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Ⅱ②

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梶

谷

怀

１．前言
2012 年秋，在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中日领土之争的背景下，中国发生了
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随着游行走向暴力化，众多日企及商家成为攻击对象并遭到重创，在中国经商已成为“高风险”的代名词。尤其对于日企而言，
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承担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此外，今年 6 月份因银行间
市场资金短缺、导致短期利率急剧上调，随后股市暴跌。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致使本已脆弱的金融系统滑向“风险”的深渊，并引起极大关注。
在商业领域，不确定性、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商业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颇具特色，这与中国自身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体系的性质与日本大不相同，如果不充分了解其体系构造，那么很难把握该体系所产生的风险性程度，也无法对该体系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被誉为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的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对“风险”与“不确定性”中的可量度做了明确区分。比如，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是可以进行计
算的，而保险在提供赔付时所覆盖的“风险”范围也是能做出客观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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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确定性”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表示无法确定将会发生什么状况（Knight,1921）。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可以说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甚至中国经济本身已接近富兰克·奈特所言之“真正的不确定性”。本文尝试
以尽量客观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结构进行逻辑性探讨。
本文将以现代中国经济中呈现出的 3 个极为严峻的“风险”案例为中心
展开论述，它们分别为：“影子银行”导致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债
务导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政府的经济干预造成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对以上 3 个案例中共同存在的“系统与风险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考察其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该特征与中国经济整体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

