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中的“周边”研究法―以文化交涉学领域之一的角度－
内田 庆市
概要
对于“什么是文化交涉学？”这个问题，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也就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答复。但无论从任何角度进行答复，其基础的方法论应是一致的，即“周边接近法”。本稿将从语言学(汉语语言学)的角度出
发，对“周边”与“核心”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并通过对“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等有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周边资料内容的进一步分析，探讨周边接近法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文化交涉学、“周边”研究法、中心、中国语言学、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中国语法学、虚实论
前言：“周边”研究法

事物，如果只看其“中心”，往往就抓不住其“本质”。正如台风眼其实并没有风，只有其“周边”才有风一样。还是古人说得好，比如日本自古就有“丈八灯照远不照近”或“看人下棋预见八步”之说，而中国也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俗谚。
“周边”与“核心”的关系可以从各种角度来看。如下所示朱德熙(1985)中所说的“比较对照”，也许可以说是具体表现之一。
客：汉语语法的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一直弄不很清楚。今天想听听你的意见。
主：特点因比较而显，没有比较就没有特点。所以要问汉语语法的特点是什么，先要问你是拿汉语跟哪种语言比较。(朱德熙《语法问答》2P)
当今的学术研究越分越细，以至变得只能解决细枝末节的某一细微现象，而无法进行通观全局的探讨。在中文语法的研究中，对个别现象的研究也在日益加深。诚然，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进步。但与此同时，统领整体的系统性的中文“语法论”却难以构筑起来。本来，连什么是“句”、 什么是“主语”、“谓语”等最基本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就来讲什么“了”的两个用法、什么是进行时的“在”、“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补语与状语的区别是什么等等，补语的用法等个别语法现象(当然这些个别性问题的研究也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遗漏了“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个最本质性的问题，缺乏所谓的语言观，更夸张一点说
是缺乏世界观。这难道真能说是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吗？1
1其实不单是语法学家，其它的领域也一样。音韵学家只搞音韵，方言学家只搞方言，即便同为语法研究者，现代语语法研究者只研究现代语，历史语法研究者只研究历史语法等等。语言研究应当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进行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方法有被轻视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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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跨学科”、“超领域”等方法作为一种“流行”受人追捧，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极为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过，在此我们也要注意“跨学科”并不是
“自始就有”的，归根结底，“跨学科”是建立在牢固的“专业”之上的。我们不能忘记牢固“专业”基础的“跨学科”、 “超领域”都只能是“浮萍”。
总之，近十几年来，笔者们一直提倡“周边”研究方法，并致力于该研究方
法之下的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在此，我想就“周边”研究法之下的语言研究、特别是其对语法研究的有效性这一问题陈述一下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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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资料的有效性1-1． 欧洲人的汉语研究在中国，作为学术体系而言的“语言学”的成立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这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人就没有研究过“何为语言”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确实是
自古以来就对“何为语言”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探讨。譬如荀子在<正名篇>中就已经对“语言的目的”、“语言的社会规范性”、“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与词的关系”
等问题作过如下论述2：＜语言的目的＝将对象物区别与其他，传达心中所想＞
異形離心交喩，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喩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
如是則志無不喩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
名也者，所以期異實也。
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
＜语言的社会规范性＝对象物与语言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約定俗成＞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具体方向与抽象方向）与词的关系＝“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等＞
單足以喩單，單不足以喩則兼。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
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無）舉，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
除荀子之外，墨子、公孙龙等也阐述过精辟的语言观。但是，要说作为学术
体系而言的语言学或语法学，则一直要等到清末(1898)马建忠所作的《马氏文通》
3
的问世才有系统性的语法研究。此前的语法研究都只不过是“经学”的“附庸”，
重点放在以“经文”的“注释”（“训诂学”）形式出现的对个别词语、而且还是
2
3详细参见内田庆市 1995。
据笔者最新的研究，《马氏文通》之前已有毕华珍的《衍绪草堂笔记》（1840 年前后），《衍》文中阐述了

建立在传统虚实论上的系统性语法论，欧洲的汉语学者，比如巴赞(Bazin)与艾约瑟在自身的著作中对毕氏
的语法论作了介绍。详细参见内田庆市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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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字”的解释上。
与此相比，欧洲则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确立了语言学这一学术领域，16 世纪，以传教士为主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研究已经展开。他们在身为传教士的同时，又具备着出色的语言学家的素质，对汉语的各种特征(单音节、声母与韵母的关系、元音占优势、词性转化、量词的存在、动词的具体性、以至“官话”与“方言”的差异、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等)作出了准确的阐述。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例，18 世纪中叶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很多专著4：
1-2． 欧洲人汉语研究资料(欧文资料)的有效性
欧洲人的汉语研究资料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究竟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其原因何在?
