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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略述遗补 : 天羽英二日记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历史探析Author(s)许, 卫东Citation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
パー. 2022, 2022-1, p. 1-24

Version Type 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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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dl.handle.net/11094/8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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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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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k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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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No.2022-1

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略述遗补
―天羽英二日记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历史探析―许 卫东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22-1

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略述遗补
―天羽英二日记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历史探析―*

2022 年 3 月 31 日

许

*

卫东†

本稿は公益財団法人 JFE21 世紀財団 2021 年度アジア歴史研究助成「中国華南における日本占領期国策開拓事業の歴史的役割について」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 大阪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経営学系専攻経営情報講座准教授（xuwd@econ.osaka-u.ac.jp）
笔者于 1980 年 9 月考入中山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本科，81 年 3 月被选派往日本留学，转赴东北师
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虽然在中山大学的学习期间只是短暂的半年，但它在笔者心目中占据的母校地位丝毫未变。适逢 2024 年中山大学迎来建校百年之喜，仅以此文表示祝贺。

一．孙中山先生与国立广东大学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尤其是 1921 年 4 月 2 日广州中华民
国政府成立后，军事和政府的人才培养成为政府开创局面的首要工作。作为孙中山先生心心念
念的重中之重，与黄埔军校同步启航的国立广东大学于 24 年创建时便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推动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工作，孙中山先生除了继续号召国人和华侨解囊相助之外，亦努力开展多边外交，争取国外的支持，其中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落实，由此获得的专项资助极大地改善了当时简陋的办学条件。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源于“对华文化事业”，总称“东方文化事业”。
“东方文化事业”主要指日本国会于 1923 年 3 月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
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兴办对华文化事业，后经中日两国政府协商与换文，组建由中日双方委
员参加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中国负责筹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并资助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留日学生等事业2。
由于广州地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为国立广东大学争取“东方文化事业”款项资助的提议难以直接通过与其对立的北洋政府作为中方代表参与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推荐，须另辟途径，通过建立与日本政府直接沟通的渠道来进行。由于这段历史比较特殊，迄今为止，甚少见到中山大学校史或学界提及“东方文化事业”的庚款退款对国立广东大学资助的过程以及资助项目的内容，留下史料依据的空白和缺憾。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徐志民（2017）所言，日本退还庚款兴办对华文化事
业，既是顺应国际上退还庚款的趋势与潮流，也有以此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促进“日中亲善”感情的内在需求。经过历史层面的纷纷扰扰，中日关系最终从合作走向博弈和对抗，已经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民国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解读向来受到学界的关注3。
创办大学需要校舍，也需要高质量和储备丰富的图书馆以及高规格的教学器材。作为新政府推出的“文有广东，武有黄埔”的人才培养计划的高标之一，国立广东大学虽是众望所归，
但受财源所限，其举步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广州“各军云集、杂居市尘，教练管理，诸多困难，巫应移驻郊外，1 自 1895 年 1 月策划反清起义事败后，首次避难逃亡日本，到最后一次于 1924 年 11 月赴北京和谈途中经停

日本神户并做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著名演讲。在近 30 年的岁月里多次造访日本。根据日本中央大学李廷江教
授考据，孙中山先生共 14 次访日，前后共计在日本居留长达 10 年。参照李廷江（2004）：『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原書房、p.540。
2 二战后 GHQ 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东方文化事业”机构被废止。但其下属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和东
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分别于 1948 年和 49 年并入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3 日本方面由已故原东京女子大学的山根幸夫（1996）综述了有关东方文化事业研究的成果后，又陆续有日
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阿部洋（2004）、驹泽大学的熊本史雄（2013）、在国会担任议员秘书的藤田久贺（2017）
等分别从教育制度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对“东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王树槐（1974）和黄福庆（1983）对庚子赔款退款的介绍，以及中国大陆的梁波（2002）、孙建春（2003）、孙颖（2007）、徐志民（2012）等的个案论证，这些研究总体上认为该事业
是日本的对华文化侵略，与日本学界相对积极之评价有所区别。

1以资整理，而立国至计，端肇树人，建设伊始，需才尤众，设立大学、需款正殷”的现实4，不遗余力地动员国内外的力量筹集经费，保证了国立广东大学建校计划如期落实。在这个过程中，
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南方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日本政府究竟提供了何种资助？反映出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这些问题有待厘清。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教授在〈邹鲁与中山大学〉（1988）的综述中曾提及首任国立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先生为拓展财源而专门设置“争赔款临时委员会”5开展工作，
同时“请日本总领事函致该国文化事业局转请各帝国大学赠送有关理农医三科纪要及杂志”6，
另外在其旧作〈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政策的分析〉（1977）一文中简单提到日本“1925 年赠
送国立广东大学理化仪器和图书”7。以上托请事由最终是否得到落实？规模有多大？后续的发展又如何？遗憾的是，黄在文中均无交代。
其实，近代中国的大学中曾经大规模接受过日本庚款退款资助的除了国立广东大学外，还
有私立南开大学。对于这段尘封的史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2020）亡羊补牢，通过专项研
究计划完成了初步性的资料汇总8。
中山大学将于 2024 年迎来创校百年的光辉时刻。本文针对其前身的国立广东大学在创校
期由广州南方政府争取日本政府庚款退款的外交成果，尤其是 1.经费及教学资源的资助；2.
对广东大学教师和学生赴日本考察的资助；3.赴日留学生的资助和广东日语教育机构的发展
情况等，通过解读时任日本驻广东领事馆总领事天羽英二9的日记并将其记载的涉及国立广东
大学建校的相关内容与日本外务省档案进行核对，勾描出当时中日关系背景下国际办学的历史脉络，以弥补校史遗漏的部分史实。

二．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之缺与争取日本庚子赔款的策略
国立广东大学是奉1924年2月4日大元帅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05年创立）、广东
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创立）和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09年创立）三校合并而成，筹

