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剥削的屠刀下挽救每年殉命的千万德意志
男女——这才是工人阶级要实现的民族征服。达成这种征服
的手段不是地域原则，而是社会政策。在这场民族征服战中，
德意志工人必将获得各民族团结。

22. 属人原则

纯粹的属人原则主张将民族构建为纯粹的人格联合体，而非地域性法人团体。具有公法效力的民族组织只有在不超越帝国疆界的前提下才能作为地域性实体存在。但在国家内部，权力分配不应按地域划分（如某区域归德意志人、某区域归捷克人），而应让各民族不论居住何处，都能组成自治团体管理本民族事务。同一城市中，经常会有两个或多个民族并行不悖地建立各自的民族自治机构，兴办民族教育设施——正如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在同一城市各自独立处理宗教事务。

属人原则以民族划分为前提。但国家无权裁定某人属于
德意志族还是捷克族，而应赋予成年公民自主决定民族归属
的权利。基于成年公民的自由民族声明，应建立尽可能完整
的民族登记册。当然，自由声明原则并不排斥通过法律推定
制度，为无法或不愿声明者确定民族归属。

1905年，由西诺普提库斯（卡尔·伦纳博士）首倡的民
族登记制度终于在奥地利某皇室领地实现。摩拉维亚新颁布的《地方宪章与议会选举条例》[114]为城市选区、乡村选区和普通选民阶层设立了民族选举团体。该法规明示：“波希米亚与德意志民族的议员，应通过民族隔离的选举团体产生，各团体分别划定选举区域”（《地方宪章》第3条b款）。但该选举名册并非基于自由民族声明：选民名单由社区主管编制，选民虽可通过声明更改登记民族（《选举条例》第71条第7款），但“任何登记选民均可质疑他人民族归属的正确性，”此时“社区主管须审核异议，若认定成立则自行修正”（《选举条例》第71条第9、10款）——这等于授权行政官员依据客观标准裁定民族属性！

摩拉维亚选举名册的缺陷还在于缺乏保障自由声明的机制。要使民族登记册成为民族自决的基础，必须通过惩戒制度防范权贵阶层施加不当影响。

摩拉维亚的民族登记册因其设立目的，无法与作为民族自治基础的民族登记制度相提并论。当前民族声明在该地的唯一法律效力仅是确定选举团体归属，中央集权-原子化的民族制度并未因此改变。这可能导致某民族为操纵他族选举而将部分选民登记为异族——若民族登记册真作为自治基础，

<footnote>[114] 1905年11月27日第1号和第2号法律，《1906年皇室领地公报》。</footnote>
此类舞弊将不可能,因为民族声明将产生实质性法律效力: 登记为德意志族者须向德意志民族纳税,其子女仅能入读德意志族公立学校,仅在捷克语行政司法机构中享有德意志族提供的法律援助。在现行民族制度下划分民族选举团体,即便不考虑滥用风险,也是属人原则的彻底误用:它非但未消除民族权力斗争,反而导致斗争力量失衡。各民族议员名额被永久固定,任何人口比例变化都将引发席位重新分配之争,使地方权力角逐周而复始。我们主张将民族登记册作为民族自治基础,而非国会与地方议会的选民名册。对于国际性地域法人团体(帝国、领地、区县、社区)的选举,比例代表制比民族选举团体更能有效保障少数群体代表权。更何况现行制度还将属人原则强行嫁接在等级选举制上——摩拉维亚议会中普通选民阶层仅占20席,特权阶层却占129席! 尽管如此,这项以属人原则重构民族公法关系的首次立法尝试,仍不失为充满希望的开端,它标志着“纯粹地域原则无法解决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共识正在形成——这是一项原则的首场胜利。

一旦建立民族登记册,民族自治的基础便告奠定。我们只需将同一民族的成员在社区、区县、领地乃至全国范围内组成公法法人团体,由其负责筹办民族学校、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及民众教育机构,为不谙官方语言的同胞提供行政司法援助,并通过向本族成员征税获取所需资金。如此,纯粹属人原则下的民族自治得以实现,各民族可自主推动文化发
展,无需再为国家权力而战。属人原则将成为最完善的民族
防卫手段——只要法律能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它们就将获得
保障。该原则从法理上杜绝了民族压迫的可能。各民族仍会
通过文化吸引力争取他族成员: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将继续吸
纳欠发达民族的进取者,地区多数民族将通过通婚、密切的
经济社交纽带同化部分少数群体。但所有这些民族征服都将
依靠各民族的社会力量、文化吸引力及体量优势自然实现,
而非通过法定特权。暴力征服将被和平竞争取代。

但即便彻底贯彻属人原则,将民族完全作为国家行政体
系之外的人格联合体来组织(如宗教团体般实现“自由国家
中的自由民族”),该原则仍存在缺陷。这解释了为何许多民
族自决支持者会本能地对属人原则产生疑虑——他们隐约
察觉:国家虽通过法律赋予民族所需权力,但谁来保障民族
免受国家侵害?

民族权利需依托国家权力保障,但谁能确保国家始终伸
出援手?当国家某日凭借武力撕毁赋予民族权利的宪章时,
民族将何以自处?民族是否必须掌握国家权力机器?若不
能成为独立国家,是否至少需成为联邦制下的成员邦,才能
永久确保所需权力?

在我看来,还存在一条既能保留纯粹属人原则优势,又
能充分保障民族权利的出路。鲁道夫·施普林格在其关于奥
奥地利民族国家斗争的著作——迄今为止关于奥地利民族问题最有价值的思考——中为奥地利各民族指明了这条道路。我们可以通过将公共行政权赋予各民族，在不放弃属人原则优势的前提下确保民族权益。

行政是国家鲜活的生命线。没有行政体系，现代国家就无法征召士兵、征收赋税。民族关系的有机调整使各民族依赖于国家权力工具，而它们的法律自治正建立在此权力之上。但若国家将行政权交给各民族，它自身也将依赖于民族。国家保障民族权利；这些权利将获得永久保障而不可撤销，因为国家若破坏民族自治，就是在摧毁自身的行政体系，等于自我毁灭。官僚行政无法解决“当民族权力依赖于国家权力时如何保障民族免受国家侵害”的难题；民主自治则自然化解了这一矛盾。

施普林格的体系并非纯粹属人原则的贯彻。该原则在宗教团体法律规制中可直接实施；但现代人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联系远比宗教纽带紧密得多。因此仅赋予宗教团体独立于公共行政之外的自治权，公民便觉保障充分；但对民族团体而言，这种保障远远不够。它们需要自治；但只有当公共行政也建立在此自治基础上时，民族才能免受国家侵害，国家权力才能像民族权力依赖国家工具那样稳固地植根于民族权力之中。
施普林格这样描绘民族关系的调整方案：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县级自治。这些县区在公共行政需求和民众利益允许的范围内按民族划界。县级自治机构将接管现今由官僚行政（总督府、县政厅）和自治行政（社区、区代表会、地方委员会）分担的重要职能。以县议会为执行机关的自治团体，同时将满足居民的民族需求：负责基础教育和中学、孤儿院与人道机构、剧院与民众教育机构。县内更小的社区和区镇组成次级自治联合体，同样通过社区议会和区议会实行自治。

当然许多县区无法实现民族单一性。这种情况下，县内居民组成以县议会为执行机关的公共行政自治团体；同时根据民族登记册（即按属人原则）划分为两个民族自治团体，自主管理县域内的民族文化事务，并向本族成员征税。这些民族自治团体的执行机关是县民族代表会。

因此在单一语言的埃格尔县，县议会将统管公共行政与民族行政所有事务；而在双语并存的布德韦斯县，县议会仅处理民族中立的行政事务，民族文化事务则由德意志和捷克两个县民族代表会分别负责。全县居民通过民族登记册划分为德意志和捷克两个人格联合体。德意志人格联合体通过民选代表会自治事务，自主发展教育体系，向本族成员征税筹集资金。捷克人格联合体在县内当然享有同等权利。

在民族单一的县区，仍会存在数量不足以建立独立民族
县政机构的少数民族群体。但只要他们愿意，这些群体也可
基于民族登记册组成自治团体——施普林格沿用奥地利行
政法的术语称之为“并行机构”。例如在埃格尔县，行政事务
虽由德意志县议会统一管理，但捷克少数群体可自愿组建各
级民族并行机构：社区、区镇及县级并行委员会。这些机构
仅承担两项职能：其一为不谙德语的同胞提供德语行政司法
机构所需的法律援助；其二自筹资金维持本族基础教育学校，
并有权向所有登记为捷克族的成员征税。国家对这类并行机
构的设立不设门槛——任何少数群体只要有意愿自主保障
法律权益和民族教育，即享有此项权利。当少数民族不仅能
自主提供法律保障和基础教育，还能至少维持一所中学及必
要福利机构（如孤儿院）时，县级并行机构即可升格为县民
族代表会，单一县区也随之转变为双轨县区。

各县区将通过双重渠道建立联系：一方面，各县区为处
理民族中立事务组成地域联合体（如所有波希米亚县区不分
民族构成波希米亚领地，共同管理某些地域性事务）；另一
方面，所有单一民族县区及双轨县区内的民族自治团体共同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整体民族。单一民族县区的全体德意志人
及双轨县区登记在册的德意志人组成德意志民族，选举产生
民族议会。该议会自主管理德意志民族事务（创办高校、博
物馆等），并有权向单一县区和双轨县区的德意志人征税。
在单一民族县区，民族议会可不受他族干涉独立设立民族机
构；在双轨县区则需获得他族民族议会同意。
这一制度解决了关乎广大民众（而非少数官僚）的民族问题。首先是教育问题：单一语言县区由社区议会、区议会和县议会负责基础教育和中学；双轨县区各族通过社区、区县及县级民族代表会自主发展教育体系，而统管全域的各级议会不得干预教育事务；民族议会负责高等教育；异族聚居区的少数群体通过民族并行机构自筹资金维持教育体系[115]。语言问题也迎刃而解：单一县区的官方语言为多数民族语言，少数群体可通过各级民族并行机构获得法律援助，避免因语言障碍受损；双轨县区各族使用本族语言行政，仅处理全域共同事务时需双语并行。但双轨县区仅设立在民族交往密切无法划界的区域，这些地区的社会交往本就实际需要双语能力。

施普林格设计的宪政方案通过赋予少数民族法定自治权，彻底终结了民族权力斗争。阶级阵线的展开不再受民族冲突阻碍——在单一县区议会和双轨县区民族代表会中，对垒的是同一民族的各阶级。这里没有民族对抗，只有工人阶级向本民族主张权利，要求扩大共享民族文化的份额。双轨县区议会和联邦国民议会虽由各民族代表组成，但因不涉民族事务决策，与会者将按阶级而非民族划分阵营——这里同

<footnote>[115] 少数民族学校的设立是个特殊问题。少数群体必定会要求其子女在学校同时精通多数民族语言。</footnote>
样是阶级斗争的自由疆场。

各民族对抗国家的权利，将植根于民主行政——即县级自治。民主行政是工人阶级的核心诉求之一，如今这一为阶级利益而战的诉求，正转化为各民族共同的需要。当前民族纷争阻碍着各项民主改革，因为各族都惧怕权力格局变动；而在施普林格设计的宪政中，民主恰恰成为所有民族权力的稳固基石。于是，那股如今阻滞民主发展的民族意志洪流，将在新宪政中转化为民主的推动力。

混合县区的双重行政架构与单一语言区内少数民族的并行机构，共同保障了少数群体在公共部门的权利和民族教育。这一宪政充分满足了工人的需求——无论谋生之需将他们驱向何方，都能找到自身权利和子女教育的保障。资本主义虽夺走了工人的故土，却永远无法剥夺他们的语言与文明。对于那些在本民族地域内谋生的工人，这一方案同样提供了充分保障：当外来移民不再被剥夺教育权与法律援助，当他们的尊严不再遭践踏、不至沦入蒙昧状态，工人们便无需再将这些同阶级的移民视为压价工贼和罢工破坏者。外来工人也将对民族仇恨的毒素产生免疫力——这种毒素原本会瓦解共同的政治与工会组织，使工人丧失并肩对抗共同敌人的能力。最终，该宪政也满足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需求：他们绝不能忍受工人在出卖劳动力的同时还要出卖灵魂，将文化特性拱手让予资本家；他们要求所有通过劳动创造文化条
件的人，都享有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享有本民族文化与传统文明的权利。

因此，施普林格构想的民族国家宪政方案——将民族自治建立在民主国家行政之上，通过属人原则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堪称最完善的民族自治形态，唯有它能充分满足工人阶级的文化需求。这一宪政为各民族工人的共同阶级斗争创造了法律与心理条件，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民族进化政策，是实现伟大目标的利器：让民族文化成为全民财富，使全体民众凝聚为真正的民族。

就我所知，目前对民族自治（包括这一宪政方案）的唯一实质性反对意见来自克拉马尔[116]。这位仍坚持“皇室领地联邦制”（即某种中央集权-原子化民族治理模式）的拥护者，在其《波希米亚政治评注》中质疑道：若按纳税人而非征税地域的民族属性分配税收，将导致荒谬后果——穿越捷克语区的德意志资本家铁路公司所纳税款该归属哪方？剥削捷克工人的德意志工厂主仅向德意志民族纳税是否公平？当捷克族群几乎全是工人而剩余价值尽归德意志人时，捷克文

<footnote>[116] 克拉马尔（Kramář）：《波希米亚政治评注（Anmerkungen zur böhmischen Politik）》，维也纳1906年版，第122页及以下。</footnote>
化需求如何保障？捷克工厂转手德意志资本家后，当地社区税收突然断绝又当如何？

对此需指出：克拉马尔设想的民族自治形态存在严重缺陷。他假设现行税制不变，仅将收益税或附加税划拨民族自治机构。而我们构想的民族登记册只记载自然人而非企业，民族组织将向个人（而非企业）征收所得税（而非收益税、地产税或营业税）——最终获取企业收益的资本家才需缴纳民族税。但核心矛盾依然存在：剥削现象具有民族维度——当捷克工人为德意志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时，捷克民族无法对此征税，只能依赖工人微薄的纳税。

工人阶级必须警惕这一风险：不仅因反对一切剥削（包括民族剥削），更因这种税制将加重工人税负却仍无法满足其文化需求。若柯尼希霍夫、纳霍德等地的德意志纺织厂主仅向德意志并行机构纳税，捷克县议会无权征税，当地捷克工人子女的教育经费必将匮乏。解决之道其实明晰：民族自治机构除征收本族成员所得税外，还可按属地原则分享辖区内企业收益税。国家收益税附加费可由县议会征收（或由国家税务部门划拨），再按各民族文化需求分配——以辖区内各民族在校生数量为分配标准最为合理。这既延续了奥地利“厂主须为工人办学”的立法传统（如厂办学校），又为其注入了现代治理内涵。
即便采取这种方案，仍存在一个难题：若附加税率由县议会自主决定，捷克语区的县议会（捷克人占多数）将有动机设定高额收益税——因为大部分收益税将归属捷克民族，收益税越高，本族成员所得税负担就越轻。反之，包含捷克少数群体的德语县区可能设定低税率——德意志资本家的所得税仍将归属本族，而低收益税意味着捷克并行机构分得的资金更少，导致主要由低收入工人构成的捷克群体教育经费匮乏。这种税收政策可能引发民族争端，还会因各地区生产成本差异（资本家视收益税为生产成本而非所得税）造成经济失衡。不过防范此类弊端并非难事，最简单的办法是由帝国立法确定收益税附加与民族所得税的固定比例，使两者随国家收益税税率同步浮动。

即便如此，优势民族仍保有固有优势。即便企业收益税按在校生比例分配，占有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民族仍能获得更丰厚的所得税。因此德意志人比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拥有更多资金（可发展更优质教育或减轻本族税负），意大利人比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比鲁塞尼亚人更具优势。毫无疑问，即便在最完善的民族自治制度下，传统历史民族仍将保持某种优越性；他们通过辉煌的文化建设、更轻的税负，持续吸引他族成员归化，实现和平的民族征服。这种最终形态延续着古老的历史现实：被统治的“无历史民族”始终臣服于统治的“历史民族”脚下。但这种现象并非民族自治特有的弊病，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消除的痼疾——只要捷克工人仍在
为德意志厂主、斯洛文尼亚工人为德意志地主、鲁塞尼亚农民为波兰庄园主创造剩余价值，这种民族剥削就不会消失。唯有消灭一切剥削，将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民族剥削才会终结；到那时，各民族才能真正支配本族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成果。

## 23. 犹太人的民族自治？

1905年，加利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的一批犹太同志分离出来，意图建立独立的犹太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然而奥地利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并未承认党内犹太群体的自治权，反而声明这些“分离主义者”退出波兰社会民主的行为，已使其自外于奥地利国际阵营。犹太同志分裂的直接诱因并非国家宪政问题，而是党组织问题——焦点最初在于党内犹太群体的自治权，而非犹太民族的国家自治权。组织问题此处不赘，但若不正视“工人阶级是否应当要求犹太民族的国家自治”这一命题，问题便无法真正解决。我们必须简要探讨此议题，否则我们的民族与民族自治理论可能沦为分离主义者攻击党的武器。

分离主义者以简单逻辑立论：犹太人是民族；社会民主党主张各民族国家自治并允诺党内民族自治；犹太民族理应享有同等权利。反驳者往往否定其前提称犹太人并非民族，争论遂常聚焦于“固定聚居地是否为民族基本特征”及“民族
自治是否必须基于地域原则”。波兰同志在论战中多援引将“共同地域”作为民族“要素”的理论,主张民族自治应体现为民族聚居区的自我管理。我虽认为该理论谬误且此宪政方案不符工人阶级需求,但波兰同志驳斥分离主义的论据中仍包含合理内核,值得我们剥离辨析。当我们想起奥地利犹太人中42,681名雇员、81,455名工人、31,567名短工与16,343名仆役的统计数据,以及统计列为“自营职业者”的235,775名犹太人中大量实为依附资本的手工业者与家庭工人时,这番探讨便绝非徒劳——此议题对社会民主工党至关重要。

作为外来者,犹太人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时被排除在经济体制外:源于血缘氏族的村社组织不可能接纳异族犹太人;基于古老协作团体形成的领主组织同样将其拒之门外。那么他们在当时经济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

中世纪农民与领主并非商品生产者,其生产原则上为自需而非交易。虽有剩余产品交换,但这本质上是偶发的例外。领主与农民通常不持有大量货币,其财富主要表现为使用价值(谷物、亚麻、牲畜等)或他人劳役索取权。商品流通、货币资本循环——即货币经济本身——与此社会结构格格不入;用马克思的生动表述,货币资本仅“存活于其孔隙中”。犹太人正填补了这些社会缝隙。他们不参与农民家庭、村社及领地的日常经济活动,但当农民需要购物时,犹太商贩提供商品;需出售牲畜时,犹太中介接手交易;需借贷时,犹
太放贷者索取高息。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犹太人成为商品流通与货币资本循环的中介。农民偶尔出售剩余产品换取他物，犹太人却为转售牟利而持续收购。农民代表自然经济，犹太人则化身货币经济。这种关系持续至资本主义将全体民众卷入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为止。在东欧乡村，犹太人至今仍作为行商、酒馆主、牲畜粮食贩子、经商、高利贷者及手工业者，充当自然经济社会中的货币经济代言人。

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无疑是一个民族。他们保持的血统纯度至少不亚于大多数欧洲民族，祖先的命运通过自然选择与遗传塑造了后代的特质，将犹太人紧密联结为自然共同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仅是血缘共同体，文化传统的纽带也将犹太人紧密团结。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独特而强大的意识形态、迥异于寄居民族的习俗。由于被排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对所居民族的命运参与甚少——虽与之交易，却不与之共生；他们承载着自己的命运与历史，因而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我要与你们买卖交易”，夏洛克说，“与你们同行共处，但我不与你们同食共饮，也不与你们一同祷告”。连接犹太人与农民的经济纽带，远不如犹太人内部紧密的交往关系牢固；货币经济与自然经济文化的差异，远比买卖借贷中产生的表面共性更为深刻。因此，犹太人始终是寄居民族中的独特民族。

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也
发生转变[117]。部分犹太人首先跻身工业资产阶级行列。他们
积累的货币资本，以及经商放贷形成的资本主义心理，为其
提供了条件。重商主义政府鼓励富裕犹太人将资本投入工业。
新兴犹太大资产阶级逐渐脱离固守传统者的生活方式，与基
督徒阶级同胞建立更密切的交往；传统犹太意识形态已无法
满足其需求，他们贪婪吸收启蒙时代的思想文化。18世纪起，
犹太资产阶级开始挣脱古老犹太文化共同体，融入欧洲各民
族的文化圈，逐步适应并同化于所居民族。

这股浪潮逐渐席卷犹太民族其他阶层。知识分子最快受
到影响，小资产阶级亦步亦趋。工业区或城市中犹太商人的
处境已迥异于乡村祖父辈——那些农民自然经济世界中唯
一的货币经济代表。当货币经济渗透全社会，基督徒自己也
成了“犹太人”。城市犹太商贩身处商人社会，需警惕基督徒
同行的竞争，必须适应顾客需求、使用顾客语言、迎合顾客
品味，为求生存不得以异族特质冒犯他人。于是他们逐渐抛
弃本族传统服饰、语言与习俗，越来越像周围环境。

<footnote>[117]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犹太民族的发展绝非直线演进。早期资本主义通过制造新型矛盾——犹太资本家与基督教资本家的竞争、犹太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与基督教产业资本的利益冲突、犹太资本与基督教手工业的对立等——反而首先加深了犹太人与基督教民族间的鸿沟。不过我们在此只需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后续效应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尽管这段痛苦插曲持续了数百年）。</footnote>
这种渐进适应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渐涵盖全体人口的历史事实。当货币经济从犹太人独擅变为全社会通则，当“犹太人的现实本质在市民社会中得到普遍实现和世俗化”[118]，”犹太人便开始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本质。

这种事实上的适应最终促成犹太人的法律解放与平等地位。“犹太人的解放程度，取决于基督徒变成犹太人的程度”[119]。”而法律平等反过来又加速了实际同化。自犹太人参与民族公共政治生活、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履行兵役义务以来，其文化适应进程显著加快。

但决定性的转折点，直到农民转变为现代农业经营者——纯粹的商品生产者——才真正到来。农民从此摆脱了犹太商贩和高利贷者的束缚：与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城市采购满足需求、获取贷款，不再依赖乡村犹太中间人。铁路拉近了城乡距离，而农业合作社更彻底地切断了农民与犹

<footnote>[118] 马克思《论犹太问题（Zur Judenfrage）》，载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及斐迪南·拉萨尔文学遗著（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第1卷，第430页。</footnote>

<footnote>[119] 马克思，同上，第426页。</footnote>
太人的传统纽带——它们不仅将农民改造为纯粹商品生产者，还提供信贷、代购代销服务。犹太人被迫放弃乡村货币经济中介角色，转向其他职业。

几个世纪经商的传统，使他们最初仍选择在城市或工业区从事贸易。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领域早已开始集中化——一家百货商店或消费合作社就能取代数百小商贩。犹太人逐渐被挤压到其他行业，分散到全国各地和各个生产部门，与当地居民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文化适应不断加深。

犹太人的同化进程艰难而缓慢：在中欧，他们虽已遗忘古老的犹太语言，却仍保留着“犹太腔调”；即便摆脱了腔调，他们使用的当地语言也总带着书本语的生硬，缺乏方言的道路韵味。传统服饰虽已消失，但举手投足间仍显犹太特征。古老的犹太教信仰虽被抛弃，却仍坚守着思想贫瘠的改革派犹太教。对本民族文学传说的记忆已然模糊，却顽固保留着零星的词汇与习俗。他们与周围居民交往，却只在内部通婚，保持着强烈的特质意识与群体认同。脱离古老犹太文化圈、融入他族文化共同体的进程尚未完成，仍在进行中——因此各民族仍视犹太人为异族。在当今中西欧，断言“犹太人不是民族”或许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他们正在丧失民族特性。

资本主义改造越迅速的地区，同化进程也越快。传统犹太学校的消失是显著标志：波希米亚犹太教区维持的私立学
校从1890年的86所降至1900年的28所，其中27所位于捷克语校区——德语区的犹太儿童已全部进入公立学校。即便在捷克语区，犹太人也正向多数民族同化：最近人口普查显示，波希米亚55.2%的犹太人日常使用捷克语。

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犹太人融入他族文化共同体的进程较为缓慢。原因在于：其一，当地犹太人聚居规模更大（奥地利1,224,711犹太人中，811,183人住在加利西亚，96,150人在布科维纳），个体间交往更密切；其二，当地犹太人多为小资产阶级底层和无产阶级，这些阶层吸收新文化元素的能力弱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普及、农民向农业经营者的转变进展迟缓，农业合作社最近才开始取代犹太中间商和高利贷。无论同化速度如何，这一进程无疑正在各地推进：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体制正在摧毁古老的犹太特性。即便在经济滞后、公共生活匮乏、法律将犹太人禁锢在“定居区”的俄罗斯帝国，社会发展也在逐渐瓦解维系犹太人数世纪的古老纽带[120]。沙皇立法阻碍犹太人分散居住的政策，终究抵挡不住

<footnote>[120] “当今的自由战士已不再了解犹太教传统，他们不憎恨它，因为他们从未热爱过它；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因为这传统在他们生活中已无立足之地......当我还是少年时，有位‘走出隔都运动’的老牌同化主义者告诉我，在安息日抽雪茄曾是种英勇行为、是场冒险。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周五晚上叼着点燃的香烟，与从犹太教堂回家的驼背努钦拉比在街上‘偶遇。’如今我的儿子</footnote>
历史潮流的冲击。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同化进程对不同阶级的影响并不均衡。它总是最先且最强烈地冲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西欧和中欧，小资产阶级、职员和工人也已开始同化。而在东欧，仍有数百万未同化的犹太人，主要属于社会底层。这些分布在俄国、波兰、立陶宛、加利西亚、布科维纳、罗马尼亚等地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构成了当今的犹太民族。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犹太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已熟悉这类仅由被剥削、被统治阶级构成，而缺乏富裕统治阶层的民族类型——就欧洲犹太人仍构成民族而言，他们具有“无历史民族”的特征。由于缺失在阶级社会中主导文化发展的阶层，他们的文化已然萎缩，语言退化，民族文学阙如。我们知道，19世纪唤醒了所有“无历史民族”。那么20世纪会给犹太民族带来独立文化新发展的可能吗？

过去十年确实兴起了一场抵制同化、试图将犹太人塑造
成独立“历史民族”的运动。人们通常将此视为反犹主义的反
弹。确实，反犹主义可能是直接诱因，它强化了运动声势，
使同化犹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东方未同化犹太

根本不知道安息日禁烟这回事。对他来说，世界已变得如此简单”。这段记述并非来自西欧或中欧的同化中心，而是出自素有“立陶宛耶路撒冷”之称的维尔纳——我们援引的也非同化主义报刊，恰恰是1906年8月10日的《犹太世界（Welt）》周刊。
人的民族意识。但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推动着这场运动——正是唤醒其他“无历史民族”的相同力量在发挥作用。首先是底层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犹太工人不再自视低于富裕有教养的波兰人或接受波兰文化的犹太富人。随着个人尊严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自豪地展现独特性，不再为母语和独特习俗感到羞耻。俄国革命爆发后，欧洲惊愕地目睹了犹太工人思想的巨变——隔都里怯懦卑微的犹太人化身为大革命中最英勇的战士。这些群众不再麻木地困守传统，他们需要并开始创造新文化：犹太组织涌现，集会以犹太语传播新文化价值，犹太语报刊问世，欧洲文学被译入犹太俚语，独立犹太文学初现端倪。革命精神也席卷了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开始为这场新文化运动贡献力量——曾讥讽未同化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如今视其为被剥削的无产者和革命战友。他们重新学习已被遗忘的犹太俚语，通过文字向犹太群众发声，开创民族文学。这整个过程恰如我们描述过的捷克民族从“无历史”状态觉醒的历程。难道不是相同的力量在起作用吗？底层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席卷上层阶级的革命精神（防止获得财富、教育或社会地位者脱离民族文化共同体），新民族文化“受众”的形成，民族文学的诞生——19世纪上半叶唤醒捷克民族的力量，难道不会在俄国、波兰、立陶宛未同化犹太人中催生民族文化的新繁荣，终结同化进程吗？

毫无疑问，促使中西欧犹太人脱离旧文化共同体、融入他族的力量，也正在东方日益增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
到将未同化犹太人提升为“历史民族”的趋向。两种趋势相互角力——孰强孰弱？

通过比较犹太民族文化发展与捷克民族从“无历史”到“历史民族”转型的社会条件，或可找到答案。捷克复兴运动的根基在于其封闭的聚居区。捷克群众只与本族交往，仅社会阶层上升者被德意志化。这场运动的心理基础是社会变革引发的群众意识转变——对捷克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而言，民族觉醒不意味着改变民族属性，而是民族特质的蜕变：从被动承袭古老文化遗产，转变为创造和享受新民族文化的 ability。

犹太民族的处境与捷克人有着本质差异。犹太人没有封闭的聚居区。虽然在俄国和波兰某些城市形成较大社群，但绝大多数犹太人仍作为小规模少数群体散居异族之中，且东欧犹太聚居区也呈现持续分散化的趋势。即便若干犹太城市得以存续，大部分犹太人仍将作为少数群体混居他族。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犹太人与周边民族的交往正日益紧密——他们与共同生活、工作的群体使用相同语言，必须适应当地需求，这种交往共同体将不断强化。如果说旧式犹太商贩和高利贷者尚能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保持民族特性，那么现代犹太实业家、商人、律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工人，与基督徒同行及客户的密切交往，则迫使他们让子女接受同等教育、吸收相同文化元素、养成相似生活习惯。紧密的交往共同体必
然催生文化共同体。

可见犹太民族发展的条件与捷克人截然不同。捷克文化复兴未改变其交往共同体,仅改变了交往方式——从被动传承稀少文化遗产转为主动创造新文化。犹太民族本也具备这种文化发展潜力,但不幸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迫使犹太人与他族的交往日益密切,使其无法保持文化独特性——而文化特性的丧失意味着民族文化进步的终结。倘若犹太人能维持民族身份,他们或可发展为“历史民族”;但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容许他们作为民族存续。

有人或反驳称其他民族也能在异族聚居区作为少数群体存续,而我们也确实主张通过法律保障其生存条件。但需明确区分:若少数群体没有来自本族聚居区的新移民补充,即便享有民族自治权保障的学校和法律援助,仍会因与多数群体的密切交往而逐渐消融。这在农民少数群体中尚且如此(尽管农民特性最为顽固),波希米亚捷克语区的德意志农民殖民地与米斯地区残存的捷克村落都在逐渐消失,城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少数群体的消融速度自然更快。德语区捷克少数群体之所以能持续壮大,正因不断有来自捷克语区的新移民补充流失人口。这些移民带来故乡的文化熏陶——对公共生活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兴趣已在其故土被唤醒,使其与整个捷克民族保持着紧密文化联系。移居德语区后,他们仍通过阅读捷克报刊书籍、组建捷克社团维系这种珍视的交往。
这正是捷克少数群体随资本主义发展反而更难被德意志化
的原因：民众对民族文化的参与度越高，与民族整体的精神
纽带就越牢固，抵抗多数群体同化的力量就越强。德语区捷
克少数群体的顽强生命力，实则源自其移民来源地——捷克
聚居区内部的文化发展。故乡的民族发展活力使他们在异乡
保持民族特性。部分移民数年后返回捷克故土（时间短促不
足以致其融入德意志文化），而返程者又立即被新移民取代。
即便长期留居者，也通过持续与新移民交往强化了原有少数
群体的抵抗力——新移民总寻求与同族定居者联系，使已定
居的捷克人保持族内交往，从而增强其抵御同化的能力。虽
然经济交往不断造成人口流失，但来自捷克聚居区的持续移
民潮维持着少数群体的规模稳定。这就是捷克少数群体抵抗
力的奥秘：从农业区向工业区的迁移流永不枯竭，每次经济
繁荣都强化这一进程。

类似现象在犹太人中同样可见。来自东方未同化犹太社
区的新移民不断涌入已开始同化的犹太群体，这种流动无疑
延缓了同化进程——与未同化同胞的交往使西欧犹太人停
留在较低的文化适应阶段。但同化进程只会因此减速而非终
止，因为促使犹太人与多数民族交往并适应其文化的力量更
为强大。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阻碍消失时，同化速度将显
著加快。对中西欧犹太人而言，这种阻碍如今已基本消除
——他们与东欧犹太人的文化鸿沟使得移民难以对其同化
产生实质影响。不过在大规模犹太社区中，持续涌入的东方
移民仍不断催生新的未同化少数群体，延缓着他们的环境适应。

可以设想：当资本主义改造东方经济结构，俄国革命赋予犹太移民自由，民主制度使东欧犹太人日益深入参与公共生活时，东方的同化进程也将启动，西欧未同化犹太群体的移民源泉终将枯竭。捷克少数群体通过直接的人口流动和与捷克语区的精神联系获取力量，而犹太人恰恰缺乏这种力量源泉。因此，“犹太人因无聚居区而无法保持民族特性”的论断有其合理性，但这不意味着聚居区是民族存续的普遍前提——唯有作为交往共同体的基础时，聚居区才对民族存在具有意义。当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分属不同经济体系时，共同居住不会形成迫使少数适应多数的紧密交往；但当他们处于同一经济法则下时，共同居住缔结的交往纽带将使同国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比异域的犹太人联系更紧密。

犹太人的同化进程与“无历史民族”的觉醒同根同源：都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颠覆旧社会的产物。引领“无历史民族”文化复兴的运动也在犹太人中萌发，试图唤醒这个传承僵化古文化的民族，赋予其鲜活进步的新文化。但这场运动无法保存犹太民族文化，只能改变其文化本质（如果该文化得以存续）。然而同一场历史变革在重塑犹太文化的同时，也拆除了隔离犹太人与周边环境的藩篱，使其与非犹太大众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最终融入其他民族。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
国家的发展，东欧犹太人终将如西欧同胞般失去独立民族身份，消融于他族之中。这一进程将因东欧斯拉夫民族的自身发展而加速——当这些“低文化”的“无历史民族”觉醒时，将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对当地犹太人的吸引力那样，对东加利西亚犹太人产生强大同化效应。

当然不能高估这一进程的速度。俄国尚缺乏同化的经济与法律条件，犹太群体受影响较慢，新犹太文化运动仍有数十年发展空间——“崩得（Bund）”组织将继续凝聚犹太工人并赋予其新生活内涵，犹太报刊和新兴文学仍将取得长足进步。但随着俄国在经济政治上接近中西欧国家，独立犹太文化存续的条件将加速消失。东欧犹太文化复兴只是过渡阶段的产物：它对应着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既足以唤醒犹太底层群众的文化自觉，又尚未将其纳入他族的交往文化共同体。东方农民自然经济中的犹太货币文化已然死亡，而将全体民众卷入货币经济、令“基督徒变成犹太人从而犹太人变成基督徒”的新社会尚未成型。东欧犹太新文化正诞生于这个历史间隙。但资本主义绝不会停滞于东欧现有水平，农民子弟终将成为工人，农民终将转变为农业经营者，东欧犹太人也终将融入当地民族。新兴的犹太民族意识或许会在心理层面阻碍同化，但经济交往的必然性强于所有情感诉求。从历史视角看，东欧犹太人的文化觉醒不过是最终同化的前奏。
在厘清发展趋势后,我们才能对犹太民族的自治问题作出判断。需再次明确:这里讨论的仅是犹太人在国家层面的自治,而非党内自治,且仅限于奥地利境内犹太自治的合理性,至于俄国的情况则另当别论。

首先,犹太工人自身是否应该要求民族自治?显然,早已同化或正被同化浪潮席卷的西欧犹太人,绝不会放弃与所居民族的文共同体。对他们而言,意第绪语已是陌生语言,东欧犹太文化更是与己无关的异质存在。因此民族自治问题仅关乎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未同化犹太人,以及摩拉维亚和东里西亚的少数犹太群体。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空谈“民族自决天然权利”的漂亮口号,而应探究民族自治的实质功能,考察犹太工人阶级是否需要自治。

少数民族公法组织主要有两项职能:管理民族教育体系,为不谙官方语言的同胞提供法律援助。但犹太人不存在语言障碍——他们与异族共同生活、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必须掌握多数民族语言。与波兰人共事、交易的犹太人,自然能用波兰语在政府法院主张权利。因此民族自治组织仅剩教育管理这一核心职能,犹太自治问题本质上是教育问题。当前加利西亚犹太儿童已进入公立学校,与各族学童共同学习当地语言,学校成为强有力的同化工具。主张犹太自治者必须回答:是否真要让孩子脱离公立学校,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重建独立的犹太教育体系?
我们认为,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犹太工人一旦认清自身利益,绝不会要求隔离教育。首先,隔离教育违背其经济利益。现代工人需要流动自由,而犹太工人对此需求尤甚——犹太无产阶级多由传统行业衰败驱赶出来的群体(或其后代)构成,他们被迫离开乡村小镇,最初聚集于少数城市和行业。进一步发展将迫使其在全国乃至境外谋生,分散到各行各业。因此犹太工人必须适应谋生地的民族文化。加利西亚犹太工人尚未完全转型为现代产业工人,仍带着小商贩、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的文化胎记。他们虽已改变经济地位,却未摆脱自然经济时代犹太人的心理特征。犹太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自我改造——成为真正的现代工人。唯有如此,才能突破地域和行业限制。障碍不仅在于语言,更在于整体文化特质。当前许多行业仍排斥犹太同事,这种抵触并非源于政治反犹主义,而是对未同化犹太人异质性的本能反感。要让犹太人进入所有行业,就必须在文化上与异族工人趋同。只要他们的语调、举止、服饰和习俗仍令基督徒同事、工头和雇主不适,农民与犹太商贩的历史对立就会以本能反感和审美排斥的形式在其后代工人间延续,犹太工人就仍被禁锢在少数地区的有限行业——尽管传统犹太工商业的崩溃正使其数量激增。只有当犹太工人在文化上适应环境,才能真正获得流动自由,才能奔赴资本主义偶然创造的任何就业机会,才能摆脱特有的“犹太困境”,转而以无产阶级共同体的身份,与各族工人并肩抗争普遍的阶级苦难。
但即便要使犹太人具备阶级斗争的能力，也必须让他们
的文明程度接近基督教工人。试想犹太儿童在专用学校里接
受意第绪语教育！这些学校将弥漫怎样的精神？诚然，一种
新的犹太文化正在形成——倘若这个民族还有时间发展新
兴活文化，它本可茁壮成长。但这种文化尚在萌芽，远未成
熟。相反，犹太民族传承着另一种文化：那是无历史民族的
文明，是始终游离于欧洲民族文明圈之外的群体文化，他们
世代传递着早已消亡的思想、欲望与习俗。难道还能怀疑，
在未来数十年间，塑造犹太学校特质的必将是这种僵化的古
老文化，而非正通过革命性青年犹太文学向我们发声的、尚
在襁褓中缓慢争夺话语权的新文化吗？

如此一来，犹太工人的子女将被人为禁锢在过往时代的
精神牢笼中。这些本应作为现代工人寻找工作岗位、开展阶
级斗争的孩子们，却被灌输中世纪的世界观，被植入消亡经
济制度下的心理模式，被迫承袭生活在自然经济农民中间的
犹太酒贩的生活习惯。当然，生活本身比学校更具塑造力，
这些孩子中仍可能涌现阶级斗争中的勇猛战士。但犹太工人
难道真愿让学校用必须被现实再次颠覆的精神范式来教育
后代吗？犹太学校首先意味着人为保留限制迁徙自由、加剧
贫困的陈旧文化特性，其次强化着必须被克服的旧意识形态
与社会心理——唯此他们才能投身阶级斗争。
若我们反对设立特殊犹太学校，那么犹太民族自治就毫无意义。它并非如某些空谈所言是“民族存在的法定形式”，而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当犹太儿童本应进入波兰、德国或鲁塞尼亚学校时，民族自治还能发挥什么作用？这令我费解。民族自治不应成为犹太工人的诉求。德国工人对犹太阶级兄弟的期许，与对捷克无产者无异：更高工资、昂扬斗志、国际阶级斗争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工人需在德裔聚居区给予捷克工人民族自治；而基于同样目标，他们必须拒绝给予犹太工人同等权利。同一套制度既能助力捷克工人开展阶级斗争，却会加深犹太无产者的苦难——它维系着旧时代犹太商贩的心理特质，阻碍其向现代工业与阶级斗争转型。关键不在于为所有民族创设相同制度，而在于提升各民族文化水平，使其融入国际无产阶级大军。德国工人支持捷克民族自治却反对犹太民族自治，正对应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捷克提升为历史性民族，同时消解犹太民族性、促其融入欧洲文化共同体的事实。

那些沉溺民族价值判断、奉行保守民族政策，将保存民族特性作为政治终极目标的人，或许会对此前景深感沮丧。这种沮丧在此处或许更易理解——因为当进化论民族政策通常只要求民族文化变革时，对犹太人却要求彻底放弃文化独特性。但欧洲各大民族历史长河中留存的众多同化犹太人姓名，或许能矫正这种情绪！犹太民族的命运通过双重纽带凝聚他们：自然血统传承与文化财产继承。即使犹太文化共
同体消亡，其自然共同体——种族——仍将存续。同化犹太人凭借所受教育成为其所吸收文化民族的子民，但其天赋禀性中始终跃动着犹太民族命运的力量，这种命运通过自然选择为其先祖锻造出鲜明的身体特征与独特的精神倾向。斯宾诺莎、李嘉图、迪斯雷利、马克思、拉萨尔、海涅等闪耀在欧洲经济史、政治史、科技艺术史中的名字证明：犹太文明最辉煌的成就，总诞生于犹太天赋与欧洲文化传统交融之处。基督教民族对未同化犹太人的仇恨带着农民对高利贷者的敌视；而对已同化犹太人，他们记忆中却常留存着那些伟大形象——这些先驱者将历史驱力浓缩为个人行动，由此数百年间左右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然而，一旦融入欧洲民族文化共同体，犹太人真能仅保留自然共同体吗？异族通婚难道不会逐渐稀释犹太血统？这种混血将产生何种影响？

我们面对的是当代科学无法解答的命题。唯有从零散观察中妄下论断的伪科学，才敢宣称能破解这些谜题。有人注意到同化犹太人仍受种族本能驱使相互靠近，便断言犹太种族能超越文化同化保持纯粹。但少量个案远不足以证实该论点——尤其因同化进程在某些地区虽已推进，却罕有彻底完成之处。至于犹太与雅利安血统混合将孕育更优或更劣种族，我们更无从知晓。历史既记载着种族融合的积极案例，也不乏负面例证。隐藏其后的规律我们尚未掌握。因此对混血影
响无法预判，唯有等待经验裁决。此处偶然个例同样不足为凭。当代科学既无法判定犹太人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乃至自然共同体）对后世是否有利，便只能将决定权交予那神秘力量——它引导动物与人类两性相吸，自古至今始终统御着人类命运：性选择。青年男子的求爱与少女的择偶，终将解答这犹太问题的终极谜题。
# V. 奥地利民族斗争的发展趋势

## 24. 奥地利国内走向民族自治的发展

我们此前已探讨过工人阶级应当要求何种形式的民族自治。现在转向关键问题：这一诉求在当前社会制度下是否只是空想？或者说，能否证明奥地利境内民族发展与民族斗争的趋势，终将以有机调节取代中央集权-原子化的民族关系模式？我们首先考察奥地利本土——即“帝国议会所代表王国与领地”的内部发展动向。在此暂假设各民族仍维持现有国家联盟形式，探讨其在此框架内如何调整彼此关系及与国家的关系。至于这个国家联盟能否存续、是否存在推动奥匈各民族重组为新政治实体的力量，将另作专门分析。

我们已梳理过从巴德尼内阁到柯贝尔内阁时期，奥地利民族斗争导致立法机构全面瘫痪的历史。这场围绕国家权力的民族混战，最终使所有民族在官僚体系阻挠下丧失实权，同时也导致国家机器因立法停滞而瘫痪。中央集权-原子化的民族宪法通过民族抵制实现自我废止，标志着民族权力斗争的终结。

高奇内阁时期选举改革确实骤然改变了局面，改革思想的强大冲击曾短暂平息了关于法庭用语与平行班级的争吵。可以预见，在新成立的普选议会中，各民族或将维持数月表
面和平。但任何清醒者都不会期待这种和平持久。德意志人
会投票支持捷克语作为内部行政语言、支持在布尔诺设立捷
克大学吗?捷克人会放弃这些诉求吗?语言边界每场体操
庆典都可能重燃民族怒火,瞬间摧毁来之不易的和平。竞选
活动中真能消除民族主义口号吗?尤其当资产阶级政党正
需要这些口号对抗因普选权而壮大的工人阶级时?小资产
阶级作为民族仇恨的主要载体,难道不会继续占据多数选
区?民族权力斗争的观念不是早已渗透到农民甚至部分工
人群体中了吗?但凡明白民族斗争是重大历史变革必然伴
生物的人,都不会相信奇迹能突然使各民族在权力斗争中变
得理性克制、达成妥协。现行宪法与行政体系下或可维持数
月和平,但若持续现行制度,国家很快将重返巴德尼时代的
瘫痪状态。唯有当法律最终适应民族关系新现实,赋予各民
族应有权力————而非指望民族政党突然理性————民族权力
斗争方能止息,民族仇恨才会退出奥地利政治舞台,因为届
时民族斗争将失去所有着力点。那么,奥地利真存在能通过
民族自治实现持久和平的力量吗?

