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史針鋒相對―輿論界對南京國民政府懲治「反革命罪」的報導與迴響（1927-1931）

王

慧

婷

1920 年代中国は国民革命軍の北伐を経験し，革命ブームが引き起こされた。北伐完成後，新政府は中国に完備した国家体制の政治制度を打ち立てることに思いを巡らし始めた。法律は社会秩序を維持する保障である。
1927 年 2 月 9 日に武漢国民政府が公布した「反革命罪条例」は寧漢合流に
よって破棄されたが，北伐後の情勢は混乱して不安定であり，南京国民政府は依然として反対勢力と軍閥や外来勢力の脅威に直面していた。軍政により全国統一を果した国民党は訓政体制樹立に着手した。その際法治と政治制度の革新は必須であったが，なお体系的な刑法をもたない状況では既存制度を踏襲するほかなく，状況を斟酌しつつそれらの改訂を行った。たとえば 1928 年 3 月 9 日の「暫行反革治罰法」は武漢時期の法律規範を引き継いだが，注意すべきことは，訓政初期の国民政府の制度では軍政時期に求めた革命の政治政略と区別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よ
うな状況のもと，「反革命」の範疇は，必然的に武漢国民政府期のそれとは異なるものとなった。本稿では，1927 年から 1931 年の南京国民政府下における「反革命」関連法規の制定と世論の反応を検討し，政府が画定した「反革命」に対する民間の認識を軸に，新旧交替期の政治環境が法制に与える影響，および法的権利を主張する際に示される民意が政治犯の処断をどのように受けとめたかを分析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訓政初期国民政府の法制整備と党治をめぐる論争を明らかにする。（根岸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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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前言
1927 至 1931 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西山會議派與其他政
治勢力互相角逐主導中國的大位，國民黨除了面對黨外軍事集團的戰事外，黨內爭奪黨權的戰場之火也同時開始焚燒；分共以後，來自共產黨、國家主義派、
地方實力派等威脅，亦使國民政府疲於奔命尋求解決之道；另有來自英、日、
俄等帝國主義者環伺，在定都南京後依然攪擾著尚未站穩腳跟的新政府；南京
時期黨內改組派與分共後共產黨在外部的繼續鬥爭，(1)及在北伐過程中與南北
統一後黨內外高唱「民主」、「人權」與「自由」的輿論呼求，對於剛剛歷經戰火而重生的國家來說，邁向穩定的國家發展道上，艱難重重，如步荊棘之路。
南京國民政府殿基於國民革命的精神之上，然而當革命成為過去，能否掌控政
治主導權，才是政權存續的重要指標。這段時期，危害黨國體制的一切「反革命」者要如何處理，對當權者而言是最直接的考驗；應當如何透過法律處理「反革命」的議題，也成為社會各界關注所在。
社會各界對此議題有著不同見解，彼此針鋒相對，上海與天津是官方與民
意主要的交戰之處。自清末以來，上海為中外通商最大港口，也是全國文化經濟交通的樞紐，報刊由此散播的影響力，足以縱貫長江流域、遍及大江南北，
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就是一個重要的革命宣傳主要區域；(2)而由於地緣位置，使 1927 年武漢國民政府打壓「反革命」之際，大量兩湖居民移往上海與天津地區逃避黨禍，(3)大量外省人口的移入，可能也影響兩地對於武漢方面情勢的
關注，政治案的報導或討論，在黨政方面主導的政治性報刊上少見，然而在上海與天津的報導評論中卻不乏深刻探究者，如《大公報》、《新月》等報刊、
雜誌對於「以黨治國」政策曾直接予以批評，甚至不惜與政府宣傳相悖。(4)關於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反革命」案與相關討論，前人已有觸及：有人側
重訓政下約法與民權爭議，(5)或以法學角度指出相關法規顯示當時國民黨極力
推行「司法黨化」、「黨義折獄」歷史現象。(6)1927 至 1931 年間的反革命案

92件與相關政治爭議，並非上述學者處理的焦點所在，除了近期王奇生對於政治鬥爭中「反革命」口號以及武漢國民政府下的反革命戰犯展開研究外，(7) 1920
年代「反革命」與相關的議題彷彿一片歷史迷霧，仍待研究者進入瞭解，學界長期缺乏對於相關案件關注，相關法規也只在通史類著作與其他作品中偶然提及，(8)本文以檔案與報刊資料為主，企圖在此時在反革命案件的爭議上，分析
相關討論的焦點，釐清〈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連結。

