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門罕戰役

諾門罕戰役（亦称作“諾門坎戰役”，蘇聯與蒙古稱“哈拉哈河戰役”，俄語：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蒙古語：Халхын голын байлдаан；日本称“諾門罕事件”，日語：ノモンハン事件）是1939年5月至8月以日本帝國和滿洲國為一方，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為另一方而進行的大規模邊界戰爭。這場戰爭從1939年5月11日直至1939年9月16日簽署停戰協議為止。蘇聯方面指揮這場戰役的統帥是朱可夫、日方主将則為小松原道太郎。雖然這場戰爭規模很大，但蘇、日雙方並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戰爭的結果以日本關東軍的失利和蘇聯的獲勝為結局，但蘇聯並無意進一步擴大戰事。爲此蘇聯在1941年4月與日本締結了《蘇日中立條約》，雙方相互承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此後兩國在二戰中一直維持和平狀態，直至蘇聯在1945年8月8日对日本宣戰並發動八月風暴行動為止。 戰爭背景 這場戰爭的背後根源是蘇聯與日本圍繞著在遠東地區的各自戰略利益進行的角逐，但是直接導火索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滿洲國圍繞著以哈拉哈河流域的邊界爭端而引發的。 地理概況 諾門罕地區位於今天的蒙古國東方省與中國内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交界地帶，海拉爾西南的180公里處，這片地區除了蒙古國境內的諾門罕以外，還包括了中國境內的阿木古郎鎮-罕達蓋蘇木等地。 作為這個區域內主要河流的哈拉哈河，發源於大興安嶺西麓的達爾濱湖，自南向北流經蒙古國東部及中蒙交界地區，部分河段形成界河，在這過程中與喀瑪爾河、巴達納河、爪爾班賽汗河、特爾根河等多條支流匯合，最後注入貝爾湖。從發源地達爾濱湖至貝爾湖，其河流長度約為270公里 哈拉哈河全域縮放圖 貝爾湖縮放圖 流經諾門罕地區的哈拉哈河的河段長度約41公里，河西岸比東岸高50米，形成臺地。作爲支流的胡鲁斯臺河從東北向西南流入哈拉哈河，將諾門罕地區分为南北两部分。東南方達爾汗山至罕達蓋是連綿數十公里的松林。哈拉哈河及其支流是諾門罕地區的主要淡水水源，在哈拉哈河東岸2公里至3公里處，以及附近的哈拉哈廟周邊地區多爲水草肥美的湿地，其余地區包括哈拉哈河西岸多為植被稀少的沙地，形成高约20米至40米連綿起伏的沙丘。 「雍正界綫」的由来 雍正10年4月（1732年5月），根據黑龍江將軍卓爾海的奏摺，清廷為了加強對北部邊界控制，計劃從黑龍江地區遷移索倫、鄂倫春及原屬車臣汗部的舊巴爾虎等部約3000人至呼倫貝爾地區，雍正12年（1734年），又有隸屬車臣汗部的舊巴爾虎2984人及家眷遷入該地區，編為新巴爾虎左右旗。 新巴爾左翼四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駐牧於哈拉哈河、烏爾遜河、呼倫湖東岸及海拉爾河下游両岸，其中正藍旗活動範圍位於哈拉哈河諾門罕卡倫一帶；新巴爾虎右翼四旗（正黄、正紅、鑲紅、鑲藍）駐牧於貝爾湖北岸、烏爾遜河和呼倫湖両岸及克魯倫河下游両岸。舊巴爾虎部原以半獵半牧為生，遷入呼倫貝爾後逐漸轉變為游牧生活。新設各旗作為軍事駐牧群體，承擔邊防任務，由呼倫貝爾副都統管轄。史料記載，基層兵丁雖可按月領取銀一両的軍餉 ，但平時仍主要以放牧維持生計。 根據《清史稿》記載，原居該地區的車臣汗部活動範圍涵蓋喀爾喀東部草原，並延申至哈拉哈河流域。隨著新巴爾虎左旗的設立，両者牧埸空間發生接壤，由此引發了圍繞使用草埸與水源方面的矛盾。為對此進行管理，清廷依據《理藩院則例》的制度，規定部落之間不得越界放牧，並通過設置卡倫劃定各部落的放牧範圍區域。雍正11年（1733年）設立了13個卡倫處，雍正12年（1734年），又在喀爾喀布特拉哈両邊交界地區增設了包括「諾門罕布爾德」（Номхон/Номунхан-ы бүрд）（蒙語意思：法王綠洲）在內的16個卡倫處，各卡倫之間相距約28公里至52公里不等，平均相隔約為30公里。 在上述制度框架下，兩個部落在長期的放牧生活中形成了若干慣例： 共用水源：考慮到哈拉哈河及支流是該區域的主要淡水水源，新巴爾虎左旗部可以越過卡倫界線使用車臣汗部牧埸范圍內的水源； 限制措施：雖然新巴爾虎左旗部可以越界使用車臣汗部牧埸的水源，但不得长期越界扎營放牧； 災年協調：在遇到冬季雪災或乾旱年，可臨時借用對方的牧埸。 乾隆47年（1782年），雙方曾發生地界爭執，新巴爾虎左旗方面指責車臣汗部越界50里（約25公里），清廷遂派員會同雙方勘察，並「挖出舊設卡倫所埋木記」以確認界址，最終認定車臣汗並未越界，新巴爾虎左旗相關官員因而受到懲處。 如上所述，所謂「雍正界線」起源於雍正年間清廷對呼倫貝爾地區的重新編旗與邊戊整頓，通過劃定游牧區域、設立卡倫及規範放牧行為而逐步形成，並在乾隆年間趨於完善，構成一套針對游牧區域的管理制度。 在清代，內外蒙古同屬於清朝中央政權管轄的背景下，這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巴爾虎左旗部與車臣汗部之間在使用牧埸和水源方面存在的矛盾。進入20世紀之後，隨著清王朝的垮臺和外蒙古的獨立，特別是1930年代初滿洲國的成立，這一原屬內部牧區劃分的歷史界線，逐漸演變為邊境爭端的導火索。 滿蒙國界爭端及邊境衝突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在1919年發行的《中華郵政輿圖》（Postal Atlas of China）中，仍以“雍正界綫”作爲兩個部族閒的行政劃分界綫。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原屬喀爾喀的車臣汗部歸於外蒙古，呼倫貝爾的新巴爾虎左旗留在了中華民國境內。 1932年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成立，呼倫貝爾劃為其轄下的「興安北省」（後改為興安總省）。由於「雍正界線」遺留下來的歷史慣例，對新巴爾虎左旗來說，越過「雍正界線」給牲畜飲水是沿襲下來的老規矩，這個原本為管理規範蒙古不同部落的牧埸範圍的分界線就成為了國境線的爭端焦點。