民族和平首先是国家存续的必需。国家无法容忍最荒谬
的语言问题、语言边界每次冲突、每所新学校的设立都导致
立法停摆。但国家是抽象概念,唯有当国家需求转化为公民
意志,其诉求才能实现。谁将成为承载这种国家需求的力
量?
国家的需求首先转化为各民族自身的需求。民族权力斗争已导致各民族集体失能——每个民族都足以阻挠其他民族获得权利，却无一强大到能迫使国家满足自身需求。这种局面对于古老的历史民族尚可忍受，但对那些直到上世纪才被经济发展唤醒文化生命的新兴民族则截然不同。德意志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或许还能容忍国家仅维持现有民族权利、禁止新建学校、冻结语言权利，因为他们自古就是既得利益者，其民族首要任务是守成而非拓新。

但那些曾经“无历史的民族”则不然。他们要求国家适应其文化成长所创造的新局面，其民族政策是进攻而非防守。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鲁塞尼亚人无法忍受立法机器停摆，更不接受“民族既得利益不可变更”的原则。诚然，这些民族充斥着民族压迫滋生的非理性激进主义，惯于空喊口号、无谓示威和悲情表演。但满足民族需求的必要性终将压倒这种非政治化的情绪。正如多年来捷克民族中艾姆·凯兹尔、克拉玛什等人的明智理性逐渐战胜激进空谈的霸权，这些民族也将日益认识到：恰恰是他们这些有所诉求、尚未履足的群体，最无法承受立法停滞。他们终将理解国家存续的必要性就是民族存续的必要性，届时才会放弃陈旧的斗争教条，才会明白统治其他民族纯属妄想——无论议会中的党派联盟，还是克朗地方联邦主义的宪政改革，都不可能让捷克人统治德意志人、鲁塞尼亚人主宰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压制意大利人。唯有当他们既无法统治古老历史民族，又不愿被其统治
时，才会真正接纳民族自治的思想。

即便是古老的历史民族，最终也将无法忍受民族斗争。他们固然要捍卫既得利益而非争取新权益，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维持现状是其天然纲领。但民族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中，所有民族都需要内部发展。服务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机构必须完善革新，尤其是那些经济文化高度分化的富裕民族，更不能长期容忍立法停滞与官僚独裁。然而通过压迫“无历史的民族”来维系国家早已行不通。如果德意志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既希望国家机器运转，又不愿屈服于捷克人、鲁塞尼亚人或南斯拉夫人，就必须学会用法律终结各民族相互统治的欲望——将民族确立为公法团体，并为其划定受法律保障、不受其他民族侵犯的权力疆域。

因此，“无历史的民族”与历史民族终将都把国家存续的必要性视为自身存续的必要性。阻挠议事或持续威胁阻挠——这种阻碍民族关系变革的终极手段，虽是遏制其他民族发展的粗劣工具，却无助于促进本民族发展。用法律保障的民族权力疆域取代民族权力斗争，由此成为所有民族的共同需求。深重苦难将教会他们把需求凝聚为政治纲领，把纲领转化为政治行动。

现在让我们解析民族构成要素——社会阶级及各阶级内部阶层，追问哪些群体能承载这种民族需求！
这里首先凸显出一个重大事实：最初主导民族斗争并赋予其内涵的两个阶级，其权力正逐渐衰落。

大地产者的政治分量已然减轻——自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和工业区，资产阶级的财富使贵族声望黯然失色；自从农民自视为公民而不再把领主看作世袭“权威”；自从大地产者自身转型为工业资本家，其政治利益也发生转变：如今糖业补贴问题比克朗地方联邦主义更重要。大地产者的政策不再以恢复阶级特权为目标，而服务于更直接的经济利益。这终于揭开了早先被国家法公式掩盖的真相：大地产者阶级的政策并非为全民族共同奋斗，而是为阶级私利服务。民众看穿这种政策的阶级本质后，便摆脱了大地产者的政治领导。

选举特权至今仍人为维持着这个阶级早已不符合其社会影响力的政治地位。一旦等级选举制废除，大地产者政治影响力的萎缩将立即显现。民族领导权将从贵族老爷手中转移到广大群众手中。那些曾服务于地主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关于中央集权与克朗地方联邦主义的争论——将逐渐失去意义。

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也如出一辙。随着民众教育水平提高，大众已能自主开展政治斗争，知识分子的权力同样在流失。当昔日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内部阶级对立日益尖锐时，其
昔日的领导角色不仅变得多余，更成为不可能。当资本家与工人争论工时、小市民与工人争执资质认证、农民与工人争夺谷物关税时，知识分子如何裁决？他们与这些斗争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只能茫然旁观。个别学者或许会投向某个阶级，将其学识服务于特定阶级。但当斗争不再是民族对抗民族，而是每个民族内部阶级对抗阶级时，知识分子作为整体便丧失了政治领导权。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后果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其政治利益也随之转变。如今对许多医生而言，“自由择医权”比德语作为官方语言更重要。于是知识分子中的各个职业群体——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开始为自身特殊利益而战。但一个阶级越是公开捍卫其特殊利益，就越难将全体民众作为统一政党维系在其领导之下。

等级选举制同样人为维持着知识分子与其社会影响力不符的特殊权力。普选制将使其沦为选民中无足轻重的部分，并赋予阶级对立更强烈的政治表达。如同大地产者，知识分子也将最终丧失对民族的领导权。因此，学校与语言问题将呈现新形态：当讨论行政机关与法院用语时，决定因素不再是官员意愿而是民众需求；关于大学与中学的争论将不再遮蔽国民学校的建设。唯有当那些长期决定民族斗争内涵的阶级，其政治权力被压缩至符合其实际社会影响力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各大阶级——资产阶级、小市民、农民和工人——才能真正自主调节民族关系。
政治领导权无疑首先落入资产阶级手中。

资产阶级是民族纷争的既得利益者。像捷克这样的新兴资产阶级，本就视民族斗争为竞争手段。但所有资产阶级——尤其是德意志资产阶级——都需要民族仇恨来掩盖阶级矛盾。在德属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工人在普选制的新选举团体中往往占多数或相当比例。大资产阶级该如何在此对抗工人政党？难道让资产阶级的竞选人直白宣称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在这里，民族意识形态成为大资产阶级不可或缺的盟友。当竞选话题聚焦捷克学校与捷克行政语言，而非八小时工作制或庇护其卡特尔组织的关税壁垒时，对资产阶级何等有利！所有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需要民族斗争，并将在竞选中煽动它，因为他们亟需掩盖阶级矛盾。

然而大资产阶级对民族斗争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乐见其成，另一方面却危及自身统治。国家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维护经济利益的必要工具——关税政策、铁路运价、税收立法都需要其直接掌控。它既不会将奥匈妥协问题交由间接影响的官僚机构决定，也不愿经济立法大权旁落。资产阶级需要国家权力，而民族权力斗争却威胁这种权力，使决策权反复落入官僚之手。它无法忍受立法停滞：当它要求改革股票税时，议会正为布尔诺捷克大学争吵；当它申请运河建设时，各党派对捷克内部行政语言尚未达成共识；当它索要出口补
贴时，议会却在讨论特罗保某次捷克庆典的世界历史意义；
当它希望领事机构服务出口利益时，代表团正沉溺于日耳曼
与斯拉夫种族斗争。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掌控国家政权，
推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立法与行政——而民族斗争使这
两者皆成泡影：既导致立法瘫痪，又纵容官僚专权，因此资
产阶级终将与民族斗争为敌，渴望民族和平。

可悲啊，它胸中搏动着两颗矛盾的心！既需要民族斗争
掩盖阶级矛盾，又需要民族和平将国家化为统治工具。波希
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工厂主在选举时把国际社民党斥为
“德意志民族之敌”，用合法非法手段扶持民族派候选人。但
当这些当选者用议事阻挠瘫痪议会、立法机器停摆、法案积
压、官僚只能勉强应付经济生活紧急需求时，工业协会又哀
叹“无谓的民族纠纷”。

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资产阶级惊人相似。他们才是民族
仇恨的真正载体，同样需要民族意识形态对抗工人阶级。但
小资产阶级也对立法有所诉求，当民族纠纷导致议会无暇修
订行业条例或反不正当竞争法时，他们同样怨声载道。不同
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中，这两种矛盾倾向的强弱分布各异。

在苏台德地区，参与民族权力斗争的意愿最为强烈。这
不仅因为民族敌人近在咫尺——捷克少数族裔的迁入不断
刺激仇恨，更因这些工业区工人数量庞大、阶级斗争异常激
烈，亟需能掩盖阶级矛盾、阻碍工人斗争的意识形态。因此
苏台德小资产阶级对民族权力斗争的执念尤为深重。

阿尔卑斯地区德国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则呈现出截然不
同的特质。虽然民族仇恨同样存在——在语言边界地带尤为
强烈：南蒂罗尔的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南施泰尔马克的德
意志人与斯洛文尼亚人剑拔弩张。格拉茨、施泰尔钢铁工业
区等阿尔卑斯工业地带，资产阶级同样强烈需要通过民族意
识形态掩盖阶级矛盾。但总体而言，正直的阿尔卑斯资产阶
级既不像苏台德德国小资产阶级那样面临异族少数群体的
威胁，也不受本民族工人阶级的同等压迫。主导其政治思维
的完全是另一种对立——这里农业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
本质性改造更少，农民仍固守传统精神世界，小资产阶级与
农民之间横亘着深刻鸿沟。将阿尔卑斯居民分裂为教权派农
民与自由派小资产阶级这两大阵营的，与其说是阶级利益对
立，不如说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这里的小资产阶级从不
缺乏具有政党塑造力的意识形态；既然反教权主义意识形态
始终存在，他们更容易放弃民族意识形态。选民群众对天主
教婚姻可解除问题的关注，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学校或语言
问题。当苏台德小资产阶级政治若不借助民族意识形态，就
会赤裸裸暴露出阶级利益政治的本来面目时，阿尔卑斯反教
权资产阶级即便民族斗争偃旗息鼓，仍保有政党构建的意识
形态基础。因此，相较于充满民族仇恨又受工人阶级威胁的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小资产阶级，阿尔卑斯资产阶级更易转向
和平的民族政策。但若说这个阶级对民族强权政治执念较浅,
其对国家需求的感受却更为强烈——得益于较缓慢的经济
发展,阿尔卑斯资产阶级内部分化尚不明显。这里没有截然
对立的资产阶级与资本依附型手工业者,全体市民因收入差
距微小而形成经济与社会统一的阶层:主体是小资产阶级,
领导权则牢牢掌握在地方派系手中。这个低分化度的资产阶
级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渴望。与社会仇恨相比,他们更期盼
同乡能跻身议会多数党领袖或枢密院,从而为城市争取特权、
为地区修建地方铁路、为同乡铺就仕途。对于所有这些小恩
惠,低分化度的阿尔卑斯资产阶级远比高度工业化地区社会
分裂的市民阶层更容易动心。既然民族仇恨感受较弱,民族
意识形态非必需,他们攫取政治权力的欲望就更为贪婪。而
在既定条件下追逐政治权力者,必须准备满足国家需求。虽
然民族斗争的怒火也可能席卷阿尔卑斯资产阶级,但重整国
家秩序使民族争端不再瘫痪立法、不让官僚独揽大权、令资
产阶级政党能在议会为选区争取经济利益并通过行政影响
力提携同乡的愿望终将占上风。当波希米亚小资产阶级在民
族与社会斗争白热化时只看得见布鲁克斯、杜克斯和普拉哈
提茨,阿尔卑斯资产阶级却偶尔还能看见国家。

维也纳小资产阶级又展现出与正直的阿尔卑斯资产阶
级不同的特质。其主体是资本依附型手工业者与小商贩。这
个资产阶级几乎感受不到民族仇恨——一方面由于来自捷
克地区的强移民潮及移民受大都市吸引力快速和平的德意
志化,其本身已混入大量虽正逐步融入德意志文化圈、却未
忘却捷克渊源的元素;另一方面则因其诉求与意识形态全然
不同。这个小资产阶级首先提出中产阶层政纲:国家应拯救
艰难求生的小手工业与小商业。毕竟大都市小商贩对百货商
店与消费合作社的竞争、小手工业者对商业资本压迫的感受,
远比外省城镇的同业者更为直接。即便科学千百次证明“工
商业中产政策”的小修小补救不了过时的经营模式,“小人物”
仍需要生活谎言:围绕资质认证完善的斗争,完全可以像民
族斗争那样充当这种谎言。而他们急需的替罪羊也很快找到
——对犹太商业资本的敌意将这个阶级推向反犹主义:正如
苏台德人将所有罪恶归咎于捷克人,在这里一切灾祸都要犹
太人负责。最终,反自由主义斗争逐渐使这个小资产阶级重
投教权主义怀抱。因都市快速扩张而混入大量未摆脱农民意
识形态元素的大都市居民,极易接受教权主义。所有这些事
实都转移了维也纳小资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在与犹太
人的斗争、围绕基督教学校与婚姻的斗争、关于资质认证与
强制合作社完善的斗争中,他们无暇顾及民族政党的聒噪。
任何行业条例修订案都比布尔诺大学重要百倍,他们抱怨
“无谓的民族纠纷”,因而比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更倾向民族
和平理念。这种倾向又因其“爱国主义”而强化——这在热衷
看热闹的帝都小市民身上不难理解。维也纳“庸人”是“好奥地
利人”,可不愿民族斗争撕碎他们的奥地利。

我们已看到,小资产阶级意识中不可避免地同时滋生出
两种意志：最不可调和的民族仇恨与民族权力斗争意志，以及以国家存续为前提、要求立法机构活动不受民族斗争干扰的国家权力意志。深入考察会发现，这两种在小资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意志取向，在不同阶层中强弱各异——苏台德地区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仇恨占主导，维也纳资本依附型手工业者与小商贩更倾向通过民族矛盾的低成本妥协来平息争端，而阿尔卑斯资产阶级则介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激进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与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小资产阶级之间。

农民阶层也存在类似分化。苏台德农民已深受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阿尔卑斯农民则因恪守传统而秉持“奥地利至上”观念，对民族斗争天然抵触。但他们最强烈的意识形态是教权主义。我们知道教权主义本质具有世界主义色彩，对民族斗争原本毫不关心。虽然后来不得不勉强适应民族斗争的残酷现实，但始终视其为不得不应付的麻烦。

由此可见，所有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存在着两种相互对抗的倾向。社会关系必然在这些阶级意识中既催生民族斗争意志，也孕育民族和平愿望。每个阶级（甚至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都以不同强度兼具这两种倾向。这一事实确保了民族自治的最终胜利。若所有阶级仅怀民族和平意愿，各民族本可在中央集权-原子化的民族宪法下相安无事。但现实是：所有有产阶级都受强大社会力量支配，这些力量不断驱使他们投入不可调和的民族斗争。
然而每当微不足道的诱因重燃战火,导致议会与地方议会完全瘫痪、所有阶级与民族乃至国家本身陷入无能时,潜藏于各阶级的民族和平力量就会复苏。各民族和平共处的需求日益强烈——唯有如此,各阶级才能争夺国家权力、使国家服务于阶级利益、让立法与行政充满本阶级精神。因此奥地利长期呈现这样的循环:每次激烈民族斗争后,总会迎来短暂的勉强和睦期。但每次民族斗争复燃都加剧民族对立;作茧自缚的民族政党越来越难在哪怕最微小的问题上向对手让步。和平调解对所有民族都变得愈发困难。民族抵制与短暂和平的优雅交替终将难以为继。随着民族斗争每次升级,要求民族和平的反向趋势(这种趋势存在于所有阶级中)都会获得更明确的形态。它们最终必将凝聚为两项诉求:通过法律裁决民族权力斗争,实行民族自治。推动民族和平的反向趋势获得增长的力量与更明确的内涵,并非源自各民族各阶级的和平意愿,而是源于持续激化的民族仇恨、日益尖锐激烈的民族斗争、所有立法机构的彻底瘫痪。民族斗争孕育了民族自治。这就是我们曾指出的中央集权-原子化宪法的自我扬弃过程。在此形态下,以下事实成为驱动历史的力量:中央集权-原子化宪法必然引发民族权力斗争;民族权力斗争终将使所有民族、所有阶级乃至国家本身陷入无能;而任何民族、任何阶级都无法放弃将国家强力机器转化为本阶级工具的企图。

某次法官任命或某所学校的建立就可能刺激民族本能。
苏台德地区的激进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以及视民族斗争为对
抗工人阶级斗争法宝的工厂主们,攫取了德意志有产阶级的
领导权。阿尔卑斯德意志市民心甘情愿追随其后,最终连教
权主义农民和基督教社会党手工业者与小商贩也不得不卷
入民族权力斗争。民族仇恨烈火燎原,内阁更迭频仍,议会
与地方议会因抵制而瘫痪。但当整个国家机器停摆时,有产
阶级中的民族和平倾向便开始强化。无法忍受立法停滞的工
业协会、占据上风的教权主义农民与基督教社会党小资产阶
级,联合阿尔卑斯市民最终迫使苏台德市民与农民收敛锋芒。
随后迎来民族和平时期。但某个意外事件很快又会终结这脆
弱的民族田园诗。当民族政党重复几次这种“可爱循环”后,
有产阶级逐渐形成共识:不能继续下去了!国家不能靠临时
协议苟活!我们需要一个能最终突破僵局、阻止民族斗争周
期轮回的纲领,一个不让所有民族所有阶级对国家权力的追
求不断葬送于民族斗争琐事的方案。最终将民族自治思想付
诸实践的,不是理论洞见,而是当前已倾向民族妥协的社会
阶层所承受的深重苦难与国家存续的严酷必要性。

如今,工人阶级正投身于这一发展进程。对他们而言,
民族自治并非国家(这个作为对手统治工具的存在)的必要
性,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要求。他们将民族法律自决的思想
灌输给群众。当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官僚体系的阶级斗争
表现为中央集权与邦联制的对立,当知识分子将学校与语言
问题转化为民族争端,当小市民阶层为民族斗争注入不可调
和的特性时——工人阶级却在民族斗争的漩涡中竖起了一面新的旗帜：民族自治的旗帜。若不愿自绝于政治斗争，他们必须对这场牵动所有人心的激烈争论作出回应。而按其本质属性，他们只能给出民族自决这唯一答案。民族斗争愈是喧嚣，他们就愈要高声宣告自己的纲领。他们不知疲倦地向奥地利各民族持续传播这一伟大思想。就这样，民族自治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每一份社会民主党报刊、每一次工人集会，都迫使民族主义政客对民族自治的要求表明立场。在这一新思想面前，旧的斗争口号黯然失色。任何资产阶级民族政党只要拒绝民族自治，其统治野心便暴露无遗。民族自决的思想同样渗透进有产阶级的意识。所有那些尚未被民族仇恨蒙蔽对国家社会需求认知、尚未被权力欲望扼杀判断力的阶层，都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宪政纲领。

然而不仅帝国境内的局势，各邦国与市镇的民族斗争也在推动民族自治。在那些德意志人仅占少数人口的市镇，他们仍控制着代议机构。这种依靠财阀式市镇选举制度获得的地位，如今已岌岌可危。一方面，工人阶级正撼动着资产阶级与小市民上层的选举特权；另一方面，随着捷克资产阶级的发展，捷克人也正渗入特权阶层的选举团体。德意志人由此失去了摩拉维亚邦议会、布拉格和比尔森市议会的控制权，如今在布杰约维采也面临威胁。这一趋势不可阻挡。若德意志人不愿在新崛起的捷克多数面前束手就擒，就必须通过民族自治确保权力空间。正因如此，摩拉维亚邦议会最后的德
意志多数派通过了建立民族户籍册的决议；也正因如此，布杰约维采的德意志人如今要求实行市镇民族自治。同样，不久的将来，东部的波兰人与南部的意大利人若不愿在世代统治的少数族裔区域任人宰割，也必将要求在地方行政中实行民族自治。民族自治由此成为那些传统历史民族的要求——随着“无历史民族”发展为历史性存在，这些传统民族的统治正被打破。

但背后还存在更普遍的问题。所有专家都认同：奥地利的行政组织已不符合现代国家需求。古老的奥地利双重行政体系——等级制传统、官僚中央集权与自由主义“自治”的奇异混合体——如今已彻底破产。

这一点在邦国自治行政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破产首先体现为财政危机：邦国财政问题日益难以解决。但政治上的破产更为致命。邦国作为统一行政区域已难以为继：它或许具有历史-政治个性，却既非社会实体也非民族实体。所谓的自治已沦为多数派（注意：是特权选举制度下的选民多数，而非人口多数）的暴政。在民族混居的邦国，这引发少数群体的持续抗议。即便在民族单一的邦国，民众也早已习惯每日乞灵于官僚体系，以对抗邦议会多数派的党阀统治。各邦国所谓的自治管理，已使地方自治理念在奥地利声名狼藉。

然而自治市政管理同样未能实现自由主义的宏伟期望。
在多数邦国，自治市镇规模过小且财力匮乏，难以履行其职责。选举特权制度使各地市政机构沦为某个或多个地方派系的傀儡。最终，在所有重大事务上，即便不受制于国家官僚机构，也要听命于邦议会和邦委员会。各邦的“自治”行政机构却将权力滥用于政治目的——每笔贷款审批、每次市政附加税上调，都成为对市政代表政治效忠的犒赏。下奥地利州的基督教社会党行政当局，堪称将这种政治腐败玩弄得登峰造极。布罗克豪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特殊的环境连锁反应，奥地利的“自治”反而成了市政自由的坟墓。

官僚行政体系的处境同样糟糕。由于人口增长及立法必须应对的经济变革，国家行政任务与日俱增。每项新法令都带来海量新任务！而这些新任务却要由同样的总督府来执行——无论是在小规模的布科维纳或萨尔茨堡，还是在高度发达的大邦波希米亚。在较大且高度发达的邦国，催生出臃肿不堪的行政机关，它们根本无力施政，只能勉强应付文书工作。任何想要创办新工厂的企业家，都对这类机关的工作效率深有体会。指望总督真正领导这个机构纯属天方夜谭——能签完堆积如山的文件就已竭尽全力。中央部门同样不可能监督这个庞然大物。

“布拉格总督府下设18个司局，比内政部的专业部门还多。这个中间机构简直是行政怪兽！它拥有近400名官员，预算超100万克朗，比教育、商业或农业部的开支都大！而
这支文牍大军的运作全由一位总督负责。这个巨型墨水工厂每年处理25万份文件，意味着总督每天要签批750份公文！据说这位大人还有闲情打猎。内阁如何监督如此机构？总督府是密不透风的围墙，里面尽是大搞裙带关系和独断专行的勾当。中央部门唯有接到申诉时，才知悉其内部运作。这种情况下，责任内阁和议会监督形同虚设。当第三审查机构的专业程度远不如第二级时，内阁的存在还有何意义[121]？”

正如施普林格详细论证的，行政区长官公署同样名不副实。对于部分职责，行政区划实在太小——我们需要更大的行政辖区，其机构能为每项行政任务配备更多专业官员。

“标的超过1000克朗的民事案件由合议制初审法院裁决，而工业设施运营许可却由——比方说——仅具备单方面法律素养的独任官员，根据区医官的意见来审批，尽管整个地区的福祉可能系于工业发展，且涉及重大资本风险[122]”。

对于其他职责，行政区划又显得过大，尤其当与社会脱节的官员根本无法熟悉辖区需求时。

<footnote>[121] 施普林格《奥地利民族的斗争（Kampf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en）》第129页。</footnote>

<footnote>[122] 施普林格，同上，第120页。</footnote>
“每条道路、每处收费站、每项产业对辖区都有独特意义。而行政区长官公署不过是贵族新星快速晋升的跳板，其阶层隔离与短暂任期使他们既难以把握实际情况，更易挫伤产业积极性、束缚民力[123]”。

事实上，所有新兴行政机构都已脱离行政区划的桎梏。正如施普林格指出的，道路竞标区、补给站、贫民救济区、军税委员会、区医疗保险和流民收容所莫不如此。“立法机关和民众正在集体逃离行政区长官公署的管辖”。

我们无疑正面临行政改革的尝试。工人阶级的任务是确保这场改革不像柯贝尔内阁计划的那样流于官僚化，而是真正实现民主化。工人阶级必须要求：地方行政事务应由基于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并按比例代表制选出的地方机构管理。如果说资产阶级满足于通过社会影响力操控官僚体系，那么对工人阶级而言，官僚统治永远意味着异族压迫。当资产阶级满足于立法民主时，工人阶级则要夯实这种跛足的民主根基。唯有工人阶级才能深刻理解尼布尔箴言的真谛——自由与平等更多取决于行政而非宪法。

但我们切不可对这种根本性改革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欧洲大陆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下移植英国行政

<footnote>[123] 施普林格，同上，第 121 页。</footnote>
体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历史因素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大陆国家将行政权柄交予官僚体系的传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老朽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恐惧更是与日俱增。不过奥地利经济发展尚不充分,在绝大多数邦国和地区推行民主行政改革还不足以威胁资产阶级统治。而奇妙的时势因缘,恰恰让民族斗争成为行政改革的强力推手。奥地利虽不会将行政权完全下放给地方自治机构,但如施普林格构想的——由皇家总督与区议会共同管理行政区的模式——完全具有可行性。

如果说存在什么乌托邦,那便是幻想现行行政体制永世长存。但任何改革尝试都会立即触发民族矛盾——每次行政改革都涉及民族权力格局的重塑。这种现实使官僚主导的行政改革在奥地利寸步难行。试想若提议重新划分波希米亚行政区划,立刻会引爆关于民族分界的古老争端。在议事阻挠权的保障下,民族斗争必将扼杀任何新区划方案。但若将区划改革与引入区自治相结合,局面就截然不同。捷克人岂会阻挠让捷克市民与农民首次获得自治权的改革?当官僚机构本身面临存废之时,官员使用何种语言还重要吗?当捷克民族首次获得自治权力,能自主管理经济文化需求时,“邦国分裂”的老调还有何意义?若不凭借民主思想的雷霆之力粉碎民族障碍,任何改革腐朽行政体系的尝试都将徒劳无功。

若在波希米亚推行区自治,摩拉维亚便无法拒绝。但纯地理区划在此已行不通,将少数民族交由多数民族统治同样
不可取。于是施普林格的“双轨制区划”应运而生：民族中立事务由地域性区议会自治，民族文化事务由各民族区代表会自治！一旦建立民族区议会与区代表会，将其整合为全国性主权民族议会便水到渠成。给民主行政一片土壤，它必将以不可抗拒之力推动整个国家实现民族自治！

“空想，全是空想！”——人们会这样嘲讽吗？然而 1899 年还被视作乌托邦的民族地籍册，到 1905 年已成为摩拉维亚的法律。

我们已经看到，民族斗争导致的立法机构瘫痪如何催生民族自治。但假设议会与邦议会能在现行宪法下和平运作数年，我们反而更无法避免重大变革——因为每项新法律都给行政体系增添新任务，使得行政改革逐年紧迫。而彻底的官僚行政改革之所以不可能，正因其会瞬间引爆所有民族问题：民族分界、宪法权限、内外行政用语等争议。行政改革愈迫切，民族斗争就愈阻碍其推进。此刻工人阶级挺身而出，提出民主行政的诉求。他们向各民族证明：地方自治将权力直接交到人民手中；当人们争论会议记录该用何种语言时，工人质问是否真需要异族官僚来决定我们最重要的事务。这再次迫使部分资产阶级表明立场，其中总有人难以抗拒民主思想的力量。国家机器也终于认清形势：官僚集团虽不甘心向普选产生的区议会交权，但与其坐视行政体系——这个国家存在的根基——彻底瘫痪，不如让官员与自治机构分享权力。
于是，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因民族斗争而导向民主，民主的必然性又引向民族自决。

还有人怀疑官僚集团会作出这种牺牲吗？在其他国家，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才赢得责任内阁制。而在奥地利，当官僚内阁无力驾驭被民族斗争撕裂的议会后，官僚们竟乞求各民族政党推举代表组阁。即便像普拉代或帕察克这等人物勉强同意出任大臣，皇室也得宣称这是“爱国牺牲。”国家存续的必要性终究强过官僚的权欲！当官僚无力治理这个四分五裂的奥地利时，他们自己都会呼吁民众参与行政。那位波希米亚总督难道不渴望让某个区议会多数派替他承担重大决策的责任吗？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生存状况，我们都看到推动民族自治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民族斗争既瘫痪立法又阻碍行政，国家的困境成为所有阶级、所有民族的困境。唯有通过法律保障各民族权力，民族自治才能使国家重获生机。正因国家离不开民族自治，它终将成为所有离不开国家的民族和社会阶层的共同纲领。

民族关系发展导致古老奥地利发生巨变，这有何惊奇？若民族关系的深刻变革竟能维持旧法律形式不变，那才令人称奇。我国宪法基于两大原则：一是驱使各民族必然陷入权力斗争的原子化-中央集权式民族关系安排；二是通过选举特
权人为改变权力格局以偏袒古老历史民族。但过去百年间，所有民族关系发生了何等剧变！所有奥地利民族都已觉醒为历史性存在；各民族内部各阶级相继登上舞台；民族斗争从昔日资产阶级、官僚与地主阶级的对抗，演变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大众的混战；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传统社会关系，重塑人口分布与阶层结构，积蓄了转化为民族仇恨的可怕社会怨愤。当所有权力关系都已改变，法律秩序怎能一成不变？选举改革虽未彻底废除、但已削弱古老历史民族的特权。民主化每前进一步，都威胁着德意志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在国家中的传统权力。而在现行宪法下，唯有掌控国家权力，民族才能保障自身文化需求。因此古老历史民族紧紧抓住现状，恐惧任何改变。但维持现状对奋起直追的“无历史民族”无法忍受，对不能容忍停滞的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无法忍受，对立法不能停摆、行政不能僵化的国家本身也无法忍受。在现行宪法下，继续发展与维持现状同样不可能。当法律秩序承认民族自治时，只不过是在适应“无历史民族”觉醒和各族社会分化所创造的新权力格局。

当然，民族自治不太可能通过某个重大决议或果敢行动一蹴而就。奥地利将在缓慢发展进程中，经历一次次使立法瘫痪、令现行行政体系僵而不死的艰苦斗争，逐步迈向民族自治。创造新宪法的不会是什么宏大的立法壮举，而是为各个邦国、各个市镇量身定制的无数单项法律。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理解民族斗争不是煽动者的愚蠢恶意而是社会关
系变革的必然产物、法律秩序不是随意书写的纸片而是社会权力关系沉淀物的人，他们可以坚定地重申：“奥地利存续之日，便是民族自治实现之时。”

## 25. 奥地利与匈牙利

我们此前试图阐明奥地利内部推动民族自治发展的力量。鲁道夫·施普林格指出，这些力量将在奥匈二元帝国的矛盾运动中找到强大同盟。要探讨这一观点，就不得不简要分析匈牙利问题。

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同时并入奥地利版图，但两者发展路径迥异。波希米亚因等级议会失败导致贵族没落，而马扎尔贵族始终维持统治。这造成马扎尔人与捷克人在民族文化发展上的根本差异：马扎尔人从未像捷克人那样沦为“无历史的民族。”他们非但未被异族统治阶级奴役，反而持续压迫本国“无历史的民族”——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和鲁塞尼亚人。这种差异也导致两国政治发展分道扬镳：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摧毁了等级议会，立法与行政权收归国家及其官僚体系；而在匈牙利，等级议会始终把持立法行政大权，仅逐步向现代议会转型——这一进程本质上至今仍未完成。
匈牙利宪法将全部权力赋予马扎尔贵族[124]。即便在匈牙利，国家权力与等级议会间的斗争也无法避免。于是“民族”[125]与“维也纳”（即绝对王权）的对抗持续不断——“民族”寻求外国同盟，“维也纳”则以血腥判决和处决回应。马扎尔贵族的意识形态至今仍充斥着对这种残酷持久斗争的集体记忆。

这场斗争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冲突。玛丽亚·特蕾莎与约瑟夫二世时期，国家试图在匈牙利保护农民免受地主阶级剥削。马扎尔贵族免税的特权使农民成为主要纳税人，对国家“皇家纳税人”的关切催生了农民保护政策。这种政策在

<footnote>[124] 艾森曼（Eisenmann）对匈牙利文化的民族特性作了生动描述：“马扎尔人与贵族几乎是同义词；国家使用拉丁语，社交圈使用德语、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马扎尔语；但国家与社会仍具有鲜明的马扎尔民族特性。这个民族通过对民族传统与权利的维护，通过议会公共生活的实践，尤其是通过州政府的日常行政管理和匈牙利法律的研究，获得了抵御外来影响的青春活力。”（艾森曼《奥匈妥协（Le compromis austro-hongrois）》，巴黎1904年，第547页）</footnote>

<footnote>[125] 韦尔伯齐（Verböczy）解释道：“‘人民（populi）’之名号在此仅指教会显贵、男爵及其他权贵与各类贵族，而非指平民；‘平民（plebis）’之名号则专指非贵族者。”</footnote>

<footnote>即：构成“民族”的只有教会显贵、男爵、其他权贵及贵族，其余皆不属民族，而是平民百姓。</footnote>
匈牙利尤为迫切,因为自1514年农民大起义被镇压后,农
民完全受地主摆布,其法律经济地位几乎与邻国波兰同样悲
惨。但当国家首次尝试改革(1764-1765年)时,便遭到议
会的激烈抵抗。女皇不得不在1766-1768年通过宫廷委员会
制定《地租法令》,但等级议会动用全部权力阻挠实施,视
国家权力的单方面规制为违宪行为。约瑟夫二世1783年在
特兰西瓦尼亚、1785年在匈牙利废除农奴制的举措,再次激
怒等级议会。而当约瑟夫二世的税制与地租改革试图将领主
特权转化为统一货币支付并大幅削减时,贵族抵抗演变为公
开叛乱,迫使皇帝亲自撤回法令!贵族成功捍卫了其“民族权
利”——————剥削马扎尔与外族农民的权利。等级议会在1790年
接受了更有利的特蕾莎版《地租法令》,但也仅作为临时方
案。实际上该法令完全未能实施[126]。

