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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共同研究與臺灣的歷史認識

No.2015-4

許育銘大阪大學中國文化論壇 討論文件 No.2015-4

東亞共同研究與臺灣的歷史認識*2015 年 3 月 25 日

許 育 銘

*本稿は，2015 年 1 月，大阪大学で開催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歴史認識」（大阪大学未来研究イニシアティブ「21 世紀課題群と中国」主催）の報告原稿を整理・改訂したものである。

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未来戦略機構・特任准教授，台湾国立東華大学・歴史学系・副教授

Ⅰ．歷史認識論爭中的教科書問題
關於「歷史認識」問題，一直是東亞國際間的一個重要焦點，它是圍繞著日本國內政治發展成為國際問題。但儘管東亞諸國包括台灣，雖然都存在著歷史認識問題，但這些問題
並非一定使用「歷史認識」的名義出現，只能說在台灣，「歷史認識」問題的概念已成為專指在日本發生事態歷的專有名詞。因此，這顯示談論東亞的歷史認識時，是以日本為中心形
成討論場域，發展演變脈絡更與日本局勢息息相關。另一方面，所謂的「歷史認識」問題也
有範圍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者牽涉透過歷史說明國家民族的過去種種，建構自我認同與
指導未來的何去何從，；狹義者的範圍則可限定專指歷史書寫，如何篩選記述發生過的事物，特別是歷史教育中的教科書書寫。台灣自身當然也存在著「歷史認識」問題，而且近年
來爭論的發展更日益加劇。雖然台灣與日本的情況有明顯的差別，但是置於一個東亞之下時，未嘗沒有共通的關聯性，而且在促進東亞相互合作的同時，增進彼此的相互理解不僅有其必要，探索共通性深化合作基礎更是極為有意義之事。
對於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論爭的形成，一般認為起於 1990 年代初期關於慰安婦問題，
從要求日本政府倒歉、賠償的聲浪不斷提高，演變到日本國內興起批判「東京裁判史觀」、「自虐史觀」的聲浪，造成許多爭議事件，例如 2001 年發生的日本國內外各方批判扶桑社
出版《新歷史教科書》通過審定出版。但若從三次日本教科書事件的脈絡與國際層次來觀察，則 1950 年代就發生關於歷史認識問題的教科書修改與訴訟，從國內問題發展到 1982 年的國際問題。中、韓等國抗議當時日本文部省對送審的教科書進行干預，違背史實修改，例如要求刪掉慰安婦，並以「進出」取代「侵略」字眼。原本是日本國內的教科書問題演變成
為國際大事件，最後以日本政府特別在教科書審訂基準上加上「鄰近諸國條款」作為收場。
教科書的記述關係到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論爭的發展，需要考慮國際理解與國際協調。因
此後來的東亞歷史認識問題基本為環繞著日本為核心，同時存在於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
日本的情況訊息透過媒體到達台灣，造成複雜的影響。一方面在台灣社會，造成對日
本這個國家缺乏戰爭反省、淡化責任的固定印象；一方面也讓逐漸民主化中的台灣社會意
識到教科書記述的影響，要求國家機器對歷史解釋權掌握鬆綁，而最能代表國家干預的便
是歷史教科書課綱訂定，國家訂定課綱，作為民間出版教科書的撰寫依據。最後使得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是以環繞歷史教科書課綱定期的修正為核心發展起來，而這與日本國內
教科書問題發展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歷史教科書具有重要性，也有指標性。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歷史是一個客觀的過程，但對歷史的認識卻是人為的建構。一個民族的歷史是透過歷史教育建構、記憶和傳承的，而歷史教科書則是最重要的傳承歷史記憶的媒介。加上歷史教科書具有官方權威、正式且普遍的特徵，將整個民族的歷史記憶深深地烙印在學習者的精神世界，一個民族的體制化的記憶依靠著這個重要的記憶的場所，所以教科書參與決定社會上什麼樣的知識被認為是合法和真實的。也因此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本土派人士一直認為國民黨長期威權統治所造成的歷史認識是扭曲的，要掌握歷史解釋權加以導正。
1990 年代後期，當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及「自由主義史觀」引起日本國內外激烈爭議1

