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k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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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蒙古后套地区的土地开发

No.2011-4

岛田 美和 （张雯 译）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讨论文件 No.201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蒙古后套地区的土地开发 *2011 年 3 月 30 日

岛田 美和 †（张雯 译 ‡）*本论文是根据 2010 年 8 月在中国江西省赣南师范大学召开的「近代中国革命、社会转型与国际视野：第四届现代
中国与东亚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的论文改编。
†
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专任讲师（shimako@sfc.keio.ac.jp）‡
京都大学博士生（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历史文化学专攻东洋史学专修）前 言
位于内蒙古西部黄河流域河套地区北部的后套地区，是晚清时期在民间汉商（地商）主导下通
过发展水利事业成功运作大规模商业性农业开发的地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套地区在国民党
政府和阎锡山等晋绥系地方军政当局的推动下由民间组织发起了移民开垦与乡村建设。同时，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经济团体和舆论界、学术界等纷纷提倡“西北开发”（以下无引号）并引起全国
性的瞩目。究竟是何原因使内蒙古后套地区成为 1930 年代前半期全中国的瞩目之星呢？
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开垦政策和水利事业的意义。其中，多通过水利开发带来的地商经济发达的事实，考察后套由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变过程，进而论述中国农业的近代化转型的特质［铁山 1999：陶 2004］。此外，结合目前由中国政府
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来讨论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开发西北问题，并由此寻找出历史的内在连续性的研究也很显著。这些研究，主要以现代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陕西省作为考察对象，并将开发西
北置于“国家与开发”的历史框架中探讨国民政府对区域社会及非汉人地区推行权力渗透的意图和效果［吉泽 2005：张 1992］。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不是着眼于国家与地方政府，而是通过分析开发
西北的民间组织及学术界的动向，来综合讨论中国社会中西北开发意义［片冈 2006：赵 2004］。如果着眼于这一点，就必须考虑 1930 年代中国社会对移民的反应及其特征。比如，孙语圣以 1931 年
的水灾为例就灾害救济的社会化原因提示了民间慈善团体的传统性、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新生社会势力的增长、大众媒体的协助等互动关系的说明［孙 2008］。即 1930 年代移民的特质，不是清末民初所常见的输送移民和接受移民这两种单纯的迁移关系，而是必须考虑随着大众媒体和经济的发
展，在移民输送和移民接受的地区以外，特别是媒体发达的城市地区，移民与舆论界、学术界的接触与互动。
综合以上的研究动向，本报告首先将厘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开发西北中蒙古地区的定位，同时通过考察汉人对后套的开垦过程的参与与作用，来分析开发西北思想和内蒙古地域社会变迁的
内在联系。并且着眼于对后套地区开发十分关注的《禹贡》杂志及其代表顾颉刚关于后套地区的言
论，在明晰开发西北中学术与乡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同时，发掘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开发西北的特色。