２．中国版“影子银行”与信用危机之风险

在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减速迹象的同时，“泡沫经济崩溃”“信用危机”等传言甚嚣尘上。其中，中国版“影子银行”在短时间内备受关注。
在此之前，由于有关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几近结束的预测广为流传，造成国际游资大量逆流。此外，银行理财产品（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高收益率产品）的兑付期限都集中在 6 月末，于是短期金融市场呈现流动性趋紧的态势。然而正当此时，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却发行了额度近 20 亿
的票据以回笼市场资金。于是，在 6 月 20 日银行间市场出现了资金短缺。
同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利率飙升至 13.44%。短期
利率的上涨也给股市带来影响，6 月 24 日沪指跌幅 5.39%，创 2009 年以
来最大单日跌幅纪录。
据说央行此举是出于中国政府的意向，有意对“影子银行”实施的惩罚手段。因为中国政府早已对“影子银行”在房地产及大型项目中的过剩融资
提出警告，并认为有必要对其采取一些惩罚措施。那么，中国版的“影子银行”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其规模又如何？它对于今后的中国经济来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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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上会成为何种程度的风险至因？
关于“影子银行”的定义众说纷纭。本文所指的“影子银行”是区别于传
统银行，在银行监管系统之外，发挥一种金融中介功能的机关或者系统。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投资银行为中心形成了非常发达的金
融中介系统，使得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监管不到的地方，杠杆
率及流动性风险急剧上升。这正是几年前发生的、大家广为熟知的美国次贷危机和黎曼休克的背景。
在日本的媒体报道中，关于现今中国金融市场中持续扩大的“影子银行”将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的诱因等猜测为数不少。然而，熟知中国金融市场
的专家、其看法并不见得悲观。也就是说，中国版的“影子银行”从根本上来说，与欧美式“影子银行”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欧美式“影子银行”的特征在于，投资银行利用商业票据（CP）从市场
借入大量的短期资金，然后通过担保债务凭证（CDO）等结构债的交易来进行的一种高杠杆率、高风险操作。
而中国版“影子银行”原本就不以这种高度发展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
为前提。中国版影子银行的主要形态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被称作“民间金融”，即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短期融资，其中包括以 40-60%的年利率进行高风险放贷、类似于日本黑市贷款的“地下钱庄”；另一类为经银行表外业务进行的贷款。中国政府对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张极为担忧，因此央行在“6月危机”中的举措正是针对后者。
“6 月危机”后，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发布，作为“影子银行”主要资金筹集手段的理财产品，其资金额度估计达到了 8.2 万亿元。此外，被喻为
中国政府智囊团的中国社科院也于 10 月 9 日表明，中国经济中的“影子银行”规模可能已经达到 20.5 万亿元。关于“影子银行”的整体资产规模，在欧美的评级机构中也存在额度达到 30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的 50%这一估
算。但是，由于“影子银行”的形态不一，其中相互重叠的地方也为数不少，因此其真正规模很难掌握。
那么，“影子银行”破产、并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打击这一风险，在实际中究竟存在多大可能性呢？在中国版“影子银行”的业务中占据压倒性优59势的是银行表外业务，它存在很多种模式。其中有一种被称为“银信合作”，
即银行将资产与账目分离、并通过信托公司的协助设立信托计划，向房地
产等大型项目进行投资。原本在中国商业银行法第 11 条及 43 条中，对商
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及保险业务有严格规定。因此，银行采取将资金储备
转移到其他平台、并以小额金融资产（理财产品）的形式在银行窗口代售的方式，以巧妙规避上述限制。
另一种极具中国特设的模式是“委托贷款”，即金融机构以外的企业，委托银行将手头的剩余资金以高于常规利息的形式贷给资金不足的中小企业，银行从中赚取手续费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产生了国有企业以极
低的利息从大型国有银行贷款后，再以资金提供者的身份进行委托贷款而从中获利的现象。
由于银行表外业务在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业务的情况下，填补了银
行的间接融资，并起到与证券业务间的中介作用，因此也具有相对积极的一面（李，2012）。另一方面，对于金融系统来说，即便没有受到像商业银行那样的严格限制及监管，由于资金来源短期化、资金运用长期化而产生“期限错配”的情况极为常见，这本身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
这里比较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地方政府利用其包装的挂名公司来实现
借款的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在资金募集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参照下节内容）。而地方政府将大部分借款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造成经济增长率低下
及资产价格下跌，这其中便产生大量不良债权。
针对这一情况，2013 年 3 月国务院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8 号）》。
《通知》中特别强调，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即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实行总额限制以强化管理。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在 6 月 7 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明确了对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管理的方针。由此可见，政府当局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来缩小“影子银行”的规模，
然而成效甚微，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针对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上涨的招
数而出台的应对措施。
然而，通过融资平台投向房地产的贷款，虽说有一部分可能无法收回、60变成死账，但从现状来看，似乎并未形成立即触发金融系统陷入整体危机
的严峻态势。比如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 7 月 6 日的报道中指出：银行此前隐藏于账目外的融资被强制要求计入资产负债表内，这一背景是值得注意的。也就是说，央行看到资产负债表上的融资额度急剧上涨后，
认为有必要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回笼市场资金，从而造成了利率的暴涨。
因此，央行的举措并不一定是鉴于理财产品或“影子银行”面临破产这一危机。另一方面，在中国不存在银行国有化这一必要性，政府在决定由谁、
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来承担损失之前，可以命令银行继续融资。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即使发生类似于信用危机的事态，也不会造成较大的系统
风险。
尽管如此，“6 月危机”后，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媒体关于中国金融系
统濒临破产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一现象本身就能说明，以“影子银行”为代
表的中国金融系统中所存在的风险性很难客观评价，并且中国经济已接近“真正的不确定性”这一理解至少在海外已被广泛认可。
总之，对于金融自由化来说，存款保险机构等安全网是不可或缺的，
但中国尚未具备这样的环境，如此一来处于当局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其融资规模的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便是毫无疑问的了。同时，“影子银行”的扩大，也被视作中国金融系统摆脱大型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
向基于自由竞争的多元银行系统转型的过渡期现象。今后，在考虑“影子银行”的风险性时，首先应该认识到其本身在中国经济中所具有的“两面性”。

