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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空間視覺化與現代治理性：以日治時期台北都市型態演變為例
作者：蘇碩斌（世新大學社心系兼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摘要：本研究試圖指出「空間」對現代統治的重要性，並以臺北的都市型態
變化為例證，闡述台灣在日治時期開展「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及其背後隱含的權力運作。臺北在清末是由艋舺、大稻埕、城內彼此分隔
的「三個市街」模式，而在日治中期轉變為整體的「一個都市」，這個過程不應視為自然的地理擴張。本文利用多樣來源的歷史文獻，重建
並分析日本建設臺北都市的幾個階段，從最早的公共衛生整備時期，
到 1900 年代中期的道路取直工程，最後於 1920 年代大幅執行都市計
畫與土地重畫，都是以「空間視覺化」為知識基礎的權力運作實踐。
這使得日本殖民統治得以將清末富含歷史意義的「地方」轉化為「空間」，亦即，成為可以分析、統計、規畫、建設的單位，從而展現現代
國家治理性的內涵。
關鍵字：臺北市、地方、空間、視覺化、治理性。
聯絡：ericsu@ms1.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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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民國 90 年 2 月，日本政治漫畫家小林善紀（2001）的《臺灣論：新傲骨精神》在臺出版中文譯本，並因頌揚日本殖民功績而引起臺北諸多民族政
治情緒的震盪。暫且不論小林氏引述史實之是非，本文想說明的，是他論述
臺灣在日治時期發展的物質建設「現代化」，其實透露了某種值得探究的意識型態。我們可以摘引其中一段論述來說明，例如他描繪二次戰後進入臺北接收臺灣的國府軍隊的大兵們，對於日本人留下的建設是如何地感到驚異：

當他們第一次看到水龍頭，簡直大為震驚，立刻跑到五金行搶購，結果
回家裝上牆壁後，又怒氣沖沖跑回五金行理論：『這怎麼不會出水！』（頁
144）

小林善紀推崇日本殖民官僚的建設，並認為臺灣歷史後來出現了一道「現代化」的時代斸層，他指出：臺灣在清朝時代沒有開展現代化，國府時代則又倒退化，唯有日本「充滿熱情、積極推臺灣的現代化」（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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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臺灣（或臺北）現代化的功蹟，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另一個意識型態
的脈絡下，其實還存在著一位候選人，那就是中國清末的名宦劉銘傳。就鮮
明的例子，就如 2002 年九月臺北市長馬英九在臺北鐵路建設百年紀念會上，
公開尊呼劉銘傳為「臺北現代化的推手」（《聯合報》，2002.9.7） 1。
不過，馬英九評斷劉銘傳開展現代化的判準，若深究來看，與小林善紀
推崇日本殖民官員的判準，其實本質並無不同，都是一種「水龍頭決定論」，
差別只是被放在不同的民族情緒下解讀而已。本文認為，如果只是看到水龍
頭、電燈泡、鋪鐵路等「物質建設」，就逕以推斷現代化的先後、多寡，無疑只是看到了現代化最表面的皮相。事實上，任何一派陣營的現代化宣稱，都是一個歷史事實，透過對「都市現代建設」此一事實本身進行社會學的分析，
本文擬指出，現代化更是一種權力及統治的「運作形式」，因此，前述小林善紀和馬英九的認定，其實可以繼續向根部探索。
雖然不可避免地，我們最後免不了要為臺北現代化的開端下一個斷代，
但也將提醒，始自日治時期的現代化過程，其實算不得什麼「好事」，也不必要歌頌敬嘆。因為，日治時期開展的臺北現代都市建設，其實也開展了一種
更透明、更無形、更精確的管理暴力，這些潛藏於外在物質建設內部的，正1持此論點之史學家不乏其人，例如戴國煇（1985）、李國祁（1982：475）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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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現代空間管理的新統治典範。
這種新的統治典範，用 Benedict Anderson（1999：20）的說法，就是
伴隨著西方現代國家出現而形成的統治能力；因為封建莊園諸藩被掃入歷史
的灰燼、民族國家成為新的地理單位，國家必須在某個固定的地域疆界上，使住民成為國民，使土地成為國土，國家主權才能「合法地在領土內的每一
平方公方之上平坦、均等地起作用。」
以下，本文將先說明「合法地在領土內的每一平方公分之上平坦、均等
地起作用」，具有什麼樣的理論意義，其次，再透過臺北市街從清末到日治時期的建設為對比，指出一種「直接、精確」的現代國家統治能力，是在日本
殖民時期引進到臺灣。為了進行這樣的論證，本文勢必建構方法上的相對模
型，文中將指出清代中國具有異於上述西方現代意義的統治典範，因為這種
統治方式在中國並不曾出現過，似乎也不需要。
因此，對臺北而言，都市建設的皮相或有些許類似，但其本質則天差地
遠，而由此構築出來的兩種典範轉變，亦即「西方／中國」，或是「非現代／
現代」，在本文的脈絡中，也擬結合「地方社會／空間社會」的社會學概念來做對比，而串連前述統治典範改變的動因，則是「空間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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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空間作為權力實踐的場所：理論概念的說明

