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学”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基于史学立场的一个倡言－陶德民（一）关西大学倡导<东亚文化交涉学>的基础和契机<东亚文化交涉学>由关西大学首倡，并非偶然。关西大学早就以江户时代的日中交涉史
研究闻名国际学界，主要是由于 1960 年代大庭脩先生关于江户时代的<唐船持渡书>（唐船即1清船）的研究。关于这些书籍本身的意义已有一些研究，此不赘言。 值得回顾和重视的是，2

大庭先生着力开辟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 当时学界的常识是，江户时代为锁国时代，很少有对外交往（而其实，当时日本与朝鲜和琉球有外交往来，与清国和荷兰有贸易往来）。
而论交往，也只注意与荷兰的交往，即兰学和在长崎的荷兰商馆，而对唐人（即清人）贸易
和同在长崎、近在咫尺的唐人商馆（其旧址直到近年才刚刚得以修复和彰显）则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种错误的常识是由日本近代的两个所谓<政治正确>的历史观所造成的。第一，明治政府将其推翻的德川幕府所统治的时代说成一团漆黑，而锁国也被认为其罪过之一，这
是所谓<萨长史观>（指在明治维新中起了关键作用、以后垄断政府主要职位达半个世纪的萨3摩·长州两藩要人的史观） ；第二，近代日本脱亚入欧，跻身西方文明大国行列，因为中国
的近代落伍而无意中忽视或是有意识忘却近世日本与古代日本一样，也曾受惠于中国文化的事实，这是所谓〈欧化史观〉。大庭先生敢于反潮流，根据长崎留存的竞标买卖记录揭示了
当时大量汉籍由唐船舶来日本的基本事实，并籍此撰写了《江户时代的中国文化受容的研究》
一书，破除了旧的错误常识，终于在 1986 年获得日本学士院奖。此外，松浦章先生的清代海上交通史及贸易史的研究，以及对漂到日本的清代遇难船只和漂到中国的日本遇难船只相关
史料的研究也使关西大学的江户时代日中交涉史研究闻名遐迩。而在这一领域以外，研究中
亚语言文化和日本汉学史的石滨纯太郎教授，研究中日古代中世交通史的藤善真澄教授，研究老庄和道教的福永光司教授，研究中国道教和思想史的坂出祥伸教授，研究近代中国文学
史的增田涉教授,研究满语和老舍的日下恒夫教授，研究日中美术史的山冈泰造教授，研究元
典章和东亚法制史的奥村郁三教授，和研究东亚历史地理学的高桥诚一教授也在日本学界享有盛誉。
1980 年代后期以降，关西大学的东亚研究阵营逐渐增加新的成员，比如研究东西语言文化接触史的内田庆市教授，研究近代语汇交流史的沈国威教授以及研究江户时代唐话和翻译
史的奥村佳代子教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河田悌一教授（近代）和吾妻重二教授(近世)，研
究近世中国文学的井上泰山教授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萩野脩二教授，研究中国西北边疆史

