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Ξ章

提清要 : 晚清知识界分别 “新学”与 “旧学”, 相应地也区分了 “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 “会通”, 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 。史
学之走向 “中心”, 乃 “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 ; 在 “援西入中”过程中 , “史学”
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 。经历这些曲折 , “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
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 。然而 , 史学学科的自主性 , 在史之范围愈益放
大的同时 , 却成了问题 , 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 , 仍有其 “未完成性”的一面 。
关键词 : 会通 经世致用 史学

现代学科张之洞阐述 “旧学为体 , 新学为用”时 , 曾这样区分 “新学”和 “旧学”: “‘四书’、‘五
经’、中国史事 、政书 、地图为旧学 , 西政 、西艺 、西史为新学 。
”①这里将 “中国史事”与 “西史”分列于 “旧学”与 “新学”。其实 , 分别 “中史”与 “西史”, 也非张之洞个人见解 , 乃晚
清知识界的共同看法 。1895 年上海强学会开会 , 其 “章程”述及学问之分门别类 , 就分出 “中国史学”与 “万国史学”。②梁启超 1897 年所作《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将 “声光化电格算”与“农矿工商史律”作为西人之 “述作”与 “纪载”, 实际也区分了 “中史”与 “西史”。③既如此 ,史学意义上之 “会通中西 , 权衡新旧”, 便是无法避遁的问题 。
所谓 “会通”, 算不上新鲜字眼 。郑樵早有言 : “百川异趋 , 必汇于海 , 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 万国殊途 , 必通诸夏 , 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 会通之义大矣哉 !”④明清之际中西重开沟通Ξ

本文是作者与德国埃尔朗根 —纽伦堡大学 Dr. Michael Lackner 教授共同承担项目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 The Formatio n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China ) 的部分研究成果 , 该项目由德国学术基
金会 (DAAD) 与中国留学基金会 (CSC) 共同资助 。作为会议论文 , 曾提交 2004 年 4 月复旦大学历
史系主办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谨此说明 。

① 张之洞 : 《劝学篇》, 苑书义等主编 : 《张之洞全集》第 12 册 ,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98 年 , 第9740 页 。

② 《上海强学会章程》, 《强学报》第 1 期 , 中国史学会主编 :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第 4
册 , 上海 : 神州国光社 , 1953 年 , 第 392 页 。
③ 梁启超 :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9 年 , 第 23 —29 页 。
④ 郑樵 : 《通志》,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35 年 , 第 1 页 。

·75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之局 , 徐光启即表示 , “欲求超胜 , 必须会通 ; 会通之前 , 先须翻译”。① 不只提出在历法上若中
西 “会通归一 , 则事半而功倍”, 还具体构想 “度数旁通十事”, 涉及中西多项学问之 “会通”。②
到 20 世纪初年 , 致力于 “发明国学 , 保存国粹”之 《国粹学报》, 尽管将 “扬西抑中”视作“无识陋儒”之见 , 却也赞成 “穷则必通”之理 , 并且强调 “学术所以观会通也”。③ 然而 “史学”如何 “会通”, 甚至是否有 “会通”的问题 , 却并不那么简单 。张之洞因新学 、旧学 “互相訾”, 曾大讲 “会通”之要与 “循序”之道 , 但所言及的包括了 “西政”、“西艺”, 却不及于

“西史”。梁启超《新史学》也曾指出 ,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 , 为中国所固有者 , 惟史
学。
”④ 似乎中西史学的 “会通”, 最不成问题 。较之哲学 、政治等新兴学科 , 史学确有其特殊性 , 但也同样存在如何转化的问题 。研究者从学科体制探讨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 即指明 , “中国所固有的史学 , 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学科 ( discipline) ”。⑤ 因此 , 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 , 在学术
重新分类及整合之际 , 或许只是增加了 “会通”的复杂性 。
显然 ,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 涉及史学之现代遭际 , 以及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形成 。
关乎此 , 尤其是清季民初史学的走向中心 , 研究者已多有揭示 。⑥ 依拙见 , 除着眼于中国学术内
部经学与史学的互动 , 对此的检讨 , 尚可结合 “中史”与 “西史”之 “会通”加以考察 。我想说明的是 , 史学之走向 “中心”, 乃 “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 , 张扬的是 “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 , 这也构成中西史学沟通之基础 ; “援西入中”过程中 , “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 。经历这些曲折 , “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 , 也为史家所关注 。言及史学在现代中国之转向 , 以及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 , 或不能离开对这些环节的考察 。毕竟 , 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成长 , 是在中西历史 “会通”的背景下发生的 。基于此 , 则 20
世纪中国所形成的对史学的认识 , 当有更清晰的把握 。

一

作为经世之 “史学”论者有关经学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的见解 , 提示我们注意 , 有必要立足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审视清季史学之走向 , 而问题还可追溯自周予同先生对经史关系演进脉络的勾画 : 两汉是“史附于经”, 史学似无独立地位 ; 魏晋至隋唐 , 史部始独立 , 为 “史次于经”的阶段 ; 宋至清
则已有 “经等于史”之议 。⑦ 这样区分经史之走向 , 或多少有些过于简略 。关键在于 , 经史之界限并非足够清晰 , 经史之易位 , 恐也难下断语 。⑧ 不过 , 围绕史学问题展开讨论 , 尤其是关注史① 徐光启 : 《治历疏稿二 ·历书总目表》, 王重民辑校 : 《徐光启集》下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3 年 , 第374 页 。
② 徐光启 : 《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 《徐光启集》下册 , 第 332 —338 页 。
③ 《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略例》, 《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1 期 , 1905 年 。
④ 梁启超 : 《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第 1 页 。
⑤ 刘龙心 : 《学术与制度 ———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台北 : 远流出版公司 , 2002 年 , 第 2 页 。
⑥ 参见罗志田 : 《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 收入氏著 : 《权势转移 : 近代中国的思想 、
学术与社会》,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99 年 , 第 302 —341 页 ; 彭明辉 : 《晚清的经世史学》, 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 , 2002 年 。
⑦ 周予同 : 《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 朱维铮编 :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 增订本 ) , 上海 :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694 —697 页 。
⑧ 朱维铮先生即指出 , 清代的经学形态从来没有统一过 , 其内部的异端思潮 , 可以说贯串始终 。同样的 ,史学范畴究竟何所指 , 也需斟酌 。如主张 “六经皆史”的章学诚 , 所谓 “史学”, 不但主张要以 “义”·76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学地位的提升 , 基本视野离不开经史之间公开的或潜在的论辩 , 倒是不容置疑 。
关于 “经”之意义 , 尤其是对各种 “经典”的阐述如何构成历代 “学”与 “术”的基础 ,此处不赘 。① 不过 , 有一点是清楚的 , 分属汉宋两大体系 、作为传统学术主要形态的经学 , 构成
了不同时代知识来源的主体 , 并且自汉代即确立了 “通经致用”的原则 。相应地 , 经史之间也
长期存在着主从关系 。陈寅恪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的见解 , 常为学界征引 , 无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史学在宋代的兴盛 , 但这样大体接近对等的经史关系 , 似乎只是一个 “特例”。② 顾炎武所谓的 “八股盛而《六经》微 , 十八房兴廿一史废”, 就明示了经学对史学的压抑 , 他也着意于
挽救 “史学”之 “废绝”, 以培养 “通达政体之士”。③ 而正是明末清初这段时期 , “史学所以经
世”的主张得以彰显 , 按照梁启超的评说 , “清初诸师皆治史学 , 欲以为经世致用 。
”④ 王国维也
指出 , 清初学者 “离丧乱之后 , 志在经世 , 故多为致用之学 , 求之经史 , 得其本原 , 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 , 而实学以兴 。
”⑤ 张之洞说得更具体 : “由小学入经学者 , 其经学可信 ; 由经学入
史学者 , 其史学可信 ; 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 , 其理学可信 ; 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 , 其词章有用 ;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 , 其经济成就远大 。
”如论者道明的 , 明确指出三种学者可信 , 一种文人有用 , 而惟有经史学家出而 “经世济民”, 才有辉煌功业 , 道出了张之洞论学之 “深意”。⑥“经世”主张与史学发展的密切相关性 , 不是什么新鲜见解 。这里的问题是 , 史学地位的提升 , 其意义究竟何在 ? 需要考量的是 , 史学地位的提升 , 反过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史学的认知 。
陈寅恪肯定中国史学 “莫盛于宋”, 同时又指出 ,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 , 而史学则远不
逮宋人 。
”此显然是着眼于经史关系考虑问题 , 认为 “清代经学发展过甚 , 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⑦ 就经史关系而言 , 应该承认 , 史的提升确乎是作为经之补充 。黄宗羲就强调 , “学必原本于经术 , 而后不为蹈虚 , 必证明于史籍 , 而后足以应务 。
”⑧ 意思很明确 , 学者首先需 “穷经”,
以 “六经为根柢”。而且 “经术所以经世”, 只是拘执经学 , 难免不适于用 。欲免迂儒之诮 , “必兼读史”, “读史不多 , 无以证理之变化”。⑨ 黄所指明的读书门径 , 也体现着这一看法 : “读书当从六经 , 而后史 、汉 , 而后韩 、欧诸大家 。浸灌之久 , 由是而发为诗文 , 始为正路 。舍是则旁υg 实际上 , 章学诚强调 “史学所以经世 , 固非空言著述也”, 但其对《六经》本身的蹊曲径矣 。
”λ① 为主 , 而且明示义之范畴 , 即是由孔孟到程朱的名教 。参见朱维铮 : 《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 见氏著 :《求索真文明 ———晚清学术史论》,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3 —12 页 。
① 章清 : 《传统 : 由 “知识资源”到 “学术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 , 第 190 —203 页 。
② 陈寅恪 :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0 年 , 第271 —272 页 。参见罗志田 : 《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 见《权势转移 : 近代中国的思想 、学术与社会》, 第 311 页 。
③ 顾炎武著 , 黄汝成集释 : 《日知录集释》, 长沙 : 岳麓书社 , 1994 年 , 第 584 页 。
④ 梁启超 :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43 页 。
⑤ 王国维 :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王国维遗书》第 2 册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1983 年 , 第 582 —586 页 。
⑥ 张之洞 : 《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 陈居渊编 : 《书目答问二种》,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98 年 , 第 265 页 。
同时可参见朱维铮先生为该书所写的 “导言”。
⑦ 陈寅恪 :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第 269 —271 页 。
⑧ 全祖望 : 《甬上证人书院记》, 《鲒埼亭集外编》卷 16 , 此据陈谷嘉 、邓洪波主编 : 《中国书院史资料》
中册 , 杭州 : 浙江教育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1351 —1352 页 。
⑨ 《清史稿》卷 480 《黄宗羲传》,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7 年 , 第 13105 页 。
υλg 黄宗羲 : 《高旦中墓志铭》, 陈乃乾编 : 《黄梨洲文集》,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59 年 , 第 147 页 。

·77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意义并未动摇 , 却也甚为显明 , “若夫《六经》, 皆先王得位行道 , 经纬世宙之迹 , 而非托于空言。
”只是个中确也显示 , 经史渐有混同为一的趋势 。章氏 “六经皆史”主张的提出 , 其基本依据即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古之所谓经 , 乃三代盛时 , 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 而
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
”① 这一点也构成有清一代学术转向的主要征象 , 陈寅恪已指出
清代之经学与史学 “俱为考据之学”, 故治其学者 , “亦并号为朴学之徒 。
”② 周予同说得更明确 ,清代学术全盛时 , 一般学人以经史为研究对象或材料 , 并采取考证 、订补 、辑佚等广义的考证
学方法 。这样的考证工作 , 与其说是 “治经”, 不如说是 “考史”。③
如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示的 , 清学分裂的主要原因 , 乃极幼稚之 “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 “经世之学”相结合 , 别树一派 , 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 。④ 研究者也强调 ,1890 年后的 10 年是中国思想发展重要的分水岭 : 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趋于告终 , 而寻求今天仍在摸索中的思想新方向被提了出来 。⑤ 无须多言 , 经世致用思想确算晚清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津梁 , 以此作为讨论史学转向的前提 , 当不为过 。只是有必要指出 , 当经世致用的理想在晚
清被重新肯定 , 史学已有新的定位 , 不仅经史已渐趋为一 , 且史学之意义也落实在 “经世致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即对此有颇为清晰的说明 : “问 : 今欲将诸书略分次第 , 以求经史 、理学 、词章诸门径为第一节 , 致力经史为二节 , 致力词章及经济时务为三节 , 归而索之义理之
书为第四节 , 何如 ? 答 : 经济即在经史中 , 加以阅历 , 乃有把握 , 否则赵括之谈兵而已 。时务
特经济之一端 , 亦即史学之一种 , 分之无可分也 。义理之书 , 转置于后 , 亦所未喻 , 读经读史 ,皆当以义理权之 。
”⑥ 不仅向所尊崇的学问次第已遭质疑 , 而 “时务”乃 “经济”之一端 , 同归于 “史学”, 也言之凿凿 。了解这一点自有其重要性 , 实际上 , 晚清对西学 、新学中 “史学”之接纳 , 即本乎此 。

