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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时期冀鲁豫区的群众动员和政治等级

No.2010-7

丸田孝志 （李成浩 译）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0-7

内战时期冀鲁豫区的群众动员和政治等级

*2010 年 3 月 10 日†‡

丸田孝志 （李成浩译 ）*本稿件是将 2009 年 8 月在大阪举行的第三届“現代中国社会变动与东亚新格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

的论文进行修改后，译成的中文版。
†
广岛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准教授（tmaruta@enjoy.ne.jp）‡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讲师

前言
笔者在旧稿中曾提到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民俗政策，指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权力的贫雇农，举行了各种仪式，实现了旧社会秩序中的贫雇农与地主的文化上角色的转换，确认了实际地位的逆转等问题。在这里中共所依据的民俗并非是与统治阶级思想严格意义上区别开来的千禧
年主义等思想，而是儒家思想，即强调阶级秩序和平等主义的理念[丸田 2006]。
本论文主要针对晋冀鲁豫边区中冀鲁豫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治等级的关系进行探讨。此前有如下
相关研究可供参考。黄金麟曾以苏维埃革命时期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中共引进阶级概念的过程以及运用动员技艺实现其统治力向社会内部的渗透问题，但对结合社会特性运用的统治策略却涉及得不够深入[黄 2005]。而李里峰提出中共的阶级划分政策虽与当时华北农村的社会现状相背离，却以土
改为契机，变成了统治社会的强有力手段。该力量不仅使原有的社会关系转化为阶级关系，而且带
来了一系列新社会秩序的出现 [李 2008]。对于这样的等级秩序，通常会认为阶级之间是不可互相改变的固定模式。但滨口允子却指出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和土改时期的地主、富农的阶级划分是结合农
村社会的现状制定为一种可改变的等级，并被中国建国初期的阶级划分论继承[滨口 1997]1。另外，川井伸一指出隔代追溯的方法分辨地主和富农，又将亲属卷入土改斗争对象的形式背后，反映了基
于传统血缘关系之下的农民固有的“社会地位世袭”思想。同时，从该思想在阶级观念的映射中，也
可以看出建国后以世袭方式划分阶级的萌芽[川井 1987] 。
一般认为，建国后社会身分就已固定。金野纯认为由于权力的恣意操纵，造成在政治划分上出现了流动。因此，民众为确保自身政治地位的平稳，积极参政，推动了群众运动的激进化。[金野2008:237～240]。张乐天指出在农村地主、富农等的身分相对固定，而每次开展政治运动都会产生新的阶级敌人[张 2005]。虽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建国后形成了更固定的社会结构，但出于对升级的可能和没落的担心促使人们竞相效忠国家的逻辑本身还是值得肯定的[福本 1986,奥村 2004:399～417]。
作为产生这种运动和统治的前提，有必要指出在充满激烈流动性的革命和战争中，中共是通过不断选拔和淘汰干部、党员，获取了人们对党的忠诚[田原 2004,丸田 2008]。
自抗日战争以来，冀鲁豫区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对象，地方局势变得十分动荡。1947 年 3月延安沦陷。军事形势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冀鲁豫区重新提出彻底土改的指示，并开展了参军运动2。
本论文旨在探讨动荡不安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激烈的社会流动性中，中共是如何运用划分政治等级的
方式达到动员群众的目的的问题。
1
2

有关地主与富农的公民权取得的类似情形，参阅大泽(2007)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 文献部分(上) (1988)，261～

