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k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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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No.2010-3

民国政治与合法性转机
―国民参政会历史再定位―

西村成雄 （吕仁梅 译）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0-3

民国政治与合法性转机 *―国民参政会历史再定位―

2010 年 2 月 15 日†

西村成雄 （吕仁梅 译‡）*

本稿件是将 2009 年 8 月在大阪举行的第三届“現代中国社会变动与东亚新格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进
行修改后，译成的中文版。
†
放送大学教授（nisimura@u-air.ac.jp；2010 年 4 月改为 nisimura@ouj.ac.jp）‡
神户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单位取得满期退学

序言1930 年代前半期，中国国民党主导中国政治，它在建立国民国家（nation-state）制度的过程中加强统治并试图独掌政权。那么，当时它在中国社会广度与深度里面有多大渗透力，它又是如何维持其统治的呢？
1934 年蒋介石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对当时情况的认识，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条件中，他采取的是“安内攘外”政策，强调必须先“安内”，为此，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区进行“剿匪运动”，第二实施五族联邦 (汉、满、蒙、回、藏)政策 ，第三实施“统一运动”，对其直辖统治地区进行“改良中央统治机构”，建设“东南五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对非直统地区采取“怀柔华北，平定两广”方针（杨天石，2002 年，p.394）。
蒋介石在不断扩大“剿匪运动”中，1932 年 5 月他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
并一人独握党·政·军大权，1933
年 4 月又于江西南昌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成为政治的中心，当时甚至有人说南京中央政府
换地方了。在地方，省级政府的党·政·军共分三种类型。国民党直接控制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及反对蒋介石的广东等地区为“党治政府”，地方军阀实力派与国民党共统的山东、湖南等地区为“军党合作政府”，地方军事势力实掌政权的云南、贵州、青海等地区为“军治政府”(崔之清主编，中篇、2007 年第十一章)。

Ⅰ．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渗透力―南京十年―
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政治空间分布是以蒋介石直统的东南五省为基础，1936 年 5 月胡汉民死后，实现
了形式上对广东、广西两省的政治统一，而在那之前自 1932 年起两广一直在挑战蒋介石的党与政府。华北地
区当时正逐渐被日本所占，为此，国民党国民政府直至卢沟桥事变为止以“政务委员会”方式在调整中央政府
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基础上，对其采取怀柔政策。“五族联邦”是在当时“满·日”、“满回·苏”、“藏·英”的紧张对
外关系中所采用的政策，1928 年 7 月制定了中央政府统治机构“蒙藏委员会”制度。这是清朝以来“理蕃院”制度路径依赖层面与 20 世纪国民国家主权范围内实现均匀统治层面的交叉（李国栋 2007 年，松本ますみ，1999年）。
如给中国国民党权力的政治扩张能力在中国社会空间定位的话，可以划为上文提到的几种类型。这几种
类型的界限是由各个地区社会对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统治之合法性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接受认可而决定。蒋介石对袁世凯时期掌握军事霸权的“地方实力派”实施“怀柔”、“平定”政策，而对否定中华民国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实施“镇压”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羁縻”的间接统治政策。这一过程与下文
即将论述的国民党权力的纵向渗透力相对照，它是横向合法统治以锯齿状渐趋“中央化”的扩大过程。
从制度方面来看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在国民政府中央看来的政治统一类型可以分为四种，第一，始终由国民政府掌管政权的直统方式；第二，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绥靖公署方式为收复共产党统治地区所实
施的军事直统方式；第三，对坚持地区独立的地方采用的政务委员会方式（东北、西南等地区政务委员会）；
第四，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军事间接统治方式。其中第四种类型导致了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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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的激化。典型的例子是 1944 年新疆土耳其派穆斯林发起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独立运动（也称伊利叛乱，伊宁事件）。1946 年在苏联政治压力下与国民政府妥协，之后，伊利、阿尔泰、塔城进行“三区革命”，结果
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王柯，1995 年）。
如上文所述，1930 年代前半期中国政治空间构图以多种势力统治合法性为界限，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如下图）。具体而言，两广派虽然不承认蒋介石党权派，但承认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虽有时不承认国民政府，
但却不否认中华民国或者不离开中华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否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但它却仍在中华世界范围内。