1

Ⅰ．后套与西北开发“天下黄河百害独富一套”。所谓一套，是指位于内蒙古西部地区，面向黄河的河套地区，即鄂尔多斯地区。这句俗语，反映了河套地区利用黄河水进行渠道灌溉的高水平农业生产力。后套位于河套北端，是指黄河主河道南迁后的黄河以北的地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北临阴山山脉，南靠
黄河，西处阿拉善旗东侧，东倚乌拉山，面积约为一万平方公里。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范围，包括
内蒙古西部汉人居住地绥远省五原县、临河县、安北县等三县，蒙古人居住地的伊克昭盟达拉特旗
和杭锦旗的一部分，还有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西后旗的西南地区。
在清朝统治时期，由于实施了外藩蒙古的盟旗制度，后套地区在清朝的盟旗制度下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后套地区对于汉人来说，就成为没有国家行政权力直接管理支配的地区，是自由的经济活动空间，旅蒙商人大为活跃。旅蒙商人带来的蒙古贸易发展，推动了追求高利润的谷物现地生产的
需求，所以在晚清时旅蒙商人转变为地商。后套的地商，通过引水渠道（民间组织的民办水利）的
建设和荒地的开垦改良土壤，并主动地展开实业来获取实质性的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可以看到后套
地区地商经济的发展［铁山 1999:84－87］。到了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内设置了绥远、热河、察哈尔等三个特别区，后套地区被划至绥远特别区。由于是蒙古人的传统居住区域，1912 年制定了《蒙古待遇条例》。而 1914 年，又制定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禁止蒙古人
和汉人之间的土地自由买卖，而且规定蒙旗土地的支配权为政府所有。1915 年，绥远设立垦务总局，
以伊布昭盟为中心逐渐推进开垦地的整理作业。这样，后套地区不仅是晚清地商开垦事业发达的地区，也是北京政府时期推进官方土地整理事业的地区［金海・白拉都格其等 2002］。
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中国社会上对于西北开发的关注升温。只是这里所说的西北，包含
了其倡导人物或团体等多种含义。例如，地理学者王金绂，在 1932 年出版的《西北地理》中，介绍了关于西北的范围和概念的各种界定，对内蒙古西部特别是绥远省进行了以下说明。“绥远居陕
西之北，今人之谈西北者，旧有远近之别，远西北系曰新疆，近西北就指绥远而言,陕西绥远又为经营西北之基础”。而且对西北的范围定义为“本书范围是包括，陕西绥远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六省区域”［王 1932:1-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其中可见绥远这一名称，但并没有见到内蒙古西部的另一个省察哈尔省。这里可以理解为绥远在当时的西北地理中，位于西北概念的最东端。

2那么，国民党政权是怎样叙述当时的西北或西北开发的范围的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
民党政权内部曾几度提及中国西北部的开发，而最早提出且最具系统性的，当属 1931 年 5 月国民会议中关于西北开发的提案。“欲谋全国平均发展，宣泄内地过剩人口，巩固边防，潜弭内乱，要无不以经营西北根本之图，……提前完成汽车路，以为入手之第一者。其目的在先移植内地过剩人
口，繁孳于西北荒漠之地，协助西北人民，开辟西北利源，共同改善其生活，以增进其物质享用之幸福，并以谋全民经济之平均发展”［刘 1931: 1-2］。在这里，西北开发的目的是将内地过剩人口
西迁，防止内乱，因此首先必须整备交通，而且还提出通过移民开垦加快对西北资源的开发，改善
人民生活等建议。其次，西北的范围是“一以新疆全省包括天山南北路及新附之塔城阿尔泰两道，为本案经营之最终一段，二 以甘肃西北部（兰州以西）及宁夏青海为本案经营之中间部分, 三以甘肃东南部及陕西省为本案经营之基础，约言之本案所谓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蒙古5 省”［刘 1931: 1-2］。由此可见，西北的范围里不包括绥远省。国民政府对西北开发，启动的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宋子文和陕西省的邵力子筹划的甘肃・宁夏・陕西・绥远等西北建设案，其中有
水利、 牧畜、交通、卫生、农村建设等相应规划。其后，宋子文亲自考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推动了计划的实施。但是在这里，除了民生渠这一水利事业，绥远省也没有成为西北开发的对象［吉泽 2005：46-60］。其原因可以推测是被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关系所影响。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方案实施之际，地方政府的配合是不可或缺的，在绥远省，没有晋绥系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协助是无法进行的。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左右着当时中央政府主导的西北开发方案的实施。
在国民党政权之外，还出现了提倡西北开发的政策建议民间团体。其中代表性的团体要数以边
疆研究为主旨的新亚细亚学会。其名誉董事长戴季陶，于 1929 年 12 月对进行西北开发的西北范围
作了以下说明，“各位要到西北地方从事工作，这西北就是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新疆和蒙古等处”，
且“总理计划的西北铁路统系，将来必希望渐次实施。现在我以为西北所有政治教育农工商医种种事业，都应该及时推经，造成平衡的发展”。提及孙文《建国方略》中的铁道建设，倡导西北地区
政治、教育、农业、工业、商业、医疗方面的发展［戴 1929：37-38］。将戴季陶的西北开发案更加
具体化的是在《新亚细亚》杂志和在《开发西北》上率先提倡西北开发的马鹤天。他更加详细地叙
述了西北的范围，称“西北包括蒙古新疆青海及甘肃宁夏绥远诸部，面积约一百七十余万英方里，
3人口仅千万人左右［马 1929：41-43，50-51］”。 关于西北开发的顺序和方法，他主张“开发西北之步骤与方法 甲 交通 西北各地的产业未与文化落后，原因固多，但交通梗赛，是一重大原因。
故开发西北，第一 须便利交通，否则一切无从者手。乙垦殖 垦殖为开发西北之最要事项，夫人而知。交通便利后，则可开始进行，移民移兵，从事农耕，兼及林牧。惟事前后，须有种种计划与准备，如垦区之分配，移植之进行，以及经费等等…”。依此，马鹤天首先从交通（铁道、道路、
航路）入手，其次是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党务教育），最后提出工业和矿业。关于绥远，“此区交通较便，其惟一垦区为河套之地。河套包括五原，临河大余太三县，五原为其中心”，将五原县即后套地区置于绥远开发的中心。新亚细亚学会(上海)、开发西北协会（南京）、西北问题研究会（上海），这些提倡西北开发的民间团体，后来联合主办西北文物展览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动的西北开发作出了贡献。以上列举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理学者、国民党政权、民间组织关于西北的范围及其内容，很难说他们都是一致的。

