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49–83

研究論文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身心障礙與同志族群比較研究
王維菁、楊榮宗、潘淑滿、張恒豪

摘要
少數與弱勢族群欲藉由「正名」來顛覆名稱背後之族群分類架構與
權力關係，以新的、甚至自我命名之稱謂來重構主體性、認同，並建
立文化論述主權。然而，作為社會重要之真實反映者與真實建構者之
主流新聞媒體，正名是否能達到少數族群所期望的改變媒體再現之結果，進而影響大眾社會認知與社會意識型態，以達正名之效？本研究以經歷兩種不同正名型態之身心障礙族群與同志族群為例，採用內容
分析法探究兩族群的媒體正名結果，研究發現兩族群正名的媒體效應
並不相同，顯示正名及語言翻轉本身仍不足以重構媒體與社會真實，
正名要發揮實質作用仍須仰賴社會與文化的實質政治實踐。
關鍵詞：正名、媒體再現、身心障礙者、同志、再現的建構途徑、社會
文化建構取向王維菁（第一作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
傳播政治經濟學、資訊傳播、資訊社會。電郵：weiching@ntnu.edu.tw
楊榮宗，國立台北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社會理論。
電郵：jtyang@mail.ntpu.edu.tw潘淑滿（通訊作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研究興趣：
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移民與移工照顧議題。電郵：shpan@ntnu.edu.tw
張恒豪，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興趣：障礙研究、社會運動、健康
社會學、文化分析。電郵：henghaoc@mail.ntpu.edu.tw
論文投稿日期：2016 年 4 月 7 日。論文接受日期：2017 年 2 月 24 日。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2018), 49–83

Research Article

Name Rectification Politics of “the Others”
for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omosexual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ei-Ching WANG, Jung-Tsung YANG, Shu-Man PAN, Heng-Hao CHANG

Abstract
Minority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have attempted to use “namerectification” to subvert the ethnic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and power relations
and use new or even self-created titles to reconstruct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as well as establish the sovereignty of cultural discourse. Mainstream news
media are influential reality reflectors and constructors of society. However, it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name rectification can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minority groups to change the media’s reproduction effects and thereby
influence the public's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patterns. In thisstudy, we use a sampl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homosexuals, whichhave undergone two kinds of name rectification processes to results of thisstudy showed that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differ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name rectification does not reconstruct media and social

Wei-Chi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society.
Jung-Tsung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social theory.
Shu-Man PA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gender studie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migrant care issues.
Heng-Hao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disability studies, social movement, sociology ofhealth, cultural analysis.

Name Rectification Politics of “the Others”for the Media
reality. In order to have a substantive influence, the nam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might still need to rely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measures.
Keywords: name rectific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homosexual, physically andmentally disabled citizens, the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of representation, theapproach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ang, W.-C., Yang, J.-T., Pan, S.-M., & Chang, H.-H.

(2018). Name rectification politics of “the others” for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omosexual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49–83.

鳴謝本研究受中華民國科技部計劃（MOST 102-2628-H-305-003-MY3）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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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前言
少 數 與 弱 勢 族 群 在 主 流 大 眾 傳 媒 中 經 常 被 再 現 為 他 者（theothers），甚或被污名化為不潔、病態、怪異、失德或不正常，將其類目化為與我群不同是最重要的策略之一，這些被用來區分差異之類目
或命名經常是標籤化與刻板化之始，是支配者基於支配他者所建構之
知識及語言傳播機制（Hall, 1997）。因此在台灣，少數、弱勢或邊緣族
群為抵抗主流社會、大眾媒體、以及支配者所建構之污名，除原住民
曾發起正名（rectification）運動外，同志、外籍配偶、新移民、與身心
障礙族群等均亦曾發展或經歷不同層次階段之正名歷程，期望透過稱謂及相關定義之置換，顛覆名稱背後之分類架構與權力體系，重新以
自我命名建立文化主體性。
此外，正名做為一文化政治行動，除實踐表意政治（the politics ofsignification）意涵，顛覆主流既有之稱謂及定義架構、消解支配的主從
分類關係外，亦涉及認同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透過自稱或自
名來表達自我認同，抗拒他者命名與他稱，反抗再現之權力關係，故而對抗再現之污名，亦是再現之文化政治，也是為爭取媒介與符號平
等重要之社會目標（倪炎元，1998；施正鋒，2002；靳菱菱，2010）。
然而，正名是否真能協助少數、邊緣族群擺脫主流媒體之污名化與他者化？媒體報導意向與論述價值是否會因正名而產生質變？不同
正名型態是否會影響正名的媒體呈現效果？本研究以經歷立法正名與
文化草根正名兩種不同正名型態之身心障礙族群與同志族群為例，運用內容分析法探究其各自之正名媒體效應，藉此驗證少數族群之正名效果是來自語言再現之真實建構，抑或來自社會文化建構歷程？以釐
清少數族群正名運動的實際媒介效應與意義。