1周振鹤〈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收入王勇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12 月)。
大庭脩《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方書店，1980 年)后记。
3 曾为幕臣的中村敬宇和出身萨摩的重野安繹关于德川幕府对外政策的开明和保守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就是明
证。参见陶德民「明治漢学者の多元主義的文明観―中村敬宇・重野安繹の場合―」、藤田正勝ほか編『東アジアと哲学』(京都: ナカニシヤ出版、2003 年 3 月)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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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藤田高夫教授和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史的森部丰教授，研究道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二阶堂善弘教授和研究伊斯兰教的小田淑子教授，研究亚洲人文地理学的野间晴雄教授，研究东南亚文化人类学的熊野健教授，研究江户美术史的中谷伸生教授，研究日本史的薮田贯教授（近世），大谷渡教授(近代)和原田正俊教授（中世），和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增田周子教授等。
我本人研究近世近代日本汉学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因为 1980 年代前期在复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来关西大学搜集资料，80 年代后期在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经常来此参加研究会，对该校著名的增田涉文库和内藤湖南文库等的丰富收藏印象极为深刻，故在 1996 年从美
国麻省州立学院前来加盟。
以上提到的老一代学者和新一代学者以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为主要基地，以大庭脩
先生的《江户时代的<唐船持渡书>的研究》为首卷，陆续出版了近百种研究丛刊和资料丛刊。
此外，还通过各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推出了为数更多的著作。这样一支团队，在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比较语言、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全球史、跨国史及海洋史等相关领
域的互动之中，并在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 “从亚洲出发”和“以中国为方法”等新视野的刺激下，终于藉着申请并成功获得代表日本人文科学最高水准的研究项目(全球 COE)的机会，在 2007 年开始倡导〈东亚文化交涉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二) 〈东亚文化交涉学〉的主旨和视角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对以往的文化交流研究做了以下反省。第一，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各个别专门领域的文物及制度所进行的事例研究。虽然对语言、思想、民族、宗教、文学、历史等各领域进行个别叙述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对把握文化交涉的全貌所
需要的方法论的开新却未加重视。这也恰恰反映出现代人文研究的某种现状，即把同类事物
用同一方法加以逐个研究，而未能对之进行多学科的交叉性考察，故不能对研究对象作全方位和总体性的把握。第二，以往的文化交流研究局限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框架，例如
日中交流史的研究是在两个国家的框架之中展开，这样，跨越国境的新的研究领域就难以形成。关于东亚，虽然已有超越国家界限的东亚世界、东亚文明和东亚文化圈等概念的存在，却未脱离所谓“文明—未开化”以及“ 中心—周边”的传统模式。因此，本来是双向进行的
文化交流的本质遭到忽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被误解为水往低处流这样的单方向运动，4

因不能把握文化接触和变异的多样性，在研究上难以摆脱单调平板和千篇一律的弊病。

顺便提到，之所以不沿用交流一词，而用交涉一词来称呼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因为交流一词在现代语境里往往指对双方都有补益的接触和互动。可是，事实上交流不一定

4例如，我在 9 月 10 日关西大学召开的有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学者参与的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指出，“今天，我们聚集在关西大学百年纪念会馆里，召开纪念朱子诞辰八百八十周年的研讨会，当然不单单是为了上
探朱子学的源头，「找本家」，「续族谱」，更重要的是为了探讨八百余年来朱子思想在东亚各国的多样性发展及其普世意义。换言之，是为了从朱子思想和后人、特别是近世近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韩国人的实践（包括继承‧发挥和反论‧批判两个方面）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以便找到线索和借鉴，更好地解决今日世界在人文和生态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用意也在于此。
「找本家」的日语表现为「本家探し」，是我在 7 月下旬参加公共哲学研究所召开的石田梅岩心学研究会时听到的一位日本资深学者的批评意见，可谓忠言逆耳。

2给双方都带来补益，也可能造成矛盾冲突、伤害和负面后果。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运动，就是一个证明。而交涉在中文和日文里都有两种主要的意思，第一种是发生关系，其大者也可以包括国际交往。第二种是进行折冲，其大者也包括外交谈判。在现代汉语的语境里，几乎只有第二种用法。而较之现代汉语，现代日语中的「交涉」一词还较多地保留了第一种意思。我们加以采用，就是要表明必须站在中性的立场上对各种各样的文化
接触和互动现象都要进行客观的研究。经由现代日语而激活了汉语中本来含有的第一种意思，这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交涉吧。
为了突破以个别学问领域和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框架，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设定了以下三个主要视角。第一，“通过人与物的媒介追踪文化传播的各种途径”。
这里所说的 “人”即个人或集团，“物”即书籍或商品以及借以运送的船舶等交通手段，以及规定以上人·物互动的国际环境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但是特别强调研究者要注意把研究对象放到“东亚”这个大环境中去作综合分析。第二，“重视文化接触及互动的区域性”。
在研究过程中设置“东北亚”、“亚洲沿海”、“亚洲内陆”和“亚洲域外”等四个区域研究班，研究这些区域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搞清各区域文化的特征及其在东亚这个整体
中的定位问题。第三，“透过他者视角观察文化互动及文化认同”。 亦即自觉地运用“周边接5近法”来把握东亚文化交涉的形态和文化主体性的特征。
（三）文化交涉学也是“人学”

