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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No.2015-10

1930年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变迁《金风社人名录》的数据库化及其考察

田中仁、邹灿、前田辉人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讨论文件 No.2015-10

1930 年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变迁—《金风社人名录》的数据库化及其考察2015 年 9 月 5 日

田中仁、邹灿、前田辉人††

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修了前言
本文将运用金风社所编《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上海之部）》1936 年版（第 28 版）及1939 年版（第 29 版）中的数据，从组织和个人两方面来考察“第二次上海事变”（即八一三事变）前后，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从平时转入战时过程中所发生的具体变化。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后，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迅速从华北扩大到华
中，8 月 13 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全面开战。经过 3 个月左右的激战，日军最终占领上海。然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作为当时上海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英美法等列强保护之下得以保持“中立”，成为独立于日中战争之外的“孤岛”（图 1）。因此，战时的上海租界依然是欧美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等活动的重镇，租界内的生产及生活也很快从战火中恢复。此外，为躲避战乱，
来自上海周边各地的难民以及大量物资、资金涌入租界，租界内的经济活动亦愈发活跃。在“孤岛”时期上海租界的繁荣景象之中，处于日军控制下、以虹口地区为中心的日本居留民社
会，也迫于情势的急遽变化做出了
相应的反应。
《金风社人名录》是金风社社长岛津长次郎，在 1913 年至 1944
年期间（1937 年、1938 年除外），
将上海日本居留民中从业者的个
人信息进行统计，并在每年更新的基础上逐年发行的名簿。
该人名录
“以各官署为首、将所有拥有字号
或店名的公司及商店，按伊吕波歌（日语假名排序方法）顺利排列，

出处：藤田拓之《居留民の上海―共同租界行政をめぐる日英并逐一刊载其店名、地址、经营内

の協力と対立》，日本経済評論社 2015 年，第 21 页。

容、经营者及工作人员、电话号码、

图 1 上海租界扩张图

家庭住址”等详情1。因此，该人名录对于通过具体的个人情况来复原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社会来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关
于《金风社人名录》的研究，此前只有前田辉人对其中收录信息进行了整理，并据此对上海
居留民社会的整体特征做了探讨2。本报告将对前田所整理的《金风社人名录》信息进行修
正补充、并制成数据库，以此来考察“第二次上海事变”前后上海居留民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

1

金风社编：《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上海之部）》第 28 版，1936 年，凡例。
前田辉人：《金風社人名録に見る日本全面戦争期在上海日本人社会の変容》，アジア太平洋研究会編：《アジア太平洋論叢》，2007 年第 17 号。此外，关于中日战争时期上海居留民社会的研究还有安克强：《上海的“小东京”——一个对外隔绝的社会（1875-1945）》，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1998 年
第 12 辑；山村睦夫：《日本占領下の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柳沢遊ほか編著：《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日本経済評論社 2004 年；高纲博文：《「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研文出版社 2009 年。
2

1

一、人口
纵观明治以来二战结束之前的上海日本居留民人口的变化，甲午战争后的 1890 年代末
人口开始超过 1000 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纺织业涌入上海、人口突破 1 万，成为当时在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人。1920 年代中期人口达到 2 万，此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缓慢增长态势。然而，以 1937 年“第表 1 上海日本居留民人数

二次上海事变”的爆发为契机，人口出现骤增趋势，至1943 年、1944 年，
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人数一举突破10 万，比战前增加了将近 4 倍（表 13、
图 2）。本文所要考
察的正是人口骤增前后，上海日本

出处：《居留民の上海―共同租界行政をめぐる日英の協力と対立》，第 140 页。

居留民社会内部
所产生的具体变化。
本文对前田所
整理的《金风社人
名录》数据，进行了
如下修正与操作4。
首先对同时拥有多
项记录的个人进行图 2 上海日本居留民人数变化重复处理，以确定
人名录 36 年版和 39 年版中从事本职工作的实际人数及其所属组织或机构的整体数量5；其次，依据当时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分别在 1936 年和 1939 年、对上海日本居留民进行人口统计3关于上海日本居留民的人数，包括藤田拓之在内的研究者多参照于副岛圆照的数据，即 1936 年为 23613
人、1937 年为 23672 人（参照副岛圆照：《戦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人口統計》，《和歌山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科学）》，1984 年第 32 号）。但外务省资料中记载的 1936 年人数为 23672 人（参照表 2）。
4 该数据库使用 Microsoft Access2013 制成。每一个数据由“版次”（1936 年版 or1939 年版）、“页码”（人名录中所记载的页码）、“商号”、“行业”（从经营内容的记载中提取）、“资格”（即职务、并用以区别经营者与店员、职员）、“姓名”、“籍贯”、“地址”（路名）等项目构成。此外，还对是否具有共同租界市参事会选举
权，是否登录了电话号码、上海邮务局信箱号、电报简码等信息进行了整理。
5 36 年版（括号内为 39 年版数据）的总数据为 9026（15081），其中与上海日本居留民的个人信息相关的数据为 8784（14582）。本文将这些数据中，与同一人物相关的所有数据分别进行分组，并将其中该人物所
从事的主业与其他副业进行区分。通过如上重复处理，得出了 6849 人（12651 人）这一总人口数（参照表2）。
2

时所使用的 60 种行业分类标准，将人名录中出现的个人和组织进行了行业分类6。此外，还
将人名录 36 年版和 39 年版中的人物及组织进行对比，将从 1936 年到 1939 年间离开上海的人物及新来的人物、消失的组织及新出现的组织进行了逐一确认、统计（表 2）。
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管辖范围内，1936 年日本居留民的总数为 23672 人（其中从业者
12431 人，家属等 11241 人），1939 年的人数为 51093 人（其中从业者 26642 人，家属等
24451 人）。而《金风社人名录》36 年版中，从事本职工作的实际人数为 6849 人，39 年版
的同类数据为 12651 人。由从业人数来看，人名录 36 年版所收录的人数占外务省统计人数
的 55.1%，39 年版为 47.5%。如果除去人名录中没有收录的“35 号”以及“55-59 号”行业，那么该比例分别为 58.3%和 52.2%。
关于人名录数据的来源及可靠性，36 年版“凡例”中有如下说明：每年都“以户为单位进
行严肃认真的调查，除印刷中出现的迁址等特殊情况，所用数据都是真实确切的”，“个人在应对调查时，马虎应付或是不负责任的刊登等情况并不存在”（信息刊载为免费，但应个人要求、可以通过付费在书中以醒目的大号字刊登）。该书自 1913 年首次发行以来至 1936 年
发行的第 28 版，每年都在前一年所积累的庞大数据基础之上，进行调查更新。而第 29 版的更新却延迟到 1939 年，是因为“1937 年 8 月，第 29 版的调查结束后，正在印刷中时日中事《金风社人名录》对于准确复原上海
变爆发，最终导致第 29 版无法正常出版”7。由此可见，
日本居留民社会中实际从业者的真实情况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可靠材料。
在人名录 36 年版出现的 6849 人中有 3594 人同时出现于 39 年版中，而 39 年版中出现
的 12651 人中有 3581 人同时出现于 36 年版中。换言之，由 36 年版的 6849 人到 39 年版的12651 人，人口总数增加了 5802 人，其中因“第二次上海事变”离开上海的有 3255 人，新涌入上海的有 9070 人。
从组织或机构的数量来看，同时出现于 36 年版和 39 年版的组织数分别为 1085、10688。
36 年版中可确认的组织数为 1680（其中留下的有 1085，撤走的有 595）
，39 年版的组织数为 2306（其中原有的为 1068，新来的有 1238）。因而，上海居留民社会中的组织数从事变
前的 1680 个到 1939 年的 2306 个，总共增加了 626 个，其中因事变的发生而撤走或消失的为 595 个，新出现的为 1238 个。