文獻探討
媒介他者與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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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群經常被社會以及主流傳播媒體建構為他者，不論是出於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惡意或過度親善之關懷，弱勢族群經由主流媒體塑造，常流於邊緣
化、刻板印象化、異己化、或被描繪為需被同化及啟蒙的他者（Campbell,
1955; Hall, 1995），而作為產製文化與社會真實最主要的社會建制，大眾傳播媒體與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有很密切的關係（李美華、劉恩綺，2008）。
以身心障礙者來說，障礙者的身體被認為不潔或肉體有本質性的缺乏與異常，以致被厭惡而遭排斥。障礙者的身體引人焦慮，因為他
們太像其他人，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其中一位，他們擾亂相同與差異的界限，而人們則想要否認身體脆弱所產生之焦慮，此焦慮乃源自一被奉為圭臬的虛幻身體觀 —— 身體是難以穿越、強壯、且自給自足的。
殘障身體的疾病或畸態因此威脅人類對於完整性、健全性的一致追求。排除或隔離身體異質者的目的，就是樣將此危害常態模式的不安與焦慮袪除（Shildrick, 2005）。如 Mary Douglas（1992）指出，人類常透
過建構對危險或不安事物的恐懼而強化出社會區辨的界線，例如新聞
經常以不潔、危險形容移民、吉普賽人、老人、障礙者，以強化對這些人的偏見（Speltini & Passini, 2014, p. 211）。偏見會被不潔引起的噁
心感強化，噁心之情緒讓人與這些人保持距離並且貶低這些人的社會
地位（Speltini & Passini, 2014, p. 213），同樣的，障礙者的身體殘缺雖
為個人身體或病理異狀，但伴隨而來的污名卻使其成為違常、脫序、
不潔與罪惡的社會排拒對象（陳惠萍，2003）。
而在障礙者的社會再現上，許多障礙研究發現，媒體及社會建構的身心障礙者意象，通常是可憐、該接受憐憫，不然就是可怕、偏差的（張恒豪、蘇峰山，2009）。Zola（1985）針對美國電視節目進行內容
分析，發現在主流媒體中，身心障礙者不是不存在、被忽略，就是扮
演不重要的角色，且身心障礙者的角色也往往是單面向的：依賴、無生產力、需要照顧；缺乏對身心障礙者的正常描述。Barnes（1992）針對英國電視節目的內容分析則發現，媒體再現的身心障礙意象依序是可憐、受害、邪惡、特殊、克服障礙超越常人的超級殘障者、及受嘲
笑的對象，只有很少部分的身心障礙者在媒體中是呈現正常、一般的。
而台灣的狀況，傳統文化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異類，藉由道德貶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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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宗教因果譴責等論述來認知解釋殘障身體的現實經驗，其後雖理性主義醫學興盛，身體殘疾逐漸被定義解釋為病理問題，但由於缺乏
社會建構角度之反省，人們對於身體異類者之排斥轉為藉由理性、科學、客觀、進步等包裝，為常態優勢與適者生存論述找到新的依恃。
此外，傳統歧視如宗教因果譴責論等也未在醫學理性化過程中消失，
反而呈現互通轉換的論述關係（陳惠萍，2003），因此，對身心障礙者
的歧視依舊普遍存在，故 Zola（1993）從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概念
出發，提出障礙污名化及障礙標籤對身心障礙者認同的影響以及正名的必要。
至於同志，乃因在異性戀霸權文化下，社會高舉道德之名，對同
志進行污名與歧視。Foucault（1980）指出，傳統社會對以非生殖目的之
違異性行為，都以病態、違法的態度面對處理，因此長久以來以生殖
目的為基礎的異性戀價值體系，排除忽視同性戀關係存在的價值觀，並將其定義為不正常關係（吳翠松，2001）。Ragusa（2005）檢視紐約時
報的同志報導發現，紐時 1970 年代明顯排除同性戀新聞，1980 年代以邊緣及醜陋形象呈現，1990 至 2000 年代開始開發同志做為消費者的潛
能，出現大量富裕白人男同志形象，但卻以去性化再現同志生活。而
其他研究發現常見的同志媒體再現包括病態、犯罪、愛滋病高危險群、破壞社會風俗、性行為混亂與偏差行為等（吳翠松，2001；王則雅，2011）。
台灣同志的媒介再現史，從逐漸有同志報導的 1960 及 1970 年代，
其時多以病態變態、濫交、猥褻、斷袖、娘娘腔等稱呼同性戀者。
1970 年代男同性戀被稱為「玻璃」，取其易碎之意（黃 囇 莉、張盈堃，
2006），當 時 玻 璃 圈 亦 有 色 情 交 易 之 聯 想。不 過 不 論 1960 或 1970 年
代，媒體再現同志主要是將其心理疾病化，同志論述權掌握與主導者
為精神科醫師與泌尿科醫生，媒體並強調同志為治安危機及破壞善良
風俗，此時同志新聞大部分與社會及犯罪新聞有關。1980 年代，愛滋病在台灣出現，此時媒體將同志再現緊密扣連至愛滋病，常暗示愛滋
病是同志專屬疾病，同志、愛滋病與性濫交被劃上等號。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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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權利運動興起，此時期報導因此逐漸開始相對多元化，並出現較多以同志為主體之發聲，然而，媒體對同志報導雖做到形式上之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尊重接納，但仍不時可嗅見恐同心態，呈現同志議題時經常出現泛性
化與去性化兩種極端窄化手法，大眾媒體的同志再現仍遠離同志社會之真實（王則雅，2011；馬嘉蘭，2003；黃道明，2006）。
媒體再現少數族群為他者重要的機制在於，媒體將客觀真實轉化
為符號真實，並讓閱聽大眾藉符號理解外在真實，故再現世界最重要的方式便是符號及語言（陳碧雪，2004；Ziauddin, 1997）。人與媒體均
使用符號再現客觀真實，並以分類協助判斷及建構意義，如涂爾幹（2000）在《原始分類》一書中提到，人的世界觀藉由分類而建構，分類
幫助社會結構之維持，並產生規範與禁忌。而在將人分類的過程中，一部份人被劃歸為與我群不同之他者，當我群遇到他者時，將對方客體化、標籤化甚或污名化，以建構自身的知識論（王則雅，2011）。故符號、名稱與分類並非中立，而是反映社會的權力關係，建構正常與
異常、主與從、可接受與不可被接受等區別，並帶有主流群體他者化
少數族群之意圖與事實，在標籤符號意義逐步固定後成為約定成俗的
真理霸權，形成理所當然的共識、法則與秩序，並被偽裝成中立、自然、抽象的客觀以宰制影響社會（Fowler, 1991; Hall, 1997）。
因此，挑戰主流群體所建構的分類與命名，是少數族群為了解構
污名、刻板印象、歧視與文化霸權所進行的語言與文化社會運動，涉
及表意政治之實踐（Hall, 1982），透過稱謂及定義之置換，顛覆名稱背
後的分類架構，消解語言支配的主從關係，重新以自我命名的稱謂來
重建主體性（倪炎元，1998）。故正名也是認同之政治，經由自稱或自
我命名，來表達自我認同，抗拒他者的命名與他稱，藉以顛覆異己再現 的 權 力 關 係，奪 回 文 化 發 聲 之 自 主 權（孫 大 川，1966；劉 紹 華，
1994；靳菱菱，2010），而正名也代表一選擇權利，消解被隱藏的權力關係（施正鋒，2002）。
而不論污名化或正名，文化社會真實最主要建構者之一的主流新聞媒體都扮演極重要角色，也是正名實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倪炎元，1998）。然而少數族群之「正名」對媒體再現少數族群是否會產生影響？
新聞媒體接受少數族群稱謂變換後，其背後之意義分類架構是否也因此產生轉變？而不同正名型態是否影響媒體正名再現之結果？以上問
題均值得進一步深思探討，以釐清弱勢族群媒體正名實踐之作用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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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再現對真實之建構 vs. 社會文化建構論
強調正名有其媒體與社會效果者，許多乃基於「再現的建構途徑」
之假定（倪炎元，1999），亦即認為語言具界定世界、建構世界之功能
與作用，故是符號真實再現客觀真實，真實乃由語言建構而成（倪炎元，1999；陳碧雪，2004；鄭玉敏，2006）。相關論者認為語言建構貌似真實之真實，並成為認知真實最主要之途徑，人們透過語言來判斷
真實，並認為語言反映的就是真實，卻忽略語言呈現的只是貌似真
實，並非真實本身。因此語言之所以重要，除了作為溝通媒介外，也
因其與真實之關係，不僅反映真實，更在於建構真實（胡紹嘉，1999；
鄭玉敏，2006）。
Jenkins（1991）也指出，人們捕捉的真實只是語言學上之記號或僅
是一概念，文字與世界間其實是斷裂的，真實充斥在與世界斷裂的語
言中，真實是被語言及符號所建構。Hall（1997）也認為，再現系統於文化意義產製過程中，幫助人類建構對應世界萬物的概念，並透過各種語言，將概念與符號兩者連結，產生意義，構成了符號與媒介所建
構的客觀真實。因此語言可視作是產生特定意義的仲介，而媒體藉著
新聞報導中特定語言型態之使用，可建構出有關社會之真實效果（林芳玫，1996）。
「再現的建構途徑」主要運用語言學（linguistics）或符號學（semiotics）
作為探究方法。以語言學來說，再現他者涉及語言結構要素之選擇與
建構，欲揭露這些建構策略，需經由細緻的語言學分析來探討，關注焦點集中在語言之形式要素上，認為意義之形成受語言學要素制約。至於符號學方法，乃認為他者之再現涉及符號之建構，透過詮釋可揭露與符號內涵相關之知識活動，關懷重點為意義形成中符號之功能（倪炎元，1999）。而語言對再現之建構效果，主要來自字彙選擇、句法結構
安排、句法類型、文句間的組合、文句序列之變異、言說者的可信度與
定位、以及語言意圖與目的等等（鄭玉敏，2006；Fairclough, 1995）。
相對於「再現的建構途徑」指稱語言建構社會真實，「社會文化建構論」論者則相對保留。「社會文化建構論」論者認為語言之所以能夠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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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社會真實，並不是語言機制本身的力量所致，乃是因語言立基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於社會脈絡，故能產生符合社會大眾基模之論述，因此語言背後有其文化社會脈絡，且文化亦再經由語言進行再製與建構。亦即，與其說
是語言建構真實，不如說是語言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建構了真實，因為社會文化脈絡使語言產生社會性，才得以支撐語言建構社會事件之真實性。例如 Bakhtin（1973）就認為，語言無法獨立於社會脈絡之外，
須置於情境與歷史脈絡中探究方有意義。此外，語言所蘊含之意義究竟如何形成？也並非分析語言本身之相關要素所能回答者，而需從更廣泛之社會文化脈絡來予以理解，因此，關於他者之建構，不應只視
為語言過程，而應視為一社會文化過程（鄭玉敏，2006），故正名之本
質不應只是語言運動，更應從語言背後的社會文化及權力建構實踐著
手。
同樣的，社會學或歷史學立場之社會建構論者認為，他者之再現
是透過特定歷史與權力脈絡下之支配論述所建構，要探析語言如何建構真實，應分析語言背後之歷史社會脈絡及權力主體，瞭解真實之建構如何在特定期間內被知識與權力所操作運用（倪炎元，1999）。例如Fairclough（1992）所指，語言之使用受制於其所在社會體系之位置，語言的文法、字彙等要素指出，是言說者根據社會情境所做之選擇，不同選擇均帶來不同之社會意義與結果，因此歷史與社會情境對語言具
實質作用，影響真實與知識之建構，語言及其作用非在真空中運作，
而是在特定脈絡與制度下，經由特定技術策略所運作。
因此，不同於「再現的建構途徑」，「社會文化建構論」認為，正名及其相關之語言表述並非僅是表達意義之符號，而是各種權力運作後之體現，其所反映者是論述、知識與權力的相互關係以及反支配論述
帶來的挑戰，欲重新界定被客體化的他者，召喚其主體性，以改變權力關係。

小結
綜合上述之文獻分析與討論，本文欲藉由不同之正名發展個案，
探究不同個案其正名是否產生相近或不相近之結果，倘若正名結果相近，或可推論正名本身有相當效應，但若正名效果存在一定差異，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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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需從正名的社會發展歷程中去尋求正名結果差異之因素。故本
文以身心障礙族群之立法正名，及同志之文化草根正名兩種不同正名
型態個案為例，比較身心障礙與同志正名的媒體再現結果是否存在差
異？從差異與否來檢視語言是否具有建構真實之作用？抑或是語言背後之社會文化實踐因素影響了正名的媒體效果？據此進一步理解「再現的建構途徑」及「社會文化建構途徑」兩取向之討論及對話，以釐清邊緣族群媒體正名的社會文化可能性。下一節，也將針對身心障礙者與同
志不同的正名發展型態進行介紹。

