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47
No.24,（2013）pp.47-59“经世”与“体用”：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器物”
张萍

摘要：西方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与文化演进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晚清这一“过渡时代”提出的根本性问题。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既给传统中国以冲击，又使得传统显示出强有力的韧性，这使得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在近代特别突出，而既成的认同对外来者既有排斥之反应，也有接引之气度。在探讨文化认同的规律时，晚清域外游记中的思考具有一种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特殊性。
“西器”中的“经世之志”源于时人共有的“问题意识”，“格物致知”作为“经世致用”观
念之一种，体现了传统范畴在西学面前的分化。
“体用”与“经世”一脉相承，“西器”鲜明地
呈现了“经世”与“体用”的活力与局限。由“器”而“道”，西方之“器”在价值层面上与中
国之“道”相交融，对“器”的众说纷纭突显出“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困境，这缘于“中体西用”自身不可开解的矛盾。
关键词：晚清域外游记，器物，经世，体用

作为一个“划时代”1事件，鸦片战争最深远的意义莫过于中西之间的直接对视。从 1840 年到1911 年，决定晚清之所以为“晚”清的，恰恰是作为外来者的西方，西方作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
“他者”，对于近代中国的意义是值得充分估量的。对于走出国门、亲至西方的中国人来说，他们
在中西对视中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更加鲜活，由此，他们的思考也就具有了一种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特殊性。一幕幕发生在异域他乡的中外接触，涉及中国在此一时期的被动应对和主动思索，晚
清域外游记所记载的，首先是中国人在中西碰撞之际的心灵感受和思想花火，对于考察这一思想转型和文化演进的过程而言，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中国作为走出国门者的安身立命之所，既是出发地，也是目的地，不论从路线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都是永在的家园。晚清域外游记的作者正是携带着这个家园上路的，因此，文本就具
有了现实的源头和指归。作为与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相同步的一个文类，晚清域外游记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在走向世界时所面临的问题：在中西、古今、新旧、同异之间，中国文化本身是怎样“屈己从人”，又是怎样将外来文化“据为己有”的？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与文化演进又是怎样在这一1

关于“划时代”、“新纪元”、“里程碑”的区别，参见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A].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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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过程中得以完成的？这是晚清这一“过渡时代”2所提出的最具根本意义的问题。
晚清域外游记的出现与“西方冲击”直接相关，“西方”更是游记刻画的主要形象。
“一个人
的主观心理跟这个人所依赖的‘历史性话域’，或‘知识谱系’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从历史
背景继承而来的预设，不但包括从文化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或价值取向，也包括时代的意识形态”3。在考察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时，时代环境对文化认知的影响，是值得充分估计
的：“文化关系并不总由政治和外交关系所决定，但在晚清，政治和外交关系确实主宰了中西文化
关系。实际上，在广义的文化意义上，政治、外交冲突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冲突。
”4伴随着近代以来
西方主导下的不平等态势，中国与西方进入了文化冲突的新时期，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既给传统中国以冲击，又使得传统显示出强有力的韧性。
晚清的文化认同突出地表现为两个问题：“其一是对自身文化体系的认同变得复杂，其二是对
外来文明的普遍适用性持矛盾的态度。
”5西学是一种代表了历史方向的强势话语，中国只有走上西
方的道路才能抵抗西方，这一道路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使得中国文化的保守性
在近代显得更加突出。但另一方面，既成的认同或许并不完全排斥非传统的观点——既成的认同
对外来者既有排斥之反应，也有接引之气度：“一种强固的既成认同能够容忍激烈的变化。
”6如果
没有浸润在传统中所保有的安全感，就很难避开文化断错的震撼，也就无所谓本土文化的转型和新生了。本文将通过考察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器物制造，探讨“过渡时代”的文化认同问题。

一、“经世”之“器”
晚清域外游记中所记载和描绘的形形色色的器物制造，绝不只是停留在猎奇的层面上：时人
行走域外，不是为了“走马观花”，而是为了逞“经世之志”，这源于时人共有的“问题意识”7。
“道—术”、“道—器”之间具有关联性和贯通性，“器物”通向“道”的上层空间；“经世”是一个包罗广泛的范畴，本身蕴含着功利诉求和价值判断。可见，在内容上，“器物”属于“经世”的2

1901 年，梁启超作《过渡时代论》，“过渡时代”是晚清许多知识者的共识，也为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所认同。
3

黄克武.魂归何处？：梁启超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再思考[A].郑大华、邹小容.思想家与近代中国

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14.
4

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5

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4.

