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体中正统性原理的重构
渡边直土
本文将围绕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中，“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统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论点，试图通过抓住政体的正统性这一视角，来给当代中国研究增
添一些新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全面改变了
一直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加入 WTO 也让这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伴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薄弱，身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领导着中国。在当代中国，作为正统性原理的社会主义和社会实际之间存在着乖离，还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呢？本文将围绕此来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的主要课题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通过着眼于政治体制
论的“正统性”这一问题，来重新审视中国。

１．当代中国政治与“正统性”“正当性”的概念
1）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与“正统性”概念
实际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统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课题换言之，也就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中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在市场经济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确保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最大的焦点。

3

但是，与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无关，不同的论述者对其含义及其使用方法亦不相同。比如说，毛里和子认为，“正统性”是偏向于革命的，而“正当性”则是
“正统性”与历史由来有关，而“正当偏向于经济发展的(1)。国分良成则认为，性”则是指经济发展，或是指“支配的合法性”(2)。还有，茅原郁生说，“正统性”是与国家统合相关的，而“正当性”却是与经济发展、国家内部的安定相
关(3)。另外，高原明生(4)与西村成雄(5)则只采用“正统性”的说法，而不采用“正当性”。不过，与此相对的加茂具树(6)与中冈まり(7)却只采用“正当性”这一说
法。
据上文所述，可知在当代中国政治中，针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正统性”
或“正当性”这一概念，论述者们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在这里想要注重的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支配的“正统性”（“正当性”）是因经济发展而被确保的这一观点。比如毛里和子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国策”，国分良成也认为，经济的发展才能够维持共产党统治(8)。不过，虽然经济发展的持续能获得对政权
的支持，与确保政体的“正统性”（“正当性”）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变动会要求政治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从以前的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的经济领域迅速地扩大，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因此，政权方面就需要表现出较高的应变能力。换句话说，为了确保政体的“正统性”（“正当性”），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必要条件，但是，恐怕不能说是充分条件吧。
而且，从经济增长与政体变动的关联来看，在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当中，至今为止着眼于中国政体与极权主义体制论、威权主义体制论、民主主义
体制论，这一“三阶段论”之间的关联的观点仍然是主流。而这一主流观点就是，通过 改革开放从毛泽东时代的强权性的极权主义体制，向具有“被限制的多元主义”特征的威权主义体制过渡，其最终目的是将实现民主主义体制纳
入视野中的。但是，从威权主义体制过渡到民主主义体制，并不是有保证的，
不是因经济发展而自然产生的吧。在这一过程中，政体能做出怎样的应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9)。
再者，就从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这一点来说，被当做范例来列举得最多的是台湾或者韩国。它们都在 70 年代以后完成了经济增长，并在
4