二 西学 、新学中的 “史学”
章学诚尝言 , “七略之流而为四部 , 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 , 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 。
”因之 ,“凡一切古无今有 、古有今无之书 , 其势判如霄壤 , 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 , 以部次近日之文章。
”⑦ 从中国文献分类所遭遇的问题 , 来审视西学知识被中国接纳 , 倒也有某些契合的地方 。
1899 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 就生发相似的疑问 : “自七略以下 , 门类分合 , 部居异同 ,前人犹多訾议 。东西学书 , 分类更难 。言政之书 , 皆出于学 ; 言学之书 , 皆关乎政 。政学难分 ,则部次奚定 ? 今强为区别 , 取便购读 。通人之诮 , 知难免焉 。
”⑧ 讨论西学 、新学中的 “史学”,
尤其是史学在现代学科中的安置 , 或许也当有此自觉 ,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领域 。
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 , 并且地理学科作为先行学科起着导向作用 , 已是方

①
②
③
④
⑤

章学诚著 , 仓修良编 : 《文史通义新编》,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3 年 , 第 3 、36 页 。
陈寅恪 :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第 269 —271 页 。
周予同 :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 增订本) , 第 516 页 。
梁启超 :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第 59 页 。
张灏 :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 1890 —1907) 》, 崔志海 、葛夫平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211 页 。
⑥ 朱一新 : 《无邪堂答问》卷 4 , 吕鸿儒 、张长法点校 ,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0 年 , 第 158 页 。
⑦ 章学诚 : 《校雠通义 ·宗刘第二》, 《四部精要》11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1118 页 。
⑧ 徐维则 : 《东西学书录 ·序》, 徐维则辑 、顾燮光补 : 《增版东西学书录》, 1902 年 , 第 1 页 。

·78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家之论 。① 然不可否认的是 , 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 , 地理 ( 空间) 之外 , 尚包括历史 ( 时间) 这
一环节 , 即中西历史的 “合和”。② 这里所要讨论的是 , 历史知识 , 尤其是外国历史 , 作为 “西学”的一部分 , 在中国是如何被接纳的 。同样需强调的是 , 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 , 今昔各异 。
换言之 , 今日所接受的历史知识 , 在斯时并不一定就是当作历史知识介绍的 。以往检讨西方史学东渐之历程及其反响的论著 , 即不乏令人困惑之处 。盖对史学的把握 , 皆取今之立场 , 哪些
作品归到史学论著的范畴 , 也依据于此 。但度之往昔 , 情形是否如此 , 或者是否有一以贯之的
看法 , 其实是值得推敲的 。③ 毕竟 , 现代学科的形成 , 是一个繁复的过程 ; 明确的分科意识 , 也
是逐步清晰的 。西方史学论著之被安置 , 也极富意味 。可以举证的是 , 随着西学传播力度的加剧 , 各种西书在中国的出版渐成规模 , 相应地也出现了对各种西书进行分类的选本 。这些选本的史学部分 , 即显示出当时对史学的认知 。透过那些收于西学选本的 “史学”论著 , 所谓 “西史”究竟何所指 , 或就较为清楚 。
自明清之际西学传入中国始 , 传教士已试图对西学进行整体介绍 , 艾儒略 (J ules Aleni )《西学凡》即略有体现 。与此相应的 , 中国士人也曾汇集某些著述 ———如李之藻所辑之《天学初函》 ———作为 “西学”的代表 。
《天学初函》合为两编 : 一为理编 , 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 ; 一为器编 , 为论数学 、天文 、水利等的译书 。每编收书 10 种 , 共计 20 种 , 1628
年刊刻 。
“理编”与 “器编”, 颇合 “道”“器”之分的意味 , 不管怎样 , 实际反映出那个时代对
西学整体上的认识 。而此时对西方知识的了解 , 尚属有限 , 也没有史学的位置 。历史知识被纳
入 “西学”, 在艾约瑟 (Jo sep h Edkins) 的 “西学启蒙十六种”中已有鲜明反映 。1880 年艾氏司译总税署 , 授命于总税务司赫德 ( Ro bert Hart ) , 将 “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译成中文 。历时
五载 , 成西方启蒙读物 15 种 ; 随后艾氏又专门写了《西学略述》一书 , 合为 “西学启蒙十六种”, 1886 年由北京总税务司署印行 。④ 因系译本 ( 译自美国麻密伦学院的教科书 ) , 多大程度
是艾氏自觉的选择 , 实难判定 。但其中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志略》, 皆是当作历
) , 显示历史
史知识进行介绍 ; 《西学略述》也为史学留有位置 ( 总计 10 卷中 , 卷 6 即为 “史学”
知识已构成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毋庸讳言 , 西学知识之传入中国 , 本就体现着强势 , 而且这一强势还并非傅柯 ( Michel
Fo ucault ) 所论辩的知识与权力的关联 。⑤ 或许仅是坚船利炮 , 就足可赋予这些知识特殊意味 。
即以 “西史”来说 , “西方”已然如此 , 其 “历史”, 自然也就不止国别的意义 , 还与种种强势神话联系在一起 。按照有关学者的揭示 , 来华耶稣会士为了缓和中国官僚学者对基督教的恐惧
和不信任 , 努力传播了欧洲的 “神话”和 “神话历史”, 中西文化最初的接触实包含着中国为世
① 参见周振鹤 : 《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 ———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邹振环 : 《晚清西方地
理学在中国》,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0 年 。
② 在稍前完成的一篇文字中 , 笔者已试图说明 , 理解中国历史书写在近代的转变 , 视野恐不能局限于进化论 , 实有必要将问题往前追溯 , 事实上围绕历史环节的沟通 , 中西重开沟通之局后即已展开 。参见
章清 : 《“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杨念群等编 : 《新史学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236 —264 页 。
③ 譬如 ,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曾对翻译馆所出 160 种书籍进行分类 , 很多研究者往往也据此作为了解晚清西书中译的情况 , 不过 , 似有必要指出 , 由于统计于 1909 年 , 所谓的分类反映的其实已不是当时的认知 , 有关这一问题 , 笔者将另文探讨 。
④ 艾约瑟 : 《〈西学略述〉自识》, 原刊《万国公报》第 5 册 ( 光绪十五年五月) , 见李天纲编校 : 《万国公报文选》,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97 年 , 第 521 —522 页 。
⑤ 傅柯 : 《知识的考掘》, 王德威译 , 台北 : 麦田出版公司 , 1993 年 。

·79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界中心与耶稣会士的欧洲神话的交锋 。① 因此 , 所谓 “援西入中”, 就西方学科知识来说 , 也非单纯学科意义上的知识 。在各种西学汇编资料中 , “西史”之被安置 , 我们预想的学科意义 , 很长时间就并没有得到彰显 , 反而和斯时对西方各国 “富强”神话的想像密切相关 。即便当作“历史”, 最初阶段的阐述 , 尽管不能简单归于 “西学中源”那一套 , 然试图以 “旧瓶”装 “新酒”, 却也甚为明显 。如为谢卫楼 ( Devello Zololo s Sheffield ) 《万国通鉴》担任笔述的赵如光 ,就将史之要义理解为 : 以尧舜之仁 , 汤武之义 , 伊周之志 , 管乐之功 , 炳炳麟麟 , 登诸史册 ,“以冀后代长民者有所法”; 他若桀纣为君 , 昏庸无道 , 操莽为相 , 跋扈不臣 , 亦笔之于书 , “并期世之执政者知所戒也”。② 所谓 “有所法”与 “知所戒”, 即是以中国对史学的定位来解读西史
的典型反映 。对此 , 刘知几说得很清楚 : “史之为务 , 申以劝戒 , 树之风声 。
”③ 杜佑《通典》之
作 , 也有如斯之言 : “所纂《通典》, 实采群言 , 征诸人事 , 将施有政 。
”④
各种西学汇编资料 , 需另文才能详加讨论 。有道是 “要把金针度于人”, 这也算中西交流进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应该说 , 试图从整体上对西学进行全面介绍 , 在晚清中国并不鲜见 。顾
燮光曾述及其中所发生的转变 , 足备参考 。⑤ 这里只能选取某些较有代表性的丛书和书目《西学大成》、《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西学三通》等略作申论 。不过 , 即使针对这些资料 ,也不拟全面论述 , 所要者是有裨寻找 “史学”之位置 。⑥《西学大成》出版于 1895 年 , 该书介绍的 “西学门径”包括算学 、天学 、地学 、史学 、兵学 、化学 、矿学 、重学 、汽学 、电学 、光学 、声学等 12 门 。按作者自诩 , 该书为 “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 , 而 “史学”与这样一些学科一同纳入 , 也说明史学的定位所在 。编者并未给出选择 “史学”的理由 , “编序”言及 “史学”, 只是表示 , “伯益山海之经 , 疑若荒远 , 然如
班固 、范蔚 、宗释 、法显之传记 , 言外域者详矣 , 皆史学所自出也 。
”“史学”门所收录的书有《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列国岁计政要》、《列国海战记》、《万国公法》、《星轺指掌》, 仅此而言 , 亦可知 “史学”之纳入出于中外沟通之需要 , 并且主要是立足于 “富国强兵”来考虑所选书目 。职是之故 , 史学的分科意识 , 还很缺乏 , 因为收于 “史学”部分的这些书籍 , 于今而
言 , 就难入 “史学”之门 。⑦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 , 1897 年出版之《续西学大成》, 情况也没有多
少改变 , 尽管分科更细 , 有了 “史学”、“政学”与 “文学”各门 , 然从所收书目来看 , 仍是“史学”与 “政学”不分 ; 收于 “政学”与 “文学”的书目 , 同样产生着与今日视为 “经济”及① 陈明生 : 《南怀仁来华耶稣会士的地理学著作 ( 1584 —1674 ) 》, 魏若望编 : 《南怀仁 ———鲁汶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123 —136 页 。
② 赵如光 : 《序》, 谢卫楼编译 : 《万国通鉴》, 上海 : 美华书馆 , 1882 年 , 第 1 页 。
③ 刘知几著 , 浦起龙释 : 《史通通释》上册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3 年 , 第 192 页 。
④ 杜佑 : 《通典》卷 1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35 年 , 第 9 页 。
⑤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 ·自序》写道 : “清光绪中叶 , 海内明达惩于甲午之衅 , 发奋图强 , 竞言新学 , 而译籍始渐萌芽 。新会梁氏著《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 学者方有门径 。老友徐君以 g 病其略焉 ,乃仿提要例而有《东西学书录》之作 , 蔡孑民先生叙之 。是时燮光醉心新学 , 日以读译书 , 是务为补其阙 , 由徐君合印以行 , 而孑民先生复识之 。匆匆三十余年矣 , 嗣后燮光遨游南北 , 迄光绪三十年止 ,又读译籍约千余种 , 乃踵徐书前例 , 著为《译书经眼录》一书 , 弃诸行箧有年 。
”见《近代译书目》,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401 页 。
⑥ 有必要说明的是 , 晚清也曾出版专门辑录史地论著的资料汇编 , 其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最具代表
性 。纂辑者王锡祺广汇史地文献于一帙 , 是当时认知世界的一套重要丛书 。关于该书的讨论 , 参见彭明辉 : 《晚清的经世史学》第 6 章 “译介外国史地与改编国史运动”。
⑦ 王西清 、卢梯青编 : 《西学大成 ·卯编 ·史学》, 上海醉六堂书坊 , 1895 年 。