除无限剥削农民的权利外,免税权被等级议会视为最神
圣的民族权利。哈布斯堡王朝屡次试图废除贵族这一特权均
告失败。由于贵族拒不妥协,专制君主以独特方式报复:匈
牙利完全被当作殖民地对待。在这个等级制二元帝国中,工
商业立法与关税政策完全由皇帝掌控。重商主义非但未促进

<footnote>[126] 格林贝格 (Grünberg)，《奥匈帝国的农民解放 (Die Bauernbefreiung in Österreich-Ungarn)》，载《国家科学手册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footnote>
匈牙利手工业发展，反而刻意压制以保障奥地利企业在匈牙利市场的垄断地位。工业原料的进口关税在匈牙利被设定得远高于奥地利。如1775年关税法案讨论时，布吕梅根伯爵直言：

“若在德意志世袭领地对面料、靛蓝征收5%关税，这些商品在匈牙利必须课以30%税率——这是阻止匈牙利建立工厂的唯一手段[127]。”

为确保奥地利资本家掌控匈牙利市场，外国商品输入匈牙利被层层设障。奥地利征收的过境税，以及规定外国货仅能通过特定枢纽站入境（而奥地利商品可从任意边境站输入）皆服务于这一目的。同时，匈牙利向非奥地利地区的出口遭到封禁；若匈牙利商品经奥地利转口国外，则须缴纳双倍出口税。当匈奥产品直接竞争时，手段尤为严酷——例如出口一定量匈牙利葡萄酒至国外时，必须搭配等量奥地利葡萄酒出口，以免奥地利的葡萄种植业受匈牙利竞争冲击[128]。皇帝

<footnote>[127] 贝尔（Beer），《玛丽亚·特蕾莎时期的关税政策与统一关税区的建立（Die Zollpolitik und die Schaffung eines einheitlichen Zollgebietes unter Maria Theresia）》，载《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讯（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第14卷，第50页。</footnote>

<footnote>[128] 路德维希·朗（Ludwig Lang），《百年关税政策（100 Jahre</footnote>
不仅拥有奥地利的关税立法权,更以匈牙利国王身份享有圣
斯蒂芬王冠领地的经济立法权。这些权力被纯粹用于世袭领
地的利益。唯有理解这种关联,才能体会匈牙利对此政策的
愤懑——匈牙利国王的权利竟完全沦为奥地利利益的工具!
当然,匈牙利贵族无权抱怨此政策,正是他们拒绝放弃免税
特权酿成此果。由于匈牙利地主不纳税,而被地主残酷剥削
的农民又无力承担更多国税,国家只能通过关税汲取财政收
入。这一因果关系确有文献佐证:约瑟夫二世1785年12月
30日致函匈牙利首相帕尔菲伯爵时明确表示,若匈牙利贵族
放弃免税权,他将给予匈牙利与奥地利同等待遇,特别会扶
持当地工厂建设[129]。但马扎尔贵族拒绝作出这种牺牲。即便
今日匈牙利经济发展仍远落后于西欧国家,甚至不及奥地利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固然存在其他因素(如该国脱离土耳
其统治仅两百年)——但其相当程度的落后实应归咎于匈牙
利贵族为维护免税特权不惜牺牲国家发展。

不过,这种关联或许今日史家能洞悉,匈牙利民众却从
未理解。他们只看见匈牙利国王行使宪法权利损害本国而肥
异邦。这些事实的影响延续至今。持续数百年的等级斗争在
马扎尔贵族中培育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将对专制主义的斗
争、对“维也纳”的抗争、为匈牙利等级议会自由与主权的奋
Zollpolitik)》，维也纳 1906 年，第 172 页。

<footnote>[129] 朗, 同上, 第 171 页。</footnote>
战视为唯一政治使命。而匈牙利被当作殖民地对待的处境,
更使马扎尔贵族日益显现为捍卫整个王国利益、反抗异族奴
役剥削的斗士形象。

19世纪上半叶,这种对立愈发尖锐。1843年李斯特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被译成马扎尔语,“发展国家生产
力”成为流行口号。1844年等级议会要求关税立法权,同年
成立的民族保护协会要求会员宣誓只购买匈牙利工业品。

贵族巧妙利用民众对专制主义通过经济立法遏制国家
发展的不满服务自身利益。但他们还掌握其他手段将等级斗
争伪装为民族斗争。

语言斗争即是其一。这场斗争始于约瑟夫二世时期。当
时德语在德意志地区早已取代中世纪拉丁语成为立法、行政、
司法与学术用语,而匈牙利仍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当用民
族语言替代拉丁语的思潮蔓延至匈牙利时,约瑟夫二世却试
图以德语而非马扎尔语取而代之。拉丁语是等级议会及其行
政体系的语言,德语则是帝国官僚机构的语言。这位立志废
除所有等级宪法、取消各“王国与领地”特权、将整个君主国
打造成“统一管制整体”的皇帝,自然力图将德语适用范围扩
展至匈牙利。等级议会全力抵制这种“异族语言”的引入,反
德语斗争遂成为他们对抗国家权力的有效阶级武器。1792年
匈牙利全境学校已强制推行马扎尔语教学,1836年与1844
年颁布的法律最终使马扎尔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匈牙利官方语言。

贵族很快意识到，若要将等级斗争伪装为全民族的抗争，语言斗争实乃最佳手段。官员、法官、军官口中的异族语言，使异族统治变得直观可感。要求国家使用马扎尔语，不仅能赢得马扎尔资产阶级支持，更能争取马扎尔农民。民众本能地察觉到阶级国家机器是异己的统治力量，却天真地以为只要驱逐行政机关、法院和军队中的外语，就能消除这种本质属于任何阶级国家的异族统治——仿佛国家机器改用马扎尔语对话，就不再是农民的对立面！语言斗争就这样创造了奇迹：让马扎尔农民成为其最残酷压迫者的政治附庸。

耐人寻味的是，在持续的国家权力与等级议会斗争中形成并强化的贵族意识形态，如何逐渐超越其阶级利益本身。阶级意识形态始终是特定阶级生存条件的产物，源于阶级利益。但一旦形成，意识形态便获得独立生命，遵循自身逻辑发展演进。特定条件下，意识形态可能超越孕育它的阶级利益，即便不再符合利益，阶级仍受其束缚。这种状态或许只是过渡阶段，变化的阶级利益终将改变意识形态。但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暂时对立确实存在并产生历史影响。这正是1848年前后匈牙利贵族的处境——其意识形态是“民族自由”，而维护等级特权（使农民任其宰割并保障免税权）的阶级利益驱使他们为“民族自由”而战。经数百年斗争淬炼，这
一观念已如此深刻地支配贵族头脑，甚至当其违背利益时仍
挥之不去。要对抗专制主义反匈经济政策，贵族必须放弃免
税特权——部分贵族最终接受了这种牺牲。当贵族独自领导
反专制斗争时，难以将其包装为自由之战——于是部分贵族
决定与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自身的斗争使马扎尔贵族趋近全
欧资产阶级自由战士，因而吸收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等级
特权要求逐渐让位于议会主权诉求，阶级特权原则逐步被公
民平等理念取代。虽然多数贵族在意识形态推论损害利益时
竭力抗拒，但年轻有为的贵族被阶级斗争理想点燃，坚守这
些观念并在革命扫清障碍后将其推向胜利。因此，当欧洲革
命者将马扎尔贵族的自由斗争视为己出时，殊不知这些斗士
的祖先当年捍卫等级特权，不过是为维护免税权和剥削农民
免受国家干预。

国家与马扎尔贵族的长年对抗最终以 1867 年著名《妥协方案》达成妥协。德意志官僚集团与资产阶级同马扎尔贵族分享帝国统治权。皇室满足于通过统一军队维持帝国统治，对外保持统一国家形象；对内则允许马扎尔人建立民族国家，将“无历史的民族”拱手交给马扎尔贵族宰割。

但妥协绝非发展的终点。在古老的等级制二元帝国中，
哈布斯堡领地既是皇帝权力范围内的统一体，又是等级议会
权力下的独立邦国。君权愈强，各邦纽带愈紧；等级议会愈
弱，邦国独立性愈衰。因此等级议会反国家权力的斗争，表
现为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对抗——在匈牙利则呈现为反对与奥地利紧密结盟。

这种斗争在妥协后仍未停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对匈牙利太过诱人：奥匈利益本就相左。首先是分摊共同负担（军费与国债利息）的问题；其次是所有经济政策问题——每项商约都涉及对奥工业利益与匈农业利益的权衡；最后是诸多政治问题，如两国对共同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分配。在此国家间对抗中，匈牙利总是装作“加入二元体系已是巨大牺牲，”迫使奥地利在每次争端中让步以防联盟破裂。因此，匈牙利从那些承袭反联盟传统的政发展中获取实质利益：凭借宪法反对派地位，匈在分摊比例、关税商约、外交话语权等斗争中屡占上风。反联盟斗争原是等级议会对抗国家权力的工具，妥协后被匈牙利精心培育，成为对抗另一半帝国的利益斗争手段。

反联盟斗争最初表现为反对帝国共同体的外部象征：徽章、旗帜、德语。其中语言斗争始终最为关键。统治阶级对此有直接利益诉求：马扎尔语作为军队用语可确保匈牙利军官垄断本国军职，排除奥地利军官竞争。此外，统治阶层的小贵族（乡绅）必须确立马扎尔语的独尊地位，因为其权力正建立在压迫“无历史民族”之上。他们不仅要向罗马尼亚人、鲁塞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强制推行马扎尔语，连匈牙利境内的德意志人也不放过。但这场斗争缺乏群众基础。
础——既违背将民族斗争包装为自由之战的传统意识形态，又与马扎尔民族广大受剥削压迫群众敌视一切压迫的本能相抵触，使统治阶级面临失去本民族政治追随者的风险。因此必须将语言斗争伪装成自由之战，把矛头指向维也纳和皇室。马扎尔语在国家生活中的独裁地位——本是乡绅压迫少数民族的工具——被粉饰为议会对抗皇权的斗争，赢得全欧自由派乃至匈牙利国内进步人士的喝彩。

争取群众支持并非难事。经济发展迟缓的国家，阶级的传统意识形态往往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发展已使德意志民族自革命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发生巨变，而在匈牙利，科苏特的名字对马扎尔农民仍如1848年时那样代表革命纲领。直到不久前，马扎尔民众的政治思想仍停留在等级斗争时代的古老信条：反抗维也纳。时至今日，让农民将德语视为异族统治标志仍非难事。即便用马扎尔语口令训练农民子弟为阶级国家服役，匈牙利军队也绝非人民军队。但德语的命令用语如此直观地表明：马扎尔农家子弟是在为异族权力卖命。当这支镇压罢工农工、威胁反对派农民的阶级国家军队使用德语时，农民对军队的本能敌意首先表现为对德语军令的朴素仇恨，岂非理所当然？

反联盟斗争既源于统治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也来自其阶级意识形态——这个阶级成功地将缓慢成长的马扎尔资产阶级和农民大众禁锢在过时的思想牢笼中，使其为贵族统
治利益服务。匈牙利决心建立纯粹的马扎尔民族国家、组建
独立军队的意图毋庸置疑。共同经济区在法律上已名存实亡
——匈牙利明天就可以在奥匈边境合法征收进口税。但会否
将法律可能变为现实?

连鲁道夫·施普林格也认为,匈牙利只有“少数投机者和市侩的傲慢”在反对统一关税区[130]。我认为这是误解。强大势力正推动匈牙利与奥地利经济分离。1900年匈牙利从业者中,工矿、制造、商业和运输业仅占17.5%,农业则高达71.13%。奥匈商品交换本质是奥地利工业品与匈牙利农牧产品的交易。1905年匈牙利对奥出口中,原料占58.2%,半成品7.2%,制成品34.6%;而奥地利对匈出口中,原料仅10.3%,半成品11.8%,制成品高达77.9%。这种格局对匈牙利经济意味着什么?

农业国家人均产值本就低于工业国。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闲时大量劳动力闲置。资本主义首先摧毁了农民自给自足的家庭副业——在匈牙利这个过程异常缓慢。至今家庭纺织甚至纺纱自用仍未完全消失。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工业品涌入农村彻底瓦解了传统副业。其他国家通过家

<footnote>[130] 施普林格,《奥匈君主国的基础与发展目标(Grundlagen und Entwicklungsziele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Monarchie)》,第219页。</footnote>
庭工业(农民受雇于资本家进行家庭代工)填补了这个空白。
但恰在家庭工业萌芽时期,匈牙利正遭受奥地利重商主义经
济政策的压制。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出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
亚和西里西亚,而非匈牙利——匈牙利农民成为这些工业品
的消费者。于是匈牙利农村人口既失去传统副业,又未能获
得新生计。这导致全社会总劳动量减少,价值创造萎缩。对
农村人口而言,当农业本身无法维持生计时,他们只能选择
背井离乡。事实上匈牙利移民逐年递增,流失的劳动力及其
可能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国民经济无法弥补的损失。

匈牙利农业工人的剥削程度触目惊心。即便在沃土千里
的地区,收成稍差便会爆发斑疹伤寒疫情。这种困境显然源
于过度剥削而非自然条件,但匈牙利政府却通过禁止农业工
人组织、武力镇压罢工、甚至官方提供工贼等手段使苦难永
恒化。当劳动力价格如此低廉时,剩余价值的流向就决定了
整个经济的命运。

可观的剩余价值正流向国外。首先因为大量土地属于境
外地主——皇室、波希米亚及外国地主、奥地利修道院——
他们都在海外挥霍这些剩余价值。

即便不考虑这点,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国家在与较高国
家贸易时,也必然让渡部分剩余价值。我们讨论德属与捷属
波希米亚矛盾时已阐明此规律,此处不再赘述。当匈牙利用
谷物交换棉布时，谷物中凝结的社会劳动多于棉布，实则是为奥地利提供剩余劳动。

当然，地租现象会打破这个规律。若出口谷物产自贫瘠土地，其生产所需劳动可能超过等价的棉布。但匈牙利也有沃土，肥沃土地产出的谷物与最劣等土地的产出同价。当用沃土产物交易时，其包含劳动可能少于甚至远少于换回的棉布。不过这仅能减少（而非消除）匈牙利为奥地利提供的剩余劳动（所有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让渡皆如此）。更何况大量地租仍流向国外（尤其是奥地利）。地租中相当部分始终以利息形式支付给地主们的抵押债权人。

因此，匈牙利大量地租流入奥地利资本家手中——他们通过直接放贷或持有抵押债券剥削匈牙利农户。虽然外国资本家的这部分收入在匈纳税，且当抵押业务由联合中央银行经手时国家能分润，但流向私人资本家的抵押利息大部分仍外流。

由此可见：匈牙利人均产值极低；因剥削深重，剩余价值在产值中占比可观；而剩余价值又大量外流。这些必然抑制国内资本积累。更要命的是生产资料占有者对留存剩余价值的消费方式。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分为消费与积累两部分——后者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扩大再生产。积累率（积累部分占剩余价值总额之比）越高，国家资本财富增长
越快。历史经验表明,工业资本家的积累率远高于地主贵族。
在发达国家,美俄谷物竞争或能迫使地主讲求经济理性,统
治阶级意识形态也可能感染地主阶级的逐利本能。但这绝不
适用于匈牙利——马扎尔贵族每年挥霍掉绝大部分榨取的
剩余价值。由于国家剩余价值最大份额流入这个阶级,匈牙
利积累率始终低迷,资本财富增长自然迟缓。

这种现实表现为整个国家文化的贫瘠。马扎尔人固然热
衷于炫耀布达佩斯的辉煌发展,但首都与少数城市的繁荣掩
盖不了全国的落后。更值得怀疑的是:首都表面的繁荣恰恰
折射出国家的经济病症——大都市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消
费中心!都城的浮华正是低积累率的外在表现!难怪享乐至
上的布达佩斯成了所有奥地利奢侈品工业最重要的客户!

毫无疑问,1867年以来匈牙利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
若与同等人口的发达工业国相比,匈牙利仍显贫困、文化落
后、税收能力低下。大部分匈牙利国债仍掌握在外国(尤其
是奥地利)资本家手中。现代工业企业几乎全靠奥地利资本
在匈投资才能建立。

这些事实使匈牙利将工业发展视为整个经济区的共同
利益。因此匈牙利如今正运用所有重商主义政策手段——通
过补贴、税收优惠、铁路运价政策吸引外资;甚至谋求独立
关税区,以保护性关税加速工业发展。诚然,工业发展只能
依靠外资流入,工业利润最初也将流向外国资本家。但各国经济史证实:外资工业资本会逐渐本土化。在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德意志帝国的工业资本或被本土化,或被奥资取代。近几十年来,意大利的外资国有化现象规模可观,美国更甚。在匈牙利投资建厂的外资终将获得本土身份。如今在波希米亚经营棉纺厂的科恩与波拉克家族,明天在匈牙利设厂时,于布达佩斯会如维也纳般自在。

因此,设立奥匈关税边界首先是国家需求。那些社会地位完全依赖公共行政的阶层——职业政客、报人、官僚、马扎尔贵族的次子们(他们作为民族天然领袖占据议会席位和州政府闲职)——对此感受尤深。整个知识界也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将工业发展提升国家福祉的认知,与建立独立匈牙利国家、彻底脱离奥地利的历史意识形态相结合,视之为对“维也纳”的胜利和自由之战的凯旋[131]。于是知识界也支持独立关税区构想。这在经济落后国家尤为重要,因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影响力异常强大。

<footnote>[131] 专制时期匈牙利等级议会确实曾追求关税区统一，但因贵族拒绝放弃免税特权而遭否决。直到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内阁在革命后才废除关税边界。不过这些具体诉求已被遗忘，留存下来的只有将彻底脱离奥地利视为民族斗争目标的普遍情绪。</footnote>
在这场争取匈牙利独立关税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与知识界结成同盟。他们期待关税壁垒带来超额利润、扩大商品销路、创造诱人投资领域和稳定销售市场。工厂主和商人构成对抗奥地利保护关税军的核心部队。这些阶层影响力巨大——现行选举制度本就偏向城市。只要资本主义尚未引发小资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就能凭借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主导城市政治。匈牙利至今未经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暂时脱离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奥地利早在1880年代即已出现），因此小资产阶级仍追随资产阶级争取关税分离。

但即便知识界与资产阶级在匈牙利已颇具影响力，若地主贵族全力反对，他们也无法实现经济分离。毕竟乡绅仍是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当然，如今的乡绅已非铁板一块[132]。部分人已成为我们熟知的关税分离支持者——知识分子、官僚、政客、记者、州政府食利者。另一部分通过联姻融入资产阶级，跻身银行和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但小贵族与大地主的主体仍依赖谷物和肉类出口。以下数据可证其利益之巨：

据1904年匈牙利统计：

<table><tr><td>产量</td><td>出口总额</td><td>出口至奥地利</td></tr><tr><td colspan="3">公担</td></tr></table>

<footnote>[132] 参见施普林格，同上，第64页。</footnote>
<table><tr><td>小麦</td><td>39.984.951</td><td>3.944.680</td><td>3.932.307</td></tr><tr><td>黑麦</td><td>11.663.819</td><td>2.056.342</td><td>2.056.035</td></tr><tr><td>大麦</td><td>11.365.234</td><td>2.583.398</td><td>1.821.749</td></tr><tr><td>燕麦</td><td>9.823.997</td><td>2.064.834</td><td>2.052.820</td></tr><tr><td>玉米</td><td>17.974.937</td><td>2.243.104</td><td>2.097.986</td></tr></table>

同年，匈牙利还出口了 7,193,653 公担面粉，其中 6,121,834 公担销往奥地利。对奥地利的谷物出口减少幅度，恰与面粉出口增长幅度相当。对奥地利的牲畜出口量同样惊人。1904 年的数据如下：

<table><thead><tr><th></th><th>总体出口</th><th>出口至奥地利</th></tr><tr><th></th><th colspan="2">只</th></tr></thead><tbody><tr><td>牛</td><td>301.668</td><td>251.782</td></tr><tr><td>猪</td><td>372.975</td><td>372.635</td></tr></tbody></table>

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动物制品、油脂等出口。这些数字充分证明，关税分离将危及匈牙利农牧业的巨大利益。其产品绝大部分销往国外——奥地利市场的庞大销量已使海外市场对匈牙利农牧民的采购量相形见绌。

关税分离不仅威胁匈牙利地主阶级的地租收益，更将导致地价下跌。地价本质上是资本化的地租，取决于两大要素：地租额与利率。当地租下降、土地收益减少时，地价必然下跌；若利率上升，同等地租对应的资本收益降低，地价亦会
缩水。关税分离不仅削减匈牙利地租,更将推高利率,地价将因双重打击而暴跌——对地主阶级而言,这无异于巨额资本损失!更甚者,匈牙利工业加速发展带来的庞大资金需求还将抬高抵押贷款利率。即便地价与地租双降,农业债务负担却不会减轻!认清这一事实后,人们难免怀疑匈牙利统治阶级是否真会推动关税分离。

当然不可否认,关税分离在损害地主利益的同时,也可能为其中巨头带来某些好处。特别是它将促进农业附属工业发展——制糖业、啤酒业在关税壁垒保护下,可能比近年发展得更快。这些通常作为农业附属产业的工业,正是大地主们感兴趣的领域。事实上,匈牙利政府已率先试图保护这些产业免受奥地利进口冲击,部分地主可能在相关措施斗争中倒向关税分离方案。但这终究无足轻重:1905年奥地利对匈食糖出口仅329,727公担,啤酒蜂蜜酒出口288,917公担,而匈牙利同类产品对奥出口已相当可观。因此,指望通过对奥保护关税促进农业附属产业的愿景,难以实质削弱地主阶级反对关税分离的经济动因。

若有人认为匈牙利会轻率决定终止与奥地利的经济联盟,幻想某天匈牙利议会毫无阻力地通过对奥设关决议,这些数据当使其清醒。关税分离问题在匈牙利国内必将经历激烈斗争。但即便如此,匈牙利仍可能最终选择关税分离!
诚然，匈牙利大中地主的利益反对关税分离。但这些阶级的意识形态却支持该政策。380年来，马扎尔贵族持续对抗奥地利专制主义。这四百年锻造的意识形态，将匈牙利国家完全独立、彻底脱离奥地利作为政治斗争的终极目标。切勿低估这种意识形态！它曾将贵族维护特权的等级斗争逆转为争取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斗争，其力量至今未衰。马扎尔统治阶级的年轻一代仍浸淫于此，社交生活与精神文化皆受其熏陶，数百年来它始终定义着马扎尔贵族政治斗争的形式与内涵。这种意识形态固然源于阶级利益，但经过四个世纪斗争的淬炼强化，已深植于马扎尔贵族意识中，不会因阶级利益变迁而即刻消弭。固然大部分马扎尔贵族将竭力反对关税分离——冲锋在前的将是知识界、职业政客、报人、城市资产阶级与小市民，而非农牧业者。但贵族自身的意识形态将瓦解其抵抗，他们被自己的口号陷阱所俘获！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将联合贵族的阶级意识形态，击败贵族自身的阶级利益。

从法律层面看，独立关税区已然存在。起初或许仅满足于空洞的法律形式——用相互承诺自由贸易的商约取代商业同盟。随后可能对个别商品（农业附属工业产品！）开征关税！但关税分离一旦启动，内在逻辑将推动贸易政策突破自身限制！某个微不足道的借口就能促使某方开征关税，以强化对另一半帝国的经济诉求；另一方则以反制措施回应；激愤的舆论要求双方采取强硬手段迫使邻国屈服——这边
高呼“脱离匈牙利,”那边呐喊“甩掉奥地利。”指望在冲突中渔利的阶级(奥地利的农业利益集团、匈牙利的工商业资本)不断煽风点火。于是从“互惠”与“报复”逐渐走向经济区的彻底分裂。当欧陆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当两国都有强势阶级要求关税分离,当匈牙利唯一支持关税统一的阶级(地主)数百年来满脑子都是反奥斗争与分离主义时,我们真能指望奥匈年复一年和平续签相互承诺完全自由贸易的商约,并与海外国家同步签订贸易协定(这也是两国自由贸易的前提)吗?

如此发展终将导致帝国彻底分裂。设想关税区已然分离,“国事”共同事务(共同军队与外交政策)也将难以为继。届时即便最迟钝者也会看清二元制的不可行,正如鲁道夫·施普林格精辟论证的:没有意志统一的器官共同体纯属空谈[133]。奥匈本就是利益相左、意志相悖的两个国家,却要由同一位外交大臣、同一位大使、同一位领事代表这两种意志,由同一支军队捍卫这两种利益!两种对立意志岂能共用同一器官而不引发争夺、最终将其撕裂?试想奥匈成为关税区相互独立的两个国家,当外交政策本质是经济政策工具时,共同外交如何可能?二元制事务(关税区、消费税同盟等)瓦解之日,便是国事统一(军事、外交)终结之时。届时除了共主身份,再无共同之处。但君主也不过是国家器官,终将体会

<footnote>[133] 施普林格, 同上, 第 153 页。</footnote>
到“无意志统一则无器官共用。”作为独立经济体的奥匈需要
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盟约、不同的敌友——匈牙利国王
要攻打奥地利皇帝的盟友吗？奥地利皇帝会与匈牙利的敌
国结盟吗？谁的意志能通过共主实现？共主一人之身究竟
体现奥地利皇帝还是匈牙利国王的意志？奥匈面临的外交、
经济政策难题比当年瑞典-挪威联盟复杂百倍。而后者已证明：
利益相左的两个独立国家实行君合制绝难持久。哈布斯堡王
朝真要步贝尔纳多特王朝的后尘？

确信二元制将导致两国彻底分裂者必须预见：皇室终将
认清形势，绝不会坐视“大土耳其战争”的胜利果实（指
1683-1699年大土耳其战争后匈牙利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就
此瓦解。分裂势力愈强，“收复匈牙利”的渴望就愈烈。但皇
室还有此能力吗？

关税分离的首要后果是激化匈牙利国内阶级矛盾。如我
们所知，设立关税边界本身就将引发激烈阶级斗争；在迈向
独立关税区的每一步、在厘定每种关税、在签订每项商约时，
至少部分大中地主都会捍卫其岌岌可危的阶级利益。与之对
抗的则是资产阶级、知识界及各阶级的意识形态家——统治
阶级的统一阵线就此破裂。更重要的是：底层阶级的反抗将
迅速获得新力量与新形式。匈牙利加速工业化的时代将由
“创业热潮”开启，这必然如其他地方般激起小资产阶级的嫉
妒与道德愤慨；快速工业化将摧毁许多小市民的生存基础，
大量仓促创业的失败案例将埋葬无数小资产者；保护关税导致的工业品涨价、城市与工业中心租金攀升将加剧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最迟在关税分离实现数年后（很可能更早！），匈牙利就会出现自己的中产阶层政治运动、小资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自己的“施奈德与卢埃格尔”（指19世纪末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及其政治盟友、反犹主义煽动家弗朗茨·施奈德）。与此同时，产业工人阶级也在壮大——劳动力市场需求增长增强其力量，组织程度提高，他们要求分享工业繁荣的果实。但统治者担心缩短工时与提高工资会损害稚嫩的匈牙利工业，必将动用国家机器全力阻挠工人斗争。

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将比城市更快。关税分离对匈牙利农牧民意味着重大经济损失，他们势必试图将代价转嫁到逆来顺受的农业工人肩上，竭力维护压迫农业工人的恶法作为“最珍贵的民族财富”，不仅拒绝加薪甚至试图降薪。这对农业工人打击尤甚，因为保护关税与创业热潮同时推高了他们购买的工业品价格。

正如在所有地方那样，长驱直入的产业资本主义也将在匈牙利引发激烈阶级斗争，更何况当民族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长期反“维也纳”的精神紧绷状态突然松弛，阶级斗争的闸门就此打开，匈牙利政治斗争的传统内涵就此消解，讲坛上回荡的将是阶级对抗的喧嚣。自然，
匈牙利最发达的马扎尔民族将最先感受到这种社会分化进程的冲击。

但工业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还将推动另一个进程：“无历史民族”的觉醒。匈牙利与奥地利一样并非单一民族国家。1900年官方人口普查显示匈牙利各民族比例如下：

<table><thead><tr><td>根据母语划分</td><td>绝对值</td><td>占总人口的百分比</td></tr></thead><tbody><tr><td>马扎尔</td><td>8,742.301</td><td>45,4</td></tr><tr><td>德意志</td><td>2,135.181</td><td>11,1</td></tr><tr><td>斯洛伐克</td><td>2,019.641</td><td>10,5</td></tr><tr><td>罗马尼亚</td><td>2,799.479</td><td>14,5</td></tr><tr><td>鲁塞尼亚</td><td>429.447</td><td>2,2</td></tr><tr><td>克罗地亚</td><td>1.682.104</td><td>8,7</td></tr><tr><td>塞尔维亚</td><td>1.048.645</td><td>5,5</td></tr><tr><td>其它</td><td>397.761</td><td>2,1</td></tr><tr><td>总计</td><td>19,254.559</td><td>100,0</td></tr></tbody></table>

根据这份统计，匈牙利王国境内共有8,742,301马扎尔人，而其他民族人口达10,512,258人。马扎尔人在本国竟属少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统计明显存在造假——马扎尔人的数量被刻意夸大了！此外，不少申报马扎尔母语者完全可能像当初轻易归化那样迅速脱离马扎尔民族。这首先适用于那些为谋取公职而改变民族属性的“叛节者”，奥地利德意志人对这类人的虚伪本质再熟悉不过。犹太群体同样如此
——王国70.32%的犹太人申报马扎尔语为母语,25.45%选择德语,仅有极少数认同其他民族。考虑到这个发展迟缓的国家里犹太人的同化程度不可能太高,我们可以预见:当匈牙利“无历史的民族”觉醒时,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人可能成为罗马尼亚人,上匈牙利的犹太人可能成为斯洛伐克人,就像波希米亚犹太人正开始捷克化一样。因此马扎尔人实际能依靠的人口基数,比官方数字呈现的要小得多。

若不计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匈牙利本土确实有8,588,834马扎尔人面对8,132,740其他民族,占比51.4%的微弱多数。但若从各族人口中扣除犹太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完全同化的匈牙利犹太人必定只占少数),则7,094,383马扎尔人将面对7,896,029德意志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鲁塞尼亚人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的优势即刻消弭。考虑到人口普查中马扎尔行政当局对少数民族的胁迫,以及大量为经济利益被迫归化者,我们完全可以讲:即便在匈牙利本土(不含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马扎尔人也是少数。

尽管如此,匈牙利只有马扎尔人和克罗地亚人享有民族权利。其他民族均遭压迫——他们的语言在行政机关和法院没有地位,连古老城市的原名都被剥夺。他们不仅被拒绝设立中高等学校,当局甚至违法强迫其子女进入马扎尔语小学。他们在议会几乎没有代表,被排除在官僚体系外,在各市镇
和州都被马扎尔人及其由民族叛徒和犹太人组成的扈从集团统治。只有马扎尔人有权获得国家援助,垄断所有公职。任何少数民族的政治运动都被视为叛国罪。这个少数族群对国内多数民族犯下的暴行,堪比种族灭绝的俄罗斯对其少数民族、普鲁士对其波兰人的迫害,甚至更为恶劣。马扎尔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正因为被奴役的民族只包含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他们都是“无历史的民族。”

但“无历史民族”的觉醒进程已然开启。资本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将加速这个过程,任何政治迫害都无法阻挡。如果说马扎尔人至今能压制少数民族,而奥地利德意志人却无法维持统治地位,那仅仅归功于匈牙利的落后状态。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处处唤醒着民族意识。当匈牙利通过工业政策(最终通过独立关税区)加速经济发展时,马扎尔人将在其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身上,重蹈奥地利德意志人在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身上的覆辙。奥匈关税边界设立之日,就是马扎尔人在本国独裁统治灭亡之时!

这就是关税分离后的匈牙利图景：议会里统治阶级因尖锐的阶级利益爆发激烈斗争；车间里罢工不断，街头工人示威游行，政府竭力压制他们的加薪诉求；小资产阶级掀起对统治政党的恶毒攻击；农村持续爆发遭血腥镇压的农业工人罢工。而整个国家深陷民族斗争泥潭：觉醒的民族对压迫者的暴行满腔怒火，恐惧驱使马扎尔统治阶级采取更残酷的镇
压手段，这又进一步激化被压迫民族的仇恨与反抗——这就是将要与皇室较量的匈牙利！也是二元制解体威胁皇权时，皇室企图征服的匈牙利！

在俄国革命的时代，没人敢单凭武力征服这个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撕裂的国家。但匈牙利的内部裂痕将给皇室提供其他权力工具——若不想重蹈贝尔纳多特王朝覆辙，它必须利用这些工具：皇室无法同时体现两种意志却又想统治奥匈两国，就必须促成两国形成共同意志、重建统一帝国，而匈牙利的内部分裂正提供了这种可能。皇室将派军队“收复”匈牙利，但会在旗帜上写明：纯洁的普选权！农业工人结社权！民族自治！它将用“大奥地利合众国”的联邦制构想对抗匈牙利民族独立国家理念——在这个联邦中，各民族自主处理本族事务，又为共同利益结成国家。当二元制解体危及帝国存亡时，民族联邦制思想必将成为皇室无可避免的选择。

自鲁道夫·施普林格首次在维也纳学生集会上提出这一预见，岁月已流逝多年。当时匈牙利尚由自由党执政，若有人提及独立派可能成为议会多数，必遭奥地利人嗤笑。日常政客们还看不见二元制危机，而施普林格早已洞察“百年大势”：缺乏意志统一的器官共同体必然导致帝国解体；若戴阿克宪法（指1867年匈牙利政治家戴阿克主导制定的奥匈妥协方案）难以为继，皇室必须寻找能挽救其统治的盟友——
这绝非马扎尔贵族，而只能是少数民族。二元制既不可行，绝对主义的帝国统一又无可能，皇室为自身利益计，除非甘愿放弃统治权，否则必须实现民族自决。维也纳学子们饶有兴味地聆听这番严密推论，但这一切似乎遥不可及——古老的君主国看起来还算稳固。人们所闻所见，莫非只是位博学之士的狂想？

不久后弗里德里希·诺曼造访维也纳。他也预感哈布斯堡王朝在君主国特殊处境下，除民主化外别无出路。在他看来，唯有“凯撒主义”——即倚仗武力的传统皇权与普选权、民族自由理念的结合——才是唯一生路。但他怀疑哈布斯堡家族是否会选择这条路。

“在奥地利政论中，我始终摆脱不了一个念头：这里需要拿破仑！不必是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足矣。这位奥地利拿破仑首先要解散现任议会，向国民宣告他已终结错误议会体制的乱象，将通过全民公投寻求认可，继而与经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共治。既然掌握军队，他自可要求各方避免无谓纠缠。这将是为国家利益发动的革命。在此地本可收奇效，却不会发生——因为哈布斯堡家族绝非革命者[134]。”

<footnote>[134] 诺曼（Naumann），《德国与奥地利（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柏林 1900 年。</footnote>
随后二元制危机爆发。施普林格此时才向更广泛圈子阐述思想，但得到的回应与诺曼如出一辙：指望秉持正统主义原则的哈布斯堡推行革命政策，岂非痴人说梦！没有凯撒的凯撒主义！更荒唐的是，竟认为匈牙利议会——这个君主国最具影响力的机构——缺乏实权！

军事冲突接踵而至。议会多数派联盟要求推行马扎尔语军令，皇室断然拒绝。多数派试图以瘫痪立法、用传统等级斗争手段对抗国王内阁来迫使皇室屈服。此时克里斯托菲部长向民众抛出普选权口号，而费耶尔瓦里内阁竟让洪韦德军官法布里齐乌斯率匈牙利士兵驱散骄傲的议会！全国上下波澜不惊，曾叱咤风云的议会竟得不到哪怕最小规模的街头示威捍卫。我们首次目睹了皇室、武力与民主的非常联盟。哈布斯堡当真不是革命者吗？我们果真缺乏凯撒式人物？

当然皇室最终与联盟派达成非永久性和解。但坚持在匈推行普选权，为确保实施更在奥地利向工人压力让步——当局明白，一旦奥地利确立普选制，匈牙利统治阶级便无法拒绝民众诉求。于是皇室亲自下场，打破奥地利议会特权者的阻挠。

钻研个体心理学者永远无法理解这一幕。那位76岁老者——他在奥地利宣称不能再按旧选举法投票，在匈牙利却要科苏特与阿波尼接受普选——确非革命家。但时势强于人
愿。去年事件正是凯撒主义政策的初现端倪。政治预言能如
施普林格这般完全应验者实属罕见。决定民族发展与国家命
运的经济力量，终将使每个人、每个家族——无论其本性如
何——成为驯服工具。

施普林格后来在《奥匈君主制的基础与发展目标》(我
们多次引述的著作)中系统阐述其思想。对此书诸多细节我
们持有异议。在我们看来，施普林格既低估了推动两国彻底
分裂的力量(尤其关于“无强大实质利益要求关税分离”的判
断显属谬误)，又高估了匈牙利内部发展速度：马扎尔社会
分化程度不及他的设想，乡绅阶层的瓦解也未达预期；最关
键的是，“无历史民族”的觉醒进程远不如他预估的深入。因
此我们认为：短期内分裂力量仍将压倒“帝国理念”，在凯撒
主义政策生效前，我们至少会目睹经济区分离的初步尝试。
但这不改变最终结局——正是关税分离加速的匈牙利工业
资本主义发展，将激化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从而为凯撒主
义政策创造条件；也正是关税分离使器官共同体彻底破产，
完全瓦解二元制，迫使皇室为避免丧失对匈统治权而采取凯
撒主义政策。若君主国联盟得以存续，若未有外力终结帝国
内部斗争，那么终有一天皇室必须向匈牙利各民族许诺自治，
将整个帝国改造为民族联邦制国家。但通往民族自治之路道
阻且长，需经历两国间的残酷斗争——唯有彻底分离，方能
彻底重组。下文将证明，这一认知至关重要。
奥匈两国利益冲突导致的二元制解体,将迫使皇室采取
凯撒主义政策;而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匈牙利社会分裂——
使其陷入激烈对抗的社会与民族党派之争——则为该政策
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莱塔河这侧(指奥地利)的强大势
力也将推动皇室走向这条道路。

对奥地利资产阶级而言,帝国统一问题本质是经济区的
统一。纺织、服装、皮革制品、仪器、钟表、五金、机械、
玻璃陶瓷等众多工业将因关税分离遭受重创——匈牙利是
奥地利工业品最重要的市场。当关税分离赋予匈牙利政府最
强力的工业扶持工具时,如今还在抱怨重商主义政策的奧地
利工业家们必将哀鸿遍野。一旦以民族自治为基础的帝国宪
法构想具体化,它就会成为奥地利资本家阶级的纲领——对
他们而言,帝国内的民族自治意味着经济区的统一!

