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邦原则,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and the Need to Reconstitute the Party of Revolution)

Lingkai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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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kai Kong. 联邦原则,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and the Need to Reconstitute the Party of Revolution). 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 pp.276, 2023, 978-1-7393257-4-9. <hal-0489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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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

# 联邦原则
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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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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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

开放民主 &
施泰巴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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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原则，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

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and the need to
reconstitute the party of revolution

蒲鲁东（法） 著

孔令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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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
联邦原则，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

作者：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 (法国)

译者：孔令恺（中国）

开放民主&施泰巴赫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版权 Copyright @ 开放民主&施泰巴赫出版社 2023

本出版物具有版权。除法定例外和相关集体许可协议的规定外，未经开放民主&施泰巴赫出版社的许可，不得复制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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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7393257-4-9 (paperback)

封面设计：Spotii 传媒（英国）

字体：宋体（中文）；Canstantia and Palatino Linotype（英文）

印刷：法国巴黎

出版方：开放民主&施泰巴赫出版社

赞助方：开放民主和科学基金会

Acik Demokrasi ve Bilim Vakfi (Open D7emocracy and Science Foundation)

219 肯辛顿大街，肯辛顿，伦敦 London W8 6BD，英国

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and the need to reconstitute the party
of revolution

Author: Pierre-Joseph Proudhon

Translator: Lingkai Kong

*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 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 2023

This publication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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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7393257-4-9 (paperback)

Front cover image by Spotii Media

Type set in Songti & Canstantia and Palatino Linotype

Printed in Paris, France

Published by 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

Supported by Acik Demokrasi ve Bilim Vakfi

(Open Democracy and Science Foundation)

219 Kensington High Street, Kensington, London W8 6BD
联邦原则，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

*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and the need to reconstitute the party of revolution*
# 目录

关于译者
V

序言
VI

##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政治二元论——权威与自由：两个概念的对立和联系
1

第二章
政治秩序的先验概念：权威制度和自由制度
5

第三章
政府的形式
10

第四章
原则之间的妥协：政治矛盾的起源
17

第五章
现存的政府形式：社会的解体
23

第六章
政治问题的建立和解决的原则
32

第七章
联邦的想法的提出
39

第八章
<table><tr><td>进步的宪法</td><td>47</td></tr><tr><td>第九章</td><td></td></tr><tr><td>联邦被推迟和阻碍的原因</td><td>55</td></tr><tr><td>第十章</td><td></td></tr><tr><td>政治唯心主义: 单一制倾向和联邦的保证</td><td>64</td></tr><tr><td>第十一章</td><td></td></tr><tr><td>经济制衡: 工农业联合会</td><td>75</td></tr><tr><td>第二部分</td><td>83</td></tr><tr><td>第一章</td><td></td></tr><tr><td>雅各宾派传统: 联邦制高卢, 君主制法国</td><td>83</td></tr><tr><td>第二章</td><td></td></tr><tr><td>12月2日以来的民主主义</td><td>89</td></tr><tr><td>第三章</td><td></td></tr><tr><td>民主的形式: 单一制</td><td>96</td></tr><tr><td>第四章</td><td></td></tr><tr><td>单一制的伎俩</td><td>100</td></tr><tr><td>第五章</td><td></td></tr><tr><td>远征: 被限缩的联邦制</td><td>105</td></tr><tr><td>第六章</td><td></td></tr><tr><td>维拉弗朗卡: 自相矛盾的政策</td><td>112</td></tr></table>
<table><tr><td>第七章<br>教皇和教派</td><td>117</td></tr><tr><td>第八章<br>法国和意大利在单一制下政治和商业竞争的危险</td><td>129</td></tr><tr><td>第九章<br>1859年的艰难局势</td><td>138</td></tr><tr><td>第十章<br>加里波第的计划: 意大利统一因民主主义者而失败</td><td>143</td></tr><tr><td>第十一章<br>联邦原则解决方案的假设</td><td>151</td></tr><tr><td>第三部分</td><td>159</td></tr><tr><td>第一章<br>关于记者的尊严: 单一制对作家理性和良知的影响</td><td>159</td></tr><tr><td>第二章<br>《世纪报》: 德洛特先生的单一制幻觉</td><td>168</td></tr><tr><td>第三章<br>《国民观点》: 盖鲁尔先生的摇摆不定</td><td>175</td></tr><tr><td>第四章<br>《新闻报》、《祖国报》、《国家报》、《辩论报》、《回声报》、<br>《媒体报》和《国家评论》</td><td>188</td></tr></table>
第五章

《时代报》、《下夏朗德独立报》和《德塞夫勒报》：内夫策先生的精神束缚 201

第六章

《里昂进步报》：莫林先生的天主教-雅各宾派谬论 210

第七章

道德和政治问题：国家理性 223

第八章

政治宣誓 231

第九章

奴隶制和无产阶级 242

结论 251
关于译者

孔令恺。他在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土耳其伊兹密尔经济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他是《The Philosophical Review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学的哲学评论)》一书的作者。他出版了多部译作：将约翰内斯·阿尔图修斯的《Politica Methodice Digesta Atque Exemplis Sacris Et Profanis Illustrata (政治：系统地阐述，以神圣和世俗的例子说明)》翻译成中文出版；首次将两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罗织经（Classic of Accusation）》和《止学（Classic of Self-restraint）》翻译成英文版本出版；他还重新翻译和编辑了《孙子兵法》一书的英文版，使其不同于目前流传的Lionel Giles版本而更加准确可读。

他是伊斯坦布尔政治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是《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trategy（政治与战略杂志）》的经理。他还担任多家期刊的审稿人和编辑委员会成员。

他曾在《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Economics（数学与统计经济学）》、《Journal of Mathematical Finance（数学金融杂志）》和《Journal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Economics（定量金融与经济杂志）》等期刊上发表文章。现在，他已转入政治理论研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联邦制、政治哲学和民主理论。
# 序言

蒲鲁东以其无政府主义思想著名,然而他的联邦思想长期以来
却被忽视。以至于蒲鲁东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即便在当时,他的批
评者也不仔细阅读他关于联邦制的想法,而粗略地认为他一切关于
联邦的论述都是无政府的,这让蒲鲁东非常沮丧。至于这本书《联
邦原则,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英文和中文互联网上能够找到
的信息也非常少。Richard Vernon 在1979年曾经出版过该书的英文
译本,但只涵盖了谈论联邦主义的主要章节,大约12章。但本书的
法语原版却足足有31章。截止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于是译
者认为,此时把该书的完整版本翻译为中文,引入中文资料库是非
常恰当的。在进行中文译本的修订后,译者还有意重新把该书翻译
为英文版本,以补齐英文资料库中剩下的19章的短缺。

蒲鲁东认为,政治从根本上,取决于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则:权
威和自由。一个是服从和信仰,一个是自由和理性。这二者和人类
历史本身一样悠久。权威的原则,是自然赋予的。而自由的原则,
是思想和理性得来的。在自由和权威的各种组合方式中,蒲鲁东把
世间各种政体分为2大类和4种具体类型。2个大类分别是权威政体
和自由政体。在权威制度中,权力是不可分的。在自由制度中,权
力是可分的。其中,权威制度又分为2类:由一个人管理所有人的
政府:君主制;由所有人管理所有人的政府:泛政府制或共产主义。
在自由制度中也分为2类：所有人管理每个人的政府：民主制；每个人管理每个人的政府：无政府。

蒲鲁东如此理解民主制度，把它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理论上。他认为，在卢梭理论的民主制度上，国家的发展是通过加入或依附来进行的。正如公民都被认为签署了合同一样，进入城市的外国人也被认为是同意加入的。要成为民主国家的成员，在法律上，不管聪明才智如何，都必须选择自由主义制度。在目前的论述中，蒲鲁东似乎肯定了所谓的“民主制度”。但稍后，他又大力批判了所谓的单一制的民主主义者们，说他们的民主制度是披着专制外壳的民主，最终终将堕落为可怕的专制。为此，他举出美国的例子。认为美国曾经是被众人羡慕的良好政体的典范，但美国的联邦制终不能持久，最终会堕落为暴政。

蒲鲁东对无政府的描述，似乎也带着批判：说无政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变体，这是一个矛盾的政体。政治功能被简化为工业功能，社会秩序将产生于交易和交换的单纯事实。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这与君主专制主义正好相反。

他把君主制和共产主义制度归结为：建立在自然和理性基础上。把民主和无政府主义归结为，建立在自由和法律的基础上。任何制度都或多或少地依靠其对立面，否则都无法维持太久。君主制只能
通过暴力和压迫进行统治，依靠自己的威望生存。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君主制政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自由的权力分立的形式。他指出，如果放弃权威，让不可预见的东西超过了政治家审慎的控制，那立法和争端就会变得很多，国家就会灭亡。也就是说，极端的民主下，如果没有权威，那我们就不再处于一个自由的契约中。君主制和民主制，是源自理论的理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所以，现实中出现的类似的政府，全都是复合和混合的政府。

任何社会都同时存在权威和自由的因素。只有一种宪法把秩序和自由，稳定和正义结合在一起。而这种人民的理性最终认可的宪法，一定是联邦制。

那么如何建立联邦制呢？作者回顾了契约的签订。为了满足契约的协同和互补条件，公民在加入契约时必须满足：1.从国家获得的利益，和他对国家牺牲的利益一样多。2.保留自己的自由，主权和主动权。而蒲鲁东也明确地指出：这种规定和理解的政治契约，就是所谓的联邦。联邦契约的本质是，在这个体系中，缔约各方，即家庭、公社、州、省或王国的首脑，不仅相互承担义务，而且通过订立契约，使契约为自己保留比他们放弃的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财产。

联邦的权力在数量上和实际上都不能超过社区或省级当局的权
力，就像后者不能超过人和公民的权利和特权一样。如果不是这样，
公社将成为共产主义社区；联邦将再次成为君主集权；联邦权力将
从一个简单的代理和从属职能，转变为占主导地位的。联邦的契约，
其本质是为公民保留比国家更多的权利，为市级和省级当局保留比
中央当局更多的权利。

蒲鲁东的很多观点无疑是犀利而具有争议的，比如他对共产主
义的批判和攻击，他对民主主义赤裸裸的不屑，都让蒲鲁东成为同
时期其他理论家批判的对象。阅读蒲鲁东，要仔细分辨他论点的客
观性和局限性。比如他站在1865年的历史节点，预言社会主义无法
实现，但50年后，欧亚大陆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是蒲鲁
东无法预料到的。

蒲鲁东在本书中的另一贡献是对联邦制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他
很聪明地指出，从政治角度可以因为相互保证领土完整而结成联盟。
而从经济角度，也可以因为贸易和工业而组成联盟。为了维持公路，
运河，铁路等。这种联盟，是为了公民免受内部和外部的资本主义
和银行家的剥削。被他称为：农业——工业联盟。目的是反对金融
封建主义。

接下来，作者从现实的角度，论述了一个统一的集中化的意大
利可能对法国产生威胁。分散的财富不会产生威胁，而集中的财富
则会。只有那些聚集在基础牢固的封建制度手中的财富，并通过这种方式交由一个侵略性的力量支配，才能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中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作者提到，人类联合的形式是无数的，这是国家宪法中分配给自由的部分。但法律是恒定的，越严格越好。所有的政府形式，首先是先验的或理论的，然后是后验的，经验的。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完全满足问题，那就是联邦。其他的政府形式，本质上都是过渡的和腐败的。

在联邦研究领域，蒲鲁东的观点长期并不为人所熟知。事实上，整个联邦研究领域都不为人所熟知。但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睹因理念而结合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崩解，以及其他所谓的自由联邦国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索出一条符合文化多样性和有效治理的政治体系，对于各个国家都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从国际关系角度，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普世的人类幸福和具体的民族和文化差异结合起来。此时重读蒲鲁东的《联邦原则》，也许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2023年5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孔令恺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 政治二元论——权威与自由：两个概念的对立和联系

在说明什么是联邦之前，有必要用几页纸来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背景和起源。联邦制理论是很新的政治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还没有人对它进行过系统的介绍。但它又与一般的政府理论密切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联邦是一般政府理论的终点和归宿。

在源自哲学并经历史检验的众多宪法中，只有一部宪法将正义、秩序、自由和稳定这些社会和个人无法脱离的条件统一起来。真理如同自然一样，总是统一的。如果思想和反应思想的杰作——人类社会不是统一的话，那就太奇怪了。所有的政论家都承认人类立法的统一性。这种统一不否认时代和地点的差异、承认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不忽略政治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权，并使得所有人都努力使他们的学说与自由相一致。这里我将证明，这种由人民的理性最终认可的宪法，非联邦制莫属。任何背离它的政府形式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创造、一种或多或少的便宜行事。社会在这种临时制度下找到庇护所，然后像阿拉伯人的帐篷一样，晚上刚刚被搭建好，第二天就被移走。因此，严格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这给读者留下
关于政治的第一印象：政治作为一种应用科学是无限多变的；就其规范性原则而言，它又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跟几何和代数一样。

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取决于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则，权威和自由：
一个开始，另一个结束；一个伴随着服从和信仰，另一个以自由和
理性为必然结果。

我认为没有人会反对这第一个论点：权威和自由的历史与人类
一样悠久：他们与我们一起出生，并永久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
我特别提醒这件事，否则很少有读者会单独注意这一点：这两个原
则可以说是相伴的，他们的术语彼此密不可分，但又不能相互还原。
他们保持着自身的特点，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彻底调和他们的
冲突。权威必然地预设了承认它或否认它的自由；反过来，在政治
意义上，自由也预设了一个对抗、压制或者容忍它的权威。消除两
者的任何一个，另一个就不再有意义。如果不用自由去审视、抵制
或服从权威，后者只是空话；没有权威制衡，自由也是毫无意义。

权威的原则：家庭制、父权制、威权制、君主制、神权制，倾
向于等级、集权、剥削，这都是自然赋予的，因此本质上是先验的
和神圣的，它的行动受到对立原则的抵制和阻碍。权威可以被扩展
或限缩，但永远无法消失。
自由的原则：个人的、个人主义、批判、区分、选择、实践工具，是由思想提供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判断的原则，它优于它所利用的自然，优于它所支配的宿命。跟它的对立原则一样，它的愿景是无限的。它的扩展或限缩受到限制，它不会被扩展耗尽，也不会被限缩消灭。

由此可见，在每个社会中，即使是最专制的社会，也必然有一部分留给自由；同样，即使是最自由的社会，也有一部分是为权威所保留。任何政治体都无法避免。尽管理性认知不断地将多样化化为统一性，但这两个原则始终存在并相互对立。政治运动是他们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

我承认，所有这些也许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不止一位读者会问我，这是否就是我要告诉他的全部内容。没有人否认自然或思想，无论他们笼罩着什么晦涩难懂的东西；没有评论家会拒绝权威或自由，这两个概念的和解、分离和消除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我要重述这个老生常谈的理论呢？

我要说的是：所有宪法、政治制度、包括联邦在内的所有政府体系，都可以简化为这个公式，即自由平衡权威，反之亦然；因此，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很多政治作家都采用了这种方式，以便对政府进行分类并区分以下概念：国家、民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等，这些分类并不包括联邦。这些制度被简化为假设的、经验的
构造，其中理性和正义只能获得部分的满足；所有这些机构都建立在不完整的概念上，仅在利益、偏好和惯例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彼此是相似的。如果不是这些制度的具体应用错误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指责，人们将非常接近就基本原则达成一致。所有这些我们认为是如此深刻的党派分歧、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无法解决的意见冲突、所有这些在我们眼中无法补救的对抗，都将很快在联邦政府理论中找到他们的最终答案。

你可能会说：“你讲的这么多东西在语法上是对立的，什么权威和自由！？”没错！我注意到，按照普通人的智力水平，即便是儿童，在学习被简化为一个抽象的公式时，也比通过阅读一整卷书籍和其他引申资料相比，更能掌握真理。我既想为那些不能阅读书籍的人概括这项研究，又希望通过诉诸简单的想法使其更具吸引力。权威和自由，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注定要在相互斗争中生存或灭亡，这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读者朋友，请耐心阅读我的文章，如果您读完了这简短的第一章，我很乐意听取您的感受和建议。
# 第二章

## 政治秩序的先验概念：权威制度和自由制度

我们已经知道任何政府的两个基本和对立原则是：权威和自由。由于人类思想倾向于将所有的想法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从而消除那些看起来与这一原则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从这两个基本概念中，根据对其中一个的偏好，可以先验地推导出两种不同的制度：权威制度和自由制度。

此外，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且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四种不同的方式来构想，所以共有四种政府形式——权威和自由每种制度中包含两个变种。

### 权威制度

A) 由一个人管理所有人的政府——君主制或父权制。

a) 所有人的政府——泛政府制或共产主义。

权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在它的两个类型中，权力都是不可分的。
## 自由制度

B) 所有人对每个人的政府——民主制。

b) 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政府——无政府主义或自治。

自由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在它的两种类型中，权力都是可分的。

仅此而已，这种分类是由事物本质和思维推论先验地给出的，是数学性的。正如所有古代立法者自然而然假定的那样，只要政治被认为是建立于逻辑结构，它就不能超越它。这种简单的分类向我们表明：从一开始，在所有的制度下，国家领导者都在努力从一个单一的前提中寻求宪法。完善的逻辑性在政治中是首要的，而这恰恰是陷阱所在。

## 评论：

I. 我们知道君主制政府——即权威原则的原始表现，是如何被提出的。德·博纳尔德 de Bonald<fnref n="1" />已经告诉我们：它是通过父权来实现的。家庭是君主制的雏形。最早的国家一般是家庭或部落形式的，由他们的自然领袖——丈夫、父亲、族长和国王来管理。

<footnote n="1">¹ [Louis de Bonald。文中带“[]”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footnote>
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发展以两种方式进行：1. 通过家庭、部落或种族的自然繁殖；2. 通过吸纳，即通过自愿或被迫纳入邻近的家庭和部落。这种方式使得母部落和联合部落只构成一个单一的部落。君主制国家可能因此发展到巨大的规模，拥有众多的人口并占据广袤的土地。

泛君主制（Panarchy）、泛民制（Pantocracy）或共产主义（Communism），在君主或族长死亡时，臣民、兄弟、子女或成员共同宣布，他们维持彼此的关系但不选举新的领导人。这种政治形式是罕见的——如果有任何先例的话<fnref n="2" />，因为与其他任何形式相比，这种制度的权威更重，个体所受的压迫更大。除了宗教团体外，这种政体几乎没有被采用过，而宗教团体在所有国家和信仰中都倾向于扼杀自由。这种思想仍是先验的，就像君主制一样；它可能在现实中的政府中找到它的应用，我们至少应该提到它，以记录在历史中。

因此，建立在自然中的君主制，根据其本身的理念是合理的，有其合法性和道德性；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同一政权的这两个变体，尽管有其具体事实和合理推论，但却不能保持其原则的严谨性和本质纯洁性，因此，他们注定要永远处于假

<footnote n="2">² [蒲鲁东逝世于1865年，他自然无法预见到50年后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广泛建立。]</footnote>
设状态。事实上，尽管他们有父权制的起源、温厚的气质、专制主义和神圣权利光环，但纯粹的完善的君主制和共产主义却无处可寻。

II. 民主政府作为自由原则的自发表达，又是如何产生的？让-雅克·卢梭和大革命已经告诉我们：通过契约。在这里，生理学不再有意义：国家不再是有机的、物理的自然产品，而是理念的、精神的产物。

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发展是通过加入或吸纳来进行的。正如公民都被认为签署了契约一样，进入城市的外国人也通过加入契约而获得公民权利。如果国家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它就应该给予被征服的人口与自己的国民同样的权利：这被称为isonomy（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罗马人对公民权的解释。孩子们在成年后被认为是宣誓了契约，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公民的儿子他们就会成为公民。在君主制中，臣民的孩子因出生而成为臣民。或者像在利库古斯（Lycurgus）和柏拉图（Plato）的社区概念中，人民本来就属于社区这个共同体。要成为民主国家的成员，不管聪明才智如何，在法律上都必须选择自由主义制度。

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省的加入，也适用同样的事情：构成其原则并提供动机的始终是自由。

因此，权威制、家长制、君主制或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与自由、
契约、民主国家的发展相对立。由于君主制的扩展规模没有自然限制，在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中都提出了普遍的、弥赛亚式的君主制理念。民主国家的扩展也没有自然的限制，它也提出了普遍的民主或共和的理念。

我已经提到了无政府主义或自治政府作为自由主义政权的一个类型。无政府的表述意味着一种矛盾，因此它似乎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然而，它唯一值得批判的也只是这种语言表述。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与其他任何概念一样是合理和积极的。它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功能被简化为工业功能，社会秩序将产生于交易和交换的单纯事实。每个人都可以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这与君主专制主义正好相反。

正如建立在自然和理性基础上的君主制和共产主义有其合法性和道德性，但却无法按照其概念的严格性和纯洁性得到实现；同样，建立在自由和法律基础上的民主和无政府主义，在其原则和理想方面有其合法性和道德性。但尽管他们有法律和理性主义的渊源，随着人口和领土的增长，他们无法在其概念的严格性和纯洁性中维持自己，而注定要停留在无法满足的状态中。尽管自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无法以完全的和不妥协的形式出现。
# 第三章

## 政府的形式

然而，正是在这些形而上学小玩意儿的帮助下，地球上建立起各种政府形式。也正是凭借这一点，我们将成功地解开政治之谜，只要我们愿意花点心思。所以请原谅我这样的啰嗦，就像人们在向孩子们教授基本语法时所做的那样。

在上述内容中，没有一个词不是精确的。在纯数学中，准确的推理不会产生第二个结果。我们的错误不在于概念的使用，而在于在合乎逻辑的借口下，默许自己在应用概念时遗漏了这些概念。

a) 权威和自由：这是政治的两极。他们的彼此对立、截然不同、相互矛盾，以此让我们确定除此之外的第三项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是”与“否”之间，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逻辑学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无论一些哲学家怎么说，le devenir（变化，转变）不是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一个中间词；le devenir 是存在的运动，它是存在的生命及其表现形式。

b) 这些概念的关联性、不可还原性、运动性，都证明：他们不会离开彼此而独立存在；人们不能单独抑制这一个或那一个，也不能把他们分解为一个共同的表达式。至于他们如何体现运动性：只
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就会相互吸收对立的要素和发展自己本身。

c) 从这两个概念中，社会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制度，我们称之为权威制度和自由制度；其中每一种制度都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不多也不少。权力只有在集体中才会显示出它的威力，因此，它只能由集体本身或由将其人格化的主体来表达；同样，自由只有在它被委托给所有人时才是完美的，要么所有人在政府中都有份额，要么政府的责任没有转移给任何人。不可能避免以下这些选择：由所有人统治所有人，或一个人统治所有人的政府——这是权威制度；由每个人组成的政府或由每个人自己组成的政府——这是自由制度。这些概念是很重要的，就像统一性和多元性、热和冷、光和暗一样。但是，有人会说，难道政府从来都是国家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人的特权，而把其他的人排除在外吗？比如：贵族制代表了高阶层的政府；暴民制代表了平民的政府；寡头制代表了派系的政府。确实如此，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政府是篡夺、暴力、反动、过渡和经验主义的产物。其中所有的原则，无论是权威和自由，都同时被采用，然后同样被违反、忽视、混淆。让我们首先处理先验政府的部分，它是根据单一原则的逻辑来构想的。

同样，在理性政治中要尽量消除武断性，理性政治迟早要与实践政治区分开来。武断性既不单独属于自然，也不属于思想；它既不是由事物的必然性产生的，也不是由概念的逻辑产生的。你知道
武断性是从哪里产生的吗？是自由意志，是自由！这真是令人感叹！
自由必须提防的敌人根本不是权威，而是自由本身。君主的自由、
伟人的自由、大众的自由，都伪装在权威的面具下。

从各种政府的先验定义出发，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形式。

政府的形式，我们称之为权力分配和行使的方式。从自然和逻辑上讲，这些形式与每个政权的原则和起源有关。

正如原始家庭中的父亲，部落中的族长，同时也是房屋、马车
或帐篷的主人一样；他们也是土地、牲畜、庄稼的所有和继承人，
他掌管农民、工匠、管家、商人、祭祀者和战士。同样，在君主制
中，国王同时也是立法者、管理者、法官、将军、大祭司，他拥有
土地征用权；他掌管着艺术、商业、农业、航海、公共教育，并被
授予一切权利和权威。总之，国王是社会的代表，是社会的化身——
他就是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是王权的特征。在区分家庭的父权和
王国的王权上，权力的普遍原则成为王权的必然结果。战争领袖，
如约书亚；法官，如撒母耳；牧师，如亚伦；国王，如大卫；立法
者，如摩西、索伦、利库古斯、努马，所有这些头衔都结合在同一
个人身上：这就是君主制的本质。

很快，随着国家的扩大，权力的行使超过了一个人能力的控制
范围。于是，国王挑选顾问、官员、大臣来帮助自己，他们代替国
王行事，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和人民的代表。与他们所代表的国王一样，这些特使、大臣、总督、省长在他们的任务中获得了权力的所有属性。但大家都知道，他们要向他们的主人，也就是君主交代。他们以君主的名义进行管理，接受君主的指示。君主以这种方式，始终确保对权力的占有，始终享有指挥官的荣誉，享受国家的利益，保护自己免遭篡夺和叛乱。至于国家，它无权要求作出解释，而国王的代理人也不对它负责。在这种制度下，臣民的唯一保障是符合君主的利益。此外，君主不承认任何法律，只承认他自己的欢乐。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政府的形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权力是由社会共同体不可分割地行使的，就像以前由国王单独行使的那样。因此，在日耳曼人的广阔土地上，全体人民不分年龄和性别，共同商议和评判；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起与马略作战；他们对战略战术一无所知，也不需要将军。出于同样的共产主义的痕迹，雅典的刑事判决是由全体公民作出的。同样的，1848年的共和国给自己选定了900名立法者，遗憾的是它不能把一千万名选民聚集在同一个议会中。今天提出的直接立法的程序，投“是”还是“否”，都是来自于此。

自由或民主国家的形式也符合制度的形成原则和发展规律；但是，他们与君主制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权力不是像原始社会那样集体地、不可分割地行使，而是在公民中分
割。这又有两种方式：如果它是一个可以在物质上或义务上分配的东西，如道路的建设、舰队的指挥、城市的治安、青年的教育，那么工作就被分成几个部分，舰队被分成几个中队或舰船，城市被分成几个区，教育被分成几个班，每个部分都有一个承包商、海军司令、官员或班长。雅典人在战争中习惯于任命十个或十二个将军，每个将军轮流指挥一天。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非常奇怪，但雅典的民主制度仅限于此了。如果职务是不可分割的，就把它留作整体，要么任命多个指挥者，尽管荷马的戒律告诉我们多头指挥是件坏事。因此，在我们只派一个使者的地方，古人却派了一连串的使者。要么就给每个职务安排一个官员，官员沉迷于自己的职务，逐渐使它成为他的职业和专长。这往往会在政治体中引入一个特殊的公民阶层，即公共官员。而从这一刻起，民主就处于危险之中：国家与民族被区分开来；它的人员或多或少地变得与君主制下的人员一样，更多地是为国王服务，而不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另一方面，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出现了，即权力的划分。由于这种思想，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动态，革命可以像季节一样接踵而至，但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那就是组织良好的公共权力，按司法、行政、战争、财政、宗教、公共教育、商业等分类。

自由或民主政府的组织比君主制政府的组织更复杂，更精巧，在实践中更耗时耗力，没有君主制政府那么快捷。因此，它不那么受欢迎。自由政府的形式几乎总是被大众称为贵族式的，他们更喜
欢君主专制。因此，进步主义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共和主义者要求自由和保障是为了改善大众的命运；因此，他们必须依靠人民。但是，人民由于对民主形式的不信任和漠不关心，挡住了自由的道路<fnref n="3" />。

无政府主义在每个人的意愿下运作。在个体的权利范围内，无论他用君主制或民主制的形式统治自己，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四个基本的政府原则和形式，他们先验地存在于人类的理解中，并作为未来所有政治构建的材料。但是，我再说一遍，这四种类型，虽然以政体的性质和自由与权利的不同所定义，但他们本身并没有根据其规律的严格要求而实现。他们是理想中的概念，是抽象的公式。根据这些公式，所有的政府都将以经验和直觉的方式构成。但公式本身不能成为事实，现实政治在本质上是复杂的；简单的东西不会仅仅从理想中产生而达到特定的程度。在这些对立

<footnote n="3">³ 重要的是要记住，政府是以其本质来区分的，而不是以赋予行政长官的头衔来区分的。因此，君主制的本质在于政府和行政的统一性，在于统治者个人或集体的专制主义，在于他的不负责任。相反，民主的本质在于权力分立，在于工作、事权、责任的分配。王权和继承本身在这里只是象征性的附属品。毫无疑问，正是通过父系王权，通过继承和加冕，君主制才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存在：这让庸俗的人相信，如果这些标志消失不见，王权也就不存在了。公元93年，民主制度的创始人在颁布中央集权法令的同时，还认为他们在削弱国王方面做得出色。但这是一个错误，不应该再欺骗任何人了。威尼斯的十人会议是一个真正的暴君，共和国是残暴的专制主义。相反，给瑞士这样的共和国一个君主，加上国王的头衔，如果宪法不改变，就好像给亨利四世的雕像戴上一顶毡帽一样。</footnote>
的公式中，我们拥有了正确的宪法基础，以便最终达到人类的未来宪法；但必须要经过几个世纪，必须发生一系列的革命，这最终的公式才会从人类的思想中涌现。
# 第四章

## 原则之间的妥协：政治矛盾的起源

由于每个社会秩序所依赖的两个原则——即权威和自由，一方
面是相互矛盾的，总是在斗争中；另一方面，既不能摆脱他们也不
能找到解决方法，所以他们之间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无论选择何
种制度，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共产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除
非能够或多或少地依靠其对立面，否则该制度就无法维持太久。

例如，如果人们想象权威制度，以其父权性、家庭性、和绝对
专制性，可以靠自己的能量满足自己的需要，那就大错特错了。一
旦国家扩张，这种令人敬畏的父权就会迅速退化为无能、混乱、愚
蠢和暴政。国王无法兼顾一切；他必须依靠那些欺骗他、从他那里
偷窃、使他丧失信誉、在公众舆论中诋毁他、取代他，并最终废黜
他的代理人。这种绝对权力所固有的混乱，随之而来的是士气低落，
不断的灾难，和国家的瘟疫。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条规则：
君主制政府的规模越小，与家庭的关系越密切，就越是良性的、道
德的、公正的、可承受的，因而也就越是持久的——我现在不考虑
国家外部关系，反之亦然；同样的，君主制国家越大，就越是匮乏，
越是压迫，越是令其臣民厌恶，因而也就越不稳定。历史已经讲述
了最近几个世纪出现的那些可怕的君主制、无形的怪物、真正的政
治巨兽的例子，一个真正的文明必须让他们逐渐消失。在所有国家
中，专制主义是人群规模的直接结果，它靠自己的威望生存；相反，在一个小国，暴政只能通过雇佣军维持一时；凑近了看时，它就消失了。

为了弥补这种固有的缺陷，君主制政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自由的形式，尤其是权力分立或主权划分。

这种做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只能勉强管理一百公顷的地产，一个雇用几百名工人的工厂，或者管理一个有五六千名居民的公社，那么他怎么能担负起一个四千万人的帝国的重任呢？那么在这里，君主制不得不向这个从政治经济学中借来的两个原则低头：1. 当工人是自由的，并作为企业家和所有者代表自己行事时，他们能完成的工作量最大，产生的经济价值也最大；2. 如果生产者了解自己的角色并专门致力于此，他们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就更好。君主制借鉴民主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与产业的分工成正比。这意味着，在政治上，政府的职能区分和平衡越好，对国王的危险就越小：这在专制主义政权中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王公们如何被引向共和化——为了摆脱不可避免的毁灭：过去几年，在皮埃蒙特、奥地利和俄罗斯发生的事就是例子。在沙皇尼古拉给他的帝国留下的烂摊子中，政府分权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引入的主要改革之一<fnref n="4" />。

<footnote n="4">⁴ 由于权力分立的需要，封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查理曼大帝之后诞生的。</footnote>
在民主政府中也观察到类似的事实，但情况恰恰相反。

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官员的权力，并预见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这并不容易。未预见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政治家的审慎程度，而且立法越多，出现的争端就越多。所有这些都需要权力代理人的主动性和仲裁权，而他们只有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才能发挥作用。从民主原则和自由中剥离出那个最高的权威，国家就会立即灭亡。很明显，我们不再处于一个自由的契约中，除非有人辩称，公民们在发生争端时应该特别地服从他们中的一个人——即事先指定的行政长官的决定：而这恰恰是放弃了民主原则，而退化成一个君主国行事。

让民主随心所欲地增加法律保障和控制公务人员的手段，让它用各种形式监督它的代理人，让它不断呼吁公民进行选举、讨论和投票：无论如何，它的公务人员都是有权威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在这些公务员队伍中，有一个或几个负责总体指导事务的人，那这个负责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卢梭所说的国王——或者无限接近于一个国王。

对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也可以提出类似的看法。从来没

<footnote>因此，它也披上了联邦制的假面具，并给人民和帝国带来了不幸。处于荒谬宪法现状中的德国，仍然感受到这些悲惨处境的影响：帝国土崩瓦解，而民族性也受到了损害。</footnote>
有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的例子，而且无论人类可能达到何种高度的文明、道德和智慧，所有政府和权力的痕迹都不可能消失。但是，共产主义仍然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无政府状态却是经济学派的理想，他们强烈倾向于废除所有政府机构，并仅仅在财产和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构建社会。

我不会再举更多的例子了。我刚才所说的足以证明我的主张，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由于无法实现其纯粹的理想，只好相互借鉴以取长补短。

当然，这足以羞辱那些不宽容的狂热分子，他们听到与自己相反的意见就会感到惊恐不安。那么，应该让这些不幸的人知道，他们自己必然不忠于自己的原则，他们的政治信仰是由不一致的东西编织而成的。希望当权者在讨论不同的政府制度时，不再被派系情绪所煽动！一劳永逸地说服自己：君主制、民主制等这些术语所表达的只是理论上的概念，与那些似乎能实现他们的制度相去甚远。于是保皇派在听到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普选权等字眼时，就会保持冷静；民主主义者在听到关于王朝、绝对权力、神圣权力的谈论时，会保持微笑。没有真正的君主制，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君主制是国家的原始的、生理的、父系的形式；它活在群众的心中，并通过普遍的单一制趋势显现在我们眼前。民主制也在人群中酝酿，它吸引着慷慨的灵魂和各地的精英。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尊严是
最终放弃这些幻想,因为这些幻想常常退化为谎言。矛盾性是所有
方案的核心。人民护民官毫无怀疑地以君主制起誓;国王则以民主
和无政府状态起誓。拿破仑一世加冕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硬币
的一面印有法兰西共和国的字样,而硬币的另一面则印有法国皇帝
的头衔以及拿破仑的肖像。1830年,路易·菲利普被拉法耶特称为共
和国的杰出统治者;他不是也被戏称为大地主们的国王吗?加里波
第对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fnref n="5" />的尊敬与拉法耶特对路易·菲利普的尊敬
相同。后来,拉法耶特和加里波第似乎感到懊悔;但他们最初的看
法必须被考虑在内,因为任何反悔都是虚假的。没有哪个民主主义
者能声称自己不受任何君主主义的影响;没有哪个君主制的支持者
能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不受任何共和主义的影响。诚然,民主制似
乎并不能和王朝思想相抵触,就像单一制那样,因此这两种制度的
支持者无权互相指责,相反,他们有义务容忍对方。

如果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喜欢的原则组成,如果无论
立法者做什么,政府(在这里被称为君主制,在那里被称为民主制)
永远是一个不纯粹的混合体,相反的元素按照反复无常和利益交换
的随意比例混合,那么政治到底是什么?最精确的定义也会导致混
乱;所有的转换、背叛都可以被接受,善变也会被当作荣誉?这对
骗子、阴谋者和叛国者来说是一个多么开放的领域啊!什么国家能
在这样的腐蚀的条件下生存下去?国家还没有形成,就已经在其理

<footnote n="5">⁵ [Victor Emmanuel II。]</footnote>
念的矛盾中注定了它的灭亡。这会产生奇怪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
逻辑无能为力，而没有结果似乎是唯一现实的和理性的结果<fnref n="6" />！

<footnote n="6">⁶ 写一本关于政治矛盾的书将会很有意思，可以作为经济矛盾的对应物来写。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但由于评论家的反响不高而感到气馁，又被其他
工作分散了注意力，我就放弃了。审稿人的无礼将再次被二律背反、正题和反题
的概念激起。法国人的头脑有时是如此敏锐和精确，通过记者和媒体，把自己的
虚荣、荒谬、愚蠢和无知显示出来。懒惰和无知收获着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一切
都会被说出来，我会给他们一个最终解决方案，这是我欠他们的。我会把问题的
所有难点全都澄清，以免使我的同胞感到困惑。</footnote>
# 第五章

## 现存的政府形式：社会的解体

君主制和民主制（下文仅谈论这两者）是源自理论的理想，其严格的定义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因此，正如我刚才所说，有必要在实践中进行各种妥协：从这些必要的妥协中产生了所有现存的政府形式。这些政府形式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具有无限可变性，因此本质上无一例外都是复合的。

在这方面，我想指出，政治作家们犯了一个错误，把一个既荒谬又危险的事引入了政治。他们没有把实践与理论、现实与理想区分开来，把纯粹作为概念的政府和现实放在一起，如把君主制与民主制，和现实中的政府或混合政府放在一起。我再说一遍，除了在理论上，现实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一种政府：任何政府在现实中都必然是混合的，无论它被称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这很重要；只有记住这一点，才有可能把政治中无数的欺骗、腐败和革命追溯到这种逻辑错误。

目前现存的各种政府，换句话说，从最古老的时代到今天，所有尝试过或提议过的政府妥协形式，都被归结为两个种类，我将用他们目前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即帝国制和君主立宪制。这需要进一步解释。
由于人类从一开始就生活在战争和财富不平等的环境中，社会自然而然地被分为若干阶级：武士或贵族、牧师、地主、商人、航海家、实业家、农民。在存在皇室的地方，皇室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最高阶级——王朝。

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利益的对立，这些利益的结合方式，决定了政治制度，从而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和它的无数变体。渐渐地，所有这些阶级都缩减为两个：一个是较高的阶级，即勋贵、资产阶级或贵族；一个是较低的阶级，即平民或无产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悬浮着王室，即权力机关。如果贵族阶层与王室结合，所产生的政府将是一个有节制的君主制，目前称为宪政；如果人民与王室结合，政府将是一个帝国，或专制民主。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是神职人员和皇帝之间的契约形成的；哈里发，是宗教和军事君主制。在提尔、西顿和迦太基，王权得到商人阶级的支持，直到后者夺取政权。在罗马，王室首先尊重贵族和平民；然后，这两个阶层联合起来反对和废除王室，国家被转换为共和国，然而贵族们仍然占着上风。但这种贵族式的宪政和雅典民主制一样起伏不定；政府只能以权宜之计勉强存活。雅典民主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次冲击中崩溃，罗马征服世界是因为元老院必须要让人民忙碌起来，因为一旦世界获得和平，内战就会肆虐。为了结束内战，平民给了自己一个领袖，摧毁了父权制和共和制，并建立了帝国。
令人惊讶的是，在资产阶级或贵族主持下建立的政府，在与王朝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常比众人在独裁者或护民官的支持下建立的政府更自由。因为从根本上说，平民比资产阶级更倾向于自由。但这种矛盾，即政治上的相反结果，是由各党派的情况来解释的。在人民获胜的情况下，人民必须专制地思考和行动，而在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们会以共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让我们回到权威和自由的基本二元论来理解这件事。

从这权威和自由的分歧中，在对立的情感和利益的影响下，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意见。权威的支持者倾向于将自由的部分降到最低，无论是个人的、团体的还是地方的，并在此基础上谋取他们的个人利益，并损害众人的权力；相反，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倾向于无限地限制权力，并通过不断地确定公共职能、权力的行为及其形式来限制权威和贵族。由于他们地位卑微，财富微博，人民在政府中寻求平等和自由；出于相反的原因，贵族大多数和金融资本家更倾向于现存的君主制，它能够为自己的利益提供秩序保障，因此他们更看重权威而非自由。

所有现存的政府，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归结为这两个公式中的一个：权威服从自由，或自由服从权威。

但是，使资产阶级和平民相互对立的原因，很快就使他们转换了立场。民主主义者对权力运行的条件一无所知，也没有能力行使
权力，但为了确保自己的胜利，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绝对统治者。在他的权威面前，所有阶级特权都消失了；资产阶级既害怕专制，又害怕无政府状态，宁愿通过建立一个宪政王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最终是最需要自由和法律秩序的一派创造了专制主义，而拥有特权利益的一派建立了自由政府并通过限制政治权利来维护自由。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抛开有关经济因素的辩论，资产阶级和民主、帝国主义和立宪主义，或者不管怎么称呼这些对立的政府，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于以下问题：1814年的政权是否比1804年的政权好；从1852年的宪法回到1830年的宪法是否对国家有利；共和主义者是否会与奥尔良主义者合并，或者是否会与帝国主义者结盟。我认为，从法律和原则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问题是很苍白无力的。根据我们之前所知道的，一个政府的好坏只取决于导致它产生的因素和代表它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争论都是徒劳的，只会导致畸形和谬误。

政治的矛盾，政党阵线的变化、立场的不断倒置，在历史上是如此的频繁，他们在人类事务中占有如此大的地位，以至于我不得不强调这一点：权力与自由的二元论给出了解决所有谜团的钥匙。如果没有这个解释，国家历史的解释将陷入良心和哲学上的绝望与丑闻。

英国贵族产生了《大宪章》；清教徒产生了克伦威尔。在法国，
资产阶级为我们所有的自由主义宪法奠定了不朽的基础。在罗马，宗主教区组织了共和国；平民产生了凯撒和禁卫军。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主要是贵族式的；大众仍然是天主教徒，或者按照莱顿的约翰方式做弥赛亚；这与四百年前贵族们烧毁阿尔比教派的情况相反。在中世纪，正如朱塞佩·法拉利<fnref n="7" />指出的那样，吉伯林派经常变成归尔甫派，而归尔甫派又变成了吉伯林派！1813年，法国为专制而战，反法联盟为自由而战，这与1792年的情况恰恰相反。今天，正统教义派和神职人员支持联邦，民主主义者则支持单一制。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事实仍然是，思想、人和事物不能总是按照他们的自然倾向和起源来归置，蓝色不会永远是蓝色，白色也不会永远是白色。

