆来共同对付这个问题。像潘指出，从”人的安全保障”的观点，不只在 WHO 而且在东亚一级设定国际公共财便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胡毓瑜的报告主张日中两国在试验心理学领域需要功能性交流和互相之51间的协助，具体来说需要普及并共享“脑波技术”。该报告阐明，这个科技尤其在忧郁症、压力检查、老人护理等领域十分重要。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我们在多种领域如何能在制度这一层次确立双边研究成果的多元交流和协助的一个课题，我认为，首先在大学的交流里面建立具体的合作关系。再说，我们还要了解，人的形成期和高龄期的心理分析其实是人的安全保障政策化的重要部分，与此有关的技术交流的制度化将成为其重要的契机。该报告的论点也为我要提的第三个视阈架桥。
第三个视阈便反映人们社会心理的“东亚各方互相认识的历史性、同时代性反思”这一点。这里包括讨论文学领域的相互认识的张煜、杨灵琳，分析历
史或历史认识的菊地俊介、黄贞瑜，分析 1980 年代和 21 世纪中国对日本的认识的王坤、周妍、马瑞洁的报告。
张煜的报告以出现在汪曾祺小说作品里的传统绘画为分析对象，而杨灵琳的报告探讨沈从文的文学选择的特质。两篇报告都要阐明日中两边文学的相互渗透性，通过抓住双方变容的实际情况刻画出了跨越“国境”的思想联系。被编入在某个特定的 nation state 里面而受着制约的人们，同时如何接受全球潮流
的影响，是不但在文学研究方面而且贯穿多个研究领域的课题。此时，从接受
方来看，其接受系统是选择性的，他们也会区别在哪一个阶层接受——表层（器物一层）、中层（制度一层）、基层（思想一层）。而且，展望整个 20 世纪的话，接受程度明显地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强弱或浓淡的影响。两位报告者均强调应该如何面对“架桥”这一课题，这也说明贯穿所有参加这几个分科会的学者们的
满腔热情。
菊地俊介的报告，是挖掘抗战时期在北京的日本人族群社会与日本人民对
中国的认识，并分析其历史特征。这个课题，与如何解释以权力为背景的移民
与东道主社会的关系相关，也牵涉到等于其占领地权力的从属函数的移民行动
和社会心理，与占领地权力向东道主社会的渗透力有何关联的问题。它还暗示，
趋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在急剧增大互相经济依赖程度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移民
与东道主社会的关系，以及双方如何认识对方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黄贞瑜的报告，就出现在日中台三方面历史课本里的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描述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分析。这是直接牵涉到历史认识的题目，需要今后和东52

亚、美国、甚至欧盟进行比较，以将该主题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历史认识分析研究。我以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是越来越重要，而且要构筑多边国际关系的共同研究新平台。
王坤的报告，以《人民日报》关于日本 1980 年代 ODA 政策的报道为材料，分析其报道内容的特点，并讨论当时的中国国内因素使其极为需要日本的帮助。1990 年代日本的开发援助政策以 ODA 为主，而 1980 年代是 ODA 飞跃增多的时期，也是两国复交后的一大特点。要深入探讨该题目，就要留意将
双方的历史条件所影响的各种因素放入在视野里。我还认为，这个题目所提的重点就是人们如何才能克服把国民“情感” 诱导到狭窄的民族主义的现象。像王指出的那样，日中双边媒介的行为与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它正是在 IT行业全面展开的 21 世纪阶段最值得注意的分析课题。
周妍的报告，重新探讨马立诚 2002 年提出的“对日新思考”论述的历史意义，分析中方为何开始讨论日本分析的新媒介议题。这里的第一个论点是我们能够把敢牺牲“共通利益”而主张彻底对立的、攻击性很大的民族主义疏导到一个什么样的新思路。第二个论点便是如何摆脱历史认识问题的狭隘思路的，或将这个思路相对化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第二个论点是由中方的知识分子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有可能发展成为 21 世纪有关日中关系的认识中新的公共议题和构筑新的跨国公共平台。
马瑞洁的报告，用论述分析的手法来分析 2003 年至 2012 年《人民日报》
上所出现的日本形象，阐明新闻媒介对建立日本形象起到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该报告还提出一个明确论点，就是《人民日报》是将日中关系的种种矛盾往“减压、沉静”的方向向导的，还是帮助舆论走向“煽动、歪曲”方向的；再说，该报究竟能否让读者对日本得到实际的、真正的理解。通过分析各种媒介客观地看
出现实如何变成“虚拟环境”的课题，也具有将发展成为“日中双方交流自我认识与对对方的认识”这一公共议题的现实可能性。
我们可以说这届由三校(南开大学·东华大学·大阪大学)联合举办国际研讨
会已经发展成为 21 世纪在东亚互相增多认识深度的一个公共平台。我们已经站在这个平台上。
最后，让我再次总括被嵌入在“21 世纪日中关系”里的三个视阈结构性特53

征，并确认一下它与“百年中国”涵义的相关性。
第一，二十世纪前期的日中关系，在东亚国民国家(nation state)群当中，日本自认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占优势，作为“殖民地帝国”的主要工作而开
展了军事行动。从日本来看，我们应当了解，尤其是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当把在所有的意义上“错误地选择国家政策”“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的”“无法怀疑的历史事实”（村山富市·日本总理在 1995 年 8 月 15 日的讲话）放在历史认识的基础时，其历史事实作为历史记忆、或作为当地家族历史，一直到 21 世纪还有影响力的强力磁场，或历史社会地层。即使这个历史记忆
在今天的诸多政治条件里得以再生产，我们需要将此无法会回避课题放在自己的构想力里面。刚刚 2012 年 12 月 20 日，法国总统奥朗德（F． Hollande）访
问阿尔及利亚，在议会演讲里提及到长达 132 年，在“苛刻而且不正当的系统”
下的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地层。与此相比，20 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还位
于不到 100 年的现实之中。
第二，在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冷战体制这个国际环境下，伴随美中关系结构变动而日中关系接受到重新定义。对于日中双方来说是对美关系的政治因素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经济、社会等因素是本
来相对次要地位。这种
情况意味着，即使日中之间的经济因素比重
增多，当某些政治因素出现时就会受到影响。
当然，这个结构并不是固定或永远的，而在每个过程不断地变容的，因此，要形成能创出更
加民主国际关系的国
民（市民社会）因素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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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第四个四分之一世纪就处于将日中关系重新定义在双方国民基础上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应付全球化阶段的双方当权者们是最为优先地建立经
济基础的。这里就存在着双方政治基础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这带来了政治因素产生捣乱的余地。反过来说，也内在着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进行政治调整的可能性。
21 世纪的头 10 年，以及 2012 年后半年，这种结构性矛盾扩大到日中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几乎所有领域，两国关系极为恶化，其政治解决的途径还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然而，为克服这个结构的脆弱性，把新的可能性建立
在 21 世纪世界，我们要在于 20 世纪第四个四分之一时期的储蓄和 21 世纪新
的历史平台上，巩固日中双方的国民、市民社会这一层次的民主的民间交流关系，这样能让我们再积累新的历史地层。
（日野绿 译）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