２．〈暫行反革命治罪條例〉的制定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呈稱
「國民革命尚未成功，而一切反動分子陰謀破壞，從事搗亂者所在皆是，苟無
治之法，不特不足以除暴安良而完成革命，即若輩一經逮捕，而懲治亦無所依據」，(9)因此擬〈反革命治罪條例〉草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一二○次會議議決，交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審查後再行核議。(10)中央法制委員會所
擬的〈反革命治罪條例草案〉經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三○次會議改為〈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1)於 1928 年 3 月 9 日公布施行，(12)同日廢止 1927 年 2 月 9 日
所公布的〈反革命罪條例〉，至 1931 年廢止，改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1931 年 2 月 3 日）處置。
「反革命罪」之審理橫跨武漢、南京兩時期，值此過渡時期，1927 年 2 月
9 日至 1928 年 3 月 9 日前「反革命案」，係依據〈反革命罪條例〉審理。(13)〈反革命罪條例〉與 1928 年 3 月南京國民政府頒佈之〈暫行反革命治罪法〉，
兩者內容大同小異，(14)但是在實際執法中，犯行認定標準卻隨著國民黨界定政敵的立場轉變而改變對相關犯行的政治與司法定義，1927 年武漢分共是當中的轉捩點，因政治態勢的轉變，而使緝捕「反革命」嫌疑犯的標準也發生變化，
不能單以條文的雷同就認為兩者只是單一條文的延續。透過當時的案件以及報
導中對「反革命」的理解，就不難察覺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在處置這93

類政治嫌疑犯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對共產黨在嫌疑犯中的比例。
對共產派的清理自上海清黨之際已經展開，1927 年分共後南京國民政府
所拘捕的「反革命」罪犯中，以共產黨員為大宗。共產黨案件依照反革命案件
論罪，(15)1927 年至 1929 年左右，約兩年之內有 1270 人被政府當局以反革命
罪判刑，而當中有 126 人被宣布無罪。(16)司法程序並非一開始就有完整建置，
1928 年 8 月上海方面曾進行反革命訴訟案件的清理，中央特種刑事法庭成立
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才有了反革命案件的合法上訴機關，(17)清理 1927 年夏季
至 1928 年 5 月將近一年間上海一地共有 80 餘件反革命上訴案，其中宣布無罪者 6 人，50 餘名嫌疑犯予以保釋。(18)論及相關刑事罪名定義，「反革命」本身最初並非專指共產黨政治犯，清黨後卻在南京國民政府轄下幾乎成為共產份子代稱，有此狀態主要導因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結束北伐以後，國民政府僅能在形式上完成中國統一，地方實力派軍人與南京中央互信基礎薄弱，使得中央與地方對立的失序繼續延續，中央
命令無法確切下達於地方、(19)共產黨仍試圖發動階級鬥爭、尚有青年黨挾其國家主義對三民主義與黨化政策的責難，以上種種皆對國民政府的黨政造成威脅。
在北伐完成以後，共產黨成為政府亟欲剷除的最大勁敵，1927 下半年以來「反革命」政治犯以共產黨員為眾，此法儼然成為專門剷除共產黨的法規依據。(20)

３．〈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引起的法規爭議
1928 年 2 月 29 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頒布。《晨報》於 3 月揭露條文內容，(21)並在社論中表示：
國民黨以反革命三字誅戮異己，箝制輿論者久矣。而所謂反革命者，究
何意義，限界殊欠明瞭。迨清共以後，該黨始明白公言「反國民黨者即
反革命」，而國民黨儼然以神聖不可侵犯自居，無視民眾之意思與地位，自成一階級矣。今公布反革命治罪法，即以此種思想，具體的現諸條文而已。(22)94

國民黨由「以黨治國」立場出發，將反對三民主義及顛覆國民政府者視為「反革命」而壓制的措施，被此評論撰述者認為是「國民黨以反革命排除異己」的行動，而大規模緝捕反革命，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思想，而是國民黨單方面主觀出戮異己，根本上是「反對國民黨為唯一標準，實屬抹殺民眾一切意見」，在這一切行動的背後只反映了「國民黨欲以反革命壓制民眾」，而人民將視國民黨為「偽革命」。該評論人反對將黨的重要性置於國家之上的作法，這種作法
為「獨斷的專制思想」。(23)
知識分子們對相關議題有歧見並發生爭議，1928 年 6 月 15 日，吳稚暉（1865-1953）斥胡適（1981-1962）「你就是反革命」，胡隔日寫信致吳表示「到今天還不很明白今日所謂『革命』是怎樣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樣一回事」，請吳指示自己犯的是〈反革命治罪條例〉第幾條？(24)
但是胡適不僅是對於法規的「不明白」，事實上，法規的正確名稱並非〈反革命治罪條例〉，而是〈暫行反革命治罪法〉。(25)胡適會有對於法規名稱的認知
錯誤，可能是將 1928 年 3 月 9 日前武漢所制定的〈反革命罪條例〉與新法規搞混了。
以胡適身為活躍知識份子並與國民黨人多有接觸的身份，且將法規的名
稱混淆，卻不只是胡適對於這項法規正確全稱認知錯誤，各地方黨部黨員亦不免有時誤稱此法為〈反革命罪條例〉。(26)除了法規本身的名稱混同外，各地方審理「反革命份子」的爭議也不時出現，由於法規頒布時間與武漢時期貼近、
條文內容又雷同，導致河南高等法院曾因不明白〈反革命罪條例〉可否援用而
致信最高法院懇請解釋；(27)浙江高等法院的首席檢察官就曾以反革命被告認定
的疑義向最高法院請求解釋，司法院指令：除該法第一條至第五條所規定之犯行外，「凡在第五條所列舉以外者，雖容有反革命事實，但不能同一視為反革命」(28)可見地方對於「反革命」的認知實有混淆；此外，〈懲治盜匪暫行條例〉
與〈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的司法審判時常混同，以廣東為例，1929 年廣東省政府必須明確以訓令指出「焚殺劫擄，以得財為目的者，謂之盜匪，反革命行為，
以政治為目的者，謂之共黨，審理治罪，各有專規，界線分明，不容淆混」(29)
由此可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針對的並非犯行，而為動機，是以政治目的而