由于他们的自卑和苦恼，人民将永远组成自由和进步的军队。劳动的本质是共和的：相反，将意味着矛盾。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本能的原始性，他们需求的暴力性，他们欲望的不耐烦，人民倾向于权力的简要形式。他们寻求的根本不是法律保障，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权力。权力对他们而言，不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没有用处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平衡，而是一个领袖。他们信任他的话语和理念，他致力于他们的利益。他们给了这个领袖无限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人民认为所有他们认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都是公正的，因为他们是人民，他们不关心权力形式，也不关心强加给当

<footnote n="7">⁷ [Giuseppe Ferrari。]</footnote>
权者的限制。他们只相信人的意志，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他们只相信他的创造物，相信国王，相信人类的后代。他们对原则不抱任何期望，尽管只有原则才能拯救他们；他们并不崇拜思想和理性。

因此，罗马的平民在经历了七百年的渐进式自由主义政权和对父权制的一系列胜利之后，认为可以通过摧毁权威来解决所有的困难，并通过放大护民官的权力，让凯撒永久独裁，让元老院噤声，关闭议事会，为了一蒲式耳的粮食宣布建立帝国的专制制度。奇怪的是，这种民主制度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自由主义，并自欺欺人地认为它代表着正确、平等和进步。凯撒的士兵是他们皇帝的崇拜者，但却对国王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如果杀害暴君的凶手没有被当场烧死，那是因为前一天有人看到凯撒在他的头上戴了皇家花环。因此，拿破仑一世的同伴们，脱离了雅各宾派，与贵族、牧师和国王为敌，他们发现用男爵、公爵、亲王的头衔来打扮自己并向皇帝献殷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他们却不能原谅前者娶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

任由自己由其护民官领导，民众从未建立过任何东西。他们只面向过去，在他们中间没有形成传统，没有延续的精神，没有法律思维。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只有阴谋，对政府的理解只有暴力，对正义的理解只有报复，对自由的理解只有为自己树立偶像，而这些偶像第二天就会被摧毁。民主制度的出现带来了一个倒退，如果他们不通过一场相反方向的革命来避免倒退，必将导致民族和国家的灭
亡，这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话题。

平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没有财产，没有事业，不在公共部门
工作，他们不担心暴政带来的风险。而拥有财产、商贸和制造业，
贪图土地和工资的资产阶级，对防止灾难和将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
中有浓厚兴趣，对秩序的需要使它产生了自由主义思想，因此他们
把宪法强加给他们的国王。在它用法律形式监督它所选择的政府并
使其服从于议会的投票的同时，它将政治权利限制在一部分人手中，
并废除了普选权；它小心翼翼地不触及行政集权，这是工业阶级的
底线。权力分立对它在平衡王室的影响和挫败国王的方面是有用的；
另一方面，选举特权对它反对民众的呼声方面同样有用。中央集权
对它也同样宝贵，首先因为这是他们所必需的。资产阶级的职务使
他们处于权力和税收的一边，这些地位为它和平地剥削群众提供了
便利。在行政集权和限制选举权的制度下，资产阶级通过选票多数
控制了政府，但本地生活受到压制，所有的躁动和游行都被遏制。
在这种制度下，被关在工场里的工人阶级注定要沦为雇佣奴隶。自
由是存在的，但只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正如资本本身一样。
至于群众，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丢失了话语权。

我是否应该补充说，一个王朝的推翻或维持根本不会改变任何
制度？单一制共和国和君主立宪制是一回事：只是改了名字，或少
了一个皇帝？
但是，如果民主专制主义是不稳定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也不例外。前者是倒退的、无节制的、无原则的、蔑视法律的、敌视自由的、破坏一切安全和信心的。宪政制度及其法律形式、法学精神、克制的气质、议会的庄严，都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庞大的剥削和阴谋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治只是为投机服务，纳税人也不过是为投机阶级服务的公民名单，是垄断的权力的仆人。人民对这种巨大的掠夺有一种模糊感觉：宪法保障对他们影响不大。而且我们看到，在1815年，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仍然更喜欢皇帝，尽管他既不诚实也不合法。

帝国民主和资产阶级宪政的一再失败，导致了第三种势力的产生。它打着怀疑主义的旗号，不认为任何原则是神圣的，认为现有政权从根本上和系统上是不道德的。正如人们所说，他们倾向于通过板进行统治，也就是说，通过毁坏所有权威和自由。总之一句话，通过腐败进行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教条主义体系。起初，这种制度受到了旧党派的憎恨和谴责，但它还是迅速壮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这种矛盾景象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成了当权者的秘密信仰，而出于谦虚和谨慎，当权者不会对他们公开表示怀疑；但它却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公开信仰，他们不再受任何束缚，在冷漠的人群中激发出热情和荣誉。于是，权威和自由在灵魂中消失，正义和理性被视为空话，社会解体了，国家堕落了，剩下的只是野蛮。一场革命变得迫在眉睫，以免道德的彻底沦
丧。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体系将被一个新的妥协体系所取代，新的体系也将遵循同样的道路，并因为自身的矛盾被疲惫不堪地折磨直到名誉扫地。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理性发现了协调这两种原则的方法，并通过调和他们之间的对抗来使社会达到平衡。
# 第六章

## 政治问题的建立和解决的原则

如果读者仔细阅读了上文，那么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一定是一个充满了惊奇和神秘的创造。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各种论据。

a) 政治秩序建立在两个相关的、对立的和不可还原的原则之上：权威和自由。

b) 从这两个原则中，平行地衍生出两种相对应的制度：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制度，以及自由主义制度。

c) 这两种制度的形式与他们的本性一样，是不同的、不相容的和不可调和的；我们用两个词来定义他们：不可分割性和不可分离性。

d) 当前的理性逻辑表明，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按照它的原则进行，所有的存在都必须按照它的规律发生：逻辑是生活的条件，也是思想的条件。但在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权威和自由都不能单独构成自己，不能产生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体系；事实上，他们在各自的建立中注定要相互借鉴。

e) 其结果是，由于对原则的忠诚在政治中只存在于理想，而实
践必须经历各种妥协，尽管有最好的愿景和美德，政府最终还是沦为一种混合的、模棱两可的创造物。而这种混合是严格的逻辑所否定的、是不纯粹的，没有一个政府能逃脱这种矛盾。

f) 结论：武断性不可避免地进入政治，腐败很快侵蚀了权力的灵魂，社会被拖入革命的无尽深渊。

这就是世界的现状。这不是撒旦的恶意，不是我们天性的弱点，不是天意的诅咒，也不是命运的任性安排。事情就是这样，仅此而已。而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充分适应这种奇特的情况。

让我们想一想，八千多年来——历史的记忆不会再往前追溯了——所有种类的政府、政体和社会组合都先后被尝试、放弃、重新拿起、修改、伪装、耗尽。改革者的热忱迎来的只是一次次失败，人民的希望也一次次地落空。自由的旗帜总是为专制主义提供庇护；特权阶级总是用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包装自己；政党总是对天立誓然后撒谎；冷漠总是取代信仰；腐败取代公民精神；而国家则因其所依据的观念的发展而灭亡。最有活力和最聪明的种族在这项工作中耗尽自己的精力：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记载。有时，一系列的胜利给人以国家充满力量的错觉，人们有可能相信宪法的优越性，相信政府的智慧，但其实这些并不存在。当和平到来时，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人民在内战中摆脱外部战争的疲劳。人类就这样从一个革命走向另一个革命：即便是那些拥有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通
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在截止到今天所有已知的政府中，没有一个政府是靠自己的美德存活至今的。奇怪的是，在所有人中，国家元首和他们的部长们最不可能相信他们所代表的制度会持续下去；在科学出现之前，是人民大众的信任在支撑着政府。希腊人和罗马人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的制度和榜样，他们在发展到最辉煌的阶段时陷入了沉沦的绝望。而现代社会似乎已经走到了这最痛苦的时刻。不要相信这些高喊自由、平等、民族的鼓动者的话：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是假装成活人的死人。公众面对他们的鼓噪就像面对小丑和江湖骗子那样。他们最终只能带着空洞的理性和荒芜的良心离开。

语言和思想的混乱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任何人都可以称呼自己为共和主义者、君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保守派、分配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所有人都不必担心有人指控他们的欺诈和错误。第一帝国的王公贵族们已经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主义者。1814年的资产阶级，对1789年的制度的唯一理解是自由主义的，甚至是革命的；1830年他们再次变得保守；1848年他们变成反动派、天主教徒，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君主制。目前，他们是支持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王室事业的二月共和主义者，而六月社会主义者则宣布自己是单一制国家的拥护者。莱德鲁-罗林<fnref n="8" />以前的朋友们团结起来，认为帝国是革命的真正载体和最慈爱的政府形式；其

<footnote n="8">⁸ [Alexandre Auguste Ledru-Rollin。]</footnote>
他的人称他们为卖国贼，但却猛烈攻击联邦制。这是一种系统的、
组织的混乱，是永久的、普遍的背叛。

问题是，社会是否能够达成某种有规律的、公平的和稳定的、
满足理性和良知的状态，或者我们是否永远被这个伊克西翁之轮所
谴责。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吗？……读者们，请再耐心一点；如果我
不能很快让你摆脱困境，你就有权说我的逻辑是错误的，进步是妄
想的，自由是乌托邦的。请再跟给我几分钟时间，尽管在目前这种
情况下，讲道理就是自欺欺人，就是浪费时间。

1. 首先你会注意到，所有的问题都来自这两个原则，即权威和自由。他们在历史上按逻辑和时间顺序连续出现。权威，正如在家庭中，首先出现的是父亲，祖先。它拥有主动权，它是肯定的和陈述的。自由，是反思的，是后来才出现的。它是批评的、抗议的、总结的。这种顺序产生的事实源于思想的定义和事物的本质，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颠倒和模糊。

2.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专制、父权和君主制政权离其理想越来越远，家庭、部落或城市的数量越多，国家的人口和领土就越大。因此，它不得不对自由做出妥协。相反，自由制度越是接近它的理想，成功的机会就越多，国家的人口和领土就越多，各种关联就越多，科学就越发达。起初，各方要求的是一部宪法；后来则是权力下放。再等一等，你就会看到联邦的想法涌现出来。这样，我们就
可以像施洗者约翰对自己和耶稣所说的那样，对自由和权威说：Illam oportet crescere, hanc autem minui<fnref n="9" />（那个要增加，但是这个要减少）。

这种双重运动——一方面是倒退，另一方面是进步——汇聚在一个单一的结果上，同样也是由原则的定义、他们的相对位置和他们的作用产生的：在这里同样不可能有任何含糊之处，没有丝毫任意和武断的空间。这一事实具有客观的证据和数理上的确定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则。

3. 这条可以称为必要法则的结果是：自由、理性和法律所依据的权威原则，逐渐被司法原则、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所取代。国家元首起初是不可侵犯的、不担责任的和绝对的，就像家庭中的父亲一样，后来就要对理性负责，成为法律的第一主体，并最终成为自由本身的代理人、工具或仆人。

这第三个命题与前两个命题一样确定，没有任何含糊和矛盾之处，并得到历史的检验。在这两个原则的永恒斗争中，法国大革命和宗教改革一样，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政治秩序中，自由正式优先于权威，正如宗教改革标志着在宗教秩序中，自由优先于信仰。自路德以来，信仰到处都变成了反思性的；正统和异端都声称要通过理性引导人走向正信；圣保罗的格言，rationabile sit

<footnote n="9">⁹ [原文为拉丁语。]</footnote>
obsequium vestrum<sup>10</sup>（让服从有理由），已被广泛评论并付诸实践。
罗马开始像日内瓦一样展开辩论；宗教倾向于成为一门科学；对教
会的服从被许多保留条件所约束，除了信仰条款的不同，基督徒和
非信徒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他们的观点不一样，仅此而已。思想、
理性和良知的表现都是一样的。同样，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权威
的尊重已经减弱；对国王命令的服从变得有条件；对主权者提出了
互惠和保证的要求；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最狂热的保皇派，如无
地王约翰的男爵们，希望有宪章，而贝里耶、德·法鲁 de Falloux<sup>11</sup>、
德·蒙塔朗贝尔 de Montalembert<sup>12</sup>等先生，可以说和我们的民主主义
者一样自由。复辟时期的吟游诗人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sup>13</sup>自诩为
哲学家和共和主义者，也正是由于他的自由意志，他把自己变成了
圣座和王位的捍卫者。我们知道好战的拉门尼斯 Lamennais<sup>14</sup>在天主
教的理解方面的转变。

因此，权威正在消亡，一天比一天不稳定。法律正在变得更加
精确，而自由，虽然令人怀疑，但却变得更加真实和强大。专制主
义尽其所能地进行抵抗，但它终将走向灭亡。共和国似乎每天都在
对抗、被辱骂、被背叛、被流放，但却一天比一天接近。我们应该

<footnote n="10">10 [原文为拉丁语。]</footnote>

<footnote n="11">11 [Alfred de Falloux。]</footnote>

<footnote n="12">12 [Charles Forbes René de Montalembert。]</footnote>

<footnote n="13">13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footnote>

<footnote n="14">14 [Félicité de La Mennais。]</footnote>
从这一基本事实中获得关于政府构建的什么结论？
# 第七章

## 联邦的想法的提出

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权威和自由都是以一种两极分化的方式，相互继承和借鉴的。

前者在不经意间衰落，而后者则不断成长壮大。

这种双重进展的结果是，权威逐渐成为自由的工具和从属。

换句话说，自由主义或契约制度日渐战胜了专制制度，因此我们就必须把契约的理念作为政治的主导思想来看待。

那么，契约是什么意思呢？

《民法典》第 1101 条：契约是指一个人或多个人对一个人或多个人承担做或不做某事的协议。

第 1102 条：对于双边契约，合同的双方相互承担义务。

第 1103 条：对于单边契约，一个或多个人对一个或多个其他人负有义务，而后者没有任何义务。
第1104条：当事人承诺给予或做一些被认为是对他所给予或做
的事情的等价物时，它就是可交换的。当利益包括不确定的获得或
损失时，合同是无效的。

第1105条：慈善契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纯粹
无偿的好处。

第1106条：强制契约是指强制要求双方当事人各自给予或做某
事的契约。

第1371条：准契约<fnref n="15" />是指那些双方相互约定对第三方的契约。

对于法典中有关合同的形式和条件的这些区别和定义，我将进
一步区分：

根据交易对象的性质或针对的对象，契约有家庭的、民事的、
商业的或政治的。

我们将讨论的是最后一种类型的契约，即政治契约。

契约的概念对君主制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就像它对父权和家庭
一样。但是，从我们对权威和自由的原则及其在政府形成过程中的

<footnote n="15">¹⁵ [准契约的含义有待说明，起源于罗马法，但后世各国大多废止了准契约的概念。当时的法国仍保留此概念，但含义也并不明晰。]</footnote>
作用所说的话中可以理解，这些原则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介入政治契约的形成；因此，将君主与臣民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自发的、不成文的义务，由家庭的精神和人的品质产生。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义务，因为根据服从的原则，臣民对国王的义务要比国王对臣民的义务多。君权神授论明确指出，君主只对上帝负责。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由于公民的无能或偶像崇拜，国王被要求夺取权力并管理他的臣民，这些臣民没有能力管理和保护自己，国王就像牧羊人一样，国王与臣民之间的契约退化为纯粹的恩惠契约。在接受世袭原则的地方，情况就更糟糕了。像奥尔良公爵，后来的路易十二这样的阴谋家，像路易十一这样的弑亲者，像玛丽·斯图亚特<fnref n="16" />这样的通奸者，尽管他们犯了罪，但他们最终还是有权继承王位。高贵的出身使他们不可侵犯，可以说在他们和王国的臣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准契约。换句话说，由于权威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君主制下的契约是不平等的。

政治契约只有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获得其所有的尊严和道德：1. 它是同步的和可交换的；2. 就其目标而言，它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两个条件在民主制度下应该是存在的，但即便在那里，这两个条件往往也只是一种虚构。我们能否说在代议制和中央集权的民主制度中，在立宪制和君主制中，甚至在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共和国中，将公民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政治契约是平等和互惠的？能否说

<footnote n="16">¹⁶ [Mary Stuart。]</footnote>
这种从公民手中夺走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主权和四分之一的产品的契
约是公平的?更真实的说法是,正如经验所证实的那样,所有这些
制度中的契约都是过高的、繁重的,因为它或多或少有相当一部分
是没有补偿的;而且是不确定的,因为承诺的利益无法充分兑现,
甚至完全没有保证。

为了使政治契约满足民主理念所提出的协同和互补的条件；为
了使它被限制在明智的范围内，并为所有人带来利益，公民在加入
契约时，必须：1. 从国家获得的利益与他对国家的牺牲一样多；2. 保
留他所有的自由、主权和主动权，但与契约形成的特殊目标有关的、
要求国家保障的部分除外。根据这样的规定和理解，政治契约就是
我所说的联邦。

联邦，来自拉丁文 foedus，属格 foederis，即契约、合同、条约、
公约、联盟等。是一个或多个户主、一个或多个公社、一个或多个
公社集体或国家，为了一个或多个特殊目标而相互平等地承担义务
而签订公约，然后这些责任由专门的联邦官员承担<fnref n="17" />。

<footnote n="17">17 在卢梭的理论中，也就是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理论中，社会契约是一种法律主义的虚构，旨在解释国家的形成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通过神权、父权或社会必然性。这个从加尔文教派那里借来的理论，在1764年是一个进步，因为它的目的是把迄今为止被认为是自然法和宗教法的属性带到理性层面。在联邦制中，社会契约不仅仅是一种虚构的东西；它还是一种积极的、有效的契约。它经过提议、讨论、投票来通过，并且根据缔约各方的意愿定期修改。联邦</footnote>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定义。

我提请读者注意，联邦契约的本质是，在这个体系中，缔约各方，即家庭、公社、州、省或王国的首脑，不仅相互承担义务，而且通过订立契约，使契约为自己保留比他们放弃的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财产。

例如，在《民法典》授权的共有财产社会——或者称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所有专制国家的缩影<fnref n="18" />。任何进入这样一个社会的人，特别是如果它是永久性的，就会被更多的枷锁所包围，承受比他所保留的主动权更多的负担。但这也是使这种契约如此罕见的原因，也是一直以来使隐居生活难以忍受的原因。任何义务，即使是一个协同的和互补的义务，如果要求参与者们的贡献出全部，而不给他们独立留下任何东西，那就是一种过度的义务，对公民和人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

根据这些原则，联邦契约的目标，概括地说，是保证联邦各州的主权、领土和公民的自由；解决他们的争端；通过一般措施，为所有涉及共同安全和繁荣的事情提供保障。尽管涉及的利益很大，但这个契约是受限制的。我的意思是，联邦的权力在数量上和实际上都不能超过社区或省级当局的权力，就像后者不能超过人和公民

<footnote>契约与卢梭和93年的契约之间的距离，就是现实与假设之间的距离。</footnote>

<footnote n="18">¹⁸ [译者并不认同这句话。]</footnote>
的权利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公社将成为共产主义社区；联邦将再次成为君主集权；联邦权力将从一个简单的代理和从属，转变为主导；它将不再局限于一种特定的服务，而是倾向于包括所有的活动和提议；联邦州将退化为省、地方分支机构或行政区。这样转变后的政治机构可以被称为共和国、民主或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它将不再是一个由大量自治区组成的国家，它将不再是一个联邦。出于虚假的经济理由，同样的事情会持续发生；出于敬重或任何其他理由，公社、州或联邦州选出其中的一个负责其他州的行政管理。共和国将从联邦制变成单一制，并走上专制主义的道路<fnref n="19" />。

第2条：联邦的目的是确保国家的独立，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内部秩序，保护联邦自由和权利，并促进共同繁荣。

第3条：各州在不受联邦主权限制的范围内享有主权，并以此行使未授予联邦的所有权利。

第5条：联邦保证各州的领土、第3条规定范围内的主权、各州的宪法、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的宪法权利以及人民赋予当局的权利和权力。

因此，一个联邦并不完全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由主权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联合体，通过相互保证的契约结合在一起。联邦宪法不是法国所说的宪章或宪法，它是国家公法的缩写，它是包含联盟条件的契约。也就是说，包括各国的互惠权利和义务。最后，所谓的联邦权力机构也不是一个政府，而是各州为共同执行某些服务而设立的机构。每个州放弃一部分权利，这些权利就归属于联邦。

在瑞士，联邦权力机构包括一个由22个州的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一个议会

<footnote n="19">¹⁹ 瑞士联邦由二十五个主权州（十九个州和六个半州）组成，人口为二百四十万人。因此，它由二十五部宪法管理，再加上一部联邦宪法，类似于我们1791年、1793年、1795年、1799年、1814年、1830年、1848年、1852年的宪章或宪法。当然，我们在法国并没有他们这样的宪法。这部宪法的精神，根据上述原则，包含以下条款。</footnote>
简而言之，联邦制与帝国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单一制共和国的层级制度或行政和政府集权恰恰相反。它特有的基本规律是这样的。在联邦中，中央权力是特定的，是受到限制的，并随着联邦通过新国家的加入而发展，其数量、直接性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强度都在减少。相反，在中央集权的政府中，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力成倍增加、扩大并直接统治，将各省、市镇、公司和个人的事务纳入国王的管辖范围。权力大小与领土面积和人口成正比。因此，所有的自由，不仅是公社和省的自由，甚至是个人和州的自由都被粉碎了。

我将以这一事实作为本章的结束语，由于单一制是联邦制的反面，那么大君主国之间的联盟，甚至帝国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都是不可能的。像法国、奥地利、英国、俄国和普鲁士这样的国家可以在他们之间签订联盟或贸易条约；对他们来说，联邦制是令人反感的。首先，因为联邦契约和他们的立国原则相悖；按照联邦条约，他们必须放弃一些主权，并承认在他们之上，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仲裁者。而这些帝国的本性是命令，而不是妥协或服从。1813年，在群众起义的支持下，为欧洲的自由而战、反对拿破仑的王公

<footnote>任命的七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议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为三年；联邦宪法可以随时修订，所以议员和委员会成员的权力和他们本人一样，是可以撤销的和免除的。这样一来，从字面上看，联邦权力机构是置于其委托人手下的代理人，其权力随委托人的意愿而变化。</footnote>
们，后来组成了神圣同盟，他们没有结为联邦，因为他们权力的绝对专制性使他们不能接受这个称号。如同1792年一样，他们组成联盟，历史不会给他们其他名称。德意志联邦则不同，它目前正处于改革过程中，其自由的民族性有一天可能会消灭挡在它面前的王朝²⁰。

²⁰ 联邦公法提出了几个棘手的问题。例如，一个奴隶州能成为联邦的一部分吗？似乎不能，就像专制主义国家一样：国家的一部分被奴役是对联邦原则的否定。在这方面，美国南方州更有理由要求分离，因为北方州至少在短期内不打算让获得解放的黑人享有政治权利。然而，华盛顿、麦迪逊和联邦的其他创始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允许奴隶制州加入联邦契约。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不自然的契约被撕毁了，南方各州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倾向于制定统一的宪法，而北方各州为了维护联邦，则下令驱逐奴隶。

1848年改革的瑞士联邦宪法，决定了这个平等性问题，宪法第4条规定：“所有瑞士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瑞士，不存在地域、出身、个人或家庭的特权。这条规定清除了瑞士的所有贵族因素，从此瑞士联邦才算真正形成了。”

如果出现利益冲突，面对分离主义少数派的联邦多数派能否声称该协议不可撤销？1846年独立联盟遭到大多数州的反对；反对北方联盟主义者的美国南方联邦也坚持同样的做法。我认为，分离是完全合法的，这是联邦协议不包含的州主权问题。因此，我不清楚瑞士多数派是否从该协定中获得了反对独立联盟的权利；1848年联邦宪法的修改恰恰是为了解决导致独立联盟成立的问题。但是，就效果而言，少数人的主张可能会与多数人的需求发生冲突，这种分裂会危及各州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由战争法解决，也就是说，较强的一方，即其毁灭会造成最大损害的一方，压倒较弱的一方。这就是在瑞士发生的情况，也可能在美国发生，这只是一个更好地解释或应用契约原则的问题，或者也可以逐步将黑人的待遇提高到白人水平。不幸的是，林肯先生传达的信息毫无疑问地表明，北方并不比南方更想实现真正的解放，这使得矛盾甚至通过战争也无法解决，并有可能把整个联邦推向毁灭。

在君主制国家，所有的正义都属于国王；在联邦中，对每个州来说，正义完全属于其公民。因此，从原则上讲，设立最高联邦法院是对契约的损害。因为每
# 第八章

## 进步的宪法

历史和分析，理论和经验主义，通过“自由与权威”的斗争，把我们引向政治契约的理念。

我们立即运用这一思想并对其进行解释。我们认识到，社会契约的最卓越之处在于联邦契约，我们进行如下定义：为一个或多个确定的目标而订立的双边和互补契约。其基本条件是，缔约各方始终为自己保留比他们所放弃的更多的主权和行动能力。

这与君主制、民主制和宪政制等旧制度正好相反，在这些制度中，个人和团体因着具体情况和政体原则，将他们的全部主权交给一个强加的或选举的当局手中，并获得比他们必须承担的负担和义务更少的权利，获得更少的保障和主动权。

对联邦契约的这一定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将给我们提供一直以来我们所寻找的解决方案。

一个国家都是主权和立法者，而立法并不统一。然而，对于涉及联邦的利益，以及可能危害联邦的犯罪行为的特殊案件，联邦法院和联邦司法机构负责审理此类具体案件。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政治问题被简化为最简单的表述，包括在两个相反的元素——权威和自由之间找到平衡。任何错误的平衡都会导致国家的混乱和毁灭、公民的压迫和苦难。换句话说，社会秩序的反常或混乱是由其原则的对立造成的；当这些原则被协调到不能再互相伤害时，混乱就会消失。

平衡两种力量就是让他们服从于一种法则，使他们相互尊重和达成一致。谁将为我们提供这种新的元素呢？这种元素高于权威和自由，并通过他们的相互同意成为系统中的主导——那就是契约，它用条约和法律的形式，对两个相互竞争的力量具有同样的约束力<fnref n="21" />。

但是，在社会这样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场景中，法律不能沦为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一个不确定的只凭良心的愿望，这将使我

虽然有不同的方面，但真理是统一的，但这三个定义相互配合，应被视为本质上相同的。但他们所产生的社会制度是不一样的：根据第一个定义，人宣布自己是法律的主体，是法律的制定者或代表；根据第二个定义，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第三个定义，他把法律变成自己的，并把自己从一切权威、宿命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第一个公式是宗教人士的公式；第二个是泛神论者的公式；第三个是共和主义者的公式。而只有后者才与自由相容。

<footnote n="21">²¹ 根据道德主体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作为信徒、哲学家和公民所具有的品质，有三种方式来定义法律。</footnote>

<footnote n="1">1. 法律是由执政当局以上帝的名义给予人的戒律：这是神学和神法的定义。</footnote>

<footnote n="2">2. 法律是对事物关系的表达：这是孟德斯鸠给哲学家的定义。</footnote>

<footnote n="3">3. 法律是人类意志的仲裁法官（《论在革命与教会中之正义》，第八章）：这是契约和联邦的理论。</footnote>
们重新陷入虚幻和神话。为了建立社会，有必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个法律实践。1789年的人们着手给法国制定宪法时就感受到了这一点，所有继承他们精神的政权都有同样的感受。不幸的是，意愿是好的，但他们的理解力不够；直到现在还缺少公证人来见证合同。我们知道合同的精神是什么：现在让我们试着确定其内容。

一部宪法的所有条款都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关于国家的官员的作用和管辖权限条款。我们的国家议会一直在忙于权力的区分和分立，忙于处理国家的行动权力；至于国家本身的权限、它的范围和目的，显然没有人对它有什么关注。至于要分享的东西，似乎越多越好。然而，国家角色的划定对于集体和个人的自由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联邦的契约，其本质是为公民保留比国家更多的权利，为市级和省级当局保留比中央当局更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走上通往真理的道路。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是立法、制定、创造、开始、建立；它应该尽可能少的执行。在这方面，行政权一词，作为主权权力的一个方面，极大地误导了人们对政府的理解。国家不是一种进行公共服务的企业，这将是把它等同于城市建设的承包商。国家，无论它是颁布、行动还是监督，都是发起者和最高指导者；
它有时将自己的手伸向实际行动，那是作为发起者的表现，国家发起一个项目，并推动项目进行，给后来者树立榜样。一旦项目被建立起来，国家就会退出，把新功能的执行留给地方当局和公民。

是国家确定了度量衡，给出了硬币的单位、价值和划分。一旦类型被确定，首次发行被完成，金银铜币的制造就不再是一项公共职能、一项国家工作、或一项部门任务，而是留给城镇的一项产业。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城镇参与这种活动，就像天平、秤、桶和瓶子的制造一样，应是完全自由的。市场是这里唯一的法律。在法国，金银币需要什么才能被认为是优质的？十分之一的合金和十分之九的精加工。我承认应该有一个检测员来监督制造过程，但国家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

我对硬币的看法，也是对许多服务的看法，这些服务被政府滥用和把控——道路、运河、烟草、邮局、电报、铁路等等。我承认，如果有必要，国家对所有这些公共事业的伟大创造应该进行干预；但我不认为一旦他们被交付给公众，国家仍有必要把他们留在自己手中。在我看来，这种集中化是真正的权力过度。1848年，我呼吁干预国家银行、信贷机构、公积金协会和保险公司的建立，就像铁路的情况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国家在完成了它的创造工作之后继续保持银行家、保险人、承运人等身份<fnref n="22" />。诚然，我不认为中央当

<footnote n="22">²² 根据 1848 年的瑞士联邦宪法，联邦有权创建大学。这个想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它侵犯了各州的主权。而在我看来，这是很好的政策。我不知道这</footnote>
局不作出巨大的努力就能组织起和教育好人民,但我同样支持教育
自由,如同支持所有的自由一样。我希望学校能像教会本身一样与
国家彻底分离。如果有一个审计院,以及一个统计局,用来收集、
核实和归纳共和国的所有信息、所有交易和所有金融业务,那就更
好了。但是,为什么所有的支出和收入都要通过一个财务官、收税
员人或出纳员、国家部长呢?国家根据其职能的性质,应该提供很
少的,甚至是几乎为零的服务,因此也应该很少或没有支出<fnref n="23" />。法院
真的有必要依赖中央当局吗?我知道,伸张正义一直是国王的最高
权力:但这一权力是神权的残余;立宪的国王不能要求这种权力,
一个在普选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的首脑更不能要求这种权力。因此,
从“权利”这一概念再次成为人类的一部分,并在政治制度中获得优
势的那一刻起,司法机关的独立将是必要的结果。将正义视为中央
或联邦当局的权力是令人反感的;它只能是公民对市政当局的授权,
最多只能是对省级的授权。正义是人的一种权力,国家的任何理由
都不应该剥夺他的这种权力。我甚至不应把战争排除在这一规则之
外:民兵、军械库和堡垒只有在战争情况下,和为了战争的特殊目
的才会进入联邦当局的手中;除此之外,士兵和武器应当在地方当

个项目是否被跟进了。

<footnote n="23">²³ 在瑞士，联邦预算由联邦委员会管理，但它只涉及联邦的事务，与各州和各市的预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footnote>
局的手中<fnref n="24" />。

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一切都必须持续增长，科学、工业、工作、财富、公共卫生；自由和道德必须齐头并进。在那里，运动和生命一刻也不会停止。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机关，国家始终是活跃的。因为它需要不断满足新的需求，解决新的问题。如果说它作为主要推动者和高级主管的职能是不间断的，那么另一方面，它的工作也是不重复的，它是进步的最高表现。但是，正如我们到处看到的那样，当他在他自己创造的服务中沉溺并满足于垄断的角色时，他就从一个创始人变成了一个操纵者；他不再是社会的灵魂，后者滋养社会，指导社会并使它富裕，而不对它施加任何阻碍：国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公司，有60万雇员和60万士兵，被组织起来做一切事情，它不是来帮助人民，不是为公民和公社服务，而是剥削他们，向他们施压。很快，腐败、贪污和懈怠就进入了这个系统，它忙于维持自己的运作，增加自己的特权和功能，扩大自己的预算，以至于权力失去了它的真正作用，陷入了专制和停滞；社会运行机制受到影响，国家违背其历史规律，开始走向衰落。

我们已经在第六章提到，在国家的演变中，权威和自由在逻辑上和时间上是相继的；此外，前者在不断下降，后者在不断上升；

<footnote n="24">²⁴ 瑞士联邦宪法第13条规定：“联邦无权维持常备军。”我把这一条交给我们的单一制共和主义者去思考。</footnote>
政府，权威的表现，不言而喻地被自由的代表或机关所取代，即：
中央权力由省的代表或州的代表所取代；省的权力由市镇的代表所取代，市镇的权力由居民所取代；因此，自由渴望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权力。中央权力由各省的代表来行使；省的权力由各市镇的代表来行使，市镇的权力由居民来行使；自由渴望使自己占据主导地位，而权力成为自由的仆人，契约原则在公共事务中到处取代专制原则。

如果这些事实是真实的，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根据事物的性质和原则的相互作用，权威必须退却，而自由必须向它进军，但其方式是两者相伴而不相撞，社会的构成基本上是进步的，是越来越自由的。而且这个过程只有当政府层级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自下而上构建的时候，才能顺利进行，这也就是联邦制。

所有关于宪政的学问都在这里：我把它总结为三个命题。

1. 组成规模适中的，各自拥有主权的团体，并通过联邦契约将他们联合起来。

2. 在每个联邦州内，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组织政府；也就是说：在权力中分离一切可以分离的东西，界定一切可以界定的东西，在不同的机关或官员中分配一切已经分离和界定的东西；不留下任何未被分割的东西；用一切公开的和限制的条件制约行政权力。
3. 不要把联邦国家或省市当局吸收到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中去，而要把后者的属性降低到一个简单的一般倡议、相互保证和监督的作用，其法令只有在联邦政府的批准下才能得到执行，并由代理人按其命令执行。就像在君主立宪制中，任何来自国王的命令都必须由大臣联署才能得到执行一样。

当然，在《1830年宪章》下的权力分立，是一个解除而意义深远的制度，但把它限制在内阁成员的范围内是很幼稚的。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要在议会多数派中选出的七八个民选代表之间分享，而且要在各省和各乡镇之间分享：否则，政治生活就会放弃边缘而转向中心，迟滞就会蔓延到整个国家。

联邦制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因为人类在其所有世代和所有种族中都是进步的。联邦制政策，本质上就是进步政策。这就是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内，根据与思想和道德状况相应的水平，把权力集中化降低到合适的程度来统治每个民族。
# 第九章

## 联邦被推迟和阻碍的原因

联邦的概念在历史上似乎与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概念一样古老，与权力和自由本身一样古老。否则怎么会这样呢？进步法则在社会中陆续产生的一切都源于自然本身。文明的进步被它的原则所笼罩，在它的思想前后游走，不断环绕。联邦建立在契约之上，是对自由的庄严表达，它永远都充满号召力。在基督之前的12个世纪，它出现在希伯来部落中。他们在山谷中彼此分离，但像以实玛利的部落一样，通过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契约结合在一起。几乎在同时，希腊的近邻同盟也体现了这一点，尽管它无力扼制不和和避免被征服，但同样是未来国家法律和普遍自由的活生生的见证。我们没有忘记斯拉夫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伟大联盟，这种联盟在瑞士和德国的联邦宪法中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在奥地利帝国也是如此，它是由如此多的异质民族组成的，但无论怎样做都是不可分割的<fnref n="25" />。正是这种联邦契约，它一点一点地构成了一个正式的政府，必须在各地结束经验主义的矛盾，消除武断性，并在一个不可破坏的平衡上寻求正义与和平。

几个世纪以来，联邦的想法似乎被掩盖了：原因在于国家最初

<footnote n="25">²⁵【然而在蒲鲁东去世50年后，奥地利帝国-后来的奥匈帝国解体。】</footnote>
的无能，导致了通过强有力的纪律形成国家的必要性。这就是通过某种主权设计，赋予的单一制国家角色。

有必要驯服和稳住游走的、无纪律的和粗野的人群；将孤立的和敌对的城市组成集团；通过权威，一点一点地建立一个共同的法律，并以帝国法令的形式规定人类的一般法律。除此之外，人们无法想象古代这些伟大的政治创造还有什么其他意义，这些创造后来依次被希腊人、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的帝国、基督教会、路德叛乱以及最后的法国大革命所继承。

联邦无法完成这一教育使命，首先是因为它是自由的；它排除了约束的概念，而建立在双边的、互补的和有限的契约概念之上；因为它的目标是保证它所联合的人民的主权和自治，因此，对于那些一开始就被置于枷锁之下的人来说，在他们有能力通过理性管理自己之前，联邦确实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文明是渐进的，在一开始就建立联邦政府是一个错误。

暂时忽略联邦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联邦宪法结合的各州的扩张能力很弱。

关于联邦国家的自然限制，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过，君主制本身和它的原则决定了它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民主制也是如此。这种扩张的能力从简单的或先验的政府到混合的事实上的政府、民主
国家和贵族国家、民主帝国和君主立宪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在这方面都忠实地遵从了他们的理想。由此产生了对救世主的憧憬和对普遍君主制或共和国的尝试。

在这些体系中，扩张是没有尽头的；正是在这里，自然边界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虚构，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欺骗；正是在这里，河流、山脉和海洋不被视为领土的界限，而是由主权者和民族来克服的障碍。而产生这一原则的原因是，占有、积累、指挥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是不确定的，尽管存在山脉、河流、森林、海洋和沙漠，但除了宇宙之外没有其他限制。这种对领土和人口的垄断最有名的例子是罗马帝国，它的中心和首都在一个半岛上，在广阔的海洋中间，它的省份遍布四周，扩展到罗马军队和收取税收能够达到的极限。

每个国家在本质上都是兼并主义者。除了遇到另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入侵者，或者遇到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敌国，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入侵之路。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或者当有利于维护国家时，最热心的民族主义者有时也会自相矛盾。在法国的民主制度下，谁敢要求反对萨瓦和尼斯的统一？被吞并的人会赞成吞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在联邦制下则不同。正如瑞士人不止一次表明的那样，联邦在受到攻击时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但它没有对外扩张的能力。除了极少数邻国要求加入该协定的情况外。可以说，由于联邦本身的性质，
它被禁止扩张。根据这一原则，联邦的契约仅限于相互防卫和少数共同用途，保证每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宪法和公民的自由，并在其他方面为它保留比它所放弃的更多的权力、主动权和权利。随着被允许加入联盟的地方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联邦就会更加明确地限制自己；因此，很快就会达到契约失去其本来意义的程度。让我们假设联邦中的一个州制定了特定的征服计划，它希望吞并一个邻近的城市，一个与其领土相邻的省份；它希望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他不仅不能指望得到联邦的支持，因为联邦会回答说，缔结条约完全是为了相互防卫，而不是为了任何特定的扩张；他甚至会被联邦所阻止，因为联邦不希望所有人为了一个人的野心而把自己置于战争之中。这样，一个联邦既是对其成员的保障，也是对其非联邦邻国的保障。

因此，与其他政府的情况相反，普遍的联邦的想法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联邦制相对于单一制的道德优越性再次体现出来，单一制受制于不确定的、无限的、绝对的、理想的所有缺点和弊端。欧洲对于一个单一的联邦来说仍然太大：它只能形成一个联邦的联邦。正是根据这一想法，我在上一份出版物中指出，作为欧洲公法改革的第一步，重新建立意大利、希腊、巴达维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多瑙河联盟，作为大国分权的前奏，并因此实现全面裁军。然后每个民族都将恢复自由；然后欧洲平衡的想法将得到实现。这是所有公共主义者和政治家所预见的，但在拥有单一制宪法的大国中是
不可能实现的<fnref n="26" />。

这样一来，联邦的想法就只能是和平和谦逊的存在，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最平凡的角色。这就不奇怪了，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联邦的想法还像迷失在大国的光辉中一样。直到今天，各种偏见和弊端在联邦制国家中仍然涌现，与封建或单一制君主制国家一样，贵族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特权、教会的权威、对人民的压迫、精神的奴役……自由仍然被拘束，文明无可救药地停滞不前。联邦制的思想虽然幸存，但不被注意、不被理解，不被钻研。有时是通过一种神圣的传统来实现，比如在德国，联邦是帝国的同义词，是专制王公的联盟，有些是世俗的，有些是教会的，有的在罗马教会的认可下。有时联邦的形成是由于形势所迫，比如在瑞士，联盟由几个分开的山谷构成，并由不可逾越的山脉保护着，不被外国人征服。征服这些山谷也无助于恢复汉尼拔的伟业。一个政治植被在其成长过程中停滞不前，对哲学家的思想没有价值，也不能对政治家带来原则的启发，对群众没有提供任何希望——这样的理论不仅没有为革命提

<footnote n="26">²⁶ 在法国的民主主义者中，有很多关于欧洲联邦的讨论，换句话说，就是欧洲的合众国。在这个名称下，似乎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实质，而只是在一个国会的永久主持下，由欧洲现有的所有国家——无论大小，组成一个联盟。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将保留最适合自己的政府形式。现在，由于每个国家在国会中拥有与其人口和领土相称的票数，小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所谓的联邦中屈从于大国；此外，如果这个新的神圣联盟有可能被集体的进步原则所激励，我们就会看到它在内部发生冲突后迅速堕落为一个单一制的大国，或者是欧洲大君主制。因此，这样的联盟将是一个陷阱，或者说是毫无意义的。</footnote>
供最起码的帮助，其本身还在等待革命的动员。

历史上的一个既定事实是，法国大革命对所有现有的联邦宪法都有影响，它修改了这些宪法，用它的精神鼓舞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东西，并促使他们发展，直到今天还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

美国人在20场战斗中被击败，他们的事业似乎已经失败，这时法国人的到来改变了战局，迫使英国将军康沃利斯于1781年10月19日投降。正是由于这次战斗，英国同意承认殖民地的独立，殖民地从此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了。那么，当时美国人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们政府的原则是什么？只是杂乱无章的各种思想罢了，只是不容忍、排斥和专横，如同不详之星闪耀着贵族、法规、教派和层级的精神；这引起了法国政治作家的谴责，并对美国人提出最羞辱的指责。可以说，此时渗透到美国的那一点点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它似乎是在这个遥远的美洲海岸上为旧世界的革新作了铺垫。迄今为止，美国的自由与其说是其制度和道德的影响，不如说是被抛入巨大孤独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个人主义的影响——目前的战争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也正是革命使瑞士摆脱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旧有偏见，并重塑了它的联邦制。1801年，赫尔维蒂共和国的宪法首次得到修正；第
二年，第一执政官<sup>27</sup>结束了纷争。如果拿破仑的想法是将瑞士纳入帝国的话，那么早就无所谓瑞士的讨论了。但是这并没有发生：“我不想要你”，他告诉瑞士人。从1814年到1848年，瑞士不断受到其反动因素的影响，以至于联邦思想与贵族和特权的思想相混淆。直到1848年，在9月12日的宪法中，联邦制的真正原则才最终被明确提出来。然而，对这些原则的理解是如此之少，以至于立即出现了一种单一制的倾向，甚至在联邦议会中也有代表支持这一点<sup>28</sup>。