身心障礙與同志正名：兩種不同的正名發展型態「再現的建構途徑」認為語言建構社會真實，「社會文化建構途徑」
則認為語言背後的社會文化過程才是建構語言意義，並進一步構築媒體與社會真實之基礎，兩者雖都認為語言是媒體真實之重要中介，但語言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之重視與強調與否，也形成相異的認識論途徑。以下我們從身心障礙以及同志正名的歷史社會過程為考察，分析兩種不同的少數族群正名型態。身心障礙正名主要尋求立法，以法律
之強制性來全面替換被污名化之稱謂。同志正名則主要經由草根運用
與社會實踐來取代被污名化之稱謂。下述分析架構包含：正名來源與歷程、主要推動者（agent）、以及總結前二者分析所得出之正名發展型
態三面向，來呈現解釋兩種不同的弱勢族群正名型態。

正名來源與歷程
就時間而言，身心障礙與同志正名均出現在 1990 年代，同志正名
約始於 1990 年代早期，身心障礙正名約 1990 年代末期。
身心障礙者的正名歷程主要透過立法名詞之置換，希冀藉由法律
的強制力去除被污名化名稱之使用。自民國以降至 1980 年《殘障福利法》施行前，針對障礙者使用之名稱包括：殘疾、廢疾、殘廢、老殘、58聾啞殘廢、低能、殘障及痼疾等，這段時間障礙者在台灣社會被視為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一種疾病，不僅「殘」且「廢」，僅做為被救濟對象。1980 年代《殘障福利法》棄「廢」改用「障」一字，199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又改「殘障」
為「障礙」（張恒豪、王靜儀，2016；周月清、朱貽莊，2011）。在障礙者的正名政治上，維護障礙者權益的法令《殘障福利法》名稱，於 1997
年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三十一期中，立委徐中雄提到身心障礙者必須正名的理由：
為消除「殘障」二字予人之負面觀感及因應「殘障者」重新定義為「個人因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其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
或無法發揮者」，將全案之「殘障」修正為「身心障礙」。（立法院公報，1995）
然而，1995 年修法未能修改《殘障福利法》的名字，但慢性精神疾病納入法律的適用範圍，直到 1997 年修法，經過朝野協商決議，才將《殘障福利法》改稱《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也因為把慢性精神疾病納入，才加入「身」「心」障礙者。如前述主要推動者立委徐中雄提到身心
障礙者必須正名之理由：
為消除「殘障」二字予人之負面觀感及因應「殘障者」重新定義為「個人因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其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
或無法發揮者」，將全案之「殘障」修正為「身心障礙」。因為殘障本
身只是短暫的現象，並不是長久的現象，所以克服殘障就是使其殘障現象消失，再重新投入社會，以我本身而言，目前我對社會的參與並無障礙，所以不能視為殘障，只是有肢體的障礙。這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定義問題，需要加以正名，因為殘障為一社會
性的偏見或標記，所以將其名稱改為「身心障礙」，以「障礙」取代「殘障」是有其道理的，因為殘障是屬於機能性的，身心障礙則是
涵蓋社會性或功能性的意義，當社會性及功能性的身心障礙參與社會沒有問題時，不能稱為殘障。謹在此特別提出並加以正名。
（立法院公報，1995）
立法引言表示，推動身心障礙正名，乃希望藉由立法用詞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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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帶動社會用詞轉變，進而進行障礙概念典範之轉移。此一思維也
是追隨國際發展趨勢，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自 1971 年起持續
強調障礙者之平等機會權利，而不僅僅是殘障福利，1990 年中並修訂「國際損傷、障礙、殘障分類」，不再使用損傷與殘障等詞彙，並將重點置於環境因素對身心障礙者產生的障礙與阻撓，認為障礙之產生並非來自身體殘缺，而更多是來自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建構的阻礙，
因社會對障礙者缺少認識與關注，導致其在社會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並被排除在主流活動參與之外。故身體的不便不必然造成實際社會參
與的障礙，而是主流社會的不友善、偏見歧視與刻板印象等態度，加重了身心障礙者身體損傷之影響。此一觀點亦反映了國外障礙概念典
範轉移對台灣推動立法正名團體與學者專家之影響，由過往的慈善模式、醫療模式、轉換為社會模式，認為障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
結構因素造成（張恒豪、王靜儀，2016；曾榮梅，2014；Oliver, Sapey,& Thomas, 2012）。
因此，從「殘廢」到「殘障」到「身心障礙」之字詞轉換，意味殘障觀點漸由身體殘疾之個體意象，轉化為外在、人為環境限制之社會意涵，而台灣在歷經數次修法後，法律對障礙者之看法也追隨國際，漸由殘障福利、障礙保護，逐步轉變為社會權益保障，特別是不被歧視的社會平等權益。
然而相關之法律用詞改變對於政策執行、政策執行者以及社會意
識 型 態 是 否 也 促 成 轉 變？學 者 則 認 為 不 無 疑 問。 張 恒 豪、王 靜 儀（2016）指出，由上而下經由立法，所牽動的障礙者標籤正名對媒體實
際呈現障礙者的意象與內容之影響非常有限，因媒體追求政治正確，
改變障礙群體的標籤容易，但要延續複製障礙概念典範模式的論述、
觀點並不容易。曾榮梅（2014）也認為過往身心障礙社會團體投注許多
心力在與政府部門對話，卻忽略應改變社會大眾眼中的障礙者圖像，使社會對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未有全面提升。周月清、朱貽莊（2011）亦
指出，現實中台灣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意識型態與歧視至今改變其實不大，導致台灣的障礙福利模式一方面呈現受學者與民間團體所倡導60

之國外福利模式影響，有其進步與堅實之支持基礎，但另方面又受本
土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牽制，導致出現「法案中什麼都有，但政策資源實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質上卻什麼都沒有」的怪異窘境，社會與政策實踐並不願意給予身心障
礙族群更多的資源支持（周月清、朱貽莊，2011；陳惠萍，2003），對
於身心障礙者的價值觀也還是維持傳統模式（張恒豪、蘇峰山，2009）。
而同志之正名歷程，起源為同志草根社群之實際名稱使用，「同志」
一詞被用以指涉同性戀族群，據考乃始自 1970 年代末期加州華裔同志圈挪用中國共產黨使用的同志一詞做為彼此之暱稱，主要乃取其「相同性向」之意（陳佩甄，2006），此一用法從同志朋友間之嬉鬧，逐漸成為圈內流行之暗語，而其在文字上之傳播則始於 1980 年代中期，數本關
於電影及香港民間刊物開始挪用「同志」一詞，並為其再造新的意義內涵。1989 年至 1990 年初香港電影節中，香港劇作人林亦華等將 New
Queer Cinema 翻譯為「新同志電影節」，之後「同志」一詞在同志文化中
掀起一波詞語革命（陳佩甄，2006）。文獻顯示，林亦華以「同志」做為
同性戀電影節之稱呼，乃亦因孫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
1力」 之寓意。簡家欣（1998）則認為，「同志」這個新名詞的出現直接對
抗過去社會用以將某群人排擠到權力邊緣，並影射其性傾向非正常甚
或心理病理化之「同性戀」此一標籤，因此更名反映知識權力對抗與重新分配之過程。
在文化界推動下，同志一詞在香港普遍獲得肯認，並摒棄同性戀
一詞，風潮進而傳布至台灣。1992 年台灣金馬影展同性戀電影專題在
林亦華協助下，引進數十部前衛同志電影，影展再度以同志命名，影展後台灣大學校園興起同志社團成立風潮，此風潮與 90 年代初期西方之 New Queer Cinema 風潮，對性別、性取向史無前例之開放、蓬勃及
多 元 相 關。其 後 為 數 不 少 之 台 灣 同 志 社 團、書 籍、刊 物、電 台、遊行、社會運動、課程及官方出版手冊，開始廣泛挪用並宣示「同志」一詞，台灣學界、文化知識圈及運動界對同志一詞的使用及討論因此後
來居上，趕上香港（陳佩甄，2006；鄭宇茹，2010）。同志一詞在進入
台灣話語圈後也引發討論，如張小虹（1996）與周華山（1997）認為，同志一詞由原先之革命情操、同舟共濟或黨員同志等正經凜然之意涵，
被歪讀挪用為同性戀者的集體身份認同，反映了某種認同政治、差異
政治、情慾解嚴以及個人性身份政治選擇之策略與運動集體策略，意在顛覆挑戰異性戀文化與知識霸權。

6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故總體而言，身心障礙族群之正名主要經由立法途徑與法律之強制性尋求名稱之變更與置換。但正名概念對於當時大部分的主流社會
文化及大眾而言，是一由國外引進國內、僅限於部分障礙及社福學者
專家、團體與立法委員所理解者，對社會大眾或主流文化而言，較缺乏了解與可了解之脈絡。至於同志正名並未經歷任何正式或法律之名
稱置換，而是一漸進的社會文化及草根社群實踐過程，經歷文化政治
宣導和認同實踐，將同志一詞挪用為同志與文化知識界挑戰主流知識
權力體系的某種認同與集結策略，透過同志社團、同運團體、文化界、學術圈等經由文化社會論述、社會對話、及文化社會運動等方式，逐步達到正名之社會結果。

