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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为中心―No.2012-5

包 贺喜格图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2-5

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 *——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为中心——2012 年 12 月 15 日

包 贺喜格图 †*本论文改自 2012 年 8 月《第六届现代中国社会与东亚新格局国际研讨会》（台湾东华大学）稿件。

†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专任讲师（大阪大学招聘研究员）前言
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 贡王三学1 在内蒙古地区近代教育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 1903
年 12 月成立的毓正女学堂更是开创了内蒙古地区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中国国内针对毓正女学
堂的研究主要是从内蒙古地区或蒙古族近代教育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围绕着贡王教育改革内容及其教育贡献展开的［娜琳高娃 1992，杨博 1993，于连伟 2001，张国强 2001，于逢春 2001］。日本方面的研究则是除了教育内容之外，对与学堂设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日俄战争前日本对内蒙古政策的一些倾向［片山兵衛 1986，白岩一彦 1995，横田素子 2003，
横田素子 2005］。
两方面的研究都提到了当时中国和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但是对于两国各自的教育环
境背景的分析都稍显不足。 毓正女学堂 作为中日两方参与的重要教育事件，它的出现应该有一定
的教育条件做支撑，本文就试图从明治后期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策略的形成条件、形成过
程、具体内容的考察出发，通过对日本势力参与

毓正女学堂

设立过程的分析，总结这一策略在

内蒙古近代教育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Ⅰ．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策略产生的历史条件
1） 日本明治时期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建立
日本近代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其实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就已经初露端倪。明治天皇《五条御誓文》中的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求知识于世界

表明了明治政府广开

教育的态度， 大振皇基 则强调的是教育要为天皇，为国家服务。这从本质上讲和后来的国家主义
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但是，毕竟明治政府刚刚成立，江户幕府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多种教育倾向，即传统汉学，由汉学衍生出的与日本自古以来的神道思想结合的国学，以及以西方近代科学为核心的西学并存的情况，决定了在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模式问题上日本国内还需要长时间的争论和摸索。
明治政府于 1871 年设立了文部省，当时的文部卿大木乔任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准备
采取万国学制之最善良者 ，开始了近 20 年的教育思想讨论摸索期。通过 1872 年的《学制》、1879
年的《教育令》、1880 年的《改正教育令》，以及 1885 年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后发布的一系列教育
令，直到 1889 年日本君主立宪制宪法和 1890 年《教育勅語》的颁布，明治政府的教育思想由美国
式的自由主义教育，英国式的国家干涉主义教育最终转向了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
森有礼是日本第一位提出国家主义教育理念并付诸实施的政治家。他出任内阁制后的第一代文1

贡王三学 中的 贡王 指的是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1872-1930）， 三学

指的是贡王创设的崇正学堂（1902 年 10 月），守正武备学堂（1903 年 7 月），毓正女学 堂（1903 年 12月）。
1

部大臣并实施国家主义教育是日本迈向国家主义教育战略的第一步，为 1890 年《教育勅語》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森有礼的背后有当时政治领袖伊藤博文的有力支持，两人 1882 年 8 月在巴黎的长谈确
定了他们对德国教育模式的共识，确立了日本国家主义教育改革的方向［堀松 1959：137－140］。
因此，森有礼的教育思想其实也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意志表现，是日本为短时间内实现摆脱民族危机和建设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需要近代
需要的近代

国民
国民

两大任务所作出的选择。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的存在。以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而言，由国家引导，教育民众，从而造就出适应就成为适应这种

急切目标

的唯一选择。

森有礼的教育改革是国家主义教育战略实施的第一步，而《教育勅語》则是在思想领域明确了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体地位，标志着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正式建立。它的内容规定了国家主
义、皇国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其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天皇的权威、统和全体国民的意志，
以便更好地应对外来的民族危机，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
《教育勅語》并不仅仅是伊藤博文、森有礼
等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简单延续，它的出现是与当时日本对外政策息息相关的。这背后起主导作
用的就是山县有朋为首倡导的“大陆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勅語》（1890 年 10 月）正好发布于《山县有朋军备意见》（1890 年 3 月）之后不久。山县有朋在意见书中提出了

主权线 、 利益线的说法，所谓

利益线

的核心就是朝鲜，然后是中国。此时在他的头脑中是有战争预想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当时清朝）的军备建
设的发展以及日本与中国在朝鲜对抗的加剧［堀松 1959：166］。山县之所以如此热心于《教育勅語》
的制定与发布就源于他的这种对外扩张意识。因此，他认为为保护利益线，对外政策上不可欠缺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
（中略）应该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 ［堀松 1959：
167］。山县有朋的 主权线

利益线 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形成［齐红深 2004：33］，而《教育勅語》在此时由他推动提出则意味着教育以 国家主义 的形式被纳入到了大陆政策
之下，《教育勅語》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了一些为对外扩张服务的色彩。

2） 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和中国的影响
① 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日本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主导地位的再确立
中国作为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他者 ，一直受到日本的关注。日本学者松本三之介把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归纳为文明开化视角的蔑视观、对传统文化大国的敬畏观、军事角

度的威胁观 ［松本 2011：124］，呈现出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多面性和矛盾性。而甲午战争之后，
由于日本取得胜利，军事上的威胁观不复存在，对文化大国的敬畏观也大打折扣，随之而来的是更进一步的对中国的 蔑视 和 轻侮 。甲午战前是对中国的“顽冥固陋”的蔑视，战后则变为对中国人总体

国家意识薄弱，政治能力低下”的嘲弄［松本 2011：125-126］。与这种对中国的蔑视相对的则是日本人通过战争胜利得来的民族优越感，日本文化优越论得到追捧， 日本人意识 得到加
2强，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
除了这些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之外，日本民众对于国家主义思想的认同也得到大幅提升。就日本
战胜中国的原因而言，伊泽修二就认为日本之所以战胜

老帝国

中国就是因为国家主义思想在起

关键作用。他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是 国家主义的战争 ［伊泽 1894：29］，这一战争 给了日本发动
国家主义的好机会，日本全国人民无论老弱男女无一人不赞成此（国家）主义 ［伊泽 1894：29］，而中国此时国人不知国家意识为何物， 国土虽存国家早已灭亡，可以说形而上的中华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讲，于此国家主义战争之时，日本已经不战而取胜利之先机 ［伊泽 1894：29］。
高山林次郎也对甲午战争带给日本民众的国家主义意识的深化表示赞许。他说， 这次战争不分社会
的上层下层，在各个方面掀起了最为活跃的国民运动，多年来被各种理论、空论教育着的广大国民，第一次在面对个人生死、国家兴亡的残酷现实之时，明白了所谓国家、国民的真正意义所在 ［中岛1943：207,208］。 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为何物，在思考世界之中立国、国家之中做人方面，国家和国民应该有怎样的觉悟，一国之道德主义应该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这次国民以鲜血和泪水切身体验了，思考了，并作出了解释。正因如此，教育勅語迎来了更新的光明。多年以来模棱两可，半信半疑中的忠君爱国的真精神现今得到最为适当的体会 ［中岛 1943：207,208］。
由此可见，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实现了民众整体的 国家主义意识 、 日本人意识 的大创造，每个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愈发强烈，对皇国体制的认同愈发强烈，教育一切为国家服务自然也

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甲午战争使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真正意义上渗透到了民众当中，这为以后的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取得了现实的国民基础。由此而生的教育向中国和朝鲜的输出渗透也就不足为奇了。

②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教育革新的影响
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重新看待日本，开始认识到输给日本的是教育、是人才。康有为曾说

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陈景磐等主编 1997：312］。他大力主张中国应该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向光绪帝
提交《进呈日本变政考》，上奏《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强调学习日本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也在 1896 年提出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陈景磐等主编 1997：438］，赞成向日本学习教育。而此时日本也在与俄国对抗中寻求与中国的联合。1897年冬，日本陆军大佐神尾光臣和大尉宇都宫太郎在湖北游说张之洞派遣学生留学日本。1898 年日本
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发出接收中国留学生的邀请信。1899 年 5 月陆军大臣福岛安正在南京劝说刘坤一派人游学日本。1898 年 8 月 20 日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也在《太阳》杂
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文章，强调

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 ， 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 ［齐红深主编 2004：46-47］。在这种中日两方面营造的学习日本
的环境下，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在 1898 年 7 月由翰林院侍讲黄绍箕进呈朝廷。《劝学篇》的面世3标志着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步入制度化、规模化时期。

③

东亚同文会的成立及其在华教育活动的性质
甲午战争之后，东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欧美列强争相在中国设租借地，争相获取中国各地