80 年代后半期各自陆续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方面对
于要求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政府方面也对此多次施加了压力。但是，整个过渡过程还是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他们成了东亚民主化的范例。但是，这些范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成熟方面来说，也并非都是自然而然地走向民主主义体制的。而是，随着社会方面的变动，以及要求民
主化的呼声的高涨，政权方面做出了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的决断，并通过政体
的重组，成功地维系了自身的政权。针对社会变容而言，政治体制的应变能力
是一个重点，那么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样意义的应变能
力才是必要的呢？
2）中国的“正统性”概念
在中国，究竟是如何论述政治体制的“正统性”这一问题的？就我所知的
范围来看，可以说集中表现在中文中“合法性”这一概念上。比如，从“政治合法性”这一视角出发来论述中国政治改革展望的杨宏山认为，“政治合法性
是政治体系合法行使权利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保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
在此之上，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因操纵经济改革而使得 “合法性”的强化得以成功。但是，在经历了 1989 年 6 月的天安门事件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向“依法治国”寻求新的“合法性”的资源，为了促进“党的领导”、“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以及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10)。赵虎吉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看作合法性，其观点包括①统治的杰出人物与社会成员间政治价值的共识；②社会成员的国家权利的形成以及对运营机构的承认③对社会成员统治的有效性的承认，这三点要素(11)。谢
庆奎评价了因武装斗争而获取政权的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幅度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资源，强化、扩大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还指出，共产党如何代表
人民成为“主人公”这一问题是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12)。
与上述研究相对，也存在用“合法性”的概念去分析有关个别制度改革与政治现象的研究。例如，分析了有关四川省乡镇党组织的干部选拔制度的王勇兵认为合法性的概念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学上的合法性，即人们是否会从
心理上认可、服从政治的权威以及秩序。另一种是法律上的合法性，即某种活5动、行为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或制度的规定(13)。沈荣华及钟伟军讨论了“服务型政府”体系，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责任主要是指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的问题。其根源就是，政府及公共权力是由人民授权而成立的，不管是间接还
是直接，这是最根本的宪政原则。”
“当代政府的合法性即是基于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也是基于社会民众对政府的认知的。关于社会民众对政府的认知主要有两个核心内容，即效能与民主。”(14)到此为止已经举了不少例了，关于现在的情况，在中国主要用“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概念来加以分析。本论文的目的是跟谢庆奎和杨宏山一样，在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为了确保其统治合法性需要什么，特别是在
政治体制的核心的正统性原理层面加以分析。分析了 1989 年 6 月天安门事件民主化运动的赵鼎新将“国家合法性”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法律、选举型，即依据国家权力的合理化方式，通过法律约束国家或社会集团，并且依据普通选举选出领导者。另一种则是，国家统治的正统性是建立在巨大的构想上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必须有努力的意识形态类型型，或者是，将以国家经济性
能与国防能力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设想去实现的实际功绩型 (15)。 本文的分析
层面是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下面，将在政治学当中，一边参照至今被建构起
来的“正统性”（“正当性”）的理论框架一边进行考察。

2．政治体制与“正统性原理”
在聚焦当代中国政治中统治的“正统性”及“正当性”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一下作为讨论前提的与政治学中“正统性”“正当性”概念相关的理论框架的建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围绕统治的“正统性”的争论，韦伯(Weber)提出了三个完全正当的统治类型①合法的统治；②传统的统治；③
神授的统治(16)。这三个类型对之后的政治学争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就
政权的民主化、世俗化、大众化的结果这方面而言，正如丸山真男(17)与哈贝马斯(18)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类型无法概括围绕着 “正统性”的现状。而这一观点也渐渐地得到了认可。
6另外，山口定在一直以来的关于“正统性”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正当性”的概念。山口就“正统性”在沿用了李普塞特（Lipset）定义的“正统性（Legitimacy）是指体制中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能产生一种信念，认为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是最合适的政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还
能持续下去”的基础上，再加上 70 年代以后各先进国中传统的“正统性”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治体制或政治机构事实上是以是否满足市民日
常生活以及利益团体对“效用”与“效率”的期待等职能利益的视点来评价的。
也就是说，“正当性”是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即在以往的关于“正统性”
的议论上，再加入了市民对“效用”“效率”的评价的视点。没有“正统性”
的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因为满足了市民对于“效率”“效用”的期待而得以存续，反之则亦然。缺乏“正统性”的政治体制，如果在长期的情况下，就满足对“效用”的期待一事，若能长年保持成功的话，“效用”渐渐地就会产生向“正统性”的转化。相反，如果在满足对“效用”的期待一事上，长年持续失败的话，本来所具备的“正统性”就会被磨灭，甚至会解体。
这是与在这个缠绕着对于“正当性” 的不满在先进国家中，关联着想要重构“自由”与“民主”这一政治体制规范的构成要素，即支撑政治体制的基
本概念“正统性原理”，并且这也体现为 “政党制的重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当代政治中，政治体制层面发生质变，并非是“效用”“效率”，而是在与某种非物质主义价值密切相关，也就是在与“正统性的危机”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发
生的。这个论述，虽然可以认为李普塞特观点上的一个延伸，但是更进一步就
特征而言，可以说，对于以往的“正统性”概念一直未被完全把握的政治现象，提出了加上市民对新政治体制的“效用”或“效率”评价的视点的包容性的“正当性”概念。而且，在指出了“正统性”与“正当性”之间是如何连动，对政
治体制全体的安定性又有何影响这一点上是极富有启发性的。
在这里想关注的是，山口定所说的在政治体制层面发生质变时的必要条件(19)。山口分析了欧美各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体制变容，认为，在想要重组非物质主义价值的“自由”乃至“民主”， 即想要重组政治体制规范的构成要
素的“正统性原理”时，政治体制层面会发生变化。这个规范的构成要素在较多情况下，是明确被规定在这个国家宪法的核心的(20)。比如说中国，现行宪法7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里明确宣布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也就是说，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的“正统性原理”是社会主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国家融合的“政党国家体系”下被具体的制度
化地保障着的(21)。之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意识的的逐渐薄弱，还有
随着经济发展，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课题，就是有关“正当性”的不满越来越积蓄了，政治体制层面里的“正统性原理”的再构成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这大概超出了像经济发展这样的物质主义领域能够解决的范围了吧。这里
的课题是打算考察在当代中国中，“正统性原理” 的再构成究竟是以怎样的形
式体现出来的。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稍微了解一下当代中国与政治体制的“正统性”相关的论述。那么，当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握这个问题的。从中是否
能看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下一节，将通过分析胡锦涛政权以来所提出的各种形
式的政策文书中几个关键词的含义来把握这一特征。

