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永 教授/刘江永 教授
清華大学国際関係学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日

時 ：2022 年 3 月 14 日

时

间 ：2022 年 3 月 14 日

場

所 ：北京市内某所

地

点 ：北京市内某所

使用言語：日本語及び中国語

使用语言：中文、日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1．生い立ちと日本との縁

1．成长经历、与日本的缘分

2．中国現代国際関係研究所での研究と交流

2．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和交流

3．留学の思い出、師弟関係

3．留学记忆，师徒情深4．日中友好 21 世紀委員会

4．关于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

5．メディアでの出演について

5．关于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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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い立ちと日本との縁/成长经历、与日本的缘分说起来话长，从小我的记忆是从大连开始的。我的祖籍是在北京房山区，离周口店很近。但是我出生
在南京，1953 年出生。因为我的父母曾经在南京工作，后来又到北方，在大连工作，之后我随他们到北京。
小学是在北京上的，一直到中学。我从小就是比较爱学习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在这期间应该说是我
的少儿时期最快乐的时期，同时也奠定了我一生的学习基础，很感谢当时的老师。
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在中学毕业以后，1969 年 9 月，就集体的，当时叫“上山下乡”。我是班里的班长，所以要和同学们一起走，到黑龙江的农场，当时叫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在黑龙江的汤原县
工作了有一年左右，后来又到萝北县去开荒。在这一阶段应该说很艰苦，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什么工
作都做过，上山伐木、抬木头、干农活、养猪，什么都做过，现在想起来也可以说酸甜苦辣。最大的一个遗憾或者说“悩み”就是，当时很想学习，但是没有学习的环境和机会。
所以我在返乡，就是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在北京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我看到了日语教材，北京大学出的大学的日本语教材第一册。我看了很多书以后，我就觉得日语教材里面有汉字，也许比英语要好学吧，还有罗马字，我大概发音也可以念出来，所以我就买了一本日语教材。我为什么要买日语教材？因为我在
黑龙江的时候，我是 1969 年 9 月去的，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虽然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还很年轻，还不到二十岁，但是我已经意识到了，未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发展。如果我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点日语，将来也可能能为国家做点事，能为中日两国做点事儿。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说，如
果能有机会上大学，我可能会学日语吧。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神通广大的预测力，这是一种缘分吧。
1972 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在黑龙江，当时我们没有电视，大部分的消息是来自于报纸和广播。我们从报纸上也看到了，从广播也听到了，1972 年 8 月 28 号，当时是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访问北

