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Ⅲ②

食品问题的复杂性与鲁曼的风险概念的适用性

三好

惠真子

日本、中国与台湾每年都联合举办着“现代中国与东亚的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在今年其主题更是“环境与风险”，这不禁让环境专业的我喜不胜收。然而不仅如此，我还有幸被选为主旨发言人之一，惊喜之余更是惶恐万分。
三位教授作为讨论者分别从法理学、历史学的专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许
多宝贵的意见，实是让我受益匪浅，这里请先允许我表达最真挚的谢意。而接
下来我想以中山教授的两个问题为轴心作出回答，同时交叉回应江教授与潘教授提出的各种意见。

１．中国食品卫生以及食品安全标准的实际情况问题 1：在中国是通过什么机构来实施食品安全的调查与评价的，又是通过什
么样的程序来制定其安全标准的？有着相似政治文化的中国和日本，
在这一方面有无区别？
若不考虑世界其他国家，而只是比较日中两国的话，其实还是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差异的。就食品卫生而言，中国国务院在 2010 年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
会，但其本质却与日本的同名机构大相径庭。在日本，评价机构与管理机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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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食品安全评价的独立机构。它的成员由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所组成，以保障其中立公正的立场。而中国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则是作为国家机构，部署、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并不具备对食品风险进行评价的职能。
在中国，具体负责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行政机构有很多，包括了卫生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但由于职能交叉，反而会影响综合调整机能。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于进出口相关的组织机制相当重视，而对于国内状况的重视却有着明显的不足。在中国国内进行食品检测、风险评价以及制定安全标准的是卫生部，此外农业部、工商总局等机构也承担着相关的职能，但这些机构与负责进出口的质检总局相比较的话，则显的难以对下级机构，也就是地方机构进行有效的掌控。各地关于食品安全的职务的实行情况，技术水平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也有可能出现很多不透明、不确定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与日本不同，在中国，民间组织、非盈利机构很难对食品
的安全性作出评价，市民由下而上的对食品的安全性进行讨论的环境目前还不
健全。
在日本，其实也经常被指出，其相关预防措施有待加强，但若是常注意在中国国内发生的食品安全的事故的话，则会发现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
候，其“事后”的态度更为明显。若发生了食品安全的事故，政府往往把责任
全部归咎于事发的企业，以规避自身事前的指导、管理方面的问题(1)。
而正如报告中所述，中国在 2009 年制定了食品安全法，这表明了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认识有了变化，除了以往的单纯的“食品卫生”之外导入了更广义的“生命的安全”的概念，从而使法律内容变的充实完整，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然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即使法律存在，其执行力却往往不强，制度与现实脱离，这一点或许与江教授提到的“中国人自己也认为中国国内的食品不安全”的情况有所关联。
而另一方面，在日本，例如围绕核电站的运作，政党的宣言将成为握有投票权的市民的讨论对象。这种情况下，政党都试图表现出强烈的意向来迎合民意，就好像核电站事故后食品的放射性物质的标准的变化，也正是政府为了让
市民放心，而进一步确保安全的行为。而与之相对的，在中国，官方显然更有209

权威，政府与市民的地位的差异更是想象之上的巨大，而中央政府则可以更直接有效的贯彻自身的方针。而当前中国的核心政策依旧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那些面向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的政策，却往往难以落实，尤其是在与经济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更容易被无视。

２．鲁曼理论对中国食品问题的解答的意义问题 2：在报告中，基于鲁曼的分析理论而展开了讨论，而作为构建主义的认识论，鲁曼理论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风险社会”的相关问题，而是
普遍适用于一般问题，那样的话，以鲁曼理论为基础，而展开食品问题相关的讨论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次作为事例的“毒饺子事件”，其实并非“食品安全性”的问题，然而它却被当做食品安全问题来对待，进而演变成为外交问题，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了经济层面。这一事件，若不是关系到中国，而是其他国家的话，其影响恐怕不会扩大到如此程度（关于这一点江教授也提及过），其原因正是在于如今紧张的日中关系，以及中国所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如 1 问中所述，其构造极其复杂，而且是一极具特定性的问题。
其实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曾多次围绕食品安全性的问题开展过讨论和协商。例如关于疯牛病的日美协议，以及日本与东南亚的水产品、水果协议等。
其结果，不仅对风险交流达成了共识，更在具有现实意义的共同对话制度的建立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反观日中之间，解决问题的方案却难以推进，其原因何在？又或者说，在中日间的特殊关系中，造成这种难以预测的情况的关键点何在？这类“新问题”是具有很强的讨论的必要性的。更进一步的，日中关于食
品安全性的对话、对策的规格与形式，是否应该参照日美对话的模式，又或者应该考虑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来开展对话？
对于这极具特定性的日中间的食品问题，正如中山教授的意见“把贝克的社会论中的讨论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中国里，这种态度需要注意”，把它直接210

