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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疆域”概念

No.2010-8岛田美和 （张雯 译）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0-8

顾颉刚的“疆域”概念 *2010 年 3 月 20 日

岛田美和†（张雯 译‡）本论文根据西村成雄・田中仁編著《中华民国的制度变迁与东亚格局》汲古书院（2008）所收论文改编。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shimako24@hotmail.com）‡
京都大学博士生（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历史文化专攻东洋史学专修）
*

†

序言
1936 年 11 月，李守信等人率领的蒙古政府军与关东军的联合军队向绥远省西进，与绥远省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即所谓的“绥远事件”（以下无引号）。绥远事件的发生，代表了日本对中国内蒙古的政治军事意图更加趋于明显化。在日本的领土扩张中，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人们，开展了保卫中国领土绥远省的所谓援绥运动。从“九・一八事变”直至抗战时期，中国的汉族知识分子们时时刻刻地亲身感受到了“国土”沦丧的危机。缘于其地理条件，北平的知识分子们以将“救国”主张通过言论传达给民众为己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言论活动。顾颉刚1是参加这些活动中的代表人物。那么，顾颉刚等汉族知识分子是对于应该挽救中国领土即中国的 “疆域”及其划分问题，怎样理解的呢？
抗战前后，汉族知识分子在以“五族共和”为宗旨成立的国民党政权之下，是怎样掌握汉族以外的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聚居地即“边疆”（以下无引号），又是凭借怎样的理论将其作为
中国的一部分来统治的？这一问题在关于顾颉刚的先行研究中，以重点说明其民族主义特征的研究
为多，而在学术史中，则对他进行了学术定位。
［小仓 1987；村田 1998：84-96，Schneider 1971 竹
元 2006：126-138；黄 2007：156-167］。另外，还有在“边疆史”“疆域研究”“西北（开发）研究”等领域，有对从事边疆工作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和事业的研究。
［赵 2002：118-125；吉开 2003：32-48；
片冈 2006：1-62］。
但是，这些先行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学术界中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联系及其活动的分析上，对于学术与中央、地方政府等实际政治间的联动性没有加以考察。因此笔者认为，考察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疆域”概念，需要从学术史和民族政策史这两个视角，对以下三个论点进行讨论。第一点
是东亚中日学术间的对抗关系，第二点是民族理论与“疆域”设定的关系，第三点是现实政治中知识
分子的作用。本文对 1930、40 年代汉族知识分子的中国“民族”与“疆域”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践活动加以讨论，来验证顾颉刚的“民族”和“疆域”概念的形成及其边疆研究，并且阐明顾颉刚的边疆
研究与抗战期间中央、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之间的关联，即抗战期间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Ⅰ. 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疆域”理解
１）中国与日本东洋学的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关心，与日本殖民侵略引发的国防意识同时出现。中国在 1894 年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失去了台湾，1904 年的日俄战争中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关东州），1915 年不得不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国内进行了各种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反帝运动与对日抗议活动。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在实质上失去了东北三省，知识分子的国防意
识更加表面化，对中国的“疆域”以及国界附近的非汉族居住地的关注也大大提高。“九・一八事变”

