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之美中映现的福建―长崎交流史
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廖赤阳2020 年 12 月 22 日至 25 日，《八闽之美——中国福建古代艺术暨文化旅游展》在东京的中国文化中心举办。这也为 2021 福建文化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对于“闽”这个古国度，司马辽太郎在其《街道漫步·中国的八闽之路》一书中有着这样的描述：“福建省自古以来被称作闽。面积不小，接近日本列岛中的本州岛的三分之二。人口与欧洲的荷兰差不多。闽虽为中国大陆东南部的一部分，但其大陆性的特征却意外地较少，自然地理环境反倒与日本尤其是西日本相似。山地多，耕地少。福建省最大的特征是有漫长的海岸线，而且是带来诸多优质港口的里亚式海岸线。这一地理条件帮助孕育了对偏内陆型的中国而言极其稀少的海洋民族。”
本文将与读者一起欣赏此次展示的八闽之美，并一同回顾包括黄檗文化在内，长崎与福建之间悠久的交流历史，品味其内涵。
福建与日本有着悠久的交流史。至少从 12 世纪开始，福建人便频繁乘船来到九州附近。
日本平安朝的史料《朝野群载》中有着“大宋国泉州人李充也……叁来贵朝”的记录。该史
料中详细记载了在 12 世纪初，泉州商人李充曾三度乘坐自己的商船来到北九州附近开展贸易的史实。自 12 世纪以来，泉州迅速崛起，因海外贸易而繁荣兴盛。马可·波罗在记载泉州时
将泉州叫做刺桐，并称其为东方第一大港。从泉州出航的中国式帆船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进一步加深了福建与日本的关系。从泉州、福州等港口驶来九州一带的唐船装载着大量的铜钱和瓷器，同时也促进了移民与融合。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陈列的宋代古船。这是一艘远洋贸易船。可以清楚地看到用水密舱壁区隔划出的水密隔舱，这是一种用来防止进
水的安全结构设计。
历经元朝，进入明清时代后，福建与日本的关系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17 世纪前期，称霸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航行与贸易的主要是来自中国东南部的海上商人集团——海商集团。
其领袖中有一名叫郑芝龙的人物，郑芝龙在迎娶平户藩武士之女田川松后，在平户生下了二
人之子——福建日本混血儿郑成功。郑成功因其“国姓爷”的名号而家喻户晓，作为时代的风云人物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评价为中国的民族英雄。

平户的郑成功纪念馆中的田川氏神位。郑成功
郑成功祖籍地福建省南安的郑成功庙中供奉的
拥有明朝的王位，因此其生母有着“太妃”的郑成功生母田川松的塑像
称号。
闽日关系在 17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唐船贸易时代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长崎被幕府指定为对外贸易港。在唐船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会有多达 70 艘唐船入港。其中大多从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福建各港出航。唐船将陶瓷、书籍、日用杂货运至日本，归航时则会运回日本的铜和海产品等商品。在唐人贸易中担任翻译和中介的是被称作“唐通事”的归化日
本的中国人及其子孙，而这些“唐通事”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福建。

川原庆贺笔《唐馆之卷》之一。画中入港的是福建船，
描绘了将货物从远洋贸易船上转卸到驳艇上运往唐人屋敷的场景。
来到长崎的船主们建立了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泉州市、漳州市）、崇福寺（福州市）三座寺庙。这便是长崎著名的唐三寺。其中两座均由福建人所建，由此也能看出福建商人在长崎贸易中的重要性。早期的这些唐寺会从中国聘请僧人担任住持。在此背景下，1654年，隐元禅师携数十名弟子乘船来到长崎，随后去往京都创建了黄檗山万福寺。后水尾法皇、

幕府要员以及各个大名等人竞相皈依隐元，隐元还被特别赐予了“大光普照国师”的谥号。
隐元一派后来发展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黄檗宗，黄檗文化不仅深刻影响了江户时期的日本佛教，对当时日本的书法、绘画、建筑、饮食、茶道等方面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黄檗宗的总院――京都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山门

建于万福寺中的“特赐大光普照国师塔”石碑
随着来日唐人的增加，幕府于 1688 年修建了唐人屋敷（唐馆）作为唐人居留地。唐馆亦成为了传播和保存华侨文化的中心，唐人们在馆内兴建了土神堂、天后堂、观音堂、仙人堂
等宗教设施，并且还搭建了舞台，上演音乐戏剧。不久，唐馆的蛇舞（舞龙）、彩舟、清明节、明清乐、妈祖行列、妈祖盛会、关帝祭、盂兰盆会、冬至等习俗传到了长崎民间，并流传至今日，已成为当地重要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与旅游资源。

