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k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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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试从文化论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制度— 论“包”的伦理规范 —No.2010-1

加藤弘之 （孫一萱 译）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0-1

试从文化论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制度 *—论“包”的伦理规范 —2010 年 1 月 5 日

加藤弘之 †（孫一萱 译‡）*

本論文は「移行期中国の経済制度と「包」の倫理規律―柏祐賢の再発見」（中兼和津次編『歴史的視野から見た現代中国経済』，ミネルヴァ書房，近刊）の縮約版である。
†
神戸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教授（kato@econ.kobe-u.ac.jp）‡ 京都女子大学・非常勤講師

前言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施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国有企业经营承包制、财政承包制等改革
措施，“包”(承包)的方法在各个领域被积极广泛地运用，成为支撑经济高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包”
的方法在其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经常被利用，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被如此广泛地运用在经济各个领域，应该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颇有意味的是，我们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
民国时期“包”的方法也被广泛利用过。改革开放与民国两个不同时期如此奇妙的一致，到底意味着什么? 能否解释为渗透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某种文化传统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反复出现呢?
日本的经济学者柏祐贤1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考察指出，形成中国经济秩序的根本特征是
被称为“包”的伦理规范。拙作首先概括一下柏祐贤有关“包”的研究，然后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加以解读，参照它来分析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制度，试图以此发现中国经济的某些独特性。

Ⅰ．柏祐贤提出的“包”的伦理规范柏祐贤在他的主要著作《经济秩序个性论―中国经济研究》(全 3 分册)（人文书林出版、1948
年，1985 年京都产业大学出版社重印）讨论了 “包”的伦理规范乃是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秩序的特征2。
柏祐贤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通过承包给第三者，使（人与物之间、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变得可靠”，这就是所
谓“包”。 柏祐贤还提到，“在中国社会中，所有活动都存在‘包’。而且，‘包’的第三者还会把它再转‘包’给第四个人，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重重‘包’的社会秩序，直到覆盖整个社会”（155 页）。
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能发现“包”的伦理规范，柏祐贤特别列举了以下五个方面。
(1) 中介业发达的商品市场的多重结构。“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多重基本上起着同样作用的中介商介入”(170 页)。由复数的中介商相联结的市场，物资的供需调整看似孤立，实质是密切关联着在及时地进行。但是，却没有形成国内统一价格。这是因为“经过这样多个层级，适宜价格的形成被极度延缓了”(177 页)。
(2) 农业经营中“包”的结构。在广东省“包租制”事例中可以看到，先是由“富商巨绅”承包数千亩、数万亩的大片耕地(沙田)，然后他们把土地分割，转租给叫做”分益佃农”或是“分耕仔”的第三者。“分耕仔”再转租给第二个承包佃农,也就是所谓的“大耕仔”。多数的“大耕仔”也不是自己劳作而是雇人耕种，而且多数情况下面还有多层具有“包”的性质的佃农存在。
(3) 产生于市场价格以外的“利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通过不断地节约成本和产品创新才能获得利润。但是在中国，利润却存在于市场价格之外。因为，“利润不是来自自主创新的可能性，
而是来自社会上已存在的可能性，即社会的不确定性才是利润的源泉”(196 页)。
(4) 官僚组织中的“包”的特性。在中国，官僚组织本身就带有“包”中的承包者的性质。柏祐贤指出，
中国的官僚是私人。而且，他们是“作为第三者在天子与民众的交易中起着‘包’的作用的私人”。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独特的“包”的构造，是“官僚自身虽然带有征税承包人的性质，但是官吏们并不直接向民众征税，而是任用非官僚的‘包税人’，让他们来征税”(216 页)。
(5) 作为“包”的委托人的企业经营者。中国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型的工厂制企业，是因为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不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敢于冒险的企业家，而只是“包”的委托人而已。企业经营也都是在“包”式地运作，即使是工人，一般也或多或少参与了“包”。(242 页)

