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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No.2015-6

东亚共同研究与中国的历史认识江沛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讨论文件 No.2015-6

东亚共同研究与中国的历史认识*2015 年 6 月 20 日

江

*

沛†

本稿は，2015 年 1 月，大阪大学で開催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歴史認識」（大阪大学未来研究イニシアティブ「21 世紀課題群と中国」主催）の報告原稿を整理・改訂したものである。
†
中国南開大学・歴史学院・教授

Ⅰ．为何要提出东亚共同研究与历史认识这一课题？
由哈佛大学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等人倡导的国际史以及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ac Nell）于 1963 年提出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的历史研究方法，
在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一种方法论，“新世界史”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
以跨越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历史学对经济全
球化、文化一体化浪潮的一种反应，体现的是历史学综合、包容、一体的宏观态势。但在东亚地区，我们的史学家却会提出“如何理解东亚共同研究与历史认识”这样的话题，在为
能否实现东亚共同研究、东亚各国有无可能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而焦虑，何以至此？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东亚各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民族意识、舆论压力，导致即使台湾与日本号称“言论自由”，学者也不会轻易冒犯众怒。）
对于东亚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并非简单的学术问题，它涉及多国利益及相互关系，也深受其复杂多变的国家利益及相互关系的影响。一个特有的现象是，东亚各国均是现代化进
程中的后来者，即使日本的“明治维新”与决绝地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仍然难脱儒
家文明的思维。连续身处美日争雄亚洲、太平洋战争、冷战及美日同盟、中日争端背景下的日本，尚没有足够时间用现代价值观淘洗传统的日本文化，在当代寻求恢复正常国家的
渴望中，更无法真正超越民族主义的束缚。台湾与大陆在 1949 年后因政治原因长期分离，
文化差异日益加大，台湾近期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乱象以及族群分裂的争斗，也加剧了对
大陆“妖魔化”的认识，处于民族分离状态中的朝韩两国，对日本与中国均有一种深深
的“受害者”情绪，在文化认同及历史认识中常常较为敏感，民族自尊心过强。中国则因
“天朝上国”于 1840 年后长期饱受西方与日本侵略，压抑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直主宰着中
国人的思维。2010 年，中国 GDP 超越日本，助长了一些中国人自认为重返大国地位的虚假意识，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借互联网升级。在今天这样一个主要因政治分离、国家利益诉求
影响而导致利益与文化差异化的东亚地区，由知识分子来讨论“东亚共同研究与历史认识”
的可能性，既是一个关乎东亚未来发展及地区安定的重大问题，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意识
先行的超前和引领问题，不被认同非常正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会一直是先行的孤独者。
2005 年至今，在由中日民间机构共同进行的中日民意调查活动中，中方民间把领土问题一直视为最高选项，占 64.8%，2014 年达到 77.55%，同时把“日本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问题”视为影响中日关系进展的重要选项之一，日方认为“领土问题”不是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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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与台湾间的民意调查我没有看到，但影响两岸关系的最大障碍，恐怕已经不再是谁承继着中国的政治合法性，而是台湾能否具有自决权。为此，台湾当局不惜将中国史的教育置入世界史体系，突出台湾史以代替民国史的延续，蓝绿双方情绪化的纷争，已严重影响到对历史认识起码的理性与客观态度。在敌对状态下的朝韩两国，对自己民族的历史
特别是导致民族分裂的朝鲜战争史的阐述，更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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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zrlt/2014-09/09/content_18580477.htm
1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东亚共同研究与历史认识的形成，一个基本前提是政治
问题的解决、领土问题的解决，各国间利益纷争的缓和，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如果国家、地区或民族层面上的纷争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那么东亚的共同研究及相互间历史认识趋同是否就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梦想呢？或者说，东亚的共同研究及历史认识对于推动各国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就没有意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韩、中日及日韩间都有领土纷争，朝韩双方和中国大陆与台湾间还有民族分裂与政治合法性分争的问题，这种纷争常常会因政治及外交需要而被传媒渲染，导致民间情绪日益对立并逐渐酿成一种情绪化、极端化的言行，甚至会发展成极端的民族主义气氛，政治家、政治集团则会借满足民意为由推动国防预算扩大、贸易保护主义等行为，又会掀起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并激化民间情绪的对立。这种情绪化的对立会从国家体制、军事实力等蔓延到文化传统、历史错误的相互指责上。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透过各国的历史认识进一步推动东亚的共同研究，对于营造
各国的民间理解与文化交流的和谐气氛，缓解政治紧张、外交纷争带来的仇视，是相当重要的。
此外，要讨论东亚共同研究与历史认识的话，必须要兼容并包各方的思路、视野及利
益诉求，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个人认为，这是各国知识群体面对东亚纷争现实具有远见卓识的行为，是知识群体试图突破政治现实影响，力求以民间力量构建一个消解现实政治纷
争利益与思维基础的尝试。尽管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此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参与其中。或许我们的努力，会成为东亚地区走向稳定与和平共同体的重要因素！
由于资料及视野所限，本文以 20-21 世纪之交前后至今中日两国关系趋冷背景下以中日关系史为中心的中国认识为个案，以讨论 2004 年由中国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之《历史》（1、2）、中国日本史学界的代表
作、中国近年来有关中日战争史研究状况为依据，尽可能客观、理性地思考中国知识群体对于东亚共同研究与历史认识的看法。