6在进行行业分类时，以下几种情况只得根据各个记载酌情考虑，将之归为最相近的一类：①同一人物从
事多项职业时，以何种职业为主业；②经济组织中的一般工作人员是归为“27 号工场劳动者”还是“33 号公司职员等”；③经营多项业务的经济组织，应归为何种行业；④同名同姓者的处理。另外，人数较少的组织，
以人名录中排在第一位的人物为该组织的代表者，其余皆归为“33 号职员或店员”。
7 金风社编：《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上海之部）》第 29 版，1939 年，凡例。
8 此处数值上的误差（1085 与 1068），源于数据整理过程中出现的同一组织的名称变化、经营多项业务的组织在行业分类时的不同处理、以及本店·分店的不同记载方式等情况。
3

表 2 上海日本居留民人口情况（1936、1939）

注：1）“番号”与“职业”即日本外务省调查部《海外各地在留邦人内地人職業別人口表》（1937、1940 年发布）中所载编号与职业；“外务省 36”“外务省 39”即外务省发布的 1936 年 10 月 1 日截止与 1939
年 10 月 1 日截止的人口数。
2）“金风社 36”“金风社 39”即《金风社人名录》36 年版与 39 年版分别记载的人数。
3）“うち〇”即在人名录 36 年版与 39
年版中同时有记载的人数；“人数”即 36
年版与 39 年版在总人数上的增减变化。
4）“うち△”即在人名录两个版本中同时有记载的组织数；“うち▼”即只在 36
年版中有记载的组织数；“うち▲”即只在 39 年版中有记载的组织数；“集団数”
即 36 年版与 39 年版在组织总数上的增
减变化。

4

二、组织
本文中用于分析的“组织”，通过以下方法从《金风社人名录》数据库中提取：（1）、将“33 号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店员、办事员”、“27 号工人”、“42 号船舶业务员”、“45 号陆海
军人”、“46 号公务人员及工作人员”、“48 号教育工作者”、“49 号医务工作者”、“51 号新闻业及著述业等媒体行业”、“54 号其他从业者”等各主要行业中，拥有人数 10 人以上的组织
抽出；（2）、以被抽出组织的
名称作为检索词，获得每个

表 3 统治机构及公共组织

9（3）、将这
组织的实际人数 ；些组织分为“统治机构及公共组织”、“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等三类。由此得出，被抽出组织中“统治机构及公
共组织”总数为 36 年版 14
个、39 年版 17 个，“经济组织”总数为 36 版 62 个、39
年版 146 个、“社会团体”总
数为 36 年版 4 个、39 年版
6 个。
1、统治机构及公共组织注：1）“うち〇”为人名录 36 年版与 39 年版中同时记载在人数；“残留表 3 为统治机构及公共率”为两版中所载各组织的人数与实际从业者总人数的比例（实际从组织的总体情况。36 年版中业总人数不包含中国籍、台湾籍、朝鲜籍的人物及重复处理中被排有记载的日本帝国大使馆，在 39 年版中消失（▼）10。
除特命全权大使以外、大使

除的人物）；“相関◎”即两版中符合抽出条件而被抽取的组织；“▼”即 36 年版被抽取但 39 年版中无记载的组织；“▲”即 39 年版被抽出
但 36 年中无记载的组织；“増加数”为两版的人数增减情况；“増加率”为两版的人数增减率。

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参2）上海居留民团的“残留率、増加数、増減率”是根据事务人员的人事、秘书等）全部被调配到数进行计算的（民会议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委员会委员并未在计

日本总领事馆。36 年版中不算之列）。

存在、但在 39 年版中新出现3）（上海江海関）被加以括弧，是因为该组织在 36 年版中出现时，的组织有：兴亚院华中联络
部11、大藏省财务官事务所、工作人员虽为日本人，但实际上为“外国人及华人经营的官商组织”（参照《金风社人名录》36 版、39 年版，凡例）。

9

此处的“人数”将人名录中所载中国籍、台湾籍、朝鲜籍的人物及重复出现的个人都包括在内。
1935 年 5 月 17 日，中日之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由此东京与南京分别设有日中两国的大使馆。但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却常驻上海总领事馆。1938 年 1 月 18 日（第一次近卫声明后），时任驻华大使川越茂被日 本 政 府 召 回 ， 于 2 月 28 日 离 开 上 海 。 参 照 ：《 日 本 驻 中 华 民 国 大 使 馆 今 起 修 缮 》（ 南 京 ）http://roll.sohu.com/20140709/n402012693.shtml，2014 年 7 月 24 日阅。
11 1938 年 10 月，日本政府不顾外务省的强烈反对，坚持认为需要在中国新设一个总理政治、经济、文化的事务机关，兴亚院由此成立。其中，分设于上海的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为管辖华中地区各项事务的主要机
构。此前，占领区的政治经济等行政事务一直由日军特务机关处理，“第二次近卫声明”以后为正式开展占领区的经营统制而设置了兴亚院作为负责机构。古厩忠夫：《日中戦争末期の上海社会と地域エリート》，
105