的铁路、矿山的铺设权和开采权。日本虽然也与清朝政府签署了福建省不割让条约，并要求中国南部的铁路铺设权，但是与英法德俄等国的势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的争夺上日本完全处于劣势。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强租大连和旅顺，甚至有意独霸朝鲜的势头直接威胁到了日本的利益。日本已经无力参与到列强分割中国的竞争当中的现实，以及俄国势
力南下带来的威胁迫使日本方面开始思考东亚新形势中的中日关系。很多政治家、学者认识到中国
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安危，有必要采取措施扶助中国、保全中国，从而达到对抗西方列强，获
取自身利益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中国保全论”应运而生。
“中国保全论”的核心内容是保护中国不被列强
分割。持这一主张的代表性团体就是 1898 年 11 月合并了东亚会和同文会之后成立的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该会的主旨就是“保全中国；助成改善中国；研讨中国时事并期望实际行动；唤
起相应国论”（后来加入朝鲜内容）。近卫笃麿曾说，“我们为什么倡导中国保全，是因为这不单有利
于中国，还有利于同属东亚的日本的利益。另外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还符合东亚相关各国的利益”［近卫 1968：338-340］。中国保全论在近卫为代表的东亚同文会的宣传下得到大部分日本人
的赞同，在东亚同文会的主导下，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教育上的对中国的“扶助改善”。
东亚同文会极其重视在华教育活动,在“保全中国”的大方针下，以“图谋中国之富强”和“巩
2

固日中相互提携之基础”为口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 。以往研究中关于东亚同文会及其教育机构东亚同文书院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认为其为侵略中国服务的，有强调其人才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的，也有同时指出其侵略性和教育贡献的所谓“两面性”研究评价。综合分析之后，笔者认为蔡数道（2009）
的研究比较客观地论述了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教育活动的根本性质。蔡数道（2009）对东亚同
文书院的“人才养成”进行了具体考察，对其教育教学内容以及毕业生的就职情况、毕业后的活动
领域做了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了东亚同文书院的“人才养成”比较注重培养对日本势力在中国扩张
有现实帮助的外交领域和经济领域人才的结论。由此，他认为，“基于这一情况（指前述人才培养方向-笔者加），使我们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定位问题上，不得不从既有的单纯教育角度的认识向更新更深的认识转变，重新审视它。当然，不能武断的说东亚同文会在中国的所有教育活动都具有侵略性，但是从其教育过程和结果来看，东亚同文书院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为日本政府为在中国扩张
势力所利用的据点。”［蔡数道 2009：132］“作为在中国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东亚同文书院的教育2

前身为 1900 年 5 月 12 日成立的南京同文书院，后因义和团运动影响，迁至上海，1901 年改名为东亚

同文书院。
4

活动虽然是在亚洲提携合作和中日亲善的美名下运行的，但是它带来的绝对不是事实上的日中两国
的相互提携和繁荣。东亚同文书院的出现虽然曾经受到邻国中国出于对教育合作繁荣认同基础上的
支持和称赞，但是其教育活动过程和内容中还是隐藏了企图侵略中国的暗影。”［蔡数道 2009：132］“该书院应该说是为培养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人才，或者说是适合在中国大陆活动的人才而设立的教
育机构。进一步讲，可以说是谍报人员的养成所。”［蔡数道 2009：133］
蔡数道（2009）的论述虽然仅限于东亚同文书院，但是从东亚同文书院在东亚同文会教育活动
中的地位，以及它存在的时间之长、毕业人数之多、毕业生的历史作用等等情况来看，它在东亚同文会中国教育活动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从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观察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到东亚同文会
对中国教育策略中所包含的一方面性质，简而言之，就是以教育为手段向大陆渗透，在学习了解对
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同时取得对方国家国民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使日本在与俄国为主要对
象的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获得相对的优势，最终实现自身势力进入中国大陆的愿望。

Ⅱ.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的形成
东亚同文会会员针对中国教育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挑选了东亚同文会几
3位主要会员发表在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以及《教育时论》 上的文章做了分析思考，
希望通过这些分析能够反映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的一个概貌。
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策略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在有了一定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基础之上
形成的。所谓思想基础就是前面提到的日本大陆政策、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与俄国对抗，保证日本
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线”的安全，最终将日本势力扩展至大陆是大陆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国家主
义教育思想在统和民众意志，使国民认同皇国体制,支持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国家主义教育的长期宣传和实施终于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取得实效，国家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的赞同，这就使得东亚同文会的成立具有了相应的舆论和社会基础。它可以在国家各领域吸纳会员，使各方力量参与到东亚同文会活动之中。因此说，甲午战争胜利造成的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和国外西方势力的威胁是东亚同文会及其对中国教育策略形成的现实条件。
在这种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东亚同文会中的主要成员相继发表针对中国的
教育思想意见。这些意见有些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前就已出现(例如本文中列举的伊泽修二和井手三郎的思想)。随着东亚同文会在中国教育活动的展开（例如 1898 年东亚同文会会员中岛真雄在原南洋大臣陈宝琛的协助下成立的“福州东文学堂”，1900 年的南京同文书院，1901 年中岛裁之在吴汝3《教育时论》（1885 年-1934 年），被誉为日本教育舆论界的王者。社长兼总编辑汤本武比古与提倡“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观点立场相近，其副社长兼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热心于中国教育问题研究，曾在戊戌变法期间赴中国考察，提出很多教育建议。辻武雄还于 1899 年 4 月加入东亚
同文会。
5纶等协助下成立的“北京东文学社”等）,这些对中国教育思想意见也在实践中逐步成熟，最终在1902 年 4 月以《教育时论》社论的形式完整呈现出来，形成了日本方面较为系统的对中国教育策略。
41）伊泽修二 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言论① 国家教育社——伊泽修二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宣传
如前所述，《教育勅語》的发布虽然标志着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但是国家主义思想真正得到广泛认同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教育勅語》发布之后，佛学家、儒学家、神道学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其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对教育勅語的理解出现了不同之处。另外基督教徒中甚至出现了
排斥、轻侮的行为［堀松 1959：190］。从这一情况来看，《教育勅語》还远未达到明治政府所期待的统和国民的作用。这就需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伊泽修二主持建立的国家教育社正好起到了《教育勅語》发布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宣传作用，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
甲午战后深入至民众发挥了前期灌输铺垫作用。
国家教育社成立于 1890 年 6 月 1 日，发行机关杂志《国家教育》。该杂志专门设有 国家教育专栏，每期发表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伊泽修二将国家教育社的宗旨总结为

养成忠君爱

国之国民精神，申明国家教育思想之本义 ［伊泽 1894：28］。他本人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从他陈述的《国家教育社设立要旨》中得到体现。其中一节为

我大日本帝国之国家与他国是否有不同之处。显然在一国唯我独尊之神髓—一国之元首上存有不同。正因我国为天壤无穷万世一系天皇陛
下治下之所，我等才有世界无比之大帝国 ［伊泽 1890：4］。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皇权拥护。在教育方针上，伊泽修二主张

忠君爱国之主义应为学校教育之中心，各般学科皆应以此为中心伸展

枝干 ［伊泽 1986：12］。
据国家教育社第四回大集会演讲记录记载，国家教育社当时（1894 年 11 月）已经有会员 6600
多人， 全国各地无一不有我社会员存在 ［伊泽 1894：29］。从这一数据可以想到当时国家主义教
育宣传范围之广。
② 甲午战争后伊泽修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中出现的对外侵略性《国家教育》杂志第 33 号登载了伊泽修二的口述文章《明治 28 年的教育社会》。文章从甲午战
争日本战胜中国的原因和结果两个方面，分析了明治 28 年，即甲午战争结束之年以后日本教育社会
即将发生的变化。
就日本胜利的原因来讲，伊泽修二认为除了兵力强弱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人的
忠君爱国之心的深厚 ［伊泽 1895②：7］。在他看来，这种忠君爱国的美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4伊泽修二（1851-1917）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教育家。1875 年赴美国留学，1878 年归国。历任东京师范

学校校长，文部省编辑局长，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长等职。1890 年组织成立国家教育社，倡导实施
国家主义教育。1898 年东亚同文会成立时加入为会员。
6是从日本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要想将这种美德继续传承下去就必须要依靠国家主义教育的精神力
量来完成。 日本国民以前虽知（国家主义——笔者加）教育之必要，但其所知尚不足深，仅为模糊之概念。今次中日一战将其必要证明于眼前，已有之观念愈发明了，（国家主义——笔者加）教育事
业亦必将引起国民全体之注意。此等思想泛起必会引发教育社会之大变动，是所谓我相信甲午之战为影响教育社会主要原因之理由 ［伊泽 1895②：8］。伊泽在甲午战争胜利之际，强调国家主义教
育思想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将来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教育界，在民众间的深入传播做了乐观的预测。
除了原因的分析之外，他还就战争胜利的结果即将带给日本教育界的变化做了预测。这种预测
是建立在他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期待上的，也可以说是