Ⅱ．中国历史认识的特征及困境
在 1949 年后的中国，历史认识特别是有关中国近代历史、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常常与
意识形态的建构、民族自豪感的宣传、日本侵略造成的仇恨心态混杂在一起，也与思维模
式、文化传统以及国际视野相关，大致有五种表现形态问题较大：一、习惯性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是中国人传统历史观的一个特征，这是基于长期血缘宗法社会的以亲情、道德、情感而非法治、理性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意识的延续，自然它不是一个现代的价值标准。至今，在中国的高中教科书乃至于大学教科书中，在谈及1840 年以英国对华侵略战争为起始点的中国近代历史时，都会将其定性为一部屈辱的民族
历史、国耻史，“它凝结着多少历史的血泪”，因此，中国军民自此之后就开始了反抗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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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英雄篇章。2以领土分割、经济损失、战争侵略为视点，不少教材都把俄国、日本视为对
近代中国侵略最多、伤害最重的两个国家。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中国人捍卫民族生存权
与独立自主权利并无不妥，但这种历史认识常常仅仅停留于此，而不去思考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伤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面对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大势，仅仅只是触动泪腺、激发仇恨而不去启蒙心智，显然无法理解历史演进中所给予的教训！
二、矛盾的世界观。一方面把西方列强和日本视为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罪恶之手，指称中国由此失去了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把由西方引入的近代文明的传播，视为中国反对封建社会形态的关键所在。一方面称：先进中国人号召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以振兴中国，西方物质文明及制度文明在中外合力下快速传播，另一方面又称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3面对着既是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者、又是传播现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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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文明的开拓者，中国人的心态及历史教育也常常是被动与矛盾的。 如《历史（1）》在讲述历史进程时，对西方及日本展开的是无情的批判与谴责，而《历史（2）》则在讲述西方的进入，导致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时代的进步。大学统一政治理论课教材之一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对中国与西方的表述上，具有同样的内在分裂性。两者貌似相互补充，事实上恰恰是这种矛盾世界观的体现。
三、以统一、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天下观。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是由先秦诸国独立存在、
渐渐自西周形成松散型的联邦制帝国，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变为分裂形态，终至秦朝建立统
一的中央集权政权。此后，在帝国政治形态影响下，中国人的史观逐渐以中央集权为标准，分裂则是需要谴责的。统一与分裂的认知，是以领土或疆域为标准的；在“天朝大国”的意识下，中国之于周边民族及国家的关系以“朝贡体系”维系，自我为中心意识极强。近代以后这种标准则从疆域发展到对于中央政权的认识上，如民初的共和制甚至知识界对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追求也以此标准加以认识，从而产生了诸多价值误区。在对东亚区域性的认识
中，一些研究常常会视东亚地区为儒家文明圈，强调中国文明的影响力而忽视了东亚各国及地区自身长期历史演变中的特性，在批评“西方中心论”同时不自觉地在强调着“中华中心论”。
四、革命史观的延续。自 1890 年代后特别是苏俄革命成功后，以革命推动社会变革及