所謂空間視覺化的邏輯，意指國家對於它所統治的空間所具備的視覺知
識基礎。根據 Lefebvre 的詮解，「視覺化邏輯」（logics of visualization）根源於文藝復興直線透視法（linear perspective）的幾何知識法則，是以視線
的展布作為權力施為的工具，使空間被抽象化邏輯所支配，並抹去「全人」
在空間上構築的地方感，空間因而得以發展出獨特的內在法則，不再理會具
體的人之存在（Lefebvre，1991：261；Gregory，1997：206）。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到，「空間」作為一個長期被忽略的解釋概念，正逐漸重新帶進社
會學的領域之內。
空間經常被認為是空無一物的、任由人們賦予意義的。這種理解，根源自於康德將空間預設為「感性的直觀形式」的哲學傳統，社會學界長期以來
也未予反省，因而一直把空間視為不證自明的存在物，並理解為「投射論」
式的空間觀，認為空間是是「虛空的、清澈的、等待被體感知的」，甚至是提供社會力投射的背景舞台（Sack，1980；Gregory and Urry，1985）。
上述對空間的古典認知，1970 年代之後開始出現理論性的反省，並在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之間相互跨界討論，如 Anthony Giddens 、Mi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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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cault、Pierre Bourdieu、Henri Lefebvre、David Harvey、Edward Soja
等思想家，都關切起「空間」自身對社會的作用力（Werlen，1993：1-3）。
這個反省主要就在指出空間自身蘊含的支配性格，因為空間可以被模塑，但空間卻又會反過來制約人類行動，因此反倒使空間成為隱密的、不易察覺的
統治工具。
社會學這種理解空間的概念，有其現代社會發展的知識脈絡。因為封建主義的共同體崩解，現代國家必須直接統理人民，不再能如透過中介組織，
但卻又無直接控管，因此一種新的統治技術於焉出現，這種統治技術，強調將適當的人民安置在適當的場所，亦即將個體（人民）整編到整體（人口）之中，如此一來，在掌握場所的整體，即可控制身體的個體。而這，也就是
統計學(Statistics)興起的背景（Ostertag, 1988）。
我們在此必須強調，統計學得以在現代統治學成為關鍵技術，不只具有
數字的意義，也具有空間的意義。一方面，統計（statistics）的拉丁字源意
源指涉了國家（State）的事務，意謂國家要將有效了解臣民，必須把一大群的人以數字轉化為人口（population）來理解，再由其中找到治世知識（葉啟政，2000：92）；而另一方面，統計（statistics）的字源亦可理解為站立（sta）與地方（tistic）的結合，因此，統計也意謂將臣民安置在特定空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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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管理。因而，統治或是統計的原初意義，不僅是要化約人群為人口，還要使這些人口在空間上呈現與安置。
空間成為統治的直接工具，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直觀背景，就必須將原
本附著的「地方」意義剝除、去鑲嵌化（dis-embeded from place），這個發
展，是在現代國家的統治形態確立之後才有可能的（Giddens，1991：16）
用 Lefebvre 的概念，也就是說，並非任何時代、任何體制都有能力對空間直接進行配置規劃，其前提必須對空間擁有充足的知識（Lefebvre，1979：
285-6）。Lefebvre 的意旨在於，只有把空間作為知識的對象，充分了解每一
塊土地和其上的住民，才有能力對它配置規劃。至此，應該更可以體會
Benedict Anderson 為何指稱現代國家是將主權是「在領土內的每一平方公
分之上，平坦、均等地起作用」，因為這是一種需要，也是一種能力。
伴隨著現代國家統治的技術化與知識化，一旦傳統社會的地域共同體被
現代國家所貫穿崩解，原本作為地域社群建構意義的空間，暴露在被看透、被觀察的可能性之下（Gregory，1997），這就是本文前述「空間視覺化」邏
輯的意義。用 Michel Foucault 的詞兒來說，這也是一種「前現代／現代」社
會的知識型（epistéme）差異。
在前現代社會，國家要展現權力，是要使「權力的來源」可見（例如國8王透過公開展示、繁瑣儀式來保證權力被看到、被尊崇、被畏懼）；但是，現代國家不再能藉由單一來源來支配分化的社會，而須借助「空間」作為權力
工具，方法是使被支配者成為視覺的對象，使「權力的對象」成為可見的，
而權力自身反而隱蔽成為不可見的，權力的客體即可能被轉化成為權力的主
體、並且自我約束（Foucault，1977：200）。Jeremy Benthem 設計之圓形
監獄（panopticon）的視覺邏輯，即是 Foucault 理解現代社會權力的視覺化
運作之最佳範例（Foucault，1980：147）。
空間視覺化，即意指前現代國家原本看不透的「地方社會」，經過知識系
統的變革之後，就必須成為可觀察的、可分析的、可排比的空間，這種視覺化的空間，擺脫了「搞不清楚狀況」時所必需使用的暴力，而將支配轉化為「製造幸福」的工程。所以，當繼受西方科學知識的日本統治者，透過調查、繪圖、統計，對被殖民地進行精確的理解，則統治就展露出精緻化、科學化、理性化的技術。如此一來，視覺化在臺北都市空間上的運作，就展現在其精
準結合人與地關係的施策上，並且合理地以可期待、可計算的未來進行設計，
例如公共衛生、道路開闢、都市計畫等等。
空間視覺化，在日治時期出現在臺北社會，構成了新的都市社會權力運
作之基礎，也造成都市轉化的深層因素。而在分析之前，我們將先說明清治9之下的臺北都市形成過程及特質。

三、清代的臺北及其都市建設：三市街的社會基礎臺北地區在西、荷及明鄭統治時期，幾是蠻荒未墾，至康熙 48 年（1709）
泉州籍的陳賴章墾號在「上淡水大佳臘」報墾，再歷經乾隆 20 年至 30 年之間灌溉水圳的密集建造，才漸形成漢人主導的的農墾社會形態（溫振華，
1981；尹章義，1985；施添福，1992）。
穩定的農穀收成，使臺北平原成了北部臺灣的農產腹地，乾隆初年艋舺
首先成為聚落，並在乾隆末年發展成頗具規模的市街聚落（廖漢臣，1953：15）。而至咸豐年間，艋舺的三邑人與同安人爆發兩次大規模械鬥，同安人
大舉遷徙到較下游的河港大稻埕，並發展成臺北地區第二個重要聚落（王世慶，1976：73）。內地郊商貿易的繁盛，加上世界茶葉市場的成長，艋舺和大稻埕構築的臺北「二市街」，在清末時規模已約五萬人，超過台南市街的人
口數，成為全台最繁榮聚落（章英華，1986：253）。
不過，同治朝之前，臺北地區的發展幾乎純粹是由民間商業所帶動，艋稻二市街向來都沒有官署進駐，至多只有道光年間「同知歲半居此」（《東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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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略》
：91）
。但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廷治理臺灣
的態度則轉趨積極，北臺灣的行政位階提升，光緒元年（1875）清廷決定增
設臺北府，依清律府城須築城牆，臺北自此才進入「城市建設」的時期。城牆內的新區域，這個新區域被稱為「城內」，主要街道在劉銘傳時代（光緒10 年至 20 年）陸續開拓，主要集中在城內北側和西側官衙附近，以溝通兩
個舊市街為主（郭芬芝等，1953：13）。至此，清代臺北的最終面貌形成，即為通稱的「三市街」。
本文在此要特別對「城內」的形成進行社會史的探討，以說明清末都市建設迥異於日本時期之特質。臺北府城在光緒五年公告、光緒八年動工築城。
在臺灣道劉璈的主導下，經過地方勢力辛苦籌措，於光緒 10 年完工（尹章義，1989）。清廷將臺北府城的城基選在艋舺、大稻埕之間的空曠水田，而
不須遷就既有的聚落形態，照理是擁有充足的空間可以進行規畫（溫振華，
1986：33）。事實上，清廷的確也對臺北府城的建置做了一些規畫，但是，
這種規畫卻是在其特殊的行事邏輯下進行，而不是在我們今天熟悉的西式數
學計算、精密測量的知識系統下進行。
清廷對臺北的都市建設，並非沒有現代科學知識參與，但個別行動者雖
接受了新式的西方工程師之測量計算，卻將之置入舊有行動的結構，以致未11