1907 年(明治 40 年)出生于日本富山县，2007 年去世，享年 99 岁。1933 年(昭和 8 年)毕业于京都帝国
大学农林经济专业，任职于农林部；自昭和 11 年担任京都帝国大学农学系助教；后历任该系讲师，该校
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昭和 46 年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后，在京都产业大学任教授，昭和 53 年至
平成 8 年任该校校长。
2“包”的语源是包孕，通“苞”。“苞”使人联想到“苞苴”(贿赂－把财物放人怀抱里，杨联陞，1987 年) 。
11

Ⅱ．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的“包”的特征诺斯(Douglass C．North)(1994)指出 “制度就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按正規表述，就是由人自身设
计一种制约，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发生作用。因此，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为人们的交易提供了激励机制”(3 页)。
如果依据诺斯的说法，柏祐贤所发现的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包”的伦理规范就是一种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中被认证了的非正式规则3。在市场经济不发达、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非正式规则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解释各种各样的国家、地区的不同的经济行为”，有必要“弄清隐藏在制度、经济
体系中的激励机制”，这种观点在开发经济学中已成为主流(原、1996)。
另一方面，从组织论的观点来看，“包”的伦理规范可看作是对契约的不完全性的一种补充手段。
根据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等人的定义，契约是“认识到相互的利益,能为相互利益的增大而变更行动的人们之间签订的协定”(Milgrom，1997)。但是,要想签订有效的契约(完全的契约),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能够预见契约有效期间内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2) 为应付出现的各种情况,在决定是否有效行动及伴随着的费用支付上，当事人有达成共识的
决心和能力。
(3) 契约签订后，当事人能积极遵守各个契约事项。
在实际的契约中，很难满足以上所有条件，每个当事人的利益不一定能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因为在现实中，签订契约的当事人的合理行动具有一定限制。这被称为有限合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如果签订契约的当事人只具备有限的合理性的话，实际上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能清楚注明所有可能发
生的状况及人们如何对应的完全的契约。
有两种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有限合理性。一是签订关系性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ing)。就是只对关系框架达成协议的契约。与古典式契约 (瞬间完成的、完全的)及新古典式契约(部分的不完全契约，
包括代理、委托等)的特征不同，关系契约是长期的、不完全的、发生争执时也由当事人自身来处理。
二是签订隐性契约(implicit contacts)。这意味着当事人对相互的关系抱有一种虽然很模糊但却(应该)是共同的期待。隐性契约是关系契约的最终表现，非正式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它的前提。
综上所述，可以把“包”的伦理规范看作是关系性契约或隐性契约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
据此可以认为，柏祐贤所说的“包”的伦理规范即是制度经济学中所讲的非正式规则，通过“包”，
中国独特的经济秩序或者说是激励机制被反复地进行再生产。那么，“包”的伦理规范具体是以怎样的结构出现的呢?在下一节中，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制度中所出现的“包”的伦理规范。首先，笔者拟把从柏祐贤著作中所述事例中提取总结出来的，基于“包”的伦理规范的契约、
制度的理念模式作为一种假说提出来。这种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是对等性。无论是组织(例如企业组织)的内部和外部，还是组织内部上下隶属系统，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出包者”(出示合同的人)和“承包者”(按合同承包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平等的。
这种条件与收益的分配方法密切相关。收益在“出包者”和“承包者”之间“平等”分配。这里所谓“平等”是指，分配比率并不一定总是对提示合同的“出包者”有利。相反，如那些不提供任何资本的经营者被认为是提供了 “人股”的事例中看到的那样，多数情况是由承包契约的“承包者”掌控分配，分给
“出包者”定额利润，业绩好的时候再分“红利”。熟知业绩好坏的应该是“承包者”，所以说最终支配分
配的是“承包者”。
第二是多重性。在广东省的“包租制”事例中可以看到，“承包者”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会变成“出包者”而与另一个“承包者”签订契约。承包通过连锁形成覆盖整个社会的多重构造。