新领地（文中明确所指即为当时中国东

北的“盛京”） 问题上日本教育工作者将要面临的实际任务的预先提示。首先，他对于

新领地上担负各种事业人才的匮乏表示担忧，文章中提到的有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各种技师、工程师，以及陆军士官。怎样培养这些新领地

上急需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适应新

的条件和要求，他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每个分析说明之后他都提醒政治家对这些问题引起足够注意。
文章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伊泽修二阐述他所理解的对新领地、对异民族进行殖民统治的超手段 。他认为只用武力来征服是不够的，还要高

以武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时，施行精神上的征服。

让他们忘记旧国家，焕发新国民的精神。这也就是日本化的过程，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之具有与日
本人相同的思想，成为日本国家的真正国民［伊泽 1895②：10］。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他认为普

通教育的实施是不可缺少的手段。而一手策划这一教育的教育官员必须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即 能够通过对其历史的观察仔细琢磨异民族的传统精神倾向，并引导其走向（日本设定的—笔者加）新方向。另外，还要通过心理的、身体的观察得出改造其新思想的最佳方案 ［伊泽 1895②：11］。不仅如此，伊泽还要求这些教育官员必须以最为广阔的观察力和学识制定最好的教育方案，并以最坚强的意志和最熟练的政治手段完成之 ［伊泽 1895②：11］。他认为这样的教育任务是政治家、教育家的责任，而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有更为精细的针对异民族的教育研究，并培养相关的教育人才。
伊泽修二的这一针对即将到手的新领地——盛京

的教育计划详细而周到，显示了他对日本

教育扩张的急切期待。这表明他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已经从原来的单纯的忠君爱国发展到了对外扩
张侵略的新阶段。除了这篇文章，在《国家教育》38 号上，还有他的《帝国教育的输出》一文，更加明确了教育扩张的意图，强调在精神征服上教育比其他工商业手段更加有效，并且直言不讳的说，热切期待我教育在边境教育之外更进一步，远渡海外，一步一步扩张其版图 ［伊泽 1895：6］。
伊泽修二不仅仅停留在宣传上，他在积极游说桦山资纪和山县有朋之后［竹内等 1974：150,154］，7

于 1895 年赴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开始了他的国家主义教育在殖民地台湾的实践。关于伊
泽修二在台湾的教育活动这里篇幅所限不加赘述。这里只是强调一点，就是伊泽修二能够在台湾将他的对外扩张侵略性质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付诸实践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的思想已经得到日本政
府的同意和支持，他在台湾实行的教育政策已经不仅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当时日本明治政府
的国家意志了。某种意义上说，对外扩张侵略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已经得到国家的承认。这就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日本教育的海外扩张和渗透提供了必要经验和准备。

2）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时论》和《东亚时论》杂志中的对中国教育意见
5① 井手三郎 的《清国教育谈》
井手三郎的《清国教育谈》发表在《教育时论》第 476 号（1898 年 7 月 5 日）
。从时间上看，正值中国戊戌变法之时。就像井手三郎所说的， 今天的清国，朝野上下都图谋文物制度一新。
（中略）到处都在倡导革新主义。报纸、杂志、学校、各种协会不断兴起，让人感觉到清国现时革新运动的高涨 ［井手 1898：4］。井手在文章中介绍了中国新式学校的状况、新闻报纸杂志的发行和种类，并且提到了 清国对日本的希望和计划 ，特别说明教育方面中国的希望主要集中在留学、视察访问、教师招聘等方面。针对中国这种情况，井手指出了日本在教育方面准备的不足之处，（与工商领域相比—笔者加）教育的准备计划如何？令人遗憾的是现今没有一件开始着手的事情。我国教
育家中还无人有意去中国考察教育实况，观察革新形势，甚至对中国今后的教育发展想做种种思考的人也没有。我们对中国情况的陌生程度令人吃惊。中国形势一天天向着革新改良发展，其汹涌的潮流让我教育家震撼。我国教育界的现状实在让人感叹，希望教育家们睁开双眼认真关注中国现在
的形势 ［井手 1898：7］。
在文章最后井手提出了自己的 清国教育卑见 。其内容分中国自身需要完成的任务和日本需要着手的任务。其中日本方面的任务如下［井手 1898：8］：● 派遣各类日本人进入中国；● 建立日清俱乐部，增进亲睦，互换知识；● 搜集中国各类书籍加以翻译，使日本人了解中国具体形势；● 研究针对清国派来的留学生的教育法，监督法；● 劝诱清国各省兴办小学教育，将我国教科书汉译后供其使用，派遣我教育家赴任，以便更好的感化对方；
井手三郎虽然没有像伊泽修二一样公然宣扬针对中国的教育扩张和侵略，但是从他的表述中也

5

井手三郎（1862-1931），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新闻人，政治家。曾赴中国留学，甲午战争时期任陆军翻译。

在福建省创刊《闽报》。1898 年参与创设东亚同文会，是该会主要会员。后在上海发行《沪报》，并开办日语报纸《上海日报》。1902 年任日本政府众议院议员。1931 年 11 月辞世，享年 7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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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感到他在急切的希望日本教育进入中国。他提出的使用日本教科书和派遣教育家感化中国的意见其实也已经超出了普通教育援助的内容，多少带有思想同化的倾向。另外，井手三郎在文章中流
露出的对当时日本教育界不够关注中国教育情况的不满，也从侧面说明了前述伊泽修二在《国家教育》（1895 年）上发表的教育扩张侵略的言论还没有迅速得到很多日本教育家的支持。日本政府虽
然支持了他在台湾的国家主义教育实践，但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系统的教育扩张政策并没有形成，当然也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实践了。

② 《教育时论》第 479 号（1898 年 8 月 5 日）社论——《应加紧清国教育问题的研究》
仅仅在井手三郎的文章发表一个月之后，《教育时论》就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应加紧清国教育
问题的研究》一文。
该社论开篇部分介绍了中国 多数革新倡导者意欲以日本为师，刷新文物制度 ，且 朝野上下认识到革新之根本，全在教育 ［教育时论社说 1898：1］。当时正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意欲废
八股取士，设京师大学堂，各省开设中小学堂和译书局，并颁布上谕奖励新说新法创行，学堂教育
制度师法日本。在这种 清国与我邦关系日益亲密 ［教育时论社说 1898：1］的形势下，社论认为
日本方面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一点对中国的了解，而应加大研究解释的力度， 力求熟知中国现时的
具体形势和状况 ［教育时论社说 1898：1］。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社论还对一些朝野人士对此问题冷淡，不热心，隔岸观火的态度表示忧愤，力促有识之士

加快着手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时论社说 1898：1］。
开篇部分之后，该社论列举了有必要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五点，分别为①为互为善邻国家之友谊考虑，②日本作为先进国家以及东西文明调和者的义务，③为研究东亚问题考虑，④为日本人在中国事业经营考虑，⑤对中国教育的研究可以为日本自身的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并
起到促进作用。逐一来看的话，①强调了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的传统友谊。②则是突出了
日本作为先进国家的地位，并且说明日本在东西文明调和中的成功经验将会为中国的教育革新提供
帮助。③首先预言早晚将有一大波澜发生于东亚 ［教育时论社说 1898：2］，暗指东亚危局和日俄战争的危险，强调东亚问题的复杂。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 中国的起伏兴亡实是处于千钧一发之际 ， 我与中国属唇齿关系，中国一朝被瓦解分割之时，必将于多方面直接影响日本。不止如此，有时甚至决定日本的国家命运。为抵制列强势力的侵入，保持各国在东亚的均势，我们要尽全力于
中国问题，特别是在其教育问题上制定相当的思想计划，以备将来之万一［教育时论社说 1898：

2］。④是从日本人在中国兴办各种事业获得利益的立场出发，提出有必要从教育的角度研究相关人
物、当地情况、所从事的事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关系将会为他日日本人赴中国经营各种事
业提供方法上的支撑。⑤作为最后的一个理由，强调

有关中国教育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国，更会为日本的教育发展改良提供参考 ［教育时论社说 1898：3］。另外，中国在教育上可能取得的进9步， 应该促使日本更多的谋求教育制度的进步和扩张，并且时刻以东亚霸主、先进国家自居，力求
不落后于中国，不被其凌驾于自身之上［教育时论社说 1898：3］。

除了这五条理由之外，文章最后部分还突出强调了一点理由，那就是在欧美列强争相参与中国
革新运动之际，日本更应该举朝野之力，助成之督励之，以实现事实上的日本势力在中国的维持和扩张。并以此为基础和根本，着手各种事业计划在中国的实施 ［教育时论社说 1898：3］。总之，该社论的目的就是强调对中国教育研究的重要性， 大声疾呼以希望朝野诸君尽全力专注于中国教育
问题的研究解释 ［教育时论社说 1898：4］。从这些理由分析来看，会发现对中国教育援助的出发
点是日本作为