6[美]伊拉克森.洞见与责任[M].转引自[美]柯文著，雷颐等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81.
7

人们极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但其价值并不在于最终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所包含的“富有成果的歧义性”，以及环绕这种问题意识所展开的对话。参见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
么：
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A].[美]史华慈等著，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58-259.

“経世”與“体用”：晩清域外游記中的“器物”（張）49

范围，在性质上，二者又有相互重合之处，因此，可将“器物”置于“经世”之中进行考察。这
里强调的是，表面看似客观平实的西方“器物”处于一个价值体系之中，而不是无关痛痒的。从
某种意义上说，技术从来就不是中性的，也不可能是中性的——既缘于事物本身所蕴含的感受和
引发的思考，又关乎传统价值体系的预设。
西方形象中的“器物”首先是由触目所及的具体事物构成，这也是晚清域外游记的实地性所
独具的意义，即时人是在鲜活的感受中展开自己的思考的。例如，不少行旅者都体验了西式的交
通工具，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斌椿曾专门为之赋诗一首，8诗作虽说基本还停留于感受的层面，
不涉及深层次的思考，却流露出速度之快可以留住时光的奋进昂扬情绪。刘锡鸿也对火车很有兴致，在他对“锦壁、绣帘、文榻、画案，瓶添净水，盘供鲜花”9的细致描述中，不难看出一种不
由自主的向往，这很可能成为挣脱原有价值评判体系的一个契机——任凭是怎样的保守派，如果
在此时将火车贬斥为“奇巧淫技”，只能是违心之论。李圭对火车的运行有精细的描摹，10赞赏之
情溢于言表。薛福成在看到制造之巧逾于火轮车的电气车之后，推测其数百年后将行于中国，并
感慨道：“天与人以自得之趣随地可以领会，初无遐迩之别也，夫诚默体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将焉往而不乐哉！”11电气车作为文明的标志，一方面带来了进步的感受，另一方面又与趣无分别联系起来，但一个“诚”字，似乎意味着对“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的某种淡化和忽略，“焉往而不乐”则传达出新的体验所带来的鼓舞和欢欣。
更为集中和明确地体现“经世之志”的，是游记中的以下“器物”。斌椿在见识了织机的“刻不停梭”后慨叹其为“神速”12，还由西方的筑堤排水系统想到如何改进中国江浙一带的灌溉。13志刚在参观了织布作后，想到了积货的销路问题，认为通商有不可遏止之势；14在参观了炼铁厂之后，
认为“舍机器而徒用人力，则不可为矣”15。祁兆熙在参观了织布厂后，与中国织布法进行对比，
认为二者“劳逸悬殊”16。李圭在美国看到了西方的造纸之法后，对中国的造纸之法进行了反省，
17他还认为农田机器正是中国所需，18对美国的抽水机也主张在西北高原的水利灌溉中“仿而行之”8

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168.

9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77.

10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329.

11

薛福成.白雷登避暑记[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

1985.
12

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9.

13

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123.

14

志刚.初使泰西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289.

15

志刚.初使泰西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355.

16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240.

17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225.

18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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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钱培德说“机器巧则人力省而事功倍”20，并且由西方的建造联想到浙江的海塘工程，认为如