1顾颉刚（1893—1980 年），江苏省苏州人，历史学家。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担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历史系教授。1926 年，采用拟古研究方法编集古代史研究专著《古史辨》。
他对中国民俗学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也颇为关心，在新中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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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傅斯年还针对日本的东北侵略，撰写《东北史稿》， 运用德国史学中实证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否定了日本方面所主张的相关满洲权益的历史学说。所谓日本方面的学说，是当时在中国国内
广泛流传的《田中奏折》中，据说由东洋史学者矢野仁一提倡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言论。
傅斯年在《东北史稿》中说“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办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
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否定了“满洲”这一名词，并强调“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或瓜分中国
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反驳了矢野仁一的言论［傅斯年 1932：序 1-3］。
傅斯年的这一学说，在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被译成英文，成为国际联盟否认伪满洲国建设的根据〔王 2003：501-502〕。对此，1933 年矢野仁一执笔《满洲国历史》，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稿》及《李顿报告书》进行反驳，将中国东北定位成“满洲”这一区别于中国的独立区域，再次主张其非中国领
土［矢野 1993：序 1-4］。在以东北三省为争论点的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冲突这一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界开始了以国民国家为目标的，保证中国政治正统性的工作。
２） 《禹贡》中“民族”观与“疆域”观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北地区日本军队的势力扩张和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背景下，中国
知识分子的国防意识不断高涨。所以，他们尝试用历史学、地理学等学术性手段来分析中国的边疆
地区和“民族”，其代表是 1934 年 2 月，以顾颉刚为中心的北平知识分子们聚集并创立了禹贡学会，
同年 3 月发行机关杂志《禹贡》半月刊（以下略称《禹贡》）。禹贡学会的创立，可以说是顾颉刚对历史・地理的关心与国防意识的融合体。他在《禹贡》的发刊词中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刮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即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像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
叫起来。”
在这里他提出了“民族”与地理研究的不可分割性。顾颉刚认为，“本部”这一单词在中国的普及，
助长了日本军队在中国 18 省以外地区的势力扩张，并且指出，“本部”一词的普及原因，在于中国引
进了日本的地理学，以及此背景下的中国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落后［顾颉刚 1934］。中国东三省的沦陷，使顾颉刚等知识分子们痛心地意识到，不能依靠日本的学术，而要独立研究中国地理和民族的必要性。1936 年末以后，北平的抗日趋势更加高涨，1937 年 1 月 10 日，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其中阐述了中华民族与五族的不同。
“血统相同者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久已熟知可以分为五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就高扬“五族共和”的旗帜。我们暂不妨循着一般人的观念，说中国有五个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
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顾颉刚对“种族”和“民族”的概念进行区分，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概念，以及构成“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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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五个种族，即“五族共和”中的“五族”进行了再定位［顾颉刚 1937］。1937 年 1 月，齐思和2在《禹贡》发表《种族与民族》一文，更加详细地说明了顾颉刚的民族观。文中，为了讨论国民政府的民
族理论，首先再定义了在清末以后的种族主义基础上成立的孙中山的民族概念。齐思和在文中说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提出的民族概念中的构成民族的要素，是指相同的血统、语言、宗教、风俗和习惯。他否定孙中山的这个理论，说“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缺欠是他对于民族的观念的陈旧和对于民族与种族之区别的忽略。”齐思和赞同顾颉刚的主张，认为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条
件是“感情”和同胞们的“情绪”，而此种情绪正是“内部的原因是由于共同历史的背景，共同忧患的经验，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外侮的压迫激起了内部团结的情绪。”他还更进一步，将“种族”定义为物质现象，生物现象，先天的，自然现象，“民族”是心理现象，政治现象，后天的，精神的，主观的［斉 1937：1-10］。就这样，在《禹贡》里，“种族”和“民族”被区分开来，并且提出
了与南京国民政府揭示的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概念相异的新民族概念。这一新的概念，在 1937 年 7月《禹贡》察绥专号中，认定内蒙古西部是“中国的国土”时也被引用了［陈 1937：12-13］。文中应