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部及北部小学校（▲）。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有官房 57 人（相当于办公厅或秘书处）、政务局 24 人、文化局 26 人、经济第 1 局 47 人、第 2 局 28 人、第 3 局 23 人、配属 5 人及被委派的事务官 8 人。大藏省财务官事务所的构成为大藏事务官 3 人、财务书记
4 人、雇员 4 人。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部由主席顾问及辅佐官（7 人）、警察局（8 人）、教育局（2 人）、公用局（2 人）、财政局（2 人）、社会局（3 人）、土地局（1 人）、青年训练所（1 人）等构成。此外，北部小学校由居留民团所立学校进行扩充、再编而设。
从留下的人数比例来看，日本电信局（64.8%、56.7%）、工部局（68.7%、63.0%）以及居留民团（包括其附属学校）的比例最高。具体而言，工部局的人数由 295 人增加到了 344
人，这主要源于警察本部与中央警察署的人员扩充。在 36 年版中，警察本部有警视 3 人、警部补 2 人、巡查部长 2 人、巡查 1 人，而中央警察署则有巡查部长 2 人、巡查 2 人。但在39 年版中，警察本部的人员增加到警视 3 人、警部 2 人、警部补 2 人、巡查部长（包括见习生）15 人，中央警察署增设了警视 1 人、警部补 1 人，巡查部长（包括见习生）增加到
31 人12。
日本海军的人员构成中，36 年版出现的第 11 战队司令部（9 人）到 39 年扩增为第三舰
队司令部（48 人）；关于特别陆战队的人数记载虽从 58 人减少到 37 人13，但新增加了特务部上海复兴班（48 人）。日本总领事馆的新增人数为 198 人（增长率 135%），其中新设大使馆参事官·书记官 19 人；领事由 10 人增加到 22 人，书记生由 11 人增加到 20 人，嘱托由 8人增加到 82 人；警察部门由原来的警察部（91 人）扩充为警察署（205 人），其中包括外务
省警察 29 人。
关于上海居留民团的记载人数，在此需要做特别说明。在 36 年版中总人数为 219 人，
其中参事会 7 人、民会议员 37 人、各种委员会委员 113 人、事务人员 62 人。与之相对的
是，39 年版总人数记载只有 118 人，其中民会议员 39 人、事务人员 79 人。表 3 中的残留率、增加人数、增长率是以事务人员的人数进行计算的，被选举出的民会议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参事会、各种委员会委员）并未在计算之列。因此，上述总人数差值的出现，一是因为 36 年版中登记了由民会而产生的各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包括会计检查、学务、卫生、资
金调查、土地价格调查、课金异议审查、土地价格异议审查、复兴资金审查、诊疗所、对外交涉研究、福利增进研究等委员会），二是源于事务人员的实际增加（从 62 人增加到 79 人）。
另外，从 1936 年到 1939 年间上海江海关总人数由 16 人增加到 223 人，该组织无论在规模和职能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36 年版中的人员仅以姓名的英文字母为序，而 39 年版拥
有总税务司署（3 人）、总务科（6 人）、监视部（142 人）、鉴定科（6 人），检查科（32 人）、
海事监督（2 人）、港务部（26 人）、检疫科（2 人）等职能完备的部门设置。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 2000 年，第 495 页。
12 1938 年 1 月，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三浦義秋向工部局提出日本警察增员的要求。工部局接受了
三浦领事的要求，并于同年 5 月任命赤木親之为工部局警察特别副总监。1939 年 3 月，工部局与日军就共
同租界的治安管理问题订立协议，日本宪兵可常驻租界、以协助工部局维持租界内的治安。由此，日本扩
大了其对租界的治安管理权。高橋孝助、古厩忠夫編《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々の営み》，東方書店
1995 年，第 209-210 页。
13 关于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人名录只记载了其司令官、参谋、副官、机关长、军医长、会计长及陆战队
所配备的将校。1931 年 10 月以后，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固有兵力为 908 人，主要负责维护日本居留民
的权益并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 45-46 页。
6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致使
日本驻华大使被召回，随后兴亚
院设立。由于日军对上海华界的占领、上海市大道政府（后为上海市特别政府）等傀儡政权树立。
尤其是“第二次上海事变”后，工部局警察匆忙撤离苏州河以北地区，因而日本居留民最为集中
的地区自此由日军单独管理（图3）。换言之，上海日本居留民社
出处：《「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 181 页。

会自“第二次上海事变”后，被置

图 3 上海租界警备区

于有异于战前的全新政治环境中。

2、经济组织
表 4 为被抽取的经济组织概况，36 年版的总数为 62 个，39 年版的总数为 146 个。表中
的“行业种类”编号对应前文中所涉外务省资料的“职业”一栏，“华人”一栏指各经济组织中雇
佣的中国人人数，“本社”一栏表示总店或总公司所在地址，地址信息皆来源于《昭和十六年度版·上海商工录》（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14。表 5 是将 36 年版（62 个）与 39 年版（146）
的被抽取经济组织总数按“行业种类”进行统计的情况。
总体而言，日本人成员数在 10 人以上的经济组织从 36 年版（62）到 39 年版（146）增
加了 2.35 倍。这一增长具体表现为：36 年版和 39 年版中同时被抽取的组织 55 个（表 4、
表 5 中“相关◎”），36 年版中有记载但在 39 年版中被抽取的组织 40 个（○），39 年版中被抽取但在 36 年版中没有记载的组织 50 个（▲、▲*、▲**）。这三类组织的残留率分别为：“相关◎”50.7%（36 年版）、40.0%（39 年版），“○”20.0%，“▲、▲*、▲**”1.1%。换言之，“第二次上海事变前后”发生了如下变化：1）“相关◎”的企业中约有 50%的职员留在了上海，
但由于事变后企业规模的扩大，所体现出的残留率因此下降为 40%；2）事变前便已存在的“○”企业，事变后的规模扩充 80%源于新涌入上海的日本人；3）事变后新兴的“▲”企业，基本是由新来的人所开创。
将被抽取组织按行业分类来看，组织数超过 5 个的行业中，36 年版有“14 号纺织业”（12）、“16 号贸易业”（11）、“30 号金融保险业”（8）、“28 号销售业”（7）、“43 号运输业”等 5 个行业。39 年版增加为“29 号贸易业”（28）、“28 号销售业”（24）、“14 号纺织业”（14）、“43 号、“30 号金融保险业”（11）、“34 号旅馆、剧场”（6）、“51 号新闻媒体业”（6）、运输业”（12）“19 号食品制造”（5）、“23 号印刷业”（5）等 9 个行业（表 5）。并且，36 年版被抽取的组
织中不存在的 12 种行业，在 39 年版的被抽取组织中出现。其中，“34 号旅馆、剧场”、“19号食品制造”变化尤为显著（从原来的没有分别增加到了 5 个和 6 个）。由14从发行时间来判断，基本可以确定该资料中所显示的中国人职员数为 1940 年时的雇用情况。
7

表 4 经济组织注：1）“うち〇”与“残留率”为人名录 36 年版与 39 年版两个版本中都有记载的人数，以及该人数分别在 36 年版及 39
年版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
2）“増加数”为从 36 年版到 39 年版的人数增减。
3）在“相関”这一项中，◎表示在 36 年版与 39 年版中同时被抽取的组织，○表示在 36 年版中有记载、但只在 39
年版中符合条件而被抽取的组织，●表示在 36 年版为
被抽取、同时在 39 年版有记载的组织，▼表示在 36 年
版中被抽取、但在 39 年版中无记载的组织，▲表示在 39
年版中被抽取、但在 36 年版中无记载的组织，▲*表示
该组织为华北振兴会社旗下企业，▲**表示该组织总部或总店不在上海。