4

孙中山研究院（2019）：〈孙中山对国立中山大学的拨款〉（孙中山研究院网页 2019 年 10 月 29 日公开，http://www.suninst.com.cn/zxdt/content/367/34571.html）。
5 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上册，79 页。争赔款临
时委员会的委员有周佛海、程天固、陈长荣、梁明致、梁龙、卢兴原、陈耀祖等。
6 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上册，84 页。
7 黄福庆（1977）：〈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政策的分析—日本在华文教活动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第 6 期，216 页。
8 刘岳兵编（2020）：《至竟终须合大群—南开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江苏人民出版社，664 页。
9 天羽英二（1887-1968）是日本德岛县人，1912 年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一桥大学）毕业后，经外交官考试合格，入职外务省。其后派赴中国历任驻安东、广州（1923-25）、哈尔滨等地领事和总领事。1927 年调任
驻北平日本使馆首席参赞，1929 年转任驻苏使馆参事，后调回日本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1934 年 4 月 17 日，
根据外相广田弘毅指示，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资格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非正式讲话，声称欧美各国对中国的共同援助毫不顾及日本在东方的立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不许外国干涉。这个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企图独占中国的所谓“天羽声明”遭到各国反对，后为外务省否认。
1937 年起任驻瑞士公使兼国际联盟日本事务局长，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接替白鸟敏夫出任驻意大利大使。1941 年出任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外务
次官，试图打开日美谈判的僵局未成。后任东条英机内阁情报局总裁。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作为甲级战犯
被捕，1948 年被解除战犯指控并释放，1968 年死亡。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存有天羽英二文档资料库，
包括 5 卷共 6 册内容翔实的日记。

2备主任为邹鲁，而后依同年6月9日的大元帅令任命其为首任大学校长。客观而言，国立广东大
学或中山大学的校史应以三校的历史为准。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之初，除上述三校的在校生转为本科生外，同年夏季另行招收预科学生，
其中文科预科生120名，理工农三科预科生各100名，法科预科生100名，共计520名。这些学生
除在广东本省招生外，同时委托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筹备处、上海大同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济南大学、山西大学、云南东陆大学等校代理招生事宜。当时的招生状况如下（表1）。
表1 国立广东大学首届本科预科生招生情况（1924）
生源籍贯分类
广东
广西
四川
湖南
江苏
江西
陕西
安徽
浙江
福建
云南
贵州
湖南
山西
（朝鲜）
总计

报考人数
931
136
61
50
19
18
13
9
8
6
3
2
1
1
2
1,260

录取人数
265
38
18
25
5
3
6
4
3
1
0
1
1
0
2
372

录取率
28.5%
27.9%
29.5%
50.0%
26.3%
16.7%
46.2%
44.4%
37.5%
16.7%
0.0%
50.0%
100.0%
0.0%
100.0%
29.5%

资料来源：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7 期上册，78 页。

然而，在国家尚未统一、财政捉襟见肘的艰难时局，开办一所大学面临筹措经费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筹备处当时拟定国立广东大学的开办费预算为60万元，每年经常费约80万元。经费除原三
校经费来源的九龙、拱北两海关厘金和省河筵席捐两项收入外，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别提拨几项款充当国立广东大学经费。计有：“（一）恢复契税减收原额二元。（二）广东全省各属
筵席捐三分之二。（三）田二七业佃保证费。（四）香山、顺德两县民产保证费。（五）广东
士敏土厂余利及江北多处石矿收入。（六）花县、英德两具出口灰石特别照费。”同时，成立财政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问题10。
1924 年 6 月初，由于“开办费所差尚远，统计非有四十万元，不足以敷开办之用”，邹
10

该委员会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叶恭绰、建设部长林森、广东省长廖仲恺、广东政务厅长陈树人、财政厅长
郑洪年、盐运司长邓泽如、广州市政厅长孙科、市财政局长陈其援、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等为委员组成，会同邹
鲁筹措国立广东大学开办费和经常费的款项。

3鲁呈请孙中山令广东省长分令各县筹解款项，并开列各县应缴款数目。孙中山于 6 月 7 日给广东省长杨庶堪的训令指示：“令该省长即便遵照通令各县按所派数目，依限筹足解缴，以资开办”11（表 2）。
表 2 筹办国立广东大学由广东省各县认捐解款数额县
名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香山、新会、潮安、潮阳、揭阳（9 县）
台山（1 县）三水、清远、高要、鹤山、开平、新兴、南雄、曲江、英德、澄海、普宁、梅县、海丰、陆丰、琼山（17 县）增城（1 县）乐昌、饶平、五华、博罗、紫金、茂名、电白、化县、阳江、阳春、澄迈、定安、花县、宝安、四会、恩平、高明、德庆、广宁、罗定、
云浮、郁南（22 县）
合浦、灵山（2 县）龙门、从化、始兴、仁化、翁源、连县、大埔、惠来、丰顺、和平、龙川、河源、信宜、吴川、廉江、海康、遂溪、徐闻、钦县、乐会、
琼东、临高、儋县、崖县、万宁、文昌（26 县）
赤溪、佛冈、乳源、阳山、封川、开建、连平、平远、蕉岭、新丰、
防城（11 县）感恩、陆水、昌江、连山、南澳（5 县）认捐数额
20,000 元
15,000 元

94 县合计

587,000 元

5,000 元4,000 元3,000 元2,000 元1,000 元

500 元
300 元

资料来源：〈各县应解大学筹备处数目〉《陆海空大本营大元帅公报》第 16 号，1924 年 6 月 10 日登载适逢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专项用于清华大学的开办经费，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日本政府决
定仿效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以在促进其所称中日亲善之目的。1918 年 9 月 21 日， 日本外相后藤新平通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将于适当时候，放弃对庚子赔款的请求权。23 年 3月 20 日和 25 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对支特别会计法案”12。闻之此讯的孙中山广州南方政府则不失时机地向日方提出以此退款扩充国立广东大学经费，并设立医院、
研究所和图书馆等。
作为孙中山以及广州南方政府与日本政府的沟通者，驻广东总领事的天羽英二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天羽英二于 1923 年 5 月接替前任的藤田荣介，25 年 2 月被召回日本。其在任期间
适逢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办期，经办了几乎所有涉及日本庚款退款的重要交涉事项。
出于其政治立场，天羽英二在广东总领事任上的主要任务无疑是疏通日本与广州南方政