日满当局虽然早期也承認“雍正界綫”，1932年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發行的地圖，1932年东京朝日新聞專賣社發行的《最新大满洲國地圖》，1935年以前滿洲鐵路出版局發行的地圖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關東州政廳發行的地圖等，都以哈拉哈河東岸約20公里处爲國境綫。 但是隨著両個部落之間的糾紛不斷（糾紛發生地主要是在哈拉哈河東岸諾門罕地區的哈拉哈廟及周邊地區，並未發生在後來日本和滿洲國所主張的以哈拉哈河爲界的地區）。日本方面便考慮對國境線予以重新劃定，這是因爲日本方面認為以河流為界易於國境線的管理，另外，日本在俄國内戰期間出兵西伯利亞時，曾繳獲一幅比例尺為1∶84000的俄軍地圖，該地圖將諾門罕地區的部落行政區域分界綫劃定在哈拉哈河，因此日本方面便以此為依據，主張以哈拉哈河作為両國國界線。 1935年1月，蒙满双方争夺哈拉哈廟的所有權，發生武裝衝突，日軍出動駐海拉爾的騎兵部隊，未經交火就占領了哈拉哈廟，日本将这次武装冲突称为“哈爾哈廟戰鬥”，之後又多次發生邊境衝突。 1935年1月發生的衝突之後，1936年3月30日又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衝突——“阿達格多蘭事件”。日本關東軍渋谷支队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從貝爾湖西岸阿薩爾廟地區入侵蒙古境内阿達格多蘭地區，蒙軍騎兵300騎，摩托化歩兵1個連，装甲車約10輛（45mm砲装備）擊潰日满軍，日軍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指揮轻型装甲車車隊的平本鈴雄少尉被擊斃，涩谷率部撤回海拉爾重新整頓。4月，日本參謀本部發佈的命令（臨命第323號），废除了關東軍司令官對滿洲國邊境地區實施軍事行動之前須向參謀本部報告的規定，允許其在認爲有必要的情況下，在滿洲國全境範圍内隨時隨地調動和使用兵力。5月，日蒙雙方交換了阿達格多蘭事件中各自俘獲的12名戰俘以及收斂雙方的陣亡者尸體。 1937年下半年，滿洲國方面向河東岸派出了邊防警備隊，進一步加劇了持續升溫的邊境地區緊張態勢 「满蒙國境談判」 爲解決雙方的邊境爭端，經過日本和蘇聯幕後交涉，满蒙雙方從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曾經在满洲里舉行了關於明確劃定邊境線的多輪談判。满洲國代表團成員共4人，首席代表為興安北省省长凌陞、興安軍司令官烏爾金少将、满洲國軍政部部員、關東軍駐海拉爾特務機關長斋藤正銳陸軍少佐、满洲國外交部政務司長神吉正一等人；外蒙古方面的談判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長桑布（後來在喬巴山主導的大清洗中被處決）。在會談中，滿洲國代表主張以哈拉哈河爲國界線，這等於將這段國境線向西移20公里左右，從地理位置狀況來看，它明顯有利於新巴爾虎左旗部，但卻觸碰到了車臣汗部的利益。因此，外蒙古方面强調其流經在外蒙古的河段為内河，堅持主張以河東岸20公里之處爲兩國國界。當日滿方面代表以18世紀俄國測繪的地圖為依據時，外蒙古方面代表指出，這幅地圖是俄國測繪隊是根據確定中俄邊界線的《恰克圖界約》於1727年繪制而成，哈拉哈河並非是中俄界河而是清帝國版圖内的內河，當時的俄國繪圖人員對清帝國境內的這一帶行政區的畫分並不十分了解，而是按照「以河流為界」的習慣進行的區域劃分，而當時「雍正界線」尚未設立，因此該地圖的繪制並不準確。外蒙古在此之前，已經向蘇聯方面提出了這個問題，蘇聯方面也於1932年-1935年間將相關地圖做了修改，新地圖將兩國的國境線從「哈拉哈河界綫」訂正為「河東界綫」。對歷史上清廷在哈拉哈河東岸設立的「雍正界線」，雖然日本方面心知肚明，但卻對此有意淡化或完全無視。在多輪談判中，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歷時両年多的談判最後無果而終。 蘇聯與日本的軍事戰略部署 從19世紀末以來，圍繞著爭奪滿洲地區，日俄（包括後來的蘇聯）兩國都將對方視爲威脅，“九一八事件”之後，雙方爲此做了針對性的軍事戰略部署。 日滿方面 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簽訂。第二条规定：“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以该议定书为基础，日满军事协定委员会制定了《日满守势军事协定案》，规定当一方或双方遭到第三国侵略时，两国军队将在日本国军事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1932年日军开始以四年计划旨在充实驻满洲兵力、改善装备等应急的军备建设。 1933年，日军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1个机械化旅、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约80架飞机，兵力约5万人，加上日军驻朝兵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在与苏军远东兵力的对比上，驻满洲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始终保持相当于苏军的十分之八，并尽早将航空兵力增强到相当于苏军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为目标，迅速扩充军备。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 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别應充實在满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对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到了1938年，隨著邊境衝突的日益增加，日本方面爲了加强在該地區的應戰力，關東軍以新增編的第23師團作爲邊境駐守部隊，精通俄語並曾擔任過日本駐蘇聯大使館武官的小松原道太郎中將被任命為該師團長。 1939年4月，關東軍第一課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作爲關東軍第1488號作戰命令起草了《满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該作戰命令得到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認可和簽發，4月25日傳達給了各聯隊軍官。