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三十二卷第四期（109/12）, pp. 645–691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C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645

什麼是「障礙研究」？
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
臺灣本土化歷程＊
林駿杰

張恒豪**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英美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受到障礙者權利運動影響，自 70 年代
後逐漸發展茁壯，以社會、文化及政治的障礙認識論，修正過去由缺損與個人
模式為主的傳統障礙觀點。然而，英美社會發展出的障礙研究，缺乏臺灣本土
障礙者的實際生活經驗，臺灣社會學界在引用時往往產生許多限制。本文則以「障礙研究」為研究對象，回顧英美障礙理論發展包括社會模式的影響與限制，探討人權模式與後殖民取向之興起，同時整理障礙研究的建制化，以及在臺灣社會所引發的在地化問題。最後，本文回顧現有臺灣障礙研究的文獻與貢獻，並討論臺灣障礙研究未來的圖像及展望。

關鍵字：障礙研究、在地化、建制化、社會模式、後殖民取向✽本研究受科技部計畫〈國際人權與在地行動： 台灣身心障礙人權公約的轉譯與挑戰
MOST 107–2410–H–305–017–MY3〉補助。初稿曾發表於 2018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2018年日本障礙研究年會。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批判且有建設性的建議，讓本文更完整，特別感謝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的伙伴在不同階段對本文的支持與建議，並感謝研究助理陳重
安協助格式的修訂。
✽✽通訊作者，E-mail: henghaoc@mail.ntpu.edu.tw
收稿日期：108 年 4 月 16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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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是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和性別研究、種族╱族群研究與同志研究一樣，肯認障礙者在社會的邊緣位置與被壓迫的歷史。過去在其他學術領域中，皆有不少針對障礙者的研究成果。然而，傳統上對障礙的研究多預設障礙者是需要矯治、修補、醫治、救助或是接受特殊
教育的對象，很少從障礙者的主體性出發，或是重新思考障礙的社會與文化
意涵及價值。有別與此，受到 1970 年代障礙者權利運動影響，英、美兩國
社會學界逐漸形成一個從障礙者主體與受壓迫經驗出發的研究學群，並分別
發展出社會模式（social model）、少數團體模式（minority model）與人權模
式（human right model）等研究觀點。相較於傳統研究障礙強調的個人缺損
模式，障礙研究不僅開始從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角度談論障礙議題，更直接將障礙者的個人生命困境問責於整個社會的歧視態度和障礙環境。
為了解決過去在學術上過度分工，英、美兩國的障礙研究學者在 1980
年代後開始籌組跨領域的障礙研究領域，並於 90 年代後持續發展與建制化。
在 2000 年後，許多國家也開始成立障礙研究相關的研究中心、學程、系所以及學會。在這過程中，障礙研究開始從醫療與個人模式的研究觀點，逐漸轉向以人文社會為主的研究典範。本文將以「障礙研究」本身的定義與發展
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回顧各國障礙理論與英美建制化發展，進一步探問障礙
研究發展至今約四十年來的整體趨勢和改變。本研究的目的有三：𡛼回顧及整理英美兩國障礙研究早期的發展與建制化過程；𥕛深入比較各個時期中不同理論與觀點取向對「障礙研究」本身的定義與立場的差異；𥐥檢視障礙研
究在移入臺灣的過程與相關本土化課題。最後，本文將回顧現有的臺灣障礙
研究相關學術文獻，並提出未來臺灣障礙研究的願景與展望。
為求在有限的篇幅中有效討論全球障礙研究的長期定位與發展趨勢，本文將主要回顧以「理論」與「研究取向」之間的爭辯與發展，希望能藉由專
注分析西方障礙研究在理論層次上，針對障礙定義的辯證與批判性演變，回過頭來梳理臺灣障礙研究現今正面臨的跨界挑戰與尚未解決的重要課題。本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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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中英文學術資料庫，以及障礙研究學術單位的相關網站，搜尋的時間截至 2018 年為止。限於研究的篇幅，我們主要的搜尋對象
聚焦在理論發展脈絡與制度化歷程的相關研究。針對只把障礙當成一個操作
變項，討論不同障別需求的醫療復健與福利服務取向之研究，本文選擇暫時
割捨。

貳、英美障礙研究發展與建制歷程廣義而言，任何與障礙有關的研究都是「障礙研究」。然而，早期許多研
究僅將障礙者的身體當成矯正對象，把障礙者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現象，看作是一種由身心缺損所導致的個人健康問題。在 50 年代時，美國興盛的復健
研究主要以醫療化與個人化的觀點來研究障礙者。這類研究多被用來回應美
國大量戰後障礙者的社會福利問題，包括個人支持和職業復健等，並運用統
計與科學的方式建立合適的人口模式，來不斷修正社會政策方向（Albrecht,
2002; Rioux and Bach, 1994）。在 1976 年時，世界衛生組織通過的第一版國際
功能損傷、身心功能障礙與殘障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ICIDH），也主要將障礙者的生活問題看作是由生理
損傷所導致的疾病後果。上述這些以個人疾病與醫療取向為主的研究論點，
和後來發展出的障礙研究存在著明顯的落差。事實上，英美社會科學界在 70
年代受到障礙者權利運動啟發以後，才逐漸發展出新的批判觀點來研究社會中的障礙議題，強調障礙的政治性、社會文化意涵與建構性質。而在這樣的
轉變過程中，障礙研究也開始影響到學界對於身心障礙的認識及定義。

一、英國障礙研究發展歷程英 國 障 礙 運 動 團 體 反 隔 離 身 體 障 礙 者 協 會（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以下簡稱 UPIAS）在 1976 年公開發表〈障礙
基本原則〉，開啟了整個英國障礙運動和障礙研究的里程碑（Oliver, 1983;
Shakespeare, 2006; Barne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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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disability）是一種由社會環境所致成的情況……在我們的觀點中，是社會障礙（disables）了有生理損傷（physically impairment）的人們。障礙不僅強加在我們的損傷之上，且不必要地隔
離且排除我們完整地參與社會。因此障礙者是在社會中的受壓迫團體。（UPIAS, 1976: 3）
因此我們定義損傷（impairment）是缺少所有或部分的肢體、或是擁有缺損的肢體，以及身體具備有機或機制上的缺陷；而障礙
（disability）是指由現代社會組織對生理損傷者所致的活動不利條
件和限制，因此造成了（障礙者）被排除在參加主流的社會活動
外。（Oliver, 1996: 22）
在 UPIAS 的宣言內容中，已經含有兩個與當時學界相比截然不同的障礙觀點，分別是⒜生理損傷與社會障礙有別，與⒝障礙者是社會中的受壓迫團
體。這兩個論點深深影響到後續英國障礙研究的走向，當時積極參與障礙運
動的英國學者 Hunt ed.（1966）就認為社會學界不應只以功能主義的觀點來
談論障礙議題，而是應採用批判分析的途徑。同為障礙運動的重要成員 Finkelstein（1980: 1）將障礙（disability）定義成「現代社會對於損傷者所致的歧視與社會壓迫」，換句話說，英國障礙社會學者認為障礙者在社會上所遭
遇到的問題，並非是出自於障礙者的損傷，而是源自於現代社會中，特定社
會結構對損傷者所施加的壓迫關係。
最初 Finkelstein 將障礙現象與傳統社會理論結合，不僅深化原本由英國
障礙運動所提出的壓迫觀點，也為後來英國障礙研究建立起批判論的基礎。
過去 Finkelstein（1980）運用唯物論的政治哲學，以生產力與科技發展等客觀條件，將現代社會分類成三個主要階段：在第一個階段，Finkelstein 稱之
為「現代時期的開端」，大部分障礙者被視為殘廢（crippled），但整體社會仍然沒有對障礙者做出明顯的隔離行為與特殊對待；第二個階段，由於新生產
科技的進步與發明，人類社會開始出現大型工業生產線，同時也運用一套身體健全規範來讓這套生產線得以運作，不符合這套規範的障礙者便開始被整體社會透過藥物或隔離機構來加以控制與隔離；最後在第三個階段，則誕生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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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世代的障礙者態度，障礙者開始探問社會如何「障礙」了有生理損傷的個體。
Finkelstein 認為障礙者是只有現代社會才存有的人口，在現代社會以前
並不存在所謂的障礙者，僅能說是活在另外一種壓迫關係的生理損傷者。然而，Finkelstein 並沒有清楚交代現代社會中障礙壓迫的具體形式與機制，相對的，他主要採用歷史階段的抽象概念與理論來解釋現代社會中障礙者遭受
工業社會生產線排除的現象。Finkelstein 對障礙的論點承接自 UPIAS 在 1976
年所發表的〈障礙基本原則〉，並進一步提供歷史觀點的詮釋。
這樣新的障礙壓迫觀點，影響到後來 Oliver 在 1983 年提出新的概念「障礙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有別於障礙的個人模式，Oliver
認為社會模式能夠將障礙的焦點從個人轉移至社會環境，並幫助英國的社會工作學者，從原本過度強調個人化與身心矯正的功能限制觀點中跳脫出來：
若舉障礙者的住宅問題當作範例，個人模式的觀點會將問題專注
在障礙者如何進出、洗澡與使用廚房和房間等等，簡單來說，這樣的途徑專注在個人使用環境的功能限制上。然而社會模式卻會
將障礙看作是住宅內的道路並不適合特定個體的需求，這種途徑對於專業工作者的含意是，將原本從強調對個人提供的幫助和醫
療矯正，轉移目標去改造環境，如此就不會過份地限制功能有限的人們。（Oliver, 1983: 25）
因此，Oliver 認為障礙研究的目標便是拋棄個人損傷的觀點，並專注分析社會障礙帶給損傷者的不利性和不便性。事實上，障礙的社會模式這一概
念具備強烈的運動特色，它不僅讓障礙者認知到當自己在生活中遭遇阻礙
時，不用再怪罪於自己的個人損傷，而是能夠轉向排除障礙者的社會環境問責。此外，社會模式也將不利於障礙者參與主流社會的環境，看作是一種社
會壓迫，這種反壓迫觀點讓後續障礙者運動在爭取反歧視及無障礙環境等基
本權利時，獲得極為重要的正當性。而社會模式的概念對後來障礙研究、障礙運動以及障礙政策與法律的影響普遍且深遠，更讓它被形容是障礙研究中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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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big idea」（Barnes and Mercer eds., 2004; Shakespeare, 2006; Beckett& Campbell, 2015）。
隨著障礙者的權利問題逐漸受到重視，以社會學為知識基礎的批判障礙觀點也正開始在英國社會學界中形成。1986 年時，Oliver 與 Barton 等人成立
名為 Disability, Handicap and Society 的學術期刊，1 該刊物成立的首篇文章就提到障礙研究的立場：與障礙相關的社會理論應該被進一步整合，障礙學者
應該要適當地以社會層次與批判的角度，以社會壓迫觀點取代既有由社會政策主導的障礙的個人悲劇觀點（Oliver, 1986）。除此之外，許多學者也開始討論起障礙研究中相關概念的定義，包括 Brisenden（1986: 174）開始將障礙的醫療模式定義成「深植於過份且不適當的臨床診斷，並帶有宿命性地對障礙
個人產生不公平且限制觀點的本質。」Abberley（1987）則將性別與種族研究
中的壓迫理論概念，拿來和既有的障礙研究做結合。更進一步地，Abberley
提到障礙者所面臨到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問題，其實是一種政治性且歷史性的產物，障礙的壓迫理論未來應該要去探究的是現代國家的制度與歷史發
展，以及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是如何排除損傷者與施加社會壓迫。
1990 年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一書出版，Oliver 以歷史唯物論和批判
理論為基礎，重新探討與梳理現代社會的障礙壓迫議題。儘管 Oliver 對於障
礙的定義及採用的政治哲學與 Finkelstein 幾乎一致，但他認為 Finkelstein 所
提出的歷史發展階段論並沒有清楚地交代現代社會與障礙的本質關係（Oliver,1990）。在書中，Oliver 重新透過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更進一步地將障礙的
結構性因素歸咎至資本主義和理性主義，障礙不僅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資本主
義的產物，同時還是醫療、官僚與科學用來控制障礙者的社會工具。這也讓
英國障礙研究最初從 Hunt 與 Finkelstein 反對機構化與社會隔離的理念出發，逐漸發展出一套兼具社會性、歷史性及批判性的障礙研究理論視野。
總而來說，有別於早期社會政策所採用的個人矯正模式，受到障礙運動
團體 UPIAS 影響，英國障礙研究將障礙（disability）定義成一種現代社會中