11 与此同时，国立广东大学经费运动委员会发起募捐，制订《国立广东大学劝捐章程》，由邹鲁呈请孙中山

批准发布训令执行。遂组织学生上街沿门劝捐，从 7 月 3 日至 10 日，向广州市区住户、商号共捐得款 2,329
元，机关各职员 1,000 余元。大元帅孙中山和广东省长廖仲恺各带头捐 20,000 元，一些军政要员、政府部门
和绅商也捐了款。
12
其法案的主要内容是：（1）从庚子赔款余额 7,210.8776 万日元中，提取 1,570 万日元作为胶济铁路补偿金；（2）提取 232.1635 万日元的生利所得，赞助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每年以 250 万日元为限，余款作为公积金存；（3）日本政府应每年制定预算，列入政府总预算中，交国会批准。

4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以此维护日本在华南地区的既得权益。
经过整理天羽英二的日记（图 1），可以看出其在广东任内期间多次面见孙中山并受托提出新政府向日本贷款的各项方案，也包括积极利用日本的庚款退款推动国立广东大学办校计划的具体事项（表 3）。

图 1 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大阪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通过对照天羽英二的日记记载内容以及日本外务省的公函往来的存档资料，可以发现天
羽英二在广东总领事任内的工作重点和性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摸清广州南方政府的实力及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日本的既得权益；
2. 注意收集北伐相关的战事发展态势的情报以及广东省内的派系对抗的趋势；
3. 广东社会抵制日货的情况，尤其是学生运动的特点，并与英法美德等西方列强各国驻广东领事之间就维护关税特权的事宜密切联系；
4. 注重与台湾总督府以及台湾银行、华南银行等日本官办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提升日本对南方势力圈的情报共享的价值和作用，为此曾两次专赴台湾游说；
5. 积极推动“东方文化事业”对接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计划；
6. 加强与广州南方政府（包括广东军阀）中有留日背景人士的感情沟通；天羽英二于 1923 年 5 月 13 日抵达广州到任，3 天后的 5 月 16 日由廖仲恺全程陪同前往大本营拜见孙中山。见面即迫不及待地表明日本外交奉行独立自主性，不在北京政府与南方政
府之间选边站，不当靠山。其实这是日本的狡诈之处，担心在北伐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对各方势
力的现实情况估摸不清而压错了宝，无意间损害了日本的既得权益13。

13从天羽英二多次的演讲内容来看，他对有留学日本背景的人士居多的广州南方政府颇具好感，但同时也与
北京政府方面保留密切的接触。1924 年 6 月 13 日，曹锟任内的北京政府授予人在广州的天羽英二三等宝光嘉禾奖章，在天羽通报日本外务省后亦得到可正式佩带的许可。

5

表3
日期

天羽英二就任日本驻广东省总领事期间面见孙中山及财经方面的交涉事宜
事由
当事人
备注

1923.5.4
5.7
5.9
5.12
5.13
5.16
5.21

日本外务省接受训导
从长崎出港
抵达上海
抵达香港
乘河南号邮轮抵达广州拜见孙中山并谈日本外交
梁士诒来访

5.22

廖仲恺来访

5.24
6.9
7.2
8.3
8.4

何品佳来访
廖仲恺来访
廖朗如来访
南海县李县长来访
何品佳来访

8.28

何品佳来访

8.29

吴尚鹰代表孙科来访

9.11
9.16

广州方面义捐 6680 元
拜见孙中山

11.6

拜见孙中山

●1924.3.4
3.18
●3.31
●4.5
●5.8
●8.1
8.16
9.10
●10.3
●10.11●11.11
11.13●12.1
1925.2.20

日本外务省次官和局长

日本士官学校，海军学校毕业生迎接
廖仲恺全程作陪
借款（未标项目）洽谈由台湾银行贷款 20 万元，省公署做保以盐税作为支付
续商台湾银行贷款 20 万元事宜马伯年商借 45 万日元之事宜商借 2 万日元洽谈华南银行借款之事宜续谈华南银行借款之事续谈从华南银行借款之事，以人力车税
做担保华南银行商借 10 万元，以人力车税做担保作为东京大地震捐款汇往东京
日方有高桥雄三郎驱逐舰队司令作陪，
中方有廖仲恺，伍朝枢，吴铁城，孙科商谈对接日本对华文化事业长峰海关篠原关长，廖仲恺陪同
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对接计划广东学生访日安排事宜李敦化，陈延烔，周斯铭拜见孙中山广东高师学生 12 名来访陈延烔来访邹鲁，许崇清，何春帆，广东高师访师生赴日考察团的人数和安
金湘帆，陈延烔，周斯铭，
排等事宜
李敦化等
汪兆铭，邹鲁
学生赴日访问及庚子赔款的对接拜见孙中山
会同英法总领事咨询陈廉仲商团事
何品佳
借款
柳金田来访
督促日本对广东大学的经费和器材补助
王仁康，柳金田，溥家宫，
赴日考察团和教育视察团的归国茶话会郑彦芳等
早上 10 点，清水副领事
参加广东大学创办典礼孙中山乘永丰舰启航，14 日离开香港邹鲁，许崇清等 20 人
招待对华文化事业的相关人士胡汉民，伍朝枢，溥秉常， 离任，抵香港，24 日抵上海，28 日抵神吴铁成等送行户资料来源：天羽英二刊行会（1984）：『天羽英二

日記・資料集

广州大本营
领事馆
领事馆
领事馆
领事馆
领事馆
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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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馆
领事馆
广州大本营
广州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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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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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师
广州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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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馆
领事馆
广东大学
领事馆