果借鉴了西方的做法，就可以一劳永逸，“可省岁修大修费无量数”21。黎庶昌在考察了“制呢之法”后得出结论：西方的办法在“次第”上与中国的棉布纺织并无差别，但一以机器一以人工，
以致“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22。这里，对“西洋之法”的关注无不出于对中国本土情况的挂怀，“西洋之法”正是“经世之助”。可以说，“经世致用”源于异域游者与国内人士共有的“问题意识”，也是支持时人适应新环境、应对新情况的传统资源。
“经世致用”观念由来已久，原本不是儒家专属之物，西汉“独尊儒术”，历代儒生又以之作
为治学的目标，使得“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进入了儒家的文化传统，这一精神
主要是通过政治活动来实践的，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南宋以降，儒学之“内圣”倾向日益显著，讲学论道压倒了从政问俗，甚至空言性命、流于清淡。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方面有感于理学之空疏误国而提倡朴学，另一方面，“亡国之恨”使其埋首考据之余仍不忘经世，经世学风遂成为一股精神潮流。乾嘉承平，文网严密，文人学者转向训诂考据，经世之风岑寂蛰伏，但少数第一流学者仍然满怀经世精神。嘉道以降，末世衰相显露，社会矛盾突出，在内忧外
患的刺激下，经世意识重新焕发了活力。部分士大夫深感义理考据无补于世，溯及明末清初学者，
提倡“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成为“经世派”。他们身份复杂，学术取向多歧，思想动向也
不一致，但都以治平为志，或研究现实，或倡言变法，讲求实功实效，关注国计民生，在近代史
上开思想解放之风气，倡导了变法维新的精神。23
经世思潮在鸦片战争前后蔚为大观，不仅批判现实、振兴实学、倡言改革，并且增加了关注
夷情的新视角，“表明它既源于传统，能够继承历史上的经世精神，又不囿于传统，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根据需要予以一定程度的改善和发展”24，“足见传统经世思想之适应能力，及其容纳之广阔。”25具体而言，鸦片战争前的救世治国方案主要针对漕运、河工、盐政等，研究边疆史地
问题，范围上不出传统经世之学；鸦片战争之后，经世思想家为“制夷”而“师夷”，眼界扩大到世界史地和西方的坚船利炮，“夷务”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学问，成为经世之学的题目。26以 1826
年问世的《皇朝经世文编》为例，1888 年出版续编时，已特增“洋务”一门。而“变法”这一时
代课题原本也不出“经世”范围：“所谓变法，原指传统‘经世’思想之改制主张，自顾炎武以至19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224.

20

钱培德.欧游随笔[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399.

21

钱培德.欧游随笔[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403.

22

黎庶昌.西洋杂志[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461.

23

参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4-17.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

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67、72.
24

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80.

25

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A].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1.
26

参见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81-82.

“経世”與“体用”：晩清域外游記中的“器物”（張）51

龚自珍，此种思想甚为明显。但亦可指近代自动的采行西方制度。
”27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不变的是经世之学直面现实的精神内核，也正是这一品质，促使其自身发生蜕变，在适应时代需求的同时，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起点。
经世思想在以开放品格容纳时代新知的同时，又因袭了传统的局限性。经世派学习西方仅限于科技等“实用之学”，言“西技”而不言“西学”，没有意识到西学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更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需要从整体上与西方竞争；忧患意识中带有忠君色彩，“通经”致用以“宗经”
为本质。28传统的因袭使其在时代的转折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这并不妨碍它对西学的接引，换
言之，正是其开放性和局限性，共同促成了西学的进入：“传统‘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迫使人们学习西方‘有用之学’，引导了西方各种学术科目的输入。
”29也就是说，晚清的经世之学经历
了两个阶段：先是从传统的“通经致用”及“六部学术”体系中寻求经世之术，随着面临的问题
越来越超出传统的范围，逐渐吸收西方的“格致诸学”及“富强之术”，演变为“洋务之学”，进
而演变为“新学”诸门类，而洋务派也正是由经世派演变而来。30
晚清域外游记的作者，多具有“经世”意识或“经世”之能，出使日记的作者更是如此——通达外情、知洋务，正是选拔使臣的标准之一。
“经世之臣”曾国藩经常与郭嵩焘等探讨经世之学，
黎庶昌、薛福成更是位列“曾门四弟子”，使臣之经世思想是其在国内所受影响的延续和拓展。驻
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就是经世派的典型代表。他在 1902 年 5 月的《致梁启超函》中说“吾年十六七
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31，其早年所治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经世之学，学术及社会政治思想尤其受到顾炎武的影响。32黄遵宪作《日本杂事诗》首先是
鉴于“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进而，他充分意识到考察外事的困难：“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
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况于鼓掌谈瀛，虚无缥缈，望之如海上三山，可望而
不可即者乎！又况于排斥谈天，诋为不经，屏诸六合之外，谓当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者乎！觇国
岂易言耶！
”33他在《日本国志》的“凡例”中写道：“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27

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A].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
28

参见周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50.

29

左玉河.西学东渐与晚清学风嬗变[A].郑大华、邹小站.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5.
30

参见李时岳、胡斌.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左玉河.西学东渐与晚清学风嬗变[A].郑大华、邹小站.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14.
31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A].陈铮.黄遵宪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426.

