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实在法 (ius civile) (包括被解释为“默示制定法 (statutum taciturn)”的习惯法) 被视为人类共同体权力的自由创造物, 是可基于效用考量变更的工具性规则集合, 缺乏独立力量。这标志着对古日耳曼观念的彻底革新。

a. 客观层面的实在法完全服从主权意志。人们主张立法者不受自身法律约束的原则，并逐渐将豁免于所有成文法视为主权的决定性标准。

“统治者主权论”者将实在法等同于统治者明示或默示的意志。他们将统治者置于其本人或前任制定的法律之上，主张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可基于需要随时适用或废止法律。自12世纪起，法学家便着重阐释支持此结论的罗马法文本，特别是“君主胸中自有全部法律（omnia iura habet Princeps in pectore suo）”、“君主所好即有法律效力（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gorem）”、“君主错误造就法律（error Principis facit ius）”等格言，尤其聚焦于引发数世纪论战的“君主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命题。政治哲学对此表示认同，认为真正君主与共和国官员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受人民或自身与人民共同制定的法律约束，而前者作为“有生命的法律（lex animata）”可根据具体需要修正现行法[5]。更有甚

<footnote>[5]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卷第353a页第3条，</footnote>
者，有人从这种“超法律权力（potestas legibus soluta）”推导出有利于教皇和皇帝（后扩展至所有君主）的结论[6]。

第21卷第477、491、499、518页；埃吉迪乌斯·科隆纳《论君主政治》第3卷第2篇第29章（人定法低于立法者如同自然法高于立法者；君主是“自然法与人定法的中介（medium inter legem naturalem et positivam）”；人定法的“权威（auctoritas）”源自君主，君主须使其适应具体案例），另见第3卷第2篇第2章。卢卡的托勒密第2卷第8章、第3卷第8章及第4卷第1章。福尔克尔茨多夫的恩格尔伯特第1卷10-11章（作为“有生命的法律（lex animata）”的君王在具体案件中实现正义，优于“无生命的法律（lex inanimata）”）。另见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 Saresb.）第4卷第2章；奥卡姆《对话录（Dial.）》第3部第1册第2卷第6章；皮埃尔·达伊第1卷8章；帕特里齐《共和国制度论（De inst. reip.）》第1卷第5章及第3卷第1章。

[6] 关于皇帝权力，参见所有法学家的学说；霍亨斯陶芬王朝理论（腓特烈一世见奥托（Otto Frising）第3卷16章及第4卷4章；腓特烈二世1244年与1245年书信，载于于亚尔-布雷霍勒（Huillard-Bréholles）《腓特烈二世外交史（Hist. dipl. Frid.）》第6卷第217页与258页，及彼得鲁斯·德·维涅（Petr. de Vin.）《书信集（Ep.）》第2卷8章、第3卷9章、第5卷1章起）；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册第2卷26章及第1册第2卷6章的总结；埃涅阿斯前言及19-21章；皮埃尔·达伊第2卷8章；《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注释，地方法第1篇1条、第3篇52-54条与64条，采邑法
对此，“人民主权论”者发动了全面反击。他们认为所有法律的约束力皆源于臣民共同体的同意，故主张包括教皇和皇帝在内的统治者皆应受法律约束[7]。此时已初现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的萌芽，这一思想后来对法治国家理念的发展至关重要[8]。但当时的争论焦点首先是主权归属问题，而非主权与法律的关系——因为主张议会主权（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

第4条。——关于教皇权力，见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第六书（Sexto）》1.2.1章；奥古斯丁努斯·特里乌姆福斯第1册22题1条；阿尔瓦鲁斯·佩拉吉乌斯第1册58条；莱利乌斯，载戈尔达斯特第2卷第1595页起；埃涅阿斯1457年论述（福格特（Voigt）第2卷第240页起）。

[7] 最明确表述见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第1卷7-11章、14-15章、18章；库萨的尼古拉第2卷9-10章及20章、第3卷前言及41章；海姆堡的格雷戈里第2卷第1604页起。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1册第2卷6章指出：或许全世界不存在完全不受法律约束的纯粹君主制，这种政体除非由完美无缺的统治者执掌（现实中从未存在）才值得推崇。托马斯·阿奎那对此的认同体现在更推崇受法律限制的君主制（《著作集（Op.）》第21卷第491页及500页起）。

[8]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与库萨的尼古拉在此特别发展了现代思想。但需注意注释5所列作家（除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外）均假设共和国需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这种分立在他们描述的君主制中不被允许，因而成为共和政体的判别标准。
的一方，与主张君主主权的另一方，都要求享有同等的超法律地位[9]。

b. 基于实在法规则的主观私权，被视为如同规则本身一样是国家让渡的结果，因而从属于主权者的自由裁量。中世纪理论不承认：依实在法取得的既得权利，在原则上可对抗国家权力。

十二世纪法学家马丁努斯（Martinus）甚至主张皇帝对万物享有真正的所有权，因而对私人权利拥有绝对处置权，其依据是《法典（Code）》（第 7 卷第 37 章第 1 条第 3 款“关于长期占有时效的规定”）中“万物皆属君主（quum omnia Principis esse intelligantur）”的条文。类似理论也被用于主张教皇对教会的权力[10]。不过，同时期法学家布尔加鲁斯（Bulgarus）提出的相反观点逐渐占据上风，认为国家仅对私有财产享有“上级管辖权（iurisdictio vel protectio）”，这种权

<footnote>[9] 关于人民大会理论，马西利乌斯的论述最为鲜明；关于教会大公会议超越教会法的“衡平（epikeia）”学说，参见前文第 3 章注释 58。</footnote>

<footnote>[10] 该学说论述及批驳见格奥尔格·迈耶（Georg Meyer）《征收权（Das recht der expropriation）》，莱比锡 1868 年版，第 86 页起。</footnote>
力即使被称为“统治权（dominium）”，也始终属于公法范畴
[11]。正是从这种“上级权”理论中，衍生出与古日耳曼法观念

[11]《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对《法典》7.37.1.3条“omnia principis”及《学说汇纂》“论物之返还”1.2条“littora”的注释；雅各布斯・德・阿雷纳(Jac. Aren)对《学说汇纂》序言1-7条的评注；安德烈亚斯・德・伊塞尔尼亚(Andreas de Isernia)对《封建法》第2卷40条27-29项的论述；巴托鲁斯(Bartolus)对《学说汇纂》首卷序言第3项、50.9.1.4条第12项、50.12.1.6条的解读(始终区分“基于管辖与治理的世界统治权(dominium mundi ratione iurisdictionis et gubernationis)”和“基于所有权的支配权(dominium ratione proprietatis)”)；巴尔杜斯对《学说汇纂》“论物之返还”1.2条、《学说汇纂》首卷序言10-11项(对“个别物(singulae res)”存在双重但“依据不同(diversa ratione)”的支配权：恺撒的公共权利(ius publicum Caesaris)与私人的私有权利 privatum privatarum personarum)、《封建法》第2卷51条序言1-4项；德修斯(Decius)《法律意见集(Cons.)》538号8-11项。——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册第2卷21-25章详述各家观点，主张皇帝“某种程度上的支配权(dominium quodammodo)”源于人民让渡，这种所有权(虽“较为薄弱(minus pingue)”)可与私人对“私有物(res privatorum)”、全人类对“无主物(res nullius)”的所有权并存，实为后世“最高支配权(dominium eminens)”雏形。另见阿尔瓦鲁斯・佩拉吉乌斯第2册15、57、63条；《绿园之梦(Somn. Virid.)》第2卷23-30章及366章(“普遍支配权(dominium universale)”与“特定支配权(dominium appropriates et specialius)”)；安东尼乌
迥异的征收权理论——国家可为公益需要变更或废除私权[12]。

征收权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其施加严格限制。虽然具体限制效力存在争议（参见下文第305页），但原则共识是：最高权力非经“正当理由（ex iusta causa）”不得任意干预既得权利。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一原则是绝对具有约束力的[13]，即便允许主权者在特定情形下突破该原则者，仍视其为

斯·德·罗塞利斯第1卷70章；皮埃尔·达伊第2卷8章。

[12] 中世纪征收权理论沿革可参阅迈耶著作第76-115页。此处仅补充（尤其迈耶未关注的）文献材料，并更清晰地揭示其涉及人定法与自然法关系的层面。

[13] 《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对《学说汇纂》1.14.1.3条“multo magis”的注释（其他引证见迈耶第88页）；对《教会法汇要》22.1条“iniustitiam”的注释；雅各布斯·德·阿雷纳、安德烈亚斯·德·伊塞尔尼亚前引；霍斯滕西斯（Host.）对《格氏律令》1.2.7条及《教令摘要（Summa de rescriptis）》1.3条11项起；奥尔德拉杜斯（Oldradus）《法律意见集（Cons.）》224、257号；巴托鲁斯对《学说汇纂》50.9.1.4条、50.12.1.6条、《法典》1.22.1.6条及《学说汇纂》首卷序言4-6项（既非“通过诏令（rescribendo）”也非“通过立法（legem condendo）”）；安东尼乌斯·德·布特里奥（Ant. Butr.）对《格氏律令》1.2.6条20-22项；帕诺米塔努斯同章第6项；拉斐尔·富尔戈修斯（Raphael Fulgosius）《法律意见集》6号46-47项、21号12与18项；博洛尼努斯《法律意见集（Cons.）》
良好准则[14]。除刑事没收等事由外，“公共必需”被普遍承认

58号；亚历山德罗·塔尔塔格努斯《法律意见集（Cons.）》第2卷190章（尤第13项）、226章18项；保罗·德·卡斯特伦西斯对《学说汇纂》41.2.1.23条、《法典》1.22.1.6条及《法律意见集》第1卷229章；雅松（Jason）对《学说汇纂》1.14.1.3条24-34项、《法律意见集》第3卷86章14项；老弗朗切斯科·库尔蒂乌斯（Franc. Curtius）《法律意见集》20、49、50、60号；克里斯托福罗·德·卡斯泰利奥内（Christof. de Castellione）《法律意见集》8号16-18项；乔万尼·克罗托（Joh. Crottus）《法律意见集》第2卷156章28-44项；安东尼乌斯·德·罗塞利第4卷8、10章。尤值注意奥卡姆前引23-25章，他从皇帝“某种程度上的支配权（dominium quodammodo）”推导出废除、没收或转让私有财产权及禁止占有“无主物（res nullius）”之权，但强调此类行为不可“任意妄为（ad libitum）”，仅当“出于公益理由（ex causa et pro communi utilitate）”且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privata utilitas）”时方可。奥卡姆最明确指出（同书27章）这不仅是对君主的限制，更是对国家本身的限制——因人民让渡给皇帝的权力本身对“任何个体（iura singulorum）”就不具无限权威，仅能基于必要性通过多数决侵入私权领域（据《格氏律令》1.2.6条）。

<footnote>[14] 尽管存在绝对主义倾向，雅各布斯·布特里加里乌斯（Jacobus Buttrigarius）对《法典》1.19.1.2条仍持此立场；阿尔贝里库斯·德·罗萨（Alber. Rose）对《学说汇纂》首卷“omnis”条5项起、6.1.1.15条、《法典》1.19.1.2条；巴尔杜斯对《学说汇纂》首卷序言11项、《法典》1.19.1.7条、1.22.1.6</footnote>
为剥夺私权的正当理由，但日益强调应给予公帑补偿[15]——不过针对普遍性立法[16]或紧急状态常设例外[17]。

条、7.37.1.3条。折中观点见费利努斯（Felinus）对《格氏律令》1.2.7条26-45项；德修斯（Decius）同章19-24项及《法律意见集》191、198、269号4-5项、271号3项、352号1项、357号3项、361号7项、520号5-6项、588、606号8项、689号8项；乔万尼·马里亚·德·里米纳尔迪（Joh. Mar. de Riminaldis）《法律意见集》第1卷73章；卢多维库斯·罗马努斯《法律意见集》310号（“特别法（lex specialis）”需“正当理由（iusta causa）”，“普通法（lex universalis）”则否）；贝内代托·卡普拉（Benedictus Capra）《规则集（Regulae）》10条30项起。

<footnote>[15] 注释学派的观点波动见迈耶第92-94页。明确支持补偿者：巴尔杜斯对《法典》7.13.1.2条；德修斯对《学说汇纂》“论正义与法”1.11条及《法律意见集》520号；费利努斯（Felinus）对《格氏律令》1.2.6条2项、1.2.7条28-29项；雅松对《学说汇纂》1.14.1.3条及《法律意见集》第3卷92章11项；保罗·德·卡斯特伦西斯（Paul. Castr.）对《学说汇纂》39.1.1.5和11条4项、《法典》1.2.1.10条3项；卢多维库斯·罗马努斯《法律意见集》310号4项；克罗图斯（Crottus）《法律意见集》第2卷156章27-31项；贝尔塔基努斯法律辞典（Repertorium）》“civitas”条88、96项；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18章（应由公库补偿）。——反对者：阿尔贝里库斯·德·罗萨（Alber. Rose）对《学说汇纂》8.6.1.14.1条。</footnote>

<footnote>[16] 德修斯《法律意见集》520号（法律可“概括性（generaliter）”</footnote>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学说认为实在法本身不足以为既得权利提供充分保障。主观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仅当其能基于独立于实在法的自然法依据时才被严格维护。该理论奠基于两大原则:其一,私有财产制度根植于先于国家存在的“万民法(ius gentium)”,其源自纯粹自然法而非国家创设[18];

> 剥夺权利甚至“不予补偿(sine compensatione privatorum)”,
> 但若“针对特定臣民(particulariter alicui subdito”)则须“给予
> 补偿(cum recompensatione)”;雅松对《学说汇纂》1.14.1.3
> 条44项同旨;帕里斯·德·普泰奥(Paris de Puteo)《论监
> 察(De syndicatu)》第41页24项;安东尼乌斯·德·罗塞
> 利斯第4卷8、10章。

[17] 如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 17-18 章：当“国家需要如此要求（reipublicae necessitas id expostulat）”时，纵使“某些人认为严苛荒谬（aliquibus fortasse durum videbitur et absurdum）”亦得为之。

[18] 早见《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对《法典》1.19.1.2条、1.22.1.6条;继有霍斯滕西斯、雅各布斯·德·阿雷纳、奥尔德拉杜斯、拉斐尔·富尔戈修斯、安德烈亚斯·德·伊塞尔尼亚、巴托鲁斯、保罗·德·卡斯特伦西斯、雅松、奥卡姆等前注13所引;阿尔贝里库斯·德·罗萨、巴尔杜斯、德修斯和卡普拉(对财产权保护较弱)见注14。另见巴黎的约翰7章(私有财产源于个人劳动,故属个体权利,其存在不取决于人际联系或存在“共同首领”的社会);帕里
其二，契约约束力源于自然法，故君主虽不能通过立法约束自身或继任者，却可通过契约对臣民承担义务。由此衍生出重要推论：国家通过契约授予的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正当理由（ex iusta causa）”干预除外）[19]。若主观权利缺乏此类自然法依据，作为“纯粹实在法权利（ius mere positivum）”

斯・德・普泰奥前引22-24项；《绿园之梦（Somn. Virid.）》第1卷156-161章；热尔松第4卷第598页；皮埃尔・达伊前引；安东尼乌斯・德・罗塞利第4卷8、10章（私有财产源于“万民法”故受保护，但因仅属“次级万民法（ius gentium secundarium）”可因正当理由剥夺）。—当反对者主张“万民法”仅确立财产制度而非具体所有权时，回应称“所有权划分（distinctio dominorum）”及特定取得方式的永久确立本身即属“万民法”。

[19] 见巴尔杜斯对《封建法》第1卷7条（上帝使法律而非契约受制于皇帝）；卢多维库斯・罗马努斯《法律意见集》352号15-25项；克里斯托福罗・德・卡斯泰利奥内《法律意见集》8号25项；雅松《法律意见集》第1卷1、56章，第2卷223、226章；德修斯《法律意见集》184号2项、286号5项、292号8项、404号8项（“上帝自身亦受承诺约束（Deus ipse ex promissione obligate）”）、528号6项、689号7-27项。—关于“基于正当理由（ex iusta causa）”的违约，见雅松《法律意见集》第1卷1章12、29项起，第2卷226章43项，《学说汇纂》1.14.1.3条34项；卡普拉《规则集（Reg.）》10条43项起；安东尼乌斯・德・罗塞利第4卷14-15章。
则不受同等保护[20]，这尤其影响被归类为国家单方授予的“特权”。据此，日益盛行的观点认为：此类权利可随时为公共利益撤销[21]。

<footnote>[20] 《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对《法典》1.19.1.2 条、1.22.1.1 条主张：私权若违反“市民法”即告中止，明确声明意图的诏令可予废除；但补充称多数观点要求此类诏令须含“法律不碍（lege non obstante）”明示条款。后一观点由霍斯滕西斯、保罗·德·卡斯特伦西斯、雅松等发展。巴托鲁斯认为“源于市民法（ex iure civili）”的私权可被“无因”废除，但仅能通过立法（除非损害轻微不得以诏令为之）；巴尔杜斯、德修斯等则主张可无条件以任何形式废除。——阿尔贝里库斯·德·罗萨、英诺森四世等少数派认为国家不得“无因（sine causa）”剥夺“所有权本身（dominium ipsum）”，但可通过废除仅“源于人定法（ex iure positivo）”的“诉权（actiones）”使所有权名存实亡。——安东尼乌斯·德·罗塞利第 3 卷 14 章与卡普拉《规则集》10 条 43-52 项详论“纯人定法权利（iura mere positiva）”的废除。</footnote>

<footnote>[21] 参见雅松《法律意见集（Cons.）》第1卷第1章第20条、第56章第1、2、7、8、21条，第2卷第226条43-49项（无偿授予的“特权”可随时“无理由”撤销；基于对价授予的特权因其契约性质，仅能“有理由”撤销）；费里努斯对《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第1卷第2章第7条评注第48-52条；卡普拉同前引（但仅针对私人主体）；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第5章（特权若“损害共和国利益（reipublicae damnosa）”可予撤销）——该原则适用于国家授予教会特权的案例，参见《骑</footnote>
2. 与实在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一致认为自然法先于、超越并高于国家。

a. 客观层面的自然法，无论对其渊源与效力依据存在何种争议，始终被双重界定：既是超国家原理的流溢，又是具有完全约束力的真实法律。因而通说认为：国家出现前“自然法则（lex naturalis）”已存在，国家本身的正当建立亦源于此；自然法规则凌驾于尘世最高权力——教皇、皇帝、统治者、主权人民乃至全体人类共同体皆受其约束。任何立法、政令、民意决议或习俗均不得逾越自然法界限，违逆永恒自然法原则者完全无效[22]。

士与教士之辩论（Disputatio inter militem et clericum）》第 686 页及《绿园之梦（Somn. Virid.）》第 1 卷 33-34 章。