３．胡锦涛政权中的“正统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对统治的“正统性原理”进行重新规划的。在这里打算从上述作为“非物质主义价值”的政治体制的“规范构成要素”的“正统性原理”的重组而导致政治体制的变动这一视点出发，来讨论胡锦涛政权中政治体制的“正统性问题”。胡锦涛政权自开始以来，积极地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新的领导理念。前阶段，在 200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到此为止，站在阶级政党立场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对由阶级政党向“国民政党”转换所做的一次宣言。这次宣言受到了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私营企业家入党人数增多这
一点来看，这样追认现实的做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且，就现阶段而
言，在党章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8

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之后，胡锦涛政权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关键词，大规模地开展了学习运动。就以此为前提的现状认识，温家宝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以下称“温家宝讲话”）列举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矛盾与问题，城乡、地域、收入的差距扩大问题；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滞后问题；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问题间的矛盾激化问题等(22)。另外，在 2006 年 10 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
下称《和谐社会的相关决定》）(23)中也就“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指出主要存在城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民主法
制还不健全；道德失范，领导干部的素质降低、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一系
列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担心社会整体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形变的这种危机意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普遍存在。之后，在这样的情形下，胡锦涛政权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科学发展观”被作为领导理念提出。这虽然是 2003 年
后渐渐被提起的概念，但是 2004 年 2 月省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将温家宝讲话进行了系统性地整理(24)。
其最核心的论点是“五个‘统筹’”（五个安排），即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在保持平衡的基
础上谋求发展。并强调以下三点，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演化，是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重要思想的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观，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方针。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全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强调要以此为指导方针来实现各项政策。之后，“科学发展观”在 2007 年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
略思想”被写入党章。可以说，这个“科学发展观”是当下中国共产党指导理9