<footnote n="27">27 [指拿破仑。]</footnote>

<footnote n="28">28 “根据有识之士的意见，美国宪法的原则预示着一种过早的衰败。杜尔戈 Turgot 是美国事业的热心朋友，他抱怨说：</footnote>

<footnote n="1">1. 模仿英国人的习俗没有任何实用目的。</footnote>

<footnote n="2">2. 神职人员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成为一个外来机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导致危险和例外。</footnote>

<footnote n="3">3. 宾夕法尼亚州要求立法机构的成员进行宗教宣誓。</footnote>

<footnote n="4">4. 泽西州要求人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footnote>

<footnote n="5">5.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是不宽容的，而宾夕法尼亚的资格派认为持枪的职业是非法的。</footnote>

<footnote n="6">6. 南方殖民地存在着巨大的财富不平等，黑人虽然是自由的，但在同一个州与白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footnote>

<footnote n="7">7. 康涅狄格州的社会状况是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之间的中间状态，在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小部分阴谋集团将候选人排除在代表之外。</footnote>

<footnote n="8">8. 黑人的解放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footnote>

<footnote n="9">9. 不应授予贵族头衔。</footnote>

<footnote n="10">10. 废除长子继承权，建立贸易自由。</footnote>

<footnote n="11">11. 管辖范围应根据居住地的距离来计算。</footnote>

<footnote n="12">12. 没有对土地所有者和非土地所有者进行充分的区分。</footnote>

<footnote n="13">13. 所有州的宪法都规定了管理商业的权利，甚至还有禁止的权利。</footnote>
至于德意志联邦，众所周知，在同一位皇帝的解决下，这个古老的大厦被废除了，而他的恢复计划却不那么成功。目前，德意志的联邦制度再次在人们的头脑中得到考虑：愿德国最终能摆脱困境，自由而强大地崛起，并从危机中受益。

1789年，联邦制的试验还没有进行；这个想法还没有被认可：革命立法者也无法得出结论。有必要让那些在新旧世界的某些角落里涌动着新精神的联盟，首先学会定义自己，让他们的原则得到充

<footnote n="14">14. 征税没有任何原则，因此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征税。</footnote>

<footnote n="15">15. 美国可以不与欧洲建立联系，一个明智的民族不应该让它的防御手段从它的手中逃脱。</footnote>

<footnote>著名的米拉波在由大革命军队军官组成的辛辛那提斯协会中，发现了对英国制度的承袭和区别。普莱斯、马利和其他外国作家也提出了其他反对意见。美国的立法者们利用了这一点，改变了一些东西，但保留了共和大厦的基本材料，这座大厦并没有像预言的那样衰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并有望长期存在”。（《美国描述》，Warden 瓦登著，译自英文。巴黎，1820 年第五卷，第 255 页）。</footnote>

<footnote>同一位作家的以下一段话也同样具有启发性：“杰斐逊和他的同伴们都相信，不考虑意见和偏见而为人类的幸福所做的尝试很少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且最明显的改进也不应该强加给社会。因此，在舆论成熟到可以尝试它之前，不提出任何新措施。</footnote>

<footnote>杰斐逊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一政策当然值得我们赞美。人和公民在服从他们的法律之前，应该把真理和正义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人和公民的荣耀所在。我们都是国王，雅典的公民说。而圣经不是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吗？作为国王和神，我们只需服从于自己。但从杰斐逊的观点来看，在他 1801 年至 1805 年担任总统期间，美国人民也许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人，而且，如果没有人口稀少在一个前所未闻的领土上给予的消极自由，生活在美国的共和国中，还不如生活在路易十五或拿破仑的专制制度下。</footnote>
分发展，并显示出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同时，在新的平等制度下，有必要对单一制进行最后的测试，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哲学才有可能在争论立足，革命才有可能成功。而且，随着这一想法的广泛传播，人民共和国最终以联邦的具体形式从其神秘主义中走出。

今天，现实似乎给了这些思想以动力；而且我们似乎可以毫无自负地把群众从他们的命运象征中解决出来，同时向政治领导人展示他们错误的根源。
# 第十章

## 政治唯心主义：单一制倾向和联邦的保证

关于道德和政治科学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其问题的难度主要来自内心原始理性对其要素的形象化。在大众的想象中，政治和道德一样，是一种神话。在那里，一切都变成了虚构、象征、神秘、偶像。而正是这种唯心主义，被哲学家们自信地作为现实的表达而采用，随后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多的问题。

人们以晦涩的方式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巨大而神秘的实体，他们语言中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保持他们对其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的看法。它称自己为人民、民族、群众、大众；它是真正的主权者、立法者、权力者、统治者、祖国、国家；他们有他们的议会、他们的投票、他们的巡回审判、他们的示威、他们的法令、他们的公民投票、他们的直接立法，有时还有他们的判决、他们的神谕、他们的声音，就像雷声或上帝的声音。他们越是想象自己是无限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巨大的，他们就越是对分裂、派系和少数派感到恐惧。他们的理想是统一、认同、一致性、集中化。他诅咒任何可能分裂他的意志、阻碍他的品质、在他内部创造多样性和分歧性的东西，并认为这对他的威严是有害的。
每一个神话都需要偶像，而人们从不缺少偶像。就像沙漠中的以色列一样，当没有人注意给它任何神灵时，人民为自己创造一个神：人民创造了他们的神祇，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神圣使者。它可能是胜利的军事领袖，光荣的国王，无坚不摧，像太阳一样辉煌；也可能是革命的保民官：克洛维、查理曼大帝、路易十四、拉斐特、米拉波、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加里波第。他们中的多少人，因舆论的转变而登上神坛，获得命运的垂青！人们对这些偶像充满了热情和嫉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像众人一样，思想空虚，缺少良知；他们不接受讨论和反驳，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放弃权力给他人。不为权力讨价还价。不要干预他们的受膏<fnref n="29" />，否则你会被他们当作亵读者。

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神话，让人民认为自己是一个本质上不可分割的集体。人民将如何完全掌握公民与社会的关系？在它的启发下，代表它的政治家们如何给出政府的真正公式？在普选权统治的地方，它的幼稚性可以预先说明，一切都将朝着单一制的方向进行。人民是包含所有权力和所有权利的集体，为了完全实现这些权利和权力，普选权必须尽可能地不被分割，也就是说，选举必须以名单投票的方式进行：甚至在1848年，有一些单一制主义者要求八十六个部门只有一个名单。因此，从这种不可分割的选票中产生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议会，作为一个人进行审议和立法。在投票分区的情况

<footnote n="29">²⁹ [一种基督教仪式。]</footnote>
下，大多数人被认为完全代表了民族认同。从这个多数中又产生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政府，它拥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的权力，被要求以集体和不可分割的方式进行治理和管理，不受地方情绪和狭隘利益的影响。因此，中央集权制度、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些词都是同义词，都来自人民的唯心主义；因此，在以卢梭和雅各宾派的方式构想的社会契约中，公民被剥夺了主权，而公社，在公社之上的城市和省，被吸纳到中央当局，变成了不过是部委直接领导下的机构。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公民和公社被剥夺了所有的尊严，国家遭遇的入侵成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也成倍增加。不再是政府为人民而生，而是人民为政府而生。权力侵入一切，攫取一切，把一切都据为己有，永无止境：战争和海军、行政、司法、警察、公共教学、公共建设和维修；银行、股票交易、信贷、保险、救济、储蓄、慈善；森林、运河、河流；偶像、金融、海关、商业、农业、工业、运输。总的来说，政府成为了一个可怕的税种，它从国家的总产值中拿走了四分之一！公民除了在他的小角落里完成他的任务，领取他微薄的工资，养育他的小家庭之外，别无他法，其余的都要依靠政府的保护。

面对这种心态，在对革命怀有敌意的势力中，1789年的美国建国者们，自由和真诚朋友会有什么想法？他们不敢打破国家的束缚，
他们必须首先关注两件事：1. 遏制不受控的权力；2. 遏制人民，随时准备让自己被他们的护民官制衡，用全能的道德取代法律的道德。

事实上，直到现在，宪法的作者们，西耶斯、米拉波、1814年、1830年、1848年的议会，都认为，政治制度的要点是遏制中央权力，同时给它留下最大的行动自由和力量，这不是没有道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做了什么？首先，如前所述，权力被划分为不同类别；然后，立法权在王室和议院之间分配，国王对部长的选择再次服从于议院的多数。最后，议会必须每年对税收进行一次投票，借此机会检验政府的表现。

但是，虽然有人将议会权力置于部长之上，通过代表的独立性来平衡王室特权，通过国家主权来平衡王室的权威；而这些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和虚幻中，巨大的行政特权仍被留给政府，没有任何保留，议会除了虚妄的批评权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制衡能力。国家的所有力量都掌握在它自己手中；为了安全，地方自由被压制；地方主义被疯狂地消灭；一个强大的、压倒性的力量被创造出来，然后它用舆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仿佛现实可以被个人意志扭转一样。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反对派最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各部委相继倒台；一个王朝被推翻，然后是第二个；帝国被置于共和制之上，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从未停止增长，而自由却在减少。自雅各宾派击败吉伦特派以来，我们的进展就是如此。这是一种人为制度的必然
结果，在这种制度中，形而上学的主权和批评的权利被放在一边，而国家领域的所有现实情况，一个伟大民族的所有行动力，则被放在另一边。

在联邦制下，这种担心是不存在的。中央当局是发起者而不是执行者，它只拥有公共行政中相当有限的一部分，即与联邦服务有关的部分；它被置于各州的掌控之下，各州是自己的绝对主人，并在与他们有关的所有方面分别享有最完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中央权力更加从属，因为它被委托给一个由各州代表组成的议会，而这些代表本身往往也是各自政府的成员，因此他们对联邦议会的监督也就更加严格。

束缚群众的问题也让理论家们很为难：他们采用的手段同样是虚幻的，结果同样是不幸的。

人民也是国家的权力来源之一，其爆发性是最可怕的。这种权力需要一个平衡点：民主制度本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平衡点，使人民处于最危险的兴奋状态，使国家处于最可怕的动乱之中，从而两次使法国的共和国垮台。

人们认为，在两个机构中可以找到与群众行动相抗衡的力量，一个机构对国家来说成本很高，充满了危险，另一个机构也同样危险，而且最让公众感到痛苦，他们是：(1) 常备军；(2) 对选举权的
限制。自1848年以来，普选权已成为国家的法律：但民主运动的危险也相应增加，因此有必要增加军队，为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
为了保证自己不受人民叛乱的影响，在1789年美国建国者的制度中，不得不在采取措施预防中央权威的同时，增加权威的力量。以至于当权威和人民联手的那一刻，整个体系就会崩溃。在这个系统中，人民无法在不暴露自己破坏政府的情况下行使主权，而政府也不能在不陷入专制主义的情况下使用其特权！这是个多么奇怪的系统。

联邦制止了群众的骚动，制止了煽动者的野心和骚动：它是广场政治、护民官政治以及首都统治的终结。当巴黎在自己的城墙内进行革命：如果里昂、马赛、图卢兹、波尔多、南特、鲁昂、里尔、斯特拉斯堡、第戎等各省的人民不跟随，而是做自己的主人，那有什么好处呢？巴黎将自食其果。这样一来，联邦就成了人民的救星，因为它通过分化人民，把他们从他们领导人的暴政和他们自己的疯狂中解救出来。

1848年的宪法，一方面取消共和国总统对军队的指挥权，另一方面宣布自己是改革的和进步的，试图抵御中央政权的篡夺和人民的叛乱这双重危险。但1848年的宪法并没有说明进步的内容，也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在它所建立的制度中，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我们在讨论工作权和5月31日限制普选权的法律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单一制的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鲜明；巴黎给各部门定下了基调，不难看出，在总统和议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民会跟随他们选出的领导而不是他们的代表。事件证实了这些预言。12月2日这一天显示，对于一个将民众支持与行政控制结合起来并拥有自己的权力的机构来说，纯粹的法律保障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在1848年的共和宪法颁布的同时，市级和省级组织已经形成并且运作；如果各省已经学会重新拥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拥有自己的行政权力，如果12月2日的惰性人群不仅仅是选民，那么政变当然就不可能发生了。战场将仅限于爱丽舍宫和波旁宫之间，而行政权力的军队充其量只是扫荡巴黎驻军和内阁人员<fnref n="30" />。

在结束这一段时，我必须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即巴黎律师协会的律师古斯塔夫·肖迪 Gustave Chaudey 先生的话，公众有时能在《晚报》上欣赏到他的节制和渊博。这些话将表明，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一个目前正在实践中的制度，其鲜活的理念每天都在更新和发展。

<footnote n="30">³⁰ 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1851年11月24日的投票——该投票决定支持总统职位、反对保守派并确保政变成功，共和国就会得救。在那个场合，人们对那些公开反对右派的山岳派成员说了很多。但是，根据政治矛盾法则（见上文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及从事实来看，很明显的是，这些人都是山岳派成员。如果总统被击败，人民投了弃权票，资产阶级原则就会占上风，单一制共和国就会毫不费力地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就不会回到1848年，而是回到了一个也许比12月2日更专制的政权。因为在政府中至少有同等的力量，它将通过中产阶级的决定性优势和已经完成的权利限制选举权，没收群众应得的权利。</footnote>
一个理想的联邦应该是一个联盟条约，可以说，它只对联邦各州的个别主权施加这样的限制：即联邦当局扩展和保障公民自由，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自由个人或集体行动。

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联邦当局与单一制政府，即只代表一个主权的政府之间的巨大差别。

肖迪先生的定义具有最完美的准确性；而他所谓的理想，无非是最严格的理论所给出的公式。在联邦中，中央集权仅限于从各州主权中分离出来的某些特殊对象，这些对象是局部的；相反，在单一制政府中，中央集权延伸到一切，而且从不归还任何东西，它是普遍的。其结果是很容易预见的。

“中央集权，”乔迪先生继续说，“在单一制政府中，是一种由权力支配的巨大力量，在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其使用完全取决于表达权力的各种个人意志。改变这种权力的条件，你就改变了集权的条件。今天它是自由主义政府的自由，明天就会成为篡夺者的强大工具，而在篡夺之后，就会成为专制主义的武器；因此，它是对权力的永久诱惑，对公民自由的永久威胁。在这样的力量下，没有任何个人或集体的权利可以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可以说
是为了政府的利益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自由则注定要与武力进行不间断的斗争。

联邦集权的情况恰恰相反。它不是以牺牲部分为代价用整体的力量来武装权力，而是用整体的力量来武装部分，来对抗自己的权力的滥用。一个瑞士州的自由受到州政府的威胁，那么就可以团结二十二个州的力量来反对它：这难道还不值得各州为了1848年新宪法而牺牲革命的权利？

我引用的那位作家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进步的必要性，它对联邦宪法至关重要，但在单一制宪法下却不可能适用。

1848年的《联邦宪法》承认各州宪法有自我修订和修改的权利；但它对此提出了双重条件：它希望根据各州宪法规定的规则进行修改，此外，它还希望这些修改能体现进步，而不是倒退。它对瑞士人民说：如果你们想改变体制不是为了增加你们的自由，那么你们就不配拥有你们的东西。但如果是为了增加你们的自由，那么你们值得进步，并在整个瑞士的保护下前进。

为政治宪法提供保证的想法，就像人们为房屋防火或为田地防雹提供保险一样，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想法，也是这个制度中最首要的想法。我们1791年、1793年、1795年、1799年、1814年、1830年和1848年的立法者，为了支持他们的宪法，只能援引公民的爱国
主义和献身精神；1793 年的宪法甚至批准了诉诸武力和起义的权利。
经验表明，这种保证是多么虚幻。1852 年的宪法与第一帝国的宪法
差不多，没有任何保证，我并不会因此而责备它。除了联邦契约之
外，它还能援引什么保证？联邦的奥秘在于把国家分配给独立的、
有主权的省份，或者至少是那些自己管理的、有足够实力、主动性和影响力的省份，并且让他们相互提供担保<fnref n="31" />。

瑞士军队的规定很好地应用了这些原则。

肖迪先生说，到处都在加强保护，而压迫的危险却无处不在。
在国家控制下，各州的特遣队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远非如此，
这是因为他们的州命令他们为联邦服务，所以他们服从它。各州怎
么会担心他们的士兵会成为中央阴谋的武器呢？在其他欧洲国家则
不同，士兵在服役时与人民分离，成为政府官员的身体和灵魂<fnref n="32" />。

同样的精神在美国宪法中占了上风，然而，它可以被批评为将
联邦当局的权力增加得太多了。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几乎与1848年
宪法赋予路易·拿破仑的权力一样广泛：这种权力过大的现象对于最

<footnote n="31">³¹ 1848年《瑞士联邦宪法》第6条“联邦赋予各州宪法，前提是：a) 这些宪法不包含任何与联邦宪法规定相违背的内容；b) 人民确保按照共和制、代议制或民主制的形式行使政治权利；c) 他们已被人民接受，并且可以在绝对多数公民的要求下进行修改。”</footnote>

<footnote n="32">³² 《Le Républicain Neuchâtelois（纳沙泰尔共和报）》，1852年8月19日和31日至9月1日。</footnote>
初在南方国家表现出来的单一制的剥削想法并不陌生，而这种思想
今天又反过来拖累了北方国家。

毫无疑问，联邦的理念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它远远超过了过去70年来法国面对革命颁布的各种宪法，而这些革
命和宪法存在的时间是如此之短。它解决了自由与权威的契约所带
来的所有困难。有了它，我们不必再担心我们会陷入政府的矛盾状
态；担心平民会通过宣布永久独裁来解放自己，担心资产阶级会通
过将中央集权推向极限来体现其自由主义，担心公众精神会被这种
许可与专制结合的放荡行为所腐蚀，担心权力会不断回到罗伯斯庇
尔所说的阴谋家手中，用丹东的话说，革命永远留在最无赖的人手
中。永恒的理性最终得到了证明，怀疑主义被打败。人们将不再将
人类的不幸归咎于堕落的自然、天意的讽刺或精神的矛盾；原则的
对立最终将被视为普遍均衡的条件。
# 第十一章

## 经济制衡：工农业联合

但还有更多要说的。无论联邦宪法在逻辑上多么无可指责，无论它在应用上提供了怎样的保障，如果经济因素持续地趋向于瓦解，它就无法生存。换言之，政治权利需要以经济权利为支撑。如果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听之任之；如果联邦秩序只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如果由于这种虚假的无政府状态，社会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地主-资本家-企业家，另一个是工薪阶层；一个是富人，另一个是穷人；政治大厦将始终是不稳定的。工人阶级人数最多，也最穷，最终看到的将是一个骗局；工人将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又将联合起来反对工人；我们将看到，如果人民取得胜利，联邦将退化为单一制的民主，如果资产阶级取得胜利，联邦将退化为君主立宪。

正如前一章所说，正是因为预见到了这种社会战争的可能性，才成立了强大的政府，这是理论家们所推崇的。在他们的眼里，联邦似乎没有能力维持权威和对抗群众的暴动，也就是说，保持政府的政策违背了国家的权利。请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每一个政权的建立，每一个堡垒的建立，每一支军队的组织都是针对内部和外部的。如果国家的使命是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绝对主人，使人民的命运成为其事业的工具，就必须承认，联邦制不能与单一制相比。在那
里，无论是中央权力因其依赖性，还是众人因其分裂，都不能比单一制更多地反对公共自由。瑞士人在战胜了大胆查理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欧洲的主要军事力量。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有能力抵御外国人，但不适合征服和政变，他们仍然是一个和平的共和国，是最无害和最没有侵略性的国家。日耳曼联邦在帝国的名义下也曾有过几个世纪的辉煌，但是，由于帝国的权力缺乏稳固的中心，联邦被打碎了，民族性也受到了损害。荷兰联邦也在与中央集权国家的接触中崩溃：意大利联邦就不用说了。是的，如果文明和社会的经济要保持现状，单一制帝国比联邦对人民更有价值。

但一切都表明，时代已经改变，观念的革命必然带来利益的革命。二十世纪将迎来联邦的时代<fnref n="33" />，否则人类将再次开始一千年的炼狱。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我

<footnote n="33">³³ 我在某处写道（《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4，比利时版，注），1814年开启了欧洲的宪法时代。自相矛盾的狂热导致这一主张遭到人们的嘘声，他们在日常的漫谈中错误地将历史和政治、商业和阴谋混为一谈，甚至忽略了他们这个世纪的时间顺序。但这并不是我目前感兴趣的事情。宪法的时代，非常真实，名字也很好听，在奥古斯都在阿克提姆战胜安东尼后指出的阿克提克时代有其相似之处，与公元前30年相吻合。这两个时代，阿克提安时代和宪法时代的共同点是，他们表明政治、政治经济、公共法律、自由和普遍社会性的全面复兴。两者都开启了一个和平时期，都证明了同时代人对正在发生的普遍革命的认识，以及各国领导人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然而，因帝国狂欢而蒙羞的时代已被遗忘；它已被基督教时代完全抹去，后者以更宏大、更道德和更受欢迎的方式来标志同样的复兴。所谓的宪政时代也是如此：它将在联邦和社会时代面前依次消失，而联邦和社会时代的深刻而流行的思想必须取代1814年的资产阶级和温和主义的思想。</footnote>
和我的朋友们正是用这后一种解决办法，在1848年提议继续开展二月革命工作。民主已经掌权；临时政府只需采取行动就能成功；一旦在工作和财富领域进行了革命，就不需要担心随后在政府中进行的革命了。日后必须打破的中央集权，在当时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帮助。此外，在当时，除了写下这些文字并自1840年起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之外，没有人想到要攻击单一制，呼吁建立联邦制。

民主主义者有着不同的想法。旧派的政治家们坚持并且今天仍然坚持认为，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正确的道路应该是从政府开始，然后才在闲暇时关注工作和财产领域。民主主义者在取代了资产阶级并赶走了国王之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迎来了一个帝国，那些不知所措的人沉默了；经济革命走向了与1848年的愿望相反的方向，自由也受到了损害。

显然，我不打算在联邦问题上介绍经济学的情况，也不打算详细说明在这个领域需要做的一切。我只想说，联邦政府在改革了政治秩序之后，作为必要的补充，还要在经济秩序中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里简要说明这些改革的内容。

正如从政治角度看，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国家可以为相互保证其领土完整或保护其自由而结成联盟；同样，从经济角度看，他们可以为相互保护贸易和工业而结成联盟，这被称为关税同盟；他们可以为建造和维护公路、运河、铁路、组织信贷和保险等而结成联盟。
这些特定联盟的目的是使缔约国的公民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资本主义和银行家的剥削；他们共同构成了反对今天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封建主义，我称之为农业-工业联盟。

我不会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十五年来，公众或多或少地关注着我的工作，他们知道我的意思。金融和工业封建主义的目的是，通过对公共服务的垄断，通过教育的特权，通过劳动分工、资本利益、税收不平等等，使大众的政治地位下降，在经济上被奴役，总之，使境遇和财富不平等。相反，农工联盟通过以最低的成本和在国家以外的人手中组织所有的公共服务，通过信贷和保险的互惠互利，税收负担的均等化，保证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使每个工人的辛勤劳动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这样的革命显然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君主制或单一民主制能够完成的；它是联邦的产物。它不是单边的或善意的契约，也不是慈善机构的产物；它源于双边的和互补的<fnref n="34" />契约<fnref n="35" />。

<footnote n="34">³⁴ [互补的契约(Contrat Commutatif)，也可译作互换的契约。当契约的双方向对方提供的服务具有同等价值时，合同被认为是互补的、互换的。]</footnote>

<footnote n="35">³⁵ 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说明这一点。在一个自由国家，给予男女两性的平均教育年限不能少于10至12年，这包括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在法国，3800万居民中，有750万个男孩和女孩。在婚姻生育很多孩子的国家，如美国，这一比例甚至更为可观。因此，有七百五十万人，无论男女，都要以诚实的方式，给予他们文学、科学、道德和职业教育，但肯定不会有什么贵族式的教育。现在，法国有多少人在中等和高等学校上学？根据吉拉德Guillard 先生的统计，有十二</footnote>
就其本身而言，工业联盟作为政治联盟的补充的想法得到了经济学原则最显著的确认。它是相互性、劳动分工和经济团结等原则在最大范围内的应用，而人民的意愿会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国家的法律。

劳动应该保持自由；让对劳动来说比社会本身更致命的权力不要去干涉它。工业是姐妹；他们是彼此的肢体；一个人受苦，另一个人就会受苦。因此，让他们联合起来，不是为了吸收和合并，而是为了保证彼此的繁荣条件，这些条件是他们所共有的，没有人可以要求垄断。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会减损他们的自由，只会给他们的自由提供更多安全和力量。就像在国家中存在着权力，在动物体内存在着不同器官，而恰恰是相互分离产生了力量与和谐。

因此，在动物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存在着令人钦佩的巧合。第一，最完美的动物，其器官能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最

<footnote>万七千四百七十四。所有其他的人，七百三十七万五千二百二十五人，都注定了永远无法超越小学。但他们远非所有人都去那里：招聘委员会注意到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文盲。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统治者必须解决让七百三十七万五千二十五人接受平均教育的问题，再加上正在上学的十二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人，那么他会怎么做呢？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单边契约、家长式帝国的善意契约、教会的慈善基金会、马尔萨斯政策和自由贸易的承诺在这里有什么用？即使是公共安全委员会，尽管他们充满革命活力，也会在任务中失败。这样的目标只能通过学徒制和学校教育的结合来实现，这将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工人——这以一个普遍的联合体为前提。我认为没有比这对旧政策更具破坏性了。</footnote>
活跃、最聪明、最适合统治的动物，是其能力和肢体最专门化、系列化、协调化的动物。第二，最有生产力的社会，最富有的社会，最能防止过剩和贫穷的社会，是一个劳动分工最细、竞争最充分、交换最公平、流通最正常、工资最公正、财产最平等、所有行业最能相互保证的社会。第三，最自由和最有道德的政府是这样的：权力得到最好的划分，行政管理得到最好的分配，团体的独立性得到最好的尊重，省、州和市当局得到中央当局的最好服务；总体来看，这就是联邦政府。

因此，正如君主或专制原则的第一个必然结果是它所联系的群体的同化或合并，换言之，行政集权，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家庭制度；其第二个必然结果是，权力的不可分割，换言之，专制主义；其第三个必然结果是，土地和工业封建主义。同样，对自由主义的联邦制原则来说，它的第一个结果，是地方的行政独立；它的第二个结果，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力分离；它的第三个结果，是农业-工业联盟。

在这样的基础上组成的共和国中，可以说自由被提升到它的三次方，权威被降低到其立方根。事实上，自由力量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增长，换句话说，随着联邦的发展而增加；威权，从一个层级下降到另一个层级，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完整地找到，在那里它受到夫妻之爱和父权的调和。
毫无疑问，对这些伟大法则的了解只能通过长期痛苦经历来获得；也许还可以说，在达到自由之前，我们人类需要走过奴役的岔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制度。

现在，时机已到。整个欧洲都在呼唤和平与裁军。如此伟大荣耀被历史留给了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法国人身上，人们寄希望于我们的民族开启普世幸福。

字面上的国王和君主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已经把他们宪法化了；联邦总统的日子即将到来。然后，贵族制度、民主制度和所有的政体，民族主义的坏疽，假意自由的稻草人都将被终结。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只知道像它的父辈们在1793年那样诅咒联邦主义和社会主义，它对自由有任何实质贡献吗？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答案。在这里，我们开始对联邦契约进行论述；我想，把正义的最终回归，归结于之前席卷一切的灾难<fnref n="36" />，这并不过分。

对于我来说，某些媒体已经着手扼杀我的言论，他们有时故意保持沉默，有时是对我讽刺和侮辱，我向我的对手们提出这个挑战。

我在过去25年中形成的所有经济理念可以归纳为这三个词：农业-工业-联合体。

<footnote n="36">³⁶ [指法国大革命后动荡的社会局势和持续的政体更迭。]</footnote>
我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类似的公式：政治联邦或权力下放。

由于我不把我的想法作为政党的工具或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我对现在和未来的所有希望都由这第三个词来表达，这是其他两个词的必然结果：进步联邦。

我不相信有人能做出更明确的，更深刻，也更节制的声明；更进一步讲，我不相信任何信仰自由和权利的朋友会拒绝我的看法。
# 第二部分

## 第一章

### 雅各宾派传统：联邦制高卢，君主制法国

高卢地区，居住着四个不同的种族，即高尔士人、基米斯人、加斯科涅人和利古里亚人<fnref n="37" />，他们又进一步分为四十多个民族，像它的邻居日耳曼一样，形成了一个联盟。大自然赋予了它最初的自由民族的宪法；而统一是通过征服来实现的，是凯撒的杰作。

高卢的界限被这样划定：北边是北海和英吉利海峡；西边是海洋；南边是比利牛斯山脉和地中海；东边是阿尔卑斯山和汝拉山；东北边是莱茵河。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种所谓的自然界限，尽管莱茵河、摩泽尔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的流域与其说属于高卢，不如说属于日尔曼。我唯一想指出的是，正如罗马人和法兰克人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巨大的五边形所包含的领土很容易形成单一制国家，但也同样适合联邦。它看上去像一个截断的金字塔，河流绕经它的边缘，注入不同的海洋，从而确保了居住在其中的人民的独立性。而罗马把暴力强加给了这种自然状态，单一化和集权化了意大利，对高卢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接连经历了拉丁人

<footnote n="37">³⁷ [高卢地区的四个民族，les Galls，les Kimris，les Vascons，les Ligures。]</footnote>
的征服、帝国的单一制、皈依基督教，永远失去了它原本的语言、
信仰、自由和独特性。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被法兰克人征服的高卢在日耳曼人的影响
下恢复了联邦制的雏形，但这种雏形迅速被扭曲成为封建制度。公
社的建立本来可以恢复联邦主义精神，特别是如果他们从佛兰芒公
社而不是罗马自治市中汲取灵感的话。但他们被君主制吸纳了。

然而，在革命爆发时，老高卢人的联邦思想仍然作为记忆存在
于各省的心中。可以说，联邦才是1789年的首要考虑。君主专制主
义和封建权利被废除，省界得到尊重，之前被国王统治的每个人都
觉得法国将成为一个联邦。从王国的所有省份派往巴黎的营队被称
为联邦军队。急于收回主权的三级会议提出的申诉也包含了新社会
契约的基础。

不幸的是，在1789年，尽管有革命的热情，但我们一如既往地
是一个模仿者，而不是发起者。没有任何一个联邦的例子是值得赞
叹的。建立在神圣罗马帝国基础上的日耳曼联邦和赫尔维蒂联邦都
不是可效仿的典范，他们都沉浸在贵族制度中。美国联邦刚刚在1789
年3月3日，也就是议会开幕的前一天成立；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看
到了这个草案是多么不完善。由于我们放弃了古老的原则，那么期
望从基于《权利法案》的君主立宪制中获得比美国宪法更多的自由
和秩序，也不是没有道理。
国民议会篡夺了所有的权力，并宣布自己为制宪者、制宪议会，为反对联邦制提供了基础。从网球誓言<fnref n="38" />开始，议会就不再是一个以各自州的名义签订契约的准联邦制代表的会议；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社区的代表，他们开始从上到下重塑法国社会，成为法国的领导，授予法国人宪章。为了使这一转变不可逆转，领土被划分为省份而变得面目全非，在新的地理省份的划分下，任何省的独立痕迹都被消灭了。正是西耶斯提出了这个建议，后来成为管理这个国家的所有那些始终如一的单一制宪法的典范，这些宪法在七十二年来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西耶斯在教会和帝国精神的滋养下，是目前单一制的真正创造者；是他在萌芽状态下压制了民族联邦，只要找到一个能够定义它的人，它就可以重生。当时革命形势所迫，这全是西耶斯的借口。米拉波如此热切地接受了西耶斯的想法，并在省的创建中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因为他担心外省的自由会催生反革命。就像按省划分领土在他看来是建立新君主制的好事一样，他也认为这是对抗旧政权的绝佳策略。

在8月10日的灾难之后，废除王室的做法使联邦主义思想重新抬头。有人对1791年的宪法不是很满意，因为它已经变得不可行了。最后两届议会的独裁统治和首都对各省的剥削都受到了抱怨。一个

<footnote n="38">³⁸ [网球誓言。为了结束旧制度，1789年6月20日在凡尔赛宫的Jeu de Paume房间，576名法国各阶层代表参加了这次以国民议会名义举行的会议，并承诺组建联盟。“Jeu de Paume”是法国的一种球类运动，被认为是现代网球的起源。]</footnote>
新的国家代表会议召开了，并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名字——人民大会。这是官方对西耶斯的单一制思想的否定，但它却引起了可怕的争论，并带来了血腥的镇压。在凡尔赛召开的总督会议之后，联邦制于1793年5月31日在巴黎第二次被击败。从那个邪恶的日子开始，联邦制的每一丝痕迹都从法国消失了；这个想法已经变得可疑，成为反革命和叛国的同义词。这个概念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在法国，人们不再知道联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甚至可能认为它是从梵文词汇中借来的。

吉伦特派想凭借他们的契约授权，要求雅各宾理论中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各部门单独作出决定，这是否正确？假设他们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政策是否合适？在根本上反对单一制的情绪下选出的新议会的无所不能，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独裁，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fnref n="39" />和库东的三驾马车，马拉和赫伯特<fnref n="40" />的法庭权力，议会的司法权力和革命法庭——这一切无疑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而且还证明了七十二省对巴黎的暴动是正当的。但是，吉伦特派没有能力确定自己的思想和制定新制度，没有能力承担公共事务，没有能力面对他们所痛斥的祖国的危险，他们激动地显示着自己的笨拙和轻率……另一方面，如果单独掌权的雅各宾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夸拯救了大革命，并在弗勒鲁斯战役击败了联盟，那么我们是不是也

<footnote n="39">³⁹ [Louis Antoine Léon de Saint-Just。]</footnote>

<footnote n="40">⁴⁰ [Jacques Hébert。]</footnote>
可以公正地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己部分地制造了危险，以便日后避免危险；因为他们的狂热和十四个月的恐怖和它所引起的反应，使国家疲惫不堪，打破了公众的良知，使自由受到蔑视。

历史将根据更充分的理解、当代记录和事实，公正地评判此案。

至于我，如果允许我在等待最终判决的同时，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历史的判决如果不是意见的总结，那它又是什么？我坦率地说，十四个世纪以来作为君主神权的法兰西民族，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为任何形式的共和国；被指责为联邦制的吉伦特派比雅各宾派更好地代表了革命的思想，但如果它相信有可能突然转变，那就是愚蠢的。我们今天会说，谨慎或进步法则要求妥协，吉伦特派的不幸在于，他们同时反对西耶斯和米拉波的君主制，反对当时已经联合起来的无套裤汉的民主制。至于雅各宾派，我还要坦率地说，在夺取权力并以充分的君主属性行使权力时，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比吉伦特派的政治家们更精明。但是，在用最后一位国王的鲜血为共和国加冕之后，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名义下，以专制主义重新建立了王权制度，他们牺牲了大革命的原则，表现出最阴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兆头。暂时的独裁可以被接受，而教条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过度权力的神圣化和国家主权的破坏，这无异于犯罪。雅各宾派的单一制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不仅摧毁了旧的省级联邦制——也许是吉伦特事件不合时宜地唤起了联邦制，使自由在法国变
得不可能，革命变得虚幻。在 1830 年，人们还可以对雅各宾派赢得胜利的灾难性后果有所质疑，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怀疑了。

联邦制和单一制之间的争论刚刚在意大利重演，其情况与 93 年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在 93 年，联邦思想被一些人与民主混为一谈，被另一些人指责为保皇主义，它面对的对手是时代的不幸、各党派的愤怒、国家的遗忘和无能。在 1859 年，它的对手是内阁的阴谋，教派的幻想，以及被煽动起来的人民的不信任。自 1789 年以来，这种偏见不断地把我们从革命的道路引向专制主义，在最终的真理和事实面前，这种偏见是否还能长期保持下去，这是一个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试图给出联邦制原则的哲学和历史推论，并指出这一概念的优越性。我们可以说它属于我们这个世纪，超越了之前的所有政体。我刚刚描述了导致相反理论在人们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一系列事件和情况的组合。我将说明近年来在这种可悲的影响下，民主是如何表现的。单一制已经沦落到了荒谬的地步，它注定要完蛋并让位于联邦制。
# 第二章

## 12月2日以来的民主主义

法国的民主，至少在它被某些报纸所代表的范围内，已经不受控制地统治了十年的舆论，而这些报纸被帝国政府授予或保留了出版的特权。只有它能够对群众说话；它告诉他们它想要什么；它根据它的观点和利益来引导他们。它的想法和行动是什么？这就是此刻值得仔细探究的内容。

民主，根据其对政变的判断方式，对政变表示了赞同。如果共和国总统的义务被履行，它可以要求得到它的那份荣誉；如果它是邪恶的，也让它承担它的那份责任。政变的借口是什么，它针对的是谁？在公众舆论眼中支持政变，并提前三年确保政变成功的理由是：新理论对社会构成的危险，以及他们威胁到国家而产生社会战争。但是，还有谁对社会主义的指责比民主更多呢？还有谁对它的追杀更残暴？今天谁还在更无情地迫害它？如果不是路易·拿破仑或1852年选举的总统候选人茹安维尔亲王，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政变将由非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换句话说，由单一制共和国进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只不过是一个伪装的君主立宪制。这个所谓的共和报纸在过去十年里操纵得非常好，以至于许多在1848年参加了所有社会主义示威的工人都学着他们老板的样子说：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就会保留共和国！……那么这个共和国会是什么呢，你们这些
傻瓜，忘恩负义的人？一个剥削者的共和国！真的，除了剥削外，
你们不配拥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不配成为自己的主人。

民主最初拒绝向皇帝宣誓：然后为什么它又宣誓了呢，甚至称
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为坏公民：为什么这样呢？1852年的耻辱在
1857年如何变成了一种责任，一种公共救赎？

政变后，民主主义者与工业运动联合起来，与经济改革背道而
驰。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这种金融封建主义，而社会主义在二
十年前就已经谴责了他们。他们对铁路公司的合并不发一言。他们
获得了对他们的补贴和资助，折让了他们的股份；当证券交易所的
丑闻被社会主义者谴责时，据奥斯卡·德·瓦莱<fnref n="41" />先生说，他们第一个
打出公共道德的旗帜。他们宣称，这些是进步的敌人。是谁在憎恨
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主动为在学院中马尔萨斯式的道德观辩护？如
果不是政变所鄙视的这种倒退的民主制度，又是在谁的支持下，将
软弱文学、放荡主义，以及颓废文学纳入麾下？

民主主义为克里米亚远征喝彩：这是很自然的。我不打算在这
里对帝国的政策进行审判，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的批评范围。帝国
政府在1854年和1855年对奥斯曼帝国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我讨论战争的动机就太冒险了。我们的士兵表现得很光荣：我毫不

<footnote n="41">⁴¹ [Oscar de Vallée。]</footnote>
犹豫地把我的月桂叶加到他们的冠上。但我可以说，有一个时刻，
由当时和现在的外交部长德律安·德·吕42先生代表的和解政策几乎
占了上风，如果民主的强大舆论用来支持这位政治家，法国就会剩
下15亿法郎和12万士兵——我不知道支援土耳其的确切数字。一
个被真正的共和精神所激励的民主国家，应更关心国家的自由而不
是抬高中央政权，首先要吝惜人民的鲜血，热切地抓住一切和平的
机会。我们的政治理论家的热情决定了这一点。他们好战的爱国主
义使天平倾向于英国。他们说，与俄国的战争意味着革命！他们一
直在谈论革命，总是把革命挂在嘴边，这就是他们对革命的全部认
识。1854年，他们明白了一个事实，在12月2日之后，在当时的情
景下，路易·拿破仑成为了保护欧洲的领袖。正是因为如此，他受到
了皇帝和国王般的欢迎，我可以说，也受到了各共和国的欢迎。哦，
今天不要指责法兰西民族的轻浮行为。这个帝国是整个欧洲的作品。
当同盟国决定继续战争，并因法国的援助欢呼时，民主主义者不得
不认识到这一点。

民主主义者对伦巴第远征大呼过瘾：按照它的说法，与奥地利
的战争仍然是革命。我们将在后面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可以预先说，
如果没有民主，也就是对奥西尼的要求给予认可，拿破仑三世很可

<footnote n="42">42 [Drouin de Lhuys。]</footnote>
能会非常小心，不把自己扔进这艘船，在这艘船上，我们为了加富尔<fnref n="43" />先生的面子，耗费了五亿法郎和四万士兵。

民主主义者在指责政府对墨西哥事务的干预之后，希望进行这次远征，如果帝国政府看到这位发言人得到报纸的大力支持，它可能会根据儒勒·法夫尔的提议放弃这次远征。但是没有：民主派报刊声称，即使在认识到被墨西哥人民的感情误导、政府在失败之后也只能这样处理墨西哥事件的尊严问题。是革命在召唤我们去墨西哥吗？不，不是的。墨西哥人正在寻求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他们不想要任何国王，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西班牙人；而恰好他们的现任总统华雷斯是他们最有能力、最诚实、最受欢迎的人。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会明白，对于像我们这样强大的政府来说，真正的尊严在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使是在失败之后。但是，按照我们的民主主义者的理解，共和国对联邦制有一种恐惧感，特别是在涉及尊严和面子的问题上。

事实上，民主在本质上是军国主义的，如果不是军国主义，至少也是普力夺政治。演讲者和作家可以被比作第一帝国的抱怨者，他们总是批评伟人的事业，但却把身体和灵魂献给他的伟业，用他们的武器、思想和忠心来保卫他。你向他们说明常备军对人民来说不过是压迫的工具，但这是徒劳的；你通过理性和数字使他们看到，

<footnote n="43">⁴³ [Camillo Benso di Cavour。]</footnote>
征服对国家的财富来说是无益的，吞并领土的代价超过了他们带来的收益；你向他们证明，战争法则本身，如果按照其真理来使用，将以战争的停止和对武力的完全不同的使用而告终。他们不听这些：他们说，拿破仑一世是革命的剑。这把剑有它的革命任务，而这一任务远未完成！

民主主义已经为自由贸易做出了贡献，如果细究起来，这也算是第一帝国的光荣战役和成就之一，它总是对人力和金钱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虚张声势地追随英国的脚步，有时是为了与俄国开战，有时是为了自由贸易，有时是为了意大利的统一。我们的爱国者对科布登 Cobden、巴斯蒂亚特 Bastiat、让·多福斯 Jean Dolfus先生、谢瓦利埃 Chevalier先生做些什么以表达支持吗？除了在金钱层面。事实上，自由贸易，对垄断者的集体战争，这不也是革命吗？这样一个事实也许很难让人接受：如果没有主权不公正的话，对垄断者发动战争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fnref n="44" />。