·80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哲学”等学科纠葛不清的情形 , 尚没有清晰的学科概念与界限 。①
梁启超 1896 年完成的《西学书目表》, 对审视现代学科的形成 , 无疑是重要的资源 。梁是按照 “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的 , 除教类之书不录外 , 其余诸书 , 分为三卷 : 上卷为西学诸书 , 包括算学 、重学 、电学 、化学 、声学 、光学 、汽学 、天学 、地学 、全体学 、动植
物学 、医学 、图学 ; 中卷为西政诸书 , 包括史志 、官制 、学制 、法律 、农政 、矿政 、工政 、商政 、兵政 、船政 ; 下卷为杂类之书 , 收录游记 、报章 、格致 , “总曰西人议论之书 , 曰无可归类之书 。
”应当承认 , 无论是 “学科”分类 , 还是具体的安置 , 《西学书目表》都有可称颂之处 。
只是同样也显示 “旧瓶”不能装 “新酒”的情形 , 如分出 “报章”就殊难理解 , 此乃就体裁论 ,非按内容来分 。“史志”归入 “西政诸书”, 需另文才能讨论 , 但其中所收书目 , 无疑显示了“西史”援入中国的基本线索 , 也可知悉史学在当时是如何被定位的 。与各种 “经世文编”对
照 , 即可发现耐人寻味之处 ( 详后) 。② 可以说 , “史志”部分所收论著 , 大抵仍沿袭 “经世致用”的思想架构 , “西史”被关注的 , 主要即是有关 “富强”的种种神话 , ———连同缔造神话的列国 “强人”。③《东西学书录》计分 31 门 : 史志 、政治法律 、学校 、交涉 、兵制 、农政 、矿务 、工艺 、商务 、船政 、格致 、算学 、重学 、电学 、化学 、声学 、光学 、气学 、天学 、地学 、全体学 、动植
物学 、医学 、图学 、理学 、幼学 、宗教 、游记 、报章 、议论 、杂著 。“史志”按先通史 , 次编

① 该书分出这样的门类 : 格致学 , 重学 ( 力学) , 汽学 ( 水学) , 电学 , 光学 , 声学 , 化学 , 天学 , 地学 ,兵学 , 工程学 , 测绘学 , 算学 , 史学 , 政学 , 农学 , 文学 。两相对照 , 应该说分科更细了 。其中 “史学”收有《中西交涉通论》、《中西近事图说》、《交涉通商表》、《中西记载》、《中西大局论》、《中西通商原始记》、《中国筹防记》、《西域回教考略》、《中国新政录要》; “政学”收有《富国精言》、《富国养民策》、《富国理财说》。“文学”收有《西法学校》、《泰西实学精义》、《新学刍言》、《西学渊源记》、《心智略论》、《思辨学》、《心学公理》、《心才实用》、《西国行教考》。
② 《西学书目表》“史志”部分所收书目包括 : 《万国史记》 ( 冈本监辅 ) 、《万国通鉴》 ( 谢卫楼/ 赵如光 ) 、《四裔编年表》 ( 林乐知等) 、《欧洲史略》 ( 艾约瑟 ) 、《希腊志略》 ( 艾约瑟 ) 、《罗马志略》 ( 艾约瑟 ) 、(《俄史辑译》 阚斐迪/ 徐景罗) 、《大英国志》 ( 慕威廉 ) 、《法国志略》 ( 王韬 ) 、《联邦志略》 ( 裨治文 ) 、《米利坚志》 ( 冈千仞) 、《英法俄德四国志略》 ( 沈敦和 ) 、《德国合盟本末》 ( 徐建寅 ) 、《美国合盟本
末》、《普法战纪》 ( 王韬) 、《土国战事述略》 ( 艾约瑟 ) 、《东方交涉记》 ( 林乐知/ 昂瞿来 ) 、《英俄印度交涉书》 ( 林乐知) 、《中东战纪本末》 ( 林乐知/ 蔡尔康) 、《泰西新史揽要》 ( 李提摩太/ 蔡尔康 ) 、《天下五洲各大国志略》 ( 李提摩太) 、《列国变通兴盛记》 ( 李提摩太 ) 、《列国岁计政要》 ( 林乐知/ 郑昌 ) 、《欧洲八大帝王传》 ( 李提摩太) 、《华盛顿传》 ( 黎汝谦 ) 。《西学书目表》“附卷”另列有 “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 ( 谓四库著录及丛书中有刻本者皆注出 ) , 以及 “近译未印各书”。前者梁启超未列分类 ,只是按著译者区分 。而后者的 “史志”部分收录了这些书 : 《年代表》 ( 傅兰雅/ 徐建寅 ) 、《印度国史》(林乐知) 、《俄罗斯国史》 ( 林乐知/ 严良勋) 、《德国史》 ( 林乐知/ 严良勋 ) 、《欧罗巴史》 ( 林乐知/ 严良勋) 、《万国史》 ( 林乐知/ 王德均) 、《中国史略》 ( 欧氏) 、《万国史略》 ( 石氏 ) 、《万国近史》 ( 来因氏 ) 、《花旗国史》 ( 施氏) 、《俄国新志》 ( 傅兰雅/ 潘) 、《法国新志》 ( 傅兰雅/ 潘 ) 、《俄国史略》、《各国史略》。
③ 出版于 1897 年之《东西学书录总叙》, 也提供了相似例证 。该书分上下两卷 , 卷上包括天学 、地学 、
地志学 、学制 、兵学 、农学 、工学 、商学 、法律学 、交涉学 ; 卷下包括史学 、算学 、图学 、矿学 、化学 、电学 、光学 、声学 、重学 、汽学 、医学 、全体学 、动物学 、植物学 。这样的分类 , 多少有些混乱 ,特别是 “史学”置于下卷 , 更显随意 。在《叙》中 , 作者强调了各门学科的特点所在 , 言及史学之可述者 , 是立足于 “将牖荒而烛远 , 必践实以征详”, 同样是考虑对外交往的需要 。有意思的是 , 这里已明确提出 “会通”中史 、西史的必要性 , 《史学总叙》就表示 , 中国古今史乘 , 已是汗牛充栋 , 难以卒读 , 然而 , 欲洞悉中外情形 , 环球大势 , 则中史之外 , 尤宜兼览东西各国史乘 , 以开拓见识 。文章写

·81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年 , 次古史 , 次专史 , 次政记 , 次战记 , 次帝王传 , 次臣民传记方式编辑 。① 较之《西学书目表》, 应该说只是 “大同小异”, 有所别的是 “史志”内部的分类 。由于是针对 “西史”进行的
分类工作 , 对于思考 “史之范围”, 当有助益 ( 详后) 。
1902 年出版之《西学三通》, 分为 “西政通典”、“西史通志”与 “西艺通考”。“西政”、“西史”与 “西艺”的提法 , 既说明当时认知 “西学”的基本方向 , 也显示 “西史”构成 “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通”之说 , 已指明编书体例取法对象 , 但书写西史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西史通志凡例》即对照《通志》表示 , “郑氏《通志》之作 , 盖病断代史之隔绝不通而通之也 , 故汇采历代之史 , 一以贯之 , 法至良也 。若西史更琐杂不一 , 非贯不能通 。特施其义 ,不同效颦 。
”总而言之 , “订西史之难十倍中史 , 一则国多 , 绪乱无正统为纲 , 一则世积事纷 ,鲜信史可证 。
”变化的不只史学范围的增量上 , 还渐渐逼出体例问题 , “同一体例 , 郑志用之经① 道 : “世界茫茫 , 尘环扰扰 , 盛衰倚伏 , 史籍贝存 。是以儒者上下五千年 , 纵横九万里 , 网罗轶散 , 纂述旧闻 , 观运会之变迁 , 政学之递嬗 , 以备考证 , 以昭法戒 , 而后可与治今可与道古 。然不观中史 ,曷知其本 , 不观外史 , 曷会其通 。由是言之 , 则东史西史 , 亦有志之士所当究心者也 。
”见沈桐生述 ,缪绍瑜 、张之梁校 : 《东西学书录总叙》, 读者用书斋光绪二十三年 ( 1897 ) 印 。引文见 “叙”及卷下
“史学”部分 。
① 徐维则所辑《东西学书录》, 后由顾燮光及徐维则增补 , 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其中 “史志”部分
该志收录的书包括 : 《万国史记》、《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东洋史要》 ( 徐维则补 , 以下简称 “徐补”) 、《泰西新史揽要》、《欧洲史略》、《欧罗巴通史》 ( 徐补 ) 、《西洋史要》 ( 徐补 ) 、《欧洲近代史》( 顾燮光补 , 以下简称 “顾补”
) , 以上通史 ; 《万国通鉴》、《四裔编年表》、《和汉洋年契》、《历代帝王年契》、《中等教育日本历史》 ( 徐补) 、《日本新史揽要》 ( 徐补) , 以上编年 ; 《万国通史前编》 ( 徐补 ) 、《古希利尼建国考略》 ( 顾补) 、《希腊志略》、《亚述国沿革考》 ( 顾补 ) 、《罗马志略》、《腓尼基喀颓基
考》 ( 顾补) 、《马其顿考略》 ( 顾补) 、《犹太地理择要》、《埃及述略》 ( 顾补 ) , 以上古史 ; 《支那通史》( 徐补) 、
《清史揽要》 ( 徐补 ) 、《支那最近史》 ( 徐补 ) 、《大英国志》、《英国纪略》 ( 顾补 ) 、《俄史辑译》、《俄史译要》 ( 顾补) 、《法兰西志》、《联邦志略》、《米利坚志》、《日本外史》、《日本维新史》 ( 顾补) 、《日本维新始末》 ( 顾补) 、《日秘史》 ( 顾补 ) 、《高等小学日本史》 ( 顾补 ) 、《特兰士拔尔建国记》(顾补) 、《暹罗考》 ( 顾补 ) , 以上专史 ; 《支那文明史论》 ( 徐补 ) 、《列国变通兴盛记》、《列国现状》( 顾补) 《英俄印度交涉书》、《英俄争中部亚细亚始末记》 ( 顾补 ) 、《英兴记》、《俄罗斯经国大略》 ( 顾补) 、《俄罗斯近状》 ( 顾补 ) 、《俄国政治通考》 ( 顾补 ) 、《俄政考略》 ( 顾补 ) 、《俄国秘事》 ( 顾补 ) 、《美国政体》、《法政考》 ( 顾补) 、《明治法制史》 ( 顾补 ) 、《埃及政柄记》 ( 顾补 ) , 以上政记 ; 《东方交涉记》、
《欧洲各国和战表》 ( 顾补) 、《土国战事述略》、《俄土战纪》、《印度蚕食战史》 ( 顾补 ) 、《闽江观战记》 ( 顾补) 、《中东战纪本末八卷续编》、《中东战纪本末三编》 ( 顾补 ) 、《记美日两国战争缘起》( 顾补) 、《美西战纪本末》 ( 顾补) 、《美人侈谭战略》 ( 顾补 ) 、《英攻黑人日记》 ( 顾补 ) 、《斐南战衅推原》 ( 顾补) 、《拳匪纪事》 ( 顾补) , 以上战纪 ; 《环球国主表论》 ( 顾补) 、《天下各国帝王总统姓氏即位年岁表》 ( 顾补) 、《华盛顿传》、《欧洲八大帝王传》、《英维多利亚大事记》 ( 顾补 ) 、《英君主维多利亚
一代内所增属地情形记》 ( 顾补) 、《彼得中兴记》 ( 顾补 ) 、《德王纪略》 ( 顾补 ) 、《威廉振兴荷兰纪略》(顾补) , 以上帝王传 ; 《古雄逸语》 ( 顾补 ) 、《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俾斯麦传》 ( 顾补 ) 、《渥雅度小传》 ( 顾补) 、《日本龙马侠士传》、《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 ( 徐补 ) 、《明治中兴云台图录》 ( 顾补 ) 、()
《日本维新三杰传》 徐补 、《维新三杰事略》 ( 顾补 ) 、《日本近世名人事略》 ( 顾补 ) 、《日本中兴先觉
志》 ( 顾补) 、《开辟美洲阁龙航海家独列几合传》、《高隆传》 ( 顾补) 、《古克传》 ( 顾补 ) 、《爱尔兰威廉母传》 ( 顾补) 、《伊达邦成传》 ( 顾补 ) 、《巴思端尔传》 ( 顾补 ) , 以上臣民传记 。见《增版东西学书录》, 1902 年 , 第 1 —15 页 。可以补充的是 , 顾燮光编撰《译书经眼录》收录译书紧接《增版东西学书录》, “著录各书由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 为卷凡八 , 为类凡二十五 : 史志 、法政 、学校 、交涉 、兵制 、农政 、矿务 、工艺 、商务 、船政 、理化 、象数 、地学 、全体学 、博物学 、卫生学 、测绘 、
哲理 、宗教 、体操 、游记 、报章 、议论 、杂著 、小说 。该书 1935 年才由杭州金佳石好楼印行 , 但其编辑年代却是 1904 年 , 大致反映的是 20 世纪初年西书翻译的情况 。