能展現功效，卻反見行動與結構的扞格。在此，我們將列舉「城牆規畫」以及「鐵路開築」二件事例所根著的知識體系來說明。
（一）關於城牆規畫：光緒八年（1882）臺北城興工的前一年，原本負責建城工作的福建巡撫岑毓英突然調職，其時城基位址已定，改由臺灣道劉璈接手後，規劃的城址即被劉璈大幅修改，「全城舊定基址均棄而不用，故前
功頓棄，估其經費，應多二萬餘兩」（《清季申報臺灣記事輯錄》：1058）。劉璈耗廢巨資更改規模的原因，推測是「堪輿」之作用力。劉璈是沈葆楨人馬，
同治 13 年曾主理恆春縣城的興築，沈葆楨當時上奏就稱許劉璈「素習堪輿家言，經畫審詳」，推舉他接辦築城、建邑諸事（《福建臺灣奏摺》，1959：24）。以下將以「城基方位」和「城門位置」二點，來略述劉璈如何以其特殊的知識系統來「規劃」臺北：（1）城基方位：岑毓英規畫的城基，推斷應為按照一般規制朝向正北，
取其居北辰之位。劉璈更改後，城基走向則轉為略偏向東北，配合盆地北方
群山走勢，在風水上，較符合「巒頭學派」要求山頭和水口山形勢配合的觀念。為了這個更動，劉璈不惜動用民捐補足差額，使城基走向形成後有祖山、
前有案山、左青龍、右白虎、朝山及流水的布局（廖春生，1988：117）。
（2）城門位置：臺北城開有五個城門，除小南門外，東西南北四個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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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位形式，亦受到風水哲學的影響。據章生道的研究，中國城市街道通常
不採直線連結，避免兩座城門間形成毫無阻礙的直通大道，其理由除了防禦
考慮外，亦與民間信仰相信鬼只沿直線行走有關，因此，中國城市街道罕有
下圖（圖 1）中Ａ、Ｂ二種形式，而多為折曲之路（Chang，2000：105-107）。
臺北城的街道安排，即為接近圖中的Ｅ形式，通往大稻埕的北門、通往艋舺
的西門，為主要的街道軸心的曲折，應即上述傳統形制的影響（圖 2）（溫振華，1986：40）
持上述的因勢制宜觀念者，非僅劉璈一人，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選中橋孜圖（今台中）為臺灣省城之時，所持理由亦謂「省城形勢，關全臺氣運，
必須相成陰陽、觀其流泉。」（《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104）城市規畫摻入
風水堪輿，似為中國都市建設之常態。

圖 1：中國傳統城市之城門與街道模式
A

B

C

D

E

資料來源：Chang（2000: 105）。

13圖 2：清末臺北府城之城門與街道布局•_™×°]©š§jž_—L°^©Šp¶Ë™×°]©šªS³U°^§—¶ZÆ™F™×°]©šø¸§f°^§p´n™×°]©š™OæÙ´n™×°]©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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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考溫振華(1986：40)、李乾朗(1984：178)繪製而成。

（二）關於鐵路開築：與築城相關的鐵路建設，雖被泛稱為劉銘傳打造
臺北現代化的重要西化建設，但實則處處受到地方社會的制肘干擾。這與前
述築城的知識體系扞格，具有同樣的意義。最典型的是鐵路用地之徵用，「因惑於風水之說，或謂祖業不能割讓、有言火車行駛煤煙毒人、稻穀不生，而
於路線設計勘察之初，行賄勘測人員，務使避經其田廬墳墓，既定之後，仍
多方阻撓，致使原定路線一再修改，若干地段，多作不必要之彎道。」（臺北14

市文獻會，1988：16）根據當時美國領事館記者 W. Davidaon 的記載（1972：
177），鐵路鋪設時雖有西方技師提供製圖，但清國主事官員卻將執行工作交
給軍隊，以致不遵行西方技師的操作準則進行，因而出現諸多烏龍事件。例
如鐵路原本設計在艋舺料館口附近建橋通往新莊，因橋東出口朝向豪族黃川
流宅厝，黃某為免自家風水破壞，乃盜用「龍山寺」公印上陳情書，而獲劉
銘傳同意改變橋址（黃啟明，1953：48）除了前述迫於地方勢力或接收賄賂
而更改路線外，還有鋪軌木樁經常被築路士兵拿去當柴燒、基隆隧道從兩方鑿通時竟落差十四英呎等等（Davidson，1972：178-179）
從以上案例看到的，並不是一個表裡皆為西化的社會運作實態，不論是
城牆建設或是開通鐵路，都僅有物質表面設施是西方現代產物，在其底部運作的（例如堪輿設計及地方勢力），則是舊式的思維結構與行事結構。是故，如果認為在 1875 年清朝統治態度轉趨積極之後，或者沒有政治包袱的西化
大將劉銘傳大力建設之後，臺北就進入現代化之行列，那是忽略現代化的深層意義了。
從此處看來，清朝對都市建設的施為，與現代以測量計算來掌控空間、
規畫城市的邏輯並不相同。那中國傳統政治運作裡，中央是如何管控地方社
會的土地和子民呢？我們或可借用黃仁宇「不能在數目字上統治」的概念來
15說明。
黃仁宇認為中國在秦漢時代即完成了政治大一統，但複雜且龐大的基層
社會遠超過技術所能控御，而幅員的廣大及族群的雜亂，使得中央既無力實質清查掌控地方事物，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建造一個龐大的「間架式設計」（schematic design），以純粹的理想圖式加諸在普遍的廣大地域之上，而不
是按照實地的考察，其情形就如黃仁宇（1988：158）形容《周禮》的制度設計，是「以自然法規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錯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萬千萬眾生的頭上籠罩下去。」這種上重下輕的龐大官僚機構化，形成「金字塔倒砌」的體制，自然也形成名目典章一應俱全，但是執行時卻放手給下位者
或地方上極大的裁量空間，結果所有民權的、地方的自主性格之發展，都與
國家統治產生斷裂，統治的管理技術受到義理邏輯的壓抑，將技術上不盡不
實之處壓至下端，使整個國家「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黃仁宇，1988：161）「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統治特質，關照到人口田土管理，就形成國家只要求皇權不受挑戰、田賦徵收足額即可。這種表面安定、課稅至上原則，
清朝亦然，地方政府對只要能收致定額稅收，下層秩序交付士紳宗族自理，對於清楚計算土地人口的「精確性」，地方官其實「不需要」有此能力。理解了中國特有的統治知識系統，我們勾勒出「看不見」土地與人民的統治技術，
16亦即「空間視覺化」尚未發達。接下來對日治時期臺北都市建設發展，將據
此進行對照分析。