Ⅱ．后套地区的开垦1）地方政府主持的开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实力人物，是盘踞山西的晋绥系地方军政当局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阎锡山编制了晋绥军屯田兵，并开始开发以包头为中心的西部地区。1931 年，
阎锡山提倡西北开发和重视生产，制定了“兵垦” 、“民垦” 、“蒙垦”以及新农村建设计划。
1932 年，王靖国、傅作义、晋军第 72 师师长李生达、绥远垦务总局总办石华严等人，在包头成立绥远省垦殖联合办事处，处长由石华严担任。同年 7 月，太原绥靖公署制定《绥区屯垦计划纲要》，
决定组织并输送屯田兵前往绥远西部。8 月，在包头成立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阎锡山任督办，傅作义、王靖国等任会办，石华严任主办。由王靖国作为代理督办常驻包头，替阎锡山总揽大权［绥区屯垦办事处编 1933：1］。由此可知，傅作义在绥远西部的开发政策上，不得不将主控权交给晋系
地方军政当局。屯田兵主要由晋军的失业军人所组成。太原绥靖公署公布失业军官垦殖优待办法，
其目的在于救济失业军官和启动西北开发［绥区屯垦办事处编 1933：22］。由晋绥军率领的屯垦部队，于 1933 年在后套各地建设新村（参照【表 1】）。
屯垦部队建设的新村，分为四个区域，后套地区有第一区（占元乡、敬生乡）、第二区（折桂乡、
4乐善乡、子厚乡、负暄乡）、第三区（良枕乡、可言乡、通三乡、寿轩乡、贵生乡、广盛乡），第四区是包头县河西东大社屯垦地（第 407 团第 2 营）。这些新村不仅作为将来的住居地，还计划建设
村公所、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绥区屯垦办事处编 1934：198-201］。晋绥系地方军政当局的屯垦，
主要以后套地区为中心开展起来。
办事处为了开垦新村首先要获取土地，其方式主要有三个。1 遵照垦务局章程取得，2 包租蒙古
人的土地，3 政府规划给土地［绥区屯垦办事处编 1934：215］。因后套渠附近的开垦地原是王同春及其子王乐愚自蒙古王公处借来的土地，所以就把土地借用权移到办事处，成为向蒙古王公纳租
的形式。如果是蒙古王公永租地，则向垦务局归还，办事处取得土地所有权。关于其他的未开垦地，则视为无主地，办事处掌有土地所有权。这样，晋绥系地方军政当局在后套的土地所有形态的特点，
可以以晚清民初地商王同春及其子王乐愚获得蒙古人包租地和蒙旗永租地为例。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土地所有权由汉人或蒙古王公等既有的土地所有者转移至办事处，即地方政府，由此预见绥【表 1】1933 年晋绥军率领的屯垦部队在后套各地建设新村
地区 乡名 开垦部队Ⅰ 占元乡（419 团第３营屯垦）
Ⅰ 敬生乡（419 団第３营屯
垦）
觉民乡
白头王又吉