1 該刊物於 1994 年將帶有歧視與負面意涵的 Handicap 一字拿掉，改名為 Disabilit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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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理損傷者的壓迫，它與疾病和損傷不同，然而它卻是造成障礙者無法參
與主流社會的根本原因。在傳統醫療模式的觀點中，障礙者因其生理損傷成為社會次級人口，但英國障礙研究則對此做出明確的解釋：這不是生理損傷帶給障礙者的，而是社會障礙所造成的（Brisenden, 1986）。過去有些學者會
傾向將英國的障礙研究成果簡化為單一的概念「社會模式」（Oliver, 2013），
但社會模式僅是 Oliver 在 1983 年所提出的其中一個工具性概念，而非一套
完整的理論。相對的，英國障礙學者的其他學術貢獻與成果更包括了運用唯物論及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深入探討資本主義中勞動市場與障礙者的社會
關係。更重要的是，上述的英國障礙研究學者許多自身也都是障礙者，他們
最初從自身的障礙經驗出發，反思過去傳統醫療過度側重矯正、治療和隔離所對障礙者造成的壓迫問題，最後才能以社會權利的觀點來修正現代社會處
理障礙的偏見與意識形態。

二、美國障礙研究發展歷程美國的障礙研究發展和英國的脈絡不同。20 世紀以後，美國社會學發展
出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特質，強調研究的成果需要保持科學性，且要具
備能夠回應社會政策的實務需求。這種實用主義影響到後來初期美國社會學界研究障礙的發展（Albrecht, 2002）。早期 Parsons（1951）主要以生病角色（sick role）的概念來解釋障礙者在社會中的特殊性，他認為慢性疾病患者因長期無法脫離病人角色，才影響到個體的社會地位與權利。Goffman（1961）
則以社會汙名（stigma）的符號互動論觀點，研究全控機構中智能障礙者所面
臨的隔離與排除問題。而 Parsons 和 Goffman 兩人的理論，對後來美國社會學
界在研究障礙的立場上有直接的影響。例如，如 Safilios-Rothschild（1970）
就展現出明顯的功能論觀點，他以角色理論來分析復健角色的操作，討論個
體如何在復健過程中學習恢復與他人一致的正常功能。而在 Albrecht（1976）
的研究中，則分項列出障礙者無法調整障礙與適應正常功能時，所展現出不同情緒階段。Scott（1969）同時藉由功能論與符號互動論的兩種觀點，來解釋不同文化中的視障者在社會建構過程後的具體差異。
然而，早期社會學或醫療社會學談的「障礙」，和 80 年代後才發展出的65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障礙研究」，兩者在障礙的理論基礎上具備明顯的差異。例如美國社會學者
Nagi（1965）將障礙者無法融入與適應社會的問題，依序分成「病理」、「損傷」、「功能限制」與「障礙」，其關係是：因「病理」問題所致的「損傷」，
將對障礙者個體造成「功能上的限制」；而「功能限制」則將導致障礙者在參
與社會時，無法充分扮演其社會角色，最終形成「障礙」。換言之，美國早期與障礙相關的社會學研究，仍把「障礙」當作是由個人生、心理疾病所引發
的適應問題。直到 70 年代前後，美國障礙社群受到民權運動影響，開始發
展出強壯的障礙者權利運動和自立生活運動（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
ILM），這波以障礙者為主體的運動浪潮，才刺激了美國社會學界對障礙議
題的取徑轉向。
1970 年代，著名的醫療社會學學者，且同為障礙者的 Zola，就注意到美
國的自立運動將障礙者的弱勢問題歸因於社會環境與社會歧視，而不是個人
的疾病與缺陷（Zola, 1979）。Zola 認為雖然障礙運動在美國 70 年代已經形成，
但社會學界卻缺乏一個整體以障礙者為主體的社會及政治觀點，去指認所有
障礙者所共同面臨的結構性問題（Williams, 1996）。在 80 年代後，美國學
界既有的醫療社會學網絡成為美國障礙研究在建制化時的基礎。美國社會科學學者於 1958 年先在西部社會科學學會有慢性疾病與障礙的分部（Chronic
Disease and Disability Section, 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WSSA)），並於 1982 年正式成立慢性病、損傷與障礙社會科學研究協會（The Study ofChronic Illness, Impairment, and Disability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該組
織專門以社會科學的角度討論現代社會中的障礙問題，並於 1986 年改名為障
礙研究學會（The 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 SPS）。障礙研究學會在 1980
年出版了全球第一個獨立的障礙領域期刊，名為障礙與慢性疾病季刊（Disability and Chronic Illness Quarterly），該季刊也在 1985 年時決定改名為障礙
研究季刊（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DSQ）
。從上述更名的過程中，可以發
現疾病（illness）、損傷（impairment）等指涉醫療或生理的字眼都逐漸被美國障礙學群捨棄，由是美國障礙研究開始成為一個有別於傳統醫療視角的獨
立的學術領域。DSQ 在更名後的隔一刊，就收錄 Hahn 的〈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Disability〉，提到美國障礙研究中嶄新的研究取向「少數團體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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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之定義：

學界中障礙的意義與本質正發生明顯的改變，這種趨勢可以被歸
因於有越來越多人接受障礙的意義（應是專注於個人與環境的互動），而不是醫療或經濟的觀點（強調功能損傷與職業限制）。相對於後者受限於功能限制模式，前者的形成則為學界提供了一種
新的少數團體典範（minority group paradigm） 的基礎。（Hahn,
1986: 1）
少數團體觀點意指障礙者就像是其他由年齡、種族與性別等因素
定義的少數團體，他們易受到歧視的主要原因是那些讓他們被社
會上其他人差別待遇的特質。（……）在每一件事中，都讓佔多數的非障礙者去將佔少數的障礙者放在生理次等的位置，甚至是將他們視為「根本不是人」的地位。（Hahn, 1986: 2）
換言之，在 80 年代後，障礙的傳統功能限制模式已經開始出現動搖，
同時一種政治—社會脈絡的少數團體模式正試著取而代之。兩種模式最大的差異在於對於障礙的定義：「在醫療模式中，對障礙總是專注在功能上的損傷；或是在經濟模式中，總是談到障礙者在職業上的限制；然而一個全新的社會—政治取向則將障礙看作由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產物。（Hahn, 1988:40）」Zola（1989）則提到以特殊與排除為主要途徑的障礙研究即將式微，隨著歷史的變化與人口老化，社會上的障礙人口開始增加，這將帶來一個機
會讓學界和社會共同重新思考障礙（disability）的本質。
特別的是，Zola（1989）進一步提出通用政策（universal policy）的概念
來調和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在利益的衝突關係。相較於過去社會學將障礙問題
與現象限縮在少數人口，Zola 認為環境所致的障礙是人類社會的普同經驗，隨著現代社會的障礙者與老年人口比例日益增長，障礙研究所追求的通用設
計和無障礙環境將對整個社會人口（不論是障礙者還是非障礙者）都有政
治、社會與經濟上的正面影響。Zola 在障礙研究中所建立出的普同化論述，對於後來全球障礙政策的定位有著深遠影響，例如 90 年代世界衛生組織在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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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時，便不再只針對少數障礙者人口為限，
而是發展出適用所有人口的普及編碼原則，模糊化以往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之間的明顯界限。
表 1：英美障礙研究的定義與模式比較
障礙的定義？

障礙如何形成？

使用模式

傳統研究障礙

╳個人的生理損傷醫療╱經濟模式

英國障礙研究立場（ –1990）

障礙是指由現代社會組
織對生理損傷者所致的
活動不利條件和限制。
（UPIAS, 1976）

資本主義對障礙者
施加的社會壓迫。

社會模式

美國障礙研究立場（ –1990）

障礙是由個人生理損傷
與環境互動的產物。
（Hahn, 1988）

社會環境對少數障礙者的損傷歧視。

少數團體模式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1 可以看出英、美兩國在障礙研究本體論上的差異，英國障礙學者
將障礙（disability）與損傷（impairment）劃分開來，認為障礙是資本主義
對障礙者施加的社會壓迫；而美國障礙研究則認為障礙是個人生理損傷與環
境互動下的產物，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壓迫。在美國的障礙研究中，生理損傷仍然是障礙研究的關注對象，但英國學者所提出的社會模式，則是直接將障
礙者的社會問題分類成個人的（缺損的╱生理的╱醫療的）和社會的（壓迫的╱歧視的╱排除的），因此雖然它有效地推動障礙研究的社會批判觀點，
但後來卻也遭受許多障礙學者批評它過於二元的障礙想像。本文並非刻意強調或評價英美兩國對障礙本質的立論差異，因為儘管兩國在障礙研究上有理論層次的不同，但兩者的共通點卻更多：包括他們同樣都受到障礙運動影響且持續與國內自立生活及無障礙運動並行；更重要的是，它們同樣都強調以障礙者的經驗為主體，並反對醫療模式對障礙的個人悲劇預設。
90 年代以後，隨著障礙研究的學群增廣，為了讓障礙的社會批判理論
進一步與實務政策結合，來實際改善障礙者生活的需求，障礙研究對障礙的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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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及學科定位的走向，開始朝向跨學科及多元理論發展等方向發展。此外，障礙研究早期過度忽視生理損傷對障礙者之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的問題，
也開始受到障礙研究學界內部的注意與反省。