川原庆贺笔《唐馆之卷》之七。描绘了唐馆内部舞龙的场景。这条
绿色的龙便是今天长崎宫日节中的“龙踊”（舞龙）的原型。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福建与日本的交流史中，贸易网络与文化网络是以相互重合

的形式展开的，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通过这次的展品，我们可以对上述历史故事有一
个直观的认知。共计 31 件的展品，其时代横跨宋、元、明、清四朝，为我们展现了从日宋贸易到长崎贸易的那段历史的延续及其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文化，两条海路”。一个文化是指黄檗文化，两条海路则是指陶瓷之路和文墨之路。

黄檗文化。左上：黄檗三笔之一的即非的书法匾额“喫茶”。右下：黄檗煎茶道具一套。

文墨之路
田黄荔枝冻瑞狮钮椭圆形印章。清·杨玉旋作。
田黄石也被称作印石之王。刻有“玉旋”款的这
方形态高洁温雅，浓厚的橘皮黄色中略泛赤红，细腻的肌理呈现着萝卜纹（形如萝卜切口的纹理）。鬃毛飘舞，腰背挺直，瞪着天穹的狮子充
满生气、惹人怜爱。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德化窑文殊菩萨像。明代“瓷圣”何朝宗的作品。施涂白釉的光润象牙色表面、飘逸的衣服线条、以及像是在与狮
子对话的充满慈悲的面容，惟妙惟肖地
描绘出了菩萨的形象风貌。

海上丝绸之路的本质乃是陶瓷之路，而文墨之路则是与印章、匾额、南画、书法、舶来书籍共同连接起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渠道。
福建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深远影响了中日关系，还影响到了遥远的欧洲。
此次的展品之中，有多件“吴须赤绘”（漳州红绿彩瓷），这些均是大量出口至日本的漳州窑出品，也被称作“吴州赤绘”或“赤吴须”。“吴须”在欧洲也广受喜爱，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 17 世纪初便开始大量进口。出口至欧洲的中国瓷器也被称作“克拉克瓷”（Kraakporcelain），日本人则将其译为“芙蓉手”。

明代·漳窑红绿彩立凤花门卉纹大盘“吴须赤绘”中的一件。其彩绘主要使用红绿两色描绘了自由阔达的图案。有些粗野的没骨画式的画法自由豪放，有时呈现出肆无忌惮的风格，在江户时期吸引了众多阶层的爱好者。

明代·漳州平和窑克拉克青花大盘唐船贸易促进了九州北部的日本陶瓷器的发展。1641 年入港的一艘福州船上载有 2 万 2千个小盘、5000 个茶碗，而十多年后，1654 年的唐船带来的商品中，却见不到大量的陶瓷器，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的陶器画具染料。这种从成品到原材料的贸易结构转变的背后，是日本的有田烧的发展。
受 17 世纪中期明清更替时期的混乱，以及之后的迁海令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瓷器出口受阻，这为有田烧的海外出口带来了机遇。有田烧以其出口港伊万里之名大量销往欧洲。初期的设计多模仿中国瓷器或是根据欧洲人的喜好和要求定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诞生了在乳白色素坯上绘制朱红色纹样的柿右卫门样式和施涂金彩并采用绚烂华丽的“染锦”
技法的伊万里样式。这些有田烧在欧洲以“伊万里（IMARI）样式”之名广受欢迎，因此在
17 世纪末展海令颁布，中国瓷器再度出口至欧洲时，选择了模仿伊万里样式。这些中国瓷器
则被称作“中国伊万里（Chinese IMARI）”。这次是日本瓷器反过来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此外，本次展品之中还有三件南宋的黑釉窑变茶盏。日本人给这意外产生的窑变赋予了
一个充满梦想和幻想的名字——“曜变天目”。正如宏伟幽玄的宇宙中闪耀的满天繁星一般，其中不仅映射出了福建与长崎之间悠久的交流史，也蕴藏着它充满可能性的未来。

南宋·建窑兔毫茶盏中国人认为其看起来似兔子的毛发，故称其“兔毫”；日本人则将其比作谷穗
表面的细毛，称之为“禾目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