[22] 参见前文第1章注释44-45。论自然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卷第352页问题96第4条与第9卷第514页（教皇受约束）、第2卷第355页问题97第1条（人民受约束）；埃吉迪乌斯第3卷第2章29节（君主受自然法约束）；奥古斯丁努斯·特里乌姆福斯第1卷问题22第1条（教皇受约束）；阿尔瓦鲁斯·佩拉吉乌斯第1卷第7、46条（同理）；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论题第1卷第6章、第2论题第2卷第26与28章（论皇帝与教皇）、同卷第29章（论“人民共同体（universitas populi）”）、第2论题第1卷第30章（“全体世人（universitas mortalium）”
这种效力不仅赋予严格意义的“自然法（ius naturale）”，
也赋予与之并列的“神法（ius divinum）”与“万民法（ius
commune gentium）”：神法是上帝为超世俗目的以超自然方
式传授的律法[23]；万民法则被视为考虑人性堕落因素后，从
纯粹自然法衍生出的各民族共同认可的规则体系。由于构成

一致行动亦不能彻底废除罗马帝国）；巴尔杜斯第1卷第1
章第3节第2条（“自然法效力高于君权（potentius est ius
naturale quam principatus）”）及《法典》第1卷第1章第24
条以下（故皇帝与教皇不得合法允许高利贷）；卡普拉第20-43、
53条（论君主、教皇、皇帝、人民或共同体）；费里努斯前
引第19-25条（论教皇）、26条以下（论皇帝、君主、自由
人民）；皮埃尔·达伊《热尔松文集》第1卷652页以下；
库萨的尼古拉第3卷第5章；安东尼乌斯·罗塞利斯第4卷
2-14章；热尔松见前文第3章注释22（论大公会议）；《萨
克森明镜》注释第1卷第25、55条。

[23]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卷第333页以下及第3
卷第211页将“自然法”与“神法”均阐释为源自“永恒法”的流
溢——永恒法即上帝本质的体现：前者基于人作为理性存在对
世间道德秩序的参与，后者为超世目的通过启示确立。比较
埃吉迪乌斯前引第3卷第2章24-29节（自然法）、30节（神
法）；热尔松第4卷652-654页；前注引文中亦将神法效力
与自然法等同视之。
权力并未创造而只是接受了万民法，故其享有自然法的神圣性与不可变性[24]。

随着这种“立法者亦不得违反的自然法”观念日益深入教会法与世俗法领域，亟需确立立法权的明确限制原则。尽管对限制范围与性质存在争议，但共识是：实在法虽绝不能破坏自然法规则，却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对其加以调整、发展、扩充或限制。由此常将自然法区分为永恒不变的根本原则与

<footnote>[24] 如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卷第344、348-349、359页：“人法(lex humana)”通过“自然法原则(principia legis naturalis)”具体化，部分作为万民法以“推论”方式，部分作为市民法以“限定”方式；埃吉迪乌斯第3卷第2章25、29节：“若称某实证法高于统治者，非因其为实证法，而因其中保有自然法效力(si dicitur, legem aliquam positivam esse supra principantem, hoc non est ut positiva, sed ut in ea reservatur virtus iuris naturalis）”；卢波尔德第15章401页；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册第2卷28章：万民法使最高权力服从公益，“非经帝王制定，而仅经认可与遵行(non est imperatorum vel regum per institutionem, sed solum per approbationem et observationem）”；巴尔杜斯前引；希罗尼穆斯·德·托尔蒂斯(Hieronymus de Tortis)（1427-1484）为佛罗伦萨所作法律意见（载于安东尼乌斯·德·布特里奥《法律意见集(Consilia)》里昂1541版）第25条：教皇与皇帝不高于万民法(papa et imperator non sunt supra ius gentium），故（第20-32条）未经传唤的教皇判决无效。</footnote>
可变的次级诫命(或假设性规则),这种区分同样适用于严格意义的自然法(ius naturale) [25]、神法(ius divinum) [26] 及万民法(ius gentium) [27]。

[25] 托马斯·阿奎那第2卷第345-346页区分自然法的“第1原则(prima principia)”(不可磨灭且普世同一)与其“次级诫命(praecepta secundaria)”(可变且因人类理性堕落可被破坏)。通说认为自然法“不可变(immutabile)”,市民法绝不能“废止(tolli)”之,但可“特定情形下(quoad quid)”减损,且“有正当理由(ex causa)”时可“增补或删减(aliquid addi vel detrahi)”:卢波尔德第15章401页;奥卡姆前引24章;安东尼乌斯·罗塞利斯第4卷7章(区分“神圣自然法(ius naturale divinum)”与“人兽共有的自然法(ius naturale homini commune cum animalibus)”)；《萨克森明镜(Sachsensp.)》注释第1卷第55条——此限制不可避免,因统治权与所有权本身即构成对纯粹自然法的突破。

[26]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第2卷第345页及第3卷第211页；奥卡姆前引24章；安东尼乌斯·罗塞利斯第4卷2-6章称，虽约翰·德·利尼亚诺(John de Lignano)否认此点，但法学家公认：神法不可废止，然若非明确“出于必要(de necessitate)”制定，可被“区分、限制、特定情形下约束或增补(distingui, limitari, restringi in aliquo casu vel aliquid addi)”。

[27] “原始万民法(ius gentium primaevum)”与“派生万民法(ius gentium secundarium)”之区分甚为常见。安东尼乌斯·罗塞利斯第4卷7章主张：立法者即便“有理由(ex causa)”亦不
自然法准则所确立的真理，同样适用于从中衍生的主观权利。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如何从自然法角度论证并衡量既得权利相对于国家享有的相对保护——这种保护程度取决于权利取得的具体“权源（title）”在自然法中的基础。但中世纪学说更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那些直接源自自然法、作为原始属性存在的权利与义务，相对于实证法具有绝对效力，既不依附于任何权源，也不因对立权源而失效。中世纪时期，这一观念已催生双重结果：一方面是主权共同体或其法定继受者享有的原始而本质的优越性权利[28]，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与生俱来且不可剥夺的权利[29]。

得废止前者（仅可解释），而对后者可“有理由（ex causa）”废止。

[28] 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55与58。

[29] 纵使这些原则未被单独表述，它们仍直接源自自然法与神法第1原则被赋予的绝对客观效力。稍观中世纪国家与法律学说即可发现：与古代理论截然不同，基督教启示并由日耳曼精神深刻体认的“个体具绝对永恒价值”之思想已贯穿其间。每个体因永恒命运而在本质上神圣不可侵犯（即便对国家而言），最小单元不仅对整体亦对自身具有价值，个体于共同体中永不应仅被视为手段而同时是目的——此思想非仅暗示，且多被明确表述。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36引证；但丁第1卷3章；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册第2卷28章。
3. 因此,尽管最高权力凌驾于实证法之上,但仍被认为受法律约束。当时普遍认为,当权者若逾越这些界限即构成“不法”,沦为“暴政”。但对于越权行为的法律后果,中世纪学说存在分歧。

最初且从未被完全摒弃的理论认为：主权者任何违反自然法界限的行为在形式上均属无效。因此每位适用法律的法官及其他官员，不仅应将不当行政行为视作无效，即便是教皇或皇帝颁布的不当制定法亦当如此[30]。对于个体臣民而言，这些不当法令同样无效。由此衍生出“服从义务以命令合法性

<footnote>[30] 此倾向某种程度上体现于注释22所列全部作家。针对无“正当理由（iusta causa）”侵害既得权利者，尤见注释13所引：特别参见《法典》第1卷第19章第2条及第1卷第22章第6条标准注释；霍斯滕西斯同前引；雅各布斯·阿雷纳同前引（皇帝若违法命令，“实则非以皇帝身份行事（quasi non facit ut imperator）”）；拉斐尔·富尔戈修斯同前引（认为皇帝行不义亦有效的相反观点，实将一切委于专断权力）；比较卡普拉（Capra）《规则集》第10章35-42条——巴托鲁斯进而区分权利侵害方式：（1）立法（legem condendo）（2）司法（iudicando）（3）敕令（rescribendo），并赋予立法行为更强效力；但其本人明确宣称：抵触自然法时，制定法亦属无效。另参见前注24末尾。</footnote>
为前提”的学说[31]。若当局试图以强制手段推行不法措施，则被视为暴力行为，民众以武力（包括武装反抗）抵抗被视作正当。某些论述甚至主张（尽管严谨的法学家始终否认）诛杀暴君值得赞许或至少可予宽宥[32]。

[31] 圣维克多的雨果（见前文第1章注释44）第1卷（统治者仅应在“权力范围内（in iis quae ad potestatem pertinent）”事务上被服从，“暴政行为（non in iis quae ad tyrannidem）”除外）；托马斯·阿奎那《论君主政体》第6章及《全集》第3卷第160-161页、第21卷第553、592、595页以下；福尔克尔茨多夫的恩格尔伯特第1卷6、8、10章；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册第2卷20章（众人对皇帝负有直接但有条件的服从义务，即限于“合法事项（in licitis）”与“关乎世俗治理之事（in his quae spectant ad regimen populi temporalis）”，如禁酒令即无约束力），21-28章；论教皇参见《八个问题（Octo qu.）》第1卷15章与第3卷9章；库萨的尼古拉第3卷5章；德修斯《法律意见集》72号第2条（“上级越权时不应服从（superiori non est obediendum quando egreditur fines sui officii）”）。另见前文第3章注释57。

[32] 劳滕巴赫的马内戈尔德（见前文第2章注释2）早言暴君可被直接驱逐；教皇派亦持此革命理论对抗世俗政权。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第3卷15章、第6卷24-26章、第8卷17与20章更直接赞许诛暴君。托马斯·阿奎那同前引虽反对刺杀但认可抵抗权。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册第2卷26与28章（依万民法）、《绿园之梦（Somn. Virid.）》第1
这种典型的中世纪思维模式与封建等级制公法实践完全契合[33]。但随着主权概念的明晰化，另一种观念开始兴起：在法律领域，主权者在形式上拥有绝对权力。主流学说不得

卷 141 章；朗根施泰因的亨利（Henr. de Langenstein）15 章；热尔松第 4 卷第 600、624 页（其与让・珀蒂（Jean Petit）关于诛暴君的著名论战见施瓦布第 609-646 页）；德修斯《法律意见集》690 号 13 条；卡普拉《规则集》第 10 章 42 条（暴政实施属暴力行为，可以暴力抵抗）。——奥卡姆《八个问题》第 1 卷 15 章与第 3 卷 9 章将此说移用于教会（仅当教皇行为“系信徒团体所必需且不损他人权利自由（in his quae necessaria sunt congregationi fidelium, salvis iuribus et libertatibus aliorum）”时应服从；越权时无论主教、国王、诸侯或平信徒皆有权亦有责抵抗，惟需考量时地条件）。大分裂时期“必要抵抗权”理论更盛：克拉科夫的马特乌斯（Matth. de Cracovia）、圣米歇尔的皮埃尔（Pierre du Mont de St. Michel）等法国派（许布勒第 366、370-372、377 页及第 121 页注 8）；热尔松 1409 年《三一论（Trilogus, conclus, per stud. bonon.）》（许布勒（Hübler）第 373 页）；尼姆的特奥多里克（Theod. de Niem）《论分裂（De schism.）》第 3 卷 20 章（抵抗“野兽（bestia）”）；兰杜夫（Randuf）9-10 章；安东尼乌斯・罗塞利斯第 2 卷 23、27-30 章、第 3 卷 4-6 章；库萨的尼古拉转向后仍持此见（《全集》第 2 卷第 825-829 页）。

<footnote>[33] 莫尔（Mohl）第 1 卷 323 页正确指出：中世纪武装抵抗权常付诸实践，但无条件服从观念从未实现。</footnote>
不再次妥协，承认君主制下君主的立法与行政行为均享有这种形式上的全能性；而人民主权学说则创造性运用分权原则，仅将此种全能性赋予立法权。由此视角，所有权力限制仅被视为对主权意志的道德诉求。若主权意志明确拒绝这些诉求，其所立之法在形式上仍具约束力——既约束法院，也约束个人[34]。这种观点自然排斥任何针对主权行为的积极抵抗权，即

<footnote>[34] 此即“统治者若无正当理由侵夺既得权利，可凭明示‘全权’（如‘虽有法律禁止’条款）补正”学说之精髓。杜朗（Durantis）《司法明镜（Speculum iudiciale）》第1编“教皇保留禁令”89条首现雏形（见迈耶第101页），遭前注13所列法学家抨击（但雅松《法律意见集》第2卷233条让步：“皇帝既享全权，若明示意图则无人可质询（imperator，in quo adest potestatis plenitudo，si aliquid vult ex certa scientia，nemo potest dicere，cur ita facis）”，236条12-13项、第4卷107条4项同）。反之，注14所列法学家多为其辩护：阿尔伯·罗斯（Alber. Rose）同前引（实混淆实证法与自然法差别，明言敕令与立法具同等形式全能）；巴尔杜斯同前引；费里努斯同前引60-66条（尽管45-52条存疑）；里米纳尔迪《法律意见集》第1卷73章；卡普拉48-52、56-59条；德修斯对《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第1卷第2章7条评注27-28条及《法律意见集》198号7条、269号4-5条、271号3条、640号6-7条，尤见588号1-14条；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16-17章。</footnote>
便该行为本身不义；极端情况下仅允许以消极抵抗形式表达不服从[35]。

然而，源自自然法前提的主权义务具有法律属性这一观念仍具生命力。尽管中世纪难以清晰界分自然法与道德，但人们仍区分两类规范：一类是连最高权力也须无条件遵守的纯粹伦理戒律，另一类则是为主权设置的真实法律限制——这种区分在公共话语中清晰可辨。无人质疑这些准则的法律属性：尘世权力须服从自然法与神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既得权利；即便无法通过强制或程序强制执行，它们仍是真实的法律规则。无人怀疑存在先于、超越并高于国家的法。无人怀疑形式法律可能在实质上“非法”，而形式“非法”可能实质合法[36]。无人怀疑臣民形式上无条件的服从义务，实质上

<footnote>[35] 弗勒里的于格教导：对暴君应忍耐祈祷，但对违神律之命应拒绝服从并甘受殉道之罚；第1卷4章17-22页、7章31页、12章44页、第2卷66页。比较巴尔杜斯对《学说汇纂》第1卷第1章5条评注6-7项。</footnote>

<footnote>[36]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第4卷1、2、4章已称君主仍是“正义律法之仆从（legi iustitiae subiectus）”与“衡平之奴（aequitatis servus）”，因“律法”所诠释之“衡平正义”应支配其意志。托马斯·阿奎那第2卷第553页问题3条则提出：君主纵不受法律“强制力”约束，仍须服从其“指导力”；同卷第332页及352页问题96第4条称不义之法（如“越权立法”、“横征暴敛”、</footnote>
受神法与自然法更高准则的限制。无人怀疑《圣经》“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Acts)》5:29)在任何时空都是有效的法律规则——最卑微的臣民若拒绝服从违背神意与良知的主权命令,并坚定承担后果,其行为正当;反之则为过错[37]。这种形式法与实质法的区分(自然法思想的内在特质)绝非抽象理论。它不仅间接影响立法,更产生极其重大的直接实践效果:当时认为,所有司法官员均有权责通过被赋予的宽泛“解释权”,使主权行为尽可能符合实质法或实质正义[38]。

“违背公益”者)在良知层面无效。卢卡的托勒密第4卷1章;奥卡姆《对话录》第3部第2册第2卷28章;热尔松第4卷583页以下(尤见601、671页)。——统治者纯道德义务是中世纪政论家核心主题,其明君训诫类著作不遗余力。

[37] 此点共识无需赘证:服从限度始终作为法学问题处理,并溯源干神法自然法之“权利”本质。

[38] 例如标准注释(见注20);巴尔杜斯同前引;雅松《法律意见集》第2卷233条9项、第3卷24条21项、第4卷166条9项;阿雷蒂努斯(Franciscus Aretinus)《法律意见集》15号9条;老库尔提乌斯《法律意见集》20、49、50号;杰姆《法律意见集》99号7-8项、104号4项;德修斯《法律意见集》292号3与9项、373号10项、606号17项。另有虚构统治者因“欺瞒(subreptio)”、“诱骗(circumventio)”等致误判之说。
中世纪几乎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为了更高目的，主权者（当其为公共安全行事时）可不受自然法及一般道德法的约束[39]。因此，当马基雅维利基于“不受约束”原则撰写《君主论》时，时人视其为骇人听闻的离经叛道。但这位佛罗伦萨人惊世骇俗的思想所引发的反对与暗合，催生了多维度思潮运动，深刻影响了国家与法律关系的理论建构。

## 第2节：十六世纪后的发展

十六世纪后的理论发展仍以中世纪奠基为基础。特别是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区分始终作为不可动摇的根基。但诸多领域呈现出两种法律相互融合渗透的趋势。正是这种趋势使得两种运动在所有具体问题上形成日益尖锐的对立：一方追求法治宪政国家，另一方主张绝对国家主义。

1. 就实证法而言，人们仍坚持其源于人类社会权力并受制于该权力的观点。但在此框架下产生了重要分歧：

<footnote>[39] 为维护大公会议全能性，兰杜夫主张教会利益需要时可豁免道德律约束（见第6、16、20、22章，载热尔松《全集》第2卷第170、182、188、190页）；热尔松第4卷671页则反对。</footnote>
a. 客观层面,实证法被国家吸纳的趋势在理论与实践上
同步推进。人们日益坚决地将所有实证法归约为制定法概念,
习惯法则须作为默示制定法与之调适。同时,所有制定法更
明确地被归结为主权者颁布的法令,其约束力(除非被视为
纯粹契约)源自立法者的授权或确认;而习惯法的约束力(若
非主权共同体直接行使)则源于主权者的默许。

关于立法本质的见解亦存在巨大分歧。绝对主义学派将
立法视为自由创造活动,而“法治国(Rechtsstaat)”学派则认
为立法只是自然法因地制宜的发展。由此产生两种侧重:或
注重法律内容是否符合法治理念,或强调其强制制裁效力。
十六世纪乃至十七世纪初期,仍存在这样的鲜活观念:严格
意义上的立法能力并非源于立法者意志,而是其理性认知;
法律之所以为法,在于主权者正式确认其内容符合法治理念;
服从命令及强制实施仅属衍生效果,至多构成完整法律概念
的要件,而非一般法律概念的要素[40]。但相反观点逐渐占据

<footnote>[40] 见前文第1章注释44;扎修斯(下注42);萨拉莫尼乌斯(下注49);布鲁图斯第184页以下(“上帝意志即为正义,然国王意志须先自证正义——非因王命而正当,乃因命正当者为明君(certe justum est, quicquid Deus vult, eo tamen quia vult; at quicquid Rex vult, justum prius esse debet, quam ipse velit; neque enim quid justum est, quia Rex sanxit, sed Justus est Rex, qui, quae per se justa sunt, sancta esse jubet)”;胡贝尔</footnote>
上风：主权者意志才是法律的真正本质；其约束力完全源于统治者对臣民发出的命令，立法者心中的理性考量仅具个人意义；法律（至少实证法）概念若缺乏上位意志的命令与不可抗权力的强制则根本无从谈起[41]。不过其间存在诸多折衷观点，且所有实证法源于主权意志的推论，与此意志严格服从自然法（无论将上帝至高意志还是客观理性力量奉为高于立法意志的权威）并不矛盾。十八世纪在此基础上兴起的理论，正是将实证法视为实施自然法的抽象理性法令（详见后文）。