开垦地
通兴堂

総面積
1000 顷

可耕地面积
100 顷

沙灌庙
召地
南牛犋
同左

500 余顷

200 顷

计 850 余顷309 顷 67 亩 8 分
180 顷

Ⅱ 折桂乡（第 2 营屯垦）Ⅱ 乐善乡（第 3 营第 9 连屯垦）Ⅱ 子厚乡（第 10 连屯垦）Ⅱ 负喧乡（409 团第 1 营屯垦）Ⅲ 良忱乡（410 团第 1 营屯垦）
Ⅲ 可言乡（第 12 连屯垦）Ⅲ 通三乡（第 3 营第 9 连屯垦）Ⅲ 寿轩乡（第 8 连屯垦）Ⅲ 贵生乡（第 6 连屯垦）Ⅲ 广盛乡（第 3 营第 5，7
两连屯垦）

增盛茂
刘福全

500 余顷
计 350 余顷

231 顷 33 亩 1 分
193 顷 54 亩 7 分

新公中

300 顷

五分子

500 余顷

313 顷 20 亩 3 分 7厘400 顷

达拉特旗（包
租）
办事处

崇发公
公产地

90 余顷
100 顷

63 顷 42 亩 4 分 1 厘
108 顷 83 亩 3 分

办事注
办事处

苏太庙

100 顷
100 顷
300 余顷

217 顷 42 亩 8 分 7厘201 清 53 亩 1 分 6
厘

办事处
办事处
办事处

八代

所有权
前所有者
办事处
王氏
杭锦旗（包租） 杭锦旗（包租）办事处 达拉王氏
特旗（包租）
达拉特旗（包租）
办事处王氏包租
达拉特旗（永租
地）
办事处
王氏包租
办事处
达拉特旗（永租地）
王氏 达拉特旗（包租）
达拉特旗（永租地）
无主地，未开垦地
无主地，未开垦地
苏龙贵庙
无主地
未开垦地

办事处是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的略称。出自 绥区屯垦办事处编(1933): 215-240,绥区屯垦办事处编(1934):198-201。

远省行政区域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地方政府对后套地区的移民政策，通过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晋军裁缩小而产生的失业军人问题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边防问题，以及针对傅作义的阎锡山势力的扩大等，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意图在当时西北开发言论下付诸实施的具体层面。
52）民间事业中的移民开垦
当时，推进内蒙古移民开垦的，不仅是如晋绥系地方军政当局这样的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开展的内蒙古移民开垦也开始进行。其中之一是 1934 年，以出身于中国东北的朱霁青等人为中心成立
的西北移垦委员会。他们以北平为中心，聚集组织东北难民，进行向西北即内蒙古的移民开垦。参加这一开垦的，不是以地方政府组织的屯田兵为主，而是因东北满洲国的成立而逃往北平的士兵及其家属［李 1936：87-104］。另外，还有以段绳武为中心成立的河北移民协会组织的移民开垦。河北移民协会，于 1934 年 1 月在保定成立本部，其最高权力机关为董事会，负责收集经费和监督指导，由干事会根据董事会的指示来开展实际工作 1。因此在干事长段绳武的领导下进行了实质性的移民策划工作［《河北移民报告书》1937：29］。为何要从河北向内蒙古西部移民呢？1933 年黄河泛滥，河北省政府和民间慈善团体制定临时措施，救济河北省长垣、濮阳、东明三县和河南省滑县的难民。然而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谷九风、齐晓山、刘润琴提议将难民向西北移民。同年 11
月 1 日，难民 100 户，计 312 人到达包头，成立了河北新村［《河北移民报告书》1937：1-2］。1936
年 6 月，难民 100 户向五原县移民，成立了明轩新村。由包头变为五原的理由是，包头的土地碱性过大难以收获［《河北移民报告书》1937：7－8］。包头县河北新村与五原县明轩新村的总移民数有1100 余人，两个新村都由移民协会直接管理［《河北移民报告书》1937：1-2］。下面，来看一下五
原县移民的详细过程。1936 年，作为第三次移民，河北省长垣、濮阳等黄河水灾地的男女幼童 331
人被集合在一起。5 月 19 日他们从保定出发，6 月 17 日到达五原，三天后即 20 日成立明轩新村。
明轩新村根据河北移民新村组织规章，以村民大会为权力机关。村长为陈世五干事，副村长为张嗣
贤，闾长 4 人，以 20 邻为一编制，村长由移民自由推选。移民协会给与每户 100 亩田地。
开垦地位于负喧乡的东南，原为王同春之子王乐愚的土地，有 600 余顷，因此可以断定开垦地是从王同春、王乐愚父子处买入的。王乐愚还是河北移民协会的董事长。除此之外，兴学校教育，儿童共计 63 名，于 6 月 20 日成立武训小学（无校舍），由王干事和张副村长充当教师。高年级的
学生以劳作为主，低年级学生以识字和游戏为主。8 月 3 日，校舍建成［《河北移民报告书》1937：
19-24 ］。河北新村的特征，第一是由非盈利以社会救济为目的的民间组织来建成的。第二是对学校
1