時，台灣內部也正在進行關於歷史觀的典範轉移，隨著台灣主體性的強調與要求對台灣本
土意識的認同，台灣本土史觀取代原有的大中國史觀，而且逐漸成為官方的主流論述。
1997 年官方出版中學教科書《認識台灣》，代表著正是這種典範轉移。以該書出版為楔機，開展之後台灣社會對於歷史觀典範的正反兩面激烈對抗。批評者不滿以《認識台灣》為代表的台灣本土史觀，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貢獻，與日本右派美化日本戰前歷史的描述並無差別。而之後教科書課綱的訂定問題的重覆出現，使得詞語的使用爭辯，擴散到社會各層面。
例如「日治」與「日據」、「終戰」與「光復」等之爭中，可以看到台灣歷史認識問題與日1

本右派的連結，使台灣在東亞歷史認識問題上，處於一個尷尬又曖昧的處境。

Ⅱ．台灣對於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的研究情況
在談東亞共同研究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台灣對於日本歷史教科書的研究情況，
我們得注意這是一個由日本國內－國際－台灣國內的跨國影響過程。雖然台灣明確受到日
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的影響，但台灣方面有關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研究並不多，但有關台灣
本土教科書和歷史教育問題卻一直是研究重點。在教科書研究方面，多以教育或課程討論
為題，如藍順德《教科書意識形態》（2010），該書系將歷年來有關教科書相關的研究進行
總整理，他以意識形態的角度去分析教科書，可以用政治、性別、族群、宗教、階級、地區的來劃分，他將 1979 年到 2008 年有關教科書意識形態的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及國科會專題報告等進行回溯性的文獻分析與討論。發現 2000 年以前研究教科書著重政治上的意
識形態批判，而且以社會科課本為主題進行分析者最多，而在 2000 年以後國中教科書出現《認識台灣》課程，台灣爆發第一次國內「中國化」與「本土化」之論爭，研究重心開始關
注於兩岸教科書比較以及戒嚴前後教科書比較，亦顯示台灣對於國內教科書研究專注開始2重視本土化的發展。 關於此點，可再參考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2001），該文主要以報紙、媒體報導分析來釐清「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所突顯的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記憶之關聯。
台灣關於教科書與歷史認識問題的討論，較多出現在有關歷史教育方面相關期刊，期刊不只是論述的場合，也常常成為意識形態主張的發聲地。例如以強調民族文化精神為主
題，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的《海峽評論》便是中國化史觀的代表。此外，以學校課程教學為中心改善歷史教學的《歷史教育》、《清華歷史教學》、《歷史月刊》等也常有探討台灣國內歷史教學情況與政策討論，其中最大的主題亦在於「中國化」與「本土化」的討論。台灣本土史觀的代表團體「台灣歷史學會」編著過《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論文集》（2003）一書，主要也是探究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問題。基本上有關探討台灣國內的教科書制度的研究也多會略為提及或參考日本的情況，當然也不乏專門探討日本教科書制度的論文，但數1參照汪宏倫，2014，〈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初探：史觀、戰爭、框架〉《21 世紀東アジア社会学》，第 6 号，頁 72-94。
2參閱黃貞瑜，〈歷史認識與書寫—臺、日、中高中歷史教科書比較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歷史
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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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極有限，多屬教育層面之研究，以歷史觀點切入探討日本歷史教育問題者雖然相對較少，但不乏佳作。收於該學會的會訊者，如何義麟，〈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之演變--擺盪在「國際考量」與「本國中心」之間〉（2002）一文便是代表。
不少學者的研究是針對日本歷史認識問題加以觀察，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增進台灣歷史認識的良性發展。許育銘的〈戰爭魅影—日本歷史教科書的中日戰爭〉（2005）一文主要探究日本
歷史認識問題與日本教科書爭議的發展，其中比較日本國內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分析日本國內政治鬥爭影響下的歷史教科書發展。同作者所撰〈站列法庭的歷史學：家永三郎與日本教科書審定訴訟之研究〉（2006）是以歷史與法律觀點下分析家永三郎的訴訟問題，探討日本教科書審定制度與憲法保障學術自由是否有衝突，並反思台灣歷史教育現況，重視歷史教育卻輕視歷史
教科書品質，呼籲鼓勵大學教授參與教科書編寫工作且視為正式研究成果業績。羅志平曾發表〈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2006）探討日本修改歷史教
科書的心態主要是在創造新民族主義的誕生。有鑒於日本戰前與戰後民族意識的差異，希望喚醒戰前效忠日本天皇的皇國史觀，故反對戰後反省的日本，認為是「自虐史觀」，於是日本國內
3的歷史修正主義出現。