參、障礙研究的跨學科與多元理論發展
一、社會模式的貢獻與限制社會模式自從被提出以後，直接影響到英國的障礙運動、障礙研究及障礙政策制訂發展。但在 90 年代以後，以社會模式為主的障礙研究開始受到
其他社會理論學者的批判，包括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醫療
社會學等等。英國社會學者 Shakespeare and Watson（1997）就提到英國的障礙研究過度在乎社會障礙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壓迫關係，幾乎不談到生理損傷
的社會建構性與文化意涵。Shakespeare（2006）全面性地檢討障礙研究過度
強調社會模式所造成的問題，例如社會模式在理想上將「社會障礙」與「生理損傷」劃分開來，可是在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卻經常難以分割障礙者的主
體經驗（Shakespeare, 2006）。Shakespeare 並不否認社會模式的重要貢獻，但障礙者真的不受到他們的生理損傷所限制嗎？若社會模式不去理解損傷帶給
個體的活動限制與文化意義，障礙研究所生產出的社會政策又要怎麼如社會
模式所期望地改善且支持障礙者的生活？事實上，由於以社會模式為主的障礙研究並不談生理損傷，因此不同損傷類別的障礙者之間的需求差異甚少被
障礙研究討論，但社會模式忽視損傷間的差異導致它無法真正打造一個無障
礙的社會環境。2
Morris（1991）從女性主義觀點出發，同樣批評障礙的社會模式忽略了
身體經驗，如此不僅無法真正理解障礙者所遭遇到的生活限制，更是錯估了
損傷及論述背後涉及的文化與政治性。而 Corker（1998）則透過後結構理論
2 Shakespeare（2006）舉例，對於需要拐杖協助行走的老人，和同樣行走不便且乘坐輪椅的
障礙者，前者需要充分的欄杆和支撐物才能行走，但這些空間支持對於後者來說卻會形成社會障礙。換言之，若忽視損傷不談，我們甚至沒有辦法指認哪種實際的空間安排才是社
會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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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挑戰障礙社會模式的二元性，認為障礙與損傷兩個概念沒有高低之分，也
不應有明確的界線。Hughes and Paterson（1997）提到當整個社會學界如女
性主義重新反思「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的僵硬界線時，障礙研究卻反向地
強化「生理損傷╱社會障礙」的分界。而 Sherry（2016）則直接提到社會學
界有著建立損傷社會學及談論損傷的必要性，因為損傷不只是一種個人、去政治的生理經驗與感受，相對的，它更是由不平等所形塑的政治問題。
醫療社會學也同樣關注慢性疾病與障礙者，早期醫療社會學主要是以功
能限制模式（function-limitation model）或病理模式（pathology model）作為理解障礙的觀點。3 英國醫療社會學者 Bury（2000）認為有別於社會模式選擇站在與醫療模式截然對立的觀點，醫療社會學希望能以社會醫療（socialmedical）的障礙觀點取代生物醫療（bio-medical）的純粹醫療觀點。因此，Bury（2000）對障礙的定義仍注重損傷的基礎，他提到障礙問題實際上是根
源於障礙者的生理損傷，但早期社會模式對損傷的忽視，卻使得障礙研究沒
有辦法正視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因損傷而衍生的困境和需求。在這個基礎
上，Bury（2000）批判以社會模式為主的障礙研究其實是「過度政治化」障礙者所有的生活問題，且刻意忽視損傷與障礙的直接關聯。
事實上，多數的障礙研究也不會將「障礙」簡化為只是由「社會壓迫構成」，或是「病理損傷造成」的單面向研究觀點。例如英國學者 Abberley（1987）雖然強調障礙的壓迫性，但他也提到學界應該將損傷看作是一種社
會建構的產物。美國障礙研究學者 Zola（1989）同樣認為障礙研究應該要多重視個人層次的身體經驗；而醫療社會學學者 Bury（2000）更從不否認障礙
具有文化、社會及政治性面向，只是在理論的層次以及學科研究的發展路徑
中，障礙研究與醫療社會學對障礙的認識論差異經常會被放大比較和檢視。
英國學者 Thomas（2004）嘗試將兩者結合。Thomas 認為障礙研究應該要將「障礙」當成是一種關係式的理解，障礙是由損傷者在面臨某些社會所致的3 醫療社會學並不否認障礙具有文化、社會及政治性面向，在 70 年代以後，醫療社會學者同樣重視醫療化社會中的醫病權力不對等關係。然而，醫療社會學和障礙研究在對障礙的認
識論上仍有差別，醫療社會學主要將障礙者融入問題歸咎於其病理缺損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而非以權利與社會壓迫觀點談論障礙。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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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限制與不利性而構成，而這樣關係式的理解就沒有否認生理損傷帶給障礙者的限制問題。因此 Thomas（2004: 580）對障礙的定義是「一種社會壓
迫的形式，涉及社會施加在損傷者上的活動限制，且會社會性地破壞他們的
身心理福祉。」
這兩者對障礙的本體論差異，儘管在實務政策的方向上容易造成爭議，
但在晚近的理論發展中，障礙研究與醫療社會學兩個學門更像是處在相互合作與影響的關係上。舉例來說，世界衛生組織早期所使用的國際功能損傷、身心功能障礙與殘障分類架構中，主要便是完全使用功能限制模型來分類障礙人口。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將其改制成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除了以去疾病化的方式來編碼外，更加重視整體社會環境對障礙者所造成的限制性。Bury（2000）便談到這種轉向即是社會模式與障礙研究帶給醫療社會
學與國際障礙政策的直接影響。除此之外，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於 2011年所發表的報告〈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同樣提到障礙的定義是受到了
障礙運動與社會研究的影響，傳統障礙的醫療模式觀點正在開始轉向障礙的社會模式觀點，並逐漸以「身心理的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
為基礎，在社會模式與醫療模式的爭辯之間，去綜合性地實踐重視障礙者完整參與社會平等性的全球障礙政策（WHO and World Bank, 2011: 4）。這些成
果都可以說是社會模式直接影響到全球醫療福利政策的具體貢獻。
儘管社會模式之概念開始受到許多社會學者所批評，包括社會模式⒜過度強調損傷與障礙的二元性、⒝缺乏以個人經驗與障礙文化為主的社會研
究，以及最受批評的⒞漠視身心理相關的病理損傷對障礙者所造成的不利性。但社會模式並不就是完全無用，畢竟社會模式的確將障礙者問題從個人
的生理缺損，拉至社會結構層次的分析，並讓障礙者從傳統主流帶有依賴與
悲劇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Barnes and Mercer eds., 2004; Shakespeare, 2006），
甚至影響到全球障礙政策的基礎與方向。Beckett 與 Campbell（2015）就認為
社會模式的分析仍不過時，相對的，它一直以來都在障礙運動中扮演社會部
署的重要角色。社會模式作為一種抵抗工具（oppositional device），它創造了「障礙者」這個全新的障礙者認同，而不如過去醫療架構所分類出的「問題人口」。因此，社會模式不僅只是在定義上區分障礙和損傷那麼簡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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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過去在整個障礙運動的歷史中，社會模式的概念的確幫助了無數行動者與研
究者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視野來批判充滿障礙的現代社會，同時讓障礙者重新
認識自己身體的政治性。
美國學者 Slivers 等人（1998）同樣肯定社會模式與少數團體模式以形
式平等（formal justice）的政治哲學內涵，不僅促成世界各國先後制訂障礙者反歧視法，更在 21 世紀後直接影響聯合國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 CRPD）的反障
礙歧視基礎。只是，雖然 Slivers 等人同意障礙者是社會的受壓迫者，但卻質疑形式平等的有效性。因為在實務政策上，若只注重反歧視的形式平等，而忽視障礙者與其他社會成員的生理差異，障礙者的社會權利並不一定能得到
真正的保障。然而矛盾的是，在美國主張個人主義的社會中，若一昧讓障礙
者仰賴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也會對障礙者產生社會汙名的負面問
題；因此，Slivers 認為障礙政策應該要思考如何兼併形式正義與分配正義兩
種不同的政治哲學。
這些爭論反映出障礙權利政策除形式平等外，更開始重視障礙者與一般
人口實際的生理損傷差異，及其帶給障礙者社會權利不平等問題。在 21 世
紀後，障礙的人權模式開始受到重視，障礙者的權利問題也從最初歐美起
步，接著開始以人權論述在世界各國部署支持資源。至此，障礙研究開始發
展出另一條新的理論路線，稱作南方障礙研究，或是後殖民取向的障礙研究（Meekosha, 2008; Meekosha and Soldatic, 2011; Grech, 2015），其觀點是注意到社會模式在強調以平權論述為基礎的形式平等策略有其限制性，因而才嘗試從另一條批判路徑來反思：當障礙研究從英美轉譯至全球社會中不同條件、
文化與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時，如何繼續保持它與傳統研究障礙有別，其對障礙者權利及社會平等的最初關懷。

二、21 世紀後：障礙的後殖民主義取向與人權模式
在 21 世紀後，障礙研究內部更發展出另一條新的理論路線，稱作南方障
礙研究，或是後殖民障礙研究。後殖民障礙學者認為社會模式僅能用來解釋歐美障礙者平時所遭遇的生活困境，而南方國家的障礙者卻面臨著更嚴峻的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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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醫療與安全的生存問題。對英美的障礙者來說，醫學和社工專業或許是批判的對象，但在南方國家中，研究者發現醫療化的障礙定義反而可能有幫助當地障礙者去除污名、肯認身份的作用（Meekosha and Soldatic, 2011）。
因此，當南方障礙成為一個新的議題時，學界在短期的未來內就不得不回應
下列的問題：現有的障礙經驗究竟如何擴充至適用於全世界（Albrecht et al.,2001）？
Wirz and Hartley（1999）發現歐美障礙研究者對開發中國家的障礙者政策，提出的質疑經常是「這個計畫是採用醫療模式、還是社會模式？」，但他認為在英國障礙研究中所形成的醫療模式與社會模式之對立觀點，並不符
合南方障礙者的生活實境。首先，已開發國家的社會模式是以個人主義基礎
所建立的自立生活為想像主體，但南方的家庭制度卻與歐美國家截然不同。
再來，開發中國家的障礙者並沒有受到醫療專業所高度控制與宰制，全球甚至有極大比例的障礙者連基本的醫療資源都無法接觸。換言之，與歐美障礙
研究的預設有別，當英美障礙研究批判醫療模式是「宿命性地對障礙個人產
生不公平且限制觀點的本質」，南方國家障礙者真正需要的反而是醫療模式的介入。
Meekosha（2008）以性別研究學者 Connell 的研究為借鏡，批判早期的
障礙研究習慣使用歷史進程，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障礙問題。但這種解
釋路徑並不符合南方國家（包括南亞、澳洲與非洲等地區）的脈絡。事實上，由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發動的戰爭，才是過去南方國家障礙者人口成長
的根本原因，但是由英美主導的障礙研究卻毫不在乎這些跨國權力不平等問
題。過去當歐洲流行優生學時，甚至將殖民地的犯罪與貧窮等社會問題，歸
咎到障礙者的生育行為上，造成許多障礙者當時遭殖民政府抓至隔離機構關
禁。面對這些跨國不平等議題，Meekosha（2008）提到後殖民障礙研究要點
出的是一種在方法論與認識論上和英美障礙研究截然不同的取向，它要特別強調全球社會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對等關係。
除此之外，Grech（2015）提到後殖民障礙研究不能忽略歷史研究的面向，
就算明顯且直接的殖民主義已經逐漸在世界上消失，但世界各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仍然是構成南方國家障礙者生活困境的結構條件之一。Titchko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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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and Aubrecht（2015）批評了世界衛生組織在「促進發展國家的心理健康狀況計畫」中使用專業的障礙知識，去建構與定義出一種高度複雜的心理疾病風險，以便讓優越的西方科學醫療進行具備合法性的干預，但這樣的行為等於是再製且複製了過往殖民的權力關係。
而人權模式的討論最早大約是於 1981 年開始，聯合國公開將障礙看作
是全球公共論述中的人權議題後所逐漸形成（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
2009）。以社會模式與障礙研究相關理論為重要的基礎，聯合國在 2006 年簽
署 CRPD，Lord and Stein（2008）就提到 CRPD 引用障礙社會模式的概念，
宣明障礙者具有獨立、參與、可及性與不歧視等權利，然而特別的是，人權
模式的概念並非全然與社會模式一致。Degener（2016）就指出，CRPD 所展
現出障礙的人權模式是建立在社會模式之上，但又比社會模式走得更遠，障礙的人權模式重塑了平等和反歧視的內涵，甚至足以啟發過去其他平等公約
的實踐方式和反思。
Degener（2016）提出人權模式的六點命題。第一，相對於傳統社會模式忽略損傷不談，人權模式則同時兼顧了障礙與損傷的互動關係。第二，相對於傳統社會模式認為反歧視是最主要挑戰福利模式的手段，障礙的人權模
式則注重更廣泛的人權，包含公民政治權、經濟權以及社會文化權等。第三，損傷被承認是一種人類的多元性，當社會模式忽略障礙者之間和主流社
會間的生理條件差異，人權模式則更進一步處理這些損傷問題，並承認這是
人類生理的多元差異。第四，過去社會模式並沒有處理特定障別障礙者的認
同政治問題，在其他領域中，包括女性主義和種族主義，這些運動浪潮中建
構的身份認同也被認為是推動人權實踐的重要條件，但過去社會模式卻忽視
這些特定障別認同不談。第五，人權模式可以更有效地讓社會政策增加人權
意識，而非拒絕這些政策的介入和治療。過去針對損傷所執行的健康與福利政策，經常被認為有歧視障礙者的問題，因此成為障礙運動所抗議之對象，
但這反而讓因損傷所致的生活限制問題，在抗議的過程中持續遭受邊緣化。
最後，障礙與貧窮高度相關，人權模式則補足了損傷與貧窮間的關係。
事實上，損傷往往會對障礙者帶來資源與教育的缺乏，因此 CRPD 第 32 條
才提到國際合作應該要直接納入障礙者，並提供一套辦法讓 DPO 來監督。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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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權模式作為一種發展工具，可以讓貧窮者並不只是淪為慈善和福利體系救濟的對象，還讓障礙者轉變成以欠缺權利保障的主體，並要求社會資源的重分配。除此之外，過去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間的矛盾，似乎當社會要特別地對待障礙者時，就會違反形式平等；若要以形式平等對待障礙者時，又會
遇到實質平等的問題。但人權模式則是採用變化性的平等（transformativeequality），調和了過去醫療模式與社會模式的衝突（Degener, 2016）。
人權公約的簽署與實踐，讓障礙者普世人權不再只是論述，而是能夠直
接藉由聯合國審查其對國家要求的報告，與民間團體對國家的直接監督，實際檢視各國障礙者人權落實。然而，人權轉譯的矛盾卻是轉譯的人權內容必須依據在地的脈絡進行修改和調整，才能與在地的文化框架產生共鳴，並讓
地方的障礙者團體與整體社會所接受。目前構成障礙者人權的精神包括平等
性、自主性，還有以個人主義出發點所想像的自立生活模式，但這些觀點卻
不一定適合每個國家。日本障礙研究學者 Asaka 在美國受到障礙自立運動精神啟發，但他卻發現當自己把這套精神從美國帶回日本以後，存在著大量的
文化差異：舉例來說，美國自立運動中的獨立是預設著每個人在成年以後就應該從家庭組織中獨立出來，但是日本文化卻不這樣想，日本社會反而特別視成年後持續對母親的依賴與陪伴為可欲且有價值的。因此，當人權模式僅將日本障礙者從他們的家庭自立出去與否，來評斷日本障礙者人權情況，很
可能反而是將障礙者置於更惡劣的社會處境。除此之外，日本社會並不強調
個人主義，相對的，以社群與團體為重的精神深植於日本文化中。這促使日本障礙運動必須要重新思考如何伸張障礙者的權利，但同時卻不會被外界認為是自我中心的（Heyer, 2015）。
Meyers（2014）在尼加拉瓜的研究中則發現，儘管 CRPD 的任務之一
是要幫助各國的草根障礙組織去對自己的政府發聲，但跨國 NGO 提供給當地障礙者的是大量的「人權訓練」與「法規訓練」，這與當地障礙者的實際
需求並不相同。這造成後來 CRPD 的法規訓練不僅讓來參加工作坊的障礙者
打瞌睡，連在地障礙者權利組織的參與者也無法決定會議走向。結果大量的
人權工作坊反而讓地方 NGO 成員們疲於參與，實際參與的障礙者也認為這
些人權工作坊並不能有效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紛紛退出。除此之外，尼加66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拉瓜障礙者權利團體表示當地障礙者缺乏基本的教育權與醫療權，並不是因
為他們受到政府與健全意識形態的壓迫，而是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資源與能
力去普及這些基本權利，Meyers 反問若是如此，難道還能解釋成政府歧視壓
迫了障礙者人權嗎？
事實上，障礙人權模式的實踐策略與理論反思已經不再屬於由單一學科
領域所能概括的學術範圍，它實際需要社會學、社會福利、法律、教育與醫
療復健等領域學者的合作，才有可能改善全球障礙者的平等權利問題。隨著
障礙研究發展，在 90 年代左右，障礙研究就已經逐漸轉變成一個具備跨學
科性質並強調多元發展的獨立學門，以回應社會福利和復健專業等應用科學對障礙議題的實務需求。但在多元發展的同時，障礙研究內部卻也開始出現
不同的立場與辯論：學界開始爭論何謂障礙研究？何種研究又僅是以障礙研
究為名、實際上卻已經偏離原有障礙研究的立場與觀點？上述討論不僅涉及
著不同研究者在方法論上的差異，更代表障礙研究內部存在的多樣性，至此已經成為障礙研究學者不得不面對且處理的矛盾問題。