董事长：谷九峰，副董事长：齐晓山，张清廉。董事 ：刘润琴 ，邓仲之，步梦周，邢赞庭，段子筠，王剑志，
尚节之，杨德敷，安寿轩，张和春，王乐愚，郑采庭，米迪刚，贾佩卿，王森然，刘照澜，车云生，李惠方。干事
长：段承泽。干事：陈世五，冯守扑，张嗣贤，王健初，李德祥，张桐茂，陈德润，高德川。

6

教育的重视。在后套地区移民开垦的历史中，有山西等地前来后套的经济移民，或者地商进行的大规模农业经营式开垦，以及地方政府以扩大势力或边防为目的的屯垦。与这些移民相比，河北新村
在社会救济活动这一性质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Ⅲ．学术界对后套地区的关心与参与
对后套地区河北新村这样由民间组织的移民开垦事业表示出极大关心的，是北京和天津的学术
界。随着满洲国成立以及其后日本军队向内蒙古西部的靠近布防，北京学术界的抗日氛围高涨。1934
年 2 月，顾颉刚主编，北平知识分子参与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杂志《禹贡》发行。禹贡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北京知识分子试图用历史学或地理学手法保全中国东北这一背景和目的下诞生的。
顾颉刚于 1934 年春考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察哈尔省和绥远省，会见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的德王等人，同时也接触了傅作义等绥远省政府要人［岛田 2008： 157-174］。当时，顾颉刚频繁听到王同春与河套开垦之事，对其产生了兴趣。1935 年 2 月，顾颉刚发表《王同春开发河套记》，进行了以下赞扬。“王同春是一个民族的伟人，贫民靠了他养活了多少万，国家靠了他设立了三个县。然而他的事业是及身而失败了，他的名誉除了绥远一带之外是凐灭了。如果我们再不替他表章，岂不是证明中国太没有人了! ”顾颉刚赞扬了王同春的贫民救济和设县举动，称其为中华民族的伟人［顾1935：2-10］。就这样，汉人知识分子对内蒙古，即西北开发范畴内的绥远后套地区的开发，因历
史学者顾颉刚对王同春的传记而再次受到瞩目。
值得特书的是，禹贡学会以外的学术团体，也对作为西北建设乡村建设实验的后套水利事业和
河北新村表示关注，对其进行了视察（参照【表 2】）。1935 年到 1936 年之间，南开大学、北京大
学、燕京大学等华北区域的大学教授们组织西北考察团视察后套，其中包括对包头河北新村或五原
河北新村的视察，以及与段绳武的会谈。这个教授考察团的阵容中，有农学、地理学、化学、地质学、历史学等文理各个领域的专家，对五原的移民开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顾名思义，西北考察团这个名字本身说明包头后套地区是西北开发的一个重要地点。这些学术调查团中，对后套表示了极大关注的，是登载王同春传记的顾颉刚。他于 1936 年 9 月召开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
与谭其骧一起对包括绥远事件在内的绥东问题，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汉人移民开垦进行了讨论［《顾颉刚日记》2007：529-534］ 。9 月 19 日，段绳武访问北平，对通俗读物编刊社说明了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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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势和移民情况，赞同编刊社的做法，表达了互相合作编纂适合西北大众的通俗读物的愿望。编
刊社一方也认为有去西北一看的必要，于是便由顾颉刚介绍了三名学生，与他们结成了西北考察团。
其目的有以下五点，第一，作为在野学者代表顾颉刚的代理，与傅作义会面，对傅作义为国努力誓守绥远表示慰劳和鼓励。第二，调查西北的社会文化与通俗教育，为编辑适合西北大众的通俗读物做准备。第三，扩大通俗文化运动，宣传编刊社宗旨，谋求西北教育当局的配合。第四，与段绳武
会面，商讨通俗读物编刊的具体合作计划。第五，参观段氏组织的河北新村明轩村，加深关于西北移民开垦的认识［王 1936 年：197］。当然，1936 年 10 月绥远事件爆发前，在蒙古西部地区的紧张气氛中，通俗读物社必须为适应时局进行援绥活动，其中一环即为代表顾颉刚激励绥远省政府。
【表 2】访问绥远省包头后套地区的学术调查团
考察团名
南开大学
西北考察团