3

稍后会提到，“包”的伦理规范不仅作为非正式的规则起作用，而且也深深地反映在中国正式的经济制度中。
2

承包连锁所形成的多重结构，虽然对降低风险、保证承包收益有好处，但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被柏祐贤称为“利润社会化”的利润的无限分散4。“利润社会化”对所得分配的平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不利于特定个人(资本家)聚积财富，因此阻碍了由财富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发展。
第三是不确定性。没有正式的规则来保证“承包者”的权利，它只在“出包者”和“承包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发挥效力。如对等性原则所显示的，“承包者”可以自由行使剩余利润控制权，但是，这个权限处在时时有失衡危险的均衡状态之中。也就是说，“出包者”并没有放弃剩余索取权(把剩余额归己所有的权利、处理资产的权利)，只是保留在那里(或是延期执行)，有必要时“出包者”可以在任何时候行使权限。总之，可以设想在中国存在一种以“出包者”和“承包者”的对等平等的关系为前提，但并没有被法律或条例明确制度化的独特的委托－代理关系。
如上所述，基于“包”的契约·制度的理念模式有对等性、多重性、不确定性三个特征。请注意这
三个特征是从柏祐贤的著作中笔者独自推导出来的，不同于柏祐贤论点的概括。

Ⅲ．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包”的伦理规范上一节所讨论的”包”的伦理规范在改革开放时期是如何复活、发挥作用的呢?下面从五个层面，即农户与基层政府、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国有企业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组织内
部的激励机制来加以探讨5。
１）农户与基层政府
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包”的政策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包干到户”)。为
了说明生产承包与人民公社体制相对比的优越性，经常使用“分益租佃制”(share cropping)概念(张五常(Cheung，Steven N.)1969)。
“分益租佃制”本是指把使用土地所得收成按一定比例缴纳给地主的一种契约。“定额租佃制”(向地主交付定额的地租)虽然能调动佃农的积极性，但风险也较大。而和“定额租佃制”正相反的“薪金雇佣制”(地主支付薪金雇用佃农)虽然风险小，但调动不了佃农的积极性。所以佃农倾向于选择处于这
二者之间的“分益租佃制”(原、1996)。
“包干到户”可以说是“分益租佃制”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是以“包”的伦理规范为基础制定出来一个
契约、制度的例子。基层政府和农户签订承包合同，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分益租佃制”中，多数情况下种子、肥料等现金支出由地主负担。“包干到户”中农户也强烈期待政府能提供农业生产前
后的各项服务。或许政府直接提供种子、肥料的事例并不多，但有很多向政府借钱来来采购种子、
肥料的事例。这实质上和政府直接负担并无大异。另外，虽然有承包合同，但“分成”方法却频繁地
变化，这也正好体现了基于“包”的契约、制度的不确定性的特征6。
２）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
下面探讨一下乡镇企业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是乡镇企业。
对乡镇企业为何能实现快速发展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路易斯·普特曼(Putterman，Louis)，1999)。如果

4

如果在第１次承包关系中“出包者”和“承包者”平分利益，第 2 次、第 3 次也继续如此的话，平分的利益很快会无限接近于零。在对等性原则中已提到过支配分配的是“承包者”，可想而知只有在“出包者”自身只留极少部分利益，而把大部分的利益交给“承包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利润社会化”。这种构造脱离中国
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可能存在的。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改革开放时期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第一、都处在市场不发达的外部环境中。即都存在不履行契约、篡改合同、政府及其他组织任意干涉等行为，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第二、中国
近代延绵承继下来的精英主义的传统。中国经常被认为是个人的意向决定优先于法律的“人治”社会，要实现“人治”，大前提是个人能够自由操纵大量资源，它是以 “包”的形式制定契约、制度的条件，也是“包”
的伦理规范的结果。
6多次实地考察发现，虽然中央政府的方针是提倡签订长期承包合同(30 年)，但随意缩短承包期或是为增
加“机动田”(集体保留的耕地)而收回农户承包的“责任田”的事件时有发生(韩长赋、1998)。
3