而關於日本修正歷史教科書的心態，汪宏倫在〈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
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2010）以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角度探討日本右派分子的心態。作者運用社會學理論去分析日本的民族主義心態。全篇主要以馬克斯・舍勒（Maxscheler）所稱的怨恨心態來建構和理解日本當代民族主義。在討論這個議題之前，必須先了解
日本在戰前與戰後對自身的認同產生了巨大的斷裂，戰前是個英明神武的皇國之民，到了戰後
卻變成不斷道歉謝罪的歷史罪人。在盟軍（美國）佔領日本時，用粗魯的、強迫的方式建立起日
本的民主國家，卻又沒有將戰前天皇制度、皇國史觀消除。這些充滿爭議的事項，埋下了怨恨的種子。該文的重點在於了解新民族主義者發表新歷史教科書的背景因素，並進行分析，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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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者的理論建立這波民族主義者的心態。

針對日本右派《新編歷史教科書》的討論，可以黃自進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新歷史5教科書編纂會」的個案探討〉（2004）作為代表。 黃自進認為教科書問題，涉及國內價值體系的重整，也涉及日本與周邊鄰國外交關係的發展，因而是一個觀測日本社會動態的最佳指標。日
本教科書問題與日本國內政治與經濟發展情勢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只要日本國內的矛盾繼續存在，教科書問題也不會落幕。甘懷真〈台灣與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之比較〉（2009）敘述台灣與日本歷史教科書課綱的比較，探討日本課綱形成的歷史背景與日本國內左派史學與右派政府的衝突，最後檢討台灣的教科書制度，提出建議與反省。
從比較的關點出發也是對東亞共同研究歷史認識問題的初步，黃綉媛在〈中日初中歷史
教育的比較—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糾葛〉（1994）的研究中，針對台灣、日本、中國大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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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2。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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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最新發表的書評亦頗值得參考。黃自進，〈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的組成--評菊池一隆著，《東アジア歴史教科書問題の構図--日本‧中国‧台湾‧韓国、および在日朝鮮人学校》(法律文化社，2013) 〉，《教科書研究》，第 7 卷第 1 期，2014 年 4 月，頁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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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中的歷史教育目標、民族主義及世界主義進行分析，認為日本政府近年來強調國際和平
教育的課程改革但是在教科書上對於戰爭的反省卻越來越淡化，但戰爭的反省仍然在教科書中得以展現。可知日本政府與歷史學界、教科書編者之間存在著不一致性。這種不一致性使日本
政府難以統合國家民族意識，但仍有走向極端國家主義的可能。中國的歷史教育很明顯是由政
府主導歷史教育一切走向與內容。歷史教育也成為配合國情教育與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門課程，甚至許多國家重要政策往往透過歷史教育去宣傳。教科書在國際和平議題上推動國際友好合作，促使各國進步繁榮，但對國內民主及人權議題上卻呈現與政府政策背道而馳的現象。而台灣的既往的以中國化為中心的教科書是建立在保家衛國的基本精神上，對內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意識，作為國家統一的基礎，對外則強調國際合作彰顯國際地位。反映了在 1990 年代前半
6時，台灣的國內外情況。

Ⅲ．台灣對於東亞共構歷史教科書的注意
原本代表台灣官方對於歷史教科書掌控的機構是國立編譯館，是在 1932 年便設立的國家圖書編譯機構，隸屬於教育部，負責學術文化書籍、教科書以及學術名詞的編輯翻譯
事務。此一機構後來亦隨著政府播遷來台灣，但其編譯成果的效力隨時代而有不同。在1997 年台灣教育部開放民間出版商編印教科書之前，國立編譯館還是中華民國各級中、小學教科書的唯一供應者。但該機構在 2011 年被併入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雖然
從事教育制度、政策及問題之研究；建置教育政策與民意調查資料庫，提供教育決策所需資訊及專業諮詢。但也因為合併國立編譯館之緣故，遂有教科書研究之工作與教科書審定的職掌。國家教育研究院作為台灣中、小學教科書的審定機關，亦常常舉辦研習活動提供
給在教育最前線的中、小學教師參加。
2012 年 6 月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共同舉辦一場名為「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工作坊」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台灣國內第一次針對跨國共構教科書議題，包含如何跨國合作、共同撰寫、爭議議題之因應和處理等，進行深入淺出的座談與討論。
雖然台灣地處東亞，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關係密切，但是官方對於歷史教科書的跨國共構撰述，始終未有明顯的表示。對於國際上的共構歷史教科書課題，或對歷史認識的國際合作研究，台灣不曾有基本態度。
一般都認為跨國合作教科書透過跨越單一國族認同的寫作方式，達到多國家、多民族之間的對話，可以為跨國合作提供相互理解的基礎。目前跨國合作共構歷史教科書在西方取得成果較為豐富，近年來，東亞的主要國家也在積極發展中，中國、日本與韓國三者皆在進行共構歷史教科書，先是有《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2005），後來又出版《超越國境的東亞近代史》（2013）。台灣對於此一國際發展趨勢則較不熱中，尤其是中國、日本、韓國的共構合作過程中，台灣由於外交等的國內外因素，呈現失語無法反應的狀態。但相反地，台灣內部為了國家認同衍生的教科書課綱爭議、歷史認識問題，特別是日本統時台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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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2。
4