欧洲的研究对汉语研究有效的理由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1)欧洲很早就已确立了语言学或语法学。
(2)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因此通过母语与汉语的比较对照，可以抓住对中国人来说是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现象，对其特征进行客观的描述。
(3)他们的文字是表音文字，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能更科学地记录当时的音韵(与中国传统的反切法相比)。
(4)他们大多是传教士，传教的范围很广，能够认识到“官话”与“乡谈”(=“方言”)的差异。
上述理由一言以概之，就是“旁观者清”。
不过在日本，香坂顺一、太田辰夫、鱼返善雄、尾崎实等人从 50 年代起就已经反复强调欧文资料的有效性。譬如太田辰夫在《清代的北京语》(『清代の北京語』1950)、《北京话的语法特点》（『北京語の文法特点』1964）、《〈红楼梦〉新探》（「『紅楼夢』新探」1965）等论作中，用 Mateer 的《官话类编》和九江书
会版《官话指南》中的双行注、三行注等资料阐明了北京话与南方话的特征；香坂顺一、尾崎实等利用《官话类编》中的笔记、Wade 的《语言自迩集》、Wieger
的《汉语汉文入门》等欧文资料阐明了中国近世语的特征；鱼返善雄也很早就开始关注欧美人的汉语研究5，不仅翻印了欧洲人学习“官话”的必读书之一《圣谕广训》，而且涉及了琉球官话等所谓的“周边”资料。
而在中国，除了罗常培曾用金尼阁等早期传教士的资料进行了音韵学(1930)
方面的研究之外，迄今为止鲜有学者涉及欧文资料。不过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正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为主，急速地推广开来。欧洲也是一样。今后，以欧文资料为材料的研究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
1.3．周边资料的具体内容
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周边”资料，除欧文资料之外，还包括以下各种资料。
(1) 朝鲜资料・・・如《老乞大》《朴通事》《华音启蒙》等(2) 满汉・汉满资料・・・即所谓“合壁”资料，如《清文指要》之类(3) 琉球官话资料・・・如《白姓官话》等(4) 唐话资料・・・如《唐话纂要》等唐通事的“课本”等或漂着船资料
4参见内田庆市 2004。
参见鱼返善雄 1940《美国的支那语研究》（『アメリカの支那語研究』《中国文学》第 68 号）。当然，除此之外，何盛三（1928）《北京官话文法》等书中也一定程度地阐述了欧美人的汉语研究；石田干之助的一系
列业绩也不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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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本人编写的“课本”・・・如《官话指南》等(6) 越南资料・・・如以明清两代为中心、“字喃”“汉字语”等
此外，还包括所谓“旅行记” (以收于《走向世界丛书》中的为典型)、汉
外对照词典以及汉译圣经等，这类资料对词汇研究尤其重要。
另外，“汉语的周边”这一概念，同时自然也可以考虑汉语内部的“中心”
与“边缘”。当目光转向汉语内部时，必然会浮现出以所谓的“雅言”与“方言”、“官话”与“乡谈”，或“普通话”与“方言”、“书面语”与“口语”、以及“古典语”与“现代语”之间的关系为视角的观点。
2．“周边”与“中心”
2-1. 语言研究中的“周边”与“中心”――“个别”与“一般”或“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周边”与“中心”的关系，与语言学中的“个别”与“一般”或“特殊”
与“普遍”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的。从结论上来说，两者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其关系不应是“非此即彼”，而应该是“亦此亦彼”。
然而，许多语言学家，如研究个别语言学（如汉语学、国语学、英语学等）的学者，只囿于个别语言的研究；而研究一般语言学的人又自负地认为一般语言
学是指导理论，可以解决所有语种的各种问题。
关于语言研究中的“个别”与“一般”或“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日本