三、障礙研究的跨學科性質與多元發展
障礙研究自 90 年代朝向跨學科發展以後，障礙研究的定位和界線就一直
是學界內部辯論與焦慮的重要問題（Thomas, 2002）。在 90 年代以後，隨著
障礙研究開始進一步建制化，英國里茲大學在 1992 年成立一個聯合社會政策與社會學學科的障礙研究單位 Disability Research Unit（後來改名為 Centre
for Disability Studies），該單位定位在應用社會科學的領域上，並將障礙研
究建制成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跨領域獨立學科（Barnes, 2008）。而 Cushing andSmith（2009）則發現在 1999 年至 2003 年短短四年之中，全球的障礙研究學位從 7 個一次上升至 21 個，其中學位的成長在美國學界中是最明顯的。儘管
障礙研究在學術界逐漸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但過去障礙研究與障礙運動兩者
相輔相成的現象，至今卻已經開始消退，相較於以往，如今有更多的障礙政
策是由政府與學界主導，而不再由障礙者團體決定與推動（Barnes, 2008）。
換言之，障礙研究在數量上的迅速成長並不一定產生完全正面的影響，有許多學者反而擔憂這可能讓保守傳統復健專業的論點回歸到障礙研究中。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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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ch（2002）就提到美國的障礙政策研究季刊（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JPDS）以折衷的方式，在 90 年代末期將傳統的復健專業觀點，再次地推回障礙者服務機構的論述之中。這類觀點強調環境與功能面向的綜合評
估，甚至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在 ICIDH 分類改制上的主要考量。Scotch 並不否認障礙經驗中，不平等與壓迫等問題的確和身體功能損傷有關，但這種發展卻可能導致了以障礙者為主體的障礙研究在本質上開始出現改變。
在 90 年代以後，「障礙研究」這一關鍵字更是大量地在英、美兩國的獨
立學位、政府計畫、健康照護及職業治療師的學術期刊中出現（Linton, 1998;
Cushing and Smith, 2009），這樣的趨勢激起了部分障礙研究學者擔憂障礙研究將會失去它的批判精神。Linton（1998）認為正邁向跨領域性質的障礙研
究，同時也面臨著要確實定義與檢視何種研究才算障礙研究的分類需求，因為若障礙研究生產出對障礙者不利的研究成果，那麼障礙研究將走上傳統醫
療和個人模式的回頭路。Linton 就實際指出過去以障礙研究為名，但非屬文科障礙研究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是，現在主要由復健專業與特殊教育呈現出的障
礙，是一種個人化的障礙。這些科系培養出的障礙理念，歸類成
一種個人、或最多算是家庭的問題。（……）第四個問題是學界
對障礙者的客體化。這一部分是指缺乏障礙研究者的主體意見，
但另一部分則是指在缺乏批判分析的跨學科障礙相關實證研究中，有許多宰制的刻板印象和對障礙者經驗過於簡化的觀點，造成障礙經驗的病理化。（Linton, 1998: 526–527）
Linton（1998）認為障礙研究遠不只是一種矯正研究，而是一種透過社
會、政治與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合性的障礙認識的研究模式。
Linton 提到障礙研究應保持的立場，大致可分類成下列兩點：分別是障礙研
究不應⒜將障礙者客體化，以及⒝過度使用醫療與個人觀點來理解障礙者的負面問題。若無法達成上述條件，就不應將其歸類在強調以障礙者為主體的障礙研究中。Linton 對障礙研究的定義相當嚴謹，甚至是以文科（liberal-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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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指認障礙研究的標準之一，而這也反映出以文科為主的障礙研究在擴大
至應用科學領域時，必須與它過去曾批判的對象有所區隔。因為若應用科學
大量研究開始使用障礙研究之名，卻忽視障礙研究最重要的出發點，那以障
礙者為主體性與重視社會壓迫的障礙社會研究，將反而會落在整個學科內的邊緣性位置。
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2009）並不否認障礙研究必須保持批判性，不過他們認為批判的障礙理論之所以開始趨向多元化，而不再以社會模式為首，是因為社會模式的障礙理論選擇將「障礙」與「損傷」視為兩者對立的概念，但這種二元劃分的想法卻早就被女性主義、文化研究與後現代學者所批評。因此，與早期的障礙研究相比，「多元」已經成為現今英國障礙研究中心（Centre for Disability Studies, CDS）的研究特色，但這不代表 CDS 已經完全脫離了批判的路線，相對的，Meekosha 等人認為 CDS 應該保持折衷主義，它沒必要拋棄社會模式的概念，也不必去站在醫療模式那一邊，它從
不會因為對研究預設保有比以前更大的彈性，就因此失去批判的本質。在這個基礎上，他們也提出了對障礙研究的定義：「障礙研究可以被當成是一種
對障礙特殊的批判途徑；一個要轉變成可以藉由多個學科合作來進行的跨學
科架構的計畫；就和像女性研究、黑人研究與同志研究一樣新且具有合法性
的學術工作領域（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 2009: 49）。」
針對障礙研究的定義與定位，Barnes, Oliver and Barton（2002）將障礙研
究分成「inside-out」、「outside-in」與「outside-out」三種不同的取向，來分析不同障礙研究取向之間經常形成的爭辯問題。在 Barnes 等人的論點中，他們認為障礙知識與社會政策的生產，經常取決於障礙運動與障礙學界之間的關係，其中 outside 是指稱客觀的資料與非障礙者所生產出之知識，而 inside
則是指由障礙者自身所組織與建立的社群網絡，也就是由障礙者自身所發表的經驗與意見。在該文中，提到不論是 inside-out、還是 outside-in 的取向，
儘管都有其各自的問題，但障礙研究卻不應該完全採取一種 outside-out 的研
究立場。這種研究方式將讓障礙者成為被研究的客體，同時複製了原本處在
障礙者和非障礙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而這正是障礙研究與過往傳統研究障礙
的最大差別。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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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障礙研究的定義問題， 美國障礙研究學會（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 n.d.）在網頁上介紹障礙研究的任務時提到：「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是人
類重要的普同經驗。障礙研究從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層面上來探討障礙這一
社會現象，這對我們重新思考障礙與社會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而 Cushingand Smith（2009）則回顧芝加哥大學所發布的障礙計畫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DS programs）對障礙研究的定義，認為障礙研究要具備下列的特色：跨學科性質、挑戰障礙的醫療、個人與缺損模式、認定障礙只是人類常態經驗
的部分光譜、解釋環境與社會障礙的影響性等等。也因此，最後由下表 2 的整理內容可以看出，隨著障礙研究發展成熟，最初單純從英美社會模式與少數團體模式的概念，逐漸擴展成強調社會與文化等批判觀點的跨領域研究，
其透過身體理論、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補足，以及回應障礙政策應用及人權模式的需求，如今障礙研究作為一個跨領域的獨立學科，在保有批判性與強調障礙者主體性的同時，也已經與英美初期的障礙研究及學群相比，呈現出更為多元的立論基礎。
表 2：對障礙研究的定義差異
作者

美國障礙研究學會

對障礙研究的定義或解釋
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是人類重要的普同經驗。障礙研究從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層面上來探討障礙這一社會現象，而這對我們重新思考障礙與社會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

Linton (1998: 525)

一種透過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合性的障
礙認識的研究模式。

Meekosha and一種對障礙的特別批判途徑；一個要轉變成可以藉由多個學科合Shuttleworth

作來進行的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架構計畫；就和像女性研(2009: 49)

究、黑人研究與同志研究一樣新的學術工作領域。

Cushing and Smith

跨領域性質，挑戰障礙的醫療、個人與缺損模式，認定障礙只是(2009)

人類常態經驗的部分光譜，並解釋環境與社會對障礙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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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障礙研究的本土化歷程
一、障礙研究的引入過程
臺灣早期主要是由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復健醫學相關學系引用障礙研
究的成果（如王育瑜，2004；嚴嘉楓、林金定，2003），後來在 2005 年以後，國內社會學界才逐步開啟以障礙研究為名的相關討論。國內《身心障礙研究季刊》雖自 2003 年成立，但較多仍是障礙政策及服務實務的應用型研究，其成立宗旨是：本期刊旨在刊登身心障礙相關之綜合性評論、原始論著、實務研究、個案報告等論文，範圍包含身心障礙之醫藥衛生、福利服務、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職業訓練與諮商輔導、復健等相關議
題，期望藉由本期刊之發行提供多元化的學術交流平台，深入瞭
解及協助身心障礙者以增進其生活品質。
換言之，若從上述學者（Linton, 1998; 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 2009）
等人的觀點視之，該期刊並不是人文社會批判觀點的「障礙研究」。
而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在臺灣學界的發展，與多數學科相同，最初主要是從國外的學術領域引入其成果與理論基礎。只是早期臺灣研究在引用歐美障礙研究的成果時，雖多提及障礙研究強調的環境取向，但卻相對缺乏英美障礙研究針對資本主義和健全意識形態的批判力道。最早林宏熾（2002）曾在特殊教育季刊提到「社會模型（social model）」一詞，反省國內許多障礙應用研究是建立在損傷典範之上，儘管是要提供障礙者診斷、安置與服務等協助，但語言學背後卻隱藏著隔離式的貶抑。隔一年，董和銳（2003: 35）於身心障礙研究季刊撰寫一篇文為「身心障礙之概念架構與社會
意涵」，該文雖介紹障礙的社會模式是注重環境層次的分析，但卻忽略英國障
礙研究中所提社會模式其隱含的社會批判基礎，只將障礙看作是一種由病理
缺損所致的功能限制，此用法便與英國障礙的社會模式之立論截然不同。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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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專業的周月清等人則是於 2004 年發表一篇與社會模型觀點有關的
研究，周月清等人（2004: 130）在文中提到社工專業要如何用社會模型與醫
療模型的觀點來理解中途障礙服務單位的制度差異，該文提及：資本主義社會原本就是將人科層分級化，因此在這種社會制度
下，障礙相關法規建立在不同障礙等級和規定上，將人分類，障礙者被視為少數族群（minority）、無助的（helpless）。事實上，
從社會模式觀點，「障礙」是社會壓迫（social oppression）的結果，因此只有從基礎改變整個社會政策，如此才有可能讓障礙者
和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及平等參與社會生活。
由周月清等人的文章可以發現，在 2004 年時的身心障礙相關研究已經開始提及歐美障礙研究中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健全主義」，不過周月清等人當時在研究中仍多把「社會模型」當作是醫療模式外的另一種補充觀點，並沒有重視過往障礙研究對醫療模式與個人模式的批判與反省。在臺灣社會學界中，首先開始較為系統性地引入障礙研究的批判觀點，則是王
國羽於 2005 年臺灣社會學年會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缺了一角的臺灣社會
學研究：障礙經驗的社會學討論〉。該文直接批判臺灣社會學過去習慣將身
心障礙人士看作是社會中的特殊人口，並沒有跟上歐美國家障礙研究中已經
出現的「普同」轉向。除此之外，王國羽也以 Zola（1989）等人的理論反省了臺灣社會學在當時仍然以醫療社會學的觀點來處理社會中的障礙人口，這類研究所生產出的政策結果，可能反而導致臺灣的障礙者遭受主流社會的隔
離和歧視（王國羽，2005）。
在 2005 年之前， 臺灣學界仍都沒有以「（身心） 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 或 disability researches）」為關鍵字的學術文章，直到 2007 年以後才出
現第一篇是由張恒豪所寫的〈特殊教育與障礙社會學：一個理論的反省〉，與邱大昕所寫的〈男性障礙者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張恒豪（2007: 76–77）
認為「障礙研究」挑戰的是身體能力主義（Ablebodyism）霸權，並以解放身心障礙者為目的：「所謂社會模式的障礙並不否認功能損傷在身心障礙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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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的顯著性，而是著重在生理的損傷之外，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建構的阻礙。」同年，邱大昕（2007: 73）從歐美障礙研究理論出發，分析男性
障礙者與社會中的主流性別氣質不符，所造成的社會排除後果。在文獻回顧中，邱大昕整理英國障礙研究的內涵時提到：「社會應該致力於移除外在環
境與制度的障礙（環境、交通障礙，與工作、就業歧視等），而非要求身心障礙者改變自己去符合社會對所謂「正常人」的想像。從這個觀點來看，殘
障問題乃源自於社會壓迫，而非身心障礙者本身的缺損。」上述兩篇文章對「障礙」的論點和董和銳（2003）並不相同，同時較周月清等人（2004）更持批判理論的立場。
總而言之，在學術出版上臺灣的障礙研究大約是在 2005–2007 年左右開始出現。過去最早在 2002 年左右時，雖然應用科學領域的學者首先將「社會模式」引入臺灣障礙相關研究，但卻忽略了障礙研究在 70 年代後發展出
批判資本主義、健全主義，以及醫療模式等理論脈絡與本質，較多只取 Nagi
在 60 年代發展出來的障礙概念：障礙（disability）是由生理損傷與社會環
境所共構之結果。在 2005 年以後，臺灣障礙研究才開始出現更具批判的障礙觀點。