北京大学
西北考察团

北京大学
夏季西北边疆考察团
后套水利考察团（禹贡学会,
燕京大学）

通俗读物编刊社,
燕京大学学生调查团团员李适生（庆麟）：美国伊利诺斯州农业经济博士、南开大学农业
经济学教授， 林同济：政治学教授， 鲍觉民：教员，南开大学学生等合计 16 人
【化学系、地质系】
徐集乐,徐集霖,钟咏汉,陈国
达,陈茂椿,叶显相行程
1935 年4 月 17－18 日

目的活动等
在五原考察农村经济，访问屯垦处驻原办公处，农业试验场、包头河北新村，与段绳武交谈移民近况1935 年
7月8日
－11 日

张佐华

1935 年7 月 25－26 日
1936 年
7月6日－26 日

目的：考察西北方面的生产，工业和边疆的文
化政治教育经济等，将其介绍给国人，唤起全国同胞对西北的注意。
8 日：参观 70 师部、屯垦办事处、县政府、中央政治学校、永茂毯厂、毛织物工业。
11 日：访问包头河北新村参观河北包头新村，由段绳武任向导。

等8人

张维华（队长）,张玮瑛（会计）,
侯仁之（交际）,陆钦墀,蒙思明（庶务）李荣芳（燕京大学）
途中,张印堂与其率领的清华
大学地学系学生 4 人会合
王日蔚（通俗读物编刊社）、李宗赢（历史系）,朱焘谱（社会系）、朱祥麟（新闻系）、另有通
俗读物编刊社社员 2 名

1936 年
10 月 2－12 日

与傅作义等绥远省各界任务会面。访问绥远毛
织厂・绥境蒙政会、包头河北新村、和硕公中
新村、王乐愚先生住居、绥西屯垦督办办事处附设农业试验场。在绥西屯垦督办办事处了解
百川堡。参观沙河渠、新皂渠、负喧乡公、王同春祠、四大股庙（祭祀最早出资开渠的四家族的庙。与段绳武会面。
目的：绥远省府、绥境蒙政会、包头河北新村、
与段绳武会面。
访问五原河北新村。

①《包头日报》1935 年 4 月 18 日 ②《包头日报》1935 年 7 月 9 日、11 日 ③《包头日报》1935 年 7月 26 日 ④《禹贡》第 6 卷第 5 期、1936 年，p.190。 ⑤《包头日报》1936 年 10 月 7 日。