民主主义以这样的方式在美国战争中站队是为了什么？为了展示慈善事业，首先是为了满足它的单一制狂热。自由、平等、博爱！

<footnote n="44">⁴⁴ 最近有一位纺纱工，他从法国利益的角度对美国的战争表示遗憾，他说，这场人人都认为是灾难的战争，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来说将是一种祝福。“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如此”，他说，“和我们一样缺乏原材料的英国将把它的货物留给自己，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制造商和商人将能超越英国。感谢自由贸易！”</footnote>
它喊道：对奴隶制的战争，对分裂的战争，这就是整个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它帮助北方对抗南方，激起愤怒，激发仇恨，使战争变得残暴了十倍。在欧洲，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所造成的苦难，必须由民主主义来承担，它要在历史面前承担责任⁴⁵。

⁴⁵ 经济制度的差异和种族的混合，在美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异质的社会，他们在同一个联邦中的存在迟早会出现不相容。因此，要么联邦解体，要么废除奴隶制。没有什么比废除奴隶制更简单的了，即使是通过武力，如果北方真的想要废除的话。提出一个逐步解放的计划，并给予补偿；如果南方拒绝，就以法律的名义宣布奴隶是自由的，也就是说，让奴隶成为美国的公民；封锁持有奴隶的州，接收逃亡者。对于这样一个计划在道德和物质上的有效性，没有任何可能的阻力。但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这种高度的慈善都会超过美国人的美德。我们对任何种族的要求都不能超过其气质的要求：黑人在哲学天才和容貌美丽方面不如白人；也许他在心灵的温柔和温顺方面优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里，我们要小心将自然的反感归咎于人类的意志：这不是在民族之间建立兄弟友谊的方法。盎格鲁-撒克逊人对黑人的反感是由于日耳曼人的性格，由于北方种族天然的谨慎，他们的家庭精神，这使他们憎恶所有的融合和杂交。这里也可以看到《圣经》的影响，它禁止纯洁者和不纯洁者之间的一切商业行为。无论如何，欧洲今天知道，北方的意图绝不是要把南方的奴隶变成公民，变成同盟者，变成兄弟，而只是要把他们驱逐出境，这个词是林肯先生讲的，用白人工人取代他们；或者如果人们对把四百五十万人运送到两千里之外这样的计划感到反感，那么就应允许那些人居住在这个国家，尽管条件要差一些。正是因为这个计划，两个半球的良知都被激起了；正是在黑人种族衰落的问题上——这种衰落远比现在的奴役更深刻，更不可挽回——人们才梦想着重建联邦。这就是自由主义报刊、单一制民主主义者、马尔萨斯经济学者正在大量赞助的东西。有必要警告美国人远离偏见，帮助与他们血缘不同的种族。我们扼杀了和平并为自以为是鼓掌。劳动自由难道不是自由贸易的应有之义吗？通过自由，无产阶级得到了普及和巩固；否则，垄断将从局部的化成为世界性的，并最终囊括整个地球。
哦，我可以听到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们大声疾呼：是的，我们希望进行克里米亚和伦巴第远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益的和革命性的。但我们抗议的是进行这些远征的方式：我们能为一项不属于我们的政策负责吗？是的，我们希望远征墨西哥，尽管它是针对一个共和制国家的；我们希望这样做，因为重要的是不要让法国这个革命最高机构的威望下降。是的，我们想要自由贸易，是为了原则和荣誉，也是因为我们不能允许有人说法国在市场上比在战场上更害怕英国。是的，我们希望革命保持武装，共和国保持单一制和不可分割，因为没有军队，革命就无法在各国之间行使其正义的使命；因为没有单一制，共和国就不再像一个人那样运作，而是失去活力和无用的人群。但我们希望军队是一个公民，我们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在团结中找到自己的自由。可悲的空谈家们！如果在东方和意大利奉行的政策跟你无关，你为什么赞同它的事业？你在干预什么？你说的是国家荣誉：这种荣誉与准备干预墨西哥的阴谋有什么共同之处？你在哪里实践政府问责制？你们原则上支持自由贸易，很好，但不要为它牺牲工业团结这一同样值得尊敬的原则。你们希望革命保持武装：但除了你们自己，到底谁在威胁革命？
# 第三章

## 民主的形式：单一制

正如德·拉马丁先生所言，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民主以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

民主强加于人。它从来不理解革命性的三原则，自由-平等-博爱，在1848年，就像在1793年一样，一直把这个三要素挂在嘴边，并为它打上了崇高的标志。它的真实原则已被明确采纳，其中只包含一个词：单一制。

为了理解自由，为了平等，为了感受自由人的博爱，人们需要整个哲学，整个法学，整个人与物的科学，社会与经济的科学。有多少人甘愿从事这种研究？而对于“单一制和统一性”，一个物理的、数学的东西，可以看到、摸到、数到，我们在瞬间就能明白一切。在情况紧急时，人们甚至可以跳过推理。有了统一性，政治被简化为一台简单的机器，你所要做的就是转动车轮。更糟糕的是，对于任何卷入这个过程的人来说，他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只是个闯入者，因其野心和虚荣心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公法的语言中，自由意味着保障：保障人身和住宅的不可侵犯；保障市政、公司和工业自由；保障自由辩护的法律形式。这一
切如何能与政府的威严、与我们所珍视的民主、与单一制相协调？
正是民主，正是它的领导人和机构在1848年成立了战争委员会，组
织了家庭审查，颁布了戒严令，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对白人工人进
行押运，把犯人塞满了监狱，就像现在的林肯先生未经审判下令运
送黑人工人一样。民主制轻视个人自由和对法律的尊重，除了单一
制外，没有能力以任何其他条件进行治理，而单一制不过是专制主
义。

当我们谈到共和国或平等的政治权利时，我们指的是组成国家
的各政治团体的行政独立，这首先是权力的分立。现在，民主首先
是集权和单一的；它厌恶联邦制；它在路易·菲利普的领导下，过分
追求狭隘的精神；它把不可分割的权力视为伟大的泉源，视为政府
的仁慈之柱；它的理想模式是独裁统治加上宗教裁判。1848年，当
暴乱蔓延整个街头，民主急忙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卡芬雅克46将军
手中。它想，我为什么要改变政府机制？绝对君主制对我们做了什
么？让我们来对付起义者，为此我们不需要负责；只要把枪口对准
敌人就够了，革命就是这样。

社会主义，以这个词的真正的意义来说，自然意味着贸易和工
业的自由、相互保障、相互担保、财富的均衡、安全、工人参与企
业的机会、家庭传承的不可侵犯性。民主主义强烈地倾向于共产主

<footnote n="46">46 [Louis-Eugène Cavaignac。]</footnote>
义，即单一制的经济模式。他们设想，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达到平等。他们要求建立如下机构和政策：贷款限额、强制执行、累进税和征税，同时还有慈善机构、安养院、疗养院、托儿所、国民工场、储蓄、救济银行，以及所有救济穷困和苦难的工具。他们不喜欢计件工作；它将免费信贷视为愚蠢；他们的工人学识渊博，知道如何思考、写作、使用镐和刨子；他们的女人知道如何在家里没有仆人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对遗产税充满好感，因为它拆散了家庭，倾向于把财产交到国家手中。

简而言之，自由意味着联邦，或者什么都不是。

共和国意味着联邦，或者什么都不是。

社会主义意味着联邦，或者什么都不是。

但是，民主却表现的一无是处，正如它在过去四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不能也不想要联邦产生的、契约的、法律和自由要求的任何东西。民主以单一制为原则：它的目的是单一的；它的手段是单一的；它的法律是单一的。单一是它的首字母和尾字母，是它的最高原则，它的最终理由。正如它的言论和行动所表明的那样，它除了单一之外什么也不是；它不是从绝对的、不确定的、虚无中出现的。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恐惧；它把革命的意外当作革命的理念，把一种过时的独裁形式当作教条。这种1830年的旧民主从1793年得到更新，首先是为了强权，敌视一切自治，嫉妒帝国，它指责帝国从它那里偷走了政权，但它承诺为我们再次唱出它的曲调，正如梯也尔先生过去对基佐所说的，“有变化，但没有偏离”。

没有原则，没有组织，没有保障；只有统一和专断，而这些都是以革命和公共救赎的名义来进行的：这就是目前的民主制度。1848年以来，我一再要求它提出准确的纲领，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哪怕是一个纲领！它是妥协的，不确定的。没有思想的民主政体，在它走上台前的那一天，就会像它之前的所有政府一样，把自己变成保守派。我想请问，它怎么可以拒绝承认它参与过的这些事，并在今天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同样的事，还指望获得人民的支持来掩盖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本质？
# 第四章

## 单一制的伎俩

我们刚刚看到，在民主思想中，统一性是如何成为虚无的等同物的。空虚的灵魂的特点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猜疑、暴力和不信任。被迫假装拥有他们缺乏的原则，成了伪君子；当受到更强大的思想的攻击时，他们只有一种自卫的手段，那就是诽谤他们的对手；掌权时，他们只知道如何用权威取代理性——用最无情的暴政。结果，以墨水为武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诽谤那些不能被恐吓或诱惑的人，这一直是民主主义者的政策。现在到应该评判他们的时候了，三十年来他们只知道挥舞着人民的火炬，好像他们代表着人民，好像他们除了把人民扔到战场上之外，还关心着人民，就像我在1848年听到的那样。他们把人民扔到兰贝萨 Lambessa，看看这些纸板头骨<fnref n="47" />下的东西，他们看起来如此可怕，只是因为第欧根尼还没敢把他的灯笼举到他们的鼻子下面<fnref n="48" />。意大利统一的历史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footnote n="47">⁴⁷ [纸板头骨，即：用纸板和石膏制成的头骨。含义不明。这里也许指代表生在海外战场的法国人，讽刺民主主义者的好战政策送他们的同胞上战场。也可能指代那些民主主义者，讽刺他们是空虚的活着的死人。]</footnote>

<footnote n="48">⁴⁸ [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举着灯笼试图寻找一个诚实的人。这里讽刺民主主义者
的不诚实和虚伪。]</footnote>
民主主义者全力推动对奥地利的战争；战斗胜利了，又推动意大利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抗议《维拉弗朗卡协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那些试图将意大利召回自然法——也就是联邦的人，都视为奥地利和教皇的朋友。

民主主义用它的外表欺骗了那些思维简单的人。

请注意，首先，这些民主人士是单一制政府的热切拥护者，读者朋友，你可能会把他们当作政治能手，他们对任何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暗示，意大利王国对他们来说从来只是一种策略；他们首先将努力把意大利从奥地利、教皇、那不勒斯国王、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帕尔马公爵手中夺走。为此，必须把意大利人团结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君主旗帜下；但是，随着外国人被驱逐，国家的独立得到保证，统一得到完成，国王将被赶走，共和国也将宣告成立。他们认为这是问题的本质，如同那些反对我的人相信的，他们认为我罪过是用“联邦”这个不合时宜的名称来阻挠这样的计划。

因此，让我们弄清楚，与其说他们指责我的联邦主义，不如说是指责我的批评是不恰当的。一个人首先是民主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上帝不允许有人亵渎共和主义这个神圣的名字！上帝不允许有人认真考虑拥护国王的事业！他们希望这个共和国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家，但他们希望这个共和国是单一制的。他们确信他们会通过
单一制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们否认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在他们眼中，是我与反动派勾结在一起，使共和国变得不可能！

但是，如果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这个问题就转变为更加普遍的形式：应该质问的不再仅仅是联邦制，还必须包括，而且首先应该包括单一制。那个在意大利和法国如此大声呼吁半岛统一的党派是否真的是共和主义，或者说它是不是反而是君主主义？我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得到回答，因为没有什么比单一制共和国更像君主制了。既然联邦制原则至少有不含糊的优点，为什么在提出联邦制时却被拒绝了呢？据他们说是为了拯救大众。但联邦向意大利承诺了法国的永久保护；在这种保护下，意大利可以悠闲地组织国家机构，以后，如果单一制是它想要的，就可以操作它的集权化再来实现单一制。对共和主义者来说，有了联邦，共和国就完成了一半以上，这是符合常识的；而如果从单一制开始，（政体的转换）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从君主制开始，那就有可能把自己永远埋葬在固定的制度里。

读者，你看到了吗，一点点思考就能带来很大的改变。一些政治家因为我的质疑而感到尴尬，他们试图在公众舆论中抹黑我，把我说成是奥地利和教会的秘密支持者，或者至少也是波旁王朝的残余势力。这就是他们反对联邦的最有力的论据。
一句话，我让我的对手处于守势：因为我宣布，无论是马志尼作为权谋家的声誉，还是加里波第的骑士精神，或者他们在法国的朋友的恶名，都不足以让我放心。当我看到人们至少在口头上否认他们的共和主义信仰，打着君主制的旗号，用胸膛的全部力量喊着国王万岁，并用眼神示意这一切不过是一出闹剧，而被誉为国王的人骄傲得像一只公鸡时；当我首先知道他们的共和国是一个多么虚弱的共和国时，我承认我对真正的背叛感到担忧。啊！单一制的支持者们，你们所做所为肯定不符合共和政体，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会犯下如此的错误？你们的背叛是为了谁？

你们说，因为你们没有办法！但你们有三年时间来建立你们的政体。在这三年里，你完全滥用了这个词。就我而言，直到1862年7月13日，在马志尼绝望的撤退之后，我才提出这个问题；9月7日，在加里波第战败之后，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今天，当拉塔齐49内阁不得不让位于法里尼50内阁时，我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法里尼内阁受议会多数的指示，对你们统一的联邦原则作出了补偿。当然，现在是对你们的行为做出评判的时候了。你们的政策由于缺少资源而变得无效。如果你们热爱意大利和自由，请回归常识，改变你们的制度。这就是我冒昧地向你提出的建议，而你却指出我是民主制度的叛徒。哦，你们是马基雅维利的犹太教堂51；你们追求暴政，你们

<footnote n="49">49 [Urbano Pio Francesco Rattazzi。]</footnote>

<footnote n="50">50 [Luigi Carlo Farini。]</footnote>

<footnote n="51">51 [原文为“la synagogue de Machiavel”，含义不明。]</footnote>
的格言是 Per fas et nefas（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三年来，你们一直在用你们的单一制使意大利变得荒芜，而你们发现把这一切归咎于联邦主义是很方便的。你们虚无缥缈的政治，赶快走开吧！
# 第五章

## 远征：被限缩的联邦制

因此，在阿尔卑斯山的两边，民主主义者都把拿破仑三世的话当作耳边风，认为法国是为一种信念而发动战争；这种信念就是意大利的独立，而我们的军队只在亚得里亚海停留。据评论家们说，所谓的民族性或国籍原则，就是这样在宣战中奠定的。

**民族性，国籍！**这个政治因素是什么？它被定义和分析了吗？它的作用和重要性被确定了吗？没有：在统一的民主制度下，没有人知道关于它的任何一个字，可能他们第一次从我的嘴里知道它。没关系：他们向我们保证，民族性也仍然是革命的。

好吧，那就这样吧。我并不打算指责法军进入意大利所导致的或多或少的被夸大的希望。每个人都知道战争中的事件对决议的影响有多大；考虑到这一点是明智的：我不会趁人之危对他们进行批判。我这个联邦主义者不要对任何人的独立性进行争论。我有另一个目的。

**国籍不等同于单一制：**一个不一定意味着另一个。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非但没有相互补充，反而经常相互排斥。例如，构成瑞士国籍的因素，即赋予其本源性和特征的因素，并不是语言，
因为在瑞士有三种语言；不是种族，因为有多少种族就有多少语言；
而是州的独立性。<fnref n="52" />现在，意大利和瑞士一样，似乎是由自然界雕刻
出来的联邦。那么，为什么从运动开始之前，他们就提出了这个单
一制的问题？为什么要对远征的原始和完美定义的目标进行这种扩
展？这是必要的吗，是权宜之计吗？

当我援引意大利的地理结构及其历史传统来支持意大利联邦时，
有人告诉我，这些都是已经是常识，早就被别的学者论证过了。这
是自由国家要靠智慧和力量来克服的宿命。有人说，用土壤和气候
的影响来解释政治和历史的理论是错误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几

在单一制国家，对国籍的理解并非如此：在那里，你既找不到对习俗的尊重，也找不到对国籍的感情。在1814年成立并持续到1830年的荷兰王国，在优秀的威廉国王的领导下，为了单一制的利益，法语被排除在外，法兰西民族被剥夺了国籍。自1830年革命和利奥波德国王统治下的比利时分离以来，轮到弗拉芒语（与荷兰语相同）被视为外国语言，甚至是敌对语言，尽管比利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这种语言。我曾听到佛兰德斯的公民抱怨缺乏懂他们语言的公证人和法官，并指责政府有恶意。一位佛兰德斯的女仆被派到邮局去取信，却找不到人说话。“学法语吧！”员工突然告诉她。巴黎的文人们无疑认为，弗拉芒语的消亡不是人类精神的巨大损失；甚至还有人把对统一的热爱推到梦想一种通用语言的地步。无论如何这是不对的，这不是自由，不是国籍的正确理解。

<footnote n="52">⁵² 瑞士联邦宪法第 109 条规定：“在瑞士使用三种主要语言，即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们是联邦的国家语言”。这一条是由必要性和常识决定的，是我在任何宪法中遇到的最杰出的条款之一；它对当时的民族主义幻想做出了令人钦佩的回应。没有比赫尔维蒂亚的缔造者们更好的例子了，在他们眼里，国籍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和地理事物；它也是一个法律和道德事物。</footnote>
乎被称为是唯物主义者，因为我认为我在半岛的配置中看到了联邦制的条件，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对自由的保证。

我的对手的这种奇怪的论证向我揭示了一件可悲的事情：思想以螞蚁的状态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他们的智慧并没有协调思想。因此，他们的观点并不连贯，指导他们政治理念的是不可理喻的任意性。

国家的最高目标是自由——集体和个人的自由。

但自由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不是跳跃性地到达的：它不仅来自主体的能量，而且或多或少的来自幸运；它是一系列摇摆不定的运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结果，这些步骤构成了社会演变，并导致了联邦契约和共和国。

在可能加速或延缓自由的因素中，起到基本和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壤和气候。是土壤给了种族最初形态；是种族和土壤的综合影响塑造了天赋，产生了艺术、立法、文学和工业；最后，是所有这些东西一起使人群聚集变得容易。因此，我们有了制度、法律和习俗体系，构成了民族的生活方式、个性和道德的一切。毫无疑问，在这些以命运为起点的影响中，理性仍然是自由的，但如果理性的可贵之处在于掌控命运，它的力量也不至于破坏它；它指导运动，但条件是它要考虑到力量的本质并尊重其规律。
因此，当我把地理和历史与意大利的统一联系起来时，并不是为了对某些命运的偶然性进行狡辩；我所考虑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是一个人的身体、灵魂、精神、生命，是意大利的所有存在。而且在我看来，它是为联邦而创造的，就像鸟对空气和鱼对海浪一样，在我心中，它是抵抗单一制和集权化的榜样。

我想说的是，意大利因其领土的构成而成为联邦；因其居民的多样性而成为联邦；因其天赋而成为联邦；因其道德而成为联邦；因其历史而成为联邦；因其所有的存在和永恒而成为联邦。你们所说的国籍，在意大就像在瑞士一样，国籍与联邦是一回事；正是通过联邦，意大利的国籍才得以确立、伸张和保障；通过联邦，你将使它像独立国家一样自由；而通过单一制，你将为它创造一种宿命论，并使它窒息。

那么，为什么再次出现这种人为的统一，它的根源只是雅各宾派的幻想和皮埃蒙特人的野心，它的第一个可悲的影响是把意大利人的思想困扰在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达四年之久：政治统一与行政权力下放的契约如何达成？<fnref n="53" />

<footnote n="53">⁵³ 关于这个问题，请看贝夏尔Béchard先生写的《意大利的市政主义和一元论（Municipalisme et Unitarisme Italiens）》，这是一本四十五页的小册子，作者在其中叙述了意大利法学家们为调和他们所珍视的市级和省级特权与他们所信奉的君主集权而作出的努力。在刚才谈到意大利的地理和民族宪法，以及我们对联邦制原则的阐述之后，读者会意识到，法律家们目前所倾向解决的问题就像永动</footnote>
至少，国家的本质上似乎不允许的事情，在例外情况下，是否得到了授权？意大利是否有死亡的危险，是否有拯救公众的理由？在这里，该党派的行为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思考。

考虑到，奥地利在半岛的影响停止后，整个意大利的政权将发生变化：公爵、那不勒斯国王、教皇本人，都将被迫为他们的人民制定宪法。因此，对于一个聪明的、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通过使改革使国家向普遍自由靠拢，来支配所有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加富尔先生为了萨伏伊家族的利益，设想了一个阻碍进步的计划：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得到了单一制民主主义者的帮助。独立还没有赢得，他们就已经在考虑让意大利为独立付出代价，沉浸在皮埃蒙特洗礼池中。

我对远征和王朝利益不感兴趣。我不断受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攻击。我必须从共和国、民主和自由的角度为自己辩护。因此，我认为要遵循的政策是，抛弃皮埃蒙特的吸纳，将君主、国王和教廷置于自由主义者的手中：这就是联邦主义政策。一方面，意大利的小君主国将发现他们陷入两种危险之间：被其中一个君主国吸收的危险，或屈服于一个联邦当局的危险。新

<footnote>机一样，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本性中固有的理念，在今天保持和未来一致的理念，正在被另一种人为的理念所取代，这种理念的蛊惑与国王的野心相一致，必定消弭所有的自由。法拉利曾在都灵议会上说：“当整个意大利开会告诉我它是统一的时，我将回答说它是错误的。”他说得很有道理。</footnote>
宪法所产生的议会代表制和权力分立的原则，如果再加上联邦制的联系，那么旧的专制主义还剩下什么？另一方面，自由从旧的主权国家将要失去的一切中受益，因为正是联邦的效果使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自由得到了增加，因为联邦契约给他们带来了保障。因此，以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为首的民主领导人的职责是反对加富尔先生的主张，必要时依靠法国皇帝。没有必要激起各王朝的垮台，他们不可能被同时推翻，但他们会被他们的竞争和新法律所支配。

这是1859年初根据群众的利益和常识规定的政策。一旦皮埃蒙特的计划被揭穿，民主主义者就会与拿破仑三世一起成为该计划的辅助者，那不勒斯国王、教皇和公爵们自己，他们都不得不在与各自的臣民签订了新的契约之后，为了保住他们的王位而投靠联盟。为什么加里波第和马志尼宁愿选择他们的单一制的复杂制度，而不是这种简单、安全的制度？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正是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承担了构建君主制的任务；而正是那些曾经是专制的王公贵族，却在援引权利和自由。因此，意大利革命者成了君主主义者，王公们成了联邦主义者。

当然，如果意大利人民的最终意愿是把自己交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或者构建一个有总统或独裁者的单一制国家，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而且我倾向于相信，尽管有皇帝和教皇，意大利最终还是會把他当做消遣。但是，不要再谈论自由或共和国了：意大利在
告别其联邦传统时，宣布了自己的倒退。尽管它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原则，但它的原则现在和古老的凯撒的原则一样，属于集权和腐败，官僚主义取代公社联盟，金融封建主义取代农业-工业联盟。
# 第六章

## 维拉弗朗卡：自相矛盾的政策

拿破仑三世曾承诺将奥地利赶回亚得里亚海：他的意图是真诚的。为何他没有履行承诺呢？为什么他在索尔费里诺（Solferino）之后就停止了呢？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说明，但从文件和事实中可以看出，真正的原因是那个统一的意大利的前景。我们没有通过联邦向法国军队和领袖显示威风，这使他放心。但他依然担心忽视了任何可能使他感到不安的东西，一些更加不安的人的声明也会伤害到他。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与其接受在亚得里亚海一带解放意大利的条件，让半岛至少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联邦，直至成为共和国的联邦，不如把意大利的解放者送回国内。这样可以饶过一个敌人——英国；把威尼斯留在奥地利的枷锁下；通过与罗马教廷的战争来侵犯天主教世界，除了被谴责，招致怨恨之外，他并没有失去什么。这就是《维拉弗朗卡协定》的起源。制定条约的人有没有智慧，策略是否及时？

然而，通过签署《维拉弗朗卡协定》和规定意大利国家联邦，拿破仑三世仍然在提供他的保证；他把他的胜利调解强加给了奥地利。现在是民主国家承认它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了，这个错误可能不是不可弥补的。但护民官们仍然对警告充耳不闻。起初站在一边的马志尼主动以人民党的名义拒绝。他敦促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接管
意大利：他以这样的代价向他提供支持：“陛下”，他给他写信，“马
志尼为您效劳！”……难道说，只要给予它统一性，即君主制的本质，
所谓的民主就能得到满足吗？统一性取代了原则、学说、法律和道
德，这就是它的全部政策吗？为了萨伏伊家族的利益，为了换取资
产阶级制度，被消灭的总是共和制，总是自由。这又以什么为借口
呢？借口是，只要意大利没有统一，它就无法生存，就会受到高卢
人和德国人的入侵。

然而，在索尔费里诺和马真塔（Magenta）取得胜利的军队，那
个宣称自己是意大利姐妹的国家，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可敬的保证。
如果在这种保证的稳固性上再加上自由和恢复性的政策，意大利联
邦在欧洲的存在将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我可以说，即便是按
照基本的礼节，一个如此没有安全感的民族应该避免对一个只要求
纠正阿尔卑斯山一侧边界的盟友产生任何威胁。这就太像一个劳动
与和平的共和国了，而意大利的民主主义者有更宏大的计划，他们
急于显示其忘恩负义。

他们的借口是赶走王公贵族，废止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因为
这些王公贵族在暗中与奥地利达成协议，可以调转军队反对公民的
自由联盟。

人们在这次失败中认识到了雅各宾派的策略。这是一场有利于
自由、有利于国家积极主权、但与专制主义相悖的革命吗？雅各宾
派一开始就怀疑与之打交道的人的诚意，为了掩饰自己的恶意，他谴责其他人的恶意。他说：“他们不会同意的，即便同意了，那也是出于不可告人的背叛动机。”但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能告诉你，面对本世纪的迫切需求，这些生于专制主义的国王们不会同意放弃他们的幻想？你怎么能不明白，如果他们接受了，即使是恶意的接受，也比此刻驱逐他们更有价值？难道你忘了路易十六、查理十世想要否定自己的代价是什么吗？难道你忘了唯一不回来的皇室是那些由于笨拙或作伪证而使自己不得不退位的皇室吗？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依赖弗朗西斯二世、庇护九世、利奥波德或罗伯特，而依赖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为什么要偏爱一位被意大利人讽刺的国王，而这只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的长期背信弃义？民主主义者，你们与皮埃蒙特人的诚意地达成协议了吗？

这些清教徒回答说，“意大利有七个势力，皇帝、教皇、国王和公爵们……在这七个人中，我们的计划是先击败其中6个，之后我们很快就会战胜最后一个人。”

我看到有秩序的，诚实而胆小的资产阶级，他们被15年前，1848年3月17日、4月16日和5月15日的运动弄得晕头转向，对强盗般的政策盲目顺从。对四分之三的普通人来说，善恶的试金石不存在于良心，而在理想中！这话说得太对了。
也许这种计算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我会闭口不谈，
如果意大利从奥地利和它的国王，包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手中解
放出来，不得不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像以前一样组成七个不同的
国家，七个政府。这样我们就会处于一个联邦状态。但这恰恰是我
们的护民官所不希望的，对他们来说，这首先是一个使意大利恢复
政治统一的问题。他们的理想是把民主和单一制结合起来，他们小
心翼翼地忽视其中的矛盾之处。为此，他们的建议是什么？消灭六
个可能的宣称者，就像在土耳其，当苏丹去世时，通过屠杀他的兄
弟来确保长子的王位。他们补充说，这样做的话，共和国就会很容
易地战胜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了。但在此我要问，谁来保证这个计
划的成功？很明显，君主制在权力的收获超越了它在人数上的损失，
它对阴谋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不可能像七只夜莺一样打败一只
雏鹰。而当意大利民主制度的目标恰恰是要让六位被禁的王子充当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阶梯时，它还能做别的事吗？统一还没有实
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仍然只统治着意大利的四分之三，而且他
已经比民主主义者强大得多。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现在能为他做什么
呢？此外，如果这场精心策划的政变成功了，那么自由会得到什么？
单一制，也就是君主制帝国，会不会少了一些，共和制会不会少了一
些？事实是，新雅各布主义者在1863年并不像他们的前辈在1793
年那样关心共和国，他们继续禁止共和国采用联邦制。他们的诉求
根据性情的不同和野心大小而不同。对某些人来说，共和国意味着
一个中央集权和摇摆不定的君主制，这就是西耶斯和基佐先生的想
法；对另一些人来说，意味着一个从凯撒和拿破仑那里延续下来的
禁卫军帝国；前者是独裁，后者则是哈里发。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这
样一种情况，即野兽的第七个头被砍掉后，君主制就会失去王朝的
代表，成为最受欢迎的猎物，或者如丹东所说，成为最卑贱的猎物。
因此，单一制的矛盾的愿望是：国王去死！国王万岁！
# 第七章

## 教皇和教派

我是否应该重复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关于教廷和世俗权力的内容。他们已经成为单一制制度的绊脚石，但在联邦制度中甚至不存在。

让我们从一个原则开始。我想，一个重生的意大利将承认信仰自由，当然，神职人员要服从国家的法律。自由州中的自由教会是接受一元论的；马志尼在对教廷表达的愤怒中，从未说过他想过要禁止基督教。因此，我是在一个既定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即宗教自由。现在，无论意大利以何种方式规定神职人员的存在，无论是否有契约；无论牧师是否从预算中支付；无论他们是否靠信徒的捐款生活；无论他们是否保留他们的不动产捐赠，这都不重要。他们将像所有公民一样，享有他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只有当意大利人民集体宣布自己是神论者或无神论者时，这才会对教会造成威胁。但相比于意大利，没有人比法国人更处于这种境地。

我要说的是，由于教会的存在将被承认、授权，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国家的资助，教会将在国家中拥有它的地位，无论大小。在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宗教的社会中，政府和神职人员作为同一机构的机关，拥有同一思想，并紧密联系。即使有再多的差异之
处，你也无法在宗教和政府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就像在政治和政治经济之间一样。始终，无论你做什么，精神都会潜入世俗，世俗也会蔓延到精神：这两个原则的联系就像自由和权威的联系一样。<fnref n="54" /> 在中世纪，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查理曼大帝的契约来调节，该契约在区分这两种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孤立他们，而是使他们变得平等；在我们的时代，这种相同的关系以另一种更亲密、更危险的方式建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既然信仰自由已被宣布为国家法律，而且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得到了承认，那么，任何宗教的牧师，任何天主教牧师、任何主教和任何僧侣，都可以以其公民和牧师的双重身份被选为人民代表、参议员，就像1848年以来法国的做法一样；甚至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就像过去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情况一样；而不能被任何法律所不容。要拥有允许牧师接受政府职责的法律，赋予他们政治任务，使之担任部长，比如格兰维尔(Granvelle)、西梅内斯(Ximenès)、

<footnote n="54">⁵⁴ 当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想要组织他的社会，赋予他所构想的思想以生命力和运动力时，他意识到在他的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即宗教。不知道如何填补这个空白，也不想回到基督教，奥古斯特·孔德没有犹豫：通过一些修正，他把他的“积极的哲学”改为“积极的宗教”，并从一个校长变成了一个教皇。最奇特的是，他从教会那里借用了对圣母的崇拜，并将其伪装成“女人”这一世界末日式的名字。根据奥古斯特·孔德（他在这里像仪式一样说话），“女人”是所有恩典的源泉，Mater divina gratiae（感谢上帝）！……他的追随者中最积极的人提出抗议，这很容易；但他们用什么来代替这种奥古斯特·孔德承认的重要性的能力，即宗教呢？</footnote>
黎塞留(Richelieu)、弗莱西诺斯(Frayssinous)；让他们成为参议员，比如古塞特(Gousset)，莫洛特(Morlot)、马蒂厄(Mathieu)；让他们成为代表，比如阿贝·拉科戴尔(Abbé Lacordaire)。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一个宗教和神职的国家里，在这个教皇制的意大利，在这个神权比耶稣基督还要早十五个世纪的国家里，一个大主教——主教的头头，同时又是一个有四百万信徒的小国的国王！那么，就从废除你们的协约开始吧；从把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排除在选举授权和政治职能之外开始吧；如果你们有胆量，就从禁止宗教和教会开始吧，你们就可以以宗教不相容的理由解除教皇的职务。

我警告你，一个神职人员，无论他多么喜欢标榜改革和进步，(由于其信众众多)，几年后他肯定会通过普选获得比民主派和政府派加起来还要多的投票。我应该怎么说呢？他将成为民主的权力机关。而且要注意，如果你从罗马夺走教皇，权力也不会归于巴黎。普选权能创造这种奇迹。

据称，三权分立的戒律或福音是一个神学问题，它只涉及神职人员，不受公法管辖。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自称是在1789年的原则中长大的人，那些革命的演说家，竟然把自己扔进了类似的争论中。在大革命的体系中，法律高于信仰，这就导致了有点残酷的说法，即它是无神论的。因此，如果牧师通过他的同胞们的投票，被赋予了政治性质，被赋予了议会或部长的任务。那么，他将不单单作为一个牧师存在。而是同时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牧师。在一个宗
教的有用性得到承认、信仰自由得到承认的国家，神职再次成为政治职务的头衔，不比律师、学者、商人或实业家的头衔差多少。如果牧师的首脑——也就是教皇，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即他所居住的国家的元首，情况也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内心深处自由地将这种选举归功于圣灵的气息，Placuit Spiritui sancto et nobis（圣灵决定了我们）；在民法面前，它是革命原则的结果，革命宣布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有资格从事所有的工作，并对他们应该遵循的宗教有主权判断。如果一个严谨的神学家批评这种世俗与精神的结合，声称它违反了基督的法律，那么这个神学争端对民主有什么影响？我们到底是不是1789年的后裔？

请注意，为了支持这一论点，我不需要求助于联邦法，因为联邦法比单一法更自由，没有可比性；我只要把自己放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也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基础上；放在加富尔先生和所有法国-意大利民主派的基础上，这是伏尔泰、卢梭、米拉波、罗伯斯庇尔、塔列朗和我们所有宪法作者清理、种植和浇灌的土地。罗马教廷的这种世俗权力，使我们坚强的心灵感到羞愧，我们以圣马太(saint Mathieu)、圣保罗(saint Paul)、圣托马斯(saint Thomas)等为论据来反对它。好吧，如果有必要，它将被哲学上的宽容所证明，而这种宽容是一个世纪的辩论所难以赢得的；它将被我们所有的权利宣言所证明，这些宣言是由最纯粹的天才的难以置信所激发的；我说，它将被法律的无神论所证明。到目前为止，神职人员还
没有利用89年的立法向所有教会人士保证的权利，为什么？因为自1789年以来，教会的状况、它与国家的关系、它的社会影响，都是以另一种方式，即以契约的方式来管理。废除契约，废除教会预算，就像圣保罗为了生活而搭帐篷一样，牧师将从事商业、工业、教学，最后从事政治和政治经济，与所有公民竞争，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

如果有人问我，我认为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如何避免，在未来的最终情况下，这个社会通过唯物主义再次变得神秘，一个从全民投票中产生全民的哈里发？我宣布，即使我被指责为偏执狂，我也认为除了联邦之外没有其他出路。

让我们首先关注这一点，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上进行正确的推理，有必要对问题进行概括。民主主义者在罗马问题上只看到了罗马和教廷：罗马，它渴望完成意大利的统一；教廷，它对其精神权威的嫉妒不亚于其世俗权威。在罗马和教廷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教堂、所有的犹太教会、所有的神秘教派、所有的邪教和宇宙中所有的神庙都必须在他们与各国的公法和道德的关系中加以考虑。任何其他的推理方式，都是特殊的和片面的。带着这一保留意见，也就是我们对罗马教会所说的所有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教皇问题。

教会，不管其教义如何，都是所有权威和单一制的母亲。正是
由于这种统一性，她可以说是成为神秘主义的源头。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宗教团体能与之相比。它的座右铭是一个上帝、一个信仰、一种洗礼，Unus Dominus, una fides, unum baptisma<sup>55</sup>（一个上帝、一个信仰、一种洗礼）；它的治国格言是驱逐或消灭叛逆者：谁不听从教会，就被视为异教徒，Qui non audierit Ecclesiam, sit vobis sicut ethnicus et publicanus<sup>56</sup>（谁不听从教会，就被视为异教徒）。皇帝和国王正是从教会中得到他们的统一政策和他们的威望；他们正是从教会的光辉中借得他们的威严。雅各宾派的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马志尼的Dio e popolo<sup>57</sup>，也不过是剽窃了她的教义。因此，除了争吵之外，现代民主制度对教会，就像君士坦丁和查理曼以来的皇帝一样，充满了敬畏和服从。罗伯斯庇尔在复仇的时候，总是对牧师心存芥蒂，而我们在1848年看到，共和国是以多么热切的心情将他们纳入怀抱。无论波拿巴主义还是正统主义的教会，都不会宣布自己是否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它很难冒这个险，并会很快实现和解。自1830年以来，在巴黎存在着一部分民主主义者，他们把法国大革命视为福音的必然结果；如果这是合乎逻辑的，它就必须把民主视为教会的同义词。因此，在它传播的所有国家中，教会通过特权的优先性，拥有统一传达给政府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

<footnote n="55">55 [原文为拉丁文。]</footnote>

<footnote n="56">56 [原文为拉丁文。]</footnote>

<footnote n="57">57 [指代1849年短暂存在的罗马共和国，其口号是：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footnote>
个世纪中，在精神和世俗之间发生分歧的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教会收回全部的世俗权力，将国王逐出教会，将人民从忠诚的誓言中解脱，并在政府中带来一场革命。就像在中世纪一样，这样的事情仍然可以发生，也许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就会看到，随着道德的堕落继续下去，政治通过夸大统一和权威而越来越多地变成专制主义，教会就继续独自作为道德和温和的权威。

另一方面，联邦是卓越的、自由的、多元的、分权的、自我管理的。它的格言是法律，不是由教会——天堂的解释者给出的，也不是由国王——神性的代表和圣父的臂膀定义的；而是由自由契约决定的。在这个体系中，法律、权利和正义是意志的仲裁，它的地位高于所有的权威和信仰，高于所有的教会和宗教，高于所有的单一制。因为权威和信仰、宗教和教会，完全是个人良知的范畴；而被置于契约之下的，是普遍同意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高权威。在联邦中，权威的原则被置于次要地位，自由占主导地位。政治秩序是一个倒置的等级制度，其中最大的建议、行动、财富和权力份额掌握在联邦众人手中，而永远无法转移到中央当局手中。

现在，让我们假设，在联邦中，宗教的非凡发展，引起了教会部门的自命不凡，并导致了世俗和精神两种秩序之间的冲突。那么，神职人员有可能像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地方的管理中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主教有可能在一个州成为参议院、立
法机构和国务委员会的主席。但教会永远不可能成为联邦的主人；
普选权永远不会把一个联邦共和国变成一个教皇国。神职人员在选
民中的比例自然非常有限，权威和统一的原则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就是世俗的、反教会的
利益，总是优先于教会利益的。

但更具决定性的是，根据刚才所说的，个人、城镇、州、国家
之间形成的契约的想法，在宗教以及语言和工业方面都是不同的，
它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宗教不是道德的必要条件；福音书本身没有
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慈善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基于崇拜的正义是
不准确的：这就是解释革命思想的一位法学家所说的法律的无神论。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预见这样一种情况：即出于不是像93年那样的
高度警戒，而是高度公共道德的考虑，应该下令废除恣意妄为和奢
侈的邪教，将教会列为非法，将其牧师排除在所有公共职能和荣誉
之外，并开创没有象征意义和没有偶像的纯粹正义宗教。我们没有
走到这样的极端；但历史充满了使所有预测合法化的事实，政治在
其宪法中，就像正义在其裁决中一样，不允许有任何信仰或个人因
素。教会并没有失去对诺斯替教派的记忆；凯撒帝国的禁卫军看到
平民们在选举了图拉真（Trajan）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之后，用紫色覆盖<fnref n="58" />了赫利奥加巴鲁斯（Héliogabale）、亚历山大·塞
维鲁斯（Alexandre Severus）和朱利安（Julien）。在一些民主主义

<footnote n="58">⁵⁸ [用代表罗马皇室的紫色的布覆盖。代指禁卫军杀死了后面三位皇帝。]</footnote>
者和社会主义者狂欢之后，我们可能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古代迫害者的工作。宗教的天才并没有死，请询问《神秘的法国》的作者埃丹 Erdan 先生。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不仅要警惕罗马教廷这种不愿放弃权力的特殊情况，还要警惕更严重的情况，即世界上所有狂热主义、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和联合，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发生。

对于这场良心的灾难，我重复一遍，没有任何补救办法。只有将群众分化，不仅分化为国家、公社和公司，而且分化为教堂、犹太教会、公会、协会、教派和学校。在这里，团结非但不会阻碍危险，反而会加剧危险。群众前一天因不虔诚而疯狂，后一天因迷信而沉醉，个体的力量随着集体的力量而增强。但是，在政治联盟的基础上再加上工业联盟；在工业联盟的基础上再加上思想，你就可以抵制所有的煽动。联合会是民众风暴的防波堤。还有什么比通过教皇自己的臣民来遏制教皇的专制主义更简单的呢？不是像人们所要求的那样交给皮埃蒙特人，而是通过联邦宪法恢复他们的自主权，并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得到联邦所有力量的保护。那就再来一次吧，这个自由联盟的契约，现在还不算太晚；你不仅不必再担心教廷，它的力量已经削弱了一半，你将掌握整个教会，在它的头上进行革命，并被迫与自由同行；你将避免激发整个天主教世界对你的讨伐。

1846 年，当耶稣会士通过他们无休止的阴谋诡计，诱使瑞士七
一个州与联邦决裂并形成一个单独的联盟时，其他十五个州宣布耶稣会士的主张和由此产生的分裂与联邦契约、与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独立联盟被打败了，耶稣会被驱逐。胜利的瑞士没有想到要滥用它的胜利，既没有制定宗教信仰的形式，也没有将国家的联邦宪法改为统一的宪法。它只满足于在联邦宪法中引入一条规定，即各州只能在自由的方向上修改其特定的宪法，还让那些想脱离契约的神职人员重新加入契约。