用了明确区分“种族”和“民族”的齐思和的民族概念，而不是以前“五族共和”中种族性的民族理论，即《禹贡》向人们表示，在绥远・察哈尔地区的民族构成问题上，由于后天形成的民族意识，不同“血统”的蒙古族和汉族可以共有同一民族意识。同时，这也成为他们认定察哈尔・绥远地区在中国的“疆域”以内，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理论依据。
这样一种中国的“疆域”设定，为顾颉刚的边疆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1936 年 9 月，顾颉刚和谭
其骧为了探讨包括绥远事件在内的绥东问题和移民开垦，召开了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顾颉刚日记》2007：529-534］。并且于 1937 年 4 月，成立西北开发移垦促进会，同年 7 月，西北考察团对
内蒙古和甘肃省等中国西北部进行了调查［《顾颉刚日记》2007：668-671］。顾颉刚的这一系列活动，意味着清末以来汉族对蒙地的民间水准的开垦，因顾颉刚等人的学术团体提出的边疆开发思想而上
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Ⅱ． 抗战初期顾颉刚的“民族”和“疆域”概念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强调了由“五族共和”融合在一起的“国族”概念，提倡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因北平和天津的学术机关向云南省昆明西迁，1938 年 10 月顾颉刚也前往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在昆明，昆明版《益世报》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言论阵地之一。顾颉刚为了增强民族抗战力，在《益世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揭示了关于中国“疆域”和民族概念的定义。
文章一篇名为《〈中国本部〉之名应早日废除》（以下略称《中国本部》），发表于 1939 年 1 月 1 日。
另一篇是同年 2 月 13 日刊登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倡废除“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这两个词汇。
顾颉刚在《中国本部》中，发表了关于中国疆域的新解释。他亲自尝试了中国疆域的设定，对“华2齐思和（1907—1980 年）字致中，直隶宁津人。1927 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8 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1 年至 35 年期间在哈佛大学专攻历史，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就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燕京大
学历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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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华中・华南・华西”的领域进行了新的诠释。在当时一般认为，华北指黄河流域，华中指长江流
域，华南指珠江流域，华西指长江上游。而顾颉刚则将其定义为，“我们如果要把全国地方分作几区，可以把西伯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昆山一带称为华中，自此以南直到
南海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称为华西。”他的根据是“我们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国的全境”［顾颉刚 1939］。也就是说，顾颉刚将一直以来基于传统文化观念上的“华”
的地区，扩展至被汉族称为“夷狄”的非汉族居住地区为此阐述了边疆开发的必要性。他主张汉族去居住边疆地区，即与“本部”地区般地“开发”边疆地区，寻求以汉族文化为样本，来改良和变革非汉族文化。
1939 年 2 月 9 日，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里说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
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这里提出废弃
“五族共和”一词，用“中华民族”来代替民族。“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做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概念而没有种族的概念”，
顾颉刚认为“五大民族”这一词汇是中国人所作，强调从古至今中国人只存在文化观念，并否定
了种族观念。“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现在我在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他还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构成原因，不仅仅是血统，也否定了文化因素。那么，顾颉刚的民族概念
又是怎样的呢。
“本来民族是 nation，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而言，是人力造成的…… 。
种族是 clan 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
族和许多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
顾颉刚规定，“民族”是由持有“共通的利害”和“团结的情绪”的人群构成，“种族”则是根据血统等
生物属性而构成的。这不仅是战前顾颉刚的民族规定在战争期间的继承，还进一步提议消除“五族”
差异。顾颉刚的这一排除种族主义、促进民族融和的民族理论，还提到了推奖边疆民族与汉族通婚［顾颉刚 1939b］。
在昆明，对顾颉刚的“疆域”观和“民族”观，费孝通提出了异议。费孝通于 1939 年 5 月 1 日在《益世报》上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诉说各民族的固有特性，还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五点
异议，之中第二点“ 民族是指什么”里，费孝通说到，“Nation 和 State 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相同的一辈人民。Nation 通常译作民
族。种族并不是 clan 的译文，而是 Race 的译文，指一辈再体质上相似的人。Clan 是社会人类
学中的专门名词，指单系亲属团体，通常译作民族”
费孝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认为顾颉刚所指的“‘民族’和通常所译‘国家’相同，（顾）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就是说他认为“民族”（属于同一政府的具有团体意识的人们）相当于“国家”，“种族”（具有相同血统和语言的人们）相当于“民族”。在第三点中费孝通说“我们不必否认
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他认为“国家”不是“民族”的集合体，而是即使有文化4