京，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谈判，毛主席还会见了田中和大平先生。之后在 9 月 29 号宣布，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我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只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作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战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努力下，超越了很多障碍，终于实现了两国建交，今后双方的人员往来一定会很活跃。我对日本也比较好奇，因为从小听我的母亲说过日本。
1975 年，当时我被挑选上，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一个是俄语，一个是德语，我是在德语。当时考试制度还没有恢复，只是接受了简单的面试。我记得老师让我学很多种语
言的发音，包括斯瓦希里语，让我去模仿，我还勉强过关。到了学校以后，我还没有上德语专业，忽然学
校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学日语？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日语专业一共有十五个人，现在十五个人当中缺一个班长，你可以去当班长。我想反正德语和日语我都不会，日语我原来还看过有日文的汉字，我当时就点头答应了，这就是我学习日语的由来。
我的父母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他们支持我学习日语，也支持我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文化。因为我从小就
是家里一个比较爱学习的孩子，所以家里一直是鼓励我继续学习，无论我学什么他们都支持。我说学校让
我改学日语，他们也知道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了，今后要世世代代友好，所以他们也支持我学习日语。而
且我的母亲在知道我学习日语这件事以后，主动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她所认识的日本。
我的母亲是河北省唐县人。她跟我说了两个日本的形象，第一个是在家乡，日本人做的坏事。她从来
没有带我回去过老家，甚至提都不提。因为她还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她们的村子就被日本的军队烧光了。她跟我讲了很多当年非常惨不忍睹的事情，她一次也没有见过日本军队，因为只要听见有人说日本鬼子要进村了，她们马上就逃到山里或者是种的庄稼地里去了。可能是因为有童年这个记忆，她从来不想回
她的老家，怕引起她这种不好的感觉。
1946 年我母亲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的工作就是接收电报，那时候她见到了日本人。从南京到牡
丹江、到大连，在中国医院、工厂，甚至部队，她的战友都有日本人，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她跟我说日本
1945 年投降以后，有些人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入了我们的医院，还有我们的工厂。我问她日本人
怎么样？她说：“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他们工作特别的仔细，对病人特别的耐心、周到。”所以她跟我讲的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日本人。因此我在心里面就对日本人很好奇，日本人的印象好像是一下就变了。
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家长，她把很多过去的辛酸都埋在心里，但是一直支持我学习。后来我毕业以后发表的一些论文，几乎每一篇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其实我想这一点中国人跟日本人是一样的，当自己的孩子毕业了、长大成人了，取得的任何一点点的这种成果，都会第一个献给自己的母亲，
是不是这样？
后来我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 1954 年接见中曾根康弘、园田直等访问中国的日本的国会议员时的讲话以后，我才理解母亲跟我讲过的日本人解放军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说：“战争结束了，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
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作朋友。”一些日本侨民没有回国，而加入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我们队伍当中的一员。日本有些朋友担心中国工业化了以后，会不会和日本形
成冲突或者欺负日本？他说：“请你们放心，中国实现工业化以后，中国的市场会更大，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我认为这些话确实都被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周恩来是一个非常受中日两国人民爱戴的领导人，所以我学习日语的动力后来是来自于周恩来。
那么有了这个学习机会，我心里想，就是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有了一个很小的愿望。那时候每个星期
天我们都在广场看电影，电影放映之前，都有一段纪录片。经常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其中也包括日本客人。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如果我能够掌握日语，作为一个翻译，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为周总理做一次翻译，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很遗憾，我是 1975 年 9 月进校，周恩来总理是 1976 年 1
月 8 日因病不幸逝世，我们都非常悲痛，所以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就放松对日语的学习。
那个时候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李德老师是我的恩师。另外还有一位教发音的张玲老师也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帮助、教育、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在此我
也非常感谢我的恩师。
我是 1978 年底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那么在我毕业之前，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中日两国关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当时我们是没有很好的日语的磁带去练习听力。我们经常听北京广播，就是对日本的日语北京广播。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的消息，这个对我锻炼听力很有帮助，同时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中日关系，收获很大，也为我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