32

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17.黄升任.黄遵宪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6：52-63.
33

黄遵宪.自序[A].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校.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4.

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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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号（2013）

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
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
”341881 年 7 月 8 日《致王韬函》
、1896 年 6 月 30 日《致盛宣怀函》和 1896 年 7 月 1 日《致朱之榛函》中，也体现了同样的经世意识。35就经世的种类而言，使臣多言“格物致知”。对于因素来“重道轻器”而缺乏科学素养的中国人而言，西方的制造之法是难以深入钻研的，36但不能从科学角度进行细察，却不妨碍在思想层面
上对“格物”进行辨析。基于对“格物”概念的思考，对于运用“格致”思想来格近代科技，使臣中存在两种看法：一种以刘锡鸿为代表，主张“格致”的对象应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非具体器物，另一种以郭嵩焘为代表，主张“格致”应两者兼营。其实，两种路向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传教士最初用“格致”翻译西方近代“科技”时，就曾引发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主张格致对象为
儒家伦理道德者反对这种译法，进而反对学习西方科技；主张格致对象包括具体事物者赞同这种译法，进而主张探索西方科技。37可见，学理辨析的背后，有着实践主张的支撑。
“格物致知”古已有之，“洋务”却是新鲜事物，但就精神层面而言，二者又是相通的，由“格致”及于“洋务”是水到渠成——“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朱熹《近思录·致知》），“洋务”自然也不能出“格”之范畴。因此，在有些使臣看来，洋务亦属传统的治平之道，是政
事中的一个项目，换言之，探索洋务正是儒家经世精神的题中之义。
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郭嵩焘以程颐的“物无不格”认识西方的相关著作，38认为西方的“格致之学”“无奇不备”，“可以弥天地之憾”39，而其之所以能“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源于其“实事求是”40。他考察了西学变化的脉络，认为欧洲的“格致之学”是由“虚”的学问转向而来，“格致致知之学”即“实学”，亦即“新学”，这一“学问考核之功”是欧洲各国富强的源泉。
41

作者从西方的“格致之学”中看到了中国“物无不格”的传统，也看到了西方“实事求是”的精

34

黄遵宪.凡例[A].黄遵宪.日本国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

35

参见黄遵宪.致王韬函[A].陈铮.黄遵宪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328.黄遵宪.致盛宣怀函[A].陈

铮.黄遵宪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373.黄遵宪.致朱之榛函[A].陈铮.黄遵宪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378.
36

王韬《漫游随录》表达了这种无能为力的苦楚：“其各种小仪器尤多应考求者。生平于此种学问，苦格格不能入。
”志刚《初使泰西记》中一再提及这种遗憾：“但西人各家学问与夫制造之法，仅得之时刻流览之间，无暇与之深究而详察，未免有遗憾焉”；“泰西各家学问与制造之法，使者言仅得之时刻流览之间，无暇与之深究而切讲，则所述未能各尽其致，不无遗憾，识者谅之。
”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
[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7

参见吴宝晓.初出国门：中国早期外交官在英国和美国的经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48.

38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

39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8：225.

40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8：904.

4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8：384.