四、日治初期的公衛與空間：都市視線整編的開端日本在 1895 年取得臺灣的統治權，也使得臺灣的統治模式邁入另一個
階段。這裡，可以先對日治時期對島都臺北幾次大規模的市街地整備略做分
期，以了解其階段性意義。臺北市街整備大致有六次，分別是：第一次計畫
為 1896 年五月在城內應急式設置臨時溝渠；第二次計畫為 1898 年 William
Burton 建議在城內設置下水道；第三次計畫為 1900 年 8 月 23 日公告的「臺
北城內市區計畫」；第四次計畫為 1901 年 6 月 1 日公布的「臺北城外南方市
區計畫」；第五次計畫為 1905 年 10 月 7 日的「臺北市區改正」；第六次計畫
則為 1932 年 3 月 7 日公告的「臺北市都市計畫」（臺北市役所編，1940：
542）。
這六次都市計畫一般被分解為二個分期：前半期是公共衛生為核心的市
區改正，是以既有市區地界為範圍，對生活空間實施衛生改造，這包括上下
水道、家屋管制等概念。而後半期則是對臺北的首都地位進行調整，都市計17畫不再侷限於地方行政事業，而是提升到國家層次，由總督府負責規畫設計（蔡采秀，1995：71）。
本文基本上也循著這個思考方向來理解臺北都市的改造過程。在所謂的前半期（1905 年以前的四次）市區計畫當中，第一、二次計畫雖然只是沿著
對抗疾病的邏輯延伸而來，只是講求公共衛生的改革，以修整街路、側溝及局部改修下水道為主，而不具備真正的街道改造。但本文要強調的是，在公共衛生的要求之中，仍顯露出權力運作所期望的「視覺化」效果。
對最初進到臺北都城的殖民者而言，最大困擾除了「土匪」游擊隊，更有令日本官員及軍隊傷亡無數的「熱病」（堀內次雄，1942：23）。然而我們
認為真正的困擾，其實是隱含在熱病背後對不可知、不可見的恐慌。就如名
醫堀內次雄（1942：22）憶起 1895 年甫到臺北的景象：「臺北到處可見熱病、霍亂、腳氣，卻不知從何著手調查，何謂熱病，臺灣哪些地方有傳染病，向來沒有人調查過，也沒有學校及醫院，好比突然闖進黑暗中一般。」（引自范
燕秋，1996：140）
在明治維新時代已透過西方現代醫學知識，而逐漸將生死疾病掌握為可
知的世界，但是，新接收的臺灣，則反而是一個「黑暗」的不可見的空間。
因此，佔領的前二年，對臺北島都的整治，首要即在髒污與疾病之克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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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對不可見空間的恐慌之克服。
日本對臺北的「第一次都市計畫」在 1896 年五月，不堪島都臺北四處
漫流的污水，總督府民政局設立「臨時土木部」，在北門城壁外側設置臨時溝渠，應急式地將臺北城內的污水導流到城外水路，再放流至淡水河（臺北市役所編，1940：544）。同年八月，受聘臺灣衛生顧問的後藤新平，推薦英國
衛生技師 William K. Burton 來臺實地勘察，俾能解決都市住居環境惡劣的問題。Burton 在 1897 年四月即送上報告書，建議儘速建設衛生工程，且以臺
北為第一優先，下水道工程是最主要的建議項目（越澤明，1993：188）。1899
年臺灣總督府即發布律令第六號《臺灣下水規則》及其施行細則，是日本殖民政府將都市設施限定到庶民生活的第一條律令，後又進行「家屋管制」，對臺北、新竹等五大市街，要求新建或改建之房屋須經官署許可，並對通風、排水等提出具體的限制（黃武達，1997：65）。
一般在詮釋臺北市這段以衛生整備時期，都典型地認定為「消極對抗疾
病之防衛，而未具備改造都市環境的積極企圖」（黃世孟等，1987：48; 79）。
但我們也應注意，公共衛生本質上是以「排除不潔」為基本思維，然而更進一步的，使不潔的場所成為可見（visibile），進而使之解體或轉換，更是公共
衛生的目標（成田龍一，1993）。因此，由公共衛生開展的都市建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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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由「掃除不潔」衍生到「增加明亮」的積極性原則，以取得對都市的視線穿透。1854 年著名的 Baron Georges Haussmann 對巴黎的改造計畫，即是
此種都市統制的範型式工程。
當時巴黎因人口湧入而失序，都市計畫的任務，除了要分配大量人口，
還須負責秩序重建（謝偉勳，2000）。這種發展與秩序的結合邏輯下，無怪乎執行改造的 Georges Haussmann 之職銜是塞納河警察總監（Benevolo，1993：171）。Haussmann 拆掉了大量的貧民區，大量整頓街路和下水道，開發都心與公園，並以凱旋門為中心，匯聚了十二條放射狀街路，形成一個
可 360 度眺望四周都市的「觀看點」，並以長而連續的道路得到「透視式的開放性」（若林幹夫，1992：97-105）。
視界的開放化同時也是都市的明亮化，巴黎的黑暗街路和商店都轉變為
明亮的，原本偏遠、看不見的區域，全被抹平，遠近內外的區別消失，公共與私人空間的區隔消失，而成為完全可見的劃一都市（Benevolo，1993：
179）。在都市中「找出不潔」於空間技術上完成，原本躲藏在黑暗之中的都
市角落，都暴露在某種「視線」之下，布設這種視線的工程，事實上在 1899年的臺北市街上也開始出現了。
前面曾經強調，臺北在清末的聚落型態，是艋舺、大稻埕、城內所構成20

的既分離又關聯的「三個市街」，而且是各具有歷史建構意義的三個市街。這
種型，到了日治時期如何被解消其意義，而成為「一個都市」的臺北，其間過程其實頗值得探究。
Haussmann 對巴黎的改造，對東京 1888 年及 1920 年代的「市區改正」，
都有深刻的影響（石塚裕道，1991：10；石田賴房，1987：27），而接受東京市區改正計畫指導的臺北，對城內街道系統的貫穿工程，自然也有其影子。
對日本人而言，中國傳統的道路系統，是隸屬於前現代的、自然形成的、塵土飄蕩的，在公共衛生的標準下必須改正，因此日本及所聘的歐美技師，都對積極想改正街道形式，例如 Burton 在 1897 年即建議街道重整。
臺灣總督府 1900 年八月公布對城內地區進行市區改正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黃武達，1997），由於前兩次都只著重改善污水措施，因此 1900
年這個計畫雖被《臺北市政二十年史》列為第三次計畫，但實際上卻是第一次真正的市區改正計畫。1900 年的「城內市區計畫」之主要內容及意義，闡
述如下：（一）取直道路、增設城門：計畫中已在城內中央規劃出「總督府敷地」，
這個殖民統治的最高中樞機構，構成了視線發射的起點，在空間統治「視覺化」的原則下，城內原本彎曲折繞的道路就必須取直、打通，並儘可能穿透21

城牆而出。而增設城門，即為街道取直意含的衍生，在原有的五個城門之外，
再開闢九個新城門（下圖）。這些皆由總督府預定地向外延伸、貫穿到城內之
外（臺北市役所編，1940：544）。若與改正前的街道結構相對比，清代在風
水原則下刻意使道路及城門不相貫通的構造法，在日本時代不同的新式知識
系統下，就成為阻擋視線的障礙，因此街道的貫穿、城門的打通，無非都是
創造統治視線的概念產物。

圖：1900 年「臺北城內市區計畫」之城門及街道布局•_™×•_™F™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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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武達（1997：70）