受阶级利益驱使的奥地利资产阶级所向往之处,也正是
阿尔卑斯地区农民和维也纳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趋。恪
守传统价值的农民与热衷看热闹的帝都小市民,从来都是奥
地利“爱国者”与古老帝国理念的载体。在他们眼中,马扎尔
人至今仍是叛逆者,而“黑黄阵营”(指哈布斯堡王朝)与匈
牙利少数民族的联盟,不过是1848年耶拉契奇政策的延续。
不仅作为奥地利人,作为教权主义者他们同样憎恶这个由加
尔文派贵族和犹太资产阶级统治的独立匈牙利。反匈煽动恰
能满足小资产阶级的需求——这个阶层从不能在目标明确的阶级斗争中宣泄怨愤，总需要为其无法理解的苦难寻找替罪羊。

最终，“帝国理念”还将赢得各民族党派。匈牙利民族矛盾的激化必然影响奥地利的民族关系。马扎尔人对德意志人、斯洛伐克人、鲁塞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迫害，将激起他们在奥地利同胞的强烈愤慨。所有被压迫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在莱塔河对岸都有兄弟，而马扎尔人在此（除布科维纳的少数群体外）却无同胞。对整个帝国而言，民族自治意味着每个奥地利民族（除波兰人外）数十万同胞将从马扎尔异族统治下解放。那些会因最偏远村庄的捷克学校而欲撕裂国家的奥地利德意志人，岂能对匈牙利两百万德意志人的抗争无动于衷？连德语区最微小少数民族都不肯放弃的捷克人，怎会漠视两百万斯洛伐克同胞的命运？奥地利鲁塞尼亚人难道会抛弃他们在匈牙利的五十万同胞？而奥地利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的政治目标，除了与莱塔河对岸同胞联合还能是什么？当匈牙利民族斗争愈演愈烈时，奥地利所有民族政党都将被迫声援境外同胞。除了以民族自治为基础的统一帝国宪法构想，他们还能提供什么援助？

皇室因二元制瓦解被迫采取民族自治政策；奥地利本土受资产阶级、教权主义及所有民族政党推动；匈牙利被压迫
民族提出自治诉求;马扎尔人的抵抗又被内部阶级矛盾瓦解
——从博登湖到奥尔绍瓦(分别象征帝国最西端与最东端)
的民族联邦国家,难道真是乌托邦吗?

但所有这些推动帝国内部民族问题有机解决的力量,还
将获得外交需求这个强大盟友。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受其外交
政策制约。如我们所见,二元制本应为当时奉行“大德意志政
策”的君主国外交服务。自色当战役(指1870年普鲁士击败
法国的决定性战役)后,它已不再承载任何外交必要性,反
而成为奥地利资产阶级所需外交政策的严重障碍。资本主义
处处渴望扩张统治范围,寻求新投资领域与销售市场。奧地
利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商贸传统,自然将巴尔干半岛指认为
其资本扩张的目标。这种决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的扩张
诉求,在奥地利不会因关税分离削弱,反而会增强——为弥
补匈牙利市场的损失,奥地利工业必将在巴尔干寻求补偿。
而马扎尔人对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压迫,使这种诉求
严重受挫。匈牙利民族斗争越激烈,马扎尔统治阶级暴政的
消息就越会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激起对君主国的仇恨
——我们的工业、商业和银行在巴尔干的竞争对手必将巧妙
利用这种情绪。需要确立奥地利在巴尔干经济霸权的资本主
义,单凭这点就必须谋求解放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与塞尔维
亚人。当这些民族在帝国内获得法定民族地位时,局面将截
然不同——若帝国境内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学校比其母国
更优越,就不是我们的青年向往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
而是这些贫穷缓慢国家的青年来奥学习并心生敬仰；当奥地利的罗马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文化发展获得与其母国同等的保障时，君主国与这些国家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它提供了庞大经济区的巨大优势。届时帝国将对这两个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对大型经济区的需求——这本是西欧和中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驱动力——在此反而可能扩展民族联邦国家，促使巴尔干国家紧密依附于奥地利民族联邦。帝国内的民族和平，正是资本主义征服巴尔干的手段[135]。

帝国境内的力量正推动着凯撒主义——这种将民主平等与民族自由理念转化为皇室权力工具的政治形态。资本主

<footnote>[135] 这一思想最早见于菲施霍夫（Fischhof）《奥地利及其存续保障（Österreich und die Bürgschaften seines Bestandes）》（维也纳 1869 年，第 33 页）。另请阅读一位罗马尼亚作者的论述：“美利坚合众国最初仅由 13 个州组成。如今已拥有 45 个！后来加入的这些州，这 32 个新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的。为何？因为合众国所实行的自由、自治与发展可能性产生的自然吸引力变得完全不可抗拒……我们必须为帝国内各民族提供保障其政治民族与经济发展的所有条件。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他们在奥地利大国框架内过得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幸福……如此便可期待，所有境外小民族对我国政策的信任与对君主国的同情都将与日俱增。”（波波维奇（Popovici）《大奥地利合众国（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Groß-Österreich）》，莱比锡 1906 年，第 407 页及以下）</footnote>
义的扩张需求处处催生帝国主义,促使渴望“开疆拓土”的皇室、追求战功的军队与需要新投资领域和稳定市场的资本势力结盟。在奥地利,凯撒主义将成为帝国主义的手段。皇室解放匈牙利各民族,实为掌控巴尔干各民族;资本家为民族自决而战,不过是想将巴尔干人民纳入其剥削范围。

“空想!全是空想!”——有人会这样嘲讽吗?诺曼向我们保证哈布斯堡绝非革命者,而那些将三十年现状视为永恒的小市民,更不相信欧洲版图还会有变动。然而当关税区分离、二元制解体危及皇权、奥地利资产阶级丧失最重要市场、匈牙利各民族向统治少数派宣战、土耳其瓦解迫使欧洲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之日——匈牙利“民族国家”的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当然,这股发展势头遭遇着强大的反向力量。现存秩序的惯性本就是巨大的历史力量。但无论凯撒主义与匈牙利国家的斗争结局如何,仅凯撒主义倾向的萌发就必将深刻影响帝国西半部的民族关系发展。要实现帝国内部的民族自治,必先在莱塔河这侧(奥地利)确立该制度。当皇室需要普选制时,它就成为了奥地利的政府纲领。皇室、所有阶级、所有意图推翻匈牙利统治阶级的民族,都必须在奥地利要求民族自治。因此,民族自治将成为以下势力的共同纲领:担忧丧失对匈统治权的皇室;企图拯救帝国免遭“异端叛乱者”毒手的教权派农民与基督教社会党小资产阶级;为匈牙利市场
颤栗又渴望经济征服巴尔干的资产阶级；以及誓要援助河对岸受压迫同胞的各民族。

奥地利向民族自治的发展并非完全取决于匈牙利局势。
我们知道，帝国内部本就存在足够推动力。但匈牙利问题将
极大强化这些力量。在奥地利，民族和平的意愿需经漫长历
史进程才能克服民族仇恨并凝聚为民族自治诉求；而对匈牙
利问题的考量将大幅加速这一进程。当大帝国存亡、奥地利
工业前途、数十万境外同胞命运悬于一线时，奥地利各民族
间的分歧将显得微不足道。

历史发展将迫使有产阶级给予奥地利工人阶级所需的
宪法——这既为阶级利益，也为阶级斗争。这种契合绝非奇
妙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决定工人阶级宪政纲领与古老帝
国发展趋向的，本就是同一股力量。资本主义发展既给奧地
利带来民族问题，也带来社会问题。当古老历史民族的统治
阶级曾奴役“无历史的民族”时，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却唤醒
了所有民族的文化生命，将它们推上历史舞台。二元制作为
最后一种企图维系古老历史民族统治的宪制形式——德意
志人与马扎尔人瓜分帝国，前者分给波兰人、后者分给克罗
地亚人些许统治权，其他民族则一无所获。一旦所有民族觉
醒，一旦再无民族甘受压迫，这个契约便土崩瓦解。当“无历
史的民族”不复存在，民族统治与民族压迫也就随之消亡。民
族联邦国家正是各自治民族的联合。君主国向民族联邦国家
的转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拓宽所有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从而唤醒“无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生命与政治自主意志。

我们在此仅探讨匈牙利问题对理解奥地利民族斗争发展趋势的重要性。奥地利工人阶级对匈牙利问题的立场，是与国家发展趋势分析截然不同的独立命题。

奥地利工人最初将匈牙利问题视为宪政议题。二元制剥夺了帝国议会对军事力量与外交政策的掌控权，这对任何民主政党都不可容忍。因此奥地利工人必须要求废除“国事”共同事务，实现与匈牙利的完全政体分离。

但我们逐渐认识到，匈牙利问题也是经济政策问题。关税区分离给奥地利工人阶级带来的威胁——党内媒体至今仍低估其严重性——意味着就业机会减少、面包与肉类涨价、工业发展放缓。因此奥地利工人阶级要求维持关税区统一。

基于工人阶级利益，我们主张：奥匈两国在政体上完全独立，但永久结成统一经济区。

奥匈重组为统一的民族联邦国家并非工人阶级的纲领。但若其成为君主国统治者的纲领，我们便需抓住时机促进奥
地利工人的现实利益：此刻正是争取基于民主地方自治的民族自治、捍卫统一经济区的良机。同时我们更须警惕凯撒主义对国家民主宪政与群众民主意识的危害。这类战术难题的探讨已超出本文范畴——因其已非民族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应对凯撒主义的普遍策略问题。对此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早在1859年就道出关键：

> “当路易·拿破仑为骗取民心而推行深得民心的伟大事业时，我们应拒绝给他这种虚荣，使其为私利采取的行动徒劳无功。但按常理，谁会在此时拔剑反对这项事业？谁会在此时反对自己既往的追求、愿望与目标？”
# VI. 民族原则的演变

## 26. 民族自治与民族原则

我们在第2节已看到,民族原则如何成为摧毁欧洲传统国家结构的现实力量。随后我们确认,仍有若干民族国家在民族原则的冲击下勉力维持,并选取其中一个民族国家——奥地利——进行了足够长时间的观察。但尚未探讨这些民族国家能否真正延续,而只追问了民族国家存续期间内部关系如何形成。由此我们触及了民族自治的发展趋势。正是这项研究向我们展现了民族原则的磅礴伟力——因为民族自治不过是民族原则在国家内部的表现形式。当民族原则尚不足以粉碎民族国家并在其疆域上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时,它已在推动民族国家形成赋予各民族相对自主性的宪制。我们最初将民族原则视为国家建构的准则,如今则认识到它也是国家宪制的规范。

比较民族原则的这两种作用形式极具启示性。作为国家建构原则时,民族原则将国家全部权力手段交予民族;而作为国家宪制规范时,却拒绝赋予民族这些权力手段。民族自治虽基于法律秩序(间接则基于保障法律秩序的国家权力)为民族提供稳固的权力领域,且可通过民主行政体系确保国家不敢剥夺已授予民族的权力领域(否则将自毁行政体系与国家实体),但民族自治既未赋予民族独立经济区域(使其
仍从属于更大经济体)，也未在私有制社会秩序允许范围内给予民族自由支配经济发展的权利（而这恰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更未授予军事权等外部权力手段以保障民族存续。因此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民族自治，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不完全替代品。

但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自治又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优势。国家本质上是疆域实体，必须包含适宜形成相对独立经济区且具备战略防御价值的领土，因而永远无法纯粹贯彻民族原则：总要强制统治异族碎片，并放弃本族部分人口。这些限制对民族国家内的自治民族均不适用——其可无视经济或战略单元划定居区，通过属人原则整合散居异域的少数民族，满足其文化需求。故作为国家宪制规范应用的民族原则，比作为国家建构原则时更能得到纯粹贯彻。

历史将走向何方？是保留民族国家仅在其中规范民族间及民族与国家关系？还是让民族原则继续作为国家建构原则摧毁多民族传统国家？对奥地利而言，问题在于：它能否作为独立国家存续，使前文所述力量得以将旧奥地利改造为民族联邦？抑或将被民族原则摧毁而“解体？”要解答这些，须探究企图瓦解与维护民族国家的两股力量。我们须以科学的客观态度进行研究，个人好恶不应影响判断。此处我们仅探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划界则是另一命题。
在国外,奥地利人常听到“老皇帝瞑目之日即帝国解体
之时”的论调。这显然是对帝国现存实力毫无认知的无知妄
言。当今维系奥地利的,绝非欧洲君主对耄耋皇帝的礼遇。
首先,整批民族与奥地利存续利害攸关:境内590万捷克人、
120万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境内870万马扎尔人、200万
斯洛伐克人及170万克罗地亚人(这些民族在境外无大规模
同族),根本无望从帝国解体获益。其他民族(德意志人、
波兰人、鲁塞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
或可期待与境外同胞合并,但上述1950万人绝无此可能。
他们至今仍信奉帕拉茨基所称的“奥地利国家理念”:作为独
立国家太弱小,无法保障民族生存与物质利益;在任何他国
处境都将比在多民族共存的奥地利更弱势(这里无单一民族
可支配他族)——因此他们需要君主国存续。

但构成帝国多数的其他民族,也绝非能摧毁君主国的统
一大军。首先,某些阶级利益与帝国解体存在根本冲突。工
业资产阶级尤其与帝国存续利害攸关——两个世纪以来的
关税保护政策培育的工业体系,如今完全依赖帝国市场。若
关税壁垒消失,资本与劳动力将被迫从德国占优的产业撤出,
转入奥地利尚具优势的生产领域,这必然引发严重经济危机,
造成生产资料与技术工人的大规模折损。资产阶级无疑会誓
死捍卫这个稳固的剥削领地。眼下波希米亚的日耳曼工厂主
或许高喊“泛德意志”口号:这既无风险(帝国存续尚无实质
威胁），又有利可图（借民族国家纲领转移工人阶级斗争视线）。但当真面临与德意志帝国关税区决裂时，这些玩弄民族国家幻想的把戏自会收敛。

若资产阶级受阶级利益驱使，那么教权派农民与小市民则因阶级意识形态成为君主国卫士。他们带着对传统的盲从眷恋帝国，这种情感更因教会影响而强化——对天主教会而言，奥地利解体意味着最后天主教大国的消亡。

于是，前述1950万与帝国存续攸关的民族之外，还要加上德意志资产阶级与教权派。任何理性评估奥地利解体问题者都必须承认：帝国至少半数人口坚决维护其存续。

这构成了帝国的军事支柱。奥匈军队至少半数会为帝国存续热血奋战。现代军国主义通过特殊组织与教化，早已将活人驯化为无意志的机器，把国民军队变成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工具。当半数国民愿为君主国而战时，军队骨干的忠诚便有保障；统治者凭借榜样力量与严明纪律，足以胁迫其余人参战。理智者都不会怀疑：若帝国今日面临存亡之战，德意志、波兰、鲁塞尼亚、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籍士兵绝不敢违抗军令。

当然，未来两半帝国间的博弈与各民族的内斗必将引发连串危机，为外部干预创造契机。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民族
自治的发展只能是痛苦缓慢的进程,帝国民族关系的有机调
整与二元制克服不会源于觉悟提升,而源于使现行宪制难以
为继的残酷斗争”这一判断至关重要——它预示君主国将频
繁出现诱使外部势力干预的乱局。但即便粗略检视君主国可
仰仗的内部力量也已表明:它不会死于内耗,若最终解体,
必非境内民族所为,而只能是外力干预的结果。唯有当某外
部势力与奥国内部解体力量勾结时,帝国才可能崩塌。至此,
奥地利民族问题已演变为欧洲政治问题。我们面临的终极诘
问是:君主国境外是否存在有意愿且有能力摧毁它的力量?

我们首先审视俄罗斯帝国。早有论断认为君主国是制衡俄国的必要存在,一旦沙俄旧秩序崩溃,奥地利自会瓦解。帕拉茨基1848年4月致法兰克福“五十人委员会”的著名信函中写道:

“试想奥地利分解为若干共和国——这岂非为俄罗斯普世君主制搭建的理想基石[136]?”

<footnote>[136] 帕拉茨基《奥地利国家理念（Österreichs Staatsidee）》，布拉格 1866 年版，第 85 页。</footnote>
恩格斯同样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胜利之前粉碎奥地利将酿成大祸，因为此后多余的奥地利必将自行瓦解[137]。”

如今，当俄国革命不再是未来的希望，而成为我们时代最重大的现实事件时，我们比当年的恩格斯更能看清它对奥地利君主国存续的影响。

俄国革命与1848年的奥地利革命一样，不仅是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民族革命。俄罗斯同样是一个包含众多民族的民族国家——既有大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瑞典人等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有鲁塞尼亚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等缺乏历史记载的民族。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唤醒了这个庞大帝国中所有沉睡的民族。在这里，民族文化和权力关系的变迁与僵化的法律形式之间的矛盾同样推动了革命。

19世纪上半叶捷克人的历史图景，如今正在俄罗斯帝国的所有无历史民族中重演，只是这些民族受资本主义变革影响的程度不同，民族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俄

<footnote>[137] 恩格斯《暴力与经济在新德意志帝国建立中的作用（Gewalt und Ökonomie bei der Herstellung des neuen Deutschen Reiches）》，载《新时代（Neue Zeit）》第14卷第1期第687页。</footnote>
罗斯所有无历史的民族终将像奥地利曾经的无历史民族一样，觉醒并迎来独立的文化生活。现代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同样扩大了文化共同体的范围，而这种扩大意味着那些原本仅由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构成的民族将迎来文化复兴。

我们无法预知这一进程的速度，但如果革命成功推翻沙皇政权，它必将大幅加速。即便俄国专制制度再次压制民主，1905年后的沙皇政权也绝不可能恢复十月革命前的原貌——正如巴赫专制已不同于梅特涅专制。俄罗斯帝国若没有资本主义便无法存续，同样，所有民族终将觉醒，资本主义必将改变所有民族的心理，沙皇制度对民族的压迫终将变得无法容忍。或早或晚，俄罗斯也将迎来民族自治的成熟时机。

在这场革命浪潮中，我们尚无法确定这种以民族发展形式呈现的社会变革将催生何种国家形态。因此，我们只能探讨这场巨变对奥匈君主国存续的影响。

首先必须驳斥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一旦俄罗斯保障各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它将对君主国内所有斯拉夫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这种观点曾被德意志官僚宣扬，如今又被匈牙利贵族利用，他们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幽灵恐吓统治者，试图证明压迫斯拉夫民族是君主国的生存必需。一些斯拉夫政客幼稚的表演也助长了这种论调——他们以脱离奥地利为要挟，企图为自身民族争取让步。但事实上，只要君主国存在，
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渴望加入俄罗斯帝国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

泛斯拉夫主义最初只是用来激发奥地利境内年轻斯拉夫民族觉醒的工具。19世纪30至40年代，捷克民族的悲惨处境无法点燃民族意识，于是人们虚构了一个伟大斯拉夫民族的幻象。科拉尔诗歌中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正是如此。但随着各斯拉夫民族的进步，他们愈发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愈发看清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差异，“统一斯拉夫民族”的幻象在自身民族生活的现实前逐渐褪色。哈夫利切克就曾以“我是捷克人，而非斯拉夫人”的自信宣言对抗泛斯拉夫主义的狂热幻想。如果捷克人不得不在奥地利或某个大德意志帝国忍受德意志异族统治，他们或许会倾向于选择俄罗斯帝国。但只要君主国能够存续，并朝着民族自治方向发展，他们就必定会捍卫它——任何国家形态，甚至泛斯拉夫大帝国，都无法让捷克人获得比在奥地利更强的地位。

因此，君主国无需因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恐惧泛斯拉夫主义的觉醒。真正的威胁在于：当俄罗斯各民族赢得自由时，君主国将与俄罗斯面临两个共同民族——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一旦这些民族在俄罗斯争取到自由，我们将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是否也会为民族统一而战？

俄国革命初期的胜利如何改变鲁塞尼亚人与奥地利的
关系,这一点极具代表性。当乌克兰民族在俄国看不到解放希望时,鲁塞尼亚人曾是奥地利政权的重要支柱。统治者对其忠诚深信不疑,甚至肆无忌惮地将鲁塞尼亚人的民族利益完全出卖给波兰人。如今局势截然不同——俄国境内乌克兰民族的觉醒必将加速奥地利鲁塞尼亚人的复兴进程。一旦小俄罗斯人在俄国争取到民族权利,东加里西亚波兰贵族的统治就难以为继。届时奥地利若不想在危机四伏的东部边境制造敌对国家,就必须赋予鲁塞尼亚人民族自治权。

不过迄今为止,鲁塞尼亚民族在重获鲜活民族文化的道路上进展相对缓慢。比鲁塞尼亚问题更早让奥地利陷入困境的,将是波兰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杰出著作[138]为科学探讨波兰问题奠定了基础。她揭示出:当今看待波兰问题的视角必须与1861年或1863年截然不同。任何研究者都需从波兰王国工业异常迅猛发展这一事实出发。

波兰大工业发展期集中在1850至1870年间:1851年俄波关税边界废除、1862年起铁路建设兴起、1864年农奴制废除,这些因素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1877年后俄国政府的

<footnote>[138] 卢森堡(Luxemburg)《波兰工业发展(Die industrielle Entwicklung Polens)》,莱比锡1898年版。</footnote>
保护关税政策更推动波兰工业腾飞。由此诞生了王国的大工业体系：罗兹及周边的纺织业、索斯诺维茨地区的煤铁产业、华沙地区的机械制造与制糖业。如今波兰已成为仅次于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业区的俄国第三大资本主义发达区域。

卢森堡特别指出：波兰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脱离俄国存在根本冲突。该国大半工业品依赖俄国市场销售。官方数据显示，波兰工业品50%销往俄国——1886年141家大型工厂63%产品销往俄国；1898年纺织业至少50%产品（价值约1.35亿卢布）出口俄国；据茹科夫斯基统计，金属加工业五分之三产品输往俄国市场。与工业品出口相对应的是从俄国大量进口粮食和工业原料。若设立俄波关税壁垒，将导致大批企业倒闭、资产阶级破产、工人失业加剧及生活成本飙升。由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波兰脱离俄国绝无可能；解放波兰会损害资本家与工人利益，阻碍资本主义发展，迟滞民族文化共同体扩张。因此有人认为，波兰人必须永远放弃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幻想。

我认为这一论证极具价值，但远未穷尽科学视角下的波兰问题全貌。仅仅确认资本主义在波兰培育出反对复国的阶级远远不够，更需探究生产方式变革如何改变人的精神本质、情绪、愿望和思想，进而追问民族精神气质变迁对群众波兰建国立场的影响。每个阶级的政治立场不仅取决于阶级利益，更受其独特社会存在所塑造的意识形态支配。
资本主义发展同样导致波兰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和工业区快速迁移。波兰王国人口从1857年的473.4万增至1897年的945.7万。这40年间,城市人口从113.06万(占比23.5%)增长至297.8万(占比31.5%)。其中工业城镇增速最为迅猛:

<table><thead><tr><th>年份</th><th>人口超过 10,000 的<br>城市</th><th>这些城市的人口</th></tr></thead><tbody><tr><td>1857</td><td>7</td><td>246.000</td></tr><tr><td>1872</td><td>15</td><td>524.000</td></tr><tr><td>1897</td><td>35</td><td>1.756.000</td></tr></tbody></table>

因此,总人口中快速增长的部分居住在大城市——这些地方正是波兰工业的真正中心。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具体数据如下[139]:

<table><thead><tr><th rowspan="2">年份</th><th>工匠</th><th>工厂工人</th></tr><tr><th colspan="2">千人</th></tr></thead><tbody><tr><td>1855</td><td>85,9</td><td>56,4</td></tr><tr><td>1866</td><td>94,9</td><td>69,2</td></tr><tr><td>1880</td><td>104 至 110</td><td>121,8</td></tr></tbody></table>

<footnote>[139] 科祖茨基(Koszutski)《波兰王国经济发展(Rozwoj ekonomiczny krolestwa Polskiego)》,华沙1905年版,第201页。</footnote>
自1880年起，工厂工人数量已超过手工业者，如今至少是后者的两倍。若考虑到被统计为“手工业者”的群体中实际包含大量无产阶级和依附资本生存者，便能看出城市与工业区正日益显现无产阶级特质。

这些社会变迁如何影响波兰民众对民族国家诉求的立场？我们首先关注工业工人阶级的态度。前文已阐明（第20节）：历史民族工人易产生天真的世界主义，而无历史民族工人则易萌生朴素民族主义。波兰民族处于奇特中间状态——既是包含统治剥削阶级（波兰贵族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民族，又是遭受俄国异族压迫的被奴役民族。这种双重性导致波兰工人在民族问题上立场分裂。

一方面，波兰工人清醒认识到与本国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剥削与异族统治在此并不重合：当捷克工人对抗德国雇主时，波兰工人面对的阶级敌人——始终是大地主，通常还有工厂主——却同为波兰人。民族国家理想在此首先表现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理想，工人与之毫无共同语言，反而将俄国、德国、犹太工人视为苦难战友。这驱使波兰工人如同所有历史民族的无产者，其革命本能导向天真的世界主义。
另一方面,波兰民族承受着俄国殖民统治。保障剥削制度、镇压工人运动的阶级国家,以异族俄国政权的面目出现。革命工人对自由的渴望必然催生挣脱异国枷锁的冲动。这又使波兰工人如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其革命本能趋向朴素的民族主义。

两种根本倾向在波兰工人头脑中交锋。当这两种同源于工人阶级革命本能的情感各自升华为政治纲领时,便形成了波兰两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波兰社会党(PPS)”与“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无产阶级内在的情绪矛盾,外化为两党间的激烈论战。波兰民族既非无历史民族却惨遭压迫的特殊性,通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昭然显现。

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归咎于斗争同志的个人过失是愚蠢的——无论是某些人指责的“马克思主义不宽容,”还是另一些人宣称的“经济无知。”这两大工人政党的产生具有同等必然性,各自体现了波兰工人阶级矛盾心态的一个侧面。但当无产阶级意识的每个侧面都具象化为独立政党时,对立就脱离了工人实际认知水平,蜕变为知识分子教条主义的尖锐对抗。受沙皇制度阻碍无法公开组织活动的波兰工人阶级,如同所有新觉醒的无产阶级那样需要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引导。但这些知识分子经历严酷锻造:长期被剥夺实践机会,遭沙皇爪牙驱逐海外,滋生出德国人十分熟悉的特殊教
条主义。波兰知识分子兼具1840年代德国理性主义的所有优点——渴求知识、钻研理论、蔑视随时准备出卖工人阶级理想的资产阶级“现实政治”、为真理牺牲奋斗的刚毅；却也染上其伴随缺陷：无力凝聚力量实现近期目标，热衷为几十年后才需解决的学说分歧提前分裂工人力量，惯于为批判理论错误牺牲阶级斗争实际需要。这些流亡苦难造就的知识分子，最终攫取了工人阶级基本情绪的内在矛盾。唯此才能解释令西欧工人费解的现象：当沙皇暴政尚未推翻、战士每日面临监禁枪决之时，华沙和罗兹的工人却在争论俄波关系该由彼得堡立宪会议还是华沙议会裁定，八小时工作制应向俄国杜马还是波兰议会争取，波兰是否需要俄国市场。他们在自由与生命时刻受威胁的环境下召开集会，在地下印刷所刊印传单，矛头所指并非沙皇制度或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兄弟政党。

然而波兰工人群众并不理解这种斗争。两党报告都承认：常有工人今日为社民党演说喝彩，明日又对社会党领袖鼓掌。这并非如两党所抱怨的源于波兰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或觉悟不足——当两个政党各自体现工人本质的一个侧面时，个体工人如何能理解党派斗争？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剥削与国家压迫导致的政治幼稚，使他们无力终结削弱阶级力量的兄弟阅墙。但随着斗争锤炼的深入、无产阶级组织的壮大、知识分子被迫在日常阶级斗争中检验流亡时期锻造的理论教条，波兰无产阶级对统一阶级政治的需求必将增强。“波兰
社会党”内部“新路线”的出现（尽管初期引发进一步分裂），
无疑是工人阶级团结运动壮大的显著标志。但在民族问题上，
无产阶级统一政治的首要目标只能是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波
兰自治。

资本主义影响下波兰民族文化的发展使自治成为必然。
资本主义发展同样在此扩展着文化共同体——1863年的波
兰农民与今日波兰工人维系民族的纽带已截然不同。农民终
将融入民族：中小地产兼并小农与贵族领地的多年趋势，将
为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奠定基础，促使农民更深卷入商品生产，
转向集约化耕作。尽管俄属波兰农民尚非西欧意义上的现代
农经营者，资本主义发展终将塑造这一群体。如同所有资本
主义民族，民族共同体通过双重途径扩展：农民子弟转化为
工人，同时小农经济本质及心理发生嬗变。至此，民族压迫
的效应才真正触及广大民众。如今不仅是贵族，普罗大众同
样关切民族文化发展与国民教育体系构建。随着群众自我意
识的觉醒，仇恨一切压迫的他们最不能容忍异族统治这种直
观压迫。争夺波兰语权利的斗争由此成为全民民族斗争。波
兰社会主义者必须主动引领这些诉求——这些昔日仅属贵
族的要求，因文化共同体扩展与资本主义催生的群众觉醒，
现已转化为工人诉求，并将很快成为农民诉求。若社会主义
者缺席，资产阶级民族政党就会收编工人。拒绝担当工人阶
级民族诉求代言人的社会主义政党，便辜负了首要使命：使
工人阶级成长为独立政治力量。
但波兰社会主义者要保障民族文化自由发展，不能依靠奥地利式原子化中央集权宪制，唯有通过民族自治。正如奥地利各族工人，俄国境内的波兰工人也必须为民族自治而战。

俄国各地区文化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也迫使波兰工人争取自治。波兰的社会构成与帝国内资本主义欠发达地区存在本质区别。若将整个俄罗斯帝国划为统一行政区域，波兰在每个环节都会受庞大农民群体的拖累，被人为压制在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文化阶段。正是波兰相对俄国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先进性，成为推动自治斗争的内在动力。

我们无需探究满足波兰工人自治需求的法律形式，更值得关注的是：民族自治真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波兰发展的终点吗？抑或发展终将突破此限导向完全独立？

假设波兰工人成功争取帝国内部自治，俄属波兰的发展大概率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重提波兰问题。工人与农民的阶级意识形态需求已获满足；阶级利益将迫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维持俄波纽带。波兰统一的梦想不会消失，正如奥地利德意志人从未遗忘大德意志理想，但它在俄属波兰将暂时丧失直接政治动能。届时波兰问题的重心将转移至普鲁士波兰——当俄国被迫授予波兰自治时，普鲁士对波兰的压迫就再难维系。俾斯麦早在1863年打压彼得堡亲波势力时就
洞悉此危险,预见到俄波和解对普鲁士的威胁。俄国实现波兰自治之日,波兰问题本质便从俄国内部问题转化为普鲁士内部问题。我们无法预知后续发展,但世界大战中德帝国因帝国主义政策卷入战争时,爆发席卷俄奥境内波兰地区的起义并非不可想象。无人能断言这种可能性,更无法预判战时动荡会否创造波兰统一国家的机遇。关于“各民族必然追求独立国家生存”的聪明论文,与对俄属波兰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精密经济分析,对此都无力作出决断。

但若俄国境内的波兰工人争取自治失败,局面将截然不同。波兰民族争取自治的斗争绝不会停息。即便用监狱和绞架暂时压制工人反抗,斗争仍会不断复燃——难以忍受的制度与民族文化发展的矛盾将持续引发革命。这场自治斗争的走向无人能料:斗争本身会使民族自由思想深入民心,他们或许能在有利时机赢得俄国框架内的民族自由;但谁能否认,当他们对俄国实现自由绝望时,或许会在战争等契机下持械寻求民族自由与民族统一的终极答案?届时无产阶级不会算计是否需要俄国市场,数十年斗争锤炼的阶级意识形态将压倒一切阶级利益的冷静考量。若波兰农民工人因对俄民主绝望而再次为自由浴血奋战,资产阶级的抵抗将毫无意义——在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时刻,没有资产阶级敢对抗已成为全民族共识的意识形态。

对奥地利而言,俄国革命首先是波兰问题。这些思考表
明：恩格斯关于“俄国民主胜利后奥地利将自行瓦解”的论断难以成立。若俄国民主胜利并实现民族自治，奥地利为安抚境内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必将加速推进民族自治——既有民族关系调整趋势将获得新动力。但此时可能爆发起义的不再是俄国波兰，而只能是普鲁士波兰。若设想奥地利因波兰人起义而解体，威胁将来自普鲁士革命而非俄国。反之若俄国革命失败，波兰人的斗争可能演变为民族革命，甚至蔓延至奥地利。可见威胁君主国存续的并非俄国革命胜利，而是其失败——即便如此，这种威胁也需特殊国际局势配合才可能实现。

现实中却流行着其他幻想。某些奥地利政客仍企图效仿克里米亚战争和1863年波兰起义时期的外交策略，将波兰问题工具化；部分波兰政客则寄望于奥地利在起义时对俄宣战，解放波兰并将其与加里西亚合并为由哈布斯堡大公统治的波兰王国。如此波兰问题非但不会导致多瑙河帝国解体，反将增强其实力。但我认为这种令某些奥地利爱国者和波兰革命者陶醉的计划纯属空想：首先，奥地利实现民族自治前必先经历两半帝国及各民族的残酷斗争，内部状况根本不允许如此冒险的外交；其次，王朝团结意识会阻止哈布斯堡家族与波俄革命势力结盟；再者，奥地利若重建独立波兰，将同时面对俄德两大敌手，意大利也会趁机提出阿尔巴尼亚和特伦蒂诺归属问题，俄奥交战必引发巴尔干战火——这将对奥境内民族产生何种影响？德意志人会甘愿参加实质对德
作战吗？南斯拉夫人愿为对抗斯拉夫兄弟而战吗？虽然遗憾，但我们不得不放弃“奥地利为俄国革命执剑”的幻想，因为令人费解的是，至今仍有清醒政客对此梦寐以求。

另一种偶尔被提及的设想同样渺茫：俄国解放其波兰人后吞并加里西亚，组建波兰王国。沙俄政府在1870年代（俄土战争前）确曾有此谋划，但除非先授予波兰自治并基本满足各民族自由诉求，否则此路不通。当今唯有宪政俄国（即便非民主政体）才可能实施此计划，而宪政俄国短期内必有比对奥作战更紧迫的议题，财政困境更是重大阻碍。况且这对俄国也非无险之策——它必将同时与德奥开战。尽管听起来荒谬，但比起波兰人对奥地利干预的期待，“俄国为波兰自由统一出兵”的可能性反而更高。不过这种政策下，解放奥属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绝非目的而是手段：用民族自由纲领煽动民意以推动征服战争，表面谈论波兰与鲁塞尼亚，实则剑指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可见此时发挥效力的已非我们讨论的原始民族原则，而是源于其他力量、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全新民族原则。

俄国革命的失败可能使俄国境内波兰人的自治斗争，在有利国际形势下转化为争取完全自由与统一的革命。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则首先会使波兰问题成为普鲁士的问题——只要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军事统治持续存在，波兰起义便只能在德意志帝国因国际纠纷受制时才有可能爆发。从更长远看，
民主或宪政俄国为肢解奥地利而发动战争也非不可想象,但这同样需要俄国将波兰与乌克兰问题工具化,把资本主义扩张战争伪装成民族解放战争。

因此,资产阶级社会框架内的俄国革命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奥属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分离——恩格斯预言的“奥地利解体”(或许以加里西亚分离为开端)不会因此自动实现。俄国革命对君主国的存续威胁,仅当东方民族矛盾通过重大国际变局解决时才会显现。不是波兰或鲁塞尼亚问题会撕裂奥地利,而是当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引发的动荡瓦解奥地利时,这两个问题才会随之解决。

这引导我们转向新课题:必须研究现代帝国主义政策及当代外交政策的本质。尽管此处只能简要探讨,但我们将发现:追溯现代外交政策的社会矛盾根源时,高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正赋予民族原则新内涵。通过审视该问题,我们能判断资本主义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民族原则、满足民族独立建国的需求——唯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才能得到彻底厘定。

## 27. 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根源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始终服务于经济政治利益。诚然,它试图通过国家权力的力量来促进具体的经济利
益,而由于国家权力是实现其最终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国家数十年来除了维持或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外别无其他政治目标,以至于在很长时期内,人们根本不会谈论所追求的政治力量对比本身其实只是实现经济政治目标的手段。这种政治权力追求暂时脱离其经济政治基础的现象,在“欧洲均势”体系被视为所有外交政策唯一目标的那个现已半消逝的时代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然而,当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使欧洲旧议题黯然失色时,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追求背后始终隐藏着经济政治企图这一点,就比以往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始终致力于为资本确保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

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中,总有一部分社会货币资本从产业资本的循环中游离出来。这些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固然会流入银行,并由银行重新导入生产领域。但在社会生产过程某环节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要经过一定时间才会被用于社会生产过程另一环节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社会货币资本总有一部分在任何时刻都处于闲置状态。

当大量货币资本闲置,游离资本碎片回流生产领域速度缓慢时,首先会导致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这意味着生产资料工业领域价格与利润的直接下跌、工会斗争难
度加大以及工资水平降低。这两种现象还会波及消费品生产行业：由于生产资料工业资本家获利减少，加之失业率上升和货币工资下降削弱了工人阶级购买力，直接用于人类消费的商品需求随之萎缩。这又导致消费品行业价格、利润和工资的全面缩减——更大比例货币资本退出资本循环，引发整个工业领域价格、利润、工资的普遍下降与失业率攀升。

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会催生进一步削减资本家和工人收入的力量。当所有商品的销售机会减少时，首先会延长资本周转时间：制成品找到买主并重新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变得迟缓。这导致社会总资本中更大比例采取商品资本形态，更小比例保持生产资本形态。换言之，在资本周转时间内，生产时间占比缩小，流通时间占比扩大[140]。周转时间的延长使得等量资本周转次数减少，推动的活劳动量下降，因此在剩余价值率不变、剥削程度恒定的情况下，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缩减，利润率随之下降。这又进一步抑制对劳动力的需求

<footnote>[140] 生产资本是作用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即投入生产资料、原材料及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商品资本是以待售成品库存形态存在的资本。资本周转时间指从资本家预付资金到售出商品收回款项的整个循环周期，分为生产时间（资本参与生产的时间）和流通时间（包括从产品完工到售出的销售时间，以及从回笼资金到重新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采购时间）。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篇。</footnote>
——因为只有生产资本而非商品资本才会购买劳动力；资本仅在生产时间而非流通时间需要人类劳动。

闲置资本与职能资本、生产资本与流通资本、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之间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闲置资本而非将其用于购买劳动力，暂时减少了社会劳动总量。它在一端堆积闲置资本，在另一端积聚失业大军。它暂时无法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因为任由资本闲置；它也无法实现资本增值，因为让具备劳动能力和意愿的人们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从而也将其排除在流通过程之外，在剥夺他们享受世间财富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自身实现财富增值的可能性[141]。

这一认识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至关重要，因为唯有此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意图。它既追求资本的投资领域，又谋求商品的销售市场。现在我们明白这并非两项独立任务，本质上实为同一使命。当我为闲置资本开辟投资领域，通过超额利润将其诱入生产领域时，同时也为商品创造了销路——因为购买商品的并非闲置货币资本，而是生产资本：它首先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工人提供就业从

<footnote>[141] 下列概念具有等价性：生产限制（技术角度）；社会劳动总量缩减（生产领域经济角度）；产业资本采购时间延长，闲置货币资本增加（流通领域经济角度）。</footnote>
而增加消费品需求；通过占有剩余价值提升资本家的购买力，进而再度扩大商品需求。为资本开辟投资领域的同时，也就为商品开辟了新市场。反之亦然！当为商品开拓新市场时，资本周转时间缩短，利润增加，对流动资本的需求上升，闲置资本便重新流入生产领域。开辟商品新市场的同时，也为资本创造了新的投资空间。

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首推保护关税。若关税旨在保护现有工业抵御外国竞争，其直接目的是保障商品销路。但间接来看，这也意味着保障资本的投资领域——因为倘若本国工业在市场上被外国竞争者击垮而丧失销路，部分资本必将从受威胁的工业部门流出，闲置资本随之增加。因此，保护现有工业的关税直接保障销售市场，间接保障资本投资领域。反之，当保护关税旨在培育新兴产业时，首先通过保障高额利润将资本诱入生产领域。一旦部分闲置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商品市场需求随即增长——先是生产资料需求，最终因资本家与工人阶级购买力提升，消费品需求也相应扩大。可见保护关税无论何种情形，既服务于开拓投资领域，也保障销售市场；其终极目标是优化闲置资本与生产资本、资本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比例。
然而在近二十年来欧洲文明国家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保护关税的原始功能已发生重大转变[142]。现代保护关税首先是卡特尔保护关税：它使受关税庇护的经济区资本家得以联合组建卡特尔。一旦成功，保护关税便承担新使命——不再保护国内市场抵御外国竞争，转而促进出口，争夺世界市场。让我们尝试理解这一奇特现象！