第 1 巻』（日文版）

由于广州南方政权新建，百废待举，财政支出上抓襟见肘，为此孙中山指令廖仲恺等政府
要员多次面请天羽英二向日本政府转达提出借款的事宜，并承诺以除关税之外的税项作为担保。或许是为了避嫌，天羽并没有全数通报日本外务省，而是通过介绍有台湾总督府背景的台湾银行和华南银行接洽的方式，以商业贷款的形式做了技术性的处理。
天羽日记并没有具体提到针对国立广东大学的借款计划，估计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面临
6百业待兴的困境和战事急需，贷款计划已无法划分专款专用。
有关创立国立广东大学的话题，首见天羽日记于 1924 年 3 月 4 日记录的李敦化（1920 年
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时任广东大学筹备处委员兼理科教授）、陈延烔（京汉铁路局局长）、周斯铭（广东中央银行副行长）为对接“对华文化事业”（“对支特别会计法案”）事宜的来访。其后又经过安排广东高师的赴日考察团的行程，继而延展到其后的日本捐
助国立广东大学图书和教学器材的外交周旋，转入密集的接触。

三．对华文化事业对接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内容
由于天羽英二对日本外务省的力荐，广州南方政府获取庚款退款对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
计划开展顺利，颇具成果。
根据史料的记载，庚款退款用于资助的内容主要有图书资料类和教学器材类等两大类。

图 2 邹鲁通过天羽英二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图书捐赠的公函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0530500 在広東天羽総領事（広東大学ヨリ請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提出捐赠图书资料类的呼吁首先见于邹鲁校长 1924 年 10 月 31 日发往日本外务省的公函（图 2），其中重点强调了希望得到国际出版物及报告书的捐赠。同年 11 月 11 日国立广东大学举办开学典礼后，又于 1925 年 1 月 13 日致函给天羽英二，提出急需理、医、农等基础学科的学术杂志和日本各帝国大学刊物用于教学和研究（图 3），应该是顾虑到了创办初期学科设
置较精简的具体情况。

7

图 3 左为物理系主任柳金田教授向日本提出的希望捐赠图书和教学器材的清单（1924.8.25 送达日本外务省）右为邹鲁校长向日本提出希望日本的帝国大学捐赠理农医三科的纪要及学
术杂志的函件（1925 年 1 月 14 日送达日本外务省）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100 7.広東大学二図書寄贈二関スル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对捐赠国立广东大学的倡议的回应很积极，落实的步骤也很快。
首先，
日本外务省 1924 年 11 月 13 日便以文书课长的名义给天羽英二驻广东总领事发函，告之将先捐赠外务省图书资料室编辑的 1918 年版条约词汇（日文版和英文版）、外务省公表集
第 1～4 集、1924 年移民法制定过程及外交交涉实录等共 28 册14。
其次，1924 年 12 月 10 日庚款退款的主营部门对华文化事业局以出渊胜次局长的名义协调日本震灾预防调查协会捐赠出学会的出版物，包括震灾预防调查协会报告书（日文版）83 册、
英文版翻译件 22 册、纪要 37 册、观测实录 5 册等共计 147 册。因为当时日本刚刚经历过 23
年 9 月 1 日的 7.9 级关东大地震，国际社会对地震预测的关注度上升，日方可能判断这些资料较适合邹鲁校长主张的理科实践教学15。
另外，各帝国大学理、医、农等基础学科的校刊捐赠工作则显得有些凌乱。1925 年 1 月
26 日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冈部长景部长的名义向各大学的学部发函征求意见，有的大学积极
1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0530500、0／ヘ）在広東天羽総領事 （広東大学ヨリ請求）（7-1-6-1_00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5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100、7．広東大学ニ図書寄贈ニ関スル件 自大正十四年八月（H-6-2-0-26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

回应，如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将创刊号以后的 7 部校刊捐出，而京都大学农学部则表示没有多余故无法捐赠等等16（图 4）。

图 4 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各帝国大学发函提请协助捐赠校刊和纪要的档案资料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100、7．広東大学ニ図書寄贈ニ関スル件 自大正十四年八月（H-6-2-0-26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根据文献记载，邹鲁校长为充实图书馆十分重视购置新书，1924 年初的大学筹备阶段就编列图书经费 1 万元，到年底图书馆藏书达 3 万 6 千册，西文杂志有 49 种，中文杂志有 50 多
种17。日本捐赠图书的添加，令其增色不少。
另外，除国立广东大学外，对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现华南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的赠书倡议亦得到响应。
相比起图书捐赠的分批次交涉，捐赠教学器材的交涉和选定过程则比较顺当。
16

注15的H-0795

17 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上册，84 页。

9邹鲁校长于 1924 年 12 月 14 日致函给日本外务省说明办学所需之紧迫，询问能否动用庚款退款采购教学器材，并附了一份清单，经天羽英二驻广东总领事转达（图 5）。

图 5 邹鲁校长提出用庚款退款采购教学器材的商请函以及天羽英二的推荐说明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400、8．広東大学へ科学器械
寄贈関係自大正十三年十月 分割１（H-6-2-0-26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日方收到求助函后马上研议，同意安排并指定由日本最顶尖的国立科研机构—理化学研
究所负责把关，同时选定位于京都市的分析仪器老牌厂家的岛津制作所为总供货商。
国立广东大学提出的教具和器材清单共 289 件，包括生物标本、X 光机、电子显微镜、离
心器、分光仪表、气压器、分光仪表、气压和温度记录器、小型发电机、化学实验桌等主要用
于理化实验和医学病理分析的基础器材。
岛津制作所将订单的 289 件分拆成 3 部分，除岛津的自家产品外，将部分订单交付于东
京的山越工作所，需要从欧美进口的部分则交给田中商事会社，分期分批汇总。
以上货物到期后全部交付给理化学研究所，由理化学研究所清点并打包后按外务省的指令通过货船送达广州。
根据档案资料，岛津制作所 1925 年 5 月份除一部分短缺品之外，备齐了大部分货源，并交付于理化学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添加了一部分自备品（价值 2,091 日元）后共装了 16 个
10

