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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京蒙古实务学院的设立及其特殊性的考察

No.2015-1

包 贺喜格图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5-1

关于新京蒙古实务学院的设立及其特殊性的考察

2015 年 1 月 20 日

包 贺喜格图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前言蒙古实务学院1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势力为专门培养蒙古族亲日青年骨干而设立的特殊教育机
构。目前学界关于此学校的研究还不多见，只有于逢春（2002）在论及伪满洲国蒙古族喇嘛僧侣留
学状况时提及此学校，简单介绍了该校所设喇嘛僧侣特别课程的科目内容，指出伪满洲国的蒙古族
喇嘛僧侣再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宗教专门人才，而是为了加强蒙古族青年对伪满洲国国体的认
同，树立其归属感，从而实现日本方面改造喇嘛教、削弱喇嘛教影响力的政治目的。
除了于逢春（2002）中的简短论述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到有关蒙古实务学院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蒙古实务学院的历史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而导致这种研究空白的直接原因就是相关历史资料的缺乏。笔者在搜集伪满洲国教育史研究资料时偶然关注到此学校，并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资料调查工作，终于在《大亚细亚》杂志中找到了有关该校的记录文章。这些文章篇幅不长，记录了该校的创立经过和各届学生毕业典礼等情况。依靠这些记录可以大致还原蒙古实务学院的基
本状况，可以解答该校是何时、由谁、为了何种目的而建，它的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
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效果如何等问题。
除了可以了解这些基本情况之外，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蒙古实务学院身上的某
种“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体现在它的创立者、设立的时间和地点、教育对象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因篇幅所限，本文就利用目前有限的资料对该校成立的背景和经过，以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性进行一些分析说明，以期加深对蒙古实务学院的认识。

Ⅰ．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历史背景蒙古实务学院于 1935 年 12 月 1 日正式成立，1942 年第 7 期学生毕业后关闭2。从成立时间上
看，此时属于 1937 年之前日本在伪满洲国巩固其殖民统治基础、稳定其统治秩序时期。就日本对蒙
古族政策方面来讲，这段时间里，日本统治者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以求逐步加强对蒙古族的控制。
蒙古实务学院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设立的。
“满洲国成立至今，日本的对蒙政策就是以防止作为（与外蒙古和苏联势力——笔者加）接触地《大亚细亚》杂志 1936 年 3 月登载的《蒙古実務学校の創設》中该学校名为“蒙古实务学校”，辽宁
省档案馆保存的 1935 年 12 月发布的《私立蒙古実務学校一覧》也使用此名称。而《大亚细亚》杂志 1936
年 3 月登载的《蒙古実務学院のこのごろ》一文中则为“蒙古实务学院”，此后该刊的有关记录文章均使
用“蒙古实务学院”这一校名。由此可以推断该校在成立不久之后改换了名称。本文使用“蒙古实务学院”。
2 《大亚细亚》杂志 1936 年 3 月登载的《蒙古実務学校の創設》中明确记载了该校设立时间。之后，《大亚细亚》杂志每年刊载记录蒙古实务学院毕业典礼情况的文章，最后一篇文章是 1942 年 3 月第 7 期学生
毕业典礼，之后再无记载。由此推断，该校关闭应该是在 1942 年第 7 期学生毕业后。
11