2．中国現代国際関係研究所での研究と交流/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和交流
我是 1978 年年底从北京外语大学毕业，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1979 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所，我最开始做的是一个资料和书籍的编目，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工作，而且我心里也觉得有点
遗憾，因为我学的日语基本上用不上，这是让我最痛苦的事情。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一些不懂日文的研究者，无偿地给他们翻译日文的资料。我记得还翻译过日本人研究芬兰的情况。我帮他们翻译几万字，都是无偿的翻译，也可能是因为我害怕我会忘记日语的缘故吧。
当时在研究所里有位专门研究日本的周志贤老师，知道我还是比较爱学习的人，所以就商量把我安排
到他的研究室，当时叫东亚研究室，后来改成东北亚研究室。我开始是做资料的工作。订阅日本的书刊报纸，我就先睹为快，就能看到很多的书，这是我最大的快乐。还有日本的期刊杂志，各种报纸，当时我认为我在黑龙江已经有六年的时间，可以说有些荒废。尽管有收获，但是也有些损失。所以基本上我每天给
自己的工作时间是要加四个小时，这样我两天就能赚回来一天，我要把六年都赚回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变。
所以我超额地赚回来六年，但是也养成了一个工作狂的习惯。这跟我大学也有关系，因为我大学除了学习
以外，我是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长跑队的队长，我是 1500 米中长跑的纪录保持者。我很喜欢运动，精力充沛，这也就用在了我的研究工作上。
我刚刚开始起步研究日本的时候，我很有缘，也很有幸。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需要向日本学习很多的经济管理、建设的一些经验，同时也需要和日本加强交流。我在当时研究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日本是如何安排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因为我太年轻，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笔名“江泳”，意为在大江里边游泳和实践。我意识到了中国当时实现“一胎化”政策，只生一个孩子，40 年以后，中国社
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日本当时已经重视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弊端，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我就在 1982 年
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向国家提供了我的建议，要重视“一胎化“之后的中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第二年中国成立了老龄工作委员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研究者一个是要虚心地学习，另外要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后来 1983 年，当时中曾根康弘首相执政，他对中日关系很有热情。日本的外交大臣是安倍晋太郎。他
们两位都是非常积极地热情地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包括在当时和中国的胡耀邦总书记进行互访，我在研究所也为他们的互访提供了一些研究的介绍。所以这一段的中日关系，对于处在研究起步阶段的我来说，可以说是我的幸运。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很幸运，比如说 1984 年，我能够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接待中曾根康弘首相。其实
我本来没有机会，因为我们的研究所有一位地位比较高的老师要去参加，但是就在宴会前一天，他发烧了。
但又不能不去，他就把他的座位让给了我，并获得了我们的有关接待方的同意。我当时没有衣服，因为我
一点准备都没有，后来我就穿了一个中山装，我觉得现在还挺时髦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一个中山装，
我就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接待宴会，而且坐得很靠前。一共有 150 多桌，我大概在前 10 桌。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是人家的位置。当时中曾根康弘首相精神饱满，按照中国的方式，他在前 15 桌第一排，一桌
一桌，一个人一个人地敬酒，还给我敬了一杯酒。
1984 年中国邀请 3000 人日本青年访华，翻译非常不够。我作为翻译参与了 3000 人的接待工作。我当时日语还不太好，但是因为接待的需要，也就勉强上阵。李克强总理当时是组织这次接待活动的负责人，
当然他的上级领导是胡锦涛。当时他就给我非常深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从北京和
日本的青年一起到武汉，又到上海。我和李克强坐一个飞机，他就坐在我前面。我们和日本青年的友好交流是非常难忘的。也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门的观礼台和日本青年一起观看了 1984 年的 10 月 1 日的国庆游行。
就是在那场游行中，北京大学打出了那个“小平你好”的横幅。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舞会。我有幸参加，我虽然不会跳舞，但是我可以给他们服务，这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所以当
时我在研究所做的一点点有益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这当中积累而成的。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学者是一位来访的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者，京都大学最权威的高坂正尧。我们当时在讨论中一起讨论了国际形势。他虽然是在美国学习到了现实主义，但是高坂先生也很
尊重其他的学说，包括理想主义，他甚至说自己是现实主义，是“理想型的现实主义”。高坂先生对中国也很
友好，当时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观点是：“美苏冷战结束了，今后的时代不是军备竞赛的时代，而是各国要以经济为中心，相互依存。亚太地区也是这样，中日两国的未来，应该是加强经济合作。”我认为，他的话到现在看，应该说是很有远见，很正确的。尽管有些曲折，但是我认为，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之后我就把他的谈话要点写了一篇文章，在我们的研究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我到现在都很怀念高坂先生，因为他去世太早，而他在国际政治学方面留给日本的财富又是那么样的多，这个人是我很敬佩的人。高坂先生的学生不仅在日本学界很有影响力，而且在日本的政界，还有外交
界都有他的弟子。他作为老师还指导过第四届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委员、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防卫
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先生。高坂先生的老师叫猪木正道。我在研究所研究期间，也曾经有幸接待过这位