木箱，总价值为 19,988 日元18。这些货物以外务省的名义于 26 年 2 月 25 日从横滨港发货由日
清汽船公司的庐山号货轮经上海港于 3 月 17 日运往广州（图 6）。
适逢邹鲁因参加西山会议背负分裂罪名被罢免国立广东大学校长职务，捐赠器材的接收
人改为代理校长的褚民谊（图 7）褚民谊于 1926 年 4 月 29 日和 5 月 8 日分别致函于接任天羽英二任日本驻广州总领事的森田宽藏表示收到 16 箱 54 种 102 件教学器材并致谢。不过第二封函特别强调因运输原因，
共有 7 件物品已经破损的情况。对此，日本领事馆曾制表上报，但究竟有没有补货，则未见下文。
1926 年为纪念于上一年病故的孙中山先生，广州南方政府将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28 年北伐完成统一全国的政治使命，经广州迁到武汉后，再迁到南京的国民政府转
型成为中央政府。
其间，日本对更名后的国立中山大学继续赠书，一直未停。比较显著的有 3 次。
1927 年 8 月 2 日，日本外务省对外文化事业部发函经驻广东总领事森田宽藏转给朱家骅
副校长，表示为配合中山大学扩充图书馆第一期计划，提供 3～4 千日元左右的图书。从清单
来看，主要是各类事典、法规和法典、大学纪要、农科所（包括水产和林业）报告书、学科概
论、日本各类统计等19。根据 28 年 2 月 15 日的广东总领事森田宽藏给外务省的第 66 号公函所述，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杨振声答复称上年的 10 月 17 日收到经香港转来 5 箱书籍，正在编写目录（图 8）。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赠书的公函来往中，27 年 8 月 9 日发往外务省的第219 号公函中提到中山大学拟新建日本文化日本语专业，究竟如何，也未见下文20。
1929 年 3 月 4 日，由日本外务省会计课的申报表所示，依然由对华文化事业部继续发送中山大学庚款退款专项的捐赠图书。清单目录共 5 箱，1 号箱有 65 册，2 号箱有 46 册（内附日本参谋本部制作的日本彩色地图 103 张、中国大陆实测地图 1,358 张、朝鲜半岛实测地图
722 张），3 号箱有 53 册，4 号箱有 80 册，5 号箱有地图册共 4 册（图 9）。

18 根据日本三菱 UFJ 银行的估算，按 1920 年代初期的物价水准当时的 1 日元相当于现在的 4,000 日元，故19,988 日元的货值相当于现价约 8,000 万日元。参考网址（https://magazine.tr.mufg.jp/90326）
19 从部分书籍清单来看，如作为民法中的私法，物权法和破产法等详解产权概念的文本在当时也是非常超前的。实际上，中国的物权法和破产法迟自 2007 年才开始实施。
20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8200、8．広東中山大学ニ図書寄贈（H-6-2-0-26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

图 6 理化学研究所最后核定的发往国立广东大学捐赠器材的清单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400、8．広東大学へ科学器械
寄贈関係自大正十三年十月 分割１（H-6-2-0-26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2

图 7 褚民谊代理校长发函给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表示收到捐赠器材共 16 箱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400、8．広東大学へ科学器械
寄贈関係自大正十三年十月 分割１（H-6-2-0-26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30 年 6 月，由日本驻中国各地领事馆牵线，东京出版协会发起赠书活动，主要目的是
配合当地留日校友会的需要。清单显示，同年 12 月 16 日由大阪商船公司海运送达广州，其中
中山大学有 3 箱，岭南大学有 2 箱，广东省立图书馆有 2 箱，广州留东同学会有 2 箱21。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国内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日文化交流陷入低谷，赠书项目也逐渐减少。
据史料记载，1934 年 3 月 28 日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的名义委托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捐赠予仲恺农工学校（校长何品良）专业书籍 192 册22。
1937 年 1 月 22 日，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发送并经手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的中村丰一总领
事交付私立岭南大学钟荣光校长共 4 木箱 609 册图书，价值 1,993.55 日元。这是最后一次赠书记录。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的对峙状态，庚款退款的交涉事
宜完全中断。至于汪兆铭政权在沦陷区另立的广东大学，则已是面目全非了。

21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85400、4．東京出版協会ヨリ支那学校図書館等へ図書寄贈

ニ関スル件 昭和五年六月（H-6-2-0-26_01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2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39400、2．広東仲愷農工学校へ図書寄贈 昭和九年三月（H6-2-0-26_01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3

图 8 1927 年由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捐赠中山大学图书的部分目录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8200、8．広東中山大学ニ図書寄贈（H-6-2-0-26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图 9 1929 年日本外务省会计课申报捐赠中山大学的图书经费事项的报表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30900、2．広東中山大学へ図書寄贈関係（H-6-2-0-26_00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4

四．赴日考察团的活动以及研究资助
利用庚款退款的另一重要项目是资助教育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和学生赴日考察以及资助留学。依照庚款退款的安排以及对华文化事业的实施计划，日本接受中国大学的赴日考察团的计划从 1924 年开始实施，一般分大学分批专项对接。
听闻日本有此计划，适逢国立广东大学筹建，于是由邹鲁校长、许崇清教育厅厅长校务负责人通过时任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的天羽英二总领事的牵线，获得日本外务省同意，1924 年
6 月由柳金田物理系主任领队组成首次的国立广东大学赴日考察团。
1924年的赴日考察计划由东京的日华学会23担任接待工作的窗口，外务省协调联系参访单位。当年共邀请中方的教育机构13所，除国立广东大学外（共27人，表4），还有北京教育考察
团（15人）、北京医科大学（2人）、北京师范大学（6人）、北京工科大学（6人）、北京农业大学（4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2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4人）、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6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人）、武昌师范大学（2人）、广州市教育考察团（14人）、成都
高等师范学校（6人）等24。其中，广东的人数最多，考察范围最广。
此次赴日考察计划组团时，国立广东大学尚在筹备阶段，待成行后大学已经开始挂牌，故日本的外务省档案记录上也做了区分，名单上是旧三校，考察团名称则统一为广东大学。考察团的日程安排如表 5 所示，内容颇多，包括参观各种学校、气象台、科研所、法院、农科所、企业以及现场座谈会25等，根据当时任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天羽英二总领事与外务省的书信交
往，其实广东方面也提出多项考察军港和兵工厂的要求，最后未能如愿，仅止步于东京近郊的所泽战斗机基地，但也反映出当时国内北伐蓄势待发，各界对军事技术持有很高的兴趣。考察期间共 17 天，其中 6 月 12 日～6 月 20 日与北京教育考察团（共 15 人，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北京政法大学殷公武教授带队）一起参加活动。
归国后，考察团于当年 12 月编写并出版了《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报告书》26，这是国立广东大学建校后公布的首份教学业绩（图 10）。
此后，利用庚款退款实施的计划是 1934 年中山大学理工学院组织的赴日考察团，由罗雄
才化学系教授（1929 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毕业）、康辛元化学系教授、董爽秋生物系教授、
袁文魁化学系助教领队，共 18 名学生参加27，在日停留十天。其间除考察大学、理化学研究所