带的内蒙古发生赤化、确保这里的安全和平、帮助蒙古族实现社会进步为主要基调。”［满洲帝国协
和会调查部 1943：42］这段话表明日本对东部内蒙古政策的核心特征，就在于日本对东部内蒙古的政策始终建立在对苏战略基础之上。
“帮助蒙古族实现社会进步”是以谋求伪满洲国境内东部内蒙古
一定程度的发展、笼络蒙古族来保证对苏战略前线的稳定。当然，这个“帮助蒙古族实现社会进步”
既然是在伪满洲国统治下进行，就一定还要有利于伪满洲国统治秩序的稳定，保证日本统治者意志的实现和侵略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伪满洲国针对蒙古族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两个不可违背的大前提，一个是对苏战略的稳固，一个是伪满洲国统治秩序的稳定。前者促使日本对蒙古族采取所谓
“保护、教化”的策略［满洲弘报协会 1941：98］，而后者则要求日本压制蒙古族的独立自由发展，
使蒙古族在思想和行动上彻底遵从日本的统治意志，最终将蒙古族纳入到伪满洲国的统治秩序之中。
从控制蒙古族的角度来说，伪满洲国初期，“日本对蒙古族的总体政策，就是将蒙古族传统的王
公制度、土地制度、喇嘛僧侣的存在视为“三大毒瘤”，试图一步步废除王公制度，并进行土地改革
和宗教改革。
”［广川佐保 2008：77］从 1932 年的“旗制”改革到 1938 年、1939 年的“特权奉上”
和“开放蒙地奉上”“锦热蒙地奉上”，日本统治者实现了对蒙古王公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变，
从政治制度上达到了完全控制东部内蒙古蒙古族的目的。行政管理上，也是以 1937 年 7 月撤销蒙政部、设立兴安局为标志，最终取消了伪满洲国初期以来施行的对东部内蒙古“蒙汉分治”的二元统
治体制，确立了“蒙汉合治”的一元体制。［金海 2009：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伪满洲国建立到 1937 年和 1938 年前后，日本在政治制度上逐渐实现了对东部内蒙古蒙古族的控制。与政治制度上的控制相辅相成的，还有蒙古实务学院成立之前，日本在伪满洲国总体教育方针下制定和施行的对蒙古族的教育控制政策。下面对此方面进行一些梳理
分析，以便明确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教育政策条件。
伪满洲国的教育政策是其政治方针的延伸，政治制度上对蒙古族的控制必须以思想教育上的控制为基础。日本为了在思想上很好地控制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树立了以“王道主义”和“民族协和”为核心的教育方针。1932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成立时的《建国宣言》中明确
提出“教育之普及，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武强 1989：19］。1932 年 5 月，关东军在
其《对满蒙方策（第四次案）》中也强调“彻底普及王道主义与民族协和之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
念；注入日本文化，排斥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镇压赤化思想之侵入；教育首先完成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以开设实用学科为原则。”［小林龙夫 1965：637］1933 年 6 月伪满洲国第二次教育厅长会议上，进一步在教育政策上明确了“依靠教育达成助长日满亲善、产业满洲国之实务教育、国民意识的养成和王道精神的普及、开展社会教育的目标。”［满洲国通信社 2000：239］1934 年 5 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第一次访日后发表《回銮训民诏书》，鼓吹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强调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一德一心”随之也成为后来的教育方针和口号。这样，在蒙古实务学院成立之前，

2伪满洲国所谓的“王道主义与民族协和之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的教育思想就已经得到确立，塑造各民族对伪满洲国的归属意识和创造服从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忠良国民”（即国民统合）成为伪满洲国教育的根本目标。
日本针对蒙古族的教育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方针下制定并实施的。就在 1933 年 6 月伪满洲国
第二次教育厅长会议之后，1933 年 7 月 16 日关东军参谋部发布了《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
除了在“方针”一节中强调以“民族协和”为基本政策、排除苏联和中国势力的影响之外，还在教育方面提出“广泛普及教育，首先更应对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人施以必要的教育，以期提高其素质，为此设立必要的教育设施。”［岛田俊彦 1964：447］由此可见，日本此时已经确定了设立相应教育设
施以培养亲日蒙古族中坚分子的具体教育策略。在这样的教育策略指导下，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兴
安学院、蒙古实务学院等相继成立，成为培养蒙古族亲日青年的基地。与兴安学院以实业教育和初
级学校教员养成为目的相似，蒙古实务学院也以实业教育为主要教育目的，且其毕业生也有人从事
教育工作3。但是从整体来看，蒙古实务学院还是具有与兴安学院等学校不同的特征，关于这些特殊
性将在后文进行阐述。