該綱要的基本方針規定：“對满蘇國境之蘇軍的非法行爲，經周密準備予以徹底膺懲，使其懾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時可暫時進入蘇聯領土。”該綱要第四條還明確規定：“在國境綫不明確的地區国，防衛司令官有權自主進行裁定。” 蘇蒙方面 蘇軍從1933年春季開始就在邊界一綫構築堅固陣，并開始增兵。1934年6月，蘇聯在遠東方面有11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650輛坦克、500架飛機，总兵力大約23萬人。 1936年3月12日《蘇蒙互助協定書》簽訂，主要内容爲：“蒙古或蘇聯的領土一旦受到第三國進攻威脅時，蘇聯政府和蒙古政府約定立即就此情勢進行協商，并采取為其領土守衛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締約國一方遭受軍事攻擊時，彼此應相互給予包括軍事援助在内的各方面的協助。”1936年3月29日《蘇蒙互助協定書》對外公佈。 1936年12月，蘇聯在蘇蒙邊境蘇方一側駐扎機械化部隊及騎兵等快速部隊，準備在蒙古受到武装攻擊時候可以快速反應。1937年9月，蘇聯紅軍第57特别軍進駐外蒙古，與外蒙古共同構築防禦工事。 戰前日本陸軍内部的意見分歧 由於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面對著滿蒙國境綫的不斷摩擦有升級的可能，為避免多綫作戰，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以及石原莞爾爲代表的一派主張在滿蒙國境地區盡量避免軍事衝突。雖然日本陸軍將蘇聯認定是最終假想敵，但這一派觀點認爲，在中日戰爭陷入焦灼狀態之下，與蘇聯之間爆發軍事衝突時機不宜，特別是石原莞爾，他認為滿洲國當前應力圖養精蓄銳，為將來的對蘇聯戰略打下基礎，而過早與蘇聯爆發衝突，則會破壞這個戰略目標。但在以辻政信爲代表的關東軍强硬派面前，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這些不同意見未能對關東軍形成制約。 戰爭過程 1939年5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军第24国境警备队騎兵在哈拉哈河以東、諾門罕附近的地區放牧時，遭到興安軍警備騎兵第三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士兵開槍阻攔，并將蒙古警備隊以及馬群趕回西岸。隨後，蒙古人民革命军的50餘名騎兵攻占了設在满洲國、蒙古兩國爭議地區的锡林陶拉盖哨所。事件發生後，關東軍決定下場介入衝突，諾門罕戰爭的序幕由此拉開。 第一階段戰役 5月13日，隸屬關東軍小松原師團的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指揮本部200餘日本騎兵、满洲国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8團約400士兵，并出动5架轟炸機投擲60多枚炸彈。蒙古方面傷亡了30餘人之後，於15日主動撤退到河西。 此時蘇聯政府依據《蘇蒙互助協定書》，決定干預蒙古戰事。蘇聯將第11坦克旅開往哈拉哈河地區，同時命令駐在烏蘭烏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師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並將第57特别軍司令部從烏蘭巴托遷至距離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蘇聯的飛機也不斷在發生戰事的地區集合，並在諾門罕地區進行飛行偵察。 5月22日至24日，蘇聯空軍與日本關東軍第2飛行集團在諾門罕上空展开了大規模的空戰。在這次空戰中，蘇聯空軍36架老式的伊-15戰鬥機與日本空軍遭遇，結果遭到了慘敗，在兩天的空戰中，蘇聯損失了兩個戰鬥機大隊，日軍掌握了制空權。這次空戰蘇軍失利的原因是因爲大清洗，蘇聯空軍中四分之三的高級將領遭到清查，掌握最新空戰思維和能力的人被清洗一空，前綫空軍指揮系統混亂，很多年輕飛行員缺乏高强度訓練；反觀日本空軍第11、12支隊以篠原弘道（1939年8月27日在空戰中陣亡）為代表的王牌飛行員曾參加過對華戰爭的多次戰役，積纍了豐富的空戰經驗，筱原弘道本人在一次空戰中一舉擊落了9架伊-15戰鬥機而名聲大噪。 5月24日蒙古騎兵第6師（轄騎兵第15、第17團，每個騎兵團由2個騎兵連和1個機槍連組成，師裝甲營、炮兵營等）渡過哈拉哈河，擊退滿州國骑兵，并在哈拉哈河以東10公里處据733高地、731高地設置防禦陣地。蘇軍坦克第11旅的摩托化步兵營（轄摩步第1、第2、第3連）以第2、第3兩個連部署在蒙軍北、南外側，第1連部署在浮橋以西擔任預備隊。蘇軍摩步第36師第149團（團長伊万·列米佐夫少校）位於哈拉哈河前綫以西120公里外的塔木察格布拉格作爲总預備隊。蘇軍总兵力為1,100人，蒙軍為1,257人。 師團長小松原中將於5月25日下午到達甘珠爾廟，召開軍事會議聽取偵查報告。小松原認為消滅越境的蒙軍的時機已成熟，不久前才接到《满蘇國境糾處理綱要》，小松原師團長有權在邊境線的地區，自行判斷和劃定國界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權自行決定動用武力。因此，小松原師團長命令步兵第64聯隊長山縣武光大佐率隊發起攻擊。其作戰部署是： 東八百藏中佐率領師團騎兵聯隊一部穿插迂回到蘇蒙軍後方奪取或摧毁胡鲁斯臺河汇匯入哈拉哈河的河口處浮橋，切斷哈拉哈河東岸蘇蒙軍退路。搜索隊編制為：一個騎兵中隊，一個装甲車中隊，共有220人。装備九二式装甲車12輛、重装甲車1輛。 山縣武光大佐统帅“山縣支队”主力從正面攻擊。第64聯隊第3大队（譜久村安英少佐，轄第9、第10、第12中隊；欠第11中隊）、第4中隊（欠二個小隊）、第64聯隊的炮兵中隊（3門41式山炮）、第64聯隊的反坦克炮中隊（4門94式反坦克炮）。兵力約800人。 在山縣支队左側是立川大尉率領第4步兵中隊的1个小隊（配属有滿州國騎兵），沿胡鲁斯臺河的北岸向河口處前進。 在胡鲁斯臺河的南岸，满洲國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8團約450人與立川小隊夹河平行前進。 淺田忠義少尉率領第4步兵中隊的“淺田小隊”共有32人，在戰線最北側前出至胡鲁斯臺河注入哈拉哈河的河口以北6公里處。 