学者，他是大平正芳内阁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主要的策划人，高坂正尧和猪木正道都是当时大平正芳以及中曾根康弘时期日本的国际政治对外关系方面的主要的智囊。从他们身上我的确学到了一些对我们两国关
系有益的思想。
同时在交流当中，我们还开了若干个国际问题的研讨会。这当中也包括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间的
合作，以及我参加了很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一些其他学术机构的国际研讨会。我认为，对促进两国关系的发展和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知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个时期的中日两国的
关系，在各个领域不只是经济贸易，包括外交、世界事务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和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友情、信任是分不开的。
总之，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这段经历是我毕业以后研究工作的起步，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也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我认为研究不只是读书、学习、看报纸，很重要的是要和日本朋友，日本各界的朋友，
各种各样的人物，要实际接触，要聆听对方的想法。尽管可能有的时候是有意见的不同，但是还是应该有
一个很大度的态度，有一个良好的愿望，为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能够冷静、理性、务实地去跟对方交流，特别是要自己先学懂、学好，这样交流起来才有味道，双方才能觉得下一次还想和对方见面。所以我
接触的日本首相不下五六个（仔细回想应该不下十位），日本的外务省的朋友也挺多，日本的左翼的朋友有，
也和日本右翼组织团体的领导人打过交道，我认为我跟什么人都要能谈得来，但是我有原则。
3．留学の思い出、師弟関係/留学记忆，师徒情深1985 年以后我读了硕士研究生。1987 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留学，原来是准备去读博士的。但是因为我才读了一年，我的工作单位就是我们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又需要我回来，有任务要我来承担，我觉得特别惋惜。我在那写了 13 万字的日文博士论文，上了四门课。怎么办？我当时很犹豫，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法学部，两边来读博士课程。我只能抓紧时间多学习一点，我一边读博士课程，每个星期还要完成 3000 字的博士论文，当时没有电脑都用手写。我的老师当时是研究太平洋共同体的一位老师，名叫增田与。增田先生非常友善，也非常严格。他的手指上用
笔写字儿都已经起茧子了，这么一个人。他每星期要我写 3000 字，之后他把给我修改的文章给我，我再修
改，这样我写了 13 万字，而且还没写完。可是我们的研究所让我要回去，我当时觉得非常遗憾，心想我怎么面对我的老师呢？
我 1998 年回国前，看到在日本外务省下面的一个团体叫做“日本国际交流协议会”，面向全世界开展关
于日本的 ODA 问题的征文。我的文章不是为它写的，但是涉及到 ODA 的问题。我就跟我的导师商量，我
可以不可以让他们的征文用一下？导师同意了，我就提交了。回到北京以后，早大的研究所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我去电报大楼取的。电报表示祝贺说：“你获奖了，希望你来东京领奖。”但我怎么可能回去？我的导师增田与先生非常高兴地替我出席了领奖仪式。后来他到北京来，我全程陪同。这就是中日之间的老师跟
学生的关系。所以我很感谢在早大这一段的经历，尽管我只学习了一年。后来我是在清华大学另外写了博
士论文，一年半获得了清华大学的博士。这是后话了。
在早大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包括依田熹家先生。他是 1956 年参加过第一次中日友好青年大联欢的当时的年轻人，从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一直用在培养中国的留学生身上。他虽然不是我的指导老师，但是给了我非常多的关照，让我跟日本的学生一起去合宿。冬天看我穿得薄，把他自己的大衣送给我一件，
我走的时候要还给他，他说“不用，你做纪念吧”。
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研究佛教的峰岛敏雄先生，还有做行政事务的工作人员，有石田老师、
立花老师等，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关照，这是 1987 年的事情。
后来，我在 2003 年应邀到清华大学来任教，我当时就抱定一个想法。第一，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我自己要学好，做一个好人，才能为人师表。我经常想到在日本留学期间，那些关照我、指导过我的日本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叫山冈喜久男先生，他们是用自己的退休养老金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叫“太平洋交流协议会”，并以这个协议会的名义每个月给我资助 5 万日元，帮助我在早稻田大学
完成学业。其实我知道，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钱，但是他是以这个团体的名义资助我。他是研究第三世界经
济的，当时他已经退休了，他还要这样做，为什么？其实我理解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就是希望世世代代中日两国能够友好，为中国建设培养人才。所以我想我在学校也应该更好地来完成我的职责，把我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人，我会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来对待日本的留学生。
所以在我课堂上上课的留学生，无论他们的社会经历背景是什么，我都接受。大部分来听课的学生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各个大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取得学分以后，回日本拿学位。还有一部分在中国的日本记者
都在我课堂上听过课。我是非常欢迎他们，因为当我谈日本的时候，我讲错了，他们可以跟我提出批评，但是他们都很客气，并没有这样做，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是除了听课以外，就是我指导的日本
的硕士研究生。这里面既有日本的公务员，也有一般的日本来中国留学的学生。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虽然比较累，但是我认为值得，因为我心里一直记着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那段经历。
还有一个关于日本留学生的故事。日本的学生在清华大学打球把胳膊摔伤了，冬天穿不上衣服。我知道冬天很冷，我当时给他找了一个羽绒背心，他的胳膊可以放进去了，他因此没有感冒，他就把这个背心
带回国了。我想我终于还给了我的老师那件大衣，我就是这个心情。
4．日中友好 21 世紀委員会/关于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
1984 年中日两国在胡耀邦总书记和中曾根康弘首相的大力地推动下，在两国外交部门的支持合作下成