22

（二）街廓形態的出現：街道取直後，貫穿性道路的交錯，使城內首度出現街廓「街廓」（block）形式，大大小小共 52 個（黃武達，1997：69）。
街廓與中國或臺灣傳統沿街道二側發展的線型模式大不相同，街廓是高度人
為的形式，是平面邏輯產物，也不須考量自然形成的鄰里組織（通常為不規則形）（Mumford，1993：349）。
1900 年的「城內市區計畫」，與後來臺北市整體發展的最大差異，還是
在於它只是個「城牆內的規畫」。尤其是這個計畫還沿著城垣的北、東、南三側外圍濠溝，預備建為「城外公園」（黃武達，1997：72）。但從「權力之眼」
角度看來，這個開了九個新城門、貫通多條道路的計畫，已隱含統治者的視
線已準備破牆而出。將臺北的統治侷限在「城內」的範圍，事實上也在不久
後即受到顛覆：1904 年，阻擋臺北統治者視線的城牆，就被列為拆除的對象，
至 1905 年公布「臺北市區計畫」時，都市建設的計畫對象、計畫範圍，則有了全新的概念，一個將清末三市街含攝在內、作為一個整體的「臺北」，才真正出現。
以下我們簡要說明這個「從三個市街到一個都市」的都市對象之演變。
我們還要注意，在 1901 年後的變化過程中，日本對臺北都市空間的管理分
配，並不完全是以殖民者的欺壓與強迫進行擴張，反而是在其中透露出某種
23

合理的與優雅的科學計畫。我們想了解的是，這種合理計畫的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基礎。

五、跨越城牆的視線化工程：從三個市街到一個都市

在 1920 年之前，現今臺北市所在的地域，行政上隸屬臺北廳，廳治就
設在城內，並直轄大稻埕、艋舺、大龍峒及古亭村等四區，直到 1920 日本
實施市町村制改革，臺北市才成為一個行政上的正式單位。但在成為行政單
位之前，三市街如何在地理上打破界限呢？艋舺、大稻埕兩個舊市街，在日治最初幾年間，並未享受到與城內相等的建設雨露，加上族群上的區別，因此要「自然合成」一個都市，顯然是不可能。本文將分析，這個過程是國家
權力貫徹的產物，而不是地方社會之所願，前述跨越「只在城牆之內建設」
的轉折，即是結合過程的第一步，時間大約是在 1901 年到 1905 年之間。
1900 年前後，隨著衛生、治安情況均漸受控制，島都臺北的殖民官僚和
日本移民漸多，當時城內已大量興築公務機關、醫院、公園等設施城內已不夠住，因此住宅區明顯不夠用，但因，在市區計畫委員會之建議下，進行城
外南區一帶之開發。此即 1901 年的「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也是第一個24

範圍跨出城牆、延伸到城南空地的市區計畫出現（徐裕健，1992：95）。
城外南方市區計畫實施的同年，市區計畫委員又指派調查委員進行連串的調查，調查對象也就在「城內」的周邊地區，亦即城外東、西、北三方空地，以及艋舺、大稻埕臺人居住密集區。這個調查工作在 1904 年完成，1905
年八月公布新市區計畫，也就是把三市街都納入市區改正的範圍之內（臺灣總督府民政局，1905：200）。
在 1904 年，阻礙總督府向外展望屬地的臺北城牆之拆除，即為一種空間視覺邏輯的衍生。臺北城牆建於清末的 1884 年左右，興築的理由，是因大清律典規定「凡府治皆須衛之以城」，而興築的過程，則是地方士紳對象徵權力的爭逐，因此，臺北城牆可說是在帝國的時空脈絡下產生的。但蓋起不到二十年，城牆就由一樁國家必需、地方爭設的寶器，變為礙手、礙腳、礙
眼的多餘之物，其間的差異，應該就是新舊時代世界觀的轉折吧。
1905 年臺北廳告示發布了新的「臺北市區計畫」，為「馬不停蹄」發展
的都市規模，再一次擴大市地範圍。而這次的計畫終將艋舺和大稻埕納入規
畫，而使臺北市街的概念進到一個新境地，立下了臺北「走出城內」的市街
發展規模，由原來城內的 220 萬坪，擴增為 550 萬坪的面積。除了二個舊市
街納入範圍，並明文訂定拆除牆、改築道路的目標。這不僅使臺北市街路系
25

統之輪廓大致初成，而開始建構視線系統。
在說明 1905 年的「臺北市區計畫」的具體內容之前，去探討它是依據什麼樣的知識基礎才決定跨出城內、跨出多少，將是更值得討論的社會學議
題。我們有興趣的是，在什麼社會條件下，對都市的規劃可以估計出十五萬
人容納量，並預測臺北市街的地理規模到明治 62 年（1939）仍足夠不斷成
長的人口使用。雖然臺北的人口發展遠超過 1905 年估算的數值，到 1920 年
之前，臺北的人口其實就已超過 17 萬人。姑且不論實際的人口發展是否合乎預測值，但不可否認的，這個 1905 年的計畫，已將臺北轉換成為一個知識的對象，艋舺、大稻埕、城內，都將納編為計算的單位、轉化為規畫的空
間，而不再是由士紳、行郊、頭人構成秩序的具體地方社會了。

六、迎向精準統治與都市規劃的時代

這裡最值得一提的，正是這種計算、預估的能力逐漸密布到每一個人口
密布的地區。就如同後藤新平曾把臺灣殖民時期的警察稱為是「總督與人民
接觸的手足」（鶴見祐輔，1943b：151），但更重要的，是引導「手足」如何
伸入到當地的空間之上的「眼目」。如果這代表「理解臺灣」的典範轉移，我26們勢必要想，日本殖民的臺灣發生了什麼社會條件的改變？說來，1900 年左右開展的各項大規模而詳細的調查，包括土地調查、戶口調查、舊慣調查，以及數不清的實測地圖和統計圖表⋯⋯，正是構築這個統治的知識系統轉化
的主要事件，當全盤調查後對土地及人口的精準掌握，彷彿是擦亮了「國家的眼目」。至此，傳統的地方社會即無運作空間了。以下，我但將說明日治時
期在臺灣進行統計調查的運作模式，並以清末統治運作模式來對比，試圖理
解權力流動的基礎工程如何制定。
日本以「調查」的思維來了解臺灣，反映的正是明治維新以後現代國家
的統治內涵，而且在接收臺灣初始就已展開佈局。1895 年十一月，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即派遣大藏省主稅官吉井友兄前來臺灣負責「調查事業」的勘定，1896 年四月吉井友兄提出四百餘頁的《臺灣財稅視察復命書》，從國稅、
海關、土地制度、金融、官公有財產、度量衡各方面，提出臺灣的現況概述
及將來處置方法。伊藤博文在 1896 年對日本國會發表的演講中，即提出「全盤之調查」作為擬定臺灣殖民經營計畫的前提（江丙坤，1972：31）。
臺灣的田土向來未被實測調查過。傳統中國的土地所有概念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的重點是課徵賦稅，而非確定人民權利歸屬。在這種統
治邏輯下，地方官為了避免增添增加收取稅賦的壓力，向來不會要求精準測27

