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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空間視覺化與現代治理性：以日治時期台北都市型態演變為例＞
評論人：葉肅科（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蘇碩斌教授這篇文章的主要用意在試圖指出：「空間視覺化」對於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性，他並以日治時期的台北都市發展型態例證：日本殖民統治者透過以「空間」為知識基
礎的權力運作實踐，不僅彰顯歷史發展的意義，也體現現代國家治理性的內涵。以下謹就閱讀學習蘇教授文章的心得提出與大家分享，並以就教問題的某些反思作為蘇教授文章的討論與回應。

一、閱讀學習： 心得分享（一）
「都市現代建設」是權力與統治的「運作形式」：透過台北市街的建設，日本殖民統治者將「直接與精確」的現代國家統治能力引進台灣。因此，作者認為：日治時期的都市發展，「其實也展開了一種更透明、更無形、更精確的管理暴力，這些潛藏於外在物質
建設內部的，正是現代空間管理的新統治典範。」（第三頁）在日治時代所出現的台北都市社會，透過空間視覺化的作用，不僅「構成了新的都市社會權力運作之基礎，也造成都市
轉化的深層因素。」（第七頁）（二）空間概念有其現代社會發展的知識脈絡且對社會發生作用：蘇教授援引一些學者對空間、知識與權力的看法，例如：傅科（M. Foucault）認為：前現代與現代社會的知
識邏輯或型態是不同的；勒費弗爾（H. Lefebrve）強調：「並非任何時代、任何體制都有能力對空間直接進行配置規劃，其前提必須對空間擁有充足的知識」；而季登斯（A. Giddens）
指出：空間成為統治的直接工具，是在現代國家的統治形態確立之後才可能的發展。
（第五～六頁）因此，空間視覺化「經過知識系統的變革之後，就必須成為可觀察的、可分析的、可排比的空間。」（第六頁）再者，空間可以被形塑，卻也會回過頭來制約人類行動，因此，這「反倒使空間成為隱密的、不易察覺的統治工具。」（第五頁）（三）都市與空間、日常生活和資本主義邏輯相關聯：蘇教授在文章第四頁提到：1970
年代後，空間認知開始出現理論性的反省，許多新都市社會學者，例如哈威（David Harvey）
與勒費弗爾（Henri Lefebrve）等思想家都相當關切空間對於社會的影響。哈威有關資本主義都市化史與理論研究的論題，主要集中在他 1985 年出版的《意識與都市經驗》與《資本1的都市化》二書。前者普遍考慮的是經驗研究，後者則是它的詮釋。哈威指出：都市環境
建構了社會轉型與結構的主要經驗層次，而都市過程則界定了時間與空間、社會權力及其
合法性、宰制與社會衝突形式，以及透過生產、消費與人性相關的使用和意義。在他看來，資本主義都市化即意味著一種新人性的創造，而意識的都市化則是一種文化、社會與政治現象。然而，批評哈威都市論點的學者指出：他的探究方法未能同時關照資本聚積與階級
鬥爭。勒費弗爾認為：都市理論與計劃的實踐是以空間的固有政治特徵的否定為前提。在他看來，都市可說是全球空間的脈絡，不僅透過都市空間，也藉由生產關係而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都市即是空間、日常生活與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現。據此觀之，
勒費弗爾所企求掌握的是藉著嚴密的日常生活之關照，促使傳統道德基礎復位，能與較廣泛的人類生活層面整合（葉肅科, 1993a: 139-150）。
（四）日治時代的台北正是殖民統治理念下的發展：日治時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作為殖民母國的日本向來以利益為前提，並將台灣視為經濟體系的一環，寄望它能成為日本
經濟榨取與南進的基地，可說身負經濟與軍事的雙重目的。為此，台灣必須有一套異於日本的統治法，這是統治台灣的必要手段。透過許多基礎工程的建設，日人乃將台灣視為「試金石」。日治台北都市的不斷改造與發展，正是企圖達到人力與自然資源控制和利用的目
的，也展現殖民統治體系與都市經營的權力運作關係（葉肅科，1993b）。
（五）「餵牛擠奶」的台北都市發展：台北都市發展曾歷經不同的政權轉移，而其都市
變遷史，也是權力關係的轉變史。因此，在讚嘆殖民統治過程的華麗與現代空間的形成上，蘇教授也提醒我們：殖民統治者「讓都市看起來更華麗、更整齊、更乾淨，但可千萬不要
忘記隱匿在特洛依木馬裡頭進城的『權力』。」（第三十一頁）陳紹馨（1979: 84）先生在其著作《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所說的一段話，正好印證了此一事實：「如果發展程度
較高的集團，採取『餵牛擠奶』的態度，則發展程度較低的集團，可能達到某種程度的進步。．．．這樣一來，無論動機如何，結果被統治者的生活，將可得到某種程度之改善，而死亡率也隨之相當降低。但是這些工作，根本上是為著統治者的工作，被統治者的的享受，不過是副產物而已，所以它的進步，速度並不見得快，而且達到某種程度，就不許再懷奢望了。」（六）政權變革與政策需要改變台北都市發展：台北都市發展充分展現因時代不同，政權加諸台灣變動的外塑力量。清朝、日治與國民黨來台，三個政權對於台北的經營，都有他的政治目標與企圖，三個政權對於台北的處理，也各有不同。清廷以傳統築城方式，樹立統治的權威與精神領導的中心；劉銘傳主政時，才有初步的近代設施。日本據台，以2國家權力整頓市容，以近代觀念調查人口、土地與資源。1932 年，日本前瞻性的規劃方式，使得台北逐步現代化，改變市民生活形態，也奠定今日的基礎。國民黨來台後，處於反攻備戰下，缺乏長期規劃。初時，大量難民湧入，急就章的回應，造成台北市凌亂不堪。繼
之，進入 1970 年代，國府想要規劃台北市時發現：北市人口急遽增加，都市問題日益嚴重，居民生活品質下降。三個政權對於台北市的經營與處理，是一面活生生的鏡子，也讓我們
體會到：政權性格對於都市發展，甚或台灣歷史的影響力。