瑞士人的行为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正如我先前所说，可以预见的是，有一天革命不仅要对付一个宗教团体，而且要对付一场叛乱，要么是天主教的叛乱，要么是所有基督教的叛乱。那时候，毫无疑问：社会将有权反对它的司法联合体，反对这个新的独立联盟；它将宣布叛乱的教会和打击煽动者，不管他们是谁，都犯了违背道德和公共自由的罪行。但时机似乎还没有到来，这不是一神论者所关心的。在他们的预测中，神秘主义思想的火焰并没有进入。他们所要求的，在表达他们对基督和他的宗教的最深切的尊重的同时，是夺走教皇的王冠，以便向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致敬，从免再次违反联邦原则，该原则在意大利等同于国籍原则本身。

《维拉弗朗卡协定》的想法，尽管是由一位皇帝提出的，但却得到了支持，那么就会发生两种情况中的一种。1. 超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这两种原则中较强的一种会吸收另一种；革命会战胜教会，
或者教会会扼杀革命；2. 这两种原则合并而产生一种新的思想，如果不是同时优于其两个组成部分，至少也会优于其中之一；在这两种情况下，进步派的朋友都有理由为这种演变感到高兴。单一制主义者没有这种愿望。对于革命，他们一无所知，“Nescio vos（我不知道）”；对于教会，它随时准备接受祝福：把圣彼得/圣皮埃尔（saint Pierre）的遗产交给它来组成它的王国，它亲吻教皇的骡子，就像它对自由和民族性一样，对世俗和精神的区别漠不关心。

注释

如果认为只有耶稣会拥有扰乱社会和损害国家存在的秘密行为，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去年，也就是1862年，沃州（canton de Vaud）在卫理公会教派（俗称“莫米埃（Mômiers）”）的煽动下，自由主义政府被宗教主义者夺取。这些宗教主义者因其狂热、特权精神和对革命的敌意，与巴黎和布鲁塞尔所谓的教士党没有任何区别。通过那些可悲的、总是反复出现的理念的扭曲，卫理公会成员在极端民主的选票的帮助下战胜了他们的对手。但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会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廉洁、更节俭、更致力于国家的自由和改善大众的命运？这是他们使自己的到来合法化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会继续自由主义的工作。他们会尝试经济革命吗？在这样一个小国，这并不重要；它必须扩展到整个瑞士，只有在22个州的帮助下，在联邦的倡议下才能实现。他们会不会试图进行宗教改
革，并在这个意义上对各州的宪法进行修改？但在这里，联邦又一次盯上了他们，当他们有可能重蹈独立联盟的覆辙时，他们的命运已经提前注定，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今天，宗教骚动猖獗，在瑞士是“莫米埃（Mômiers）”；在意大利是教廷；由于信仰的不洁和奢靡，在法国、美国、俄国，到处都发生类似的事。
# 第八章

## 法国和意大利在单一制下政治和商业竞争的危险

受益合同中的一项原则是，对受益人来说，所得到的利益不能成为伤害受益人的手段：这是一条写在人民良心中的格言，但现代的民主人士似乎并不使用这条格言。他们中的一位作家不是指责我把意大利人的统一政策的批评，说成是忘恩负义和对皇帝的讨好吗？然而，皇帝在这方面只是法国人民的代表。

关于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对意大利的隐秘想法，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有人声称，他曾打算从他的远征中为自己收集他叔叔戴的王冠；为他的表弟拿破仑亲王获取托斯卡纳公国；为他的另一个表弟缪拉（Murat）获取那不勒斯王位；为他的儿子获取罗马国王的头衔。而正是由于野心和失落而使他在索尔费里诺之后退缩了。这种退缩成为了对他产生怀疑的借口；从那时起，反对者们宣布与他平起平坐；人们得出结论，仅仅武装意大利反对奥地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武装它来对抗它慷慨的盟友<fnref n="59" />。拿破仑三世在他们心目中刚刚获得的恩人称号，成为意大利人组成一个国家的理由。

普隆比耶尔（Plombières）会谈的秘密仍不为人知。我不知道加富尔先生和拿破仑三世之间达成了什么口头协议；这就更说明了我

<footnote n="59">⁵⁹【指法国。】</footnote>
不能对法国皇帝的具体计划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对这种秘密的了解对政治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个解放了的意大利，通过将其各部分联合成一个单一的政治集团，不可能不成为法国一个比奥地利本身更令人焦虑的原因。在确定了意大利的独立之后，拿破仑三世还必须维持法国的优势地位，这就更加困难。

我已经在我的上一份出版物中，以一种相当有力的方式说过了：没有什么，即便是拯救祖国，会使我牺牲正义。如果外国人的事业在我看来是公正的，如果不可能调和这两种利益，我愿意用我的投票和文笔来支持他的事业，反对我国家的利益。因此，我承认，一个国家有权根据它被赋予的能力来发展，当然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如果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决定其邻国的衰落；如果这个结果是致命的，那么我们就认命吧，让天意得到实现。人类不能因为任何力量的考虑而停止。有人说，革命将席卷世界：它显然没有被束缚在法国的领土上。我所要求的是，不要把野心当作天意。

我打算在这一章和后面的章节中证明：

1. 拿破仑三世希望解放意大利，但他希望在保留意大利联邦和维持法国优先权的前提下解放意大利。因为在目前的文明条件下，在帝国君主制下——所有国家仍然如此，他不可能在其他条件下采
取解放意大利的行动。

2. 抛开之前的问题不谈，一个公正的作者尽管有爱国心，也不方便坚持完全从联邦制的角度来推理：法国皇帝向意大利人提出的条件，即联邦制，会比统一制对他们更有利。

因此，单一制民主制在意大利和法国都犯了双重错误，首先是以最雄心勃勃和最具威胁性的计划来反对法国皇帝的简单谨慎的措施，其次是使意大利在失去统一的好处的同时，也失去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的好处。

我不想夸大任何事情，不想夸大意大利的美德，因为它仍然如此脆弱，以至于不止一个地方对这个国家的复兴产生怀疑；也不想夸大我们国家的颓废，15年前，劳多（Raudot）先生以令人恐惧的统计数据谴责了这个国家的萎靡。但是，由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变化，由于历史运动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由一连串的上升和下降的演变组成的，由于今天文明的焦点似乎被固定在一个国家，明天又被固定在另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问问自己，像新王国的成立这样重大的事件会给法国、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带来什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国是一个疲惫的国家，对自己的原则和能力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意大利从长期的麻木中恢复过来后，似乎有了年轻时的灵感和热情。前者渴望休息，渴望和平改革，渴
望净化其道德，渴望刷新其天才和血液；后者只要求继续前进，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要前进。让它诞生出几个人，一个黎塞留（Richelieu），一个科尔贝尔（Colbert），一个孔戴（Condé）：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作为一个联邦国家，它将成为最富有和最幸福的共和国；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它将在大帝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它的影响力可能会成为欧洲的强者，但要牺牲它的内部幸福。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中，第一种命运只要有人愿意就会得到保证，第二种命运则充满了危险，而民主主义者只了解后者。它更热衷于政治荣誉和行动，而不是群众的福祉，它宣布打算施行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如果它成功地组成了中央集权，那么新生的国家将克服一切困难。

让我们站在一张欧洲地图前。意大利是一座横跨地中海的桥梁，从阿尔卑斯山延伸到希腊，形成了从西到东的宽广道路。有了从热那亚、库内奥或日内瓦延伸到塔兰托的铁路线，意大利首先垄断了从西欧到黎凡特港口的旅客的过境，不久，随着苏伊士运河的贯通，又垄断了那些前往印度、中国、日本、大洋洲和澳大利亚的旅客。随着蒸汽和铁路的出现，意大利再次成为欧洲运动的中心。正是通过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莱茵河、普鲁士、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一部分与西西里岛、爱奥尼亚群岛、坎迪亚、勒班陀、雅典、群岛、君士坦丁堡、敖德萨和黑海、士麦那、塞浦路斯、罗得岛、阿克古城的圣约翰、亚历山大、苏伊士连
接起来。

这种状况已经被感受到了。从伦敦、巴黎或布鲁塞尔前往黎凡特的旅行者不再在马赛登船：他们通过铁路前往热那亚中转，这样可以节省24小时的航行时间；回程也是如此。假设从都灵到那不勒斯和塔兰托的铁路线已经完成，那么在这两个港口中的一个就可以登船和下船，这让旅行者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省去了海上的劳累，还可以节省时间。在这些条件下，无论是从中部，还是从波尔多、图卢兹、巴约纳或佩皮尼昂来的法国旅行者，都不会再有一个人在前往埃及、希腊或小亚细亚时在马赛上岸。人们宁愿沿着米迪河或里昂河的线路，然后沿着塞特河到马赛、土伦和尼斯，去加入意大利铁路网络，这样就可以节省四百里的航程和四天的海上行程。法国会因此失去其旅行客源。

至于在同一线路上流通的货物，法国海军确实可以保留那些从本国或向本国发送的货物；但它将失去对俄罗斯、比利时和德国的转运：来自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的竞争将使它一无所有。弗朗什-孔泰、勃艮第、阿尔萨斯、洛林和北部地区将被争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原则，它被英美单一制的圣西门主义写进了我们的公法。

而这还不是全部。意大利一旦获得解放，就会像奥地利和德国一样，反过来成为一个制造业生产中心。从印度或美国运来的原料，自然会在离消费地最近的地方进行加工：对法国来说，多瑙河、塞
尔维亚、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鲁米利亚、希腊、黑海的贸易优势都会消失。所有这一切，不是因为对法国名字的憎恨，而是因为平均七八百公里的运输差异，按每公里10美分计算，每千公斤可节省70至80法郎。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贸易行为因较小的利益而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被孤立于贸易路线之外，受到自由贸易的打击，这将使他的海运无效，他的铁路建设则会大量砍伐森林，怎么可能还渴望成为一个海上强国？顺便说一下，在英国的推动下，几乎完全由法国资本承担的苏伊士运河的打通，对于俄国、希腊、多瑙河共和国、奥地利、土耳其，尤其是意大利来说，已经成为无与伦比的繁荣源泉，这对法国来说有什么好处？苏伊士运河，如果它取得了不负众望的成功，将是马赛的颓废和勒阿弗尔的毁灭。因为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它，都无法回到我们身边：它对外国人越有用，对我们就越不利。有人说到自然联盟、原则共同体、种族同情：在利益对立的情况下，这些词句又算得了什么呢？

统一主义者必须利用的正是意大利的这种奇妙情况，不完全是
为了意大利人民的繁荣——这一点在法律范围内的，我对此绝对无
话可说；而且是为了新政府的权力，也就是说，为了发展一个新的、
可怕的君主制，无论是帝国主义的还是立宪的，为了羞辱法国的权
力和延续单一制政权。
从战略角度看，意大利对法国的优势将不会少。在这方面，那些雄辩地宣扬国家间兄弟情谊的人不会不重复说，本世纪是厌恶战争的，道德的进步推动了裁军，文明除了工业的和平斗争外不再接受任何东西……我们刚刚看到了这场工业斗争对法国的影响，以及自由贸易对我们造成的繁荣威胁。但是，不提我们的制造商和船东的恶劣条件，每天的事实都在证明，对于任何一个既不瞎也不聋的人来说，自1789年以来，战争状态并没有停止，这是各国的正常状态。如果说自第一帝国灭亡以来，冲突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原因不是经济体制和道德的软化，而是为了维护我们可悲的平衡而花费巨资维持的常备军。

因此，战争的风险总是一样的，尽管有利益的集合，我也不会多说什么。但正是因为有利益，意大利，一个中央和一流的大国，不能不进入这个行列：它将站在哪一边？毫无疑问，是站在它的利益一边，正如我刚才所表明的，它与法国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意大利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的政治对手，只有你死我活。白痴和叛国者才能否认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最后再看一遍地图：大自然在为意大利创造了这一海洋位置之后，又进一步加固它，以备与法国进行斗争。看看这堵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的堡垒墙，它从尼斯延伸到瓦莱州：我请问你们，这个巨大的堡垒是针对谁的？它不是针对英国，也不是针对俄
国，不是针对德国，也不是针对奥地利，更不是针对瑞士：意大利由于其海洋和大陆的地位，对所有的民族都很友好，除了对一个民族，那就是法国。

有五条通道可以引起法国人对意大利的入侵，也可以引起意大利人对法国的入侵：从日内瓦经圣贝尔纳河到奥斯特河谷的通道；塞尼斯山的通道；日内瓦山的通道；库内奥的通道；科尼切河的通道。

在都灵，在半圆形的中心，集中十万人：这十万人，能够迅速地、集体地移动到被攻击的地点，足以守住所有的通道；而要战胜这样一个集中的部队，就像围攻一个地方一样，必须要有三倍或四倍的军队。法国在北部和东部受到英国、比利时和莱茵河的威胁，它要把这支军队带到哪里去呢？假设法国只与意大利交战，游戏仍然是不平等的：意大利军队可以不断地从半岛南部得到补充和更新，而法国军队在第一次努力后被击退，士气低落，力量减弱，无法再回来冲锋。意大利将以加倍的设施和更多的战机，重新对我们采取波拿巴将军在1796年对奥地利将军们采用的战术。因此，虽然我们认为自己被阿尔卑斯山所庇护，但实际上我们被阿尔卑斯山所支配：改变这种关系所需要的只是在这堵巨大的墙的另一边建立一个国家，而不是以前存在的六个国家。这正是与意大利民主主义者呼应的法國民主主义者所要求的，也是最后通过我们不久将看到的手段所尝
试的。

当然，我很高兴重复这一点，如果意大利在日耳曼或高卢的压迫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存在，只有一个单一的君主制；如果为了享受它的自然优势，它除了向我们发射所有的炮弹之外没有其他手段，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我们唯一的救赎机会就是把自己变成意大利的一个省，除非我们强大到足以使意大利本身成为帝国的附属国。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主主义者都不会有什么可庆幸的：他们将再次证明，和平与自由并不存在。他们更擅长于武装国家，而不是组织国家，而且，就像那些在最迷人的风景和最肥沃的牧场中只看到战略位置的军人一样，他们只懂得在自然力量中看到毁灭的工具。被迫征服了的意大利，虽然勉强被法国解放，但它现在对法国和奥地利来说都是很可怕的对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法国已经再次失去了意大利。
# 第九章

## 1859年的艰难局势

法国希望意大利独立，希望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情。我并不要求法国放弃意大利。让自由得以实现，即便对我们不利。伦巴第-威尼斯、托斯卡纳、罗马和那不勒斯的铁路，这些剥削大众、聚集力量、与外国人竞争的强大工具，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我们不应该阻挠他们。这些无可比拟的线路必须得到执行，因为文明的利益高于我们自己的利益。

但我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想让整个意大利形成一个单一的国家；这种统一已经完成了一半，从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和福祉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从普遍进步的角度来看更有理由：为什么允许它发生？正如我希望稍后证明的那样，将意大利的利益与我国所获得的情况和我国的敏感利益相协调是很容易的：这些同样的利益是如何与我们对立的呢？让统一得以完成；让意大利人民和政府显示出他们的雄心壮志；让对我们感到恼火的欧洲支持他们，法国在贸易、政治和战争中不断受挫的时刻已经到来。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会陷入自己的阴影中。我们通过与奥地利的战争把自己变成了民族的救星：谁会反过来把我们从这次远征的不可阻挡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呢？
让我们回到战役的前夕，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承认法国皇帝轻率地答应了后来声称对他提出的要求，那么在他摧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之后，他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英国和其他大国一直是旁观者，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拿破仑三世被告知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他不得不宣布，他完全是为了意大利而行动，没有任何个人野心或扩大帝国的动机。他作为一个欧洲治安官行事时，遵从了中立国的召唤。然而，这样一次以前从未见过的远征，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皇帝对法国和他自己产生怀疑的原因。笨拙的仆人们为缪拉亲王谈论那不勒斯的王位，为拿破仑亲王谈论托斯卡纳公国，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被唤醒了：到处激发公众舆论，证明自己和法国的伪政权的对立。帝国政府，如果我记得的话，宣布自己不接受这些候选者：因此，意大利战役，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是光荣的，但对我们的政权来说是危险的。如果它的结论是建立一个拥有2600万人口的君主国，那么这种精神错乱和莽撞，就更加难以理解。

然而，意大利的命运仍有待解决。对于索尔费里诺的征服者，半岛的新宪法将提交给他仲裁，他必须在一个伟大的军事国家和一个联邦之间做出决定。在萨沃伊和尼斯的领土略有增加的情况下，在宣布自己无利害关系之后，他没有其他选择，而全世界都在关注他。建立一个帝国？且不说这种性质的创建与拿破仑思想的不相容、法国在这样做之后的国际尊严、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对其安全的关
心，都不允许这样做。建立一个联邦？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给意大利一部联邦宪法，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通过激起一个敌对原则的来破坏自己的帝国；它是在反对12月2日的法国，而不是反对一个能够平衡它自己的力量。一个与瑞士、日耳曼、荷兰-比利时、多瑙河和斯堪的纳维亚系统相联系的机构，会使它越来越孤立，迟早会摧毁它的优势地位。

如果拿破仑三世宣称自己赞成单一制，作为第一帝国的传统和思想的继承人，他被愚弄了，作为法国国家的元首，他放弃了任何优先权的要求。如果他选择了联邦，他就会被指责为嫉妒和恶意；这样做，他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更糟糕的是，他促成欧洲的联盟会起来反对他。最后，如果他让意大利保持现状，他就等于否定了自己和自己的远征。

拿破仑三世决定采用联邦制。

哦，我没有被赋予为皇帝的政策辩护的任务，就像我也不为教皇的事业辩护一样；我对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的意图一无所知，就像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想法一样。但我必须承认，我对意大利的这一事件思考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有必要相信，为了我国的荣誉，我国的领导人在1859年并不是一个最短视的人；他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想要解放意大利并将其纳入联邦制度。他期望这种结合能给两国人民带来最幸福的结果；他把它作为新政策的出发点，包括
他的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但他的期望被欺骗了，首先是皮埃蒙特，然后是英国，最后是民主运动，在示威、喧嚣、叛乱和吞并的情况下，他不相信他能发挥他的权威，他只能依靠时机。

因此，从《维拉弗朗卡协定》到图弗内尔（Thouvenel）的退休，法国政治出现了焦虑和犹豫。在矛盾的情况下，沉默寡言、区别对待、拖延、诡计和所有外交技巧能做什么？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去做事情，而我们却没有勇气去阻止；我们向专制主义的欧洲寻求对一个王国的承认，而篡夺这个王国的起源我们是不赞成的，是危险的；我们通过煽动舆论，有时利用保皇和教士，使舆论疲惫不堪。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情况越来越糟。

现在请欣赏舆论的判断和煽动舆论的结果。在1852年和1856年，帝国政府是欧洲的仲裁者，我是说保守的欧洲的仲裁者；在1859年，帝国政府是民主的希望。今天，帝国政府同时被两者谴责，而且是以什么罪名？如果我刚才对皇帝对意大利人的意图所作的评估没有错的话（我衷心希望如此），那么在反对派眼中，他的罪行就是：1）解放意大利；2）与意大利结盟。因为这个最阳光的最积极的想法，他同时被那些自称为革命的人和被称为反革命的人讨伐。如果好心人盖朗特（Géronte）还在世，他会对拿破仑三世说：“陛下，在这艘被诅咒的船上，你打算做什么呢？”只有共和国能解放意大利，因为只有它能在不使自己受到怀疑的情况下，对它施行联邦制——
如果有必要的话。
# 第十章

## 加里波第的计划：意大利统一因民主主义者而失败

因此，在1862年上半年，命运似乎在向单一制的支持者微笑；它是在诱惑一个比加里波第更大胆的人。他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方式，精神上的兴奋，使他更有望获得成功，成功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逐渐削弱抵抗，并在拿破仑不露面的情况下迫使他出手。战术表明：如果加里波第的政治天赋与他对法国和皇帝的仇恨相当，那么这场游戏对我们来说就输了，我们的垮台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军队自愿撤离罗马。对将军们来说，这种情况没有1860年那么辉煌，但从单一制的角度来看，其影响却大了一百倍。

事实上，对于这个毫不犹豫地将“国王万岁”的呼声作为其口号的民主国家来说，这就是将其君主主义政策进行到底的情况。它反过来摆出保护和维护秩序的姿态，抛开叛乱的和虚幻的民族观念，优先寻求有组织的力量和既定利益的支持，并依附于政府，所有这些政府都不会有更好的要求。更不用说后来的威尼斯；让法国人的审慎陷入沉睡；将教会国家的叛变完全归咎于群众的主动性，来排除对世俗权力的讨论；最后，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共谋，而不是反对他。

但民主主义者还有其他义务。它的虚伪开始让它感到沉重；它
渴望摘掉面具，一如既往地自鸣得意，认为它可以独自完成革命事业。此外，它对单一制事业的奉献还没有大到愿意让自己的特殊野心、个人争斗和怨恨闭嘴的程度。归根结底，民主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也就是说，它的领导人和追随者的满足。他们并不像庸人想象的那样，形成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小圈子。如果意大利的统一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事实，那么错就在民主主义者身上。

加里波第的计划以国籍原则作为其运作的基础，正如我在上文所说，国籍原则成为单一制原则的同义词。因此，这一思想在各地都得到了理解，其后果也在民众的直觉中得到了体现。对意大利人来说，他们已经对古老的失地科西嘉、提契诺、蒂罗尔、的里雅斯特、达尔马提亚提出了宣称要求，国籍就是按照查理曼大帝和利奥三世或多或少修改过的类型重新建立一个帝国和教皇式的意大利：首都是罗马。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当然认为自己和意大利人一样有能力，民族性包括恢复分裂旧日帝国领土：首都是君士坦丁堡。对于认为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为什么不考虑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是王冠领地的一部分的匈牙利人来说，国籍包括用马扎尔王朝取代哈布斯堡王朝：定都于维也纳。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首先要恢复1772年的边界，一个面积为38,000平方里的区域，包括除了从来都不是波兰人的众多人口，国籍将导致一个斯拉夫帝国的形成，这将包括莫斯科和彼得堡。最后，正是由于国籍原则，某个德国政党，似乎更注意种族的纯洁性而不是急于吞
并，不久前提议在法国皇帝的帮助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即使这意味着把莱茵河左岸牺牲给他的盟友。

从加里波第的口号、科苏特（Kossuth）和克拉普卡（Klapka）的启示以及整个事件中可以判断，这些民族的代表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谅解，这是志趣相投的结果。在意大利、希腊、黑山、匈牙利和波兰都有一个同时起义的计划。革命机构延伸到尼斯，甚至沿着法国海岸延伸到马赛。在普罗旺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当地人讲意大利语，还没有学会法语。1852年对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追捕也没有让他们对巴黎产生更多的感情。当信号发出后，叛乱马上在各地产生。人民起来了，政府被推翻了，王朝被驱逐了，就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还给了意大利人，欧洲的地图被重塑了；加里波第在英雄般的狂喜中，在一手赋予他的国家以光荣的统一之后，使意大利成为欧洲最核心同时也是最独立的力量，另一手把自由还给了法国，作为对其失去的卓越地位的补偿。

巴黎的民主主义新闻界遵守这一计划吗？他们甚至知道它的存在吗？他们是否认真对待，还是只是理所当然地无可奈何？谁能说得清呢？我不相信他们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任何线索，因为他们的概念太简单了，对事实不重视，讲话不谨慎，不值得自己的朋友信任。此外，盖鲁尔<fnref n="60" />先生是帝国的朋友；哈文<fnref n="61" />先生是帝国的朋友；

<footnote n="60">⁶⁰ [Adolphe Georges Guéroult。]</footnote>

<footnote n="61">⁶¹ [Léonor-Joseph Havin。]</footnote>
佩拉特<fnref n="62" />先生决不被认为与帝国有矛盾；《祖国报》和《时代报》像法国本身一样致力于帝国；《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尽管对皮埃蒙特有好感，但对帝国有不止一种依恋；《辩论报》在成立时就宣布它不属于任何一方。然后，所有这些新闻都指责，也许没有理解，加里波第最近的呼声：这并不意味着它否定以加里波第的方式理解的国籍原则；他只是以不合时宜为由拒绝了将军的理解。

当然，完全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统一意大利的计划，无视了经济利益和群众的福祉，而这些只有联邦制才能满足。首先无视所有这些政治单位的普遍自由，后者正日益成为政治的障碍。我认为，这个计划有其合理性，并且在未来某个时候它能够成功。为此，正如我在上面所说，有必要等待时间和环境的压力；向那些因法国武器的进展而忧心忡忡的政府致信，向法国皇帝本人致信。他已经厌倦了罗马的事务，民主主义最终会拖垮他——为了新成立的王国的伟大而牺牲帝国的利益。

但是，一旦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分道扬镳，他们句向各民族，向所有被赶出欧洲的派别发出呼吁，向各王朝、向已经立宪的奥地利、向正在解放农民的俄国、向刚刚为意大利恢复自由的法国帝国宣战。从他们拒绝考虑既定权力，和沉迷于煽动和爆发性力量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输了，他们的单一制原则，被革

<footnote n="62">⁶² [Jean Alphonse Peyrat。]</footnote>
命和政治经济学所谴责。从政治的角度看，只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乌托邦。

拉扎尔<fnref n="63" />的复出，超越了普通的政治审慎。凭借民众的拥戴得意实现，这就是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和深度。他们不是敦促人民走联邦的道路，也就是所有政治和经济自由的道路，而是醉心于巨大的乌托邦，他们被邀请去做凯撒的替代品，而没有想到国家的历史是不一致的，进步并不包括徒劳的原地打转。在一个时代有道理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成为有罪的幻想。而当由于意外，出现了实现这些倒退的机会时，一切都会受到影响，一切都会因为混乱和奢侈而丧失。

必须对这种策略做出回应。首先，在阴谋的问题上，阴谋者能够达成一致是很罕见的。每个人都声称要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谋利：就看谁能掌握主动权，使联盟的所有努力都向他的特定目标靠拢。战斗还没有开始，阴谋家们就已经互相不信任互相威胁了。

黑山人和希腊人发出了信号，随后是爱奥尼亚群岛的人。但加里波第并没有响应号召，他正忙于确保意大利统一的胜利。最先被放倒的土耳其人仍然坚持着；爱奥尼亚人被他们的英国主人带入了秩序，他们是加里波第的朋友。加里波第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

<footnote n="63">⁶³ [Lazare Carnot。]</footnote>
既要保持英国的支持，又要保持爱奥尼亚人的合作，是多么困难。
因此，英国媒体一致指责这位将军的疯狂行动。黑山人被击溃了：
希腊人驱逐自己的国王奥托而不是苏丹，他们现在正试图用某个王子来取代他，只要他不是英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像《世纪报》杂志最近提议的那样，为希腊建立一个联盟！
这就是希腊人的结果。最后，加里波第出现在现场，向匈牙利呼吁：
但克拉普卡和科苏特反过来抛弃了他，责备他来得太晚，并宣称只要他不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起进军，他们就不承认他是意大利的代言人。对此，加里波第完全可以回答说，如果他，加里波第，不得不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起为匈牙利服务，那么他们，科苏特和克拉普卡，就不得不与弗朗茨·约瑟夫一起为意大利服务：这就断定这项事业是被否定的。最后，加里波第，他唯一的机会在于他有希望率领皇家军队，而在第一次交锋时，在他试图在阿斯普罗-蒙特扮演拿破仑一世在格勒诺布尔的角色时，卫队屈服了。皮埃蒙特的士兵，他的同胞，向他开枪，好像他是他们国家的敌人。而现在，波兰在绝望的叛乱和暗杀中崩溃了；德国在统一中徘徊，而我们法国人在等待着我们的解救！

这一切够荒唐吗？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聪明的、自由的、共和的政治吗？这就是革命吗？在这些阴谋的组织者、国家的创建者、民族的领袖中，你是否能见到真正的政治家？
我已经对加里波第的个人美德，对他的勇敢，对他的无私奉献表示了敬意，我的一些对手已经满意地引用了这一证词。但是，在对这个人表示了这种真诚的敬意之后，我还能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谴责这个煽动者吗？我能够认真对待加里波第吗？他高呼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万岁，但又诋毁他；肯定单一制，但称自己是民主主义者，甚至是共和派，这显然意味着一个拥有所有权利和所有自由的人；指责拉塔齐内阁背叛了单一制，但指责他的市政主义过于集中？加里波第，既能迅速夺取独裁权，又能迅速辞去独裁权；在他身上既有凯撒的影子，又有华盛顿的影子；有一颗优秀的、忠诚的、但不自律的心，而且似乎被一个不幸的天才所支配，他有没有怀疑过什么是君主制和共和制，什么是单一制和分权？他有没有意识到，民主和帝国之间的距离甚至还不如一张纸的厚度？1852年2月3日，他在桑托斯-卢加雷斯（Santos-Lugares）做了什么？在那里，他在900名意大利人的带领下，决定支持拉普拉塔（La Plata）叛军的领导人乌尔基萨（Urquiza），他被认为是南方共和国联盟的武装分子，不久之后就成为独裁者，反对阿根廷共和国的领导人或独裁者罗萨斯（Rosas），后者也在自己一边打着联邦的旗号。加里波第是为了一个原则，还是仅仅为了反对暴政而战？按照他的说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单一制在谁的一边？联邦在谁的一边？加里波第为什么要插手这场争吵？而在罗马，1849年他在与法国军队的斗争中表现出色，他是支持联邦还是支持单一制？他是支持联邦制的塞尔努斯基，还是支持单一制的马志尼？还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他只服
从于自己的感觉？

加里波第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据说曾说过以下的话。“这个人有一条草尾巴，是我要把它烧掉。”这句话如果能得到成功的支持就好了。在阿斯普罗-蒙特（Aspro-Monte）的灾难之后，这句话不过是吹牛罢了，讽刺和嘲笑落在了作者身上。唉！民主主义者把拿破仑三世的稻草尾巴当成了魔鬼的尾巴，如果它信任的护民官不改变他们的策略和格言，那么它注定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拖着这个尾巴。
# 第十一章

## 联邦原则解决方案的假设

加里波第的失败既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改善局面。意大利的统一被无限期地推迟了。拉塔齐先生被认为过于集权，不得不在市政当局的要求下退出；与此同时，教皇权问题也在加里波第的阴影下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但是，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大国的对立面仍然具有威胁性，不可调和；意大利在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中挣扎，法国则被巨大的危险的痛苦所笼罩。

已经有人在谈论恢复原状，即把意大利分成四个或五个独立的国家，就像1859年战争之前那样。如果这个解决方案被采纳，那将是外交的工作；它可能会导致被废黜的国王复辟；宪法形式和承诺的保障将被保留下来：但民主将被拒绝，并导致革命失败。人民的事业，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引起重视的人群，我指的是城镇和乡村的工人阶级平民，将被所谓的行动党牺牲在个人投机活动中，而真正的问题将被推迟很长时间。

一些沙文主义者被一个缩小了的法国的前景激怒到了恐怖的地步，他们希望看到一个雷鸣般的结局，法国皇帝大胆地恢复了他叔叔的政策，对群众的同情心充满信心，玩起了双簧，宣布重新恢复1804年的法兰西帝国，并通过同一个法案将比利时和北部的整个莱
茵河地区，以及南部的伦巴第和皮埃蒙特纳入法国。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将获得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他们说，除此之外，一切都不过是缓兵之计。法国仍然一无所获；它不再是政治的重心。最温和的人建议在意大利继续鼓动，直到厌倦了战争和强盗行为的国家向1859年的解放者发出新的呼吁并投入他的怀抱。

这些绝望的建议是那些通过最可恶的算计，把意大利人民推向这种单一制的幻想的人的错。在国内，古老的民主主义在其喋喋不休的时候，渴望着自由竞争，并且在没有挑衅、没有动机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兼并机会；在那边，它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推动群众造反，而冷眼旁观危机的英国却到处得势，藐视我们；德国、奥地利、普鲁士、比利时、俄国都在准备。随着帝国的被包围，每个人都期待着突出重围。无论我们是否在新的滑铁卢中屈服，我们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胜利女神像往常一样忠于军营，作为一个政治机构，作为一个文明中心，哲学、科学、法律和自由从这里辐射到世界，我们将活得很好。亨利四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789年、1793年、1802年、1814年、1830年、1848年以及1852年的法国，都将得出最终的结论。

如果在1859年，从联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令人痛苦的情况对所有各方都是多么简单，多么容易，多么有利啊！

首先要考虑到，使意大利作为一个海洋和工业强国，成为法国
的强大对手的因素，在联邦制中完全消失了，而对意大利人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事实上，产生威胁的，不是位置和领土的优势，不是工业和资本的优势使一个民族对其邻国产生危险；而是他们的集中。分散的财富是无害的，不会引起嫉妒；只有那些聚集在基础牢固的封建制度手中的财富，并通过这种方式交由一个侵略性的力量支配，才能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中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金融、工业和领土贵族对它所剥削的人民和国家的压迫性、消解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由于1848年的到来，这一事实今天可以说是司空见惯。那么，经济力量的聚集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内部的，对邻国来说就是外部的；同样，劳动工具和财富来源的平等分配对一个国家的福祉和公民的自由来说也是如此，对民族共同体来说也是如此。无产阶级的事业和欧洲平衡的事业是统一的；两者都以同样的能量抗议单一制，支持联邦制度。有必要说，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政府和军队，最勇敢的联邦，拥有同样数量的士兵，对其邻国的影响难道不是永远不会像变成单一的君主制那样重吗？

让意大利人充分利用他们的地理位置，让他们发展他们的海军，让他们开发他们的铁路，让他们变得勤劳和富有：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法国人没有必要关心这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遗产；我们有我们的遗产，由我们来维护它。毕竟，我们不能声称要剥削或征服全球：我们必须把这些工业、商业和海洋垄断的想法留给英国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财富建立在外国供应上：英国人，我们的对手，
可能会告诉我们，出口的特权产生巨大的利润，但它也会带来可怕的苦难。在一般经济中，每个国家的主要市场是在自己内部；外部市场是一个附属品：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它才能优先于其他市场。目前在整个欧洲发生的经济发展就是这一规律的证明，意大利联邦会对这一规律进行决定性的应用。因此，英国正在全力推动意大利的统一：它明白，无论如何，他迟早会失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那么它就必须以平同等的中央集权和银行管制来反对法国的银行管制和中央集权。

然而，我必须承认，如果工业联合会由于政治联合会而在意大利组织起来，并没有给单一制的法国带来合理的关注；如果联邦的意大利，无论从它的宪法还是从它的愿望来看，都与法兰西帝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不把法国视为对手，不能指责它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害，那么它的工业和商业进步也将成为利润减少和收入损失的原因。但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国人民，如果他们想保持他们的主动性和有尊严的竞争，就应该效仿意大利人民：承认如果要保持他们的政治中央集权，至少应该准备他们的经济联邦。这样的结果将是联邦制最令人高兴的效果之一，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法国本身和整个欧洲都是如此。

但这也是意大利统一的法国支持者、一般投机者、商人、工业行动和贿赂猎手、屈从于银行统治的人所不关心的。这些人为了巩
固法国的垄断地位，同时保护自己不受意大利垄断的竞争，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他们一定会组织一个巨大的协会，在这个协会中，阿尔卑斯山这边和那边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所有的股东贵族将被合并和联合起来。我们不要忘记，就国际政治而言，资产阶级和单一制的君主立宪制有一种倾向，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保证剥削阶级反对被剥削阶级，从而形成资本反对工资的联盟，无论其语言和国籍如何。这就是为什么《辩论报》在意大利问题上与《世纪报（le Siècle）》、《国民观点（l'Opinion nationale）》、《国家报（le Pays）》、《祖国报（la Patrie）》和《新闻报（la Presse）》一致。在这里，政治的色彩在利益面前消失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第二部分。针对旧凯撒们提出的意大利统一的计划，我们有：

- 半岛的地理结构。

- 市政传统。

- 法律的、共和制的联邦原则。

- 有利时机：奥地利被打败，法国提供保证。

解决罗马问题，这意味着教皇制度将被世俗化，教会将被革命
化。

平民将得到解放。

法国的政治和商业敏感性，以及皇帝的自尊心，将得到保护。

通过联邦的发展，各国的进步将得到满足，欧洲的平衡将得到改革。

如果在政治上所谓的权宜之计不是一个空话，我敢说它就在那里。

新雅各宾民主主义不接受这些考虑。地理被它忽视了；历史被蔑视了；原则被践踏了；无产阶级的事业被出卖了；机会被拒绝了；法国的保证被轻视了；罗马问题被混淆了；法国被威胁了，被迫作出妥协；皇帝受伤了；欧洲的进步以民族为借口，牺牲在冒险家和阴谋家的密谋之下。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加里波第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在给意大利带来自由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独立城市之间相互保障的制度所带来的所有统一，而这种统一在剥削制度中是不可能找到的。他要通过建立欧洲联盟来取代那些已经永远消失的民族，使共和国在各地占主导地位，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启动经济和社会革命。我应该说他对这个任务
退缩了吗？上帝保佑：他只要看到这个任务并想去完成它就足够了。
加里波第对他的时代一无所知，因此也对他自己的任务一无所知。
他的盲目是倒退的民主的罪过，他太听信了那些革命的企业家、民
族的复兴者、冒险的战术家、党派的政治家，他对他们太敬重了。
现在他的错误已经击垮了他，愿他永远不完全理解他所误解的真相！
他的理想的幻灭，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将作为一个哲学家，
作为一个英雄来承受他的理想的幻灭；太令人痛苦了。

我已经说了我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站在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
位置上，我会想做什么；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我会提出
什么建议；我认为我在上次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充分表达了这一点。
单一制民主主义者是否能够告诉我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能否解释一下他们所说的自由、人民主权、社会契约是什么意
思，并给出共和国的定义？

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资本主义联盟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你只
要看看报纸的第四页就可以确定。所谓的意大利、皮埃蒙特、罗马
的贷款；米兰城的贷款、加富尔运河、伦巴第、威尼斯、罗马的铁
路等等，如果不是法国的价值和意大利的价值一样多，那又是什么？
都灵议会决定，那不勒斯铁路的股份将保留给意大利资本：意大利
人将独自负责。但我们知道，在这些本土名字的背后，将一如既往
地有法国的支持者。一笔新的意大利贷款，资本为5亿，正在准备
之中：谁会来认购？一个对这些事情相当熟悉的人最近向我保证，
那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迟早会在意大利成立一个金融信贷公
司和一个个人信贷公司：谁会是创始人？就是那些在法国和西班牙
创建 Crédit mobilier 的人，或者类似的人。将所有国家的资本联合起
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匿名结合体，这就是所谓的利益一致，民族的
融合。新雅各宾派对此怎么看？
# 第三部分

## 第一章

### 关于记者的尊严：单一制对作家理性和良知的影响

我在人格上受到了单一制报刊的侮辱；我不会报复它。相反，我想以德报怨，以他最受尊敬的一些代表的例子向他展示，当一个作家允许自己被一种可能影响其意见独立性的偏见所支配时，他的理性和良知会遇到什么危险。

我在佩莱坦<fnref n="64" />先生最近出版的《意大利悲剧》第 43 页中读到：

> “告诉我，你难道不觉得奇怪，而且有点恼火吗，民主的新闻界，即伏尔泰式的新闻界，用圣莫里斯和圣拉扎尔的两次教化命令当绶带来装饰扣眼，竭尽全力捍卫皮埃蒙特。当它侮辱我们时，因为我们不同意它对皮埃蒙特政治的幸福崇拜，我们完全有权利对它说：如果你想让我们相信你，就把你的绶带摘下来吧！”

我所引用的作者多次提到这些装饰，他在以前的一本小册子《意大利喜剧》中已经提到过这些装饰。没有人反对他的话。

<footnote n="64">⁶⁴ [Pierre Clément Eugène Pelletan。]</footnote>
然而，根据我所听到的，佩莱坦先生的指责并不准确，至少在一个方面：装饰的佩戴是不准确的。君主制报纸的编辑，如《辩论报》、《祖国报》、《国家报》，都佩戴勋章；而民主制报纸的编辑，如《世纪报》和《国民观点》，则不佩戴。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勋章是外国政府给他们的：不然的话，拒绝还容易些。有人说，民主人士不宜佩戴君主制的勋章。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顾虑！

这似乎是真实的。

皮埃蒙特政府向法国记者<fnref n="65" />发放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关于意大利统一的文章。

在接受勋章的人中，有些人坦率地拥护君主制，毫不犹豫地用勋章装饰自己。其他民主主义者或被认为是民主主义者的人，则比较拘谨，没有戴上勋章。

但是，撇开政治观点不谈，所有人都认为，为记者的出版物颁发荣誉奖，即使是由外国政府颁发的，也不会与他们的职业相悖。

这正是我在这里要反对的。

<footnote n="65">⁶⁵ [这里“记者”一词泛指通过收集或研究、验证和撰写信息，在各类媒体发布消息和评论的人。它包含了“编辑”、“作家”、“评论家”的含义。]</footnote>
一方面，真理是绝对的；它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在我们看来，我们必须这样表达它：是或者不是；我们的同胞有权这样要求我们。被灌输、修改或陈述的真相则变成谎言。另一方面，真理的实践是困难的，就像正义的实践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承担讲述和发表真理使命的人必须具有完美的无私性和绝对的独立性，作为真实的保证。真相如此，它的代表也必须如此，两者都必须一样的廉洁。

因此，原则上记者不能接受任何人因对其文章的认可，不能接受任何酬金或装饰，或者职位。他要么放弃凭他的热情、才干和高尚品德可能得到的奖赏，要么他就应该辞职。一个记者在死后才会被授予勋章，即使是被他的同胞授予。除了作者的工作报酬之外，任何报酬、金钱或荣誉的想法都与他的任务不相容。这种报酬本身就破坏了他的无私性和独立性；如果是由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而且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提供的，那就更是如此。

诚然，记者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这也是它的光荣所在。献身于揭示真理的人必须准备好为它冒一切风险：财富、感情、名誉、安全。他必须打破自己心灵的所有束缚，无视声望和权力的青睐。他是真实的传道者，是廉洁的演说家，是无私无畏的作家。当我考虑到等待着他的磨难，笼罩着他的诱惑和陷阱，悬在他头上的利剑时，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他们联系到那些最神圣的名字：苏格拉底、孔
子、耶稣基督。

这不是我们的记者的良心准则。必须承认，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在他们的偏见和利益的影响下，很难获得历史学家赞颂的那种美德，那种高度的独立性和无瑕的真实性。真实性从来都是相对的，他们的美德是只有一半，他们的独立是需要充分的事先的补偿才能维持的。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新闻业是怎样的情况。

为了出版报纸成立了一个协会。它由令人敬重的公民组成；它是匿名的；编辑部将尽可能保持集体决策；集体和个人的好处都被事先拒绝；公正性的保证！……好吧！这个匿名的公司，这个摆脱了所有特殊影响的宣传媒介，却是一个谎言协会。编辑部的集体性只是为了掩盖假象，或者说，掩盖腐败。