中国共产党 1931 年 7 月成立了与中华民国不同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国民国家中华民国中独立出来。在 1937 年 9 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共产党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
而自身的统治地区变为国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法性的认可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它对中华民国政治动向施加力量的法律依据。
中央政权南京政府在 1928 年至 1937 年的十年中不断扩充其横向合法性广度，同时通过制定各种制度等
具体方案加强国民党政权的纵向合法性深度。
第一，我们来看一下政党国家（训政）体制(party-state system)下，纵向合法性的核心国民党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发展状况（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2003 年，p.248）。
1929 年至 1937 年约 7 年军人党员由 30 万人增至 101 万人，占党员总数的 61%。军人党员的膨胀表明党
组织倾向于“军治化”。正因如此，有人说这非“以党治国”，而是“以军治国”，最典型的是权力逐渐集中于蒋介石一人之手。据统计，1927 年至 1949 年国民政府共任命过 253 次省主席(省长)，其中 75%为军人，广西、
云南、湖南、河南、西康、热河各省始终为军人省长（徐矛，1992 年，pp.90-91）。国内普通党员 1929 年约
7 万人，1937 年增至 53 万人，但在地区分布上，农村地区的党组织极少。由于在认同南京中央党部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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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上存有政治距离，因此党员组织率渐呈下降趋势。蒋介石 1942 年对国民党的这一特征批判道，“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党离党员，党员离党”(西村成雄，2004 年，p.130)。
中日战争正式开始之前，确实是国民党已由“以党建国”的革命党转为“以党治国”的执政党。然而，保证
国民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政治资源的党组织在党内部却有“重军轻党”的趋势，权力渐集中于上层，未能拉拢或加强与社会基层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本来三大权党·政·军的顺序转变为军·政·党，实际上也是如此发挥各自的作用。
第二就党政国家（训政）体制最大政治特征的“党政关系”加以阐述。
中国国民党治理国家的“以党治国论”作为政治制度始于 1925 年 7 月 1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以党治国论”正如 1923 年 10 月 10 日孙中山演说中所说，是孙中山政治设计的重要一环，而且孙中山还说，“俄罗斯革命后 6 年”，在短时内能取得那么大成果就是在不断追求“以党治国”，应“效仿俄人”（《孙中山全集》
第八卷，p.258）。1924 年 1 月 20 日他在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党在国上”（《孙中山全集》第九卷，pp.103-104）。追溯孙中山政治思想，1917 年至 1919 年期
间在《建国方略》中将各时期区分为“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尤其是把训政期视为“革命党人对人民的训育”，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以党治国论”是部分吸收了俄罗斯革命的政治制度和“先知先觉论”的传统思想（1920年 11 月 9 日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pp.400-401）。
这党一级合法性原理是在国家一级的 1931 年 6 月 1 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得到规范化，但就在同一时期也有很多话语是批判该训政体制的。如胡适等，从“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视点来批判国民党“一党专制”（野村浩一，2007 年，第三章，p.267）。蒋介石派主导的“以党治国论”中的“法治”体制后来在集中其统
治上有所成效，他们一方面同意“制定宪法”，一方面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
我们在看国民政府纵向统治能力渗透过程中，国民政府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中，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
在国民经济基础金融财政政策方面尽量与国际框架相接轨，对此，我们有必要赋予它一个公正的评价。其中，尤其值得强调的是 1935 年 11 月 3 日的“币制改革”对稳定国民市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还有必要指出在日本不断扩大在华北军事经济影响力时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坚决抵抗（久保亨，1999 年，Tomoko Shiroyama, 2008 年）。1936 年是中日战争打响之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顶点，经济发
展能够达到一定水准的是在其政治合法性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
第三，中日战争打响之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依靠它的统治力量不断扩大加强其横向纵向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将如何来看决定国民政府对外合法性的国际位置呢?概括来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公认的国际地位位于“双边关系、列强主导的多边关系、国际联盟中的多边关系”这三大外交空间中（西村成雄编，2004 年）。
1937 年 7 月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是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当时次公开发行，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为此题序，分别从各个领域来概括“南京的十年”。陈立夫自我评价道，“中国近十年来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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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族生存史上最伟大最值得纪念的时代”，同时指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之路是在“孙中山总理的遗教与领
袖蒋委员长的指导”下进行的。吴颂皋论述了“十年来的中国外交”，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为界划为前期与后期，前期中国外交主要目标在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等，后期主要是与日本的外交。因为外交实力往往与国力相照应，所以不得不说前期是处于对国力过高评价的危境之中，相反后期却是对国力的过低评价。尤其强调指出，在看外交与内政的关系时，外交由国家统一与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所决定，国力强盛才是制止“外傉”的根本（《十年来的中国》pp.27-52）。由此可以说，蒋介石派对国家的统
一在 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蒋介石返回南京之际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政治舞台阶段(西村成雄，1996 年)。
当时日本论坛矢内原忠雄、尾崎秀实、中西功等在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指出在政治上应另找新的中国政策，由此发表了《中国统一化论》，它代替传统的中国认识－“分裂国家论”、“通过武力手段扩大影响”，
另在外务大臣佐藤尚武的领导下，对中经济使节团（儿玉谦次团长）发表了《经济外交推进论》。类似的中国再认识论在 1936 年 8 月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 P R）美国·约塞米蒂（Yosemite）会议上成为国际讨论对象（岸本美绪编著，2006 年）。总之，这一系列话语都是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十年来在国家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的一个新的评价，试图赋予中国一个新的国际地位。也是在列强主导型或国际联盟型的多边外交关系中对
1931 年以来中日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的一个修正，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成果，是在反对日军侵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进入高潮时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安事变时所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各党派参加”论作为改革“政党国家·训政”政治体制之政治话语在中国政治空间一直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卢沟桥事变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世界国际体制中逐渐走出政治经济从属性极强的周边地位，虽仍是从属性但已开始独立，渐步入半周边地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主流派否定中国新认识论，对新力量集中且渐趋统一的中国与社会采取全面对抗的态度，两国间的冲突也由此展开。