着眼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激励机制来看的话，就像戴慕珍(Oi，Jean C)(1995)所描述的“Local State
Corporatism”一样，基层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政府起着类
似掌控多个企业的控股公司的董事会的作用。
如果依照科斯(Ronald H. Corse)的定理，即经济组织要想有效率地运作必须明确所有权这一点来
判断的话，以乡镇企业这种组织形态来运营应该不会有效率。但是，很多实证研究却发现，乡镇企业的运营效率很高。这种违反经济常识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7?
魏茨曼和许成钢(Weitzman Martin Ｌ.and Xu Chenggang)(1995)试图用“含糊不清的所有权”与文化传统相结合来解释。魏茨曼和许指出，“关键在于存在隐蔽环节，即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则、法律、
权限、手续等等，却有一个团体，具有解决内部潜在矛盾的能力”。原有的所有权理论认为所有权的
适用与文化、历史传统无关，其实不然。在一个相互信赖的集团中，不需要正式的、明确的所有权规定。如果人们之间相互协助、相互信赖的话，员工就会像拥有剩余索取权一样去行动。即使没有明文规定的正式合同，遇到偶发事件时也能有效率地处理。相反，如果有明确的契约的话，员工会
只做写在雇用合同中的事情。从这点来看魏茨曼和许认为隐性契约比明确的契约更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
对魏茨曼和许的观点尚有一些疑问。他们认为乡镇企业的有效运作是因为有 “解决内部潜在矛
盾的能力”的“团体”存在。如果存在具有协调性能的团体是前提的话，那么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为什么会失败呢? 另外，他们认为在有协调性能的团体中“员工就会像拥有剩余索取权一样去行动”，经营者和员工地位同等。但实际上所设定的员工的工资水平是低于其生产性的。
我们可以把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基于“包”的伦理规范所规定的契约、制度的典型。也就是说，在基层政府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者之间，存在着源于“包”的伦理规范的一种委托
－代理关系，即企业经营者接受政府委托来经营企业(经营者有剩余控制权)，取得的收益在政府和经营者之间进行分配。经营者和政府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有些是有明确的承包合同的，也有些没有明确的契约。总之，可以认为排他的所有者是作为村民代表的基层政府，它掌握着企业经营者的人事权等重要事项。戴慕珍正是从这点着眼主张基层政府起着“类似企业的董事会”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从基于“包”的契约、制度的角度出发更容易理解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
３）国有企业与政府
上述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说明国有企业(全民制企业)与政府(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
从 1980 年代后期到 1993 年对国有企业实施名为“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监督、管理制度8。在这一
制度中，监督企业的政府部门和经营者签订合同，规定一定期间(通常３年至 5 年)内的利润上缴额及生产规模、投资等指标。完成利润上缴任务后的超额利润由企业全部或按一定比例保留，其中一部
分可以用来发放奖金或福利保健费。
一般认为由于承包制的实施，企业的利润留成大幅上升，经营业绩与经营者·职工报酬也进一步挂钩。但也有很多评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承包制这种方法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的弊病，因此有必要实施真正的民营化。
“内部人控制”的定义是“企业内部人士合法地或事实上掌握着剩余控制权及剩余索取权的状况”(川井、2005)。如青木昌彦所说，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有现象”，
不必全盘否定(青木、1995)9。一般来说，对“内部人控制”持否定意见的居多，但中国出现的“内部人7对这个问题的主流派的回答是，乡镇企业是戴了“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它的经营体制和一般的私营企业并无两样。在此不采用这个观点。
8
以下的说明参照了今井·渡边的论著(2006)。
9“内部人控制”一方面对降低索取信息的费用、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及企业成长有效，但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很多不良行为。例如“在职消费”、经营信息的公开不足、不规范化、经营的短期行为化、投资过剩以及国有资产的浪费、向职工倾斜的分配、逃税、贪污等腐败行为(川井、2005)。
4