的定位，卻始終一直進行壁壘分明的激烈論戰。因此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明顯的重內輕
外，在空間與時間上有一定的侷促性。
上述 2012 年這個類似官方主辦的研習活動，或許可以視為台灣對跨國共構歷史教材
的可能性踏出第一步。這個研習活動邀集了實際參與共構東亞教材的學者進行主題講座，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教授、日本都留文科大學笠原十九司名譽教授，並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汪宏倫教授，從台灣的觀點及歷史社會學的視角進行主題講演。由於步平及笠原十九司都曾參與東亞共構歷史
教科書的事業，分別都是中國與日本在此課題的代表性學者，足以為參與研習活動者提供最前沿的訊息。此外，兩位台灣學者的主題講座也反映了台灣學界對於中日韓三國共構歷史教材的一些看法。
例如周婉窈以「試論東亞歷史共通教材書寫的可能性及其侷限」為題，指摘跨國共構
歷史教材有其不可迴避的國家主體性、歷史記憶和國際政治等深沈問題。首先，周婉窈認為由中日韓所共同撰寫的《東亞三國近現代史》，基本上仍是以日本帝國圈為主，被當作邊陲地區的台灣、琉球等，其等主體性書寫便相對無法完整。因此追問這是何者的東亞歷史時，便出現邊陲者自主的欠缺。況且，日本帝國圈內的台灣、琉球、韓國等是否有又有著共同經驗？而這些缺欠都是共構東亞教材時應該加入考量的面向。另一方面，周婉窈更提出質疑，多國共通歷史的書寫面臨的考驗是，「理論上應超越一國歷史進行越界和跨國的書寫，但各國歷史各有發展脈絡，往往同其時而不相交涉，對共同歷史事件的書寫各有其立論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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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各國還要處理各自核心的歷史問題，及面對各自國家意義與民族精神的傳統。」

上述的看法意見中，也顯示台灣的某種焦慮。中日韓等在進行東亞相關共同研究時，並不會刻意排除台灣，但是在討論東亞歷史認識時，台灣如果不是被邊緣化，甚至被忽略，而且台灣本土史觀與日本右派論述的連結也使得台灣處境尷尬。因此台灣應該如何參與現
階段尋求作為和平對話基礎東亞歷史認識討論？又該以何種觀點建立起台灣人的東亞史？
是個頗費思量的問題。
參考這個系列工作坊綜合討論所取得的共識，相當值得借鏡，可以作為參與東亞共同
研究歷史認識的起步。歸納成以下幾點：（一）在意義和價值上，與會學者一致持肯定態度，認為東亞各國共構教材是超越自己的視角、過程重於結果，並勇敢地挑戰了民族國家的框架。
（二）在必備條件上，應有表述的自由、多方開啟對話，但不要陷入民族主義的高漲情緒。
（三）值得共構的主題上，包括：戰前、戰後民主化、民主化之後的轉型正義等。
（四）在面對可能的困難與挑戰上，首先是中國和台灣關係的不可迴避 性，「理解的過程」如何達成非常重要，從台灣主體出發應是前提；其次是加害與受害者之間的二元對立衝突的問題；最後是突破民族主義的影響，一方面警醒民族主義遺緒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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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美華、陳姵琁，〈2012 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工作坊〉，《教科書研究》，第 5 卷第 2 期，
2012 年 8 月，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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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思索在克服和超越民族主義之後對誰最有利？
（五）在開始共構的契機上，可以從台灣加入中日韓國際知識社群開始，從「不理解」
到「對話理解」，相濡以沫才能達致和平，用關鍵案例將達成共構觀點的形成脈絡呈現在教材中，以教導孩童學習和平及思考達成和平的理解過程。