Ⅱ．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党的“再构筑” ――政治合法性新路径“国民参政会”――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潘公展从国民政府进行政治统一运动的角度总结了“南京的十年”，他指出西安事变
具有双重特点，虽未能肃清“共匪”，但实现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拥护领袖（蒋介石）”，“因祸得福”（《十
年来的中国》，p.15）。他的论述清楚地描述了卢沟桥事变前中国政治空间特征，明确指出领袖再次赢得举国民众的支持。当时党组织部长且具有代表国民党中央资格的陈立夫等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
大会上试图重组战争形势下的中央政治制度。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制定各项新制度（蒋介石就任总裁、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制定民意机关参政会制度、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进行对国民党的改组，这些其实均为再次审定党与国家的关系，是抗日战争形
势下“党政关系”的再构筑，重新规定了党政关系，中央一级是以党统政，各省、特别市一级是党政联携，县一级是党政融合，党融于政。1937 年普通党员约 50 多万人，军人党员约 100 万人，在中央、省党的领导高4

于国家行政，但在县一级却不得不采用融合的政策，这样，在党员构成方面形成了倒金子塔。临时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党政关系的定型也就是追认了当时的现实状态。
1937 年 8 月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它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中央权力被再分配，是一次最大的政治制度改革。原军事委员会改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设立国防参议会（定额
75 名），招聘各党派各界名流设立政治咨询机关。1938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国防最高会
议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实际上以制定军政大计行使了其职权。同年 10 月，武汉被日军占领，政治中心移到重庆。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1939 年 3 月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任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统
一指挥党·政·军，一直到 1947 年 3 月为止(石岛纪之·久保亨编，2004 年，第一部第一章)。
国防最高委员会是合法的政治制度并占有优越的地位，在权力集中这一点上，委员选任的人事权由蒋介
石全权掌握，因此可以说蒋介石由此赢得了党·政·军大权（付春杨，2007 年，第三章）。1938 年中国国民党临
时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在抗日战争形势下，应转换中华民国国家体制与国民政府体制结构，这为加深国民党新权力在战争时期向中国社会的渗透提供了一个机会。
1940 年 9 月 6 日国民政府命令决定重庆正式为陪都，当时在日本看来，国民政府统治区为内地，即西南六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湖南），不言而喻，1937 年 9 月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统治区陕甘宁
边区为国民政府的一个地区，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统治区因其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些地区也属抗日政治空间。在整个抗日政治空间中发挥影响作用的是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化，新的政治
舞台、政治路径也由此产生。
国民参政会制度制定的社会背景是本来预定于 1937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由此转入宪政，但卢沟桥事变迫使大会延期，而国民政府在社会各种政治压力下不得不以这种形式来赢得民意。它的发展与蒋介石
集大权于一身过程重合，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的独特特征。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于 1938 年 7 月 6 日至 15 日在汉口召开，开幕式上蒋介石表示“国民参政会
当然非议会，但应以以前议会（1913 年之后）民主政治的失败为戒，为真民主政治奠定基础。这是该会对建
国的重要责任”，他强调国民参政会并非是在政治上受国民委任的代表组织。而实际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
