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厚德高：追思田中仁老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张思笔者与田中仁先生，奈良县大和高田市土库村，2010 年 12 月

大阪大学教授田中仁先生于 4 月仙逝，令很多中国同行感到悲痛。与其他中国同行们相比，我自认为可能是与田中教授有过特别交往的一位，我有更多的机会近身领略田中教授的学问与仁德。在此悲痛伤感之际，无法用更多的语言来彰显仁厚德高的田中仁教授，只能记录一些我们之间交往的片段用以追思。
（一）
回想我与田中仁老师（以下，用“田中老师”这一南开师生爱用的称呼）的最初交流，应该是在 2009 年 8 月受邀参加在大阪大学举办的“第三届现代中国社会变动与东亚新格局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三回「現代“中国”の社会変容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上。我提交的论文是《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流
动：一个华北村庄的个案研究》，田中老师提交的论文是《中日战争前期的华北农村与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涞源县的“800 日”》。好像是我主动向田中老师请教了有关涞源县、王二小等感兴趣的问题，由此我和田中老师在会议上就相互的研究以及其他很多话题有了最初的交流。在交流中，我向田中老师介绍了我对近代以来中1

日两国村落共同体比较问题的关心，也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我自然而然地询问了田中老师家乡的情况，并请教了日本农村的“结”（农耕互助习惯）以及村自治组织运营等方面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表示自己只是通过文献了解日本农村，并没有真正踏进日本农村一步。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田中老师迅速、爽快地对我说，欢迎你有时间到我的家乡——奈良县大和高田市土库村（どんごむら）访问考察。田中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家乡是典型的“環濠集落”（由具有防御功能的河流沟渠围绕的村落），村落共同体色彩浓厚。坦白地说，对于田中老师的盛情邀请，我刚开
始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心想这该给田中老师带来多大的麻烦啊，是田中老师的真诚
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回中国后于 9 月中给田中先生去信时写到，“在这次学术会议
上得以向田中教授请教，并深入交流，实在是一大幸事。期待着明年能去田中先生
的老家，有机会实地感受日本的农村……”这次学术会议期间，能看出大阪大学和田中老师作为主办方安排周到，花了很多心思。比如，参观大阪市舞洲垃圾処理工场令我印象深刻，收获很大，深感中国的环境治理任重道远。在京都考察时的午餐安排在平安神宫东侧的乌冬荞麦面料
理店“おかきた”，我认为这是田中老师精心考虑过的，传统与现代相调和的空间与陈设，醇汤与细面的极致考究不禁有京美人的联想，令人无法兼顾。
（二）2010 年 10 月，我获得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半年的机会。时隔一年，
田中老师仍记得对我的承诺，邀请我和正在阪大访学的渠桂萍老师（当时，太原理工大学）于 12 月中旬去他的家乡——奈良县大和高田市土库村考察。关于这次访
问的具体过程与学术收获，我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网页上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渠老师也有相关学术论文发表，在此不再赘述。这次考察令人无限回忆的地方还有很多：（1）田中老师提前为我下载、打印了有关“環濠集落”的网上资
料，并为我复印了《大和高田市史》、《大和高田市史 史料编》、《私たちの社会：北部葛城郷土史》等资料，以便我预先熟悉当地情况。
（2）田中老师的父母对我们的热情招待；（3）晚上和田中老师合宿一室，我们躺在榻榻米上聊到深夜；（4）田中老师的母亲为我提供了《土库北自治会会员名簿》、《土库北自治会评议员名簿》、《土库北自治会评议员与组长职务分担表》、《平成 22 年度土库北自治会役员会报
告》等中国学者难得一见的资料；她在村民面前总是非常骄傲地为我们做介绍；（5）2对村的产业、农业用地、环濠设施、神社、公民馆的考察；（6）对村的公共墓地的考察，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供养日俄战争以来历次战争村民战死者的纪念碑及“殉国碑”最为醒目，使我得以近距离了解那场侵略战争在日本底层民众心中的意味。