立了“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我当时很年轻，但是也参与了这个委员会刚刚建立时候的筹备和服务工作。
第一次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当时要 100 年友好，我说这是一个初衷，但是双方的侧重点似乎有所不同。中曾根康弘首相主要希望这个委员会成为一个两国关系最高的政策智囊机构，直接进行对话之后，把双方的意见反映给两国的政府。而胡耀邦的想法觉得这也不错，但是希望能够务实，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日本的 ODA，有了中日友好医院之后，又有了中日青年友好交流中心。中日友好医院我记得好像 1979 年大平正芳来访的时候就定了。后来 21 世纪饭店，就是中日友好青年交流中心，这个应该
是在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成立过程中酝酿建成的。中方希望尽量有些能够看得见的实际成果，后来日本
的领导人就形成一个习惯，每届领导人、首相都要在自己任内在中国做一件看得见的事儿，后来有了环保中心等等。当然，这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情。
1985 年当时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它是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正式委员，正式委员都是两国的
社会的名流或者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官员。中方首席委员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主任王兆国，这个地位是很高
的。日方首席委员是庆应大学的学长石川忠雄。第二个层次是专家委员。因为第一层次的人，他们有些人
不懂对方国家语言，需要帮助，双方都有专家委员，我很有幸作为了中方专家委员之一参与其中。当时我
大概也就是 31 岁，我非常的诚惶诚恐，帮他们起草文件等等，还有现在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当时是负责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外交部，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那时是直接在他的关照和指点下从事日本方面的研究。
到了 2010 年，中国和日本成立了第五届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我又有幸被推荐为中方的委员。这
是我第二次跟 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打交道，或者说在这个环境和日本朋友交流、学习。在中日友好 21 世纪委员会开会之前，我征求各方的意见。谈了很多，最后我集中最多的意见是说，我们跟日本的交流很频繁，但是到日本去的签证非常不好拿，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放宽签证。所以我在 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我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根据中方的实际情况，分阶段逐步放开日本的签证管理，使更多的中国和日本有交流的人，
可以很方便地访问日本。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我们做事情不是为某一个人，也不是为某一方，而是全心全
意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谋福利，为两国交流来做努力。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许多一些我们值得纪念的叫做“思い出（编注：回忆）”，或者说“エピソード（编注：episode）”。在中日两国外交前辈，还有两国外交部门的的工作人员，“スタッフ（编注：staff）”
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这五年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是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我们交流的使命。对我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学习的机会。
5．メディアでの出演について/关于接受采访
在有些电视媒体上接受采访，我对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来者不拒，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日
本记者、中国记者和海外记者他们对我的采访。除非我在上课，或者我有另一个采访，我没有办法分身去做，但是我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在中日两国之间有些分歧矛盾，有新闻热点的时候，有时候是
要直播，在电视上直播。这个时候我心里想第二个判断，我必须明确，无论我怎么讲，都不能忘记初心，
一定是要为两国友好，两国人民的友好。要冷静，要理性，但是要尖锐。第三，我讲的话，我要负责任，
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不讲。第四，领导人或者是中国的官方讲的话，我尽量避免。因为我是学者，我用我的话讲。而且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调，我要比官方严厉，我不会比官方更乐观，如果那样的话，我会误导日本的公众。因为我很乐观，结果中国政府很严厉，人家说你看骗我们。虽然乐观会让我在日本的形象可能得
到改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不利于两国的友好。我比中国政府要稍微严厉尖锐一点，也就是事先向日方提出忠告。
当然有些我讲的是在中国媒体讲的，日本朋友看不到。我到日本去以后，我记得有三次重要采访，我印象特别深刻。两次是在“テレビ朝日（编注：朝日电视台）”，田原总一郎先生主持的《朝まで生テレビ（编注：讨论到天亮）》节目，他主持得非常精彩。我两次应邀去，晚上 11 点进（摄影）棚，谈到早晨 5 点，
我要喝两杯咖啡。我一个人来自中国，周围坐的日本方面的論客十三四个，有的是国会议员。意见跟我很有不同，而且都是用日语直播，我认为我要把握住，不能情绪化，要摆事实讲道理。我在直播之前还打电话请教一个人，就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当时的早稻田大学校长西原春夫先生。我打电话说：“我向你请教，我明天要直播，能不能告诉我最先开始应该说什么话？”他说：“你一定要首先向日本的观众祝贺新年快乐。”
所以我在关键的时候总得到日本朋友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
后来富士电视台也让我去了一次，是和前原诚司，还有一个中川昭一，你们可能知道，他是立场比较
右的，但是我们也一起做了直播的节目。日方是三个人，中方是我一个人。谈中国的“毒饺子事件”，谈钓鱼
岛问题，都是很尖锐的问题，我跟他们谈。
关于媒体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日本东北福岛、宫城、岩手的大地震，这个是 11 年前的事情了。一个可以说很令人难忘的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我当时是已经在清华大学任教，有一周的时间，我在中央电视台，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宾馆的房间，在那待命。只要每个台一播到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就让我
出镜，无论哪个台。因为我听得懂日文，NHK 在那边直播什么，我就要马上像同声传译那样并要加以解说。