民族独立，成为知识精英的主流认知，革命具有了不容分说的正当性。1949 年后，中国近代历史、中共党史的主流表述，核心在于突出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由此推衍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革命，成为衡量历史的惟一标准。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历史被描述成为
一个既反抗侵略、又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历史，自“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起，把要2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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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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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沛：《自由主義と民族主義の葛藤——1930-40 年代中国の[戦国策派] の思潮を例として》，[日]《近きに在りて》第 54 号（2008 年 11 月 30 日）。
3求引入西方经济与体制者如魏源、薛福成、郑观应、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视为反封建的进步者，但不是完全的革命者，把太平天国、义和团、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等视为反侵
略的革命者，同样也不是完全的革命者。在此意识下，西方是一个包藏祸心的西方，日本
是一个阴谋的日本，俄罗斯是一个野蛮的俄罗斯，而中国的统治者无论何人，都是封建主义的代表，都是中国革命的对立面，都是革命的对象。于是，民主共和体制是无法在中国
实现真正进步的，现代经济难以在西方压迫下推动进步，只有依靠革命确立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真正获得政治自由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中共则是这一彻底进步潮流的真正代
表和惟一领导者。5在意识形态长期建构的影响下，革命史观的影响在中国史学界极其明显，由之也深深影响着文艺、影视、戏曲乃至于文化、教育界，成为中学毕业后极少再有机会
重新认真学习历史的青年一代的浮浅、朦胧但较为一致的历史意识之一。
五、经济增长后复活或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理念。几千来，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区域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天下观及朝贡体系维系着中国文化与周边游牧文明间
的关系，“有德者居天下”的天下观与“谁当朝就为谁纳粮”的王朝观，曾经主宰着中国
人的政治观，但也因中国文明高于周边并在被侵略过程中仍可以同化周边民族并延续自身，遂形成了一种极其优越的天朝心态。近代以来屡被外来者侵略、文明优势丧失而形成了自卑与崇洋心态交织在一起，致使天朝心态饱受压抑。1980 年代后 30 余年间的改革开放，致使中国经济增长至世界第二的高度，中国人被压抑百余年的天朝心态及民族主义情感渐渐迸发出来，一种寻求昔日大国优越、收回失去权益甚至不惜通过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及地
区争端、平复历史仇恨的心态，在缺少正确历史观教育的青年一代中潜生暗长，在匿名状
态的网络上快速蔓延着，其中既有民族自豪感，也有狭隘的民族自大感，形成了一种令人
忧虑的思潮。
以上举出目前中国历史认识观念的五个主要特征，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意识形态需求及国际关系影响都有关系，一些历史认识观是存在问题的，缺少更多的理性判断，也缺乏对历史发展脉络深层次的理解，更缺少对周边国家、地区文化及民族特性的认识与
理解，受意识形态及国际关系间的变化影响较大，因此，中国的历史认识观在价值层面上
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Ⅲ．东亚、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形态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史学界、舆论以及民众对于东亚、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形态。
何谓东亚？这是一个在近代世界历史构建后，相对于欧洲或西方的一个共同体概念、
一个区域性概念、一个相对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落后农业文明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
日本当年提出“大东亚主义”的理论，不仅是一个为自己侵略亚洲、排除西方殖民主义者、