主要推動者
身心障礙由「殘障」至「身心障礙」之正名，主要由立法所主導，相關學者專家、NGOs 及支持的立委藉由立法與修法途徑，參考西方障礙
概念典範之轉移及障礙者權益之發展來主事推動，其間甚少大眾文化之參與及對話，也未見草根社會層次之文化社會論述與對話溝通，更缺乏對主流社會對障礙者認知價值之任何挑戰。至於「同性戀」至「同志」之正名，偏向社會文化建構過程及認同實踐與文化政治實踐歷程，
其由同志族群率先挪用正名，接著逐步掀起詞語革命，重構並豐富「同志」一詞之意義價值空間，並在同志社團、同運團體、文化知識界、社
會意見領袖、甚或官方單位之論述、宣示與使用推廣下，逐漸潛移默
化成一文化社會慣習用詞。

正名發展型態
因此，總結兩族群之正名歷史過程，台灣身心障礙者之正名發展
型態為透過立法修法，由上而下之推行，過程中大眾社會參與程度較
低，在社會文化認知層面亦較缺乏廣泛認知與討論，公共言論場域也

62

少見對傳統殘障論述之對抗挑戰，故而，雖名稱改變，大眾社會或不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理解改變之實質意義與價值，主流障礙概念與意識型態仍未受挑戰或動搖，相關分析論述指出，台灣近 20 年來身心障礙社會政策與障礙者
權利保障立法已趨完整，反映國家體制對身心障礙者之肯認，相關語
言之置換，由殘廢、殘障，至身心障礙者，亦在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
用字中受到重視，然而，法律層次的宣示、指稱方式之改變，並無法
決定文化場域之障礙詮釋，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與偏見依舊存在，常人與身心障礙者間之歧見與不對等關係也依然持續（張恒豪、王靜儀，2016；周月清、朱貽莊，2011；張恒豪、蘇峰山，2009）。此一狀況也呼應新制度學派創始人 North（1990）之觀察，雖然正式的規則可能經由政治或司法決策而在一夕之間改變，但是存在於習俗、傳統和
行為準則中的非正式限制卻是普通政策所無法影響的，故，社會雖自恃能以一種更為理性、客觀的態度來認識身心障礙者，但深層的常態
優勢卻與過往無異，對身心障礙者施加同情或區隔而制訂之福利政策，結果依然使身心障礙者固著於某種弱勢、無能與依賴的形象（陳惠萍，2003），而台灣障礙福利也因此無論就科層執行面亦或民意支持態
度，並未受民主已開發國家所謂公民身份社會權維護之影響，而仍只
停留在救濟之悲憫慈善觀（張恒豪、王靜儀，2016；周月清、朱貽莊，
2011）。
至於同志正名，其型態本質接近一文化政治實踐運動，其社會元
素包含了諸如認同實踐、運動集結策略、社會對話、論述陣地戰、文化挪用、文化建構、以及對傳統主流異性戀意義價值體系之試圖顛
覆、對話與挑戰。其主要發自草根社群本身之使用，並逐步擴散至文化知識圈、官方與大眾媒體，屬於由下而上，漸進改變之社會文化歷
程，而作為社會文化一部份之主流大眾傳媒，亦參與在此社會文化過程中，致使新聞究竟如何轉變為同志正名，其過程其實並不可考（陳佩甄，2006），但也如黃囇莉、張盈堃（2006）所指出，「同志」一詞被台灣的文化研究者、性別研究者、同性戀者引用後，似乎有了正名效果，
讓原本的黑暗之子有了光明的新身分，且男女同性戀以男女同志相稱，發揮了認同及運動結盟之效。
依據身心障礙以及同志不同的正名發展型態，本文認為其相當程6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度呼應了「語言再現的真實建構」和「社會文化建構論」兩種不同的媒體
與社會真實建構取徑。身心障礙正名運動較少尋求社會對話與社會認
知改變，而是直接付諸法律與立法要求正式的名稱改變，並藉由法律
的強制力相當有效地達成此一目標，故在 1997 年《殘障福利法》的名稱
修改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並在相關法規中明文要求媒體不得使用
對障礙者歧視性字眼後，媒體使用「身心障礙」名稱之次數急遽增加，並在 2000 年前即超越「殘障」一詞，完成正名要求的名稱置換結果（張恒豪、王靜儀，2016），運動符合「語言再現的真實建構」途徑對語言及
稱謂界定世界、建構認知真實，以及媒體對特定語言型態之使用可建構相關社會真實之強調。至於同志正名從未尋求任何法律或正式名稱
之置換，而是經由名詞挪用之社會文化實踐來挑戰主流社會對其符號
語言之表述與掌控，以逆反支配論述的權力與挑戰，重新界定被客體
化的他者，召喚其主體性，以試圖改變及解構主流權力之話語結構，符合「社會文化建構論」強調語言背後的權力及知識的對抗與運作之重
要性或許更甚於名詞與稱謂本身。

研究方法、設計與資料收集步驟
為驗證兩種不同正名型態 / 兩種不同真實建構取向之媒體正名結果，接下來本文採用內容分析來比較使用「殘障」與「身心障礙」名稱之
障礙者報導，以及使用「同性戀」與「同志」名稱之同志報導，其媒體再現結果之差異，以檢視被污名化族群標籤改變是否對媒體再現社會真
實具有影響。

資料來源
障 礙 者 新 聞 部 分，由 於 新 聞 檢 索 資 料 龐 大（共 53,268 筆 新 聞 資料），本研究資料選擇以聯合資料庫報導為系統抽樣對象，只選擇聯合
報作為抽樣母體原因是在報紙選擇上，雖然具一定市佔率，對閱聽大64眾較有影響力之報紙有四家，但考量電子資料庫的開放性、資料取得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可行性及全文資料完整性，選擇以聯合知識庫作為資料蒐集媒介，另
也因聯合報相關報導之歷史與資料保存較長，可觀察橫跨的歷史最久，故本研究以聯合報 1953 年到 2014 年 3 月的報導為抽樣母體，以「殘障」為關鍵字在聯合知識庫搜索，共搜尋到 27,169 筆資料，以「身心障礙」為關鍵字在聯合知識庫搜索，共搜尋到 26,099 筆資料。
同性戀與同志部分，以報紙內文中涵蓋同性戀、同志兩個關鍵詞之新聞為主。在報紙選擇上，為求一致同樣以聯合知識庫中之聯合報
作為資料蒐集標的，此報刊可取得完整全文的最早年代，可追溯至此
報業之開端，1951 年 9 月 16 日（維基百科，2013）亦即聯合報創刊日，
因此本研究對於新聞報導資料搜集範圍，就以《聯合報》創刊日（1951
年 9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共歷時 63 年之新聞報導，以「同性戀」關鍵詞的新聞報導共搜尋到 7,471 則，以「同志」關鍵詞之新聞報
導，共搜尋到 15,958 則。

母體、抽樣與樣本
因為早期障礙新聞對比晚近新聞比例懸殊，導致抽樣樣本較少，在分析過後易出現格數小於 5 的情形，為免影響統計結果，因此不做統計檢定，其餘研究結果皆經過統計檢定，並將抽樣開始年分改為 1970年，並以十年為單位，集中分析此後的再現差異，但仍因資料龐大，故以「殘障」為關鍵字者，每 100 筆抽 1 筆作為分析材料，共有 274 筆；
以「身心障礙」為關鍵字者，每 100 筆抽一筆作為分析材料，共有 258
筆。
至於同志部分，同樣因資料龐大，抽樣方式採每一百則抽一則，
年代按以遠到近之日期排列，若總則數不及 100 則，則以最後一則之新聞作為抽取之樣本，並扣除無效樣本後，以「同性戀」為關鍵字者共 71
筆，以「同志」為關鍵字者共 110 筆，兩者合計共 181 筆。由於「同志」
一詞之意涵，在社會的流通與轉換上有其過渡階段，當所抽取之樣本屬政治性稱呼或其他非研究所指涉之意涵時，定為無效樣本。