265 页，322 页(以下简称选编 3 上:261～265，322)。有关报刊资料，如《冀鲁豫日报》1947 年 4 月 27 日，
略写为 JL47.4.27。略号分别为《冀鲁豫日报》(JL)，《人民日报》(RR)，《新华日报(太行版)》(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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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盟誓与大参党运动
在 20 年代的秩序混乱期中，冀鲁豫省境地带是会门组织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三谷 1989]。抗日
战争后，会门的活动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虽然中共推行争取和改造会门的政策，但在游击区中共和会门普遍相互依存，尤其在基层两者的交织就越加明显[丸田 2008]。1947 年 3 月之后的土改中，中共对积极分子实行一个区数千人、一个村数十人规模的培训方针，使他们成为领导斗争的先锋 [选编 3 上:261]，大规模开展立功运动，以区、县为单位推选了数千名英雄和功臣。同时，在党员数量
要发展至全区总人口的 3％，即增加 6 倍达到 40 万人以上的政策方针下，掀起了大参党运动。这个
时期，中共采用会门宣誓方式(盟誓)，不断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参加这些组织的资格也是划分敌我政治等级的一部分，并意味着在斗争时，其生命和财产将受到中共的保护。中共把宣誓这一社会熟识
的方式，作为了坚守根据地、贯彻土改的一份保证。
在前一年国民党进攻时发生干部逃亡的高陵，组织了各区总计 7 万人的农民大会。在会上，干部和民众一同宣誓共存亡，并以草代香面向北方叩头(JL47.5.20)。在濮县 4 区的干部贫农积极分子大会上，为消去民众对干部再次发生逃亡的担忧,区长杀鸡啜血上香，并向天跪拜盟誓道“我在任何情况下，要是脱离四区，就受大家之处分”。随即干部和群众纷纷效仿(JL47.8.12)。在封邱的贫雇农大会上，人们向天发誓如果有三心二意死他全家 (JL47.9.12)。
此外，大参党运动中毛泽东成了宣誓对象。在清丰 5 区经大会讨论，百姓家的神像被换成毛泽东像(毛像)，次日就有 700 余人入了党 (JL47.5.8)。而滑县 3 区在土改结束后开展了宣誓活动，各村纷纷迎接毛像，民众争先恐后地申请入党。农民打旗带花抬着毛像，每进一村放三眼炮，高呼口号
迎接毛像，民众面向毛像鞠躬叩头。甚至有些村申请入党的人数达到 4 成左右。短短 3 天，全区总
报名数就达到 1 万 3 千人(JL47.6.20,7.1)。在濮县各区召开的数千人规模的农民大会上，高喊“中国人
只有共産党和毛主席，没有别的活神仙”的口号。仅 6 天时间就有全县人口的 4％，即 5,020 人入了
党 (JL47.5.8) 3。并且在“翻身节”即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县村民打倒神像，迎接毛像。毛像后跟着秧歌队等，绕村一周后被供奉到村俱乐部(JL47.5.16)。
这种以规范的倡导者为中心，采取自愿参加形式，同时用暴力制裁手段威慑不守规者的盟誓方式，事实上延续了自明清以来乡村间确定乡约的形式。会门盟誓也是原有乡约形式的沿袭。盟誓具
有广泛的社会性基础[寺田 1994]。因此，国民党、地主也利用盟誓(RR47.2.24,12)。另外，在农村游击区地主与农民达成相互保证与互不侵犯盟约，以应付国共双方的统治(JL46.11.23,RR47.6.29,选编 3
上:167)。在盟誓中体现规范的不稳定性，这反映了动荡不安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及人们的“变天思想”。
会门是在村自卫组织的基础上，吸收流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共打算以区级干部为中心，从
3