国语学家时枝诚记早在 1941 年就作过如下论述：我们无法认为语言学是以将个别语言排除在外的一般语言(实际上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为研究对象的，但同时我们要把国语学提高到一个其本身能够究明语言本质的语言学一般理论。（序 4p）
语言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应该是国语学研究的首要课题。而
且，国语学研究的最终课题，是通过国语的特殊现象把握深藏在其背后的语
言本质。因此，对语言本质的探究，同时也应该是国语学研究的结论。(同上 4-5P)
国语学，即日语的科学研究的使命，是摘取出国语中所发现的所有语言现象，对其进行阐述，进而探明国语的特性。与此同时，应该从国语的诸多现象中抽象出通用于所有一般语言的普遍理论，参与语言学体系的树立，为确立语言的本质观作出贡献。（言語研究の態度 3p）
也就是说，个别语言的研究，都应该通过个别语言的特殊性，解明存在于其背后的所有语言的本质。时枝的观点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时枝那个年代，该两者之间也是以对立系统的方式存在着的，而且一般语言学是个别语言学的指导
原理，是事先设定好的理论体系。(同上 3-4 p)
然而，当今的语言学，对国语学而言，被看作是为其提供一般基础理论的、与国语学是对立的学问。语言学对国语学而言，就是事先设定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原理。这就是一般认为的国语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
此外，对于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时枝还作了如下论述。
4语言学传入我国时，与国语学形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可
以看作是明治维新后西洋学术传入我国时，各学术界中都曾出现过的共同现
象之一，即人们在对事物进行考察之前，事先会被授以所谓的学术方法论，然后再按照这套方法论去进行考察。国语学，并没有把以自身的研究来为语
言学作贡献设为自己的目标，而是把语言学视为其赖以立足的指导原理。(同上 5 p)
明治的国语学界，之所以导致这种怪现象的产生，我想可以举出两个原因。第一，明治以前的我国国学学界的水平，与西洋相比十分落后。哪怕是
暂时应付性质的，也仍然不得不借助他人的理论来修整当下的事态。
（中略），明治的国语学，在西洋语言学的理论中寻求一席之地也是事出无奈。(同上6-7 p)
实际上，这也正是日本近代化发展中的必然现象。福泽谕吉为推进近代化而提倡“脱亚论”。身处这种环境之下的夏目漱石，在《三四郎》一书中借火车上
坐在三四郎旁边的“那个男人”之口，对当时的近代化作出了“定会消亡”的结论6。可以说，时枝的观点就是“那个男人”本身。
总而言之，对于“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时枝下了如下结论：人们一般认为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是普遍性的，而国语学的理论与方法
则是特殊性的。这种看法是极其肤浅的，并非正确的判断。(中略)普遍与特殊，其存在方式并不是两相对立的，所有特殊现象，其中同时亦存在着普遍性。这个道理不只存在于国语学，所有事物都是如此。对国语特殊现象的探求，同时也可能阐明语言中的普遍形态。(同上 8-9P)
研究语言的人，无论是研究个别语言的，还是研究一般语言学的，都应该重
新反思一遍时枝的“特殊”与“普遍”关系论。尤其是日本的许多英语研究者更应该好好咀嚼一番。有些人一味追赶潮流，构造主义语言学流行时倚靠构造主义语言学，行不通时就改随变形语法，再不行就改为格语法，而如今又盛行起了认知语言学。这样的人只一味依靠模仿，而不去探求根本性的理论与原则。对此，爱兰・坡早就指出过：如果要讨论这个问题，那首先就必须得对其原则本身进行讨论。而为此，又必须得就原则的理论依据本身进行探讨。 (爱兰・坡《玛丽・罗杰疑案》)
在中国，情况也基本相同。
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打入中国，中国处于“落后”状态，处于这种背景之下的马建忠为构筑中文的系统性语法，只能摹仿拉丁语的语法。但是，此后的许多汉语学家仍是在西欧语法的框架中阐述汉语语法 (当然，陈望道、张世禄等所谓“海派”学者中也曾有人提倡汉语自己的语法论)。对上述研究方法的反省
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如朱德熙、申小龙等)。
不过，时枝那样的方法，同时也存在着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风险，
