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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共政治动态

No.2013-1邹灿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3-1“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共政治动态 *2013 年 1 月 15 日

邹

*

灿†

本稿件是将 2012 年 8 月第六届 现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 国际学术讨论会（台湾东华大学）上提交的

论文进行修改。
†

大阪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指导教师：田中仁）（zou_can@hotmail.com）

前言1937 年 7 月 7 日晚 10 时 30 分左右，当时北平城南郊外卢沟桥北部龙王庙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的日本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听到不明枪声，随后称发现一名士兵失踪。
日方在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与中方守军进行交涉过程中发生冲突，8 日凌晨 5 时 30 分，两军正式开
火。此间，日本支那驻屯军方面与中国冀察当局1虽有多次停战交涉2，但最终战斗一再扩大，29、
30 日，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到 8 月 13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战火从华北扩大到华中。由此，卢沟桥的局部冲突逐渐向中日全面战争升级。
目前，中日双方针对“卢沟桥事变”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有关中日全面战争的研究更是成果
浩瀚。
“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这一基本结论是至今中日双方的共识，然而关于“不明枪声”、“失踪士兵”及战争扩大原因的争论却始终未绝。首先，大陆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卢沟桥事变”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侵华计划，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3；不明枪声和失踪士
兵，都是日方为挑起事端而制造的借口4。台湾学者在“日方谋略说”这一点上也基本无异议，但也
1

冀察当局：即成立于 1935 年 12 月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 29 军军长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名

义上隶属南京，用人行政的权力则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
21937 年 7 月 9 日，日本支那驻屯军方面与中国冀察当局关于停止战斗达成一致；7 月 11 日，双方关于

停战的具体条件进行确认并签字；7 月 19 日，双方关于停战条件第三项做进一步协定。参照〔安井 1993：
231-235〕。
3

关于此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臧运祜在《关于一份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一文中，以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部 1936 年 9 月 15 日制订的《1936 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为主要考察对
象，论证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必然性〔臧 2002〕；此后又在《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一文中，就“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分析，证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实施大陆政
策的必然结果〔臧 2007〕。魏宏运在《关于卢沟桥之战的几个问题》（上）中，从事变前日军在华的各种
侵略及不法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卢沟桥之变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的预谋〔魏 2006〕。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及荣维木《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都从事发后中日当局双方交涉条
件的具体内容来分析日军的意图与事变计划性的关联〔蔡 1997；荣 1998〕。此外，吴玉林《卢沟桥事件
的真相再析》一文是少见地提出“卢沟桥事件并非日本政府直接策划”的研究，但此文认为该事件是支那驻屯军驻丰台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等人、“为方便军事演习而图谋侵占卢沟桥附近的演习场，夺取宛
平城”，“事后又编造谎言，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行”所造成的，而日本政府趁机提前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吴 2001〕。有关卢沟桥事件的专著则多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二次合作的形成及抗日战争的推进来阐述，且以纪实性文学作品和回忆性著述居多，例如《卢沟桥事变前后》〔沈继英·柳成昌编著（1986）
北京：北京出版社〕、《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马仲廉编著（1987）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七七事
变》〔胡德坤著（198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卢沟桥事变风云篇》〔武月星等著（1987）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卢沟桥残阳如血：七七事变实录》〔刘绮菲编（1994）北京：团结出版社〕。
4

关于事件起因的考证性研究主要以曲家源为代表。曲氏先后发表了《论芦沟桥事变的起因》、《对“一失踪士兵”的考证——卢沟桥事变起因研究之一》、《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
授》等文，认为事件的发生是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班为主的阴谋分子精心策划，“士兵失踪”是事先安排
1有观点认为“失踪士兵”是偶发事件，而利用此事件扩大战争是日方有计划的行为5；此外，关于国
民政府中央与冀察地方当局在事发后的“抗日态度”，大陆与台湾学界之间存在诸多争议6。日本学
界的研究主要以江口圭一、安井三吉、秦郁彦为代表，三者皆坚持“卢沟桥事变”是偶发，绝非日
方的阴谋，所谓“第一枪”也不是日军所发〔江口 1988:37；安井 1993:305；秦 1996：376-377〕；
但关于“偶发事件”扩大为全面战争的原因，则有意见分歧7。

好的行动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失踪士兵提前归队对原有计划造成破坏后，日军便干脆强行提出无理要求，使事件进一步扩大〔曲 1987；同 1991；同 1999〕。
5

台湾方面的主要研究：陈在俊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和背景》、《卢沟桥畔的点火者——茂川秀和》中认为，卢沟桥事件是当时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的“谋略”〔陈 1984；同 1984b〕；但又在此后的《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廊坊、广安门事件之探讨》一文中指出，士兵的失踪
确属偶然，但日本支那驻屯军正苦于找不到侵占华北的借口，恰以此偶发事件为契机来占领宛平、达到侵蚀华北的目的〔陈 1996〕。李云汉所著《卢沟桥事变》一书中所持观点也基本类似，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军的阴谋，日本政府虽无意制造全面战争，却终究迎合了军方意图，派出军队、策定作战计划，致使
战事扩大〔李 1987〕。
6

大陆方面的观点大致为：日本以停战交涉和“不扩大”政策作为幌子，大量增兵华北，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国民政府方面由于蒋介石与宋哲元之间的互不信任，并寄希望于日本的和平交涉，延误了战机，
致使中国抗战之初处于被动位置。参照〔蔡 1997、荣 1998、魏 2006〕。近年出版的《卢沟桥事变》一书中，开始从报刊媒体等史料出发，正面认识国民军 29 军的抗战行为及事变后国民政府与日方的谈判〔卢辑 2009〕。台湾方面对此问题的认识有：刘维开《隐忍与决裂——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上、下）一文中，以详实的史料分析了国民政府的“和战抉择”，认为对于日军的步步逼近，蒋介石此前的隐忍是出于中日两国国力悬殊的考虑，希望以公理对抗强权，但平津是其底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
会与日方的冀东政权对抗，是从被动走向主动的开始，并赢得了充实国力、备战国防的时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方面主动提出和平解决的立场，而非被动接受日方的交涉条件，因此战与不战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刘 1999；同 1999b〕。李云汉《中国对日抗战的序幕：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沦陷——
国民政府决定应战的过程》一文中详述了“卢沟桥事变”后到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止、南京中央应对
日方策略及国内各种情况做出抗战决策的经过〔李 1991〕；其在《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一书中也提到，蒋介石之前的各种隐忍行为，都是鉴于中国国力不足与抗日时机不成熟，有计划地对日本所采取的缓兵之计；而宋哲元在事变爆发初期的犹疑态度，是出于对事变的性质和日方军事计划缺乏了解〔李 1987b〕。
7