“経世”與“体用”：晩清域外游記中的“器物”（張）53

神；西方的“格致之学”自有脉络，也经历了由“虚”到“实”的转化；西方国家将其发扬光大，以之为国家富强的“经世之助”。经过梳理和对照，这些散落于浩繁卷帙中的观点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清晰的面貌贯穿着清晰的意图，这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借对“格致之学”的考察打通了“古今中西之学”，希
望二者可以“会而为一”。“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其根源非有殊也”，古圣人的造物是“形上形下，一以贯之”，只是后世“歧而二之”，使“实事求是”之学“潜流于异域”，进而发扬光大，其中既有“气运”的成全，亦离不开西人的“用力独专”。
“方今”中外通问达到新的水平，中西之间互通有无，西国讨论中国之经史，中国学习西方之器数，“风气既开”，“有志之士”才能接续古先圣哲的“绝学”。42洪勋在《游历闻见总略》中的揣测与此类似：“尝思大学无格致之章，泰西有格致之学，岂真吾儒失之而彼中得之哉！
”43这里，“格致之学”作为沟通中西古今的桥梁，寄寓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种观点的表达是曲折而有力的，既有着传统文化的自信，又有着对现实形势的明确意识。传统与现代的互相激发，由此可见一斑。
钟叔河认为，这种从传统儒家之“格物致知”截取而来的“格致之学”，并非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联系在一起，而是属于“依赖实验并严格遵循逻辑推理的近代自然科学”44。有意思
的是，这种认识同样出现在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中，而后者向来被认为是晚清保守派的典型。
刘锡鸿认为“英人皆谓之实学，盖形而下之事也”45，而“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
器也”46。中国之仰慕西学者以“格致”命名收藏机器的书院，只是以“大学”的条目“召众以来学”，讲求“工匠技艺之事”的处所，应名之曰“艺林堂”，而非“格致书院”。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物”是指“身心家国天下”，而不是“一器一技之巧”。进而，西洋各国的富强并
非由于制造工艺，而应溯及政治根柢，讲求政令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47由此可见，西洋有本有末，或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共识，只是二人导向了不同的结论。洪勋在《游历闻见总略》中也意识到“西人之博物”并非“正心修身之要”，而是“学问之一端”48。这些言论明确地指出了中西之间
的不同，也就截断了西学借“格致”作“进身之阶”以进入中国的道路，限制了西学的作用。
然而，体察其本身的逻辑，这些“保守”言论却未必没有道理，甚至可能是更加“清醒”的。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从来都不是以“物”为指归的，而是以“穷理”为中心，它要解决的问题
是“理”的自我回归。
“理”通过世界万物重新回到自身，“格物”是“理”达到自己与自己合一
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格物”的要义在于把握具体事物的特殊的“理”，“格物致知”就是推导应然

42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八）[M].长沙：岳麓书社，2008：71.

43

洪勋.游历闻见总略[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

44

钟叔河.一个技术专家的脚步[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623.

45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4.

46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50.

47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50-51.

48

洪勋.游历闻见总略[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

或問

54

第 24 号（2013）

秩序的方法论，也就具有了道德实践的含义。另一方面，虽然以“理”为指归，但“物”也并非无关紧要——“理”只有通过“物”与“人”的世界才能呈现。总之，天理是一种内在于“物”
的“合当如此”的“自然”或“条理”。49
其实，以“格物致知”为代表的经世思想本身所开拓出的两个路向，也是儒学中两种倾向的复现。儒学自身有重道德和重学问两种倾向：宋明理学的伦理主义路向重“道”轻“器”，主张守
成不变；经世实学的传统则重实效而黜虚文。近代两种不同的“自强”路线，正是传统儒学中“内圣”与“外王”的固有矛盾在新时代的外显。50另一方面，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潮又不单源于两种路
向的冲突，而是汇聚了共同的力量：今文经学注重圣人言外之意，便于与现实社会接轨；理学不长于纵论时世因革，却代表了沉蓄阔大的精神力量。
“为了探求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处方，中国学术史上长期相互抵触、水火难以相容的汉、宋两大学派，于此时有了交汇和超越各自学术局限的演进趋势。”51在一定程度上说，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潮正是建立在“遵德性”和“道问学”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而游记中看似相反的两种意见，在骨子里却未必势不两立。

二、“体用”之“器”
从“经世”到“变法”，在回应时代需求的进程中，观念的演变已经超出了经世派固有的思维框架，以西方为解救时弊的参照物，使他们的设计方案带有了现代色彩。在中西方的力量对比和
文化差异中，由经世派到洋务派，不得不面对更加显豁的“价值”问题，“经世”之志逐渐被“体用”之思所代替。由“经世之器”到“体用之器”，既体现了历时的变化，又以不同的范畴彰显了“器物”的不同方面；自“器物”而观之，能突显“经世”与“体用”相关而又相异的问题。
魏源等经世派倡导的“师夷长技”起初是作为一种振兴国家的方略提出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对于中西方各个方面的比较“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国现代化的闸门由此开启。夷之“长技”不超
出“用”的范围，学习西方不等于承认“夏”在文化之“体”中逊于“夷”，也就无损于“夷夏”
的实质性差别，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前提，与晚清“中体西用”论的逻辑是一致的。52“师夷长技以制夷”尚具文化自信力，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推敲起来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为何“夷”有“长技”“夏”反而没有？为了“师夷长技”，中国需要作出怎样的改变？经世派的思路深刻地影响了洋务派的改革理念，“自改革”和“师夷长技”逐渐演变成“中体西用”。53晚清
域外游记中对“西器”之功用的深入思考，呈现了从“经世”到“体用”的演变过程，也勾勒出“体用”的框架。

49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2008：270-278.