３.“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风险在上一节中已经提到，地方政府利用其包装的挂名公司来实现借款的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在资金募集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已成为令人担忧问题。“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开始被关注是在黎曼
休克之后。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政府出台了 4 万亿元（相当于 50 万亿日61元）的财政投资计划以拉动内需，于是地方政府也被要求量力安排配套资
金。如此一来，今后的中国是否也会像希腊等几个欧盟成员国那样，出现财政危机表面化的可能性呢？
首先来看一些数据。在今年 3 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财政部于 5 日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显示，2013 年度财政支出预算将达到 13.82 万亿元（2.2 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率将控制在 2%左右。另外，截至 2012 年
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2.294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的 20%，对于政
府债务率轻易就超过 200%的日本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完美数
据。
然而，这毕竟只是财政预算内的资金状况。中国的地方财政除了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之外，还存在很多预算外的非税收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发起、并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融资平台”便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膨胀的温床。就其具体情况而言，比如说政府
作为出资者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名义设立一个融资平台，并通过向地
方银行发行城建债券来筹措市政建设资金；或是将融资平台的股份作为信托投资产品向证券公司发售，从一般的投资者处募集资金。不论那种方式，
政府都是以土地将来的升值空间作为融资担保，而这种方式极易诱发资产泡沫。
地方政府这种风行一时的“金融炼金术”，其实是源于黎曼休克后、中央政府用于拉动内需的 4 万亿元财政投资计划的实施这一背景。当时，地方政府被要求安排一定额度的配套资金，但实际上地方政府进行资金筹措的正规渠道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在实际情况中地方债是由中央
政府代为发行，地方政府无法自由地筹集资金。然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
主体的“地方融资平台”，可以巧妙地规避上述限制来筹集地方建设所需资金。
那么，“地方融资平台”所产生的地方政府债务在整个债务余额中到底
占多大规模呢？2011 年 6 月，国家审计署为了掌握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实际情况，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并公布全国地方政府实际债务余额约为 10.7 万亿元，该数据占到当年 GDP 比重的62

27%；其中，全国 6500 余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所产生的债务为 4.97 万亿
元，占整体债务余额的 46.4%。实际上，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远不只如此。据查，截至 2011 年 9 月，全国有 10468 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其融资余额达到 9.1 万亿元（《银监会：平台贷原则上不再新增 清理政策步步紧收》，《南方都市报》2012 年 3 月 20 日）。
针对此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国务院早已有所防范，并出台了整顿措
施以控制其规模。首先，2010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出了整顿债务、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
清理规范、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信贷管理、以及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等方针。此后，在 2012 年 3月，银监会又公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该文件要求各银行对融资平台按照“支持类、维持类、压缩类”进行信贷分类，以严格控制银行面向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在此严格规制之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能就此得到解决吗？
其实，为了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景气，中国政府在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容忍地方政府资金需求扩大的矛盾姿态。其典型代表为 2012 年夏季以来“地方版 4 万亿刺激计划”的启动，而其投资计划总额据说已接近 18万亿元。在欧洲债务危机持续、世界经济形势不甚明朗的背景下，中国 2012
年第 2 季度的实际 GDP 增长率降至 7.6%，于是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提出“稳定经济增长”的要求。2012 年 7 月以后，各地方政府便相继公布扩大
内需、刺激经济的大型投资计划作为稳增长举措。其中，省、市级政府的投资计划总额就达到 16.7 万亿元，远远超过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央
政府的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范，2012）。如此一来，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
再次加速演进，到 2012 年底时债务余额甚至超过 12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的风险隐患再度堪忧（《整治地方融资》，《财经》2013 年 1 月 7 日）。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的筹资规模也在扩大。如前所述，中央政府为
了防范地方政府借融资平台扩大地方实际债务，对银行面向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新增贷款作了严格限制。然而，地方政府的公用事业融资并没有停止，而是通过监管系统之外的“影子银行”来增加资金筹集。但这种方式比63