东亚盟主居高临下的义务，而归结点也是最终维护和确保日本的

东亚盟主

地

位。这就意味着这个对中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援助一开始就具有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另外从③④⑤理由来看，为摆脱东亚局势中日本自身危机以及图谋日本在中国利益，并发展本国教育的”现实目
的性”极为明确，尤其是最后部分补充的理由，更是明确地提出了通过教育研究和教育援助达到 日
本势力在中国的维持和扩张

目的的意图。综合来看，这一社论站在国家主义教育立场，向当时的

日本教育界、政界发出了向中国进行教育扩张、教育渗透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有了辻武雄61898
年 8 月 22 日开始的中国教育考察，东亚同文会也在此后不久（1898 年 11 月）成立，并开始了在中
国各地建立学校的活动。种种事实证明，正是在这一社论发表之后，日本对中国教育活动从量和质的两方面都有明显的提升，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开始进入一个实践繁盛时期。

③ 伊泽修二在《东亚时论》上发表的《支那教育说》
东亚同文会成立后，伊泽修二加入成为会员。就在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在东亚同文会
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 10（1899 年 4 月）、11（1899 年 4 月）、14（1899 年 6 月）号上发表了《支那教育说（1、2、3）》。文中伊泽修二首先提出为何中国没能很好的接受西方文明的问题。他指出四点原因，一是中国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形而下的东西没有真正给与重视。二是西方形而上的知识在
中国也遭到排斥，没有学者真正加以研究。三是所谓中国的文字和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精巧细致的思想。四是中国与西方距离遥远，风俗人情大相径庭。
为了解决这些所谓的难点，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救策略”。第一条就是“必须让中国学生学习
日语”。
［伊泽修二 1899③：275］。这也是基于他所说的中国的文字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的精致思想
的想法。他认为与汉语相反，日语“在语格、屈折、时态变化等方面与西方语言相近，不管多么细
微精致的思想都可以很好地加以记述。这是和汉语相比非常优越的地方。日语文字中夹杂着汉字，
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易学且易于理解之处，因此要想在中国普及西方文明，以日语为媒介是最好的策略。”［伊泽修二 1899③：275］因此，他“建议不仅是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各个学校也必须要让学生学习正规语法指导下的日语。而且，这种讲授日语的地点不可以只限于所谓6

辻武雄，《教育时论》副社长兼编辑主任，1899 年 4 月加入东亚同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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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式学校，在中国全国的学校都要作为一般必修科目加以切实规定。
”［伊泽修二 1899③：275］
伊泽修二的第二条“解救策略”是在中国“奖励理工科学和哲学的讲授”。这一条中他除了建议
中国在学校教育中大力讲授理工科学和哲学课程之外，还特别强调这些科目最好用日语来讲授，并
且他支持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担任这些讲授指导任务［伊泽修二 1899③：276-277］。
伊泽修二的最后一条“解救策略”是“确定中国的大的教育方向”。这其中他强调了三个“要义”，
第一要义是把理学数学等科目加入到中国官私教育科目之中。第二要义是把儒教作为一个宗教独立起来，使哲学、政治、法学等学科可以与儒教脱离开，从而便于开展大规模的研究。第三要义是奖
励外国语的学习，特别是把日语作为必修科目加入到学校课程计划之中。他认为这三个要义要是得
到落实，“中国大的教育方针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从大学到小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得到完备和发展。”［伊泽修二 1899③：277-278］
伊泽修二的这个对中国教育意见中特别强调日语相对于汉语的优越性，强调要把日语的讲授和学习确定为中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日语这个语言的讲授和学习，中国
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向“完备”，中国的教育才会取得切实的成效，中国才会真正学习到西方先进的文明。这时的伊泽修二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意见其实还是他以往教育渗透教育侵略思想的延续，只不过不同的是，这时的伊泽修二已经经历了在台湾的日语教育实践，这使他更加确信语言在教育扩张
和渗透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3） 清末新政开始阶段《教育时论》中的对中国教育言论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使中国教育革新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以及它带来的
对清政府的冲击，使当政者认识到继续进行教育革新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下，1901 年 1 月 29 日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发变法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而就在同年 3 月 15 日，俄国派兵侵占中国东
北三省，并强迫清政府签订密约。中国国内掀起”力拒俄约，以保危局”的反对俄国的运动。中国
国内重掀教育革新的浪潮以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再一次迫使日本思考对中国的教育策略的改进。
根津一的《清国教育谈》和《教育时论》的社论--《对清教育策》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7① 根津一 的对中国教育言论1901 年 10 月，根津一在《教育时论》第 595 号上发表《清国教育谈》。文章开篇就说到，“最近清国打破迷梦，决心大力革新，意图吸收东西文明，一扫积年时弊，图谋国家富强。这真是可喜可贺之事。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东亚全局。”［根津一 1901：3］这表明根津一是站在东亚同文会一贯的“中国保全论”的立场来看待中国问题，其出发点仍然是怎样维护日本自身的利益。
7

根津一（1860-1927），曾任荒尾精在中国设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代理所长。作为陆军军人参加甲午战争。战争结束后脱去军籍，由近卫笃磨邀请出任东亚同文会 1900 年设立的南京同文书院院长，1900 年 8月兼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次年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
11

文章首先介绍了清政府新政改革开始阶段的具体情况，对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大加赞扬。在清政
府改革措施中，根津一尤其对教育方面的革新表示了支持。他详细介绍了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上奏的内容，对于中国方面积极学习日本，要派遣大量的留学生赴日本学习表示了关注。他说“如上所述，清国现今的形势，不仅是官民上下确定了变法革新的大方针，而且已经一步步开始实行。我国必须要制定计划以应对这一情况。”［根津一 1901：6］
此外，他还说，“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清国革新中实学勃兴的背后，不仅仅是其内部自觉使然，外国势力的诱导开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刘张二人的上奏内容来看，其中人才的培养被列在了首位。而外国势力也最先看出中国的教育主要在于人才培养。他们认识到要想使自己的势力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就要赢得中国国民的民心。而要赢得民心，在现在这样革新的关头，教育就成为了最好最便利的方法。”［根津一 1901：6］接下来，根津一列举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教育活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各国争相着手于中国教育事业，逐渐形成各国教育竞争之势。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能只是站在后面，而应采取在这竞争中毫不退让的态度。”“在此竞争中，日本第一步应该考虑帮助清国实现普通教育上的发展，要使清国聘请日本人赴各种学校
兼任校长，并同时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根津一 1901：6］
文章最后，根津一还是强调日本不应在与西方列强的争夺中落后，“既然各国为获得中国人心，
为获得更多的商业工业上的利益在中国竞相开设学校已成定势，那么，作为政治上、经济上与中国
有重要关系，且处于最有利地位的日本，就应该在此时多关注中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设立相应的
教育设施。”［根津一 1901：6］他认为中国学习日本已成趋势，那么“日本也应该制定相应的准备计划。我朝野人士也应更关注中国情况，对中国做无一遗漏的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津一 1901：7］
根津一的对中国教育意见总体上和井手三郎等人是一致的，唯一有所不同的是，他的论说中特别强调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教育竞争。他认识到教育上如果相对于其他列强获得较大主动权，那么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会获得较大的便利。从他强调的这一点来看，说明他所提倡的对中国
教育的援助和研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帮助中国实现富强，而是为了日本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

② 《教育时论》第 607-612 号（1902 年 2 月 25 日-4 月 15 日）社论——《对清教育策》《对清教育策》以社论形式共分六次连载于《教育时论》第 607-612 号（1902 年 2 月 25 日-4
月 15 日）。第一部分主要是总结中国当时教育革新的新进展（废八股、兴学校、奖游学），强调这种
形势下，尤其是列强教育势力争夺中国教育权的情况下日本扶助中国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日本人远渡中国，兴办各种事业，并欲逐渐扶植日本势力，就必须保持中国的和平状态，帮助振兴其
文化教育 ［教育时论社说 1902：3］。当然，与 1898 年时的社论一样，还是要突出日本的先进国家，东西文明调和者的优越地位，反复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教育援助是 世界人道中的国家天职 ［教育时论社说 1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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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的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具体措施的提示。主要内容有，
应设立清国教育调查会；日本教育家应陆续赴中国实际考察；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应
扩展日本的汉语科和汉学科；应让清国聘用日本学务顾问；应让清国聘用日本人充任学校教师；应
培养赴清国任教的学校教师；应设立收容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及其宿舍；应加强日本与清国间的教
育上的联系；应设立译书局；各措施内容均详备之极，例如其提议设立的清国教育调查会所要实施的调查项目几乎涵盖中国
教育的所有方面，从旧式教育的诸般情况到新式教育的现状、女子教育情况，甚至孔子教育学说与
教育的关系，外国人在中国兴办的学校及其教育方法和实效，中外人士所著有关清国教育著作和评论等，无所不包。这些具体措施都具有极强的影响中国教育思想走向，把持中国教育权的教育扩张和渗透的倾向。尤其是设立日本国语学校一项，充分体现了日本意欲以语言为武器影响渗透中国的意图，与伊泽修二的主张不谋而合。正如其文中所说， 我邦今日之急务，就在于早日在清国要地设
立我国语学校，依靠教育输入我日本文化，以实现扶植我日本势力之目的 。 我们必须计划在清国要地设立我国语学校，实行我教育方针，以期待多年后收得效果。