23

1918 年成立于东京的日华学会源于早期实业家支持辛亥革命捐款设立的“中国留学生同情会”，而后成立第一家中国留日学生管理机构代替日本政府专事留日学生工作。
1921 年 6 月该会转为财团法人，
受政府资助，
以打破“留日反日”的局面为目标并培养亲日派与欧美国家争夺中国青年的教育权以及辅助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等为目的进行过大量活动。第 1 任会长为小松原英太郎原文部大臣，后陆续由涩泽荣一和德川庆久接任，
1924 年由细川护立（1993 由非自民党的联合党派拥立任总理的细川护熙的祖父）接任。日本战败后日华学会
被盟军司令部 GHQ 勒令解散。
2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雑件（H-6-1-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5 其中与日本女子大学的上代教授的座谈颇具教育理念的碰撞效应，传为早期妇女教育的启蒙经典。详见沈
潔（2020）：「中国語史料で語る日本女子大学の教育」『福祉教育』No.61，pp.33-42。
26 《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报告书》可从古籍网上分页查询（https://bookinlife.net/book-242380.html）或参考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雑件（H-6-1-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也
可于京都女子大学图书馆馆藏书中查阅。
27 理工学院的学生是古腭、徐骏平、黄星史、李叔涵、梁宣、赖祥华、曾汉志、黄朝班、龙耀嘉、梁泽生、
白坚、曾梅英、梁兆禧、彭思严、黄宇常、刘君椿、梁宗善、杨家智等共 18 人。

15和工厂外，还特意参访了横须贺的日本海军基地。
在此前的 1931 年，曾有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前身的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生共 45 名
于 6 月 10 日～7 月 11 日乘船到日本考察化学工业、基础建设和市政工程项目，也包括造船和飞机等军工产业28。虽是自费，但各地的接待和安排由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门负责协调。
随着国立广东大学的本科教育走上正轨，利用庚款退款访日开展学者交流、学生留学以及邀请日本的学者来穗开设讲座等交流事项逐渐增多。

表4
姓 名
柳 金田
谢
清
李 励庄
李
钰
杨 时中
郑 彦棻
刘 君罴
丘 宝畴
刘 毓芬
吕 兰芳
杜 鼎灏
郭 汉民
余 衍桓
邹 肇明
王 家齐
吴 震东
黄 干桥
梁 济亨
郭 宗岳
张
楷
李 俊英
傅 家官
郑 衍藩
刘 万新
黄 玉麟
陆 法铨
陈 慧生
杨 翠珍

1924年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师生名单及考察报告的执笔分工
身份、专业
籍贯、备注
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报告书执笔分工广东高师领队教授
广东高师文史专业广东高师文史专业广东高师英语专业
广东高师英语专业
广东高师数理化专业广东高师数理化专业广东高师博物专业广东高师博物专业广东高师博物专业广东高师专业不详
广东公立政法大学法律广东公立政法大学政经广东法科学院政经
广东法科学院政经
广东法科学院政经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广东光华医学专科学校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广州市立甲种商业学校
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广东公立警监专门学校
广东公立警监专门学校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随团翻译东京大学理学士
湖南人
广东人（女）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西人
广东人
广西人（女）
广东人（女）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女）序（三）序（四）、旅程日志、访谈
日本高等教育概况及特点

日本儿童教育概况

日本社会、东京市政、日光游览纪

日本农业概况、气象观测
日本农业组织概要

日本的美术
日本商业发展探秘、商业考察观感

日本警监大观（与陆 法铨合著）东京聋哑及盲人学校概况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300、7．視察状況（H-6-1-0-4_002）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雑件（H-6-1-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8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05000、5．昭和六年度分 （75）広東工業専門学校卒業生（H-6-1-0-4_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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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924 年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的主要日程安排
日

期

上

午

下

午

6/6 （周五）上野动物园、博物馆
三越和服店、滨里宫、芝公园
6/7 （周六）东京帝国大学各学部
理化学研究所、营养研究所
6/8 （周日）中央气象台日本家庭、广东同乡会欢迎宴会
6/9 （周一）东京高师及附中附小、巢鸭监狱，农庄
6/10（周二）女子高师
聋哑学校、植物园
6/11（周三）最高法院、共立女子学校
女子体操学校、东京日日新闻社
6/12（周四）盲人学校
自由学园、丰岛师范
6/13（周五）
成城学校
番町小学校
6/14（周六），15（周日） 日光（中禅寺湖、华严瀑布、东照宫）
6/17（周二）所泽陆军航空基地
日华学会细川护立会长欢迎宴会
6/18（周三）麻生兽医学校、上野美术学校
帝国图书馆、农科大学
6/19（周四）高等蚕丝学校、农科所东京瓦斯公司总部及工厂
6/20（周五）自由活动
与北京大学赴日考察团联欢晚会
6/21（周六）转赴名古屋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雑件（H-6-1-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图 10 1924 年中方赴日考察团（右）以及国立广东大学学生编写的考察报告书（左）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雑件（H-6-1-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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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毕业于日本各大学医学院并在广东工作的医师名录（1935）
姓名
别称
籍贯
毕业院校
工作单位
区伟基
佩韦
谭海夫
渔庵
李灼槐
李博文
阮德和（女）
陈 彦
黄 植
灼如
叶培初
雷周南
刘六峰
黎启康
邝光衡
邝丽深
黄季直
崔炽黄
育群
柳南柱
崔元恺
仲稣
庄兆祥
杨子骧
刘祖霞
啸秋
谭大同
苏炳麟
师凤
桂毓泰
紫东
温泰华
嶷如
廖鼎铭
志人
张汝焯
陈 豹
和荣
黄道玲（女）
王基安
崔国滔
李 漾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江西
广东
广东
陕西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千叶医科大学医科
千叶医科大学药学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名古屋帝国大学医科大阪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京都帝国大学医科
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冈山医科大学医科长崎医科大学医科长崎医科大学医科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日本医科大学医科东京药科专门学校
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