Ⅱ. 蒙古实务学院的成立4
1）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经过
蒙古实务学院是由佐藤富江5等人发起成立的专门培养蒙古族青年人才的私立学校，校址设在当时新京（现在的长春）惠民路 302 号。
［大亚细亚建设社 1936：65］关于该校成立的经过，蒙古实务
学院主事田边酉在其所作的学校设立经过一文（文章无标题，本文以下略称为田边酉文章）中做了
如下说明，“为了通过严格的训练来纠正蒙古人身上的弱点，发扬其自身的长处优势，以便造就出色
的蒙古复兴的战士，本校的成立计划酝酿良久。昭和 8 年（1933 年）在兴安省海拉尔设立了蒙古指导员训练所，以同样的目的对蒙古族青年进行了教育指导，但是遗憾的是该训练所在昭和 9 年（1934年）宣告解散。训练所虽然解散了，可是我们获得了很多经验，看到受到教育指导的蒙古人毕业后
取得的成绩，我们看到了在蒙古人教育上的效果。”“佐藤富江先生具有与蒙古人多年共同生活的经验，并且精通蒙古语，谙熟蒙古风俗，他把振兴蒙古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
佐藤先生立志在新京设立蒙古学校，并从昭和 9 年（1934 年）起，在日本和蒙古两方面友人的协助笔者所采访的蒙古实务学院第 7 期毕业生，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宝音图，毕业回到家乡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
4 有关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田边酉的文章、《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趣意书》《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要纲》等资
料原文均为日文，本论文中由笔者译成中文。
5 本文第三部分第一节中对佐藤富江进行简单的介绍。
33下开始了学校设立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满洲国的青年官员，特别是对蒙古族教育的必要性深表认同的官员、还有蒙政部方面、大亚细亚建设社方面以及其他各界有识之士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与了
大力援助。在众多援助之下，在新京一角，蒙古实务学院终于在康德 2 年 12 月 1 日迎来了它开学的日子。”［大亚细亚建设社 1936：65］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确定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时间、学校地点、创建人和援助单位、以及简单的成立经过。

2） 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趣意书《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趣意书》
勇敢、淳朴实在是流淌在蒙古人历史和血液中的固有美德。长期滋养此种美德的同时，如果再
以真正的东洋文化加以培养，必将育成最为优秀的现代蒙古人。蒙古人有其他民族未有之胸襟和精
神特质，因而时常成为其他民族巧妙政策的牺牲品。无论是教育、产业还是政治，一直以来甘受他民族的要挟。蒙古人被夺去所有活动的机会，其民族生命渐趋枯萎。然而随着满洲国的成立，建国精神之下，蒙古人有了自由活动的必要，蒙古人自身也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义务。
由此达到的现状是，满洲国必须以新的方式对待蒙古民族，蒙古人自己也要唤起自主独立之精神，担负起献身国家建设的责任义务。而这种义务的遂行也正意味着蒙古的再次复兴。
作为理解蒙古人、希冀其复兴大成的日本人，深感必须要给与蒙古人以精神上的食粮，并授与其实际活动所不可欠缺的技术和学术，滋养培育其天分，从而使其能够全力奋斗工作。
我们目前的急务当是爱蒙古人的天性的同时，挖掘其身上的能力。这个任务非与其有相同血液、
相同感情、相同道德之日本青年不能完成。相同志向者相互协助之下，致力于蒙古人新教育的蒙古实务学校终于成立了。今后依然期待同志诸贤的大力援助。