日本学界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意见分歧：江口圭一在《盧溝橋事件》一书中提出，7 月 7 日的事情确实是偶发，但 7 月 8 日凌晨 5 时的战斗，是驻当地日军牟田口廉也连队长和一木清直大队长有意为之，
原因是出于对“不法射击”的愤怒，为了维护日本皇军的颜面和威信；但发生战斗后，支那驻屯军当局
与中国冀察当局都认为这是偶发的局部冲突并开始交涉，当地军队也提出了停战要求，但日本政府及军
部中央却迈开了战争扩大的政策〔江口 1988：38、48〕。安井三吉也多次在著述和论文中强调，“日军计划说”虽不准确，但事件向全面战争扩大的责任却是在日本方面〔安井 1997；同 2008〕。秦郁彦的研究则认为，中国政府当局对卢沟桥事件本质的错误认识，对日本“不扩大、现地解决”公约的不信任，并
放弃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努力，过分高估自身的军事实力而小视日方的战斗力，是导致事件扩大的重要原因〔秦 1996〕。此外，肥沼茂在《盧溝橋事件 嘘と真実》中提到，事件的扩大是当地有野心的军人
有意隐瞒战斗之初失败的实情，想趁机增兵、扩大战争〔肥沼 2000：6〕。伊藤勲则认为，事发当地的支那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冲动鲁莽的性格是导致事件扩大的原因，而此后日本政府首脑近卫2总体而言，大陆及台湾的研究多通过日本在事发前后的政策和行为，以主张“卢沟桥事变”的预谋性和计划性，并认为追究事件的真相（即“第一枪”和“失踪士兵”的真相）并不影响对事件性质的判断，日本在事件前后的行为都是具有侵略性的，责任无可推卸；而日方则在坚持件

偶发事的前提下，来探讨事件扩大的原因与责任，认为事件并非日方有意制造，因此事件扩大为战争

由多方面原因造成，应从引发事件扩大的原因来追究责任。双方的争论点实际上始终围绕事件真相
与责任的关联。在没有出现新的确凿性证据之前，这种争论恐怕还将持续下去。因此，本文无意于
对引发事件的真相进行考察，而是将目光转向 1937 年 7 月 7 日到 9 月 22 日期间，中共中央决策层
在事发后的反应、对策，由此观察在进入中日全面战争的过程中、中共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调及中共内部的变动。
首先，笔者将对两个关键词进行界定：一是“卢沟桥事件”，在本文中仅指 1937 年 7 月 7 日夜
间由“第一枪”引发的混乱及随后的“士兵失踪”事件；二是“卢沟桥事变”，指围绕 7 月 7 日夜间发生的事件、中日双方在交涉过程中的政治、军事上的相应变动。其次，关于研究时段的界定：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上海与中国军队交战，华北的局部冲突扩展到华中；8 月 14 日国民政府发表
《自卫抗战声明书》，15 日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同时蒋介石就任陆海空军大元帅，表明中国正式宣布进入战时状态；8 月 22-25 日，中共洛川会议确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标志中共为适应战时状态做出军事调整的基本完成；8 月 31 日，
日本支那驻屯军改组为北支那方面军，随后增兵为 8 个师团，9 月 2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至此，尽管未正式宣战，日本方面从军事及意识上已启动全国性的战时动员。9 月 22 日，国民政府公开发表中共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以下《合作宣言》），国共合作抗日名义上正式形成，中国国内应对中日全面战争的政治、军事整合也就此告一
段落。因此，本文将研究下限设定为 9 月 22 日，以便于观察从事发、到中日双方相继进入战时状态、

文磨的优柔寡断及内阁的软弱，没能抑制和抵抗军部的扩张行为，是事件扩大为战争的原因〔伊藤 2003；
同 2004〕。小林英夫通过对满铁史料的分析，发现关东军与满铁对事件扩大起到了积极作用〔小林 1997〕。
坂野良吉则认为事件向战争的扩大，是蒋介石与日本中央军、政指导层在事件认识上出现偏差所造成〔坂野 2007〕。还有研究者指出，希望与日本开战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从 1935 年共产国际 7 大以来就转向积极抗日，又以“西安事变”为契机促成国民政府共同抗日，并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发表开战声明，
因此事件扩大的责任在中共〔永江 2007〕。在否认“日本谋略说”、“日军计划说”的同时，也有关于“中国军计划说”、“中共谋略说”的意见，但皆因证据不足已被否定，在此不做具体介绍。
8《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 年 7 月 4 日由周恩来起草、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础的文件。文件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为奋斗总目标；并声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
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

到中国国内战时整合的基本形成这一整个过程中，中共中央的行为轨迹及其与整体局势的互动。
如前所述，以往关于“卢沟桥事件”或“卢沟桥事变”的具体研究，都是以国民政府或冀察地方政府以及日本军方、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共在事变过程中并不充当主要角色，因此针对该时期的中共研究相对简略。安井三吉及秦郁彦在各自关于“卢沟桥事件”的专著中，分别对中共北方
局在事发时的实况、及战局推进中的国民政府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变化做了分析〔安井 1993：280-294；
秦 1996：276-281、353-360〕，以否定“中共谋略说”9。田中仁在《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一书中，从中共党军政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事变期间中共洛川会议的特殊意义，但未涉及洛川会议前
后中共变动过程的具体分析10。杨奎松则从战时国共谈判的角度，对事发后国共谈判的进程做了详细梳理，认为“七七”以后、国共谈判的迅速推进及国民党的一再让步与战争形势的危急紧密相连〔杨1992：55-59〕，但缺乏对此时期中共态度变化及其内部调整的连动性探讨。以上研究关于中共在战局变动中，对自身所提倡的国共合作的态度变化、及中共本身应对战势及合作谈判进展做出的内部
调整，并未做具体分析。因此，本文将着重从这一角度入手，对“卢沟桥事变”期中共中央的内（党军内部调整）外（对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变动做进一步梳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937 年 7 月 8 日），延安方面立即发出了四份电文，分别为：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针对全国各界包括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11，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中共北方局的《中央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署名、给蒋介石的《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
以及同样以上述署名给国民军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的《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中央档案馆编 1991：274-279〕。中共同时向全国、党内、国民政府中央、事发地方当局发电，一方面断定卢沟桥事件的严重性、并力促南京中央及华北当局宋哲元等立即应
9中共谋略说：日本部分学者（如葛西纯一、冈野笃夫）从中共在事发后第二天（1937 年 7 月 8 日）的通电出发，认为中共对事件的迅速反应、及其全面抗战的要求说明中共对“卢沟桥事件”事先预知，甚至推测事件为中共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所制造。
10