50

参见周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4.

51

周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49.

52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2008：644-664.

53

参见周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52-254.

“経世”與“体用”：晩清域外游記中的“器物”（張）55

首先，不少游记肯定了器物在西方富强中所起的作用。王韬《漫游随录》痛惜中国不遣人来
英国学习铸造大炮的新法；54对于西人提出的“中国宜开铁路”的建议，遗憾“中国不足以语此”
55。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针对“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古人所不为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夫

机心用于器物，唯以利国利民，而弗为身家谋，则机心亦何尝不可用？”56认为机器堪为经世之助，
政治之善莫善于铁路轮车。57刘锡鸿《英轺私记》看到了“英国之富”与“制造之多”直接相关。
58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认为“中古以前闭关独治之势下”的“不用机器、调剂贫民之说”59不再合乎时宜；认为“夫西人之所以横绝宇宙而莫之能御者，火轮舟车之力为最多”60。
除了肯定的意见，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袁祖志《涉洋管见》认为船有足恃有不足恃，可恃者在于行旅的便捷快意，但若用于资军旅则仅在千里数千里的范围内尚属得力。61刘锡鸿《英轺私记》认为“江底火车路”“构造虽巧，然非必不可少矣”62；在参观完兵工厂之后，作者既惊叹于英人之于火器的“精心审验”，又强调“戎器则第在足用，无取过求夸多”，因为“斗巧之风一开，
流弊不知胡底”63。在作者看来，使用机器一来会使民逸乐而耗其财，“人之精神，不用诸此，则用诸彼。故圣王常勤其民而不使逸”64；二来不利于旧业的维持，会使原来的相关从业者“尽废其业”65；其三，某些产业本身耗资巨大，不适合中国国情，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利；66其四，使用机
器会使数万人安于“粗贱之役”，荒废“有用之心力”67。
可以发现，刘锡鸿出现于两个阵营，而他并不是仅有的一例。他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既认为制造是富强之助，又认为此类事物的作用有限，不必过于讲求，并且十分强调其负面效应，及其在中国的不可操作性。实际上，时人针对“器物”的具体分析，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一致还是矛盾，都从属于更高一级的评价体系和判断标准，也就是说，悬置于“器物”的具体效
用之上的，还有一道更高的“价值之幕”68。由“器”而“道”，西方的“器物”在价值层面上与54

王韬.漫游随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7.

55

王韬.漫游随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155.

56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223.

57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333.

58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05.

59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八）[M].长沙：岳麓书社，2008：928.

60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八）[M].长沙：岳麓书社，2008：122.

61

袁祖志.涉洋管见[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471-472.

62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21.

63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33.

64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62.

65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63.

66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63.

67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99.

68

参见殷海光.中国现代化的问题[A].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355.