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3 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第 5 版，第 71-72 页。
4争做东亚霸主地位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思想策略，也是一个以自己存在区域利益主导为根本出发点的权利主张，只是它是否真正代表了东亚各国的诉求就另当别论了。百余年前，福泽谕吉曾将中日甲午战争解释为一场“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声称“即使在日本人眼里，不是以中国人也不是以中国、只是以世界文明之进步为目的，而
打倒反对其目的的绊脚石，这样的话，就不是人与人、国与国间的事情，也可以视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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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之争” 。
然而，面对与中国最为临近的东亚区域，是中国国家利益最为密切和相关的区域，有诸多友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与关系远非亲善的国家，但在中国的历史认识观中，缺乏对其足够的理解与重视。近代以来的百余年特别是最近 30 余年来，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欧
美各国，以其技术与经济为支撑的生活方式对中国影响与日俱增，中国人的国际认识视野里，常常是超越亚洲而只盯着欧美，不少青年人对于欧美的城市、生活、文化特征了如指掌，而对近邻日本、韩国不甚了了，甚至对于台湾的理解也只停留在阿里山、日月潭及台
北故宫、101 大楼等几个观光景点上。在中国目前使用的高中教科书及大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东亚这一概念的理解或对这一区域重要性的解读，令人不解。有关这一区域的国家历史及关系史的叙述中，在古代，只讲中国在古代亚洲的文化优势及朝贡体系，优越感十足，在近代，常涉及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日本与俄罗斯，韩国、朝鲜及台湾几乎不被述及。
中国人对东亚概念的理解几乎是空白，或是以日本来替代的。如与印度的边界纷争，中学
课本及大学政治课本均未有提及，对于朝鲜战争，中学课本根本未提，大学政治课本里也
只有寥寥数语。
在舆论与民众眼中，东亚的范畴应该大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台湾似乎应归于东南亚的范围。东亚似乎永远是一个分裂的存在，中日从友好到纷争、日韩貌和心不和、朝韩分裂、中朝关系从“同志加兄弟”逐渐演变至冰点，因此，东亚的共同认识似乎根
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谈及的话题。
在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识上，舆论及民众似乎总是停留在遣唐使的印象上，强调日本过去在文化上是中国的学生，后来忘恩负义欺负中国这位仁善的老师。关于中日战争的
认识及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又常因中日邦交需求而压缩或扩大报道的力度，近年来更是随
着日本政治家以持续参拜靖国神社或偶发反华言论所表达的强硬对华立场而得到不断渲染
和刺激，形成了民众对于日本官方不愿认罪、不愿表述客观战争史观的恶劣印象。基于媒体持续的反日宣传及一系列有关抗战的影视节目的制作，特别是在无力形成深层次思考反思战争的无奈及市场化需求的推动下，一批所谓的“抗战神剧”以低俗、穿越甚至无厘头恶搞的面目出现，无论如何变化，其对于日伪军的妖魔化表现则是一贯的。随着中国经济持
续向好、工业化程度逐步提升，中日在经济上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呈现出中国超越日本的势头，潜伏于中国民众心底的那种天朝上国心态重新浮现，在以国土面积及人口数量为衡
量标准之下，“小日本”的称号再起，背后则是一种轻浮的大国心态及虚假的过度自尊的迷