𢓭藤親大尉率領第11步兵中隊在戰線最南側前出至哈拉哈河。 以上各部構成山縣支隊，日軍總兵力約1600人，另配属450余名滿州國騎兵。山縣支隊各部於27日夜間出發；計劃於28日清晨5時整同時發起進攻，殲滅哈拉哈河東岸蘇蒙軍。作戰依據是“俄軍一旦後路被斷，馬上就會全線崩潰”的日俄战争的“老經驗”。 5月28日凌晨4時至5時40分，蘇軍坦克第11旅摩步營營長貝科夫少校率領摩步第1連，將迂回偷襲的東八百藏中佐搜索隊阻擋在距離浮橋1.7公里處。28日中午13時，東八百藏中佐向支隊發出求援，但僅在下午17時獲得了淺田小隊的增援。28日21時入夜後，東八百藏搜索隊準備發揮日軍擅長的夜戰優勢轉入反攻，但列米佐夫中校率領蘇軍摩步第149團從塔木察格布拉格趕到戰場。蘇軍隨即在河西岸的3部探照燈照射下對東八百藏搜索隊發起總攻。激戰持續數小時，東八百藏搜索隊擊退了蘇軍進攻，死傷91人（包括騎兵中隊長、装甲車中隊長）。29日凌晨3時30分，蘇軍恢復進攻，從三面迫近東八百藏搜索隊陣地。29日下午14時，東八百藏下令傷兵突圍。15时東搜索隊只剩下25人。18時，東八百藏實施最後的自殺式突圍，在突圍中，東八百藏陣亡。 此戰，東八百藏麾下的搜索隊軍力減損63%，8名軍官和97名士兵陣亡，1名軍官和33名士兵負傷。列米佐伕中校所率蘇軍傷亡具體人數不明。 29日21時，小松原師團長派第71隊隊第2大隊馬埸進少佐帶領的第5中隊、聯隊炮兵中隊、反坦克炮中隊，總共381人，分乘40輛汽車增援，於30日下午到達戰場。蘇軍以為日軍大部隊前來增援，因此主動撤回哈拉哈河西岸。當獲悉前綫日軍受挫之後，5月30日下午2時，關東軍參謀部的辻政信大佐急忙飛往山縣支隊所在的742高地視察情況，從戰場潰退下來的士兵告訴他，東八百藏的搜索隊全體陣亡。於是辻政信把山县武光一頓痛駡，並命令他組織隊伍去戰場收尸，之後便匆匆離開 戰後，小松原師團長向上級報告此戰取得了輝煌大勝，擊毙蒙軍騎兵第6師師長师沙日布、全殲蒙騎第6師騎兵第15團；命令井置中佐重新組建師團的驕兵聯隊。東京的參謀本部發來的“參字547號電”，對23師團的勝利表示祝賀。辻政信也繪聲繪色地描述：“搜索支隊有損失不假，在蘇聯對岸的重炮轟擊下，死傷超過200人，但是他們堅持戰鬥，一直堅持到主力部隊趕到，最後包圍敵人，殲敵700餘名。” 第二階段戰役 在第一階段戰役期間，日本關東軍特意邀請了一些國際媒體的記者去戰地采訪。作爲蘇聯設立在東京以佐爾格為領導的間諜情報組織“拉姆薩（Ramsay）”成員之一的布蘭克·武凱利奇以法國哈瓦斯通讯社記者的身份也趕赴諾門罕前綫采訪。根據武凱利奇所收集的情報以及綜合判斷，就戰爭局勢的走向，佐爾格6月4日給蘇聯最高領導層發出了如下電文：“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意圖，但不排除這場衝突有升級為大規模戰爭的可能。迄今爲止，日本軍隊尚未經歷過嚴重挫折，因此，日本陸軍尤其是關東軍愈加變得肆意驕橫。爲避免使蒙古國境綫的戰爭衝突陷於長期化，我建議對關東軍應施以堅決性的回擊。” 收到佐爾格的情報之後，蘇聯方面開始做大規模準備。6月上旬，駐莫斯科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土居明夫乘坐火車從莫斯科返回滿洲國新京（長春）途中，目睹了大批軍用車輛以及物資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運往遠東地區的博爾賈車站并在那裏卸貨。因此他對關東軍作戰參謀部提出了告誡：“從種種跡象來看，這次蘇聯決心要通過這場戰爭與日本一決雌雄，關東軍應以全部主力應對，必要時可以考慮從日本本國增兵，如果無法做到，可以考慮撤兵避免衝突的妥協方案”。但是土居明夫的提案被辻政信等關東軍參謀作戰部高級軍官斥為軟弱，按照日本陸軍的兵站補給常識，兩個兵站之間的距離應保持在200公里至250公里之内，博爾賈車站距離諾門罕前綫約為750公里，而日本關東軍重要據點的海拉爾距離諾門罕前綫不到200公里，如果利用滿洲境内的白阿鐵路，運輸距離還要更短一些，辻政信認爲在運輸補給方面，關東軍處於有利地位，關東軍對付蘇蒙聯軍綽綽有餘，沒有把這個情報放在心上。 6月間戰事 由於蘇聯高層不滿意第一階段戰役的結果，於是6月5日委派朱可夫前往諾門罕，去接替尼古拉·費克連科前綫總指揮的職務。當他到达前綫司令部所在地塔木察格布拉格後，驚訝地發現前綫高級指揮官中，除了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人都未去過前綫，對日軍情報缺乏瞭解，而且指揮部設在遠離前綫的120公里之外。朱可夫走馬上任之後，指揮部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並占領了河東的所有要點 ，開始晝夜不停地構築工事。由於日軍陣地防守嚴密，再加上草原地勢開闊，蘇軍很難派遣偵察小隊潛入敵軍陣地進行偵察，從當地牧民那裏又得不到有關日軍的情報。蘇軍主要是通過空中偵察、火力偵察以及審訊日軍戰俘等各種方式來掌握日軍情報以對戰局做出判斷。 經過對前綫的觀察和局勢的判斷，朱可夫認爲更大的戰事還會來臨，但僅靠現有的第57特别军無力阻擋日軍的進攻，因此他向莫斯科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提出了增調不少於三個步兵師和一個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戰區域、增加炮兵力量以及航空兵力量的要求，這些要求馬上得到回應與承諾，并且還得到了21名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飛行員以及最新式的伊-16戰鬥機和I-153戰鬥機 前來助戰。在得到物質和兵力的增强之後，朱可夫開始集結兵力，儲運軍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喬巴山市）等地開闢野戰軍用機場。作爲向前綫輸送物資，運輸中轉車站博爾賈距離前綫有750公里之遙，汽車往返一趟需要5天時間，但蘇軍擁有充分的機械化後勤能力，朱可夫為了戰爭準備調用了2,600輛客貨車運輸士兵及作戰物資，在此期間，蘇軍後勤采取了歇人不歇車的司機輪換方式，在10天之内就完成了物資準備工作，這在1930年代的蘇聯軍隊可說是大規模的補給能力。 6月22日，95架蘇聯戰鬥機與120架日本戰鬥機展開了空中激戰，6月26日，60多架日軍飛機與蘇聯空軍在貝爾湖上空激戰，朱可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次日本方面將在中國作戰的所有部隊中最優秀的飛行員調來參戰，在這數天的空戰中，日本損失了64架飛機”。