《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趣意书》［大亚细亚建设社 1936：66］表明蒙古实务学院设立背后隐藏的日
本方面针对蒙古族的“教化”目标。文中强调“以真正的东洋文化加以培养，必将育成最为优秀的现代蒙古人”，强调作为日本人“深感必须要给与蒙古人以精神上的食粮，并授与其实际活动所不可欠缺的技术和学术”，并且认为这个教化蒙古人的任务只有“与其有相同血液、相同感情、相同道德
之日本青年”才能完成。
全文突出日本相对于蒙古族的指导地位，认为只有日本人才能担负起拯救蒙古人的重任，只有东洋文化才能感化教化蒙古人。另外，文中希望“蒙古人自己也要唤起自主独立之精神，担负起献
身国家建设的责任义务”，实际是要蒙古族接受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完全融入日本建立的伪满洲国统治秩序之中。由此看来，从文化上教育上“教化”蒙古人就成为蒙古实务学院设立的根本
趣旨所在。

4

3）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要纲《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要纲》中明确规定了蒙古实务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方法、学员
人数、入学资格。学校特典和职员情况虽然也包含其中，但是遗憾的是资料中略去未加说明。下面
就将要纲具体内容介绍如下。［大亚细亚建设社 1936：67］《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要纲》① 名称：蒙古实务学院② 所在地：新京 （此处理由略去，后文介绍）③ 教育目的：发扬扩展蒙古民族所具有的优秀特质，培养有实力有作为的蒙古青年，使其担负起作为真正五族协和一员的责任和义务。
④ 教育方针：使蒙古青年自觉领会满洲帝国之建国精神，自觉体认与蒙古人地位相适应的使命，培养其进取、勤勉、信义、遵法的精神人格，同时使其修得实务技能。
⑤ 教育方法：让本科生在同一空间内起居生活，教育方法上注重学员的自治共同生活和团体训练，以此来涵养其切磋琢磨自主独立的精神，启发其使生活百事合理化的智能。
● 分科：本科、补修科、专修科和夜校● 修学期间：本科分上学期和下学期，修学年限为 1 年，其他三科的修学时限另行规定。
● 教育科目：A 本科 上学期：满洲建国精神、蒙古民族世界史使命、世界现势、政治、经济、产业概况、博物、生理、卫生、日本语、簿记、数学、武道
下学期：上学期课程之外进行实习和修学旅行，实习尊重各人个性，从下列课程中选择
学习：实习—商业、农业（含畜产）、矿业、医术、机械技术（火车、汽车、无线电、钟表、印刷）
B 补修科 为本科修了后的学员学习更高一级学科所设C 专修科 为没有本科和补修科资格的学员讲授一部分科目
D 夜校

为学习日本语、蒙古语、汉语、俄语的学员所设⑥ 招收人数：本科 30 名（蒙古兴安四省、热河及满洲国以外的蒙古族学生各 5 名）
专修科 20 名
夜校若干名⑦ 入学资格：本科——身心健康之 15 岁至 20 岁蒙古青年，并通过入学考试者（后略：原文
如此）⑧ 特典：略（原文如此）⑨ 职员：略（原文如此）
此《要纲》的“教育目的”中强调“五族协和”，即伪满洲国统治理念中的民族协和方针，希望
蒙古族成为“五族协和”的真正一员。而“教育方针”中则强调“使蒙古青年自觉领会满洲帝国之建国精神”，意图使蒙古族融入日本统治者设计的伪满洲国统治秩序之中。
“教育科目”中也是特意设
立“满洲建国精神”和日本语、武道等课程，让蒙古族青年从语言和文化思想上“日本化”、
“伪满洲
5