8此可见，以“第二次上海事变”为契机得以扩张的上海日

表 5 经济组织②

本居留民社会，其经济活动的活跃是遍及所有行业的。
在事变后作为拥有 5 人以上的组织被抽取的有 50
家企业，其中日本的国策企业华中振兴会社及其旗下企业有 8 家（相关▲*）。1938 年 3 月，近卫内阁通过的华中振兴会社“设立纲要”中表示：“对于有关公共利益
的事业、及在产业振兴上十分必要之事业，给予投资支持，如有必要上述投资事业可直接参与具体经营”15。华
中振兴会社企业群的出现，基本上奠定了“第二次上海事变”后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变化方向。在此状况下可看到，原有企业迅速扩大的同时（相关○），由新来者所创建的新兴企业日渐崛起（相关▲），日本本土企业也相继打入（相关▲**、东京 5 家、福冈 2 家、爱知及大阪各 1 家）。在此时期，除去 6 家在华纺织企业，还有雇用超过 1000 名中国员工的东洋叶烟草会社与华
中电气通信社相继出现（表 4）。
3、社会团体成员数在 10 人以上的社会团体，36 年版
有 4 个、39 年版 6 个，其人数及残留率如表 6

表 6 社会团体

所示。日本商工会议所和日本（人）俱乐部的
人数，由作为经营者的会长、委员或理事以及负责实际运营的事务人员两部分组成。因前者
都是当时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实业界的代
表人物，其主业并非经营社会团体，因此进行重复处理时在此处被排除（参照表 15、16），
表 6 是将以社会团体工作为主业的事务人员

注：“うち〇”、“残留率”、“相関”同表 4。

人数作为依据抽取而来的。从经营者与事务人员的比例来看，商工会议所为 36 年版 20:8、39 年版 46:17，日本（人）俱乐部为 36 年版
19:16、39 年版 32:19。因此，表 6 中 36 年版的被抽取团体没有商工会议所。
东亚同文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及科研机构，人员变动不大，战前人员战时大多都留了下来。近代科学图书馆在 36 年版中有馆长及官员
5 人、理事 5 人，其中馆长加上馆员共 4 人在战时继续留下了。榻榻米同行业组合在 36 年
版的记载中由理事长、会计、工场主任等业务处理人员 9 人和榻榻米工匠 30 人（？）组成，
而 39 年版中只有理事长和业务处理人员 11 人的记载，其中 10 人是战前留下的。内河民船
公会是新兴组织，由干事及庶务科、业务科、会计科等 18 人以及分会办事处的 19 人组成，15

人名录 39 年版中记载的华中振兴会社及其旗下企业共有 14 家（包括文中提到的 8 家在内），职员总数为 612 人。《金風社人名録に見る日本全面戦争期在上海日本人社会の変容》，第 34、37-40 页。
9其成员都是进入战时以后新来的。

三、个人
正如表 2 所示，在《金风社人名录》36 年版中，从事本职工作的实际总人数为 6849 人，
39 年版为 12651 人，这一数据是对人名录的所有记录进行重复处理后得出（36 年版的重复
件数为 1935 件、39 年版为 1931 件）。实际上，一人同时从事多种行业或在不同组织机构中
担任多项职务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 36 年版中的堀场定藏有 14 个职务，39 年版中的林雄
吉有多达 18 个身份16。在此，本文将 36 年版、39 年版中拥有 5 项职务以上的个人抽出作为
分析对象（36 年版 104 人、39 年版 79 人），从制度层面来考察这其中蕴含的信息及其与上
海日本居留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
表 7 为利用数据库检索出每个人的本职工作后、按照行业分类进行统计的表格（每个人
姓名后的数字是其本人拥有的职务总数）。表 8 是两个版本中的被抽取者在各行业的总人数
表7

个人

16

堀場定藏在人名录 36 年版中以如下身份多次出现：上海居留民团议员、参事会员、对外交涉研究委员、福利增进研究委员，帝国在乡军人会上海市支部理事、评议员、东部分会会长，凌霜会（神户高等商业学
校同窗会）会员，大日本武德会支部常议员，上海尚武会柔道部名誉师范，上海柔道有段者会干事、研究部员主任、审查部员。另外，39 年版中关于林雄吉的多次记载情况为：上海信托会社专务董事，大直兴业
会社总经理，上海市场社长，东方制冰会社监察人，上海日本人各路连合会会长，上海日本人不动产所有者连合会理事长，新兴俱乐部理事，日本俱乐部理事，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议员，海军协会上海支部评议
员，上海尚武会理事，上海神社负责人兼理事，上海青年俱乐部理事，上海日本商业学校后援会会长，上海日本连合少年团理事，大日本武德会上海支部常议员，东亚同文会支部干事。
10注：1）在“相関”一栏中，“◎”表示在 36 年版与 39 年
版两版中，拥有 5 项以上职务或身份的人物；“○”
表示在 36 年版与 39 年版中都有记录的人物；“▼”
表示只在 36 年版中有记录的人物；“▲”表示只在39 年版中有记录的人物。
2）“×”“（×）”表示居住于上海公共租界、每年
缴纳房屋税 70 两以上拥有市参议会选举权的个人或法人。居住于公共租界之外、或是法租界内以及在公共租界内居住时间过短的个人或法人，即使
缴纳大量税额也不能获得选举权。
（参照：
《金风社
人名录》凡例，在人名录中上述符号分别附加在个
人及法人前面。）
3）36 年版的“集团名·职称”一栏中出现的“（→60）”
表示，同一人物在 39 年版中被重新归类为第 60 号
行业；同样，39 年版的“集团名·职称”一栏中出现的“（←29）”表示该人物在 36 年版的行业分类为第 29 号。

及其变化的统计情况。表 9 是关于被抽取者在主业以外所从事副业情况的统计，即拥有 5 项职务以上的人分布在哪些非主业机构中，并将拥有被抽取者 5 人以上的机构进行统计。
由表 8 可看出，36 年版符合条件的被抽取者中，“28 号销售业”（19 人）、“33 号公司职员”（14 人）、“29 号贸易业”（12 人）、“43 号运输业”（10 人）、“14 号纺织业”（8 人）所占
人数较多，39 年版中人数较多的行业有“29 号贸易业”（15 人）、“28 号销售业”（14 人）、“14号纺织业”（7 人）、“30 号金融保险业”（7 人）、“43 号运输业”（6 人）。在“33 号公司职员”
这一项中，两版中同时被抽取的人物（◎）
表8