的、言语的、体质的差异也能够形成国家，否定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与国家统一的关联性。第四点“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制团体”中，他主张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理论的弊害，“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
关于费孝通的批判，1939 年 5 月 8 日和 29 日，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引用《禹贡》中齐思和的
民族理论进行了反驳［费 1939］。两者围绕“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成立条件，就其它民族向汉族融合及同化问题展开了争论。昆明的其他知识分子们也在《益世报》上就顾颉刚的民族概念分成赞成与反对两派［华 1939；马 1939；杨向奎 1939］。就这样，抗战初期昆明知识分子们的“民族”或“疆域”
概念，因为禹贡派的历史学和费孝通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学术流派的差异，而产生了分歧。但是顾颉刚在《中国本部》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二文中提出的“疆域”观和“民族”观，消除了汉族和非汉族地区的区分，成为在汉族人对边疆开发的学术性理论。

Ⅲ．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学会的成立
1939 年秋，顾颉刚离开云南，赴四川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当时的成都，除了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还有自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以及山东的齐鲁大学均西迁来此。在成都，民族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民族学者们从事对中国西南部的民族研究，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并
负责中国民族学会的主要事务［王 1997：218-219］。顾颉刚从 1940 年 8 月开始着手准备边疆研究机关即中国边疆学会，这个月中顾颉刚还提出应该新发起的两项文化活动。第一项是，为了“激起民族意识”，“共给民众以精神食粮”。具体表现为“①编通俗的中国通史，世界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 ②
编文选，诗选，格言选，故事选③编国民读本，灌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常识”第二项是“打通边疆
与内地之隔阂”。
［《顾颉刚日记》2007b：421-422］。他亲为理事，于 1941 年 3 月 1 日在成都成立中
国边疆学会（以下略称成都边疆学会）。其成员由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等
四所基督教系的大学，及四川大学的教授们组成（参照表 1）。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这两大派系。历史学方面的韩儒林，蒙文通、蒙思明兄弟是战前顾颉刚曾活动过的禹贡学会的成员，即禹贡派历史学家。另外，李安宅等人则是有欧美留学的经历，是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
进行研究的民族学者。于是，成都中国边疆学会集结了以分析历史文献为主的禹贡派历史学家，和善于运用欧美的实地调查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学者，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中极为专业的学术机构。在这里，我们可以证实作为核心且是两派学者交接点的顾颉刚的作用。成都中国边疆学会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机关，其目的还在于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政治建议。因此，顾颉刚和民族学者们同在“民族团结”的宗旨下，重点讨论边疆开发问题。
1941 年 3 月，在国民党的第五届八中全会上，重庆国民政府意欲扩充少数民族政策。因此，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的重要性和边疆研究机关的设立被提上日程。同年 9 月，在国民党政权里负责管理
少数民族的蒙藏委员会内部，成立了国民政府系统的中国边政学会。曾在昆明与顾颉刚有过论争的费孝通之师吴文藻就任此学会的编集理事［《边政公论》1941：1-4］。另一方面，1941 年 6 月，国民政府社会部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以下略称重庆边疆学会）。然而，这种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边
疆研究机关的成立，影响了各地区独立进行的边疆研究。成都中国边疆学会决定在重庆中国边疆学
会成立之际改名，此事给顾颉刚很大的冲击［《顾颉刚日记》2007b：522-523］。顾颉刚承诺成都中5