第1卷1章1与7节亦部分认同（存在不仰赖强权的至上权利）。

[41] 见前文第1章注释44。霍布斯在《论公民》第14章与《利维坦》第24-26章中将“法律”与“命令”概念严格等同。普芬道夫及其学派在实证法领域亦持此见，其明确宣称：“国家中具有民事法律效力者，唯取决于最高权力者意志（nam ut aliquid in Civitate effectus juris civilis habeat, in solo arbitrio summae potestatis situm est）”（《普遍法学原理（Elem.）》第1编定义12第6节，《自然法与万民法》第8卷第1章，《论义务》第2卷12章）。托马修斯《神圣法学原理（Inst. jur. div.）》第1卷第1章114节以下、《自然法基础（Fund. jur. nat.）》第1卷第5章11节以下同旨。后世人民主权学说同样将法律基础归于“公意”而非“共识”。
原则的对立必然导致学说在回答“国家权力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高于法律”时分裂为两大阵营：

人们自然认同立法者有权修改或废止其制定的法律。但自十六世纪始，关于立法者是否受自身或前任所立未废法律约束的争论愈演愈烈。

当中世纪公法学者严格主张主权者豁免于实证法时，一场旨在摧毁“治权不受法律约束（potestas legibus soluta）”观念的激进学术运动已然兴起。

诸多杰出的德法法学家对罗马法格言“君主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的传统解释发起有力抗议。他们视该原则仅为特殊情形下的例外规定，并主张原则上应以相反格言“君主须守法（Princeps legibus tenetur）”取代之，同时绝不否认君主主权，甚至常明确主张人民或贵族主权机构同样受此约束。乌尔里希·查修斯（Ulrich Zasius）激烈抨击“意大利等谄媚君王者”的学说，表示“此论吾绝不苟同（sed mihi nunquam placuit ista sententia）”，主张即便皇帝与教皇亦仅豁免于“法定形式要求（juris sollennitates）”，其余皆须服从实证法、自然法与神法：“盖法律乃借君主之口神圣颁布
(nam jura sunt divinitus per ora principum promulgata) "[42]。

居亚斯(Cujacius)更明确将“君主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原则限缩于《尤利亚及帕皮亚波佩亚法(Lex Iulia et Papia Poppaea)》及若干“形式要件”的豁免,坚称君主须守法,因人民在转让治权前自身权力即受限,故仅能转让受限权力[43]。多内鲁斯等法国学者同样主张统治者仅享有“受法律约束的权力(potestas legibus adstricta)”[44]。德国学者

<footnote>[42] 扎修斯在《学说汇纂》第1卷第3章31条讲疏1-12项、《学说汇纂》第1卷第4章附释9-10项及《法律意见集》第2卷10号8项以下中阐释此理。</footnote>

<footnote>[43] 居亚斯(Cujacius)《著作集(Op.)》第10卷第789-790、1022页,另见第3卷第417页、第7卷第1162页、第9卷第667页。</footnote>

<footnote>[44] 多内鲁斯《评注(Comm.)》第1卷13章(《全集(Op.)》第1卷第147页)指出:即便在“法律即统治者意志”理论下,君主自愿受约束(如《尊严法》所载)仍构成实证法直至被废止。《尊严法(Lex digna)》(《法典》第1卷第14章4条)宣称:“与帝王尊严相称者,莫过于承认君主自身受法律约束(Digna vox maiestate regnantis legibus alligatum se principem profited)。”康纳努斯《民法评注(Commentarii juris civilis)》第1卷8章3项(君主受法律约束)同旨。</footnote>
普鲁克曼(Pruckmann) 1591年以激烈论战反对绝对主义[45]，
众多追随者继之[46]。

然而当主权概念趋于精确化时，人们不得不承认：主权者遵守自定规则的义务与臣民服从上位法令的义务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为真正的主权者不受任何外部强制力约束来守法——此时他们援引阿奎那首创的公式，主张法律对主权者仅具“指导性效力（quoad vim directivam）”而非“强制

<footnote>[45] 其《论“绝对权力（potestas soluta）”》专章中，第2章阐述专制理论，第3章予以驳斥，随后（第30项以下）展开自身原则：君主“解缚（solutus）”仅体现为修改法律与豁免程序要件之权；法律在其他方面仍约束其自身。</footnote>

<footnote>[46] 如贝内肯多夫（Benekendorff）1593年《法律规则重述与阐释（Repetitio et explicatio de regulis juris）》（法兰克福奥德河畔版）第221页以下；哈特维希·冯·达塞尔（Hartwig von Dassell）1618年《决定性法律咨询（Consultationes decisivae）》（首版1605年）第1卷第1号意见——二者均完全赞同普鲁克曼。罗伊斯纳（Reusner）1601年《法律意见集（Consilia s. responsa）》（法兰克福版）第1卷第1号意见、迈斯纳第4编第1题10问、康岑第5卷20章、施佩克汉（Speckhan）1695年《全集（Opera）》（法兰克福版）第1卷第72题86页（“君主解缚于法（Princeps legibus solutus）”准则仅适用于程序要件与立法权，后者唯受“自然法、正义与道德律（leges naturae, justiciae et honestatis）”约束）亦属此列。</footnote>
性效力（quoad vim coactivam）”。许多“统治者主权论”的支持者效法天主教理论家，试图以此方式同时维系“法治国家”理念[47]。

[47] 索托、科瓦鲁维亚斯、瓦伦西亚的格雷戈里均持此说。法希纳乌斯（A. Fachinaeus）（卒于1597年）《法律争议十三卷（Controversiarum juris libri XIII）》（1678年科隆版）第1卷2章，尤以苏亚雷斯第3卷34章最为系统。苏亚雷斯主张：国家与教会的立法者皆受己法约束，因其作为“上帝之仆（Dei minister）”且“代表身为共同体成员的全体（pro tota communitate cujus est pars）”时，制定的“美德规则（regula virtutis）”源自自然法并通过理性推导，故“自然理性（naturalis ratio）”亦使其自我拘束；从统治契约推定条款论证臣服关系实属谬误，因该条款既非必需，相反条款亦属无效。但法律仅以“指导力（quoad vim directivam）”约束立法者，“强制力（vis coactiva）”（除神罚外）在无上级时即不存在。“废止力（vis irritativa）”须区分究属惩罚性质抑或单纯法律效果——后者及于主权者，前者则否。罗马法“君主解缚于法（Princeps legibus solutus）”准则绝不限于程序豁免，更及于强制力消灭。康岑（Contzen）同前引；克劳迪乌斯·德·卡尔宁第1卷4章与第3卷1章（法律系理性之治、心智非意志、上帝借人手之作，故亦约束立法者；但违法的君主仅负“过错（culpa）”而非“刑罚（poena）”）；豪诺尔德（Christ. Haunold）（耶稣会士，卒于1690年）《私权正义争议（Controversiae de justitia et jure privatorum）》（1671-1674年因戈尔施塔特版）第1编第1章争议6第1节；施米尔第3卷2章31-34项与第5卷2章（君主对臣民负有真实义务，但不得通过诉讼、暴力、
与之相对，“人民主权论”者自然将统治者（在他们看来并非真正主权者）置于法律强制与惩罚约束之下[48]。但即便对于主权人民本身，他们最初也绝不主张“治权不受法律约束（potestas legibus soluta）”。相反，反暴君论者在此问题上普遍坚持：人民集体虽不受强制与惩罚，但仍须受现行实证法约束[49]。因此，法治宪政国家理论最彻底的阐释者阿尔图修

废黜等方式强制执行）。迈斯纳同前引、韦尔施泰尼乌斯（Velstenius）第8卷6项、斯特劳赫（Strauch）1729年《学术辩论（Diss. acad.）》第3题37节以下、斯特里克（Stryk）《论文集（Diss.）》第14卷第7章3项等众多学者同此。

[48] 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66；巴斯克斯第45章（民事法律“以民事方式”而非仅“以自然方式”约束君主）及第8章；阿尔斯特德（Alstedius）第19页；霍诺尼乌斯第1编17节、第9编6-15节。

[49] 见前文第2章注释44。萨拉莫尼尤斯在《论君主制》中着力论证：君主不仅受“神法自然法（leges divinae et naturales）”、“全民制定法（leges ab universo populo scriptae）”约束，亦受“其自身法律（suae leges）”拘束——此命题既基于人民主权论，更通过完整论证表明：主权人民虽可废止己法，但在此之前仍受其约束；因人民法律形式上系全民契约性自我约束，实质上则获力于上帝与理性；所谓“遵守己法者实为服从自身（qui legibus suis obediunt sibi ipsis obediunt）”实属谬误，真相乃“服从源于上帝之理性命令（imperio rationis
斯，早在其精确定义“主权（majestas）”概念时，就试图剔除
“治权不受法律约束（potestas legibus soluta）”的属性[50]。

反暴君论者的主张多为“双重主权”论者所承袭，唯有一点不同：他们将“形式主权”的承载者置于所有实证法之下，但承认宪法性法律对其具有“强制性效力（vis coactiva）”，其他法律则仅具“指导性效力（vis directiva）”[51]。不过其中仍有

obeditur, quae a Deo est)”。维多利亚第3编21项同旨。卡斯曼努斯第10章（人民自身亦无绝对可让渡之权）。兰克第244页以下指出：查理一世时代英国议会首次拒绝受现行法律约束。

<footnote>[50] 见前文；霍诺尼乌斯第9编5节同旨。</footnote>

<footnote>[51] 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126；奥托《论君主解缚于法（An princeps legibus solutus）》（载阿鲁马乌斯（Arumaeus）《罗马公法（De jure publ. imp. rom.）》第2卷第14号第12章）；阿鲁马乌斯（Arumaeus）《论君主法意（De sensu legis Princeps）》（同书第1卷第8号，另见第1卷第7号及第4卷第1-3号）；博尔提乌斯同前引第1卷第30号6-7章（因民事法律对君主仅具“指导性”效力，故其仍具“解缚于法”属性，见前文第3章注释135-136）；希利格同前引第2卷第13号8章；布劳特拉赫特《法学纲要（Epitome）》第3卷1章；库巴赫（Cubach）《政法问题百则（Centuriae quaestionum illustr. politico-jurid.）》第1编3题1项以下。</footnote>
变体：某些论者主张“形式主权（majestas personalis）”绝对豁免于所有“市民法（leges civiles）”——“基本法（leges fundamentales）”除外[52]；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实质主权（majestas realis）”主体完全超越所有实证法乃至宪法[53]。

[52] 贝佐尔德主张：基本法虽作为统治者全部主权之基础亦构成其限制，但除此之外，至高无上的君主、元老院或人民皆应视为解缚于法；同时须区分主权两大构成部分——“常规主权权力（ordinaria potestas majestatis）”作为单纯“法律执行者（executrix legum）”屈居法下，而“非常主权权力（extraordinaria potestas majestatis）”（全权）作为“立法权（nomothetica）”（唯以公共福祉或意大利人所谓“国家理性（ragione di Stato）”为界，故可凌驾法律（《主权论（de maj.）》第1编1章5-6节、7章2-9节）。卡普佐夫《王室法评注（Comm. ad leg. reg.）》第12章及第1章3-7节、第3章、第13章2节同旨。

[53] 保尔迈斯特第1编19章1-5项认为共和国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例如可“仅凭意志转让统治权与司法权（sola voluntate imperium et jurisdictionem）”；但皇帝“非解缚于法”（《尤利亚法与帕皮亚波佩亚法》除外，同章6项以下）。博尔提乌斯同前引第6章称“王国主权（majestas Regni）”仅受神法限制。需注意贝佐尔德与图尔登将“实质主权”主体置于宪制之上时，仅将此种主权赋予全体“积极”公民（或其代表）之集合（见前文第3章注释131）。
尽管当时存在强烈抵制绝对主义格言“至高治权不受法律约束（summa potestas legibus soluta est）”的思想潮流，但最终占据上风的学派却更坚决地坚持该原则。

需注意两点：其一，法学领域对罗马法格言“君主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的中世纪诠释始终未被颠覆；其二，更关键的是博丹将“治权不受法律约束（potestas legibus soluta）”视为真正主权的本质标准[54]。所有严格绝对主义的主权论追随者皆沿此说[55]，并常明确主张：这种实证法豁免不仅指主权者不受强制或惩罚，更意味着即便“就指导

<footnote>[54] 博丹第1编8章82项以下指出：若无解缚于法之权力，则仅为“有限君主制（Principatus）”，此时主权者系“解缚于法的人民共同体”。</footnote>

<footnote>[55] 格雷戈里乌斯·索洛萨努斯第7编20章1-55节；巴克莱第3编14-15章、第4编12章；阿尼赛乌斯《论王权三卷（De jure majestatis libri tres）》第1编3章与6章；里默（Valentinus Riemer）1617年《法学问题十五旬（Decades XV quaest. jurid. illustr.）》第1旬7题；舍恩博尔纳第3编5章；法贝尔（Faber）《帕比尼安法学（Jurisprud. papin.）》第1编2部原理8释2、第1编3章1条；萨尔马修斯第2章与7章；布伦内曼（Brunnemann）《学说汇纂》第1编4章首注。</footnote>
性效力而言（quoad vim directivam），法律对主权者亦非法令，至多是其自愿遵循的规则[56]。

对博丹学派而言，普通民法与宪法在此毫无区别——任何对“基本法（leges fundamentales）”的法律服从都会摧毁主权概念，为公共利益计，真正主权者应有违宪之权[57]。后世严格绝对主义学说虽部分反对霍布斯（否认任何宪法可限制主权意志）[58]，但仍坚持此点，仅承认统治者负有遵守国土基

<footnote>[56] 特罗伊特勒前引第1分编1题35项；格拉斯温克尔第4章（主权本质决定其不受任何“外部力量（vis externa）”——无论“强制力（coactiva）”抑或“指导力（directiva）”——约束，故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第6章（“超乎法律之上（supra leges）”包括基本法）、第12章；霍恩第2编2章10-11节（共和政体下见解不同，见第3编单章4节）；伯默《分论（P. spec.）》第2编3章38节。</footnote>

<footnote>[57] 见本章注释55所列诸家；“拉皮德的希波吕托斯（Hippolithus a Lapide）”第1编4-6章更由此不仅剥夺皇帝主权，且赋予“解缚于一切法律（包括基本法）的等级会议整体”以废除帝国、取消选帝侯特权等权力。</footnote>

<footnote>[58]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16章（“最高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summam potestatem nulla lege teneri）”）、《政治论》第4章1-3节与6节（主权者“为公共安全计（communis salutis interest easdem violare）”可违反一切法律）；切拉里乌斯</footnote>
本法（或其宣誓遵守之法）的道德义务[59]。

与之相对，德国盛行的温和绝对主义学说则承认宪政国家的可能性，将“基本法（leges fundamentales）”视为主权者的真实法律限制。但同时日益彻底地贯彻“治权不受法律约束（potestas legibus soluta）”理念，其理论建构在于：“基本法（leges fundamentales）”本质并非法律而是契约，其约束力根植于自然法；它们是“至高治权（summa potestas）”存在的基础而非其衍生物；故主权者虽超越所有法律，但仍受其法律约束——至少受“指导性”约束，若契约有规定则亦受“强制性”约束[60]。格劳秀斯即采此说，主张主权者豁免于所有市民法，

（Cellarius）见前文第3章注释164。

<footnote>[59] 格拉斯温克尔第12章与萨尔马修斯第7章至少承认遵守宪制的誓言具有良知约束力；霍恩主张基本法不过系“契约”——虽具道德义务性，然为公共安全可违反（第2编10章4节以下，见前文第3章注释163）；波舒哀第4篇1章、第8篇2章；费奈隆（Fénelon）第5章、第11卷183页（违宪仅对上帝负责）；伯德尔第2编1章106页以下（指出“民权派（Popularen）”最终无法惩罚“犯罪人民（populus peccans）”自身，唯能诉诸上帝）。</footnote>

<footnote>[60] 尤见贝佐尔德《主权论（Diss. de maj.）》第1编1章5-6节论证（“任何君主纵使至高无上亦不得违反共和国宪制，正如人不能自杀或自毁（nil potest Princeps utcunque summus</footnote>
但依自然法严格受契约(含宪法)约束;他比前人更明确强调(此为重大进展):“市民法(leges civiles)”豁免仅适用于主权者的主权行为,其私人行为仍须适用普通私法[61]。

contra Reipublicae constitutionem: pariter ut homo seipsum
interficere seu destruere nequit)”;其权力虽“绝对(absoluta)”
但仅基于宪制);7章8-9节(仅豁免于民事法律,仍受自然
法与原始万民法约束,故不免于“国家基本法”——如符腾堡所
存者——因其实为契约,而契约约束力源自“原始万民法(jus
gentium primaevum)”) ;其关于宪制国家理念在各政体论文
中亦有阐发。莱因金《统治论(De reg.)》第1类3编12
章(豁免于“纯粹民事与实证法律(leges mere civiles et
positivae)”,受“王国基本法(leges fundamentales regni)”约
束——其作为“公约(conventiones)”依万民法具强制力);卡
普佐夫同前引第12章;博尼修斯《主权论》8-10章、《政治
四论(Partitionum politicarum libri quatuor)》42页;安德勒
(Andler) 60页以下;“埃伦贝克的瓦勒蒙德(Waremund de
Erenbergk)”见前文第3章注释89;凯克曼第1编6章(前
文第3章注释96);弗里登赖希、布克斯多夫、克尼琛见前
文第3章注释93;费尔温格《论主权(De majestate)》27
节以下;维特里亚努斯(Vitriarius)第1编7章4节及普费
芬格对应注释。

<footnote>[61] 格劳秀斯在第2卷第14章第1-2节的论述中隐含以下观点：当君主以统治者身份获得权力时，可豁免其作为私人身份对实在法的遵守，即便涉及“私人行为（privati actus）”时亦然，这种逻辑是自洽的；同章第6节指出，君主与臣民订</footnote>
这种“实证法完全不约束主权者，宪法仅作为契约约束之”的理论，经普芬道夫及其追随者采纳后几成定论[62]。但该学