个人②

表9

个人（社交网）注：数字表示拥有 5 项职务以上的人在该组织的总
人数。
“◎”表示在两版中都被抽出的组织。
“○”表示在两版中都有记载的组织。
“▼”表示只在 36 年版中有记载。
“▲”表示只在 39 年版中有记载。
11有堀场定藏（上海纺织会社调查科）、植木方次郎（内外绵株式会社工务科发动机处）两人，战时离开上海的有 4 人（▼）。此外，“30 号金融保险业”在两版中同时被抽取的人物林雄吉（上海信托会社专务董事）与水田进（泰和公司专务董事）两人、皆为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
中的“土著派”，而该行业中战时离开的 3 人（▼）与新来的 2 人（▲）则为“会社派”精英17。
另一方面，36 年版所抽取的 104 人中有 18 人在 39 年版中没有记载（▼），即战时离开了上海，而 39 年版的被抽取者中有 10 人是战时新来的（▲）。两版中同时被抽取者有 46 人，
在“14 号纺织业”中，船津辰一郎与堤孝分别为日本在华纺织业同业组合的总务理事与理事，
其余 4 人皆为上述同业组合会员企业的经营者。此外，除去“33 号公司职员”2 人（前述）与
“46 号公务人员”2 人（甘浓益三郎、山田茂一），余下 36 人全部为“土著派”权威人士。
两版中的被抽取者在其主业以外所参与的组织及团体情况，可以反映当时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社交网的实际动态（表 9）。36 年版中出现的类似江湾田园俱乐部这样的高尔夫、网球、排球等体育爱好者协会，在 39 年版中完全没有记载。与之相对的是，上海神社在 36
年版中只有神职 3 人、门卫 1 人，而到 39 年时除神司 1 人、职员 4 人外，还新增了理事（长）、干事、负责人等 29 人，这其中包含了表 9 中所抽出的 23 人。创立于 1933 年的上海
神社，是由各路联合会将沪上神社搬迁而至，用以供奉天照大神、神武天皇和明治天皇。其配殿被设为招魂社，以供奉战死于上海事变（八一三事变）的日本军人18。如同八一三事变
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孤岛繁荣”、重庆国民政府与亲日政权之间因暗斗所引发的频繁性恐怖事
件一样，体育爱好者协会的消失与战死者表彰设施的修建，都反映了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从
平时向战时的转折。
从表 9 中还可以读取到如下信息，即这些被抽取者与工部局、上海居留民团、各路联合
会、町内会的关系，这些组织皆为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的行政管理组织。在 36
年版中极为突出的是，上海居留民团的抽出人数达到 131 人，这是因为 36 年版中收录了居
留民团议员及其各委员会委员的个人信息。36 年版与 39 年版人名录中所记载的议员人数分
别为 37 人、39 人，与之相对应的被抽取者人数分别为 29 人、9 人。其他被抽取的同类组织
中、被抽取者数与人名录记载人数的比例如下：工部局邦人委员会为 36 年 8:12、
39 年 10:13，
日本商工会议所为 36 年 13:20、39 年 21:49，日本（人）俱乐部为 36 年 12:19、39 年 18:32，
各路连合会及町内会为 36 年 32:77，39 年各路连合会为 13:29、町内会 13:58。下面，将分析这些行政管理机构及团体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构成人员的职业状况及其所属派系（“纺织派”、“会社派”、“土著派”）。

17

关于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阶层构成，陈祖恩将居住于英法租界及虹口高级住宅区内，并就职于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层、银行分店长、高级官僚以及高级白领归类为“会社派”，同时将就劳于中小企业、商店、饮
食店、旅馆等其他行业的中下层人士归类为“土著派”（参照：陳祖恩《上海の日本文化地図》上海錦綉文章
出版社 2010 年，第 20-21 页）。此外，高纲博文基于居留民的居住区域分布及职业构成情况，将阶层人口
比例进行简要概括如下：“会社派”精英层占 3%，“会社派”中间层为 40%，其他为“土著派”一般民众。（参照：《「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 41 页。）但是，《大陆新报》在报道 1939 年 2 月的民团议员选举情况时，使用了“纺织派”“会社派”“中间派”“土著派”“工业同志会”这一划分方式。综合参考《大陆新报》
使用的“纺织派”“会社派”这一划分标准，以及精英层在残留率上的差异（表 7、表 8）、中间层在居住空间上的不同（参照注释 32），本文将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划分为“纺织派”“会社派”“土著派”（“土著派”内部又划分为“中间层”“工业同志会”“土著派”）三大类加以考察。
18 《「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 53 页。
12

1、拥有工部局邦人委员会及市参事会选举权的个人
市参事会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最高决策机关，一般由 9 名参事构成，参事选举为每年
一次，投票人与当选者都必须是缴纳规定额度以上税金的外国居留民。然而事实上，各居留
民社会之间会提前对候选者名额进行调整，公共租界里各居留民社会之间的势力关系决定着
市参事会的人员构成。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市参事会一直由英国 7 人、美国 1 人、德国1 人构成，这种情况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 年，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在参事会中占得一席。1927 年以后的外国参事构成为日本 2 人、英国 5 人、美国 2 人（另外还有中国人参事）19。
人名录中有关日本人参事的情况，36 年版没有记载（具体情况后述），39 年版中记载有冈本乙一、杉坂富之助 2 人20。另外，市参事会之下所设工部局邦人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及其职业状况21如表 10 所示：36 年版中邦人委员会共由 11 处委员 10 人构成（将兼职情况计入
在内、实际共有 14 个委员席位），39 年版的情况为 10 处委员 9 人（实际席位 14 席）。这些
人物皆为纺织派、会社派精英及土著派权威人士。其中，36 年版有 5 人在 39 年版中没有出
现（▼），39 年版中新出现的人物有 4 人（▲），在两版中同时都拥有委员身份的人物有黑田庆太郎（上海纺织会社总经理）、冈本乙一（律师）、水田进（泰和银公司专务董事）、三好龙子（YMCA）4 人22。

表 10

个人（工部局邦人委员）注：1）姓名一栏中出现的“※”表示在 36 年版与
39 年版中都有记录的人物；“□”表示拥有 5个以上职业或身份的人物（即被抽取者）；“◎○▲▼”表示此人在两版中的去留情况。
“纺织、会社”分别表示行业分类中属于“14号纺织业”的人物、及所属组织的本社或本店在上海以外的“会社派”（参照注释 16）。
2）所属组织一栏中出现的“数字”表示该组织在外务省调查资料中的行业分类号；“◎○▲”表示该组织在两版中的去留情况。

19 关于工部局市参事会选举的情况，1930 年代前期的选举基本由英美日三方对名额进行事先调整，并依据
所谓“绅士协定”来维持名额的分配比例。1935 年以后，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居留民“土著派”要求根据人口比例及对租界的贡献率（纳税额）来修改获取选举权的条件，并主张推举三名候选人进入市参事会竞选，这些要求与主张得到总领事的认可。针对此种情况，英方亦通过预备选举对候选者进行了调整，
最终形成 10 名候选人竞选 9 个名额的局面。
（参照：《居留民の上海―共同租界行政をめぐる日英の協力と対立》，第 195-234 页。）
20 金风社人名录 1939 年版（第 29 版），第 226 页。
21 金风社人名录 1936 年版（第 28 版），第 120 页；1939 年版（第 29 版），第 226-227 页。
22 三好龙子在人名录 36 年版中的记载为“三好夫人”。