向普通银行贷款利息要高得多，因此对于借、贷双方来说都须承担高风险。
2012 年底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进行开发项目融资的问题开始被关注，同年 12 月，财政部针对此现象发出了《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
融资行为的通知》，以示警戒。然而，正如上节所述，该举措并没有收到实质性效果，“影子银行”的融资额度反而日趋扩大。
那么，像这种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起所谓“财政破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地方政府实际债务的扩大将在某个时点达到极限、并导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现状来看，这一可能性并不高。其依据之一
为，现在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高增长，具有维持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的条件，能够满足经济学中的“多玛定理（Domar’s Theorem）”。一般而言，
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政府债务的利率时，政府可以将现有的债务依次顺延至
下一代，如此一来即使财政赤字稍有膨胀也不会导致财政破产。正如现在的中国利用挂名公司来扩大实际债务的情形一样（梶谷，2011）。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而无
法继续满足“多玛定理”的话，上述乐观的预测便不攻而破。因此，通过地
方融资平台流向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金，一旦遇到经济增长减速、“资产泡沫”被挤破，这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将面临破产，中国经济整体也会因此遭受沉重打击，由此而产生信用危机的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担忧的“信用危机”，是指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大量不良债
权的产生，而并非像希腊那样的“财政破产”。
现在，中国地方财政的最大问题是，其实际债务的扩大并不是通过“体制内”的正规渠道产生，正因为如此，即便发生什么，国家财政本身也绝不
会因此而“破产”。因而，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风险的“信用危机”，其症结
在于风险制造者——即地方官员，并不直接承受由危机带来的重创，而是将责任转嫁给了金融系统。如此一来，风险与责任的承担不完全对等，这
将引发典型的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实际债务的膨胀也在这一构造中难以刹车。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影子银行”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近来受到强烈关注。笔者认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道德风险往往是不可忽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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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

４．中国企业面临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在前面两节中已对“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做了详细论述。这两
者都是现在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令人费解并极具不确定性的典型。对此，可以由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这两者的规模（即“影子银行”的融资总额
及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都很难准确把握，因此其风险性也很难估算；第二，产生上述现象的“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其本身就给人一种“不透明”、“不确定”的印象，要理解它、并掌握它的特性自然也不是易事。
关于以上两点解释，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而且上述所谓“非透明系统”，
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是产生风险的根源。只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同时也给至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美国学者布雷兹尼兹与莫福利合著的《奔跑的红色女王》（The Run
on Red Queen）一书中，对处于极具不确定性的中国商业环境下的中国企
业 ， 采 取 怎 样 的 战 略 来 实 现 企 业 发 展 进 行 了 详 细 论 述 （ Breznitz andMurphree,2011）。
在中国，政府的权限范围及政策目标的界限极其模糊，政府经常肆意干预民间企业的经济活动，政府方针政策的变动也时常给企业带来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进行高风险的研究开发投资。从常识来判断，这
一状况会造成用于技术革新的设备投资严重不足，持续性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但该书的作者却不以为然。书中提到，尽管高风险的尖端技术开发不太活跃，但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并使其脱胎换骨的“第二代创新”一直在不断推进。该书的题目“奔跑的红色女王”来自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其意
思表示要停留在原处就必须不停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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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普遍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中心，与“创新”相距甚远。但是该书却提到，像华为、中兴通讯、腾讯等中国 IT 业的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此，由这些企业主导的在既有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并不亚于北京、上海等创新枢纽。该书还指出，2007 年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深圳、东莞等地区持有的专利数量占全中国的 7.4%。
在技术创新不足的前提下，高比重的高科技产业出口原本是很难实现的。尽管中央政府要求企业进行创造性革新，但上述 IT 龙头企业仍旧回避
尖端技术开发，从而避免政府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在生产层面进行高端化革新，而是通过成本较低的技术改良这一经营方针来实现业绩的增长。该书同时强调，以“追赶”最新技术为目标的经营战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小企业中广为渗透，像这种小规模的产业集群反而能利用其固有的纽带关系实现高效生产。
该书得出的结论是，“第二代创新”引发的竞争，是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在面对中央政府变幻莫测的产业政策所产生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时，进行联手对抗的结果。而这种“结构化的不确定性”既与中国传统的中央-地
方关系及地域经济的多样性有关，同时也是全球性的生产分工细化的产物。
前者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范围不明确所造成，那么后者又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与新兴国家的工业生产依赖于从先进国家引进高新尖技术这一模式的改观有重大关联。伴随供应链的全球化及零部件生产的模块化，对于制造业来说，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已不在于尖端技术的创新，而是逐渐转
向如何以低廉价格获得半成品的供应。
根据丸川知雄的研究（丸川，2007），现在的中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半
成品市场细分化、及众多企业参与的“垂直分裂”的不断反复，来降低物流
供应链成本，以提高生产能力。其最近的研究中（丸川，2013），以制造商竞争极为激烈的广东省手机产业为例，介绍了中国最前沿的企业间分工细
化流程。在日本的制造业中，产品的策划与设计、组装、电路设计、软件开发、基板制造、零部件采购等都是由同一个企业来完成，而在中国这些
流程分别由数个企业独立担当。由于分工的细化，准入壁垒变得极低，半66