立的契约总会产生真实严格的义务——若以私人身份缔约则受“民事法律（civiles leges）”约束，若以君主身份缔约则仅受自然法约束；关于宪制限制的效力问题。

[62] 普芬道夫始终认为：复合道德人格（persona moralis composita）与单一道德人格（persona moralis simplex）同样不能通过自身“法律与法令（leges et decreta）”约束自己，而只能约束其成员；但契约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产生真实义务——原始主权者因联合契约受约束，继任统治者（君主或国家）则受国际条约、宪制契约及与臣民所订其他契约约束；详见《普遍法学原理（Elem.）》第1编定义12第17-18节，《自然法与万民法》第7卷第5章第8节、第8卷第1章，《论义务》第2卷第12章。这些原则被广泛援引，尤其见托马修斯《神圣法学原理（Inst. jur. div.）》第1卷第1章第128节以下、《自然法基础（Fund. jur. nat.）》第1卷第5章第11节以下，贡德林《自然法（Jus nat.）》第1章第15节以下、第12章第43节以下，前文第3章注释169提及的梅维乌斯、阿尔贝蒂与米克莱利乌斯，克赖特迈尔（Kreittmayr）第1卷第5章第31-32节；最精确的论述见于伯默《分论（P. spec.）》第2卷第3章第38节（统治者完全不受“指导性”与“强制性”民事法律约束）及第1卷第5章第31-36节（“与臣民所立契约（pacta inita cum subditis）”依自然法对其产生约束力）。
派始终贯彻更严格的主权概念：虽承认宪法可规定违宪行为无效或违约导致王位空缺，但同时认为所有对主权者的“强制力（vis coactiva）”（即便针对基本法）皆与主权概念相悖[63]。此外，当援引“主权者可基于‘正当理由（ex causa）’违约”、“公共安全（salus publica）”即属此类理由”、“唯有主权者能判定公共利益需求”等学说时，宪法遵守最终仍取决于主权者的良知与判断。由此，当公法理论为君主提供瓦解等级会议宪政地位的论据时，其立足点正在于此[64]；而现存宪政秩序的捍

<footnote>[63] 参见前注引述文献。因此普芬道夫、托马修斯、伯默等大多数学者将主权者的契约义务描述为“不完全义务（obligado imperfecta）”，违约时不产生强制救济权、法律诉权、抵抗权等；伯默进一步论证：由于针对主权者的“废止权（jus annullandi）”需以平等或更高权力为前提，宪制规定的或有无效性需待继任者即位方能实际生效（《分论（P. spec.）》第1卷第4章第21节、第5章第31-36节）。</footnote>

<footnote>[64] 参见拙著《团体法权（Genossenschaftsrecht）》第1卷第60节（第814-815页），尤见伊克施塔特《反对滥用条约、协定与特许状的领土权力辩护书（Vindiciae territorialis potestatis adversus capitulationum, compactatorum et literarum abusus）》（1759年慕尼黑与英戈尔施塔特版）；克赖特迈尔第31节（宪制“不可轻易”破坏）。</footnote>
卫者若不欲背离主流理论根基,则主要反对过度扩展“公共安全(salus publica)”概念或统治者对公共利益的独断裁判权[65]。

在国家“自然权利”理论中,绝对主义运动无条件恢复了“主权权力凌驾于制定法之上”的准则,仅对宪法的法律效力存在争议;同样,十七世纪中叶后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几乎总是以相同方式理解国家权力与制定法的关系,仅对宪法的性质与效力持不同见解。

纯粹的人民主权学说日益放弃反暴君论者“宪法同等约束人民与统治者”的立场,在严格要求其他政府因素服从法律的同时,将人民的最高意志置于所有实证法乃至宪法本身之

<footnote>[65] 泽肯多夫(Seckendorf)早在《德意志诸侯国(Teut. fürstenstaat)》前言及第2卷第4章、第7章第12节(反对以“国家、国家理性或国务(Stat, ratione status oder Statssachen)”掩饰非法行为)中已有论述;尤见J.J.莫泽(J. J. Möser)在拙著《团体法权》第1卷815页注41-42所引章节; F.K.莫泽(F. K. v. Möser)《主人与仆人(Der herr und der diener)》第66页及101页以下亦有阐发。</footnote>
上[66]。这使其趋向纯粹的国家绝对主义，而卢梭以其一贯的严苛性将这一理论的最终结论推向极致[67]。

另一方面，作为古老人民主权学说的真正继承者，宪政学说着力阐述了严格约束所有政府要素的宪法法律思想。但即使这一学说也未能推翻“最高权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格言。因此，该学说所保留和延续的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要素，都是建立在自然法约束性契约的基础之上。这与温和专制主义学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它赋予宪法基本法在所有情况下（即使针对主权者）具有“强制力（vis coactiva）”，因而允许在极端情况下为维护宪法而采取积极抵抗权；其二，它发展出默示或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这种宪法可从国家契约的要旨中推导而出，故对一切国家均具效力，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为“主权（majestas）”设定了不可摧毁的、有利于个

<footnote>[66] 参见前文第2章注45关于英国学说的讨论，本章注53亦有相关论述。</footnote>

<footnote>[67] 受卢梭思想影响的自然法学者中，费希特试图构建某种宪政国家：仅在满足特定预设条件（这些条件成立时统治者的代表权即终止）时，人民自身才成为“共同体”及主权者（《全集（Werke）》第3卷第161页以下）；但实质上其地位超越一切宪制法律（同前第173页以下、182页以下，第6卷第103页以下及238页以下）。</footnote>
人的法律界限,并赋予这些不成文基本法与成文法完全同等
的效力。就这两方面而言,在所谓纯粹“自然法”宪政主义学
派中,胡贝尔在其《市民法权(De jure civitatis)》中的表述
最早也最为鲜明。但胡贝尔无疑是从阿尔图修斯的理论体系
中汲取了这部分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胡贝尔主张:在任何
国家中,统治者(无论单一或复合主体)都是“主权”的“主体”
(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165),而主权是“至高权力且仅自愿
受其制定法律约束(potestas summa et legibus a se latis non nisi
voluntarie obligata)”(《市民法权(De jure civitatis)》第1
卷第3章第1节第24-38条,第9卷第5章)。但所有主权
赖以存在的基本契约,通过自然法赋予其严格的法律限制并
以“强制权力(potestas coactiva)”加以约束。这种强制力尤其
体现在所有情况下都应推定的默示契约条款中——即使主权
以其他无条件方式转让,这些条款仍保留个人不可侵犯的权
利(人格权、财产权、思想自由、服从上帝意志)(第1卷
第2章第3-5节,第3章第4节)。明示协议(基本法)具
有完全同等效力,可进一步限缩主权权力的范围(第1卷第
3章第4-5节)。若主权者逾越这些界限,其行为即归无效,
他将成为暴君并招致积极抵抗,甚至丧失“统治权(imperium)"
并可能受到惩罚(第9卷第3章第4节)。这些原则不仅适
用于贵族制与君主制(第1卷第2章第5节),甚至适用于
纯粹民主制——在此政体下,多数派对宪法的破坏将赋予少数
派“抵抗权(facultas resistendi)”(第1卷第2章第3节第27
条及后续,第4节第1-25条)。类似思想(无论是否以连贯形式呈现)很快在各处被采纳为自然法构建宪政国家的基础,并在18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德国)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68]。

类似思想(或完整或零散)很快成为自然法构建宪政国家的基础,并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广泛传播,尤其在德国。然而,这些对国家权力的宪法限制越是明确建立在纯粹自然法基础上,宪政理念的支持者就越不认为实证法本身需要具备对抗国家的独立力量。因此,恰在十八世纪末,实证法被国家吸纳的趋势达到顶峰。

<footnote>[68] 洛克认为人民最终高于宪制且仅受个人不可让渡权利约束,但立法权仍受宪制限制(如必须依规定形式行使且不可授权);孟德斯鸠及其追随者在讨论分权时,主要强调权力间的宪制制衡,未深入探讨国家权力的普遍法律限制。十八世纪德国自然法学派对此问题论述更充分,普遍认为主权者豁免于自身法律,但受自然法与成文宪制“强制性”约束,违宪时依自然法产生抵抗与强制权:如沃尔夫(前文第3章注187)、阿亨瓦尔第2卷第34-35节及98节以下(尤见第109节将“目的”与“基本契约”作为主权限制)、内特尔布拉德第1134节以下(强调自然法与实证宪制法是所有权力界限)、达里斯第780-789节(自然界限与约定界限)、谢德曼特尔第3卷第172-375页(“自然”与“任意”基本法构成主权限制,违者产生抵抗权)、施勒策第17页以下等。康德则因排除一切抵抗权使宪政国家理念大为弱化。</footnote>
b. 国家与实证法客观层面关系观点的发展，与其主观层面关系观点的演变密切相关。

十六世纪初期兴起的思潮不仅反对“立法者不受法律约束”的学说，也挑战当时公认的“既得权利可被剥夺”理论。新观点认为：既得权利本身原则上不应受国家侵犯，只有特殊理由（而非保护权利的理由）才允许国家在例外情况下干预。因此，“既得权（jus quaesitum）”无需证明其自然法渊源以获得对抗国家的保障；相反，只要根据现行法律实际“确立”，即有权获得保护。同时，人们努力尽可能限制这一原则的例外。具体而言，虽然允许以公共利益为由剥夺既得权利，但始终要求对权利丧失者给予充分补偿；并特别驳斥意大利学说——认为“权力无限（plenitudo potestatis）”的明确行使可弥补征用缺乏法律依据的缺陷[69]。

<footnote>[69] 尽管在细节及对既得权不当侵害后果的处理上存在分歧，前注 42-51 引述学者在此要旨上基本一致。扎修斯的核心原则是“君主不得剥夺我的财产权，无论其取得依据万民法还是市民法（Princeps non potest auferre mihi rem meam, sive jure gentium sive civili sit facta mea）”（《学说汇纂》1.3.31 讲读第 13 段以下）；他承认例外情形（如延期偿付、恢复原状、“未完全取得的权利（jus nondum perfecta quaesitum）”、战利品等，尤以“公共必需（necessitas publica）”为要），但反对意</footnote>
大利学说主张的“充分权力”使用时推定“正当理由（justa causa）”，强调必须“明确显现（manifeste apparere）”正当理由，至多在君主自行撤销特权时允许推定（同前第18-25段）；最终由法官判定例外是否成立，若缺乏正当理由，即便以法律形式作出的统治者行为亦属无效：“故君主若损害既得权且未明示理由，纵以法律、法令或条例形式作出亦属无效——此与巴尔杜斯《法律意见集》1.2相悖——德意志法律实践坚持此原则，余亲见枢密院判决君主败诉（Quapropter, si princeps noceret tollendo mea jura, hoc non valeret causa non apparente, etiamsi hoc per modum legis, decreti aut statuti fieret,— contra doctrinam Baldi in 1. 2 Cod. de legib.-; et ita servat nostra Germania integritates legis; et vidi ita judicari in consistorio principis contra principem, secure quo pacto adulentur Itali vel alii principibus）”（第26段）。巴斯克斯第1卷第5章15条以下、普鲁克曼78以下和90页以下（剥夺既得权须绝对基于“公共效用之正当理由（ex justa causa publicae utilitatis）”并支付“合理对价（justum pretium）”）、贝肯多夫221页，275页和283页及后续，等待相似观点。加布里埃利在《法律结论通论（Communes conclusiones）》第3卷结论1-8（第303-318页）“论不可废除的既得权（de jure quaesito non tollendo）”中将此类观点奉为“通说（communis opinio）”；特别反对以“充分权力与确切认知（de plenitudine potestatis et ex certa scientia）”令状或征收法案形式替代“正当理由”（第304页），要求必须补偿（第310页），认为契约具无条件约束力（第310页以下），但允许单纯撤销“普通特权（simplex privilegium）”（第315页）。法希纳乌斯虽强调主权者形式上的全能性，亦持类似立场（第8卷第63章、第11卷第2
这场保护既得权利的运动最终留下了深远影响，但从原则层面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却日益分化，其根基仍植根于中世纪奠定的理论基础。虽然许多法学家全盘或部分沿袭了

章）。特伦塔钦奎斯则主张契约对主权者产生“民事（civiliter）”而不仅是“自然（naturaliter）”约束力（第1卷25，35，82页以下）。
早期意大利学说[70]，但国家“自然权利”理论仍从两个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该学说的思想脉络。

首先，随着主权概念的精确化，学界重新浮现一种思想：即便最稳固的权利，在“绝对权力（plenitudo potestatis）”面前最终也不堪一击。博丹及其追随者据此提出主权者形式全能原则，但同时承认主权者与臣民之间存在实质完备的权利

<footnote>[70] 明辛格尔（Mynsinger）《法律观察百例（Cent.）》第 5 卷第 97 例严格区分“神法、自然法或万民法（jus divinum, naturae vel gentium）”取得的权利与单纯“市民法或实证法（jus civile vel positivum）”取得的权利，对后者之废除，当君主“主动（próprio motu）”行动时可推定正当理由；盖尔（Gail）《实践观察（Practic. observ.）》第 2 卷第 56 例 1-18 段（绝对权力行使可免除补偿义务）；博尔霍滕（Borcholten）《法律意见集（Consil.）》第 1 卷，第 3 页，第 78 页及以下，第 112 页；迈希斯纳（Meichsner），第 1 卷，第 32 号判决第 18-19 条；尼克拉斯·埃弗哈杜斯（Nic. Everhardus），《法律意见集（Cons.）》第 58 号第 39 条及以下；雷斯塔鲁斯·卡尔杜斯（Restaurus Caldus），《论皇帝（De imperatore）》第 97 和 98 问；佩雷格里努斯（Peregrinus），第 1 卷第 3 部分第 16-19 条及第 62-69 条（君主只能基于正当理由解除契约并“剥夺所有权”，但可凭借其绝对权力随时撤销特权）；佐安内图斯，第 159-160 条。</footnote>
义务关系——至少在私法领域如此[71]。霍布斯学派则将主权者
的形式全能上升为实质全能,从而彻底否定臣民对统治者享
有任何既得权利,或统治者对臣民负有既定义务的可能性[72]。
尽管这种观点遭到普遍反对,但普芬道夫的折衷学说却广受
青睐:臣民对主权者可享有真实(但非完备)权利,主权者
对臣民亦承担真实(但非完备)义务[73]。宪政学说虽恢复了

<footnote>[71] 博丹在《国家论》第1卷第8章第99-106节及第2卷第3至4章中明确主张:君主与臣民及外国缔结的契约均具有完全(非仅“自然法(naturaliter)”)约束力,且“无正当理由(sine justa causa)”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财产。格雷戈尔·索洛萨努斯第7卷第20章、贝佐尔德《论主权(Diss. de maj.)》专题论文第1编第7章第5-17节及第8章、莱因金前引著作、阿尼赛乌斯《论王权三卷(De jure majestatis libri tres)》第1卷第3章及第3卷第1至2章均持此见。</footnote>

<footnote>[72] 霍布斯《论公民》第6章（尤见第15节：“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无人可主张财产权（nemini proprium esse quicquam contra ilium, qui habet summum imperium）”）、第7章及第12章，《利维坦》第18至19章主张：主权者不可能对臣民实施不义行为，亦不受任何契约约束。斯宾诺莎、霍图因及霍恩（尤见第2卷第4章第15-20节：私有财产等既得权源于国家，故可随时“任意（pro lubitu）”撤销且无需补偿）同持此论。</footnote>

<footnote>[73] 普芬道夫《自然法与万民法》第7卷第8至9章、第8</footnote>
臣民权利对抗国家的完整法律属性,但其真正持久的影响不在于对最高权力形式全能原则的无效挑战,而在于将这种超越一切主观权利的主权权力严格限定在立法领域,使之与国家其他职能彻底分离。

其次,“自然权利”国家理论在主张主权者豁免于实证法的同时,不得不重新采纳中世纪的根本区分:基于自然法的

卷第1章及第5章,《论义务》第2卷第11至12章(民法关系仅对统治者产生“不完全义务(obligatio imperfecta)”;其可有效撤销任何承诺,虽此举“违反自然法(peccans contra legem naturae)”;仅基于“衡平(aequitas)”原则才允许对其提起诉讼;一切既得权对其而言皆属“不完全权利(jus imperfectum)”)。托马修斯《神圣法学原理(Inst. jur. div.)》第1卷第1章第103-113节及127节(上级对下级始终仅负“不完全义务(obligatio imperfecta)”;若允许对其起诉,此权利亦“非严格意义(improprie)”且“绝非强制性(certe non coactiva)”;既得权均须让位于“支配权(jus eminens)”)。贡德林第1章第51节以下及第12章第43节以下、伯默《分论(P. spec.)》第1卷第5章(“对外效力(quoad externum effectum)”层面统治者全权在握,因无裁判者、抵抗权及强制撤销权,一切限制皆无效;“合法权限(quoad facultatem legitimam)”层面则受制约,违约或恣意侵害臣民权利属“不义”行为,但始终仅负“不完全义务”)。施密尔第2卷第4章第1节第1-2段、第5卷第2章。波舒哀(Bossuet)第8篇第2章、费奈隆(Fénelon)第11章第183页观点类同。
“既得权（jura quaesita）”与仅基于实证法的权利具有原则差异。尽管格劳秀斯明确反对这种区分[74]，主流学说仍回归中世纪主导思想——既然自然法规则是国家权力的唯一限制，那么基于此类规则取得的权利，才是能对抗国家侵犯的唯一权利。由此，学界日益倾向将既得权利保护建立在两大范畴上：根植于“万民法（jus gentium）”的财产权，以及受自然法约束的契约权；而那些既非源于财产制度也非源于主权者契约的权利，则被视为可任意撤销的“特权”[75]。这种框架下，对两

<footnote>[74] 格劳秀斯允许（除惩罚外）基于公共效用及合理补偿征收任何既得权，并明言无论权利源于自然法或市民法，其可征收性与受保护程度均等——因合法既得权不可侵犯本身即自然法原则（见第2卷第14章第7-9节，和平条约中臣民权利让渡问题见第3卷第20章第7-10节）。需注意：格劳秀斯将实证法效力溯源于默示或明示承诺，故认为其根基在自然法（《导论》第6-17节）；财产权亦基于契约（第1卷第1章第6节）；由此他比后世自然法学者（直至康德前）更彻底消弭了自然法与实证法的二元对立。施密尔第3卷第3章承此要旨，主张所有既得权因自然法在国家的延续而不可侵犯，唯基于公共必需或效用且予补偿方可剥夺。</footnote>

<footnote>[75] 将既得权保护溯源于财产权与契约范畴，及其植根于约束主权者的神法与自然法，此说在博丹、格雷戈里乌斯、贝佐尔德、莱因金与阿尼赛乌斯（见前注71）中已完整呈现；波舒哀第8篇第2章、费奈隆第11章及普芬道夫学派亦然。关于“特权”的不同处理见普费芬格第3卷第17编第1249页；</footnote>
大范畴范围及保护程度的界定存在广泛分歧：一方面，学界普遍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性扩展至一切财产性权利（但仅限于纯粹财产权）。正因如此，要为特殊情形下的强制征收乃至国家彻底改革传统财产制度提供法理依据，就必须借助格劳秀斯后大发展的“国家征用权（dominium eminens）”概念[76]——该权利本质上是“国家内在理念的优越权”，但其物权法表达却基于自然法：国家作为原始普遍“权益”持有者，通过优越权介入自然法财产体系[77]。另一方面，公法权利日益明