二、Disability 的翻譯歧異：殘障、障礙，還是失能？
在臺灣學術界，對身心障礙者的翻譯存在著差異性，包括「殘障」、「障礙者」或「失能」等等。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與 disabled people 是英美稱呼
障礙者較正式的用法，前者以美國為主，受到個人主義與以人為先（people
first movement）自立運動影響，先看到障礙者作為一個「人」，才看到身心
損傷與其他一般公民的差異；後者則來自於英國社會模式的脈絡，強調障礙
者是被社會所障礙之人，而非受障礙者個人的生理損傷所限。1975 年聯合國
平權宣言提到所謂「disabled person」是指不論是否天生，只要是因為身體
或精神上的缺陷，導致其無法確保個人處於常態的個人或社會生活就稱作障礙者。國內在 1981 年時雖通過「殘障福利法」，早期國人也習於使用「殘障」
來稱呼身心障礙者，但由於「殘」的字義有不完整之意思，被批評有貶低障礙者之嫌，因此 1997 年又將此法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張恒豪、王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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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儀，2016）。
早期許多社工文章都以「殘障」稱呼社會中的障礙者，但隨著「身心障礙」用詞的確立，1997 年以後社工界就較少見到「殘障」一詞，而是改用身心障礙取代。然而，儘管臺灣社會對障礙者的稱呼出現改變，但在大眾媒體
的呈現中，身心障礙者的呈現仍多以醫療與慈善模式為主（張恒豪、王靜
儀，2016）。事實上，「殘障」與「身心障礙」兩種詞類的使用選擇對於本土
研究者來說，有時候就只是在對應 disabled people 一詞，使用後者並不一定
就代表著作者強調著障礙的觀點。從身心障礙季刊的文章可以理解到，使用
身心障礙者作為對於障礙者的正式稱呼，也並不代表作者就不是從醫療化或個人化觀點來理解障礙現象。
儘管大多數研究都選擇使用「（身心）障礙者」這個翻譯名稱，但由劉
人鵬所編的書籍《抱殘守缺：21 世紀殘障研究讀本》選擇繼續將「disabled
people」翻譯作「殘障者」。但為何選擇將 disability 翻譯作殘障而非障礙？
劉人鵬（2014）寫道：本書暫以「殘障研究」來翻譯 disability studies 。根據目前線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殘障」的解釋是「肢體有缺陷」，
內涵並不完全相符。在臺灣社會實際用法上，「殘障」是一個比
較舊的詞，後來取而代之的是身心障礙。現今「殘障研究」主要
的前提是：殘障作為認同的標誌，容量更大的範疇，包括身體、情緒、感官、認知等各種差異情況，以此重新將殘障定義為社會╱政治範疇，各方面的殘障者之所以能成為群體，是由於共同的
社會與政治經驗，並成為政治行動的基礎。（劉人鵬，2014: 25）
那麼，到底誰才算身心障礙者呢？這和任何認同身分一樣，難以回答。 有些人會說：「我們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身心障礙
者」。
（……）有人會建議不要用「殘障」這個詞，而苦心思索比較善意的字詞，如「特殊能力」、「異能」等，但這些字詞除了仍
然是指向個人，「特殊」或「異」仍然表示不「正常」，仍然不會
撼動「正常」（劉人鵬，2014: 26）

67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換言之，劉人鵬對於 disability 究竟要翻譯成「障礙」、「殘障」還是「異能」，最後並沒有下一個明確的定論；相對的，他質疑「障礙」這一詞彙在定
義上其實並沒有比殘障來得友善，仍充斥著醫療化與個人化之觀點。因此，儘管他不斷重申 disability 是一種對障礙的重新理解，但他卻對要如何翻譯這
一詞抱持保留的態度。
另外也有學者選擇將 disability 稱作失能，4 一是字源的直接翻譯「disability」，二是這詞直接挑戰現代社會中存在健全至上的意識形態，過去孫小玉（2011: 118）就提及，現代社會中「失能」往往是被文字所建構出來的，
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失能者經常是被能力者凝視的他者，同時暗示了讀者這
些失能者與社會中能力者的差異，這些文字與視野反映了許多作家在撰寫作
品時再強化了原本能者的意識形態。而在《失能研究與生命書寫》這本書
中，孫小玉則提到相對「障礙」一詞，「失能」更能反映出這類壓迫是一種屬
於普同且常見的生命經驗，而非身心障礙者所專有（孫小玉，2014: III）。
表 3：disability 的翻譯差異
disability studies

作者（年份）

使用原因

殘障研究

劉人鵬（2014）

對 disability 一詞的翻譯持保留態度。

（身心）障礙研究

張恒豪（2007）
邱大昕（2007）

修正過去「殘障」一詞帶給障礙者的
污名。

失能研究

孫小玉（2011; 2014）

注重失能的普同經驗、同時著重批判
能力主義。

上述有關對 disability 在翻譯名詞上的歧異，顯示不同領域的障礙研究
學者看到同一個字眼，卻可能代表的是極為不同的意涵。事實上，國內不少研究選擇把殘障正名成障礙，有如歐美從 handicap 修正成 disabled people 或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的正名過程，但如此政治正確的稱呼卻不一定得到臺灣
障礙者的認同（張恒豪，2006）。對於少數團體所面臨的社會歧視與困境，正名政治一直都有其重要性，美國自從 ADA 法案通過以後，對於媒體呈現障礙
4 公衛與高齡（老人）研究領域也常用失能來指稱 disability。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71

者的形象也有明顯的改變，然而此種正名脈絡是否適合用「從殘障到身心障礙」的方式移植到臺灣社會，卻是臺灣障礙研究必須小心檢視的（張恒豪、王靜儀，2016）。就如劉人鵬（2014）所提到的，對於社會大眾與普遍定義來
說，臺灣社會中要以「身心障礙者」來呈現障礙的社會與政治意義，是否真的有效？還是「身心障礙」一詞對於多數臺灣人來說，仍然具有醫療化和負面的意涵？因此，到底如何納入國外的正名經驗，同時考慮臺灣地方脈絡與障礙者們自身的想法，也成為臺灣的障礙研究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三、臺灣障礙研究的初步成果（2007 年至今）
在 2007 年以後，臺灣人文社會學界開始生產出更多有別於傳統障礙觀點的障礙研究，與過去臺灣學界普遍以強調損傷的障礙應用研究並不相同，以人文社會為取向的臺灣障礙研究更加強調障礙的社會性、文化性與歷史性問題。以下將梳理這些在 2007 年後所發展出的臺灣本土障礙研究，並進一步將這些研究類以進行整理與比較。

㈠ 障礙研究的理論回顧與比較在英美障礙研究領域成長的同時，有臺灣社會學者更具系統性地將障礙
研究的論點帶回臺灣學界中。這類研究包括張恒豪與蘇峰山（2012）綜合性地梳理西方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中，整體社會對障礙者的安排與印象轉變。
王國羽（2012）針對近代障礙研究中所形塑出的「障礙」相關定義，做出基
本的整理與討論。孫一信（2009）與呂欣怡（2009）也以人類學、社會學理
論及社會權利等觀點來重新定位現代社會不同階段的障礙問題。另外有研究開始注意到英美障礙研究理論，並不能完全解決臺灣社會所面臨的障礙問
題，其中洪惠芬（2012）便以理論回顧與比較的方法，討論身心障礙政策在
形式平等與實質分配平等之間的緊張及拉扯關係，同時藉此反思臺灣障礙政策現今可能面臨的在地化難題。
邱大昕與陳美智（2015）同樣從臺灣在地歷史實證經驗作為基礎，批判
若只挪用單一社會模式作為主要框架，卻忽視臺灣社會本身的歷史脈絡，就沒有辦法真正理解臺灣障礙者的需求與處境。事實上，上述這些討論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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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南方障礙理論學者的論點有許多相似之處：臺灣的障礙發展歷史，以及臺灣
社會本身的文化與制度條件，實際上都遠不同於歐美社會的發展歷程。有鑒於此，臺灣障礙研究才會需要更多本土實證研究的經驗與觀察，以及納入實
際生活在臺灣社會的障礙者之主體意見，來反思整個英美障礙理論中較為單
一的論點與解釋取徑。

㈡ 障礙的臺灣在地脈絡在探討臺灣障礙歷史發展脈絡的研究中，邱大昕（2012）分析臺灣障礙歷史的特殊性。他提到儘管英美障礙研究批判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與生產關
係，將障礙者排除並送入了機構進行隔離，但檢視臺灣歷史資料後發現，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有特殊教育制度的存在，到後來整體社會才開始逐步邁入初步工業化發展（邱大昕，2012; 2013）。此外，過去在歐美社會中，
主要是因為障礙者團體對於權利的訴求，才讓整體障礙政策被迫轉向往自立生活與普同化價值發展，但臺灣社會的融合教育轉向主要來自於國家行政單
位的計畫。因此在推廣混合教育的過程中，早期反而還得不到臺灣社會障礙者家長的認同（邱大昕，2012）。
臺灣的障礙權利運動也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1980 年代以後，從楓橋
事件開始，至後來由障礙者以及家長團體共同訴求障礙者的教育權、工作權
以及各種社會參與權利之相關障礙運動，其遊行與抗爭終促成臺灣障礙相關
法律之實質修法進展，開始擴大臺灣身心障礙人權保障範圍，並以權利的角度取代過去障礙的純粹福利模式（張恒豪、顏詩耕，2011）。張恒豪（2015b）
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外障礙者權利論述與政策被快速轉換到臺灣障礙者權利運動抗爭場域。新生代的障礙者權利運動從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出發，以「散步」和「搬出來住」的運動策略，挑戰障礙者進入公共空間，和一般人一樣活在社區的權利，並由下而上挑戰過去「立法進步，執行後」的狀況。
面對臺灣障礙運動與服務體系的關係，張恒豪（2011）則指出，在臺灣
的歷史條件下，身心障礙者的倡議團體和服務團體有很強的依存關係，早期的倡議團體是依附著服務團體而發展的。在國家公辦民營的政策之下，許多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73倡議團體則回過頭去發展服務，同時就實證資料來看，這樣的轉變雖然沒有
直接造成倡議團體與障礙者倡議的衰微，但是在社福預算下放地方的狀況
下，許多障礙議題的抗爭開始從中央轉移到地方。上述這些有關障礙的社會制度，以及障礙社會運動與組織情況的長期歷史演變，在臺灣障礙研究持續
扎根的過程中，都成為本土學者所主要研究的對象之一。

㈢ 障礙權利政策的在地化衝突
自 2000 年以後，全球障礙政策開始藉由跨國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與
聯合國，藉由人權公約等方式來實踐障礙人權。然而，各地障礙者所面臨的
生活困境無法僅是透過一味模仿與學習先進國家的公約模式，就能夠獲得妥
善解決。例如自立生活模式在近年來雖然開始成為臺灣障礙政策的改革方向
之一，但臺灣在地經驗與歐美障礙研究成果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臺灣社會
過去並沒有普遍大型隔離機構的出現。事實上，臺灣過去障礙者之照顧與支
持主要都是由家庭的勞動力所提供，因此過往歐美所批評障礙照顧機構化的論述，不僅可能不符合於臺灣社會，還可能與臺灣社會障礙者的需求相互衝突（王育瑜，2012）。除此之外，自立生活在臺灣社會的實踐也仍面臨許多
困難，王育瑜（2017）就提到臺灣相關政府部門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實務經
驗與跨部門合作基礎，以至於自立生活現況和臺灣障礙者以及障礙運動的需
求仍有段明顯的差距。
在 2007 年以後，臺灣政府參考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以下簡稱 ICF）
，嘗試改變單純由醫療化診斷的障礙福利資源提供方式。然而，這些以障礙人權與普同化作為主要改革方向的新制度，處
於臺灣在地化的過程中，卻將其定位成國家針對障礙身分的福利資格鑑定與
需求評估的政策工具，導致臺灣障礙者在申請福利資源時面臨著許多新困境（周月清、張恒豪，2017；王育瑜、謝儒賢，2015；邱大昕，2011）。在臺灣
福利政策制度化上，張恒豪（2015a）也以臺灣的身心障礙政策中的無障礙
停車位的爭議為例，指出醫療模式的鑑定邏輯無法有效解決障礙政治與資源
分配的爭議。
周怡君（2015）則注意到國內障礙教育雖然有往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

67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但臺灣聽障者在一般學校中卻缺乏個人化的支持，導致多數聽障者仍被迫要
自行適應與克服教育機構中的障礙環境。因此，儘管臺灣的障礙政策體制從
早期的慈善福利制度，在近年來受到世界障礙人權意識改變，開始走向人權
或權利體制，但整體障礙政策與制度實際的運作邏輯，其處於在地化轉譯和
制度化的過程中，仍面臨著許多挑戰（王國羽，2008）。