国化”。

Ⅲ. 蒙古实务学院的特殊性
1）关于蒙古实务学院的创立者和支持者
田边酉文章中明确指出蒙古实务学院是在佐藤富江的主导下成立的。关于佐藤富江其人，目前还
没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对其生平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就现有资料来看，他 1914 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
学校（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蒙古学科，是该学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共 3 名）。这 3 名蒙古学科毕业生中，还有后来活跃于东部内蒙古地区，积极拉拢东部蒙古族上层并主导伪满洲国兴安省设立工作的菊竹实藏。佐藤富江和菊竹实藏毕业后即加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工作，两人被称为蒙古专家中的“长老”。佐藤富江后来曾经赴外蒙古进行情报搜集工作。［东京外语会 2004：3］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资料目录中可以找到佐藤富江编写的两部书和他写的几篇文章，让
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些零散的认识。两部书分别是 1915 年出版的《蒙古语》和 1938 年出版的《蒙汉合璧释尊圣传》，文章则是发表在《大亚细亚》杂志上。从《大亚细亚》杂志所属出版社为大亚细亚建设社，并且在蒙古实务学院设立过程中大亚细亚建设社给与佐藤很多援助来看，佐藤富江与大亚细亚建设社应该有比较深的关系。
田边酉文章中说佐藤富江“具有与蒙古人多年共同生活的经验，并且精通蒙古语，谙熟蒙古风
俗，他把振兴蒙古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精通蒙古语，可以从其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蒙古语并且编著《蒙古语》和《蒙汉合璧释尊圣传》一书得到证实。而《蒙汉合璧释尊圣传》的佛教内容又表明
他对喇嘛教的深刻理解。另外，从其撰写的连载文章《蒙古民族の心理的一考察》来看，他对蒙古
族的确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谙熟蒙古风俗”也非虚言。种种迹象表明，佐藤富江是一个从其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时期开始，几十年时间里关注研究蒙古族，精通蒙古族语言和文化的“蒙古通”。从其
入职满铁，曾经赴外蒙古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来看，他应该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文化研究者，还肩负着
当时日本政府赋予他的政治任务和使命。贵司山治的《蒙古日记》中记载 “笹目恒雄与菊竹实藏、
佐藤富江、盛岛角房并称蒙古开拓四大天王”［ 占领开拓期文化研究会 2014：139］，说明佐藤富江
在辅助日本统治者侵略内蒙古地区活动中具有与笹目恒雄和菊竹实藏这样从事政治活动人物一样的影响力，这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可以作为号召者发起成立蒙古实务学院这一学校。
《蒙古民族の心理的一考察》以“蒙古风物之一至四”小标题连载于《大亚细亚》杂志。文章对波斯人总结的十二生肖所代表的蒙古人性格气质逐一做了分析说明。文中很多分析都说明作者对蒙
古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深刻认识。除了这些有关蒙古人心理的说明之外，还有一点应该引
起我们的重视。那就是佐藤富江在文章开头部分对“征服欲”和“征服感”的个人见解表述。他说，6

“生存在这世上的人没有不怀有征服欲望的吧。如果征服这个字眼不合适的话，还可以代之以同化、教化这些说法。为了征服或者说同化、教化进行各种努力，应该就是为了满足征服欲、征服感的一种方式和过程，没有人会否定这一点。”［佐藤富江 1937：50］这明显是作者站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立场进行的表述，在他看来，征服欲望的存在、征服感的实现是理所当然的。征服如果在某些环境
中如果不被人接受的话，还可以用更为现代的方式，比如“同化”或“教化”来代替。佐藤富江身处伪满洲国这个本身就因征服而诞生的政权下，公然表明了自己支持“征服”或者“同化”、“教化”的态度。结合当时日本统治者不断宣扬的“教化”蒙古人的政策主张，以及佐藤本人积极筹备蒙古实务学院等“努力”，我们不难判断佐藤富江其人是“教化”蒙古人这一政策的支持者，是为满足“征服感”而实际进行“征服”工作的实际策划者、实施者。
佐藤富江是蒙古实务学院的主要创办人应无异议，但是仅靠他一个人的努力学校是不会轻易能够设立的。关于这一点，“蒙古实务学院创立发起人氏名”中那一长串日本人名单［大亚细亚建设社
1936：66］就很说明问题。这其中没有一个蒙古人的名字，没有蒙古人发起人的学校可以说是日本统治者单方面意志的产物。结合田边酉文章中讲到“满洲国的青年官员，特别是对蒙古族教育的必要性深表认同的官员、还有蒙政部方面、大亚细亚建设社方面以及其他各界有识之士在精神上物质
上给与了大力援助”，说明日本方面和伪满洲国政府方面有很多人、很多力量曾经倾力于该校的设立。
另外，从蒙古实务学院成立之初设立的顾问团的成员组成也可以感觉到该校在日本人心目中、
在伪满洲国统治系统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其顾问团成员名单如下［辽宁省档案馆 1935：8］。
三岛炮兵联队长