选任有省市选区、蒙古·西藏选区、华侨选区、各重要文化团体·经济团体选区四种，省市选区自国民参政会第二届（1941 年 3 月）起开始，各省市临时参议会采用的是间接选举的方式，虽然候选者多为国民党员，但事实上政治委任=代表关系模式已经形成。只是蒙古·西藏、华侨、文化·经济团体的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选定”。
包括中国国民党的各派代表并非代表某一政治团体，而是作为文化·经济团体的参政员被选定。参政会仅立足
于国民，非立足于各党派（蒋介石，1941 年 3 月 6 日）
。尽管如此，加入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
的政治活动有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时期，为新型政治路径开辟了道路。
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舞台上除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有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定额 200 名中有 7 名）
、中国青年党（第一届有 7 名）
、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届有 11 名）、救国会派（第一届有 8 名）
、乡村建设派（第一5

届有 3 名）、职业教育派（第一届有 3 名）
、第三党（第一届有 1 名）
、无党派（第一届有 7、8 名），国民党党
员有 82 名，占整体的 41%。第一届参政会中有妇女 10 人，占整体的 5%。参政会活动执行章程规定，“提出议题建议案”的条件为应有 20 人参政员签名，“临时动议”需有 10 人签名，“修正议案”需有 10 人签名，“要求
政府提出施政报告”需有 20 人，“向政府咨询”需有 5 人签名，如此规定表明仅一党难以发挥政治作用。相反，
该限制条款反而为共同反对国民党各个党派进行政治合作与妥协、提高政治能力创造了条件，并于 1941 年 3月创立了由三党三派所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国民参政会 1948 年 3 月被正式取消，在此之前 10 年中国民参政会一直拥有 5 大职权，政府重要方针实施前得经过参政会决议的决议权、向政府提建议的建议权、政府施政报告的听取权与咨询案提请权、对政府
委托事项的调查权、对国家预算的第一审议权，它对政府不具法律约束力，是一个咨询机关。尽管如此，参政会奠定了只有抗日政治才有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国民政府视此为单纯的咨询机关，然而对国民
政府与政治体制来说参政会在新的政治舞台上已经积攒了不容忽视的实力。
其中典型的例子是 1939 年 9 月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有多达 7 种“宪政”实施议案，其中中国共产党参政员陈绍禹等提出了《抗日党派合法地位保障案》，中国青年党左舜生等提出了《党治之终结与宪政实施案》，孔庚等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开始宪政案》，这 7 项提案明确表明了应结束训政体制开始宪政，并于 9 月 16 日一并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
施宪政”之决议案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1985 年，pp.574-575）。训政政治体制的根本－“党治”，而“党治之终结”却竟然作为政治议题被公然提出，显然宪政运动已逐渐展开。当时国际正处于大变动时期，
德国 1939 年 8 月 23 日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 9 月 1 日发动了波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
蒋介石在 9 月 17 日的国民参政大会上发言时提到《实施宪政决议》，并表示实施训政与促进宪政实施缺
一不可，所以应使二者并行前进，互不矛盾，训政极为困难，全国贤士应团结一致，积极热心，共同承担此重任，他强调党治不能终结，应维持训政（《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四卷，上，pp.412-413）。他否定实施宪政当改变政治体制思想。虽如此，但国民参政会这一新的政治路径为宪政运动这一政治潮流明确了方向，并在抗日政治空间内逐渐得到认可，而且认可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Ⅲ．1944-1945 年宪政运动新阶段―论摆脱“训政国家”圈子―正如蒋介石所示，国民参政会在法律上非“议会”，是一个咨询机关，而且在战争体制下，该参政会尽管
受到国内外政治变动的影响，但每年均能定期召开，展现一种制度上的稳定。
宪政运动的高潮期是 1939 年至 1940 年，同时它又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的这种国际格局中，经历了来
自国民党的政治压制时期。尤其是至 1943 年秋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政治攻势，因同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解散决议被提出，它迫使“中国共产党解散党组织，放弃军权·政权”，同时蒋介石直系派胡宗南部队对陕
甘宁边区的攻击不断激烈，当时的事态是“内战迫在眉睫”。而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区“敌后抗日6