首先，这个公司需要资本；这个资本是由股份提供的。它是一家商业公司。从那时起，资本法则成为公司的主导法则；利润是它的目标，订阅是它最主要的关注。在这里，报纸，传播真理的机关，成为一个行业、一项商业。为了增加利润，为了赢得订户，报纸必须温和，容忍偏见；为了确保自己的存在，它将对政府更加温和，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时表面上对其政策进行监督；将虚伪与懦弱和贪婪结合起来，它声称它支持了众多家庭，来为自己辩护。对真理
忠诚？不，在这里，商业才是记者的首要美德。

作为广告和出版物的承包商，记者可以通过把他的作品限制在
简单的报道中来掩盖责任。但订户对他的期望更高：他们要求的是
评论，而报纸正是通过这些评论使自己变得最有趣。因此，如果报
纸避免对它所刊登的东西作出任何不利的判断，因为这将使它失去
其业务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仍会有某些对象、某些事业值得它评
论，而且因为收取报酬，记者会向公众推荐。他要把他的推荐放在
好的位置上，安排好以便不与其他推荐相冲突。一团和气，对客户
唯唯诺诺：这就是记者的正直。对从收银机上偷窃一分钱都会有所
顾忌的店员，却在报纸上大言不断地把客户蔑称为土耳其人而不是
摩尔人。从那一刻起，推诿和背叛主持了报社的工作。不要指望从
报社得到任何保证，它是资助它的公司和机构的一个分支，贩卖它
的广告，在它的公报的帮助下，从整个世界、股票交易、贸易、工
业、农业、航海、铁路、政治、文学、戏剧等方面获得收益。从它
的文章与它的竞争对手的文章的比较中提取真理是一种高深的炼金
术<fnref n="66" />。

更糟糕的是，当这个据说是为真理服务而成立的协会支持一种
政治观点并成为一个政党的机关时——这种情况总是发生，你可以
认为它绝对是虚伪的工厂和不公正的大讲堂。任何手段都是用来对

<footnote n="66">⁶⁶ [指从中无法提取有效的信息和真理。]</footnote>
付政敌的。是否有任何一份民主公报对君主制政府进行过适当的评论？是否有任何一份保皇党的报纸对民主的愿望进行过公正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和神职人员对彼此做出了怎样的评判？这些业余作家，他们没有专长，没有学问，拿钱来阅读和埋没各种著作，把修辞当做正义，肆意夸大和谩骂！报纸越是表现出暴力和恶意，它就越是你想象自己拥有美德。对党派的忠诚，如同对商店和顾客的忠诚，难道不是它的最高法则吗？

如今，当政府决定将议院的会议记录由政府提供给报纸时，报社媒体受到了社会对记者的愤怒。当然，我并不是说议会是无懈可击的；我并不是想通过这种措施来改革新闻界。我要说的是，这种惩罚是应得的。伪装的滥用，就像广告和抹杀一样，已经让人无法忍受；当报纸抱怨权力的桎梏时，可以告诉他们，他们的命运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让他们像希望政府对待他们那样对待公众和真理，我敢预言，真理很快就会在法国获得自由，新闻界也会随之获得自由。

现在，人们必须从这篇非常简短的报纸评论中了解，巴黎主要报纸的某些编辑是如何被引导接受皮埃蒙特政府的勋章的。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是这样的：每一种生活、每一种职业、每一项事业都必然以一种利益、一个小圈子、一个公司、一种意见、一个政党、一个客户群，总之是一个团体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总是处
于真理和相对的正直之中；对他来说，没有真正的美德。要为真理服务而不分享，就必须把自己从几乎构成生存的全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所有这些高大上的利益集团中脱离出来，打破所有这些单位。在政治和社会制度得到彻底改革之前，这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宣传企业家自然会问自己，为什么在他为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政党、甚至让我们说为自己的同胞、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许多服务之后，他不应该获得荣誉称号，甚至是酬金？他为什么要拒绝为一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与他在自己国家负责捍卫的事业相类似的、并通过团结的纽带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事业提供奖励？例如，还有什么比单一制的机构，如《世纪报》、《国家》、《祖国》、《时代报》、《国家舆论》等，将意大利君主制视为法国君主制的对应物，也就是说，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对应物，接受意大利国王的勋章更简单的呢？

这就是我的回答，不是像佩莱坦先生那样，指出君主制的装饰品放在民主人士的胸前是不合适的，而是以真理的名义回答。真理的性质是绝对的，它要求以它为信徒的人提供同样绝对的独立保证。

我们需要无可辩驳的证据吗？我想，这不是一个勋章，而是一笔补贴，正如传言所说的那样。那些凭着良心接受圣拉扎尔勋章的人，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一笔钱吗？不，肯定不会；如果我冒昧地指责他们，我就会被他们控告诽谤。然而，请注意，补贴可以用与
勋章相同的方式来证明；支持后者的一切都可以重复用于支持前者；在精确的逻辑中，这两个事实之间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以一种不一致的方式证明他们的诚实，在一个和另一个之间造成如此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在认识到他们所代表的只是一个相对真理（他们的装饰证明了这一点）的同时，他们明白，他们真正的任务是一个绝对真理；这个绝对真理，尽管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无法接触到，但仍然保留了下来；如果公众容忍这些引领他们形成意见的报纸，从写作中收获政府的绶带，他们就不会允许它收取现金。这种良心的交易为道德原则辩解，但它不能被一个理性的道德所接受。

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僵化的和教条式的；我对这样一个制度有信心，在这个制度下，正义、真理和独立将是公民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就报纸而言，我得出同样的结论，反对补贴和反对授勋。我对单一制报刊的先生们说：你们代表的不是法律，而是利益；你们既不代表真理，也不代表自由。你们是模棱两可和对立的代表；当你们允许自己因我的联邦主义观点而起诉我时——这些观点并没有人授予或资助，而且我冒着危险为其辩护，你们不是我的同行。因为，你们要清楚地知道：在你们思维活动的这个集权利益体系中，不可能有公正、诚实和真实；在这个体系中，作为政党竞争对象的权力，是由一个国家理性来指导的，而这个国家理性不是真理和法律；因此，真理和法律随着阴谋家的兴致而变化，这是一种腐败。
理性和良心是被收买的。只有在正义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是所有利益的枢纽的情况下，才会有自由，才会有制度进步所要求的独立的新闻——它只能存在于联邦制度中。

真正的理解倾向于宽容：因此我不会像佩莱坦先生那样严厉。
我不会像他那样对民主报刊的编辑们说：如果你想让我们相信你，
就摘下你的绶带。我宁愿对他们说：如果你想的话，就戴上你的绶
带，这样人们就会认识你；更好的是，接受将提供给你的所有补贴，
只要你公开收据；你将保持你的荣誉，这对你有利。公众会知道，
你是作为皮埃蒙特的人说话，而不是作为自由记者说话；他们会对
你的话保持警惕；但最终他们会把你看成是皮埃蒙特的使者，你还
是有机会被相信的。律师像医生一样收取他的费用，而他的声誉和
他的话的权威性都不会受到影响。儒勒-法夫尔（Jules Favre）为奥
尔西尼（Orsini）申辩减轻罪责，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弑君者的帮凶。
我几乎可以发誓，佩莱坦先生所指控的那些人只是因为疏忽而有罪。
在他们思维活动的单一环境中，他们很难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一
个准确的概念，我只需警告他们不要含糊其辞就足够了。先生们，
你们是作为记者还是作为律师发言？一个和另一个一样值得尊敬：
但请你们解释一下，因为把这两个同样值得尊敬的东西混为一谈将
是一种耻辱。
## 第二章

### 《世纪报》：德洛特先生的单一制幻觉

来吧，塔克西尔·德洛特(Taxile Delort)先生。忏悔吧，我不想假设，你有什么要忏悔的。你已经听到了佩莱坦先生的责备；你知道正在流传的谣言，而我刚刚告诉你，如果所指控的事实是真实的，你可以在什么条件下使自己无罪。你称我为亚尼科(Janicot)<fnref n="67" />，与一本关于意大利统一的小册子有关。亚尼科，在你看来，无疑不是什么好词：然而，我不会以牙还牙，也不会说你是卖国贼。我满足于问你这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在圣-莫里斯(Saint-Maurice)和圣-拉扎尔(Saint-Lazare)得到过勋章？如果不是你，是埃德蒙·特克西尔(Edmond Texier)先生，还是德·拉·贝多里埃尔(de la Bédollière)先生，还是莱昂·普莱(Léon Plée)先生，还是哈文(Havin)先生？你们都是吗，还是没有一个人是？我不是在和你谈补贴问题：我不想给任何人带来的猜疑。那就说吧，坦率地说吧。如果我记得的话，你在1848年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甚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合作者。你在《世纪报》做什么？你一直被认为是正直和清教徒的典范，而你为了皮埃蒙特的利益，以我为代价，向《世纪报》杂志的读者表明，我只是一个亚尼科。好吧，公民德洛特，无论是否有勋章，我都要告诉你，对单一制的热爱不仅

<footnote n="67">⁶⁷ [与一则巴斯克神话有关。这里 Janicot 用来形容拥有两幅面孔的魔鬼。]</footnote>
作用于记者的良知，它还影响到理解力，就你而言，它至少已经渗透到你的思想中。

针对我的联邦主义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从昨天开始的，德洛特先生认为他可以引用我的话，他必须说明这些话的来源，我最难忘的是自己的书，但是很不幸，我从来没有读过自己的这些话。

“共和国对奥地利人说：‘我要你离开意大利，’奥地利人就会离开；它对斯基泰人说：‘我要你离开波兰，’斯基泰人就会走上返回沙漠的道路。”

今天，我不可能猜测这段话的语气和它可能要代表什么。但是，共和国对奥地利人和斯基泰人的这一致意，与意大利的统一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说，只有共和国——一个联邦共和国仍然可以恢复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自由；而塔克西尔·德洛特先生，一个曾经的共和主义者，从这一点上得出了支持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君主制的论据！那些可怜的皮埃蒙特人！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理解他们所引用的内容：当人们对他们说共和国或联邦时，他们的意思是单一制和王国！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德洛特先生的另一段引文，仍然没有说明作品的内容。

“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等民族的叛乱，如果不是对
神圣同盟在一切权利和法律之外所创造的民族的伟大封建主义的否定，那又是什么呢？”

当然，我否认国家的大封建主义，包括中世纪的封建和本世纪的封建；我否认贵族封建和工业封建；我否认国家的封建，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联邦主义者。提醒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呢？我不承认它，你能告诉我它对你有什么好处吗？但是，你们把国籍作为单一制的同义词，并且通过单一制如此精确地回到君主制，虽然是共和主义者，但你们除了改革这个以单一制为基本条件、以神圣联盟为高级公式的封建制度外，还在做什么？

德洛特先生继续说，“这不就是蒲鲁东说的吗？欧洲的革命是相同的和普遍的；反革命也同样是相同的和普遍的。目前在法国、匈牙利、罗马和整个德国正在辩论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问题。他们的单一制，他们的身份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看到它，宣扬它。”

今天我不这么认为。我完全相信，波兰问题不可能以意大利问题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通过联邦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根本上反对今天所谓的恢复波兰的做法。这只不过是为了一个被历史正确谴责的地主贵族的利益而重建一个政治单位。但是，再次强调，《世纪报》的广告客户——英勇的国王，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德洛特先生总是无畏地引经据典。

“蒲鲁东先生是1849年民族原则的热心支持者，他表明自己是罗马教廷的尖锐反对者：他要求立即建立基督教共和国，其中心不再是罗马，而是巴黎的皇帝。”

让我们抛开基督教的称谓不谈，这个称谓在1849年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震惊。而在我的笔下，这个称谓有了一个正统观念肯定不会给予它的延伸。我仍然要问，我当时预言的、现在仍然肯定的、在我心目中除了革命和正义之外从来没有其他意义的精神共和国，与德洛特先生的单一制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就我而言，矛盾在哪里？从我作为常备军和革命者反对教会的事实中，你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必须和你一起投票支持将教皇的国家转移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这是什么逻辑？

最后德洛特先生引用道：

“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除了让民主庄严地进入国王、执政官、皇帝和教皇的城市之外，还能是什么？从更高的角度看，教皇的世俗权力的衰落表明人类最终回归哲学，放弃天主教。天主教一旦脱离尘世，将回到天堂，把查理曼大帝的意志带下来。”

请欣赏塔克西尔·德洛特先生的演说技巧。《世纪报》的订户
是诚实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打算保持在大革命的原则范围内；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共和主义者：此外，他们看不出其中的恶意。只要有人不时地对他们说起革命、民主、1789、自由等等，他们就会很高兴，也不会对用词进行争论。克里米亚战争——革命！伦巴底战争，意大利统一——革命！驱逐教皇——革命！革命，革命，什么都是革命。通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向他们引用一位作家的几句话，在那里，革命、民主、自由、废除教会的世俗和精神权力这些词是以略微紧张的节奏发音的：毫无疑问，这位革命作家在建立新王国的问题上，赞同《世纪报》的观点，他是单一制的支持者，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朋友。但现在你告诉这些优秀的订户，同一个作家正在以联邦的名义抗议这个王国：哦，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无耻的叛徒，一个反革命分子。

什么！你对《世纪报》读者的愚昧有足够的指望，把我写的反对你的论点的最引人注目的段落作为支持意大利单一制的论据，和证明我头脑中的矛盾的证据提交给他们！我承认，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教会中世俗权力的废除在我头脑中意味着精神权力的废除：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教皇的世俗权力在胜利的民主制度面前的衰落作为天主教衰落的先兆。但皮埃蒙特王室并不是民主，根据你所谴责的思想，教廷必须在民主面前黯然失色；但教会国家的篡夺并不是排除教会对世俗权力的所有参与；无论是《世纪报》还是单一制者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要求这种排除，没有人承认福音的精神可以继承
革命，但他们要求，塔克西尔·德洛特先生和其他人一样，给教会以公民权，在荣誉、养老金、影响、财产等方面给它以回报，这是它因取消特权而失去的一切。那么德洛特先生在责备我什么呢？如果说哪里有矛盾，那也不是在我身上，因为我在关于意大利统一的小册子中避免提出任何有利于或不利于教会的要求；相反，是在《世纪报》杂志上，它有时做出基督教的虔诚行为，把荣誉投给教会，有时却激起教皇的窘迫。对《世纪报》来说，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如果它不采取剥夺的措施，而是提出一项正义的法律，将社会与所有宗教分开，比福音书本身更能满足人们的道德需要。通过组织高等教育，不仅为十二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个特权对象，而且为七百五十万男女儿童，摧毁所有无知的温床，拔除偏见。合乎逻辑的做法是要求废除《协约》，取消教会预算，解散红衣主教团，收回根据一种不再存在的思想秩序而给予教会的财产。这样，《世纪报》就可以取笑我的反基督想法；它将在理论和实践上比我更有优势；而且它将被认为是由真正的革命精神所激励的。所以要有勇气，《世纪报》的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的不虔诚，而是你的理性主义——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除此以外，不要指望赢得我对你的皮埃蒙特阴谋的支持：因为就像我把革命的权利和人类的纯洁道德置于教会之上一样，我也把你们自己，连同你们的单一制、你们的伏尔泰主义和你们所有的虚伪，置于基督的信仰之下，比信仰低一千倍。

在所有对我最后一本小册子的批评中，最让我痛苦的是塔克西
尔·德洛特先生的批评，因为作者的名字。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的分量。作者在我的话语中看到或想看到与我放在里面的内容相反的东西：就是这样。过去，德洛特先生在《查理报》工作时，人们认为他严肃、冷漠，一点也不轻抚；由此得出结论，他属于严肃的作家。自从哈文先生召见他之后，他似乎变成了一个嘲笑者，他嬉笑怒骂，与他的美食家伙伴埃德蒙·特克西尔竞争：因此，即使对《世纪报》杂志的订户来说，他也被认为是轻浮的。Inventus est minus habens<fnref n="68" />（他正自我轻贱）！这是对所有拥护单一制事业的人的惩罚。

<footnote n="68">⁶⁸ [原文为拉丁语。]</footnote>
### 第三章

#### 《国民观点》：盖鲁尔先生的摇摆不定

当我问一位民主报刊的记者：你是否被授予圣拉撒路勋章？读者不要以为我的问题在我心目中等同于对腐败的指责，我所询问的人被我间接地指为一个腐败的作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我而言，我重申，我不相信有补贴。如果事实是真的，它就会被掩盖，而且我不能在不暴露自己的诽谤诉讼的情况下谴责它。至于装饰品，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种指责是公开的，没有人提出抗议；在受勋者中，有些人戴着他们的勋章，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党派的考虑而不戴；此外，所有这些人都毫无困难地接受了勋章。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任何个人都有权利接受外国君主的勋章，甚至是养老金。但报纸是一种准公共职能，记者是一种宣誓过的作家：公开性是他必须获得的授权，也是他必须给予的保证；最重要的是，它承载着读者的隐性信任。在最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记者不应接受任何人的荣誉或金钱奖励，甚至不应接受其国家政府的奖励。除了公众的恩惠，他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恩惠；除了订户的钱，他不得接受任何其他钱。这是一个公共信任的问题，不是私人道德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继续我的发言。

盖鲁尔先生在他的报纸上为我写了两、三篇文章。作为一个了解自己工作的人，他一开始就和我开起了关于正题和反题的玩笑，
而忘记了他的老板恩凡坦（Enfantin）<fnref n="69" />先生正好奇于形而上学的奇谈怪论。然后，他对我的性格进行了不讨人喜欢的描述；他嘲笑我对可怜的庇护九世的突然温柔，他说，很快就只有新教徒基佐先生、犹太人科恩先生和无神论者蒲鲁东先生为他辩护。他用我以前的无政府主义来解释我现在的联邦主义：总之，他竭力诋毁我的人格和想法。

既然盖鲁尔先生认为有必要在谈论联邦和单一制时寻找我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的先例，那么他就不会认为我说说他自己的事有什么不对：这是公平的游戏！

盖鲁尔先生属于恩凡坦先生的银行政治学派、雌雄同体学派和胰脏学派<fnref n="70" />，自从梅尼蒙坦（Ménilmontant）的灾难以来，该学派似乎已经习惯于听从政府的指示而随风摇摆。这就是为什么已经成为恩凡丹派的圣西蒙主义一直在大多数报纸上保留着编辑：谢瓦利埃先生在《辩论报》，茹尔丹先生在《世纪报》，盖鲁尔先生在《共和报（République）》，他在政变后被逐出该报，今天又在《国民观点》担任编辑；埃米尔-巴劳特（Émile Barraut）先生，我不知道他的立场，是左边还是右边，还是其他立场。这些很值得正题和反题的讨论。

<footnote n="69">⁶⁹ [Barthélemy-Prosper Enfantin。]</footnote>

<footnote n="70">⁷⁰ [雌雄同体学派和胰脏学派，含义不明。疑为对恩凡坦学派的讽刺。]</footnote>
盖洛特先生目前的政策是什么？

12月2日之后，波拿巴主义党集体进入政府。就像1814年一样，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政党既老又年轻：老，因为它就政治而言，除了荣耀和胜利，什么都不知道，就像移民除了信仰和国王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年轻，因为议程上的问题对它来说是新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帝国政府摇摆不定——所有新政府都会出现的摇摆不定；因此，在党内也形成了两种倾向，两种政策，一种倾向于保守，另一种则表现出民主的情绪，对革命抱有幻想。帝国政府在对报纸的警告中不止一次地宣布，它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至于该党，作为一个整体，它可以被比作脚踩着水桶走在塞纳河上的人。

例如，意大利的统一问题就摆在帝国的仲裁面前。抵抗运动的波拿巴主义者提出抗议，指称尊重王室，王朝的合法性，还提出皮埃蒙特的要求过高，以及警惕革命鼓动的危险。运动中的波拿巴主义者根据国籍原则和雅各宾的传统，宣布自己支持集权。在左派的部分和右派的部分之间，中央——即党的大部分，是怎么做的呢？在等待陛下的决定，从图瓦内尔先生到德鲁昂・德・惠斯先生；人们有时为民族和国家反对法国提供理由，有时为法国反对民族和祖国提供理由……没有人研究89年开创的权利，没有人研究群众的经济利益，没有人研究文明的进步，也没有人研究欧洲的安全；更没有人赞成只有联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
否则，就是教廷的存在因意大利的统一这一事实而受到质疑。
波拿巴主义政党再次分裂：德·盖隆尼埃（de la Guéronnière）和
德·拉·罗什哈克莱恩（de la Rochejaquelein）与红衣主教联合起来，
为世俗权力辩护，而皮埃特里（Piétri）和德·佩西尼（de Persigny）
则试图破坏它。没有人想到从大革命原则中所包含的永恒道德的角
度，或者从联邦原则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唯一能够对教皇
的要求做出准确判断的原则。远的不说，每个人都宣称自己尊重天
主教，这就暗中有利于教皇：只是当一些人问及世俗权力是否是教
会失败的原因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对它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保障。
基本上，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什么比皮埃蒙特的野心更严重的了，
它在夺取了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等国之后，违背了正确和合理的原
则，还想拥有教会，通过让波拿巴参与其事业来获得整个帝国。

盖鲁尔先生把自己扔进了这场战争：他在做什么？他不能否认，
他在对天主教发动一场诽谤而不是争论，他指责雷南<fnref n="71" />和拉·洛克（La
Roque）以及我自己是无神论者：好像在哲学中，好像在大革命的思
想中，无神论和有神论，唯物主义和精神主义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学
方面的东西。关于埃米尔·奥吉尔先生的剧本，盖鲁尔先生得到了
一个警告：他现在是教士迫害的受害者。但请放心：盖鲁尔先生得
到了伏尔泰式的波拿巴主义的保护，它出席了《吉博耶的儿子（Le

<footnote n="71">⁷¹ [Ernest Renan。]</footnote>
Fils de Giboyer) 》的演出，它不会让它的记者掉一根头发<fnref n="72" />。

我支持比利时的独立，这是一个和其他国家一样值得尊敬的民族，反抗侵略者。盖鲁尔先生，作为回报，我得到了什么？“莱肯宫的青睐？”“利奥波德的指令？”不，我得到了一片喧嚣。整个比利时的自由派报刊都对我大喊大叫！我确实是在为自己辩护。的确，我是在援引联邦政策来支持比利时的独立，而且一段时间以来，比利时的自由主义和利奥波德国王的政府，陷入一个大家都注意到的矛盾，似乎倾向于单一制的想法……顺便说一下，我知道一位理论家站在单一制的一边，反对联邦：这是可以争议的问题。我甚至承认，从词源上看，殉道并不是对真理的肯定，就像证人的恶行是对假证的证明一样：但我有权知道我正在阅读的作家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教授说话的。格鲁特先生，你被授予了圣拉扎尔勋章吗？

关于是非曲直的问题，盖鲁尔先生是否至少为他所捍卫的事业提供了可信的理由？他破坏了我支持联邦制的论点吗？他的推理方

<footnote n="72">⁷² 我把埃米尔·奥吉尔先生的名字和盖鲁尔先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并不是想把他们笼罩在同样的指责中。剧作家抓住了他那个时代的恶习和可笑之处：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的作品（我既没有看过也没有读过）被用于政治活动，我想这并不是奥吉尔先生的错。格鲁特先生为了能够更好地向教会开火并为他的教派服务而放弃了对王朝的支持，他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然而，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惊讶，那就是看到某些人如此热情地赞扬同一个作家，而这个作家在《努力》（《吉博耶之子》是其续篇）中对他们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评。难道给吉博耶之子的掌声是为了让我们忘记吉博耶之子吗？</footnote>
式非常奇特。如果我提出地理和历史，盖鲁尔先生就说这些考虑很平常。那就这样吧：我接受这个指责。我没有介绍地理，也没有介绍历史；但在盖鲁尔先生证明意大利的历史传统和地理条件导致单一制政府之前，或者在他改变这两者之前，我将认为我的理由是合理的。

他声称，一个单一制的意大利，将变得忘恩负义和充满敌意，而我们无能为力。在没有研究过战略的情况下，我相信，只要对边界进行简单的检查，就会有相反的结果。难道伟大的自然学家，一看到像狮子那样用指甲和牙齿武装起来的四足动物，就说这种动物是为屠杀而生的，注定要以活人的肉为食，喝人的血吗？意大利也是如此，它在法国一边武装到了牙齿，只有在它分裂的时候才对我们无害。盖鲁尔先生坚持认为，这是针对奥地利的武装；至于法国，原则的相似性使她成为意大利的姐妹。多么甜蜜的兄弟情谊！不幸的是，经验——另一种常识，对这两个断言给予了否定。意大利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它的入侵正是针对法国。在路易-德邦（Louis-le-Débonnaire）死后，罗马的政策正是针对法国——将日耳曼人纳入帝国。正是由于意大利民族对我们的敌视，我们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单一制之中，而奥地利今天仍然拥有威尼斯国；最后，萨伏依王朝的政策也始终是针对法国的。

你说到了原则的相似性。但是，在目前，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两
者都是宪政）之间的原则相似性比后者和帝国法国之间的相似性要大；而且，如果奥地利同意归还威尼斯的赔偿金，友谊将使维也纳和都灵联合起来，这仍然是一个常识。也许盖鲁尔先生的意思是，通过原则的相似性，法国回到宪政道德，相互担保的条约将把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资本主义利益联合起来？我之前已经表明，正如皮埃尔·勒鲁<sup>73</sup>所说，这种资产阶级的巩固是在君主立宪制的范围内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不谈民族或民主；首先让我们抛开圣西门的格言，它认为最多数的最穷苦阶级的解放是革命的终点。意大利的统一，在这些条件下与法国和奥地利的联姻，并与他们形成三位一体，那么就会转向反对谁？反对这三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人会说我在诽谤盖鲁尔先生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情感吗？但在这里，过去和现在的例子都是对未来的回答：首先通过圣西门之口谴责了工业封建主义，并通过恩凡丹和他的弟子为自己设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任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他先是皈依了七月君主制，然后又皈依了第二帝国；这样一来，盖鲁尔先生的过渡性共和主义就荡然无存。

盖鲁尔先生指责联邦政府增加了工作人员的数量。他的反对是不真诚的：他知道，事实恰恰相反。谁会相信，一个恩凡坦先生的追随者，一个在过去20年里为公司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会认真地抱怨他所喜爱的一切事物，即股份公司和大型政治单位？我在上

<footnote n="73">73 [Pierre Henri Leroux。]</footnote>
一本小册子中提到，根据欧洲各国的预算统计——盖鲁尔先生和我一样了解这些文件，政府的一般费用与中央集权成直接的几何比例，因此，在沃州，每人平均缴费15.77法郎，加上每人6.89法郎的联邦费，共计22.66法郎；在比利时，这一平均值为30法郎，在法国为54法郎。然而，我们看到，在瑞士，对于2,392,760名居民来说，有25个州政府，加上联邦政府，总共有26个机构。我不知道其他各州的预算；但假设他们都与人口最多、最富有的州之一沃州的预算相同，这26个政府的总支出将是53,821,531.2法郎。在法国，对于3800万人口，也就是说比瑞士多16倍的人口，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工作人员；但根据上一次预算的预测，它的费用为20亿6800万，也就是说，每人54.4法郎。而在这份预算中，没有包括各市镇的开支，例如巴黎市的开支，它的指出加起来有7500万，而且它还欠着债。如果盖鲁尔先生是真诚的，他就会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知道的东西不一定方便说出来，盖洛特先生发现把我提供的反对单一制的证据归咎于联邦制更容易。生意就是这样做的，报纸就是这样写的。

盖鲁尔先生矫揉造作地，坚持对无政府状态的指责，他甚至把无政府状态和联邦混为一谈。和塔克西尔·德洛特先生一样，盖鲁尔先生也知道他是在向哪些民众讲话。对于《世纪报》杂志的读者来说，教皇制度是优秀的基督制度，而对于《国民观点》的订户来说，无政府主义似乎是完美的。那么，我们是否永远都是那些无知
和愚蠢的人？据说，当威尼斯人派出大使向路易十四道歉时，巴黎
的某个资产阶级在得知威尼斯人是一个生活在共和国中的民族，而
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政府时，简直要笑死了。我应该向盖鲁尔
先生或他的读者们解释无政府状态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吗？在理论上，
它是政治制度的先验公式之一，与君主制、民主制和共产主义一样。
在实践中，它占社会结构的四分之三以上，因为在这个名称下必须
包括所有那些完全属于个人主动性的事实，这些事实的数量和重要
性必须不断增加，使君主制、神权制和民主制的作者、赞助者、朝
臣和剥削者感到不快。每一个勤劳的、聪明的和诚实的人总是倾向
而且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惧是教派主义者
的杰作，他们以人类主体天生的恶意和无能为借口，指责自由理性。
他们嫉妒通过自由劳动获得的财富，不信任爱情本身和家庭，牺牲
肉体和精神，在大员和教皇的绝对权威下，努力消灭一切个性和一
切独立。

在这番嘲讽的反驳之后，盖鲁尔先生开始审视我的良心。据他
说，使我写作的思想是一种最无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驱使他的利益是什么？”他在谈到我时感叹道，“是宗教吗？是他对帝国和王朝的爱护吗？他天生的谦虚不允许这种解释。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政治方面，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换句话说，他支持压制所有类型的政府……现在，蒲鲁东先
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除了他的思想，他不会为任何东西工作。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通过捍卫世俗的权力，他希望为无神论的进
步而努力？通过把皇帝的事业和教皇的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他希望使他们妥协，把他们都拖进同一个废墟，并使神圣的无政府
状态在教会的碎片上蓬勃发展？这将是非常马基雅维利式的，但却
一点也不愚蠢；由于蒲鲁东先生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且他写作
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将冒险作出这种解释，直到《法国报（la France）》
向我们提出更好的解释……”

在这一点上，盖鲁尔先生想证明，是他——维拉弗朗卡思想的
尊敬的批评家，才是帝国的真正朋友，而不是我。他指责我邪恶地
揣测这种思想，然后敷衍地评论并撒旦般地发展它。盖鲁尔先生就
是这样污蔑我的。

“如果我们经常批评这个政府的行为，但我们尊重它的原则，如
果我们认为它有一个伟大的使命要完成，这正是因为在国家意志的
基础上，继续第一个帝国，不是在其军事上的过分行为，而是作为89
年原则的组织者，今天，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它是最能在没有危
机、没有内部动荡、没有外部灾难的情况下，促进工人阶级的道德
提升、思想解放和他们走向幸福的政府。它的起源是人民的和民主
的，它能最好地在欧洲逐步地和在事件允许的情况下，使在法国占
主导地位的原则获得胜利，只有这些原则才能构成它的力量和它的
合法性……”

“因此，当蒲鲁东先生试图把建立在普选权上的帝国的命运与被罗马人和整个意大利的愿望所拒绝的世俗权力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他是在做他作为帝国的敌人、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使徒的工作；他试图使帝国与过去妥协，以便使它与未来更加模糊。蒲鲁东先生履行了他的角色。”

盖洛特先生本可以不对我进行这种谴责。在之前，我认为他是帝国的忠实朋友，并且不认为要与他争夺在意大利或法国的特权，就像我与天主教徒争夺教皇的祝福那样。但是，即便没有在《维拉弗朗卡协定》的内容中指出我是帝国和王朝的敌人，对我的怀疑也已经够多了。

难道我所说的关于教廷和帝国之间的关系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盖鲁尔先生在绞尽脑汁之后，只能在其中发现一个由最邪恶的阴谋家设置的可怕陷阱？但我说的是历史。我说，每一种制度，就像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的家谱；拿破仑一世重新开放了教堂，签署了《协约》，通过向雅各宾派抛出头衔、勋章和养老金来封住他们的嘴，并在帝国的名义下建立了一个同时拥有革命和神权、民主和封建的君主制，他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时代的链条。他的计划是在新的形式和新的条件下延续查理曼大帝的传统，以及君士坦丁和凯撒的传统。当他的士兵在弗里德兰之后欢呼他为西方皇帝时，他的思
想得到了理解；在这方面，拿破仑一世是日耳曼皇帝的真正继承人。
当他把希腊教会的首领和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延续者——沙皇亚历山
大作为他的同道者时，他的思想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除了这一历
史事实之外，帝国宪法是毫无意义的。毫无疑问，我不同意拿破仑
一世的这些想法；但同样正确的是，由于这些想法，拿破仑三世既
不能作为皇帝允许意大利单一制的形成和剥夺教皇的权利，也不能
作为革命的代表组织联邦制度。这是否意味着我欺骗了历史，诽谤
了拿破仑的思想，而我必须作为帝国和王朝的敌人被谴责呢？

我也有一个传统，一个政治谱系，我把它作为我出生的合法性；
我是革命的儿子，而革命本身就是十八世纪哲学的女儿，它的母亲
是宗教改革，它的祖先是文艺复兴，是所有的思想，无论正统的和
异端的。从基督教的起源到东方帝国的衰落，这些思想从一个时代
接一个时代。让我们不要忘记，在这辉煌的一代一代中，公社、联
盟、联邦，甚至封建主义，由于其等级制度和种姓区分，在其时代
也是一种自由形式。基督教本身又是谁的儿子，我有没有把它与这
个革命谱系分开？基督教是犹太教、埃及教、婆罗门教、魔法学、
柏拉图主义、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儿子。“我不相信教会，”圣奥古
斯丁在某处感叹，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传统，他就不相信福音。
我像圣奥古斯丁一样说：如果我不在过去找到革命的起源，我还会
对自己有信心并相信革命吗？
盖鲁尔先生并不了解这些事情。这说明了他的幼稚和天真,他
和恩凡坦都不能说明历史和哲学渊源,这种幼稚建立了滥交的婚姻,
美化了私生子,发明了肉体的泛神论,使通奸成为博爱。它想象人
类的制度像普谢<fnref n="74" />先生的轮虫一样,从阴沟的泥土中孵化出来;我说,
这种幼稚是最粗糙的共产主义形式,单一制是他的基本材料。他是
所有真正神圣血统的死敌;他厌恶神圣的世代、父系姓氏和国内宗
教。家庭的儿子对他来说不是自由人,正如罗马人所说,即自由之
子。他们是自然之子;他们不属于他们的父母,而是属于社会;这
并不妨碍幼稚的人在某些时候,只要对他们有利,就会称自己为王
朝。王朝毕竟与幼稚的神权相去甚远,但它所代表的权威和单一制,
尽管根据教派的意愿,是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之外没
有其他救赎。在这个肉体的学校里不存在权利的概念。它在民主中
所重视的是匿名者;它在政府中所喜欢的是集中制。在拿破仑一世
建立并由拿破仑三世恢复的帝国中,它所喜欢的不是传统和传承,
在我看来是虚幻和威严。这是帝国的发展,是共和国和自由的结束。
它对意大利单一制的赞赏是,它是由剥削组成的。我问盖鲁尔先生
是否被授予圣拉撒路勋章:我还不如问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是否渴
望在恩凡丹先生的恩典下统治。

<footnote n="74">74 [Félix Archimède Pouchet。]</footnote>
第四章

《新闻报》、《祖国报》、《国家报》、《辩论报》、《回声报》、《媒体报》和《国家评论》

每个人都认识到佩拉特先生具有非凡的谩骂才能，而且更善于用激烈的措辞和难以消化的博学来混淆视听。他说我是1848年民主的祸害，把我和赫伯特相提并论，说我的论点很可怜；断言意大利必须统一以对抗奥地利，小国会消失，趋势是走向大的单一制。我的观点被他引出，就像一只被田鼠惊醒的雄狮。你想让我对这个激进者说什么呢？对他来说，地理、历史、公法和万国法都不重要；在他的一生中，他对联邦制的思考不比对1814年宪章或1793年宪法多5分钟，他在老雅各宾派的团结和善意中看到进步和革命了么？佩拉特先生，你被授予了圣莫里斯和圣拉撒路的勋章吗？

佩拉特先生刚刚接替吉拉尔丹<fnref n="75" />先生管理报社。由于他刚到，我必须改变我的问题的形式：德·吉拉尔丹先生想要获得勋章吗？

这位新闻界的前编辑重新出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六年的退休生活并没有使他变老：他仍然是同样的人性，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勇敢。他的复出给报纸重新带来了一点生机。他的提议使公众感到有趣。一个退伍老兵，他选择了自由作为他的座右铭，

<footnote n="75">⁷⁵ [Émile de Girardin。]</footnote>
他怎么能不首先宣布自己是联邦主义者呢？诚然，正是他在1848年说过：我宁愿要三个月的权力，也不要三十年的新闻工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吉拉尔丹先生的自由是中央集权的表亲！在1860年支持意大利的统一已经是一件很大胆的事情了，当时，随着那不勒斯被加里波第征服，大家都认为统一已经实现了。吉拉尔丹先生毫不犹豫地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当时它正四面楚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或多或少包括这样的内容。以自由和统一的名义，皇帝颁布法令，将教会与国家分开，抑制邪教，将大众教育从神职人员手中拿走，将红衣主教排除在参议院之外。这样一来，帝国政府就像过去的直辖政府一样变得反基督教，没有什么比把我们的士兵从罗马召回来，让西亚尔迪尼（Cialdini）将军自由发挥，把教皇交给天意来照顾更简单的了……这是我早些时候以塔克西尔・德洛特先生的名义向《世纪报》杂志挑战的部分内容。德・吉拉尔丹先生，你的立场比你的理论要有价值：我们几乎可以达成一致。

但请注意一件事。就教会而言，如果皇帝试图恢复 1795-1802 年的状况，那么他就必须将其贯彻到底。一个想法永远不会单独进行，政治也不会承受分裂。执政官意味着重新开放教会，梯也尔先生说：甚至可以说，雾月十八日政变的成功和执政官的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教会在原则上不能满足公众的虔诚。因此，正如吉拉尔丹先生所建议的那样，与教会决裂就是放弃帝国传统，在雾月 18 日和 12 月 2 日再次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始，废除王朝原则，重新建立
1848年宪法、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利、教育自由；最后，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革命的工作，是1899年三级会议、1993年大会和1999年第一任执政官所做工作的四倍。总而言之，与教会决裂将是对单一制，即吉拉尔丹先生的崇拜对象的攻击，并危及帝国制度。

吉拉尔丹先生觉得自己的头脑和内心都足够强大，可以支撑这样一项任务吗？我敢说，他没有。但这样一来，他的解决方案的价值就降到了零：他说的话也等于没说。在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教皇问题会拖累宗教问题之后，如果他想象为了解决后者，只需通过帝国法令将神职人员从预算和财产中剔除，将红衣主教从参议院中剔除，将教会从学校中剔除，将宗教从政治中剔除，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会从窗户进来。你是否有能力取代宗教，毫无疑问，你是否打算禁止宗教？如果你不能取代宗教，那么吉拉尔丹先生，你能在自由制度下阻止宗教集会和协会吗？你能关闭自由学校吗？你能把教会成员排除在选举权、候选人和工作之外吗？……因此，由于政府的排斥，教会将凭借立法和自由，重新出现在世俗领域，出现在国家和政府中。不管你做什么，它将在那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地位，而你越是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取代它在道德秩序的更高领域的工作，你就越会意识到，宗教问题不可能通过法令来解决，就像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不可能通过把那不勒斯、罗马和威尼斯交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来解决一样。
此外，一个从两次反对革命的政变中脱颖而出的帝国元首，一个与欧洲几乎所有的王公贵族都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教会的继承人，一个致力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人，会采取这样的政策？哦，当我说，帝国与教廷休戚与共；他们的命运，尽管有争执，也是不可分割的时候，我说得很对。正如吉拉尔丹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没有教会的皇帝将是纯粹的罗伯斯庇尔，如果不是马拉：罗伯斯庇尔手持花束，徒步跟随至高无上的游行，在热月九日之前的六周；马拉，在他胜利的那一天，赤手空拳，在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访问的两个月之前。我听到皇帝像教皇一样喊着：Non possumus（不可能）！

吉拉尔丹先生，像所有的单一制主义者一样，不相信思想；他嘲笑新闻界和护民官的讨论，只相信权宜之计，相信他和他的老敌人雅各宾派所说的行动的政治。从单一制的角度来看，在利益的拯救、王朝的拯救是最高法则的地方，在权力与统治阶级一致的地方，在教会问题与国家问题相关联的地方，吉拉尔丹先生可以说是正确的：反对派报刊并没有什么影响。最大的谎言是由最大的利益集团产生的，而这个谎言吸收并抵消了所有其他的谎言。至于真相，它是如此的不重要，以至于无人问津。

但是，这些所谓的联合，尽管有其必要性，却是最不稳定的东西；当分裂爆发时，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在新闻界找到了它最强大的
辅助。真理就像要复仇一样，呈现出可怕的一面；利益集团又联合起来反对它；很快，一个人呼吁限缩，一个人呼吁通过专制主义的大门回到秩序。但是，真理终将有它的一天：耶稣基督说，那些没有被丑闻掩盖的，将会被祝福。

在《新闻报》之后，这里《媒体报（Echo de la Presse）》、《国家报》、《祖国报》他们都是亲帝国的报纸。由于这个原因，不应该再怀疑他们的忠诚度，就像不应怀疑凯撒的妻子。这些报纸反对教皇的世俗权力，支持王国，至少在涉及罗马问题的方面，支持波拿巴主义的所谓先进理念。他们是否有圣拉撒路的勋章并不是我所担心的：而且我确信，他们也并不隐瞒。但我想说的是。

1848年修订的《瑞士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

“联邦当局的成员、联邦的文职和军事公务员以及联邦代表或专员，不得从外国政府领取养老金或工资，或头衔、礼物或装饰品。如果他们已经拥有养老金、头衔或装饰品，他们应在任职期间放弃享受养老金和佩戴头衔和装饰品。”

在一个单一制的政府中，任何涉及政治事务的出版物在没有授权和保证的情况下都不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以下要求是否过高？
1. 效仿瑞士的做法，记者不应接受外国政府的勋章或补贴；2. 他们应被看作是政府官员。我们至少不会看到政府的报纸为外国人辩护，
反对国家，并佩戴反国家的勋章，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辩论报》总是为我保留它最毒辣的抨击，这被我看作是一种殊荣。只有为了我，它才会失去冷静，忘记了它的风度。我对他做了什么？他从来没有激发过我的愤怒或仇恨。

