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恩师田中仁教授

恩师田中仁教授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与世长辞。我与众多门下弟子和学界同仁一样，也
是在 6 月 6 日才收到讣告。突如其来的噩耗，一时间令我茫然若失，悲痛至极。或许是远在中国，至今我仍不能相信先生已离开我们。
我于 2011 年作为留学生进入先生门下学习，2016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大阪大学任教。
直到 2020 年 3 月先生从阪大退休，我在先生身边呆了近 9 年。2020 年底我从阪大离职回
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临行之前，同门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先生也专程过来为我送行。地点
就在阪大石桥站附近的“がんこ”，一个由日式庭院改建的很优雅的餐厅。当时正是新冠疫情肆虐之时，餐桌都装上了透明隔板。尽管如此，大家和先生一起共度了一个既温馨又轻松愉快的晚餐。当时完全没有离别的伤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后等疫情结束，肯定每年都会在中国或日本的什么地方因学术活动而时常见面、相聚。不曾想疫情会持续三年之久，更不曾想这竟是除线上之外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每每思及此处，遗憾哀恸不已，往日种种涌上心头。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 2007 年的夏天，当时还是南开大学本科生的我有幸参加了天津召开
的第一届“天花阪会议”。对先生的初次印象是，笑容温和、鼻子下的胡须修得整整齐齐、身材有些发福，感觉像极了“灌篮高手”中的安西教练。会议结束后，得益于硕士导师江沛教授的推荐和先生的鼓励性认可，我在会上报告的论文被译成日文正式发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这对当时的我是非常大的激励。在我迈向学术研究之路的如此早的时期，便已受泽于先生。
与先生再次见面，是参加 2009 年阪大主办的第三届“天花阪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大阪度过的这 5 天，我有了很多与先生交谈的机会。当时的我还不太会日语，很唐突地向先生提了一些在学术上颇为幼稚的问题。先生却并未敷衍我，而是很努力地用中文认真地给我回应。先生温和的性情、真诚的态度令我甚为感动。从那以后，我便产生了赴日留学并拜读于先生门下的想法。
回国后我开始努力学习日语，在完成硕士论文的同时，也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成功申请到了日本政府奖学金赴阪大留学。2011 年 10 月 1 日，我拖着和我身材差不多大的行李箱抵达大阪。抵达次日，一切尚未收拾好的我便收到先生的邮件，要求我参加当天晚上的研究生讨论课。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先生和蔼可亲的同时又有严厉的一面。课前我第一次
拜访了先生的研究室。当时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听到我敲门后，从屋里最深处传来先生“请进”的声音，推开门后一排排书架映入眼帘，穿过所有书架才见到先生。见到我，先生非常开心，然后对我说“腰を掛けて”，我呆住了。只通过应试书本自学日语的我，并没
有听懂这是“请坐（坐って）”的意思。见我拘束、窘迫的呆站着，先生立马换成中文跟我
说“坐吧”，使我一下子放松了下来。现在想来，这应该只是先生的留学生指导生涯中滑稽有趣的场面之一吧。
此后 5 年的博士期间，我在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照顾下，愉快而充实地度过了我的留学生活。为了让我能尽早适应日本的生活环境，先生曾亲自去了解校内和阪大所在的丰中市有哪些可以为外国人提供生活咨询和各种帮助的设施，并带我去参加他们的交流活动。法学研究科的院生研究室与先生的研究室所在楼栋仅一路之隔，我经常一有论文选题的想法或有读书感悟，就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冲到先生研究室，先生总是会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饶有兴趣地回应我。先生时常在我们讨论问题时，钻进研究室的书架之间，不一会就找出十几本相关的研究书籍交给我，让我好好研读。我们也经常在先生的研究室一起喝咖啡，我会毫无顾忌地向先生倾吐我在研究上或生活上的烦恼以及开心的事情，先生也总是很耐心地倾听并适时地给予我鼓励和安慰。当我钻牛角尖、挠头抓耳和自己较劲时，先生也会直率地敲醒我，并给出适当的意见帮我走出困境。我习惯在下午 1 点左右去学校的食堂“らふぉーれ”吃午饭，先生亦是如此，我们总能在那里碰到，然后边吃边聊，我吃饭速度很慢，先生却吃得很快，看到我不好意思让他等，在加快速度时，先生总是会细心、温和地说，没关系，别着急，慢慢吃。无数次在先生带我去参加校外的研究会或学会
的电车上、新干线上，我们畅聊各种话题，偶尔在谈话间获得了一些好的想法或思路，先生也会开心得像孩子一样。先生还特别愿意尝试新的技术手段，帮助史料的整理分析或提高工作效率，Access 数据库软件、Dropbox 等软件的使用我都是从先生处学到的，对新鲜