套入既存的理论框架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其理由正如中山教授所说，中西间的现代化是存有差异的。此外，这里还请允许我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贝克
所提到的风险的概念，更像是由于技术或化学物质而造成的某类损害，这与“社会行为概念”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2)，故而以此来说明正高速的在全球范围
内表现出来的 “中国特有的现实感”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适合。毋庸置疑从
积累的客观、定量的数据中分析得到一般规律对于食品安全性、食品安全标准
的制度的建立是极其重要的，但遗憾的是，即使能够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理想的制度，也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食品问题以及中日间的食品问题。
而对于投身自然科学的我而言，当接触到了以“社会行为概念”又或者说
“交流概念”为核心的，以更具有当代真实性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的鲁曼理论之后，就立刻为其魅力所深深吸引。鲁曼的风险理论，是从社会性的基本元素“交流（关系性、关联性）”出发，以此为基点，从整体的角度对社会的各个侧面进行把握。而为了应对现实的多样性，更是具备了灵活、开放的性质，在周密的体系性的思考之上，又引入了社会、文化的媒介因素(3)，从而能够对人的行
为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讨论。更进一步的，对于如何处理市民的“不安”与“担忧”，这向来难以科学性的来解释说明的课题，鲁曼着眼于围绕着“非知”的纵横交错的交流场，他并不强求交流的主体要放弃自身的立场，而是期待着一
方无需向其他方说明自身情况就能进行思想沟通的这种进步的政治文化的成熟。由这一点出发，这一难题也有了解决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中，为了分析社会现象，作为分析“工具”，而采用了具有一般
性的鲁曼的理论，但却并非是想利用鲁曼理论来获取一个概括性的答案，而是
通过它对于实际调查中所获取的各种客观数据进行符合逻辑的再构建，从而使信息能够相互对应，进而能够提取出更为具体的课题，并进一步的探索这些课题的解决之道。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山教授写在“注记”上的关于核电站的安全性的言论，若依我个人之见，利用鲁曼的理论，则可以给出以下解释。
鲁曼认为，通过“时间”的观察，“现在看到的未来”与“未来的现在”
将被区别开来。以此来思考核电站事故的话，在事故发生前，我们对于核电站
是抱有一定信任，认为那是安全的。而事故发生后，其结果与我们之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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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巨大的出入，故而在第一次观察的时候所认为的“风险 VS 安全”的情况，在第二次观察的时候，其“风险/危险”的区别，以及与之相应的“决策者/没有决定权的被害者”的区别则被呈现出来了。然而，对于那些被鲁曼理论所解读的课题，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面向未来我们该如何去做。
尤其是食品问题与环境问题，这是与人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因
此，需要持续性的围绕“非知”进行交流，要不畏错误，不断试行，在总结经验教训与反省的基础上推进自我创立系统的建成。
因此，如报告中的结论所述，站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的立场上，我们能够做的，也正是本讨论会首日下午所尝试的安排，那就是培育能肩负日中关系的未来的下一代。借鉴鲁曼理论的话，这不是为了应对现在的需要，而是为了应对将要直面的课题。而另一方面，我们多年来尝试构筑基于中国研究的跨学
科对话的平台，不被所谓的学院式的封闭性所限制，以看清人的普遍性问题。
而通过多重解读鲁曼的启发性的信息，或许正能解释我们这么做的必要性。
然而这次，在听了三位教授的意见后，让我切身的体会到自己在理论解释
方面的不成熟，在论文中更有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而今后，则更要
在诸位教授的指点下，进一步的专精学问（且在书刊发行前，对论文作进一步的修改）。而另一方面，本研究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围绕日中间的食品问题展开讨论的，而对于中国，正如江教授所言，其国内的食品安全性的问题才是重
中之重，是最需要引起重视和开展相关研究的。这一课题，不仅仅局限在技术
层面上的安全性的提高，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创建“信赖体系”，亦如潘教授所期待的，发挥其重要的影响力，或许正是建立有保障的制度的关键。
（胡毓瑜译）

注(1) 在整理了数件相关事例的同时，也对听取了数名留学生的意见。
(2) 杰弗里·亚历山大和菲利普·史密斯评论道,“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诸威胁是来自于
技术、·经济发展的产物,却没考虑到一部分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传播滋生的可能性”［Alexander & Smith,1996］。此外,贝克尽管是站在构筑主义的立场上,去没有达到
第二次观察的水平［小松,2003］,被认为是“一半的构成主义”[Japp,1997]。
(3) 对于一些同样站在构造主义立场上的，关于风险认知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鲁曼认为在其出发点为个人主义的前提下，是无法实现社会学层面的展望的[Luhmann，212

1991]。一个个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由某一文化背景下所存在的某个人的风险认知或是某个集团的风险处理方式而引起的。对于相同的事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而为了上升至所谓社会学层面的分析，需要在一个详细的框架下理清围绕这一点的某些关系（交流），而提及这个框架结构的正是鲁曼的风险研究［小松，2003］。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 Smith, P. (1996) “Social Science and Salvation: Risk Society as
Mythical Discourse”,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25, 251-62.
石川武彦（2010）「中国食品安全法制の新局面−『中華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の制定−」立法と調査，302, 52-79.
小松丈晃（2003）『リスク論のルーマン』勁草書房
内閣府食品安全委員会: http://www.fsc.go.jp 2013 年 8 月アクセス
馬場靖雄（2001）『ルーマンの社会理論』勁草書房
Luhmann, N. (1991) Soziologie des Risikos, Walter de Gruyter.
Japp, K.P. (1997) Die Beobachtung von Nichtswissen. In “Soziale Systeme 3”, 28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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