伯默《分论（P. spec.）》第2卷第3章第62-64节。

[76] 支配权学说史详见施泰因（Stein）《行政学（Verwaltungslehre）》第7卷第164页以下；迈耶第119页以下亦有论述。

[77] 格劳秀斯笔下的“支配权（dominium eminens）”本质即征收权，后经克鲁修斯（Crusius）、霍恩、普芬道夫、康林、沃尔夫等拓展为更宽泛概念，涵盖国家对物领域的一切权力（包括私法立法权、征税权、警察权管制等），却仍与私有权同属一类。由此产生两种发展：一方面，沃尔夫将支配权分解为纯粹公法“治权”的特定要素（通过并列“支配性权力（potestas eminens）”与“支配性权利（jus eminens）”）；伯默、海内修斯、内特尔布拉德等则将该术语限缩于征收权特殊情形；拉韦（Rave）、普特、J・J・莫泽（J. J. Möser）、达里斯、阿亨瓦尔、波塞（Posse）等最终摒弃此概念。另一方面，比纳（Biener）学派试图从国家对土地的实质所有权
确被排除在受财产法保护的“既得权（jura quaesita）”范畴之外（尽管其财产权形式曾引发长期争议）。最终，公法领域既得权利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承认，完全取决于宪法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为具有契约约束力，以及特定权利是否被解释为宪法的衍生[78]。

宪政学说发起的反绝对主义运动，其主要目标虽是强化主观权利对国家专横侵犯的防御，但其诉求并非加强实证法权源取得的权利，而是扩展自然法根基保障的权利。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性被纳入个人不可剥夺权利[79]，当这些基本权

推导国家全部权力。

<footnote>[78] 参见前注 60-62。</footnote>

<footnote>[79] 博丹已将自由与财产权并列为个人基本权利（见第2卷第3至4章：“王权君主制（Monarchia regalis）”承认臣民的“自由与财产权（libertas et rerum dominia）”，暴政则压制之）。反暴君论者（见前文第3章注66）亦然。后世对支配权的批判基于：私有财产权非源于原始共有物的分割（如通说）或国家授予，而是在社会形成前即由神法与自然法确立的特殊权利——斯特劳赫（Strauch）、W・莱泽（W. Leyser）（迈耶第125页以下析其1658年《论财产权（De proprietate rerum）》）、阿尔贝蒂第7章第19节等持此见。洛克则开创性提出：财产权是自然法下人格的延伸且先于国家存在，个人仅将其委托社会保护（见前文第2章注82及100）。此说不仅为英国</footnote>
利被建构为普世有效的“自然”宪法时[80]，理论与实践都坚定
转向只承认“与生俱来的权利”，并通过革命或改革废除所有
违背人权体系的既得权利。

2. 关于国家与自然法的关系，十六世纪后蓬勃发展的“自然权利”理论始终以“自然法是国家的渊源、目的与界限”为基石。

a. 就客观层面的自然法而言（尽管人们对它的本质及其约束力的基础存在争议），其概念与中世纪一脉相承——被视为真实且具有外部约束力的法律。首先，人们将自然法视为所有国家权力的法律基础，认为它先于国家而存在，而国家的建立则被解释为按照自然法规则完成的法律行为[81]。其次，从中推导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法治或法律（Recht）的理

> 接受，亦渐渗入欧陆学说。见波舒哀第8篇第2章（自由与财产受基本法保护）；费奈隆第11章（“人身权（droit de personne）”与“财产权（droit de propriété）”）；伏尔泰1765年言：“自由与财产……此乃英国之呼声……自然之呐喊”；孟德斯鸠第25章第15节；西哀士（前文第2章注113）及法国1791年《人权宣言》第17条；康德（前文第2章注121）。

<footnote>[80] 参见前文。</footnote>

<footnote>[81] 参见前文第2章注释49内容。</footnote>
念,这一观点现已完全成熟:民事立法从理性自明的法律(并
辅以上帝启示的命令)中获取固定规范,必须发展这些被赋
予的法律理念,并根据与自然状态不同且随时间和地点变化
的民事状态进行调整;而自然法的首要原则对上帝本身永恒
不变,对任何世俗权力(包括国家)更是如此,无论何时何
地都适用[82]。最后,从“神法、自然法和万民法(jus divinum,

[82] 奥尔登多普(前引书)将全部市民法视为理性或启示所教
导之自然法的延伸;赫明(Hemming)《自然法演绎方法(De
lege naturae apodictica methodus)》(维滕贝格1562年)已
立足于绝对理性法;温克勒(前引书)强烈主张自然法在国
家的延续性及一切法律的终极统一性(第2卷第9至10章、
第5卷第1章以下)。天主教自然法教师同样强调神法与自
然法作为所有立法的准则与限制,其原则永恒不变且在国中
有效:见索托第1册第5章及第4册第3章第1节;巴斯克
斯第27章及第10章、20章、54章;博洛涅图斯第7章及
12章;莱西乌斯第2卷第2章及第5章;康纳努斯第1卷第
1至7章及第10章;格雷戈里·德·瓦伦西亚第2卷第1论
题第4至5问;莫利纳第5论题第47至69条;苏亚雷斯第
1至2卷。格雷戈里·德·瓦伦西亚、巴斯克斯等(与格劳
秀斯第1卷第1章第10节同)主张自然法对上帝亦不可变;
索托等认为自由与财产共同体转变为领主制与私有制基于
条件而非原则变化。——故学者们不仅认同原始自由平等在国
家中永恒存续,且认为“自然法”财产共同体的某些痕迹必然
限制市民财产制度。中世纪学说及马里亚纳观点集于布伦塔
诺(Brentano)《劳动保险(Die arbeitsversicherung)》(莱
naturale et gentium)”中推导出在所有情况下约束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尽管主权概念日益强化，但“治权不受法律约束（potestas legibus soluta）”的属性始终仅针对实证法[83]。诚然，

比锡1879年)第250-259页；莫利纳第2论题第20节第13至14条(财产共同体不仅是完善团体的准则，且“极端或近乎极端必需时，财物使用应对所有人开放(bona temporalia communia debent esse omnibus quoad usum tempore extremae aut pene extremae necessitatis)”)。格劳秀斯由此发展出理论：原始财产共同体不仅存续于海洋等非消耗物，亦适用于“极端必需(in gravissima necessitate)”时的财产使用、无损所有者的使用(“无害利用 utilitas innoxia”)及贸易交往自由(“共同行为权(jus commune ad actus)”)；见第2卷第2章第3节以下。此说后被纳入后世体系，如沃尔夫《原理(Inst.)》第300节以下；内特尔布拉德第471节以下。

[83] 此处需指出：人民主权论者一致将主权人民置于神法、自然法及万民法之下；而博丹（见第1卷第8章及第2卷第4章）及其严格主张统治者“超法律权力（potestas legibus soluta）”的追随者，亦明确设定相同主权限制（见格雷戈里·索洛萨努斯（Greg. Thol.）第7卷第20章；阿尼赛乌斯《论王权三卷（De jure majestatis libri tres）》第1卷第3章；莱因金前引书；贝佐尔德《主权论（Diss. de maj.）》第1编第7章第8节；特罗伊特勒第1论题第1问第35条；舍恩博尔纳第3卷第35章；费尔温格《主权论（De maj.）》第27节以下；博尔尼修斯《主权论》第8至10章；卡普佐夫前引书第12章）。
与主张形式上限制主权的运动相对立，一种观点逐渐占据上风：相对于主权者的形形式能，自然法最终仅具有“指导性效力（vis directiva）”而非“强制性效力（vis coactiva）”[84]。然而，对最高权力的约束仍被视为真正的法律约束。将一切法律限制升华为纯粹伦理规范的情况极为罕见[85]。

这种“自然权利”思维模式面临来自意大利“国家理性（ragione di stato, ratio status）”政治学说的危险挑战。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不允许主权者以国家利益之外的更高准则为指导）确实很少被无条件接受[86]。相反，大多数遵循国家理性原则的政治作家都明确保留神法与自然法的不可侵犯性[87]。

<footnote>[84] 需注意阿鲁马乌斯及其门徒虽承认基本法的“强制力”，但明确将神法与自然法仅视同市民法的“指导力”；见前注51所引全部文献。</footnote>

<footnote>[85] 如里默（Riemer）《决议集（Dec.）》第1问第7条：“君主绝对不受任何法律约束（Princeps omnibus omnino legibus est solutus）”；自然法对其约束非作为法律，仅存于良知。格拉斯温克尔与萨尔马修斯（前注59）同持此论。</footnote>

<footnote>[86] 马基雅维利相关文献见莫尔（v. Mohl）第3卷第519页以下。</footnote>

<footnote>[87] 德国学者贝佐尔德《主权论》第1编第7章第5至7节；“希波吕托斯·拉庇德”虽坚持“国家理性”理念，但在序言中</footnote>
然而，随着国家理性被推向台前，国家服从自然法的观念也随之弱化[88]。因此，法治理念的倡导者对“国家理性派（Statistae）”学说提出了许多强烈抗议[89]。

如果说这里涉及的是外部危险对自成一体的自然法理论施加的压力，那么霍布斯首次尝试在自然法自己的领域以其自己的武器击败它。他将前政治的“自然权利”简化为“无用

反对马基雅维利，主张任何“公共利益（publica utilitas）”不得违背神法与自然法；康林《国家理性论（Diss. de ratione status）》（1651年）；戈多夫・冯・耶拿（Godofr. v. Jena）《公法讲义（Collegium juris publici）》（奥德河畔法兰克福1658年）含24篇“国家理性”论文。

[88] 此类部分涉及“国家秘术（arcana Reipublicae）”著作（如德国克拉普马尔（Clapmarus）与奥布雷希特（Obrecht））。——反之，《君主镜鉴》文献（如德国廷佩（Tympe）《君主金镜（Aureum speculum principum）》科隆1617年；弗里奇（Fritsch）《犯罪君主（Princeps peccans）》耶拿1677年；伊姆霍夫（Im-Hof）、泽肯多夫（Seckendorf）等）强调君主伦理限制，同时促进法律限制理念。

[89] 例如莱因金《圣经三阶治理法（Biblische polizei）》第2卷公理36条以下：将正义从“其恶名昭彰的姐妹国家理性”中解救；圣经乃最佳国家理性。泽肯多夫（前注65）。普费芬格第3卷第17编第1249页（单纯国家理性不足撤销特权，如“权术家（Statistae）”所言）。
的权利(jus inutile)”,其中甚至不包含真正权利的萌芽;他
让国家(通过其命令和力量创造法律)吸收所有非其创造的
权利;他拒绝一切关于国家在其决定是非的主权权力中受法
律约束的观念[90]。

随着国家从一切先在和更高的法律中解放出来，国家绝
对主义的最终目标得以实现。后来所有纯粹的绝对主义体系
都坚持这一原则。虽然名义上常有回归自然法限制主权者学
说的现象（例如斯宾诺莎和后来的卢梭），但这些实际上不
能被视作法律限制，而应视为所有外部权力的自然界限，是
关于国家真正利益或其应有组织的必要效果的理性判断公
设[91]。

<footnote>[90] 参见前文第2章注释81、92；《利维坦》第21章对自由的定义：“臣民自由仅存在于主权者规范行动时未加规定之事。”</footnote>

<footnote>[91] 斯宾诺莎虽自诩有别于霍布斯，主张自然法在国家及对国家继续有效，但其自然法实非法律，而是权力的理性自我限制（见《神学政治论》第16、17、20章；《政治论》第3章第4-7节及第9节，第4章第1节及第4节，第5章第1-7节）。卢梭笔下主权权力的限制（第2卷第4章）同样非真正法律限制（见前文第2章注107）。——法国重农学派及其德国追随者将主权者限制归于“自然法则（lois naturelles）”的“自明性（évidence）”，此处“自然法则”实指物理自然规律</footnote>
与此相对，普芬道夫及其学派坚决主张自然法的法律属性，并以激烈论战反对霍布斯，捍卫旧有信条：自然法在国家存在之前即已盛行，它为所有民事立法提供指导原则，并约束主权者本人[92]。然而，受霍布斯思想影响，普芬道夫对旧学说进行了修改：他宣布自然法为“不完备”法律，使其在国家的存续依赖于主权者的认可，并仅对后者施加遵守自然法规则的“不完备义务（obligatio imperfecta）”[93]。托马修斯、伯默等该学派学者也采取类似路线，尽管他们有时更强烈坚持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并率先努力严格区分自然法与道德、政治领域[94]。与此同时，“法治国家”理念因“公共安全乃最高

而非“自然法”规则（参见雅内第2卷第684页以下；罗舍尔第480页以下）。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政变考（Considérations politiques sur les Coups d'État）》（1712年）则属纯粹马基雅维利主义。

<footnote>[92] 参见前文。</footnote>

<footnote>[93] 参见普芬道夫《普遍法学原理（Elem.）》第1编定义12第6节，《自然法与万民法》第7卷第8至9章、第8卷第1章，《论义务》第2卷第9章及第12章。</footnote>

<footnote>[94] 该分类尤见于托马修斯《自然法基础（Fund. jur. Nat.）》第1编；他较前人更严格区分“客观”与“主观”自然法概念（及一般客观法与主观法），见《神圣法学原理》第1卷第1章。</footnote>
法律(Salus publica suprema lex esto)”这一准则日益重要而受到削弱。虽然该准则被置于自然法首要原则之列，并确实被视为既是绝对主义的屏障也是堡垒，但在“自然权利”思想范围内，它逐渐以权宜观念取代正义观念[95]。

第82节以下及134节以下；主张客观与主观自然法皆先于国家并构成对主权者的法律限制（同前第114节以下及128节以下，《自然法基础》第1卷第5章第11节以下）；虽最初主张自然法对主权者产生“外部义务（obligatio externa）”（《神圣法学原理》第1卷第1章第78节），后期仅承认“内部义务（obligatio interna）”（《自然法基础》第1卷第5章）。伯默最精确表述该学派思想：见《法理学通论》第1章（“自然法则（lex naturae）”与“自然权利（jus naturae）”）、第2章第8节以下（二者在国家中延续并约束主权者）、第3章（“自然公法（jus publicum naturale）”是真正法律，其与政治学区别在于后者以“功利理性（ratione utilis）”、前者以“正义理性（ratione justi）”规范统治者与臣民关系）；《分论（P. spec.）》第1卷第2章第20节以下（主权者的“不完全义务（obligatio imperfecta）”）、第5章（主权者“对外效力（quoad externum effectum）”的绝对性，但“合法权限（quoad facultatem legitimam）”上受制于自然法）。赫特《评论与著作集（Comm. et opuse）》第1册第91页以下及第292页第6节、施密尔第3卷第3章、贡德林第1章同持此论，后者甚至认为自然法产生“外部完全义务（obligatio externa et perfecta）”，违者将受自然惩罚。

<footnote>[95] 参见普芬道夫《自然法与万民法》第7卷第9章，《论义</footnote>
针对自然法对国家约束力的所有此类松动，许多声音提出了抗议。反对者对于自然法约束力的起源远未达成一致。无论他们在此问题上求助于或多或少的上帝意志直接推导，或将上帝本质中包含的法治原则置于首位，还是发展最终注定胜利的思想——一种绝对理性法凭借其理性对所有理性存在具有约束力——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出结论：无论在国家之内还是自然状态中，自然法都具有独立于统治者意志的自身力量，且无需统治者意志中介[96]。

务》第2卷第11章；伯默《分论（P. spec.）》第1卷第5章第20-30节；斯特里克《论文》第3章第16条；克赖特迈尔《纲要（Grundriss）》第1条及32条，《评注（Anmerkungen）》第1卷第2章第6节第2条及5条。阿尼赛乌斯《论王权三卷（De jure majestatis libri tres）》第3卷第1至2章、贝佐尔德《主权论》第1编第7章第5-7节亦同，但贝氏另主张“公共安全（salus publica）”是国家远期目的，“正义（justitia）”乃近期目的（《法学预论（Diss. praecogn.）》第4章第1-2节）。

[96] 坎伯兰（Cumberland）反霍布斯著作（1672年）如是；基于神学不同程度反对普芬道夫与托马修斯的自然法体系——阿尔贝蒂（1678年）、普拉修斯（Praschius）（1688年）、普拉西乌斯（Placcius）（1695年）、米尔登（Mueldener）（1692年，见欣里希斯第3卷第311页以下）、O・H・贝克尔（O. H. Becker）《世界法或自然法辩（Jus mundi seu
这确实与承认国家形式上的全能（最终甚至自然法也无法废止）并行不悖[97]。但当自然法与宪政学说结盟时，它重新并日益坚决地主张对主权者本身的强制力[98]。

vindiciae juris naturae)》(1690年)、梅维乌斯、两位科克采伊等如是；莱布尼茨反普芬道夫（见前文第1章注44）、J·G·瓦赫特（J. G. Wachter）（1704年）以数学方法从人性建构自然法、斯特劳赫《短论集（Opuscula）》第16篇（反霍布斯与普芬道夫）、沃尔夫及其追随者最终皆如是。

[97] 梅维乌斯《序论（Prodromus）》第3卷第13节及第6卷第1节以下：自然法先于国家，对其如对上帝般不可变并约束立法者；但臣民不得据此对抗国家权力，因人类已将一切（含自然权利）让渡统治者。霍恩第2卷第2章第10-11节、波舒哀第4篇第1章、第6篇第1章、第8篇第2章、费奈隆第5章及第11章中，神法与自然法属法律抑或伦理限制颇存疑。

[98] 如胡贝尔第1册第1章第1-6节及第1册第9章第3-4节；洛克第2卷第2、9、11章；沃尔夫《自然法（Jus nat.）》第1卷第62节以下、第8卷第35节、47节、1041节以下，《原理（Inst.）》第68节以下、980节、1075节以下；内特尔布拉德第1127节以下；阿亨瓦尔第1卷第2节及34节以下、第2卷第98节以下；达里斯第780节以下；谢德曼特尔第3卷第172页以下；施勒策（见前注68）。
同时,出现了一种促进自然法全能的双重运动。一方面,
抽象理性法的精心阐述产生了一个涵盖所有生活关系的法
律体系,仅允许实证法在次要问题上独立决定,而在所有本
质问题上设立自己的普遍规则,并坚决要求国家强制执行[99]。
另一方面,发展出一种理论认为国家的唯一职能是实现法治