·82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纬咸宜”, 而书写西史仿此体例 , 则不免 “瑕疵叠出”。“西史通志”所分类目 , 也表明今日我们习用之 “国别史”与 “专门史”, 已构成 “西史”书写的主要架构 。①如同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表达的 , “西学各书 , 分类最难 。凡一切政皆出于
学 , 则政与学不能分 。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 , 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 , 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 。
今取便学者 , 强为区别 。
”进一步还对照以往书目分类表示 , “顾自《七略》以至《四库总目》,
其门类之分合 , 归部之异同 , 通人犹或訾之 , 聚讼至今 , 未有善法 。
”② 从上述诸书对 “西史”
的安置可以看出 , “西史”之被接纳 , 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 : 一是出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 , 其二则是切合了 “富国强兵”的理想 。这样 , “经世致用”思想不仅成为沟通 “西史”之津梁 ;“西史”之纳入 , 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史学之 “用”途 。李鸿章为《西学略述》作序 , 就强调泰
西之学 , 促成 “人人竞于有用以臻于富强”。③ 叶瀚《初学稍进读书要略》更立足 “史志为治事
得失之成鉴”, 明确指出读西史之意义所在 。同样是 “史”可载道 , 只不过现时是 “中西合参始得其道”。具体而言 , “西史宜先读西学启蒙十六种之罗马志略 , 可知远西政学之渊源 。
”原因无
他 , 读西国史志 , “方知其内政自强 , 开化之迹”, 同时亦可 “反思己族不兴之由”。④ 来华西人也在传递相关的信息 , 慕维廉 ( Willam Muirhead) 《大英国志》成书时 , 《六合丛谈》就特别告示曰 : “是书之成 , 言简意赅 , 纪述兴废 , 网罗事迹 , 无一挂漏 , 诚良史也 。是亦留心经世之学
者 , 所急欲览者也 , 敬以告之 。
”⑤ 此亦可看出 , “西史”之被纳入 , 并无多少 “学”的意味 。相应地 , “史学”作为现代学科之意义 , 也难以彰显 。如以 “西史”在各种 “经世文编”中的 “安置”加以对照 , 恐更能说明问题 。

三“经世文编”中的 “西史”与 “外史”

检讨史学在晚清的发展 , 王国维的审察也甚值重视 。此一时期 , 乃王所揭示的有清一代“学术三变”之第三期 : “道咸以降 , 涂辙稍变 , 言经者及今文 , 考史者兼辽金元 , 治地理者逮四裔 , 务为前人所不为 , 虽承乾嘉专门之学 , 然亦逆睹世变 , 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
”⑥ 所谓
“考史者兼辽金元 , 治地理者逮四裔”, 正显示晚清史学成长的一道独特景观 ———关于边疆史地
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 。⑦ 但这样的研究是否是在史学的自主意识下展开 , 却颇值斟酌 。原因无他 , 这道景观的形成 , 只是 “经世致用”思想作用下的结果 。因之 , 也有必要考虑各种 “经世文编”中 , 史学论著是如何呈现的 , 具体选择的文章又有怎样的差别 。基于此 ,① “西史通志”目录如下 : 太古志 2 卷 , 日本志 14 卷 , 印度志 7 卷 , 亚洲各国志 2 卷 , 欧洲罗马志 1 卷 ,法志 8 卷 , 英志 7 卷 , 德志 2 卷 , 希腊志 2 卷 , 俄志 9 卷 , 欧洲各国志 1 卷 , 非洲各国志 1 卷 , 美洲志
4 卷 , 美洲各国志 1 卷 , 澳洲各国志 1 卷 , 疆域志 28 卷 , 沿革志 12 卷 , 兴盛志 4 卷 , 战伐志 8 卷 , 礼
俗志 2 卷 , 图籍志 1 卷 , 人物志 7 卷 , 编年表 4 卷 。见袁宗濂 、晏志清辑 : 《西学三通》, 上海 : 文盛
堂 , 1902 年 。引文见 “西史通志”卷 1 , 第 1 —2 页 。
② 梁启超 : 《西学书目表序例》,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 第 122 —126 页 。
③ 李鸿章 : 《西学略述 ·序》, 总税务司署印 , 1886 年 , 第 1 页 。
④ 叶瀚 : 《初学宜读诸书要略》, 《初学读书要略》, 1897 年 , 仁和叶氏刊 , 第 2 —3 页 。
⑤ 《杂纪》, 《六合丛谈》第 1 卷第 2 号 , 1857 年 , 第 14 页 。
⑥ 王国维 :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王国维遗书》第 2 册 , 第 582 —586 页 。
⑦ 瞿林东 : 《中国文化通志 ·学术典 ·史学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77 —81 页 。另外 ,研究者还揭示出 “经世致用”传统 , 尤其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对国粹派史学观念的影响 , 见郑师渠 : 《晚清国粹派 ———文化思想研究》,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208 —209 页 。

·83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史学的定位 , 换言之 , 史学走向中心究竟预示着什么 , 也更了然 。
史学论著在 “经世文编”中的 “呈现”, 由于学科分类上的困难 , 或难以判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援据历史”本是各种 “经世”主张基本的论述方式 , 如魏源代贺长龄撰写的《皇朝经世文编 ·叙》, 就明示该书编撰的四项原则之一乃 “今必本夫古” ( 其他三项为 “事必本夫心”,) 。① 并且强调要注重研究当代之典制及其历史沿革 : “盖欲识济时“法必本夫人”, “物必本夫我”

之要务 , 须通当代之典章 ; 欲通当代之典章 , 必考屡朝之方策 。
”② 这种 “通经致用”的思想 ,阐明的是大义需直接面对经文始可获得 , 即所谓 “经有奥义 , 有大义 , 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 ; 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 。
”③ 这在《文编》中也随有体现 , 譬如 “学术”类所选《衡王》一文 , 对此就有贴切发挥 : “六经同体而异用 , 文中子因其用而识其体 , 识其体而达诸用 。
其述《易》也 , 于运行之智 , 有以知其时 ; 其述 《书》也 , 于变化之制 , 有以识其中 ; 其述
《诗》也 , 于兴衰之由 , 有以得其要 ; 其述 《礼》也 , 于三才之接 , 有以达其奥 ; 其述 《乐》
也 , 于九变之治 , 有以观其成 ; 其述《春秋》也 , 于王道之轻重曲直 , 有以取其衷 。
”④
刘广京称魏源所撰《皇朝经世文编 ·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 ⑤ 这算得上见道之论 。晚清与民国初年 , 曾有多达 20 余种的 “经世文编”相与赓续 。这一现象的出现 , 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 , 也是因为对 “经世”之理解 , 代有不同 。俞樾在为葛士

辑《皇朝经世文续编》所作的序中说 : “近来风会日辟 , 事变益繁 。如洋务为今日一大事 , 非原书海防
所能尽也 ; 奉天 、吉林 、新疆 、台湾各设行省 , 因地制宜 , 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 ; 开矿自昔有禁 , 而今则以为生财之大道 , 非原书钱币所能尽也 ; 军国之用 , 取给抽厘 , 非原书榷酤所能尽
也 ; 有轮船以行江海 , 近又有轮车以行陆 , 非原书漕运所能尽也 ; 中西算学日新月盛 , 朝廷辟馆以造就人才 , 且宽其格以取之 , 非原书文学所能尽也 。
”⑥ 正由于此 , 不同文本实际构成 “呈现”“历史”的基本资源 。⑦
贺编《皇朝经世文编》计分 8 纲 65 目 。由于立于传统学术架构 , 正可据此检验后出之各种“经世文编”如何因应风气之转移 。葛士即慨于 “世局既有变迁 , 议论因之日积”, 1888 年编

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 。其中最突出的是 “洋务”思想纳入 “经世文编”中 。专设有 “洋务”一纲 , 系以 7 目 : 洋务通论 、邦交 、军政 、教务 、商务 、固圉 、培才 。内中文字除我们熟
知的那些洋务官员 , 以及出使外洋的外交官的奏疏文章 , 还收有丁韪良 ( W. A . P. Martin) 有关
外交的文章 15 篇 , 而引人瞩目的是将 “算学”列于 “文学”目下 。按葛的见解 , “《贺编》学术
文学类于经子史学大纲暨诸儒论文 , 采取略备 , 而仍不及算学 。
”同时 “天文 、乐律实古圣法治
之本原 , 而制器 、测地尤近今经纶之要务 , 非可以一艺目之 , 况其致用尚不止此 。阙而莫载 ,① 魏源 : 《皇朝经世文编 ·叙》, 贺长龄辑 : 《清朝经世文编》1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 1967 年 , 第 1 页 。
② 《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清朝经世文编》1 , 第 7 页 。
③ 魏源 : 《论语孟子类编 ·序》, 《魏源集》上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6 年 , 第 145 页 。
④ 汪缙 : 《衡王》, 《清朝经世文编》1 , 第 107 页 。
⑤ 刘广京 : 《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 《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 , 第 364 页 。

⑥ 俞樾 : 《皇朝经世文续编 ·序》, 葛士 辑 : 《清朝经世文续编》9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 1972 年 , 第 1页。
⑦ 参见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 : 《清朝经世文编总目录》, 台北 : 文海出版社影印 , [ 无出版时间 ] ;冯天瑜 、黄长义 : 《晚清经世实学》,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02 年 , 尤其是第 11 章 “晚清‘经世文编’的编纂”。

·84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遗憾实多 。
”① 于是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 3 卷 , 列入 “文学卷”。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
性 , 已是 “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 , 这里还显示对于这些新知 , 该如何安置 , 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 ,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 只好 “且将新酒入旧瓶”。这一情况也反映在 1897 年出版的盛康编《皇朝经世文三编》中 。该书体例袭自葛编 , 卷首即是 “学术”, 分别为原学上 、原学
下 、法语 、广论上 、广论中 、广论下 ( 附医理 ) 、测算上 、测算中 、测算下 、格致上 、格致下 、化学 。就此而言 , 可以明确的是 “学术”的内容已有较大改观 , 然所做取舍 , 似乎又远不是那
么一回事 。譬如 “学术”里列出 “化学”, 本已蹊跷 , 耐人寻味的是竟收有《中外化学名词异同
考》、《物体凝流二质论》、《物体本原》、《电报》、《电学考》、《 ( 问锻) 煅炼金质试验熔度而电池之金何以必用一阴一阳方能生电说》等这样的文章 。用不着特别指明 , 其中一些文章 , 归到“化学”, 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
“历史知识”在 “经世文编”中的 “呈现”, 是颇难厘清的 。可以确定的是 , 对于历史的兴
趣 , 始终还是在 “洋务”层面 。葛编《皇朝经世文续编》“洋务”一纲已有涉及外洋历史的内
容 , 相较而言 , 《皇朝经世文三编》尤胜一筹 。涉及外洋历史的内容大致包含在 “洋务卷”中 ,分别是外洋沿革 、外洋军政 、外洋疆域 、外洋邻交 、外洋国势 、外洋商务 , 以及外洋通论一至
外洋通论六 。1898 年刊行的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 共计 21 卷 , 其中卷 16 为 “外史”,
分上中下 3 卷 。涉及西方及日本各国何以强 , 及海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 ; 纯粹为历史的内容 ,倒也不多 。值得重视的是卷 20 之 “学术篇”, 收有《史学》一文 ; 卷 21 “杂录篇”, 则收有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序》。这样的安置 , 不易理解 , 要么是没有将此书作为 “史学”书籍对待 ,或也有中西之别 。不管怎样 , 史著之被纳入各种 “经世文编”中 , 明显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 ,“历史知识”构成 “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相应地也多以 “外史”的方式命名 。②1901 年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首次出现了 “史学”的分类 。该书卷 1 为文教部 , 分