各县人口的数量源自张玉鹏・张文杰编(1994），435～461 页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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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层开始形成盟约。有关区级大会的动员规模，即使报道有点夸张，但人数上至少占到各县区总人
口的一至两成，而高陵则达到了全县人口的半数。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人与其说是积极分子，不如说是充满不安和猜疑的普通民众罢了。
与会门的集会或仪式一样，为了在众人前向神宣誓，入党仪式可能也利用了节日或庙宇等的具有民俗性质的时间和地点。毛像替代神像，摆放毛像的村俱乐部则用来召开政治会议或作为动员参军的场所。可见，俱乐部就设在了各村的村庙中4。闰 2 月 1 日，在清丰 9 区宣誓后开展拥护共产党
运动(JL47.4.9)，可见此运动也利用了各地称为“翻身节”的闰 2 月 2 日。
宣誓过程与诉苦相交织，掀起高昂的斗志，正好迎合了寻求安全保障的人民的愿望。在滑县 3区申请入党者纷纷涌到登记桌前。其中，有让儿子替自己入党的老人，也有被干部拒绝后向天发誓
要入党的人，也有因出身不好而受干部嘲笑的人(JL47.6.20,7.1)。在秩序混乱之时，会门代替村落原本薄弱的保护功能，其作用已转移到了中共。内战时期也重复过未经严格审查就发动群众的集体入
党方式，对民众而言，他们还未弄清会门和中共之间的区别。
1948 年以后，随着战争负担的日益加大和土改的激进化，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导致各
地迷信活动盛行、会门组织重现。在追求现世利益和多神教性民俗信仰的特征的影响下，作为单个
家庭的神被供奉的毛像，无法应对该局势。民众纷纷向会门或各类“迷信”形式寻求寄托[丸田 2004,选编 3 下:66～71,152～153,606]。