根据地”的华北晋察冀边区遭到了日军“治安作战”的打击，不得不缩小规模。1941 年至 1942 年抗日政治空间在特征上可以归纳为“国共”矛盾的激化与日军包围攻击的加大这两点，军事政治上的危机可以说是根据地社
会存亡之危机（《近代日本与殖民地》第六卷，pp.61-91）。 抗日政治空间中的危机集中表现在国共关系的恶化上。在进行宪政运动主体方面看来，两大武装政党如真发生军事冲突，那只能是减弱抗日能力。
1943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 12 周年）起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批判说，第十八集团军应“分裂割据，另立政权”。对此报告，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为表示抗议退出会场（《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1985 年）。在此之前，中国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宣言中决议通过了“国民政
府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案，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在国内受到了社会上要求实现政
治民主化的压力，在国际上又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作为联合国重要成员参加开罗会议，所以美国要求国民政府应做出一定的民主化。同样，国民参政会也决定成立宪法实施协进会，
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辰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就任该会会长，其后，他与夫人宋美龄等一同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在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的批判的同时，在国际上他的政治处境是不得不使“宪政”计划具体化。
在这种政治布局中，所属于民主政团同盟的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以协助“政府实施宪政”为主要目的于1944 年 1 月创办了《宪政月刊》，为广泛讨论宪政问题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论坛。
《宪政月刊》至 1945 年夏
停刊为止，不断分析了多种关于宪政的问题，至 1945 年 4 月第 16 期为止，共召开了 12 次宪政座谈会。涉及
的题目有如何发展宪政运动，宪政与保障人身自由问题，关于妇女与宪政的法律平等问题、地方政象刷新问
题、东条英机内阁崩溃与美国大总统大选后的世界局势、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谈与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定会
议、节制私人资本与保护私人企业问题等多方领域。该杂志从正面提出应如何使“训政体制”过渡到“宪政体制”
的政治议题，是为宪政运动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杂志。1944 年 3 月发表了编辑者张志让的《训政宪政与现阶段建国工作》一文，明确表明宪政不是始于宪法制定之后，应在宪法公布之前，训政时期更应高度发展民权。
国民参政会已被制度化，并作为新的政治路径逐渐确立，它的顶点表现在 1944 年 9 月第三届第三次会议
上。9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会上正式提出召开“各党派国事会议”与“建立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该政治改革计划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9 月 19 日在民主政团同盟大会上决定将其名称改为民主同盟，同时还决定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并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9 月 24 日在沈钧儒等参加的民主宪政促进会上，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周恩来于延安明确提出了在 10 月 10 日双十节召集国事会议，在此，废除国民党一党专
政建立联合政府之计划。建立联合政府的计划后来在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签订《五项协定》的美国大总统特使哈利(Hurley，Patrick)的协调下，联合国民政府构想渐趋具体。11 月 10 日蒋介石表示拒绝，同时他在 1945
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强调指出在维持 1931 年“训政时期约法”的前提下，等“抗日战争胜利时召开国民大会，还政权于国民”。他在 3 月 1 日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再次明确表示，孙文所说的主权在民的人民政
治权利只能是“还于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它联合政府”，国民大会将于孙文诞辰日
7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王德贵等编，1985 年，pp.160-165）。他始终以训政时期约法为政治合法性依据，
坚决否定一系列的宪政运动与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论的政治改革计划。由此形成了两大政治改革计划相对立的局面。中国民主同盟也反对蒋介石所说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召开国民大会。1938 年以来国民参政会被作为一种制度，而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发展起来的宪政运动在政治上对两大武装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开辟了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国民党 1945 年 5 月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
并决定宪法草案
在 10 年前即 1936 年颁布的《五五宪法草案》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的方针。显然，这仍然是以 1931 年以来训政
约法时期国民党一党统治为合法性依据，在国民面前明确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否认国民参政会中宪政运动达到的顶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国民党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社会基础上开始被削减流失。
中国共产党也于 4 月至 6 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 4 月 24 日提出了《联合政府论》，
第一，为打败侵略者，各党派无党派共同建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抗战胜利后“由选举正式建立
联合政府”。同时，他极力表明中国共产党统治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在地方的“临时联合政府”或“新民主主义
的地方联合政府”，最终应在中央也建立联合政府。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府与部队才有统一的中央
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尚未成立阶段就强调自己拥有独自的统治区。这些统治区后来便成为地方联合
政府的模式。