13人名录的《凡例》中，关于市参事会选举有如下说明：居住于公共租界内并缴纳家屋税（房屋税）每年超过 70 两以上的个人及法人具备选举权，在人名录中将以“×”标记。表 11
是两版中有“×”标记的个人及法人情况统计。
在 36 年版中，拥有市参事会选举权的个人及法人数为 385（其中个人 185、法人 200），
39 年版为 392（其中个人 156、法人 236）
；36 年版中有记载而 39 年离开上海的有 50 个（▼，个人 38、法人 12），36 年版中没有记载而在 39 年版中新出现的有 32 个（▲，个人 18、法人 14）。拥有选举权的个人及法人数超过 10 个的行业情况为：36 年版“14 号纺织业”（1/14）、“23 号印刷出版业”（4/6）
、“28 号销售业”（74/50）、“29 号贸易业”（14/40）、“30 号

表 11个人（工部局参事会选民）金融保险业”（3/13）、“34 号餐饮旅馆”（29/10）、“43 号运输业”（5/14）、“49 号医疗业”（15/1）；
39 年版“14 号纺织业”（1/15）、“20 号服装制造业”（4/8）
、“28 号销售业”（68/62）、“29 号贸易业”（12/39）、“30 号金融保险业”（4/13）、“34 号餐饮旅馆”（28/13）、“43 号运输业”（2/14）、“49 号医疗业”（13/2）。
对于以上海为据点谋生活的“土著派”
居留民而言，工部局所施行的纳税、治安维
持等行政管理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参与市参事会的选举活动，试图增加日本参事的人数。1936 年，
在“土著派”主导下山本武夫、卜部卓江、乡
敏等三人被推举出来与英美候选人展开竞争。然而，日本总领事及“会社派”的精英们

注：“▼”表示在 39 年版中没有记载的个人及组织；认为这一举动会影响与英美居留民之间的“▲”表示在 36 年版中没有记载的个人及组织。

关系，对此持反对态度。最终，总领事认为

表12 1936年工部局参事会选举结果

如果这次选举失败，对于“土著派”来说也算
是上了“很好的一课”，于是同意“土著派”参加竞选。结果如总领事所料，卜部卓江落选、
山本武夫与乡敏以最低票数当选，日方在此次竞选中以惨败告终23（表 12）。36 年版中关于参事的情况毫无记载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24。

注：总投票数为 2799 票，其中无效选票 19 票。一张选
票上最多可选 9 人。
（参照：
《居留民の上海―共同租界
行政をめぐる日英の協力と対立》，第 199 页。）

23《居留民の上海―共同租界行政をめぐる日英の協力と対立》，第 198-199 页。
参事会选举于每年 3 月至 4 月举行，同时人名录 36 年版的数据来源于“昭和 11 年（1936 年）8 月、9 月、10 月、11 月”所进行的调查。（参照：《居留民の上海―共同租界行政をめぐる日英の協力と対立》，第 195
页；金风社人名录 1936 年版（第 28 版），第 1 页。）

2414

2、居留民团议员
上海居留民团成立于 1907 年，是外务省（上海总领事）监管下的自治团体，由决策机构居留民会、董事机构行政委员会（1934 年以后成立由 7 人组成的参事会）、各辖区事务机
关（民团长、助理、会计主任）构成。民会议员选举的条件是：“向民团缴纳所得税或营业
税在 6 个月以上、并居住于民团管辖范围内的居民拥有选举权”。
表 13 是根据 36 年版所记载的民会议员相关信息整理而成25，并利用数据库检索出了这
些议员的职业信息。可以看出，36 年版记载的民会议员总数为 37 人，其中“纺织派”15 人、“会社派”5 人、“土著派”17 人，议长与副议长分别由“纺织派”与“土著派”的人担任，参事会
由“纺织派”2 人、“会社派”2 人、“土著派”3 人等 7 人组成。“纺织派”的 15 人当中有 5 人的
职业为“14 号纺织业”，另外 10 人的职业为“33 号公司职员”。此外，民会下面设有预算、教育、医疗、纳税等相关委员会，以协助决策的形成。面设有预算、教育、医疗、纳税等相关
委员会，以协助决策的形成。
39 年版所记载的 39 名议员26，是从 1939 年 2 月 25-26 日举行的民会议员选举中产生。
表 13

个人（居留民团议员）注：1）“政派”的划分方式为，所属行业分类为“14 号纺
织业”者归为“纺织派”，所属公司或企业的本社·本店不在上海的人物归为“会社派”，其他人物则归为
“土著派”。
2）姓名后所附“□”表示拥有 5 个以上职业或身份的人物；“（）”内的数字表示该人物所拥有的职务总数。
3）各委员会中的“◎”表示该人物担任委员长。

表 14 对这 39 名议员逐个进行了确认，并从数据库中检索出了每个人的职业、所属机构及职
位，政治派别一栏及得票数信息来源于《大陆新报》1939 年 2 月 27 日的报道。

25
26

金风社人名录 1936 年版（第 28 版），第 172-174 页。
金风社人名录 1939 年版（第 29 版），第 312-313 页。
15关于这届民会议员选举《大陆新报》有连续报道，大致情况如下：此前

表 14

个人（居留民团议员②）39 年版

的民会一直处于纺织派与会社派的联
手控制中，各派别为了各自的利益一直
存在暗中争斗。事变发生后，以复兴上海为目标的民会革新被提上日程。在实际选举中，拥有选举权的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弃权者颇多、超过了上届。其原
因在于虹口地区的商人对于民会选举
颇为冷淡，以及外出旅行者的人数变
多。土著派与中立派的候选者为了能够
当选花费了高额费用，结果纺织派却以低花费当选。尽管纺织派在投票结果中
依然占据绝对优势，然而纺织派、会社派与中立派、土著派、工业同志会相对
抗的局面却由此形成。尤其是无主见的中立派转向革新、对于民会革新来说是
非常大的推动力。于是，中立派与土著
本党成为革新的急先锋，并试图争取纺
织派与会社派内部支持革新的人。最高得票者森田荣吉虽然是作为中立派的候选者当选，但其明显是土著派。森田的竞选主张为改善日本人内部竞争的局面，争取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与民生相关的实业性行业的主导权。选举
结束后，中立、土著、工业同志会三派当选的民会议员，以“居留民团的廉政与革新、与会
社纺织两派合作、实现民会战时体制”为宗旨，成立了民议俱乐部。
3、商工会议所会长及议员八一三事变以前的上海商工会议所，与日本国内的商工会议所有所不同，它只需要领事馆的许可便能成立，并没有什么法令性依据。1938 年 12 月，上海总领事馆发出三号令《上海商工会议所规则》，据此形成的新商工会议所章程于 1939 年 2 月被通过。在新组织的成立
过程中，除了商工会议所的成员，居留民团、工商业组合的代表等都参与进来。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的日本商人急剧增加。新商工会议所将这些新增商人的一部分纳为新会员，以维持其作为工商业者代表机构的地位。但同时，新商议也保留了旧商议中由大型企业会员占主导地位的传统27。表 15 是依据《人名录》所载上海新旧商工会议所会长及议员的名单、并利
用数据库检索其中每个人的所属机构及职位整理而成。