Ⅱ．可变的政治等级以及权威的等级化
1947 年 3 月之后开展的群众动员中，根据每人的政治态度以及以此为根据的地位和资格设立了
政治等级，而且要求村民佩戴标识于身，用以体现等级。
观城的参军动员中，在各村都开展农民登记活动。“跟毛主席走的”发给了“反蒋证”(彩色布制的标识)戴在胸前。而且根据群众评议，斗争对象被认定为“蒋派”(JL47.5.1)。在濮县 7 区，依据袖章的颜色区分“积极翻身农民”，“没有完全跟地主撕破脸的农民”，“两面派分子”，“统治疙瘩”等。还用胸
章和门牌的颜色区分军属、烈属、伪属等。这些都由群众集体评议制定。佩戴胸章被规定为整个直系家族成员的义务,对于不佩戴标识的人村里有权对其进行拘留(JL47.5.6)。标识还使用于以村为单位的军事管制中，地主等则处在了严格的监视之下。
这些看上去十分严格的身分等级制度，可随政治态度的变化而互相转化。濮县 7 区的袖章规定，经群众考核评定对态度良好者可改变其标志。在该县进步的地主也可升为农会会员或农民。并促使
戴两面派袖章的“流氓”也开始积极参加劳动，有的伪属也声明与士兵断绝关系 (JL47.5.6,5.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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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冀鲁豫各省乡村的庙宇功能参考自王福明(1995),101 页。
3而在汤阴，标识的授予和剥夺是按土改中的表现决定。例如，给庇护地主者挂灰条，当其与地主完
全决裂并立功时，就会被授予农会会员的标识(红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该县 7 区对在武力斗争和
诉苦中的有功者，当场挂上“武状元”或“文状元”的红条。直接体现奖励或严惩的标识，掀起了群众
的斗争热潮。20 多天的斗争中，就产生了大量的模范，有 5 万 3 千多名农民报名参加了农会(TH47.8.21,RR47.8.27)。
在各自的政治立场被公开化的情形下，负的标识就意味着其生命、财产、自由的剥夺。因此，改变标识的可能性也起到了促其顺从革命的效果。在观城有的登上蒋派之后，跪求收为“跟毛主席走的”，有的吓得不敢出门。有人被评议为“跟毛主席走的候补”，他就叩头求收为“正式的”(JL47.5.1)。
“两面派”等观念，表示着连旁观行为都不容许的政权的意志。
这种可改变的等级制度，虽没有明确的标准,但从以下的例子中可得到确认。观城县马沟在土改之后的群众登记中，把村民分为“进步农民”，“落后农民”，“地主・ 恶覇・ 坏人”三个等级。这些等级也可以根据政治态度改变，他们登记后均发誓要求“进步”(JL47.5.6)。在鄄城的土改中，根据所犯“罪行” 的大小把地主分为 4 个等级, 按从 2 年到 7 年不等的控制期限从事义务劳动。并且，在 3 个月
后的会上确定升级或降级结果，其中被认定为 4 级以上地主则规定要被枪决。在范县葛口村把“落后分子”分成“地主组”，“伪属组”，“顽固组”等，给予其优待军属的任务，对态度良好者可以吸收进农会或妇会(JL47.5.16)。
笔者认为允许地主阶级改变等级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地区在过去实行土改时，地主早被打倒，
已不复存在；二是没有地主的村落有可能把相对富裕者断定为地主。同时，可以看出中共的功利主义斗争原则，即“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集中打击主要敌人”。在动荡的根据地开展的斗争中，中共对站在敌我之间而犹豫不决的大部分人，实行“带罪立功”的奖励政策，积极推进了对于这部分人的
争取工作。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势助长“变天思想”的背景下，人们的政治态度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因此，基于此的等级划分政策作为一种有效手段，无疑推进了“带罪立功”人群的积极
表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些政治等级的报道集中在开展参军运动的 5 月份这个时机，可以鉴证这种论点。干部为完成参军任务可以动员“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人送子弟参军也是出于保证自己安全的目的。每村都立誓约，对宣誓者进行品行和过失的记录，再利用集会进行表彰或处分。这一
点完全沿袭了乡约的形式，同时也暗示规范的不稳定性。另外，对政治态度的评定符合将内心对规
范的服从化为形式体现在外的儒教秩序理念，因此从该意义上讲它继承了传统规范意识[请参照涂2007]。
可变的政治等级符合了传统农民意识，即适应社会的流动性期盼“发家致富”、“升官发财”的愿
望。而佩戴的标识与明清时期朝廷的官位等级补服或勤杂人员和士兵穿着的写有职务名称的制服如4出一辙。对各种模范的表彰仿效科举制度，称为“状元”的模范坐轿骑马举行盛大游行，授予匾额，
其名字被载入“功臣榜”。在濮县 6 区的大会上，以赤贫为首的贫农分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个等级(JL47.8.30)。颠倒的新政治等级制度仍旧依附于传统文化观念。
尽管可变的等级制度对扩大斗争和镇压及遏制敌对势力发挥了重要威力，但在人口过剩而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为所有民众分配土地的过高的目标终究导致了斗争扩大化[田中 1996:180～193]。不断重复的斗争促使包括上升的贫农在内的广大民众也成为斗争对象，乱扣地主、富农、特务帽子的现象不断蔓延。1947 年 6 月,开始商讨取消区政权的基层领导体制，并由农会统一领导村级政权和民
众的设想[选编 3 上:352]。此后，有些地区也出现了向贫雇农团权力交接的情形，而基层干部的地位
则越来越不稳定。加之动荡局势下保留了人们可选余地，因此引发了人们的大量逃亡。
另外，1947 年下半年之后，在根据地斗争对象进一步深入，剥夺了地主、富农、中农子女受教
育的机会，并罢免了地主和富农出身的干部和教师，而选用受教育水平低的贫雇农为教师等措施。
这不免会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身血统主义[丸田 2008, JL47.8.17,48.8.10,24]。笔者认为，该现
象是由基于家庭观念的贫雇农报复行为和地主与贫雇农的地位改变的确认工作以及把阶级概念作为
社会分析手段的中共政策相交织而引发的。
但是，看上去显得十分牢固的身分等级的这种情况本身也属于容许流动的传统社会特征。中国传统中，虽没有身分固定之说，但在礼制下严格遵循权威等级观念将其外在化。正因为社会上存在沦落的危险和上升的机会，人们才更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实力。而且，由于依靠自己家族和宗族的关系，要避免没落或要求上升的愿望会愈强烈，因此才出现重视“出身血统”的观念。就身分不固定的
社会里出现的权威等级化而言，土改中显现的出身血统主义也符合中国的传统社会心性。并且这个
时期的等级秩序也并非完全固定。恣意扩大斗争对象的同时，大量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受到提拔，社会仍处在一个激烈的流动过程中。