假设某国托拉斯在关税壁垒保护下完全垄断市场。它将如何定价？不会以可能的最高价出售商品，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每公担商品利润等于单价与生产成本的差额。总利润即为销量乘以单位利润。设销量为$q$，单价为$p$，单位成本为$k$，则总利润$P=q(p-k)$。单价越高，销量越小；产量越低，单位成本越高。因此托拉斯将设定使$q(p-k)$乘积最大化的价格：定价既不能过高（否则销量锐减与成本上升将削减利润），也不能过低（虽提升销量但单位利润微薄仍难保证总利润）。

若以由独立企业组成的卡特尔替代托拉斯，定价机制更为复杂。例如设备先进的大企业倾向低价，因为低价能快速提升销量、降低成本，使其$q(p-k)$值显著增长；而技术落后的小企业则坚持高价，因其无力大幅增产降本，唯有抬高单

<footnote>[142] 希法亭（Hilferding）《保护关税的功能转变（Der Funktionswechsel des Schutzzolles）》，载《新时代（Neue Zeit）》第21卷第2期第274页及以下。</footnote>
价才能增加利润。这导致卡特尔内部定价时的利益博弈，最终价格是权力较量的结果。此处卡特尔价格是各企业力量博弈的均衡值，每家企业都力图设定使自身q(p-k)最大化的价格。因此卡特尔也面临相同课题：如何在维持高售价的同时避免销量萎缩与成本攀升？

卡特尔通过内外差价策略解决这一难题——以低于国内售价向海外倾销商品。假设卡特尔决定以成本价出口产品，虽在海外无利可图，但扩大的生产规模摊薄了单位成本，使得维持国内高价成为可能。我们知道，提价始终受制于销量与成本的双重约束：当低价出口能抵消国内高价导致的销量萎缩时，成本约束便告解除，仅需考量国内市场的有限需求。这种倾销策略不仅允许提高国内售价，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成为提升本土利润的有效工具。若能以微利出口则更佳，即便出口价略低于成本，国内暴利也足以弥补海外亏损。当产能扩张显著降低成本时，卡特尔甚至不惜亏本出口，因为国内市场的超额利润远超海外损失。这种价格策略在景气时期影响有限，但在萧条期大行其道：危机来临时，若局限于国内市场，卡特尔将被迫降价——繁荣期的高价导致需求锐减，减产又推高成本侵蚀利润。而低价出口可避免国内降价，通过维持量产稳定成本，使国内价格近乎保持在繁荣期水平。因此卡特尔倾销（臭名昭著的“倾销”）成为关税保护下不可避免的价格手段。
若从闲置资本与生产资本的比例审视，这种价格政策对整体经济有利。低价出口为产品开辟市场，维持量产使资本持续投入生产领域——实质是为本国资本创造投资空间。闲置资本的减少意味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全要素需求上升，从而推高利润、价格与工资。由此得出反直觉结论：以低于国内售价向海外倾销煤炭、钢铁、糖类，反而有利于国民经济。

这一现象引发世界经济格局巨变。已实施关税保护的国家绝无降低关税可能——组成强大卡特尔的资本集团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比以往更依赖保护关税。而自由贸易国家则沦为牺牲品：英国钢铁价格及产业竞争力不再取决于本土生产条件，而取决于美国钢铁托拉斯或德国钢铁联盟是否需要在世界市场低价抛售以维持国内暴利。这导致英国钢铁价格剧烈波动，产业竞争环境骤变，巨额价值惨遭毁灭。于是自由贸易国家也萌生保护关税倾向：先抵御外国倾销冲击，继而效仿组建卡特尔参与全球倾销。

世界市场竞争由此愈演愈烈，竞争条件呈现突发性剧变。各经济区域纷纷寻求免受此类竞争的安全销售领地。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本性——不断开拓新市场与投资领域的冲动——因此获得新动能。国家权力以各种方式服务于此：从将殖民地正式纳入关税同盟，到实施“和平渗透。”

军事力量首当其冲服务于这一诉求：陆海军既保障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剥削落后地域，又抵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

在国家权力的庇护下，统治国的资本首先涌入这些殖民地。它在那里修筑铁路、公路、运河，设立银行与贸易公司，开发矿山，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信贷。这既为资本开辟了新投资领域，也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因为英国资本在埃及的投资，必然优先采购英国铁轨、火车车厢、机车和机器等商品。而新销售渠道的开辟，反过来又创造了新的资本投资空间：当英国钢铁、机械、车厢工业因对殖民地出口而扩张时，更多货币资本便在本土这些行业找到投资机会。这些工业产能的扩大、工人数量的增加和利润的增长，又带动了其他英国工业品的国内销路，从而在各个行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资本投资空间。因此，将经济落后国家置于欧洲资产阶级剥削之下会产生双重效应：既直接在殖民地为资本开辟投资场所并促进宗主国工业品销售，又间接在宗主国本土催生新的资本投资领域和全行业销售机会。这减少了国内闲置资本量，推高了物价、利润和工资水平，使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呈现出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特征。

该政策还有更深层意义。作为资本主义扩张对象的欠发达国家，其利润率最初高于欧洲。资本主义竞争始终追求利润率平均化，资本永远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在欧洲，唯有建立保障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行政与司法体系后，利润率
平均化才成为可能。现代陆海军正在未被资本主义征服的地区建立类似法律秩序，使资本得以自由寻找投资场所。正如欧洲内部完善的司法行政体系曾实现的，现代军事力量正将全球纳入利润率平均化的进程。欧洲国家的海军俨然成为世界警察，到处建立便于欧洲资本投资的法律环境。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再次表现为统治国全体居民的利益——由于亚非被征服地区的利润率高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区域，每年流向欧洲资本的剩余价值远超其本土投资所能获得的。这项扩张政策实质上增加了欧洲国家的财富总量。

现在我们也能理解扩张政策拥护者反复强调的论调：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若不推行扩张政策，就无法在有限疆域内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当殖民地以粮食、肉类、咖啡、棉花等生活资料形式向宗主国输送剩余价值时，扩张政策直接增加了统治国民众衣食所需的物质财富。即便被征服地区不生产此类商品，扩张政策仍间接服务于相同目的——它通过增强宗主国的财富总量与购买力，使其能够从他国购买国民生存所需的物资。

至此我们才真正理解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完整意义。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的追求与资本主义同样古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与当今英德同样如此。但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的力量空前增强：一方面，工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现代卡特尔、托拉斯的形成，将保护关税从防御手段转
变为进攻武器，极大加剧了世界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现代大银行的资本集中取得巨大进展。银行通过利率变动直接感知闲置资本与职能资本的比例、资本周转时间结构的变化，并有意识地将优化这些比例作为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作为最大纳税人和国债持有者，作为关键工业部门的控制者，银行能轻易贯彻其意志。正是依靠其掌控的巨额流动资本，银行得以系统引导资本向被征服地区输出，使扩张政策成为可能。现代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力量根源，正存在于生产力变革所导致的资本集中——工业资本在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集中，货币资本在现代大银行的集中——这一经济表现形式之中。

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拥护者指责反对该政策的工人阶级未能认清自身真正利益。他们声称：为资本开辟新销路和投资领域会增加劳动力需求，从而促进工人阶级利益。工人反对现代帝国主义，并非因该政策违背阶级利益，而是受旧时代意识形态支配——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并非无产阶级的，而是敌视工人的资产阶级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残余。但唯有只关注经济政策的技术手段而忽视其根本目的者，才会将工人阶级反帝斗争与自由派反重商主义斗争混为一谈。若审视根本目的，现代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恰恰是旧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当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时，英国是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国。取消关税壁垒旨在促进英国出口，为英国资本开辟新销路，同时允许英国资本海外投资——事实上也确实大规模实现了。
开辟新销路与投资领域、加速闲置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
延长社会总资本周转中的生产时间、实现利润率国际平均化、
通过海外投资增加英国资本收益——这些正是英国通过自
由贸易追求的目标。目的始终未变,仅手段发生改变。此后
各国在关税保护下发展工业,原始保护关税最终演变为卡特
尔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不再旨在排斥英国商品,而成为在英
国本土和世界市场对抗英国商品的手段。无论英国资本寻求
销路还是投资场所,都面临他国竞争。因此英国如今必须改
弦更张来实现旧目标。

旧英国自由贸易具有世界主义特征：它打破关税壁垒，试图将全球统一为单一经济区。国际分工应团结所有民族，不是通过血腥战争，而是通过和平竞争来较量力量[143]。

<footnote>[143] 此处需厘清“世界主义”的多重内涵：首先是文化世界主义——主张各民族突破传统局限，向所有文明学习真善美，以理性价值评判取代民族标准。这种根植于人性本质的倾向，在旧有价值被革命动摇时尤为显著（如希腊智者学派时期、罗马多葛与基督教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及现代资本主义颠覆旧社会时）。当今工人阶级是文化世界主义的承载者。与之迥异的是自由贸易资产阶级的经济世界主义，实为资本扩张服务，与工人阶级无涉。另有一种历史国家青年无产阶级的天真世界主义（见第20节）。这三种世界主义不仅彼此泾渭分明，更不可与国际主义混为一谈（其内涵将后续探讨）。</footnote>
现代帝国主义则截然不同：它无意建立统一经济区，而是用关税壁垒圈禁本国经济区；它开发落后地区，为本国资本确保排他性的投资和销售领地；它不梦想和平，而是准备战争；不相信能通过自由和平交换与竞争团结全人类，而是企图通过关税、海军和陆军武装来损人利己。正如我们所见，它所捍卫的利益必然表现为整体经济和国家的利益，在西方民族国家中则表现为民族利益。自科布顿与布莱特时代以来，经济政策目的未变；但随着资本主义政策手段的改变，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民族帝国主义者。

但正是世界主义自由主义曾将民族原则奉为旗帜。它支持希腊人、南美各民族、意大利人和马扎尔人争取独立。这毫不奇怪——每个摆脱专制封建枷锁的国家都成为其商品市场和资本投资地。正如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嘲讽的，英国自由派总用陶醉的目光“热情拥护那些——没有工厂的——国家的自由。”如今景象已彻底改变！发达工业国资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征服来确保销路和投资场所。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想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联合体——但这是由统治国民族独掌大权、剥削其他无力反抗民族的联合体。其典范不再是英格兰民族国家，而是大英帝国。

这一转变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新方法的出现，资产阶级的整个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嬗变。曾反
抗专制压迫、封建剥削与重商主义桎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崇尚自由，当它将本阶级需求驱动的行为准则升华为普遍法则时，便向各民族许诺了与其为公民争取的同等自由。现代资产阶级则截然不同：它畏惧本国工人阶级，决心不惜暴力捍卫财产与统治权。昔日作为被压迫阶级所憎恶的权力工具，如今成为维系其统治的珍宝。自由沦为幼稚的幻想，权力意志反成道德义务。这种源于民族内部阶级对立意识的情绪，更因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日常实践而急剧强化。资产阶级陶醉于殖民地的财富洪流，嘲笑着自身过往的道德理想。奴役数百万民众、掠夺其土地、迫使其超负荷劳动——这一切被美化为“高等文明”的特权，继而粉饰为“优等种族”的义务。这种情绪既流露在吉卜林绚丽的诗篇中，也体现在塞西尔·罗德斯、约瑟夫·张伯伦的演说里；它既崇拜文艺复兴时期恣意张扬的强健个性，又将世界史篡改为种族斗争的史诗。民族统一与自由的理想在这片土壤中枯萎——成熟的资本主义将“主宰民族统治数百万臣民”奉为国家理想。

至此我们已初步窥见，资产阶级旧的民族原则如何被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新国家建构原则所取代。晚期资本主义的理想不再是各民族自由、统一与独立，而是令异族臣服于本民族统治；各民族不应通过自由贸易和平竞争，而需武装到牙齿以镇压被征服民族，并将竞争者逐出本国的剥削范围。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建构原则的根本嬗变，归根结底源于资本集中带来的经济政策手段变革。
但要彻底理解资产阶级对民族原则的新立场，必须戳穿“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服务于统一整体利益”的幻象。我们需要揭示：正是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催生了民族内部对立，使帝国主义争夺转化为阶级斗争。唯此才能理解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如何外化为民族间对抗，最终导向某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

## 28. 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扩张政策

我们已看到，现代资本主义扩张政策通过各种手段，本质上旨在改变生产资本与闲置资本、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比例。争夺销售市场与投资领域皆服务于这一目标。减少闲置资本、加速其向生产领域流动、延长资本周转中的生产时间，这些看似符合各阶级共同利益。工人阶级似乎也从中受益：当脱离资本循环的货币资本减少时，劳动力需求上升，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增强，工资随之提高。因此有人认为工人的“生产者利益”支持保护关税与扩张政策。毋庸置疑，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这些效应对工人阶级有利，但关键在于扩张政策是否同时产生其他损害工人经济利益、且危害程度超过闲置资本减少之收益的副作用。

资产阶级经济学观察到，现代关税政策与殖民政策改变了资本流通，这种改变具有推高物价、利润与工资的趋势。
因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既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也有利于工人阶级。这一观察正确但不完整，必须补充帝国主义经济政策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扩张政策不仅加速闲置货币资本向生产领域流动、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尤其是流通时间），更改变了生产资本在各产业部门的分布，从而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产品在阶级间的分配。

保护关税首先改变社会劳动分配。自由贸易下，资本仅流向本国生产条件优越的产业，其他产品通过国际贸易获取。而保护关税强迫社会在本国生产条件较差的领域进行生产，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商品价格高企，削弱货币工资购买力，损害工人阶级利益。当保护关税升级为卡特尔保护关税时，商品价格更因垄断形成而超出合理范围——这种溢价不再源于劳动生产率下降，而是卡特尔巨头借助关税占有更大价值份额的结果。最终当卡特尔保护关税转为进攻性武器、倾销开始时，相关商品价格再度攀升：由于低价出口抵消了国内销量减少对成本的冲击，垄断企业得以将价格抬升至非倾销状态下无法达到的水平。这再次改变价值分配格局，使卡特尔企业家获利而工人阶级受损。物价上涨、同等货币工资购买力下降，是资本主义关税政策对工人阶级的首轮冲击。

但货币工资真能维持不变吗？保护关税论者看到关税加速资本流入生产领域，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具有推高工
资的趋势。但我们发现保护关税不仅改变社会周转时间结构,
更调整生产资本的产业分布。毫无疑问,保护关税驱使更多
资本流向资本有机构成高(即劳动力吸纳能力低)的产业
——这些产业恰最易形成卡特尔。依托保护关税的卡特尔出
口策略,会损害本国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产业。例如德国钢
铁卡特尔在英国低价销售,使英国金属加工业获得比德国同
行更廉价的原料。英国在钢铁、板材、管材等半成品领域的
出口虽未增长,却在机车、铁轨、机械、刀具等金属制成品
出口大幅攀升,造船业更是突飞猛进——这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美德提供的廉价原料。更甚者,当德国卡特尔向英国提供
比本土更便宜的钢铁时,意味着英国工业能获得比德国竞争
对手更廉价的机械设备——兰开夏纺织业的竞争力相当程
度正源于此。德国钢铁卡特尔为维持国内高价而对外倾销,
实则削弱了本国金属加工业乃至整体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这
些受卡特尔保护关税损害的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普遍远低于
钢铁工业,劳动力吸纳能力更强。比较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
下的生产资本分布,可见前者使更多社会资本集中于单位资
本雇用工人更少的产业。保护关税实际抑制劳动力需求,恶
化工人就业环境。不仅如此,受卡特尔保护关税扶持的产业
资本集中度最高,工人流动性几近消失,工会斗争举步维艰
——机械制造厂工人与莱茵-威斯特法伦钢铁巨头的工人处
境天壤之别。保护关税通过扶持“重工业”、损害金属加工业,
将资本导向更不利于工会斗争的生产领域!
确实,保护关税对资本流通产生积极影响,但它同时也改变了生产资本的分配格局:一方面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商品价格上涨、货币工资购买力缩水;另一方面促使资本流向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弱的产业,减少劳动力需求并加大工会斗争难度。若仅关注资本流通环节,保护关税似乎符合全民经济利益;但考察生产资本分配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评价标准便截然不同。

现代保护关税制度孕育了资本主义扩张政策。该政策首先需要庞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巨额财富被投入陆海军建设。唯有当帝国主义政策的经济收益超过其经济代价时,冷静的观察者才会予以认可。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此问题的立场依然对立——因为军国主义开支中,工资收入的牺牲远大于剩余价值。巨额军费开支实质是扩大社会消费,减少生产性工人数量,可能危及社会积累率。资本主义国家为防止积累率下降,竭力将军事负担转嫁工人阶级(如消费税、财政关税)。若工人被迫将大部分工资缴税,其个人消费就被军国主义开支取代;而若由剩余价值承担军费,则本可用于积累的资本被消耗殆尽。即便不考虑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对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单为维持积累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通过间接税和财政关税筹集军费——这使工人阶级承受比有产阶层更重的负担。假设帝国主义政策使工资总额与剩余价值同步增长,工人阶级仍无法像有产阶层那样受益,因为他们承担了更大部分的扩张成本。
在欧洲军事力量庇护下，资本涌向遥远大陆。每年欧洲积累的剩余价值有相当部分外流：在美国修建铁路，在南非开采金矿，在埃及开凿运河，在中国开发煤矿。英国每年海外投资增加约5000万英镑（合10亿马克）（阿米蒂奇·史密斯（Armitage Smith）数据），其海外资本增速似乎超过国内投资——1865至1898年间英国总收入仅翻倍，而海外收入增长九倍（吉芬数据）。德国海外投资也迅猛增长：1898年约70.35-77.35亿马克，1904年已达80.3-92.26亿马克[144]，其证券交易中20-25亿马克涉及海外资产。德国大银行系统组织了这场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直接削弱欧洲劳动力市场需求。外流资本或许短期内在本土会处于闲置状态，但长期看终将进入生产领域。若为其打开海外出口，这些资本便永久脱离本国劳动力市场。持有资本意味着支配一定量社会劳动（无论通过自身劳动还是凭借生产资料占有他人劳动），有权要求购买其他社会劳动。当资本投入南非金矿时，购买的不是英德工人劳动力，而是中国苦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民族劳动总量减少即意味着该民族劳动力需求下降、工人处境恶化。因此，帝国主义

<footnote>[144] 《过去十年德国海洋利益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Seeinteressen im letzten Jahrzehnt）》，帝国海军部编，柏林 1905 年版，第 173 页。</footnote>
推动欧洲资本外流,直接威胁工人的“生产者利益。”当帝国
主义将利润率平均化趋势扩展至全球时,实则企图用欠发达
国家廉价劳动力替代欧洲工人——正如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所言,这本质是“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全面闭厂。”

然而外流资本中仅部分为可变资本;当它转化为不变资本、体现为生产资料时,确实为母国工业创造了新销路(这些生产资料需从母国采购),从而也在母国本土形成新的资本投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提高了母国的劳动力需求,因为闲置资本向生产领域的回流在本土也得到加速。但我们仍需关注资本在各生产部门的分布变化——当欧洲国家部分资本外流,而该资本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又促使母国社会生产规模扩大时,本土资本分配格局已因帝国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输出而发生根本改变。特定产业因新市场而繁荣:资本涌向军械制造、造船厂和航运公司,投入运河、港口、船坞等建设。这些都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拉动有限。当工人被迫将部分工资作为税收上缴时,对武器、船舶、铁路材料的需求虽增,但对衣食住行产品的需求等量缩减——受扶持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普遍弱于受抑制产业。

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直接效应由此显现:一方面固然加速了闲置货币资本向生产领域的转化,另一方面却导致部分资本外流及剩余资本在本土的重新分配,使劳动力吸纳能力
较低的产业获得更多资本。一方面是因闲置资本减少和周转时间缩短带来的本土生产资本总量增加；另一方面却因资本输出导致生产资本绝对量减少，且由于留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社会工资资本（可变资本）缩减更快。

由于帝国主义所开发殖民地的利润率高于母国，扩张政策确实大幅增加了母国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仅表现为资产阶级获得的剩余价值总量增长。工人阶级并未直接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间接受益于资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增加——部分新增剩余价值会转化为积累资本。当海外投资扩大剩余价值总量时，即使积累率不变，年积累量也会提升。我们将“母国资产阶级年实际积累剩余价值”与“若无殖民地投资时的理论积累量”之差称为“积累差额。”但该差额中相当部分与欧洲工人无关——大部分积累差额会立即再投资于海外。众所周知，英国资本家从海外投资获得的利息股息，很大部分根本不会回流本土，而是直接追加海外投资。不过仍有部分积累差额会在母国形成生产性积累，其中又有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从而增加对本土劳动力的需求。

因此要评估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对欧洲劳动力市场的改善程度，不能考察从殖民地流入的巨额价值总量，而只能计算其中较小比例——即在欧洲本土形成生产性积累并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积累差额。”欧洲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
剥削无疑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总量,但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财富会同步增长,甚至不必然保证其绝对量提升。

最后关键不仅在于殖民地流向欧洲的剩余价值绝对量,更在于其具体形态。当被征服地区以粮食、肉类、棉花等形式缴纳贡赋时,最有利于工人阶级——主要生活资料价格下降,货币工资购买力提升。此时扩张政策确实促进了工人的“消费者利益。”但帝国主义恰恰抵触这种良性效应:在英国,帝国主义者正企图对谷物和肉类征收进口关税;在德意志帝国,与帝国主义利益最密切的工业集团同容克地主紧密勾结,以农业保护关税换取后者对卡特尔保护关税的支持。

然而无论是单个资本家还是整个资产阶级,最狂热追逐的财富莫过于黄金。发现新金矿始终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目标,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最为立竿见影:新金矿意味着庞大的新投资领域、富饶的新销售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扩张。但帝国主义在开发新金矿的过程中——通过修建道路、铁路、电报和蒸汽航线将其与欧洲联通,通过引入现代采矿技术,最终通过获取廉价劳动力——压低了黄金的生产成本。而黄金生产价格的下降,意味着所有商品生产价格的上涨。如果说近年来物价持续快速上涨不断侵蚀货币工资的购买力,如果说食品价格攀升夺走了工会斗争成果,那么欧洲工人无疑要“感谢”英帝国主义政策对黄金生产成本的压低。世界上最悲惨、最受蔑视的中国苦力遭受剥削,竟直接损害
各国工人利益，这难道不是工人利益国际连带性的惊人例证？

考察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对工人阶级处境的影响，我们得到一幅复杂的图景。一方面，帝国主义改善了工人阶级福利：加速资本向生产领域流动、缩短资本流通时间，通过部分“积累差额”增加社会活跃资本量，从而提升劳动力需求；迫使被征服民族向资本主义宗主国输送粮食、肉类、棉花和羊毛，增强了欧洲工人的实际工资购买力。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严重损害工人利益：保护关税滋养的强大卡特尔和托拉斯、承担征服政策成本的财政关税与间接税、以及黄金生产成本的降低，共同推高工人生活资料价格，削弱其实际工资；巨额资本外流、劳动力吸纳能力弱的产业受扶持（无论通过保护关税还是新市场开拓），都抑制劳动力市场需求；而资本向集中度最高产业的转移，以及关税助推的资本集中，更使工会斗争举步维艰。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从殖民地财富中获得的份额远少于有产阶级。资产阶级攫取了绝大部分新增财富：享受帝国主义政策的所有好处，却几乎规避所有负面效应。相反，扩张政策对无产阶级的每项益处都伴随多重不利影响。可见帝国主义政策与其宣称的“为资本主义经济区增长的人口创造生存资料”的目标相去甚远。人口增长最快的阶级，从财富增长中分得最少。不仅殖民地流入的剩余价值分配不公，本土价
值产品的分配格局也在恶化——当保护关税使资本家联盟攫取巨额剩余价值，同时抬高工人生活成本并阻碍工会斗争时；当黄金生产成本下降压低实际工资，而商品价格与资本家利润却上涨时，都意味着本土生产成果的绝大部分流入有产阶层囊中。无论其他因素如何影响价值分配，单就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效应而言，它既让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财富中获利远多于工人，又改变了本土价值分配格局使其不利于工人阶级。帝国主义实际上缩小了工人阶级的社会财富份额，恶化了有产阶层与无产阶级的价值分配比例，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

关于帝国主义对阶级财富份额的影响，我们得出明确无疑的结论。但考察其对工人阶级绝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时，情况则不同：可能扩张政策的利弊效应相互抵消，使工人福利维持原状，全部新增财富归有产阶层；也可能积极效应占优，使工人阶级也获益（尽管远少于资产阶级）；甚至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帝国主义导致工人绝对福利水平下降。

这决定了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他们始终冷静以对，在具体情境中权衡政策收益是否值得付出代价。由于预见新市场开拓引发的复杂效应极为困难，这种审慎转为不信任。当资产阶级陶醉于幻想中从遥远大陆涌来的黄金洪流时，当统治阶级沉迷于对数百万被剥削民族的统治幻想时，工人阶级始终保持清醒。
当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效应时，这种不信任便升华为自觉的敌视。

帝国主义首先削弱了立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如今连英国王权都再度膨胀，正是因为联合王国日益沦为庞大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个帝国已非任何议会所能掌控。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赋予统治者可怕的暴力工具。它迫使所有民族进行疯狂军备竞赛。其所建立的军队必须绝对服从：要随时准备今天在非洲、明天在印度听候调遣；今日灭绝某个黑人部落，明日与别国白人士兵交战；此刻保护金矿主镇压外籍工人反抗，彼时血腥惩罚埃及农民反抗傲慢征服者。这样的军队绝不可能是由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者组成的国民军。因此帝国主义理想中的军队，是由贪婪成性、热衷冒险的雇佣兵构成的武装。当国家间竞争迫使帝国主义扩军至雇佣兵不敷使用时，它固然需要武装全体青年；但通过机械化的操练和意识形态灌输，确保武装民众不会成为国民军，而始终是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一方面帝国主义催生无限扩张的军备，另一方面它又与国民军制度水火不容，阻碍兵役制度的民主化。就这样，它为统治者提供了越来越多丧失意志的武装人群，成为民主制度的威胁。

有人常建议工人阶级放弃军队民主化斗争以换取民主改革，这实在是荒谬的要求。民主兵役制度与普选权、地方
自治同样重要，是所有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因为法律背后是武力支撑。唯有当立法民众同时掌握执法武力时，才算实现完整民主。因此在发达的大阶级国家，不存在真正的国民军。若有朝一日现代国民军冲破阶级统治的外壳，社会生产也将摆脱资本主义形式的桎梏。帝国主义阻碍兵役民主化，就是削弱工人阶级力量，威胁无产阶级的未来希望。

不仅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利益，其特有的、由社会地位决定的意识形态也与帝国主义根本对立。我们已见识过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权力癫狂、主子优越感、“高等文明”特权论。而工人阶级必然与这种思想体系为敌。在为奴役异族辩护的论调中，工人听到的正是民族内部阶级斗争时敌人用来正当化剥削压迫的翻版。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同时是煽动战争的意识形态。

经济利益、政治诉求与意识形态的三重对立，使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天然反对者。这也使其有能力代表普遍人性利益对抗特殊的资本主义利益。工人阶级青年构成现代军队的主体，他们岂能忘记追问：利润增长是否真是值得用成千上万青年生命换取的珍宝？工人阶级憎恶资本主义利润追逐——这头永不知足的怪兽既限制他们分享文化成果的斗争，又剥削童工、饿死老人；今日强迫超时劳动，明日抛人街头失业；既压低工资又抬高物价——他们怎能不质问：将整个国家民族献给如此残酷的饕餮，岂非荒谬？
于是工人阶级普遍地成为帝国主义之敌。不仅社会民主党如此，那些因特殊历史条件尚未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工人亦然。在英国，正是工人于南非战争的硝烟中声援布尔人，谴责华工奴隶制，挫败张伯伦的关税计划，并在俄国惨败（这个英国最危险对手的溃败）后不要求趁机扩张，反而呼吁缩减陆海军备。

德意志帝国同样如此。有识之士试图让德国工人接受帝国主义思想的努力可耻地失败了。瑙曼曾企图取代社会民主党，用资本主义强权政治争取工人阶级，最终却沦落为德国银行、交易所和大商人政党——“自由思想联盟”的附庸[145]。

<footnote>[145] 瑙曼(Naumanns)的帝国主义其实是自由贸易式的，正如证券交易所、贸易公司和航运公司的帝国主义一贯如此。但现代帝国主义通常都奉行保护关税政策；它由现代金融资本推动——由于银行与工业关系日益紧密，金融资本对工业保护关税颇感兴趣；它对应着一个保护关税已成为争夺世界市场进攻武器的时代。瑙曼未能得出的结论，由席佩尔完成了。当席佩尔主张保护关税、嘲笑“民兵制信徒”、讥讽对殖民政策的“教条式”拒绝时，他是在建议德国工人采取帝国主义政策。与瑙曼相比，他的政策具有连贯性的优点；只不过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政策，而是资本主义政策，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是民族自由主义政策。他用工人的“生产者利益”来论证其主张；但他之所以将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视为唯一的“生产者利益”，是因为他习惯于仅从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理解整个经济，而对生产领域本身</footnote>
在大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所谓工人阶级的“反民族政策”，实质上正是其反帝国主义政策。而正是通过这种“反民族”立场，工人阶级与民族原则建立了紧密联系。工人阶级成为所有民族自由的捍卫者——这些民族的自由正被帝国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利润追逐的祭品。在与暴力镇压、种族屠杀的帝国主义斗争中（这种斗争既加剧对工人的剥削，又削弱其政治力量，更践踏其阶级道德），工人阶级高呼所有民族自由与自决的口号。

于是我们再次见证了民族原则命运的转折。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手段。贪婪的资产阶级为利用新手段增加利润，背叛了其建立民族国家的旧理想。他们追求的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帝国主义的多民族国家。但民族自由与统一的理念并未因此消亡，它在社会的对立面重新崛起。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将民族自由、统一与自决的伟大诉求写入自己的旗帜。被资产阶级背叛的民族原则，在资本主义成熟时代——卡特尔、托拉斯和大银行的时代——成为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信仰。

## 29. 帝国主义与民族原则

的根本影响视而不见。
我们已看到现代扩张政策如何激化阶级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如何体现在各阶级对民族原则的不同立场上：工人阶级继承了资产阶级关于民族政治独立的旧理想，而资产阶级则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单一民族主导的多民族国家。但不仅围绕对外经济政策的阶级斗争改变了各阶级对民族原则的态度，民族原则本身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英帝国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例证。张伯伦领导的英国帝国主义运动的起点是关税政策问题。许多英国工业，尤其是强大的钢铁工业，正面临着受关税保护的外国竞争工业发展及卡特尔与托拉斯出口政策的威胁。在经济萧条时期，德国钢铁联盟和美国钢铁托拉斯不仅在世界市场，甚至在英国本土市场都对斯塔福德郡、克利夫兰和苏格兰的工业构成威胁。因此这些大工业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竞争者倾销之害，使其能够组建卡特尔或托拉斯，并掌握促进出口的现代手段。

但当英国大工业要求保护关税时，却遭遇了强大的反对势力：那些依赖廉价进口原材料的工业资本家担心生产成本上升；工人阶级则害怕保护关税会抬高衣食价格，损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因强大雇主组织的形成而加大工会斗争难度。此外，在一个民主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根深蒂固——自科布登和布莱特时代以来，自由贸易已成为英国民众
的信仰。于是，一边是几千名资本家，另一边是英国民众，保护关税似乎毫无希望。

此时，保护关税思想找到了另一个盟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为主的英国大殖民地都是独立国家。它们通过保护关税发展本国幼稚工业，在政治经济上与母国渐行渐远。大英帝国分崩离析之日是否已不远？仅靠民族认同感已不足以维系帝国，必须通过利益纽带将母国与殖民地紧密相连。只要英国放弃过时的自由贸易，就有良机实现这一目标：母国建立关税壁垒，对殖民地农牧产品征收低于他国的关税；作为回报，殖民地给予母国优惠关税。这一计划不仅保障了殖民地农牧业主的英国市场和英国工业的殖民地市场，更确保了大英帝国的存续，维系了海内外英国人的民族统一。

清醒的贝尔福警告说，这个计划只有工人同意对谷物和牲畜征税才能实现，但他的警告徒劳无功。张伯伦更懂现代保护关税的运作之道：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若民众理性计算自身利益，就无法实现从自由贸易到保护关税的转变。必须让人们不再计较面包、肉类、衣物和住房的价格。此时，民族思想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学会用帝国思维思考！”张伯伦向英国工人呼吁，“忘记你们的小烦恼，想想伟大的帝国！做出小小牺牲，拯救你们的大帝国，挽救你们民族的统一！”那些畏惧美国钢铁托拉斯和德国钢铁联盟、嫉
妒保护关税地区竞争对手获得垄断利润的大资本家们，如今乘风破浪：民族统一的思想已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器。

但与其他帝国主义一样，英帝国主义不仅要通过保障销售渠道为资本创造新的投资空间，还要通过开辟投资领域来拓展销售渠道。因此它不断追求资本主义扩张，其最近的一大成就是征服南非。它在广袤土地上插满英国国旗，先掠夺黑人部落的土地，再征服布尔人，修建纵横交错的铁路和电报线路。如今，肮脏的中国苦力从石英中开采的钻石和金矿为它带来巨额财富。这一切意味着英国资本获得了庞大的新投资领域，其工业获得了新市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投机机会。

然而资本在此也遭遇了工人阶级的抵抗。工人承担了布尔战争的成本；他们感受到大量资本流向南非雇佣苦力而非欧洲工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在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中体会到人为压低黄金生产成本的后果；最后，奴役布尔人和华工违背他们的道德观念。但帝国主义知道如何突破这一阻碍：奴役异族是海外英国兄弟的需要。要想维系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防止其脱离，就必须满足殖民地的要求。想要大英帝国内英国人的民族统一，就必须接受征服布尔人和奴役苦力。“学会用帝国思维思考！不要只想着自己的烦恼！”所有英国人都紧密团结在母国与殖民地周围，统治着四亿被征服者——埃及农民、中国苦力，尤其是数百万印度人。
从这些炎热富饶的土地上，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统治民族。面对这幅图景，英国社会内部的小矛盾是否显得微不足道？于是，民族统一和统治异族的思想再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工具。当劳动群众因暴力征服政策与其道德观念冲突而冷静考量巨大牺牲是否真能提高本阶级生活水平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代言人反驳道：“何必斤斤计较？民族统一、民族强权、民族统治本身就是目的。难道米德尔塞克斯郡会问萨里郡是否划算吗[146]？”为渴求卡特尔利润的工业家服务，为追逐年轻国家超额利润的金融资本服务，为热衷投机的证券交易所投机者服务——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原则。

现在我们才能回到最初的问题：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是否会导致现存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对我们奥地利人而言，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会促使多瑙帝国瓦解吗？

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始终面临着奥斯曼帝国逐渐解体的局面。如果奥匈帝国被卷入帝国主义全球变革的漩涡，土耳其的崩溃无疑将成为直接导火索。

<footnote>[146] 舒尔策-格弗尼茨（Schulze-Gävernitz），《英国帝国主义与英国自由贸易（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莱比锡1906年版，第79页。</footnote>
由于某些在此不便赘述的原因,土耳其人未能建立起一个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现代国家。当然土耳其也无法完全脱离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铁路线贯穿其领土,它建立了现代化军队,还必须发展国债体系。但这些铁路由外国资本修建,土耳其的国债债权人也是外国资本家。从民众身上榨取的部分财富流入了外国(特别是法国和英国)资本家的口袋。土耳其本土的小资本家同样不是土耳其人,而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西班牙裔犹太人。他们每个人都懂得通过行贿获取官员青睐,但未能形成能迫使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阶级。统治阶级是土耳其的地主、官僚和军官,而被压迫的民众则是遭受地主奴役、高利贷者剥削和税吏欺诈的各族农民。

如今这些民众也逐渐受到经济变革的影响。将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入土耳其的铁路,改变了该国古老原始的手工业结构。凋敝的农业使数十万人失去生计,他们流向已脱离土耳其的邻近地区——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尤其是保加利亚。在那里,他们见识到虽然在欧洲人眼中仍显落后、但远比土耳其腐朽状况优越的社会制度。当这些人重返故土,不满情绪便开始蔓延。铁路发展与基督教巴尔干国家的交往所带来的经济变革,也逐渐在土耳其引发民族运动。直接诱因显而易见: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农民头上压着土耳其地主和官僚,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以异族统治的形式呈现。此时,
无历史民族的觉醒进程开始启动。

在土耳其各民族中，土耳其人因其贵族阶层、希腊人因其市民与官僚阶层、罗马尼亚人则因其贵族阶层，仍保持着历史民族的特征。而塞尔维亚人自被土耳其征服后便失去贵族阶层（贵族已融入统治民族），成为纯粹的农民民族。保加利亚人也同样只由被压迫阶级构成。随着这些民族建立独立民族国家，逐渐发展出本民族的官僚体系、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这一状况正在改变。这种变化也逐步影响着他们在土耳其的同族同胞[147]。

一旦这些民族在土耳其境内形成能够创造鲜活民族文化的阶级，土耳其的压迫就将变得无法忍受。

然而土耳其的经济及相应的文化-民族发展过于缓慢，基督教民族在土耳其土地上的文化发展尚不足以摧毁这个国家。土耳其注定灭亡，因为它未能转型为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现代国家；但它的解体过程十分缓慢，因为迟缓的经

<footnote>[147] 在欧洲的土耳其行省中，仅有12名保加利亚医生和6名保加利亚律师，几乎不存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状况正逐渐改变。在保加利亚公国，已有约400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保加利亚人来自马其顿地区。（布兰科夫（Brancoff），《马其顿及其基督教人口（La Macédoine et sa population chrétienne）》，巴黎1905年版）</footnote>
济发展只能极其渐进地孕育摧毁旧国家的力量。正是由于土耳其资本主义的缺失,造成了这个国家既无法生存又迟迟不死的奇异现象。

但这种缓慢的内部发展正被基督教巴尔干国家的政策加速。它们深知土耳其终将解体,希望届时能继承欧洲各省。为此它们唤醒土耳其境内同族同胞的民族意识,扩张自身势力,为征服做准备。于是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土耳其境内爆发激烈民族冲突。虽然基督教民族间的争斗削弱了共同对抗土耳其的力量,但确实加剧了对现状的不满,促进了教育普及,从而加速了无历史民族的觉醒进程。因此即便列强的阻挠可能延缓这一进程,但欧洲土耳其的最终解体已不可避免。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终将脱离土耳其这个病躯,就像此前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埃及的独立一样。

与此同时,土耳其统治下的西亚地区也正在酝酿重大变革。1902年,德国资本获得特许权,修建一条从科尼亚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铁路线。铁路网对西亚的开发最初会强化土耳其的统治,因为改善的交通条件首次使得统一行政管理成为可能。但这些新开发的地区无疑很快会引来高度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贪婪目光。巴格达铁路沿线土地肥沃;从历史记载的最早年代直至阿拔斯王朝灭亡,巴比伦地区始终是高等文明的摇篮。自游牧部落入侵后荒废的灌溉系统,凭借
现代资本主义和技术手段，短短数年便可重建。届时这些地区就能以粮食、棉花、羊毛和石油等形式，向欧洲资本输送巨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若要攫取这些财富，必将在此引发激烈冲突。德国资本修建巴格达铁路；俄国也在西亚追求“温水港”；对英国而言，“中东”势力分布绝非无关紧要——它在此区域西控埃及，东辖印度。