为学术 、经义 、史学 、诸子 、字学 、译著 、礼乐 、学校 、书院 、藏书 、义学 、女学 、师友 、教法 、报馆 。史学所收文章 , 除传统史学样式文章 , 也收录了中国人所写的涉及外部世界的几部书 : 《答东洋近出古书问》 ( 姚文陈) 、《瀛环志略》 ( 徐继 − ) 、《日本国志凡例》 ( 姚文陈) 。值得
注意的 “地舆部”, 分列有地球事势通论与各国志 。这些文章 , 再加上 “地舆部”中 “风俗”的部分文章 , 可以说汇集了关于外部世界历史 、地理方面的文献 。除此而外 , “外交部”又分列有交涉 、通商 、遣使 、约章 、中外联盟 、各国联盟 、中外和战 、各国和战 、教案和外史 。显然 ,这里出现了问题 , 且不论其他 , “外史”与 “各国志”如何区分 ? 这说明 , 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 该如何安置 ,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 , 构成突出问题 。相较而言 , 涉及西方事务的其他方面 ,尤其是技艺层面的内容 , 均设有具体类目 ( 如 “船政”、“练兵”之类 ) 进行安置 。还设有 “通论部”与 “杂著部”, 将以往的 “时务策”、“自强策”, 以及难以归类的文章 , 都置于此 。而针
对 “历史”的安置 , 无论称为 “外史”, 还是将有关文章置于 “地舆”部分 , 其理由皆如出一
辙 , 所体现的均是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 且紧扣于 “富强”话题 。实际上 , 稍后出版的多种 “经世文编”, 所体现的也是这一思想 。如 1902 年刊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卷 47 至卷 52 的 “外① 葛士 : 《皇朝经世文续编 ·例言》, 《清朝经世文续编》9 , 第 3 页 。
② 可以补充的是 , 光绪二十三年点石斋印《时务通考》, 总计 31 门中 , 卷 22 之 “史学”分目为 : “史学一俄罗斯”, “史学二英吉利”, “史学三法兰西”, “史学四德意志”, “史学五米利坚”, “史学六日本”,“史学七朝鲜”, “史学八印度 、波斯 、罗马 、土耳其 、希腊 、埃及 、阿刺伯”, “史学九荷兰 、比利时 、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史学十瑞玺 、瑞典那威 、丹麦 、墨西哥 、秘鲁 、巴西 、安南 、暹罗 、缅甸 、吕宋 、阿富汗 、澳洲 、智利 、坎拿大 、银国 、巴拉圭 、乌路圭 。
”同样显示史学被定位于 “外史”。

·85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部篇”, 区分为治道 、学术 、史传 、商务 、税则 、钱币 、盟约 、游历 、交涉 、军政 、战和 、刑律 、制造 、铁路 、矿务 、地志 、通论等类别 。“史传”部分收有《俄皇大彼得传》、《论德皇》、《论比国王》, “地志”部分也收有论述西方国家和日本 “缘起”和 “疆域考”的文章 。这里给出
的信息仍然是 , 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往往是立足于 “地理”展开 , 某些帝王也得到重视 。1902
年出版的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 卷 16 分为 “外史上”与 “外史下”, 所收也多为各国
改革的文章 。卷 20 的 “学术篇”, 则将梁启超《新史学》收入 。①以上只是简单梳理各种 “经世文编”中 “西史”与 “外史”的 “呈现”方式 。正如一开始
就强调的 , 由于对 “史学”的认知还处在模糊阶段 , 因此 , 究竟哪些文章体现的是对 “史学”
的认知 , 实难以确定 。只能概说其中所呈现的基本趋势 : “史学”是因为所体现的 “洋务”思想而得以在 “文编”中体现 , 主要通过 “外史”的方式呈现出来 。
实际上 , 史学在 “经世文编”中以这样的方式 “呈现”, 本身即说明 “西史”与 “外史”地位的提升 ; 同时 , 中史与西史之沟通也渐渐展现出来 。《万国公报》曾称三湘人士将广学会译著各书普遍视为 “枕中鸿宝”, 还特别指出《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 为谈新学者 ,不得不备之书 , “一倡百和 , 寝成风气 。
”② 征诸有关事例 , 可知此言不虚 。孙宝  在 1897 、
1898 年的日记中 , 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记载着 “录外史”、“录西史”的活动 。这既可推知 “外史”、“西史”是当时普遍的称呼 , 也表明读 “外史”构成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其中写道 ,“录外史中古纪终 , 计一千年 。罗马衰灭 , 诸国强盛 , 皆略可见 。
”③ 根据相关资料 , 大致可判
明 , 孙关注的 “外史”、“西史”, 包括《圣武记》、《海国图志》、《中西纪事》、《万国史记》及李提摩太译《百年一觉》等 。
教育方面 , 中外史学的合流也甚为明显 。1897 年宋恕所拟《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 “史学”部分也颇有意味地分为 “古史学”: 《通鉴辑览》、《史通》、《史记》; “国史学”: 《圣武记》、《湘军志》; “外史学”: 《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④ 梁启超回顾康有为在长兴学舍之教学 , 也指出课程主要按照 “考据之学”与 “经世之学”安排 : 前者包含中国经学
史学 、万国史学 、地理学 、数学 、格致学 ; 后者则包括有政治原理学 、中国政治沿革得失 、万国政治沿革得失 、政治实应用学 、群学 。尤其还说明 , 康有为教授弟子 , “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
体 , 以史学 、西学为用”, 而且 , “每论一学 , 论一事 , 必上下古今 , 以究其沿革得失 。又引欧① 由于对 “史学”的认知 , 主要立足于 “经世致用”, 再加之所关切之 “外史”, 主要是列国富强之缘 ,因此 “史学”也有被置于 “西政”的情形 。这在梁启超 、张之洞那里已有明确的论述 , 而在各种 “经
世文编”中也体现出来 。1901 年由求自强斋主人编辑的《皇朝经济文编》, 就在《皇朝经世文编》基础上另加 “西政”一门 , 分史略 、交涉 、制造等 22 目 , 介绍西洋各国政情 。同年由上海广益书室印行的《皇朝新学类纂》, 计分 10 卷 : 天学 、地学 、道学 、政学 、文学 、武学 、农学 、工学 、商学 、杂学 。编
者自诩 , “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 , 无不删繁而节取之 , 厘然井 , 有条不紊 。吾知是书之
出 , 虽无补于经济之学 , 而有志揣摩者 , 未必不因是书裨益也 。
” ( 吴宗 δ : 《新学类纂序》, 《皇朝新学)类纂》, 第 1 —2 页 从所收文章可看出 , 介绍各国情况的文章 , 皆收于 “地学”类 , 而各国富强之道 ,尤其是对外事务方面的内容 , 则包含在 “政学”类 。可以看出 , 有关 “史学”的内容是被这些类目所
替代 , 反过来也说明 “史学”定位于此 。
② 《三湘喜报》, 《万国公报》第 90 卷 (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 , 中国史学会主编 :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第 3 册 , 第 375 —377 页 。
③ 孙宝  : 《忘山庐日记》上册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3 年 , 第 159 页 。
④ 宋恕 : 《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 1897 年 2 月 25 日 , 胡珠生编 : 《宋恕集》上册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93 年 , 第 253 —254 页 。

·86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美以比较证明之 。
”① 史学与西学 , 同归于用 , 是极富意味的 ; 多少表明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 ,由于皆定位于经世这一目标 , 沟通也有了可能 。对此 , 梁启超也无异议 , 他同样看到 , 居今日
而言经世 , 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已有不同 , 必进退于古今中外 , 方可言经世 , “必深通六经制
作之精意 , 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经 , 以求治天下之理 ; 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
得失 , 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 , 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 ; 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 ,知其积弱之由 , 及其可以图强之道 , 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 , 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 , 以求
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夫然后可以言经世 。
”② 而在改革科举的各种方案中 , 也不乏以中外史
事作为考试内容的主张 。张之洞 、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 即提出科举首场测试 “中国史
事 、国朝政治论”, 二场则试以 “五洲各国之政 、专门之艺”。③ 有意思的是 , 《奏定学堂章程》
的经 、史各科还固守体用对立之雷池 , 文学科下之史学一门 , 仍是以 “中国史学门”和 “万国史学门”别立中西 。而在《京师大学堂章程》及各级学堂章程中 , 历史教育则悉以 “中外史学”
的名目出现 。如《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开篇之《论读史法》, 尽管仍强调 “读史宜以正史及通鉴为最要”, 但对所谓中国 “无史学”的主张 ( 详后) , 也持同情立场 , “其言虽过 , 却有原因”, “盖西人之史 , 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 , 最为究心 , 所以推世界之进状 ,壮国民之志气 。中国之史 , 重君而轻民 , 陈古而略今 , 正闰是争 , 无关事实 , 纪传累卷 , 有似
志铭 , 鲜特别之精神 , 碍人群之进化 。所以贻新学之诮 , 来后生之讥 。学者宜自具理想 , 以特识读旧史 , 庶不为古人所愚乎 。
”甚至明确提出 : “中国旧史 , 病在于繁 , 不适时用 。日人新编 ,较为简要 , 且多新识 。
”“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 , 则又病于太略 , 且多舛误 , 有志者能自为一书 , 则善矣 。
”④
因此 , 无论是 “西史”之被接纳 , 还是史学在 “经世文编”中的体现 , 皆说明了 “经世致用”思想与史学走向中心的密切相关性 , 所凸显的是史学的 “用”。立足于 “用”对于中国现代
学科的形成所具有的意味 , 恐需另文才能深入讨论 , 但在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形成过程中 , 出现这一幕 , 无疑是大有深意的 , 重要的是 “中史”与 “西史”有了沟通的契机 , 影响到了 20 世纪
中国史学的走向 。周予同 1941 年所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便指出 , 晚清学术思想的转变 , 很长时间未能摆脱经学之羁绊 。治史诸家中 , 梁启超 、夏曾佑 、崔适等都直接受到经今文学启示 , “崔适只是以经今文学兼史学 , 夏曾佑只是由经今文学转变到史学 , 梁启超也只是逐渐① 梁启超 : 《南海康先生传》,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 第 62 —65 页 。
② 梁启超 :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 第 23 —29 页 。
③ 张之洞 、陈宝箴 : 《妥议科举新章折》, 朱有 主编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下册 , 上海 :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 1986 年 , 第 89 —90 页 。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可参见刘龙心 : 《学术与制度 ———学科体制
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 2 章 “学制建立与历史教育系统化的出现”; 又见罗志田主编 : 《20 世纪的
中国 : 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下册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4 编 “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
史学的建立” ( 刘龙心著) 。
④ 其中还明确写道 : “正史所载外国传 , 大都得诸传闻 , 非所亲历 。故以今日东西诸史较之 , 疆域 、政教风俗事实 , 舛误时出 , 昔耶律光曰 , 中国之事 , 我悉知之 , 我国之事 , 尔不知也 。此言深中我国之旧
病 , 故各国历史 , 极宜究心 。就译本言 , 如《四夷编年表》、《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希腊志略》、《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法国志略》、《联邦志略》、《米利坚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略》、
《泰西新史
揽要》、
《西洋史要》、《泰西史教科书》、《欧罗巴通史》、《埃及近世史》、《法史揽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十九世纪外交史》等 , 皆不可不一读 。
”见《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 大学堂教习王舟瑶讲述 , 上海图书馆藏 , 第 1 —3 页 。

·87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脱离经今文学而计划建设新史学 。
”① 除学术思想传统的影响 , 别的因素也不可忽略 。这里的问题是 , 当史学被纳入 “经世文编”中 , 史学的功用自然是清楚的 , 相应的其范围则是狭隘的 。
而随着史学走出 “经世致用”之樊笼 , 另外的问题随之而来 , 史学的功用何在 ? 或者说 , 离开了经世 , 史学是否还有其位置 。实际上 ,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 从很大程度上所遭逢的正是这一幕 , “新史学”诞生所预示的也是史学的领地大大拓展了 , 但史学的学科位置何在 , 尤其是
社会功能如何定位 , 似乎也越来越不清楚 。