【表 1】
学会名
成立时间
理事
发起人
支持者

重庆中国边疆学会
成都中国边疆学会
1941 年 6 月
1941 年 3 月—6 月
理事长：顾颉刚
名誉会长：戴传贤（考试院院长），于右任（监察院院长）， 发起人：
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吴忠信（蒙藏委员 韩儒林（华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华西大学中国会委员长），许崇灏（考试院秘书长），贺辉祖， 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方叔轩（华西大学校长）陈立夫，朱绍良（第 8 战区司令长官）李安宅（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创
名誉理事：
傅作义（绥远省主席），邓宝珊，谷正伦（甘 立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曾留学美国）肃省主席），马鸿逵（宁夏省主席），马步芳（青 马汉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曾海省主席），刘文辉（康西省主席），吴鼎昌（贵 留学美国）州省主席），沙王（伊盟盟长），章嘉呼图克图 闻宥（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民族学，（内蒙古），策觉林呼图克图（西藏），喜饶喜 无留学经历）朱惠方（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无留学经历）措（青海），森且堪布，黄旭初
柯象峰（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留学法国）
会长：赵守钰（国民党社会部战地服务团）预算补助：傅作义 3000 元（2 次），朱绍良， 王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绶光，贺觉非（西康理化县长）1000 元，马 蒙文通（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禹贡派）鸿逵 500 元
蒙思明（华西大学社会历史系教授，禹贡派）常务理事：
庄学本（西康省政府参议）赵守钰，顾颉刚，刘家驹（藏蒙委员会顾问），※由华西成都金陵金陵女子南京齐鲁山东等
石明珠，黄次书，黄奋生
四所基督教大学的教授组成。会员有四十人。
理事：赵守钰，顾颉刚，马鹤天，王则鼎，吴云鹏，
刘家驹，赵伯怀，石明珠，杨干三，黄次书，
黄奋生
理事候补：
白凤兆，张西铭，庄学本，孙次舟《边疆周刊》（《党军日报》成都，副刊）
出 版 杂 志 《中国边疆》
撰稿次数及 主 要 撰 撰稿次数：
于式玉（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所员）（ 8 次）稿者
黄奋生（10 次）
李得贤，宓贤璋（7 次），郑象铣，李安宅，陈顾颉刚，马鹤天 （6 次）
宗祥（5 次），徐益棠（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
贺觉非 （3 次）
社会教研室）（4 次）黄次书，刘家驹，黎小苏，陈文鉴（2 次）出所：『蒙蔵月刊』第 1 巻第 13・14 合刊［7-8］，『辺政公論』第 1 巻第 1 期～第 4 巻第 7・8 期，『中国辺疆』
創刊号，第 1 巻第 8・9・10 合期［12］，第 1 巻第 5・6 期［116-117］，第 2 巻第 3・4 期［71］，第 3 巻第 2期［60］，第 7・8 合期，『辺疆週刊』第 1 期～第 56 期（第 2，6，22，23 期を除く），王 1997：218-219，民
国人物大辞典 2007

国边疆学会为重庆边疆学会的四川分会，而且他就边疆工作的意义做了以下说明。“我对边疆极感兴
趣，且深知此问题之解决与将来建国有大关系，正可利用今日边民对于抗战之注意，加强其与中央
政府之联系。”［《顾颉刚日记》2007b：526-527］。后来，顾颉刚的四川分会通过 1942 年 3 月 12 日
发行机关杂志《边疆周刊》等活动，进一步扩展了其边疆研究［《边疆周刊》第 1 期］。
作为中国边疆学会的总部，重庆中国边疆学会与成都边疆学会同样，目的在于解决边疆问题，
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各种事业的相关问题。还应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边疆学会虽然由中央一级
的社会部发起，但其实际运营则依靠傅作义、邓宝珊、谷正伦、马鸿达等推进边疆开发的地方军事势力的财政支持。这些西北的军事实权者们在陕西榆林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主要由在陕西或内蒙古推进西北开发的马鹤天等边疆工作者开展研究活动。位于陕西的中国边疆学会也随着重庆中国边疆
学会的成立而成为其陕西分会。在这里可以看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知识分子以重庆为中心，成立了拥有成都和陕西分会的中国边疆学会，其研究和活动中可以看到国民党政权民族政策中
政治和学术的接近。
6结语抗战之前，以近现代东亚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围绕中国东北部的日本和中国学术上的冲突，
在矢野仁一、顾颉刚和傅斯年的言论中很明显地凸现出来。为了创造出新式统合原理，顾颉刚等禹贡派知识分子否定了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中的种族主义民族理论，提倡由“抗日”感情下一体化
的新民族概念。因为种族主义的民族理论，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纯洁性，而且孕含着内蒙自治运动向
独立运动发展的可能性。
《禹贡》认为，新的民族概念，随其在内蒙地区的适用，将边疆地区包括于
中国“疆域”之内也成为可能。而且这个理论，在战争期间适于用全国。抗战初期，顾颉刚将战前的这种“民族”观和“疆域”观大大发展。在中国“疆域”设定方面，他将汉族文化概念中的“华”的领域延伸
至非汉族地区，设定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疆域”，从而也将中国“民族”观中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差异
抹去，创造出融合性的“中华民族”概念。这是忽略民族独立性，推崇中国国内的民族融为一体的汉族化作业，在其延长线上追求中国领域内“华”的地区的扩大。基于这一观点，顾颉刚最重要的活动，
是边疆地区的“开发”即边疆工作。在顾颉刚的国家统合理论中，中国的“疆域”和“民族”定义是表里一
体的。顾颉刚的这种工作，也是一种在抗战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背景下，以单一性的国民为目标，极力打造西洋式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尝试。而且这项工作，至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及知识
分子的中国边疆学会的边疆研究继承。顾颉刚的“疆域”概念和民族理论，与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
民族政策相吻合，赋予政府的民族政策以正统性。顾颉刚辗转于北平、昆明、成都等地，在各处进行边疆研究和工作，不仅为他集结了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而且使抗战时期的中央及地方政府承认了其工作的必要性。通过边疆工作来连接学术界和中央,地方政府的顾颉刚，其纽带作用不可忽视。
1943 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的命运》中宗族论的民族理论，即任何民族都是汉族支系的民族理论，
与顾颉刚的民族理论，两者在推动边疆地区的其他民族汉族化方面是共通的。然而，费孝通对顾颉刚的融合民族理论的反对等抗战初期昆明的知识分子对边疆及“民族”观的不同见解，派生出抗战中期边疆研究和政策发言的多样性。而且，战后失去共同的外敌，强烈的民族主义衰退，少数民族的自治主张与战时发展的非汉族地区的改革方案发生了尖锐对立。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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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0-8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0-8