(前略)我国语必定由其学徒子

弟传播至其一族或邻里乡党，随着对我邦之文化国情了解的深化，其必会敬慕我邦，需求我邦之产
品，信赖我国人，以至与我国人共同经营各种事业 ［教育时论社说 1902②：5］。
《对清教育策》的出现，意味着甲午战争之后东亚同文会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主导下一直摸索
的对中国教育策略形成较完整的系统认识。这一策略的根本意图，在于教育上控制、影响中国，使
日本在与俄国对抗、积极准备对俄一战中获得中国支持并达到获取在中国各项利益、扶植自身势力
的目的。后来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也证明，这种积极的对清教育政策为其赢得了较为有利的战争环境。单就大量日本教习进入中国来看，这一方面协助了中国的教育革新，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在中国获取各种有利的信息情报提供了方便条件。可以说教育上的对中国扩张渗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日本赢得日俄战争，实现其大陆政策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下文要论及的毓正女学堂的设立过程正
是这方面情况的最好证明。

Ⅲ．毓正女学堂设立过程中日本势力的参与
1）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毓正女学堂设立过程中的作用
8对毓正女学堂来说有两位日本女性的作用非常重要，她们就是下田歌子和河原操子 。前者在贡王访问日本时劝说贡王开办近代女子教育，讲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后者在下田歌子的推荐下先后
在横滨大同学校、上海务本女学堂执教，并在 1903 年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贡王府开设毓正女学堂。
两人有许多共同点，同为儒学世家出身，都对女子教育情有独钟，并且都对中国教育抱有极大的关

8

下田歌子与河原操子的生平概况请参看论文最后附加说明部分。
13

心。下面就简要看一下两者身上的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和对中国教育观。

① 下田歌子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和对中国教育观
下田歌子的父亲是尊王思想的推崇者，受父亲的影响，下田“从孩提时代就养成了君国信仰”［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撰所 1943：702］。关于“君国之事”和“个人之事”哪个重要，她曾说，“（前略）无论什么样的逆境，如果只是我个人的事情，我都能忍受，丝毫不觉得痛苦。
（中略）可是当一关乎到君国之时，我就往往夜不能寐，难掩心中热狂激奋的感觉”［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撰所 1943：702］。回顾下田一生的轨迹，确实一直是为皇室为国家做事，“君国”对她来讲是一切活动的出发点。
下田的尊王思想使她自然成为了皇国体制下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实践者。她的女子
教育思想中明显的带有国家主义教育倾向。她在 1898 年 10 月的《帝国妇人协会设立主旨》开篇部
分就强调了女子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她说“女性资性单纯、仁慈。正因单纯能守其节，因仁慈能全其德。其淑德高节之光辉，能引一家长幼入正理真福之门。国为家之大者，所以有国家之名称。故正如厘正一家之风仪须靠女子之感化，善美一国之风纪亦须凭女子之感化。”
冈田照子等人的研究表明，下田的女子教育理念，第一是造就具有完全国民性格之妇人，第二则是使之具有一人所应具有的完全之人格。研究中关于这两点的解释是，“所谓具有完全国民性格之妇人，是指充满爱国心，具有慈爱、优美之德性，为人妻能照顾家庭，为人母则可以在育儿上有相应的知识、技能以及健全体格的女性。而第二个人格，是指作为人的品性。在下田所指的人格中，
女性不管具有怎样优秀的智力和技艺，如果思想过于偏激、急进，那对国家就是无用的，甚至是散
布流毒的主体。因此只有按日本式的方式去培养女性。”［冈田照子等 1990：96］从这一总结可以看出，下田的女子教育理念中，第一个“完全国民性格”首先强调的就是“爱国心”，第二个“完全人格”则把是否对国家有利放在了重要位置。有学者认为下田的女子教育论完全是为“国家”和“男人”的教育论，笔者认为至少为“国家”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正如日本政论家鹈崎鹭城所说，“（明治后期—笔者加）倡导开发邻国中国的人中，男的首推近卫霞山公，女的则非下田歌子莫属”［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撰所 1943：435］，下田歌子极为关注
和支持中国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
“事实上，后来在中国兴办女子教育的大多是下田的中国学生。
“贤妻良母”成为中国女子教育目标也是她的学生们制定的” ［岩澤正子 1993：58］。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毓正女学堂甚至也被称为“实践女学校留学生部支部”，一直处于她的指导之下［上沼八郎
1983：76］。
《下田歌子先生传》中认为下田之所以关注中国是因为“儒学的熏陶”和“来自日本政治家们
的感化”［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撰所 1943：394］。儒学家世让她对中国有内心的亲近感，但是最终推动她从事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还是她接触的政治家所持的“保全中国”、“扶助中国”的思想。她
与伊藤博文、大隈重信、近卫笃磨、犬养毅等人交往较多，这些人都是当时“日清提携论”的赞同14

者。尤其是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的黄白人种对抗论得到她的共鸣，。杂志《大陆》创刊号上记载
了下田的一段演说--“今日之世界。乃种族竞争之世界。优者胜而劣者败。强者存而弱者亡。五洲虽大。岂能容此弱劣之民族。并立于大地之上乎。缠足之不禁。吾其为支邦人种前途虑矣。大凡一
国女学优者其男学必优。何也。母教斯使然也。一国女体强者其男体必强。何也。母种使然也。今日欧美白种。所以强盛如此者。曰唯有此故。亚洲黄种所以瞠乎其后者。亦曰惜无此故。
”［上沼八郎 1983：69］从此演说可以看出她极力提倡中国女性体质的改善和女子教育的普及。
9下田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教育活动是在 1902 年春，她在越后山田家的援助下，派边见勇彦 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出版社“作新社”，翻译了大量日本书籍。其中《哥萨克东方侵略史》的译介显然是针对俄国的。她在 1901 年与边见勇彦谈话中说，“（前略）说我真实的想法，日本兴亡的根本就在于如何处理对待中国问题。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如果就保持现状，日本恐怕将陷入可怕的境地。首先第一步具体要着手的，就是以相互提携为前提，互相清楚地认识对方的人情、风俗、制度和文化。”［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撰所 1943：426］此番话说明她意识到在欧美列强的威胁下，日本与中国相互提携合作的重要性，没有这种合作日本也会面临存亡的危机，而中日提携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文化教
育上的合作。她这种以教育扶助中国进而对抗列强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和东亚同文会的主张是一致的。
下田创立的实践女子学园自 1901 年开始招收中国女留学生。在 1904 年中国留学生钱丰保、陈
彦安的毕业仪式上，下田说，“（前略）我们的肉体虽然分开了，但精神绝对不会分开。衷心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曾经洒泪告别日本这块土地。生养你们的是清国，但是给你们教化的是日本，这一点请时刻记在心头。”［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撰所 1943：401］这表明下田希望“通过留学生教育育成
大量的中国籍“日本人”，并通过她们确立日本对亚洲女性的指导性地位”［小野和子 1972：36］。
也就是说，下田的对中国教育实际上还是要为日本国家服务，为日本势力的扩张服务，这充分体现了她的对中国教育上的国家主义教育倾向。

② 河原操子所受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和她的对中国教育观
河原操子接受小学教育的时间基本上与森有礼实施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时间一致，也就是说她的
小学教育基本是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此后河原在 1890 年《教育敕语》颁布之年入长野县立师范学校女子部学习，毕业后在此校任教两年，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段师范学校的学习和任教时期也正是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通过《教育敕语》的发布正式确立之后的重要时期，也是伊泽修二建立“国家教育社”大力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时期。

9边见勇彦生于 1877 年，其父为西乡隆盛麾下四天王之一的边见十郎太。1901 年开始跟随下田歌子学习

汉语，并于 1902 年赴上海参与作新社工作。1904 年受青木宣纯指派赴中国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从事后方军事活动。1908 年辞去任务。之后开办“华实公司”，并出版《满洲义军奋斗史》。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协助关东军司令部工作。卒年不详。（据《续对支回顾录 下》东亚同文会编）15