念中最根本的部分。下面，在此之上将从个人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党的领导方面这些视点出发，从政策文书，以及新闻、杂志中与此相关联的评论里抽取出一些被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并以此为中心，考察在胡锦涛政权中如何做到指导理念的重组、如何做到把握统治的“正统性”问题的。
1）个人方面
个人方面，其实也就是在该如何理解、如何处理每个人权问题这一点上抽取出了一个常被提到的关键词“以人为本”。这在上述的温家宝讲话中也被认为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具体而言，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
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指导方针，是当前工作中能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利益的指导方针。
就个人方面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八荣八耻”。这是 2006 年 3 月胡锦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的，其后数月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25)。“八荣八耻”是作为“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为了“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而制定的“八荣（八耻）”。具体内容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八项。可以说，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重视个人的安全和稳定，精神和生活的充实。
2）经济方面在胡锦涛政权的经济政策中提取的关键词是“统筹兼顾”。上述在温家宝讲话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实质上就是“统筹兼顾”，这是“协
10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可见，城乡，或者地
域间差距的扩大被视为严重的问题，而且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渐渐成为了当今的焦点。
与此相并列的胡锦涛政权下的“改善民生”也是一重要课题。在上述
的“与和谐社会相关的决定”中，列举了一系列强化社会事业建设的具体
方针。积极实施雇佣政策、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发展文化事业与产业、强化环境保护等。总之，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以对应差距扩大和改善生活环境为经济方面的主要焦点。
3）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关键词是“公平正义”。在“与和谐社会相关的决
定”中，也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
正义的根本保证。”应该建设公平正义的保障制度来确保民众在政治经
济等各方面的利益与权利。具体列举了一下几点①民主权利的保障制度；②法律制度；③司法体制；④公共财政制度；⑤收入分配制度。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坚持“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略）逐渐形成保障社会公平的体系、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可见，为了解决种种问题，当面的课题是以“公平”“正义”为标准，
完善法律制度，实现依法治国。
4）党的领导
政治方面也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温家宝讲话”与“和谐社会的相关决定”中也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问题在胡锦涛政权下的关键词是“执政能力”。在 2004 年 9 月第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的决定》(26)，将强化党的“执政能力”放到了重要课题这一位置上。这里
所说的“执政能力”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
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11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学习型政党”。在 2009 年 9 月在十七届四中全会
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确定了建设“学习型政党”这一课题(27)。其意思是在国内外显著的变动中“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书籍与实践，追求以全党为例带动大众等一切对象去学习。在此之后，习近平还特别在各种情形下
对“学习型政党”进行了强调。
5）和谐社会论像这样，通过从个人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关键词的提出，
对指导理念起到了一定的强调作用。不过就目前而言，胡锦涛政权对将来理想
社会形象的描绘是“和谐社会”。这是在 2005 年左右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会议
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书中随处可见的概念。不过如前所述，在 2006 年 10 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8)

中，这以政策文书的形式被系统地整理了出来。
在开头部分已经说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消解社会矛盾的持续的过程”。在思想体系方面，被认为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在“科学发展观”
方面，被认为是“统帅了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且，新闻、杂志的言论等在介绍中都必须会使用到的关键词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并且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
指出这“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提出了一下六点，①坚持以人为本；②坚持科学的发展；③坚
持改革开放；④坚持民主与法治；⑤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⑥坚
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在最后就“党的领导”方面，提及了“依据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执政能力”之
间的关联。

12

6）对政策的影响
那么，在这里所分析的这些概念，在现实的政策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里，使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分析这些关键词的使用频度。
表 1 《人民日报》本文中各关键词的使用频度

社会主义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和谐｣)
以人为本
八荣八耻
公平正义
民主法治
统筹兼顾
改善民生
执政能力
学习型政党

江沢民期
(1989 年 6 月 ～2002 年 10 月)
40150
5430
0

胡锦涛前半期(2002 年 11 月～
2007 年 9 月)
14836
8308
7309

胡锦涛后半期(2007 年 10 月～
2012 年 9 月)
15755
2671
10423

43

8285

9710

654
0
8
35
423
12
94
3

3713
339
697
375
787
344
2058
58

5367
79
1775
403
1501
5509
1530
386

首先现在的“正统性原理”，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当然使用频度高。关于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前半期的频度高，但是后半期减少了。在胡
锦涛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频度高了。应该注目的是在胡锦涛的后
半期，“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统筹兼顾”“改善民生”的频度增加了。笔者的看法是为了对应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政策重点转换
为个人的充实，生活环境的改善，解决差距扩大，保持平衡的方向。总之，江泽民期追求全面发展和量的扩大。在胡锦涛期社会主义依然是“正统性原理”，
但是其发展方向是重视平衡，怎样发展，就是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前提上，
转换发展模型，考察社会主义的新的做法。