控制”在过渡时期的企业治理中也有发挥极有效作用的一面。
国有企业的“授权经营”最能说明中国的企业治理的特征(今井·渡边、2006)。今井等人指出，“授权经营”是“九十年代初，在企业治理的空白状态中出现的重要变化”。在 1993 年制定的公司法有关
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中，准许“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态良好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行使由国务
院授予的“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权利”(第 72 条)。
公司法的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权利”的具体内容。但是，今井等人指出，对“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权利”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把超越法人财产权范围的权限、即把一部分本属于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行使主体的监督机关的决策权交给经营者”(59 页)。通过“授权经营”,尝试在国家这单一股东所有下来虚拟实现 “所有与支配的分离”。
从正面意义上,可以把“内部人控制”或国有企业的“授权经营”等中国独特的企业治理方法理解为
政府与企业间的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它表现出下面两个特征:(1)法律上或事实上政府把“剩余控制权”委托给了经营者；(2)虽然经营者可以完全脱离政府自由经营，但政府保留着人事权等重要事
项的决定权。这两点也都是基于“包”的伦理规范制定出的承包契约、制度的特征10。
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基于“包”的伦理规范制定出的承包契约、制度同样也适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从 1980
年一直持续到 1993 年的广义的地方“财政承包制”就是例子。
“财政承包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征，根据各地区迥异的财政状况，实施了详细划分的多种包干办法(李萍、2006)。“财政承包制”一方面起到了激励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附
加给地方政府一定的风险和压力。因为“财政承包制”中规定 “地方在执行预算时遇到的问题，除了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时中央政府给与适当补助外，其它都须自行解决”(17 页)。
1994 年“财政承包制”被“分税制”所取代。因此，对“财政承包制”的评价不是太好。内藤(2004)
在肯定承包制的激励效果的同时，指出“承包制虽是分权化的一种形态，实际更应称为‘分散化’。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责任并不是遵循一定规则来进行分权的(83 页) ”。之所以如此评价，内藤认为： (1)作为分权化的大前提的决策权几乎全部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2)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能力迥异；(3)反映居民意愿的政治制度还不存在。
内藤所说的“分散化”或是“无规则的分权化”，是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自治的观点出发对
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做出的评价。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基于“包”
的伦理规范的契约、制度，而并不是 “无规则的分权化”。
颇有意思的是与财政承包制有关，围绕分税制实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较量。
三宅(2006)提到，国务院为了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在八十年代一直试图在收入分配中导入分
税制型方式。但是，1980 年实行的分税制型方式不满三年就被放弃，1984 年决定实施但未能实现，
1990 年的分税制方案更是由于省长们的反对在计划中流产(147 页)。
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与中央政府的意愿相违的结果呢? 三宅为了
解答自己的这个疑问，把地方与中央交涉的特征用“拒绝力”这个词来表现，从地方政府是如何发挥“拒绝力”的角度出发重新考察了一系列过程。三宅指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依存性质，是地方政府的“拒绝力”的源泉，它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施廉价的统治制度”的一个归结。
三宅所谓“尽可能廉价的统治制度”，只有把管辖内相关所统制的事务尽可能地委托给地方政府
才有可能实现。甚至存在把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务也“包”给地方的情形。更进一步说，三宅通过“拒绝力”这个概念所接触的事实，暗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于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其实这只是我们所归纳的“包”的伦理规范特征中“对等性”原则的另一种表现而已。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也十分清晰地反映出“包”的伦理规范。