该书指出：以毛泽东为书记（主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作为政府机构的军事委员

会向党的机构转变；该委员会发布的“将红军三个师 45000 人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命令，表明中共军队
在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前提下，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进行了实质性改编，但改编是以保留有着不同
来历的三个方面军机构的形式而得以实现的。参照〔田中 2007：60-63〕。
11关于“通电”的日期存在争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中记载的是 1937 年 7 月 8日，但其后所附出处是《解放》第 1 卷第 10 期（1937 年 7 月 12 日）〔中央档案馆编 1991：274-275〕；而电文实际是于 7 月 15 日登于《解放》第 1 卷第 11 期；此外，《新华日报》于 7 月 13 日已刊登同样的电文。对此，安吉三吉、秦郁彦都有细致地对照分析〔安井 1993：286-288；秦 1996：277-280〕。从这些
研究来看，关于日期的争议并不影响电文的真实性，也不能否认中共在事件后坚决果断的对日态度及立即实行全面战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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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同时指示中共北方局着手抗日准备、并向南京政府请缨以红军支援华北宋哲元等部。中共为何
如此迅速做出开战决断和备战反应？事变期间延安与南京之间做了怎样的协调？延安权力格局又因此产生了怎样的变动？本文将以当时延安中共重要党军人物年谱、文集及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为主要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Ⅰ．“卢沟桥事变”与国共合作谈判的策略变化
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挫折及共产国际七大的政策转换，促使中共在面临生存危机的 1930 年代中期、
开始转向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树立来赢取生机，并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以争取身份及行动上的公开合法性〔田中 2002：241-244〕。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的承诺，并于1937 年 2 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以非公开形式通过了中
共自“西安事变”以来所提倡的合作救国方针12。由此，国共之间开始就合作问题进入具体谈判，然而直到“卢沟桥事变”前，双方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原则、红军编制及指挥权、边区政府的人事问题
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以致谈判陷入难以推进的僵局〔中央档案馆编 1991：265-267〕。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负责国共合作谈判及统一战线问题的周恩来正到上海
就沈钧儒等“七君子”案13及《合作宣言》展开工作。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情况后，周恩来及博古、
林伯渠随即到庐山，将《合作宣言》提交蒋介石（7 月 15 日），并再次就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
问题进行商谈。在 7 月 16 日国民党庐山谈话会之前，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71〕。
17 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等人，关于红军改编的指挥权问题“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设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70〕。而当时周恩来等人并未被
允许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各方面军队要员谈话会，在 18 日将谈判意见经宋美龄转交蒋介石后，蒋仍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谈判遭遇瓶颈，周恩来等人离开庐山返回上海。
7 月 20 日，洛甫、毛泽东致电上海的周恩来等人：“（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12

中共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致电该会的合作救国方针：（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
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参照〔张等著 2006：339-343〕。
13“七君子”案：1936 年 11 月 23 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

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 7 人，于 1937 年 4 月 3 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并于 6 月
11 日和 25 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
5

可能。
（乙）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同日，又致电周恩来
转林伯渠：“宋哲元态度转硬，华北抗战之势将成，拟请转上海回西安转云阳与红军将领一商”，并询问周、林在上海观察到的形势如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71〕。21 日，
周恩来等人回电洛甫、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
军，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72-373〕。在得知 19 日，冀察当局与日方签订停战协定条款14后，中共中央于 23 日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央档案馆编 1991：294-298〕以示抗议，毛泽东也于次日致电位于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甲）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
（乙）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
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2：6〕。
可见，卢沟桥事发后，中共方面认为战事将起，这是打开此前谈判僵局的“有利形势”，更是促使蒋介石加速与之合作的难得机会，然而蒋在红军指挥权问题上仍旧无让步之意。在断定日方不断增兵华北及华北当局抗日态度转变的情势下，中共有放弃与蒋谈判而自行改编军队的打算，如以“抗日”的理由来实行军队改编和公开行动，将有望获得国内各界的理解与认同，合法性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 19 日的停战协定使局势有所转变，在战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中共对于红军自行改编抗战之事又须多方考虑，并一面发宣言反对停战协议。25、26 日廊坊事件15、广安门事件16，27 日宋哲元开始拒绝日方要求、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29、30 日，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8 月 1日，蒋介石通过张冲17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由此走出谈判瓶颈。
此间，得知蒋介石催促红军改编抗日、并决定给红军发表番号的周恩来，从上海返回延安，并
同博古赴云阳镇参加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量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具体问题。8 月 1 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转
告在西安的叶剑英：“（甲）宣言未发表，纲领未确定，合作未成立，不应要求参加国防会议。（乙）141937 年 7 月 19 日，中国冀察当局与日本支那驻屯军就 7 月 7 日以来的多次军事冲突签订“停战协议”，

大致内容为：第 29 军代表向日本军方道歉；中国军队不在宛平城郊及龙王庙驻军，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
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活动；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 37 师。
15

廊坊事件：1937 年 7 月 25 日，在北平与天津之间的廊坊地区，日军修理军用电线时，与中国守备军产生冲突，引发战斗。
16

广安门事件：1937 年 7 月 26 日，日本支那驻屯军以保护北平的居留民为由要求从天津向北平派兵。

日军部队由广安门入城时，中日两军发生冲突。
17

张冲：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也是国共两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
6