95

論。
南京國民政府追緝「反革命份子」行動中，共產黨被大量拘捕，以安徽
一地為例，在 1928 年 1 月成立「特種刑事臨時法庭」，短短一個月間內便收押觸犯〈反革命罪條例〉(30)與不由普通法院審理的共產黨犯 31 名。(31) 1929 年
底，陳獨秀（1879-1942）批評國民黨運用「反革命」詞彙對他所做文字攻擊，「這就是現代中國人新發明的攻擊異己的武器。例如國民黨大罵我們共產黨是
反革命以掩飾他自己的罪惡，蔣介石掛著革命的假招牌欺騙民眾，妄以他自己為革命之化身，凡反對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動分子。」(32)在聯俄容共之際，國民黨內左右黨爭的對立曾以「革命」與「反革命」作為政治工具而互相攻擊，但隨著清黨、分共之後，國民黨將「反革命」的指責扣上了共產黨人頭上。聯俄容共時與國民黨齊心協力給敵人掛上「反革命」招牌的跨黨份子，恐怕料想不到在國共合作破局後自己得扛上自己打造的政治罪名。
1927 年魯迅（1881-1936）寫道：「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 C.P.或 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
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33)罪名與罪項都非界定「反革命」的
判準，重點是在認定者為誰、如何認定，在魯迅理解中，「反革命」只是一種
無須證據，流於謾罵的空名指控。當北伐軍行進間中國所流行的各種主義中，黨軍與黨政府宣稱只有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革命的，而其他主義是「不革命」，(34)

然而，至清黨以後，只要不走三民主義革命道路的黨派與主義，在此時都成了「反革命」。

４．「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與其爭議
在 1928 至 1931 年〈暫行反革命治罪法〉施行的這段時期中，社會上對
「反革命」案件與相關懲治的討論，常不以單純法規討論為核心議題，而是將
之置於當時人權與黨治問題內來探討，(35)南京國民政府為鞏固黨治而對報業進96

行管控，使言論自由受限，於是有知識分子發出不平之鳴，如胡適、梁實秋（1903-1987）與羅隆基（1896-1965），其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數篇文章引起全國注意，並造成黨政府與知識份子針鋒相對，而這場對於人權與法治討論
的開端，由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徵（1893-？）所提出、並在全國各大報刊
載之「嚴厲處置反革命份子案」所引發。(36)1929 年 3 月 26 日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徵在三全大會提出了「嚴厲處
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提案認為法院要求證據，但是要求證據的司法程序，卻
使反革命分子逍遙在外。陳提議應該對辦法有所修正，以其對反革命活動有效遏止：經省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即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37)
胡適在〈人權與約法〉(38)一文中表示不滿，認為這是對法治的否定：「這就是說，法院對於這種案子，不須審問，只憑黨部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39)
胡適為此還投書給當時的司法院院長王寵惠（1881-1958），信中拿陳德徵提案
詰問王，世上有何國家有這種法律存在？此信胡適同時交送國聞通信社發表。
過了幾天，國聞通訊社來函表示：「昨稿已為轉送各報，未見刊出，聞已被檢查者扣去。茲將原稿奉還。」此事亦使胡適大為光火：「我不知道我這封信有什麼軍事上的重要而竟被檢查新聞的人扣去。這封信是我親自署名的，我不知
道一個公民為什麼不可以負責發表對於國家問題的討論。」(40)胡適本文得不到
王寵惠本人的正面回應，但是這封信卻因被胡適公開在《新月》上，又造成了
轟動。(41)
1929 年胡適發表〈知難，行亦不易〉、〈人權與約法〉二文，引發中央對
胡適不滿，官方指責他「批判黨義，觸犯黨諱」、「污辱總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由教育部向胡適加以警戒。(42)關
於胡適一案，羅隆基寫道：「孫中山先生是擁護言論自由的。壓迫言論自由的人，是不明瞭黨義，是違背總理的教訓。倘使違背總理教訓的人是反動或反革97

命，那麼，壓迫言論自由的人，或者是反動或反革命。」(43)這年張發奎因軍隊
整併的編遣問題，最後發兵反叛，(44)此舉被打為「反革命」行動，而胡適此時
亦被國民黨中央視為「反革命」，兩者雖皆未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被拘捕，
但「反革命」胡適與「革命」國民黨此時的衝突，更明確言之，正顯示政府無法忍受任何一方對三民主義與黨治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也顯示「只有黨的
自由，沒有個人自由」的想法，並未被所有國民接受。
藉由《新月》撰稿人對陳德徵提案之抨擊，突顯法律關於人權與自由保
障問題所在：「無論什麼人，只須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無論什麼書報，只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無論什麼學校，外國人辦的只須貼上『文化侵略』字樣，中國人辦的只須貼上『學閥』『反動勢力』等等字樣，也
就都可以封禁沒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45)針對這種種現象，胡適因此認定：
唯有制訂憲法，才能保障人權，否則，在訓政之下「至少，也應該制定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46)胡適〈人權與約法〉刊出後，雜誌社收到許多讀者來函，(47)