成品市场也自然在激烈的竞争中极力降低生产成本。
此外，美国与新兴国家中国间的所谓国际收支不均衡、即“全球失衡”
现象日益显著，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如此一来，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正如冷战时期一样，使用外汇从发达国家购买先进技术的必要性相对降低，这种情形也可以借用丸川的“垂直分裂”一词来形容，因此通过分工体系的革新来提高生产力已日显重要。由于全球市场的整合，中国面向美国的制
造业输出在持续扩大，毫无疑问，这对于维持“垂直分裂”式的生产成本递减局面是非常有利的。
实际上，像这种由“第二代创新”支撑起来的民间企业的蓬勃，与本文
此前论述的“影子银行”和“融资平台”的发展情况具有共同之处。在面对由僵硬而疲敝的现行体系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之时，民间企业和地方政府开始
利用现行体系的漏洞一点一点地展开活动，于是形成了所谓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若从否定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经济现状的话，中国所存在的这种“自发性市场秩序”，只不过是其在无法顺利导入发达国家的高效系统时，用以敷衍了事的产物。因此，从悲观者的预测来看，只要这种敷衍式的体系继
续发展，中国经济迟早会面临无尽的风险，并惨痛地走向崩溃之途。
然而，如果以肯定的立场来认识中国经济中的动态体系的话，则会形
成如下相对乐观的见解：即使现行体系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各企业或地方
政府通过其灵活应对而形成的新型“自发性市场秩序”，会暂时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上述观点的对立，反映了评论者在认识中国社会、以及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展开的经济活动时，主观价值观上的不同。因此，可以说这种对立是难以消除的。可能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价值观上的对立，所以中国经济被看作是一种很难进行客观评价的、不确定性的东西。

67５．结语：通过“非预期系统”形成的活力

正如前言所述，“影子银行”导致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债务导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政府的经济干预造成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这三
个风险案例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共性。
首先，这三者都属于与“系统”危机有关的风险。不仅如此，它们呈现风险的模式也是一致的。在这三个案例中，都存在中国最初所采用的僵硬
而低效的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更高效的系统。政府，
更确切地说是中央政府，在面对前者的弊病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时，通常会
以后者的高效系统为目标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以后者完全置换
前者的改革，往往难以进行得很彻底。在弊端重重的僵硬系统被逐渐取代的过程中，处于下层的改革实践者、即各个企业和地方政府通过渐进改革，便形成了一种预期之外的系统。
这里所说的“非预期系统”便是指现今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影子银行”，
以及地方财政中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制造业中产生的“第二代创新”式
增长模式。对于这种以“非预期系统”取代既有僵化系统的中国模式，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从根本上取决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从否定的立场来看的话，原本以高效系统为目标进行的改革无法顺利推进，结果被“非预期系统”这种“仿造品”所替代，中国经济中的风险正是存在于此。因此，只要“非预期系统”的导入一直持续，中国经济迟早会面临这种伪造系统也难以应付的风险，从而走向崩溃。另一方面，从肯定的立场来认识“非预期系统”的话，也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使现行的“非预期系统”功能不健全，并且高效系统又没能成功导入，实践者还是会通过
自身的灵活应对来形成另一种新的“非预期系统”，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安富步（安富，2000）及黑田明伸（黑田，2003）关于市场经济中“货币（交易）”与“信用（交易）”的讨论，对于本文
所考察的问题也极富启发性（梶谷，2003）。
安富认为，“货币交易”与“信用交易”这两个概念一般很容易被混淆，68