[99] 自然法被视为理性教导的法典,实证法则为实施自然法而
颁布的条例体系——此点只需对比内特尔布拉德自然法与实
证法两套体系即明。吊诡的是,所谓“理性法”竟与实定法高
度吻合(试比较“自然”与“实证”土地保有法)。公法关系方
面,伯默之后“自然或普遍公法(jus publicum naturale sive
universale)”论著中,仅国家优越权与个人基本权利理论被视
为必然真理,政体形式则任选。后理性法渐与实定法(多被
贬为实证“非法”)相异,演变为暴力或和平革命纲领。此时
更发展出——非如洛克、孟德斯鸠主张最适合政体——唯一正当
政体理念:法国自卢梭后盛行,德国以费希特最激进(见其
关于“理性国家(Vernunftstaat)”实现途径的嬗变理论,《全
集(Werke)》第3卷第397页、第4卷第393页以下、419
页以下、431页以下,第7卷第148页、152页以下,《遗
著集(Nachg. werke)》第2卷第622页)。康德亦建构先验
且实质不变的理性法以约束引导国家,确立“唯一正当”宪制
概念:一切法律先于国家而非由其创制,但未经国家确认前
仅属“暂定”,经确认方为“终局”;故除实证法外无可践行之
法,理性法唯能通过现有权力改革正当恢复(《全集(Werke)》
第6卷第322页以下、338页、413页注,第7卷第130页
以下(53页以下、62页以下);参见前文第2章注121。
（或法律）理念，否认国家有任何促进福利或文化的职责，
从而在通过“公共安全乃最高法律(salus publica suprema lex)”
准则防止法治被破坏的同时，放弃了所有那些曾付出诸多努
力的国家理念[100]。

事实上,“自然权利”学说最终回归到一种“法治国”的理念,这种理念本应适合早期德国人那种凋敝萎缩的国家生活。这种“法治国”即便能够实现,也必将以国家沦为附庸与丧失效能作为代价。

<footnote>[100] 狭义上,国家职能唯在维护正义的理论(实践中常与福
利家长制(Wohlfahrtsstaat)甚至官僚专制(Bevormundungsstaat)
相容)由洛克(见前文第2章注100)、洪堡(Humboldt)
(同注112)与康德发展。康德最激烈反对导致专制或叛乱
的“幸福”原则;“公共利益至上(salus reipublicae suprema lex
est)”格言唯当“公益”非指“福利幸福”,而指“宪制最大程度
符合权利原则之状态”(理性以绝对命令令吾辈追求)时有效
(《全集(Werke)》第6卷第322页、330-334页,更尖锐
表述见第7卷第130页第44条、136页第49条)。故基于
先验原则的公法“具有约束力,不计祸福”(第6卷第338页);
“听来崇高陈腐却真实的格言‘实现正义,哪怕世界毁灭(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乃截断一切欺诈强权邪径的良法原
则”(第6卷第446页);“正义若亡,人生不复值得度过”
(第7卷第150页)。</footnote>
然而在康德本人的学说中——他将“理性法治国”理念推向极致，同时将国家职能严格限定于法律范畴——自然法体系的崩塌已初现端倪。一方面他恢复了国家的自由属性：当彻底摒弃将法律机械划分为自然法与实证法的传统做法，只承认存在一种法律时，这种法律就其全部理想内容而言是先验且不受国家更改的理性法，但必须通过国家强制行为才能获得实际效力，从而作为实证法通过自由立法生效。另一方面他重建了国家主权权威：认为不存在制约这种权力越界的外部保障，最终将其法律从属性归结为“主权本质要求其必须理性行事”的理论。

b. 关于国家与自然法主观层面关系的观点发展，与自然法规则意义及效力的认知演变保持高度一致，这点通过前文对人权体系历史的论述已可窥见[101]。十七世纪中叶之前，源自自然法的主观权利通常被视为真实权利，尽管完备的主权理论使其无法强制执行；这些权利被霍布斯及其追随者废止，经普芬道夫学派恢复为“不完善权利”，又在宪政学派手中重获强制力；对康德而言，这些权利经历了自然法与实证法分离到理性法与实证法重合的转型。与此同时，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在内容与范围上持续扩张，最终击溃了实证法所

<footnote>[101] 参见前文第2章注释107、110-114、121；第3章注释66；本章注释68与74-80。</footnote>
有“名目”,致使国家职能萎缩为保护人身与财产的机构职能。
与之相应的是,自然法体系的重心逐渐从客观自然法明确转
向主观自然法。

3. 关于国家权力越界所产生法律后果的争论,主要围绕
两项基本原则的冲突展开:其一认为越权行事的主权者即非
主权者,其二则要求无条件承认主权者形式上的全能性。

总体而言,“自然权利”国家理论仅在下述观点上达成共
识:任何情况下统治权仅属于具备合法资格的政府。主流学
说甚至严格遵循正统性原则,主张在僭越权力获得合法化之
前,篡位者的所有政府行为完全无效,个人不仅有权拒绝服
从且负有抗命义务,更允许任何民众缉拿诛杀这种“无名义暴
君/非法暴君(tyrannus absque titulo)”——其作为公敌已被剥
夺法律保护。人民主权论者与君主主权论者在此问题上立场
一致[102]。双方分歧仅在于合法化标准:前者认为唯有人民对

<footnote>[102] 反暴君派(Monarchomachi)所持的“名分僭主(tyrannus quoad titulum)”学说，与我们在阿尔图修斯著作中所见形式相同；尤见布鲁图斯(Junius Brutus)第3卷第264-270页及281页以降、《论官员权利(De jure mag.)》第14-20页（直至获得后续共识的合法化，但该共识不得以武力胁迫取得）；布歇第3卷第14-17章；马里亚纳第1卷第6章；霍诺尼乌斯第9卷第56-57节（直至“国家依法定程序同意变更法律</footnote>
宪政变革的明示或默示同意才能赋予合法性，后者则要求合法统治者的明示或默示退位[103]。格劳秀斯之后逐渐兴起相反

(Respublica in mutationem legum rite consentiat)”，僭主遂成为“合法且不可侵犯的行政官（magistratus legitimus et inviolabilis）”。天主教自然法教师同样主张，每个个体都有权且应当拒绝服从“权力僭主（tyrannus quoad potestatem）”，并可以正当诛杀之：巴斯克斯第8章；莫利纳第3卷第6论题；苏亚雷斯第3卷第10章第7条（直至通过默示共识获得合法化）；施米尔第5卷第2章第28条以降。但相同学说亦见于博丹第2卷第5章；埃伦贝格（Waremund de Erenbergk）《拟真集（Verisimilia）》第11章第149页以降；阿尼赛乌斯《论君主权威（De auctor. princ）》第4章第11-14节、《论共和国（De rep.）》第2卷第3章第7-8节（名分僭主在获得民众共识前不拥有臣民）；莱因金《论统治（De reg.）》第1卷第1类第5章；卡普佐夫第14章第3节；克尼普希尔特（Knipschildt）第6卷第4章第12-13条（直至“臣民逐渐表示同意（subditi paulatim assenserunt）”）；费奈隆第8章（虽有人否定“事实君主（Roi de fait）”与“法理君主（Roi de droit）”之分，主张前者因“天意君主（Roi de Providence）”身份即刻合法化，然此说谬误）；舍恩博尔纳第2卷第40章；奥利扎罗维乌斯第3卷第8章第2节；凯斯特纳第7章第20-21节；克赖特迈尔《评注（Anm.）》第1卷第2章第6节第2条。宪法学说亦然：如胡贝尔第1卷第9章第1章；洛克第2卷第17章第197-198节。

<footnote>[103] 最初人们多满足于“民众共识即合法化”原则（参见前注）。</footnote>
观点,不同程度地承认占有事实本身的法律意义,甚至将纯
粹政治思想领域形成的“主权完全占有即自动赋予主权权利”
观念部分移植到自然法土壤[104]。

后来人民主权论者特别强调这种同意必须完全自由:见洛克
第198节(“直至人民既享有同意自由又实际表示同意”)及
第2卷第16章第175-196节(即使征服情形,合法统治权也
仅源于同意);西德尼(前引第2章注释87)。与此同时,
君主主权拥护者发展出后来专称的“正统性原则”,主张民众
同意绝不得损害合法统治者的权利:如凯斯特纳前引;
H・德・科克采伊(H. de Cocceji)《论被逐合法君主后僭主
统治问题(De regimine usurpatoris rege ejecto)》(法兰克福
1705年);施米尔第2卷第2章第2节第1条第82-99款(当
民众与“合法君主(legitimus imperans)”均自由同意,或后者
因放弃或绝嗣而终止时,合法化成立);另见内特尔布拉德
第1267-1268条(在民众非“自主权者(sui juris)”范围内);
阿亨瓦尔第2卷第98节。相反,霍布斯(《利维坦》第21
章)、康林与伯默(《分论(P. spec.)》第3卷第2章第17
节)主张:当合法君主无力保护民众时,民众对其一切义务
即告解除。

<footnote>[104] 维多利亚早已要求(第3卷第23条)在过渡期服从僭主法律。格劳秀斯认为,在通过“长期占有或协议(longa possessione aut pacto)”合法化前,掌权的非法统治者因社会治理必要性可在必要事务上约束民众,但其他事务应尽可能拒绝服从(“无重大危险(sine gravi periculo)”前提下);同时仅允许在战争状态持续且真主权者授权时暴力驱逐或诛</footnote>
当人们从“主权者超越宪法授权范围即不应被视为主权者”原则出发时，很容易将合法统治者越权行为与篡位者等量齐观——因为越权即丧失资格。16至17世纪初，这种观点在主张君主主权的学者中相当盛行。人们普遍认为统治者所有越界行为（即使具备法律形式）完全无效，法官应当宣告并维持这种无效性[105]。依据主权性质，对严重持续违法而沦为

杀僭主（第16-18节），否则不可，因真主权者或宁维持僭政也不愿革命引发危难（第19节）；“尤其在争议事项中，私人不应自行裁决，而应遵从事实占有（maxime autem in re controversa judicium sibi privatus sumere non debet, sed possessionem sequi）”（第20节）。对僭主所订契约，民众与真国王仅就“实际受益部分（de in rem verso）”负责（第2卷第14章第14节）。霍恩主张（第2卷第9章第4、21节），当他人实际取得“主权”时，原主权即告消灭。普芬道夫（《自然法与万民法》第8卷第12章第2-4节）认为主权占有者具有外部合法性，但其行为可由“合法权力（legitima potestas）”内部撤销。伯默（前引）规定当真国王完全无法保护臣民时，服从僭主成为义务。康德（第7卷第139页）明确表示革命成功后，臣民须服从新政府。

<footnote>[105] 只要承认法律对主权者具有“强制力（vis coactiva）”或至少“废止力（vis irritativa）”，该观点即被接受。查修斯明确主张（见前注42）法官可宣告不公正法律无效。苏亚雷斯特别详尽论述立法权限制：法律约束力需“民众接受（acceptatiopopuli）”，但对公正法律民众有接受义务；反之“不</footnote>
暴君的统治者，可进行审判、强制约束乃至废黜[106]。不仅法官，每个臣民的服从义务都以统治者行为合法性为前提[107]。当关于“是否及何种情况下可对合法统治者的非法行为进行武装抵抗”的争论——在路德等宗教改革者著名立场摇摆后——

公正之法非法(lex injusta non est lex)”，故“无义务接受，即使接受亦无约束力(non obligat ad acceptandum, imo acceptata non obligat)”; “过分严苛之法(nimis dura et gravis lex)”被视为试探性措施，故“不遵守者无罪(non peccat non observans)”。最后，“若事实上多数民众不遵守法律(si de facto major pars populi legem non observât)，追随多数者可免责，尤其遵守将导致“骚乱(seditio)”或“丑闻(scandalum)”时(第4卷第19章第11-13条，另见第1卷第9章、第3卷第10章及教会法第4卷第16章)。比较莫利纳第5卷第73论题。

<footnote>[106] 见前文第3章注释80、84、93、96。对此德国公法学者早有两项决定性认知：一方面皇帝通常被视为真正君主，另一方面帝国宪法允许对其审判废黜（见布克斯多夫第5章第76-83节）。</footnote>

<footnote>[107] 路德与其他改革者皆然（即使仅允许消极抵抗）；所有自然法学派及众多法学家亦然：见苏亚雷斯第1卷第9章、第3卷第10章第7-10条；莫利纳第5卷第73论题；佐安内图斯第91条以降（臣民仅在职权范围内服从皇帝）；波内特（Poynet）问题4。</footnote>
持续不休时，众多本不反对专制原则的神学家与法学家，仍以不同谨慎程度广泛承认了这种“抵抗权（jus resistendi）”[108]。

与此相对，主权者形式全能性原则必然推导出：最高权力颁布的政令即便实质违法也具有形式约束力；主权者本身不可被审判；臣民对国家负有绝对服从义务；暴政暴力不产生积极抵抗权[109]。同时专制学说恪守“顺从神而非人”的圣训，

<footnote>[108] 路德本人日益倾向允许宗教压迫、强迫偶像崇拜或非法权力行使时的抵抗（见前文第3章注释80）。支持积极抵抗权的神学家观点集于约翰·格哈德（Joh. Gerhardus Theologus）《论臣民是否可为宗教理由背弃君主并武装反抗（An licitum subditis religionis causa a rege deficere ac contra eum arma capere）》（载阿鲁马乌斯第4卷第15篇，另见第18篇）。十六世纪法学界支持抵抗权的例证：埃尔福特意见书（Erfurter gutachten）（支持城市）；法兰克福意见书（Frankfurter gutachten）（主张公共福祉危急时，即使“合法行政官（legitimus magistratus）”沦为暴君亦可抵抗诛杀）；博埃里乌斯（Boërius）《论骚乱（Tr. de seditiosis）》第5条5-6款（对抗“暴虐统治（regimen tyrannicum）”非“骚乱（seditio）”，因统治者自身才是“民众中的煽动者（seditiosus in populo）”）；帝国法院自身亦运用该原则裁判反对行政官案件（见明辛格尔《百例（Cent.）》第5观察18）。天主教自然法学派抵抗学说见前文第3章注释84。</footnote>

<footnote>[109] 只要认为法律限制仅具“指导力”，这些结论即成立（见</footnote>
如同中世纪般宣称：每个人面对违背良知的命令时，都有权以殉道者式的消极抵抗进行抗争[110]。

反暴君派将抵抗权问题置于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但随着“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变，该问题的焦点转向国家权

前注47、51、84）。故博丹认为其适用于所有法律限制（第2卷第5章）；但在第3卷第4章中，他为官员对主权者的服从设限：官员有权拒绝服从，非因单纯违法，而是违反“神法与自然法（lex divina et naturalis）”时。另见奥萨（Melchior ab Ossa）《遗嘱（Testamentum）》第1章；劳特贝克（Lauterbeck）第20章（仅“外在事务”需服从；但即便良心受压，至多流亡，绝不允许积极抵抗）；埃伦贝格前引第149-160页（对“施暴僭主（tyrannus exercitio）”只能移民逃离，或至多“祈求暴君速亡”）；巴克莱（前文第3章注释88）；阿尼赛乌斯《论共和国（De rep.）》第2部第3章7-8节、《论君主权威（De autor, princ.）》（但宽恕对明显暴君的驱逐）；阿尔贝里库斯·真蒂利《论君主绝对权力（De potestate absoluta principis）》；欧文《王权法论（De jure regni diascepsis）》；利本塔尔第15问题第1节；博尼修斯《政治四论（Partitionum politicarum libri quatuor）》第53页以降（除违抗上帝外绝对服从）；舍恩博尔纳第3卷第37章；卡斯帕·克洛克（Caspar Klock）《论贡赋（Tract. de contributionibus）》第18章第345-377条；克尼普希尔特第2章与第4章。

<footnote>[110] 以上各点均见于前注所引文献。</footnote>
力越界所引发法律后果的原则性冲突。在他们看来，人民对
抗暴君的所有权利并非对主权原则的限制，而恰恰是其必然
结果[111]。至于臣民权利本身，那个动荡年代催生了各种激进
主张：有的赋予良心受迫害者普遍起义权，甚至为诛杀暴君
正名[112]。但经过阿尔图修斯完善的反暴君派系统学说，恰恰
强调国家对个体臣民的形式全能性——它教导私人既无权反
抗主权人民，亦无权反抗行使主权的合法统治者；仅当面临
不可挽回的非法侵害时，才承认个人依据自然法享有对抗国
家的自卫权[113]。反暴君派某些独特见解在于：一方面赋予“次

<footnote>[111] 参见前文。</footnote>

<footnote>[112] 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71-72。</footnote>

<footnote>[113] 改革宗反暴君派总体上遵循加尔文第4卷第20章的教导：私人即使面对暴君也无抵抗权，必须无条件服从，唯违抗上帝旨意的命令除外。布鲁图斯（Junius Brutus）第2卷第115页（私人在上帝见证下可拒绝服从“渎神命令（impia jubens）”，但不得积极抵抗）、第3卷第319页以降（世俗事务中必须无条件服从，如缴纳不公正赋税）；《论官员权利（De jure mag.）》第1-4问（上帝诫命优先）、第6问第23页（但面对“不义行为”，臣民仅享消极抵抗权）、第7问第91页（即使此项权利也仅在暴君禁止集会时成立）。阿尔图修斯；霍诺尼乌斯第9卷第55节；阿尔斯特德第56页以降。天主教反暴君派原则上认同此说（见布歇第3卷14-17章、马里亚纳第1卷第6章），但在紧急必要或“公共集会（conventus</footnote>
级官员(magistrate inferiores)”武装抵抗“最高官员(summus magistrates)”暴政的权利与义务——不论作为人民代议机构还是辖区管理者；另一方面允许遭受暴政威胁的特定城邦或行省行使抵抗权乃至分离权。由于这些原则既源于主权人民直接授予监察官的宪制权力，又出自联邦主义宪政理念（尤其在阿尔图修斯体系中），它们并非鼓吹革命权，而是确立严格形式化且普遍约束的宪法秩序[114]。

双重主权论者与反暴君派类似，他们在承认君主主权背后存在人民主权的同时，立即推导出人民及其代表有权抵抗、审判、废黜暴君化合法统治者的权利[115]。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为不受限制的主权原则对抗臣民开辟道路——未被授予publiais)”受阻时，他们诉诸纯粹革命权。

<footnote>[114] 参见第3章注释75及第5章注释42。</footnote>

<footnote>[115] 前引第3章注释84所涉天主教理论家皆持此见，尤以莫利纳与苏亚雷斯（见第3章注释101）为代表——他们从人民主权或然性原则推导出共同体这些权利。“实质主权论（majestas realis）”（第3章注释134）多数支持者亦然；唯贝佐尔德与卡普佐夫认为此说仅适用于“有条件王国（regna conditionata）”，不承认绝对君主制下人民的宪法性抵抗权与废黜权（见贝佐尔德《治国论（Diss. de republ. cur.）》第7章；卡普佐夫《王国法评注（Comm. ad leg. reg.）》第14章第1-2节及4-6节）。</footnote>
共同体主权行使权的个体，仅保有消极抵抗权及终极情况下的自卫权[116]。

即便是有限承认君主主权约束性的拥护者，也基于明示宪政条款，或多或少接受人民整体废除统治者非法行为乃至废黜暴君的权利，但绝不承认臣民自赋的对抗国家之抵抗权[117]。不过其中不少人认为：至少在极端暴政情况下，依据自