广州上池药房广州新华药行番禺县立医院院长
广东铁城医院院长广州育慈医院
广州十全医院广东光华医学院
广州东山浸会医院
广东福宁医院院长广东光华医学院眼科
广州花柳医院广东仁安药房广州邝番石留医部广东广德医院广州永隆药铺
广东博爱会医院
中山大学第二医院
中山大学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第二医院
广州大同医院广东光华医学院
中山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中山大学医学院
香港志人医院广州宏兴药房香港幸福药房广东博爱会医院广东华侨医院广东博爱会医院广州大圣药房资料来源：同仁会（1935）:《中华民国医事综览（中国医师名录）》（东京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网上可阅览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50143）

根据外务省档案可查的记录，利用庚款退款项目赴日交流的学者有以下几个例子：●邀请中山大学范寿康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郑伯奇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冯其平教授（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即一桥大学毕业）会合中华学
艺社一行于 1928 年 4 月 15 日～5 月 1 日访日考察，期间每人资助 500 日元；●1929 年 8 月资助岭南大学谢扶雅副教授（私立立教大学毕业）及夫人苏仪贞医师（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毕业，任职于广东博爱医院眼科）赴东京帝国大学进修 4
个月，共资助 1,000 日元；●1929 年 8 月资助中山大学何畏教授（别名何思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短期进修 2 个月，共资助 650 日元；●1929 年 9 月资助中山大学法学系薛祀光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士）赴日考察 2
周，资助 250 日元；
18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中日学术交流陷于停滞。
1934 年，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发布了理工学院扩建计划，按 6 年工期完成需 2,000万元。虽获南京中央政府答应财政辅助 250 万元，但缺口仍然巨大。为此，邹鲁特别派遣
何畏教授（别名何思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到日本寻求政府和民间的捐助29。至于成果如何，至今未见记录。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曾应中山大学医学院刘祖霞院长的提议日方同意邀请医学院
桂毓泰教授（京都帝国大学医科毕业）携助手 2 人赴京都帝国大学进修 1 年的计划，外务省拟每人每月补助 150 日元。但战事开启后，计划告吹30。
至于日本学者来访广东则不多见，比较正式的记录仅有 1924 年 12 月 4 日～6 日，国立广东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邀请日本国学院大学校长及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的汉学家
市村瓒次郎博士以“论环境与文化之关系并及儒教之体系”的题目介绍日本的儒学研究。
另外，广东籍贯的学生获得资助赴日留学者亦非少数31，其中以修医科为多，一来实
用，二来当时日本的临床医学在亚洲高居首位，适合仿效。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大多回到广州或香港，一部分人成长为中山大学医学研究的顶梁柱（表 6）。当时广州有留日学生于
1914 年自发组织成立的“广州留东（洋）同学会”，时常举办联谊活动。根据档案资料，
34 年曾经通过留东同学会捐赠给中山大学价值约 5 千日元左右的图书32。
由于广东地处中国的南大门，又是孙中山先生推行革命的大本营所在地，肩负人才培养摇篮的大学教育迅猛发展，学习外语自然成为学生必备的基本功。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的
大变革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激发了学生对学习日语的兴趣，如表 7 所示，截至
1930 年代大多数的广东院校都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日语课，体现了广东文化善于海纳百川的精神特质。

29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862800、25．広東中山大学石牌新校舎建築全助成申請 昭和九年五月（H-6-2-0-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0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15700、6．昭和十二年度選定（H-5-3-0-1_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1 已故中山大学地理系的梁溥教授（1910-2006）是中国聚落地理学的创始人，梁溥先生于 1934 年从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1936 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地理系研究生，翌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运动，留学计划就此搁置。1985 年，笔者在日本筑波大学地理系本科留学，接待过参加中国地理学会访日交流团的梁溥教授，也曾经在东京拜访过梁溥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日本立正大学的大村肇教授，过往曲折令人感慨。1988 年，
笔者考取东京大学地理系博士生，但在地理系资料室未查到梁溥先生的学籍记录。因为 1949 年日本的大学改制，帝国大学时期的档案已经归口到国立国会图书馆执掌，大学已经没有存档。梁溥教授生平可参考〈先生飘然仙去，身后桃李满园〉（广州日报 2006 年 3 月 15 日）
32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856900、3．広東中山大学及留東同学会ニ対シ補助承認 昭
和十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

表 7 广东省日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机构和教材（1930 年前后）
教育机构名称
每周课时
需学年数
主讲人
教科书
国立中山大学 文科
国立中山大学 农科
国立中山大学 法科
私立岭南大学国民大学
广东法官学校广东法政学校广东工业专门学校
黄埔军官学校广州警官学校广东省立第一中学
广东省立第二中学
女子师范学校
女子第一中学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保姆学校
私立仲恺农工学校
大中学校
医药调剂学校日文专修班 A日语专修班 B
夜光日语讲习所
广州日文研究社
日语速成班

3
3
3
5
不详
3
不详
2
5
3
3
3
2
1 年级 5
2 年级 3
3 年级 3
3
2
1 年级 4
2 年级 6
3 年级 3
不详
不详
不详
6
6