通观以上〈东亚文化交涉学〉的主旨和方法，可以发现其中心点不外乎是“人”。因为
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人，异文化接触或多元文化交涉的行为主体也是人，而承受因接触和交涉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和影响的，无论它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也主要是人。所以，在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人，文化交涉就无从谈起。故曰，文化交涉学可以说主要是关于人
的学问，即“人学”。
如所周知，在中国，“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在1957 年 3 月该系召开的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即〈论“文学是人学”〉)中首先提出的。
出身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酷爱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钱先生认为，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也是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准和区分各种不同
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人物与社会现实
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因为其所论涉及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有悖于所谓阶级分析法，被迫到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四十九天会议”(大致连续)上挨批，上海文艺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每次运动必受整肃，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真正得到了解放。钱先生在以上论文中已经指出，“文学是人学”“这一意见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后来注意到十九世纪法国的人文学大家泰纳（Hippolyte
5 藤田高夫〈写在东亚文化交涉学创建之际〉，《东亚文化交涉学研究》创刊号，2008 年 3 月。

3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明确说过“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of man,”便把“文学是人学”归为泰纳首倡。

6其实，不止是文学，以知人论世为使命的史学也是“人学”，这已经为司马迁以来的悠久的史学传统以及历代读者对人物传记或传记文学的经久不衰的爱好所证明了。关于人物研究的意义，可以举出在日本学界口碑颇佳的《近代中国人名辞典》绪言中的阐释作为参考。
该绪言指出，第一，研究历史人物本身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课题。历史的发展中究竟是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围绕人的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但不管取哪一个立场，恐怕都不会说人在历史上并不重要。而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的动荡
和制度的不健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相比在传统中国社会就要来的更大。第二，人物研究也是精英研究，而精英多是参与近代中国的政策决定过程的人物，这里所谓的政策当然不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其他各种领域。第三，人物研究当然不应停留在传记编写上。从各种传记中归纳出来的人物类型和行动样式，是说明社会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往往按照其所属党派的关系来看待个人，而仔细检阅各种人物的行动时可以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超越党派关系的，作为同时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发现，也许会给人们带来重新7

解释历史的希望和可能性。

对比这个绪言的作者山田辰雄和钱谷融先生以及泰纳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是重视人的活动和历史作用，特别是精英的活动和历史作用。同时，他们也强调求真，即揭示
人和社会以及人们之间的真实联系，而不被其所属的“阶级”、“党派”一类标签所迷惑，避免陷入认识上的误区。对于试图展开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涉学研究的我们来说，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借鉴。比如，把这里所说的“阶级”、“党派”置换为“国家”,便可以提示一个新的视角，即不因为对象人物所属的国家和地区而抱有成见或偏见，以至发生认识上的误判。换
言之，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古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等一类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四）“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以黑船事件和培理将军为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句出自《孟子》，意为人都会对别人的不幸表示同情。现以
有关黑船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为例，证明当时被描绘为凶神恶煞的培理将军也是有爱人之心的仁者。
学界一般将鸦片战争和黑船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英美兵临城下，迫使中日打开国门。然而，两者其实是有不少差异的。鸦片战争为维护贩毒利权，可以说是不义之战，而黑船事件
则是人道外交，有其正义性。况且当时的美国总统在派遣培理将军远征日本时，明确指示不要动武，止于耀武扬威可也。这是我近年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是因为，处于以石油为
能源之前夜的美国，在家庭照明和工业生产上广泛依赖鲸油。而在太平洋上的捕鲸业 1840 年
6李世涛〈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先生访谈录〉(2005 年 3 月 9 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中国文学网”。
7山田辰雄主编《近代中国人名辞典》(霞山会，1995 年)。该辞典历时十二年，由包括很多知名学者的撰写人共同合作执笔而成。