一个星期，我对这个事情记得非常清楚。
那正是 3 月 11 号下午三四点就进棚了。非常的忙，除了上课以外，我几乎全部精力投在那。我当时在电视上直播，我说中国的救援队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个时间，在我旁边的就是中国救援队的队长，穿着红
色的救援服，我们两个人一起上镜。而且我建议，如果中国在日本的震区的留学生、华人、华侨，包括日
本的家属，如果他们自愿，愿意避难回国，我希望中国的驻日大使馆要提供方便，但是必须是自愿。因为你多撤走一些中国人，那个救援的物资就能让当地的日本的这些灾民，多得一瓶水，多得一个三明治，对
不对？你人越多在那，他的投入越要大啊。而且中国有很多家人不放心，因为它是核设施爆炸，这个建议
被采纳了。
第二年，我到仙台去开会，鸠山由纪夫先生也去了，我们在那儿一起讨论中日两国的未来和友好。在这个过程中，听我讲了上面这段话以后，日方有一位人发言说，当时不理解，以为我们遇到灾难了，怎么中国人都跑了呢？我讲了之后，他们恍然大悟，都理解了。
我认为，中日双方就是应该这样，对方有困难，我们要帮助，对方有灾难，我们要感同身受，对方有
喜事有好事，应该一起来庆贺。对方如果有不妥当的事情，不要客气，朋友之间不要客气，也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正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这个目标，所以
朋友之间应该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使对方了解中国的关切，了解中国的观点。但是同时我们交流的态度
必须“穏やか（编注：心平气和）”，就是你的态度很重要。你不能把对方当仇人，而是像对待自己的兄弟。
公開：2023 年 4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