第四次见蒋18，必待蒋对上列诸事有满意的表示方好再去，否则我急他不急，不但无益于事，且被其轻视。（丙）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和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尚待尔后证明。
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
（丁）红军抗日宣传与实行作战，二者亦有缓急之分，实行
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否则有损无益，请与前方同志过细考虑之”。同日，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并
转告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宜请蒋决定、颁发，
这些都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76-477〕。
在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参加南京的国防会议后，8 月 3 日洛甫、毛泽东致周
恩来等人的电文中指出，“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
（二）确定政治纲领。
（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80〕。8 月 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抵南京，11 日参
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并发言，12 日同国民政府方面张冲、邵力子19、康泽20继续商
谈《合作宣言》问题，康泽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
谅解、共赴国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76〕。13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战火已蔓延到华中、且逼近南京。同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从南京致电中共中央：“南京主战空气浓厚，主和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我们已渐取得公开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刘21、白22、龙23等均见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57〕。14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日，洛甫、毛泽东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甲）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
（乙）我们的修改案即告。
（丙）不忙于要求发表。
（丁）不忙于迅速行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
485〕。可见，从平津被占到上海开战，中共的谈判姿态已与此前迥然不同，从急进转向缓和但更强硬。蒋介石既然面临开战，为免腹背受敌、自然希望红军出动作战，在指挥权问题上只得重新考虑；而中共也趁此有利时机进一步争取党的公开合法地位。
8 月 15 日，国民政府下达“全国总动员令”，中国开始进入战时状态。同日，洛甫、毛泽东致

18

第四次见蒋：指此次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此前就国共合作问题，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分别于 1937 年 3 月下旬、6 月上旬及“卢沟桥事件”后的 7
月上旬三次面见蒋介石进行商谈。
19

邵力子：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20

康泽：时任国民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拟派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21

刘：即刘湘，国民军川系将领。国民革命军第 6 路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22

白：即白崇禧，国民军桂系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23

龙：即龙云，国民军滇系将领。国民革命军第 2 预备军司令长官、云南省政府主席。
7电博古、林伯渠：“形势估计与任务提出已属必要时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2000：486〕；8 月 1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发出“关
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指示“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并进一步提出红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原则”及“依情况出兵”、“不分割使用”兵力的要求〔中央档案馆编 1991：
322-323〕。此后，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反复谈判，终使“蒋介石、何应钦同意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77〕。8 月
22-25 日，国民政府及中共方面相继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分别编为 115、120、
129 师，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正、副总指挥，八路军 115 师于 22 日由陕西三原出动抗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79〕。至此，红军改编的指挥权以蒋介石的让步得到落实，其作战原则也得到承认，国共间关于军队问题的主要争执基本解决。但与此同时，边区政府的人事问题随之突出。
8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24，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人事问题，“拒绝康泽提丁惟汾25”，“边
区政府主任林（伯渠）正张（国焘）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2：19〕。9 月 1 日，洛甫、毛泽东一同致电周恩来等人，告知中央针对“丁惟汾”案的对策：边区不设主任、设正副长官、林正
张副；对南京派来的高级参谋“不许踏进营门一步”，建议改为联络参谋，并改派红军同意之人选；同意 115、120 师及总部相继出发，129 师必须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处理好后才出发的部署〔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91-492〕。9 月 2 日，周恩来从西安行营26处得知国民政府
决定边区政府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合作宣言》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的消息，致电康泽转蒋介石：《合作宣言》立即发表，边区政府林正张副；9 月 8 日，再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迅
速发表《合作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名义，以便八路军 129 师出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80〕。
同日，洛甫、毛泽东也致电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关于丁惟汾任边区政府主任一事，“先促以自退，不退则正式拒之”，坚持林正张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93〕。9 月 10
日，洛、毛致电林伯渠并告朱德等，用朱（德）、彭（德怀）名义向蒋鼎文说明 129 师未出动原因：
一为现在指定的作战区域还没有使用三个师全部兵力的必要；二为宣言、边区延不发表，合法地位
未取得，家属无保障；三为编入 129 师的主力部队四方面军内部整理尚未完毕，无法立即出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94〕。

24

8 月 9 日同周恩来、朱德一同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因中共洛川会议，周、朱提前回延安，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交涉谈判中未了事宜。
25

丁惟汾：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

26

西安行营：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
89 月 13 日，山西大同被日军占领，八路军所属第二战区27情况紧急。9 月 14 日，毛泽东再电林伯渠指出，根据此前商定的“红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原则，“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129
师留驻待机是正确的，并批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2：23〕。至 9月 20 日，中共方面的强硬态度似有松动，从洛、毛致博古、叶剑英的电文来看，“只要宣言发表，我们已取得合法地位，边区即缓发表无大碍。刘师（129 师）候宣言发表后即开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99〕。这一以退为进的策略终于促成国民政府在 9 月 22 日公开发表了《合作宣言》，这既是国共合作在形式上的正式成立，也可视为中国国内战时整合的基本完成。
从“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至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共表现出明显的积极“主战”
姿态；而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中，却经历了由急进到谨慎再到强硬的转变。实际上，中共在事发后的
“主战”论调既是出于民族生存危机的忧虑，更是出于赢取谈判契机的考虑，以时局危急的压力来推动停滞不前的谈判。据秦郁彦分析：中共事发后的全国通电，在未与蒋介石商量的情况下、将此前国共之间秘密交涉的核心内容提前公之于众，以期引导舆论、并向蒋介石施压来摆脱谈判的困境〔秦1996：279〕。中共的上述举动也与当时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政策背景有重大关联。共产国际七大之后，
为使中共彻底从苏维埃化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构建所谓“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28。由此来看，共产国际不仅要中共全力转向积极抗日，还必须在军事上联合蒋介石或蒋的主力进行作战，
国共合作便成为必须完成的战略步骤。
对此，国民政府亦以审慎态度应对，针对中共关于“抗日”的全国通电、及红军的请缨抗战，
蒋介石认为：“‘中共’之抗日，一再喧腾，究其实际，盖蓄有重大阴谋，……‘中共’动机，主要在于如能引起抗日战争，则可获得两方面效果：一为以中国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进攻苏俄，一为
籍日军以牵制中国政府，使国军不能进攻‘中共’，‘中共’乃得藉此扩充实力，夺取政权”
〔秦总编

27

第二战区：中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 1937 年 8 月 20 日进行的首次战区划分中，将山西、察哈尔两

省化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兵力包含第 6 集团军（杨爱源）、第 7 集团军（傅作义）、第 18 集团军（即八路军，朱德率领）及预备军。
2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 年 8 月 15 日）。此后，

鉴于“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内的新形势，共产国际进一步提议中共放弃苏维埃制，红军和苏维埃改名并
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中央政府统一指挥（1937 年 1 月 20 日、3 月 5 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季米特诺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更是强调：中共党内干部应该迅速转换思维，从苏维埃化转向全力抗日（1937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2007：467、483、485、
502〕
。
9