4

代中期达到鼎盛阶段，单是在日本近海作业的捕鲸船每年不下三百艘，而到 1853，1854 年两
次黑船来访时，更达到五百艘前后。这些船只不仅需要从日本补给煤炭和淡水，而且希望在发生海难事故时在日本海岸得到救援。而由于海流的关系，在北太平洋遇难的捕鲸船往往漂流至当时称为「虾夷地」的北海道及其相邻的千岛列岛南部一带。北海道当时还未经开发，与日本本土的联络极不方便。幕府则坚持长崎一口通商的外交体制，漂流到北海道和千岛的
美国遇难捕鲸船员，必须经过长途跋涉被移送到最南边的长崎，等候定期来此的荷兰商船带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的印度尼西亚首都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才能由美国方面接回。
途中遭到监视不说，饮食起居极不方便，加上言语不同和为期漫长（多半要一年左右），很少
人能够经受得住这番煎熬，有时还发生死亡事故。所以，1854 年 3 月上旬双方在横滨初次会
谈时，培理将军首先历数了日本幕府的罪状: 对其他国家的遇难船只不加营救，相反拘禁其漂流民，而且连自己国家的漂流民回国也不接受，与以维护人命为重的美国政府相比，简直
8

是「不仁之至」。

培理将军的人道主义，尤其表现在他对偷渡失败的吉田松阴的同情和保护之上。吉田在偷渡之前的“投夷书”中曾经警告培理将军一行说，“惟吾国海禁未除，以事若或传播，则生等不徒见追捕召回，刎斩立到无疑也。事或至此，则伤贵大臣各将官仁厚爱物之意亦大矣。”
9这无疑是给培理出了一个难题，使之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还是日本偷渡者的「人权」

优先的问题上大伤脑筋。由于《日美亲善条约》刚刚签订，有关细则和具体办法还有待于交涉，若因违反日本海禁制度而收留日本偷渡者，造成与幕府的矛盾，对培理来说会是很大的麻烦，甚至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当吉田在 1854 年 4 月 25 日趁夜深人静时真的爬上停
10泊在下田湾的培理的旗舰时，尽管与卫三畏作了为时 45 分钟的周旋，培理仍然未予收留。 而当他知道吉田被关在一个极为狭窄的木槛里，并在一块木板上写了“第二次投夷书”，哀叹“英雄失意，比迹盗贼。面缚就捕，幽囚累日”, 而且被真有可能被斩首时，最后终于动了怜悯
心，向日方交涉，希望不要处以极刑，即吉田在「投夷书」中和旗舰上再三提到的斩首。“在11得到日方关于不会导致严重后果的保证以后，才感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我有些奇怪，培理为吉田向日方交涉的重要事实，早就写入了培理本人主持编纂的《培理舰队日本远征记》
这一海军部向美国国会的正式报告，而该书还有过几个日文译本，一个半世纪以来竟没有人
注意到和研究过。这表明了，如果对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没有热切的关怀和敏锐的视角，很多价值连城的史料是会视而不见，眼睁睁地在我们的面前溜走的。岂不可惜!

8陶德民「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對日人權外交的啟示－寫在美日建交 150 周年之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紀』第８２期、2004 年４月。
9
陶德民「下田密航前後における松陰の西洋認識－米国に残る「投夷書」をめぐって－」、藤原書店『環』
第 13 号、2003 年 5 月。
10
陶德民「ペリーの旗艦に登った松陰の「時間」に迫る―ポウハタン号の航海日誌に見た下田密航関連記事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２号，2009 年 3 月。
11
陶德民「下田獄における第二の「投夷書」について－松陰の覚悟に対するペリー側の共感－」、藤原書店『環』第 14 号、2003 年７月。“The Stowaway’s Dilemma: Yoshida Shoin’s Encounter with CommodorePerry,”in Martin Collcutt, Kato Mikio, and Ronald Toby, eds., Japan and Its Worlds: Marius B. Janse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Tokyo: I-House Press, 2007.