桥本欣五郎

兴安省第二警备军司令官

巴特玛拉佈坦

兴安东省省长

额勒春

兴安西省省长

扎噶尔

兴安北省省长

凌陞

蒙政部次长

依田四郎

兴安省第一警备军司令官

乌尔金

外交部次长

大桥忠一

侍卫官长

工藤忠

南满医科大学长久保田晴光

旭川第七师团司令部骑兵大佐 松室致良
实业家

万一喜三

朝鲜镇海要港部司令官

小林省三郎

满铁奉天图书馆长

卫藤利夫这么多伪满洲国的重要人物作为蒙古实务学院的顾问出现，说明了日本方面对该校的重视。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蒙古实务学院绝不仅仅是某个人以“振兴蒙古”的一腔热情建立的普通学校，而
7

是日本势力一手策划，为实现其“教化”和控制蒙古族而建立的、有特殊政治目标和政治意义的学校。这种特殊性，在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兴安学院的设立过程中是难以见到的。

2）关于蒙古实务学院设立的地点
与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兴安学院等学校设在蒙古族地区不同，蒙古实务学院校址选择设在了伪
满洲国中心城市新京（今长春）。就这一选择的理由，《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要纲》中明确列举了三项，
即“第一，鉴于在蒙古地方各民族的地方乡土意识和民族对立意识过于强烈，特将学校设于新京。
这主要是出自与其让学校成为某一地方的学校还不如让它成为全蒙古的学校这一认识。第二，新京
是蒙古青年憧憬的中心城市，在这里他们可以感觉到新京首都建设的气氛，还可以接触到不同民族
的人，这会极大的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另外，以往赴海外留学的蒙古青年都贪恋城市文化，不愿意
回到乡土工作。因此，学校在学生教育上特别注意去除优秀蒙古青年的离乡痼弊。第三，校址选在
新京有利于学校更方便地借助更多自发要为学校服务的优秀教师的力量发展教育。
”［大亚细亚建设
社 1936：67］
从这三项理由可以看出，日本方面是要设立一所影响辐射至整个蒙古地区的教育机构，并且希
望在这所学校学习的蒙古族学员更多的置身于日本营造的伪满洲国核心思想氛围之中，以便更深刻
地理解“民族协和”的理念，更快地成长为亲日中坚分子。另外，第二条理由中刻意强调“去除离乡痼弊”，反映了日本急于让这些蒙古族亲日分子回到家乡，充当其意志传达者、宣传者的目的。这也
说明日本统治者并不满足于一小部分亲日中坚分子的养成，以这些中坚分子的力量使更多的蒙古人
认同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转变为伪满洲国的“忠良国民”，实现“民族协和”方针下的对蒙古族的“国民统合”才是日本方面最大的政治意图，这也是蒙古实务学院所具有的最本质的性质特征。
当然，培养亲日分子，并且希望他们尽快成为日本统治意志的宣传者也有一个现实原因存在，
那就是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日本影响力在东部内蒙古地方，即兴安四省的薄弱状态。有数据显示，1934
年 12 月，兴安四省官吏总数为 127 名，其中日本人官吏人数为 11 名，而汉族和蒙古族官吏人数则达到了 116 名，分别占总数的 9％和 91％。
［塚瀬进 1998：45］日本势力在东部内蒙古地方影响力的严重不足，是日本方面急于培养蒙古族亲日中坚分子并派回其家乡的一大客观原因。
这种特殊的校址安排和学员毕业后的去向安排显示出蒙古实务学院与其他蒙古族中等教育学校
的不同，这些特殊安排暴露了日本统治者控制并“教化”东部内蒙古蒙古族的真实意图。