6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回顧，經過反覆討論，形成分析新聞樣本的操作架構，內容分析之類目共分四大類：基本資料、少數族群
形象、議題類型、以及報導模型。各類別下變項操作性定義說明如下：
I.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部分包括：（1）關鍵詞：即報導使用詞語，為身心障礙 /殘障，同性戀 / 同志；（2）年度：報紙刊載年度；（3）個人故事：報導
內容是否提及事件當事人的生平故事；（4）成因：報導內容是否提及性取向及障礙形成原因。
II. 形象在操作化上，我們透過蒐集一則新聞中同時出現的所有形象，而
非將一則新聞中同時出現的形象化約為一個代表形象。
障 礙 者 形 象 部 分，可 援 引 的 指 標 較 缺 乏，因 此 本 研 究 以 Colin
Barnes（1992）對藝術作品、媒介內容中呈現的障礙者形象之十項分類
為操作化之分類基礎，包括如下：（1）可憐、可悲的形象，（2）受暴對
象，（3）邪惡的，（4）作為帶來神祕詭譎氣氛的角色，（5）超級障礙者，（6）嘲弄的對象，（7）障礙者作為他們自己最壞、唯一的敵人，（8）障礙
者 是 負 擔，（9）性 慾 不 正 常，（10）無 法 完 全 參 與 社 群 生 活。因 此 在
Colin Barnes 形象分類基礎上，本研究整理出障礙者形象類目包含：可憐、可悲的形象、無助 / 須被協助、社會生活、超級障礙者、被利用 /
受欺騙、障礙者是負擔，本研究將「可憐、可悲」的形象和「需要被幫助」的形象分開觀察，因為前者呈現障礙族群在社會中不受重視的形
象，障礙者與健常人關係不和諧，而原因在於健常人、社會做的不夠
好、有虧欠。除了可憐、可悲與無助需要幫助的形象外，我們希望區
別出慈善觀點的上對下施捨救助與平等對待式的互動關係，因此增加「需有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憐憫」。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報導
有時會省略障礙者的困境，而將障礙者視為社會或是家庭的照顧負

66

擔，因此增加了「社會、家庭負擔形象」。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至於對同志社群形象之媒體與新聞再現，可援用之研究較多，我們整合馬嘉蘭（2003）、吳翠松（2001）、王則雅（2011）、Ragusa（2005）
與 Goh（2008）之媒體同志形象再現，建構出以下可操作之同志媒體再
現形象分類，包括：（1）無助、缺乏支持，（2）受暴對象，（3）病態、疾病，（4）變 態、人 格 不 完 整，（5）嘲 弄 對 象，指 成 為 戲 弄、調 笑 的 對象，（6）內化恐同，指對於被同性吸引而出現羞恥或自我憎厭等負面感受，（7）同志身分是負擔，（8）社會生活，指人際網絡間的實質互動、作息等形式或態度，（9）羶色腥、情慾：指呈現窺探同志有關情愛之慾念，（10）積極正面態度，指呈現同志主動進取或被肯定的正面態度，（11）被利用、受欺騙。
III. 報導模型

身心障礙新聞部分，我們依據文本將報導模型區分為傳統、進步與混合分類，做為新聞敘事模型的分類基礎，以進一步檢視標籤差異
和新聞報導內容的關係。傳統模式的報導主要指個人模式的障礙觀點，進步模型的報導則反映社會模式，傳統模式報導共同點是認為障
礙者是國家社會施捨救濟的對象，也是醫療治療行為下的客體，傳統觀點下的障礙者議題，會將焦點放在障礙者身心的康復或是社會給予的補償。與之相反，進步模式觀點在於認定障礙者為有權利的主體，
要求消除制度和環境的限制，承認障礙者的經驗，不追求符合正常人
的價值觀。傳統、進步兩種模式的特色同時出現的報導將被認為是混
合模式。
同志研究部分，我們依據文本將報導模型區分為正面描述、負面
描述以及混合模式，以「同性戀」和「同志」用詞的報導內容呈現正、負面描述為主要判斷依準。以「同性戀」用詞的負面描述報導內容如 1978
年 1 月 23 日《聯合報》12 版聯合副刊刊登〈美好的名〉一文，讚揚異性戀關係，對同志表達鄙視。以「同志」用詞的負面描述報導如 2005 年 12 月
12 日《聯合報》生活版〈已婚女同志 玩沙治憂鬱〉刊登有關女同志新聞
報導，隱喻女同志是因為個人成長過程遭受創傷經驗或缺乏與異性互動挫折所致，強調「再社會化」與「矯正」女同志的偏差行為之重要。另
外 2013 年 10 月 29 日《聯合報》發燒星樂園版〈媽媽好擔心 忙為她介紹6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男友〉報導內容，隱喻女同志是遭受創傷經驗無法發展出愛男人慾望，操弄社會大眾對於女同志身分認同之印象。

編碼過程與信度檢驗
本研究的編碼過程由作者們根據文獻與報導內容討論分析類目架構，形成類目之操作定義，在正式進行報導的類目譯碼時，遇編碼判
定模糊之處，與助理做編碼信度之討論，以求編碼結果一致性，若類
目架構有爭議，再和第一作者重新討論定義分類之操作性定義，反覆
多次後，確定本研究之分析內容以及分類標準。
本研究內容分析之信度檢驗，乃由兩位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生擔
任編碼人員，編碼人員事先均進行編碼訓練，編碼者間之信度是由兩
位研究人員各自之編碼結果，依據編碼登錄結果進行 Kappa 值檢驗，瞭解兩位編碼者相互之間的一致性係數統計。Everitt（1992；轉引自許勝
懋、洪 百 薰、洪 永 泰，2011）指 出，Kappa 值 代 表 一 致 性 係 數，通 常
Kappa 值會落在 -1 至 1 之間。當 K=1 時，表示完全一致；當 K=0 時，表示完全不一致，Kappa 的評斷標準，如表一所述：
表一Kappa 值的評斷標準
Kappa 值意義

.00–.20

極低的一致性.21–.40

一般.41–.60

中等.61–.80高度.81–1

幾乎完全一致資料來源：Everitt（1992；轉引自許勝懋、洪百薰、洪永泰，2011）

在身心障礙與殘障部分，進行 Kappa 一致性係數統計時，信度測量
乃隨機抽取樣本的三分之一作為計算（共 179 則），在類目檢測方面，在身心障礙與殘障部分，本研究運用系統性抽樣方式，抽取全部報導新聞中的三分之一，共 179 則新聞報導進行評分者再信度測量。在類目檢

68

測方面，評分者間一致性的分析結果（表二）。本研究在內容分析之類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目共分三大類：基本資料、形象、報導模型中，基本資料的個人故事
Kappa 值介於 .40–.60 之間，再測信度檢測結果為高度一致性，障礙成
因再測信度檢測結果為幾乎完全一致。形象中的社會生活再測信度檢
測 結 果 為 高 度 一 致 性，可 憐、可 悲 的 形 象、無 助、須 被 協 助、被 利
用、受欺騙、障礙者是負擔為幾乎完全一致。報導模型再測信度檢測
結果為幾乎完全一致。整體而言，兩編碼員對各類目的編碼一致性程
度相當高。
表二

身心障礙 / 殘障評分者一致性分析結果（Kappa 值）與統計顯著水準
Kappa 值.61–.80變項
基本資料：個人故事（.796）*** 形象：社會生活（.769）***（高度一致性）.81–1（幾乎完全一致）

基本資料：障礙成因（.834）***
形象：可憐、可悲的形象（1）***、無助、須被協助（.854）***、
被利用、受欺騙（.853）***、障礙者是負擔（.811）***
報導模型（.800）****** p < .001; ** p < .01

在同志與同性戀部分，研究亦隨機抽取全部報導新聞中的三分之一，共 61 則新聞報導進行評分者再信度測量。在類目檢測方面，評分
者間一致性的分析結果（表三）。本研究在內容分析之類目共分三大類：基本資料、形象、報導模型中，基本資料的同志成因類目 Kappa 值介於 .40–.60 之間等個變項，再測信度檢測結果為中度一致性，個人故事再測信度檢測結果為高度一致性。同志形象中的病態疾病、積極正面、無助缺乏支持、嘲弄對象再測信度檢測結果為中等一致性，同志
是負擔、社會生活、羶色腥情慾、受暴對象、變態人格不完整為高等
一致性，內化恐同、被利用受欺騙為幾乎完全一致。報導模型再測信度檢測結果為中度一致性，整體而言，兩編碼員對各類目的編碼一致
性程度相當高。

6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表三同性戀 / 同志評分者一致性分析結果（Kappa 值）與統計顯著水準
Kappa 值變項.50–.59
基本資料：同志成因（.50）*** 形象：病態疾病（.50）***、（中等一致性） 積極正面（.40）**、無助缺乏支持（.50）***、嘲弄對象（.50）***.60–.79

基本資料：個人故事（.70）***（高度一致性） 報導模型（.60）*** 形象：同志是負擔（.70）***、社會生活（.70）***、
羶色腥情慾（.60）***、受暴對象（.80）***、變態人格不完整（.70）***.80–1

形象：內化恐同（.90）***、被利用受欺騙（1）***（幾乎完全一致）*** p < .001; ** p < .01

至於「同性戀 / 同志」評分者一致性分析結果 Kappa 值較「身心障礙/ 殘障」為低，其原因除樣本數差異外，在同志 / 同性戀新聞中之遣詞
用字看似較為中立或正面，但從整體文本脈絡中閱讀下來，卻不一定
如此，所以容易在是否樂觀、是否進步等的編碼上產生歧見。