㈣ 臺灣障礙者的身體經驗障礙研究相當強調「障礙者」在研究位置中的主體性位置，也重視障礙
者本身的經驗與身體知識對於改善社會制度的重要性。邱大昕（2008）結合
科技與社會中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揭示了臺灣無障礙環境政策在精神與實務上的嚴重落差。郭峰誠、張恒豪（2011）從社會模式的觀點出發，以視障者
實際的就業經驗來檢視定額進用政策的不足與可能的排除效果。 麥麗蓉（2012）則探討脊髓損傷者的主體知識，討論在缺乏使用者知識的醫療流程設計下，臺灣脊隨損傷者反而面臨到更多去自主性的醫療待遇和安排。
Hung（2017）分析臺灣漢生病患的身體技術，如何在後漢生病時期的社
群中，重構另類的病人角色。林昭吟、鄭雅之、張恒豪（2018）也從肢體障礙者與智能障礙者的就醫經驗，去檢視醫療體制中的健常能力預設以及標準化流程排除障礙者的問題。相較於傳統的障礙應用研究，上述這類研究不僅將障礙者的主體性拉回研究的分析層次中，更重要的是，特別肯認障礙者的主體意見將有助於臺灣整體障礙政策的改善力量。

㈤ 障礙的文化再現
以障礙文化再現作為主題的研究，主要討論的是「障礙」這一印象如何
被社會建構與再現。張恒豪與蘇峰山（2009）從臺灣國小教科書的文本資料，
批判被選擇編入臺灣的教科書的障礙故事，經常有將障礙問題個人化的描述
傾向，也較少提及社會應有改變社會環境之責任。張恒豪與王靜儀（2016）
從新聞媒體報導中檢視障礙正名的效果，指出單純在立法上從「殘障」改為「身心障礙」之名稱改變，對於媒體上去污名化的效果相當有限。易君珊（2016）的文章提到在博物館內的展覽中，過去障礙者曾被權力者當作是展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75

示特殊與差異的身體形象，但現實中障礙者經常連參加藝文展覽的機會與空
間都受到限制，造成博物館與相關文化場所實際上仍充斥著健全主義的意識
形態。
紀大偉（2012）的研究則指出臺灣社會的文本中儘管充滿著「障礙」形
象的故事，但隨著不同時期的演變，主流文本對於障礙文化的再現卻存在不同的方式。在紀大偉（2012）的文章中，就提到障礙者不僅是文本中的客體，
實際上「障礙者」作為一種「需要克服身體困難」的人物形象代表，主流文本也需要這樣的形象讓他乘載故事的精彩之處，在這樣的關係中，紀大偉特別提到障礙者在文本中的形象並不只是被動且宿命地讓他人宰制，而是和主流文本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㈥ 障礙的社會性相關研究
最後，臺灣學界也有不少社會研究雖未直接以障礙研究為名，但卻討論障礙的社會文化層面。例如：蔡友月（2009）以社會受苦，也就是社會結構
的層次，而非單純醫療化的病因歸咎，來分析達悟族遠離家鄉後所發生的心理障礙問題。在曾凡慈（2008）的研究中則提到，臺灣政府大約在 90 年代以
後開始以預防與提前的方式去診斷發展遲緩的兒童，在權力技術的運作下，每一名臺灣兒童都被視為潛在的遲緩兒童，大量的醫療知識與技術開始干預
並直接影響到臺灣家長對兒童的教育方法。上述這類研究並非單純只是將「障礙」看作是一種個人缺陷的生理現象，而是將障礙看作成一種在現代臺灣
社會中複雜的社會病理問題，同時在技術官僚的干預和治理下，往往還會形
成許多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本文無法羅列所有臺灣本土障礙研究成果，但以上文獻的爬梳與回顧，
我們看到近幾年來臺灣障礙研究所累積一些成果。臺灣本土障礙研究不傾向
將障礙問題限縮於個人層次或醫療層次，而是將「障礙」看作是一種在特定
社會制度與歷史發展脈絡下，損傷╱障礙者所面臨因生理差異而導致的各種問題。除此之外，臺灣本土障礙研究也相當注重臺灣社會的經驗與脈絡，以及其與全球障礙政策之間至今形成的落差與矛盾問題。對於障礙研究的本土
化挑戰，臺灣的障礙研究相關領域學者則有感於臺灣相關研究的不足，以及67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跨領域交流需求，於 2018 年正式成立臺灣障礙研究學會，採用 Cushing andSmith（2009）對障礙研究的定義，發起人橫跨社會學、社會福利、社會工
作、文學、政治、特教、公衛、法律以及實務界和障礙者倡議團體。在此同時，臺灣學會也成立「障礙研究五四三」5 的科普網站試圖進一步推廣障礙研
究在臺灣社會的能見度。後續學會的成立對跨領域對話以及發展人文社會領
域的障礙研究觀點的實質效果，則值得未來研究期待與進一步觀察。

伍、結論與討論：障礙研究的初步考察與挑戰什麼是「障礙研究」？儘管早期臺灣已經有許多應用科學領域研究在關注臺灣障礙者相關的社會問題，但臺灣障礙研究發展至今約十餘年，其持有的立場與對障礙的認識和過去障礙應用研究相比，在定位與立場上都具有明顯
的差異。過去英美障礙研究為處理障礙研究的定義問題，Linton（1998: 525）
就提出障礙研究是「一種透過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合性的障礙認識的研究模式。」除此之外，障礙研究也不應該將障礙者客體
化，以及過度使用醫療與個人觀點來理解障礙者的負面問題。儘管全球障礙研究與政策實務皆開始朝向跨領域獨立學科的方向前進，但以障礙者為主體
性及注重障礙者平等權利的初衷與精神仍然不變，障礙研究的目的與共通性仍然是挑戰著以個人、生物醫療、慈善與悲劇模式所形塑的障礙者形象。因此，臺灣社會障礙研究在未來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也應該要特別注意到本身的研究預設和成果，是否反而與障礙研究最初帶給整體學界重新理解障礙意義等重要啟發有所出入。
在此同時，當障礙研究開始在臺灣學界與社會扎根時，臺灣障礙研究學界卻也開始面臨在地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諸多挑戰。而本文最後將臺灣障礙研究正面臨的挑戰分成下列五種，分別是西方理論轉譯與在地實踐、跨領域的
挑戰、研究的交織性與運動的跨界結盟，研究學門該朝向建制化還是激進
化，以及邁向東亞與全球的障礙研究。

5 障礙研究五四三：https://ds543.home.blog/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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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理論轉譯與在地實踐
英美兩國學界在促成障礙研究的過程中，起初受到障礙運動的啟發，後來也持續受到許多社會理論觀點修正，如今障礙研究已經發展成具備跨領域
性質的獨立學科，其挑戰障礙的個人與缺損模式，並解釋社會環境對障礙者
的限制性，及社會障礙帶給障礙者的壓迫問題。然而，在臺灣學界單方面移植歐美障礙研究理論的同時，卻也要注意到臺灣社會本身在文化及歷史發展上的特殊性。在臺灣社會所生長之障礙者，於日常生活中所實際遭遇的社會
壓迫，以及所需要的政策支持，並不能僅是從英美障礙研究文獻回顧中就可
以直接找到答案。
在 Heyer（2015）的專書中，她回顧了日本障礙運動所面臨的困境：日本
傳統文化並不鼓勵個人主義、權利與自立生活，相對地更讚揚約束個人需求、以團隊為重的行為。而臺灣社會與日本社會對障礙者的形象、過去照護障礙
者的家庭制度，以及障礙者對醫療化與機構化支持的實際需求，都反映著西方理論在轉譯與實踐過程中可能會遭遇的困境。除此之外，Grech（2015）批
判由已開發國家在開發中國家所主導的障礙政策，總是預設了障礙問題必須
以個人化和以貨幣為基礎的方式來做改善。在這種社會過程中，原有不同地
方社群互依的社會制度反而被已開發國家看作是「社會壓迫」的證據。然而，臺灣家庭文化中障礙者與其家庭成員所發展出的普遍社會關係，並不一定要以自立和以貨幣為基礎的方式來做改革，而是要思考如何在臺灣社會實際的
脈絡與處境上，進一步建立出臺灣本土社會的障礙研究視角。事實上，臺灣
社會的家庭主義與歐美國家普遍的個人主義就有極大的差別。在臺灣傳統的文化體系中，個人主義與自立一直都不是最受推崇的價值觀念，家庭成員相互支持與照護反而才是臺灣的家庭文化習以為常的理想家庭模式。換句話說，以個人主義所發展出的自立觀點（independence）雖然一直是英美障礙研究所
重視的價值，但臺灣障礙研究卻也不該忽視臺灣社會的家庭與社群文化。
在福利體制上，臺灣的發展型福利體制基本上以經濟發展為主，僅提供
殘補式福利，極度倚賴家庭，也被歸類為家庭主義的福利政體（familistic
welfare regime）。因此照顧在家庭主義的福利政體下基本上是家庭責任（Chou67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et al., 2013），這也反映在障礙政策上，臺灣社會的大型隔離機構情況並不如
歐美過去將大量的身心障礙者監禁隔離於一般社會之外，相反的，早期因缺
乏福利體制的介入，障礙者的照護與生活問題主要都是由家庭成員直接承擔，這更導致臺灣社會福利制度所逐步建立的專業照護機構在社會現實與西方人權觀點上成為一種矛盾：歐美理論所批判的隔離照護機構，在臺灣實務上反而是能夠讓臺灣障礙者得到較多的醫療與照顧資源。在這些爭點中，本文並非評價哪一種觀念孰優，而是認為臺灣障礙研究應該要注重自身社會文化與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不應將英美障礙研究的研究論點與模式，直接以對
錯二元的方式應用在臺灣社會中。也許在「（傳統）家庭」、「機構」與「個人主義式的自立生活」之間，我們可以思考身心差異的不同人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新家庭或社群支持模式的可能？

二、臺灣障礙研究跨領域的挑戰
在英美學界的歷史發展中，障礙研究起初與社會學理論結合、在學門創立以後，才逐步影響與啟發應用學科領域。臺灣早期則主要是由社會工作、
特殊教育與復健醫學相關學系引用障礙研究的成果，後來在 2005 年以後，國內社會學界才逐步開啟障礙研究的相關討論。英美障礙研究成立的主要宗旨
之一便是要挑戰醫療、個人與缺損取向的支配地位，同時以障礙者為主體性，
進行能夠促成障礙者融入主流社會的研究內容。但早期國內身心障礙相關研究卻多僅以功能缺損與醫療化取向作為最主要仰賴的研究視角，本文並非否
定以損傷為基礎所發展出的障礙研究。相對的，這類研究對障礙者與其生活
皆能夠扮演相當顯著的支持和改善功能，但若過度強調損傷對障礙者個體造
成的生活限制，則難以挑戰社會對障礙者的結構性不利安排，而這正是英美
障礙研究發展在近四十年來對全球障礙學界最大的反思、突破與研究成果。
英美在 90 年代以後發展出的障礙研究本身就強調要具備跨學科性質，原有從社會學領域發展出的障礙研究，為回應實際的障礙政策及法律在規劃推
動上之需求，必須要積極地與醫療、社工、特殊教育等專業工作者一同合作
和互補。在 2006 年聯合國發表世界障礙者人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以後，儘管障礙人權的議題開始受到各界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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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注，但人權公約的法律與政策的解釋、規劃和政策實踐之廣泛，實際上需要跨專業能力，包括法律、醫療、社會學、社會福利、公共行政等學者一同合作，才可能達成。因此，臺灣的障礙研究若要持續茁壯，首先面臨且需
要克服的便是障礙研究在理論基礎與應用需求之間的鴻溝：以障礙者平等參與主流社會和重視社會壓迫的障礙研究，在臺灣如何對主流學界對障礙的功能缺損論點提出挑戰，甚至進一步建立出相互交流的穩定基礎。在這過程中，
障礙研究在保有個人與醫療取向論點的同時，也不應偏廢透過社會、政治與
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合性的障礙認識的研究模式，以便發展出具
備跨學科性質的獨立障礙研究領域。事實上如前文所述，儘管臺灣 ICF 新制
在 2012 年以後上路，然而在臺灣社會的應用與政策實務上仍然由醫療專業所
過度主導與編碼，且主要被用來分配與治理障礙者福利資源，卻少談 ICF 中
受到障礙研究所影響的社會、政治層面（周月清、張恒豪，2017）。如何進一
步改善現在臺灣障礙研究中，政策實務與理論之間的距離，讓跨學科合作更加密集且有效，同樣是臺灣障礙研究未來在建制發展的重要課題。