由此可见，无论在欧亚两洲，诸多力量都在推动奥斯曼帝国的最终解体。这为帝国主义征服政策提供了巨大舞台。这些变革将如何影响奥匈帝国？

首先，奥匈帝国很可能也会试图在此推行征服政策，即便规模有限。奥地利的扩张政策很可能也会与民族思想结盟。我们已阐明民族自治的理念与实践如何能成为巴尔干征服的工具。（第25节）

但当奥匈帝国声索对土耳其遗产的部分权利时，将遭遇其他国家的抵制——首当其冲的或是意大利。意大利无疑觊觎阿尔巴尼亚。与奥匈帝国和平协商恐非易事：若阿尔巴尼亚归属意大利，该国将控制连接亚得里亚海与地中海的奥特朗托海峡两岸；同时我们通往萨洛尼卡的道路（其重要性将因土耳其西亚地区的开发而大增）将西受意大利控制的阿尔巴尼亚、东遭塞尔维亚与扩张后的保加利亚钳制。而野心勃勃的意大利帝国主义不难煽动民众：它同样借助民族主义旗
号。人们会以的里雅斯特和特伦托为名，行吞并阿尔巴尼亚之实；会唤醒民族历史记忆，诉诸反抗奥地利争取自由的传统。如此便能成功将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包装为民族解放战争，蒙蔽意大利民众[148]。

正如英国帝国主义以“不列颠殖民体系大联盟”思想作为资本扩张与统治工具，此处“未收复的意大利”理念同样是动员民众为年轻意大利资本主义开拓新市场与投资领域的手段。

土耳其解体不仅可能使奥匈卷入对意战争，更将引发与

<footnote>[148] 若要研究奥地利政府近几十年的愚蠢政策，应特别注意其对待意大利裔居民的方式。意大利人并非无历史的民族，而是拥有辉煌历史的民族，因此在政治上至今仍比南斯拉夫人享有特权。但自1866年以来，他们人数过少，无法像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那样，通过牺牲无历史的民族来参与瓜分利益的协议。而中央集权-原子化的宪法只保障强势民族的民族文化需求，意大利人却因人数劣势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导致奥地利拒绝满足其重要的民族诉求。这对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民族而言，远比任何农民民族更难忍受。于是奥地利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既赋予某个民族特权，又成功将其培养成国家的死敌！而这种敌意如今成了意大利王国帝国主义的重要武器——他们用夸大的奥地利意大利人受压迫消息煽动民众，将仇恨转化为征服战争。</footnote>
俄帝国的危险利益冲突。俄国绝不会放弃对其“家门钥匙”——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军事控制权的追求。当奥匈帝国主义剑指萨洛尼卡，俄国志在君士坦丁堡，而基督教巴尔干国家又争夺土耳其遗产时，和平划定奥匈与俄国势力范围绝非易事。俄国帝国主义或许也会对奥匈打出民族主义牌。我们曾提及，当俄国企图攻占君士坦丁堡时，可能会高举波兰与乌克兰自由旗帜。此处的民族统一思想同样沦为资本扩张的工具。

因此当土耳其帝国解体不可避免时，奥匈帝国首先将面临来自意大利与俄国的威胁。对于仍需应对严峻内部斗争的多瑙帝国而言，军队再度战败意味着什么，恐怕无需赘言。

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帝国最终也可能被迫干预奥地利事务。那些阻碍霍亨索伦王朝推行大德意志政策的理由——俾斯麦曾多次明确阐述过——正逐年失去效力。尽管今日德国尚无吞并德意志奥地利的意图，但当土耳其解体危机爆发时，德国统治阶层的考量必将异于当前。首先需纳入考量的是：德国西部边境面临的威胁正逐年减弱——由于人口增长缓慢，法国作为对手的威胁性逐年递减[149]。迄今为止，法国通过与其人口规模不成比例的军备投入部分弥补了这一劣

<footnote>[149] 德意志帝国人口：1875年4270万，1900年5640万；法国人口：1876年3690万，1901年3900万。</footnote>
势。但若法国因俄国国债违约损失大量资本与收入（这一可能性如今已不容忽视），其财政将无力维持巨额军费开支。届时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的行动自由度将远超以往。

而自俾斯麦宣称奥匈存续对帝国至关重要的时代以来，德国内部也发生巨变。阶级对立在德国民众中的认知度远高于其他民族，这使得统治阶层对天主教的态度彻底转变。在文化斗争年代，德国或许不愿增加天主教公民数量。但如今天主教教权主义已证明是抵御社会民主党冲击的最可靠堡垒。随着德国社民党势力扩张，统治阶层采用凯撒式策略的危险也日益临近——他们可能通过对外冲突来预防迫在眉睫的内部革命。还有什么比号召解放奥地利的德意志同胞、实现所有德国人珍视的民族统一理想，更能成功转移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呢？

此外还有另一重因素。土耳其解体也为德帝国主义提供了目标。虽然德国在欧洲各省难有斩获，但其帝国主义者早已对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虎视眈眈。德国资本主义在西亚开拓市场的步伐越坚决，德意志帝国作为地中海强权的意识就越强烈——去年摩洛哥争端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德国帝国主义觊觎地中海港口并非不可想象。而通往地中海的路线必经维也纳、格拉茨和的里雅斯特。很容易预见这样的情境：若意大利进攻的里雅斯特，当今德国统治者是否
会如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那样认定“进攻的里雅斯特即对德宣战？”

但仅凭地中海利益尚不足以驱使德帝国主义采取如此激进危险的政策。另一股力量将推动他们把资本扩张思想与大德意志理念相结合。当德帝国主义者试图推动帝国在西亚实施冒险的战争政策时，必将遭遇德国工人阶级的强力抵抗。其他利益集团也将支持工人的抗争——德国容克地主不太可能乐见开发一个其小麦大麦生产会威胁其地租收入的地区。在德国，赤裸裸的扩张政策难以推行。若要使民众为资本扩张服务，就必须将民族主义思想工具化。正如英帝国主义向选民展示“四亿子民臣服于统一不列颠民族”的炫目图景时，实际盘算着钢铁大亨的垄断利润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收益；正如意大利帝国主义为争夺北意大利工业在巴尔干的销路，搬出加里波第的伟大传统；正如俄国帝国主义可能某天会打着波兰与乌克兰自由统一的旗号，为圣彼得堡、莫斯科和罗兹的工厂主开拓新市场——德帝国主义若要德国工人与农民子弟为开拓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新财源送命，就必须以1848年大德意志思想的继承者自居，必须标榜实现统一德意志祖国的理想[150]。

<footnote>[150] 罗尔巴赫（Rohrbach）批评泛德意志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德意志政治利益区”应与“欧洲及海外德意志散居民族的分布范围”完全重合。（罗尔巴赫，《世界民族中的德国（Deutschland unter</footnote>
我们看到多瑙河畔的多民族国家正面临全新威胁。引发这些威胁的力量,正是以资本集中为表现形态的生产力变革。资本集中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手段,而资产阶级又必须将其政策包装为全民意志。因此他们将政策与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催生强化的民族自由统一思想相捆绑。帝国主义的民族原则——本民族的统一自由与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权力工具。这使多民族国家危如累卵,尤其是那些与资本主义强国存在民族碎片交错的国家。可见正在发酵的力量既会强化民族原则,也将危及传统多民族国家的存续;但此时的民族原则无论内容还是社会根源都已质变。今日威胁奥地利的危机,与自由主义民族原则时代(譬如1848年)的危机有着本质差异。

此外,我们看到土耳其帝国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瓦解将引发新的危机,这标志着一场漫长历史进程的终结。多瑙河帝国诞生于商品经济催生现代国家之际——东南欧的殖民帝国本应推动德意志帝国完成国家转型。但它在形成过程中被赋予了新使命:其疆域紧密联结,共同抵御土耳其人。当

<footnote>den Weltvölkern)》，柏林1903年版，第80页）罗尔巴赫主张纯粹的资本主义扩张政策，而泛德意志主义者即便不能理解，也隐约感觉到：只有披上民族统一政策的外衣，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才能煽动德意志劳动群众。这本质上与贝尔福和张伯伦之间的分歧如出一辙。</footnote>
土耳其人进犯欧洲时，它应运而生；如今当欧洲反攻土耳其时，东南欧的民族问题将迎来解决契机，同时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而继承其遗产的将是东北欧的德意志殖民帝国——在抗击土耳其人的数百年间，这场战争使东南欧殖民帝国背离了最初使命，却为东北欧奠定了权力根基。

然而所有这些思考仅能表明：威胁君主制存续的并非空想家的心血来潮，而是强大的历史力量催生的趋势。但这些趋势能否压倒强大的反制力量，则是另一回事。在可能危及奥地利的帝国主义浪潮中，目前仅有意大利表现活跃。俄国帝国主义唯有在立宪政体下、待核心内政问题初现解决曙光、财政危机得以克服后才会兴起。德意志帝国主义同样面临重重阻碍：在这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且阶级矛盾尖锐的国度，资本主义政策还能延续多久尚属未知。我们亦不清楚德意志帝国主义将选择何种路径——尽管德国帝国主义者已觊觎南巴西和山东半岛，但必须承认，北美帝国主义的发展和日本的强势崛起，已使德国在南美和中国的图谋比预期更为渺茫。即便德意志帝国主义集中力量进军小亚细亚，仍需克服巨大障碍：国内社会分裂、掣肘征服政策的僵化联邦宪法、本土波兰人起义风险；更关键的是外部阻力——若德意志帝国企图吞并奥地利领土，必将遭遇斯拉夫民族乃至部分德意志人的激烈反抗；法国绝不会坐视欧陆力量对比剧变。在小亚细亚，德国将直面俄国与英国；在奥地利则将遭遇俄国与意大利。英国“围堵”德国的尝试已预示：若想成为地中海强
国，帝国将面临何等压力。显然，如此大胆的政策唯有在极
特殊条件下——与某个资本主义列强结盟并击败其他大国
后——方有可能实现。

因此，当法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空想家指责德意志帝国
觊觎哈布斯堡遗产时，这种论调荒谬至极。德意志帝国的统
治者深知：他们承受不起任何失败，如此冒险政策可能引发
的不仅是宪政危机，更将动摇德国社会根基。除非走投无路
——意大利或俄国在战场上挑起奥地利问题；资产阶级担忧
丧失最后可开拓的剥削领域；唯有将经济掠夺战争包装为民
族解放战争才能瓦解工人阶级抵抗；或当社会革命迫在眉睫，
统治者不得不孤注一掷时——他们才会冒险进犯奥地利。无
人能预判这种国际格局会否出现。我们只观察到推动德意志
帝国主义插手奥地利问题的力量，也看到同样强大的反制力
量。这场角力的结果难以预料。只能说：未来某日德意志帝
国武力解决奥地利问题的设想，存在可能性却绝非必然。

要完整把握工人阶级对奥地利民族问题的立场，这些思
考不可或缺。但凡不回避现实者都应承认：无论个人或政党，
其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多少受奥地利解体的预期或恐惧影响。

奥地利爱国者深知维系多瑙河帝国的唯一途径：通过民
族自治为每个民族确立法定权力范围，终结民族权力斗争。
当奥地利各民族的求援声不再传向境外，外国帝国主义就失
去了煽动本国民众支持其扩张政策的最佳工具。推行民族自治能降低欧洲资本主义为争夺投资市场和销售渠道，而将奥地利领土作为诱饵欺骗本国劳动群众的风险。因此，民族自治必须成为所有关切奥地利存续的民族、阶级和政党的共同纲领。

而那些将奥地利解体视为民族希望实现之人，现在应明白这种期望多么渺茫。每个理智者都应致力于在现有国家框架内探寻民族共处之道。任何人都不能以“世界政治巨变将解决帝国民族问题”的幻想逃避斗争。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鼓动奥地利德意志人采取此类政策的政党，其领导者恰恰是缺乏责任感的德意志学生社团正统传人——这些被俾斯麦称为“空想与无知结合体”的人。

若要求工人阶级将希望寄托于这个帝国的解体，那便是强加给他们一种不负责任的灾难政策。工人必须在历史赋予的土壤上进行阶级斗争。其民族政策应当致力于在多民族国家创造公开阶级斗争的条件——毕竟对每个民族的工人而言，这本身就是其特殊的民族政治。

即便奥地利最终在资本主义社会解体，也绝不会被陈旧的自由主义民族原则所撕裂。只有当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成功驱使民族意志为其服务时，它才会分崩离析。奥地利的解体必须以德意志帝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胜利为前提
——而这恰恰是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失败。难道奥地利工人应该寄望于邻国资产阶级成功扼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蒙蔽受蛊惑的工人、剥夺其阶级意识形态并削弱其力量？难道工人应当将阻碍自身解放进程的政策视为民族政策？

不仅国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本土的阶级斗争需求也与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相冲突。若胜利的帝国主义占领奥地利领土，将小民族并入大民族国家，必将引发德意志人与捷克人、德意志人与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与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与鲁塞尼亚人之间的残酷民族斗争——这将长期扼杀一切阶级斗争。而工人阶级的民族政策只有一个手段（阶级斗争）和一个目标（将全体人民改造为自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奥地利工人不能指望德意志、意大利或俄国的帝国主义——它们既是国外兄弟阶级的敌人，其胜利也将削弱本土工人的力量。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政策绝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政策。

因此，奥地利各民族工人的近期目标不可能是建立民族国家，而只能是在现有国家框架内实现民族自治。只要奥地利存续，民族自治就能为工人阶级斗争创造最优条件；倘若某日邻国大军越过边境，工人阶级更将向胜利的帝国主义坚决提出民族自治要求，以防民族斗争阻碍阶级动员。基于地方自治的民族自治，是工人阶级眼中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存的法则——无论这些民族被强行纳入何种国家框架。
在资本主义社会，奥地利的解体只能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工人阶级不能依赖这种胜利，因其充满不确定性；不能要求这种胜利，因其命运取决于资本主义大国的内部阶级斗争而非奥地利；更不能期待帝国主义的胜利，因其以国外工人阶级的失败为前提，并将撕裂奥地利本土的无产阶级阵线。因此，奥地利工人的政治-民族纲领只能是民族自治。但工人阶级接受现有国家框架、在历史给定的范围内寻求民族问题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承认这个国家是他们的国家，或这些方案是他们的方案。工人阶级最终期待的解决方案，不来自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而来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30. 社会主义与民族原则

普法战争催生了巴黎公社，日俄战争引发了俄国革命。未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也必将掀起革命浪潮。当资本为争夺销售市场和投资领域而动员起数百万现代大军时，它已攀至权力巅峰；再进一步便是万丈深渊。正是帝国主义的世界震荡将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变革。因此，帝国主义永远无法纯粹实现其民族主义原则——自无产阶级首次在欧洲文化圈某个资本主义大国夺取政权之日起，重塑民族共存法则的新力量就将崛起。这些新法则首先会与垂死资本主义世界的旧秩序交锋。但正如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最终战胜封建领主制，其国家建构与疆界划分原则经过数世纪斗争终获完胜并粉
碎封建国家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也终将在旧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实现其共同体建构与疆界的新原则。

从形式法理看，现代国家是享有主权的领土实体。即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将生产资料转为国家及下属地方自治体所有，这一性质依然不变。未来共同体仍将保有主权属性，意味着它将成为一切生产与分配的最高管理者。无产阶级首先改变的不是法律规范，而是法律主体及规范效力——但国家因此已蜕变为全新的社会形态。现代国家伴随货币经济而生，而货币经济本身是商品生产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共同体则不再依赖税收，而是通过直接组织生产与分配劳动成果存在；国家不再通过税收攫取商品生产者的价值产品，而是作为所有者决定社会劳动成果的公共用途与个人分配比例。现代国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因为唯有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才能成为普遍社会生产形式，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货币经济才得以扩展。而未来社会主义共同体将消灭阶级对立与资本家统治，真正实现全体公民共同形成公共意志。工人阶级掌控现代国家之日，便是现代国家消亡、蜕变为全新社会形态之时。

当工人阶级主导的国家改变自身性质时，它不仅与现代国家对立，更与一般国家概念形成根本矛盾。国家作为领土实体诞生之初，正是地域划分瓦解并最终取代了古老氏族制
度[151]。形式法理上这仍将延续——未来共同体仍是领土实体，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与一切生产基础，始终是其效力的自然根基。但领土实体的本质将彻底改变：当今国家对土地的权力掩盖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统治，而社会主义共同体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时，也终结了一切阶级统治。此时国家领土主权不再隐藏人对人的支配，纯粹成为人与物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共同体不仅与现代国家，更与一切历史国家形式形成对立。至于是否仍称之为“国家”，只是术语学的无谓争论。

每种新经济制度都会创造新的国家形态与政治实体划分规则。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将如何区隔？公民民族性是否仍将决定共同体边界？

要解答这个关于社会主义与政治民族原则关系的问题，必须从以下事实出发：唯有社会主义能让全体民族成员共享民族文化。随着社会化生产打破人口的地域束缚，随着民族发展为统一的教育、劳动与文化共同体，狭隘的地域联系日渐式微，而联结全体民族成员的纽带日益强韧。当今蒂罗尔农民通过本乡独特的农耕文化与同胞紧密相连，却与境外德意志人泾渭分明。这种民族存在的现实反映在民族意识中：

<footnote>[15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斯图加特 1900 年版，第 105 页及以下，第 149 页及以下，第 177 页及以下。</footnote>
蒂罗尔农民首先自认蒂罗尔人，德意志属性则鲜被提及。蒂罗尔工人则截然不同——他们较少参与农民的乡土文化，通过更强大的纽带与德意志民族相连。社会主义社会将使每个德意志人成为德意志文化的产物，并赋予其共享文化进步的权利，从而彻底消除民族内部的地方主义。毋庸置疑，这种发展将强化政治民族原则的力量。

另一系列现象也在推动同一趋势。农民大众深受传统束缚，他们珍视祖传家当，憎恶一切新事物。这种对旧时代价值的眷恋也产生政治影响：成为其教权思想、地方爱国主义和王朝忠诚的根源。我们在考察维系奥地利存续的力量时已看到其重要性——那些无法挣脱数百年传统枷锁的农民，正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之一。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将群众纳入民族文化共同体从而强化其民族意识时，另一方面也摧毁了阻碍民族原则彻底实现的旧时代意识形态。因此它不仅增强了民族原则的驱动力，更扫清了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然而这一切只是为民族原则的胜利铺路。唯有在资本主义堤坝溃决后，席卷所有传统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洪流才能真正实现这一胜利。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当一切旧事物被摧毁、旧权威被推翻、甚至旧财产关系被废除时，沿袭的传统将失去神圣光环。此时群众才会学会推翻旧制度，在其废墟上建造符合自身需求的新大厦。这种群众意识的革命将因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实践而巩固——这种
实践首次赋予群众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通过自由协商与决
议规划未来,使人类文化发展变成人们自觉商议、决策和践
行的行动。社会主义教育将使其成为可能:它让每个个体吸
收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从而彻底摆脱狭隘地域传
统的束缚,拓宽视野,使其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明智选择实
现手段。因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而言,古代人为目的划
定的国界将不再神圣。此时所有民族的群众才会成熟到能面
对这个问题——这个在19世纪仅属于知识精英的问题,即
内在共同体与外在权力关系的问题,它体现为民族与国家的
对立。随着民族内部狭隘地域联系弱化而民族文化共同体紧
密包容所有同胞,民族共同体将成为确凿不变的事实;而外
在权力将被理解为必须适应人类目标的工具。于是外在权力
适应内在共同体的原则——民族原则的核心思想——将在
他们心中觉醒。

就其内容而言,民族原则意味着外在权力应当凝聚并服
务于内在共同体。但只有当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的变革使违
背该原则的传统国家形态变得难以忍受时,这一原则才会作
为动因真正生效。历史上资产阶级因传统小国不再符合其需
求而高举民族原则旗帜时便是如此。当社会生产从资本主义
形态转向社会主义形态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摧毁其旧文
化价值、使其能够思考国家“自然”疆界问题时,历史必将重
演。
当群众将自由民族共同体视为目标时，社会主义也为其指明实现路径——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以民主为基础。这样的民主共同体仍将迫使少数服从多数意志：不论是通过直接强制，还是间接剥夺其参与劳动过程与分配的权利。但它绝不可能强行包容不愿归属的整个民族。当充分享有民族文化、拥有立法与自治权利且武装起来的民族大众——这样的民族怎会屈服于非自愿加入的共同体枷锁？一切国家权力皆以武力为后盾。但借助精密机制，现代民军仍如昔日的骑士军队与雇佣兵，只是个人、家族或阶级的权力工具。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共同体的军队由高度文明的成员组成：他们在车间不再听命于异己权力，在国家享有全面参与立法行政的权利——这样的军队不再是独立权力，而是武装的人民本身。民族异族统治的可能性由此彻底消失。

然而我们社会的民族国家不仅建立在某些民族无力实现理想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也不仅因为许多民族的多数群体受旧意识形态影响、未被民族文化共同体吸纳而反对民族统一自由理念；更因现代国家同时是经济区域这一事实阻碍着民族原则的纯粹实现——它难道不该力求涵盖能形成相对独立经济区的领域吗？若社会主义共同体为纯粹贯彻民族划界原则，仅圈定不顾生产条件的小型经济区，劳动效能岂不会下降？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实现国
际分工。简单商品生产通过在小范围内(一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推行劳动分工,极大提升了人类劳动效率。资本主义继而将分工扩展至大型经济区,再次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它还为国际分工奠定了基础。古典经济学由此提出理论:当每个经济区的居民只生产本地条件优越的商品,并通过交换获取其他必需品时,所有经济区的劳动效能与财富都将增长。这一理论无可辩驳。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既未实现、也永不可能实现自由贸易与国际分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并非最大化劳动效能,而是最大化利润;它不通过优化生产资本分配来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加速闲置资本回流生产领域、持续扩张销售市场与投资范围来实现目标。只有当国际分工要求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偶然吻合时(如英国曾长期如此),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实现贸易自由。而在生产资料不再作为资本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将完全失去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能真正实现国际分工及相应的经济内部分配。当然这不会一蹴而就——若某国通过关税保护培育钢铁工业,而非利用他国富矿进行自由贸易,社会主义社会也无法立即关停现有高炉与钢厂。但随着劳动力与生产设备的逐年增长,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将始终流向本国条件优越的产业,并通过交换获取他国产品。如此不出数十年,社会主义共同体就能完成古典经济学主张的国际分工。

由此,实现民族原则的最大障碍得以清除。即使最小民族也能组建独立经济体:大民族生产多样商品时,小民族可
集中力量专精少数品类，通过交换获取其他商品，从而以小型规模享有大规模生产优势。连自然资源最贫瘠的民族也能建立独立经济单位——李嘉图已证明：在国际分工中，条件最差的经济区也有其使命——生产他国相对优势最小的商品，用以交换他区产品。国际分工将使整个人类文明结成有机整体，正因如此，所有民族的政治自由与统一才成为可能。在要求各共同体自给自足的社会，纯粹的民族原则无法实现——小民族与资源匮乏民族必然丧失自由。而当国际分工涵盖所有民族时，阻碍人类政治版图与历史文化共同体相适应的主要藩篱便将崩塌。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口流动也呈现全新特征。受资本主义竞争法则盲目支配、几乎不受理性规约的个人迁徙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共同体有组织的迁移调控。它们将在增加劳动力可提升效率的地区吸引移民，在人口过剩导致收益递减的地区引导外迁。通过这种社会调控，每个民族首次真正掌握自身语言疆界的决定权，社会性人口流动再难违背民族意志突破民族原则。

民族原则的实现与社会主义胜利紧密相连绝非偶然。民族共产主义时代，共同体（至少最初）具有民族同一性。即便某民族被征服，也仍保留政治组织，仅需向战胜者纳贡。直到古老民族共同体瓦解为狭隘地域集团，民族的政治分裂才开始。而随着阶级分化——民族成员与附庸的区隔——民
族异族统治才成为可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呈现为历史民族对无历史民族的支配。当社会生产采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后，政治割据逐渐消退——大经济区的分工需求在无数小邦废墟上建立起大型民族国家。同一发展进程也使民族异族统治难以维系：无历史民族觉醒，同样追求民族国家的实现。最终，社会生产脱去资本主义外壳：此时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民族内部的地方主义彻底消失，任何民族对他族的统治皆不可能；此时分工涵盖全人类，人类按自由民族划分政治版图再无阻碍。人类政治结构的演变映射其民族文化存在，而后者又受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发展决定：政治割据与异族统治，是一个民族内部分化为正式成员与附庸、且分裂为狭隘地域集团的时代特征，其经济基础是定居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领主制；民族原则则是社会生产时代中，统一自治民族的国家建构原则。19世纪大型民族国家的建立，仅是民族原则纯粹实现时代的先声，正如现代资本主义拓展文化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实现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前奏，亦如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生产是全社会协作生产的序章。

社会主义承诺实现所有民族对政治统一与自由的渴望，德意志民族亦不例外。因此德国工人既不参与泛德意志主义者的幼稚游戏，也不涉足敌视工人的帝国主义行径。他们明白在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也包含着争取民族政治统一的斗争。德国工人以沉着必胜的信念——与轻浮的泛德意志
冒险家截然不同——向民族吟诵诗人的箴言：

“忍耐吧！终将到来那一天，
统一的帐篷将覆盖德意志全境！”

但民族原则既源于社会生产进步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便很快会遭遇自身局限。

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紧密的交往关系已将各国联结起来，亟需建立普遍适用的交往规则——超越单一国家疆界的法律体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代大国崛起及欧洲列强海外殖民扩张强化国际交往，国际法应运而生。国家最初通过条约规范关系：在传统盟约与和约之外，新增陆海战法规条约；经济关系也逐渐通过国际条约协调。由此形成现代国际法基础的庞大约束体系：内河与海洋航行条约、商贸关税条约、铁路运输条约、邮政电报条约、度量衡条约等。很快国际法更突破直接经济利益的范畴：如今国际条约已规范卫生防疫（特别是传染病防治）、打击人口贩卖与奴隶贸易；还尝试通过条约协调民法与诉讼法统一。这些条约中更诞生了全新机制——国际事务局。当条约需奠定共同行政活动基础时，国家便创设共同机构，由这些根据国际授权常设的部门履行条约规定的职责。此类机构包括：国际卫生委员会、各国财政监督国际委员会、国际河流委员会（被授予本属主权国家的权力，以致国家理论试图将其构建为特殊政治实体
——“河流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行政共同体”的国
际机构,自1860年代兴起,以向所有国家开放加入的条约
为基础。例如:万国邮政联盟办事处、国际电报联盟、保护
工业产权国际局、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家联盟、打击奴隶贸
易国家联合会、国际运输中央局、常设糖业委员会等。部分
机构已获司法权(如卫生与河流委员会、邮政联盟与铁路共
同体办事处),1899年更设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尽管这些机制尚不完善，却蕴含着新社会组织的强大萌芽。国家间交往关系已紧密到国内法与国家机关无法满足需求的程度。发展正推动着超越国内法并约束国家自身的法律体系诞生，创造着行动不受国界限制的机构。当前国际条约与事务局虽满足这一需求，却存在内在矛盾：国际法共同体虽具章程与机构，却未形成法人实体；我们拥有章程，却不知制定并保障其实施的总体意志；我们设立国际机构，却不明其应隶属的实体。

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同体间条约与国际机构必将迅猛增
长。国际分工的实施首先将迫使各共同体加强交往联系。当
今日由无数个体决策行为构成的社会进程转为由各共同体
自觉调控时,国际协调的范围与必要性也将空前扩大(例如
大规模人口迁移必须依据国际条约)。最后,由于现今仅影
响个别商人或移民的预期落空与计算失误,届时将直接冲击
整个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计划性调控国际交往关系。试
想若某社会主义共同体专精某商品生产以期国际交换，却遭遇贸易预期落空将导致何等后果！若缺乏国际性的商品交换与流通管理，国际分工根本无从实现。

因此，未来的社会终将不再满足于国家条约和行政共同体。它不会满足于那些缺乏有组织的集体意志保障的章程，也不会满足于那些不属于任何法人实体的机构。社会最终必将把国际法共同体构建为法人实体，并为其配备常设代表机构。这一转变很可能发生在各民族共同体设立国际事务局之日——届时各共同体将把相互间商品交换的最高管理权，进而间接把每个共同体生产的最高管理权委托给该机构。正如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将中世纪分散的领主领地和城市联结成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分工也将在各民族共同体之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一个“国家之上的国家”，各民族共同体都将融入其中。因此，“欧洲合众国”不再是梦幻构想，而是一场各民族早已开启的、且正被日益显现的力量所加速的运动的必然归宿。

我们已看到社会主义必然导向民族原则的实现。但当社会主义社会在民族共同体之上逐步建立起联邦国家，使各民族共同体重新融入其中时，民族原则就转化为民族自治——作为国家建构原则的民族原则转变为作为国家宪制原则的民族原则。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是民族原则与民族自治在更高层面的统一。
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因而能兼收资产阶级民族原则与民族自治的全部优势。通过将民族组织为共同体,它赋予民族自我立法权、自治权、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权以及武装力量。而通过将民族纳入法人化的国际法共同体,它又确保民族能超越领土疆界行使权力。例如假设社会主义社会能通过减少德国境内的劳动者数量来提高德国劳动效率,同时通过增加南俄地区的劳动者数量来提升该地效率,那么它就会设法将部分德国人口迁往南俄。但德国绝不会在确保文化自主权之前将儿女送往东方。因此德国移民将以公法团体而非个体的形式加入乌克兰共同体。当各民族领土共同体联合为国际共同体时,通过有计划的殖民,民族共同体内部就会形成外语人群团体——这些团体在某些方面与其本民族领土共同体存在法律关联,在另一些方面则与其定居地的异族共同体存在法律关联。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将呈现民族人群团体与领土共同体交错并存的斑斓图景;它既不同于我们这个时代中央集权-原子化的国家宪制,也不同于同样结构复杂的中世纪社会。

我们无意在此描绘未来社会的幻想图景。我们关于它的所有论断,都源自对其本质的冷静推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的重塑,必然导致人类按民族共同体进行组织;国际分工必然推动民族共同体联合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有民族联合起来共同驾驭自然,而整体又划分为享有自主发展权
和民族文化自由享有权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社会主义
的民族原则。
# VII.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与策略

## 31. 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现代社会主义最初诞生于西欧大型民族国家。这些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地位，首先决定了社会主义对民族问题的立场。

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用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对抗保守阶级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用“将全体人民发展为民族”的理想取代“保持民族特性”的理想。因此，从积极方面说，工人阶级的政策是进化论式的民族政策；从消极方面说，则是对保守民族政策的拒绝，即文化世界主义（参见第12节）。但由于“将全体人民发展为民族”必须通过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而非与其他民族的斗争来实现，工人阶级并未意识到其政策中的民族内涵。相反，工人阶级对其政策的消极面——拒绝民族主义价值观、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和保守民族政策——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因此，文化世界主义是法国、英国和德意志帝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基本情感基调。

这些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些民族的工人阶级在与本民族有产阶级的斗争中，看不到自己与阶级敌人同属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他们更清楚地看到，其他民族的工人是自己的劳动伙伴、苦难同伴和斗争战友。因此，民族差异在
他们眼中逐渐淡化。他们由此复兴了古老的人道主义思想，形成了朴素世界主义的基本情感（参见第20节）。这种情感逐渐升华为自觉的国际主义思想，即认识到每个民族工人阶级的进步都取决于所有民族无产阶级的进步。人道主义理念被“各民族工人利益休戚相关”的认知所取代。

这种认知当然也催生了行动：每个民族的工人都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持其他民族（在这里即其他国家）工人的斗争。然而，国际主义思想在这里不能成为国家建构的纲领——因为这里已经存在无可争议的民族国家。工人阶级看不到民族国家的积极面——他们不认为这是“自然”的国家，不认为这是内在共同体的外在权力组织——只看到其消极面：将其视为阶级国家，视为有产阶级的权力工具。同样，国际主义思想在这里也不能凝聚为国家宪制纲领。民族教育已经存在，无需争取。因此工人阶级意识不到其中的积极因素，不把教育视为建立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手段，只看到其消极面：将高等教育视为特权，将国民教育视为有产阶级的权力工具。这里也不会产生“工人阶级是否要争取在政府和法庭使用民族语言”的问题，因为民族语言在行政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无可争议。工人们再次只看到现象的消极面：问题不在于官方语言，而在于有产阶级把政府机构变成了奴役和剥削工人的工具。

直到与帝国主义对抗时，大型民族国家工人的国际主义
才获得一些确定性。当然,这里直接涉及的并非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是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当帝国主义试图实现民族主义的统治理念时,工人们就用民族自由理念与之对抗。政治民族原则成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民族主义原则已成为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斗争工具。因此,在欧洲工人支持布尔人争取自由和政治独立的热情中,在谴责英国压迫印度人的行动中,甚至在公正看待义和团起义的态度里,我们看到了这种对抗。当资产阶级追求由单一民族统治的大型民族国家时,工人阶级接过了资产阶级“自由民族国家”的旧理念。

以上就是大型民族国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素：其基本情感是文化世界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对各民族工人团结互助的认知；通过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它获得了日益明确的内涵——这种斗争使每个民族的自由和自决成为所有民族工人的共同诉求。所有这些要素在旧“国际”的民族政策中都已显现。国家宪制、民族学校、公共生活中民族语言使用等问题在那里根本不会出现。只有当社会主义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多民族国家，从历史悠久的民族延伸到无历史的民族时，工人阶级才面临这些问题。工人阶级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研究那些影响千百万工人和数千名工人代表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将决定答案的形态。如果说今天我们已不满足于国际主义的旧表述，如果说我们力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工人阶级与民族问题的关系，试图从国际主义
的普遍思想中推导出具体的民族纲领，那么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正在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最早探索了工人阶级对具体民族问题的特有立场。今天，在俄罗斯帝国，国际主义也正在争取具体内容的确定性。

我们之前已经谈到，在奥地利，一部分人天真的世界主义和另一部分人天真的民族主义如何逐渐转变为自觉的国际主义。观察这一过程最初如何在党报和工人集会中以模糊措辞表达出来，是颇有意味的。

例如近年来，我们无数次听到奥地利德国裔社会民主党人声称，工人也是“优秀的德意志人。”然而，当我说某人是优秀的德意志人时，首先仅意味着他属于德意志文化共同体，受德意志文化塑造，并因此与其他德意志同胞形成性格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们并非优秀的德意志人。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民族苦难恰恰表现为：广大劳动群众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外；有产阶级不仅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物质财富，还独占建立在无产阶级劳动基础上的民族文化。如果有人试图说服工人相信他们现在已经是优秀的德意志人，那是在掩盖阶级对立，粉饰工人被剥削的处境，美化工人阶级的苦难。恰恰相反！正因为工人现在根本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德意志人，所以我们才追求建立一种能让所有劳动者共享民族文化、从而结成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制度。
工人们现在不是优秀的德意志人，但我们的斗争正是要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德意志人！

对此可能有人会反驳说，那些表述并非此意。他们并非主张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民族文化共同体，而只是想表明工人阶级对民族问题的政治立场，想表达工人也具有“民族性。”那么请注意：有产阶级的政治是保守的民族政治；工人阶级的政治是进化论的民族政治。在奥地利，有产阶级的政治是民族强权政治；而工人阶级的政治则是民族自治政治。有产阶级期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终解决民族问题，为他们建立一个由本民族统治异族的民族国家；而工人阶级则期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终结民族斗争，将每个民族统一为自治共同体，同时纳入作为最高社会组织的国际法共同体。我们看到，在每一点上，工人阶级的民族政策都与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相对立。那么说工人“也具有民族性”还有意义吗？用同一个词来指称两种在每一点上都相互对立的意志方向是否恰当？现在所谓的工人阶级民族政策，难道不就是其传统国际政策的具体化吗？

因此，这些近年来流行的说辞内在价值很低。但如果我们正确解读它们的出现，就会发现这标志着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大进步——从天真的世界主义向自觉的国际主义的演进。过去人们告诉工人，我们是德意志人还是捷克人并不重要，我们都是人类；后来又教导说，我们说什么语言无关紧要，
我们都是被剥削的斗争者。人们逐渐意识到，不能通过将某个利益群体的诉求淹没在更大整体中、将其概念消解在更宽泛概念里的方式来压制这些诉求。如今我们明白，要阐明德国工人的国际政策，必须证明德国工人若不促进其他所有民族工人的利益，就无法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并非无视工人的民族差异，而是要展示每个民族的工人为何都有独特利益，为何要满足其他民族工人的文化需求。但是，从世界主义到国际主义的发展，不能仅靠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来完成；新思想必须逐步征服成千上万个人的意识，战胜他们头脑中的旧观念。在新旧思想争夺数十万人头脑的斗争中，会产生各种混乱局面，个人和政党经常会出现认识模糊——政党的整体意志正是由这些个人的意志决定的。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内在的模糊性往往表现为内容空洞的说辞和自相矛盾的表述。当人们说社会民主党人也是“优秀的德意志人”、他们“也具有民族性”时，是想表明社会民主党不会忽视民族差异和民族斗争的经验事实，对民族问题也有明确回答。因此，某些党员同志偏爱这类说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

尽管自觉的国际主义在党员个体意识中才刚刚开始取代天真的世界主义，但理论上它早已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体现在1899年布尔诺全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纲领中：

“鉴于奥地利的民族纷争正在阻碍各民族的各项政治进
步与文化发展；鉴于这些纷争首要归因于我国公共制度的政治落后性；特别是鉴于延续民族斗争是统治阶级维系其统治、压制人民真实利益诉求的重要手段，

党代会声明：

按照平等权利、平等待遇和理性原则最终解决奥地利的民族与语言问题，首先是一项文化诉求，因而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唯有建立在普遍、平等、直接选举权基础上的真正民主共同体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废除国家及各邦国的一切封建特权，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作为真正维系国家与社会的中坚力量的劳动阶级才能获得话语权；

只有在平等权利基础上避免任何压迫，才能实现奥地利所有民族的特性培育与发展，因此必须首要反对官僚式的国家中央集权以及各邦国的封建特权。

在此前提下——且唯有在此前提下——奥地利才可能以如下指导原则取代民族纷争，建立民族秩序：
1. 将奥地利改造为民主的民族联邦制国家。

2. 以按民族界限划分的自治体取代历史上的王室领地，其立法与行政由通过普遍、平等、直接选举产生的民族议会负责。

3. 同一民族的所有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全权自主处理本民族事务。

4. 少数民族权利由帝国议会专门立法保障。

5. 我们不承认任何民族特权，因而反对确立官方语言的要求；中介语言的使用范围由帝国议会确定。

作为奥地利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决策机构，党代会坚信基于这些指导原则能够实现各民族和解；

我们庄严宣告：

承认每个民族享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但各民族唯有通过紧密团结而非彼此倾轧才能实现文化进步，特别是各族语言的工人阶级为了每个民族的利益与整体利益，必须坚持国际战斗情谊与兄弟团结，以统一阵线开展政治斗争与工会斗争。”

该纲领最显著的缺陷在于：未能将奥地利的民族问题置
于更宏观的语境中加以把握。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必须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出发推导具体诉求，必须将奥地利具体的民族问题纳入更宏大的社会问题框架。若尝试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表述为其真正的民族政策，而其在奥地利的宪政与行政政策仅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手段。由此，政治性的民族纲领也将获得更丰富的内容；因为工人阶级不能仅满足于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争取为阶级斗争扫清障碍的宪政制度，还必须向各民族阐明：在这场阶级斗争胜利后，将为他们带来怎样的政治格局。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必须阐明工人阶级对民族原则的立场，而不能回避民族原则问题——这一点在布尔诺党代会上也已显现，当时波兰和鲁塞尼亚工人代表明确声明：实现本民族的政治统一与独立始终是他们斗争的目标。