正如许多主张旧假名拼写法的人往往容易持民族主义的观点一样。虽然我本人也
6

参见姜尚中 2007。

5是旧假名拼写法赞成者，但我并不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一切都要看其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合乎道理。对此，时枝本人也有过这样的阐述：因此，语言学与国语学的关系，并不是前者是后者赖以立足的指导原理这样的关系，而是作为特殊语言的一个研究结论，既是国语学的批判性对象，又是它山之石。(中略)之所以这样看问题，不是意味着要采取唯我独尊、排斥其它的彻头彻尾的狭隘立场，而是为了切实思考国语学应走的出路，同时也是为了发扬作为西洋语言学立足之点的科学精神。(同上 9-10P)

上文所述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置换成“周边”与“中心”也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一致的，
这就是笔者的基本立场。
2.2．“个别”即“一般”、“特殊性”亦即“普遍性”――以“虚实论”为例
在印欧语中，一般句子里一定有主语，而且“主语”通常是动作的主体。于是，他们便先验性地作出“句子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这样的说明。连被追捧为“语言学的革命”并风靡一时的乔姆斯基，也开始极其理所当然地以 S=NP+VP
为前提来分析句子。
然而，日语和汉语却中并非全然。日语方面有主张“主语废止论”的，而汉语中也存在用印欧语的“主―谓”关系无法解释的句子。如：前边来了一个人。
台上坐着主席团。
玻璃碎了。
房子烧了。
这里的水可以喝。
这些给你。
下雨了。
等句子是所谓的“存现句”、“自然被动句”、“主体化句（式）”等等，这些句子
无法悉数归入印欧语中的“主语”、“谓语”的概念范畴。
这样一来，这种“句子＝主语+谓语”的规则就应该是属于个别语言的，称不上是语言的本质或语言的一般性。关于这一点，时枝有如下论述：国语中不存在的现象，就称不上是语言的一般性。国语中不存在的一般性，假设是有，那也仍然只不过是某种语言的特殊性而已。
印欧语与汉语或日语的差异，不仅仅是“主语”与“谓语”，也存在于“动词与宾语”的关系中。印欧语的动宾关系就是“箭”与“靶”的关系，而汉语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极其复杂。
相对于“句子＝主语+谓语”这种印欧语的句子观，中国的传统上则存在着“虚实论”中是这样解释句子概念
将词语分为虚、实两大类的所谓“虚实论”7。
7“虚实论”本始于南宋的词论，虚字是“表达说话人心情的（比如，“凡其句中所用虚字，皆以托精神而

6的：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助字辨略》序言)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马氏文通》例言)
这就是说，中国人的观点中认为句子是由“虚字”与“实字”构成的。这种
观点也见于伊藤东涯、皆川淇园、荻生徂徕等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以及铃木朖、富士谷成章等国学者之间。特别是铃木朖在《言语四种论》中把单词分为“词(指表事物为词)”与“テニヲハ（附加于词之心声也）”两大类，进而把“词”分为
了“体之词”、“形状之词”与“作用之词”：
语言分四种。
“词”之四种，一为万物之名称，体之词。又称不动词；一为テニヲハ；
一为形状之词；一为作用(动作)之词。合此二者，世称用之词。又称动词、或活用之词、或活语。（第二页表）
前三种词与テニヲハ对照之下，三种词有所指，テニヲハ无所指。若将三种视为词，テニヲハ则为声也。三种指表示事物为词，テニヲハ则赋予其词心声也。词如玉，テニヲハ如绪。词如器物，テニヲハ则如使用器具之手也。(第八页表)铃木朖的词汇分类法以中国的虚实论为基础，最后在时枝诚记的<词辞论>
中得以继承。时枝诚记把词汇分为“词(客体性表达)”与“辞(主体性表达)”两大类，认为句子就是“词包容辞”的结构。因此，他认为“主语”与“谓语”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其实两者都不过是“客体性表达”，把这两者包容起来的是“辞”，也就是“主体性表达”8。这一观点就是“语言与音乐、绘画一样，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都具有‘对象―认识―表达’这一过程性构造”的观点，它基于“语言就是人类主体性活动本身”这一语言观，与构成主义语言学的“构成主义语言观”以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语言工具论”等观点截然不同。