河原操子深受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可以从她的两段回忆中得到证明。她回忆自己为什么要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说，“当时（指在长野县立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笔者加）正值明治 27、28 年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受战争的影响—笔者加）我也觉得自己不能再没有什么行动，觉得自己必须要到东京去学习积累更多的学问知识。于是就在长野县厅参加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河原操子 1939：132］从这一回忆可以看出河原受到甲午战争影响之大，实际上是日本战争胜利鼓励了她继续求学。另外，她在入学后的回忆中写到，“不管怎么说是与大国交战，最初还是比较担心的。但是随着日本军的连战连胜，国民大受鼓舞，我们女高师的学生们也每天在晚饭后三五成群的聚在校园的藤架下，高唱《妇人从军歌》，沉浸在战争胜利的激动之中。不久两国间恢复和平，那年 5 月，两陛下从京都大本营回到东京，记得我们还在二重桥前列队欢迎。
”［河原操子 1939：
132］河原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已经不自觉的成为战争的支持者，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清楚地感受到她希望自己亲自为国家去战斗，拥护皇国体制，拥护对外扩张的意愿。可以说，河原为国家
献身的思想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对河原来说，下田歌子是崇拜的对象。没有这个崇拜就不会有她 1900 年拜访下田的行动，也就
不会有后来的中国之行。她回忆下田时说。
“好像很多不为世人所知，下田先生是当时唯一一位对中
国问题抱有极大关心的日本女性。她与革命家孙逸仙交往，与清国西太后有过联系，自己成立中国
语研究会，并且照顾实践女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专门为向清国派遣女教员设立讲习所，参与创立东洋妇人协会，可以说是为中国问题竭尽心力。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时时在先生身边，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仅仅是这样罗列她的事迹，就多少可以看出下田先生的深远见识和崇高抱负。”［河原操子
1939：133］这段话既反映了河原对下田的敬佩，也反映了她在对中国教育态度上与下田的一致性。
河原希望赴中国进行教育活动，除了自幼所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之外，其父河原忠的教导也是
重要原因。河原操子把父亲经常说给她的“主义思想”概括为“日中亲善说”和“教育尊重论”。她
这样回忆父亲对中国的态度。
“那时的政治家和学者都很重视汉学，所以一直以来的崇拜中国的思想
还存在，没有看不起中国。要想日本与中国携起手来为东洋带来和平，日本就必须要在研究中国情况的同时，用亲善的心去与中国人交流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人坚持的态度”［河原操子 1939：131］。
“国家百年之计在于教育，富国强国的根本在于教育。这些言论父亲经常挂
在嘴边。”［河原操子 1969：22］“我作为孩子当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高深理论，但是时间长了，与中国友好相处对日本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想法自然也就深入脑海了。”［河原操子 1939：131］“我进女高师学习也是父亲所认为的——教育是对国家来讲最重要的工作，能够从事这样重要而又神圣的工作是很难得的—这样的想法影响所致。也因如此，我开始有了女高师毕业后从事针对中国女性的教
育事业的愿望。”［河原操子 1969：23］关于自己为何能够孤身一人前往喀喇沁王府，她说这“是父亲日中亲善说和教育尊重论引导的结果。其间虽有下田歌子先生和内田驻清公使等其他很多人的关

16照和费心，但归根结底是父亲的感化起了重要作用。”“是父亲的主义思想造就了我这样一个女性。”［河原操子 1969：23］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河原希望赴中国执教还有一个纯粹个人原因。他的父亲在河原母亲离世后
一直孤身一人养育她，不忍她受苦。其父河原忠还经常表示羡慕友人福岛安正和同乡川岛浪速在中
国大陆的活动，经常会说“如果再年轻几岁我也会去中国的。”［河原操子 1939：131］对于养育自己并有远赴中国愿望的父亲，河原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安慰父亲，让他高兴。这种想法一直在我心里。因此，能有一个机会去中国去蒙古，说是女儿尽孝可能不妥，但是感觉完成了父亲一直未能完
成的夙愿。”［河原操子 1939：131-132］报答父亲成了河原赴中国的一个个人原因。
从以上河原的自述可以发现，河原自幼成长的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都给了她一个重要的教化，就是“国家至上”。这也就难怪内田康哉公使请她赴内蒙古执教之时，她认为“这是可以为国家尽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毅然决然的接受了任务。”［河原操子 1969：24］
下田歌子与河原操子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教育认识本质上是与东亚同文会
的对中国教育策略是一致的，都是要以教育的形式去“扶助”中国，从而获取日本“国家”的更大利益。下田歌子作为当时女子教育的指导者，她的对中国教育是有这种明确意图的。而河原操子作
为下田指导下的行动者，一开始或许更多的是为了中日友好（如在横滨大同学校和上海务本女学堂时期），但是随着军部和东亚同文会对内蒙古工作的展开，她被要求担负“国家”任务而深入内蒙古时，她自身的中日友好愿望已经退居次位，为国家献身就成为她的终极使命了。从这一点上看，二人虽然不是军部或东亚同文会的成员，但是国家主义教育的背景使她们很好的起到了协助作用，客观上成为了日本对中国扩张政策的协作者。

2）东亚同文会在毓正女学堂设立过程中的作用
10东亚同文会对内蒙古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川岛浪速 (东亚同文会会员)。1900 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时期，川岛以日本陆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来到北京。他与日本陆军少将福岛安正关系密切，两人为同乡，其最初打算来中国时就接受了福岛安正的资助［东亚同文会 1981：199］，成为日本派遣军随军翻译来到北京也是由于时任派遣军指挥官福岛安正的要求［黑龙会 1966：254］，因此他与当时日
本军部来往很多。另外川岛还借在北京设立警务学堂等机会，广泛结交清朝官吏，在与肃亲王的交往中两人甚至结为兄弟。由于肃亲王的妹妹嫁给了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所以川岛也就有了
极好的与蒙古王公，特别是贡王联系的渠道。不仅如此，川岛还与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10川岛浪速（1866-1949），日本大陆浪人,早年学习汉语,后于 1886 年赴上海。甲午战争时任随军翻译，从中国大陆转战台湾，任台湾总督府官员。义和团运动时再次任翻译官来中国，并被清政府聘为北京警
务学堂校长，借此机会与清皇族肃亲王善耆和喀喇沁右旗贡王相识。辛亥革命后拥立肃亲王策划满蒙独立运动。1916 年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949 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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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之助为东京外国语学校时期的同学［东亚同文会 1981：199］。由此可见，川岛成为了可以联结东亚同文会、日本军部、日本外务省，以及中国朝廷大员、蒙古王公的重要人物。
东亚同文会除了川岛浪速之外还有一名会员当时也活跃在对内蒙古工作前线，他就是佐佐木安五郎。
“由于他是川岛的妹婿，通过川岛与肃亲王的关系，肃亲王与喀喇沁王的关系，获得了很多深
入内蒙古活动的便利条件。”［黑龙会 1966：354］此人由于与内蒙古方面联系颇多，被人称为“蒙古王” ［黑龙会 1966：355］。出于对日俄战争准备上的需要，东亚同文会在 1901 年就已经开始派
遣会员佐佐木安五郎访问贡王［春日行雄 1993：12］。
东亚同文会主动参与对内蒙古工作，除了川岛和佐佐木的行动之外，还有两个事例可以证明。
一个是川岛陪同贡王启程赴日本参加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时，东亚同文会会员牧卷次郎于 1903 年 3月 23 日给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的信中报告了贡王启程的情况，以及“近来俄国对蒙古王公的怀
柔政策已经逐步取得成效”等信息。此外在信的末尾还有“详细情况请到时向川岛问询”的内容［横田 2005：2-3］。由此信函可以窥见近卫笃磨也对贡王赴日给与了高度关注，说明东亚同文会自上而下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视。另一件事例就是东亚同文会 1903 年 5 月春季大会之时，干事长根津一的事
务报告中，会员介绍一项里明确记载着“今次清国戴振、肃亲王令郎、喀喇沁王、蒙古王各殿下成为本会名誉会员，本会荣幸之至”［东亚文化研究所 1988：360］。从时间上看，应是贡王赴日之后
不久。这又说明东亚同文会借贡王赴日之际开展了大量的笼络工作，其对内蒙古工作是有计划有安
排有具体目的的。贡王成为东亚同文会的名誉会员，可以说明贡王已经完全倒向支持日本一边，这
也就可以解释其后来为日本特别任务班提供各种支援的行为为何发生了。依此可以认为，此时日本与贡王之间已经取得了相互的信任，为下一步毓正女学堂和守正武学堂的设立，以及日本方面凭借
两学堂采取各种对俄行动创造了条件。
日本军部开始对喀喇沁右旗进行渗透是在 1901 年 3 月，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与贡王会面，并约
定派遣日本人教师来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春日行雄 1993：12］。从时间上来看，这与佐佐木安五郎
来喀喇沁是同一年。鉴于前面所分析的川岛浪速在东亚同文会和日本军部，以及蒙古方面之间发挥
的重要作用，不排除伊藤柳太郎等人也是在川岛介绍下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可能。在伊藤柳太郎与贡王达成约定之后，1902 年 10 月 31 日崇正学堂开学。《校注蒙古纪闻》［汪国鈞:23］中有“光绪 28
年，有杭州人陆韬者，承该王之嘱托，草定学堂章程及教授方法。当时有日本人寺田龟之助君，翻译小池万平君同参酌一切章程”的记载。从后来小池万平跟随伊藤柳太郎活动于内蒙古的情况［黑龙会 1966：357］来看，小池和寺田二人参与崇正学堂的设立很有可能是军部继伊藤之后的有计划的安排。而据横田素子的研究［横田 2005：2］，东京日日新闻 1904 年 5 月 1 日第 4 版《金州丸战
死将校官历》中有“寺田龟之助”的名字，并且其履历中 1901 年 11 月至 1904 年 2 月一段时间为空白。此外，该报纸同年 5 月 3 日中还出现了题为《寺田中尉的蒙古旅行》一文，其中记载有“在金18