其中日軍航空第二中隊隊長，王牌飛行員的森本重信大尉在空戰中陣亡，這次的空戰結果扭轉了蘇軍的劣勢。 與此同時，日滿聯軍也發動反攻。以興安騎兵第五團、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為基幹，抽調興安軍各蒙古“精锐”士兵臨時組建的野戰部隊，共4500多人，在师长野村登龜江中將。参谋长後藤外馬上校指揮下於6月25日在阿爾山集結。在安岡坦克師團指揮下，負責左翼一個獨立方向作戰。6月27日關東軍第二航空大隊出動重型轟炸機24架、輕型轟炸機6架、戰鬥機77架，對蘇蒙軍的塔木斯克機場與另外兩個空軍基地進行了偷襲，這次的偷襲給蘇軍的空軍造成了一定損失。關東軍發表戰報為：日軍擊落蘇軍飛機99架、擊毀25架，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半數的蘇聯飛機遭到摧毀。 7月間戰事 日軍在7月初的戰役目標是： 圍殲哈拉哈可東岸的蘇蒙聯軍部隊； 渡過哈拉哈河，殲滅河西岸的蘇蒙聯軍預備隊； 在哈拉拉河西岸建立登陸立足點，保障後續的軍事行動。 爲實現這個目標，日軍從海拉爾調來了爲此次計劃而編制的第六軍團作戰部隊。6月30日，第23師團長小松原下達進攻命令，從北面分兩路進攻哈拉哈河以東的蘇軍。7月1日拂晓該軍團奉命沿胡鲁斯台河两岸向巴尔其噶尔高地、諾羅高地前进，殲滅蘇軍一個十幾人的偵察隊，當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過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圖阻隔蘇軍的援兵，切斷河東蘇軍的退路。 7月2日凌晨2時，日軍在哈拉哈河上建立了浮橋，日軍第23團率先渡過河。上午10時，河西兵團的一綫主力大都跨過了哈拉哈河，但在巴英查崗山附近遇到了蒙軍第15騎兵團的頑强阻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蒙軍第15騎兵團幾乎全軍覆滅，在這之後，蒙軍第6騎兵師主力趕到，迅速建立了第二道防綫，但兵力數量處於劣勢，7月3日，日軍攻占了巴英查崗山，蒙軍第6騎兵師則退守到了巴英查崗山的西北地區 。面對此情況，朱可夫命令所有預備隊立即出動，雅科夫列夫上校指揮的坦克第11旅、費久寧斯基上校摩托化步兵第24團外加炮兵營、列索維伊上校指揮的摩托化裝甲第9旅以及盟軍騎兵第8師裝甲營一起前往巴英查崗山。7月3日蘇軍指揮官來到巴英查崗山地區，下令炮兵向巴英查崗山派出觀察所并對日軍進行炮擊，同時哈拉哈河東岸用以支援蘇軍摩托化裝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占領巴英查崗山的日軍轟擊。早晨7時，蘇軍戰鬥機和殲擊機飛抵巴英查崗山向日軍進行轟炸和掃射。上午9時，坦克第11旅先頭部隊抵達巴英查崗山地區 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7月4日，朱可夫集合約二百輛坦克及三百輛裝甲車，以裝甲兵反攻，同時在前線開設更多的野戰機場，讓戰鬥機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戰場空優。7月4日中午，蘇軍坦克第11旅、装甲車第7旅與日軍安岡戰車部隊在巴爾其嘎爾高地展開戰鬥，在正面七公里寬的戰場上蘇軍80輛T28坦克和12輛OT-130噴火坦克及三百余量的装甲車在機槍第5旅的掩護下，將安岡的97輛九五式坦克和37輛装甲車包圍，蘇軍的大炮炮擊準確隔離了安岡坦克師與步兵和炮兵的接合部，雙方坦克展開衝鋒，日軍戰車第3聯隊長吉丸清武大佐乘坐的指揮車被擊中，車毀人亡，日軍坦克被擊毀四十余輛，37輛装甲車全部被擊毀，殘餘的坦克逃回将軍廟。剛被任命爲第23師團參謀長的大内孜大佐也在這天戰死。 對7月4日的戰況，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7月5日，日軍完全撤出哈拉哈河西岸，之後的戰鬥集中在東岸展開。苏蒙军炮火使得兴安师炮兵团损失了半数装备，人员大量伤亡，失去战斗力。 由於7月3日夜間，安岡正臣下屬的坦克第四聯隊（玉田支隊）曾對蘇軍陣地偷襲成功，於是在7月6日至9日之間，日軍又分別組織了坦克第四聯隊、第23步兵師團的第72聯隊、第26聯隊以及步兵第7步兵師團的第28聯隊對蘇蒙軍陣地的夜間突襲，但遇到嚴重挫折，傷亡慘重。爲此，7月12日關東軍司令部植田大將不得不對小松原下令停止進攻。截至7月22日的日軍内部戰損統計，日軍第23師團戰死1,085人、負傷2,436人、疾病748人、失蹤24人，合計損失4,293人。 在7月的戰役間隙期，日蘇雙方重新研究了下一階段部署。日軍認爲：己方的火炮力量和射程不及對方，因此請示關東軍司令部調增150毫米大口徑遠程重炮（在這之前日軍火炮口徑為75毫米），得到了司令官植田大將的批准；作爲蘇軍，通過日軍的數日夜襲，感到日軍所動用的兵力規模和重武器數量，超過了第一階段戰役的規模，通過審訊日軍戰俘，得知他們來自十幾個不同建制的部隊，另外通過空軍的偵察，發現日軍依然源源不斷地通過鐵路綫向前綫補充物質和軍隊。朱可夫認爲日軍并不會因連續受挫而善罷甘休，蘇軍的軟肋在於野戰步兵數量少，而且單兵作戰素質不及對方，如果戰爭成爲長期消耗戰，對蘇聯不利，朱可夫將自己憂慮和判斷通過伏羅希洛夫轉告給了斯大林。斯大林的戰略重心是在歐洲，不想被遠東這場戰事所牽制。爲了儘快解決眼前這場戰事，根據斯大林的指示，7月15日，第57特別軍被提升改編為第1集團軍，朱可夫任命爲集團軍司令。並向該集團軍增派了2個摩托化步兵旅、1個機槍旅、1個坦克旅以及6個飛行團的581架飛機，而且給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儘早結束這場戰爭。 7月23日10時，日軍再次組織了進攻，首次使用了增調來的76門150毫米大口徑重炮對蘇軍陣地轟擊，給蘇軍一綫陣地造成了一定損失，一名蘇聯戰地記者在前綫采訪，拍下了一個炮兵班的作戰場面，在他按下照相機快門那一刻，一枚日軍炮彈落下，炮兵班全員陣亡。不過，由於蘇軍已經將榴彈炮、加農炮等重炮部隊轉移，所受損失的是步兵炮和迫擊炮。但在這次日軍進攻當中，因日本炮兵指揮内山臨時決定延長炮轟時間，沒有及時得到這個消息日軍步兵在衝鋒過程中，遭到了己方的炮擊。在第一次進攻遭受挫折之後，11時日軍再次發起進攻，蘇軍主動放棄陣地撤回到河西岸，當日軍沿著蘇軍架設好的浮橋抵達河西岸之後，卻遇到了600多輛蘇聯坦克迎頭阻擊，在蘇聯坦克發出的火力之下，日軍損失嚴重，不得不退回到河東岸。當蘇聯坦克追趕過來時，日軍使用了“肉彈進攻”進行阻擊，其中將一輛蘇聯坦克指揮車炸毀，坦克旅旅長雅科夫少將身亡，這是諾門罕戰役中陣亡最高級別的蘇軍指揮官（日軍“肉彈部隊”使用擊毀蘇聯坦克的武器几乎是燃燒瓶。