纂 1978：71-72〕。因此，即使在卢沟桥事发后，国民政府方面对国共合作的谈判条件仍未有让步之意。7 月 19 日关于中日之间的停战协定使中共方面推动抗战的步伐一度放慢，联蒋行动有可能再次搁浅，谈判亦举步维艰。但平津失陷及 8 月 1 日的南京密电，却让中共从谈判的被动走向主动，由此前急切请求国民政府与之合作抗日，转变为死守谈判条件、等待国民政府催促其出兵抗日。在进入战时状态后，中共以“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作为红军出动作战的前提条件，终于获得八路军的
指挥权；在大同失守、第二战区告急的情势下，又以 129 师按兵不发及边区问题的适度放缓达成了《合作宣言》的公开发表。

Ⅱ．红军改编及出兵、作战问题的内外争执
伴随“卢沟桥事变”期间的形势推移及国共谈判的进程变动，红军改编的具体操作及出兵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国共之间及中共党内的焦点。
“红军改编”的提出最早出现于 1936 年初、国共之间开始就两党关系进行秘密接触的过程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但“共产党必须同意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改编改制的标准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的形式”〔杨 1992：7〕。“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周恩来明确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抗战一旦爆发，红军更改编制，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此后，国共双方开始正式谈判，于 1937 年 6月中旬达成“改编红军为三个国防师（六旅十二团），4 万 5 千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
366〕的合意，但在军队指挥与人事问题上相持不下。
“卢沟桥事变”期间的“红军改编”问题是指：围绕原陕北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由方面军-军（军团）-师（团）编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师旅-团编制（每师编 1 万 5 千人左右）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在正式编为八路军之前，中共党军内部就红军改编的进程、出兵数量、作战原则、承担作战任
务进行了多次调整、也出现过意见分歧29，在主张积极抗日的同时，亦筹谋有效地保存实力，借助战
机发展、壮大自身。“卢沟桥事变”后，关于红军调兵的指示最早出现于 7 月 11 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在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电告周恩来转
林伯渠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编一小师先行派出，主力编成后再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强训练准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47-648〕。13 日，毛泽东又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称“我们拟先派四千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2：2〕。7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向29

目前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极少见，刘家国的《红军改编前后国共两党谈判斗争评述》一文简要提到了

红军内部围绕出兵问题的意见分歧，并认为这种分歧出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是正常的，说明八路军是发扬民主的”〔刘 2003：50〕。
10红军各军发布“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十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中央档案馆编 1991：287-288〕。此时的中共在尚未获得谈判结果的情形下、提前做好红军改编的准备，可见其对于中日战争的可能性非常确定，对于与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也颇具信心。
在红军参战及编制原则上，7 月 16 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告叶剑英、刘伯
承、张浩：“甲、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
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乙、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毛泽
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30间，而多派红大31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32运动”
东军事文集 1993：5〕。从此阶段的编制构想来看，在国民政府允许的情况下，红军将出动主力参战，后方留守五千人左右。然而周恩来在南京的谈判结果对于中共来说并不乐观，红军指挥权问题仍在争执中。在出现放弃与蒋介石谈判的意向后，中共有对红军做自行改编33的打算，但 7 月 19 日的停战协定使中共内部关于自行改编之事产生分歧。
7 月 26 日，在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朱德与彭德怀等人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张“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50-651〕。28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并转告叶剑英：“立即取得行营同意，（一）
四方面军及七十四师集中三原迅速改编，以便出动。
（二）将各独立军师一概编入，编足四万五千人的三个师。（三）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正彭（德怀）副，政治部，任（弼时）正邓（小平）副，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51〕。同日，以洛甫、毛泽东名义致电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甲、你们即去云30

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 年 7 月 30日撤销。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 年 11 月 30 日撤销。
31

红大：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 年 1 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

称“抗大”。
32

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民众和一部分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

其中一部分被中共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33

自行改编：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6 月 25 日提出的两党合作谈判方案中表示：准备 7 月中旬发表宣言；宣言发表后蒋若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
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 4 万 5 千人，总部编 3 千人，地方部队编 1 万人。参照〔杨1992：54〕。
11

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34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
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毛泽东军事文集 1993：18〕。30 日，朱德、彭德怀等致电中央书记处、军委并告叶剑英：“红军行动和改编仍需自主地动作，并需力求迅速。故我们决定八月
一号，一、四方面军向三原、泾阳集中，我们已通知行营，不管行营同意与否，我们应坚决地这样干，并说我们已经出动”。毛泽东、周恩来即日回复：“部队东调必先征得行营同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52-653〕。由此来看，这段时间中共有过放弃与蒋介石方面谈判的想法，关于自主
行动还是与西安行营及南京方面协商，也出现认识上的不一致。鉴于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本方面协商
停战的动向，中共还是坚持了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及蒋介石保持斡旋，但在红军改编行动及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已明确表示不作任何让步。
8 月 1 日，得知平津失守及蒋介石密邀中共出席南京的国防会议之后，中共谈判策略转向缓和，此时关于红军出兵数量及作战原则也出现不同意见。在 8 月 1 日洛甫、毛泽东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文中，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
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75-476〕。8 月 4 日，朱德、彭德怀等关于红军参战方针问题共同致电洛甫、毛泽东，“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对参
战不迟疑，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
持久战的特长”，“关于红军只出动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54-655；王主编 1998：177〕。8 月 5 日，洛甫、毛泽东的复电为：“甲、
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乙、按情况使用兵力，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介石）不说几分之几，……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
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后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81〕。
8 月 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再次就《合作宣言》发表之事进行
商谈，仍未获满意结果。在《合作宣传》未公开发表、中共党军及政府未公开获得合法身份的情况34

朱：指朱德，红军总司令。彭：指彭德怀，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林：指林彪，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

事政治大学校长。贺：指贺龙，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萧：指萧劲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刘张：指刘伯承、张浩，分别任红军援西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指徐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2