Ⅲ．整党运动与端正政策
1947 年 9 月，中共在全国土地会议上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旨在彻底实施土改。为实施该政策，中共开展了包括基层组织在内的整党运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从 11 月
起开始了有关土改急进化问题的讨论。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运动方针得到实施的 1948 年 1 月前后，有关中共中央左倾主义路线的指示逐步地传达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田中 1996:第 7 章]，指示中错综交织了对进一步推进土改和防止左倾路线的方针。
在开始准备将一切权力交予农会的同时(TH48.1.23) ,2 月 1 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指示对村支部
进行整党运动。该指示提到有关纠正左倾的各种观点的同时，指出一部分干部和党员庇护地主和富5

农，没有彻底进行斗争，有些地主富农成分和军干烈属多留土地财物，应对其进行重新调整。为解
决这些问题，特批示让非党员贫雇农与中农参加党支部大会，并公开支部状况。同时，查党员的阶
级、思想、作风等，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谢忠厚主编 1991:789～793]。批示提到左倾问题的同时，还提倡依靠动员群众开展整党运动，继续推行群众参加革命的方针。
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开展的整党运动中，贫雇农团剥夺了村干部和党支部的权力，批判了干部和党员的贪污、强迫命令、侵犯中农等行为，并取消了无辜民众身上乱扣上的特务帽子(JL48.3.4,4.24,7.15,8.3)。在此过程中，由于引发了包括对干部和党员的私人报复行为和工作组采取敌视基层干部的原因，致使支部完全停止运作，党员中出现不安和不满情绪，并出现了不工作，甚至
逃亡的情况 (JL48.5.1,7)。
3 月末到 5 月期间，中共中央的整党方针从整顿支部“组织不纯”改为对作风的批判和改善。纠正
左倾问题全面铺开，5 月初在《冀鲁豫日报》上也开始刊载整党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批判。在报上并没提到转变党的方针问题，而是把各类问题归结到工作组的偏向，进行批判。通过此次转换确定了党员比例中绝大多数应为贫雇农，支部虽存在指导和教育的不足等问题，但不是大错误，并指出对民众的强迫命令是源于短期内的沉重任务压力所致，是上级领导的责任(JL48.5.7)。但是，此后开展
的整党运动仍然在大众组织占优势的情况下被推行。4 月末，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太行区党委的指示
中，介绍了武安 9 区的整党经验。当成立贫农团和农会时，每次就把支部党员约三分之一的人吸收进同团和同会，从而把支部分裂成“好党员”和“坏党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将该例子作为老
区 整 党 运 动 中 的 模 范 进 行 介 绍 并 奖 励 。 该 指 示 也 刊 载 于 《 冀 鲁 豫 日 报 》、《 人 民 日 报 》(JL48.5.10,RR48.5.3)。
5 月 15 日，冀鲁豫区行署公布废止以村单位形式对地主的特殊管制(使用袖章和标识，申请外出许可等)，逮捕、拘留、处罚的权限移交给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 (JL48.5.19)。
端正政策以后，回乡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夺回土地和财产，并实施报复行为。而区村干部和工
作组却对此置之不理甚至支持。由此产生了将端正政策误解为“兴地主”的情况 [选编 3 下:404～
412]5。这样的偏向也表现在补偿中农，保障地主、富农生活及确定地权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上。
中共认为，土改时农民激进要求土地的行动是，剥夺富裕者的财产并平分的“平均主义”，并于确定纠正左倾后，将其定义为“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思想(TH48.5.10)。但是，“平均主义”是从 1946
年秋到《土地法大纲》实施为止期间，中共本身一直推进的政策方针 [田中 1996]。
《土地法大纲》
提出向含地主在内的全乡村民彻底均分土地、财产(TH47.12.31)。当端正政策以后要正式实施该法时，
中心区的干部们却要收回在土改时向贫雇农分发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土地，并把这些转拨给地主、富5