27

山村睦夫：《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ネットワークの再編と限界》，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 2000 年，第 472-478 页。
16

表 15

个人（商工会议所干事）

注：1）姓名栏中“□”表示拥有 5 个以上职业或身
份的个人；“◎○▲▼”表示在两版中的去留情
况；“纺织、会社”表示政治派别；“*”表示华中振兴旗下企业。
2）所属企业及其职称一栏中，“数字”表示在外务省调查资料中的行业分类号；“◎○▲*”
表示此人在两版中的去留情况。

从成员构成来看，36 年版为会长 1 人、副会长 1 人、常务议员 18 人，39 年版则通过扩充改编为会长 1 人、副会长 1 人、顾问 4 人、常务议员 13 人、议员 25、特别委员 5 人。此外，36 年以后离开的有 8 人（▼），39 年新来的包括会长及副会长在内共有 18 人（▲），其中，来自华中振兴会社企业群的华中水电常务董事青木节就任副会长，华中振兴会社总裁儿玉谦次任顾问。正如山村睦夫所指出的，旧商议（36 年版）的成员主要由“纺织”、“会社”两
派的精英构成，而新商议（39 年版）则将“土著派”工商业者也纳入其中了。
4、日本（人）俱乐部理事
上海日本人俱乐部是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进行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会员制）。1912
年经外务大臣许可、其作为财团法人正式成立。1915 年俱乐部大楼落成，其中食堂、宴会
厅、大小会议室、剧场、住宿等各项设施齐全，一次性可容纳 500 人。1919 年，又将新公园
北侧的 800 坪（1 坪＝3.31m2）开拓为其附属庭园，作为游园会等户外娱乐活动的场所28。
《人名录》中列出了俱乐部理事的具体名单（36 年版 pp.201-202、39 年版 pp.41-44），
表 16 是对这些名单进行整理、并从数据库中抽取每个人的所属机构及职位等信息制成。在36 年版与 39 年版中，俱乐部理事会都是由理事长与理事（包括 2 名会计理事）组成，理事
长皆为“纺织派”的核心人物船津辰一郎（日本在华纺织业同业会总务理事）。理事的具体构
成情况为：36 年版 18 人（纺织派 1 人、会社派 10 人、其他 7 人），39 年版 31 人（纺织派1 人、会社派 14 人、华中振兴系 2 人、其他 14 人）。在两版中同时都有记录的 7 人（船津28

《上海の日本文化地図》第 68-70 页。
17辰一郎不计入在内），除山中喜一（日清汽船支店店长）之外，冈本乙一（律师）、甘浓益三郎（民团长）、林雄吉（各路连合会会长29）、深町作次（上海每日新闻社社长）、波田博（上海日报社社长）、石崎良次（爱光社牧场主）等人皆为“土著派”代表人物。在 36 年版中有记载但 39 年版中无记载的有 8 人（▼），这一变化源于工作调动而非真正离开上海。36 年版
中无记载但在 39 版中有记载的为 14 人（▲），除了因工作变动的调入者，另一部分来自华
中振兴会社新设企业的经营者及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
表 16

個人（日本人俱乐部干事）

注：1）姓名一栏中，“※”表示两版中都有记载的人物；“□”表示拥有 5 个以上职业或身份的个人；“◎○▲▼”表示在两版中的去留情况；“纺织、会社”表示
政治派别；“*”表示华中振兴旗下企业。
2）所属企业及其职称一栏中，“数字”表示在外务省调查资料中的行业分类号；“◎○▲*”表示此人在两
版中的去留情况。

5、各路连合会与町内会会长
各路连合会发端于 1915 年由居留民自行组织的 6 个町内会，其在突发或紧急事故时会
组织自警团，协助总领事馆及居留民团进行避难、救护、儿童上下学护卫及疏通交通通信等工作。1917 年，由 12 个町内会组成的“上海日本人町内会连合会”成立。1925 年五三〇事件（五卅惨案）发生后，町内会连合会改名为“各路连合会”，除军队、东亚同文书院及日本在华纺织企业的员工外，所有上海日本居留民皆加入其中。在各路连合会的构成中，70%以上
的町内会以及 89%的人员处于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中部（虹口、闸北）及北部（北四川路、

29

就林雄吉在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地位而言，首先应该是各路连合会会长。表 13 与表 7 是根据实际从业情况的标准进行数据抽取，因此两表中林雄吉的身份记载为上海信托会社专务董事。
18租界外），因此该组织主要体现的是居住于该区域、代表日本普通民众的“土著派”的利益30。
表 17

个人（各路连合会干事）

注：1）同表 10。
2）“☆”表示此人同时兼任町内会长。

表 17 将上海日本人各路连合会会长、委员、常务干事的个人信息抽出、并对其所属机构等情况进行了整理31。首先，从被抽取者（□）的比例来看，36 年版为 13/23、39 年版 11/29。
在两版中同时担任相应职务的有 16 人（※），同时兼任町内会会长的 36 年版为 14 人、39
年版 24 人（☆）。此外，36 年版中有记载而在 39 年版中不存在的有 2 人（▼），36 年版中
不存在 39 年版中新出现的情况没有
（▲）。可归为“会社派”的人物 36 年
版与 39 年版各 2 人，“纺织派”人物并
未出现在该组织中（图 4）32。
町 内 会 被 划 分 为 “ 中 部 ”“ 北部”“东部”（杨树浦）及“南部”（旧英租界及法租界）四个大的区域，36 年
版的记载将各会所属详细区划 1-14

出处：《「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73页。

图 4 上海日本在华纺织企业分布图30《「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 54-55 页。
金风社人名录 1936 年版（第 28 版），第 212 页；1939 年版（第 29 版），第 356 页。
32 就职于日本在华纺织企业的日本职员虽生活在上海，但与中国社会完全没有交集，甚至与居住于虹口地
区的日本居留民社会也因地理上的隔离而几乎不存在交流，过着在纺织厂的工场与宿舍之间两点一线的封闭生活。他们“每天只来往于被高墙包围的职工宿舍与纺织厂之间，职工宿舍的生活很舒服，虽然也雇佣中国人当保姆或厨师，但与此之外的中国人完全没有交往”。参照：《「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107 页。
31

19

区一一标记出，而 39 年版只记载了各会的名称33。
下面是对各町内会的名称及其会长的留任情况所
作的整理（表 18）。
从町内会的数量来看，36 年版的情况为中部
19、北部 29、东部 4、南部 2 个，39 年版为中部
20、北部 34、东部 3、南部 1 个，北部町内会的数
量增长最为显著（增加 5 个）。从 36 年版到 39 年
版中，其组织完全保留下来的町内会有中部 16、
北部 27、东部 3、南部 1 个，这其中由同一人物继
续留任町内会会长的情况为中部 6、北部 17、东部3、南部 0 个。此外，36 年版中有记载而 39 年版
中没有出现的町内会会长人数有 8 人（▼，中部 2人、北部 5 人、南部 1 人），36 年版中未出现但在
39 版中有记载的会长人数为 9 人（▲，中部 3 人、
北部 6 人），这其中包括 4 个新出现的町内会（中出处：《「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第 35 页。