下，自行改编军队并开赴前线作战，可能会导致军队被无形消耗或吞并。在“抗日”氛围高涨及日军方面战势推进的情势下，军队出动已是不可挽回之势。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先出动后改编35，8 月“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
10 日，毛泽东致彭雪枫36的电文中指示：
朱（德）周（恩来）已于九日飞京，俟接其回电立即出动。如他们问及如何还未改编，则答以因为
南京的拖延（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表指挥部，也不颁布番号，最近几天内才把番号
颁下，但指挥部还未委任）”，并强调“因陕北无粮，出动路线只能走韩城37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毛泽东军事文集 1993：28-29〕。从 8 月 12 日，
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锡山）38交涉一定要办到”
毛泽东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文来看，阎锡山答应了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浦路输送的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57〕。
8 月 13 日上海之战爆发，14 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进入抗战、15 日下达全国总动员令，蒋介石
催促红军迅速出兵。然而关于红军的出动方式及路线双方产生了激烈争执：中共方面以毛泽东为首坚持红军主力集中出动，由韩城渡河；国民党方面提议红军分割出动，走陇海、平汉线〔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486-487〕。毛泽东认为“将红军分割出动，包含极大阴谋，他们的企图是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毛泽东军事文集 1993：32〕。周恩来等严守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谈判的训令39，同南京方面
交涉。迫于战场形势，蒋介石最终接受中共提出的红军指挥权、作战原则、出动方式及路线的所有35

由于红军的指挥权在谈判中一直未解决，红军也未正式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番号。因此，先出动后改编指未被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以内部编制调整中的红军名义先调动部队。
36

彭雪枫：当时被中共中央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多次与阎锡山会晤，进行有关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战场的准备工作。
37

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部，西北连延安地区，东隔黄河与山西西南地区接壤。

38

阎锡山：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地区军政首领。此前在与南京方面协商合作事宜的同时，中共也一直保持着与山西方面阎锡山的联络，为红军顺利调兵出动疏通渠道。早在 7 月 15 日毛泽东就致信阎
锡山，派其秘书周小舟（当时受中共中央派遣赴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去山西协商红军开赴前线协同
作战问题；17 日又派彭雪枫赴太原一同协助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2：4-5〕。20 日，在周恩来
赴南京谈判没有获得如期效果的情况下，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日寇大举已定，无可挽回。如令其占据北平、张家口，则晋绥之危至。……而今已至力争平津、张家口之紧急关头。一得之愚，尚祈考虑。周小舟、彭雨峰（即彭雪枫）到，祈赐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 1993：7〕。由于《合作宣言》一直未能发表，
中共决定先出兵后改编，而此时需经韩城渡河借道山西，因此争取阎锡山的支持至关重要。
39

即前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关于红军作战，

指出“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韩城渡河）；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节制”〔中央档案馆编1991：322-323〕。
13

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77〕，并于 8 月 22 日正式发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
8 月 22-25 日，中共于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毛泽东 22 日所作军事问题及两党关
系问题的报告进行了重要讨论，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红军主力全部
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2：16-17〕。随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分别针对毛泽东的报告发言，在持久战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原则、及红军主力出动的策略安排上达成基本一致40。会上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中共军委）于
8 月 25 日依据 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前中共内部围绕红军是否自行改编的争论最终因八路军的正式建立不解自消，红军出兵及作战原则的分歧也
因洛川会议召开、政治局成员齐聚协商之契机，暂时达成一致。自 115 师及 120 师相继出动后41，
国共间关于 129 师出兵问题的争执42及八路军作战部署的问题开始凸显。
8 月 30 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电，指示其“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
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79〕。9 月 3 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任43，交代与阎锡山交涉时关于红军活动地区的具体划定，指出以涞源、阜平、灵丘
三县44作为中心根据地，以方便红军布防及展开游击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 1993：40〕。从周恩来在太原的交涉情况来看，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及方式争取到了阎锡山的同意与配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9：380〕。9 月 6 日，八路军总部45由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46率领从云阳镇出发，开

40

杨奎松在《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一文中指出：晋北作战开始阶段，鉴于前一段国民党军队正

面抵抗损失惨重的情况，中共中央内部对于八路军如何投入对日作战问题一直存在重要争论。毛泽东强调发挥红军游击战和群众工作特长，不担负正面防线；而多数中共领导人强调“警觉性过高是不对的，……
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这一争论直到 1937 年 9 月 25 日 115 师在平型关
配合国民党正面守军、取得伏击日军胜利才迅速消失〔杨 1996：131〕。因此，洛川会议上虽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游击战原则”达成一致，但在八路军最初的实际作战过程中并非如此。
41

115 师已于 8 月 22 日由陕西三原出发、经同浦路北上向指定区域开进；9 月 1 日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120 师立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 月 3 日贺龙、关向应率 120 师正式出动。
42

关于 129 师的出兵问题，因与《合作宣言》的发表直接关联，第一部分已详细介绍，在此不再具体展

开。
43

周恩来（中共军委会副主席）、朱德（八路军总指挥、中共军委会副主席）、彭德怀（八路军副总指挥）、

任弼时（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44

涞源、阜平、灵丘三县位于河北、山西与察哈尔三省交界处，太行山脉中部及以北地区。

45

八路军总部：即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46

左权、邓小平分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14

赴山西前线。9 月 1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正式隶属阎锡山统辖的第二战区序列。9 月 13 日，日军占大同后，欲向广灵47推进，阎锡山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军决战，
希望 115 师参加作战。9 月 16 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中央档案馆编 1991：
338〕，对 115 师正面参战予以反驳。同日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关于八路军三个师的部署问题：由于日军计划向广灵、灵丘开进，晋军（即阎锡山军队）已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
心之晋东北为日军进驻重点，因此八路军三师集结于晋东北一处，已无必要；拟以 115 师位于晋东
北、120 师位于晋西北、129 师位于晋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67〕。
此后的 9 月 17 日、19 日、21 日，毛泽东一再电告朱德等前线将领：太原已危如累卵，八路军不应集中于晋东北，应从长远观点以 120 师赴晋西北占据先机；避免正面作战而陷入同阎锡山相似的被动境遇；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2：24-25；同 2006：668-671〕。9 月 22 日，周恩来、朱德同阎锡山进行交涉后，八路军的部署安排得到允许与确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71〕；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公开发布了两党《合作宣言》，中共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9 月 23 日，以洛、毛署名致南京博古、叶剑英的电文显示：“在边区问题解决后，刘师48可即出动；该师内部整理正在加紧，可在短时
期内整理完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2000：500-501〕。可见，中共以 129 师按
兵不发及边区问题的暂缓解决促使国民政府发表了《合作宣言》，但并未在宣言发表后兑现 129 师立
即出兵的诺言，且马上将边区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因此，直至《合作宣言》发表，中共主力军队并
未全部出动，129 师在八路军的战略部署中一直处于预设位置49。