笔者访问田中老师的家乡，2010 年 12 月

这次考察的所见所闻信息量很大，令我印象深刻，颇有感触的细节之处还有很
多，篇幅所限仅举一例。当我细读田中老师的母亲给我的《平成 22 年度土库北自治会役员会报告》，我发现自治会会长阁下（相当于中国的村主任）对全体会员（相当于我们的村民）的报告里竟找不到一处多余的字句和冠冕堂皇的套话，实在是就事论事简单明了到极致。当然首句少不了季节感，也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时值立春徒有其名酷寒每日闭锁家中，在此谨祝土库北自治会会员各位……”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中国的村民自治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田中老师家乡的这次考察虽然短暂但意义重大，使我得以深入了解日本的乡
村社会并与中国进行比较，也使我能够在南开的课堂上向中国的年轻一代分享这极为难得的考察成果。管见所及，中国学者留宿日本乡村农家可能是极罕见的，走3入日本村落进行考察的案例恐怕也极为少见。因此，我一直都为这次经历而骄傲，这应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吧，为此我一直由衷地感谢田中老师。
（三）我与田中老师的交往，有一些小事情也值得写出来。
（1）我从田中老师家考察回京都后一个月，2011 年 1 月 15 日去京都国立博
物馆参观“笔墨精神——中国书画的世界”展览。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展览消息，没想到在这里竟与田中老师巧遇！想必田中老师也看到了这条消息。那天参观者并不多，我当时想，日本这么大，关西也这么大，人这么多，这是巧遇还是缘分？参观后我们两人在附近的 CoCo 壱番屋日式咖喱店边用餐边交谈。记得田中老师突然谈起“秽多”的话题，神情严肃，声音越来越小，搞得我直把身子往前探。
（2）大概是 2019 年秋天，田中老师作为客座教授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做访学
研究。一天我去他的研究室闲聊，我对他说：工作忙碌之余也不妨休息一下，有时间的话可以开车带你去太行山里的抗日战争遗址参观。令我没想到的是，我连着说了三个抗战遗址，一个比一个偏远，田中老师都说去过了。最后我提了一个我认为绝对不可能去的偏远地方，“东团堡没去过吧？那里风景也不错。”田中老师还是说哪年哪月去过了。事后我想，田中老师到底是担任过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会
长啊，而且，如果我细心读了田中老师的大作《中日战争前期的华北农村与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涞源县的“800 日”》，就不会傻傻地提出去那些地方了。
（四）我与田中老师近几年有两次密集交往。一次是 2019 年夏天我带领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伯苓班的同学们去大阪大学与田中老师的学生们进行交流。为此，我与田中老师事前多次书信往来，商量交流活动的细节。当然，是我向田中老师贸然提出了
拜访与交流的想法，也想到这必然会给田中老师带来麻烦。不过我一直坚信，田中老师与我有一点是一致的：未来的中日关系，需要更多的民间交流，需要年轻人之
间的交流和理解。
在田中老师的安排下，这次交流会于 7 月 22 日在阪大圆满举行。
交流形式是，由阪大的 5 名学部学生（正在选修田中老师的“21 世紀の中国政治と日中関係”讨论课）各写 1000 字左右的短文，提前发给南开的 10 名学生，由南开的学生针对其中内容发表感想、意见。伯苓班的同学是这样记述这次交流的：“会上，田中仁教授对伯苓班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双方同学边吃饭边交谈，就“战后4中日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台湾的外交问题”等交换观点。此前的访学都属于旁听课程或宣读自己的小论文，而这次的交流会则是同学们聆听对方同学的看法并进行交流。交流会上，同学们了解到日本同龄学生对中日关系和中国社会的想法，并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不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交流，也是一次中日大学生友好交往的经历。”众所周知，田中老师将其长年收集、利用的学术著作 2058 册捐献给了南开大
学历史学院资料中心。在这次交流会转天，我带着 10 位南开的学生为田中老师的捐献藏书做了登录工作。

田中老师招待南开伯苓班的同学们，2019 年 7 月 22 日

我与田中老师最后的密集邮件交流，是从今年的 2 月 18 日持续到 4 月 7 日。
田中老师在 2 月 28 日的信中告诉我，他于 2021 年夏因病情变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一直在适应中。我知道，田中老师不会把真实病请告诉我，这令我心痛。之后，
我们之间多次就田中老师新写就的论文进行讨论交流。该论文利用了我提供给他
的一位公社书记的工作笔记资料，他希望我对该论文从隐私处理到学术见解毫无5顾忌地提出意见（日语原文：“……先生の忌憚のないお考えをお教えください。”
而我在其中一次回信中这样写道：“附件是我对大作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评论。表达都是非常率直的、直白的，是从纯学术性目的出发的，没有遮遮掩掩。因为我很敬仰、相信田中老师高尚的人格。”3 月 30 日，田中老师发给我这篇论文的最终定稿（第 18.2 版）。之前的几天，田中老师告诉我他曾去阪大图书馆借阅我写的书，我当时很欣慰，心想这说明田中老师的身体还是不错的。4 月 4 日，田中老师来信告诉我该论文将按计划发表，并对我一直以来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于 4 月 7 日晚给田中老师回信，全文如下：“田中老师：来信收到。我最近很少写论文了，因此很敬佩您的研究精神！望多多保重身体！”。6 月 6 日，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告
诉我田中老师逝世的噩耗，也谈及田中老师的遗作。我给石川教授的回信很沉痛：“我没想到，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交流，我也确信，田中先生是在用尽最后的力量，去修改和完善那篇学术论文。”
永远怀念，仁厚德高的田中仁老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料中心“田中仁教授捐赠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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