小括
两大武装政党所遇到的问题正是如何不断吸收国民参政会中所出现的社会政治力量并发挥其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诚然，政治体制的合法律性存在于中国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中，但社会上对国民党权力的广泛认可的合法性却开始流失。有关摆脱“训政国家”的政治问题战后在围绕政权构想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予以两种新的解决方法，1945 年 8 月末至 10 月由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举行了《重庆会谈》，1946 年 1 月召开了多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说，民国政治正处于合法性问题的转折点。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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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0-3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0-3

民国政治の正統性問題 ―国民参政会の新経路―
西村成雄（呂仁梅 訳）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NISHIMURA Shigeo (trans. Lü Renmei)

要 旨
中国国民党権力の主流にあった蒋介石は、盧溝橋事件以後、自らの権力の正統性を確保しつづける
ためにも、1938 年 4 月国民参政会という諮問会議を設置し、中国共産党や他の政党政派を含む新たな政治的委任＝代表関係の制度化を承認せざるをえなくなった。ここに「一党訓政的代表制」を基盤としつつ「国民参政会的代表制」が新たな制度的経路として創出された。こうした制度化を推進した社会的圧力は憲政民主運動として 1939 年以降高揚し、とくに 1944 年段階になると「党治の終結」と「連合政府樹立」という政治的要求が国民参政会を政治的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として公然化するにいたった。
国共両党という武装政党以外の民主諸党派は第三の政治勢力としての発言権を高め、社会的影響力を増大し、国民参政会の諮問的制約を超えた政治的機能を獲得し、国共両党もそれを機に自己の政治的エネルギーの社会的源泉のひとつに位置づけなおすことを迫られていた。
1945 年抗日戦争勝利直前の民国政治は、戦時体制下にあっても憲法制定国民大会開催による脱「訓政国家」プログラムをめぐって、国民党、共産党、民主党派という三大政治勢力間の緊張関係が顕在化していた。しかし、国民党側はあくまでも「訓政時期約法」の法統を守ることを前提としていたのに対し、共産党側は民主党派を組みこんだ連合政府論として、民国政治の争点をとらえていた。この対立の構図が、重慶会議と政治協商会議に接続し、その後「憲法制定権力」の正統性をめぐって「訓政下国民大会」路線と「訓政終結のための政治協商会議」路線として明示化される。
政治的支配の正統性からみれば、中国国民党は国民参政会的代表制を導入したことによって、1931年以来の「訓政時期約法」という合法性基盤を自ら浸蝕し掘り崩すなかで、より広い社会的同意としての正統性を摩滅させていたといえるだろう。国民党は、国民参政的代表性という政治的経路の創出
が民国的政治空間の新たな政治的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提供したことを、自らの正統性原理に組む込む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1945-46 年段階の民国政治の新たな政治的正統性問題を通して、
20 世紀中国政治空間の内在的理解をはかるひとつの「支点」を論じたい。

担当委員（田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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