选修 1 年
必修 2 年
4年
选修 1 年
不详
不详
必修 3 年
未定
2年
2年
选修选修 1 年
选修 3 年

不详暑假期间选修 3 年

关德寅
同上
彭玉书
谢扶雅
方继祥
黄武
周宝銮
刘伟确
不详
不详
黄武
罗子銮
张佩瑄

关德寅专著《日语文法》
和《日语读本》不详日语读本，文典
和文读本入门
日语读本
不详教义日语读本、言文对照日语读本、日本文典
日语读本、言文对照自编教材中等日语文法课本
不详

关德寅

不详
3年

丁衍庸
张乔五

不详
日语读本

3年

原田武子
方继祥

和文读本入门
日语读本

关德寅
崔国滔
郑楚衍
关德寅
金夜光
谢求生
何健民

日语读本、现代日语文抄不详不详日语读本、现代日语文抄读本、翻译小说、杂志

必修 3 年
3 个月
不详
3 个月
1 年半

翻译、会话、作文

资料来源：根据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130929600、外務省情報局 1930 年作成、第十六、広東省（情-8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pp.89-91 整理五.结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当时中国有42所大学，为避免战乱，一些学校迁
往西南大后方，如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往云南省昆明市，三校合并组建
西南联合大学。地处南京的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则于35年的冀东事变时便未雨绸缪，将图书和贵重器材打包成550只大木箱，待时局明瞭后，全校迅速迁往重庆。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月的3个月和38年3、4、6月的3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
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33。
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仓促西迁，最初拟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因日军已占领广
东大部，遂于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正往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一部分

33

梁山・李坚・张克谟(1983)：《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 89 页。

20师生经广州、澳门、汕头等地，走香港经海防及河内入滇，共15批，750人；另一部分师生经
由其他道路，约于39年3月下旬到澄江。还有少数学生，辗转沿连江西行，步行赴滇。因仓促搬迁，中山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损失很大，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34。但即使是烽火连天的战时状态下，教学并未止步，科研和医疗等对外服务也因地制宜，大放异彩，体现了
中山大学秉持孙中山救国精神的使命和初衷35。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中山大学财
产损失数额居中国大学之首。据抗战后统计，除中山大学以外，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万
册，战时损失近5万册。其中有多少是建校之后利用庚款退款累计十余年从日本获得的捐赠图书和教具，则不得而知，令人惋惜。

【参考文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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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戴知贤・李良志（1995）：《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第 150 页。

截至 1939 年 2 月底，中山大学各院系共到教职员 245 人，学生 1736 人。学校于 3 月 1 日开学，共设文、法、理、工、农、医、师范 7 个学院，并设有一个综合研究院。校长为邹鲁，但他并未到校理事，代校长为许崇清。教师有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西医内科专家叶少芙、图书馆学
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学于 1940 年秋由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参考〈抗战时期广东文化业直接损失 1,248 万
图书占八成〉《羊城晚报》2005 年 9 月 1 日。
35 根据防卫省档案，对中山大学的关注并未终止。如 1941 年对中山大学组建桂林大学校友会联合办事处的内部通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50181000、各大学桂林校友会組織連合弁事処 国
民日報 昭和 16 年 3 月 18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942 年 6 月 24 日金曾澄在韶关搬迁校舍当选中山大学校长的的通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50165900、金曽澄、中山大学総長に 放送
昭和 17 年 6 月 24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以及开办韶关中山大学医院和 4 所研究所的通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50170700、中山大学に 4 研究所増設 華文放送 昭和 17 年 10 月 19 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2336000、中山大学に総合病院設立
華文放送 昭和 18 年 1 月 26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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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根幸夫（2004）：『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汲古書院，p.240。

23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22-1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22-1

孫文による国立広東大学の創設と日中文化交流について―天羽英二日記と「東方文化事業」の史料解析からみて―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wangtu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Japanese Cultural Project for China” in 1920-30s
許 衛東
近代中国の国父と呼ばれる孫文によって 1924 年に創設された国立広東大学（現在の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は、近代における中国統一の原動力であった北伐革命を支える人材養成の揺籃であり、華南の最高学府として知られる。24 年 11 月 11 日の創立式典に開示された孫文の校訓親書、「博学、審問、慎思、明弁、篤行」をモットーに、同大学は近現代中国の思想・科学研究と教育・国際間の文化交流などのあらゆる分野において率先垂範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文豪として知られる魯迅が教鞭を取り、終生の伴侶となる許
広平夫人と巡り逢えた場所もこの大学であった。
しかし、国立広東大学の創設当初、大きな財政難に陥り、そこで提案されたのは、北京議定書の賠償金返還をきっかけに日本が策定した「対支（華）文化事業」の活用であっ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東方文化事業」とも呼ばれ、1923 年、義和団事件の賠償金を事業基金として用い、外務省管轄の文化事業として始まった。アメリカによる同類の寄付事
業として有名なのは北京にある清華大学の創設である。その目的としては、当時の中国における反日感情の緩和を目指すためだった。25 年からは「東方文化事業総委員会」という日中の共同事業に格上げされた。しかし、満州事変前夜の日中関係の悪化を受けて、28 年に中国側が運営から脱退した。以降は日本単独の事業となり、42 年の太平洋戦争のさなか、不要不急として事業は解体された。
本稿では、広東大学の創設前後における「東方文化事業」との関わりを 1923～25 年に駐広東日本領事館の総領事であった天羽英二の日記および同大学から提案された図書贈呈、教育機材の寄贈、教員・学生の訪日、留学生選抜、広東の日本語教育などの諸事案に対する外務省の応対を記録した公文書を紐解きながら、日中戦争の発端となった 37 年 7 月 7 日の「盧溝橋事変」に至るまでの日中文化交流の変転を追ってみた。
孫文と日本の関係は切っても切れない。偉人が創設した大学の足跡に日本の光と影が投射されていた事実は大きな歴史的意味を持つ。
担当委員（林 礼釗†）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大阪大学大学院人間科学研究科特任研究員、法学研究科招へ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