或問56

第 24 号（2013）

中国的“道”发生了交融，“西方”与“中国”互相指涉。
志刚《初使泰西记》在描述了织布厂的高效省工厚利之后，这样评价道：“是由利心而生机心，
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人。
”69这里的“奇技淫巧”包含了
作者的批评。在“灯下观玩戏法”之后，作者亦将其归结为“仅供耳目之欲，与夫奇技淫巧而无裨于国计民生者”70，显然是很不屑的。当西方人以火轮车之利益相邀，询问中国何以不急办铁路
时，作者的回答是“此路不通”：火车经过之处有许多日久年深的坟茔，而中国人孝敬之天性是不
因牟利的需要而泯灭的。71
钱培德《欧游随笔》将“洋人制作”视为“雕虫小技”，“非为不可少之物”，而“战胜之具”
之所以“特重”，是因为它是“御侮自强之道”72。在建造铁路的问题上，作者的意见是，“此时建造铁路尚非当务之急”，他以一个假设表明了自己的思考：如果中国与欧洲“相易而居”，变成中
国有铁路而欧洲没有，两军再战，恐怕中国还是不能稳操胜券，因为“欧洲之强非强于铁路”，中国之急务“首在正风俗，次则讲武备”，“夫然后考究精械建造”，否则虽有精器火车，难免反为敌人所得。73徐建寅《欧游杂录》意识到机器厂起作用不是单靠机器，而是要有配套的人员进行绘图、
监造、经理，“同心一意”才能“一气呵成”74。这与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从反面进行的评论是相通的：“人心风俗，偷敝至于此极，即有枪炮，亦资寇兵而赍盗粮而已。
”75
此类观点可以归结为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所谓“是故与其争胜于境外，不如
制胜于国中”76，即治国之本在于内政，当务之急是风俗教化，“自强”的顺序应该是由“本”及“末”。这表明，时人已经意识到，“器物”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人员制度一体相关，进而言之，“西学”其实是一个整体。当然，“西学”并非自晚清才进入人们的视界，清初士人中有些已经开
始将“西教”与“西技”区别开来，并在务实的层面上容纳“西技”，在维护道统的层面上排斥“西教”。这种区分为不少士人营造了对待西学的缓冲之地，清朝在禁教的同时又要求传教士供职宫廷
的做法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这一方面打开了传教之路，另一方面又构成了一道屏障，彰显出西方思想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清朝乾隆年间，西书被列入《四库全书》的另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待西学的态度是“节用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一评价原则和文化政策，
实开“中体西用”论之先河。77《海国图志》在相关的问题上，不但认可并且抄录了这一说法，还
69

志刚.初使泰西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290.

70

志刚.初使泰西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314.

71

志刚.初使泰西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311.

72

钱培德.欧游随笔[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394.

73

钱培德.欧游随笔[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413.

74

徐建寅.欧游杂录[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729.

75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8：931.

76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八）[M].长沙：岳麓书社，2008：288.

77

参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57-158.吴雁南等.中国近代

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627.

“経世”與“体用”：晩清域外游記中的“器物”（張）57

收录了康熙时杨光先的《辟邪论》，表明了“师夷长技”但反对“夷教”的态度。可见，在“中体西用”之前，人们已经遇到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并且设置了大致相同的体式。78“体用”论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其伏线是“西学”观念的形成。西学观念是逐步形成的，“夷
学—西学—新学”的称谓之变反映了人们关于西学的知识和心理变迁，79从具体的历史阶段也可寻
到大致的发展脉络。80到戊戌年间，“西学”开始具有价值观、方法论及普遍知识的意义，中国人从学习西学的成果深入到学习西学的原理和规律；当西学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具有了平
行于中学的地位时，分割西学的“中体西用”就不攻自破了。81
在“中体西用”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时，刘锡鸿《英轺私记》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颇具典型意义。作者认为机器之用有利有弊，因此需要由相关的措施来调节，以机器耕作为例，它可以为人节劳，可以使人习逸，可使富民省雇佣之费，也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对于“人逸”和“失衣食”所带来的“恶”，要有“义塾”救之，方是深明治道者所为。82在与西方人谈论海防之后，作者反省道，自己素来所持的“治国务本之说”有所偏执，但仍然强调“法令不修”则不足恃。83在参观了伦敦铸钱局之后，作者认为，制造的精工可以消泯私铸之弊，会带来一系列管理
和运营上的好处，由此联想到中国的币政之弊，古钱废而新钱仍不可用的病源“在上而不在下”，
终成“糊弄之局”，以致“便民之效未彰，扰民害民之祸已立见”。84可见，作者已经从正反两方面意识到，机器之属不仅仅局限于“用”的范围，而是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更高一级的“体”；如果还
要将机器制造划归为“用”，这个“用”的范围就要进行扩展，至少要延伸到以制度为中心的管理、
运营层面。
尽管已经对“西用”进行了充分的思索，其信守“中体”的立场依然坚定。作者反对以“英人所谓实学”为标准将“中国圣人之教”评定为“空谈无用”：“实学”为“小道”，必有可观，然78

参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6.

79

鸦片战争前后，人们一般以“夷学”来称呼西学，自然带有蔑视和不以为然之意；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时人广以“西学”来称呼西学，虽无明显褒贬，但相对于“中”，“西”仍有偏位之意；庚子之后，
进化论风行，人们以“新学”称呼西学，西学便成为了进步的代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29-730.
80

从具体的历史阶段看，1840 年至 1850 年，承认夷人“船坚炮利”，并着意仿造，这是近代西学观念

的最初萌动；1851 年至 1860 年，通过“西器”了解了其中存在的科学原理，对西学统一性的理解上升
到了更高的层次；咸、同之交，为“西学”正名，并提出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引导出对中国文化的自觉反思，这标志着西学观念在演进中发生了质变，并成为早期维新思想兴起的先声。参见鸦片战争前
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A].郑师渠.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9-25.
81

参见汪林茂.戊戌兴西学活动与文化结构的更新[A].王晓秋.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

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117-120.
82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60-161.