讀者諸青來提出「即使約法頒布，人民之言論出版仍須受嚴重限制」，胡適

則回應：「其實今日所謂『黨治』，說也可憐，那里〔哪裡〕是『黨治』？只是『軍人治黨』而已」中國需要「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與政府的統治權」的約法，「不但政府要受約法的制裁，黨的權限也要受約法的制裁」，約法不僅是
對人民自由的保障，亦是國民黨施行政綱的機會。(48)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傾向西方民主思想已成為時代的潮流，對於南京當局的
批評，亦多以此為標準。國民政府以三民主義為綱領，但將國民黨的訓政與黨治，與歐美之民主自由制度相衡量，顯然有相當距離，因此引起部分知識份子
的不滿。知識份子的反對聲浪以胡適等人為代表。胡在早期與國民黨人頗多交往，亦有文字上的討論互動，在北伐初期及國共分裂時，他對國民黨持以肯定的態度，希望國民黨帶來中國新生的局面。(49)陳德徵提案所引發的討論與爭議，
正呈現了在訓政初期各界對於「黨治」所涉及之法治與人權議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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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反革命案件引發的討論
南京國民政府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處置的全國性大刑事案件中，如發
生在 1927 年的「一一二二慘案」、以及 1929 年「中東路事件／哈爾濱俄領館事件」，(50)在審判與裁決中，社會焦點只在乎於事件本身的處理或後續影響，人犯處置在沸騰的愛國氣氛下為全國所矚目，至於罰則內容與意義，並非民眾關注的焦點。(51)在愛國心驅使下，各民眾團體時常發出頗為激進的宣言，要求嚴懲「反革命」，(52)1920 年代國民革命的濃厚氣氛，凡遇全國性政治事件，各地、各團體的聲明常如雪片般飛來地表態支持官方立場，(53)然而，這類口號未
必能反映大眾的真實心態，反倒比較像一種「趨吉避凶」的聲明：恐怕是各界欲與「反革命」這種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劃清界限，打劑革命預防針的前置作業，(54)口號與民間的真實觀點間，可能存在著落差。
對於當時的審判情形，目前僅能仰賴報紙資訊略列嫌疑犯、犯行、審判結
果等，雖難以藉由報刊資料釐清個別案件的發展脈絡，但仍可對嫌疑犯獲得一定程度的資訊理解，大致而言：在人犯當中，以工人佔其中多數，其次是學生、
失業青年，嫌疑犯以青壯年為眾；往往是因散發不合於三民主義的思想、組織
非法會議、危害黨國等事項而遭到高等法院起訴。此時國民政府的主要目標，
是逮捕共產黨員，限制赤色勢力在中國發展，然而在黨外活動的國家主義派、
第三黨，也在國民政府所緝捕的反革命之列中，理由即在於其政黨派系運動有
反三民主義或反對國民黨黨治的傾向。(55)
新聞業在民國時期逐漸受到重視，然報紙一旦仰賴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主導，則難秉持直筆不諱，持論難免失於公正，而使評論淪於濟私附庸之用，天津發行的《大公報》，雖亦隨政治情勢轉變觀點，(56)但在由吳鼎昌、胡政之、
張季鸞三人接辦後復刊而維持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主張中，抱持「再為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的言論報國心志，重視對政府的監督之責。(57)《大公報》除了例行性刊各載法院審理案件消息或揭露部分案情外，亦偶見討論相關案件的發展與制度等種種問題。
1929 年底，《大公報》曾探討了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審判的案件，或99

許比各業與團體宣示、布告更具有當時社會對於相關案件實際感受的代表意義。
1929 年 11 月 14 日，高等法院初審荊緯反革命一案，(58)荊緯曾於 1929 年 3 月
充第八師第八旅副官，8 月 20 日去職，由河東豐順棧搭乘火車移至華北公寓的途中，憲兵第一營分隊在其行李中搜出軍衣軍帽武裝帶各兩套、護照一紙，又共黨刊物《世界週刊》、《香港曉報》、《反動計畫》及黨員程玉環名片一紙，並其親草之入黨誓書，遂即逮捕，轉解警備司令部。
北伐結束後，全國有陸軍 220 萬人，軍費支出佔國家總收入的 85％，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1928 年 8 月 14 日開幕）決議軍費支出不得超過國家總收
入的 50％，於是非裁軍不可，1928 年 7 月，各軍總司令在北平已有裁軍討論，
1929 年 1 月 1-25 日，南京召開國軍編遣會議，決定將全國軍隊分為 6 個編遣
區，6 個編遣區除 4 個集團軍外，每一區不超過 11 個師。因國軍編遣問題而
在 1929 年 3 月 15 至 27 日三全大會之際引發各方軍人興兵反抗，與改組派共同號召「護黨救國」，且在 1929 年 2 月由桂系軍人為首發動內戰。(59)裁軍造
成了大量失業軍人的出現，並加深軍政衝突的擴大，編遣後的退伍軍人佔據了
各地車站，甚至搶劫銀行，(60)其中，部分青年或因失業而由三民主義轉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期待藉由投入不同的政治理念來換取就業可能。
裁軍後大批退伍軍人求職與就業困難，造成社會問題，荊緯正是在裁軍下失業，轉而投向共產懷抱的青年。《大公報》對此案件有所關注，認為「共犯荊緯者，可為近時中國失業青年之寫照，彼曾卒業於前第四集團軍事政治學校，
曾充赴關，離職來津，逆旅困頓，遂附黨人」對於荊緯本人辯論無效的無奈與
困苦失業青年的請願描寫頗深，顯露記者對於該案的同情。(61)
前述荊緯反革命案中，呈現「民意」與「政意」立場之殊；但除了民間立
場觀點與國民政府的法治觀不同，另一起在 1930 年 2 月之初《大公報》所關
注的天津第六區張信庵反革命案消息，則呈現國民政府內部「黨義」與「法意」
權責歸屬之爭。在該案消息揭露隔天，《大公報》「社評」專欄就司法專業度來作判準，評論者以為天津張信庵反革命案判決的誤會與最終造成黨與法院關
係之緊張，正是因為上訴管道並未經由法律途徑，而是變相以「黨」抑制「法」
權行使，變成外力對法治的侵擾，司法討論偏離主題、在法庭以外另造糾紛，100