3）关于蒙古实务学院的教育对象
前文在交代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历史背景时提到“日本对蒙古族的总体政策，就是将蒙古族传
统的王公制度、土地制度、喇嘛僧侣的存在视为“三大毒瘤”，试图一步步废除王公制度，并进行土
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广川佐保 2008：77］如果说废除王公制度和改革土地制度只是该校成立的政8

治背景的话，那么日本对蒙古族的宗教改革就可以说是影响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直接原因了。
于逢春（2002）在论及伪满洲国蒙古族喇嘛僧侣留学状况时提及蒙古族青年喇嘛僧侣留学于蒙古实务学院，简单介绍了该校所设喇嘛僧侣特别课程的科目内容，指出伪满洲国的蒙古族喇嘛僧侣
再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宗教专门人才，而是为了加强蒙古族青年对伪满洲国国体的认同，树立
其归属感，从而实现日本方面改造喇嘛教、削弱喇嘛教影响力的政治目的。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蒙古实务学院与蒙古族喇嘛僧侣再教育之间的关系。于逢春（2002）中列举了该校的喇嘛僧侣特别课程的科目内容，这说明蒙古实务学院在其整体教学安排中的确有为喇嘛僧侣再教育考虑，其招收的学员中应该有喇嘛僧侣的存在。笔者在 2012 年对当年该校学员宝音图的采访中也了解到，“很多人都是从各地喇嘛寺庙或喇嘛国民学校里招来的青少年喇嘛。
”而该学校创办
人佐藤富江也是喇嘛教的专家，一直关注蒙古族喇嘛教情况。两相对照，应该可以断定喇嘛僧侣再
教育是蒙古实务学院的重要教育内容。但是，从辽宁省档案馆《私立蒙古実務学校一覧》中的学则
部分和前文介绍的《蒙古实务学院创立要纲》所体现的内容来看，并没有与喇嘛教改革或者喇嘛僧侣再教育直接相关的表述。因此，就目前资料来看，还不能完全确定蒙古实务学院就是专门为喇嘛
僧侣再教育所设立的教育机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喇嘛僧侣再教育一定是蒙古实务学院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该校有为伪满洲国喇嘛教改革，即改造喇嘛教、削弱喇嘛教影响力这一政治目标
服务的目的。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进行喇嘛教改革呢？这依然要从伪满洲国所奉行的“民族协和”和“国民统合”政策说起。于逢春（2002）中对此的论述是，日本统治者将“民族协和”视为实现伪满洲国这
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民统合”的基础性核心政策。日本认为“民族协和”在蒙古族身上的具体体
现，就是“蒙古族对天的信仰以及其他边疆种族——回教徒对安拉的信仰都应该归于作为国家指导者的日本所奉行的以天御中主神为中心的神的信仰。”这种把蒙古族对“天”的宗教信仰转变为对日
本神的信仰，是从精神上对蒙古族进行“国民统合”的具体表现。［于逢春 2002：85］
但是，由于蒙古族信仰喇嘛教的传统由来已久，喇嘛教在蒙古族社会享有极高的地位，深刻影响和左右蒙古人的思想和行动，日本对于蒙古族的宗教信仰上的“统合”并不十分容易。这也就是日本将喇嘛教和喇嘛僧侣的存在视为蒙古社会三大“毒瘤”之一，意欲推进喇嘛教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
1932 年 12 月，伪满洲国兴安总署发布了《禁止喇嘛干涉政治之件》，强调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方针［金海 2009：172］。1933 年 7 月 16 日，关东军参谋部在《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中提出利用喇嘛教、改善喇嘛教的方针。
［岛田俊彦 1965：448］1933 年初，伪满洲国文教部发布了《满洲国少数民族教育事情》，其中，明确了伪满洲国对喇嘛教及喇嘛僧侣的教育对策，把喇嘛教看成“将
蒙古民族推入黑暗境地的元凶”加以否定，并主张采取限制喇嘛教发展的政策。
［于逢春 20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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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在蒙古实务学院成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针对喇嘛教的总体方针，限制喇嘛
教的发展，改善喇嘛教，对喇嘛僧侣进行再教育成为当时日本方面采取的折衷措施。蒙古实务学院
正是顺应伪满洲国这一对喇嘛教政策，开展了以青年喇嘛僧侣为对象的教育活动，以求达到培养喇嘛僧侣中亲日中坚分子，改造其思想，并由这些喇嘛中坚分子进一步影响更多蒙古人的目的。将喇嘛僧侣作为主要教育对象，又是蒙古实务学院所具有的与其他蒙古族中等教育学校不同的另一重要特征。