83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95.

84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6-117.

或問

58

第 24 号（2013）

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圣人之教，仁义而已”，却是“奠安宇宙而助天地惠育万物之功者”，
这才是至“大”至“实”的用处。回顾中国自秦汉至元明的历史，教修则治，教沦则乱，而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伦纪不紊，向善而不惟尚力，知理而不惟趋利。以此来观照西方，实学之所以能发挥效力，不是因为他们“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而是因为他们“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义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85。换言
之，西方同样讲求仁义之道，这才是其富强之根基。在与波斯藩王论强弱与制造时，作者强调“所以致富强者，准绳乎仁义之中”，“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86。总之，作者坚持“圣人之教”、“仁义之道”是“无用之大用”，这
不但可以从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中得到验证，而且可以从西方的国运中得到证实。然而，这样一
来，又不免会导向西方同样具备贯“器”之“道”、统“末”之“本”，“西用”背后尚有“西体”，
这就与作者将“西学”贬低为“量有所限者”87相抵触了。
刘锡鸿的逻辑混乱不是个人意义上的，而是代表了“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困境。
“体用”作为偶词连用，始于儒家经传的注疏，本是就同一事物而言。88理学的观念更加强化了这一原则：世间万物皆为原则和物质的结合，物质从原则中获得本质特征，原则以物质为具体形态，二者是不可分的。89唐代佛典中对“体”与“用”的区分可资为证：“‘体’用来表示事物隐深的或潜在的状
态，而‘用’则表示这种潜隐性的实现。
”90严复对“中体西用”的批评即以此为依据：“体用者，
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
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
”91这里的关键是，在“西学”这一因素加入之后，“体用不二”这一原初意义上的“体用”观，已经发生了变异。
谭嗣同的相关论述，比严复对“中体西用”的批评更加“激进”：“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
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惟圣人能尽之于器，故以归诸圣人。以归诸圣人，犹之可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诸中国，则大不可。
”92虽然在理学体系
85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27-130.

86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40-141.

87

刘锡鸿.英轺私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8：127-130.

88

参见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A].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1.
89

参见[美]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79.
90[美]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84-85.

9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A].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8-559.

92

谭嗣同.报贝元征[A].谭嗣同著，何执校点.谭嗣同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2：209.

“経世”與“体用”：晩清域外游記中的“器物”（張）59

中，“道”相对于“器”只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但在运用过程中却难免被赋予价值上的优先性，
在晚清“中西体用”的语境中则更是如此——西学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中学则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参照这一背景，谭嗣同此论有三层意思，一是“道器”即“体用”，二者不可分，二是“道”
随“器”变，三是外洋亦有“道”。这样一来，“中体西用”的防线就很难守住了：“如果西学被发现有器的价值，其中必有道，因为在任何事物的器中必然有道。显然，这种思想路线所暗示的倾
向是，颂扬西方不但产生了工具的、第二位的价值，而且也产生了本质的和主要的价值。
”93这正
是在刘锡鸿等人的游记中，“器物”的矛盾性所自。可见，“西技”及“西器”是一个导火索，由“用”而“体”，“西学”的整体性变得不容忽视。

93[美]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80.

60

或問

第 24 号（2013）『或問』投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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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資格は、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会員（入会は内田、又は沈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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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文献は、下記の体裁で脚注に付けるか、或いは文末に一括して明示すること。
（単行本）
或問太郎、『西学東漸の研究』，大阪：しずみ書房，2000 年 10-20 頁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論文）
或問花子、「東学西漸の研究」，『或問』第 1 号，2000 年 2-15 頁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p. 531-549.
9.

本文や注の中で、文献に言及するときには、或問太郎（2000:2-15）のように指示する。
同一著者による同年の論著は、2000a、2000b のように区別する。

内田慶市（keiuchid@pp.iij4u.or.jp）
沈 国威（shkky@kansai-u.ac.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