然而，关于其他的目的，如通过包头后套一带的实地调查来编辑适合当地的读物，并将现地工作委托于段氏，以及将段氏的乡村建设作为西北开发的模型来参观等事，皆超出了援绥活动的范畴，可以视为北京与内蒙古，或者与西北地区的合作计划。考察团一行参观新村后（参照【表 2】⑤），
于 1937 年 4 月 7 日在包头河北新村设立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分社，段绳武就任社长［《包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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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年 4 月 8 日］。其成立目的是在西北各地直接推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第一，可以直接地
推动本社在西北各地的工作，第二，因为绥远乃国防前线，而唤起民众、保障抗敌工作是最后胜利
的先决条件，所以科学知识的灌输、爱国思想的激发等民众教育是十分迫切的需要。第三，编刊社历来的工作对象，是落后的乡村民众，而在内地大城市里所编者的读物，未免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相
差太远，绥远虽然是省城，但较北平更接近乡村民众，且对于边疆情形亦可得到深切的了解［《包头日报》1937：7 月 27 日］。就这样，在段绳武的努力下，通俗读物编刊社支部在绥远成立一事，不仅仅是顾颉刚等北平学术界在绥远的抗日宣传据点的成立，也是他们对西北边疆工作的第一步。
1937 年 4 月 25 日，段绳武和顾颉刚为了西北及边疆工作的实施，成立了西北移垦促进会。发
起人有段绳武、顾颉刚、梅胎宝、李安宅、马松亭、李锡九、刘定武、杨钟健、刘慎谔等 30 余人（参照【表 3】）。其特征第一点为，梅胎宝、李安宅、杨钟健、刘慎谔等北平的大学中的地质学者、农
【表３】西北移垦促进会主要成员履历
梅胎宝：（1900‐）天津人。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并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31 年任燕京大学教授，35 年任山东省济南齐鲁大学校长，41 年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49 年任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等。
马松亭：（1895‐1992）回族，1931 年与顾颉刚一起创立中国第一所经书图书馆福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在北平参见抗日运动，48 年任台北清真寺教长，51 年任北京西单清真寺教长，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等。
李锡九：（1872‐1952）河北安北人，曾参加中国同盟会，留学日本。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 年阎锡山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时，曾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民主活动，40
年任河北省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华县人，1918 年入北京大学理科地质学系，20 年参加旅京陕西学生联
合会。22 年加入陕西实业社中国地质学社与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23 年取得北大理学学士学位后留学德
国，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古脊椎动物学。27 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28 年归国。先后就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
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中国地质学会技师长。在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协助参与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翌年为该所主任。29 年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同年 12 月 2 日，发现北京原人头盖骨。35 年，
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36 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43 年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47 年
任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49 年任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刘慎谔：（1897‐1975）字士林，山东牟平人。1920 年留学法国，入兰斯大学农学院。24 年加入中国农学会。
后在克莱蒙大学、里昂大学、巴黎大学作研究，29 年被授予博士学位。31 年参加中国法国西北学术考察团。
34 年在国立北平大学、私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教授植物学。36 年成功将植物研究所移至陕西武功，与西北农学院共同成立植物调查研究所。41 年随着北平研究院向昆明的移动，前往云南大学教授植物学。50 年、任哈尔滨东北农学院东北植物调查所所长。
参照：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学者、文化人类学者们联名，第二点为马松亭、李锡九等与北平或西北相关，且积极组织抗日活动
的人物的参与。关于促进会的意义，“因本会系由经办移民实际工作人员感觉知识与力量微少，与由专家学者要求于空的知识以外，获取实际工作经验而合作组织，故本人于本会成立，谓为实行家
与学者对移垦事业联合努力之开头云”，表达了学者与移民工作实践者合作关系的必要性［《天津大公报》1937：4 月 26 日］。

