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派带来的冲击：通过《禅林执弊集》
陈继东众所周知，黄檗宗被正式承认为日本佛教的一支独立宗派是在明治初期。在那之前一般被称作“黄檗派”。由隐元隆琦（1592-1673）开创的黄檗派在日本传播时，起初日本佛教界对
其十分关注，但不久后便遭到了强烈的抵触。
《禅林执弊集》与《黄檗外记》清楚地指出了这
一点。前者为临济宗僧人桂林崇琛（1652-1728）以“花园末叶亡名子”之名于元禄十三年（1700 年）所著，后者则由临济宗僧人无著道忠（1653-1744）写于享保五年（1720 年）。此二书均写于隐元亡故数十年后，逐一对黄檗派的禅思想、礼法和规范的是非好坏作了评判。且此二书成书时正值黄檗派逐渐作为日本禅林中的一股势力稳固扎根的时期，从这两本书的批判中，反而还可以捕捉到黄檗派对江户佛教带来的强烈冲击，但过去的研究似乎并未充分地关
注到这一点。本文将主要围绕《禅林执弊集》，从其批判内容中具体研究黄檗派对江户佛教产
生的影响。
一、针对黄檗派的批判书
隐元东渡日本，是在以长崎为主的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僧人和日本的有关人士的协助下得以实现的。不少日本禅僧和幕府高管被隐元的全新禅法和个人魅力所吸引而选择皈依黄檗，在得到后水尾法皇的支持之后，终于在京都周边创建了黄檗山万福寺，黄檗派的历史也正式开始。
然而与此同时，江户佛教界中存在着对隐元和黄檗派进行怀疑、批判乃至对抗的声音。
隐元抵达长崎后的第二年，住在长崎的一名医者向井元升以“拾舍奴”为笔名写下《知耻篇》（1655），从以神道和皇室为主的立场出发，对隐元来日展开了猛烈的抵触性讨论。其中一段写道：去岁承应甲午七月初旬，黄檗隐元来矣，僧俗奔趋拜事隐元者，可以千数，倭僧参隐元者，悉变改倭僧凤仪，诵经称名，言语礼节，饮食衣服，皆无不然也。禅师乘此势起此时，（略）
云夫挂一祖灯于扶桑，朗耀百千万劫（略），有见于此，谓非以彼变此，我未之信也。
（略）
余关西僻地之鄙产，性识偏陋之愚顽，无知所觉，无偏可依，无党可比，顾是负神日东照之暄抃，（略），则以倭字妄笔鄙语，纸页若干，名曰《知耻篇》。要非敢求闻达，青天白日，余是日本人也，敢锐乎成言，而未知禁戒，临稿履春水，战兢失所言。
（ 木村得玄編『黄檗宗資料集成』第二巻、春秋社、2015、13-14 頁 ）然而，《知耻篇》并非在对隐元的禅佛教进行分析后再作批判，而仅是担忧那一年内自己所看到的隐元的巨大影响力对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坚持必须守护身为神国、君子之邦的日本这一主张。与其相比，《禅林执弊集》和《黄檗外记》则是从立足于禅宗立场的佛教内部
对黄檗派进行批判，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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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林执弊集》由桂林崇琛著于元禄十三年（1700 年）。其序文内容大略如下。
禅宗自传入日本后，已生出二十余个宗派。其中，道元乃是创始先驱，隐元、心越则是最后来者。这些宗派当中，有的仅历经三四代便消亡，有的则已传承十代以上。也有宗派虽
然法脉在一定程度上遍布全国，但后继者却资质平庸、不值得称赞。因此禅风日渐衰颓式
微，丛林规范未能正常发挥作用。这是命数，还是时运呢。即便临济德山再世，想是也束手无策吧。我不顾自身愚昧，不惜造下口业，著此书示诸同样抱有危机感的同志。为此书
取名为《禅林执弊集》。
整体主旨是在批判日本禅佛教的衰颓多归咎于隐元和黄檗派。
《黄檗外记》是《正法眼藏僭评黄檗外记》的简称，由无著道忠于 1720 年所著。该书对
道忠从其师父——密切参与聘请隐元一事的竺印禅师处了解的信息作了归纳，整体篇幅较短。内容主要讲述其师父竺印为聘请隐元及帮助隐元定居日本而劳心费力，却遭到了隐元背叛。例如，书中提到，隐元多次说到要回国，却以中国国内形势不稳为借口，请求竺印助其说服幕府准其在日本定居和建寺，并且要求谒见幕府要员乃至法皇，描绘了隐元不诚实且充满野心的人物形象。此外还写到隐元在用斋时看到不慎掉落饭盘令饭粒撒了一地的修行僧后，对其多加嘲笑，嘲讽其“桶底脱落了”，以此说明隐元轻薄无礼。并且严厉指责隐元招揽不真诚之人入寺，向他们提供饭食，最终收为门徒，认为其此举扰乱佛教界原有纪律。总而言之，该书从隐元的人
格问题、禅风、以及对江户佛教原有秩序的破坏等方面对隐元和黄檗派进行了批判。
二、从《禅林执弊集》中看到的黄檗派带来的冲击《禅林执弊集》有二十二个条目，《续禅林执弊集》另有十五个条目，合计共有三十七个条目，以问答形式指出了每个主题的论点。其对黄檗派的批判主要围绕①隐元来日的目的、②礼法、③禅思想来展开。
首先是①隐元来日的目的。