部 2 个、北部 2 个）。
虹口地区的中国人被驱逐、并成为日本人的
表 18

33

图 5 上海日本居留民关系地图个人（町内会长）金风社人名录 1936 年版（第 28 版），第 212-214 页；1939 年版（第 29 版），第 356-358 页。
20注：1）同表 10。
2）“☆”表示此人同时兼任各路连合会委员·常任干事。

集中居住地带，是在 1932 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图 5）。由于中国的反日
民族情绪高涨，各路连合会及町内会随着该区域的急剧日本化、便以此处为据点将其组织进
行扩展。以苏州河为界，隔河相望的南岸地区即是繁荣的“孤岛”——公共租界。1941 年 1 月，
因各路连合会会长林雄吉暗杀工部局市参议会会长未遂事件的发生，各路连合会在总领事馆
指示下于同年 5 月解散，随即并入居留民团。

结语通过对《金风社人名录》数据库的运用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见解：（一）、36 年版与 39 年版中可以确定的实际总人数分别为 6849 人与 12651 人，组织或机构数分别为 1680、2306 个。
（二）、拥有成员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组织，36 年版有 80 个、39 年版为 169 个。其中，经济组织为 36 年版 62 家、39 年版 146 家，从 36 年到 39 年其总数量增加了 2.35 倍。以第二次上海事变为契机，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经济活动急剧活跃，其产业构成以华中振兴会社企业群为中心扩张到各行各业，而且事变后新出现的企业基本是由新兴涌入上海的日本人所创。
（三）、在《金风社人名录》中，同时拥有 5 个以上身份或职位的个人 36 年版有 104 人、
39 年版为 79 人。通过对这类群体的情况进行考察，可以从 39 年版中体育爱好者协会的“消失”与战死者表彰设施的修建等案例看出，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从平时进入战时这一转折。
同时还能发现：①居留民团代表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主要意向，在该组织中“纺织派”的管理层及职员占据主导地位，且职员为大多数34；②商工会议所及日本（人）俱乐部随着事变

34

居留民团议员中“纺织派”管理层与职员的人员比例为，36 年版 5:10（表 13）、39 年版 6:9（表 14）。
21

前后的社会变化进行了重组；③町内会以中部与北部为中心有所扩张。
第一次上海事变（1932 年 1 月-5 月）期间，中日两军展开了极为激烈的巷战。由此，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激化了中国民众与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并发生了在乡军人
会、自警团残害中国民众的行为。于是，虹口地区的中国人被驱逐，该区域便开始成为日本
居留民居住区。当时，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的管辖权及警察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当局正处于对
抗状态，因而对于日本这一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相敌对的行为，采取了以其利益主张为出发
点的解释35。这也是日本居留民在 1936 年市参议会选举中失败的原因。
当时的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作为公共租界的一部分（包括越界筑路区），在政治上主要
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居留民团及海军陆战队共同管理，其经济结构则主要由日本在华纺织业、海运贸易业、以及聚集于“日本租界”（虹口地区及北四川路）的中小工商业者所形成。
此时，租界以外、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华界”（由上海市政府管辖）虽有所扩张，但该动向是基于“正常”的非战时国家关系这一背景而产生。1935 年中日两国上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后，日本特命全权大使便常驻上海。
1937 年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后，日本华中派遣军相继占领上海、南京，并于 1938 年 3月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作为亲日政权。1938 年，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从否认国民政府走向“东亚新秩序”建设，与之伴随而来的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召回、兴亚院的设置以及华中振兴
会社的设立等一系列举措。另一方面，在事变中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日军警备区，由此上海租界范围减半，但在英美法保护之下没有被日军控制的租界地区，得以保持“中立”而迎来了“孤岛”时期的繁荣。尽管与维新政府的“合作”以及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暗斗、频频触发暗杀事件，1939 年时期的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还是在扩大。这也招致了华中振兴会社旗下的企业
群及来自东京、大阪等地的企业的新兴加入，上海原有日系经济组织及其活动的扩张，以及来自日本底层社会的“淘金者”的大量涌入。并且，战时正常国家关系的缺乏及“孤岛”时期上
海租界的繁荣等外在环境，也对日本居留民社会的变迁及其内部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居留民团议会中的争论、商工会议所的重组、以及町内会的扩大。
1940 年 3 月，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成立，这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同盟国对阵轴心国的态势已然明朗，中日战争
也由此重新定位、并被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此同时，日军进驻整个上海租界。1943 年，
日军将上海租界返还于汪精卫政权。1945 年二战终结，这也意味着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消亡。

35《居留民の上海―共同租界行政をめぐる日英の協力と対立》，第 150-158 页。
22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5-10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5-10

1930 年代上海日本人社会の変容―『金風社人名録』のデータベース化と考察

田中仁、鄒燦、前田輝人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anghai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1930s:
The Digitization of Kinpisha’s Name Recors and its Analysis
TANAKA Hitoshi, ZOU Can, MAEDA Terundo

要

旨

本稿は、金風社編『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録（上海之部）』の 1936 年版（第 28 版）と 1939年版（第 29 版）のデータベースを用いて、「第 2 次上海事変」を契機に平時から戦時へ移行した上海日本人社会がどのように変容していったのかについて、集団と個人という視角から考察する。
『金風社人名録』データベースを用いた考察によって得られた知見は、下記のとおりである。
（1）36 年版と 39 年版で特定できる個人はそれぞれ 6849 と 12651、集団はそれぞれ1680 と 2306 である。（2）10 人以上の成員を有する集団として特定できるのは、36 年版
で 80、39 年版で 169 である。これを経済組織で見ると 36 年版 62 社・39 年版 146 社で、2.35 倍となった。第 2 次上海事変を契機とする上海日本人社会の経済活動の活発化によって、産業構成は中支那振興会社企業群を中心に全業種に拡大した。また事変後に誕生した企業は、基本的に新来者により組織された。
（3）『金風社人名録』に 5 件以上のデータを有する個人は、36 年版 104 人、39 年版 79 人である。被抽出者の情報を整理すると、39
年版におけるスポーツ愛好団体の「消滅」と戦没者顕彰施設（上海神社）の整備という、
上海日本人社会の平時から戦時への転換を見てとれる。同時に、①上海日本人社会の意思を集約する場であった居留民会をリードする「紡績派」が経営者層と職員から構成され、かつ後者が多数を占めていたこと、②商工会議所と日本[人]倶楽部が社会の変容にともなう再編を行ったこと、③町内会が中部と北部を中心に拡大したこと、が分かる。

担当委員：瀧口 剛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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