分析與討論「殘障」與「身心障礙」：不同標籤下的新聞論述比較
要探究「殘障」與「身心障礙」不同標籤名稱下新聞論述表現，首先我們觀察台灣新聞媒體公共論述中，障礙名籤如何轉變？我們首先觀察使用不同名稱之障礙新聞數量在不同時期之變化（見圖一），其中「殘廢」是 1976 年前最常被用做代表障礙族群之名詞，次之為「殘疾」。從
1973 年始，「殘障」一詞使用頻率增加，直至 1976 年「殘障」報導數量首
超過「殘廢」。1980 年後「殘障」一詞使用量迅速上升，此乃與劉俠等為
社會知名障礙倡議人士之推動有關，其論述認為殘廢一詞使社會將「殘」與「廢」畫上等號，指涉殘者缺乏謀生能力，需被扶養（張恒豪，2006）。至於「身心障礙」在 1990 年前使用並不普遍，1991–1996 年這段
時期每年不到百篇使用身心障礙稱呼障礙者，然而，1997 年《殘障福利法》名稱修改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後，使用身心障礙代稱之數量急遽上升，顯見透過改變法令名稱確實影響媒體使用殘障或是身心障礙之

70

慣習。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圖一殘疾、殘障、身心障礙、殘廢在各時期新聞報導使用頻率

此外，我們進一步分析在「殘障」以及「身心障礙」名稱下，媒體對
障礙族群之形象描述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媒體呈現的障礙者形象
並無明顯差異，不論是「殘障」框架或「身心障礙」框架，最高的比例均
是將障礙族群描述成無助、需被協助的（45.65% 與 34.78%），但「身心障礙」名稱下的百分比確實較低。兩者次高之描述同樣是需特殊幫助，但非憐憫（22.46% 與 19.57%），第三高之描述亦同樣是呈現障礙族群積
極面對生活（樂觀、不屈從等）（比例為 12.32% 與 14.67%），第四高同樣為將障礙者描述為可憐、可悲的（9.42% 與 9.24%）。其餘較大之差異
僅在於在「身心障礙」名稱下，甚至有更高的比例將障礙族群描述為家
庭負擔（5.43% 比 1.45%）。而進一步的統計檢定，也無達統計顯著差異之變項，顯見由「殘障」改變至「身心障礙者」之正名，對於新聞媒體呈現障礙族群之形象並無明顯變化（見表四）。
我們也更進一步探討在「殘障」與「身心障礙」不同名稱下，新聞採用的敘事框架，以探究障礙相關報導之意識形態導向。研究發現使用「身心障礙」名稱之報導其傳統模式新聞比例上反較「殘障」名稱報導為高，然而，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身心障礙」、「殘障」的報導新聞模型比較上，p 值為 0.643，並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因此就比例上而言，使用「身心障礙」或「殘障」關鍵字和新聞模型間並無顯著關聯，亦
即，使用「殘障」或是「身心障礙者」在新聞內容的進步性上，並無顯著
差異，使用「身心障礙」名稱之報導並沒有較重視障礙者之主體性，在7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表四障礙者形象比較
殘障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可憐、可悲的

13

9.42%

17

9.24%

30

9.32%

無助、須被協助63

45.65%

64

34.78%

127

39.44%

31

22.46%

36

19.57%

67

20.81%

受暴對象

2

1.45%

1

0.54%

3

0.93%

邪惡的

0

0%

1

0.54%

1

0.31%

0

0%

2

1.09%

2

0.62%

超級障礙者

2

1.45%

6

3.26%

8

2.48%

嘲弄對象

0

0%

0

0%

0

0%

0

0%

2

1.09%

2

0.62%

家庭負擔

2

1.45%

10

5.43%

12

3.73%

社會負擔

1

0.72%

6

3.26%

7

2.17%

被利用、受欺騙

7

5.07%

12

6.52%

19

5.90%

17

12.32%

27

14.67%

44

13.66%

135

100%

184

100%

322

100%

需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憐憫身體上的殘缺被用來表示性
格、人的不完整

障礙者作為他們自己最壞、唯一的敵人

積極正面面對生活（樂觀、不
屈服等）
總和

表五

使用「身心障礙」、「殘障」的報導新聞模型比較
殘障

身心障礙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無

37

13.5

36

14.0

73

13.7

傳統

110

40.1

90

34.9

200

37.5

進步

90

32.8

92

35.7

182

34.2

混和

37

13.5

40

15.5

77

14.5

總和

274

100

258

100

532

100

χ2 = 1.673, p = 0.643

72

身心障礙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媒體報導裡，身心障礙與殘障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同義詞，正名並未改
善媒體報導之進步性（見表五）。
是故整體而言，從殘障新聞到身心障礙新聞，障礙者形象並無明顯改變，無助、需被協助的論述在身心障礙名稱中數量雖變少，但家庭負擔、社會負擔論述在身心障礙標籤中卻較多，其他如可悲、可憐、需要特殊對待、積極正面的生活等論述也未因名稱改變而有明顯轉變，統計檢定更進一步顯示無形象指標在兩標籤下達到統計顯著差異。此外，身心障礙名稱下，其傳統新聞模式比例反而比殘障新聞高，進步模式新聞比例也較殘障新聞為低，且統計檢定也顯示兩名稱標籤之新聞報導模式並無差異。因此，總結來說，從新聞指稱方式分析新聞觀點之差異，使用「殘障」或「身心障礙者」新聞內容其實差異不大，「殘障」與「身心障礙」依舊是同義代換，正名希望達成的去污名效
果並未在新聞內容的障礙者論述上被發現。

「同性戀」與「同志」：不同標籤下的新聞論述比較
至於同志族群，在「同性戀」與「同志」兩個不同名稱指涉下，新聞
論述取向是否存有差異？首先我們也同樣先觀察同志族群不同名稱在
各時期之變化。在新聞數量呈現上，1980 年代前同志族群在聯合報新聞中幾乎呈現隱形不存在狀態，推判這與 1980 年代前台灣社會風氣保守，未肯認同志族群之存在有關。1980 年代後，同志族群報導開始出
現，此時期主流稱謂為「同性戀」，數量在 1990 年代達到高峰。然而1990 年代「同志」一詞也從同志圈內開始流傳至圈外，並受文化界青睞，在香港電影節與台灣金馬影展策劃者推動下，正式成為官方活動
使用之名稱。之後在同志社群、社團、學術與文化界推動下，同志相關文化活動、社團、社會運動、官方活動均開始採用「同志」一詞，新聞媒體也逐漸接受此一名詞，因此 2000 年後「同性戀」與「同志」名稱的媒體使用出現黃金交叉，2000 年後雖然「同性戀」名稱在媒體依舊持續
存在，但數量已大幅少於「同志」。

7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圖二

同性戀與同志在各時期新聞報導使用頻率

進一步探究在「同性戀」與「同志」不同名稱下，新聞再現同志族群
之形象是否有差異？統計結果發現同志稱謂與同志形象交叉分析達統計顯著水準者包括：變態、人格不完整及社會生活描述。在「同志」稱
謂下，同志被描述為變態與人格不完整之比例較「同性戀」低許多，變
態與人格不完整形象甚至在「同性戀」稱謂下呈現最高比例，高達近三分之一的「同性戀」報導將同志描述為變態與人格有問題。此外，「同志」與「同性戀」稱謂下之報導對同志社會生活描述有無特別提及也明顯相關，「同性戀」稱謂下新聞報導對同志與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給予不同
看待，提及與特別描述同志社會生活、人際關係、生活樣態比例較高。另外，在「同志」稱謂下，同志形象也有較高比例呈現積極正面描述（12.2% 比 3.6%），並更傾向強調同志族群所遭遇之社會問題，例如
成為被嘲弄對象與內化恐同等（17.8% 比 10.7%）。最後值得關注的是，「同志」稱謂下，媒體對同志族群形象呈現雖較正面，卻也有越來越高之比例開始泛性化同志形象，使其成為性窺探之客體與他者，這與台灣新聞越來越流於羶色腥，導向市場主義或有不小關係（見表六、七、八）。