四“新史学”与史学作为现代学科

言及 “新史学”的诞生 , 或有必要稍稍虑及 19 、20 世纪之交学术界围绕 “有史”与 “无史”的争论 。如同王

森所揭示的 , 问题之实质 , 或需援据晚清同时发展的政治概念才能很好

把握 ,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家争论这样的问题 , 却无疑意味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逸出了传统范畴 , 重新提出了 “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② 有一点是清楚的 , 20 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催生 , 紧扣的是对 “史学”新的界说 , 用梁启超的话来说 , “欲创新史学 , 不可不
先明史学之界说 。欲知新史学之界说 , 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 。
”③ 梁氏不只是在《新史学》将
“新史学”之界说与 “历史之范围”紧密联系在一起 , 稍前发表的《中国史叙论》, 紧接 “史之界说”, 关心的也是 “中国史之范围”。④ 所谓 “史学之界说”与 “历史之范围”, 这些明显立足于 “学科”意识生发的问题 , 自有其深意在 , 也促使我们在现代学科的背景下思考史学的走向 。
关键在于 , “新史学”特别关注于 “历史之范围”, 正与梁启超对中国旧史弊端之批评互相表里 , 所谓 “二十四史非史也 ,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即表明梁尤其重视历史领地的拓展 。他
特别提到昔之史家的两项弊端 : 其一 , “知有一局部之史 , 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明确指出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 , 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 , 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 。“内自乡邑之法团 , 外至五洲之全局 ; 上自穹古之石史 , 下至昨今之新闻 , 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 。
”其二 , “徒知有史学 , 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在梁氏看来 , 地理学 、地质学 、人种学 、人类
学 、言语学 、群学 、政治学 、宗教学 、法律学 、平准学 , “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其他如哲
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 、心理学 、论理学 、文章学 , 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 、物质学 、化
学 、生理学 , “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 , 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 。
”这两点正对应着
历史学科形成的关键 。如从学科背景上考虑 , 检讨的当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 以及历史学学科位
置的问题 。
如何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 , 确可看作 20 世纪初年思考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除梁启超
外 , 严复译《群学肄言》, 不仅提出审视过去当关切于 “一群强弱治乱盛衰之故”, 同时也指出 ,① 周予同 :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 增订本) , 第 513 —573 页 。
② 王 森 :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 “新史学”》, 收入氏著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石家庄 : 河北教
育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165 —196 页 。瓦格纳也曾撰文论述中国 “新史学”的诞生 , 并特别论述了罗振
玉及日本因素的重要性 。见 Rudolf G. Wagner ,“Importing a ‘New History ’for New Nation : China
1899 ,”in Glen Mo st ( ed. ) , H istori z ation2 H istorisierun g , Aporemata , Kritische St udien zur Philologieg2
eschichte , vol. 5 , Ggttingen : Vandenhoeck & Rup recht , 2001 , pp . 275 —292.
③ 梁启超 : 《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第 7 页 。
④ 梁启超 : 《中国史叙论》,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 第 1 —12 页 。

·88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前史体例 , “于帝王将相之举动 , 虽小而必书 , 于国民生计之所关 , 虽大有不录 。
”① 围绕 “有史”与 “无史”的争论 , 晚清论辩史学极有代表性的国粹派 , 也清楚表达了对此的关切 。邓实
指出中国 “无史”, 即是期望于中国产生新的 “史家”和新的 “史识”, “非无史也 , 无史家也 ;非无史家 , 无史识也 。
”② 马叙伦则提出这样的疑问 , “若是推史 , 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 ? 何必
三通 、六通 、九通而为史 ? 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 ?”他还阐述了 “史学大同”主张 : “凡四库之所有 、四库之未藏 、通人著述 、野叟感言 , 上如老庄墨翟之书 , 迄于水浒诸传奇 , 而皆得名之为史 。于其间万其名 , 则饮者饮史 , 食者食史 , 文者文史 , 学者学史 , 立一说成一理者 , 莫非史 。若是观史 , 中国之史亦伙矣 , 而史界始大同 。
”③ 如论者所说 , 国粹派主张国学 , 其主要内
容就是史学 , 只是他们虽看重历史 , 却又深感中国旧史学实难 “当意”, 其缺陷即表现在范围太过狭窄 。④如果说这些见解还主要围绕中国学术内部展开论辩 , 无非是在 “六经皆史”的基础上再进
一步 , 以扫清经史子集的畛域 , 那么还当重视的是 , “中史”与 “西史”之会通 , 也成为促使史学范围得以拓展之重要因素 。因为 “西方”乃至 “万国”历史进入中国历史的书写 , 本就意味
着历史范围之拓展 ; 而当西方书写历史的方式也援引进来 , 则如何书写历史 , 也将面临改变 。⑤章太炎对此的思考 , 颇有代表性 。他在《 书 ·尊史》中指出 : “自唐而降 , 诸为史者 , 大氐陈人邪 ! 纪传泛滥 , 书志则不能言物始 , 苟务编缀 , 而无所于期赴 。
”原因何在 ? “中夏之典 ,贵其记事 , 而文明史不详 , 故其实难理 。
”⑥ 在致吴君遂信函中 , 他进一步指出 , 作为 “史之弁旃”的司马迁 、班固 、孔颖达 、陈寿 、郑樵 , 也各有阙失 , 实难 “当意”: “太史知社会之文明 ,而于庙堂则疏 ; 孟坚 、冲远知庙堂之制度 , 而于社会则隔 ; 全不具者为承祚 , 徒知记事 ; 悉具者为渔仲 , 又多武断 。
”⑦ 不难看出 , 同样是指出中国旧史范围狭隘 , 章太炎明显是援引了重视
文明 、社会发展的史学理论 。在所著《哀清史》附录之《中国通史略例》中 , 他不仅指出 : “史职范围 , 今昔各异 , 以是史体变迁 , 亦各殊状 。
”章氏还特别提到 : “今日治史 , 不专赖域中典
籍 。凡皇古异闻 , 种界实迹 , 见于洪积石层 , 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 , 外人言支那事 , 时一二称
①
②
③
④
⑤

斯宾塞 : 《群学肄言》, 严复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1 年 , 第 8 页 。
邓实 : 《史学通论》, 《政艺通报》第 11 、12 号 , 1902 年 。
马叙伦 : 《史学大同说》, 《政艺通报》第 16 号 , 1903 年 。
参见郑师渠 : 《晚清国粹派 ———文化思想研究》第 5 章 。
参见杨联 :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收入氏著 : 《国史探微》, 台北 : 联经出版公司 , 1983 年 ,第 1 —19 页 。书写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 , 也算得上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 。各代史书大多以“列传”或 “志”的形式 , 介绍了其他民族乃至国家的情况 ( 主要偏重周边国家 , 特别是有贡属关系的) 的观念 , 还是有着很大影国家) 。但总的说来 , 所谓 “六合之外 , 圣人存而不论” ( 《庄子 ·齐物论》
响 。至中外发生直接交往 , 这种局限性就明显表现出来 。如姚莹所批评的 , “自来言地理者 , 皆详中国而略外夷 。
《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 , 多置不观 , 况外夷书乎 ?” ( 《康 纪行 ·华人著) 问题在于 , 以 “天朝上国”自居的有清一代 , 要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 , 并非易
外夷地理书》
事 。别的且不说 ,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理新知 , 就难以被接受 。一旦接受天下 “万国”之事
实 , 书写 “万国”历史 , 也不可避免构成历史书写的一部分 。而且 , 如何书写的问题 , 也随之产生 ,涉及历史编纂中的诸多问题 , 如纪年方式 、编纂体例 , 甚至还会涉及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 衍生出对文明发展程度的考虑 。参见章清 : 《“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杨念群等编 : 《新史学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第 236 —264 页 。
⑥ 章太炎著 , 徐复注 : 《 书详注》,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785 页 。
⑦ 章太炎 : 《致吴君遂书八》, 1902 年 7 月 29 日 , 汤志钧编 :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9 年 , 第 141 页 。

·89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道之 , 虽谓之古史 , 无过也 。亦有草昧初启 , 东西同状 , 文化既进 , 黄白殊形 , 必将比较异同 ,然后优劣自明 , 原委始见 , 是虽希腊 、罗马 、印度 、西膜诸史 , 不得谓无与域中矣 。若夫心理 、
社会 、宗教各论 , 发明天则 ,

人所同 , 于作史尤为要领 。道家者流 , 出于史官 , 庄周 、韩非 ,其非古之良史邪 ?”① 这明显是就历史书写所面对的新的局面 ( 西方因素 ) , 书成己见 。陈黻宸1902 年所发表的《独史》一文 , 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 “五洲通道 , 各帝一方 , 例无高卑 , 义殊华狄 , 史固不能详中而略外 , 为年月以统之 , 而以外从中 , 庶几次第秩然 , 案籍可索 。
”他还表
示 , 若华盛顿 、林肯 、威廉 、维多利亚诸君 , 功施当时 , 泽流后裔 , 其德可称 , 其名可贵 , “亦附之列传之中”, “与我国帝王同垂”, “此又邦交之厚义 , 而史界中之一大剧观也”。同时又强调 , “我以谓史于古今理乱 , 中外强弱 , 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 , 而作一比例发明之 。
”这也是“今泰西史学所以独绝于一球者矣”。反观中国 , 自嬴秦以降 , “惟迁作为独绝 , 其于理乱强弱之事 , 固亦审之必精 , 辨之必详矣 。
”② 上海通雅书局 1903 年编印之《新学书目提要》, 也提供了
不少新的信息 。该书卷 2 为历史类 , 以 “历史一门最切于今日学界 , 亦莫杂于今日学界 。
”其中所收著录 , 即将中外史学汇于一起 。③
用不着特别指明 , 历史范围的拓展 , 是由于接受了对史学新的认知 。所谓新的认知 , 既反映在书写内容的拓展 , 也体现在对史学学科地位新的认识上 。前已述及 , 梁启超 、章太炎等对
旧史之批评及对新史学的展望 , 已明显援引了新的学科意识 , 甚至《新史学》开篇就联系现代学科对中国史学进行了评断 。然而 , 这或许只能看作中西学术沟通的重要征象 , 却不能因此而忽略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 。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 , 同样是 20 世纪初年中国史学面临的问题 。对此 , 实有必要结合学科视野 , 作进一步分析 。
认识到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 “学战”, 是逐渐为晚清士人接受的观念 。④ 立足于学科来① 章太炎 : 《中国通史略例》, 《 书详注》, 第 857 —871 页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 , 太炎在讨论 “中国通史”书写体例的文章中表达这样的看法 , 还有特别意义 。20 世纪 “通史”构成历史书写突出一环 , 很
大程度即是史学范围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突破 , 才会突出一个 “通”字 。
② 陈黻宸 : 《独史》, 原载《新世界学报》1902 年第 2 期 , 见陈德溥编 : 《陈黻宸集》下册 , 北京 : 中华书
局 , 1995 年 , 第 562 —563 页 。前揭《西史通志》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 “大地犹全身也 , 五洲犹五体也 。体有贵贱 , 洲有先后 。
”试图强调 , “亚洲为人类始生之地 , 中国为文明首出之邦 。堂哉皇哉其元
首哉 , 余若欧美斐澳 , 犹四支也 。洲列多国 , 犹臂生多指也 , 国有大小 , 犹指分拇食也 。
”于是 , “按五洲之次第以志各大国”。陶钧 : 《西史通志序》, 《西史通志》, 第 1 —4 页 。
③ 其所收书为 : 《万国历史》、《万国兴亡史》、《世界近世史》、《万国史纲目》、《西史纲目》、《世界史要》、《欧罗巴通史》、《泰西通史上编》、《东洋分国史》、《支那近三百年史》、《特兰斯法尔》、《飞猎滨独立战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苏格兰独立志》、《英国维新史》、《佛国革命战史》、《美国独立战史》、《印度灭亡战史》、《希腊独立史》、《南阿新建国史》、《近世海战史》、《东方兵事纪略》、《国民同盟会始末》、《可萨克东侵略史》、《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清俄关系》、《近世露西亚》、《腓尼西亚史》、《亚西里亚巴比伦史》、《犹太史》、《希腊史》、《埃及史》、《波斯史》、《阿刺伯史》、《土耳机史》、《日本维新慨慷史》、《德意志史》、《亚美利加洲通史》、《英兰觇国记》、《埃及近世史》、《法兰西近世史》、《成吉思汗少年史》、《亚历山大》、《彼德大帝》、《拿破仑》、《恺撒》、《讷耳逊传》、《可莱武传》、《加里波的传》、《俾斯麦传》、《戈登将军》、《吉田松阴》、《日本维新百杰传》、《世界十女杰》、《岳飞》、《释迦牟尼传》、《东亚将来大势论》、《支那问题》、《现今世界大势论》、《泰西政治学者列传》、《未来世界论》、《史学通论》、《历史哲学》、《教育学史》、《东西洋伦理学史》、《罗马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纲》、
《支那
文明史》、
《中国文明小史》。见《新学书目提要》卷 2 , 上海 : 通雅书局 , 1903 年 , 引文见《历史类总叙》。
④ 关于 “学战”观念的起源及影响 , 参见王尔敏 :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收入氏著 : 《中国近代思想史
论》,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198 —322 页 ; 罗志田 : 《新的崇拜 : 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权势转移 : 近代中国的思想 、社会与学术》, 第 18 —81 页 。