因此，该决议本质上只是一份关于民族问题的当前行动纲领。其前三项原则较好地阐述了民族自治的思想。更成问题的是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第4项原则。最初的草案仅提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而非“权利”。与会代表们强烈意识到：这种“保护”实际上仍对应于中央集权-原子化的民族关系安排，尤其是其自由主义变体——即通过宪法保障的“权利”来“保护”公民免受立法和行政权力的侵犯。因此，他们用少数民族的“权利”取代了“保护”。报告人塞利格的总结发言相当清楚地表明：尽管没有明确表述，但人们在此确实必须考虑
将少数民族构建为法人团体[152]。如此一来，我们的民族纲领中就出现了一个缺口。我们并未回答少数民族问题，而只是声明应由谁来裁决该问题。人们回避该问题时的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党不能没有关于少数民族的纲领，毕竟少数民族正是最激烈的民族斗争的焦点。我们认为已表明：工人阶级对此问题的回答只能是要求基于属人原则将少数民族构建为公法团体。若布尔诺会议未能下定决心提出这一要求，不仅因为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敏感，还可能因为当时人们只了解完全脱离国家行政管理的纯粹属人原则。属人原则的支持者设想各民族完全独立于公共行政之外构建，类似于宗教团体。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草案中明确声明：“领土区域仅具有纯粹的行政性质，对民族关系毫无影响。”直到布尔诺党代会后，鲁道夫·施普林格（Rudolf Springer）的《奥地利各民族为国家的斗争》才问世，该书首次阐明：如何在不放弃少数民族自治的前提下，将地方行政管理权直接交到

<footnote>[152] “昨日已有同志指出，‘保护’一词未能充分涵盖应赋予少数民族的全部内容。问题不仅在于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与发展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多数民族压制，更在于必须确保少数民族获得特定权利。因为我们并非要废除现有的地方自治体系。少数民族对基层行政管理具有特殊利益诉求，必须明确规定其在最小行政单元内处理最直接公共事务时享有的权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尔诺全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Verhandlungen des Gesamt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Österreich, abgehalten zu Brünn）》，维也纳1899年版，第105页）。</footnote>
各民族手中。

纲领的第5项原则在我们看来较不重要。中介语言是国家的一种需求，工人阶级或许必须允许国家满足这一需求，但它并非无产阶级的需求，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无需要求实现它。

如果党在不久的将来被迫重新审议其民族纲领，那么它首先必须将其奥地利的宪政纲领纳入工人阶级的总体社会纲领，并阐明其阶级斗争及其目标的民族内涵；其次，它还必须通过要求少数民族自治来补充宪政纲领本身。若要将我们的研究结果简要概括为纲领形式，大致可表述如下：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外。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独占民族文化财富。社会民主工党致力于使作为全体人民劳动产物的民族文化成为全民共同财富，从而将所有同胞凝聚成民族文化共同体，真正实现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

当工人阶级为争取更高工资和更短工时斗争时，当它力图改革教育制度使无产阶级子女也能接触本民族文化瑰宝时，当它要求完全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时——它就是在为扩大民族文化共同体创造条件。
但工人阶级深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劳动者永远无法充分享有民族文化。因此它将夺取政权，将生产资料从私有转为社会公有。唯有建立在公有制与合作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才能召唤全体人民共同享用民族文化财富，共同参与民族文化创造。民族必须首先成为劳动共同体，才能成为充分、真实、自我决定的真正文化共同体。

因此，生产资料社会化是工人阶级民族政策的目标，阶级斗争是其实现手段。

二、在这场斗争中，每个民族的工人都面临着本民族有产阶级这个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每个民族工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都取决于其他所有民族无产阶级的进步。因此，每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唯有在与所有民族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在与各国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盟中，才能实现经济政治解放、融入本民族文化共同体。

三、在奥地利，中央集权-原子化的宪制阻碍着这种阶级斗争。这种制度迫使所有民族争夺国家权力。有产阶级滥用这种权力斗争，将阶级矛盾与竞争伪装成民族冲突；从而掩盖阶级对立，驱使被剥削压迫民族的广大群众为其统治利益服务。无论是表现为国家中央集权还是邦国联邦制，这种宪制对各族工人而言都不可容忍。各族工人阶级要求建立新宪制——通过为每个民族划定法定权力范围来终结民族权力
斗争,保障各族文化自由发展,使各族工人能够争取本民族
文化权益。因此社会民主工党要求按以下原则彻底改造奧地
利:

1. 将奥地利改组为民主的民族联邦制国家;

2. 以按民族划分的自治体取代历史形成的王
室领地,其立法行政由普选产生的民族议会负责;

3. 同一民族的所有自治区域组成统一民族联
盟,全权自主处理本民族事务;

4. 各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组建为公法团
体,自主管理少数民族教育,并在行政司法机构中
为其同胞提供法律协助。

四、工人阶级只能在历史给定的国家框架内开展阶级斗争。它拒绝将民族问题的解决寄托于难以预料的帝国主义世界变革———因为帝国主义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邻国工人阶级的失败,且在奥地利本土将引发激烈民族冲突,延缓所有民族的阶级斗争与文化发展。

工人阶级期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来实现各民族的统一与自由。与既往所有新社会
制度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将彻底改变共同体的构建与划
界原则。它将摧毁那些维系着封建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遗留
的民族国家的旧力量,把人类组织为按民族划分的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占有生产资料，自由自觉地推动本民族文化发展。

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国际分工，因而也会将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联结为众多国际行政联盟，这些联盟最终将成为法人化的国际法共同体的机构。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将逐步把民族共同体作为自治单元，整合进一个新型的国际大共同体中。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终极民族目标是：使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驾驭自然，同时将人类组织为享有民族文化成果、自主推动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自治民族共同体。

## 32. 政治组织

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是所有民族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共同财富。正因如此，奥地利各民族的工人才可能组织在统一的政党内。不过，这个国际性的工人政党在奥地利并非按地域划分，而是按民族划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由德意志、捷克、波兰、鲁塞尼亚、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组成。这种组织结构并非某个理论家的构想，也不是维姆贝格党代会强行规定的；相反，1897年的党代会之所以必须实行这种组织方式，是为了防止非德意志民族的年轻社会民主党与当时尚属统一的政党日渐疏远，最终彻底脱离。维姆伯格党代会的成果不是分裂，而是各民族社会民主工党的有机联合。
为何国际性政党必须划分为民族团体？首先需要摒弃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在党内给予每个民族工人自治权，是因为我们在国家层面追求民族自治。在党内讨论中，这种假想的论据并不少见。例如，捷克同志就以布尔诺纲领为依据，要求在工会组织中也实现民族自治。然而，这种论据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国家、政党和工会这些不同的社会组织，需要不同的组织原则。因此，奥地利国际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必须划分为民族团体，不能以该党在国家层面追求民族自治来解释。

党的这种划分首先源于党在宣传中必须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它必须用每个民族的语言在集会、报刊和组织中向该民族工人发声。因此，党需要为每个民族的工人配备专门的演说家、组织者和作家。这样一来，党的机体自然就按语言——即按民族——划分为不同团体。组织章程只是将党内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确立为规则，即党划分为民族团体。

此外！每个民族都分为不同的政党，这些政党体现了该民族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尽管整个工人阶级用同样的手段追求同样的目标，但不同民族的工人面对的是不同的政党。因此，不同民族的工人也肩负着不同的斗争任务。捷克工人面对的政党与德意志工人截然不同，因此也必须进行
完全不同的斗争。于是，无产阶级大军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确实按战斗者的民族划分为不同团体；组织章程也必须使形式上的划分与实际区分相适应。

但在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社会主义被每个民族接受时，都会与该民族的传统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正是通过与这些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主义才与该民族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因此，德意志同志与波兰或意大利同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尽管大体一致，但在细节上仍存在差异。于是，每个民族内部都形成了一个更紧密的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进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性格共同体，它既与整个民族的性格共同体截然不同，也与整个社会主义的性格总和泾渭分明。不同民族的同志在思想、情绪和气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具体情况下也不会做出完全相同的决定。这又导致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实际划分。组织章程只是将党内这些不同的内部共同体确立为组织的特殊组成部分，从而与实际区分相适应。

由此可见，即使所有民族工人的斗争目标和斗争手段相同，即使不必担心党内各民族工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党划分为民族团体也是最合适的组织原则。

然而，以上所述仅涉及组织划分的形式原则。关键在于如何分配各民族团体与全党之间的职能。当维姆贝格党代会
决定按民族划分党组织时，人们设想的职能分配无疑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仍应保持统一，只是内部划分为民族团体。按此设想，各民族团体与全党的关系，原则上应与大型民族国家中地方团体与政党的关系无本质区别。但近年来，另一种观念逐渐占据上风。各民族的社民党团体越来越被视为独立政党，而全党则被视为独立政党的联盟。这些政党通常协同行动。但当出现意见分歧时，少数派无需服从多数派，各党可自主行动——哪怕与其他民族的同志对立。例如在1905年布尔诺市议会选举中，这种观念导致德意志同志与捷克同志争夺议席，德意志工人联合资产阶级对抗捷克工人与资产阶级。但凡关注近年来奥地利党发展的人都不会怀疑：我们正面临抉择——是要一个统一的、按民族划分的政党，还是要一个松散的独立民族政党联盟？

有人可能认为，1897年党代会已对第二种选择作出决定。事实上，如果真如涅梅茨同志当时所言，党代会只想建立“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统一政党，”那么它并未完全完成任务。因为党代会只实现了全党的联盟；它设立了统一机构：全党代表大会、全党代表会议和常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党代会未能实现各地区、选区和邦国中按民族划分的同志们的联合。不过，1899年的下次党代会决定迈出第一步，实现地方和选区同志们的有机联合。它决议：

“在所有选区，只要地域条件并非完全不可行，同志们的
选举组织就不应按民族划分，而应共同统一进行。”

“1897年维也纳党代会决定的按民族划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方式，创造了全新的组织形式。为确保在涉及普遍利益——尤其是政治事务——的问题上采取统一共同行动，亟需进一步完善该组织形式。因此党代会决定：所有邦国、选区和地方组织中，各民族团体必须相互派代表参与，以实现政治组织的共同统一运作。”

显然，即使这些规定也不足以构建真正统一的政党。因为在此情况下，各组织仍以对等地位相互协商；统一政党（过去两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不能缺少在各选区和地方常设的决策机构——其权限范围内的决定应约束所有同志，无论其民族属性。事实上，1903年维也纳党代会上，某个维也纳选区组织已提议加强选区内各民族团体的联系。但党代会未采纳该提议，仅重申了布尔诺决议。因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充满矛盾：在党的最高层——全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我们有统一机构，通过多数表决作出约束所有民族同志的决定；而在地方、选区和邦国层面，我们只有独立的民族组织，它们各自为政、对等协商，缺乏常设的共同机构。若我们要发展为统一政党，就需要在各级党组织中设立共同机构，通过多数表决对涉及全选区或地方党组织的事务作出约束性决定；若发展为松散的独立民族政党联盟，那么多数表决原则在全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也难以维持。事实上，
已有媒体提议取消全党代表大会。如果让民族团体在各自土壤中扎根生长，恐怕很难让它们在顶层长期联合。

但若因此认为党的发展取决于未来党代会是否改进或补充旧的组织规定，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如果党能实现民族团体的紧密团结，自然会找到合适的组织形式。而如果民族团体成为具有独立政策的政党，再完善的组织章程也无法阻止党的瓦解。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不取决于其组织规定；也不是纲领问题——因为除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某些分歧（即使在各民族团体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外，所有民族工人对纲领是一致的。奥地利工人党能否保持为统一的、按民族划分的政党，抑或沦为松散的独立民族政党联盟，根本上取决于全党及各民族团体如何基于共同纲领应对具体的日常民族问题——因而这是民族策略问题。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着手制定针对国内民族权力斗争的策略时，所关涉的正是党的团结统一。

## 33. 工会中的民族问题

工会运动的历史折射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当每座城市仍是拥有独立商品与劳动力市场的自治社会单元时，当小手工业者的视野尚未超越城市边界时，工人们便组建地方性
行会组织——18世纪英国的“行业俱乐部”即属此类。但随着城市日益融入资本主义大经济区的运行体系，随着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将整个经济区统一为单一劳动力市场，随着大工业工人因经济周期而辗转迁徙、借助交通与报业发展加深与全国同行的联系并逐渐懂得自身进步取决于整个经济区内同行的进步——地方组织便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最初出现的是松散的地方行会联盟，这些由各地协会组成的联合体既无统一代表机构也无常设官员，每年由不同地方协会（即“主管分会”）轮值处理共同事务[153]。这些联盟逐渐演变为具有统一章程、统一政策和共同金库的大型全国性协会，昔日独立的地方组织则沦为权力有限的基层支部。奥地利工会组织同样经历了从地方协会、邦国协会到全国联盟（地方与邦国协会的联合），再发展为统一全国协会的历程。

将各民族工人集结于统一全国协会的工会集权化进程，最终也将民族问题摆上工会议程——因为正是迫使工会采取中央集权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唤醒了工人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这种关联在1896年第二届工会代表大会上已显露无遗：大会同时面临推行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组织与

<footnote>[153] 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S. u. B. Webb）：《英国工会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der englischen Gewerkvereine）》，斯图加特1898年版，第1页及以下，第64页及以下。</footnote>
工会运动最高领导机构民族分化的问题。1897年“捷克-斯拉夫工会委员会”在布拉格成立,却未能阻挡统一全国组织对地方及邦国协会松散联盟的胜利。于是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催生了各行业工会的国际联合,另一方面却导致工会运动最高领导层的民族分裂。工会整体运动的组织架构由此与各行业工会形成对立:前者民族分化,后者国际联合。起初整体运动似将顺应大型行业总会的原则:1904年布拉格工会委员会眼看就要并入以“奥地利工会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整体运动。但随着1904年圣诞节布尔诺捷克党代会的召开,逆流开始涌动。部分捷克工会活动家自此明确提出工会运动内部的“民族自治”主张:每个民族工人应设独立自治的工会委员会;全国工会委员会由各民族工会委员会代表组成;各行业工会也须相应调整架构。为此要建立民族工会与民族联盟;保留国际性全国总会的,也须确保各民族工人无论居住地均在组织内享有完全自治权——自主管理本民族文字的行业报刊,自选编辑、书记与专职代表,自主决定仅涉及本民族同行的罢工事宜[154]。1905年12月维也纳工会特别代表大会以197,202票对2,364票否决该方案(另有30,686名会员代表弃权)。部分捷克工会成员拒绝服从决议,将组织形式的争论带入每个行业工会,退出国际性全国总会并另建捷克对

<footnote>[154] 参见1905年10月15日布尔诺联合会议上布拉格工会委员会的声明。——争议材料汇编于《奥地利工会特别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维也纳1905年版)。</footnote>
抗组织。

为佐证反国际工会运动的合理性，捷克工会活动家指出
某些全国总会无视捷克工人的语言需求——例如为捷克语
地区的分会向当局提交德文章程，或寄送德语入会申请表。
更激烈的情绪则源自工会邦国书记国际会议的代表权问题
——此事本身无足轻重。捷克同志对此类代表权问题的过度
重视，几乎透着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心态：由于缺乏严肃的民
族斗争目标，便通过虚浮的代表权满足妄自尊大，借空洞示
威发泄怨愤。

但若将捷克同志追求工会运动内部民族自治的诉求简
单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民族思维，则有失公允。我们必须避免
将捷克运动的直接诱因与表现形式同深层动因混为一谈。

探究根源时，首先须注意到多语言国家的每个实质性与
地域性矛盾都可能呈现为民族矛盾。例如当波希米亚捷克语
区的冶金工人主张降低会费，而其他工业区同行认为应提高
会费时；当俄斯特拉发矿区矿工要求工会总部迁至当地，而
其他矿区同志希望总部留在德语区时——这些与民族权力
斗争无关的地域矛盾，即便在民族单一的工会中也难以避免。

但在奥地利这个数十年来公共生活充斥着民族斗争喧
嚣的国度，任何涉及不同民族群体的争端都会被视作民族矛
盾,并受到民族权力斗争意识形态的滋养。因此,即便是工会内部的利益冲突或意见分歧,也常常披上民族外衣。这类矛盾绝不能成为工会民族分裂的理由——正如萨克森省或巴伐利亚王国的同志不能因多数派拒绝任命带薪书记就退出行业组织,捷克工业区的同志若被拒绝设立特别秘书处,同样无权破坏全国性组织;正如东普鲁士或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同志在会费表决中成为少数派时无权分裂德国工会组织,捷克同志遭遇同样情况也不应退出全国总会。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任何工会斗争或民主组织都无法运行——当少数派由与多数派不同民族的同志组成时,这项义务依然存在。因此,地域性与实质性的矛盾虽不能为工会的民族分裂提供正当性,却能解释其成因。因为当工会成员经历过对手分属不同民族的利益之争或观点交锋——这种被感知和定性为民族斗争的较量后,他们对工会内部的民族论述就会变得敏感。

当全国性工会大规模吸纳不同民族工人时,民族议题也必然在工会运动中浮现。我们知道奥地利最发达的工业区多位于德意志民族聚居地,因此德意志工人最先加入工会并掌握多数工会领导权实属必然。当大批捷克工人加入组织时,他们面对的是德意志族的工会代表。对于在车间受德意志资本家剥削、被德意志职员驱使、又遭德意志官僚、法官和军官统治的捷克工人而言,工会的德意志领导层难道不正是他们所憎恨的民族压迫的延续吗?
有人可能反驳说工会是民主自治组织，每个成员平等参与集体决策，不存在统治也就没有异族统治。但别忘了民主不仅在于制度更在于精神！训练有素的工会成员懂得如何在组织中贯彻意志，自然不会感到被统治。但每年新吸纳的、尚未成熟的工人们，却将庞大的全国性工会视为许诺经济利益的统治机构——他们不理解其运作机制，将集体意志视为异己力量。若他们将工会代表看作统治者，那么“领袖”的异族身份自然被感知为民族压迫的体现。奥地利工会的民族争议恰在其快速扩张期爆发——正是成千上万工会新成员涌入的年份，这绝非偶然。若要公允，就必须承认民族分化诉求并非源自那些带头同志的恶意或愚昧，而是反映了部分捷克无产阶级——特别是近年新吸纳及待吸纳的、尚未接受工会训练的工人们的情感和思想[155]。

工会内部民族自治诉求还受另一系列因素强化。工会架构影响着其与政党的关系。当工人群众兼具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会成员双重身份时，党政关系便紧密相连。虽然党和工会都会形成特定的代表与干部群体，但只有在民主不完善、代

<footnote>[155] 其他国家早有类似经验。苏格兰与爱尔兰许多行业的工人曾长期拒绝加入英格兰工会，因不愿“受英格兰统治。”直至1889年后，英格兰各大工会才成功将活动范围扩展至苏格兰与爱尔兰。参见韦伯前引书第73页及以下。</footnote>
表支配组织之处,党政对立才可能发生;当代表意志完全体现无产阶级群众的委托意志时,党政就不可能对立——因为组织政党对抗阶级国家与组建工会直面资产阶级的,本是同一批劳动群众。在奥地利,党政统一程度曾远超其他国家。但近年来我们却看到党政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党分裂为自治的民族团体且渐行渐远,日益成为独立政党;而工会运动中地方与邦国组织却正融入国际性的全国总会。党政分野与工会联合形成鲜明对比。在奥地利这个政治组织仅涵盖无产阶级核心队伍、而广大同志仅加入工会的国度,工会曾是党的强大实体——工会是质料,政党是形式,但这形式并非黑格尔式的无本质形式,而是康德式的“内容的法则。”随着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逆向发展,这种状态难以为继。捷克社民党日益成为独立政党,但由于捷克同志没有独立工会组织而隶属于国际性全国总会,作为独立政党的捷克社民党便失去了群众组织基础,成为无躯体的灵魂、无质料的形式。因此,随着奥地利社民党日益分化为独立民族政党,工会内部推行民族自治的诉求必然兴起。如今推动这场运动的,不再只是那些将德意志代表领导的全国总会视为民族压迫工具的新成员,更包括捷克工人阶级的核心队伍——那些思想与抱负完全被政治工人运动浸润的同志们。

诚然,工会运动的组织原则必然与政党不同。当党章将党划分为民族团体时,它实质是将党内的紧密共同体确立为组织的基本单元。而工会自有其组织法则——按职业、工种
和产业类别划分。正如我们所见,在党内德意志人、捷克人、波兰人自然区隔,党章必须顺应这一事实;但在工会中,裁缝必须与鞋匠分离,金属工人必须与木工分立。党内实行民族自治,并不能证明工会运动可以或应当效仿。然而不可否认,在奥地利这样党政关系紧密的国度,党的组织形态必然影响工会架构。当前奥地利工人运动似乎正陷入矛盾: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本应是党的躯体,这些工会成员不分民族联合在全国性组织中;而党却逐渐分化为若干独立的民族政党。一个统一的国际性工会组织,如何能同时作为六个经常相互斗争的民族工人政党(它们时而协作、时而并行、时而对抗)的基础?一个躯体怎能容纳六个灵魂?一种内容怎能服从六种形式?若党保持原貌——仍是统一政党(尽管划分为民族团体),党政与工会架构便无矛盾;但若奥地利社民党分裂为六个独立政党,工人运动就只剩两条路:要么工会组织顺应政治工人运动需求,统一行业工会瓦解为独立的民族组织,使各民族工会运动成为该民族工人政党的躯体;要么工会保持国际性组织,但势必解除与政治工人运动的紧密联系,届时六个社民党之外将存在一个统一的国际工会组织。

奥地利工人将选择哪条道路?我们首先应从工会需求的角度探讨。研究的出发点应是各民族工人经济利益的休戚与共。当捷克罢工破坏者背后袭击时,德意志工人无法争取更高工资;当捷克工人的低工资迫使资本流向捷克语区时,
他们也无法维持既得薪资水平。在资本家相互竞争的范围内（即统一经济区内），每个民族工人的进步都与其他民族工人息息相关。早在地方行会时期工人就认识到这点，因此通过自愿捐款相互支援罢工。但这种无序援助显然不足，建立共同战争基金势在必行。于是诞生了大型全国性工会——它们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覆盖整个经济区，拥有统一金库，从全经济区同行工人的共同财产中拨款支援薪资斗争中的同志。

工会不仅通过罢工扭转失业的职能，还通过失业救济改变失业的经济功能（第20节）。失业救济同样只有具备统一财政的大型中央工会才能实施。工会活动范围越小，对地方危机、生产突然转移或个别企业停产就越敏感；活动范围有限的工会，轻微的地方事件就能使其无力救济失业者。其他补助亦然——提供差旅、疾病、丧葬、意外等补助的工会，必须像保险公司那样尽可能扩大覆盖范围。

因此工会组织的第一铁律是财政集权。整个经济区内同行会费必须汇入统一账户，用于罢工补助、失业救济及其他救助目的。虽多次尝试在财政集权同时，不将工会政策领导权交给中央执行机构，而保留地方团体自治权（即自主制定工会政策的权利），但这些尝试均告失败。韦伯夫妇基于丰富经验的判断极具启发性：“分会资金汇入总会共同账户，并由全体会员平等缴费，必然意味着任何地方分会无权将整个组织拖入战争。财政集权要求战斗性组织实行管理集权。最
深刻认识到这点的行业工会，被证明效率最高也最稳定。在资金集中却保留地方机构权力的地方......结果总是软弱、矛盾建议和财政崩溃[156]。”

不可或缺的财政集权，必然要求统一管理和统一工会政策。

英国工人同样历经艰辛才认识到这点。他们虽主张国家层面发展地方自治，却难免犯下将政治诉求机械移植到工会的错误。但通过惨痛教训，他们最终懂得工会组织原则与国家宪制存在本质差异。如今奥地利工人正经历相同历程。他们追求国家层面的民族自治，但必须避免将适合国家强制组织的架构强加于无产阶级战斗组织。

由此我们首先划定了工会活动中必须排除民族自治的领域——即工会的国际经济职能。我们需要财政统一、管理统一、政策统一的国际性全国总会。

但工会职能不止于此。它还必须致力于教育会员，通过讲座、系列课程和培训传授民族文化知识。这里就涉及工会的民族差异化职能，也为工会内部民族自治提供了空间。当德意志与捷克工人在同一地点共事时，各族工会成员当然可

<footnote>[156] 韦伯前引书第 83 页。</footnote>
以自主组织教育活动。为此不仅需要专门的民族地方团体，
甚至在统一地方团体内设立民族教育分部也足矣。

至此尚无困难：国际经济职能由国际性工会承担，民族
教育任务则由工会内部自治实现。真正的难题始于国际经济
职能需要差异化民族手段时。工会必须用各族母语进行口头
和书面宣传，需要为每个民族创办专业报刊、培养演说家和
组织者。这就产生问题：捷克专业报刊应作为总组织喉舌，
还是仅表达捷克同志意志？捷克语区工会代表的委任权应
归属总会还是捷克工会成员？统一管理和统一工会政策的
必要性在此绝对排斥民族自治。若奥地利工人还要重蹈某些
英国工会的覆辙[157]，那将极为可悲。统一财政与政策的铁律
断然否定了工会行政自治的可能性。国际性工会的编辑、干
部和专职代表必须且永远是其机构成员，由总会任命并对总
会负责。但另一方面，由国际工会任命派驻波希米亚捷克语
区的带薪干部，若没有捷克工会同志的密切配合就无法有效
工作，也只有后者能切实监督他们。因此工会自身利益要求：
干部任免权专属总会，但其工作需受当地民族团体监督。各
全国总会落实此原则的方式不尽相同——具体取决于会员
规模、财力及语言区分布。大型工会最容易实现这点：将工
作区域尽可能按民族界限划分为宣传区、大区和分区；若有

<footnote>[157] 关于英格兰机械工、石匠、砖匠实行工会内部自治原则的经验，参见韦伯前引书第83页及以下。</footnote>
幸能为全部或部分宣传区配备专职干部，这些由总会任命的干部接受总会指令；选区宣传委员会由地方团体选举产生，虽无权罢免干部，但可下达指令并监督。若干部因总会指令与监督委员会要求冲突而无法执行，或总会管理层信任干部而选区委员会不信任，则只有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总会的议会——有权裁决。

同理，各工会报刊编辑由总组织任命并接受其指示；但同时设立仅由该报刊目标民族同志选举产生的出版委员会。若出版委员会对报刊不满，而受总会指令约束的编辑无法满足其要求，委员会可向总组织议会申诉。如此既保障工会管理与政策统一，又确保各民族团体对本地工会活动的影响力。长期来看，任何遭民族团体持续不满的工会干部都难以留任。这种组织架构也难免摩擦，但这些摩擦并非源于民族矛盾的特殊性，而是整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间的普遍冲突[158]。

<footnote>[158] 尽管无产阶级利益具有整体一致性，此类矛盾仍存在。例如所有矿工（乃至全体奥地利工人）本就与俄斯特拉发矿区矿工的高工资存在利害关系，因而都希望该地区有更多优秀工会鼓动者与组织者。但矿工总组织可能认为在特定时期将工会精锐力量调往其他矿区更有利，而俄斯特拉发矿工对直接地方利益的感知远强于整体利益（尽管后者间接也是其利益），故希望总会全力支援本区。从逻辑上说，全体工人利益一致；但从心理上看，由于直接地方利益总比需长期才能显现的真实整体利益更强烈，多方利益冲突在所难免。</footnote>
我们绝无意向每家工会强推此类组织原则。制定工会章程模板并非本文目标。我们旨在从工会斗争自身条件出发，推导出每家工会为兼顾民族差异与统一斗争所必需的方法。由此提出以下要求：国际经济职能统一管理！文化教育职能民族自治！而在需运用差异化民族手段实现国际经济目标时，则实行国际统一管理配合民族监督！前文勾勒的工会架构仅为示例，旨在使抽象原则具象化。各家工会自当依据具体工作条件，以不同方式落实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单个行业工会，也适用于工会整体架构。工会整体运动的机构是工会委员会与工会代表大会。它们保障组织统一发展，调解行业工会间边界纠纷，协调重大斗争中的互助，指导新兴弱小组织，并代表整体工会运动应对国家与雇主联盟。这些纯属国际经济职能，无需民族自治。不仅如此——自治根本不可行。既然我们认定每个行业都需要财政集权、管理统一、政策统一的国际性工会，就不能让这类工会受制于两个自治的工会委员会，或服从两个自治代表大会的决议。工会最高领导层的民族自治与各行业组织的国际联合，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奥地利工会运动只能接受一个代表大会立法，一个委员会领导。

但在运用差异化民族手段实施统一管理时，差异化民族监督确有必要。只有捷克工会成员能阅读工会委员会的捷克
语出版物,自然也只有他们能监督这些刊物。工会委员会捷
克机关报编辑必须由委员会或代表大会任命,否则它将不再
是整体运动的喉舌,而只是其中某个民族团体的机关报。但
若允许捷克代表选举特别出版委员会来监督整体运动的捷
克语机关报,显然更为妥当。当受代表大会与工会委员会指
令约束的捷克编辑无法满足出版委员会要求时,争议双方可
提交代表大会裁决。

工会委员会将工作领域划分为若干尽可能按民族界定
的宣传区。各区的机构是由委员会任命的带薪邦国工会书记,
以及由当地工会团体选举产生的邦国工会委员会。国际经济
职能由委员会下属机构按指令执行;此处邦国委员会仅行使
监督权。而在纯地方事务(不含薪资斗争)中,邦国委员会
可自治。例如捷克波希米亚邦国委员会无权自主决定薪资斗
争,仅负责监督书记活动并向代表大会及委员会汇报;但可
自主安排宣传工作、讲师调配及工会教育。多语言宣传区的
此类事务也可交由邦国委员会的民族分部处理。

最后在各地,所有工会构成统一整体。它们通过“全体会
议”代表,或在大城市组建“工会联盟。”全体会议关于国际经
济事务的决议,约束当地全体工会成员不分民族。而差异化
民族事务(如讲座活动、工人学校等)则由民族分部决定,
成员来自民族地方团体及混合语言团体的民族教育分部。
同样,这份关于工会整体组织架构的纲要也并非要向工会工作者提出具体建议——我们并无此意——而只是生动展示统一工会组织如何能融合国际统一管理、民族监督与民族自治的原则。

正如我们试图证明的,这些原则根植于工会运动自身的条件。工会无法实现完全的民族自治。即便在国家层面,我们也不主张每个民族在所有国家事务领域都获得完全自治。没有社会民主党人会要求每个民族聚居区成为独立关税区,或让各民族自主制定民法与诉讼法。但我们确实要求每个民族在国家框架内自主管理教育与文化事务,独立推动本民族文化发展。在工会内部,我们同样主张在这些领域赋予各民族充分自治权。各民族工会成员可自主管理讲座、图书馆与教育活动;在这些事务上,民族地方团体、混合团体的民族教育分部、全国总会中的民族地区组织、全体会议(工会联盟)及邦国工会委员会的民族分部均可完全自治。

诚然,工会活动中能实行民族自治的范围有限。这是因为工会主要服务于经济斗争,仅能投入少量力量直接开展教育培训。但工会斗争间接产生的社会教育效应更为重要:通过争取更高工资、缩短工时、打破车间专制、增强工人自信,工会使工人们有能力争取共享民族文化。我们追求民族自治,始终将其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若将其视为目的本身,或为空洞的民族自治形式强加违背工会斗争条件的组织
架构,就是在阻碍工人阶级的社会进步,阻碍全体人民形成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进程,就是在推行反民族的政策。我们构建最符合工会斗争需求的组织架构,正是以进化论的民族政策对抗形式主义的民族政治。

若从工会斗争利益(这与各民族工人的真正民族利益一致)出发决定工会民族问题,发展将导向更紧密的集权而非分裂。工会可授予各民族自主管理培训课程与图书馆的权利,可赋予各民族监督本民族语言出版物与口头宣传的特殊权利,但必须坚持经济斗争由统一机构领导,共同斗争资金由整体组织支配。

然而决定工会组织问题的终究是人。工会成员并非纯粹工会利益的化身,而是“充满矛盾的个体,”浸染着所处环境的文化、民族与政治情绪。我们看到捷克同志争取工会民族自治的斗争,源于捷克工人阶级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动力,其力量不容低估。这些力量会强大到阻碍奥地利统一工会组织的构建吗?

我们认为,其中一股力量在于:尚未成熟的捷克工人将行业组织的德意志领导视为民族压迫。但随着资本主义快速扩张至捷克语区,一方面催生了捷克资产阶级与官僚阶层,使剥削与压迫不再以异族统治的面目出现,从而降低捷克工人对工会异族领导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促使大批捷克工人加
入工会，逐渐理解并参与工会管理机制，不再视工会为统治机构而是共同管理的协作体。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工人教育将破除“工会内民族压迫”的幻象。

从这个角度看，奥地利工会组织并无长期威胁。而当前的危机，我们越能妥善满足捷克工人的语言需求，就越容易克服。

更严峻的危机来自政治组织发展对工会的冲击。即便工会组织形式完美适应多语言国家的需求，这种危险也无法消除。国际性、中央集权的工会组织，绝无可能同时成为六个独立政党的基础！当德意志与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同属一党时，他们能在工会推选最合适人选担任要职，捷克工会成员可委任德意志人领导组织，德意志人亦可托付捷克人。但若奥地利社民党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民族工人政党，各自对民族时政问题立场相左，民族斗争就必然蔓延至工会内部、每个地方团体和每间车间——每次选举、章程修订或地方团体成立都会引爆民族争端。在此情形下，将奥地利工人力量整合进统一领导的严密工会组织还可能实现吗？

当然还存在最后出路：使工会与政治工人运动彻底分离。但工会中立化在奥地利不仅面临其他国家的普遍反对理由，更存在特殊考量。这里任何实质性或地域性矛盾都可能演变为民族斗争而不可调和。唯有充满社民主义精神的工会干部
——那些能穿透民族表象发现社会矛盾本质、致力于解决工人内部民族问题、推动无产阶级形成阶级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能克服这种危险。而这项重要使命，只有统一的社民党能够胜任：它懂得使群众远离资产阶级民族权力斗争，摆脱民族斗争意识形态的束缚。被民族仇恨煽动、浸染小资产阶级民族意识形态的工人，根本不可能在工会组织中进行理性平和的协作。

由此我们得出清晰结论：唯有不分民族地将奥地利工人阶级力量整合进统一领导的全国性组织，才符合工会斗争需求。阻碍此类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就是在为工会斗争设置障碍。而国际性工会组织要顺利发展、克服民族难题，前提是奥地利所有民族工人能在同一政党中找到政治代表。但奥地利社民党能否保持统一，又取决于其对民族时政问题的立场与民族策略。政党的策略抉择同样决定着工会组织的未来。如果我们采取破坏党的统一、使工人受制于民族权力斗争情绪与观念的路线，就无力阻止工会的民族分裂。奥地利工人将为此付出数百万克朗的工资损失与数万小时的超额劳动。形式主义的民族政治不仅会阻碍工人阶级争取更高民族文化份额的斗争，更将延缓工人阶层融入民族文化共同体、全体人民发展为民族的进程。

## 34. 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社会民主党肩负双重使命。其一在于唤醒无产阶级沉睡的力量，将潜在能量转化为现实动能。这项使命通过启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实现——把工人群体朦胧的怨愤与被剥削者的革命本能，升华为对阶级对立的清晰认知，将群众培养成目标明确的阶级斗争力量。如此，散乱的无产阶级便凝聚为具有统一意志的整体，成为一股势力。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教育活动，奠定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基础。

其二则在于运用这种通过社会教育从阶级本能中锻造出的力量，投入社会力量的角逐，以无产阶级利益重塑国家与社会，最终夺取政权，从而开启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社会教育与政治活动合二为一。工人阶级仅占人口的少数，社会民主党也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此时工人政党唯一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国家与阶级社会。借此，社会民主党将无产阶级群众培养出革命觉悟与明确的革命意志。这种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也履行了政治职能：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恐惧，迫使他们向工人阶级作出初步让步。

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工人阶级虽未成为人口多数，却已是数量最庞大的阶级。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已构成威胁。资产阶级政党不得不争取工人选票，为避免
工人选民倒向社会民主党，它们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的部分诉求。资产阶级政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因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而分化。此时社会民主党尚无力独自为无产阶级争取让步，但其力量已足以将最敌视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并帮助那些愿意满足无产阶级具体诉求（如政治改革、劳动保护法等）的资产阶级政党获胜。

因此，社会民主党在议会表决中支持这些政党，与它们结成联盟或集团，甚至共同组成执政多数派并派遣代表进入政府。

于是在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政治修正主义策略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尽可能有效、成功地运用无产阶级已获得的力量。

但工人阶级无法容忍这种政治。他们反对的不是某个政党，而是阶级国家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现实驱使他们反抗，即便国家通过法律略微改善了某个工人阶层的处境。工人在军营、衙门和法庭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即便民主政府稍稍缓和了对待工人的行政手段。一场罢工中，激愤的年轻人破坏“神圣财产”，便将矛盾暴露无遗——资本主义阶级国家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财产的保护，工人阶级却无法理解打碎几扇玻璃窗竟需以人命偿还。当社会民主党不再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对立，反而像其他政党那样时而与这个政治集团结盟，时而与那个派系合作，甚至参与执政多数派、进入政府时，工人群众便将其视同资产阶级政党，将其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要其为阶级国家官员对工人的所有不公、法律对工人阶级的一切压迫、劳动人民在资
本主义社会遭受的剥削与苦难承担连带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本能发展为清晰阶级意识的过程由此停滞：资产阶级政党因与社会民主党结盟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更容易争夺工人选票；广大群众厌恶这种看似不是争夺阶级遗产的伟大斗争、而是为个别利益集团蝇头小利讨价还价的政治把戏，陷入彻底的政治冷漠；最优秀、最有行动力的人则因社会民主党不再表达革命立场、不再体现革命意志，转而投向无政府主义与反议会工团主义的怀抱。

政治修正主义为求最大限度利用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反而堵塞了这股力量的源泉——它阻碍了无产阶级形成自觉阶级。正如社会民主党政治任务（运用力量）的条件催生了政治修正主义，其社会教育任务（培植力量）的条件则孕育了不妥协策略的倾向。在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这两种倾向都不可能消亡。修正主义总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又总会被不妥协立场击败。两种倾向的斗争与党的策略摇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力量运用条件”与“力量培植条件”的矛盾——究其根本，这种矛盾根植于工人阶级既不得不生活在资本主义阶级国家中，又无法忍受这一现实的困境。

这些困境唯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才能被克服。此时无产阶级已构成人口的绝对多数。资产阶级已感受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威胁。资产阶级各党派紧密联合对抗社会
民主党——昔日分歧与威胁其利润、地租和垄断收益的危险相比已微不足道。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民主党如同在初始阶段那样，重新展开反对整个有产阶级、反对整个国家权力机器的斗争。政治活动与社会教育活动在此再次合流。这一阶级斗争阶段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告终[159]。

[159] 关于无产阶级策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阶段制约的“三阶段论”这一精妙概括，我们援引自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s）的杰出论文《议会政治与阶级斗争（Parlamentarismus und Klassenstreik）》（《新时代（Neue Zeit）》第 23 卷第 2 期第 804 页起）。

当然，社会民主党对国家及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不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尤其是无产阶级所处的国家宪法体制，以及该民族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性。若试图仅凭单一因素完全解释某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特性，显然有失偏颇；但若不愿放弃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考察，就绝不能回避将现实运动分解为各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

以德意志帝国为例：在第二阶段，修正主义策略之所以未能得逞，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无权地位使其无从生根。而如今，北德地区已进入第三阶段——工人数量庞大且增长迅猛，阶级意识空前觉醒，任何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让步都将直接威胁统治阶级的霸权、容克地主的租金与卡特尔巨头的垄断利润。只要普鲁士工人未能充分平等参与立法，就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政策；而有产阶层也绝不敢赋予这种权利，因为基于普选制产生的普鲁士议会，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出现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局面。
要理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必须认识到该国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得不争取无产阶级选票，因而也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的某些诉求。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已成为可观力量；一旦其票数足以决定资产阶级各派系间的胜负，就会面临多年来困扰法意社会民主党的难题。

但在无产阶级斗争新条件改变群众与国家关系之前，它已先改变了社会民主党对民族权力斗争的态度。政治修正主义在奥地利的首要表现形态就是民族修正主义。虽然尚未形成党内派系，但作为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们意识中相互角力的思想倾向，它已开始发挥作用。

在发展初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未曾参与民族权力斗争。但随着工人政党力量增长，当它愈益成为工人阶级全部利益

当政治修正主义在德国尚有生存空间时，工人阶级正遭受《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如今它之所以失去可能，是因为斗争焦点已从无产阶级的个别诉求转向国家政权本身。英国则恰恰相反：经济上已进入第三阶段，政治上却仍停留在第二阶段。由于英国工人群众仍追随资产阶级政党，有产阶级的统治尚未受到威胁，斗争仅围绕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政策诉求展开。而法国与意大利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层面，都仍保持着第二阶段的特征。
（包括民族利益）的代表，其议会席位愈多，对议会内党派格局与权力分配的责任愈大时，就愈深地卷入民族权力斗争。一旦如此，各族社会民主党人在为本族工人阶级争取民族利益时，便将本族资产阶级政党视为盟友，将他族所有政党当作敌人。起初，某族社会民主党人会在选举中反对不满足其民族诉求的他族同志；继而与本族资产阶级政党联手对抗他族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最终甚至与本族资产阶级联合执政，共同统治地方上的少数民族。政治斗争中的分野不再是划分为民族团体的阶级，而是由阶级政党组织的民族集团。阶级矛盾区分民族内部的政党，但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共性不再联结各族同志。

这种政策不过是修正主义政策的特例。既然修正主义本质在于社会民主党不再与资产阶级国家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对立，而是与部分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共同统治，那么民族修正主义就是各族社会民主党与本族资产阶级联合，开展针对他族的权力斗争乃至共同统治。

民族修正主义最初兴起于昔日“无历史”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它承袭了支配这些民族年轻无产阶级情绪的朴素民族主义。由于这些仍完全或主要由被压迫阶级构成的民族缺乏重要民族权利，该思潮得以强化。当成千上万捷克工人不得不在德意志工业区谋生却找不到捷克语小学；当捷克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因富豪选举制被德意志资产阶级统治，后者拒
绝为捷克工人子弟开设市民学校；当捷克工人在衙门和法庭
无法用母语维权时——捷克工人政党自然要为满足本族无
产阶级的民族需求而斗争。由此它参与民族权力斗争，民族
斗争意识形态渗入工人阶级。很快社会民主党不仅关注无产
阶级的民族诉求（如基础教育和市民学校），还介入中学与
大学问题；不仅争取官方往来语言权利，还要求内部行政用
语权。在民族权力斗争中，捷克资产阶级政党成为天然盟友，
他族所有政党则是天然敌人。由于民族问题在奥地利始终是
核心议题，所有政治问题都被赋予民族意义，整个捷克民族
很快呈现为偶尔分裂为阶级派系的统一政治体。

民族修正主义逐渐也渗入到古老历史民族的无产阶级
中。它在这里与德意志工人对外来廉价劳工和罢工破坏者的
本能憎恨相结合。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那些从资产阶级
民主派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的民族主义滋养了它。但其最强大的驱动力，是对“无历史”
民族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政策的反动。

“无历史”民族的觉醒表现为这些民族政治力量的持续增
长。从无产阶级立场看，这种现象绝非憾事。因为当劳动人
民被排除在时代文化之外且在政治上无权时，那些没有统治
阶级的民族才是无文化和无力量的：因此，“无历史”民族的
力量增长反映了底层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崛起。但对于那些直
观而非概念性地理解现象、以民族而非社会标准进行评判的
朴素民众以及受民族权力斗争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来说,这种关联并不明晰。其他民族的力量增长,在他们看来就是本民族的力量削弱。德意志工人看到他们的捷克同志不仅没有置身于捷克民族的权力斗争之外,反而有意识地促进捷克民族的力量扩张。这难道不会刺激德意志工人起而效尤吗?他们难道不会决心站在德意志一方参与民族权力斗争,与德意志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捍卫德意志民族的既得利益吗?