74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表六

同志形象比較
同性戀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同志
百分比

次數

整體
百分比

無助、缺乏支持

8

9.5%

15

14.0%

23

12.0%

受暴對象

4

4.7%

3

2.8%

7

3.7%

病態、疾病

9

10.7%

10

9.3%

19

9.9%

變態、人格不完整

22

26.2%

11

10.3%

33

17.3%

嘲弄對象

7

8.3%

13

12.2%

20

10.5%

內化恐同

2

2.4%

6

5.6%

8

4.2%

LGBT 是負擔

3

3.6%

3

2.8%

6

3.1%

社會生活

14

16.7%

7

6.5%

21

11.0%

羶色腥

10

11.9%

23

21.5%

33

17.3%

積極正面

3

3.6%

13

12.2%

16

8.4%

被利用、受欺騙

2

2.4%

3

2.8%

5

2.6%

次數總和

84

100%

107

100%

191

100%

表七

變態、人格不完整與 LGBT 稱謂
LGBT 稱謂

變態、
人格不完整

無
有

總和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同性戀

同志

50
69.4%
22
30.6%
72
100.0%

99
90.0%
11
10.0%
110
100.0%
χ2 = 12.39

檢定結果
表八

總和
149
81.9%
33
18.1%
182
100.0%

p < .01

社會生活與 LGBT 稱謂
LGBT 稱謂

未提到
社會生活
有提到
總和
%
檢定結果

次數
%
次數
%
個數
100.0%

同性戀

同志

57
79.2%
15
20.8%
72
100.0%

103
93.6%
7
6.4%
110
100.0%
χ2 = 8.57
p < .01

總和
160
87.9%
22
12.1%
182

7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我們也進一步探討在「同性戀」與「同志」不同名稱下，新聞採用的
報導模型，以探究同志相關報導之意識形態導向，報導模型為針對「同性戀」與「同志」一詞所呈現相關內容之正負面描述，樣本先去除掉無法歸類者，總樣本數為 64 則。以「同性戀」用詞的負面描述（46.4%）高於正面描述（25.0%）報導，而以「同志」用詞的正面描述（41.7%）高於負
面描述（38.9%）的報導。而不分「同性戀」或「同志」用詞，對於同志社
群負面描述（42.2%）的報導高於正面描述（34.4%）的報導，約四分之一
交錯正、負描述（23.4%）報導，整體統計分析達顯著水準，表示使用同性戀與同志標籤下的報導模型確實不同，同志名稱下的報導較同性戀標籤下的報導對同志較少負面敘述，也有較多正面敘述（表九）。
表九

使用「同性戀」、「同志」的報導新聞模型比較
同性戀

同志

整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觀感負面敘述

13

46.4%

14

38.9%

27

42.2%

觀感正面敘述

7

25.0%

15

41.7%

22

34.4%

皆有

8

28.6%

7

19.4%

15

23.4%

合計

28

100%

36

100%

64

100%

2

χ =8.58, p < .01

故總體而言，比較「同性戀」與「同志」名稱下之新聞報導，「同性戀」
報導明顯偏向將同志族群再現為變態與人格不完整，並傾向於特別描
述其社會生活，兩者呈現之同志形象已達統計顯著差異。而在報導模式上，使用「同志」一詞的報導模式正面描述高於負面描述，「同性戀」
一詞的負面描述高於正面描述，兩者之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

小結
障礙族群的正名與同志族群之正名，經由針對媒體在不同名稱下
相關新聞之內容分析發現，由「殘障」轉變為「身心障礙」之新聞，對於
障礙族群之再現與報導模式均無顯著改變。原本從「殘障」至「身心障76礙」之正名，目的是要解構障礙一詞所隱含的意義，由身體造成的殘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缺、不完整，轉變至強調並非是身體問題，而是社會環境與結構偏見對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與阻礙。因此身心障礙的「障礙」兩字，其意義
並非身體障礙，而是社會結構與環境障礙。但媒體與社會對於身心「障礙」中障礙兩字的認知仍停留在過去的「殘障」之「障礙」觀，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文化認知也未有一定程度改變，顯見身心障礙正名並無法發揮實際的效果。而「同性戀」至「同志」之稱謂轉變下，同志族群之形象、其社會生活描述，以及對同志之報導模式等則有統計顯著差異。故研究結果顯示少數族群正名的媒體再現結果並不一致，正名 /語言置換本身並無法帶來建構、影響社會真實與社會意識之結果，正名要發揮實質作用或者仍須仰賴其他因素，如實質之文化政治實踐，
像同志文化政治運動所展現者。

結論
本文探究弱勢族群藉由正名欲顛覆價值權力關係，重構文化論述
主體性，以擺脫污名形象之媒體再現成效。研究發現正名本身並無法保證媒體再現之改善，以內容分析法檢驗障礙與同志族群正名之媒體再現效果，結果顯示障礙族群正名後之媒體再現並無明顯差異，「殘障」
與「身心障礙」不過是同義代換詞，在障礙者形象及新聞之報導模式
上，均無明顯改善。然而「同志」部分，正名後同志族群形象、社會生
活描述、以及新聞報導模式則有所不同。
研究認為台灣障礙者正名行動主要採修法立法模式，由學者專
家、社團及立委參考西方發展模式來主導推動，過程缺乏強有力的社
會動員與社會共識，對傳統殘障論述也少見對抗挑戰，因此即使名稱轉變，主流障礙概念與社會價值意識型態仍未受挑戰也未受影響。如張恒豪與蘇峰山（2009）指出，近年隨障礙族群權力意識發展，媒體用
字遣詞及相關歧視性法律規定逐漸嚴受規範，然而在日常生活實踐、
語言與文字使用習慣中，對障礙族群之歧視與刻板印象依舊隨處可見，此與障礙族群之社會文化建構缺乏有關，因此，檢視並批判與障礙族群相關之傳統主流價值論述，重建障礙族群形象之文化生產是一
重要關鍵課題。

7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至於同志正名，為一文化認同、文化建構與文化政治實踐過程，與障礙族群相反，同志正名是一由下而上，由草根出發之社會文化擴
散歷程，正名改變的非名詞本身，亦挪用、豐富及轉變了與名稱相關
之族群價值和意象。
因此，本研究也若干程度驗證了正名 / 語言的社會建構效力仍在
於文化政治實踐本身，而非語言即可產生再現之建構效應，故，本研
究傾向肯認在少數族群的正名運動上，「社會文化建構途徑」較諸「再現的建構途徑」，更能解釋與實踐弱勢族群的正名目標，也揭示少數 / 弱
勢族群文化政治實踐之重要性。
故而言之，不論身心障礙或同志意象，均為某一型態之文化建構
物，性向或身體本質差異所導致之污名與歧視，也必藉由一系列建構
正常性傾向與殘障身體觀感之知識論述來加以落實，因此，唯有藉由
反省質疑社會對正常性向、常態、及標準身體之定見，從文化層面探究同志與身心障礙者之處境與主體性，挑戰文化霸權中之常識偏見以及同志和身心障礙相關之文化政治，重建其文化再現與社會建構，才能逐步解構社會偏見與歧視（Liggett, 1988; Shakespeare, 1994）。因此，
朝向身心障礙與同志族群之認同政治、差異政治、性與身體政治、以及相關之文化政治實踐，有其必要性；相關行動可提供社會溝通及建立弱勢族群之機會，並減少將其視為應被社會排除或救濟之對象，而
是社會多樣性與多元文化之一份子。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藉由釐清少數族群正名運動其去除污名形象之媒體效應背後原因，來理解弱勢族群有效的文化政治實踐策略。但研究有兩項限制
待未來研究尋求進一步突破。一，本文探究之去除污名效應主要以媒
體再現做為主要觀察對象；雖然媒體再現是社會真實及輿論的重要代
表與反映，但媒體再現終究不是社會真實本身，因此要真正釐清少數
族群正名運動的社會效應，未來仍須以社會大眾、閱聽人或社會真實

78

本身為主要的分析觀察對象。再者，在本文中少數族群正名運動其社
會實踐與文化實踐尚未能清楚切割區分，致使文化政治實踐的實質策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略仍有待深入探討，如社會溝通對話是文化實踐或是社會實踐？文化
政治實踐的清楚定義、相關面向以及實質策略，均需更多探究協助勾
勒形貌。
而未來研究建議除上述外，仍有許多有意義的方向可供思考，包括正名運動仍諸多不同型態，仍可深入挖掘。此外，國家機器在弱勢與少數群體擺脫污名與破除歧視形象上應扮演的角色？其有效的政策
方向為何？均是國家族群文化政策與弱勢文化政策可深入思索者。最後，傳統主流社會面對少數與弱勢群體時之價值習俗、傳統和行為準則該如何轉變？轉變的關鍵因素為何？社會轉變該如何發生？均值得
研究者思索，以累積弱勢 / 少數群體文化對抗與文化再建構之重要知
識基礎。

註釋
1

參《南 方 週末》
（2007），〔電影〕是是非非同性戀影展（http://big5.southcn.
com/gate/big5/www.southcn.com/weekend/culture/200701110032.htm）。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Chinese Section）
王則雅（2011）。〈同志議題在報紙的出現及其報導內涵之演變〉。《新北大史學》，第 17 期，頁 17–35。
Wang Zeiya (2011). Tongzhi yiti zai baozhi de chuxian ji qi baodao neihan zhi
yanbian. Xinbeida shixue, 17, 74–75.
立法院公報（1995），《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31 期，台北：立法院。
Lifayuan gongbao (1995). Lifayuan gongbao, 84(31). Taibei: Lifayuan.
吳翠松（2001）。〈報紙中的同志 —— 十五年來台灣同性戀議題報導的解析〉。
何春蕤 ( 編 )，《同志研究》（頁 89–116）。台北：巨流出版。
Wu Cuisong (2001). Baozhi Zhong de tongzhi: 15nian lai Taiwan tongxinglian yiti
baodao de jiexi. He Chunrui bian, Tongzhi Yanjiu (pp. 89–116). Taibei: Juliu
chubanshe.
李美華、劉恩綺（2008）。〈台灣報紙如何再現客家形象與客家新聞：1995–
2007〉。《客家研究》，第 2 卷第 2 期，頁 31–81。