使民眾對法院輕視，都是根源於整體司法環境對法權獨立的不尊重以及長年中
國司法單位經費短缺，無法統籌運作而導致的狀態，以張案判決為例，若有任
何審訊瑕疵，「不妨令由同級檢察官審核情形，提起上訴，以資糾正原案」。
(62)《大公報》對政府大規模以反共產為目的掃蕩反革命的作為，並不表贊同。
1930 年 10 月的社論指出：夫望當局首先注意者，自黨國統一以來，除共產黨外，凡在國府統治下之各業人民，對於政府絕無反抗之行動，甚至無其意念，兩年之亂，皆籍隸國民黨者為之，一般人民，不預聞也，充其量，苦痛而呻吟已矣，
然人民平日，對於許多問題實懷疑不解。……如寧漢對峙，互成敵人，然一旦握手，依然同志，文人固然，武人亦復如是，……良懦人民，對
於政府一旦稱為叛逆之人，且即在其下野失權之後，亦復不敢坦率攻擊
其為軍閥、為封建、為反革命。(63)
以天津《大公報》立場論，其不僅對於當局緝捕「反革命」罪犯的行為有所疑慮，並將所謂「反革命」與「軍閥」、「封建」等口號相連運用，視同為政治
上的鬥爭與權謀而已；互為寇仇者不日仍可言和，然而當局卻要求民眾對「反革命」加以批判與糾舉，一切政治口號與針對性總是日遷月易，對於當局所謂「反革命」的概念與針對性，似乎有所存疑。
從北伐到訓政，這段期間政令宣傳所使用的口號與司法案件中對「反革命」的認知對象，存在著「名」、「刑」差異：被控訴為「反革命」的種種負面指標，在政治局勢改變之後，往往隨著政治動態變易而被重新定義；前些時日被指控的「反革命」罪行，在政治風向轉變後，竟不再被追究，甚至那些過
去的敵對人物自十惡不赦的敵手洗白後，進一步溶為「革命新血」，完全納入
以黨治國的環境中成為新成員；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為「反革命」而被逮捕、
起訴、審訊、監禁的「反革命」嫌疑犯，其罪遠不及於動輒連戰數省造成無數死傷的軍事將領，根據此時報刊資料所見，多數入監者被視為有共產黨或青年
黨、第三黨的連帶關係，其犯行往往不過也是散散傳單、發發牢騷，實際上涉101

及重大刑案，或涉及盤據土地、殺傷、放火、決水、掠奪者，並不在多數，更有為數不少的案件是因私人糾紛而遭到誣告。以上狀況，或許正是訓政前期敢於反對黨治的知識份子之所以在涉及「反革命」討論時，會以人權討論為主要
訴求的可能因素。

６．結論「反革命」的標準隨著日遷月易而變化：在宣傳與口號中，「革命」、「反革命」等詞彙，隨著時空或環境、立場不同而任意變化。受到政治環境牽引，
革命之真、假定義可以立刻翻轉，而革命立場的正、反，則由人心證。輿論界
對於「反革命」觀念運用的理解，是將這種話與視為「以黨治國」概念的強化，與對政治意識型態不同者的壓迫；時人觀察中，官方透過「反革命罪」制裁異
己的方式不僅不能造成「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目標，反而一切訴諸革命、
限制言論與思想的方式，將對國家發展有所阻礙。
綜觀輿論界對南京國民政府懲治「反革命罪」的報導與迴響，呈現了民意
與國民黨立場的差別：所謂「反革命」，在南京國民政府下定義為「反三民主義」，此時中國共產黨、國家主義派（中國青年黨）、第三黨與改組派的勢力，
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執政者而言構成極大威脅，其主張被視為反三民主義。透過
民間對「反革命」的觀點以及輿論與施政差距，突顯出兩肇對於制度的不同期
待：民間要求輿論與思想自由，而官方雖重視輿論與思想，卻認為此自由的限
度應當在黨治下，黨意志下對「反革命」打壓的種種措施，正是官方企圖在民間造成一種敵我對立的正、反革命抗衡觀念，以強化黨治基礎的行動，然而民意卻不見得認為打壓反革命勢力的舉動有利於施政，只將相關舉措視為對個人人權與思想自由的壓制手段。
透過北伐後期至訓政前期報刊上知識份子對「反革命罪」的回應，顯示輿論與官方在此議題上，主張幾乎背道而馳：官方主要以維護黨權為優先考量，而知識份子所反映的民意則主張先制定法律保障人權；官方企圖塑造「革命」