13

４．结语 —2001 年的转折点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作为政治体制“正统性原理”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减少了，还有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从 2001 年的“三个代表”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很多概念，转换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型。社会主义依然是“正统性原理”，但是以前的重点是全面发展，量的扩大，现在的
重点是怎样发展，质的提高。就这样，中国共产党要解决原理和现实的乖离问题。中国共产党修正和补充作为“正统性原理”的社会主义，考察社会主义的
新的做法。
在这里想要注意的是“三个代表”的正式提出是在 200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了“三个代表”，同年 12 月，中国加入 WTO。
即，在经济方面已由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又因加入 WTO 使得这个趋势被完全固定。几乎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将由阶级政党向包括政党的转换纳入视野。之后，胡锦涛政权以各种形式推进了领导理念的重构。那么我们可否说，市场经济已确定巩固，与此同时，
在政治方面，有了废除以往的“社会主义”的“正统性原理”而重构新的“正统性原理”的需要吧。 “三个代表”与加入 WTO 几乎是同时期的，因此，这
里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吧。紧接着，在 2001 年以后，可以说当前当代中国政
治体制“正统性”的确保在进入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究竟创造出了怎样的“正统性原理”，并且在政治体制层面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动，就这一点来看，目前仍然不够明了。在这里，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欧美那样的自由民主主义，也许一种新的“中国式价值”、“中国模式”被创造了出来。也许可以说，这个“正统性原理”重构只是一个开头，就是说还是在过渡期而已。
（杨灵琳译）
注(1) 毛里和子《现代中国政治（新版）》（2004 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45
页。
(2) 国分良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构想》（国分良成编《中国政治与东亚》
2004 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0。
14

(3) 茅原郁生《胡锦涛能否掌握军统帅权—关于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与“正统性”》（《海外事情》2005 年 1 月号，62-82 页）。
(4) 高原明生《中国政治体制与中国共产党》（日本比较政治学会编《比较中的中国政治》2004 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42 页。
(5) 西村成雄《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2004 年，青木书店），283-284 页。
(6) 加茂具树《现代中国政治与人民代表大会 人代的机能改革与“领导˙被领导”关系的变化》（2006 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序章。
(7) 中冈ま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的强化》（《法学政治学论究》第 51号，131-163 页，2001 年）。
(8) 国分良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构想》10 页。
(9) 关于以“三阶段论”为背景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论及其问题点，可以参照
渡边《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政党国家”体制的变容与支配的正统性》（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丛书 第 33 卷，2004 年，大阪外国语大学言语社会学会）序章。
(10) 杨宏山《中国政治改革的成效与展望——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徐湘林
主编《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2004 年、中信出版社、44-55
页）。
(11) 赵虎吉《后发展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化与政治发展逻辑》（谢庆奎等主编《政治改革与政府转型》2009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6-101 页。
(12) 谢庆奎《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2003 年中信出版社）114-115 页。
(13) 俞可平主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2005-2006）》（2007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7-20 页。
(14) 沈荣华、钟伟军《论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谢庆奎等主编《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200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7 页。
(15) 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2007 中文大学出版社）导
论 43-45 页。
(16) 马克斯·韦伯著（世良晃志郎译）《支配的类型》（1970 年，创文社），10
页。
(17) 丸山真男《政治的世界》（《丸山真男集》5，1995 年，岩波书店）153-160
页。
(18) 哈贝马斯著（细谷贞雄译）《晚期资本主义中正统化的诸问题》（1979 年，
岩波现代选书）151-163 页。
(19) 山口定《现代政治学丛书 3 政治体制》（1989 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序章
及终章。
(20) 依据山口定可知政治体制的构成要素的构成有五点①支撑体制的“正统性原理”；②通常，获得政治的展开的发起的“政治精英”；③国民（“政治15

的共同体”）的政治意思的表达与政策的形成相关的制度、机构；④军队、
警察等物理强制力的职务与构造；⑤依据“政治体系”的“社会”的编成化（山口定、上述书 1-16 页）。
(21) 关于“政党国家体系”的概念可参照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冈沢宪芙、川野秀之译）（1992 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22) 温家宝《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人民网”2004 年
2 月 21 日。
(2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 年 10月、人民出版社）。
(24)“人民网”→“资料”→“温家宝”。
(25)《胡锦涛等领导人分别看望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人民网”（http://www.peopledaily.com.cn）2006 年 3 月 5 日。
(26)“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资料中心”→“历次
党代会”→“第 16 次”。
(27)“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中心”→“历次党代会”→“第 17 次”。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 年 10月，人民出版社）。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