州丸上壮烈殉国的寺田中尉（中略）明治 35 年身受内命远赴蒙古，7 月 15 日自北京出发 12 月 16日归来，日数计 155 日行程 5191 清里，历经辛酸考察了蒙古财政，兵事，教育，实业，风俗，人情等状况” ［横田 2005：2］。横田素子的研究发现证明了寺田龟之助自 1902 年 7 月 15 日至 12 月 16
日期间受日本军部“内命”赴蒙古考察，这正好与崇正学堂设立时间以及川岛与军部方面商量对内
蒙古工作的时间相符，说明《校注蒙古纪闻》的记载应为事实。崇正学堂设立之初全部仿效日本教
育方式并且设“日语”课程［张国强 2001：95,97］，这说明日本的教育渗透已经取得了成效。这就
为下一步守正武备学堂和毓正女学堂设立过程中日本势力的参与树立了样本，打下了基础。
随着日俄战争危险的迫近，作为战争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日本急需对内蒙古这一战略地带实行更进一步的渗透和影响，以便切实获得蒙古王公的支持并获取俄国方面的情报。而从崇正学堂设
立的课程中除了日语之外还有俄语的情况来看［张国强 2001：95］，贡王此时并没有完全选择支持日本一方，而是在俄国和日本之间犹豫。这种情况下，川岛浪速进行了多方策划安排。川岛认为 必
须要在蒙古方面建立一种无形的墙壁，防止俄国对中国内陆中原的入侵 ， 因此首先要从精神上占领蒙古，并且引导其实力人物倾向亲日主义 ［会田 1936：93］。于是他着重利用了与肃亲王之间的密切关系。
肃亲王作为清政府中的亲日主义者，极力主张与日本合作。他认为

中国如果不与日本互相紧

密提携合作，就不可能保全自己，更不可能保持东亚大局的安定 ［会田 1936：89］。他受川岛影响颇深，两人甚至结为兄弟，达到“行动如同一人，事事相互协助”的程度。除了川岛之外，肃亲王还与当时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有很多联系。关于大隈重信，肃亲王曾说“虽
然未曾有一面之缘，但是经常有书信的往来，经常向他请教。”［石川半山 1916：105］而对于下田歌子，石川半山的书中曾记载“我在东京和北京往返之间，几次为肃亲王和下田女史传递音信。”［石
川半山 1916：105］由此可以看出，肃亲王与日本方面的政治家和教育家都有很深的接触。而恰恰
是下田歌子在会见贡王时提出的应该重视女子教育的意见使毓正女学堂的设立成为可能。肃亲王与日本方面在中日相互提携合作认识上的一致性，是使他愿意支持日本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原因。
在川岛活动的同时，日本军部也在积极策划 在蒙古地方形成同情支持日本的势力 。于是 1902
年到 1903 年期间，川岛与当时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陆军大尉多次秘密商议
此事［会田 1936：94］，他们选定喀喇沁右旗地方为渗透的对象。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喀喇沁右
旗的地理位置重要，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这里的扎萨克亲王贡王的王妃恰好是肃亲王的妹妹。目标明确之后，一个策划让贡王赴日本考察的计划就逐步付诸实施了。
贡王本人也受当时学习日本风潮的影响，想实际赴日本考察。在肃亲王和川岛浪速的斡旋下，
经日本政府同意，贡王于 1903 年春由川岛等人陪同秘密从天津乘日本邮船渡日。贡王渡日的表面目
的是参观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借这次活动之机，他还会见了陆军少将福岛安正和女教育家下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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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从两人那里得到了发展军备和兴办女子教育的建议。与福岛和下田的会面，是日本方面精心安排的。由于有了这两人的建议，贡王回国之后，在日本帮助下于 1903 年 7 月设立了守正武备学堂，
由福岛安正介绍的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和少尉吉原四郎任教官，学堂完全采用日本操典，用日语授课，是一座完全日式的军事学校 [政协喀喇沁旗委员会 2007:84] 。女子教育方面，当佐佐木安五郎 1903 年夏访问喀喇沁右旗时，王妃向其提出了“想聘请一日本女性担任王府教师”的愿望［黑龙会 1966：355］。经过选择，日本方面选定了河原操子作为任教教师。
河原操子与川岛浪速，福岛安正等人是同乡，另外还是下田歌子的门徒，深受国家主义女子教
育思想和 日清提携 论的影响。她在 1900 年夏，向下田申明了希望从事对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想法，并且不久就被下田介绍到横滨大同学校，开始了对中国女子教育活动的第一步。随着下田歌子
在中国教育活动的开展，河原操子又于 1902 年 9 月被下田派往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积累了在中国
大陆执教的经验。由于她与川岛，福岛，下田等人的关系，她所具有的工作经验以及她的对中国女子教育的积极态度，日本方面最终确定由她入蒙执教。河原操子 1902 年 11 月从上海来到北京，12
月 21 日到达喀喇沁右旗王府，12 月 28 日举行了毓正女学堂的开学仪式，12 月 31 日正式开课。至此，毓正女学堂正式诞生。学堂章程和教授内容由河原一手策划，其教育宗旨贯彻了下田歌子的培
养良妻贤母

的教育理念，教学上则注意日语和日本文字的教授。

结语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贡王三学”中有明显的日本势力参与的痕迹。
“贡王三学”的出现主观上还是贡王自身的教育兴蒙意识以及当时清政府新政中兴办新式学堂的政策
在起主要作用，但也正是这样一个教育改革时期给了日本势力渗透的机会。如果说崇正学堂时期日
本势力的参与还不是很多的话，守正武学堂和毓正女学堂阶段日本势力的参与几乎成了两学堂设立的决定性因素，体现了日本方面通过教育的方式，有计划有目的的影响和渗透内蒙古地区，从而获
取内蒙古王公的支持，以便在日俄战争侧后方占有一定人员和情报优势的意图。
对于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活动，的确不能一概称其具有侵略性。在那样关乎中国和日本两
国各自存亡命运的时期，在日本很多政治家和学者，特别是儒学者还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时，日本方面，包括东亚同文会在内的教育活动很多还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援助性质的。客观来讲，正是
由于日本方面的大量援助，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才得以短时间内形成规模，并培养出一批近代人才。
历史现象往往具有多面性。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策略和活动既有对中国教育援助的积极一
面，又有为实现其国家大陆政策而进行教育扩张和渗透的一面。本文中所提到的东亚同文会对中国
教育策略的形成和毓正女学堂成立过程中日本势力的参与就是关于其教育扩张和渗透策略的一个考察。之所以认为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策略具有对外扩张性和渗透性的一面，是因为它满足了几
个条件，即第一，其对中国教育策略中始终突出日本的东亚盟主地位，突出属于其一方的控制性。；
20

第二，在其教育政策和主张背后隐藏了从对方民族或国家获取不正当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目
的；第三，其教育政策和主张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教育援助，已经具有对对方民族
或国家进行精神同化并意图植入本国教育制度和思想的倾向。这从其强调日语语言教育中可以明显
感受到。
另外，我们对毓正女学堂设立后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方面的确是在利用毓正女学堂作掩护实
施其战略侦察和战术破坏工作。青木宣纯指导下的“特别任务班”在河原操子进入喀喇沁王府后不久也来到喀喇沁，在贡王援助下进行休整和准备后开始深入俄军后方进行破坏行动。河原本人也在传递情报方面给与了协助。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特别任务班”的成员一半左右是由川岛
浪速一手挑选的［东亚同文会 1981：203］，其中就有东亚同文会会员沖祯介。所以说，东亚同文会
不仅是帮助贡王设立学校、兴办教育那么简单，这背后隐藏了东亚同文会超出教育范畴的政治目的。
河原操子本人虽然不是东亚同文会会员，但是当她意识到“入蒙”是为国家的行动，感觉到自
己所担负的重要任务时，她多年接受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就起了很大的精神支撑作用。从“入蒙”那一刻起，她的对中国教育观已经不是此前的单纯的为中日友好了，而是转化为为当时日本国家而行动。她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当时日本国家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当然，
和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活动的评价一样，也不能完全将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王府的教育活动称之为侵略行动。从她的教育态度、在喀喇沁王府从教时间、实际教育效果以及之后对内蒙古近代教育的
影响等角度综合来看，她的教育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当她头脑中有了为“国家”这一意识之后，使她的在喀喇沁王府的教育活动具有了不寻常的意味。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为了尽可能使蒙古的女子教育日本化，使喀喇沁地方成为日本化的根据地，我在学堂教育中特意着力教授日本语和日
本文字，并教学生唱日本歌曲，还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地久节作为她们的节日”［河原 1969：252］。这反映了她也在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教育活动与当时的日本国家目的联系起来。国家主义教育
的影响最终使她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协作者。河原操子的这些教育实践与前面所说的川岛浪速的 精
神上占领