<footnote>[116] 巴斯克斯第8章、莫利纳第3卷第6论题、苏亚雷斯第3卷第10章第7-10条主张：个人对“施暴僭主(tyrannus quoad exercitium)”的暴力抵抗权仅限自卫情形，其余场合唯在良心受压时有不服从之权责——这与“人民判决褫夺公权后，任何人均可诛杀暴君”的命题并不矛盾。“实质主权论（majestas realis）”者有时承认“受命分治的次级行政官（magistratus subordinati in partem sollicitudinis Reipublicae assumpti）”享有抵抗权，但否认“私人臣民（subditi privati）”有此权利，后者甚至对“不义行政官（magistratus iniquus）”亦有服从义务，唯在命令“违反神法与自然法（contra Dei et naturae leges）”时可消极抵抗（见莱因金第1卷第1类第3至4章及第5章第43-104条；卡普佐夫前引）。贝佐尔德（前引）既反对绝对主义学说，也不认可无条件接受“人民监察权（censura populi）”，但承认绝对君主制下存在抵抗暴君权，以此替代他否认人民享有的宪法性“监察裁判权（inspectio et jurisdictio）”。</footnote>

<footnote>[117] 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93、166、169；本章注释60以降。</footnote>
然法可拘捕驱逐不受宪政条款约束的绝对主权者[118]。格劳秀斯即持此观点——他虽总体上坚持国家权力形式全能原则，通常仅承认统治契约中保留条款赋予原主权人民抵抗权，但仍认可极端暴政下的必要革命权[119]。

与此相对，十七世纪中叶后的专制主义学说将君主全能原则推向顶峰。霍布斯是唯一试图否定“顺从神而非人”原则及臣民违抗罪恶命令之权责的理论家[120]。主流学说则主张：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主权者，统治者任何实质违法的行为在形式上仍具约束力，任何情况下均不存在抵抗国家权力的权

<footnote>[118] 如凯克曼第1卷第25章及28章（第3章注释96）；米克莱利乌斯第1卷第10章第12节及第18问以降（显性暴君被视为私人对待）；凯斯特纳第7章第17-19节（显性暴政下人民对沦为“私人与公敌（privates et hostis）”的统治者享有抵抗权；个人仅在违反神法自然法时享有消极不服从权责）。</footnote>

<footnote>[119] 参见前文第3章注释154-155；施米尔第2卷第4章第1节第49条以降、第5卷第2章第1节第19-41条、第3章第1节第1-49条表述极似；比较联邦制下各部分在必要时脱离的权利（第5章注释67）。</footnote>

<footnote>[120] 霍布斯《论公民》第6章第13-16节、第12章第1-4节；但《利维坦》第21章承认个人自卫权不可剥夺，即使对抗主权者亦然。</footnote>
利[121]。普芬道夫及其自然法学派虽强烈强调国家权力的实质法律界限与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却仍坚定维护这一立场[122]。

[121] 见格拉斯温克尔第9章；萨尔马修斯第2至7章及第11章；尼古拉·韦尔努莱(Nic. Vernulaeus)《政治论文集(Diss. polit.)》(鲁汶1646年)第1卷第253页；费尔温格《论主权(De maj.)》第39-40节；亚当·皮塞茨基(Adam Pisetzki a Kranichfeld)《论世俗政权(De statu seculari)》(莱比锡1667年)第1章第120页(宁死不抗)；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16章(“纵令荒谬绝伦亦当服从(tametsi absurdíssima imperet)”)、《政治论》第3章第3、5节；霍恩第2卷第12章第2-13节(“凡事服从”暴君；无抵抗权，唯“明显罪孽(evidens peccatum)”命令下可不服从并殉道)；菲尔默《父权论(Patriarcha)》；阿尔贝蒂第14章第11节；波舒哀《政治论(Politique)》第6篇第2章、《五点告诫(Cinq avertiss.)》第37篇(唯上帝诫命除外)；费奈隆第10章；斯特里克《论文集(Diss.)》第14篇第7章第3节；S·德·科克采伊(S. de Cocceji)《自然正义新体系(Novum systema justitiae naturalis)》第638条；海因克第3卷第1章。

[122] 普芬道夫《自然法与万民法》第7卷第8章、《论义务》第2卷第9章第4节(国家权力神圣；臣民须忍受最大不公，宁流亡不抵抗)；托马修斯《神圣法学纲要》第3卷第6章第119-120条；贡德林《自然法》第38章第19-23节及《论文集》第37章(唯“非常规有限政体”中人民可动武；“此时人人依约捍卫既得权利(tuetur hie unusquisque jus suum ex
严格人民主权学说越是将民意置于既有宪政法律之上，
同时将人民简单理解为个体总和，就越坚决地将形式化革命
权纳入体系。这使得起义权——原本被理解为缺乏法律救济时
最终必要的非常规抗法权利——日益显现为至高权利的特征：
人民主权藉此摆脱一切法律约束，任意凌驾于所有建制权力
之上[123]。

pactis quaesitum)”;但“常规政体”中绝不可行,尽管暴君被
诛亦非不义);伯默《分论(P.spec.)》第3卷第2章(个
人权利不可剥夺,但受侵时一切抵抗权皆被排除——即使基于
明示契约亦然;唯存“忍受侵害之固定义务(obligatio ad
patiendum injurias)”;纵以宗教为由亦禁抵抗,故须否定格
劳秀斯的例外条款;唯违反上帝意志时方有不服从义务及移
民权(受法定限制);海内修斯第2卷第132-134条;克赖
特迈尔《纲要(Grundriss)》第1卷第35节。参见前注63。

[123] 此观点早见于弥尔顿(前文第3章注释118)。西德尼
亦持此论,他不仅主张统治者所有不公正法令均属无效(第
3章第11、20节),且允许对任何暴政行为实施积极抵抗(同
章第4节以降),更如我们多次引述的那句名言:“全民起义
不可谓之叛乱”(同章第36节)。卢梭走得更远(《社会契
约论》第3卷第10章),称政府一旦僭越主权(此乃必然),
“全体公民重获自然自由权”,有权武力反抗这种状态。费希
特仅将革命权赋予集体性人民,但起义者只要获得普遍支持
即可免除所有罪责(前文第3章注释226)。
因此，以“法治国”理念全面贯彻法律保护原则的任务，
越来越专属地落在宪政理论肩头。

宪政理论首先通过复兴其系统化的国家权力法律限制
之形式强制效力来寻求普遍解决方案，回归“主权者非法行为
完全无效”原则，认为立法权超越实质权限的法规同样无效
[124]。更重要的是，它如此强调复活有条件服从义务与积极抵
抗权学说，以致该理论直至十九世纪仍是宪政体系的组成部
分[125]。某种程度延续的思想是：当主权者侵犯自然确立或宪

[124] 洛克明确将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与财产）视为对民选立法权的正式限制（第2卷第9章第131节、第11章第134节以降）。即便是胡贝尔与前注68所列诸家，也绝不否认法律可能因越权而沦为暴政措施，此时法律无效且抵抗正当化（参见下注博耶（Boeye）观点）。

[125] 见雅各布·舒尔贝克·博耶（Jacobus Schuurbeque Boeye）
《论人民是否应当服从不公正法律及可否抵抗最高权力者
之政治法学初探（Specimen politico-juridicum inaugurale, quo
disquiritur, num legibus injustis populus obtemperare teneatur,
ac, si non teneatur, num summis imperantibus resistere ei liceat）》
（莱顿1802年，仅追溯至格劳秀斯与马里亚纳）；F·穆哈
德（F. Murhard）《论公民对现存国家权力的抵抗、起义与
强制行使（Über widerstand, empörung und zwangsübung der
staatsbürger gegen die bestehende staatsgewalt）》（不伦瑞克1830
法保障的人民/个人基本权利时，破裂的社会契约将回归自然状态，重启国家建立时放弃的武装自卫权。这种思想虽未始终如一贯彻——如胡贝尔甚至推导出民主制下少数对抗多数的“抵抗权（jus resistendi）”[126]，洛克则诉诸“向天申诉”作为最后手段[127]——但本质上相同原则构成德国自然法主流学说的根基：该学说在少量限制下承认抵抗权，有时仅赋予全体人民或多数群体，有时限定于极端必要情形[128]。但康德彻

年）。纯粹宪法服从理论文献见莫尔（Mohl）第1卷320-334页。

[126] 胡贝尔主张（第1卷第3章第4节第7条、第9章第3节）：当统治者持续违宪时，人民可行使固有主权恢复宪法秩序。

[127] 洛克认为（第2卷第18章199-210节、第19章242节），立法机关或君主若违背信托，权力即自动回归人民。英国其他抵抗学说见莫尔（Mohl）第1卷327页以降。休谟《论消极服从》指出此问题本质是必要性程度的判断。

[128] 沃尔夫《政治学》第433节以降、《自然法（Jus nat.）》第8卷第1041节、《原理（Inst.）》第1079节仅承认个人对违反自然法命令的消极抵抗权；人民在宪法遭破坏时有抗命权，在保留权利受侵时享有积极抵抗权——因契约破裂使自然状态重现，人人得自卫其权。内特尔布拉德第1142、1270条（主权者明显越界时可抵抗，但无强制惩罚权；废黜非惩罚而是解除关系）。阿亨瓦尔第2卷第200-207节（受损个
底否定任何情况下的宪政革命权概念，转而寻求将“法治国（Rechtsstaat）”理念与主权者形式全能性相结合[129]。

归根结底，任何诉诸抵抗与叛乱的主张都不是“法治国”理念的产物，而是对其否定；而某种最高政治权力的形式全能性，恰恰是“法治国”自身的内在要求[130]。因此，“自然权利”

体仅有不可剥夺的移民权；当“全民或显著部分人民权利（jus universorum vel insignis partis populi）”受侵时，若暴政持续危害大于革命风险，则应武装驱逐暴君）。达里斯第710节以降（司法拒绝导致“自然状态”复归）。谢德曼特尔与施勒策（前文第3章注释188）及博耶（Boeye）（立足契约论）持相似观点。莫尔（Mohl）第1卷332-333页还列举了18世纪末（赫普夫纳（Höpfner）、胡费兰（Hufeland）、埃格斯（Eggers）、海登赖希（Heydenreich）、费尔巴哈（Feuerbach）、H・雅各布（H. Jacob）、埃哈德（Erhard））及19世纪相关文献。

<footnote>[129] 康德（第6卷330-337页、449-450页，第7卷136-141页）反对个人或全民对现政府的任何不服从、司法审查、惩罚权及以暴政为名的起义革命。即便有限政府中也只允许“消极”抵抗。所谓“紧急权”不过是“假想在紧急状态下行不义之权，实属虚无”。人民确有“对抗元首的不可让渡权利”，但外部保障不可想象——“出版自由才是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比较前文第3章注释234。</footnote>

<footnote>[130] 在美国等承认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虽立法可因实质违宪被宣告无效，但制宪权本身仍是形式上的全能权威。</footnote>
宪政学说对法律保护理念的恒久贡献,并不在于这些试图建构对抗国家、外在于国家的法律保护机制的尝试,而在于提出了由国家建构并在国家内部实现法律保护的组织原则——通过权力分立学说,这一原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明确界定。在此方面,整个后世发展都受制于一个日益清晰的伟大原则:国家对法律的形式全能性仅通过立法要素与立法形式体现;行政权力受法律约束;司法权作为独立的国家职能需要具有特定程序规则的自治组织[131]。对于法治国的实际确立与完善,这些自然法的抽象原则固然不够充分,但它们犹如指路明灯,引导着法治国历史根基的奠定。由此不仅彻底否定了通过完全司法保护对抗国家私权的偶然诱惑,更以现代形式发展了公法保护要素——这些要素本就内在于日耳曼国家理念且从未完全湮灭[132]。

<footnote>[131] 司法权理念演进见前文第3章注释10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6卷5-6章、第11卷6章、第12卷22章；休谟《政府论》称国王议会大臣终极目的不过是维护十二法官的权威；康德观点见第3章注释234。</footnote>

<footnote>[132] 此处不赘述公法领域实际法律保护的历史及其相关实证法理论（如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状况）。关于此有两部要著：巴尔（Bähr）《法治国（Der rechtsstaat）》（卡塞尔与哥廷根1864年）与格奈斯特（Gneist）《法治国（Der rechtsstaat）》（第2版柏林1879年），二者细节虽有分歧但核心内容互为补充。</footnote>
第3节：十九世纪理念

关于国家与法律关系的“自然权利”思想发展，在十八世
纪最后十年达到顶峰。此后正如其他领域，自然法思想体系
整体开始衰落。本文无需继续追踪这一过程。

在德国，自然法理念被历史法学派思想所取代。法律被
机械划分为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古老二分法终遭瓦解。但此时
被单一理解为有机群体意识之实证表达的法律，既非旧有对
立任何一方的延续，亦非二者的简单调和，而是在更高层面
实现了统一。因此，决定国家与法律关系的历史-有机法律观
要素，实则同时源自旧学说中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由此形成
的新观点认为：法律既非部分先于且高于国家，也非部分源
于且低于国家，而是与国家共生共长、相互依存。

这一思想的哲学阐释至今仍未完善。各方批评不仅揭示
历史法学派的缺陷，更对其法理基础提出质疑。关于国家与
法律关系，在现代观点混乱中，两派思潮正与历史-有机法律
观展开对抗：一方面，抽象自然法观念再度兴起，甚至威胁
国家理念本身；另一方面，德国日益盛行的运动回归早期实
证法观念，但彻底抹去作为补充的自然法，直击权利概念根
基。这种新思维最终使权利（法）理念在功利观念中丧失全
部意义，在强权观念中失去所有效力。若此说盛行，历史法学派的唯一价值仅在于否定自然法，而自然法思想将沦为虚幻梦境，其数世纪发展尽成泡影。

但倘若真存在这样的法律——不仅冠有古老崇高之名，更是人类独特而内在价值的体现——那么历史视角将截然不同。自然法为权利理念带来的成果永不消逝；它们未被历史观念摒弃而是被普遍化，未来任何法律观念的演变都无法将其抹杀。因为即便将法律完全视为实证产物，法治理念仍将保持自然法所赋予的独立性，既独立于社会功利观念，亦独立于集体强权观念。

当自然法与实证法在理念上重合时，国家与法律的关系不再能以旧学说的二元论理解。但那些曾分散突破的思想可能在一点融合。我们不再追问国家先于法律抑或法律先于国家——对我们而言，二者同源共生，其种子随人类本身播下，在发展过程中作为群体生活（此概念与人之理念不可分割）的潜能相互交织。在我们看来，国家与其他组织化集体力量都非法治的单纯产物，但即便最高权力，也唯有当法律将其确认为“法律关系”时方得完善。反之，所有权利也唯有通过强力得以实现；但国家并不比其他人类强力更具权利创造者身份。因为权利（法）作为自由意志的外部规则体系，本质上不属于意志本身——当意志统治意志时，逻辑必然导向的唯
有强权理念。若存在约束意志本身（而非特定意志）的外部规则，其根基必在于独立于意志的精神能力，此即理性。因此法律非共同意志要求某物存在的命令，而是某物应然存在的共同确信。无论直接体现于习俗还是经特定社会机构宣告，法律都是人类社会对意志存在外部约束的确信——即具有外在强制力的自由限制。立法者国家不仅承载和决定法律意识，更通过命令与强制完善法律形成。但当共同意志命令遵守既存法律时，法律并非由此创造而是获得确认。即便唯有通过最高强力才能完美实现法律理念预设的强制性，在特定案例中若仍存在“若有可能或存在适格权力则强制执行正当”的普遍确信，那么即便强制失败、不完善或因缺乏适格权力而无法实现，法律依然成立。同样，国家在我们眼中不再是为法律而存在的纯粹法律制度，但在其所有职能中，法律目的作为国家特有的不可或缺之职能得以凸显——正因其完全实现有赖最高强力。我们虽将法律本身首要视为服务国家生活的工具，但其职能远不止于此。最终，当我们一方面将国家置于法律秩序之中（而非之上）使其自由受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将法律置于国家之内（而非之上）使主权者形式全能性凌驾法律时，我们实质上承认了实质法与形式法冲突的可能性。而否认这种可能性者，实则否定了权利理念本身。

人类精神本质中深植着对“权利”与“权力”相统一的渴望。
二者的割裂总被视为反常——这种感受恰恰印证了“无权力支
撑之权利”与“无权利基础之权力”的存在，同时也孕育着促使二者重新统一的修复力量。因为人类精神无法长期忍受二者的分离：最终，无力自我实现的权利将从公共意识中消逝，从而不再是权利；而无权利根基的权力若稳固确立，终将被公共意识认定为合法存在，从而自我转化为权利。

[原作部分内容遗失]

通过对这位几被遗忘的德国反暴君派著作中核心政治理念的剖析，我们的视野既回溯至中世纪，又延伸至十八世纪末。聚焦德国思想家的贡献，我们勾勒出这场思想运动的关键脉络——其不断增强、持续深化的共同特征，正是国家观的“自然权利”理论框架。

若重新审视这位以生命与学说为我们研究起点的思想家，其著作实为欧洲各文明民族共同参与、世代赓续的宏大思想工程之一隅。即便是投身其中的最负盛名的大师们，亦不过如此呈现：他们远较通常认知更频繁地以独特形式重释既有思想，或在思想土壤充分开垦处催生新理念绽放。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将阿尔图修斯列为思想大师，使他在政治学史中获得远超那些参与理论建设的学徒与工匠的地位——前述各章皆可佐证。值得在结论中强调的是：本研究愈深入，愈凸显这位思想者的独特价值：他以空前强烈的权利意识超
越同派学者，又以同等热忱追求自由，其自成体系的学说虽为卢梭集大成的破坏性政治理论开辟道路，却在更多方面为宪政国家的建构性理论奠定了基石。
索引

阿尔斯特德, 14, 401, 407
阿尔廷, 16, 142
阿尔图休斯, 15, 16, 50, 114, 115, 151, 179
阿亨瓦尔, 13, 459
阿奎那, 17, 18, 592
阿鲁马乌斯, 19, 52, 403, 412
阿尼赛乌斯, 18, 121, 166, 382, 527
阿佩尔, 17, 180
埃姆登, 140, 143
安德烈亚, 14, 17, 61, 86, 338
奥卡姆, 14, 79, 336, 479
巴克莱, 20, 22, 166, 176, 379
巴黎的约翰, 62, 336
巴托鲁斯, 20, 358, 509
暴君, 20, 30, 89, 118, 126, 153, 166, 175, 204, 206,