JL48.6.3,21,7.9,8.7,9.18,10.25,11.10。
6农、中农，以实现平分。有的村子实行全村总耕地面积除以人口数，用取得的平均值进行机械式调整。还有的村子每当由于结婚、出生、死亡等家庭人口发生变化，就重新进行土地分配(JL48.10.6,9,12,21,11.25)。总之，这些彻底均分土地方式的产生是由于区村干部为贯彻迟迟而来的上级政策所导致 (JL48.10.6,11.25)。
一连串的政策调整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混乱中，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中共政权的核心力的缺乏和脆弱。虽伴随着无法控制的偏向，但上级政策以中心区和重点村为中心，每次都在村级执行。而对于
左右摇摆不定的政策方针，社会作出了极端反应。干部和党员把上级的指示做为行使权力的依据，但又被上级的批判而剥夺了权力。党支部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批判支部的工作组也同样受到批判，
每逢开展新运动都会吸收进一批新积极分子，从而更加促进了与民众成为一体共建忠诚党组织。另
外，成为干部、党员的贫穷民众，除党组织外很难找到形成权力的源泉，在此意义上，中共权力加强了其统治能力。但是，由于这些人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在任务完成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产生各种偏袒。他们在受到批判的压力下，常常会选择走极端。渗透到社会裂缝的党的核心力，
不断重复着动荡不安而强烈的干涉作用。
到 1948 年 11 月为止，冀鲁豫区的党员发展至 17 万余人。这与人口增加一倍的抗日战争时期相比中共党员组织人数竟增加了三倍。急速扩充的党组织，通过整党运动处分和开除党籍处理了一批人员，强化了自身队伍。在此期间，有些县的党员人数以几千人的规模增减。[丸田 2008]。据统计，整党运动中，约有 15％的党员，即 26,198 名党员干部参加[中共濮阳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1987:178]，
估计其中村干部约有 2 万人。
从 1948 年 6 月到年末，中共组织了含非党员在内的村干部训练班，各地举办了平均半月左右的教育培训。其规模据不完全统计达 33,848 人(JL49.2.5)。该数字虽不足全区人口的 0.3％，但实际上是包括了 2 万人左右的全区农村干部6以及 1 万几千人的普通党员在内。全区农村党员总数约 15 万人[张玉鹏·张文杰编 1994: 432]中的三成都参加了培训。从而提高了基础组织的质量，确实促进了权
力向社会的渗透。

Ⅳ．重新规定阶级划分
在纠正左倾问题上，重新划分阶级成为讨论的要点。1947 年 11 月，再次翻阅出曾在 1933 年起
草的有关划分阶级的两份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根
据 1948 年 1 月任弼时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土改中的几个问题》对以
上两份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并于 5 月重新公布 [中央档案馆编 1992:165～182]。