三、障礙研究的交織性與跨界結盟
障礙者內部不僅有損傷類別及程度上的生理差異，不同社會身份地位與障礙身分所形成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也應是重要的討論範疇。交織
性反映著雙重弱勢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困境，而障礙的交織性除了直接承認障
礙者間的異質性，同時也指認出不同交織身分的障礙者在參與主流社會時所
面臨的主要社會壓迫機制。例如除國族以外，包括性別、階級、族群、性傾向與宗教等社會身分與障礙的交織，都複雜化障礙者在實際生活中所面臨到的困境與壓力。在性別議題上，過去已經有研究提到處在男性氣概的傳統壓
力下，具備生理損傷的男性障礙者往往面臨到無法充分扮演男性角色與氣質的憂慮（邱大昕，2007）；Thomas （1999）也提到早期障礙研究的視野並沒
有注意到女性障礙者所面臨到的特定性別困境。
除此之外，障礙與貧窮所交織出的特殊困境，使得障礙者不管單是透過個人生理的支持，還是社會阻礙的排除，都很難讓障礙者從不穩定的勞動市場與經濟條件中掙脫出來。尤其在實務研究中，障礙不會只是形塑障礙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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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活困境的唯一機制，因此障礙研究的交織性討論就更加重要。雖然交織性的討論有時會被認為是讓弱勢團體內部出現分化，但相對的，交織卻也可能讓
障礙議題與障礙權利和其他社會議題與現象串聯在一起。透過進一步研究障
礙的交織性，也可以讓障礙研究的成果並不只有對障礙者有利，還能以更全
面的視角去思考現代社會與障礙相關的任何社會事實，並讓更多人理解障礙
研究能對不同社群人口帶來正面的影響與啟發。

四、建制化與激進化問題
臺灣障礙研究不僅面臨著建制化的需求，也面對著釐清它與國內政策及障礙運動發展的立場關係。臺灣障礙研究在未來的發展歷程上，也必定面臨著其與社會運動之關係上的考驗。早期不論是美國的障礙民權運動、還是英
國由 UPIAS 團體所發起的反隔離運動，皆啟發英美障礙研究的發展。而在後
續的研究發展中，不論是 Oliver 所提出的社會模式，還是 Zola 所提出的通用設計，也都繼續回應且加強英美障礙運動去訴求政策改變，甚至影響到聯
合國於 2006 年通過的世界障礙者人權公約。本文對於障礙研究和障礙運動
間所應保持的關係並沒有明確答案，但在往後臺灣障礙研究的發展路徑中，必定也會遭遇到類似問題。
臺灣障礙研究若要改變過去以醫療或慈善的觀點看待障礙，也就是在醫
療、健康照顧、社會福利學術研究與倡議團體以外，提供一套強調障礙主體性、平等與社會融合的角度與思辯之論述，便必須嘗試思考障礙研究在臺灣
建制化的實際策略。Cushing and Smith（2009）提到美國比起其他國家，發展
出更多獨立的障礙研究科系；但英國的發展路線則截然不同，受到英國障礙
運動的脈絡所影響，英國學界並沒有傾向成立獨立的障礙研究科系，反而是讓許多社會科學或應用科系的研究分頭進行障礙研究。Cushing 等人認為這樣
的趨勢反而有助於其他一般科系更頻繁接觸障礙研究的理論和內涵。因此，合適的建制路線往往與各國學界內部的生態與制度有著高度關係。然而，依據臺灣障礙研究學群組織之現況，又較適合哪一種實際的建制策略繼續擴大現有障礙研究之影響力？建立獨立系所、成立研究中心，或是以學程的方式
做普及式地推廣，上述選項都可能是路線之一。臺灣障礙研究在未來若要積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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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將跨學科合作常態化，以讓障礙研究的內涵受到更多學科及學者所接觸，現有學群究竟要如何建制與行動，是值得觀察與討論的問題。

五、邁向東亞與全球的臺灣障礙研究當代知識生產已經不能用簡單的南方與北方劃分，雖然北方學術霸權持續擁有主導性的權力位置，但各地的學術生產也以不同的方式回應、挑戰、
創造新的研究典範與可能性，學術研究越來越全球化，也同時越來越區域化。本文回顧英美障礙研究的發展脈絡，檢視人權模式與後殖民障礙研究的多元發展，同時，爬梳臺灣近年來的障礙研究累積。不可諱言的，不同領域
的研究，引入西方的模式的確有政治化障礙議題，挑戰既有障礙認識論框架的效果。臺灣處於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許多研究也和後殖民障礙研究的取向共鳴，指出臺灣社會脈絡的差異以及引入西方理論與制度的問題。展望未來，臺灣障礙研究可以透過進一步的比較，看到東亞甚至亞洲障礙研究的特殊性：例如東亞福利體制的特殊性對障礙政治的影響，以及家庭主義與社群
支持的特殊性，如何建構本土的自立生活與相互依賴的社群生活，以回應全球障礙研究的提問，這將是未來臺灣障礙研究不可迴避的挑戰。
最後，受限於篇幅，本研究仍有許多限制。本文主要挑選的是人文社會
取向，以及批判觀點取向的障礙理論研究，相對缺乏文化、法律、社會政策
等領域，也排除障礙視為一個單一變項或是單純服務對象的研究。除此之外，
本文也沒有處理不同障別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問題。在 1990 年以後，儘管有
更多障礙研究開始注意到「生理損傷」在研究分析上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有
障礙研究學者如 Oliver 認為假若過度談論不同生理損傷下的多元需求，而忽
視整體社會對障礙者所施加的壓迫，有時反而會模糊障礙者作為一個社會團
體身分的集體性與政治性問題，甚至間接造成社會福利資源的分散（Oliver,2013）。換言之，障別之間的政治性問題，以及不同障別對於障礙政策支持
與需求間的差異，其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問題，但本文礙於篇幅，以及對強調障礙作為一個共同的社會分類的意義，沒有選擇進一步討論不同障別
間的差異性。而障別的多樣性和社會模式、人權模式之間的關係，將會是未來重要的研究方向。

68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王育瑜
2004 〈障礙者與社區照顧：議題與觀點〉，《社區發展季刊》106: 230–236。(Wang, Yu-yu,
2004, “Disabled Persons and Community Car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Bulletin 106: 230–236.)
2012 〈障礙者生活的想像：照顧與社區生活理念及政策探討〉，《聯合勸募論壇》1(1): 1–24。(Wang, Yu-yu, 2012, “The View on Disabled People’s Lives: An Analysis of the Ideas
and Policies on Care and Community Living,” Taiwan United Way Review 1(1): 1–24.)
2017 〈障礙者自立生活：過去、現在與未來〉。2019 年 9 月 10 日，取自：http://www.
enable.org.tw/iss/pdf/201112–2.pdf (Wang, Yu-yu, 2017, “Independent Living of Disabled Peopl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19, from http://
www.enable.org.tw/iss/pdf/201112–2.pdf)
王育瑜、謝儒賢2015 〈需求評估的假象，社會控制的事實：身心障礙鑑定評估新制的批判〉，《社區發展季刊》150: 123–133。(Wang, Yu-yu & Ru-shian Hsieh, 2015, “Need Assessment as the
Rhetoric; Social Control Is the Reality—A Critique of the New ICF Dis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Community Development Bulletin 150: 123–133.)
王國羽2005 〈缺了一角的臺灣社會研究：障礙經驗的社會學討論〉，發表於 2005 臺灣社會學年
會暨研討會。臺北：國立臺北大學。(Wang, Kuo-yu, 2005, “The Missing Piece of
Taiwan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Disability Experience,” Present at
2005 The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aipei: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2008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我國的啟示〉，《社區發展季刊》123: 106–116。
(Wang, Kuo-yu, 2008, “United Na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ts Implication to Taiw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Bulletin 123: 106–116.)
2012 〈障礙概念模式與理論發展〉，見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編），《障礙研究：理論
與政策應用》，頁 44–70。高雄：巨流。(Wang, Kuo-yu, 2012, “Models of Disabilit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pp. 44–70 in Kuo-yu Wang, Chao-yin Lin, & Heng-hao
Chang (eds.), Disability Studies: Theory and Policy Application. Kaohsiung: Chuliu.)
呂欣怡2009 〈從文化人類學觀點談「正常」與「殘障」〉，見陳文珊（編），《神學的殘障與殘障的神學》，頁 51–68。臺北：永望文化。(Lu, Hsin-yi, 2009, “Normality and Disability: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pp. 51–68 in Wen-san Chen (ed.), Disabilityof Theology & Theology of Disability. Taipei: Yeonwang Culture.)
周月清、張恒豪2017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ICF）執行之探討：身心障礙服務使用者觀點〉，《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2: 1–34。(Chou, Yueh-ching & Heng-hao Chang, 2017, “Imple­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83

men­tation of the ICF: Perspectives of the Users with Disabilities,” Soochow Journal ofSocial Work 32: 1–34.)
周月清、彭淑芬、舒靜嫻、鄭芬芳
2004 〈中途障礙社會模式介入與生活重建服務整合—伊甸、新事暨陽光服務方案為例〉，《臺灣社會工作學刊》2: 123–157。(Chou, Yueh-ching, Shu-fen Peng, Chinghsien Shu, & Fen-fang Cheng, 2004, “Social Model Intervention with Employment
Injured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Integration in Taipei City,” Taiwanese Social Work 2:
123–157.)周怡君2015 〈個別化原則與台灣融合教育：聽障青年的融合教育經驗分析〉，《社會分析》10:
47–86。(Chou, Yi-chun, 2015, “Individualization Principle in Inclusive Education in
Taiwan: Analysis of Experiences of Five Young Adul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Social Analysis 10: 47–86.)
易君珊
2016 〈障礙文化與社會正義：博物館無障礙可及性服務的實踐與服務關係中的權力議題〉，《博物館與文化》12: 5–42。(Yi, Chun-shan, 2016, “Disability Culture, Social
Justice and Power in Museum Service and Accessibility Practices,” Journal of Museum& Culture 12: 5–42.)
林宏熾
2002 〈新近西方障礙社會模式理論對身心障礙教育發展的省思〉，《特殊教育季刊》85:
1–11。(Lin, Hung-chih, 2002,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Social Model Theory of
Disability on Education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Special Education Quarterly
85: 1–11.)
林昭吟、鄭雅之、張恒豪
2018 〈當「不標準的病人」遇到醫療專業體制：身心障礙者就醫經驗的質化分析〉，《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8: 99–145。(Lin, Chao-yin, Ya-chih Cheng, & Heng-hao Chang,
2018, “When Non-Standard Patients Encounter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 System: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Medical Experiences amo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NTU
Social Work Review 38: 99–145.)邱大昕
2007 〈男性障礙者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女性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3: 71–91。
(Chiu, Tasing, 2007, “Dilemmas of Masculinity: A Study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Males,”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23: 71–91.)
2008 〈「殘障設施」的由來：視障者行動網絡建構過程分析〉，《科技醫療與社會》6:
21–68。(Chiu, Tasing, 2008, “Where ‘Handicaped Facilities’ Come from: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Taiwanese Journal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6: 21–68.)
2011 〈誰是身心障礙者—從身心障礙鑑定的演變看「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
統」(ICF) 的實施〉，《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5(2): 187–213。(Chiu, Tasing,
2011, “Who Are the Disabl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ICF in Light of theHistory of Disability Evaluations in Taiwan,”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15(2): 187–
213.)