207, 208, 223, 229, 234, 249, 272, 285, 366, 367, 370, 373, 380, 387, 399, 407, 484, 529, 582, 594, 595, 603, 605, 629, 633, 635, 637, 638, 649
贝尔, 20, 21, 23, 38, 42, 58, 67, 97, 129, 267, 311, 425, 452, 544, 605, 643
贝卡利亚, 20, 21, 176, 318
贝佐尔德, 24, 404, 532
本森, 22, 23, 126
波舒哀, 27, 445
伯德尔, 25, 128
伯克林格, 23, 402
伯默, 26, 311, 434, 450, 554, 622
博丹, 20, 25, 118, 152, 163, 166, 176, 177, 250, 258, 374, 378, 379, 382, 388, 389, 422, 430, 441, 484, 526, 597, 598, 610
博尔提乌斯, 27, 403
博克斯霍恩, 28, 401
博尼修斯, 27, 380
布坎南, 20, 30, 209, 285, 387
布劳特拉赫特, 28, 403
布雷西亚的阿诺德, 18
布鲁图斯, 30, 67, 128, 208, 285, 485, 529
城邦, 20, 505, 546, 637
达诺, 38, 387
达伊, 38, 338
代表, 31, 152, 156, 161, 167, 169, 173, 177, 216, 268, 291, 309, 331, 334, 338, 363, 370, 375, 387, 399, 412, 417, 433, 442, 448, 452, 458, 464, 470, 475, 476, 479, 484, 490, 491, 492, 493, 495, 498, 513, 525, 529, 543, 544, 637
代理, 153, 167, 169, 258, 332, 470, 476, 479, 492, 498
代议制, 475, 481, 484, 492,

495, 498
道德, 18, 62, 63, 151, 157, 160, 165, 168, 173, 204, 229, 300, 310, 347, 416, 427, 446, 452, 454, 456, 463, 471, 545, 559, 561, 584, 585, 587, 599, 622
等级, 94, 157, 158, 161, 168, 174, 242, 334, 350, 411, 429, 484, 488, 489, 497, 501, 545, 557, 583, 602
帝国, 17, 31, 33, 36, 38, 41, 49, 59, 65, 66, 69, 70, 72, 81, 85, 89, 91, 97, 106, 108, 125, 159, 161, 162, 165, 172, 173, 176, 177, 213, 243, 248, 331, 332, 345, 360, 382, 402, 406, 411, 429, 430, 432, 477, 489, 499, 505, 511, 515, 522, 532, 550
蒂提乌斯, 98, 434
多明我会, 62, 95, 222
多内鲁斯, 40, 185, 591
法典, 27, 40, 65, 68, 83,
107, 108, 513, 567
法律意见集, 108
法人, 43, 69, 112, 156, 158, 167, 174, 176, 177, 232, 260, 266, 281, 294, 353, 392, 416, 451, 458, 475, 481, 488, 526, 530, 543, 553, 559
法学阶梯, 18, 32, 107, 139, 180, 185
法学通论, 15, 145, 186, 195, 201
法治国, 19, 49, 311, 322, 389, 561, 566, 588, 593, 604, 622, 627, 628, 642, 644
反暴君论, 20, 118, 126, 166, 204, 207, 209, 223, 229, 234, 272, 366, 367, 370, 380, 387, 407, 529, 594, 595, 603
菲希劳, 44, 128
费希特, 44, 275, 319, 466, 496, 552
封建法, 20, 96, 109

格劳秀斯, 25, 51, 54, 66, 106, 121, 133, 227, 234, 239, 252, 288, 309, 388, 415, 421, 432, 541, 543, 600, 613, 630, 639
格雷戈里, 50, 51, 152, 181, 379, 526
格氏律令, 108
公法, 19, 26, 27, 53, 62, 68, 80, 82, 83, 85, 92, 94, 98, 102, 112, 113, 117, 118, 121, 152, 174, 191, 194, 197, 199, 201, 228, 235, 242, 250, 281, 282, 288, 294, 314, 327, 343, 353, 366, 381, 401, 411, 416, 428, 430, 431, 434, 445, 456, 497, 503, 512, 513, 515, 522, 529, 530, 534, 545, 549, 568, 583, 590, 602, 614, 645
公会议, 14, 36, 86, 93, 334, 337, 338, 343, 476, 479
公意, 320, 464, 468, 470, 495, 551
共和国, 14, 19, 23, 30, 36,
51, 64, 81, 104, 141, 152,
162, 163, 176, 233, 331, 395,
399, 401, 406, 430, 434,
443, 454, 471, 493, 517, 531,
545, 564

共同体, 112, 152, 156, 157,
158, 160, 164, 166, 167, 173,
200, 210, 224, 264, 266, 274,
276, 278, 285, 287, 309, 314,
329, 331, 332, 334, 337,
344, 350, 357, 358, 370,
378, 395, 396, 407, 417, 423,
461, 475, 476, 479, 492, 501,
503, 505, 511, 522, 530, 541,
550, 556, 558, 559, 564,
566, 576, 580, 588, 638

贡德林, 52, 434

国家契约, 241, 313, 321,
323, 325, 327, 432, 439,
604

海内修斯, 54, 434

合伙契约, 199, 281

赫尔伯恩, 118, 139, 143,

145, 186

赫特, 28, 55, 103, 403, 434,
537, 546

胡贝尔, 58, 129, 267, 311,
425, 452, 544, 605, 643

皇帝, 31, 69, 243, 332, 359,
360, 382, 411, 429, 430, 478,
565, 566, 567, 576, 581, 590

霍布斯, 56, 133, 234, 241,
252, 258, 262, 264, 265,
267, 291, 310, 314, 422, 423,
425, 430, 432, 441, 442,
443, 444, 452, 460, 462,
491, 543, 544, 598, 611, 620,
622, 628, 639

霍诺尼乌斯, 56, 488, 531

霍特曼, 57, 209, 285, 372,
387

加尔文, 14, 31, 32, 38, 49,
64, 139, 141, 148, 204, 205,
206, 208, 210, 221, 229, 370,
486, 515

家庭, 79, 155, 157, 176, 197,
199, 248, 278, 283, 287, 314,
457, 500, 505, 526, 530
监察官, 168, 201, 206, 486,
637
教皇, 14, 20, 22, 27, 49, 61,
75, 88, 97, 226, 244, 334,
338, 360, 477, 502, 565,
566, 567, 576, 581, 590
居亚斯, 37, 591
绝对主义, 118, 133, 167,
258, 270, 296, 311, 314, 321,
334, 366, 381, 388, 423,
428, 434, 438, 450, 461,
462, 484, 491, 495, 525, 541,
543, 544, 547, 588, 592,
597, 598, 599, 603, 604,
615, 621, 623
开姆尼茨, 33, 430
凯斯特纳, 64, 434
康德, 63, 275, 322, 325,
469, 496, 552, 628, 643
康拉德, 23, 35, 36, 66, 180
康林, 36, 44, 126
康纳努斯, 35, 181
库萨的尼古拉, 78, 332,

342, 347, 480
拉古斯, 66, 180
拉姆斯, 86, 183
莱布尼茨, 68, 426, 454,
534
莱因金, 87, 88, 382
理性, 28, 36, 90, 91, 166,
167, 189, 208, 224, 234,
238, 264, 279, 284, 304, 317,
322, 373, 423, 470, 531, 588,
617, 619, 621, 624, 626, 628,
648
利本塔尔, 68, 402
联邦, 29, 162, 499, 502,
519, 522, 529, 530, 531, 532,
540, 550, 553, 637
联合体, 155, 156, 158, 160,
162, 166, 167, 170, 173, 188,
287, 415, 512, 515, 519, 541,
559
联盟, 78, 152, 162, 176, 519,
542
林奈乌斯, 68, 405
卢波尔德, 70, 332, 478,
482

卢梭, 90, 121, 133, 135,
258, 273, 275, 297, 314, 317,
398, 441, 460, 461, 462, 465,
466, 469, 495, 551, 604, 621,
650

路德, 14, 26, 33, 44, 70, 73,
87, 91, 93, 208, 221, 515,
633

论官员权利, 109, 209, 285
罗马, 16, 17, 19, 30, 33, 38,
41, 49, 66, 69, 70, 80, 81, 87,
97, 98, 102, 106, 107, 108,
111, 112, 144, 148, 157, 161,
180, 186, 195, 208, 222,
243, 256, 382, 475, 477, 511,
513, 522, 523, 532, 558,
564, 590, 597

洛克, 64, 69, 133, 297, 311,
399, 643

马基雅维利, 46, 70, 377,
587, 619

马里亚纳, 71, 285, 371

马西利乌斯, 71, 331, 336,

481, 503

梅兰希通, 73, 221

盟约, 264, 520, 535

弥尔顿, 74, 399, 444

民法, 26, 35, 40, 52, 53, 54,
58, 59, 64, 65, 66, 78, 79,
85, 98, 101, 102, 105, 107,
108, 129, 144, 158, 180, 194,
277, 283, 287, 352, 354,
506, 515, 573, 577, 579, 596,
598, 600, 605, 613, 617

莫利纳, 75, 385, 397

默泽, 76, 557

内特尔布拉德, 77, 457,
538, 555

普芬道夫, 54, 80, 85, 98,
115, 234, 252, 266, 291, 311,
432, 434, 446, 452, 535,
545, 601, 611, 622, 628, 640
普鲁克曼, 84, 592

普世, 152, 213, 338, 342,
476, 481, 515, 519, 616

契约, 58, 90, 118, 133, 152,
155, 157, 162, 171, 176, 192,
196, 197, 199, 208, 229,
232, 234, 241, 242, 246, 252,
256, 258, 259, 260, 262,
264, 265, 266, 270, 271, 273,
275, 276, 281, 282, 284, 285,
287, 288, 291, 297, 298,
300, 309, 314, 317, 319, 322,
325, 327, 329, 367, 371, 373,
379, 385, 396, 401, 416, 422,
423, 425, 432, 439, 442,
443, 448, 452, 458, 461,
465, 473, 479, 499, 529,
530, 540, 541, 543, 544,
553, 558, 559, 574, 588,
599, 601, 604, 613, 639,
643

权威, 14, 18, 27, 91, 97, 157,
160, 161, 166, 171, 180, 189,
207, 218, 230, 234, 245,
264, 327, 331, 335, 368, 372,
373, 385, 409, 428, 442,
465, 481, 522, 543, 589,
628

让渡, 121, 233, 243, 256,

258, 263, 264, 284, 287,
291, 298, 309, 316, 318, 327,
329, 338, 360, 361, 373, 375,
378, 385, 388, 401, 418, 424,
428, 461, 530, 543, 567

热尔松, 48, 93, 338

人格, 55, 112, 157, 168, 188,
197, 260, 262, 267, 318, 345,
352, 353, 354, 390, 392,
395, 396, 397, 406, 416,
422, 441, 442, 443, 444,
452, 454, 456, 460, 463,
467, 471, 473, 479, 498, 513,
544, 550, 559, 605

人民主权, 118, 128, 133,
151, 153, 155, 172, 176, 198,
227, 229, 231, 258, 271, 297,
327, 332, 334, 336, 341,
342, 344, 345, 347, 357,
358, 364, 365, 366, 373,
374, 377, 385, 388, 389, 395,
398, 401, 406, 413, 415, 421,
438, 460, 461, 465, 466,
469, 473, 484, 486, 495,
529, 566, 584, 594, 603,
604, 629, 635, 637, 641

人权, 190, 285, 311, 316,
318, 320, 417, 448, 552, 567,
616, 628

日耳曼, 17, 27, 37, 98, 112,
157, 161, 242, 245, 430, 432,
493, 512, 513, 561, 564, 569,
645

萨拉莫尼乌斯, 90, 286

上帝, 19, 96, 168, 171, 176,
208, 212, 224, 229, 233,
237, 278, 284, 359, 577,
589, 605, 617, 624

社会契约, 90, 121, 133, 196,
199, 241, 275, 282, 284, 285,
287, 288, 291, 297, 298,
300, 309, 314, 317, 319, 322,
396, 461, 465, 473, 479, 499,
530, 540, 541, 553, 559,
643

社团, 157, 162, 197, 260,
281, 287, 292, 302, 350,
450, 457, 511, 513, 522, 525,

530, 532, 541, 543, 545,
548, 553, 558, 559

神权, 163, 210, 218, 221,
222, 231, 234, 237, 241, 253,
288, 375

神圣法, 98, 246, 342, 344,
504

施勒策, 91, 318, 459, 557

施米尔, 92, 435

实证法, 163, 166, 277, 360,
364, 375, 547, 558, 580, 581,
587, 588, 589, 590, 594,
595, 597, 601, 604, 606,
607, 612, 615, 618, 626, 628,
646, 647

实质主权, 401, 406, 411,
413, 415, 420, 489, 596

世俗, 15, 22, 83, 97, 143,
147, 156, 157, 160, 161, 165,
176, 188, 206, 209, 213, 222,
228, 242, 243, 332, 347,
359, 443, 477, 480, 501, 515,
577, 578, 617

市民法, 58, 79, 107, 129,
283, 596, 600, 605
市镇, 155, 158, 177, 197,
287, 505, 511, 522, 526, 530,
532
属灵, 226, 346, 515, 546
斯宾诺莎, 95, 264, 291, 310,
445, 621
苏亚雷斯, 96, 225, 385,
388, 397
特殊, 148, 158, 160, 165,
169, 187, 190, 193, 198, 226,
278, 335, 434, 478, 492, 531,
545, 550, 590, 607, 614
同盟, 24, 200, 370, 499,
519
统治, 34, 40, 44, 58, 59, 71,
88, 118, 152, 155, 158, 161,
167, 168, 171, 172, 175, 177,
212, 218, 222, 230, 234, 241,
242, 243, 247, 248, 256, 257,
258, 259, 260, 263, 265,
266, 271, 273, 275, 284, 285,
288, 291, 295, 297, 309, 314,
317, 327, 329, 331, 332, 345,

351, 353, 354, 356, 358,
359, 360, 361, 362, 364,
367, 370, 373, 374, 375, 378,
381, 385, 388, 390, 392,
395, 396, 401, 406, 415, 421,
422, 423, 425, 429, 432,
439, 442, 444, 452, 455,
457, 462, 468, 470, 473, 475,
479, 491, 546, 563, 564,
566, 568, 576, 589, 591,
593, 594, 599, 603, 605,
611, 624, 629, 632, 636, 637,
638, 639, 647
统治契约, 241, 242, 256,
258, 259, 260, 271, 273, 275,
285, 288, 297, 314, 317, 327,
371, 385, 396, 401, 418, 462,
479, 639
托马修斯, 98, 252, 311,
434, 545, 622
万民法, 52, 54, 64, 78, 79,
85, 98, 105, 107, 158, 277,
283, 515, 573, 577, 579, 613,
617
王国, 32, 41, 70, 152, 161,
162, 163, 164, 168, 171, 176,
395, 406, 485, 505, 532
王国法权, 164
王权, 18, 20, 27, 30, 59, 61,
62, 94, 103, 109, 243, 249,
334, 354
韦登哈根, 104, 402
沃尔夫, 105, 312, 439, 457,
554
乌尔里希, 37, 58, 106, 129,
590
武尔特尤斯, 102, 184
物权, 190, 614
西哀士, 94, 319
西德尼, 94, 133, 297, 399,
492
协会, 281, 530
谢德曼特尔, 91, 317
行会, 155, 157, 287, 457
行省, 155, 159, 160, 162,
176, 177, 198, 480, 507, 529,
530, 637

形式主权, 401, 406, 411,
413, 595
叙任权, 242
学说汇纂, 14, 19, 101, 107,
163
耶稣会士, 22, 66, 222
议会, 36, 140, 141, 161, 162,
163, 165, 169, 173, 263, 372,
378, 399, 406, 412, 433,
457, 476, 477, 481, 487, 489,
492, 566
意志, 31, 33, 36, 45, 57, 59,
65, 85, 94, 95, 99, 108, 112,
125, 156, 162, 167, 171, 177,
189, 218, 224, 230, 233, 244,
257, 263, 279, 284, 300,
320, 324, 331, 332, 337,
384, 402, 411, 429, 433,
442, 446, 452, 457, 463,
469, 470, 476, 484, 490,
495, 532, 564, 584, 588,
599, 604, 605, 624, 647
雨果, 40, 51, 59, 63, 121,
185, 234, 533
泽肯多夫, 93, 427
债权, 190
支配权, 190, 197, 463, 518,
545, 555
众意, 465
主权, 18, 24, 27, 43, 45, 50,
106, 118, 121, 128, 133, 151,
152, 153, 155, 161, 163, 165,
166, 167, 172, 173, 175, 177,
198, 199, 218, 221, 224, 229,
231, 234, 252, 257, 258,
260, 263, 270, 271, 273, 275,
297, 300, 309, 314, 320,
324, 327, 331, 332, 334,
336, 337, 341, 342, 344,
345, 347, 353,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4,
365, 366, 367, 369, 372,
373, 374, 375, 378, 379, 381,
385, 387, 388, 389, 392,
395, 396, 397, 398, 401,
406, 411, 413, 415, 420, 421,
422, 423, 425, 429, 430,
432, 434, 438, 441, 443,

452, 458, 460, 461, 465,
466, 469, 473, 484, 486,
489, 491, 492, 495, 499,
503, 511, 513, 515, 519, 522,
526, 529, 531, 532, 542,
543, 544, 549, 550, 554,
564, 566, 567, 570, 576,
580, 581, 583, 585, 587,
588, 590, 592, 594, 595,
597, 598, 599, 601, 603,
604, 610, 612, 618, 619, 621,
622, 625, 628, 629, 632,
634, 635, 637, 638, 639,
641, 642, 648
主体, 107, 118, 126, 153,
156, 158, 164, 191, 196, 198,
233, 260, 263, 300, 327,
345, 352, 353, 354, 356,
358, 362, 364, 374, 378,
383, 389, 390, 393, 395,
396, 397, 406, 415, 420,
429, 433, 438, 441, 442,
443, 458, 460, 471, 493, 513,
523, 549, 596, 605
专制, 168, 169, 208, 234,
316, 319, 360, 552, 604, 634,
639

转移, 72, 167, 233, 245,
256, 258, 329, 363

自然法, 2, 3, 5, 13, 14, 21,
38, 39, 44, 52, 54, 55, 60,
64, 78, 79, 83, 84, 85, 98,
103, 105, 107, 110, 111, 112,
117, 133, 168, 176, 189, 224,
229, 234, 237, 246, 275, 277,
283, 289, 298, 300, 310, 318,
333, 336, 337, 342, 344,
364, 376, 389, 439, 446,
456, 466, 471, 474, 496, 498,
513, 515, 525, 530, 531, 538,

540, 544, 547, 550, 553,
557, 558, 559, 561, 563,
573, 576, 577, 578, 580, 581,
585, 587, 588, 590, 599,
604, 606, 607, 612, 615, 616,
619, 620, 621, 622, 624, 625,
626, 628, 631, 636, 639,
640, 643, 645, 646, 647

自然权利, 196, 237, 249,
264, 290, 291, 294, 310, 314,
322, 325, 399, 550, 603,
610, 612, 616, 619, 620, 623,
627, 628, 629, 640, 644,
646, 649

最高行政官, 161, 168, 169,
177, 369, 372
约翰内斯·阿尔图修斯与自然法国家理论的发展
——兼论法律体系史

Johannes Althusius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rechtlichen Staatstheorie.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chtssystematik
KARL MARX
VERLAG

卡尔·马克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