102

與「反革命」的對立觀念，但同時的民間未必有對於政府大力打擊「反革命」，
維護國家和平的同仇敵慨之感，反倒有部分知識份子反彈政府大規模掃蕩「反革命份子」的行動，認為與其強化黨治與革命訴求，未若提出務實的政治制度，
對黨治理解的差距與立場不同，使得政府與民意在討論「反革命罪」的議題場
域中，形成針鋒相對之勢。
注(1)「改組派」是國民黨員王法勤、王樂平、朱霽青、陳樹人、陳公博、顧孟餘、郭春濤等人，主張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指派代表不當，而另行在上海組設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號召反蔣、
通電歡迎汪兆銘回國改組黨務，並遊說部隊脫離中央，因此而稱「改組派」。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頁 271。
(2)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24 頁。
(3)「兩湖地區已經烏煙瘴氣，有點辦法的人都逃到上海或天津了，最無辦法的則跑到宜昌或沙市。殊不知宜昌也並非理想的乾淨土。」沈雲龍訪問，
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頁 185。
(4)《大公報》因反對以黨治國，對國民黨攻擊尤力，而遭抹黑為安福系、政學系勾結合辦，遭指收奉系八萬元辦報而極力鼓吹，軍閥時期接受張學良、楊宇霆津貼辦報，又有日本勢力從中保護。〈天津大公報持反動論調〉，《中央日報》，南京，1930年8月12日，第3張第2面。
(5)蔣永敬，〈胡適與國民黨〉，《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3年），頁215；蔣永敬，〈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胡適與共產黨〉，《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頁191、215。楊天石，〈胡適和國民黨的一段糾紛讀胡適日記〉，《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09-215。以上兩位學者
的研究中都觸及1929年「嚴厲審判反革命份子案」，並提到胡適對該案的關注，在蔣的研究中，視知識份子對此案的反應為實施訓政的阻礙，而注
重胡適身為國民黨「諍友」的角色意義；楊的研究中，則旨在分析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變化，對於陳德徵提出此案的真正動機都沒有探討，故就現
有研究來看，南京國民政府所制定的實際罰則與影響層面，實際上仍沒有
歷史學者研究。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的法律論述〉，收
(6)劉恆妏，〈革命／反革命錄於王鵬翔主編，《2008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103