Ⅲ．事变中的延安中共权力格局变动
1935 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很快替换博古，周恩来取代李德，形式上出现一个张、周体制，
毛则仅次于张、周，排序第三。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再加上张不熟悉军事，遇事总想民主讨
论，周又与朱德在前敌指挥，经常远离中共中央，……擅长军事，又极度自信的毛因在中央辅佐张，并代拟复电，实际上开始变成红军作战的总指挥”〔杨 1997：417-418〕。此后，通过历任西北军事委
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逐步向最终获得党内军事领导权迈47

广灵：位于山西北部边境，中共灵丘根据地以北方向。

48

刘师：即 129 师，师长刘伯承。

49

根据《朱德年谱》，9 月 30 日，129 师先头部队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师向晋东南挺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6：681〕。
15

进。与此同时，经历三军会师及国共和谈的推进，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陕甘宁政权亦在逐渐成形中。
“卢沟桥事变”期间的 1937 年 8 月 22-25 日，中共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应对时局的必要，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取代原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会，并对军委成员
做出调整，任命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委会书记。这一变动与事变期间的中共中央决策层在应对战局变动中的国共谈判、及进行自身方针调整时所体现的权力关系有何关联？洛川会议前后中共中央的权力格局到底产生了怎样程度的变化呢？
红军主力经历长征于 1936 年 10 月在陕北会师，1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军委主席
团 7 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从而实现了红军部队的集中指挥和统一领导〔田中 2007：58〕。当时红军主力编制及兵力分布如下：第一方面军（第 1、15 军团，
第 81 师，第 28 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二方面军（第 2、6 军团，第 32 军）总指挥贺龙，
正副政委分别为任弼时、关向应；第四方面军（第 4、5、9、30、31 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
昌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87：附表 63〕。此时，红军三大主力中以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最为强大，张国焘也因此进入军委、并担任红军总政委。但在随后中共的“宁夏计划”及其受挫后，红四方面军 5、9、30 军被孤立于黄河西岸，并被编成西路军继续执行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直至 1937 年 3 月被全歼〔田中 2007：28-29、250-251〕。
而洛川会议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构成为：书记（主席）毛泽东，副书记（副主席）周恩来、朱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指挥为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军委成员增至 11 人（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八路军的编制及
兵力分布为：第 115 师（第 1、15 军团，第 74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 120 师（原红二方面军，第 27、28 军等部），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 129
师（原红四方面军，第 29、30 军等部）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毛泽东军事
文集 1993：34-35〕。从人员构成上看，无论是军委还是八路军总部，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被完全除名；新的军委增加了张浩、叶剑英、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从编制及兵力分布上看，八路
军基本保持原红一、二、四方面军编制，由毛泽东、彭德怀带领的中央红军（一方面军）改编为 115
师后由原军委直属的抗大校长林彪带领；红四方面军改为 129 师后，原总指挥徐向前变为副师长、
师长为原援西军50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昌浩也被换成援西军政委张浩。

50

援西军：1937 年 2 月下旬，由红四方面军第 4、31 军加上第 28、32 军以及一个骑兵团组建而成，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
16

此前，中共在西安事变后针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展开的新形势，为调整政策、统一党内意志，开
始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并谋求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第 4、31 军在党内的意志整合。1937 年 4-6
月间在援西军总部党委的安排下，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展开〔田中 2007：253-25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援西军，其司令员及政委在红四方面军被正式编入八路军 129 师后，成为 129 师的师长及政训处主任。而在统一红四方面军内部意识中起重要作用的原总指挥徐向前虽降为副师长、但却同时升入中共军委会，原政委陈昌浩率领西路军失败而返回延安后、无论在军委还是军队指挥中都不见踪影。可见，经过向八路军改编及洛川会议，本已因西路军被歼而大伤元气的原红四方面军，被成功纳入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军委掌握之中，延安中共中央的军事力由此得到进一步整合。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各师及总部相继从陕北出发赴抗日前线，周恩来也离开延安赴西安与阎锡山协商八路军的作战部署问题，叶剑英则仍在南京负责与国民政府交涉两党合作中未尽事宜。因此，留在延安的军委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军委的方针几乎可以由毛自己一人决定，这无疑为毛泽东军事领导权的稳固提供了结构上的便利。此时的延安中共中央，张闻天主持党务、毛泽东负责军事的权力格局依稀可见。此后，虽因王明等的回国，导致毛泽东在军事上一度被孤立，但在王稼祥带着
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莫斯科归来后，毛泽东的指导地位得到党内认可51。1938 年中共 6 届 6 中全会后，毛泽东的领导权从军事扩大到政治、组织两方面〔田中 2002：60〕，到 1941 年皖南事变前，毛逐渐
取代张闻天主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田中 2008：147-148〕。最为擅长军事斗争及政治权术的毛泽东，在“卢沟桥事变”期间的形势变化及中共对于事变的应对中，最终掌握了军事领导权并使之进一步稳固，其“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在中共党内虽几经质疑，但却成为其此后能走向党政军集权的无形铺垫。
与此同时，伴随国共和谈的迅速进展，中共延安政权也开始向地方政权转型。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 1937 年 8 月 25 日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的命令》是基于 8 月 22 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的改编西北红军的命令，军委会的统属关系
显而易见。但中共军委的命令中特别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
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中央档案馆编 1991：332〕。可以看出，红军在编入为八路军的过程中，51

在 1937 年中共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意见主张以统一战线为核心展开工作，而毛泽

东则坚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加之中共领导层内部之前就毛泽东的指导原则存在过意见分
歧，致使毛泽东在当时被一度孤立。1938 年 8 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关于确立毛泽东指导地位的指示〔田中 2002：233-237〕。
17名义上成为国民政府的军队，但实质上军队的指导及指挥权掌握在中共手中，并且通过将“军队的统属关系由政府系统移向党的系统”，进一步从机构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指挥权”〔田中 2007：69〕。
二是 1937 年 9 月 6 日，中共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号，将原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边区政府，成为受国民政府承认的行政组织。但直至 9 月 22 日《合作宣言》发表，边区政府
的人事问题仍悬而未决，中共坚持不要国民政府派来的人员参与边区政权。
因此，这种转型在外观上体现为中共军队及政权编入中华民国，但在实质上却是完全独立经营
的地方政治实体。对此杨奎松评价如下：“中共政权与军队形势上虽改制改编，它们实际上仍被牢牢
控制在中共手里，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毕竟仍旧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的关系”〔杨
1996：142〕。中共政权通过编入国民政府反而促成了以中共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军队、政府体系的整理、再编，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陕甘宁政权逐渐成形，这也可看作中共政权迈向体制化的起步。