9在西北或边疆进行实际移民开垦工作的边疆工作者们需要移民开垦的专门知识，而学者们则需
要实践知识的场所，两者的期望相互吻合。同年 7 月，河北移民协会、西北移垦促进会、燕京大学
通俗读物编刊社等三个团体成立了西北考察团，分五组对绥远、包头、五原、临河、宁夏等地分别进行调查［《包头日报》1937：7 月 25 日］。这样，社会救济、西北开发的学术及宣传，所有活动的互动基本成型。西北考察团以顾颉刚为中心，即使受到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的影响，他还是在 21日于北京出发，至 27 日在绥远与傅作义等人会面。后经南京继续前往兰州、西宁等地考察，9 月到
达西安［小仓 1987：110-309］。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北平知识分子们西迁，牵扯到北平学术界的西北移垦促进会的活动，也无法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西北的范围，从开发事业的必要性来看，可以认定为内蒙古西部。特别是绥远省西部地区，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东端。作为开发中心区的后套地区，因为其拥有黄河流域的
肥沃土地这一优越条件，在晚清、北京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均是积极进行土地开垦和移民事业的地区。从晚清王同春等地商的大规模农业经营的蒙地开垦开始，还有北京政府时期汉人地
方政府的土地整理事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所有权由蒙古王公向汉人地方政府的转移。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套开发的主要实施人，变为晋系地方军政当局，实施了以失业军人移民为中心的屯垦政策。因此，后套地区的晋绥系地方军政当局和绥远省行政区划，以及汉人居住地得以快速扩大。
这样一种土地权利的转移能够顺利实施的背景，是地商租用蒙古王公土地而实现汉人土地使用权。
总之，后套土地开发事业的主体，是与该地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地商、軍政当局等地方政府。
另一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段绳武和顾颉刚进行的后套开发中，可以看到与以前相异的几
点特征。第一，具有救济受灾移民的社会救济目的。第二，与该地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城市汉人知识
分子参与筹划。对于强烈谋求中国边疆开发的知识分子们来说，蒙古人居住地的绥远，特别是后套地区是中国西北部的新开拓地，因汉人主导的移民开垦事业的成功，可以认为是边疆开发事业的模范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后套地区是最能体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思想和运作的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西北开发和边疆开发的讨论，被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西北开发的种种行动所继承，并展开了更加活跃的讨论。1937 年冬，顾颉刚的西北考察团团员刘克让在昆明的《益世10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书。当时，昆明是北平知识分子躲避战火之地，北平的边疆研究也转移到昆明。刘克让对绥远省的广大土地未有耕作，巨大牧场没有充分利用等现状提出异议，并提倡蒙古人
自发开垦土地，推进农耕化。然而，他没有否定牧畜业自身，而是将定居型牧畜业作为农耕化的初
步阶段作了推奖［《边疆》1939：10 月 2 日］。在远离内蒙古的西南之地昆明，对内蒙古的开发事业
及蒙古人农耕化的讨论，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在这里，也可以看作是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对内蒙古西北开发所作的尝试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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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1-4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1-4

南京国民政府期内モンゴル後套地区における土地開発
島田 美和（張 雯 訳）

The Westeland Development
in Inner Mongolia Houtao Area in Nanjing Decade
SHIMADA Miwa (trans.ZHANG Wen)

要旨

内モンゴル西部の黄河流域に位置する河套地方北部の後套地区は、清末に民間の漢人商人（地商）による水利事業が行われ、商業的大規模農業が成功した地域である。南京国民政府期に至り、後套地区は、国民政府をはじめ経済団体や言論界、学術界などが提唱する「西北開発」（以下、括弧取る）の名の下、全国的にも注目を集めた。そこでは、国民政府、閻錫山など晋綏系軍事勢力
者や民間団体が移民開墾事業や卿村建設を主導した。なぜこの時期、後套地区開発が中国社会から注目されたのか。本稿では、まず南京国民政府期の西北開発における内モンゴル地域の位置づけを確認し、同時に漢人による後套開墾の過程を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漢族の西北開発思想における後套地区開発の意味を分析した。また、後套地区開発に最も関心を寄せた顧頡剛など「禹
貢学会」の知識人による後套地区に関する言論に着目し、南京国民政府期の西北開発における漢人知識人の役割についても検証した。
その結果、以下 3 点の特徴がみられた。第一に、綏遠省における開墾政策は、地方政府（綏遠省政府、閻錫山下の晋系軍人）によって軍屯として推進される。河北移民村の建設のような民間団体による開墾事業においても、現地地方政府の協力の下、卿村社会建設とともに進められた。
第二に、後套地域社会では、清末以降すでに土地権利が地商に移譲されていたため、晋綏系地方
政府や民間団体とモンゴル人との土地をめぐる紛争は起こりにくかった。知識人によって後套開発が提唱された理由の一つには、こうした土地取得の容易さも挙げられよう。第三に、内モンゴ
ルにおける開墾事業を、禹貢学会（顧頡剛）と段縄武が共同で行ったことは、顧頡剛らによる計画・調査等にみられる学術の側面と、段縄武ら開墾事業を実施する側の民間社会事業の側面が合致し、政府の影響力を極力排除し、現地社会の要求に合致する包括的な移民開墾の実現が可能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担当委員（許衛東，堤一昭）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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