5

(五)国际关系人物研究其乐无穷12

近年来，除了对培理，卫三畏和林肯与东亚的关系以及罗森做过研究以外 ，我的主要精
力放在了中日关系人物研究方面，并注意将此研究放在日美和中美关系的多维视野中来加以深化和细化。《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 年）论述的是三个与近代怀德
堂有关的汉学家，即重野安绎、西村天囚、内藤湖南，尤其关注他们的 “外交策论”，如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清连衡论”、戊戌维新前夜的“日清同盟论”、义和团事件前后的“支那保全论”、日俄战争前后的“满洲经营论”、辛亥革命之后的“支那管理论”等等。通过系统的探讨，勾勒出了明治时期的汉学家从“邻人”到“监护人”的对华身份意识的历史变迁，特别举出他们中国这一“文明母国”所采取的“反哺”（如西村曾对刘坤一言，日本将明治西学介绍给中国，“犹人子尝药而劝之与亲”）或者“反噬”(内藤亦曾以此语批评过留日归国后参13

与排日的中国人)的姿态，来再现活跃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汉学家的多样化亚洲观。

2008 年出版了与藤田高夫教授共同编撰的《近代日中关系人物史研究的新基点》(雄松堂出版)一书。作为 2006 年举行的同名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成，该书聚焦于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批代表性人物（如岸田吟香、王韬、王国维，桑木严翼，黄遵宪、梁启超、张謇、白岩龙平、涩泽荣一、寺尾亨，副岛义一，内藤湖南，森恪等），按照“近代日中交流的新环境”、“明治前期的文化交流”、“清末的知识分子与明治日本”、“大正时期的日本财界与
中国”、“近代国际秩序的变动与日中政治关系的展开”等专题加以分节考察。在此基础上，
还与中村义，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町泉寿郎和川边雄大等一起编撰了《近代日中关系史人名辞典》（东京堂出版，2010 年）。该辞典收录了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期间的 1200 名日本人物，其中不少是初次入选词典的各界人物，而条目也着重记述其与中国关系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
第三本书，是与二阶堂善弘教授共同编撰的题为《东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讲演录。
2009 年起，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关西大学文学研究科在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的资助下，连续三年开设以“日中关系与东亚”为主题、以学生或者市民为对象的系列讲座。
本书为第一年系列讲座的结晶。正如该书的标题所示，它既提到了近代日本的起步和已成为“过去”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也论述了新中国的变迁、“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的“现在”，还
涉及到了探索日本·中国·韩国的文化纽带的“未来”，囊括了中日关系及东亚研究领域的一批领军人物（如入江昭、加藤祐三、山室信一、北冈伸一、五百旗头真、河田悌一、涩泽雅12 陶德民“Negotiating Language in the Opening of Japan: Luo Sen’s Journal of Perry’s 1854
Expedition”Japan Review (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No. 17，2005.「従衛三畏档案看一八五八年中美之間的基督教弛禁交渉」、『或問』第 9 号，2005 年 5 月。“The Charitable Man from Afar: A
Reappraisal of S. W. Williams’ (1812-1884) Involvemen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East Asia,”
forthcoming in Trans-Pacific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Centur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Reception with Conditions: Lincoln’s Journey inEast Asia,” forthcoming in Glaobal Lincol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pring 2011.
13陶德民「近代における「漢文直読」論の由緒と行方―重野・青木・倉石をめぐる思想状況」，中村春作ほ
か編『「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勉成出版社，2008 年 10 月；「内藤湖南と東方文化聯盟─
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3，2008 年 12 月；「なぜ戦勝国が敗戦国を助けようとしたのか―西村天囚の事例を介した複眼的思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４号，2009年 3 月。
『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内藤文庫所蔵品集』(関西大学出版部, 2009 年 3 月）。

6英、朱建荣、王柯、金泰昌、福山等）以及两位编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作为运用文化交涉学的方法进行探索的史学家，我感到，研究国际关系人物，揭示其真
善美或是假丑恶的一面，鉴往知来，真是其乐无穷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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