结语本文对蒙古实务学院成立的历史背景、成立经过，以及该校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等进
行了介绍说明，着重分析了该校在创立者和支持者、设立地点、以及教育对象上呈现的特殊性。通过这些特殊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蒙古实务学院是由日本势力一手策划设立，旨在培养蒙古族青年亲日中坚分子，特别是喇嘛青年僧侣亲日分子的特殊教育机构。它诞生于伪满洲国建国初期
日本巩固其统治基础，逐步出台各种政策措施以谋求控制和“教化”蒙古族时期，它以思想教育的方式为日本的这种控制和“教化”蒙古族政策措施服务，实际上就是日本“民族协和”与“国民统合”政策的工具。这个学校在政治目的上、在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上、在教育对象上所表现出来的
特殊性同时也表明了它在日本对蒙古族政策策略中、在伪满洲国对蒙古族教育系统中的重要性。
有关蒙古实务学院的资料非常有限，这就使得一些诸如创立者佐藤富江相关的问题、学校实际
教学状况问题、毕业生去向及其对蒙古族地区发展的影响问题等等，还不能有明确的答案。这些都
有待进一步研究思考。笔者将在现有资料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该校的分析研究工作，希望学者同仁能给与批评指正。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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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外语会（2004）《シリー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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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 21》《東京外語会会報》第 102号、東京外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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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富江（1938）《蒙汉合璧释尊圣传》 大亚细亚建设社佐藤富江（1937）《蒙古民族の心理的一考察――蒙古風物其の一》《大亜細亜》5(4)佐藤富江（1937）《蒙古民族の心理的一考察――蒙古風物

其の二》《大亜細亜》5(5)佐藤富江（1937）《蒙古民族の心理的一考察――蒙古風物

其の三》《大亜細亜》5(6)佐藤富江（1937）《蒙古民族の心理的一考察――蒙古風物

其の四》《大亜細亜》5(8)《蒙古実務学校の創設》《大亜細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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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2009）《1931—1945 年间的日本与蒙古喇嘛教》《近代蒙古历史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1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5-1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5-1

新京蒙古実務学院の設立とその特殊性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包 賀喜格図（ボ ヘシクト）

Reflec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of the Mongolian Professional Schoolin the Puppet Manchukuo
BAO Hexigetu

要 旨
蒙古実務学院は満洲国・新京に設立された主にモンゴル人を教育対象とした専門学校である。
満洲国の蒙古族に対する基本的な政策は当時の日本の対ソ戦略と満洲国国内の民族協和に基づいた「国民統合」だと言えるが，この「国民統合」政策の下で，日本は満洲国という統治枠組みの中に，政治，経済，宗教などあらゆる面から蒙古族に対する支配強化を図った。蒙古実務学院はまさにこの背景の中に設立された学校で，その教育方針，教育内容もすべて「民族協和」の方針に合致していた。本稿では，この学校の創立者，設立時間と場所，教育対象など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同時期の内蒙古地方に作られた他の学校との違い，すなわちその特殊性を確認できる。特にその教育対象として，ラマ僧が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蒙古族に対する宗教的教化の意図，
ラマ僧の再教育によるラマ教の否定・改造が試みられたことが分かる。
（担当委員：周太平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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