事物的好奇心也是先生留给弟子们的宝贵财富。先生主持或召集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以及座谈的策划筹备工作我也都有参与，这些工作繁杂而琐碎，但为了跨国·跨学科学术交流的推进、为了给年轻一代学人创造更多机会和平台，先生总是热情满满、执着又细腻。留学期间，有太多太多高兴的、有趣的、严肃的、辛苦的、温馨的、感动的画面，难以一一尽述。
2016 年博士毕业后，我留在阪大任教。我的研究室只是搬到了旁边的楼栋，依然与先生
的研究室一路之隔，自学生时代与先生的相处日常几乎没有改变。只是成为教员后，不能仅顾自己的研究，还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尽管已经习惯了在日语环境下的学术发表和学术
交流，但日语授课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的我担扰，便将自己一直在法学部担任的亚洲政治史的课程改成与我共同授课，也让我登上了有名学者荟萃的集中讲义的讲台，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我备课、授课，鞭策我、支持我。此后我便很快能独立开课了。此外，为了让我更快、更顺利地适应新身份，先生将我引荐到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21 世纪社会综合研究中心兼任客座研究员，还把我纳入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辑刊的编
委会，并且让我担任校内文理交叉平台“まちかね CAFÉ”企划委员会的干事，从各方面促
使我成长、丰富我的工作经历。先生陪伴和见证了我作为一名研究者和教员的成长过程。
自我到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工作后，先生每学期末都会约同研究科的山田康博教授和我，三人一起聚餐，我能感受到先生是怕我在新的研究科不适应或感到孤独，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山田老师在研究科内平常多关照我。山田老师以及经济学研究科的许卫东老师，都曾半
开玩笑地说先生就像是我在日本的爸爸。诚然，对于远离故土、常年独自在日本生活的我而言，先生不仅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也是像慈父一样给我无微不至照拂的亲人，是我的坚实后盾。
2020 年底我彻底回国后，仍然通过邮件和微信与先生保持着联系。先生时常会将日本国
内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等信息与我共享，甚至要自己买来相关书籍邮寄给我。我也会将中国学界的相关动态转发给先生。我们一如从前，也时不时在微信上聊聊近况、聊聊想法。
先生在 Zoom 上召集的“乔钦起工作笔记”史料研读会，我也一直参加到了最后。2021 年
6 月底，先生因呼吸困难问题住院，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由于术后康复训练的艰辛，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学界露面，但他并没有放弃研究。2022 年元旦收到先生的贺年卡，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在新的一年要努力让身体恢复到手术前 80%的状态，并重启他未完成的研究课题。2022 年 5 月底，先生完成了《现代中国政治的转型与农村干部》的最初稿，并
请当初史料研读会的成员为他提意见。该稿经过不断修改完善，在 2023 年 2 月 17 日的京大人文研石川禎浩教授主持的“20 世纪中国史的资料复原”研究班上进行了发表。彼时先
生因手术后装上了人工气管套管，说话极为辛苦，于是提前录制好发表内容在现场播放，讨论时才在线上露面，回应来自大家的提问和意见。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在线上见到先生。
即使在身体条件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先生依然尽最大可能参加学术活动，将研究事业坚持
到了最后。还有一件令我颇为动容与感佩的事情，先生一直心心念念要将其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学期间获得的部分薪资捐赠给历史学院，作为支持中国青年学人加强与日本学界

交流的基金。在他术后身体稍有恢复之时，便积极地让我与江沛老师商讨如何实现此事，
终于在 2022 年 3 月完成了捐款。先生一直都是如此，无论是个人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推进学术交流事业上，不管遇到何种障碍或艰难境况，都从未轻言放弃，执着又坚定。
我与先生最后的联络是在今年的 3 月 3 日。先生得知我因感染新冠肺炎后身体状况一直不佳，颇为挂念，虽身在病中却不忘对我的关切叮嘱，那熟悉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暖。未曾料想仅在这一个多月后，先生便溘然辞世。一想到今后去日本时再也见不到先生，孤寂
凄凉之感油然而生，难以自持。先生在自身治学严谨的同时，这数十年来都全心全力促进
中日学术交流与相互理解，也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研究者。我正是这其中最大的受惠者之一。今后我将谨记先生多年的教诲，精进学术，也希望继承先生遗志，能在中日交流上略尽绵力。如此，或能让在天国的先生稍感欣慰吧。

邹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2023 年 11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