这家严肃的学术性报纸，突然站在皮埃蒙特单一制的一边，起初让我感到惊讶。经过思考，我发现它的行为很自然；然后，进一步思考后，我仍然感到困惑。弄清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辩论报》据说是为奥尔良家族服务的，而奥尔良家族与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关系密切。这也是引起我惊讶的地方，这个报刊怎么会对一个严重损害波旁王朝，进而损害奥尔良王朝尊严的事实给予认可呢？还有人声称，他正在，或几乎正在被吸纳到帝国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立场与国家和祖国的立场是一样的：他要捍卫法国的优势地位，怎么会支持意大利的统一呢？但另一方面，《辩论报》又依附于立宪制、资产阶级和单一制的君主制，而奥尔良的王公们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象征；它对自己说，就象征而言，一个波拿巴最终还是值得一个奥尔良的。人们甚至可以说，为了赞美《辩论报》，对原则的尊重，我是说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尊重，胜过对个人的感情。在我看来，这第二个推理和第一个推理一样符合逻辑、确凿和自然。现在，该如何决定呢？
自1830年和1848年后，《辩论报》一直是最无情的反动机关：这是它的光荣。如果共和国要重操旧业，它可能不止要跟它算一笔账。莫莱先生、基佐先生、梯也尔先生、法鲁先生等人的论点是如何宣布支持意大利王国这个革命产物的？这让我再次感到惊讶。但是，《辩论报》为七月革命作出了贡献；它是它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如果它对正统主义口惠而实不至，那么篡权就根本不会让它不高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既要保留又要拿走的问题，人们可以像基佐先生所说的那样，决定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理由是很正当的。此外，请注意，据说《辩论报》最终支持了拿破仑三世的政府，就像路易·菲利普一样，既是保守派又是革命派。那么，《辩论报》支持皮埃蒙特的动机是什么？是反动的理由还是革命的理由？两个理由是同时存在的吗？

1846年，《辩论报》支持瑞士的独立联盟，1849年支持对罗马的远征：今天它如何与教皇的权利作斗争？《辩论报》既是伏尔泰主义的，也是基督教的；既是詹森主义的，也是耶稣会的；既是资产阶级的，也是单一制的；既是革命的，也是保守的，对秩序友好的。谁知道呢？也许他相信宗教会从剥夺教皇的权利中获益。那么，还有什么比为了伟大的资产阶级联盟的利益以及为了教会的胜利，为意大利的单一制而牺牲教皇更简单呢？无论你站在哪一边，《辩论报》都会向你提出一个理由。最后，它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试图寻找，但找不到。
在1848年之前，《辩论报》几乎是基佐先生的唯一机关报；但同时它也是泰斯特(Teste)、库比耶尔(Cubières)和佩拉普拉(Pellaprat)先生的机关报……这是一种不幸：没有人能够为他的朋友的美德负责、对每个人的错误负责。

阅读《辩论报》的人和遵循其方向的人，很容易承认两种道德，即伟大和渺小。通过将这两种道德结合起来，人们可以将《辩论报》的整个政策概括为这个超然的中庸之道。

谚语说道：

需要美德，但不能太多；

需要宗教，但不能太多；

需要正义，但不能太多；

需要善意，但不能太多；

需要廉洁，但不能太多；

需要对王公的忠诚，但不能太多；

需要爱国主义，但不能太多；
需要公民的勇气，但不能太多；

需要谦虚，但不能太多。

这一连串的话永远不会结束。

这个系统不讨人喜欢。的确，什么样的厚颜无耻，什么样的懦弱，什么样的背叛，什么样的恶棍，什么样的对上帝和人类的犯罪，不能在这种高低道德的中间地带得到合理的解释？毕竟，人们不必比煤矿工人更有虔诚，也不必比谚语更有智慧。

《辩论报》是针对领主和贵族的。它影响了优雅的生活方式，迎合他们的傲慢和无知，让他们在同事面前炫耀自己的高品位和典范。在此，我对《辩论报》简要地评论为：这些贵族方式只会强加给那些不是这里的人。

正如阿尔切斯特（Alceste）所说。这是怪异的俚语。自从七月革命以来，《辩论报》自己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上层混蛋，下层也混蛋。

至于其他的，《辩论报》把它与意大利的联邦制相联系，如《国家报》和《祖国报》一样。根本没有讨论，只有迂腐。

在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一般的单一制原则，特别是关于意大利的
单一制原则之后，在大家都知道《辩论报》及其前身的君主主义、宗教、资产阶级和伏尔泰式的情感之后，问《辩论报》是否有圣拉扎尔勋章，将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拒绝这个勋章？他是一个民主人士吗？单一制不是他的事业吗？君主立宪的事业是他的事业吗？当《辩论报》为这些伟大的事业辩护时，它就为支持国家而战；它在这里得到回报又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无需回顾《辩论报》的历史，就可以证明教廷的事业也是它自己的，正统主义的王朝事业也是它自己的。《辩论报》可以佩戴圣格雷瓜尔勋章，也可以佩戴圣拉扎尔勋章，可以佩戴圣路易十字勋章，也可以佩戴荣誉军团的星章。谁知道它是不是都拥有呢？在资产阶级单一制成立之前，在设想资本融合之前，在君主立宪制和限制性选举权之前；在那种将所有地方活动和所有个人能量转化为不可抗拒的集体力量，使剥削众人变得如此容易，使自由变得如此不足为惧的娴熟的中央集权之前，教会已经将单一制作为一项信仰，并通过宗教将人民预先拴在雇佣制度上。在金融封建主义存在之前，1814年的宪章已经说过：“旧贵族收回其头衔，新贵族保留自己的头衔。”《辩论报》没有忘记这一点：这也是它过去尊重教会和献身于合法王朝的动力所在。因此，我问《辩论报》，通过接受圣拉扎尔的勋章，并含蓄地宣布自己支持皮埃蒙特王室，反对教廷，他现在是否认为教会是无用的，甚至是对他的体系的妥协；他是否认为奥尔良王朝，像波旁王朝一样，已经破灭。因此，他是否选择
了另一个原则，例如拿破仑的思想，或马志尼的思想，或任何其他；
或者，他是否愿意按照这双重誓言，保护纯粹和简单的单一制，无
论它最终以什么形式出现。

真正的主人是提供我们晚餐的人吗？

我一开始就说过，在我看来，意大利的单一制对聪明人来说，
只不过是一桩生意。请注意，所有这些热烈支持意大利王国的新闻
业都是一种商业新闻，其政治也是一种商业政治：这就说明了一切。
《世纪报》，一份商业报纸；《新闻报》，一份商业报纸；《国民
观点》，一份商业报纸；《祖国报》，《国家报》，《辩论报》，都
是商业报纸。Mirès、Millaud、Solar、Havin、Bertin、Delamarre 等
先生是上述报纸的所有者；圣西门主义的盖鲁尔、约丹（Jourdan）、
舍瓦利埃<fnref n="76" />等人是政治家吗？意大利的单一制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法
国新闻界来说，只是一件可以调侃的事。啊！《辩论报》的旁观者
问我，我对正统派和教士报刊的掌声不感到脸红吗？如果这句话有
任何意义的话，我会把它转给加里波第。我想问他，这位杰出的爱
国者，看到自己被股票和新闻界所赞助，不感到羞愧吗？新闻界对
法律和爱国主义、思想和艺术来说都是卑鄙的事情；它把不良的风
气带入政治，把整个意大利纳入它的投机网络，在用尽了所有的形
式之后，对民主和民族性提出了双重要求。

<footnote n="76">⁷⁶ [Michel Chevalier。]</footnote>
《国家评论（la Revue nationale）》在暴力和辛辣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报刊。它有一种我无法想象的个性和仇恨，因为我不知道作者是谁。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兰弗莱（Lanfray）。兰弗莱先生是谁？他是单一制共和国的狂热分子，是那些火热的民主人士中的一员，他们的特点是对社会主义的恐惧。经济和社会改革让他们不寒而栗，他们在反动的妄言中准备迎接新的六月。他们认为自己即将夺取政权，正在拟定他们的禁卫名单。是的，兰弗莱先生。但为什么要大喊大叫，为什么要侮辱人？你是担心你的朋友会忘记你的热情，还是担心我自己会忽视你？别担心，收了钱的记者：像你这样的名字，只要用叉号标出应付给他们的价码，把他们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这就足够了。兰弗莱先生写了一本反对教会的小册子，还不如约丹先生的那本，他还以为自己是个政治家呢！他责备我对教会进行抨击。他指责我诋毁我们的荣耀：什么荣耀？让他说出来吧，这样下次我就可以通过添加他自己的荣耀来为他们主持公道。他指责我在谈论皇帝时使用官方的方式。因此，让他给我做个榜样吧，他已经找到了经皇帝政府授权出版《评论》的秘密，而我十年来都无法得到它。他抱怨说，我把持他观点的人称为低能儿。这句话并不准确，我说的也很耐人寻味：这取决于你。甚至有些主题，这两个外号都是合适的。是的，低能儿是指那些渴望发展革命并炫耀自己的爱国主义的人，他们没有看到意大利的统一是一个同时针对无产阶级解放、自由和法国的阴谋；阴谋家是指那些出于野心或投机的动机，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为了支持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使群众的单纯性受
到惊吓的人，他们总是容易被演讲和功勋所引导。兰弗莱先生佩戴了圣拉扎尔的装饰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对佩莱丹先生的训斥是扭曲的：这确实是他的一贯风格。
# 第五章

## 《时代报》、《下夏朗德独立报》和《德塞夫勒报》：
内夫策先生的精神束缚

在我们的自由主义法国，要保持个人意见的独立性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由于某种对统一性、权威性和民族性充满信心的民主制度，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自由思想的监护人。谁要是认真，连安全感都没有。这个美杜莎的影响甚至在那些主动从它那里解脱出来的树叶中也能感觉到，他们颤抖的天才却无法抵御它的目光。在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中，没有推理：风不知从哪里吹来，风向标一转，意见就出来了。群众不假思索地跟随，像一个人一样思考，像一个人一样说话，像一个人一样行动。最好的良知和知识分子也跟着走，就像得了一种流行的热病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观点潮流。在这股潮流面前，一切都让步了，有的人因为怯懦，有的人因为敬重。这就是单一制的奇迹！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我们就会对民主及其倒退的秘密知之甚少。我将引用的例子是最令人好奇的。

当《时代报（Le Temps）》成立时，主编内夫策<fnref n="77" />先生在申请授权时向部长和公众声明，新报纸不参与任何党派纠纷。

<footnote n="77">⁷⁷ [Auguste Nefftzer。]</footnote>
一般来说,这样的声明即使不是懦弱或求爱的行为,也是一种
平庸。《时代报》内夫策的编辑当然有更高的动机:是什么动机?
他的声明是针对谁?

如我们所知,内夫策先生不是一个正统主义者;如我们所知,
他也不是一个奥尔良主义者。他上次对新闻界讲话的方式证明,他
不再是波拿巴主义者或部长,不再是杜伊勒里宫的常客。在教会问
题上,如果不是他早就以没有偏见的思想而闻名,纳夫策先生的教
育和他的关系会使他更接近新教,而不是正统的信仰。在其他方面,
内夫策先生可以称自己为全球主义者,自由的朋友,进步的拥护者,
致力于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但是,当一个日报社的作家既不是正
统主义者,也不是奥尔良主义者,也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也不是文
人,也不是银行家,就像内夫策先生那样;另一方面,当他宣布自
己是坦率的自由主义者,是进步和明智的改革的朋友,同时又宣布
他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时,这显然意味着他甚至不属于民主党派,因
为如果没有他小心翼翼地否认自己的归属,他就会依附于这个党。
就民主主义形成一个政党,也就是一个联盟而言,《时代报》不属
于民主党派;它的目的是保持其独立性:这就是内夫策先生想说的,
冒着什么都没说的风险。而《时代报》通过与《世纪报》、《国民
观点》和《新闻报》的讨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的确是他的想
法。
因此，让我们注意到。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为了有一个坦率的、独立的意见，仅仅把自己与王朝、教会和教派分开是不够的，首先还必须与民主人士保持距离。

但说和做是两回事。内夫策先生恐怕没有想到，他不属于任何一方，就注定要属于自己的一方：这就要求他表明他的报纸的目的和目标，表明他打算遵循的政策。总之，表明他的原则。以自由、科学、法律的名义说话是模糊的；所有政党都是如此。定义自己就是存在。现在，请原谅这位受人尊敬的编辑，他没有给自己下定义；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他的报纸没有目标，就像军人说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它至少在政治上宣布自己赞成单一制，而没有反映出它所宣称遵循的传统以及哲学的自由是分离。结果是，他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雅各宾主义。

《时代报》用几篇文章来讨论我对意大利的看法，这很好。我期待着他的原创性。他发现了什么？除了官方和非官方的民主所提供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时代报》未经进一步审查就宣布自己是支持单一制的，既为意大利，也为法国和美国。它把自己纯粹摆在民主主义的尾巴上；它遵循该党派的观点和利益；它不知道或不敢做自己；它和盖鲁尔，哈文，佩拉特这些人并列。它甚至不能说：“Nos numerus sumus et fruges consumere nati（我们这些人天生就是为了吃饭）”；这份褪色的报纸是否获得过勋章或补助金，这令人
怀疑。

《时代报》宣布自己是为了王国。它希望向谁致敬？向无私的选举权致敬？意大利的单一制怎么会从他那里得到比联邦更好的结果？事实是，《时代报》服从于民族性的诱惑，没有进一步审查就屈服于民主潮流。它把联邦原则说成是一种无所谓的、甚至是低劣的政府形式，人们可以随意接受或拒绝：在这一点上，它只是证明它从未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否则它就会知道，联邦是自由，所有的自由，唯一的自由；就像它是法律，所有的法律，唯一的法律一样：这是其他制度都无法提供的。

《时代报》以领头的民主人士为榜样，指出，联邦迄今为止在政治世界中都没有取得重要成果，它的作用十分平庸。从一个主张进步的人那里，这种反对意见是令人惊讶的。真理，在政治上就像在其他一切事物上一样，只会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为了应用它，仅仅知道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利的条件。正是由于瑞士的独立联盟，瑞士人充分认识到了支配他们五个多世纪的原则；至于美国，困扰他们的内战，南方维持奴隶制的顽固态度和北方打算废除奴隶制，对他们宪法的审查，旅行者对他们道德的描述……所有这些都证明，联邦制的想法在他们中间从来都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他们的共和国仍然浸透着贵族和单一制的偏见。这是否妨碍了联邦制成为未来的法律？在我们看来如此古老的政治世界正处于蜕变之中；今
天的共和国与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时代一样，有着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说服自己，这个理想，这个共和主义的神话，一直被肯定，从未被定义，除了联邦之外没有其他公式。此外，我们知道，这么多世纪以来拖延联邦制思想发展的原因正趋于消失：把一项原则的现状作为是否接受它的凭据，反对其出现的新颖性，这是对经验主义的一种滥用。

还有一件事阻碍了《时代报》的联邦主义思想，那就是群众，特别是意大利人对单一制的推动。独立思考的，在正当行动之外的理论家，不会声称有这样的理由。就学说而言，群众的声音证明了什么？内夫策先生，把这些论点留给哈文先生和他的五万名订阅者。帕斯卡尔说，僧侣没有理性。共和国已经显示出来了，而共和主义者却不承认它：它必须如此。共和国是自由、权利，因此是联邦；民主是权威、单一制。这是民主制原则的结果，也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即民主制已经失去了对自身未来的智慧。好吧，意大利人民在咨询单一制问题时说，是的；但具体行政问题上却说：不是。政治上的统一与行政上的分权是不可能的；它就像圆的平方和角的三等分一样，是那种只能通过人为的逼近或回避来解决的问题。单一制的潮流现在正被联邦主义的逆流所取代。在意大利，他们正在呼喊：打倒中央集权！比六个月前更有力地呼喊：单一制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万岁！这需要这个时代所有的善意才会意识到，意大利的单一制是一个妥协的事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事业。
对于我提出的半岛地理环境排除了单一国家的想法，或至少排除了统一宪法的想法，《时代报》回答说，领土障碍是不可避免的，要靠人类的自由来战胜它，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恰恰是通过统一来体现的。盖鲁尔、佩拉特等先生曾用其他术语说过：内夫策是否相信他通过以他的哲学风格支持他们而表现出独立性？如果有人对他说：“身体对人来说是一种宿命，如果他想享受心灵的自由，就必须把自己从这种宿命中解放出来。”内夫策先生会怎么回答？这就是使徒圣保罗在他称之为死亡的这些话中所教导的：Cupio dissolvi et esse cum Christo（我要解脱，与耶稣同在）。由此我得出结论，我们的第一项权利和最神圣的义务是自杀？……内夫策先生会用德语回答这个伪君子：“下地狱去吧，别管我！”。我只想向奈夫策先生指出，他所认为的反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恰恰是自由的条件；土壤对国家的意义就像身体对个人的意义一样，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宿命，但我们必须认命地生活，我们甚至被命令像我们的精神一样尽力照顾它，否则身体、灵魂和自由本身就会被消灭。

内夫策先生继续说，铁路将是实现单一制的有力手段。这也是盖鲁尔先生的观点。通过《时代报》的例子，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只要接近旧民主主义，就能立即成为帕努尔热<fnref n="78" />（Panurge）的绵羊。我回答盖鲁尔等人说，铁路是一种机器，它本身对思想漠不关心，随时准备为联邦和单一制、自由和专制、正义和邪恶同等服务；令

<footnote n="78">⁷⁸ [François Rabelais 书中的一个角色。]</footnote>
人钦佩的机器，它能迅速而廉价地运输交给它的东西，就像驴子驮着东西，邮差带着邮件。因此，在联邦制国家手中，铁路将在他们所服务的、因中央集权而失去政治生活的地方，积极地恢复政治生活，在无产阶级的位置上创造经济平衡。而在单一制国家手中，这些同样的铁路在自由和平等的相反方向上操纵，为中央的利益操作省的赤字，将使人民陷入痛苦，社会走向毁灭。

在罗马问题上，《时代报》是一个完美的神学家，也是一个好的旧民主主义者，他对精神和世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论述。他甚至和党内大多数人一样，对我为教皇的事业提供的意外帮助感到惊讶。《时代报》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好地把握住困难的这一面，它的温顺严重损害了它的判断。在站在王国一边反对教会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另一个统一性做出牺牲，这始终是统一性准绳的一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要求解决罗马问题的不是神学，而是公法。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解决联邦制原则。所有关于两个大国的经济区别的说法都是小菜一碟，其最起码的缺陷是把福音虚伪地置于王朝野心之下。至于剥夺教皇的权利是否会推动天主教的毁灭，以及因此我是否有责任首先为其喝彩的问题，我想向奈夫策先生指出，天主教会的毁灭不是理所当然的，摧毁宗教恐怕还没有被列入民主的议程；加里波第在爱国牧师和僧侣的簇拥下行进，就像我们在1848年所做的那样；盖鲁尔先生对我最严重的指责之一就是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内夫策先生自己，自从《时代报》成立以来，
就背弃了黑格尔，并表明自己赞成神秘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以雅各宾主义为榜样，从罗伯斯庇尔到盖鲁尔先生；总之，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理由认为，既然民主主义明确地依附于宗教思想，那么在每个自由思想家看来，对教廷和教会的反对只能是教派之间的战争。革命对向路德或加尔文宣誓而不是向庇护九世或恩凡坦宣誓的争论没有兴趣，我的责任是弃权并谴责这种阴谋；当革命和教会之间的辩论出现的那一天，我们将有别的事情要做，而不是把教皇送到阿维农或萨沃纳。

《时代报》在尽力反驳我的同时，也认真考虑了我的立场，这是旧的民主主义让我所不习惯的，为此我感谢它，也祝贺它。让他最终有勇气在他的自由和独立中行走，正如他向部长宣布的那样，无论我们之间的意见有什么分歧，他都可以把我算在他的朋友中。不过，尽管内夫策先生没有叫我 Janicot、Erostrate 或 juggler，但我还是要问他，就像我问其他人一样，他是否被授予了圣拉撒路勋章。我不能把任何人排除在外，而《时代报》由于没有遵守它曾作出的不介入所有各方的承诺而招致了这个问题。

一位受人尊敬的省级记者，瓦莱因（Vallein）先生，《下夏朗德独立报（Indépendant de la Charente-Inférieure）》的编辑，在读了我的最后一本小册子后，宣布：直到那一刻，他还很荣幸地成为我的弟子，但从现在起，他要与我的方向保持距离。我从《国民观点》
上得知了这一消息，该报不失时机地将其作为战利品。我没有荣幸认识瓦莱因先生，我很遗憾失去了他的认可。所以我不会和他争论。我只想问他，他，我所谓的弟子，刚刚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否定了我，是否确信他曾经理解过我的工作；现在他回到了旧民主主义的怀抱，是否觉得内心更加自由，头脑更加清醒；最后，他是否会像他的新朋友们所说的那样，希望看到我为教皇辩护。如果我因其单一制的热情而配得上圣拉扎尔的勋章，他会更喜欢这样吗？

我不会对《德塞夫勒杂志（Journal des Deux-Sèvres）》作出其他答复，该杂志将深情的话语与不耐烦混在一起，在某处感叹：“不，这个人的脑子里除了君主立宪制，从来没有其他东西！”。请注意，这种指责是以意大利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和单一制的名义，并以对联邦的憎恨来进行的。这让我想起了塔克西尔·德洛特先生，他在我以前的联邦主义和革命宣言中找到了有利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证据。在那之后，民主主义者还没有转过头来吗？可怜的孩子！但十九世纪的门徒们就是这样理解他们的主人和书写他们的历史的。
# 第六章

## 《里昂进步报》：莫林先生的天主教-雅各宾派谬论

《里昂进步报》以受勋者的地位向我开火，当时该报的记者弗雷德里克·莫兰<fnref n="79" />先生出面干预，使编辑回心转意。至少这是出于好意。

莫兰先生是政变后出现在期刊杂志上的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属于单一制民主主义者，他对单一制民主主义远非事事赞同，而他却追随他们的灵感，这在我看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了这样的头脑，这场争论就会变得既愉快又有益：虚荣在其中没有任何位置；对话者就像两位真理的先驱，会依次提出他们的假设，研究解决方案，推导出原则，除了真理和正义，没有任何其他激情。因此，我本来是怀着无限的喜悦与莫兰先生进行这种讨论的。从他对于我的小册子上发表的两篇充满善意的文章中，我非常愿意和他进行讨论。我不得不说，莫林神父并没有超越他的党的水平。如果我在这里提出他的一些建议，如果我进一步冒昧地向他提出几个问题，那只是为了通过他自己的例子向他证明，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中，他作为理论家和哲学家的理性已经开始误入歧途。是的，我再说一遍，正是集中化和单一化的先入为主，扭曲了它的作家和演说家的理性，

<footnote n="79">⁷⁹ [Frédéric Morin。]</footnote>
使法国民主制度陷入了死胡同；正是这一点，今天使自由和法律变得不可理解的，就像在哥白尼的假设之前，在托勒密理论的影响下，世界体系是不可理解的。

弗雷德里克·莫兰先生在指出“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观点，唯一能与真正的革命相协调并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互助的政治制度是联邦制”之后，又说他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的虚假性（11月11日《进步报（Progrès）》）。

我不知道莫兰先生在哪里确定了这一点。我在他发表的关于我的小册子的文章中没有找到这个证明；既然我今天要带着更多的细节回到联邦原则，如果他能在新的发展中重述他的论点，我将非常感激。我很想知道，他将如何证明自由和平等可以从权力不分、行政集权、经济力量的集中、资本的垄断和至上中产生，经济上的相互性怎么可能是联邦之外的东西。

莫兰先生和我一样反对“这种将所有地方生活吸收到国家这个不动的深渊中的虚假统一”；但他声称，在绝对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形式并没有减少到两种；他们是极其繁多的；希腊的城市与意大利的市镇不是同一类型的政治团体，后者也与中世纪的公社不一样，它是公社的前身；公社已经被现代的民族所取代，而现代的民族与古代所谓的人民非常不同。他最后向法国资产阶级发出呼吁，请他们以英国贵族为榜样，
为了群众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重新夺取政府权力，并在分散权力的同时重建国家的统一。

我承认，我远远没有想到像莫兰先生这样一个明显的民主人士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非常担心，他把这些好的想法，归结为我对他们的误解，这只是他自己混乱的结果。

不过，有一点可以解释莫兰先生对我的这些看法。他坚决地从属于自己的政党，也就是雅各宾派；因此，他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者；因此，他支持单一制政府，并受到中间立场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抗议所有的寡头政治和绝对集权。尽管他对自己有所保留，但他认为这是君主立宪制和单一制共和国的重组或融合，这两种政治形式彼此不同，就像在路易·菲利普时期，王朝的反对派与大臣的多数派不同。在这一点上，我请《德塞夫勒杂志》注意，它曾指责我除了君主立宪制外从未想过其他问题。

在短短的几行中，莫兰先生提出的问题比我们每个人在两百页内处理的问题都要多，所以我将努力把对他的回答与他的意见一样简短。

我首先要告诉他，他关于一个既统一又分权的国家的假设纯粹是个骗局，最熟练的理论家也无法对其作出明白的解释，他所举的例子是臆造的和扭曲的。例如，比利时政府的主张确实是把统一和
分权的双重优势结合起来；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甚至受过一点教育的比利时人都认识到，中央集权在比利时正在增加，而旧的社区和联邦精神正在消失；中央政权正在对后者发动一场严厉的战争，甚至不加掩饰。我已经说过，我关于意大利单一制的文章在比利时引起不满的原因之一是，我通过攻击意大利单一制，间接地打击了比利时单一制<fnref n="80" />。类似的现象在英国、在普鲁士、在联邦原则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构成和严格界定的地方都在发生。美国的战争是这方面的另一个证明。

一切权力都趋向于集中和垄断；种族和天才对此无能为力；为了使这种集中的趋势成为现实，只要存在着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阶级、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就足够了。利益的对立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他们共同致力于集中权力。莫兰先生提到的比利时，就是一个

<footnote n="80">⁸⁰ 比利时废除权利金的法律使这个国家的权力下放成为一个真正的反常。78个城镇或公社因这项法律而放弃了自己的收入：他们现在的开支来自国家预算；投票给他们的是国家代表；因此，财政部长才是比利时所有市政当局真正的首席财务官。一下子，整个比利时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县。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怎么能想象法国（现在已恢复为帝国）坚持要求的市政自由的存在呢？我再说一遍：这不仅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也违反了议院和政府的法律；这将是一种预算上的违规行为。比利时各市镇的居民希望这样做；各议院在他们的命令下投票决定：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完全交给政府了。而比利时资产阶级却嘲笑我们的单一制倾向！……</footnote>
可悲的例子<fnref n="81" />。

因此，让我们小心把一种社会性的形式当作只是一种政治变质的现象，从联邦到单一制，或反之亦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小心从这种所谓的形式中得出结论，这种形式只不过是重新建立被谴责的层级原则，而你通过对资产阶级的呼吁直接达到了这种目的。不要忘记，在社会中一切都在移动、变化和不断演变，除非你们的政治制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的，即不断发展自由，并通过它来

在英国，中央集权运动没有像比利时那么快；这是由于贵族制度和财产制度的存在。莫兰为了实现他与统一的分权协议，他是否愿意让我们回到长子继承权和封建制度？

在普鲁士也有贵族，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和民主的真正残余，是宪政自由和统一主义发展的最后障碍。取缔这个贵族，废除普鲁士剩下的一切封建习俗，并且根据资产阶级或民主制度是否占优势，你将拥有平民帝国或资产阶级王室，两者都是同样的单一制。

<footnote n="81">⁸¹ 在比利时，废除权利金可以成为一项既有益又自由的公共经济措施：而存在的困难是用另一种捐助制度来取代补权利金的收入。这是各城市特别关注的问题，每个城市都必须为城市的最佳利益决定自己的方式。政府和议院只负责干预和批准市镇作出的决定。一般来说，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租税取代权利金。但是，这就需要对所有的贫困人口免除税收；而资产阶级在内阁的引诱下，宁愿冒着风险，更不用说牺牲它的市政自由，而把负担扔给全国的全体人民。这就是比利时七十八个最重要的市镇的预算如何成为国家预算。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可以夸耀自己为了一盘扁豆而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欧班（Frere Orban）先生则可以夸耀自己完成了近代以来最伟大的腐败行为。现在，在比利时，市议会不过是内政部的分支机构。</footnote>
创造平衡，否则你们的政府将永远恢复到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

毫无疑问，人类联合的形式是无数的：这是国家宪法中分配给自由的部分，但法律是恒定的，它越严格就越好。现在，我相信我已经证明，所有的政府形式，首先是先验的或理论的，然后是后验的或经验的，都是相互配合的。他们都是不同的、假设的、无限变化的创造权威和自由之间平衡的方式；但是，在所有这些政府组合中，只有一个完全满足自由和法律、现实和逻辑的条件，即联邦。所有其他形式本质上都是过渡性的和腐败的；只有联邦是稳定和确定的。谈论各种形式和手段有什么用呢？毫无疑问，联邦在细节上不会全部相似，但他们在原则上会相似，就像今天所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都会相似一样。当民主的精神本身就是要使人们不再有任何低级或高级的阶级，而是同一个民族时，这种对资产阶级的呼吁和所有这些对中产阶级的关注又有什么用？你是否拥有资产阶级的要素，而不是贵族的要素？法国要求由一个正义和自由的机构来管理法律，这个机构被设立时，它的法律是不变的，只是在其应用的细节上有变化。

民主主义的记者们，你们有义务像我一样寻求这种制度；由于你们只有这两种选择，即权威或契约，你们有义务证明你们的统一性，而不是肢解它。如果你们无法证明，就请接受联邦制。

按照莫兰先生的说法，我误解了现代的民族观念。但是，他和
其他许多人所说的民族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现在，既然政治到现在为止和它作为动词的政府一样有问题，我还能把从它手中产生的民族归于什么价值？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已完成的事实上的优点，因为使他们诞生的制度是不稳定的，而所谓的民族性，是一种虚妄的经验主义，和它一样不稳定，随着它的诞生和消失。我应该怎么说呢？如果现在的民族由于建立他们的制度的崩溃而崩溃，他们就会为原始民族留下空间，后者吸纳了前者的民族，他们会把你在你的制度中称之为毁灭的东西看作是解放的。

我同意，如果明天帝国制的法国变成了一个联邦，那么新的联邦州，即二十或三十个州，不会为了行使他们的自治权而立即去制定一部新的民法、商法、刑法、另一种度量衡制度等等。在开始时，联邦将沦为行政上的独立；在其他方面，单一制将在事实上得到维持。但很快，种族和气候的影响就会占据上风，差异将逐渐在法律的解释中显现出来，然后在文本中显现出来；地方将获得立法权，以至于各州将被引导在他们的特权中增加立法机构本身的特权。然后，你会看到那些或多或少由任意和暴力的融合构成了现在的法国的民族，重新出现在他们的本土纯洁性和原始发展中，与你今天迎接的幻想的形象截然不同。

这些就是我反对莫兰先生的意见的实质内容，我对不能进一步坚持这些意见表示遗憾。要么是我大错特错，要么是这些意见会使
他相信，使他在联邦原则面前犹豫不决、在单一制问题上裹足不前的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原因：而是既定的事实，它总是那么强势；是雅各宾派的传统和政党的偏见；是在旧民主主义者的眼中，对吉伦特省存在着既成事实；是法国人民总是像在93年理解战争那样理解政府：集体进攻敌人！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和单一制。最后，就革命的事情而言，哲学家的理性至今只追随群众的热情。让莫兰先生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良心上吧：难道要在这个时候让他与他的朋友——单一制的民主主义者分离吗？为什么要让他付出代价呢？因为对人民来说，革命仍然是感情的问题，而不是法律或科学的问题；因为在人民看来，如果要法律和科学而不要感情，就是把自己和人民分开。莫兰先生不想把自己与人民分开，哪怕是为了人民的事业，哪怕是片刻的正义。

除了将他与民主党派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关系之外，我还有其他理由怀疑莫兰先生的思想独立性。我在他11月11日的文章中发现了关于罗马问题的以下一段话。

“蒲鲁东先生承认，罗马属于罗马人。因此，让我们征求罗马人的意见，让每个人都服从在法律上具有主权的裁决；事实上，这是唯一能够使我们摆脱矛盾局面的裁决。”

这个意见与鹿特丹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对我说的完全一样。这意味着，莫兰先生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他认为有朝一日必须将
所有信徒团结在同一信仰中的宗教统一，是以其与政治统一明确分开为条件的。因此，莫兰先生是双重单一制的；他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是如此，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自由派，甚至是革命派呢？这对我来说无法理解。

无论如何，莫兰先生和我的比利时通信者都没有理解我。首先，我是否否认罗马人有权决定通过排除教皇来决定世俗的问题？没有。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在联邦和单一制之间作出决定的问题。我只想说，不考虑教廷的权利或要求，如果罗马人以及那不勒斯人和托斯卡纳人优先考虑王国而不是联邦，他们就是王国的主人；只是在我看来，他们在意大利的传统、自由的保障和法律的真正原则方面是失败的，而且他们正在与天主教世界发生冲突。我说，他们没有通过这种政策以革命的方式前进，而是在倒退；他们没有把天主教带入理性（这也不是他们的意图），而是在准备让它重新抬头。

至于莫林作为天主教徒并为了教会的利益希望废除的世俗教皇，我只想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是否否认，如果在法国的六、八万名教士，为了追求他们的物质存在，如果认为在他们中间选择立法机构的候选人并在下次八十九个省的选举中提出他们是合适的，他们有权这样做？他是否否认，如果这些候选人中的大多数被普选所接受，神职人员将有权集体进入政府？他是否否认那时政治将合法
地成为一项基督教政策，即使不完全是教会政策？不，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这已经写入了我们的公法。更妙的是，莫兰先生，一个民主人士和天主教徒，难道不会为这种宗教的胜利感到高兴吗？因此，正如我多次断言的那样，世俗和精神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骗局；一方面精神和世俗是相关的，另一方面构成世俗的利益又是不同的，宗教的统一就像政府的统一一样是虚构的。因此，革命党攻击教会，并不是凭借宗教的统一、政府的统一和他们的分离这一错误的原则。信仰派和进步派之间真正的、唯一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最终屈服，通过对我们的对手发动不公平的战争，并通过虚伪和掠夺来谴责自己。是什么支撑着教会抵抗所有攻击并使天主教党派成为最强大的政党，莫兰必须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他的团结，不是它的单一制，不是良知的崩溃——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不再支持它。它是我们教条中的唯物主义；它是我们不纯的浪漫主义和我们的伏尔泰式的自由主义。

根据莫兰先生的说法，“在研究被压制的世俗教廷的假设时，我会对世俗权威对灵魂进行加冕的形象感到震惊。我很感谢尊敬的批评家们为我对教廷的行为寻求高尚的动机；但这些恰恰不是我关心的。我相信并期待着世俗教皇制度的终结，因为我相信并期待着绝对的正义和人类的道德纯洁，我相信法国大革命是其先导。因此，我相信会有一天，精神权威将不再与世俗权威区分开，因为两者都将建立在同样的良知、正义、理性和自由之上。我所担心的，是一
些从路德和加尔文那里延续下来的改革戏法；一些从亨利八世那里复制下来的国家宗教或教会的滑稽表演；比这更糟糕的是，一些对最高存在或理性的新型崇拜；伪装成梅尼尔蒙特（Ménilmontant）、神论（Theophilanthropy）、马帕（Mapa）或任何其他灵媒和摩门教的狂热行为。在灵魂的腐朽中，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所谓的伏尔泰主义并不能让我放心；我对那些戏谑但貌似强大的思想没有信心。哲学，如果它没有披上美德的盔甲，就只能让我感到不屑。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保持认为革命赋予现代世界的立场的同时，站在单一民主制的立场上，公开谴责没有道德的泛神论和没有原则的小圈子。”

在间接支持教廷这个世俗权力之后，莫兰先生指责我“不仅支持共和制联邦，甚至支持维拉弗朗卡的君主制联邦”。另一方面，切尔努斯基<fnref n="82" />（Cernuschi）先生，罗马街垒的领导人，1849年罗马共和国的主要贡献者，我在上次出版时忘了提到他的名字，仅次于法拉利（Ferrari）、蒙塔内利（Montanelli）和乌洛亚（Ulloa），亨利·切尔努斯基有一天对我说：“我宁愿选择君主制联邦，也不愿选择他们的单一共和制，一百倍于此。”恕我直言，莫兰先生，我同意切尔努斯基先生的观点。像雅各宾派那样的单一制共和国，由于统一性而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几率是十比一；同样多的几率，君主制联邦会由于联邦制原则而成为联邦制共和国。这就是原则的逻辑，根据这一逻辑，主导因素最终会导致其他因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思想的

<footnote n="82">⁸² [Henri Cernuschi。]</footnote>
谴责被转换为表达他们的人的憎恶？雅各宾主义的谦虚和善变令人吃惊！一位皇帝，拿破仑三世，向意大利人提议建立联邦：因此，我们会拒绝它。什么？它来自一位皇帝，那么我们就喜欢它。什么？代表这个联邦的是立宪诸侯？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拒绝它，因为联邦国家将是君主制国家。

此外，我们不要被雅各宾派的这种善意所迷惑。雅各宾派首先
是支持单一制的，也就是说，是君主制的，不管有没有国王；莫兰
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宣布自己反对联邦制。雅各宾主义在阶
层方面，是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是公正的：莫兰先生没有掩饰
这一点。他同时主张统一和分权的制度。单一制、资产阶级主义、
中庸之道：这就是雅各宾主义反对联邦的基本原因，这就是民主制
度对《维拉弗朗卡协定》大加挞伐的原因。我们的矛盾已经解决了
吗？没有。莫兰还把感情投射到平民身上，在这里，他在支持统一
和呼吁资产阶级的同时，已经显示出他对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政
府太单一、太资产阶级、太中庸的恐惧。这让我们想起罗伯斯庇尔
对费扬派、吉隆丹派、丹东派、赫伯特派和温和派的谩骂，而他自
己却说不出他持有哪种观点。莫兰先生，你加入了雅各宾派，你对
雅各宾派做了什么？莫兰先生，你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性的哲学家，
你做了什么？你用你的基督徒的聪明才智做了什么？你甚至失去了
逻辑，甚至无法清楚地提出一个意见。
但我还有更重要的意见要提交给《进步报》的记者，主题将在
以下章节提出。
# 第七章

## 道德和政治问题：国家理性

莫兰先生指责我——这是他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不满，因为我攻击了马志尼。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帮我理清马志尼的功绩，并让我为这位伟大的策略家道歉。

再次感谢莫兰先生，感谢他在这个场合以礼貌的方式向我呼吁支持马志尼。他的同情心使得他并没有对我进行贬低。这种语言的节制既是好的榜样，也是好的品味，我将努力模仿它，而不考虑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之间的论战。

首先我要向莫兰先生指出，考虑到他的性格，他对马志尼的赞美，我毫不怀疑是非常真诚的。但在我看来，在他所处的位置上，他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掩盖文章的其他部分。莫兰先生需要这个掩护来使他的里昂读者明白，在不失去他们的信任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很好地抵制意大利的统一并反对马志尼的政策，而不成为人民和自由的敌人。因此，佩莱坦先生在他的两本小册子中抗议意大利的单一制，认为自己不得不在他的批评中，一方面对加里波第进行浮夸的颂扬，尽管他被迫谴责他的远征；另一方面对奥地利进行抨击，尽管他曾对它说：“像在奥地利一样自由！”这使他被监禁了一个月。
这就是今天民主的思想和道德的悲哀，它最忠实的捍卫者不能跳脱出偏见，即便是给出最微不足道的有用意见。

是什么可怕的誓言让你必须这么想？

一个民主主义者作家的脑海中必须不断浮现出希波吕托斯（Hippolyte）对特修斯（Thésée）的这句话。成为兄弟！莫林，佩莱坦，并将自己置于永远的正义之叉下！

好吧，让我们再谈一谈马志尼。我重申，这将是最后一次，这不是关于这个人，而是关于护民官的；我认为马志尼在私人生活中与已故的萨沃纳罗拉（Savonarole）和加里波第一样可敬，一样有德行，没有人比我更钦佩他的恒心。但我要补充的是，这种折衷，对民主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我无法想象，作为一个大力否定单一制度、肯定联邦制、因此而谴责马志尼的原则和所有政策的人，我怎么会向他这种煽动者低头。如果在通过讨论推翻一种学说并表明其错误和不道德之后，作为结论，我们应该向其作者抛出一顶皇冠，那么意见自由、批评独立、法庭和报刊的自由会变得如何？马志尼本人是这样理解政治的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首先在我对半岛发生的事件的评估中，然后在我提出的联邦制的理论中，我说马志尼是意大利自由和革命的祸害是对的，我有权利要求他退休。一个政党领袖的节制和审慎，怎么能成为他的制度所造成的灾难的掩护呢？
马志尼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想法，而且为了实现它，他毫不犹豫地遵守诺言。很少有人有这种勇气：这是区分名副其实的创新者的原因，也是使他们在历史上变得伟大的原因，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人的良知相吻合。因此，让我们对马志尼的思想和政策作出判断，不要有偏见。如果我犯了任何错误，我会很高兴被指出来，而且我会赶紧收回，这与其说是为了马志尼，不如说是为了民主本身，他在这里只是民主的代表。

马志尼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就像罗伯斯庇尔和所有雅各宾派一样。也就是说，从它的出发点和它所代表的利益来看，自由是它的主要特征，但它很快就会因为用集体主权代替王朝主权而变成纯粹的权威。这就是马志尼的生活、他的著作和他整个政策的结果。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在他的关注中没有什么地位。在他眼里，社会契约只是一种默契的、单方面的契约，在这种契约中，人消失在大众之中，个人被牺牲在统一性之中，正如他的座右铭“上帝与人民”。他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恐惧，他为意大利的统一所做的努力，都表明这位民主人士和罗伯斯庇尔一样，只是一个崇尚权威的人。

莫兰先生的教条主义性格、单一制的偏好和清教徒的道德观使他与罗伯斯庇尔和马志尼有些相似。首先请你告诉我，在权威与自由的关系方面，你是否与这两位护民官有相同的看法？我在本文第
一部分中提出的联邦制理论，以及我随后提出的单一制理论在实践
中的后果，将使你明白我的问题的含义（见上文第二部分，第三章）。

从设想权威和自由关系的方式中，可以立即推导出指导政府的
政治格言，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理性。如果自由占上风，这条格言将
是法律：它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如果是权威，它将是一种理念，例
如上帝、宗教、教会或神职、贵族的利益、对权威的尊重、王朝，
或所有这些东西的组合。对马志尼和罗伯斯庇尔来说，它首先是单
一制。

其后果是可怕的。如果国家的政治格言或理性是正义，国家议会中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法律，公法、民法、经济法、国际法。如果根据假设，人们可以设想，在某个特定时刻，国家的救赎是在法律之外的，那么国家的救赎就应为法律而牺牲，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成为正义的殉道者。相反，如果源自权威原则的政治格言变成一种理念，一种教条，而这种教条优先于正义，那么所有的法律和所有的道德在某些情况下都可以牺牲。正如著名的耶稣会格言 Ad majorem Dei gloriam<fnref n="83" />（为了神的荣耀），或者另一个只是它的推论的格言 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fnref n="84" />（人民的安全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等等所暗示的那样。这样，就会有两种道德，一种是国家道德，