内蒙古的想法可谓相得益彰。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日本大陆政策主导下的日本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尤其是对中国教育扩张渗透策略影响下出现的教育事件。东亚同文会通过这种活动，基本达到了教育扩张渗透，拉拢蒙古王公对抗俄国的目的，为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争得了有利条件。可以说，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策略在毓正女
学堂的事例上充分体现了它辅助大陆政策的有效性，当然，不可否认，日本的这种教育援助客观上也起到了帮助内蒙古近代教育发展的作用，所以在认清其本质目的的同时，也要肯定它所起到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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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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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泽修二（1894）《国家教育社第四回大集会开幕式致辞》 《国家教育』 第 32 号
伊泽修二（1890）《国家教育社設立要旨》 上沼八郎监修《国家教育》别卷 1986 ゆまに書房
伊泽修二（1899）《支那教育说（一）
》 《东亚时论》第 10 号
伊泽修二（1899②）《支那教育说（二）》 《东亚时论》第 11 号
伊泽修二（1899③）《支那教育说（三）》 《东亚时论》第 14 号
石川半山（1916）《肃亲王》 警醒社书店
井手三郎（1898）《清国教育》 《教育時論》第 476 号
根津一（1901）《清国教育谈》 《教育时论》第 5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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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治兵衛先生古希記念》刀水書房
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撰所（1943） 《下田歌子先生传》 大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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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澤正子（1993） 《女性の自立と日本語教育―日本語教育史の中の下田歌子》 《実践国文学》
第 43 号、
上沼八郎（1983）《下田歌子と中国女子留学生――実践女学校「中国留学生部」を中心として》《実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25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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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原操子（1939）《青春を蒙古に捧げて》《婦人公論》第 24 卷 12 号

河原操子（1969）《カラチン王妃と私》 芙蓉書房
东亚同文会(1981)《続対支回顧録（下）》原書房

黑龙会（1966）《東亜先覚志士紀伝（中巻）》 原書房
春日行雄（1993）《日本とモンゴルの 100 年》 アジア博物館・モンゴル館
东亚文化研究所（1988）《东亚同文会史》 财团法人霞山会
近衛篤麿（1968）《近衛篤麿日記》 第 3 巻

鹿岛研究所出版会

教育時論社説（1898）《清国教育問題の研究を促す》 第 479 号
教育時論社説（1902）《对清教育策（1）》 第 607 号
教育時論社説（1902②）《对清教育策（3）》 第 609 号
白岩一彦（1995）《内蒙古における教育の歴史と現状（中）》 《レファレンス》第 45 卷第 4 号
竹内好、橋川文三（1974）《近代日本と中国

上》 朝日新聞社

中島萬朶（1943）《明治の教育》 永澤金港堂
堀松武一（1959）《日本近代教育史—明治国家与教育》 理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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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田素子（2005）《内蒙古喀喇沁右旗学堂生徒の日本留学》 《アジア民族造形学会誌》第 5 号
白荫泰、邢莉（2011）《崇正学堂与贡桑诺尔布的教育观》 《民族教育研究》第 3 期
陈景磐，陈学恂主编（1997）《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 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陈学恂主编（1981）《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 上海教育出版社
娜琳高娃（1989） 《试论贡桑诺尔布与蒙古族近代教育》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齐红深主编（2004）《日本侵华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国强（2001）《贡桑诺尔布与赤峰近代化》 国际华文出版社
汪国鈞（馬希・徐世明校注）《校注蒙古紀聞》 《赤峰市文史資料選集》（1994）第 7 辑杨博（1993）《贡桑诺尔布教育活动评析》 《民族教育研究》 第 4 期
于连伟（2001）《试述贡王对喀喇沁旗教育的贡献》 《赤峰教育学院学报》 第 6 期
政协喀喇沁旗委员会（2007）《开明蒙古王贡桑诺尔布》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 第 8 辑
蔡数道（2009）《東亜同文会の中国教育事業に関する一考察――東亜同文書院を中心として》《中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年报》第 14 号

下田歌子生平简介
下田歌子 1854 年生于岐阜县。其祖父、父亲均为儒学家。下田自幼学习诗歌，1872 年入宫后，其诗歌才能被昭宪皇太后赏识，被赐予“歌子”之名。1880 年与下田猛雄结婚，4 年后丈夫病死。
1885 年出任华族女学校学监兼教授。之后 20 多年从事华族教育。1893 年至 1895 年为进行皇女教育
以及了解先进国家女子教育情况赴欧洲考察。归国后，1898 年设立“帝国妇人协会”，并发行刊物《日本妇人》。1899 年成立实践女学校。1901 年实践女学校开始招收中国女子留学生。1902 年在中
国上海设立出版社“作新社”，将日文书籍译为汉语出版发行。1907 年辞去学习院（旧华族女学校）
职务，专心于大众妇女教育。1920 年就任爱国妇人会会长。1936 年离世。享年 82 岁。

河原操子生平简介
河原操子 1875 年生于日本信州松本儒学世家。其父河原忠为藩士，其母在其 14 岁时早亡。河
原 8 岁时入开智学校读书，1890 年入长野县立师范学校女子部学习。19 岁时结束课程，留任于母校
任教 2 年。甲午战争时报考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考中并于 1895 年 3 月来到东京。2 年级时患肋膜炎休学 1 年，归校后病情复发不得已中断学业。回故乡后在长野县立高等女学校帮助教授数学、理科、历史等课程。1900 年 8 月河原访问了正在信越地方考察的下田歌子，表达了想去中国从事女
子教育的想法。后由下田推荐，于 1900 年 9 月 22 日入横滨大同学校任教，开始了其对中国教育事业。1902 年 9 月又由下田推荐赴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工作 1 年后 1903 年 11 月离开务本女学堂，同年 12 月到达内蒙古喀喇沁右旗贡王府，开办毓正女学堂。1906 年回到日本，作为发扬日本国威的女英雄受到各方赞誉。1906 年 7 月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纽约支行副行长一宫铃太郎结婚，同年 10月赴美。1909 年出版《蒙古土产》，记录其在中国的教育经历。1945 年 3 月去世。享年 71 岁。

23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2-5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2-5

清末内蒙古カラチン右旗の毓正学堂の設立した背景について―日清戦後東亜同文会の対中国教育政策を中心に―
包

賀喜格図（ボ

ヘシクト）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Yuzheng Female School
in Harqin Right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oadobunkai's Education Policy Towards Qing Dynasty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BAO Hexigetu
要 旨
内蒙古地方の近代女子教育は清末のカラチン右旗「貢王三学」の毓正女学堂が嚆矢とする。中日両国のこれについての先行研究はもうたくさんあるが、中国国内の研究は主に内蒙古或いは蒙古族の近代教育発展史の角度から、貢王の教育改革の内容の紹介や教育上の貢献を中心に行われてきた。日本側の研究はその教育内容のほかに、学堂と関係のある人物や事件の細かい史実の考察を重視し、歴史真実の再現に努めると同時に、20 世紀初頭の複雑な東亜国際情勢の下にある中
日両国の関係、特に当時の日本の対内蒙古政策の傾向の一面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中日
両方ともその研究の背景として当時の中国と日本の国内、国際政治環境を説明しているが、両国各自の教育環境について詳しい分析がないようだ。
「毓正女学堂」は中日両方の参与でできた教育事例として、その出現はある程度成熟した教育思想面の条件が必要だと思う。本稿は日清戦争後の東亜同文会の対中国教育政策の形成過程、その内容を考察し、この政策の内蒙古の近代教育に如何なる影響を与えたのかについて説明したい。このような教育を背景とする分析は、より多くの角度から「貢王三学」を見る、またより客観的に関係人物の評価をすることに役立つだろうと思っている。
∗（担当委員：田中 剛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神戸大学人文学研究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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