6《日清の戰爭は文野の戰爭なり》（1895 年 7 月 29 日），《福泽諭吉全集》第 14 卷，岩波书
店 1961 年版，第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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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自 80 年代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制造业的良好印象依然在延续
着，崇尚现实生活观念的他们，并没有将对日本战争认识的政治反感带入生活，日本电器
甚至其它生活用品仍然质量的象征，日本销售商店如 UNIQLO、無印良品、伊势丹等，同样是青年人或中产阶级时常光顾之处，日本居酒屋、日本料理也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着。在对先进文化和良好产品的追求上，中国人是很少附带政治色彩的。
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中日间发生了甲午之战、日本参加庚子之变、日俄在中
国东北地区爆发日俄战争、日本占领山东及 1937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国根本无力阻止日本势力的在华扩张。两国较量的背后是两种文明的较量，中国之败在所难免，日本此后长期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充当着“二传手”的作用，对于中国接受西方技术文明做出了不少贡献。此时，日本的角色是否与马克思所称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在亚洲的角色相似，“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进步的工具”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极为有趣的问题。
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发展史的整体解读，中国史学界、国际关系史学界有从地缘政治学、现代经济发展特征或者是日本福泽谕吉等人论述影响的多种解释，但一个原则是强调日本
对中国的侵略始终奉行着“大陆政策”，是有一个深层次的“阴谋论”存在的，这一解读常常会有意无意中把日本政府、军部视为同一个整体，从而忽略了日本内部的分歧、国际环境的约束和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诸多复杂性。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皇权政治的隐密性和无序性，
中国人多相信政治运作是“阴谋”的结果，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是高明政治家的典范，特征
是智慧出众，以柔克刚，政治家群体是智者的集聚，政治则是智慧的较量，暴力最令人恐惧却又是等而下之的。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居于优势的日本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吃尽了
苦头，因此，中国人对于中日关系史上或战时的日本政治家及军人的描述，一是缺乏正义感，极尽阴谋手段，二是缺乏人权意识，残酷逞凶，在道德上居于极低的位置。
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只有短短 5 页，除了简短的战争爆发及
结束的必要表述外，就是日军暴行与中共抗战的介绍，对于蒋介石领导的国军抗战只字不提，对于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及沦陷区民生生活及苦难更是难以讲及。7这样的历史叙述所
提供的历史知识及认识显然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片面的。在大学政治课程体系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最近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第 6 章专门列出一节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虽只有两页半，仍是抗战史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但在此前的两节中，却以“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为标题，着重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
局部抗战，甚至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国共合作中，著者意图明显的先讲中共再讲国民党
对于合作抗战的举措，同样让人有一种中共推动国民党抗战的感受。此外，第四节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题，讲述中共武装抗战及中共敌后动员、中共组织建设等情况，竟达 12 页半之多。8在论及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作用时称：中共领导的武装共作
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其中日军 52.7 万余人；而讲整个抗战中国抗战7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39 页。
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3 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第 5 版，第 142-151 页。
6成果时，又出现了共歼灭日军 150 余万人的结论。91931 年九一八事变至 1937 年 7 月间的
局部抗战阶段，日军损失竟达 100 万之多，怎么可能？何以解释全面抗战的重要性？
在对中日战争史的描述中，中国人的历史认识观念得以充分体现，极少反思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落后、国力衰弱的问题，似乎如此会自我贬低一样，把日本对华侵
略政策看作是谋求以日本为中心建立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需要、强调对华认识偏差导致对华路线失误的总结，在中国都是极少的，10更多的是将日本侵略置于一个遭受道德裁判的地位，不分析日伪统治八年时期沦陷区的经济及生活实态，集中描述日本在各地占领期间
的烟毒、妓院、强抓劳工、慰安妇等暴行，以一片黑暗代替历史的描述，一些描述甚至会
出现夸大或歪曲的问题，如 1939 年天津大水期间，日租界为救灾而实施的排水行为，被解释为要水淹冀东游击队（须知，冀东游击队主要的天津北部的山区活动）；有的研究不分析
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如 1942 年河北省白洋淀发生水患，被写成日军将白洋淀决堤 100
多处，致使河北省 40 余县受淹（以白洋淀的水量根本无此可能性）；不少地方对于所发生的日军暴行记述多有夸大，把不少其它原因导致的死亡也统统记在了日军的头上（如有研究称，抗战八年中国人死伤 3500 万人，其中战俘和劳工即达 1000 余万人11）。
1980-90 年代间，中日政府间关系因经济需求大增而紧密，民间关系则因日方负罪感、
中方对日本现代技术及产品的渴望而友好，问题则被假性潜伏。2000 年后特别是最近十年，
是中日建交后双方从官方关系到民间认知都迅速降低的十年，因为几乎所有能够抵消双方
负面认知的因素都弱化了（因中方经济强大，日方战争负罪感大减，中方则不再过度羡慕日本技术）。
在此背景下，对于百年来习惯于国际及亚洲地位首位的日本国民，对于一直渴求恢复
百年前东亚传统头羊地位的中国民众，2010 年度中日 GDP 总量的排名地位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性的象征意义。2013 年，中国博鳌亚洲论坛发表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 2014 年度
报告》称：在亚洲 37 个国家中，日本下降至第 23 位。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民众，由此产生的失落感显而易见，国民心态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舆论的保守化及渴求英雄
式政治家的出现由此而生。中国民众的大国崛起意识及自豪感也由此而升。此后，这一背
景下的中日民族心态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变化，长期以来中低日高、中弱日强、中卑日傲的气场渐变为中日平等，甚至在不少素质较低、思维传统的中国人中又再现了“天朝大国”的夜郎心态。相互间的分歧、焦躁、敌视及蔑视，使得双方对过去已经不再重要的历史问题的分歧及认识，变成了“新问题”，在民意推动下不断升级，经日本官方参拜靖国神社的示
强，到中方进行国家公祭的反制，民意推动了国家层面上政治表达的对抗！这种趋势又在民间持续发酵，影响到双方民众对于双方负面认知的持续放大。