量所轄土地。是以，臺灣的土地向來缺乏實測式的調查，一直到劉銘傳光緒
11 年（1885）出任臺灣巡撫進行的清賦，才算第一次對土地進行調查。不過在下文仍將指出，劉銘傳的調查是建立在「廣增稅賦」的原則上，與現代「知識統治」方式仍有落差。
1898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設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全臺正式於九月
展開實測性的土地調查（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臨時土地調查包含
幾個面向，即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地形調查三種事業，以及後續的土地申告。本文在此簡述其實施方法，俾理解一種基於「精準理解」邏輯所做的調
查，是如何與清代的「模糊統治」形成差異。
首先展開的是 1899 年地籍調查。地籍調查的第一工作，是先由本地人
擔任的地方土地調查委員會先界定要調查的街庄範圍，再製作見取圖（草圖），見取圖內包括土地界線、地目、甲數、業主、典主、負擔之大租及水租等資料。然後，見取圖交至土地調查局，由土調局的準備員會同地方官、庄長等人查定區域。這一部分的工作，使得原本在清代邊界模糊的街庄，因而
形成具體、準確的地理行政單位（施添福，1996）。準備員繪妥街庄略圖之
後，連同見取圖等資料，交由地方事務官員及測量隊員實地測量，完成街庄
的土地調查。查定結果發出申告書及業主權證明，並貼公告六十日，有異議28

者則申訴再丈量裁判（施添福，1996；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1908：
11-12）。
其次，三角測量方面，則是更精確地將測量員的工作是地面測量及繪圖
進行比對接合。地籍調查原僅要求測量員針對每一街庄社內的土地之相關位
置，選定鐵路、河川、道路等為基線，以經緯儀測定，再使用平測盤或三稜羅針逐筆丈量街庄內土地的測量，將每一筆土地製成原圖、並連結成庄圖，
但是，在將庄圖連結成涵蓋數十街庄的堡圖時，卻發現無法保持各地的正確
位置和距離，因而乃求助陸地測量部進行三角測量（江丙坤，1972：70；施添福，1996）。三角測量法是在地面上選定一系列的點，並構成相互連接的三角形，由已知的點觀察各方向的水平角，再測定起始邊長，以此邊長為基線，即可推算各點的經緯度座標（盧良志，1982：181）。基線所需要一系列
各種等級的三角點，至 1932 年時，日本人已鋪設了一等三角點 60 點，二等
三角點 251 點，三等三角點 1,101 點，四等三角點 542 點，合計近兩千個點（施添福，1996）。
第三樣工作是地形調查，亦即地形圖製作。除了在原先三角測量基準上
完成的一千二百分之一地籍圖（庄圖）之外，更重要的是將這些細部地圖相
連成為二萬分之一的地形圖（堡圖），因此尚需水準測量，在地籍圖的基礎上，
29再加上對地物地貌及未測量地狀態的進一步了解，在 1903 年起規定各項庄圖縮小之手續，以及實地測量的土地踏查、未測量地之碎部圖根測圖、地物
測量、地貌現圖等，於 1904 年完成「臺灣堡圖」，成為殖民統治對臺灣土地
全貌之重要工具（江丙坤，1972：82）。
如果我們回頭來看劉銘傳在光緒 12 年（1886）的丈田清賦，除了技術
確有精準上的差異，還是可以在知識系統上看出本質上的不同。劉銘傳清丈雖號稱是臺灣史上第一次全面土地實量，但其目的，不可免的，還是在於增收田賦，而不在釐清土地所有權的潛伏問題，因此並不以精確為目的。我們可由清丈後的製圖流程來與日本在臺灣的土調對比，看到劉銘傳清丈之「不必精確」的本質。
劉銘傳清丈亦委付委員執行實地調查和丈量，並負責調製庄圖、區圖及散圖。然而地圖雖是實測產生，但只有「散圖」是實地丈量每坵田園繪成的細圖，而較大範圍的區圖及庄圖，則未經地形實測，而是從散圖中找出顯目
地形，逕將散圖拼接成為「區圖」，再集合庄內各區之圖拼為「庄圖」，再送
縣局製成「縣圖」，最後縣局就各堡之庄製成「堡圖」。因此，這五種圖冊之
中，只有散圖是經過簡單的實地丈量，其餘則為就圖面連接而成，僅具概略
指示作用，僅可用來檢索查閱土地帳冊的位置之用，功能約等同於清代查核30

地賦的魚鱗圖冊（施添福，1996）。
在這裡，我們可以再回溯清朝繪製地圖的知識基礎。地圖代表觀者的「視線」，地圖描繪方法的改變，也代表著觀者視覺化邏輯的改變。現存的各方志
及堡圖之中，臺灣地圖主要繪製法，除了少部分摻雜經緯度的計里畫方法，仍以山水畫法為主，清代臺灣地圖有七成以上是以此法繪成，《淡新檔案》中留存的地圖亦多為山水畫法（施添福，1992；夏黎明，1996：41；夏忠平，1996：199）。山水繪圖法是以人的感官經驗為基礎，地圖的標記亦採用逼真
的寫景符號，製圖的認知系統是以繪圖者的「身體」為主體向外觀看模擬而得（夏黎明，1996：42-48）。所以地圖描繪的「主體」位置，經常是城內、衙門、儒學，因此這些官方設施的比例在很多方志地圖中常被誇張放大（Yee，1987；張哲嘉，2002），這皆顯示了中國地圖未將其所治理的空間
視為「客體」來處理。
若以同樣的堡圖來比較，可發現劉銘傳用拚接方式完成的堡圖（圖 3），
與日本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製成的堡圖（圖 4），有其視覺基礎的差異。

圖 3：劉銘傳調製之大加蚋堡圖圖 4：1904 日本實測之大加蚋堡圖31
資料來源：引自夏黎明(1996：20)。

資料來源：《臺灣堡圖》：18。

承上所述，劉銘傳繪製的堡圖與日本測製的堡圖的差異，不僅在於精密
程度的高低，更是兩個不同的空間認識體系之展現。在日本臨時土地調查進
行的過程中，透過諸多的三角點、諸多的基準線，在臺灣的土地上編織交錯。
清代政治結構下內含的「模糊」統治邏輯，隨著穿梭在臺灣的西化視覺知識
系統部署，逐漸轉化為「精確」統治邏輯。透過各種觀看視線的變革，黑暗
的空間開始被看到，進而可以被調查、被分析、被統計。將土地作為平面來
捕捉的「現代」視線，隨著實測圖的出版、發行、廣布，次第在社會中傳遞
普及，空間成為統治權力底下的一個客體，也更形確定。
土地調查的效果影響深遠，由於地籍調查工作先行查定區域，使得臺灣32

的街庄，原本是僅具有聚落性質的自然地域單位，在調查後成為與國家體制
緊密連結的行政單位。這些新畫出來的單位，配合三角測量的精確勾勒，街庄成為完全被「新視線」掌握的單位。在後來的戶口編查、統計分析、國勢
調查、保甲編制，街庄也都是基本單位，並持續至日本戰敗（施添福，1996）。
當一切有關人的、土地的資料準備齊全，坐在官廳裡頭的統治者就有如
坐在 Foucault 所謂的「中央高塔」俯視屬地，一切都在視線範圍之內。這或可用竹越與三郎的描述來說明日本新帶到臺灣的「精準」治理性：