8Ⅳ．結語
台灣本土史觀的學者一直深信透過歷史教育的改革，讓民主能夠深化。雖然歷史教育的改革，不是用歷史認識的名義，但是指的同樣的問題。2014 年 3 月台灣爆發的「太陽花」
學運，印證上述觀點。因為這群出生於解嚴後的學生，是在自由化、民主化的時代氣氛成長，許多人就讀高中時所接受的就是「九五暫綱」的歷史教育。此份課綱在 2004 年民進黨
執政的教育部長杜正勝時期，以「普通高級中學暫行課程綱要」名稱公布，在 2006 年開始
使用，稱為「九五暫綱」。在「九五暫綱」中，台灣史首次獨立成冊，脫離中國史範圍教授。
9很多人相信這「九五暫綱」形塑了學運參與者的國家認同，以及對民主、人權的認識。
同理，台灣的歷史認識、歷史教育要與國際接軌，與東亞合作，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任何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一方面為過去與現代之間提供一種記憶的連續感，傳遞公認的歷史敘事；一方面它也改變乃至重寫過去，以符合當代社會的需求。所以我們得從各方面真誠努力地去消弭來自教科書的偏見、歧視和刻板印象，才能幫助克服歷史遺緒的衝突，而
跨國教科書共構或對東亞歷史的共同研究即是打破這類歷史遺緒衝突，也是對建立一個亞
洲共同體的一種具體實踐。
參考資料：王甫昌，2001，〈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性分析〉，《台灣史研究》8 卷 2 期，頁 145-208。
甘懷真，2009，〈台灣與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之比較〉，《歷史教育》，第 14 期，頁 151-170。
何義麟，2002，〈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之演變--擺盪在「國際考量」與「本國中心」之間〉，《台灣歷史學會會訊》，13/14 期，頁 69-78。
汪宏倫， 2010，〈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頁 147-202。
汪宏倫，2014，〈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初探：史觀、戰爭、框架〉《21 世紀東アジア社会学》，第 6 号，頁 72-94。
許育銘，2005，〈戰爭魅影--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中日戰爭〉，《近代中國》，第 163 期， 頁84-115。
許育銘，2006，〈站列法庭的歷史學：家永三郎與日本教科書審定訴訟之研究〉，《東華人文學報》，第 9 期，頁 25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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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美華、陳姵琁，〈2012 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工作坊〉，《教科書研究》，第 5 卷第 2 期，2012 年 8 月，頁 172-3。
9參閱王仲孚，〈論「高中歷史新課綱」的根本問題〉，《海峽評論》（網路版），247 期，2011
年 7 月。網址：http://www.haixiainfo.com.tw/247-8199.html。
6黃自進，2004，〈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個案探討〉，《中研院亞太
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1-77。
黃自進，2014，〈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的組成--評菊池一隆著，《東アジア歴史教科書問題の構図--日本‧中国‧台湾‧韓国、および在日朝鮮人学校》(法律文化社，2013) 〉，《教科書研究》，第 7 卷第 1 期，頁 105-113。
黃貞瑜，2013，〈歷史認識與書寫—台、日、中高中歷史教科書比較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歷史
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綉媛，1994，〈中日初中歷史教育的比較—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糾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詹美華、陳姵琁，2012，〈2012 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工作坊〉，《教科書研究》，第 5 卷第 2期，頁 165-175。
藍順德，2010，《教科書意識形態—歷史回顧與實徵分析》，台北：頂文書局，。
羅志平，2006，〈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問題與研究》第 45 期，頁 81-106。

7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5-4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5-4

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台湾の歴史認識
許育銘

Historical Recognition in Taiwan andCollaborative Researches on East Asian History
HSU Yu-ming

要旨「歴史認識」問題は、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における一つの重要な焦点であり、日本国内の政治問題から国際問題に発展してきた。台湾を含む東アジア諸国ではどこでも歴史認識問題が存在しているが、それを「歴史認識」の名目で扱わ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そのため、台湾における歴史認識問題は、専ら日本の歴史認識問題を指すことになった。こうした状況から、東アジアの歴史認識に関する議論は、日本を中心として論じられ、その文脈も日本と密接な関連性を持つ。
台湾の歴史認識、歴史教育がグローバル・スタンダードな立場に立ち、東アジア諸国との協力を求めることには多大な可能性がまだ残っている。どの国においても、歴史教科書は以下の二つの働きを持っている。すなわち、過去と現代の間に一種の「記憶」のつながりを提供し、公認の歴史叙述を伝達する
一方、現代社会の需要に基づいて過去を書き換える。こうした歴史教科書に見られる偏見、差別、ステレオタイプを解消することは、歴史遺産から脱却する大きな手助けとなり、国境を越えた歴史教科書の共同編纂や東アジア歴史認識についての共同研究は、この種の歴史遺産を打破するインパクトであり、平和教育に対する具体的な実践にほかならない。

担当委員：田中仁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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