有鑒於此，在這之後，蘇聯的坦克做了改進，從汽油動力改爲柴油動力，並在薄弱要害地方做了鐵絲網防護。這個改進在後來的戰鬥中使蘇聯坦克大大降低了戰損）。在這段期間，朱可夫采用了“夜退晝攻”的戰法，即：夜晚蘇軍從前沿陣地撤出，第二天白天又用充足的炮火覆蓋日軍占領的陣地。 在空戰方面，7月29日雙方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空戰，結果日軍航空兵最活躍的第24航空隊遭受重創，蘇軍掌握了制空權。 興安軍的潰敗：爲了瓦解興安軍的士氣，蘇蒙軍炮兵向興安師陣地發射了大量宣傳彈的傳單，蒙軍騎兵第8師也用飛機向興安師陣地散發了傳單，上面寫道：“不要受日本人欺騙”、“你們快回家吧”、“不要替日本法西斯當炮灰”、“蒙古人不打蒙古人”等，這些用蒙語書寫的傳單內容動搖了興安師的大批蒙古士兵鬥志。7月6日興安師各團發生了士兵携帶武器自發大潰退，他們沿著鐵路向東撤退，在白狼车站殺死了王爺廟特务機關前来招撫的貢布扎布中尉；走到归流河车站之後，王爺廟特务機關白雲航中校前去招撫，為迅速平定嘩變事件和解除逃兵們的顧慮，將其稱爲“歸還兵”，要求沿途軍警不准阻擊扣押，並為之提供食物，只要回王爺廟接受整編就既往不咎。興安師大批士兵潰逃之後，師司令部受到蘇蒙軍的三面包圍險些被全殲，在日军一個聯隊三千多人的支援下才擊退了蘇蒙軍隊；前来“參觀學習”的蒙古族少年隊是由十四五歲各旗王公子弟組成，也在保衛師司令部的戰鬥中傷亡了30餘人，因“影响不好”就此撤往後方。後來興安師收攏潰兵2,600餘人，直到7月16日蘇蒙军進攻轉向日軍陣地，興安師陣地才得以勉强維持。在戰役中，日籍軍官傷亡202人，士兵傷亡2895人。日軍徹底失去了對興安軍的信任，從戰場退下來的興安軍餘部在全部繳械之後被遣散。 8月間戰事 進入8月，日軍的攻勢有所減緩，日軍的動態主要是建立防禦工事，加固陣地。日軍空軍主要是對河渡口、蘇軍炮陣地以及預備隊區域進行偵察和小規模的轟炸。而蘇蒙軍制定了反攻計劃，日期定爲8月20日，目的在於殲滅集結在河東岸的日軍。爲使反攻獲得勝利，根據朱可夫提出的要求，蘇聯除了向諾門罕前綫調撥武器和戰略物資之外，又向前綫增派了2個步兵師、1個坦克旅、2個炮兵團和轟炸航空兵和殲擊航空兵。此外，朱可夫還列出了前綫需要的如下清單： 炮兵彈藥：18,000（噸） 航空兵彈藥：6,500（噸） 各種燃滑油料：15,000（噸） 各種食品：4,000（噸） 燃料：7,500（噸） 其他物資：4,000（噸） 爲將上述物資運抵前綫，需要動用3,500輛卡車、1,400輛油槽車，而蘇軍方面的運力僅有1,742輛卡車、912輛油槽車，8月14日以後才從蘇聯新調來了1,250輛卡車和375輛油槽車。 爲了加快運輸速度和縮短汽車陸路運輸距離，在6月初，蘇軍就投入了兩個鐵路工程兵團和一個築路工兵營，開始搶鋪一條從博爾賈延伸出來直到外蒙古境内的臨時鐵路，經過58天的日夜施工，在蘇軍發起總攻之前，長達324公里的臨時鐵路鋪設到了喬巴山市，將原來的兵站運輸綫縮短了將近一半。 爲了達到迷惑日軍之目的，蘇聯方面做了如下計劃： 隱蔽運輸和集中集團軍群從蘇聯調來的部隊； 隱蔽調動在哈拉哈河東岸進行防禦的兵力武器； 部隊和物資隱蔽地度過哈拉哈河； 對出發地域、部隊的行動地段和方向進行現地勘察； 為此戰役的各兵種特別因避敵演練各種科目； 各軍兵種隱蔽地實施補充偵察； 發佈假情報欺騙敵人，使日軍弄不清蘇軍的真實意圖。 爲了達到保密目的，朱可夫要求8月17日-18日之前，部隊嚴禁進入出發地域，進行現場勘察的指揮官要乘坐卡車，身著士兵服裝；將一些《戰士防禦手冊》故意散佈到日軍陣地，使日軍誤判為蘇軍將轉入防禦並準備在諾門罕過冬（而辻政信、荻洲與小松原根據這個誤判，擬定了在蘇軍轉入防禦之前，於8月24日對蘇軍發動「第四次諾門罕戰役」的進攻計劃）；在夜間調動大部隊時，以槍聲、炮聲等嘈雜聲音作爲掩護等一些列掩人耳目的行動。在戰鬥開始前四天，計劃命令逐次傳達到各級指揮官，所有作戰計劃、命令、口令等書面文件均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員負責專職打印，在進攻開始3個小時之前，戰鬥命令才下達到基層士兵。 對蘇軍的大規模調動，雖然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已做了預估，並將其情報判斷發送給關東軍。但由於關東軍與陸軍本部之間的相互齟齬，這份情報并沒有被關東軍所理睬。 8月20日是周日（日軍計劃發動「第四次諾門罕戰役」進攻的4天前），日軍沒有想到蘇軍會發動進攻，很多日軍軍官離開了前綫去海拉爾度假。清晨5時45分，蘇軍炮兵開始對日軍設有高炮的防空陣地發動猛烈炮擊，部分炮火對蘇軍航空兵所要轟炸的目標發射烟幕彈。8時15分，蘇軍各種口徑的火炮向日軍目標炮擊。8時45分，蘇軍航空兵轟炸日軍的炮兵陣地。蘇軍在朱可夫的指揮下，在三十公里長的前線發動主力進攻。蘇軍投入總兵力約五萬七千人，坦克524台，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00架。北翼最先以機械化步兵進攻，吸引日軍增援。中部則以步兵牽制日軍主力。南翼集中一個步兵師、一個裝甲旅，約一萬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軍快速向北迂迴，從側翼包圍河東的日軍。8月20日的當天，蘇軍步兵和大部分坦克旅都渡過了哈拉哈河。 在21日和22日的兩天之内，雙方進行了激戰。蘇軍在進攻弗依高地時遭到了日軍的頑强抵抗，駐守高地的日軍第23師團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依然堅守高地，這超乎了蘇軍的估計，於是蘇軍不得不從預備役中抽調摩托化裝甲第9旅投入戰鬥。8月23日早晨，蘇軍集中坦克群、地面火炮再加上空中轟炸，對弗依高地再次展開了新一輪攻擊，落下炮彈的密度幾乎接近了一發炮彈/㎡。在蘇軍强大火力的攻擊下，日軍第23師團被壓縮到最小範圍。此時，蘇聯OT-130噴火坦克出現在日軍面前，對殘留的日軍噴出火舌。23日14時，日軍左翼的第73聯隊只剩1,800人，軍官幾乎全部戰死。23日晚上，小松原將師團指揮部由推進至752高地附近，他將反擊兵團分爲左右兩翼，左翼是第7師團爲主，由第14旅團長森田範正少將指揮，右翼以第23師團爲主，由步兵團長小林恒一少將指揮，這次反擊原計劃由4個聯隊兵力組成，但是在攻擊之前，只湊齊了2個半聯隊，於是24日上午9時30分，這2個半聯隊向蘇軍南翼陣地發起了進攻。但此時的蘇軍在陣地已經配備了20輛坦克和重機槍陣地嚴陣以待，除此之外，在這個區域，作爲預備隊，蘇軍部署了200輛坦克裝甲車以及大量榴彈炮。