仔细观察欧洲人的汉语研究，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巧妙摄取了中国传统的“虚实论”。
欧洲人把“实字”称为“solid characters”(Prémare) “full characters”(Edkins)，
把“虚字”称为“vacant or empty characters”(Prémare)“empty characters”(Edkins)，
又将“实字”分为“活字”＝“living characters”(Prémare)“living words”(Morrison)
与“死字”＝“dead characters”（Prémare）“dead words”（Morrison）。由此可以得知他们是如何把中国人对事物的看法及想法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中去的。Edkins传语气”《虚字说》）”、实字是“表达实体（对象）的”。古代也称“虚字”为“辞”（“以名举实，以辞舒意”《墨子》）或“词”（“词，意内而言外也”《说文解字》）。详细参见内田庆市 1981。此外，《文心雕龙》等
书中也以“貌”或“情”等词语来解释虚实。
8时枝就主语与谓语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文中出现的主语，并不是作为与谓语对立的成分出现的，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原本掩藏于谓语、包含于谓语中、最终呈现于表面的成分。”（同上书 371p）
汉语方面，藤堂明保氏曾在《中国文法的研究》（『中国文法の研究』，江南书院，1956）中写道：“在汉语中，主语被看作是谓语的附属成分。因此，从广义上来讲，主语也可以说是修饰谓语的成分”。（13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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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虚字”的解释“In this sentence tu and liau mean nothing when viewed apart fromcontext”（＝“不为义”）忠实地继承了古代中国人的“虚字”概念9。这不仅是他们从正面钻研汉语的证明，同时也说明他们继承了耶稣会的基督教传教中的“适应主义”方针，更体现了以马礼逊为首的、主张“尊重对方的文化”、“置身10于对方的文化”的翻译观 。
然而，欧洲人之所以能摄取堪称中国人传统语言观的“虚实论”，应该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具备了“可以吸收的基本条件”，那就是欧洲的“保尔・罗瓦雅尔语法”。
“保尔・罗瓦雅尔语法―普遍唯理语法”作为 17-8 世纪欧洲拉丁语规范语
法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并对 18-9 世纪的英语语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引述如下：所谓语法，就是说话的技法。说话，就是人类通过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发明的记号来表明自己思想的过程。（5P）
任何哲学家都认为我们的精神具有三个作用。即认识、判断、以及推测。
（34P）第三个作用只是第二个作用的延长。（35P）开口说话是为了表达对认识的事物所作出的各种判断。（35P）
我们对事物所作的判断称为命题。比如“地球是圆的”。象这样所有的命题都必然包藏着两个辞项。一个称为主部，是人下判断的对象；另一个称
为谓部，是判断的内容。另有连接这两个辞项的连系部。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两个辞项严格来讲属于精神的第一作用。因为这是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是我们思考的对象。还可以轻松地领会到两个辞
项的连接属于第二个作用。可以说它是我们的精神中所固有的作用，是我们
思考的方式。（35-36P）
综上所述，得出如下结论：人类为了表达自身精神内所产生的思想，需要有记号；同时，词语应极为一普通地作如下区分：即一方表示思考的对象，另一方表示我们思考的形态与方式。（36P）