米田、茶園、兒童抓魚的小河、豬犬奔跑的丘林，一切都由精準的三角
測量切割出來，然後畫成地圖。⋯⋯如果想要看數個村的合圖，也有同一形式畫製的二萬分之一堡圖，拿一支鉛筆比算一下，就可以直接畫出
村落的大小。⋯⋯可謂坐著就可在手掌中看到全臺形勢（竹越與三郎，
1905：209-210）。

經過實測調查而詳細繪製的地圖，更能說明日本在臺灣土地上部署了統
治所需的「視線」。現代性，就在此展開。

33

七、對都市的全盤統治能力：都市計畫與土地重劃

土地調查及戶口調查，提供了廳、縣政府進行統御地方的數字資料基礎。
這主要包括地籍資料、實測地圖、人口統計的各項成果，都交付地方政府接收。1905 年三月底，臨時土調局完成階段性任務，臺北廳也繼受了土地臺帳
及大批地圖（臺北市役所編，1940：170），成為統治、規畫臺北的基準材料。
臨時土調局繪製的地籍及地形圖，在交付其他各行政機構後，不僅軍事部門
繪製地圖，民政局警察本署、殖產局、各廳縣土木部門也都加入，依據不同的用途測繪不同之地圖，市區計畫及市區改正等相關市街圖，也交由主掌都市計畫之單位測繪運用（黃武達，2000：135-136）。臺北市區計畫委員會亦
同時著手調查艋舺和大稻埕兩個舊市街，這個調查在 1904 年接近完成（臺灣總督府民政局，1905：200）。
另外，在臨時土地調查成果下，臺北市也在 1903 年根據戶口調查規程
編製戶口調查簿，1905 年開始由警察機構以臨時戶口調查作為人口監管的工具。若再加上前述 1905 年《土地登記規則》所實施的土地及建築物登記，
可以發現，這些對土地、人口掌握的基礎工程，大致都在 1905 年次第形成。
因此，當臺北廳告示第 200 號的的「臺北市區計畫」在 1905 年十月七日公34

布，實已具備充分的能力，可以計算人口與土地的關係。
1905 年，臺北三市街在歷史上既聯結又分離的特殊關係，就在這個《臺北市區計畫》中重新編、結合為單一的市區單位。除了紙面作業上的整編之外，將三市街連接為一個都市的具體施設。在這個計畫案中，同時也提出了
兩案，我們將在其中看到「數目字上管理」的作法開始湧現：（一）計畫路網：以道路將新舊市街連接，並規範市區道路為七種不同
的寬度標準，對不同重要性道路開通不同寬幅的道路，並以城內為中心延展
向外，計畫修築道路里程為 22 里（約 86 公里）；
（二）拆除城壁：城牆在 1910 年拆除，城牆原有基址則改築道路，即著名之三線道路，以中央為車道，兩側各設置三公尺的綠帶區隔出三條道路
而得名。道路幅員約 25 間至 40 間（約為 45.5 公尺至 72.7 公尺）（徐裕健，
1992：96）。
臺北市的物理形態在此大大改變，計畫路網延伸到艋舺和大稻埕兩個市街，西方棋盤式規畫的乃得以推到「一整個臺北」。以公共衛生為基礎的市區規畫，持續就在這種公園式的規畫中延長。到 1913 年之後，三線路更被廣泛植上行道樹，成為臺北綠化的基本景觀場所，持續展現在都市美化及衛生的功能。
（臺北市役所編，1940：621-622）城牆上原有的五處堡壘式城門，
35

除西門被拆掉之外，餘下四個皆被保留為紀念，並在城門處以橢圓公園的形
態規畫為端景，成為圓環式的設計（徐裕健，1992：95-97）。
Haussmann 改造巴黎的計畫案，被傳誦為都市改造的經典。但事實上，改造的社會效果，透析出來的是更深層的空間與權力之關係，就如富永茂樹（1977）形容 Haussmann 的都市計畫與改造為「對黑暗的外科手術」，正是
彰顯都市計畫的知識基礎，就是來自視覺的「可見性」，而且這種「可見性」
的歷史系譜，是源自外科醫師對付病患的知識能力。這與前述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理」，事實上具有高度的相通性。
在 Haussmann 的巴黎改造中，除了大條的道路、打通的死角之外，還大量利用了廣場、雕像、紀念碑，將原本存在於想像中的聖人實體化，同時
營造出一種超越的視線，使得看得到紀念碑的地方，都瀰漫在某種視線之下。
原本散布在廣大都市中的是無數交錯混雜、無中心點的視線，使得混雜的視線被化為有秩序的視線（若林幹夫，1990）。
拆除城牆而改造的三線道路，以城門遺址成為圓環式的端點公園，就具
有 Haussmann 構築秩序端點的意味。而雕像和紀念碑呢？沒錯，這兩種從
未在中國都市顯露的特殊建築，也在這段期間出現在臺北街頭。在都市視線
整備的年代，臺灣的第一座公共雕像在 1903 年豎立在臺北市的臺北公園內，36

紀念第一任民政局長水野遵，而發起設置的人，即為後藤新平。水野遵銅像
設立之後，市內在 1940 年以前又陸續設置十四個塑像（表 2），還有各式紀念碑十三個（臺北市役所編，1940：850-853），一種提供上仰式觀看的公共
建築物，大量散布在街頭。

表 2：日治時期豎立的臺北市銅像
年代

名稱

事由

豎像地點

1903

水野遵銅像

首任民政長官

圓山公園內

1906

兒玉源太郎壽像

第四任總督

臺北公園

1910

長谷川謹介銅像

鐵道部長

鐵道旅館門前1911

後藤新平銅像

第三任民政長官

臺北公園

1911

祝辰巳銅像

第四任民政長官

西門町橢圓公園

1913

大島久滿次銅像

第五任民政長官

州廳前三線道路

1916

藤根吉春銅像

首任農業試驗所主事

農事試驗所

1917

フオリ﹣銅像

法國植物採集家

林業試驗所

1918

柳生一義銅像臺灣銀行頭取

臺北公園

37

1919

バルトン銅像臺灣水道設計者

臺北水源地

1930

三澤糾銅像

首任臺北高校校長

臺北高校庭內

1933

船越倉吉銅像第二任臺北消防局長

圓山公園內

1935

樺山資紀銅像首任臺灣總督總督府玄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臺北市役所編(1940：850-851)。