最终,在所有民族中,修正主义倾向都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加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也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民族意识形态的力
量。资产阶级政党深谙如何利用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指责社会民主党漠视民族命运、背叛民族,来使那些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的无产阶级群体远离阶级斗争。这种指控是资产阶级在政治阶级斗争中对抗无产阶级的最危险武器。如果我们决定参与民族权力斗争,难道不能夺走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吗?民族修正主义策略难道不是服务于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任务——使工人阶级脱离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将无产阶级构建为阶级——吗?

然而,正如民族修正主义必然从奥地利政治权力关系中产生一样,反对它的对抗倾向也必然会出现。因为修正主义策略危及无产阶级的力量。
首先,民族修正主义破坏了党的统一。如果德意志同志和捷克同志一样参与本民族的权力斗争,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对手合作对抗其他民族,在民族斗争战场上各自为战甚至相互对抗,那么德意志和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再共存于一个政党框架内。而党分裂为独立的民族工人政党,意味着工人阶级力量的重大损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巨大声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克服了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未能解决民族难题。它的力量尤其依赖于所有民族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以及它能够随时以同一民族的工人对抗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别忘了,我们曾在维也纳、格拉茨、布尔诺和赖兴贝格击败德意志的反选举权者,在布拉格击败捷克的反选举权者,在的里雅斯特击败意大利的反选举权者!不要以为独立的民族政党也能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在奥地利,每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都具有民族意义。一个完全受资产阶级民族权力斗争情绪和思想支配的捷克社会民主党,能在要求捷克民族作出诸多民族牺牲的选举改革斗争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吗?

但民族修正主义不仅破坏党的统一——正如我们所知——它还破坏了工会运动的统一，很可能也破坏了合作社运动的统一。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修正主义者谴责捷克同志破坏工会的政策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对自身政策必然导致的后果！民族修正主义将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束缚在与其斗争条件不相适应的形式中，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
迫使工人阶级承受沉重的经济牺牲。

然而民族修正主义不仅阻碍无产阶级合理运用已争取到的力量，更抑制了新力量的积累进程。

民族发展现象并非独立于社会政治发展之外，而是以特殊形态反映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若社会民主党试图从民族权力斗争的视角评判民族现象，就难免频繁与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诉求产生矛盾。

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当我们的民族权力建立在少数人特权之上时，我们该如何抉择？

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财阀统治。当我们的民族权力依赖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特权时，我们该如何裁决？

工人阶级谴责那种将人对土地的支配权掩盖为地主对无地者统治的法律秩序。我们又该如何评判本民族原住民对外来移民的支配？

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进步都取决于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发展。我们应当促进其他民族工人的文化发展，还是将其视为本民族权力的削弱而加以反对？

无产阶级谴责“民族特权，正如谴责出身、性别、财产和
血统特权。”但所有民族权力斗争的终极目标，却是维护或夺取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

由此，修正主义策略使社会民主党陷入奇特处境。它参与民族权力斗争，却永远无法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走得那么远——后者立足于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因而能够主张民族强权。当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争取政治社会改革时，它总是作为同盟中最激进、最果敢的推动力量出现；但当社会民主党人为民族权力斗争与资产阶级同胞联合时，它却成了联盟中最温和的党派。资产阶级政党显得比它更激进，总能提出更极端的要求。社会民主党本欲在其旗帜下集结社会中最革命的阶级——那些“戴着钢的激进者；”但就其在几乎始终主导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上几乎完全妥协的表现而言，它与其他政党别无二致，仅以温和审慎作为区别特征。

如果我们的民族政策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仅在于温和程度，那么我们与民族主义政党之间就不再存在质的差异，而只有量的不同；那么在具体个案中，我们在民族权力斗争中究竟能追随资产阶级多远，我们的道路究竟在何处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将永远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是如此，民族修正主义导致了摇摆不定、畏首畏尾的策略，形成了一种最不适合群众政党的斗争方式——而这个政党本应肩负为受剥削被压迫者夺取世界财富的使命。
由此可见,民族修正主义对党具有腐蚀性。与之针锋相对的必然是一种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策略——这种斗争方式使无产阶级群众远离民族权力斗争,却并不回避民族问题的解决;它将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的民族权力斗争对立起来,从而逐步使我们纲领的要求成为群众坚定不移的信念。

例如,当捷克资产阶级提出捷克语作为内部官方语言的要求时,德国和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将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不关乎两个民族的外部强大,也不影响其文化发展;争夺内部官方语言的斗争与工人阶级利益无关,只是掩盖了知识分子内部的竞争;无论使用何种语言,官僚行政对工人阶级而言都是异族统治,唯有以民主自治取代官僚管理,才能解决民族问题。

当德国资产阶级要求在波希米亚划分行政区和司法管辖区时,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将直面捷克资产阶级。他们将用“民族分裂”这一更为严厉的指控,回击“国土分裂”的无稽指责,并证明语言区的法律划分是民族自治的必要前提。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将质问德国资产阶级:为何在施泰尔马克和蒂罗尔拒绝给予少数群体的权利,却在波希米亚自身竭力争取?他们将表明:若不能在法律划定的民族聚居区实行民主地方自治,民族分界就毫无价值;他们要求民族分界应成为民族自治的基础,而非压迫少数民族的工具。
当涉及少数民族权利争议时,德国和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将谴责本民族资产阶级:只要他们还在压迫境内的异族少数
群体,就无权抱怨本族少数群体在外的无权地位。他们将控
诉那些哀叹少数民族流失导致本族人口减少、却漠视资本主
义剥削扼杀民族发展的资产阶级;揭示压迫外来移民实质是
地主对无地者统治的延续,而每个民族无产阶级的进步都仰
赖其他民族工人阶级的发展;最终证明唯有将各民族构建为
自治实体,才能和平解决少数民族难题,造福所有民族。

如此,我们将通过揭示有产阶层将阶级斗争和竞争伪装
成民族权力斗争,来暴露民族斗争的社会根源;通过论证只
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为所有民族争得自由自治,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文化共同体、贯彻民族原则,来彰显
阶级斗争的民族内涵。通常我们还能通过一致表决巩固无产
阶级团结。即便出现捷克同志支持捷克资产阶级、德国社会
民主党人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情况,只要事先讨论已清晰表
明:无产阶级政策难以完全统一,根源在于中央集权-原子化
的国家体制难以容忍;不同民族无产者的分歧,与整个工人
阶级同各国有产阶层间的巨大鸿沟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这种分歧就不会危及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

这样的政策能增强无产阶级力量：确保党的统一，保障工会和合作社顺利发展；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对我们的民族纲
领表态，从而为实行民族自治创造条件；使“民族争吵远不如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更能决定民族发展与文化进步”的观念深入人心，进而推动民主和社会改革，为卡特尔巨头、大地主和行会分子反工人的经济政策设置重重障碍。

坚持原则的政策不仅能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更为工人阶级未来力量的壮大奠定基础。如今我们不再是与其他政党无异的民族政党——我们的民族政策与资产阶级民族政策存在质的（而非仅是量的）差异。这种原则性政策必将赢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因为它契合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在民族斗争领域，我们不再是最温和的，而成为最激进的政党。唯有我们能够、也唯有我们愿意为每个民族争取文化共同体的扩展；唯有我们致力于将全体人民纳入民族文化共同体；唯有我们能为每个民族确保政治统一与自由。

正如政治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第二阶段无法根除、必须不断被革命的不妥协策略所战胜那样，在奥地利当前发展阶段，只要民族自治尚未实现，民族修正主义就不会消亡。民族修正主义与原则性国际策略的对抗，源于工人阶级既受制于中央集权-原子化的国家体制，又无法忍受这种体制。关键在于，坚持原则的同志必须时刻保持足够的力量与行动力，以阻止民族修正主义倾向破坏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

我们无法通过回避民族问题或掩盖内部意见分歧来确
保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相反，必须通过深入讨论澄清观点，使广大党员了解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并号召他们作出决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逐步实现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人的相互理解。

首先，我们应要求将少数民族构建为公法实体，以此填补民族纲领的空白。其次，必须要求议会代表和党报党刊恪守原则性国际策略。当行动统一由此得到保障后，还需相应调整政治组织：在存在多民族组织的每个地区、选区和邦国，建立由各民族组织按党员比例代表组成的联合机构。这些联合机构关于选举、示威等政党行动的决议，对所有党员具有跨民族约束力，同时保持各民族组织的自治权。最后，必须确保工会运动的统一集中发展和消费合作社的国际联合。若能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就完成了1897年和1899年党代会开创的事业——奥地利无产阶级将融合为受共同意志支配的强大整体，这个整体不仅不会阻碍各民族组成部分的发展，反而会大力促进其成长。

倘若共识未能达成，民族修正主义真将党撕裂为若干完全独立的民族工人政党，这种分裂也只是暂时的。一旦民族修正主义政策的危害显现，各社会民主党内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必将迅速壮大。

工会运动者将成为这场反修正主义运动的主力军。他们
将很快发现：党的分裂必然导致工会的瓦解。与之联合的，首先是那些秉承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绝不能容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沦为与资产阶级政党别无二致（仅以政治家风度的温和程度作区分）的民族政党的人；其次是清醒认识到民族修正主义只能为少数工人群体争取民族利益，却会削弱整个无产阶级力量、阻碍全民族文化发展的务实者；最后是洞悉奥地利琐碎民族斗争不过是当代文明国家共同经历的社会大变革中微不足道伴生现象的有识之士。这股力量将因奥地利逐步走向民族自治、因资本主义发展第三阶段临近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更因国际无产阶级思想对奥地利工人的影响而不断增强。倘若当伦敦、柏林、巴黎、罗马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反帝斗争中日益明确之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沉溺于民族权力斗争的意识形态，那么即使形式上未被开除，我们在精神上也已自我放逐于无产阶级国际共同体之外。

然而对于奥地利工人阶级而言，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能否得以维系，抑或党和工会终将分裂、各民族的碎片必须经过艰苦斗争才能重新聚合，绝非无关紧要之事。

我们毫不怀疑，绝大多数组织起来的德裔党员同志都渴望维护党和工会的统一。愿这些同志谨记：民族修正主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分裂！但近年来，民族修正主义在奥地利德裔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日益抬头。它最初表现为党内报刊对民族问题模棱两可的评判，表现为某些含混不清的措辞。
随后它使许多同志相信：捷克工人阶级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与德裔社会民主党无关；于是我们的党报起初对这些斗争置若罔闻，个别德裔同志甚至已公开反对。当德裔与捷克裔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时，若某次公开选举中城市的德裔少数群体不再受捷克裔多数决议约束，并退出（无论战术正确与否的）大多数党员同志通过的行动方案，便显得顺理成章了。这条道路的终点已在此前的市镇选举中显现——德裔工人与德裔资产阶级联手对抗捷克裔工人和捷克资产阶级。我们理解这种现象，但绝不能苟同。可见：德裔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存在奉行此种策略的同志，而这种策略已在捷克裔社会民主党中占据上风。党内斗争绝非德裔与捷克裔的对立，而是民族修正主义策略与原则性国际策略的交锋——这场斗争必须在社会民主党每个民族派系内部见分晓。若不能肃清我们自己队伍中的民族修正主义，就无力批判那些分裂党和工会的捷克裔同志！德裔社会民主党若要捍卫党和工会的统一，就必须以原则性国际策略对抗个别捷克裔同志的民族修正主义策略。

这种政策或许会暂时危及某些议席。但若议席只能以削弱工人阶级经济政治力量为代价换取，便毫无价值。而源于革命精神、促进阶级利益、彰显阶级道德的政策，必将赢得无产阶级群众的拥护。

只要我们理解无产阶级斗争在民族发展进程中的
历史使命，就无需畏惧那些污蔑我们漠视民族利益、甚至背叛民族的诽谤性批判。

自氏族共产主义解体以来，民族就被划分为“民族同胞”与“民族附庸”，裂解为松散联结的地方性小圈子。唯有社会生产的发展，才能将整个民族重新凝聚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我们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来拓展民族文化共同体，最终打破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外壳，从而实现统一自治的民族教育、劳动与文化共同体——这正是我们为这一发展进程服务的途径。

“民族同胞”对“民族附庸”的统治，使无历史的民族臣服于历史民族的异族支配。民族裂解为狭隘地方性圈子的现象，构成了民族国家分裂与政治割据的基础。唯有社会生产的发展才能孕育民族原则——即要求内部共同体成为外部权力基础的诉求。我们通过将民族原则确立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国家宪法准则（在尚不能作为建国准则之处），最终通过解放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确保每个民族生存于统一自由的共同体中，从而赢得民族原则的彻底胜利——这正是我们为这一发展进程服务的途径。

我们通过领导无产阶级反抗阶级国家与阶级社会，履行着自己的民族使命。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要求的原则性国际政策，因而也是实现我们民族政策的手段。我们必须将所
有民族的无产者联合成受统一意志支配的强大整体，才能使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成为全民族的财富，才能为我们的民族赢得统一与自由。
索引

奥地利, II, III, 92, 114,
124, 162, 167, 178, 179,
180, 181, 187, 188, 190,
191, 193, 194, 195, 198,
206, 207, 208, 209, 210,
212, 213, 214, 215, 218,
219, 221, 222, 223, 224,
227, 229, 230, 231, 232,
235, 236, 237, 241, 242,
249, 251, 255, 263, 265,
266, 267, 268, 269,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81, 282, 284, 285, 288,
290, 291, 294, 295, 296,
298, 306, 314, 315, 316,
328, 330, 332, 335, 338,
340, 341, 346, 347, 349,
351, 355, 357, 358, 363,
371, 377, 378, 387, 388,
389, 391, 392, 393, 396,
398, 399, 400, 403, 408,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2, 424, 425, 426,

427, 429, 430, 431,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52, 453, 454,
455, 456, 487, 491, 492,
493, 494,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4, 515,
518, 519, 520, 521, 522,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2, 543, 545, 548,
549, 550, 555, 557, 558,
559, 564, 565, 566

波希米亚, 22, 40, 180,
184, 185, 187, 189, 190,
194, 196, 197, 198, 199,
201, 202,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2, 214,
215, 217, 219, 220, 221,
222, 228, 229, 243, 252,
253, 254, 255, 256, 258,
261, 278, 279, 281, 282,
283, 284, 291, 292, 294,
300, 301, 316, 317, 318,
319, 320, 323, 324, 326,
327, 329, 332, 333, 341,
342, 346, 351, 354, 362,
367, 370, 383, 384, 385,
388, 393, 396, 398, 400,
411, 414, 423, 439, 536,
543, 546, 562

剥削, 34, 35, 49, 54,
55, 57, 64, 66, 69, 70, 71,
72, 82, 84, 91, 92, 93, 94,
96, 99, 100, 132, 147, 150,
152, 162, 169, 170, 203,
215, 223, 225, 240, 257,
271, 284, 292, 297, 304,
309, 310, 313, 343, 344,
345, 354, 355, 357, 364,
365, 401, 402, 404, 405,
407, 409, 411, 412, 424,
433, 439, 443, 448, 449,
450, 458, 464, 468, 469,
477, 479, 481, 483, 488,
498, 516, 518, 520, 526,
537, 548, 551, 552, 561,
563

部落, 5, 12, 17, 21, 22,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62,
73, 113, 117, 129, 130, 131,
157, 159, 164, 170, 180,
480, 486, 490

德意志, 1, 2, 4, 22, 24,
29, 34,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2, 53, 57, 58, 59,
60, 61, 62, 64, 65, 66, 67,
70, 72, 73, 77, 78, 79, 80,
81, 82, 84, 92, 103, 114,
115, 128, 129, 130, 133,
135, 140, 141, 142, 143,
146, 147, 153, 154, 155,
157, 158, 159, 161, 163,
164, 165, 168, 169, 170,
171, 175, 176,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90, 193, 196,
197, 198, 199, 206, 207,
208, 209, 210, 212, 214,
215, 223, 224, 225, 227,
230, 232, 235, 236,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60, 261, 263, 266,
267, 268, 273, 274, 275,
276, 278, 279, 281, 282,
283, 284, 290, 291, 295,
296, 298, 305, 307, 310,
316, 317, 318, 319,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30, 331, 332, 335,
336, 337, 338, 340, 341,
343, 344, 345, 346, 347,
350, 351, 354, 355, 356,
366, 367, 378, 379, 380,
383, 384, 385, 387, 390,
391, 399, 403, 405, 407,
408, 409, 414, 422, 423,
424, 430, 431, 434, 439,
440, 442, 443, 444, 452,
454, 455, 477, 482, 493,
494, 495, 497, 498, 499,
500, 504, 510, 515, 518,
519, 528, 529, 530, 531,
537, 539, 540, 542, 548,
549, 556, 557, 558, 559

地域原则, 268, 316,
317, 326, 328, 329, 331,
332, 337, 338, 340, 345,
347, 358

帝国, III, 32, 33, 35,

38, 39, 42, 44, 55, 62, 72,
92, 158, 163, 164, 165, 168,
169, 171, 184, 186, 187,
188, 190, 192, 193, 194,
195, 196, 198, 201, 219,
224, 243, 250, 264, 266,
267, 268, 272, 274, 275,
276, 277, 278, 280, 281,
282, 283, 284, 290, 311,
317, 327, 330, 331, 332,
335, 345, 347, 356, 363,
377, 391, 400, 402, 405,
407, 408, 414, 418, 419,
425,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51, 452, 454, 455, 456,
466, 468, 469, 470, 471,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10, 515, 516,
517, 519, 522, 527

封建, 42, 54, 55, 69,
74, 84, 85, 93, 102, 146,
152, 158, 161, 162, 165,
166, 169, 178, 182, 191,
207, 208, 269, 277, 278,
280, 283, 284, 290, 291,
358, 468, 469, 502, 521,
527

革命, XII, 5, 55, 64,
65, 66, 68, 76, 84, 88, 111,
146, 147, 154, 169, 170,
178, 188, 196, 206, 208,
213, 218, 221, 222, 224,
225, 227, 228, 229, 230,
231, 248, 262, 263, 264,
265, 270, 282, 295, 296,
298, 365, 369, 373, 407,
409, 418, 421, 425, 426,
427, 433, 442, 443, 444,
448, 449, 453, 454, 455,
456, 494, 498, 501, 505,
551, 553, 561, 564, 566,
567

个体, 2, 5, 6, 7, 9, 11,
15, 16, 17, 19, 22, 28, 29,
30, 46, 81, 82, 89, 96, 103,
106, 112, 114, 115,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32, 133, 134, 138, 141,

178, 207, 227, 268, 270,
271, 280, 282, 363, 427,
450, 505, 511, 513, 520,
548

工人, 4, 53, 54, 55, 59,
66, 75, 76, 82, 84, 87, 88,
89, 91, 92, 93, 94, 95, 99,
100, 103, 104, 111, 114,
117, 124, 133, 135, 138,
147, 148, 149, 151, 152,
154, 156, 157, 158, 159,
170, 172, 176, 210, 212,
214, 220, 221, 222, 223,
226, 233, 234, 237, 239,
240, 241,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5,
256, 257, 258, 259, 261,
271, 276, 281, 284, 285,
291, 292, 293,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8, 328, 329, 330,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1, 344, 345,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64, 365, 366,
370, 371, 372, 373, 374,
377, 378, 382, 383, 384,
385, 390, 391, 395, 397,
399, 411, 421, 424, 425,
427, 434, 435, 439,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8, 459, 460,
464, 466,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95,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10, 515,
516, 517, 518, 519,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3,
534, 536, 537, 538, 540,
542, 543,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共同体, 1, 4, 6, 10, 19,
21, 22, 23, 24, 25, 26, 28,
29, 30, 31, 32, 34, 36, 38,
41, 42, 44, 45, 47, 48, 49,

50, 51, 55, 57, 67, 69, 70,
73, 75, 77, 80, 81, 82, 84,
87, 88, 89, 90, 91, 92, 93,
101, 102, 103, 106, 107,
108, 110, 111, 112, 114,
116, 117, 118,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6, 138, 141,
153, 155, 156, 157, 158,
159, 167, 176, 178, 182,
183, 209, 249, 268, 282,
285, 294, 311, 313, 315,
337, 339, 349, 359, 360,
362, 363, 365, 366, 367,
369, 370, 371, 372, 374,
375, 376, 408, 419, 425,
428, 435, 438, 443, 446,
451, 500, 502, 503, 504,
505, 506, 508, 509,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8, 519, 521, 525, 526,
527, 528, 530, 539, 548,
550, 563, 564, 566, 568

贵族, 40, 42, 47, 51,
52, 69, 72, 73, 74, 75, 77,
78, 79, 80, 102, 163, 164,
169, 182, 185, 193, 194,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6, 207, 209, 210,
213, 222, 223, 226, 230,
264,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9, 307, 381,
395, 400, 401, 402,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3, 414, 415, 418, 426,
429, 443, 445, 448, 451,
489

合作社, 86, 87, 157,
261, 268, 288, 292, 361,
362, 363, 387, 559, 563,
565

皇帝, 42, 77, 165, 188,
189, 190, 194, 196, 197,
198, 199, 207, 222, 227,
279, 402, 404, 405, 407,
420, 439

加利西亚, 205, 206,
209, 230, 272, 275, 305,
316, 327, 341, 357, 363,
364, 370, 371, 372

阶级, 2, 4, 6, 29, 34,

35, 39, 41, 43, 44, 45, 49,
50, 51, 52, 53, 56, 59, 66,
68, 69, 76, 82, 84, 89, 90,
92, 93, 94, 98, 99, 100, 102,
103, 107, 111, 114, 117,
124, 130, 131, 132, 133,
138, 142, 143,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6, 157, 158,
159, 162, 164, 165, 168,
169, 170, 171, 175, 176,
178, 182, 184, 185, 188,
197, 199, 201, 203, 206,
207, 208, 209, 210, 213,
215, 217, 220, 221, 223,
224, 225, 226, 227, 230,
231, 235, 236, 237, 239,
241, 242, 245, 246, 247,
248, 250, 251, 252, 253,
255, 256, 257, 258, 260,
261, 264, 270, 271,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9, 326, 328,
331, 332,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3, 344,
345, 352, 353, 354, 355,
357, 358, 360, 361, 363,
364, 365, 366, 367, 371,
372, 373, 374, 377, 378,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90,
391,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5, 406,
407, 408, 409, 413,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4, 425, 427, 428,
429, 430, 431, 433, 434,
435, 439, 440, 443, 446,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6, 458, 460, 464,
466, 468, 469, 470, 471,
473,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6, 488, 489,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5,
506, 509, 510, 513, 515,

516, 517, 518, 519,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6, 538, 539, 542, 547,
548, 550, 551, 552, 553,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捷克, 114, 115, 124,
168, 178, 185,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7, 208, 209,
210, 212, 213, 214, 216,
217,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7,
238, 239,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60, 261, 262, 264, 266,
268, 273, 274, 275,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7, 290,
291, 292, 294, 300, 301,
302, 304, 305, 307, 308,
310, 317, 318, 319,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41, 342, 343, 344, 345,
347, 350, 351, 354, 355,
356, 363, 365, 366, 367,
369, 370, 374, 378, 379,
380, 383, 384, 386, 391,
396, 400, 423, 424, 430,
439, 442, 444, 448, 500,
519, 528, 529, 531,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2, 543, 545, 546, 548,
549, 556, 558, 559, 562,
563, 567

精神, 2, 6, 9, 10, 13,
23, 41, 42, 44, 45, 47, 49,
51, 58, 59, 60, 65, 66, 67,
69, 73, 74, 77, 80, 81, 89,
91, 92, 93, 100, 101, 102,
106, 107, 112, 119, 130,
131, 136, 142, 144, 146,
147, 152, 154, 159, 202,
203, 208, 213, 216, 217,
242, 250, 277, 278, 309,
310, 339, 340, 343, 365,
368, 369, 373, 375, 385,

389, 418, 421, 446, 506,
538, 549, 564, 566, 567

理性, 8, 14, 64, 80, 85,
97,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7, 149, 150, 151,
154, 166, 168, 170, 176,
177, 178, 213, 255, 278,
306, 340, 369, 371, 378,
379, 413, 440, 450, 485,
504, 508, 515, 521, 536,
550

联邦, XII, 243, 282,
283, 284, 293, 315, 316,
348, 352, 354, 379, 381,
425, 428, 431, 432, 434,
435, 438, 497, 512, 522,
526, 527

领主, 34, 35, 40, 43,
50, 51, 54, 55, 56, 66, 73,
76, 82, 84, 143, 153, 161,
162, 164, 180, 182, 184,
185, 189, 191, 192, 193,
199, 200, 207, 210, 211,
212, 213, 219, 222, 224,
226, 229, 231, 269, 278,
282, 284, 330, 358, 381,
402, 502, 509, 512

鲁塞尼亚, 209, 230,
231, 232, 233, 234, 264,
272, 274, 275, 316, 328,
330, 356, 374, 379, 380,
400, 408, 422, 423, 430,
439, 440, 442, 444, 445,
454, 455, 456, 500, 523,
528

罗马, 1, 3, 21, 25, 30,
32, 33, 38, 39, 65, 66, 143,
146, 153, 163, 165, 166,
180, 181, 186, 188, 193,
196, 209, 231, 232, 233,
234, 264, 270, 277, 295,
330, 364, 400, 408, 422,
423, 424, 430, 431, 439,
440, 488, 489, 490, 566

罗马尼亚, 166, 209,
231, 232, 233, 234, 264,
277, 295, 330, 364, 400,
408, 422, 423, 424, 430,
431, 439, 440, 488, 489,
490

马扎尔, 35, 157, 164,
209, 228, 264, 266, 275,

276, 277, 325, 400, 401,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3, 414, 418, 422,
423, 424,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4, 439,
468

民主, II, III, V, 89, 90,
92, 100, 101, 105, 124, 146,
147, 150, 155, 156, 159,
245, 265, 281, 289, 292,
295, 298, 306, 307, 311,
312, 313, 314, 317, 349,
353, 354, 357, 369, 391,
395, 396, 397, 399, 426,
427, 432, 435, 436, 437,
443, 449, 453, 454, 455,
456, 480, 482, 484, 494,
506, 515, 518,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7,
528, 529, 531, 532, 533,
537, 538, 547,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民族, II, III, V, XII, 1,
2, 3, 4, 5, 6, 8, 9, 10,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2,
56, 57, 59, 60, 62, 63, 64,
65, 67, 69, 70, 73, 75, 77,
80, 81, 82, 84,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91,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7, 208,

209, 210,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41, 242,
243,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5, 256, 257, 258, 260,
261, 262, 263, 265, 266,
267, 268, 269, 272, 273,
274, 275,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300,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8, 389,
390, 391, 392,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4,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7, 438, 439, 440,
442, 443, 444, 445, 446,
448, 449,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67, 468,
469, 470, 474, 478, 479,
480, 481,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8, 509, 510,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6, 537, 538, 539, 540,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民族唯物主义, 13, 14,

18

民族唯心主义, 8, 9,

13, 151

民族性格, 19, 24, 25,

28, 47, 49, 64, 103, 104,
108, 109, 111, 114, 115,
118, 120, 121, 122, 124,
125, 127, 129, 133, 146,
147, 155

农民, 2, 3, 34, 35, 36,

39, 40, 41, 42, 44, 45, 49,
50, 51, 52, 53, 54, 55, 57,
60, 64, 66, 68, 69, 73, 75,
82, 84, 85, 86, 87, 88, 89,
91, 97, 105, 114, 117, 130,
138, 143, 146, 157, 158,
159, 169, 170, 176,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95, 200, 201,
202, 204, 207, 208, 210,
211, 212, 214, 217, 221,
222, 223, 227, 229, 230,
235, 237, 245, 247, 253,
264, 275, 279, 282, 283,
284, 285, 287, 289, 291,
292, 293, 305, 317, 318,
319, 322, 324, 325, 327,
329, 330, 339, 344, 357,
358, 359, 360, 361, 363,
366, 367, 370, 372, 373,
375, 378, 381, 382, 385,
387, 388, 390, 396, 399,
401, 402, 404, 406, 409,
410, 429, 433, 440, 451,
452, 453, 480, 486, 488,
489, 495, 504

骑士, 34, 35,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1, 56, 57, 58, 59,
61, 66, 69, 79, 117, 130,
131, 186, 187, 192, 196,
200, 506

日耳曼, 1, 3, 21, 23,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3, 44, 45, 49, 90,
107, 113, 116, 130, 147,
153, 157, 163, 181, 199,

207, 216, 235, 330, 384,
439

社会民主, II, III, V,
124, 155, 292, 295, 298,
317, 357, 391, 449, 482,
494, 506, 515, 518, 520,
522, 523, 524, 525, 527,
528, 529, 531, 532, 533,
538, 547,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5, 566

社会主义, 81, 89, 93,
94, 96, 97, 98, 100, 101,
103, 104, 105, 107, 117,
124, 130, 131, 132, 154,
159, 226, 295, 298, 312,
313, 314, 438, 449, 451,
452, 456, 482, 501, 502,
503, 504, 506, 507, 508,
509, 511, 512, 513, 514,
515, 517, 519, 523, 527,
528, 530, 563

施普林格, 268, 295,
311, 321,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94,
395, 396, 397, 400, 410,
419, 425, 427, 428

氏族, 12, 21, 25, 26,
29, 38, 107, 116, 131, 148,
358, 503, 509, 568

属人原则, 268, 337,
345, 347, 348, 349, 350,
354, 438, 524

斯拉夫, 2, 23, 27, 39,
40, 51, 52, 72, 75, 143, 146,
164, 170, 180, 181, 183,
184, 185, 203, 209, 216,
227, 236, 264, 266, 274,
275, 277, 281, 287, 290,
291, 298, 307, 328, 330,
338, 341, 356, 370, 379,
380, 384, 443, 444, 455,
498, 500, 528, 535

斯洛文尼亚, 130, 180,
181, 182, 183, 201, 209,
230, 231, 232, 233, 234,
237, 264, 266, 274, 275,
290, 317, 325, 327, 328,
329, 330, 335, 343, 356,
379, 385, 424, 439, 444,
500, 524

特质, 2, 3, 4, 5, 6, 18,
19, 22, 24, 40, 41, 47, 57,
89, 102, 104, 106, 112, 114,
115, 116, 117, 120, 121,
122, 123, 127, 128, 137,
140, 142, 153, 154, 226,
277, 298, 319, 359, 360,
362, 366, 372, 373, 374,
385, 386, 448

瓦拉几亚, 266, 490

文化共同体, 21, 22,
23, 24, 25, 28, 29, 34, 36,
41, 44, 45, 47, 48, 50, 51,
56, 57, 67, 69, 70, 73, 75,
77, 80, 82, 84, 87, 88, 89,
90, 91, 92, 93, 101, 103,
106, 107, 112, 114, 116,
127, 128, 130, 131, 132,
136, 155, 156, 157, 158,
159, 182, 183, 209, 285,
294, 337, 339, 349, 360,
362, 363, 365, 367, 370,
374, 375, 376, 435, 443,
446, 451, 500, 504, 505,
506, 508, 509, 515, 516,
518, 519, 525, 526, 530,
548, 550, 563, 564, 568

无产阶级, 53, 66, 84,
93, 94, 111, 124, 148, 150,
154, 156, 158, 159, 226,
245, 246, 248, 274, 280,
295, 297, 298, 303, 304,
306, 307, 309, 310, 311,
313, 314, 315, 316, 338,
363, 367, 372, 374, 436,
448, 449, 450, 453, 466,
478, 481, 500, 501, 502,
516, 517, 518, 519, 521,
525, 526, 527, 530, 538,
539, 542, 547, 550, 551,
552, 553,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无历史民族, 183, 201,
208, 209, 214, 216, 227,
230, 231, 235, 237, 264,
265, 266, 269, 285, 286,
290, 296, 307, 328, 330,
356, 364, 365, 369, 373,
392, 399, 408, 422, 424,
428, 442, 448, 449, 489,
490, 509

修正主义, 155, 552,
553,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4,
565, 566

议会, 1, 42, 44, 55, 92,
185, 189, 192, 193, 194,
201, 207, 208, 228, 267,
268, 271, 272, 273, 274,
276, 278, 280, 283, 284,
289, 290, 294, 305, 313,
346, 347, 350, 351, 352,
355, 356, 377, 379, 383,
384, 386,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6, 397,
398, 400, 401, 402,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4, 417, 423, 424, 425,
426, 427, 435, 450, 480,
495, 522, 527, 531, 544,
552, 553, 555, 556, 565

犹太, 2, 5, 109, 115,
233, 235, 256, 257, 261,
327, 345,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87, 422, 423, 424,
429, 448, 488

资本家, 53, 54, 55, 59,
60, 64, 66, 71, 76, 84, 95,
99, 100, 103, 150, 161, 170,
175,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34, 235, 236,
237, 240, 241, 242, 246,
249, 250, 255, 256, 257,
258, 260, 261, 285, 292,
301, 302, 308, 327, 336,
344, 353, 354, 355, 356,
381, 382, 403, 411, 412,
413, 414, 429, 433, 446,
458, 460, 461, 476, 477,
479, 484, 486, 488, 502,
537, 541

资本主义, 51, 53, 54,
57, 58, 59, 60, 64, 65, 67,
70, 71, 72, 73, 76, 82,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4, 95, 96, 97, 98, 101,
102, 105, 106, 110, 125,
130, 132, 136, 142, 146,
149, 150, 152, 153, 154,
155, 157, 158, 159, 161,
165, 171, 174, 175, 176,

178, 183, 207, 208, 209,
210, 218, 220, 221, 222,
224, 225,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8, 239, 240, 241, 243,
247, 248, 249, 252, 255,
256, 257, 258, 259, 261,
262, 263, 265, 271, 278,
288, 289, 292, 298, 301,
304, 306, 312, 314, 318,
319, 324, 325, 330, 336,
340, 341, 343, 344, 345,
353, 356, 359, 361, 362,
363, 367, 368, 369, 370,
372, 374, 382, 384, 385,
395, 399, 404, 409, 410,
415, 421, 422, 424, 428,
429, 431, 433, 434, 438,
442, 443, 445, 446, 447,
450, 451, 452, 455, 456,
457, 459, 461, 463, 464,
465, 466, 468, 469, 470,
471,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81, 482, 483,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2, 494, 496, 497,
499, 500, 501, 502, 504,
506, 507, 508, 509, 510,
512, 517, 518, 519, 525,
526, 527, 533, 534, 548,
551, 552, 553, 555, 563,
564, 566, 568

自然共同体, 10, 21,
22, 23, 24, 28, 30, 36, 112,
114, 115, 116, 128, 359,
375, 376

自治, 117, 166, 183,
194, 243, 247, 249, 270,
275, 282, 283, 295,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23, 325, 345, 346,
347,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67, 371, 374, 377, 378,
380, 388, 390, 391, 392,
396, 397, 398, 399, 400,
425, 428, 429, 430, 433,
434, 436, 437, 438, 441,
443, 444, 445, 451, 452,
453, 454, 455, 481, 491,
499, 500, 501, 502, 506,
509, 513, 519, 522, 523,
525, 527, 528, 529, 533,
535, 536, 538, 540, 541,

542, 543, 545, 546, 547,
548, 562, 563, 564, 565,
566, 568
<figure><img src="image_3.png" /></figure>
KARL MARX
VERLAG

卡尔·马克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