结语“1937 年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扩大进攻中国内地的开始，也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起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兵学各界，各民族人民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张等著 2006：27、1264〕；“全国迅速建立抵抗日本的国防军事体制，走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轨道”〔王·曾著 2007：2〕。类似这样的叙述在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出版物中比比皆是。然而，从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枪声到 9 月 22 日中日双方相继进入战时状态以及备战全面战争期间、中共政治动态的微观过程来看，其对中日之间事态变化做出的反应和处理，远比我们所看到的一般事实要复杂得多。
“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对苦于寻求打开国共谈判僵局的中共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契机。但此后中共的谈判进程和策略、以及中共军队改编、出兵作战的条件、原则都几经变动，其中 7 月 19 日冀
察当局与日本军方的停战协定、8 月 1 日得知平津失守及蒋介石电邀中共代表参加国防会议、8 月
13-15 日的上海开战及蒋介石的总动员令、8 月 22-25 日的中共洛川会议为其变动的重要关节点。中共党内也因事变应对中军事问题的凸显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契机，使延安中央完成军事上的整合，同时为避免两党合作中军队被吞噬、实现了军事机构从政府系统向党的系统转移，这也给战后“军队国家化”埋下了隐患。此外，伴随战局推进、国共和谈逐步明朗化，中共政权在获得合法性的同时也开始向体制化迈进。
中共从 1935 年就开始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但直到“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国国18内并没有充分达成所谓“万众一心、一致抗日”的团结。中共需要借战机来推动国共谈判以获得合
法的生存空间，因此对这场民族战争的投入是要以自身发展、壮大为前提，这与国民政府方面同意
合作的条件始终相冲突。共产国际虽一再强调“联蒋抗日”的重要性，以期把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拖
入对日战争，从而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但蒋介石也一直对此有清晰地认识和判断，对来自
中共的合作始终抱以保守态度。因此，这种充满矛盾和问题的“一致合作”的形成，可说是“卢沟桥事变”期间中日政局与战局互动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导致了全面战争期间国共纷争不断、相互
消耗，这恐怕也是中日战争持续八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当然，国民政府及日本方面的原因更是不可忽视的。
“严格来说，七七事变爆发之初，无论（国民政府）中央或河北地方当局，都不愿事态扩大”〔张
2001：375〕，正着手于庐山暑期训练团52工作的蒋介石，在要求事发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与中央共同一致”〔秦总编纂 1978：76〕的前提下，允许地方协商解决事端；外交部亦秉承“在不扩大及纯粹地方之原则下，找寻和平解决之途径”〔秦总编纂 1978：85〕的方针。冀察当局更惧事态扩大
招致中央军北上，致其苦苦周旋于日方谈判而形成的现状付诸东流。正如本文所示，此时国共合作谈判也处于微妙阶段，此前在“西安事变”解决条件中，国民政府方面承诺“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国共可以公开合作，红军更改编制，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张 2001：301〕。
据此条件，此时若将事态扩大至全面战争，对正纠结于国共谈判的蒋介石而言并非有利形势。无论
是中共问题、冀察政权问题的尖锐，还是蒋介石建国备战方针、外交求援构想的紧缩，或是中国国
内各党派、团体及阶层抗战情绪的显现，当时中国政局的交织混乱可见一斑。
而日本方面自事变以来，一面通过使馆、特务机关展开地方协商，一面又不断增兵华北的动作，并不只是简单地如过去研究中所述：日本以停战交涉和“不扩大”政策作为幌子，大量增兵华北，以赢得作战的主动性〔蔡 1997；荣 1998；魏 2006〕。事变期间的日本近卫内阁是一个“将民政党、
政友会、财阀、新官僚、陆军实力派及社会大众党等诸多相互倾轧的政治势力涵盖在内的无能内阁。
其既无基本政治路线、也没有值得信赖的支持党派，只是把此前日本国内四分五裂的政治力量都容纳进来，并使这种分裂状态固定化，形成表面上的平衡与整合。这样的政府是无法驾驭对外关系的”〔坂野 2012：441-442〕。当时急于推行南进政策53、要求增加军费预算、扩充海军军备的军令部，极

52

庐山暑期训练团：即“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 年 7 月-1937 年 8 月国民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

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因都在暑期举行，故又名“庐山暑期训练团”。
53

南进政策：1936 年 8 月，广田弘毅内阁的五相（首、陆、海、外、藏）会议上所确定的基本国策中提到：确保日本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进发。1936 年以来，军令部及海军省多次提出向东南亚进发的国策建言。
19

力主张转变对华政策、改善对华关系，以避免分力于华北；主张构筑防苏战线的参谋本部则坚持将
华北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重心，但针对防苏计划的具体实施方式，参谋本部内部及陆军省之间又存
在分歧，以致事变发生后争执不断、军令无所出、政令不达，最后造成“不扩大方针”与扩大行动并举的事实〔稻叶 1965〕。
因此，历史并非如结果所显示的那样，理所当然地以单线形式向前推进。或许从“卢沟桥事变”
期间日本军方与内阁的动议、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及本文已分析到的中共方面的政治动态来做一对比考察，在两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动中来认识“卢沟桥事变”与中日全面战争，比起中日双方执着于事件真相的争论更有意义。这也是笔者今后希望继续扩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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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3-1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3-1｢盧溝橋事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政治動態鄒燦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 the Period of the "Lugouqiao Incident"
ZOU

Can

要

旨

日中戦争史研究において，「盧溝橋事件」に関する論争は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が，誰が最初の一発を発砲したのかは今まで謎のままである。しかし，この事件を 8 年間の日中全面戦争の誘因として位置づけることは日中双方の共通認識である。中国共産党（以下中共）史において，8 年間の日中戦争は中共が提唱していた｢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勝利であるだけでなく，中共自身の重要な成長期でもあった。｢盧溝橋事件｣に関わる具体的な研究は，殆ど国民政府と冀察政権或は日本軍や政府を主な対象にしたものである。本研
究は，「盧溝橋事変」期における中共中央の事変に対する反応及び政治の動きを整理して，
日中戦争の全面的爆発・国共間関係の調整・中共の内部権力変動という三要素の相互関連に注目するという視角から，中共が戦争に突入した転換点でどのよう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のか，そしてどのように変化していたのか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担当委員（江 沛∗）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中国南開大学歴史学院・教授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