比雕像同樣具有強烈的視覺效果的，還有不斷興築的官署，臺灣總督府
是其中最典型的表徵。臺灣總督府的設立，在根基上確立臺北作為臺灣統治
中心的地位。1895 年樺山資紀始政臺北時，先是利用清代的臺灣巡撫衙門作
為統治中樞，直到後藤新平時代才籌建總督府。
總督府的位置在 1900 年的市區計畫中即選定，位在貫穿四個主要城門
街道的交點上，即由北門街、西門街、南門街、東門街所圈圍的街廓上。總
督府的建物是在懸賞競圖後由長野宇平治的作品中選，但長野的設計圖在
1910 年送往東京審查後卻又做了一項重大修改，將入口中央塔樓高度由原先的六層樓改為九層。總督府工程在 1912 年 6 月開動，1919 年 3 完工，中央
塔樓加高後的建築，較原先的設計圖增加大量的威嚴與氣勢，成為當時臺北市區各地都可一眼望見的高塔（溫振華，1986：83-84）。這個高度的提升，
38

加上總督府所在的位置，顯示的正是這種以「視線延伸」作為構築秩序的放射狀視覺效果，與散布在城內的塑像、紀念碑，構成明亮化秩序的基點。
都市建設的國家化與專業化，意謂著知識霸權成為合法的使用，而且得
到更多科學理性的背書，受到更少人情世故的干擾。1932 年的都市計畫主要內容，已可見到透過知識霸權所展現的計畫效果。經過過去三十年的「現代空間的基礎工程」，在 1932 年臺灣總督府頒布都市計畫中，「數字規畫」的
概念成為臺灣都市改造的標竿，對都市空間的使用開始出現異常清楚明白的「科學合理性」。
1932 年臺北市市區計畫，超越市區計畫的傳統意涵，而具備了都市計畫「規畫未來」的意義。山縣三郎提及都市計畫的特色，已清楚指出都市計畫
「不必按照現有的市街庄行政區來劃分都市計畫區域，只要現在或將來能夠
以一個都市的形態發揮其功能的區域，皆可包含在內。」（山縣三郎，1992：
6）這樣的概念，正足以顯示都市計畫是以可能之住民為對象的規畫。
在 1932 年 6 月 8 日臺灣總督府發布的《關於市區改正計畫之有關規定》
中，即要求「市區改正」提報計畫書應該包含的各項資料，除了位置、面積、地勢、沿革、現況，以及工程預算表和各種圖冊之外，還要求最近十年的風
向、風速、氣溫、雨量、人口調查表、死亡者調查表、交通量調查表、產業
39

調查表，及最近五年之歲入歲出預算及決算計畫書（黃武達，1997：61）。
1932 年「臺北市區計畫」發布，我們可以由其中的主要內容看到一種「相信數字」的計畫理念完整浮現：（1）關於都市範圍的計算：以臺北郵便局前為中心，半徑六公里之周圍
為都市計畫區，新都市計畫的範圍東至松山區、西至淡水河、南與新店溪文
山郡交界，北至士林街；（2）關於土地面積的計算：預計計畫面積 6676 畝（約 2020 萬坪），為1905 計畫的 9.5 倍，預計包容六十萬人，為 1905 年計畫的四倍；（3）關於交通時間的計算：以都心交通時間三十至四十分鐘可以到達為
基準，是為合理的通勤時間；（4）關於人均面積的計算：扣除沼澤低濕地及山地河川，市街實際可利
用地面積為 4780 畝（1445 萬坪），每人口平均為 0.8 畝，較歐美標準密度
的每人平均 1 畝略少，但已使未來的大臺北區計畫留有「理想的餘裕」；（5）關於街道比率的計算：計畫中的街路有 59 條，總長度 157 公里，
道路面積 450 畝，占可利用市地面積比率 9.5%；（6）關於公園面積的計算：公園預定十七所，面積 388 畝，加上既有的四座公園 49 畝，合計 437 畝，可占市區利用面積的 9%，若再加上兒童樂40

園等廣場，約可達到 10%的數字標準，以計畫的六十萬人口來計算，平均每人可分得 8 平方公尺（按照歐美標準，市地面積比率須達 12%，每人平均
20 平方公尺）；（7）綠地設置位置的計算：新都市計畫的 17 所公園預定地，必須使市區的每一處地點，在距離 1.5 公里之內都至少有一座公園（臺北市役所編，
1940：544-545）。
這些市地的規畫利用，都是根據科學的、合理的規則而設計，而這個計
算的基礎，則是在土地調查、戶口調查之後，日本不斷將臺灣數字化所建立
的「在數目字上管理」新統治典範下完成的。的確，唯有能掌握土地、人口，
以及人地之間的關係，才有可能能將都市作為一個可操控的、可計畫的單位，
而不須透過地方社會，也不會受到牽制。
在這種「數目字管理」下的地區或地域，都只是作為地圖上作業的抽象
對象，而不是人類具體活動的絕對存在物，而這些區畫或變更的決定權，是在臺灣總督府的技術官僚手中擬訂，而且循由合法權力交予臺灣總督決定，
空間的支配成為客觀、科學的產物。這樣一來，現身在都市地圖上的不是具體的人與團體，而是土地與人口資料。地方社會的人事物，都必須被視為均
質性的「空間」來規畫。顯然的，這種「絕對空間」的計畫過程，若放置在41

國家統治的技術制度下來解讀，正意謂著「現代都市」的社會條件已然形成。

八、結語

成功的統治，是國家的勛蹟，卻非人民之福份。日本統治者在都市中看到每一個區域，設計每一塊土地，也才真的能對庶民管東管西。1905 年竹越與三郎的訪台巨著《臺灣統治志》中有這麼一段話，正是這種深層統治的敏銳觀察：我們或許可以依靠武力取得新的領土，並且依靠武力統治一段時間，除非征服者擁有智慧管理（wise administration）所需要的條件，否則必將步上衰敗和瓦解之途（Takekoshi，1907：1） 2。

竹越與三郎這段稱頌日本統治，說得其實沒錯，他們把臺北打造為殖民者的樂園，把臺灣模塑成統治者的驕傲，種種物質上的成就，的確較諸幾百2文中所引的竹越與三郎這段話，
摘自 1907 年出版的《臺灣統治志》英譯本”Japanese

Rule in Formosa.”。英譯者 George Braithwaite 對原著其實是摘節編譯，不少章節
或段落被合併、省略，但有趣的是，若干文句的意義則溢出原著。例如本文所引這段譯文中「智慧的（wise）管理」等句，在日文原書中並沒有如此豐富的詞藻。英譯本的出版是否得到竹越與三郎校閱，尚待查考。

42

年的中國統治進展神速。這些現代化的成果，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也沒有必
要抹消，也不須只為反駁日本的「功蹟」而抬出藍鼎元、丁日昌、劉銘傳等
清代名宦。
談論臺北現代空間的形成，並非要論斷誰是功留臺灣的恩賜者，也不是
要去評選誰是剝削臺灣的掠奪者。翻閱歷史的檔案，透過空間中權力流動的可能性條件，才得以窺探什麼是成功的統治，這也就是本文所要表達的都市
社會變遷，也就是權力關係的轉變史。在臺北現代空間出現的過程中應可看
到，日治時期所做的事業、工程、建設，即使讓都市看起來更華麗、更整齊、
更乾淨，但可千萬不要忘記隱匿在特洛依木馬裡頭進城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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