顧頡剛の「疆域」概念
島田美和（張雯訳）Gu Jiegang’s Concept of “China’s Frontiers”
SHIMADA Miwa (trans. ZHANG Wen)

要 旨
本稿では，1930，40 年代における漢族知識人の，中国の「民族」と「疆域」概念の形成過程と，辺疆への関心及びその実践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そのため、顧頡
剛の「民族」や「疆域」概念の形成及びその辺疆研究を考察し、以下の知見が得られた。
先ず、日中戦争前期，中国東北部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の学術上の衝突は，近現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背景として，矢野仁一と，傅斯年や顧頡剛との言説の間に顕著に現れた。顧頡剛ら禹貢派知識人は，新しい統合原理の創出のために，孫文により提唱された「五族共和」にみられる種族主義的民族論を否定し，「抗日」という感情によって一体化された新しい民族概念を提唱した。なぜなら，従来の種族主義的民族論は，少数民族の純潔性を担保し，内モンゴル自治 運動にみられる独立運動へと発展する可能性を孕んでいたからである。また，『禹貢』では，この新しい民族概念を，内モンゴル地域へ適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非漢族地域を，中国の「疆域」内に包摂することを試みた。そして，その理論は，日中戦争期に至り中国全土に適用された。
日中戦争初期，顧頡剛は，戦前におけるこうした「民族」観と「疆域」観をより一層発展させた。中国の「疆域」設定に関しては，漢族の文化概念である「華」 の地域を，非漢族地域にまで引き伸ばし，中国の「疆域」とされるすべての地域を、漢族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として再設定した。そのため，中国の「民族」観に関 しても，その「疆域」内部の構成メンバー
たる漢族と非漢族との差異が取り去られた，ひとつに融合した「中華民族」という概念が創出された。それは，個々の 民族の独自性よりも中国国内の民族がひとつに融合することを奨励（実質的には漢族化）する作業であり，その延長線上に，中国の領域内における「華」の
地域 の拡大が求められた。その観点において，顧頡剛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活動は，辺疆地域の「開発」すなわち辺疆工作であった。
顧頡剛の国家統合理論において，中国の「疆域」と「民族」の定義は表裏一体をなしていた。顧頡剛のこうした作業は，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強烈なナショナリズ ムを背景として，単一的な国民作りを目指し，極めて近代西洋主義的な国家形成を目指した知識人の試みでもあった。その作業は，日中戦争中期に至り，国民政 府，地方政府，知識人による中国辺疆学会の辺疆研究に受け継がれた。顧頡剛の「疆域」概念と民族論は，国民政府や地方政府の非漢族への民族政策と合致し， 政府の民族政策に学術的正統性を与えた。ここに、日中戦争期中国の政治と学術の接点がみられる。
担当委員（青野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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