10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型国有企业中也形成了从中央到基层企业的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是分离的。可以认为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这个时期也存在承包关系。
5５）政府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稳步地推进市场经济。但是，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依然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烈干预。一般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而中国在过去的 30 年中却一直持续高速增长。周黎安指出，之所以没有因为政府干预而造成效率低下，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比赛”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事先提示明确目标，鼓励地方政府官员们相互竞争，然后让赢者晋升。
针对如何才能有效地激励地方政府官员这一问题，“晋升锦标比赛”模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11。一般来说，越是下级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它的监督费用越大、激励效果越小。如果不能给与地方官员适当激励的话，官员们寻租的概率就会增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在“晋升锦标比赛”模式中，是通过事先给出 GDP 增长率等有些单纯易懂的指标，使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让赢者(县长)晋升。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越到下级监督费用越高、激励效果递减等问题。并且
在这个模式中，“内部能产生维持其模式的积极因素”。简单地说，这样就是形成一种态势，会有越
来越多的从经济发展快、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出来的人才进入上级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由他们更强有力地支持市场经济化。
当然，这个模式本身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为了容易进行定量比较，只能使用 GDP 增长率之类单纯指标，但是政府工作很复杂，用这种过度单纯的指标来评价，有其不恰当的一面。另外，虽说
大部分地区情况相似，但并不能说竞争条件完全平等，所以难以保证达到公平12。第二，存在过度重视短期利益，轻视或忽视中长期发展利益以及环境问题的倾向。第三，晋升竞争的激化导致竞争，向私营企业强制摊派筹集资金等“软预算约束”问题有可能再次发生。
可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晋升锦标比赛”模式还是被采用，我认为这与“包”的伦理规范有密切关系。第１节中曾提到，柏祐贤考察 1949 年以前的中国经济之后指出，“包”的伦理规范给不成
熟的市场内部存在的不确定性、巨大风险提供了担保。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市场过渡的初级阶段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包”(承包)在各种领域复活的主要原因。而今
天，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经济领域都在稳步向全球标准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在企业这一层面，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企业治理已发展到与外资企业基本相同的程度。
但是，虽说市场化取得了进展，庞大的政府部门依然存在，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掌握着日本的地方自治体根本无法相比的强大的决策权。中国地方官员所拥有的如此宽泛的自由度，是通过多重
的“包”的结构得以实现的。即县的经济发展由县长承包，县长再把各个领域的运作转包给各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晋升锦标比赛”模式取得了成功，那只是因为存在着以财政分权为背景，官员得以
自由进行业绩竞争，即所谓有“包”的伦理规范渗透其中的制度环境。

结论在这篇拙作里，从柏祐贤考察中国民国时期发现的“包”的伦理规范的观点出发，尝试对改革开
放时期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重新进行评价。本文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以“包”的伦理规律为基础的契约·制度有对等性(承包关系对等平等)、多重性(承包关系连锁，形成多重结构)、不确定性(承包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三个特征。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
超出我们的想像范围，带有这种特征的契约、制度几乎遍及各种领域。本文中列举了农民与基层政
府、企业与基层政府、国有企业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这五方面的事例。此外，可以想像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上下级之间等等也贯彻着同样的逻辑，
本文没能一一列举。

11

周黎安指出，“晋升锦标比赛”模式的实施需要具备以下前提条件∶(1)人事权集中在上级政府手中；(2)所确定指标能客观地测量；(3)作为参与主体的官员们的成绩能够分开并能够相互比较；(4)参与者的影响
力足够大，并与最后成果相应；(5)参与者之间没有合谋勾结。
12
王贤彬·徐现祥(2008)的研究指出，在省级地方官员的晋升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发现明确的关联性。可以认为“晋升锦标比赛”模式主要适用于县市以下的地方政府，省级另有标准。
6