二、就教問題：回應反思（一）二元對立分析或光譜連續體：文中第四頁提到：「西方／中國」（是否中國／西方？）、「非現代／現代」、「地方社會／空間社會」是否隱含著一種從傳統到現代的進化論
觀點？都市建設真的能構築出兩種典範的轉移嗎？「空間視覺化」是如何串連成這些統治典範的改變？它對台北都市居民均具有同樣的「空間視覺化」效果嗎？不同的生活經驗，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視野，我們又如何檢證台北日人（統治者）與台人（被統治者）間對於「空間視覺化」效果的可能差異呢？
（二）1905 年是台灣資本主義化奠立的關鍵年代或轉化為「台北」（空間）的時刻：台灣資本主義的奠立，因素固然很多，但經濟資源開發的直接因素，主要得力於土地、林野與人口調查、度量衡與貨幣的統一、鐵公路交通建設，乃至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等基礎事業。這些事業的逐步完成，可說提供了台灣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與基礎。再者，日本
治台後，最初並無具體的都市計畫，頂多只有應急的衛生工程，而從衛生觀點開始對都市
改造，正是日本殖民政府「市區改正」或「都市計畫」的原始動機，其主要目的自然是在配合殖民統治的經濟利益。總之，有關台北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大多是在配合殖民政策，它是日本殖民政府治台的一大方針，也是基礎工程的重要一環。
（三）空間視覺化如何運作？怎樣透過「認知地圖」對都市居民產生影響：綜觀日本
殖民統治者的公共建築或公共空間之安排與設計，都可瞭解其最終目的，無非是想透過有形的建築，達到無形的統治效果。如果從社會心理學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概念
來解釋，則統治者欲以都市空間或公共建築作為象徵意義之工具，進而影響被統治者的心理過程是昭然若揭的。然而，我們如何以「空間視覺化」來詮釋它對都市居民權力展現的影響？這中間的轉化過程又是如何？
（四）權力與統治的「運作形式」究竟是什麼：包括那些權力與統治運作形式表現？
這些權力與統治的基礎或條件是什麼？都市空間如何轉換成權力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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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空間視覺化對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是否有差異：日治時代的台北都市，是一
深具殖民特色的都市。生活於間的，不僅是少數既得利益的統治者（日人），還有一大群為殖民統治者所支配的被統治者（台人）。因此，對於這兩種族群是否具有不同的意義與影響？
（六）空間視覺化如何反映或調和於庶民日常生活經驗：都市空間牽涉到資本主義邏
輯、權力運作與庶民日常生活。這已不是單純的歷史研究或社會學研究議題，而是進一步
涉及生存於台北市市民需要的反思問題。如果說空間視覺化是可能的，而且也產生影響，那麼，我們要問的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如何透過空間視覺化反映或調和於當時的庶民日常生活經驗？這中間是否有矛盾性或困難性？

參考書目陳紹馨
1979《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

葉肅科
1993a 《芝加哥學派》，香港：三聯。
1993b《日落台北城》，台北：自立報系。

Harvey, D.
1985a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Capitalist Urbanization 1.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b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2.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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