《续禅林执弊集》的“长崎人招明僧辨” （木村得玄編『黄檗宗資料集成』第二巻、春秋社、 2015 、 222-224 頁）条目下提出的问题是，明人于长崎所
建东明山兴福寺、分紫山福济寺、圣寿山崇福寺三寺代代均为明僧所有，在选任住持时定会派
商船前去明朝相迎。有时还会携佣僧甚至不能算作僧侣的假居士前来，但隐元、木庵等人在明
朝已是在大众面前讲过经说过法、拥有一定身份的僧人，所以是否该称其前来我国乃是为佛法忘乎己身之举？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隐元、木庵、即非、高泉等人的确是近年来明朝的优
秀僧人，，但“一锡飘然而轻来此土”绝非是为佛法忘乎己身〔吾闻隐元、木菴、即非、高泉等之数人者诚是近代明国之杰出也，虽然， 一锡飘然而轻来于此土地者 , 聊非为法忘身者。
（ 木村得玄編 『黄檗宗資料集成』第二巻、春秋社、 2015 、 222-224 頁 ）〕。因为隐元之师费隐通容（1593-1661）与曹洞宗鼓山涌泉山的永觉元贤（1578-1657）之间曾有过宗义之争，甚至一度被诉至官府，隐元一派不过是因此屈辱而丧失志气，应长崎商船的聘请不远千里来到日本罢了。也就是说，隐元等人是为了避免卷入中国佛教宗派之间的纷争才逃至长崎。这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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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抨击隐元及其弟子的“为弘佛法而东渡”的说法。关于隐元来日本的原因，据平久保章所述，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因王朝更替而避难”、“受德川家纲邀请”、“受长崎奉行邀请”等说法，甚至还有 “日本乞师”一说，认为其与郑成功抗清有所关联。对隐元来日目
的的质疑，是关乎隐元在日本创立的黄檗派之正统性的一个大问题， 而《禅林执弊集》的作
者也应充分理解这个问题会对黄檗派成为重大打击，故特意将此问题作为一个大项目写出来，作为排斥对已有的日本禅宗造成威胁的黄檗派的重要切入口。
接着是②黄檗派的礼法。日本佛教各个宗派的礼法除去净土系和日莲系，大多源于中国佛教，但到了明末清初即日本江户时代，由于清朝海禁和日本锁国政策，两国佛教界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日本僧人难以前去中国，失去了直接体验中国佛教机会。而隐元的到来，可谓是一个接触中国佛教的绝佳机会。但实际上，隐元和黄檗派所践行的日常礼法，却与日本的禅门佛
事大相径庭，结果遭到了日本方面的抵触。《禅林执弊集》举出了两者之间难以接受的差异，并严厉批判黄檗派的礼法与古来传统背道而驰。在这里举其中几个例子进行介绍。
第一点是"唐音倭音辨"。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自古传习的经典咒语的发音皆为唐音，但已失传较长时间。明僧来朝，得以亲耳听到唐音，这是不是一件幸事？对于这个问题，《执弊集》
的作者反驳称这是个愚蠢不堪的问题。理由正是日本千余年来“诸宗互胥传习来的内外典籍及一切文字皆是唐音”。例如，将“清”字读作“kiyoshi”乃是和音，读成“请（shou）”
则是唐音，明僧将其读作“真（shin）”，"明音也鞑音也非唐音"。这是因为，元明以后，中国成了鞑靼的天下，“文身断发言语文章亦变化北狄者伙矣”。在日本，通常来说，唐后期开
始传至日本的汉字读音被称作唐音，明清的音韵字句也一般称为唐音、唐话，但《执弊集》的作者对唐音与明音进行区分，认为是受北狄影响而劣化。认为明清由于鞑靼而沦为夷狄的这种
观点，即所谓的“华夷变态”之说在那个时代十分常见。
第二点是对木鱼这种法器的使用。自古在吟诵经典咒语时，都会摇响铃铛，而如今却变成敲响木鱼、太鼓、铜锣等乐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批评道："明李暗证禅徒滥欲令悦他人耳还忘却百丈万世不易之丛规者欤"。木鱼等法器在日本的引进和普及，均是由于黄檗派。从这段批判中可以看出，在这些新的法器法式形成常态之前，曾有过激烈的抵抗。
第三点是对僧人在佛前戴帽子这种行为的批判。据其所述，僧人有须戴帽之时与须摘帽之时，严格遵守这一点方才符合礼法，然而近来，自明僧入我国以来，出现了不分尊卑、不择四时、胡乱戴帽之人。此乃明末放逸无惭的僧侣的习惯所带来的弊害，黄檗派也并非例外。对此
作者指出，幸运的是日本的古丛林如今“存如是旧规可见也”。从这段批评中，也能看出黄檗
派的服饰礼仪对江户佛教也产生了影响。