9《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3 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第 5 版，第 154、165 页。
10
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
11何天义编著：《日军侵华战俘营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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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建立核心价值观，求同存异的历史认识才会逐步达成在回顾了中国人对东亚、近代中日关系史及当代中日关系的认识后，我们深深意识到如何缩小各国对于东亚概念的差异、如何客观真实地趋成共同的东亚历史认识，是一个压
制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东亚地区稳定及改善各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2014 年 9 月 9 日，CHINA DAILY 与日本“言论 NPO”联合公布了第 10 次“中日关系舆
论调查”和结果（以千名日本人和 1539 名中国人为对象），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者达到
93%，比去年上升 2.9%，是 2005 年的峰值；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中国人则下降了 6%,至86.8%，有所改善。12

图 1：2014 年中国人对于日本总体印象示意图图 2：2014 年中国人对于民间交流改善中日关系重要性的判断

12

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zrlt/2014-09/09/content_18580477.htm
8图 3：10 年来中日国民对于彼此的印象示意图图 4：10 年来中日国民对于两国关系趋势的判断示意图图 5：10 年来中日国民对于两国关系重要性的认识示意图9上述两国民众的抽样调查显示，10 年来特别是以 2010 年为分水岭，中日两国民间的相互认知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这一民意的态势对于东亚共同研究及中日两国的历史认识
都形成了极大压力，在双方不可能走到公开对抗阶段的前提下，无视客观历史、有意歪曲甚至极力抹黑对方历史的做法成为重要的不满表达形式。
在世界一体化加剧发展的时代，基于西方工业体系向全世界扩张并使物质极大丰富的现实，让人难以排斥西方的价值体系，中国则因自己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利益声称绝不认同，
但实质上却不能不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编入新近公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日本与台湾的理念也早就对这些价值观及民族权利等表达了认同，问题是它们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了东亚各国共识，但当涉及国家利益时，则表述不一。在中国，表示理解日本或台湾做法者，会被称为“汉奸”；在台湾会被称为“卖国贼”；在日本也会
受到极大压力。因此，能否真正展开学术层面上的“东亚共同研究”的关键，不在学术界、不在历史学界，在于今天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无法放弃的国家-民族立场，这才是影响东亚建立核心价值观、障碍共同研究并形成趋同历史认识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新时代，历史学家如何独立思考，如何推动民众及舆论站在广大的全球史、国际史的视野上去看待东亚关系，去思考历史问题，就不再只是一个历史学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区域关
系能否和谐、局势能否稳定的大问题了。
对于今天的东亚各国而言，历史事实的认识，客观真相的记载是必须要予以确认的，不管各国的政治需求、民族情感如何，会有多大影响？知识分子群体本应是时代的前导者，而不是乌合之众的挟迫者，更不是偏狭心态的论证者。表 1 所示也证明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看重中日关系。如果自称是时代精英的知识群体都无法在寻求客观真实的道路上带头
走出来，还谈什么共识？
其次，由于历史认识的层次、对于事实诸因及面相的认定、史料丰富与否等，本身即存在诸多争议，历史事实的形成本身即存在着历史知识的一般本质与神话性质的关系问题。
1923 年 5 月，中国学者顾颉刚在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月刊上刊文论史，提出所谓“层
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现象，其性质不仅在于史料学的层面上，它的现代性也体现在历
史本体如何形成、历史知识如何积累、历史形态如何铸造的重大问题。今天，基于各国立
场而不断展开的政治宣传，渐渐固化了民众的头脑，也在不断干扰着人的心智。
其三，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真正的、接近真相的历史是存在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会逐渐因视野开阔、心智开放、超越利益而渐趋客观，历史真相的寻求仍是可期的，无
数的证据链可以带动人们的良知与理性去思考。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10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5-6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5-6

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中国の歴史認識江沛Historical Recognition in China andCollaborative Researches on East Asian History
JIANG Pei

要旨「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歴史認識」について討論することは，各国の知識人達が東アジア紛争の現実に対して遠い見通しと高い見識を示す行為であり，また知識人が政治的現実の影響を突破しようと考え，民間の力で現実の政治紛争の利益を解決し，思考の基礎となる試みを構築
しようとすることだと考える。予測可能な未来において，この研究で取得できる突破性のある進展が見られる可能性は大きくはないが，とは言え優れた知識人たちがこの課題に取り組もうとしている。もし我々が努力すれば，東アジア地区が平穏な平和共同体へと向かう重要な要因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
ここでは，21 世紀交から今日まで，中日両国関係の悪化という背景のもとでの中国の中日関係史に対する認識を例として，2004 年に採択された中国全国中小学校教材審定委員会「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実験教科書『歴史』1.2」,中国の日本史学界の代表的著作，および近年の中日戦争史研究の状況に依りながら，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歴史認識に対する中国知識人の見方をできる限り客観的・理性的に考察する。

担当委員：田中仁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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