·90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检讨中西学术 , 也是逐步形成的 。个中之复杂情形仍可讨论 。这里想强调的是 , 史学学科意识
的提升 , 自与此密切相关 ; 然史学之学科位置 , 却陷入了难局 。
史之为学何 ? 向来都是问题 。王 运论学文字 , 于此就留下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 。他区分
经史倒也有所洞见 : “经学以自治 , 史学以应世 。
”认为世之人事 , 皆非情理 , 如以经义绳之 ,则不过是自入荆棘 。但他又明确指出 “史不必读”, 而且 “与学术远也”, “为学但当治经 。读
子 、史者 , 失学之人也 。
”理由是 “史论成败 , 尤无所益 。望其得失 , 乃是机权 。事后论事 , 何
关损益”。而 “今之读史 , 但知体例耳 , 乃是作文之一端 , 亦无关学 。学能通经 , 自知文体”。①
王

运或许有其 “成见”, 但史学汗漫无边 , 难以为学 , 却也是共同的问题 。1869 年江宁 、苏

州 、杭州 、武昌四书局有会刻二十四史之举 , 俞樾与闻其事 。期间何子贞曾对俞言 , 治经使人静细 , 治史使人躁浮 , 并且指出经有学 , 史无学 。而俞则曰 : “经学无底 , 史学无边 。经学深 ,故无底 ; 史学太汗漫 , 故无边 。
”② 实际上 , 陈寅恪提出清代经学发展过甚 , 转致史学之不振 ,其中也述及史学为学之难这一原因 : “清代之经学与史学 , 俱为考据之学 , 故治其学者 , 亦并号为朴学之徒 。所差异者 , 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 , 其解释亦有所限制 , 非可人执一说 ,无从判决其当否也 。经学则不然 , 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寡少 , 其解释尤不确定 , 以谨愿之人 , 而治经学 , 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 , 而不能综合贯通 , 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
”其结果是 , “往昔经学盛时 , 为其学者 , 可不读唐以后书 , 以求速效 。声誉既易致 , 而利禄亦随之 。于是一世才
智之士 , 能为考据之学者 , 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 而 “虽有研治史学之人 , 大抵于宦成
以后休退之时 , 始以余力肄及 , 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 。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 , 由
今思之 , 诚可哀矣 。
”③
对 “历史是什么”的探问 , 也将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明确提了出来 。国粹派对此尤为重视 。
邓实有言 , “学以立国 , 无学则何以一日国于天地 ?”如本国无学 , 则势不能不求诸外国 , 于是
“外学之来有其渐矣”。④ 具体到史学 , 刘师培则这样来界定 “史”: “史也者 , 掌一代之学者也 。
一代之学 , 即一国政教之本 , 而一代王者所开也 。
”就古学而论 , 不仅 “六艺出于史”, “九流出于史”, 而且 “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 总之 “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 , 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 。
”⑤
不能说邓刘之见识有什么问题 , 但前者未曾涉及古学与现代学术的区别 , 后者仍未能解决史学
学科位置问题 , 却也甚为明显 。倒是前述梁启超论述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提出了史学作为现
代学科的关键 。事实上 , 诸多学人也往往是从与他学之关系探求史学的学科地位 。陈黻宸 1902
年发表的《地史原理》, 谈的是地理 , 但学科意识已很明显 : “夫地理史者 , 必合历史学 、政治
学 、人类学 、物理学 、生理学及一切科学 、哲学 、统计学而后成者也 , 抑必系之于民 , 而后当者也 。地理之无与于民者 , 盖阙之可也 。
”⑥ 后来言及史学 , 也是自觉从学科背景出发对史学进
行界定 。陈这样写道 : “史者天下之公史 , 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 。史学者 , 凡事凡理之所从出
也 。一物之始 , 而必有其理焉 ; 一人之交 , 而必有其事焉 。即物穷理 , 因人考事 , 积理为因 ,积事为果 , 因果相成 , 而史乃出 。是故史学者 , 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 。
”不只强调人各① 王 运 : 《王志 ·论经史之分》、《王志 ·论为学当治经》, 马积高主编 : 《湘绮楼诗文集》第 2 册 , 长
沙 : 岳麓书社 , 1996 年 , 第 514 、523 页 。
② 俞樾 : 《春在堂随笔》卷 3 ,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33 —34 页 。
③ 陈寅恪 :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第 269 —271 页 。
④ 邓实 : 《古学复兴论》, 《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9 期 , 1905 年 。
⑤ 刘师培 ( 署名刘光汉) : 《论古学出于史官》, 《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1 期 , 1905 年 。
⑥ 陈黻宸 : 《地史原理》, 《新世界学报》1902 年第 4 、5 期 , 《陈黻宸集》下册 , 第 601 页 。

·91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有学 , 学各有科 , 而且将史学作为科学复兴之起点 , “科学不兴 , 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 。而
欲兴科学 , 必自首重史学始 。
”① 黄节著《黄史》, 也特别提到新兴学科对于史学大有裨益 : “吾以为西方诸国 , 由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 , 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 。若其心理学 、政治学 、
社会学 、宗教学诸编 , 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 。
”② 而宋恕 1905 年所撰《粹化学堂办法》, 不仅在课程安排上突出史学的重要性 , 还明确表示 : “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 , 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 , 数
万里之原案咸被调查 , 数千年之各断悉加研究 , 史学极盛 , 而经 、子 、集中之精理名言亦大发其光矣 !”③ 这里所说的 “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甚为关键 , 这也意味着 , 随着学科观念在中国
的确立 , 史学的学科地位也获得新的认识 。
按照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一书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脉络的描绘 , 清末至民国三十年前后为 “史学之革新期” ( 即其所谓之第五期) : “本期学者 , 如章太炎先生 , 论史之旨 , 已异于前期 , 而梁启超氏 , 更以新史学相号召 , 而王国维氏 , 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 , 其他以西哲之史学 , 灌输于吾国者 , 亦大有人在 , 其势若不可遏 , 有中西合流之势 , 物穷则变 , 理有固
然 , 名以革新期 , 未为不当 。
”④ 以此而言 , 讨论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形成 , 还要更多照顾到以
后的情况 。然而 , 民国时期之史学 , 实非这篇短文所能涉及 。不过就史学之现代遭遇来说 , 诸多问题实已有所展现 , 据此探讨史学学科形成所涉及的问题 , 或并无不妥 。

五 余论

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 , 透过曼海姆 ( Karl Mannheim) 及知识社会学 , 我们可以了解
知识可能建构于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上 ; 而傅柯又率先让人意识到学科/ 规训是 “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和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 合 。⑤ 如 华勒 斯坦 ( ImmanuelWaller stein) 所揭示的 , 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把有关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知识 , 给予不同类别

的学科称谓 , 其中最重要的有人类学 、经济学 、历史学 、政治科学和社会学 。当中最少有三个
学科在 19 世纪以前是没有的 。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及 20 世纪初 , 有三种主要方法把这些学科制
度化 : 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 ( 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 , 成立国家学者机构 ( 后来更成立
国际学者机构) , 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 。⑥ 即以史学来说 , 西方史学传
统从名义上发轫于两千多年前 , 但直到 18 世纪 , 历史研究也才取得一种文艺类别 、学科和 “科学”的地位 , 拥有自己复杂的历史 , 并取得一种职业地位 。⑦
既然是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审视史学的遭遇 , 因此参照现代学科形成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检讨其中的得失 , 也有其必要性 。一如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描绘为器物 、制度 、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 , 西学之引入中国 , 通常也认为遵循着实用科学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逻辑①②③④⑤

陈黻宸 :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 《陈黻宸集》下册 , 第 675 页 。
黄节 : 《黄史 ·总叙》, 《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1 期 , 1905 年 。
宋恕 : 《粹化学堂办法》, 《宋恕集》上册 , 第 380 页 。
金毓黻 : 《中国史学史》,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44 年 , 第 281 、327 —328 页 。
沙姆韦 、梅瑟2达维多 : 《学科规训制度导论》, 黄德兴译 , 收入华勒斯坦等 : 《学科 ·知识 ·权力》, 刘健芝等编译 ,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99 年 , 第 12 —42 页 。
⑥ 华勒斯坦 : 《超越年鉴学派 ?》, 张馨文译 , 《学科 ·知识 ·权力》, 第 213 —226 页 。
⑦ 唐纳德 ·R. 凯利 : 《多面的历史 : 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 陈恒 、宋立宏译 , 北京 : 三联书
店 , 2003 年 , 第 474 页 。

·92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顺序 。无论从哪方面说 , 梁启超都堪称这些见解的始作俑者 , 具体到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 ,梁氏即有这样的看法 : “吾中国之哲学 、政治学 、生计学 、群学 、心理学 、伦理学 、史学 、文学
等 , 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远逊于欧西 。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 。
”① 这类天马行空式的理论 ,并无补于揭示相关的复杂问题 , 但对于确立问题的起点 , 倒也有所裨益 。正如本文一开始就强调的 , 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 , 在现代中国学术面临分类转化及整合之际 , 或许只是增加了 “会通”的复杂性 。关键在于 , “中史”与 “西史”的区分 , 滥觞于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的背景 , 在这样的思想格局下 , 中学与西学本有差位顺序 , 即所谓的 “西学必先由中学”。在张之洞那里 , “今日学者 , 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 、先师立教之旨 ; 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 、九州之风土 ; 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 , 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 、西政之可以起
吾疾者取之 。
”② 梁启超也强调 “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 , 悉已通彻 。根底既植 , 然后以其余日肆
力于西籍 。夫如是乃可谓之学 。
”③ 如此一来 , 同样是历史 , 中国与西方 , 畛域立现 。两者之“会通”, 无疑也是意味深长的 。
“中史”与 “西史”之 “会通”, 意义何在 ? 尤其是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 20 世纪中国史学之走向 , 也许不是本文尽可辨析的 , 但很多问题成形于此 , 却可略加说明 。
前已述及 , 梁启超阐述 “新史学”的几篇文字 , 颇关注 “历史之范围”。有意思的是 , 梁晚
年留下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开篇提出的仍是 “史之意义与范围”: “欲创新史学 , 不可不先明
史学之界说 。欲知史学之界说 , 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 。
”以此而言 , 我们确可感到 , “史学之范围”构成中国史学转化之枢机 。梁注意到 , “中国古代 , 史外无学 , 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 , 无
不丛纳之于史 。
”因此他也试图在学术分科意识渐成共识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史学范围 , 不仅提出
史学范围当 “重新规定”, 而且力主 “以收缩为扩充”, “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 ; 前此本为某
学附庸 , 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学科者 , 比比然矣 。
”④ 显然 , 梁试图区分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工作 ( 各专门史的书写即代表着这一趋向) 。稍后 ,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 , 梁启超又进
一步表示 : “历史范围极其广博 , 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 。古人说 : ‘一部十七史 ,何从说起 ?’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 , 何况由十七史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 ? 何况正史之外 , 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 ?”因此 , 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 , 想要把全史包办 , 绝无其
事 。他坦言 : “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 , 直到现在 , 始终没有成功 。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
史得有相当成绩 , 便踌躇满志了 。
”据此他也提出 : “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 , 又在
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 , 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 , 专门去研究它 。专门以外的东西 , 尽可以有许
多不知 。
”⑤ 这似乎是较为可行的解决办法 , 却未必能解除史家为此产生的困惑 。“一部廿四史 ,从哪里读起 ?”20 世纪 40 年代翦伯赞撰写《略论中国史研究》, 就仍发出了这样的浩叹 : “一部
廿四史还不过是九牛之一毛 。所谓廿四史 , 只是历代增凑起来的一部官史 , 此外在史部之中还
有汗牛充栋的私人著作 , 并未收入 。若广义的说 , 则六经皆史 , 诸子皆史 , 乃至历代以来私人的文集 、诗集 、画集 、政府的文告 、官吏的奏议 、地方的志书等无一非史 。再广义些说 , 一切① 梁启超 : 《格致学沿革考略》,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 第 3 —14 页 。而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描绘为器物 、制度 、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 , 则肇端于其所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 , 见《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 第 39 —48 页 。
② 张之洞 : 《劝学篇》, 《张之洞全集》第 12 册 , 第 9725 页 。
③ 梁启超 :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 第 23 —29 页 。
④ 梁启超 :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32 页 。
⑤ 梁启超 :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 160 页 。