在蘇軍猛烈炮火打擊下，發起衝鋒的日軍大批倒下。到了下午，蘇軍開始反攻。參戰日軍的各連隊中，2,295人編制的第72聯隊傷亡率達到了95%，聯隊長酒井美喜雄大佐也在戰鬥中失去左臂（戰役結束後在哈爾濱醫院治療期間被免職後自盡）；森田徹大佐的第71聯隊在作戰中，1,000多名官兵和挽馬橫尸荒野，火炮儘遭摧毀。森田徹本人也在兩天之後的8月26日戰死。 在擊潰了日軍側翼集團之後，在8月26日夜幕降臨之前，蘇軍坦克部隊和裝甲部隊完成了對日軍第6軍團的全部合圍。8月27日，蘇軍對日軍的最後一個陣地，山縣武光的第64聯隊以及配屬的野炮第13聯隊固守的巴爾沙嘎爾高地進行最後的猛攻。有人統計，在5分鐘中之内，落在高地上的炮彈多達400多發，炮擊過後，許多戰壕垮塌，來不及轉移的士兵被埋在土裏，僅27日這一天，山縣聯隊戰死率高達69%，而蘇聯的炮擊一直持續到晚上23時，炮轟結束後蘇聯噴火坦克緊跟著一度衝進日軍陣地，守衛在戰壕内的日軍被燒成火團，僅剩的5門火炮也被摧毀，山縣武光大佐與野炮第13聯隊的伊勢高秀大佐繼續死撐了一天，希望等到增援部隊到來，然而直到蘇軍停止了炮轟，也沒有見到援軍的到來。在步兵與炮兵兩個聯隊兵力損失殆盡的情況下，兩個指揮官商量決定主動撤離陣地，但傷員太多，直到28日凌晨3時，才撤出巴爾沙嘎爾高地，但在突圍撤退過程中，不斷遭遇到蘇聯坦克的襲擊。實際上，救援部隊在他們撤離之後才趕到陣地，到了陣地之後，發現僅剩下陣亡士兵們的尸體，於是也準備撤離，但這隻救援部隊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直到8月29日16時，山縣武光大佐、伊勢高秀大佐身邊只剩下4個人。於是，山縣武光大佐下令將軍旗和密碼本燒毀，並將電臺破壞。之後，山縣武光大佐、伊勢高秀大佐和另外兩個人自殺。只有一名傳令兵和士兵則趁黑夜逃離。步兵第71聯隊在森田徹大佐陣亡之後，接替指揮的東宗治中佐在8月30日率領殘部向蘇軍發起了自殺式最後衝鋒，全員戰死於陣前。8月30日，被合圍的以第23師團為骨幹的日軍第6軍團遭到了全殲，蘇蒙軍占領了諾門罕地區所有高地，將戰綫逼近到河東岸日軍前綫指揮部所在地的將軍廟（新巴爾虎左旗甘珠爾廟附近，現成爲“諾門罕戰場遺址紀念館”））。 對8月下旬的最後戰役，朱可夫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戰役尾聲 到了9月，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依然還想組織反攻，但此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及參謀總長閑院宫載仁親王對數月以來連遭敗績的關東軍已經徹底失去了耐心，9月3日，陸軍參謀本部下令關東軍必須馬上結束戰爭。作爲蘇聯，雖然取得了戰役大捷，但并不想將戰爭擴大。9月1日，已經渡過哈拉哈河東岸的蘇軍將戰綫擴展到距離河岸以東20公里之處後，便停止了進攻。而就在最後戰役結束之前的8月23日，蘇聯又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消息對日本來説是在戰場之外的又一個打擊，於是蘇、日兩方在9月初開始談判，並於9月16日在莫斯科簽署了諾門罕停戰協議（據説最先安排的談判地點是哈爾濱，但辻政信私下威脅說，如果蘇蒙談判代表來到哈爾濱會遭到刺殺，於是談判地點改爲莫斯科）。 戰爭之後 在莫斯科停戰談判中，日本做了退讓，承認外蒙古所主張的邊界綫。日蘇停戰後，雙方成立了旨在明確邊界綫的委員會，1940年8月完成了满蒙邊界的界標和界柱的劃分。 蘇聯方面：蘇聯通過這場戰爭，為後來的蘇德戰爭期間的坦克集團軍作戰積纍了經驗。這場戰爭結束之後，有70多名參戰的蘇聯軍人被授予“蘇聯英雄”榮譽稱號。作爲這場戰役的最高指揮官的朱可夫於1940年6月晉升爲大將，在蘇德戰爭期間被委以重任並晉升爲元帥軍銜。 外蒙古方面：諾門罕戰役的勝利，確保了其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地位因此在《蘇日中立條約》中得到了日本的承認，在之後的1945年「雅爾達協議」中也得到了美英兩國的國際承認，並在同年10月經過蒙古人民共和國全民公決投票之後，於1946年1月最終獲得了中華民國的國家承認。對1940年滿蒙締結的劃界協定，二戰後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予以認可。 日本方面：在日本國内，受諾門罕戰役失敗以及蘇德兩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影響，時任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在1939年8月30日宣佈内閣总辭職，在平沼内閣擔任陸軍大臣兼对满事務局總裁的板垣征四郎也随之下台。 諾門罕戰役的失敗，使關東軍以往凌駕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之上的權力被徹底剝奪，指揮這場戰爭的主要高級軍官全部被免職。 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梅津美治郎中将繼任。 關東軍參謀長矶谷廉介中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飯村穰中將繼任。 關東軍參謀副總長矢野音三郎中將被免職調入陸軍參謀本部，远藤三郎少將继任。 關東軍第6軍司令荻洲立兵中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 前綫總指揮、第23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一年後病逝，井上政吉中將接任第23師團長。 作爲戰爭直接策劃者的陸軍大佐辻政信9月被調往武漢，在岡村寧次的第11軍任職憲兵司令。 爲了轉嫁責任，小松原道太郎將前綫潰敗的原因歸咎於部下，逼迫第23師団捜索隊長井置栄一中佐、第8國境守備隊長谷部理叡大佐自盡，以此“爲國盡忠”。 雙方戰損 全部人員戰損 關東軍第6軍的軍医部提交給高層的報告（并不向公眾發表，日本的官方報道說是大勝因此完全不會報道陣亡8,000人）表明了日軍的陣亡人數為7,696人、負傷人數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數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舉行了一埸“諾門罕事件戰没者慰靈祭”的活動，朝日新聞報道稱戰死人數為18,000人。