7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Li Meihua, Liu Enqi (2008). Taiwan baozhi ruhe zaixian kejia xingxiang yu kejia
xinwen: 1995–2007. Keijia yanjiu, 2(2), 31–81.
周月清、朱貽莊（2011）。〈檢視台灣身心障礙福利政策與法案之歷史進程與變革〉。2011 兩岸社會福利學術論壇研討會，北京。
Zhou Yueqing, Zhu Yizhuang. Jianshi Taiwan shenxin zhangai fuli zhengce yu faanzhi lishi Jincheng yu biange. 2011 liangan shehui fuli xueshu luntan yantaohui.
Beijing.
周華山（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Zhou Huashan (1997). Houzhimin tongzhi. Xianggang: Xianggang tongzhi
yanjiushe.
施正鋒（2002）。〈正名運動與民族認同的建構〉。《新世紀智庫論壇地》，第 19期，頁 21–29。
Shi Zhengfeng (2002). Zhengming yundong yu minzu rentong de jiangou. Xinshiji
zhiku luntandi, 19, 21–29.
胡紹嘉（1999）。〈語言互動與經驗脈絡下的超自然論述〉。《新聞學研究》，第58 期，頁 29–57。
Hu Shaojia (1999). Yuyan hudong yu jingyan mailuo xia de chaoziran lunshu.
Xinwenxue yanjiu, 58, 29–57.
倪炎元（1998）。〈從「山胞」到「原住民」傳播權益 —— 報紙對原住民「正名運動」
的論述分析〉。《台大新聞論壇》，第 5 期，頁 79–110。
Ni yanyuan (1998). Cong“shanbao”dao“yuanzhumin”chuanbo quanyi ─ baozhi
dui yuanzhumin“zhengming yundong”de lunshu fenxi. Taida xinwen luntan,
5, 79–110.
倪炎元（1999）。〈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第 58 期，頁 85–111。
Ni yanyuan (1999). Zaixian de zhengzhi: Jiedu meijie dui tazhe fumian jiangou decelüe. Xinwenxue yanjiu, 58, 85–111.
馬嘉蘭（2003）。〈摘下面具的鱷魚：邁向一個現身的理論〉。《女學學誌》，第15 期，頁 1–36。
Ma Jialan (2003). Zhaixia mianju de eyu: Maixiang yige xianshen de lilun. Nüxue
xuezhi, 15, 1–36.
張小虹（1996）。〈台灣同志運動的流行文化出擊〉。《中外文學》，第 289 期，頁
6–25。

80

Zhang Xiaohong (1996). Taiwan tongzhi yundong de liuxing wenhua chuji.
Zhongwai wenxue, 289, 6–25.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張恒豪（2006）。〈必也正名乎：關於障礙者正名與認同的反思〉。《教育社會學通訊》，第 71 期，頁 3–7。
Zhang Henghao (2006). Bi ye zhengming hu: Guanyu zhangaizhe zhengming yu
rentong de fansi. Jiaoyu shehuixue tongxun, 71, 3–7.
張恒豪、王靜儀（2016）。〈從「殘障」到「身心障礙」：障礙標籤與論述的新聞內容分析〉。《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頁 1–41。
Zhang Henghao, Wang Jingyi (2016). Cong“canzhang”dao“shenxin zhangai”:
Zhangai biaoqian yu lunshu de xinwen neirong fenxi. Taiwan shehuixue, 31,
1–41.
張恒豪、蘇峰山（2009）。〈戰後台灣國小教科書中的障礙者意象分析〉。《台灣社會學刊》，第 42 期，頁 143–188。
Zhang Henghao, Su fengshan (2009). Zhanhou Taiwan guoxiao jiaokeshu zhong dezhangaizhe yixiang fenxi. Taiwan shehui xuekan, 42, 143–188.
許勝懋、洪百薰、洪永泰（2011）。〈台灣健康危害行為監測系統之信度分析〉。
《調查研究》，第 26 期，頁 123–159。
Xu Shengmao, Hong Baixun, Hong Yongtai (2011). Taiwan jiankang weihai
xingwei jiance xitong zhi xindu fenxi. Diaocha yanjiu, 26, 123–159.
陳佩甄（2006）。《台灣同志論述中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Chen Peizhen (2006). Taiwan tongzhi lunshu zhong de wenhua fanyi yu kuer
shengcheng. Jiaotong daxue shehui yu wenhua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陳惠萍（2003）。《常體之外 ——「殘障」的身體社會學思考》。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Chen Huiping (2003). Changti zhiwai—“canzhang” de shenti shehuixue sikao.
Donghai daxue shehui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陳碧雪（2004）。《檳榔西施的媒體再現》。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Chen Bixue (2004). Binlang xishi de meiti zaixian. Taiwan daxue xinwen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曾榮梅（2014）。〈台灣心智障礙社群之媒介圖像的社會形象探究〉。《設計學報》，第 19 卷第 3 期，頁 23–40。
Zeng Rongmei (2014). Taiwan xinzhi zhangai shequn zhi meijie tuxiang de shehui
xingxiang tanjiu. Sheji xuebao, 19(3), 23–40.
黃道明（2006）。〈從玻璃圈到同志國：認同形構與羞恥的性 / 別政治 —— 一個《孽子》的連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2 期，頁 1–36。

8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44 期（2018）
Huang Daoming (2006). Cong boliquan dao tongzhiguo: Rentong xinggou yu
xiuchi de xing/bie zhengzhi ─ yige“niezi”de lianjie.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62, 1–36.
黃囇莉、張盈堃（2006）。〈大傘底下的分殊與合一：女性主義酷家族之系譜與
轉化〉。《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26 期，頁 141–182。
Huang Lili, Zhang Yingkun (2006). Dasan dixia de fenshu yu heyi: Nüxing zhuyi
kujiazu zhi xipu yu zhuanhua. Bentu xinlixue yanjiu, 26, 141–182.
靳菱菱（2010）。〈族群認同的建構與挑戰：台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反思〉。
《思與言》，第 2 卷第 48 期，頁 119–157。
Jin Lingling (2010). Zuqun rentong de jiangou yu tiaozhan: Taiwan yuanzhu minzu
zhengming yundong de fansi. Si yu yan, 2(48), 119–157.
鄭玉敏（2006）。《真實建構與社會之關係：以「腳尾飯」事件為例》。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Zheng Yumin (2006). Zhenshi goujian yu shehui zhi guanxi: Yi “jiaowei fan”
shijian weili. Danjiang daxue dazhong chuanbo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鄭宇茹（2010）。〈台灣同性戀歷史脈絡之初探〉。《北市教大社教學報》，第 8 卷
第 9 期，頁 225–265。
Zheng Yuru (2010). Taiwan tongxinglian lishi mailuo zhi chutan. Beishi jiaodashejiaoxuebao, 8(9), 225–265.
簡家欣（1998）。〈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認同建構與運動集結：在刊物網絡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台灣社會研究》，第 30 期，頁 63–115。
Jian Jiaxin (1998). Jiuling niandai Taiwan nütongzhi de rentong goujian yu yundong
jijie: Zai kanwu wangluo shang xingcheng de nütongzhi xin shequn. Taiwan
shehui yanjiu, 30, 63–115.
愛彌爾 · 涂爾幹、馬賽爾 · 莫斯（2000）。
《原始分類》（汲喆等譯）。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原書 Durkheim, E., & Mauss, M. [1901]. 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L’Année sociologique.）Aimier Tuergan, Masaier Mosi (2000). Yuanshi fenlei (Ji Zhe et al.,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urkheim, E., &Mauss, M. [1901]. 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L’Année sociologique.)82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
英文部分（English Section）
Bakhtin, M. M.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Barnes, C. (1992). Disabling imagery and the media: An exploration of theprinciples for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disabled people. Krumlin, Halifax: The
British Council of Organisations of Disabled People and Ryburn Publishing
Limited.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UK: Edward Arnold.
Foucault, M.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Goh, D. (2008). It’s the gays’ fault: News and HIV as weapons against homosexuality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2(4), 383–399.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Liggett, H. (1988). Stars are not bor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the politics ofdisability. Disability & Society, 3(3), 263–275.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iver, M., Sapey, B., & Thomas, P. (2012). 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
Palgrave Macmillan.
Ragusa, A. T. (2016). Social change and the corporate construction of gay market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dvertising business news. Media, Culture & Society,27(5), 653–676.
Shildrick, M. (2005). The disabled body, genealogy and undecidability. Cultural
Studies, 19(6), 755–770.
Ziauddin, S. (1997).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Totem.
Zola, I. K. (1985). Depictions of disability-metaphor, message and medium inmedia: A research and political agend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2(4), 5–17.
Zola, I. K. (1993). Self, identity and the naming question: Reflections on thelanguage of disabili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6(2), 167–173.

本文引用格式王維菁、楊榮宗、潘淑滿、張恒豪（2018）。〈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身心障礙與同志族群比較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44 期，頁 49–83。

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