第四点是礼拜的方法。近来的明僧在礼拜时会要求侍者铺好坐具，这是否符合古法规范？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批判道：“古或虽有只实非礼也”。并指出，在向佛或尊长礼拜时，要求他人准备坐具实乃傲慢不逊，近代以来此陋习已致弊害，必须矫正这股不正的丛林家风。此外，作者还指出了隐元的两处过失，批评黄檗派的礼法拙劣不堪。第一点是隐元说到，他来到日本之后才得览《百丈清规》这本在中国失传已久的书籍，能看到这本稀有的书实属幸运。因此作3

者批评隐元不知古法规范，其做法自然背离古来清规。另一点则是隐元在普门寺时，除开上堂说法，在念经礼佛、坐禅经行之时总是不穿袈裟。作者提到这有损丛林威仪，在看到日本僧人“如法齐整威仪”的模样后，明僧才渐渐习惯。从这段批判中，可以看出黄檗派的礼拜行仪在向江户佛教渗透的同时，黄檗派也吸收了江户佛教的一些要素。
第五点是用朱印代替花押。自古以来，日本僧人的墨迹均使用花押，然而近来明僧来到日
本以后，众僧皆弃用花押，改用刻印（朱印）。对此，作者答道：花押乃“唐宋之古风也”。
据《禅林执弊集》中所述，作者本人曾在某个集会上见过宋代禅僧圜悟克勤（1063-1135）的真迹，其中仅使用了花押，并无刻印。且陶南村的《辍耕录》亦提到元朝时期，蒙古人与色目人无法用笔书写花押，于是开始使用用象牙或木头制成的刻印，因此作者说道：“唐宋我门之诸老亦皆用花押也明矣”。自江户前期起，花押的使用已经有所减少，多改用朱印，可以说是黄檗派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第六点是经行这种修行方法的变化。对于“现在的明僧在经行时总是快速奔跑，气喘吁吁，这真的是传统的做法吗？”这一问题，作者给出了否定的意见：“恐是不尔”。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经行最重要的是要缓慢步行、减小声响。作者批判道，然而近来明朝禅风坠地，斋戒遭弃，用膳总是吃到饱腹，一静坐便心识昏沉，受睡魔袭扰，于是要通过疾行奔驰来消解，但此乃狂行，无法称为经行。快速奔跑的这种经行在日本佛教徒看来是有悖传统的奇异做法，难以接受。
最后是③禅思想。黄檗派主张禅净双修，提倡诵读《阿弥陀经》，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勤于打坐。这一观点自隐元来日之初便受到日本禅门的指摘。《禅林执弊集》虽未
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也举出了隐元徒孙的著作进行反驳。木庵的日本弟子潮音道海（16281695）著有《雾海南针》（1667），以激烈的言辞批判了日本禅门的现状，他认为二百年来，日本禅灯已灭，临济曹洞二宗也仍拾古人话头，随意以平话（俗语）进行解释，并视此为参禅，此举与在家愚俗无异，应称之为剃头外道。对此，桂林崇琛讲出了一则轶事，称其曾在旅行途
中见到潮音携两三名弟子，在客栈的一处茅草屋中召集无知男女说法敛财，鄙视其人格，并质
疑黄檗派的价值意义。据桂林崇琛所述，隐元进入日本之时，虽未得知其思想（所证）之深浅，
但临济宗妙心派的盘珪、贤岩、赖翁和曹洞宗的愚白、玄光等人皆不认可隐元，至第二世的木庵，众人则变得半信半疑，到了第三、第四世，早已是“七零八落”的境况，因此称其不配“尝我禅之唾”，强烈否定了黄檗派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思想对立已到了无法妥协的程度，同时也能看出黄檗派带来的冲击是多么的激烈。
总结隐元及黄檗派带来的新的礼法和禅思想对日本的禅门及整个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上诸例不过是冰山一角。以《禅林执弊集》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抵触，绝非单纯且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致，而是出于对是否应该继承开山祖师们从中国带来的古来传统这一问题的认真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檗宗产生的冲击也为日本的禅宗乃至整个佛教界带来了变革的机遇。与此同时，黄檗派也吸收了日本所保存的古来传统，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终于作为4

一支宗派在日本社会落地生根。
（青山学院大学）
参考文献
木村得玄著《黄檗宗资料集成》第二卷，春秋社，2015
徐兴庆、刘序枫著《十七世纪的东亚文化交流——以黄檗宗为中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
陈力卫《近代知识的翻译与传播：以汉语为媒介》，三省堂，2019
平久保章《隐元》，吉川弘文馆，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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