68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012 〈為什麼需要特殊教育？臺灣早期視障教育研究 1891–1973 年〉，《教育與社會研
究》 24: 1–39。(Chiu, Tasing, 2012, “A Historical-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the Visually Disabled in Taiwan, 1891–1973,” Formos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24: 1–39.)
2013 〈誰是盲人：臺灣現代盲人的鑑定，分類與構生〉，《科技、醫療與社會》16: 11–
48。(Chiu, Tasing, 2013, “Who Are the Blind? Assessment, Categorization, and theMaking Up of the Blind in Moder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6: 11–48.)
邱大昕、陳美智2015 〈身心障礙醫療化的在地經驗與反思〉，《科技、醫療與社會》21: 135–158。(Chiu,
Tasing & Mei-chi Chen, 2015, “Reflections on the Medicalization of Disability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21: 135–158.)洪惠芬2012 〈「分配正義」還是「形式正義」？身心障礙作為福利身分與歧視的雙重意涵〉，《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0(2): 93–160。(Hung, Hui-fen, 2012, “Distributive Justice, or Formal Justice? The Double Implications of Disability as a Basis of Welfare Entitlement andDiscriminatio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0(2): 93–160.)
紀大偉2012 〈情感的輔具︰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文化研究》15: 87–116。(Chi, Tawei, 2012, “Affect as Prosthesis: Minority, ‘Inspira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Disability
Narrative,”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5: 87–116.)
孫一信
2009 〈臺灣智障者人權的現況與希望〉，見陳文珊（編），《神學的殘障與殘障的神學》，
頁 1–24。臺北：永望文化。(Sun, I-hsin, 2009,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Intellectual Disabled People in Taiwan,” pp. 1–24 in Wen-San Chen (ed.), Disability of Theology & Theology of Disability. Taipei: Yeonwang Culture.)
孫小玉2011 〈女性失能者的解放典範：梅爾斯與梅塞的日常書寫〉，《英美文學評論》18: 101–
135。(Sun, Hsiao-yu, 2011, “Libratory Paradigm of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Life Writing of Nancy Mairs and Ruth Sienkiewicz-Mercer,” Review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 101–135.)2014 《失能研究與生命書寫 失能女性之性╱別、身體╱政治、與詩╱美學》。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Sun, Hsiao-yu, 2014, Disability Studies & Life Writing: Disabled
Women’s Gender/Sex, Body/Politics, & Aesthetics/Poetics.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張恒豪
2006 〈必也正名乎： 關於障礙者正名與認同的反思〉，《教育社會學通訊》71: 3–7。
(Chang, Heng-hao, 2006, “Should We Change the Label?: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andName Rectification of Disabled People,”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3–7.)
2007 〈特殊教育與障礙社會學： 一個理論的反省〉，《教育與社會研究》13: 71–93。
(Chang, Heng-hao, 2007, “Special Education and Sociology of Disability: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Formos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13: 71–93.)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852011 〈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策略與組織變遷：提供服務作為社會運動的手段？〉，見何明修、
林秀幸（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頁 129–169。
臺北：群學。(Chang, Heng-hao, 2011, “The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 of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Providing Services as a Means of Social Movement?” pp.
129–169 in Ming-xiu He & Xiu-xing Lin (eds.), The Age of Social Movement: Taiwan’s
Activism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aipei: Socio.)
2015a 〈障礙者的公民運動： 權利論述和社會模式的在地實踐〉，《思與言》53(2): 89–136。(Chang, Heng-hao, 2015a, “Disabled Citizens’ Movement: Glocalization of Rights
Discourse and Social Model in Taiwa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3(2): 89–136.)2015b〈障礙的鑑定與再分配政治：以大臺北地區的『殘障』停車位爭議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9(1): 91–138。(Chang, Heng-hao, 2015b, “The Politics of Disability Classific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Justice: A Case Study of Accessible Parking inGreater Taipei Area,”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19(1): 91–138.)
張恒豪、王靜儀2016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障礙標籤與論述的新聞內容分析〉，《臺灣社會學》
31: 1– 41。(Chang, Heng-hao & Jing-yi Wang, 2016, “From ‘Handicapped’ to ‘Disabled’: A Content Analysis of Disability Labels and Discourse in Taiwanese Newspapers,” Taiwan Sociology 31: 1–41.)
張恒豪、顏詩耕2011 〈慈善邁向權利：臺灣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的發展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33:
402– 416 。 (Chang, Heng-hao & Shih-keng Yen, 2011, “From Charity toward Civil
Right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the Disability Social Welfare in Taiwan,”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33: 402–416.)
張恒豪、蘇峰山
2009 〈戰後台灣國小教科書中的障礙者意象分析〉，《台灣社會學刊》42: 143–188。
(Chang, Heng-hao & Feng-san Su, 2009, “Representations of Disabled People in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in Post-War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143–188.)
2012 〈西方社會障礙歷史與文化〉，見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編），《障礙研究：理論與政策應用》，頁 11–41。高雄：巨流。(Chang, Heng-hao & Feng-san Su, 2012,“Disability History and Culture in Western Society,” pp. 11–41 in Kuo-yu Wang, Chaoyin Lin, & Heng-hao Chang (eds.), Disability Studies: Theory and Policy Application.
Kaohsiung: Chuliu.)
郭峰誠、張恒豪
2011 〈保障還是限制？—定額進用政策與視障者的就業困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3: 95–136。(Kuo, Feng-cheng & Heng-hao Chang, 2011, “Protection or Restriction?
Employment Quota Policy and Life Experiences of Person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inLabor Market,”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3: 95–136.)麥麗蓉2012 〈脊髓損傷者主體性知識的探究：一個以「排便問題」進行協同探究的實例〉，《應用心理研究》53: 95–129。(Mai, Li-jung, 2012, “The Perspective of Spinal Cord Injury

68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Survivors: A Collaborative Inquiry on Bowel Inertia,”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53: 95–129.)
曾凡慈2008 〈發現「遲緩兒童」：科學認知、權力技術與社會秩序〉，《台灣社會學》15: 165–
215。(Tseng, Fan-tzu, 2008, “Discovering the ‘Developmentally Delayed’: Scientific
Knowledge, Power Techniques and Social Ordering,” Taiwan Sociology 15: 165–215.)
董和銳2003 〈身心障礙之概念架構與社會意涵〉，《身心障礙研究季刊》1(1): 32–42。(Tung, Hojui, 2003,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Disability and Its Soci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1(1): 32–42.)
劉人鵬
2014 〈沒有眼睛可以跳舞嗎？—汙名、差異與健全主義〉，見劉人鵬、宋玉雯、蔡孟哲、鄭聖勳（編），《抱殘守缺：21 世紀殘障研究讀本》，頁 9–37。新北：蜃樓。
(Liu, Jen-peng, 2014, “Can We Dance without Eyes? Questions on Stigma, Difference,and Ableism,” pp. 9–37 in Jen-peng Liu, Yu-wen Sung, Meng-che Tsai, & Sheng-shun
Cheng (eds.),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Reader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Taipei: Shenlou.)
蔡友月
2009 《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臺北：聯經。(Tsai, Yuyueh, 2009, Mental Disorder of the Tao Aboriginal Minority in Taiwan: Modernity,
Social Change, and the Origin of Social Suffering. Taipei: Linking.)
嚴嘉楓、林金定2003 〈身心障礙者人權與福利政策發展〉，《身心障礙研究》1(1): 20–31。(Yen, Chia-feng& Jin-ding Lin,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Welfare Policy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1(1): 20–31.)
B. 外文部分

Abberley, P.
1987 “The Concept of Oppre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Theory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Handicap & Society 2(1): 5–19.
Albrecht, G. L.
1976 The Sociology of Physical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Pittsburgh Press.
2002 “American Pragmatism, Soci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ability Studies,”
pp. 18–37 in Colin Barnes, Len Barton, & Mike Oliver (eds.), Disability Studies
Today. New York: Blackwell Pub.
Albrecht, G. L., K. D. Seelman, & M. Bury
2001 “Introduction: The Formation of Disability Studies,” pp. 1–8 in G. L. Albrecht, K.
D. Seelman, & M. Bury (eds.), Handbook of Disability Studies. UK: Sage.
Barnes, C.
2008 “Disability and the Academy: A British Perspective. Background Notes for an Oral
Presentation,” Retrieved April 12, 2019, from https://disability-studies.leeds.ac.uk/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87

wp-content/uploads/sites/40/library/Barnes-paris-presentation.pdf
Barnes, C. & G. Mercer (eds.)
2004 Disability Policy and Practice: Applying the Social Model. Leeds, UK: The Disability Press.
Barnes, Colin, Mike Oliver, & Len Barton
2002 “Disability, the Academy and the Inclusive Society,” pp. 250–260 in Colin Barnes,
Len Barton, & Mike Oliver (eds.), Disabil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Beckett, A. E. & T. Campbell
2015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s an Oppositional Device,” Disability & Society30(2): 270–283.
Brisenden, S.
1986 “Independent Living and the Medical Model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Handicap& Society 1(2): 173–178.
Bury, M.
2000 “On Chronic Illness and Disability,” pp. 175–183 in C. E. Bird, P. Conrad, & A. M.
Fremont (eds.),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 5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Chou, Y. C., T. Nakano, H. H. Chang, & L. F. Liang2013 “Parent-carers in Taiwan and Japan: Lifelong Caring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a
Familistic Welfare System,” pp. 143–162 in Teppo Kröger & Sue Yeandle (eds.),
Combining Paid Work and Family Care: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UK: Policy Press.
Corker, M.
1998 “Disability Discourse in a Postmodern World,” pp. 221–233 in Shakespeare (ed.),The Disability Reader: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New York: Cassell.
Cushing, P. & T. Smith
2009 “Multinational Review of English Language Disability Studies Degrees andCourses,” Retrieved April 12, 2019, from http://dsq-sds.org/article/view/940
Degener, T.
2016 “Disability in a Human Rights Context,” Laws 5(3): 1–24.
Finkelstein, V.
1980 Attitudes and Disabled People: Issues for Discussion. New York: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Inc.
Goffman, E.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rients and Other Innates.
New York: Dubledzay.
Grech, S.
2015 “Decolonising Eurocentric Disability Studies: Why Colonialism Matters in the
Disability and Global South Debate,” Social Identities 21(1): 6–21.
Hahn, H.
1986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Disability,”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6(1):
1–2.

68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988 “The Politics of Physical Differences: Disability and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Social Issues 44(1): 39–47.
Heyer, K. C.
2015 Rights Enabled: The Disability Revolution, from the US, to Germany and Jap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ughes, B. & K. Paterson
1997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nd the Disappearing Body: Towards a Sociologyof Impairment,” Disability & Society 12(3): 325–340.
Hung, Y. L.
2017 “The Body Mechanical: Building a Caring Community, Crafting a Functioning
Body,” Health: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the Social Study of Health, Illness
and Medicine 21(4): 392–408.
Hunt, P. (ed.)
1966 Stigma: The Experience of Disability. London; Dublin [etc.]: G. Chapman.
Linton, S.
1998 “Disability Studies/Not Disability Studies,” Disability & Society 13(4): 525–539.
Lord, J. E. & M. A. Stein
2008 “The Domestic Incorporation of Human Rights Law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etrieved April 12, 2019,from https://scholarship.law.wm.edu/facpubs/665
Meekosha, H.
2008 “Contextualizing Disability: Developing Southern/Global Theory,” Presentación
en the 4th Biennial Disability Studies Conference. UK: Lancaster University.
Meekosha, H. & K. Soldatic
2011 “Human Rights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Case of Disabil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32(8): 1383–1397.
Meekosha, H. & R. Shuttleworth
2009 “What’s So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Disability Stud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5(1): 47–75.
Meyers, S. J.
2014 “Global Civil Society as Megaphone or Echo Chamber?: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7(4): 459–476.
Morris, J.
1991 Pride against Prejudice: A Personal Politics of Disability. London: Womens’s Press.
Nagi, S. Z.
1965 “Some Conceptual Issues in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pp. 100–113 in M.
Sussman(ed.), Soci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Oliver, M.
1983 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6 “Social Policy and Disability: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Disability, Handicap &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89

Society 1(1): 5–17.
1990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London: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996 “A Sociology of Disability or a Disablist Sociology,” pp. 18–42 in Len Barton (ed.),Disability and Society: Emerging Issues and Insights. London: Routledge.
2013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Thirty Years On,” Disability & Society 28(7):1024–1026.
Parsons, T.
1951 “Illness and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1(3): 452.
Rioux, M. H. & M. Bach
1994 Disability Is Not Measles: New Research Paradigms in Disability. Canada: Roeher
Inst.
Safilios-Rothschild, C.
1970 The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Scotch, R.
2002 “Paradigms of American Social Research on Disability: What’s New?”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2(2): 23–34.
Scott, R.
1969 The Making of Blind Me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Shakespeare, T.
2006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2: 197–204.
Shakespeare, T. & N. Watson
1997 “Defending the Social Model,” Disability & Society 12(2): 293–300.
Sherry, M.
2016 “A Sociology of Impairment,” Disability & Society 31(6): 729–744.
Silvers, A., D. T. Wasserman, M. Mahowald, & M. B. Mahowald
1998 Disability, Difference, Discrimination: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in Bioethics andPublic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
n.d. “Mission and History,” Retrieved April 12, 2019, from https://disstudies.org/
index.php/about-sds/mission-and-history/
Thomas, C.
1999 Female Forms: Experiencing and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2 “Disability Theory: Key Ideas, Issues and Thinkers,” pp. 38–57 in Colin Barnes,
Mike Oliver, & Len Barton (eds.), Disability Studies Today. New York: Blackwell
Pub.
2004 “How Is Disability Understood? An Examination of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Disability & Society 19(6): 569–583.
Titchkosky, T. & K. Aubrecht
2015 “WHO’s MIND, Whose Future? Mental Health Projects as Colonial Logics,”

69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Social Identities 21(1): 69–84.
UPIAS
1976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 London: UPIAS.
WHO & World Bank
2011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20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19, from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44575
Williams, G.
1996 “Irving Kenneth Zola, (1935–1994): An Apprecia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8(1): 107–125.
Wirz, S. & S. Hartley1999 “Challenges for Universities of the North Interested in Community Based Rehabilitation,” pp. 89–106 in Emma Stone (ed.), Disability and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Action and Research on Disability in the Majority World. Leeds, UK:
The Disability Press.
Zola, I. K.
1979 “Helping One Another: A Speculative History of the Self-help Movement,”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60(10): 452–456.
1989 “Toward the Necessary Universalizing of a Disability Policy,” The Milbank Quarterly 67(2): 401–428.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Defining Disabilit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UK
and US and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Jun-jie Lin
M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Heng-hao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Disability studies” i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developed in the industrializedcountries since the 1970s, and it has developed various social, cultural andpolitical epistemologies. 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fdisability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 including the social model, minority model,
human rights model and post-colonial approach, and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addition, it reviews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of disability studies to Taiwan.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disability studies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of loc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Taiwan.

Key Words: disability studies, loc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social
model, post-colonial approa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Volume 32, Number 4, pp. 64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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