第二、虽然基于“包”的伦理规范的契约、制度由于它的不透明性、执行中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经
常成为批评对象，但是它改善了对农民、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市场化的顺利进行，进而起到了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作用。
第三、“包”的伦理规范拥有很强的辩解力和广泛的适用范围。至今为止，关于过渡时期中国的激励机制问题，进行过各种讨论及理论化研究。例如魏茨曼和许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它的“含糊
不清的所有结构”，内藤指出地方财政承包制是“无规则的分权化”，本文通过对这些观点作批判性地
分析，认为从基于“包”的伦理规律的契约、制度这一观点出发进行解释更有说服力。并且，这个观
点有个优点，即提供出一个分析框架，能够对不同层面出现的现象得出统一的理解。
虽然基于“包”的伦理规范的契约、制度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适用范围又广，但对于今后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课题
第一、与经济理论的联系。在拙作中把“包”的伦理规范仅作为不一种不完全契约进行了讨论，
在是否能从更为广泛的博弈论的框架中找到“包”的理论依据这一点上还有探讨的余地。但这是笔者
能力所不及，还有待于博弈论专家对这一问题扩展开来研究。
第二、对基于“包”的伦理规范的契约、制度的具体内容，有必要在微观层面上作更加详细的分
析。本文只是把五个层面表现出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极为表面的特征作了一些整理而已。今后应该通过对单个事例的研究，使由“包”的伦理规范形成的激励机制的内容更加丰富。
第三、有关“包”的伦理规范的普遍性。在中国，随着市场化的进展，符合国际标准的规范的制
度在逐渐完善。那么，基于“包”的伦理规范的契约、制度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消失呢?
基于“包”的伦理规范作为契约、制度为何能一直残存至今，拙作认为是因为在市场过渡阶段的中国经济包含着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政府依然保有强大的权限，政府组织中存在着以“包”的伦理规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在今后的中国经济中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依然很大，只要现行的激励机制有助
于政府组织有效运作，无论全球化有如何进展，包含“包”的伦理规范的制度应当不会简单地消失。
拙作中的讨论，虽还停留在初步水准，但笔者认为对于今后展开更高层次相关问题的讨论，比如在特有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中国经济有哪些特征、中国将来会形成怎样的市场经济体系等，将会提供一个重要的论点(加藤、2001)。

7

参考文献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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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祐賢（1985）『経済秩序個性論Ⅰ、Ⅱ、Ⅲ』柏祐賢著作集第 3 巻〜第 4 巻、京都産業大学出版会（人文書林刊、昭和 23 年の復刻版）。
加藤弘之（2001）「普遍主義を超えて」『現代中国』第 75 号。
川井伸一(2003)『中国上場企業』創土社。
三宅康之(2006)『中国・改革開放の政治経済学』有斐閣。
ポール・ミルグロム、ジョン・ロバーツ(1997)『組織の経済学』ＮＴＴ出版。
内藤二郎(2004)『中国の政府間財政関係の実態と対応』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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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Jean C.(1995),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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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erman, Louis (1997),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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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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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0-1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0-1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 Ethical Discipline of Contacting
KATO Hiroyuki (trans. SUN Yixuan)

中国の経済制度の文化論的解釈―「包」の倫理規律に焦点を当てて―加藤弘之（孫一萱 訳）

Summary
China has been using the contracting systems (bao in Chinese) broadly in the reform period,
like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farmers, the contracting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fisc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 on. I believe that the broad useof contracting systems i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explaining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You may find so-called contacting everywhe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it is very rare that the
ethical discipline of contacting covers all over the economy likes in China. Interestingly, manydifferent types of contracting were also used extensively pre China’s revolution in 1949. I
suppose such a coincidence means that the cultural tradition under the Chinese society makes thebroad use of contacting systems repeatedly.
Sukekata Kashiwa studied the economy pre China’s revolution found that the ethicaldiscipline of contacting wa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ic order. I try toreconstruct Kashiwa's wor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analyze theeconomic system in the reform period in order to find the originality of Chinese economy.

担当委員（田中仁）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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