如前所述，“保尔・罗瓦雅尔语法”在“人的精神作用大致分为两种”(实际上是三种，不过因为第三种是第二种的延伸，因此将第二作用和第三作用归为一种)的认识论基础上，将词语分为表示“思考的对象”与表示“思考的形态与方式”的两大类。所谓句中的“主部”与“谓部”都属于第一个作用，都是“认识的对象”；而连接这两者的成分，即“系词”才是统括整体的“思考的形态与方式”。“ 思考的对象”就是“客体性表达”，“思考的形态与方式”正是“主体性表达(表示说话人心情的词)”。由此可见，这种语言观与中国的“虚实论”以及时枝诚记的“词辞论”如出一辙。这才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真正的“语言的普遍性”，是“个别”即“一般”、“特殊性”同时也是“普遍性”的一个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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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对“辞”（即“虚字”）有如下阐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正义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为义，故辞也”（〈周南・汉广〉）。也就是
说，《诗经》中“有游女，不可求思”中的“思”这个词语，孔颖达把它视为与“泳思”、“方思”中的“思”
一样，都是“不为义”，因此把它称作“辞”。可以说。这种观点与前文中铃木朖把“テニヲハ”定义为“无所指”的观点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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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教士的翻译观、自觉的自我同化以及“文化的翻译”，参照内田庆市 2001。

8乔姆斯基对“保尔・罗瓦雅尔语法”给予了重新评价11，指出“保尔・罗瓦雅尔语法”是乔姆斯基所主张的“深层构造”学的先驱。
被誉为语言学革命的乔姆斯基变形语法产生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因为以往只重视语言的形式，无视语言的“意思”与“内容”的构造主义语言学，无法解释“形式上完全相同的句子具有两个以上的不同含义”这一所谓的“语言的‘多义性’ (Ambiguous)”问题的缘故。
比如，“a light house keeper”这句话。
这句话既有“灯塔看守人”的意思，又有“轻盈的女管家”的意思。对于这
种多义性的语句，乔姆斯基认为其“表层构造相同，但深层构造相异”。解释为“灯塔看守人”时，其“深层构造”应分为“light house”与“keeper”；解释为“轻盈的女管家”时，“深层构造”应分为“light”与“house keeper”，他认为可
以通过读取这种“深层构造”的不同来解决“多义性”的问题。
然而“深层构造”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不外乎是已经表达出来的“表层构造”。况且语言表达是有“对象－认识－表达”这一过程性构
造的，把“认识”从“对象”当中分割开来思考是不可能的。说是“多义性”，
但在实际的语言场景中，或在说话人心中，永远只存在着一个含义。听话人只能
进行“追体验”，即从“表层构造”着手，去思考对象，再到达说话人的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产生不同于说话人意图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误解”。
乔姆斯基所说的“深层构造”，其实是指语言背后最抽象的“认识”问题。
将“认识”从“对象”中分离开来，再将其作为先验性的存在去展开具体的句子（即表层构造），这就是造成“误解”的问题所在。这种观点导致人们把辞典中收集的“词汇”当作“语言”本身，或把以语言为媒介的语言规范(即语法)看作
是“语言”。正如时枝诚记所讲的，收于辞典中的“词汇”是“根据具体的词语
抽象而成的，就象刊印在博物学书籍中的樱花插图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的样品，其本身并不是具体的语言(同上书 13P)。”也就是说，同样用“狗”
这个词，但作为“语言”表达来说，我说的“狗”与他说的“狗”是不同的。
总而言之，关于语言“多义性”的正确理解应该如下所示：一词有多义，是从词的各种用法中总结出来的，到了具体语言环境里，
到了一个句子里，一般地说，一词还是一义。（张鱼甫 1980）
3．横在“文化交涉学”面前的课题――“文化的翻译”――代结语
“文化交涉”或“异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自然有通过“物品”进行交流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而在这一过程中随时会产生“翻译”的问题。
那么，“翻译”究竟是什么呢?