所籌備處專書第7冊（臺北：新學林，2008年），頁255-304。
(7)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香港：香港
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9月）。
(8)一般法制史或政治制度史之類的著作中，對於「反革命罪」有所提及，然而瞭解並不透徹，對於該法的刑罰實際樣貌，甚至是法律的正式名稱多有錯誤之處。而現有的著作之中，王奇生教授《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
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中，實際處理到1920年代中國「反革命」口號與政治
影響的部分僅有第三章〈「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第四章〈「北伐」「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其研究針對武漢國民政府使用〈反革命罪條例〉的首次判決，只探討了北洋軍事戰犯的審理，而以「革命」／「反革命」分別象徵南／北、新／舊的對路觀點詮釋
1927年中國「反革命犯」的界定與審理，實則犯了「見樹不見林」的危險：北伐中以「反革命」逮捕戰犯的案件相當罕見，比起對軍事犯的懲罰，
士、農、工、商各階平民百姓才是被「懲治」的大多數，「反革命罪」最初出現的意義就是一項以抗衡政治異己者的方式，鞏固政治力量為目的的
法規，。關於「反革命罪」實際的指涉對象以及後續影響、南京國民政府
時期〈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的異同，都是王奇生研究中尚未觸及的部分。
(9)「法制委員會呈擬反革命治罪條例草案」（1927年7月31日），黨史館藏，檔號：政11/57.10。
(10)「法制委員會呈擬反革命治罪條例草案」（1927年7月31日），黨史館藏，檔號：政11/57.10。
(11)「〔上海一日國聞社電〕內農工三部，組織法政會。昨交審查，並通過
反革命治罪法」〈寧三部組織法政會 通過反革命治罪法〉，《晨報》，
北京，1928年3月2日，第3版。
(12)〈暫行反革命治罪法〉3月9日公布，但在3月7日就已有報刊將條文刊出。
(13)〈解釋：解釋共產黨如何科處及反革命罪條例可否援用函〉（192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公報》，1928年創刊號，頁266。
(14)王奇生指出：國、共分家後，兩黨的很多政策法規都作了相應調整，兩
黨則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沿襲下來。南京國民政府方面始稱〈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其後易名為〈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1931），鎮壓對
象主要是共產黨，但也波及青年黨及其他黨內外「異議分子」。王奇生，〈「反革命」的源起與剔除〉，《政府法制》，2011年12期（2011年），
頁46-48。
(15)〈解釋：解釋共產黨如何科處及反革命罪條例可否援用函〉（192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公報》，1928年創刊號，頁265。
(16)司法行政部編，《司法統計》，1929年度（南京：司法行政部，1931年），頁180-181、292-312。馮客（Frank Dikötter）著，徐有威等譯，《近代104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26。
(17) 反革命案屬於特種刑事案件。1928年成立的中央特種刑事法庭位於南京，中央法庭為特種刑事案件上訴最高機關，受理反革命案件的調查審訊，
在審理案件上採取5名審判員之合議制。〈上海反革命上訴案清理結束〉，《中央日報》，南京，1928年8月8日，第3張第2面。
(18)〈本埠新聞：滬反革命上訴案淸理結束〉，《申報》，上海，1928年8月8日，第16版。
(19)陳進金，〈南北統一的乍現〉，《機變巧詐：兩湖事變前後軍系互動》（
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7-73。
(20)在以往針對1920年代國共關係之學術研究中，「反革命」往往是與共產黨在地方進行農民運動的歷史連結，因此有部分研究者認為「反革命」不過是一種專屬於共產黨的鬥爭語言。王超然曾指出：「對國民政府而言，革命是主流，但『反革命』並不是鎖定敵人與打擊異己的論述與罪證，它
是屬於中共的慣性論述。對國民黨而言，『共產黨』一般是與『亂匪』連在一起的，國民政府鎮壓共產黨，並非以『反革命』為由，而是以『剿匪』為號召，共產黨是『叛亂匪類』，並非『反革命分子』」然而「反革命」在1927年北伐中至1931年間，確實是官方對於共產黨或共產主義者的指稱，直至1931年蔣中正才將共產黨統一稱為「赤匪」，「共匪」之稱則稍晚於此，無論如何，1931年開始才是「匪」之稱與「共產黨」開始連結之時，在此之前國民政府鎮壓共產黨，確實經歷過一段以「反革命」為由打
擊的階段。王超然，〈書評：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3期（2011年9月），頁188。又見蔣中正，〈國民政府向國民會議提出剿滅赤匪報告案〉（
1931年5月12日，南京），《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二十年》（新店：國史館，1991年）。
(21)《晨報》在3月7日已公布法規內容，然而根據《國民政府公報》，該法的公布在3月9日，2月29日的版本與3月9日版本有所不同。一日、一葦，〈
反革命治罪法 條文已公布〉，《晨報》，北京，1928年3月7日，第3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制定「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年3月9日），《國民政府公報》（1929年3月，南京）第39卷第3期，頁2-4。
(22)〈社論：反革命與偽革命〉，《晨報》，北京，1928年3月7日，第2版。
(23)〈社論：反革命與偽革命〉，《晨報》，北京，1928年3月7日，第2版。
(24)「胡適致吳稚暉函」（1928年6月16日），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1928-1930）》，第5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160-161。
(25)按：胡適本文將此法規稱〈反革命治罪條例〉，然而此刑事法規正確名
稱應為〈暫行反革命治罪法〉。