<footnote n="83">⁸³ [原文为拉丁语。]</footnote>

<footnote n="84">⁸⁴ [原文为拉丁语。]</footnote>
是国家理性的必然结果，高于法律和正义；另一种是世俗道德，在所有不需要诉诸国家理性的情况下诉诸法律⁸⁵。

时至今日，所有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国家理性的主权，即使是共和和民主政府，它都是政治的必要条件。通过这种残暴的主权，

⁸⁵ 那些对这些问题不太熟悉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在夸大其词，把少数有头有脸的怪物以国家的名义不时犯下的罪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这种观点既不幸又错误：为了公共安全和真理的利益，我必须提出抗议。在政治和政府事务中，每天都可以看到我所说的国家理性的做法；它已经进入教会、公司和贸易事务；它已经侵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它可以在法院和工业社会中找到，甚至在家庭中也可以看到。

例如，当路德为了维护黑森州菲利普（Philippe）大公对宗教改革的保护，通过由他签署的协商书授权他同时拥有两个妻子，从而以宗教理由违反宗教道德时，他是在遵循国家理性。当一个医生为了挽救一个通奸妇女的名誉和维护一个家庭的安宁，为她做了流产手术，使自己因害怕丑闻而成为杀婴的帮凶时，他是在遵从国家的理性。当路易十四任意地将戴着铁面具的无名氏关押在监狱里时，他是在遵循国家的理性。巡回法庭，即例外法庭，是国家理性的应用。当拿破仑一世在15年的婚姻之后，抛弃了约瑟芬，他是在为国家利益牺牲道德。而同意以形式上的缺陷为由取消宗教婚姻的官员，就其本身而言，是在为国家的理性牺牲宗教。当耶稣会士刺杀奥兰治的威廉、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时，他们也是出于国家的理性。罗马的所有政策、教皇的政府和修道院的纪律，都只是国家理性所完成的一系列行为。被大革命废除的印信制度，是一种国家的理性。1792年9月的大屠杀，革命法庭的分批审判，未经审判的运输，在卢森堡和杜伊勒里宫的枪杀，所有这些残暴的行为，有时是由一个市政当局实施的，有时是由当局实施的，有时是由普通公民实施的，都是归于国家的理性。当吉伦特派要求起诉九月大屠杀的肇事者时，他们是在对国家的理性作出反应。而当罗伯斯庇尔和其他人在这一点上与吉伦特派斗争时，他们是在支持国家的理性。真正的革命是将良知提升到所有人 类考虑之上，在政治和所有社会关系中废除国家理性的这种可怕的保留，它以秩序、荣誉、公共拯救、道德为借口，允许自己清除最明显的罪行。
自由和正义，只要他们可能反对国王或政府的行动，就被系统地禁止了。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理想是，国家理性不过是任何其他理性的平等；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正义和自由本身被视为国家理性。现在，这种制度已经存在，它就是联邦制度。

莫兰先生是否接受正义是唯一的理性？或者他是否认为，按照马志尼、罗伯斯庇尔和马基雅维利的例子，按照国王、皇帝、教皇和所有人民的护民官的例子，可以有另一种理性？他是否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不把正义牺牲给所谓的更高利益，牺牲给政治理想、宗教、教会、神职、贵族、王朝、民主、民族、统一、权威、社区等，共和国和社会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它是坚决支持法律的特权，反对任何其他特权，还是在某些时候（如果不是始终的话）承认一种更高层次的法律优先于国家法律？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许多民主人士拒绝接受这种司法主权的讨论，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消除所有的旧制度，包括统一的民主制度和其他制度。事实上，从政治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国家存在理由，并让法律单独统治，就是在肯定联邦制。就好像立法者在对群众重复十诫的话：除了你自己的地位，你没有其他法律，除了你的合同，没有其他主权。它是为了废除单一的偶像崇拜。

所有这一切，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宣布自己完全是为了正义，或者是否承认一个高于正义的国家理性，这在实践中有其重要性。
马志尼认为，政府不是基于积极的契约，而是基于一种默契的、单方面的契约，类似于将儿童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契约。由于它最初不是基于作为压倒一切的原则的自由，而是基于一种先于和高于任何协议的思想，如神圣的权威、Dio e popolo 或任何其他想法，因此，在马志尼看来，共和、民主、君主制和帝国都是可行的模式，在通常的用法中可能有其重要性，但他们不涉及事物的实质，是可以互补的。因此，像马志尼这样的人，有时可以凭良心说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却领导众人喊出“国王万岁！”。他只是为更高的理念——单一制服务。只有一件事是民主共和主义者马志尼和他的追随者不能允许自己做的，那就是称自己为联邦主义者，因为肯定了联邦，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政治唯心主义，放弃他们的国家理性。

对于那些怀着信念真心依附于联邦理念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对他来说，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秩序不再依赖于一个神话、一个诗意的理想或任何其他概念，而是依赖于契约所表达的纯粹权利，他不能以任何借口承认王权或教皇是这一原则的表达；如果这样做，他就是对自己的良心撒谎。联邦主义者可以祝愿国王健康，也可以祝愿那些他不同意的个人：他的仁爱之心延伸到所有人。他知道自己是渐进的，王权是一种短暂的制度，正如崇拜和祭祀一样，他尊重所有的制度。但是，正如为凯撒祈祷的基督徒拒绝向凯撒的天才和财富献祭一样——因为这将是一种偶像崇拜的行为，联邦主义者
即使会为君主的人身立下誓言，但也不会像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那样喊出：“国王万岁！”

因此，联邦主义和雅各宾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对人的个体缺乏吸引力，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很重大；后者在思想上很薄弱，只具有仇恨的力量，但在必要时它知道如何激发怨恨让自己得以实现。
# 第八章

## 政治宣誓

政治宣誓问题是最微妙的问题之一。

誓言有一种神圣性，它从本质上区别于任何其他的承诺、义务或允诺，无论是默示的还是正式的。因此，在婚姻中，配偶之间需要宣誓，因为他们通过献身于对方而承担的义务并不来自于单纯的同居事实和相互爱的承诺，如果没有在证人协助下在法官面前宣誓，他们和其他人都无法说清使他们结合的契约是婚姻誓言还是同居协议。即使取消了未婚夫妇在民事官员面前的形式，并且通过在法律公布之前和之后同居的婚约充分宣布誓言，誓言仍然存在。它将被视为已经作出。为弥补仪式中的缺陷而付出的努力证明其本身的重要性。它就像纸币一样，作为货币，它只证明了货币的重要性。

在作证、仲裁和专家证词中，也需要宣誓，而且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被传唤为专家、仲裁员或证人的个人应该在说或不说实话方面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利益。但是，他可能会受到友谊、仇恨、恐惧的影响；他可能会被引诱或恐吓；而宣誓的目的是让他献身于真理，使他超越庸俗的考虑，通过对伪证的恐惧来维护他的荣誉，并使他摆脱所有人类的恐惧。
总而言之，在婚姻中，誓言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它使配偶双方无法和其他人结合；在作证、仲裁、专家评议等情况下，誓言也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它使证人、仲裁员或专家免受各方的责难。除了这些情况外，人们很少宣誓，一个书面或口头的承诺就足够了。人们不会为偿还债务、解除期票、履行作为仆人、雇员、合伙人或代理人的职责而宣誓，这似乎是不恰当的。然而，宣誓可以针对声称已偿还债务的恶意债务人，以及否认已获得偿还且收据丢失的债权人。在这两种情况下，宣誓都是一种责任声明，通过这种声明，如果他的断言是错误的，那么宣誓者就会使自己陷入恶名。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公职人员的就职，这种宣誓不应该与政治宣誓或封建效忠相混淆，尽管在内容上似乎与之没有区别。

法官、行政长官、部长级官员、警察部队的代理人，甚至卫兵，都要进行宣誓。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们承诺以荣誉和正直的方式履行职责，这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像房客支付租金的义务那样宣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官方地折磨罪犯的人往往面目可憎。但宣誓过的官员，其职责是确保法律得到执行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他是光荣的。除非他滥用权力折磨无辜者，否则他不会引起人们的仇恨。这种差异从何而来？

不难看出，公职人员的宣誓，不亚于配偶、证人、仲裁员等的宣誓。公务员，就其职责的履行而言，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发誓，仅
此而已。让他向国王，甚至向国家宣誓，就是假设他的职责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秩序：正义不是他的最高法律，而是国家理性。这属于马基雅维利和马志尼的政策，这就改变了宣誓的性质。

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对国王的宣誓的范围，以及可能需要宣誓的情况。

政治宣誓也是一种奉献的契约，因此是单方面的，其目的是将宣誓的公民与接受宣誓的国王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个人的奉献，高于任何事实或法律的考虑。宣誓的国王对向他致敬的人来说，本身就是法律的人格化，是法律的源泉。

在君主专制政体中，在一个理想主义和单一的民主国家，国家的理性是高于法律的。要求宣誓是很简单的，而且是在代表公共权力，国家理性的人或议会手中进行宣誓。例如，在旧政权下，政府是个人的、专制的，这一点从权力的不分明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政治制度体现在君主、皇帝或国王身上，当他死后，由选举或世袭取代，但在他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假设公务员、士兵、公民可以对这个人说：“我不认识你”；国家就这样被推翻了，社会就这样解散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发了誓：孩子们会对他们的父亲发誓吗？但他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他们欠君主一个誓言。而当君主召集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官员队伍的那天，这些官员就用宣誓偿还这个“债务”。
在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里，权力是从属的，政府是非个人的，国家建立在契约之上，事情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誓言不能对任何人宣读。它不会是对国王，无论他以何种身份存在；不会对总统、地主或任何其他的身份；它甚至不会是对国家或国家的议会，因为国家本身只是凭借契约而存在，是由尊严平等的独立国家组成的。他们之间签订了一个相互保证的契约，一个排除了任何宣誓的协同和互补换的契约。

可以说，赫尔维蒂的自由公民们在格鲁特利平原上进行了宣誓，而且瑞士人在民族战争中不止一次地重申了这一誓言。但是，尽管这一最初的行为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口头的、庄严的和热情的协同承诺形式，难道不能说格鲁特里的誓言和所有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誓言一样，是一种放弃或免除的仪式，通过这种仪式，同盟者宣布自己摆脱了所有的敬意，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基于自由契约的新型政治社会吗？在这里，誓言是对政治拟人化的庄严告别；是对誓言本身的否定。瑞士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崇高地重申他们祖先的这种背弃。

从所有这些考虑中，我得出结论，政治宣誓在本质上违背了一般的共和精神，特别是违背了联邦精神。1848年，我承认我对以共和国的名义废除宣誓这一形式的方式深感震惊。这种废除的动机包含了一些不真诚的、对国家和共和国的侮辱。它似乎在说，自1789
年以来，所有的誓言都是伪证，强加于人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可以信任，共和国甚至不能指望其选民的忠诚。仿佛人们想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这种伪证的传统，人们更大声地喊道：共和国万岁！请注意，誓言对每个人来说都被废除了，但作为例外的是，人们却要求共和国总统进行宣誓。事实是，在共和国中，宣誓是一种反常的行为。有一些东西扭曲了原则，使每个人都变得虚伪。共和国是单一制，以工作权，工业联合会，不耐烦地支持民主流动，承认以前的和优越的作为原则——但人们没有定义这些原则，这为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一个人无权声称仅受合同的约束，并且面对誓言的过早废除，民族主义者发出更大的呼声：共和国万岁！

在君主立宪制中，这是一种混合的、模棱两可的制度。它建立在权力和契约的基础上，官员和代表必须宣誓忠于国王；但同时也要求国王宣誓忠于宪法，他在登基时必须宣誓忠于宪法。权力被划分给不同的部门，但行政管理是集中的；在那里，政府是非个人的，因为国王的每项命令都必须由一名部长会签；但它又是个人的，因为是国王选择了部长。如果必要，他很难找不到为他签名的人。所有这一切，当我们仔细观察时，都是相当异类的，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最终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比绝对君主制更合理。我们甚至已经认识到，在经验主义的所有基础中，迄今为止它是最成功的。因此，在一个承认君主制与人民主权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社会中，王室可以要求宣誓，君主和臣民之间相互约束，
就像他们在中世纪一样，但通过一种与中世纪不同的契约或誓言。
这就是1789年的人们表达的内容：国家、法律、国王。

现在让我们回到马志尼和他的政治理念。

马志尼是支持单一制的人，这意味着，如果不是完全的君主立宪制，至少也是单一制的共和国，即君主制的纯粹本质。根据他的原则，马志尼不仅可以要求他的追随者对高于法律和自由的、被他奉为偶像的唯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宣誓效忠；他甚至可以向该共和国的任何代表、个人或集体宣誓，例如向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宣誓：可以当时后者提供帮助的条件是马志尼将献身于单一制。这或多或少是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在1804年向拿破仑宣誓的方式，后来在1814年又向路易十八宣誓。只有对联邦制共和主义者来说，政府完全是契约的产物，在逻辑上和法律上都有理由拒绝宣誓。联邦主义的契约和封建或帝国的效忠是一组矛盾。

很快将在法国举行选举。自然，莫兰先生，雅各宾派，马齐尼派，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就会承认，根据作为他的党的灵魂和国家理性的统一原则，民主派的候选人完全可以向皇帝宣誓。他们不需要对他本人有任何好感，也不需要赞同他的政策，就像过去保皇党人在宣誓时需要热爱和尊敬他的国王一样；就像梯也尔先生在进入部下并宣誓时需要成为路易·菲利普的该死的灵魂一样。现在和以前一样，国王是宣誓人所认同的一般思想的表达，这就足够了。
因此，根据民主主义者和莫兰先生的承认，一方面，法国的宪法，无论是保皇的、帝国的还是民主的，其名称和形式都没有区别，是一部基于契约的宪法，但其中的权威多于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政府的理性。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是通过普选产生的，是国家的第一代表和元首，没有任何东西能迫使他宣誓，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合法地使宣誓成为一种义务。毫无疑问，任何民主人士都不可能凭良心去宣誓。在民主反对派和拿破仑三世之间，让我们不要忽视这一点，没有比路易·菲利普和拉法耶特、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和加里波第之间更多的区别了。1852年民主派的当选成员通过拒绝宣誓而脱颖而出，这是针对君主本人的，但并没有触及他的尊严。他们现在不再拒绝宣誓了，这等于说，尽管民主派如果批评帝国的政策，最终会承认皇帝的权利和这种臣属关系。它保留了它的反对态度；但这种反对不过是在英国被委婉地称为君主陛下的反对派。

为了让莫兰先生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向他指出，马志尼在宣誓之后，如果他对亲王不满，并且仍然凭借他的理论，就拥有了一种解放自己的手段。如果国家誓言没有得到尊重；例如，如果意大利的单一制，即马志尼民主制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表现出自己缺乏能力；如果他屈服于外国人的禁令，马志尼可以宣布国王不忠于国家理性，是单一制和祖国的叛徒，并宣布自己不需要宣誓。因此，在中世纪，当国王对公共或国内道
德、贵族的权利或教会的权威犯下某种罪行时，他就会被教皇开除教籍，他的臣民也会被解除誓言。但是，这种解除誓言的理论，在精神领袖以基督教社会的名义宣布时就已经非常值得怀疑了，而且还引起了对教皇强烈的抱怨；当要作出的决定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良知时，就更应受到指责了。这不过是耶稣会格言的应用：Jura（发誓），perjura（伪证）。最后，有保留地进行宣誓，或者把这种严肃的行为当作一种单纯的形式：这在原则上是无视誓言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认国王的权利——这种权利最初被誉为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必要的，是一种伪证。

莫兰先生是否接受这种伪证理论？他是否和其他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一个人在对国家元首宣誓效忠后，可以再次凭良心宣布自己获得自由，理由是上述元首未能遵守他与人民之间达成的契约？

这还不是全部：从对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誓言中解脱出来后，马志尼可以密谋反对国王，甚至推翻他。因为被宣布为单一制的叛徒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不再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意大利的代表；马志尼和所有以统一和民族性起誓的人，都会谴责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政策。这也来自于开除教籍的理论。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志尼和雅各宾派只是在模仿教皇。

我问过我认识的意大利人，他们是否认为马志尼是一个在实践中追求其理论结果的人。所有的人都回答说是：这正是马志尼政策
的特点、道德和力量所在，这也是他在向意大利国王告别时抛出的那句话的确切含义：我们将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马志尼。我要小心不能妄下断言，但是，阴谋和政治暗杀是可以预想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正义，而正义高于一切国家理性和祖国本身。但是，除了国家理性的这些做法与正义相抵触之外，我们知道，正义本身并不是马志尼的格言；也不是奥尔西尼的格言，更不是罗西那个至今不为人知的刺客的格言<fnref n="86" />。莫兰认为，与所有这些教派人士一样，以拯救正义这一人类最大利益为借口，马志尼的单一制，难道就能充分合法化了？

让我们注意到，联邦共和主义者不必担心这些可怕的事件。对他来说，政治制度完全是契约性的，权威从属于自由，行政官是作为公务员的非人格化存在，作为一个与所有公民平等的人，他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宣誓。如果他宣誓，他将在联邦中，在他的权利和义务中失败，他将成为破坏公共自由的同谋。而如果情况需要放弃联

<footnote n="86">⁸⁶ 政治暗杀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几乎可以说，这个不幸的国家从来没有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达其反对意见和听取政治意见。意大利是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去年2月1日的《新闻报》，在一篇由大仲马署名的文章中，包含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残暴的细节。法国司法已经成功地在科西嘉岛摧毁了相对慷慨的仇杀道德；但谁会知道如何在那不勒斯王国摧毁卡莫拉（Camorra）这个可怕的制度？我敢说，在这里，只有联邦法律才能战胜一个民族的嗜血习惯，在这个民族中，专制主义和迷信已经玷污了良知，甚至破坏了道德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单一制的创始人不仅拖延了意大利的复兴，他们还使自己成为意大利最可憎的习俗的支持者。</footnote>
邦，那么他要么放弃对事务的一切参与，吞噬他的遗憾，隐藏他的希望；如果他认为他的协助对国王和国家是必要的，他将遵守他的誓言。

政治宣誓的最后一个结果及其推论是国家理性。国家至高无上的理性，不仅是针对一个被宣布为不忠的国王、部长、作家，像马志尼这样的优秀公民可以发现自己被赋予了针对城市和省份，针对整个人口的报复性的独裁权。以意大利为例，单一制足以满足民族性的要求。现在，国籍凌驾于民族之上，就像思想凌驾于其自身的实现之上。就像罗马独裁者，祖国之父，独自面对他有罪的军队，有权把它作为伪证者而消灭，而且确实消灭了它；就像1793年的雅各宾派，在巴黎人民和十几个省的爱国社团的支持下，有权凭借他们所解释的革命，镇压已经变得顽固的群众。同样，马志尼也有权把所有那些抵制单一制政策、不履行他们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之间的神秘契约的人，即使是两千五百万人，都称为叛徒；他可以根据这个契约，把联邦的支持者当作强盗来消灭，烧毁城镇，蹂躏乡村，消灭、净化和修正整个民族，按照马志尼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犯了罪。这不就是皮埃蒙特人两年来在那不勒斯、卡拉布里亚，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主权受到争议的地方所做的事情吗？

弗雷德里克·莫兰先生对马志尼的政策有什么异议吗？让他仔细掂量一下自己的答案。我不想让他吃惊，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掩
饰或软化我冒然向他提出的问题。马志尼的这种统一政策，一种国家理性、宣誓和作伪证的政策，与93年雅各宾派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取缔法国人民的七分之六的政策没有任何区别；它与罗马贵族的政策一样，把对公民以及其子女和奴隶的生杀大权归于自己，把这种权利委托给执政官。这是摩西的政策，他让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在沙漠中被屠杀；这是罗马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政策，他们将任何犯有或仅仅被怀疑犯有异端罪的人送上火刑架；这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政策，他们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这是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政策，他们制造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这是神圣同盟和耶稣会的政策，他们让沉默的威廉、亨利三世、亨利四世等人依次被暗杀。这是所有神权政体、所有专制主义和所有蛊惑人心的政策。只有建立在自由契约基础上的联邦制，将纯粹的正义作为其最高准则，才会反对这种纵火屠杀的政策。
# 第九章

## 奴隶制和无产阶级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距离马志尼思想盘旋的地区三千里远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多么令人惊讶。在联邦制之外，政治，无论国家元首多么有德行和仁慈，都倾向于堕落为暴政、掠夺和灭亡。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共和国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和政府的典范。一个无与伦比的事实上的自由被展示出来，被空前的繁荣所包围。但是，这个具有联邦主义形式的共和国，却被深刻的恶习所感染。从欧洲传来的剥削、狂热、宗教和法律、血统和财富的骄傲，使不平等和阶级区分的原则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并使回归单一制政府变得不可避免。

三个阶层构成了美国社会：黑人劳工、奴隶；白人劳工，他们正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以及土地、资本家和工业贵族。奴隶制和无产阶级与共和主义道德格格不入，南方各州虽然本质上是民主主义者，但却率先萌生了将美国集中起来并支配联邦的想法。同时，他们还想在整个共和国范围内发展他们的特殊制度，即黑人奴隶制。他们被北方那些占大多数、喜欢自称是共和主义者的人所排斥；他们在自己的地方利益上被这个打算轮流使用权力并以整个联邦的名义说话的多数人所打击，他们打破了联邦契约，把自己建成了一个
大概是单一制的奴隶制民主。

为了拯救联邦，有必要通过共同的协议来做两件事：1）解放黑人，给予他们公民权，而北方各州只给予一半的公民权，南方各州根本不希望这样做；2）大力打击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这一点并没有进入任何人的视野中。南方和北方都受到黑人奴役和白人无产阶级的威胁，联邦处于危险之中：双方的顽固态度使这一弊端几乎没有补救措施。事实上，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如果北方的地主阶级和南方的贵族只忙于发展各自的财产，不为雇佣工人或被奴役者做任何事情，也不担心两边的反对派相遇的问题，那么可以预见，有一天，两股潮流相撞，南方的民主主义者群众将渗透到北方的共和派群众中，同时后者也将涌入前者。这样，白人和黑人工人就会混在一起，而剥削者阶级如果不想看到奴隶和无产者像海地和墨西哥那样通过任命一个皇帝来反对它，就只能把它的联邦变成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拥有强大的警察部队、庞大的常备军、集中的行政机构等等。另一方面，对于被剥削的种族，如果剥削者缔结的习惯的分歧和他们的利益矛盾使分离不可避免，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那么从政治、经济和战略的三重角度来看，北方的命运将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仍然可以预见，共和派的多数将与拥有奴隶的少数结盟的时刻将会到来。在任何情况下，联邦都会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主动宣布了独立：北方的反应是什么？北
方忌惮于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考虑到美国的领土在它看来只
包括一个国家，它开始称分离主义者为叛徒；然后，为了消除分裂，
它决定将所有奴隶驱逐出去，以换取对奴隶主的补偿。但那些主动
要求留下的奴隶将被允许继续工作，但条件较差，令人想起印度教
弃儿的情况。这样，虽然南方的同盟者，为了挽救他们的特殊剥削，
要求离开已经变得不可能的联邦，被宣布为叛乱者，但有色人种的
政治和社会分离是由权威机构下令的，是合法的，是不可改变的：
这就是应用国籍原则的一种新方式！这就是林肯的计划。如果这个
计划通过了，很明显，黑人的奴役只是改变了形式；大量的黑人—
—他们对炎热地区的文化是不可缺少的，将被保留在他们居住的州；
美国社会将不会更加同质化。此外，为了防止将来有任何分离南方
各州的企图，美国就有可能进一步向中央集权迈进，因此，地理宪
法在这里帮助社会宪法，<fnref n="87" />美国的联邦共和国将通过林肯的解决方案，

<footnote n="87">⁸⁷如果说有哪个联邦被置于不利的地理条件下，那肯定是美国的联邦。在那里，可以说命运从根本上是敌对的，而自由无所不用其极。一片广阔的大陆，六百到一千里宽，呈正方形，三面环海，但其海岸线相距甚远，可以说四分之三的居民无法出海；在这片大陆的中间，有一条巨大的走廊，或者说是一条沟渠（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如果它不被宣布为共同财产，对沿岸的20万人口来说，将构成一条死胡同。简而言之，这就是美国联邦的总体结构。因此，分裂的危险立即得到了理解，而且无可争议的是，在这方面，北方正在为其生存而战，就像为统一而战一样。在这里，目前一切都处于矛盾之中——白人和黑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新教徒和摩门教徒），契约中所表达的民族特性（日耳曼式的和联邦式的），以及领土、利益和道德。乍一看，北美似乎注定要形成一个伟大的单一制帝国，与罗马人、蒙古人或中国人的帝国相媲美，甚至更胜一筹。但是，这块大陆落入在气质、天才和愿望方面最具有联邦主义精神的种族——</footnote>
更迅速地走向单一制度。

现在，在我们中间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民主主义者，也在废除奴隶制的借口下支持美国的统一；但是，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两个单位在它眼里只是两个资产阶级的、准君主制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巩固人类的剥削，它为林肯先生提出的把黑人奴隶制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做法鼓掌。把这与它自1848年以来对社会主义的禁止相比，你就会知道这种民主主义的善意下隐藏的秘密，它不支持奴隶制，呸！……你将掌握所有的秘密，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行政集权来瓦解群众中的任何抵抗力量。你将看到：在美国，如同在意大利和法国，支配所谓的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政策的，不是正义，不是自由和平等的精神，甚至不是理想，而是纯粹的利己主义，是最武断任性的国家理性。

如果民主报刊在讨论美国事件时，既要有判断力，又要有热情；如果它不是把北方推向南方，喊着：杀！杀！而是寻求和解的途径，它就能向交战各方提供明智的建议。它会对他们说。

“在一个联邦共和国里，无产阶级和奴隶制同样不被允许；文明的趋势必须是废除他们。”

<footnote>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手中，难道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让林肯先生教导他的同胞克服他们的厌恶情绪；让他承认黑人的公民权，同时向无产阶级宣战，联邦就有救了。</footnote>
“1848年，赫尔维蒂联邦（瑞士联邦）在其新宪法中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废除了资产阶级和家庭的所有旧特权之后，根据这一新原则，毫不犹豫地赋予heimathlosen（没有祖国的人）以公民权利。美国联邦能在不违背原则和不走回头路的情况下，拒绝让涌入其领土的已经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获得瑞士给予无国籍者同样的好处吗？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管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不应该排斥这些人，并以同胞、平等和兄弟的身份迎接他们，应该接受他们加入他们的共同体。此时此刻，这项措施应该体现在接纳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奴役状态的黑人。”

1860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恢复了他的国家的农奴（人数超过2500万）的自由，并呼吁他们享受他的帝国政府所带来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之后，将土地以财产的形式全部给了他们，并为自己保留了对被剥夺权利的贵族进行补偿的权利。美国联邦对其被解放的黑人所做的事情会比专制的沙皇亚历山大对他的农民所做的少吗？难道不应该出于谨慎和公正，它也应该授予他们土地和财产，以免他们陷入比他们来时更糟糕的奴役？

美国联邦被支配它的思想的锁链和它的处境的不可避免性要求做得更多：它必须在南方各州受到责难的情况下，通过占有工薪阶层和在政治保障的同时组织一个经济保障体系，从根源上打击白人无产阶级。应由北方在这一改革中采取主动，并以榜样的力量而不
是武力来领导南方。

除此之外，北方对南方的虚伪和不敬的攻击只能导致各州和共和国的毁灭。

至少，林肯先生不得不考虑到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贵族精神和道德上的反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他的诚意部分弥补了他的慈善事业的不足。但是，法国人，在伏尔泰、卢梭和大革命里接受过训练的人，他们的平等主义情感一定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怎么可能不觉得北方的召唤会带来所有这些后果呢？他们怎么能对林肯先生的解放假象感到满意？他们怎么会有勇气为奴隶们最近发出的造反号召喝彩呢？这种号召对被围困的北方来说，显然只是一种毁灭的手段，同样受到战争法和国际法的谴责。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借口是什么？难道他们不清楚，激励他们的情绪不是对人类的爱，而是法利赛商人的冷酷计算，他在比较了他的成本价格后对自己说：雇用自由工人（他们的工资是有回报的，他们对自己负责）比雇用奴隶工人（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生计，他们比工薪族更麻烦，他们带来的利润也相应更少）对资本家、工业首脑、财产和国家更有利。他们的利益在这里是一致的。

考虑到这些事实和这些类比，我向莫兰先生提出以下问题。

联邦制原则似乎与种族的社会平等和财富平衡的原则密切相关。
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种族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必须通过同样的理论和同样的法理来解决。

宗教宣称，黑人和白人一样，都是上帝和教会的孩子，是由同一位基督的鲜血救赎的，因此是他们精神上的兄弟；心理学认为，黑人的意识和白人的意识在结构上没有区别，就像后者的理解力和前者的理解力一样。最后，日常经验证明，通过教育，必要时通过杂交，黑人可以产生与白人一样出色的才能、拥有一样的道德，制作出同样的工业产品。

因此，我请教莫兰先生：

美国人从非洲国家强行带走黑人，让他们在美国土地上成为奴隶。今天当他们不再需要他们时，是否有权利驱逐他们。

如果这种驱逐，只是从相反的方向延续了第一次绑架的可憎事实，对所谓的废奴主义者来说，构不构成与奴隶贩子相同的罪行。

通过一个世纪的奴役，黑人还没有获得使用和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权利。

如果法国业主对他们的同胞，对所有那些既无资本又无资金、靠租用武器为生的人说：“土地是我们的；你们不拥有一寸土地，
我们不再需要你们的服务：离开吧，”这样，无产者就被驱逐。

如果黑人与白人一样因其天性和人的尊严而自由，可以通过恢复一时失去的人身拥有权，但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

如果这一权利不是通过他最近被释放和以前的居住地这一双重事实获得的。

如果林肯计划将黑人置于贱民的境地，对这个少数种族来说，是不是比奴役更糟糕。

这种微不足道的解放是否是北方的耻辱，是否在道义上证明了南方的主张。

如果北部和南部的联邦和联邦只为奴役而战，是不是应该被宣布为对联邦原则的亵渎者和背弃者，并被各国所抛弃。

如果欧洲的新闻界，由于它的煽动，由于它的单一制和反平等主义的倾向，使自己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帮凶，难道它自己不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吗？

归纳一下我的想法，我问莫兰先生。

如果他认为人与人之间能力的不平等，可以使特权的不平等合
法化；

如果以能力的不平等为借口并在社会中造成如此可怕的对立的
财富不平等，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特权、狡猾和偶然的产物；

如果国家的首要责任不是因此而通过互助的制度和庞大的教育
系统来修复天生的伤害和社会生活的意外；

因此，如果他不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会必然导致以下
原则，即1. 种族平等的原则；2. 条件平等的原则；3. 一个越来越
近的、但从未实现的——财富平等原则；

如果根据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些原则，即否定
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否定一切对人和种族的剥削，否定一
切对命运的偏爱，否定一切阶级优越性，可以在联邦政府以外的政
府中实现；

最后，就逻辑、历史和当代事实允许我们判断的范围而言，法
律和人类的命运与单一制的做法和愿望之间不是明显不相容吗？

不道德和奴役，这就是我发现的这种单一制政策的根源，这是
马志尼和雅各宾派的政策，也是林肯总统的政策，如果没有更好的
想法把他和他的同胞从他们灾难性的、无情的偏见中摇醒的话。
## 结论

法国人民由于缺乏思想而变得士气低落。他们缺乏对时代和形势的了解：他们只保留了对一种倡议的骄傲，而这个倡议的原则和目的却让他们无法理解。他所尝试过的政治制度没有一个能完全满足他的期望，他也无法想象任何其他的制度。

正统派很难在群众中唤起怜悯，也不会引起对七月君主制的遗憾。无论最终和解的两个王朝是合并还是不合并，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对国家来说仍然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相同的意义，即君主立宪制。现在，这个君主立宪制；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行动，我们已经能够判断它：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它本可以持续一个世纪，人们对它有更多的期待，但它在建造时就被摧毁了。君主立宪制已经完蛋了：证据是我们不再拥有重建它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出于某种不可能的原因设法重建它，它只会因自身的无能为力而再次倒下。

事实上，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第三等级的政府。但现在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了，他们甚至不足以形成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封建的产物，不比教士和贵族多也不比他们少。它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通过前两个阶级，即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存在，才能重新获得意义。和它的前辈一样，资产阶级在1789年被打倒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是他们共同转变的行为。这个君主制、议会制和审查制的资产阶级吸收了两个高级阶级，并在他们的废墟上闪耀了
片刻，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平等及其合法的表现形式——普选。试着用它来重塑资产阶级！……

让我们补充一点，君主立宪如果重回人间，必将不堪重负。它能偿还债务吗？用什么来还？它会减税吗？但税收的增加是单一制政府的本质，而且我们会有重新引入该系统的额外特殊费用。它会减少军队吗？那它会用什么力量来制衡民主呢……它会试图清算军队吗？它会放弃新闻、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吗？不，不，不！资产阶级新闻界十年来利用帝国为其保留的出版特权，更证明了对真理和自由的热爱不是它所拥有的，自1835年以来组织起来反对社会民主的制度，在1848年和1852年发展起来，将以致命的暴力强加给民众。复兴的君主立宪制会不会像1849年那样，试图限制选举权？如果是这样，这将是对平民的宣战，因而也是革命的前奏。如果不是这样，1848年2月就预示了它的命运，它迟早会死去：另一场革命。如果你思考五分钟，你就会相信，君主立宪制被置于两个革命的宿命之间，他已经走入历史。而它在法国的恢复，将是一种反常现象。

帝国的存在，以权威和控制人民来维护自己。帝国在1852年第三次表现出来，它又被一种未知的力量所左右，这种力量在不断地改变着一切，它把政府和社会推向未知的目的，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帝国，就其性质而言，倾向于接近契约的形式。拿破仑一世从厄尔巴岛回来后，被迫以1789年的原则起誓，并向议会方向修改
帝国制度；拿破仑三世已经不止一次向同一方向修改1852年的宪法。
在遏制新闻界的同时，他允许它有更多的自由；在缓和护民官的同
时，似乎他对立法机构还不满意，他邀请参议院发言。这些让步意
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在君主制和拿破仑式的思想之上，在这个国家
盘旋着一个原始的思想，一个自由契约的思想，猜猜是谁授予的，
哦，国王们！是自由……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国家形式在我们看
来都是或多或少的过渡：帝国也是一种过渡。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拿破仑帝国正处于一种蜕变之中。

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想法还没有被发掘，突然就被拿破仑三世
肯定了，就像在提比略统治的末期，救赎的奥秘被耶路撒冷的大祭
司肯定了一样，那就是联邦。

到目前为止，联邦制只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唤起：它是为我们这
个时代保留的一种政治制度。

a) 组成联邦的团体，也就是其他地方所说的州，本身就是国家，
根据自己的法律在所有的主权中治理、判断和管理自己。

b) 联邦的目的是将他们团结在一个相互保证的契约中。

c) 在每个联邦州中，政府都是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组织的：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选权是其基础。
这就是整个系统。在联邦中，构成政治体的单位不是个人、公民或臣民；他们是自然界先验的群体，其平均规模不超过聚集在几百平方里领土上的人口。这些群体本身就是小邦国，在联邦保护下民主地组织起来，其单位是家庭或公民领袖。

这样，只有联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自由和权威的协议问题，给每个人以公正的尺度、真正的权限和充分的主动权。只有它才能在公民和国家的不可侵犯的相互尊重下，保证秩序、正义、稳定与和平。

首先，联邦权力，在这里是中央权力，是伟大社会机构，不能再吸收个人、企业和地方的自由。这些自由是先于它的，因为只有他们孕育了它并维持着它；此外，根据他们赋予它的宪法和他们自己的宪法，他们仍然高于它<fnref n="88" />。从那时起，就没有动荡和反叛的风险了：政治上的鼓动只能导致人员的改变，而永远不会导致制度的改变。人民可以拥有新闻自由、平台自由、社团自由、会议自由；

<footnote n="88">⁸⁸ 中央或联邦权力与地方或联邦权力的关系是通过预算的分配来体现的。在瑞士，联邦预算仅占瑞士用于其政治生活的总预算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仍由各州当局掌握。另一方面，在法国，是中央政权掌握着国家几乎所有的资源；是中央政权管理着收入和支出；也是中央政权通过委托管理大城市，如巴黎，其市政当局因此成为纯粹的名义机构；也是中央政权负责保管市镇的资金并监督其使用。</footnote>
废除所有的政治警察：国家不必不信任公民，公民也不必不信任国家。后者的篡夺是不可能的；前者的叛乱是无能为力和毫无目的的。权利将成为一切利益的核心，成为国家存在的理由；真理将成为新闻的本质，是舆论的日常。

对于宗教宣传，教士的煽动，神秘主义的牵引，教派的传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教会像表达观点一样自由：公约保证他们的自由，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侵犯。联邦将他们包裹起来，自由将他们平衡起来：如果公民们都在同一信仰中团结起来，以同样的热情，他们的信仰就不会反对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热情也不会战胜他们的自由。假设法国实行联邦制，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天主教的复兴就会立即消失。此外，革命的精神进入了教会，教会不得不接受这一现状，并承认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有了联邦，你就可以给所有人提供高等教育，并防止大众的无知，这在单一制中是不可能的，甚至是矛盾的。

只有联邦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和权利，解决劳动和资本的协议问题，解决结社、税收、信贷、财产、工资等问题。经验表明，慈善法、慈善戒律和所有慈善机构在这里根本无能为力。那么，只能求助于正义，它在政治经济和政府中都具有主权；剩下的就是协同的和互补的契约。正义告诉我们什么，它命令我们做什么呢？正如契约所表达的那样，在所有涉及工业担保、信贷、保险、公共服
务的情况下,用互补性原则取代垄断原则:这在联邦制下很容易,
但在单一制政府中是令人反感的。因此,税收的减少和平等化在高
压权力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要减少和平等化税收,就必须从分散
税收开始;因此,公共债务将永远无法清偿,它总是迅速增加,在
单一制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君主制下都是如此。因此,本应给国家带
来更多财富的对外出口被内部市场的限制所抵消,这种限制是由巨
大的税收造成的;<fnref n="89" />因此,在投机、交通和商店、银行和高利贷日益
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对立环境中,价值、价格和工资永远不会变得正
常化。因此,最后,只要政府不明白公共服务不能由自己来执行,
也不能变成私人和匿名企业,而是以固定价格和定期租赁的方式委
托给团结和负责任的工人公司,工人协会就仍然是一个乌托邦。政
府不再干预劳工和商业,不再鼓励贸易和工业,不再有补贴,不再
有优惠,不再有贷款,不再有贿赂,不再有利润或工业份额,不再
有抢劫:除了联邦制度中,你还能从什么制度中期待这种改革?

<footnote n="89">⁸⁹ 法国每年平均生产3000万至3500万百升葡萄酒。这个数量,加上苹果酒和啤酒的数量,不会大大超过其三千八百万居民的消费量,如果每个人都被允许去科林斯,也就是说,喝他那份葡萄酒、啤酒或苹果酒的话。我们已经有市场了,到国外去有什么用呢?但更糟糕的是,当国内市场因国家税收、运输成本、通行费等而以某种方式被关闭时,人们一直认为应该在国外获得另一个市场,但国外市场只购买昂贵的葡萄酒,而不是普通的葡萄酒,因为他们对这些葡萄酒不感兴趣,或者这些葡萄酒太贵:因此,生产商只能带着他的商品,在内部或外部都没有买家。吉伦特省曾寄希望于与英国签订的贸易条约来销售它的葡萄酒;大量的葡萄酒被运往伦敦:他们仍然在码头上没有售出。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这种经常被指出的反常现象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些原因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解决:单一制。(见我的《税收理论》,1卷,1861年)。</footnote>
联邦充分满足了民主愿望和资产阶级保守情绪，这两个因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调和的，如何满足？正是通过这种政治经济保障，即联邦制的最高表现。法国恢复了它的法律，也就是平均财产，也就是诚实的平庸，也就是日益接近的财富水平，也就是平等；法国找回了它的天赋和道德，构成了一个相互保障的主权联合体，对于共产主义的洪水，对于王朝的入侵，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群众现在无力以其数量压制公共自由，也同样无力夺取或没收财产。更妙的是，它成为阻止土地和资本封建化的最有力的障碍，而所有单一的权力都不可避免地会趋向于此。当城市居民只为其收入而重视财产时，耕种财产的农民却首先重视财产本身：这就是为什么财产从来没有比通过持续和有秩序的分割、比处在联邦时，更接近平等，更被完整地保障。不再有资产阶级，不再有民主主义，只有公民。正如我们在1848年所要求的：这难道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吗？如果不在联邦制中，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一理想的实现？不管1793年怎么说，没有什么比联邦更不贵族和更不守旧的制度了，必须承认，没有什么比它更不庸俗了。

在一个联邦政权下，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就像它的命运一样简单。为自由腾出空间，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和福利，培养人们的思想，增强人们的良知，这就是对内的工作；对外则是树立榜样。一个联邦的民族是一个为和平而组织的民族；有了军队，它还能做什么？所有的兵役都缩减为宪兵、职员、商店和堡垒的守卫。不需要结盟，
也不需要贸易条约：在自由国家之间，普通法已经足够。对商业而言，贸易自由，除了征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在联邦议会辩论的补偿税。对人而言，居住和迁徙自由，除了对每个国家的法律应有的尊重，同时等待着国家进一步构成联合体。

这就是联邦主义思想和推论。这个过渡期可能并不脆弱。专制主义很难建立，维持起来也很危险；回归自由总是容易的、有用的和合法的。

法国人对这项改革非常满意。长期以来，法国人习惯了各种不便和沉重的负担，但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大楼要等十年才能完工，前提是大楼每年都升一层。传统并不与此背道而驰：从旧君主制中去掉阶级和封建权利的区分；法国，连同它的省、州、习惯、特权和资产阶级，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联邦，法国国王是联邦总统。是革命斗争给了我们中央集权。在这个制度下，平等得到了维持，至少在道德方面是如此；自由则被逐渐削弱。从地理角度看，这个国家的优点也不小：它在总体上被完美地组合和划定，具有惊人的统一能力，正如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它因其盆地的独立性而同样适合于联邦，河水流入三个海洋。这就需要各省首先发出自己的呼声。巴黎，从首都到联邦城市，在这种转变中没有任何损失；相反，它将找到一种新的和更好的存在。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它对各省的剥削使它拥挤不堪。减少了负担，减少了惊恐，巴黎将
更加自由，将获得和给予更多。由于各省的财富和经营活动优先于美洲为他们提供产品，巴黎将获得因为减少贸易中的寄生虫而损失的一切，其居民的财富也将持续积累。

无论谁负责法国的命运，我都敢说，没有其他的政策可以遵循，没有其他的救赎方式，没有其他的想法。因此，让他发出欧洲联邦的信号；让他使自己成为他们的盟友、领袖和榜样。他将会享有无比的荣耀，这将是所有荣耀的顶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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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