6

根据张玉鹏・张文杰编(1994），431～432 页中对干部和党员人数的统计数字经推算得出。
7

1933 年的两份文件上已明确指出，根据剥削和劳动比重、时间划分农村各阶级的标准。任弼时的报告在此基础上明示了划分地主、富农等阶级的经济上的标准,提出应根据经济状况划分阶级，并
指出了如下基准。在老解放区，地主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人，连续有 5 年者，富农已连续 3
年取消其剥削者，应改变其成分。参加中共军队的地主、富农等剥削者及其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如果符合受过革命教育，在战斗中坚决勇敢，且无破坏土改的行为等条件时，剥削者本人入伍后满
2 年，知识分子满 1 年可将其成分划为革命军人(TH48.3.24)。随后，在 5 月向各地公布了上述成为
革命军人成分的标准，还指出该原则同样适用于非军事机关。伴随着革命军人成分问题的调整，给
入伍的剥 削 者及其家 庭 出身的知 识 分子指出 了 有关入党 （ 中共）的 手 续规定[ 中 央档案馆编
1992:158～159,154～155]。
在此之前，2 月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草案》)，交给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级讨论 [中央档方案馆编辑 1981:172～229]。《草案》是针对包括
城市各阶级在内的总括性的阶级划分文件。文件中详细指出了用剥削、劳动性质及其时间、比重等
方式，规定阶级和改变成分的标准。据说《草案》未被公开和下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6:62]，
但在《冀鲁豫日报》中却以片断化的形式引用了与《草案》形式和内容相一致的文件(JL48.7.29,49.1.24)。据此判断《草案》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以某种形式得到了实际应用。
这些文件中，将家庭出身称为出身，本人现状称为成分的方式，加以区别。取得革命职员、革命军人的成分，以本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为基础，并反映他们思想、行动上的“进步”。但是，在《草案》和 5 月份下达的有关革命军人成分改变问题的指示中，却明确指出成分虽可改变，但出身无
法改变。在中国社会，原本阶层间的流动就很大，特别是到了近代该流动越加凸显。仅凭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就规定其家庭出身的方式具有不合理一面，但谈到阶层的兴衰是处在日本或是国民党
的统治时期，还是在中共政权成立之后的问题时，其差异就会与对政权的忠诚心产生联系。随着革
命的迅速胜利，为统治众多流入政权的新人，规定出身具有重要意义。如在军队，到 1948 年 6 月末
为止的 2 年间俘获的国民党士兵达 163 万人，其中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被改编(JL48.8.4)。社会流
动性与利用其维持统治的权力方的担心，其实源于一体。1949 年 2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评许多地
方党支部违反党章规定，不按本人成分，而按出身决定候选期和入党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他
2000:719～720]。究其原因，可理解为规定出身的制度本身孕育出了以出身血统主义方式进行统治的压力。
与此相关联，改变成分问题，也将上升或衰落的时期作为一项条件纳入了规定范畴。上述的诸
文件规定：地主、富农在中共政权成立前已下降为中农、贫农，并满 1 年以上者，其成分和待遇可改变为中农、贫农；从农民已变为地主、富农者，需满 3 年后方可改变成分。正如任弼时在报告中8

提到此原则适用于新区，制定以上方针实为稳定工作基础尤其薄弱的地区社会秩序。从上述意义上讲，出身和成分是以社会经济状况为标准，其概念的制定既考虑到了社会流动性，又着眼于人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统治的效率。

文献
大泽武彦（2007）〈国共内战期の农村における《公民权》付与と权力〉《历史评论》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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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0-7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0-7

内戦期における冀魯豫区の民衆動員と政治等級
丸田孝志（李成浩訳）

Mass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Grade in JiLuYu District
during the Civil War Period
MARUTA Takashi(trans. Li Chenghao)

要

旨

小論は、抗日戦争以来、諸勢力の争奪の対象となった極めて不安定な根拠地である冀魯豫区（晋冀魯豫辺区の東南部分）を対象とし、転変する政治・軍事情勢と社会の流動性に対応した政治等級区分と大衆動員の特徴を考察した。内戦勝利に至るまでの政治情況の変化に伴い、中共の政策方針は転変を繰り返し、中共が打倒を目指す
敵や同盟者の範囲もこれに伴い伸縮した。政治態度を基礎とした政治等級区分は、このような情況下、運用された。中共の大衆路線は、下層大衆を積極分子・党員・幹部として登用する指向を一貫して維持しており、運動の度に社会に流動性を与えていた。負の等級区分では、恣意的なレッテル貼りが横行し、没落の可変性は常時人々に示されていた。政治等級区分には、恣意性と不安定さが付きまとう一方で、左傾政策の時期から政策転換期まで、厳格な区分の中に一定の流動性を許容することで、人々に忠誠を迫る特徴が維持されていた。
本来的に弱い村落の保護機能が、内戦の混乱で更に低減するに伴い、任意の組織に保護を求める民衆の行動は過激なものとなった。郷約の形態を踏襲する不安定な規範の確認が盟誓の形で行われ、大参党運動の盛り上がり
や会党組織の勃興を支えていた。一方で中共は十数年来の闘争を経て、社会を動員する党組織を区から村へと浸透させつつあり、自治能力の弱い村落を代替して民衆を動員し、社会を変革する力を持つに至っていた。

担当委員（田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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