105

(26) 以江寧縣黨部為例，該黨部於1929年3月25日召開第五十七次執委會議，提出「以黨治政、軍隊黨化」為目標，呈請中央「非法逮捕黨員，搗毀黨部者，應依〈反革命罪條例〉治罪，並將罪狀披露報端」〈江寧縣黨部
呈請中央切實保障黨員〉，《中央日報》，南京，1929年10月26日，第2張第4版。
(27)〈解釋：解釋共產黨如何科處及反革命罪條例可否援用函〉（192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公報》，1928年創刊號，頁266。
(28)鄭畋，〈司法院指令・院字地三六七號（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呈為請解釋反革命案被告送入反省院辦法疑義由〉（1930年11月11日），《司法公報》，第98號，「解釋」，頁42。
(29)許錫清，〈訓令公安局辦理盗匪及反革命案應依照各項條例辦理由〉（1
929年9月24日），《汕頭市政公報（公安）》，1929年第49期，頁95。
(30)原文作〈反革命條例〉，然此事在1928年3月〈暫行反革命治罪條例〉公佈前，故此時所援用之刑事罰則全稱應為〈反革命罪條例〉。
(31)〈安徽最近兩共黨案，正在特種刑事法庭審訊中〉，《中央日報》，南京，1928年2月17日，第2張第2面。
(32)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收錄於「馬克思主義
文庫」：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chenduxiu/marxist.org-chinese-chen-19291210.htm（2013/5/27點閱）。
(33)魯迅，〈可惡罪〉（1927年9月14日），《而已集》，頁110-111。《而已
集》為魯迅集結1927年評論雜著的文集。
(34)「在中國目前，談到革命的理論，除了三民主義記只有共產主義（其他的主義都是不革命的）」黃漢瑞，〈斥第三黨〉，《革命評論》，1928年
第11期，頁35。
(35)正因如此，就連南京國民政府1927-1931年間最終判決適用〈暫行反革命
治罪法〉處置的全國性大刑事案件：「一一二二慘案」（1927年）、「中東路事件／哈爾濱俄領館事件」（1929年），在審判與裁決後，也不曾引發更進一步的法理討論，社會焦點只在乎於事件本身的處理。因為對「反革命」的認定與種種措施，焦點並不在於個別案件的特殊性，而在於這類
刑事案件都被放置於訓政結構與黨治格局下進行，此時文論中對「反革命」刑罰的探討往往目的是在於討論南京國民政府「黨治」的然否，故在本
文所分析的大部分當時報刊文獻中，「反革命」與「人權」、「自由」、「民主」及「約法」等議題往往連結在一起討論。
(36)《新月》月刊於1928年3月10日由胡適與徐志摩等人創於上海，最初為純
文藝性質的雜誌，然而在第2卷第2號（1929年）增加了對於國是的討論，
在該刊物的撰稿人中，政治評論的執筆者以胡適、羅隆基、王造時、梁實秋、潘光旦等人為主。張麗真，〈「新月月刊」的政治言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頁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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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陳德徵，「嚴厲處置反革命份子案」（1929年3月21日），黨史館藏，檔
號：會議3.1/3.2。
(38)本文文末註記日期為「十八、五、六」（1929年5月6日）所寫，然刊於《新月》第2卷第2號，該期封面印刷日為「民國十八年四月十日」（1929年
4月10日），可能有延誤出刊。
(39)胡適，〈人權與約法〉，《新月》，第2卷第2號（1929年4月10日，上海），頁3。
(40)胡適，〈人權與約法〉，《新月》，第2卷第2號（1929年4月10日，上海），頁4。
(41)王寵惠只有在事後函覆胡適，告知陳案「並未提出，實已無形打消矣」。「王寵惠致胡適」（1929年5月21日），《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年），頁515。
(42)羅隆基，〈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新月》，第2卷第6、7號（1929年9月10日，上海），頁1。
(43)「這並不是說在十八年的中國，胡適先生的地位的高貴，比得上蔣總司
令等等，更不是『人權約法』這種反革命的口號，有張發奎們反革命的大炮的響亮」羅隆基，〈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新月》，第2卷第6、7號（
1929年9月10日，上海），頁1-2。
(44)胡漢民，〈去實現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1929年10月1日，講於國府文官處學術講習會成立會），《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10集，頁17
6。
(45)胡適，〈人權與約法〉，《新月》，第2卷第2號（1929年4月10日，上海），頁2。
(46)胡適，〈人權與約法〉，《新月》，第2卷第2號（1929年4月10日，上海），頁5。
(47)〈編輯後言〉，《新月》，第2卷第3號（1929年5月10日，上海），頁1。
(48) 〈「人權與約法」的討論〉，《新月》，第2卷第4號（1929年6月10日，
上海），頁3-5。
(49)蔣永敬，〈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3年），頁191。
(50)「一一二二」，發生於1927年11月22日，是黨爭衝突下武力鎮壓學生運
動所造成的流血事件，造成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傷亡；而「中東路事件／哈
爾濱俄領館事件」，為1929年俄方違反中俄協定，在俄國領事館內籌劃反對國民黨行動，未成而事洩，被查獲相關文宣，而相關人員被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起訴，此事造成中俄關係一度緊張，並衍生成中東路沿線的兩國戰事，最終除在押期間去世之一名人犯外，其餘俄員予以釋放復職。
(51)〈東方民衆眼中的蘇俄反革命案〉，《新東方》，1931年第1卷第12期，「時事述評」（1931年），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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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京市民訓會為中俄事件發告民眾書 打倒違反協定並破壞和平的蘇俄肅清中國共產黨及一切反革命派〉，《中央日報》，南京，1929年7月26日，第2張第3版。
(53)〈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慘案（一）〉（1927/12/01~1928/08/20），《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000-0037，入藏登錄號：
001000001882A；〈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慘案（二）〉（1928/05/1
6~1930/05/29），《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000-00
38，入藏登錄號：001000001883A。
(54)在當時，對於局勢有所批判辱罵，則難免「反革命」之嫌。如博興縣教
育局長趙東岱措辭激烈，遭到「辦學不力」、「辱罵黨國」等指控，而被
指責「有反革命嫌疑」。〈博興教育局長被控 謂有反革命嫌疑〉，《中央日報》，南京，1929年8月2日，第3張第1版。
(55)根據〈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的定義，所謂「反革命」係指「意圖傾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破壞三民主義而起暴動者」（第二、三條）、「宣傳與國民革命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於國民革命之主張者」（第八條）。
以天津大公報、北京晨報為
(56)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
代表的探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221-273。
(57)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頁170。
(58)〈荊緯反革命案昨初審〉，《大公報》，天津，1929年11月15日，第3張
第12版。
(59)張玉法，〈體制認同與政治權利之爭（1929-1937），《中華民國史稿》，第4章，（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頁224-228。
(60)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頁17-18。
(61)〈荊緯反革命案辯論終結〉，《大公報》，天津，1929年11月16日，第3張第12版。
(62)〈社評：改良司法與增加經費〉，《大公報》，天津，1930年2月8日，第1張第2版。
(63)〈社評：清議之源泉在政府〉，《大公報》，天津，1930年10月16日，第1張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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