但实际上两者从起源到功能都是完全不同的。“货币交易”是利用普遍能被
接受的交易媒介、来摆脱“欲望的双重一致性”困境的交易方式；而“信用交易”使用的是“立刻还击（信赖对方并进行交易，对方一旦背信弃义自己也
采取同样的行为）”战略，是针对固定的个人，通过“信赖”对方并效仿其行
为来达到相同目的的交易方式。
此外，安富还利用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指出，在“货币交易”市场中，参与者数（N）的增加不会影响交易的稳定性；而“信用交易”的情况则不同，N 的增加，使碰到可信赖的交易对象的概率降低，交易的风险性也会随之增大。
黑田（2003）的研究则以“当地货币”与“结算货币”之间的非对称性为
切入点，从历史的视角阐明了中华帝国的货币系统区别于西欧各国的特征。
也就是说，针对当地货币与结算货币之间的非对称性所产生的流动性紧张，
西欧各国与中华帝国采取了对比鲜明的两种应对方式。简而言之，西欧各国的方式是，通过商人间债务的多方结算来节制交易中当地货币的使用；而中华帝国的情况是，国家并不确保当地货币和结算货币之间的可兑换性，铜钱作为当地货币继续使用，并根据需求的变动而采取灵活地应对方式。
无论是安富的理论性探讨，还是黑田的历史性考察，他们的结论对于
理解现今中国经济中特有的“风险”模式都是极具启发性的。比如说，现在
的中国制造业，基本处于小规模零部件企业或产品生产者等同行间展开激烈价格竞争的状况；同时产品质量、货款支付等企业间的相互“信用”总体
来说较低。用安富的理论模型来分析现在的中国制造业的话，即市场参与
者数（N）过大而导致“立刻还击战略”难以有效运行，“信用交易”风险随之增大，因此形成“货币交易”相对占优势的对应状态。
“货币交易”相对占优势的典型经济案例，在被称作“杂种币制”的民国时期复杂的货币制度中也能发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货币制度中，有从
海外流入的“洋钱”，有中国政府铸造的袁世凯银元及各式各样的铜钱，也
有各省官钱银号发行的官帖，还有与军阀有关联的地方银行发行的铜元票、
小洋票等各类纸币，这些形态各异的货币分别在不同地域流通使用，并且
相互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行情，因此被理解为“杂种币制”或者是“货币制度的

69

紊乱”。
这种在一国之内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复杂系统，被当时的日本人认为是毫无可取之处的“紊乱系统”，它确实是一种使兑换成本增大的低效系统。然而它却具有另一优点，即系统内外产生的冲击或恐慌难以扩散（安富，2013）。这是因为，只要系统中某处存在矛盾，该矛盾会立刻呈现，其功能则会迅速被其他机构所取代。因此，也可以说，类似于“杂种币制”的特性及其产生机制，与现代中国经济中时常出现的“非预期系统”之间，存在诸多共同点。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利用“非预期系统”形成的活力机制克服了此前的
所有困难，在面对今后更为严峻的、甚至是史前规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时，它仍然具备一定的强韧性。关于此点，今后有待进一步考察。
（邹灿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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