·93 ·

历

史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历史的遗留现存者与再发现者 , 亦无一非史 。
”①
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 , 无一非史 ,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 或者还并不构成严重问题 , 毕竟
一旦进入历史书写 , 历史学家自有选择之余地 。然而当需要为史学安排恰当的学科位置 , 问题
却随之而来 。以往按照四部进行学术分类 , 实际已是歧义迭现 。王运曾明确表示 : “经 、史 、子 、集 , 号为四部 。此藏书家名目 , 非有四种学也 。
”②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也涉及此 : “问 :编书目列义理为一类 , 以为读书之权衡 。此外分经 、史 、经济 、词章四门可否 ? 答 : 四部分目 ,承用已久 , 亦无大失 , 何必纷纭改并 ? 经济之学 , 皆在四部中 , 而读四部之书 , 又须权以义理 。
经济归史学 , 特举其多且重者言之 , 实则古来大经济有外于六经者乎 ? 经济不本于义理 , 求粗
疏而不可行 ; 义理不征诸经济 , 亦空谈而无用 。
”③ 在现代学科背景下 , 探求史学的学科位置 ,更是疑惑丛生 , 1928 年郑鹤声编《中国史部目录学》时即感叹 : “我国史义 , 昭乎笔削 , 笔削之义 , 本于《春秋》, 故谓我国史学之精神 , 俱本《春秋》可也 。《七略》俯类 , 良非偶然 。惟史
书记录 , 体例日繁 , 方式既殊 , 无所同归 , 故《隋志》不得已 , 立为十三门 。嗣后时有损益 ,不能出其范围 。
”在郑看来 , 这个分类也是矛盾抵牾 , 类例不清 , 即便晚出之《四库总目》, 其分类条例 , 最为详精 , 然歧误之处 , 亦不能免 。“故吾人欲研究史部范围 , 将从前一切分类法 ,尽行抛弃可也 。
”④
这还不算什么 , 确定史学之范围已是困难重重 , 倘要进一步追问历史学科本身的 “自主性”, 则更是无从下手 。前已论及 , 刘师培曾撰文肯定 “史”为 “一代学术之总归”。既如此 ,则史学的学科位置何在 , 也并不因此而解决 。实际上 , 刘氏差不多同时发表的 《周末学术史
序》, 就将此问题显露出来 。按照刘之自诩 , 此书之作 , 乃 “采集诸家之言 , 依类排列 , 较前儒
学案之例 , 稍有别矣 。
”并且解释说 , “学案之体 , 以人为主 。兹书之体 , 拟以学为主 。义主分析 , 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 。
”岂止是 “稍有别矣”, “以学为主”的结果 , 是依照西学分类的方
式重新梳理中国学术 , 所列序目包括心理学史 、伦理学史 、论理学史 、社会学史 、宗教学史 、
政法学史 、计学史 、兵学史 、教育学史 、理科学史 、哲理学史 、术数学史 、文字学史 、工艺学
史 、法律学史 、文章学史等 。⑤ 这样的分科之论 , 或有可商之处 ; 所持之论 , 也烙上其 “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印痕 , 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 在诸多学科中 , “史学”反而不复存在了 。刘师培所面对的 , 正是分科观念兴起过程中史学所遭遇的处境 。学科观念的产生 , 或有利于催生各种
今日所谓之 “专门史”, 但 “专门”的史学其位置何在 ? 却成了问题 。事实上 , 在别的地方 , 刘论述南北学派的不同 , 也有类似的困惑 。所论及的包括有诸子学 、经学 、理学 、考证学 、文学 ,也不及于史学 。⑥ 关键正在于 , 既然 “史”为 “一代学术之总归”, 哪里还有专门之史学 。国粹
①
②
③
④
⑤

翦伯赞 : 《略论中国史研究》, 吕振羽等 : 《中国历史论集》, 重庆 : 东方出版社 , 1945 年 , 第 31 页 。
王 运 : 《王志 ·论学》, 《湘绮楼诗文集》第 2 册 , 第 522 页 。
朱一新 : 《无邪堂答问》卷 4 , 第 159 页 。
郑鹤声编 : 《中国史部目录学》,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35 年 , 第 234 —235 页 。
刘师培 : 《周末学术史序》, 《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1 —5 期 , 1905 年 。实际上 , 早在 1898 年《格致新报》所登载的一篇讨论学问之源流 、门径的文章中 , 因为未尝述及史学与地舆志 , 故特别指出此二者 ,比诸他学 , 又作别解 , “然正不必另立门户 , 且史学与地舆 , 往往夹杂于诸学之中 , 各学皆有史 , 凡古
今渐进之次序 , 列国所尚之异同 , 皆可作史学地志读也 。
”已明确提到了 “各学皆有史”的问题 。见
《学问之源流门径》, 《格致新报》第 1 册 , 1898 年 3 月 13 日 , 第 9 —12 页 。
⑥ 刘师培 : 《南北学派不同论》, 《国粹学报》第 1 年第 2 、4 、6 、7 、9 期 , 1905 年 。在论述 “南北考证学
不同论”时 , 刘注曰 : “近代之儒所长者 , 固不仅考证之学 。然戴东原有云 : ‘有义理之学 , 有词章之学 , 有考证之学 。
’则训诂 、典章之学 , 皆可以 ‘考证’一字该之 。袁子才分著作与考据为二 , 孙渊如·94 ·中西历史之 “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学堂刊布的 “学科预算表”, 也说明此问题 。所安排的课程中 , 诸多学科倒有了历史 , 甚至已按照时代划分安排教学 , 如 “社会学”安排的是 : “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及 “社会研究法”; “心性学”安排的则是 “古代心性学”、“中古心性学”、“近代心性学”。反倒是 “史学”, 只留下这样一些内容 : 年代学 、大事年表 、历代兴亡史 、外患史 、政体
史 、外交史 、内乱史 、史学研究法 。就是这些内容 , 仍还有不少可以被别的学科分割 。①
问题仍然是困惑梁启超的 “史外无学”。如果说 “史外无学”造成了在传统学术架构中史学
地位的模糊 , 那么在现代学科的背景下 , 同样的因素仍然遮蔽着史学的学科位置 。最明显的例证是 , 在国学兴盛的年代 , 如何讲史学 , 便成了问题 。1922 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 , 一开篇就表示了这样的意思 : “国学很不容易讲 , 有的也实在不能讲 , 必须用心去读去看 。即如历史 , 本
是不能讲的 ; 古人已说 ‘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现在更有二十四史 , 不止十七史了 。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 , 但还是不能讲 ; 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 , 或讲些事实夹些议论 , 也没甚意义 。
”在讲授国学的派别时 , 也只安排有经学 、哲学 、文学之派别 , 而未涉史学 。并且强调 , 讲 “国学”而不明派别 , 将有望洋兴叹 、无所适从之感 , “但国学中也有无须讲派别的 , 如历史学之类 。
”② 照通常的看法 , 这是章秉承古文经学的观点 , 袭于 “六经皆史”之说 。这固有相当的说服力 , 却也未尝不是因为史学之 “汗漫无边”。柳诒徵 1947 年所写《中国文化史 ·弁言》, 也说到这层意思 : “史非文学 , 非科学 , 自有其封域 。古之学者治六艺 , 皆治
史耳 。故《汉志》有六艺 , 不专立史目 。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 , 似张史学 。而乙部益以滋大 ,顾儒学即史学 。而玄又出于史 , 似四学之并立未谛 。
”对近世以来围绕史学进行的学科安置 , 他
也大不为然 。认为以史学隶属文科 , 乃 “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 属之科学 , 则 “人文与自然径庭 , 政治 、经济 、社会诸学皆产于史 , 子母不可偶”。于是柳氏有创设 “独立史学院”之议 , “今之大学 , 宜独立史学院 , 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 , 非文学 、非科学 。
”且相信中国最有条件成就此事 , “三二纪前 , 吾史之丰 , 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 , 固俨有世界史之性 。丽鲜 、越倭所为国史 , 皆师吾法 。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 , 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 , 则独立
史学院之自吾倡 , 不患其异于他国也 。
”③
用不着过多考虑此议之可行性如何 , 只是史学学科自主性问题愈发不清楚 , 却也可见一斑 。
这里的意味是 , 中西历史之 “会通”, 直接导致 “历史之范围”的拓展 , 然 “历史之范围”毫无边界可言 , 则也影响着历史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 。这或也说明 , 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 , 仍有其 “未完成性”的一面 。
〔作者章清 , 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200433〕( 责任编辑 : 马忠文)① 作书辨之 , 谓著作必原于考据 , 则亦以考据该近代之学也 。若目为经学 , 则近儒兼治子史者多矣 , 故
不若 ‘考证’二字之该括也 。
”据此可知刘是如何理解考证学的 。
① 《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 《国粹学报》第 3 年第 26 期 , 1907 年 。实际上 , “国学”构成清末民初思想言说的中心 , 即可看作中国传统学问本身的学科定位产生了问题 。这方面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 :《国家与学术 : 清季民初关于 “国学”的思想论争》,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3 年 。
② 章太炎演讲 , 曹聚仁整理 : 《国学概论》,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1 、18 页 。需要说明的是 , 太炎曾多次主持国学演讲 , 每一次内容并不相同 , 如在日本期间主持的国学讲习所 , 内中也曾包
括 “中国历史”。
③ 柳诒徵 : 《中国文化史 ·弁言》上册 , 南京 : 正中书局 , 1947 年 , 第 1 —2 页 。

·95 ·H ISTORICAL R ESEA RC H NO1 2 , 2005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 The Case of Liao Ping andMeng Wentong
Wang Fansen (59)This paper will focus primarily on two themes from within Meng Wentongπs large body of academic
research :“gushi duoy uan l un”, or the theory of the pluralistic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and theherein coined“dashi bianqian lun”, or studying history by examining general trends in historical event s
while recognizing the interdependency of all the historical factors involved. The former model is set with2in the complex backdrop of the modern academic transition from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to the study ofhistory , and in particular is related to the work of Mengπs mentor , Liao Ping , and his original approach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Gushi duoy uan l un was an innovative theory that shook contem2
porary notions ; Meng generated this approach by applying an historianπs way of thinking to the issues
raised by Liao Ping , an expert in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Dashi bianqian l un , on the other hand , stres2
ses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within history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dividual historicalelement s. Thus this model necessarily integrates social , political ,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 which is in2
dicative of Mengπs gradual induction into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as a specialist in the study of histo2
ry. This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 from the study of classical text s to that of history , also reflect s the
profound and extensive changes in the values of the age.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nd Change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Zhang Qing (75)
By distinguishing the“new learning”from the“old learning ,”scholars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Chinese historiography”and the“Western historiography”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to China in such a context played a role in the changes in Chinese historiog2
raphy. In attempt s to make academic learning useful in governing the state , historiography was brought
center stage. In the process of“borrowing from the West ,”historiography was put forward as part ofWestern learning. Chinese historians began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such questions as the meaningand domain of historical study , which obviously take historical stud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ow2
ever , as the domain of historical study expands , it s autonom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s open toquestion. That shows that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historiography as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syet to be accomplished in China.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Kiri Project

Yang Tianshi (96)

Having taken over Wuhan and Guangzhou , and eager to persuad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rren2
der , Japan carried out the so2called Kiri Project .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 this involved a campaign
of deception by agent s of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in Hong Kong undertaken as a means to collecting
more information. They forged not only the document s identifying representatives , but also Chiang Kai2
shekπs letters and the view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 apanese representatives in Hong Kong assumed
a low2key stance and tried to lure the top people in Chongqing into a“summit . ”Chiang at first proposed“dealing with the traitor Wang Jingwei ”as a precondition for negotiations , but gradually realized the
J apanese subterfuge and refused any further involvement . He also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of Zhang
Zhiping of the Secret Service and was involved in the so2called investigation. However , effort s for secretnegotiations with J apan were not ended immediately , to prevent Japan from diplomatically acknowledging
Wang Jingweiπs pro2Japan regime.

·1 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