从现象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把它看作是将 A 语言中的 a 词汇“置换”成 B
语言中的 b 词汇的过程。
然而，“语言与音乐、绘画一样，是人的表达方式之一”，当我们立足于具有“对象－认识－表达”这一过程性构造的语言观时，作为语言表达基盘的“人”的存在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
而且，语言本来与对象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语言的“交流”过程中“感性的11关于保尔・罗瓦雅尔语法的本质与乔姆斯基的重新评价，以及乔姆斯基变形语法的根本性批判，参见宫
下真二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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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是被忽视的。语言的“交流”是在“超感性的一面”中进行的。所谓“超感性的一面”，换言之，就是某个民族的“共同认识”或者说“规范”以及“认识的集合”。而这个“共同认识”所反映的正是该民族的历史、思维方式＝“文化”等等，存在语言背后的就是这个“文化”。
如此看来，“翻译”就不再是单纯的“词汇的置换”了。
其次，在将 A 语言的 a 词置换成 B 语言的 b 词时，还存在着一个什么是“等价（equality）”的问题。譬如，“狗”=“dog”的过程中，很明显它们的发音、字形等形式并不“相等”。那么，“等价”究竟是什么呢？翻译家们为追求“等价”
而饱尝着“生产的痛苦”，那是因为“语言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的翻译”。
对传教士们而言最重要的书籍――《圣经》的翻译过程中，之所以对“译词”如此讲究，原因应该就在与此。要互相传播“异文化”，这样的纠葛就会随之而来。
在文化交涉学中，这“文化的翻译” 也应该是时刻不忘的。
拙稿探讨了作为文化交涉学领域之一的中国语言学的状况与“周边研究法”，
进而论述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以及“文化的翻译”等问题。我们所要创建的“文化交涉学”领域中，有待研究的课题堆积如山。就
笔者的研究领域而言，就存在着“概念形成”（如“国家”）的问题、“教育・出版印刷”的问题，以及上述问题如何在文化交涉学中进行定位等各种课题。关于
这些问题，笔者将另作探讨。
＜参考文献＞
鈴木朖 1824（文政七年刊本） 『言語四種論』勉誠社文庫 68(1979)
時枝誠記 1941 『國語學原論』 岩波書店
藤堂明保 1956 『中国文法の研究』 江南書院
C.ランスロー＝A.アルノー著、南舘英孝訳 1972 『ポール・ロワイヤル文法』 大修館書店
張魚甫 1980 「歧義是怎樣產生的」『語言的奧妙』 少年児童出版社
宮下真二 1980 『英語はどう研究されてきたか』 季節社
朱徳煕 1985 『語法答問』 商務印書館
内田慶市 1981 「中国人は語をどのように分類してきたかー『馬氏文通』以前」『現代言語学批判』（三浦つとむ編） 勁草書房（后来收录在内田慶市 2001）———— 1995 「荀子の言語論」『敦賀論叢』第 10 号———— 2001 『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
姜尚中 2007 「夏目漱石 悩む力」『知るを楽しむー私のこだわり人物伝』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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