日本歷史學家五味川純平在他1975年發表的著作《諾門罕》中有这樣的評論：“對熱衷於打了敗仗就又遮又蓋企圖掩人耳目的軍政當局來說，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然而这篇报道只是一则不超过30字的未署名的简讯，并非靖国神社的独自公布数字，仍然很值得怀疑是否是记者把伤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国神社战后从未进行过排除日本官方数字的独自伤亡调查）。 蘇軍投入約57,000名官兵，過去的蘇聯官方統計人員傷亡人數損失為9,284人（包括4,000人阵亡）。在人員戰損方面，這場戰爭長期以來被外界認爲是一邊倒的戰爭，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文件檔案顯示，蘇軍的人員戰損數量實際上超過了日軍。曾在蘇聯軍事情報機關“格魯烏”任職並參加過該戰役的瓦西里·安德列耶維奇·諾沃布拉涅茨上校後來回憶起這場戰爭時認爲，蘇軍存在很多缺陷，蘇軍完全是以壓倒性火力兵器優勢和人員巨大傷亡才贏得了這場戰爭。據説，朱可夫當時爲了隱瞞蘇聯方面的戰損真相，將原始報告壓了下來，而改寫了另外一份報告。 裝甲部隊戰損 在裝備方面，蘇軍損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间得到了BT-7供应155辆補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计154辆，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辆可以使用，损毁271輛，一共死伤349名士兵。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诺门罕战役中苏军的坦克比日军强大出一个数量级甚至还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实际参战的苏军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装甲也十分輕薄，89式中战车、T-26、BT-7的装甲最厚处分别是17MM，15MM和20MM，雙方撇開冶金技術不談，基本上厚度一樣，而且它们用的汽油机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机。战役中出现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於數量甚至不過10輛，對戰況並沒有太大幫助。同样地苏军损失的坦克装甲与松本草平的说法不同，只有極少數被燃烧瓶和坦克击毁，而绝大多数毁于日军反坦克步槍和戰防炮在战斗中日军发现用7.7毫米穿甲弹集中大量射击或是车载13.2机关枪射击即能击穿BT坦克的側面或後方装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機會击穿苏联坦克的後方装甲。此外松本草平关于苏联紧急进行柴油机改装的说法也是错的，BT-7m要到此战后才生产。战斗中日军发现有苏军将坦克驾驶员锁在车里的行为。 空軍戰損 在空戰中，日本飛行員雖然表現不凡，但是也遭受了慘痛損失，諾門罕中死亡的最高階軍官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戰績篠原弘道擊落58架。日軍97式戰鬥機與蘇軍的I-15戰鬥機以及I-16戰鬥機交戰中，在這兩次衝突中日本宣稱擊落了蘇聯1,252架飛機（蘇聯資料中被擊落的飛機僅有200架），蘇軍宣稱擊落646架日机，而日本陸軍承認損失是遭擊落與重損共157架（未歸還機與被擊落機64架，其中97式戰機51架，53名駕駛戰死）。97式戰機的良好迴轉性獲得證明並在初期與蘇軍對戰時獲得優勢，但是在第二階段戰役期間，蘇軍的I-16所使用的一擊脫離戰術已經開始有效的剋制迴轉攻擊的效果，並帶給老練飛行員大量的傷亡，使日本陸軍開始開發重視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戰鬥機，最著名成果之一即為二式單座戰鬥機，而且和日本海軍零式艦上戰鬥機的無防護相較日本陸軍也開始給戰鬥機配備防彈油箱及防彈鋼板等。蘇軍戰死的最高階飛行員為格拉斯金少校和紮巴耶夫少校。 對日軍的評價 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日軍大力在士兵中灌輸反對蘇聯紅軍的思想。我們的軍隊被説成是技術落後，在作戰方面相當於1904年-1905年俄日戰爭時期的舊沙皇軍隊水平，因此，日軍看到在哈拉哈河戰鬥中，遭到我軍坦克、飛機、炮兵和組織良好的步兵部隊突擊時，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與我們在哈拉哈河作戰的日軍訓練不錯，特別是近戰，他們守紀律，執行命令堅決，作戰頑强，特別是防禦戰。下級指揮人員受過很好的訓練，作戰異常頑强。下級指揮人員一般不會投降，‘剖腹’自殺時毫不猶豫。軍官，特別是中高級軍官，訓練差，主動性差，習慣於墨守成規⋯⋯日軍的坦克相當於蘇聯的MC-1式坦克，最大行程小。在戰役初期，日軍的空軍比蘇軍強。在諾門罕前線還沒有得到蘇軍改裝的「鷗」型和伊-16以前，日軍的飛機比蘇軍優越⋯⋯ 朱可夫也承認：物資運輸是蘇軍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日軍後勤補給相比，蘇軍運輸距離過長，所有的武器裝備和後勤物資甚至生火做飯用的木柴都要從蘇聯運來。另外，對諾門罕夏季的蚊蟲猖獗蘇軍估計不足，夜晚蚊蟲的叮咬令蘇軍苦不堪言，相比之下，日軍則配備了防蚊用具，蘇軍直到戰爭𢓭期才配備了相關物資。 受邀前往諾門罕前綫觀戰的德國軍事觀察家們認爲：日本的陸軍戰術思維落後於時代，特別是坦克部隊，不僅數量匱乏，無論是坦克本身的設計製造，還是坦克用於戰場上的作戰，都還停留在一戰水平。而當時德國坦克的各項性能都領先於世界，已經建立了坦克集團軍獨立作戰並與“閃電戰”相結合的新軍事體系。 對二戰走向的影響 諾門罕戰役是自日俄戰爭以來，兩國之間發生的最大規模戰爭。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役，諾門罕戰役是一場不為經傳的戰事，但是它對二戰的走向卻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作爲戰敗方的日本，對以後的軍事戰略部署做了重大調整。日本軍事戰略中存在著所謂的「北進論」及「南進論」兩個截然相反的戰略方針，「北進」的戰略方針除了穩固滿洲這一戰略要地之外，也做了在遠東地區與蘇聯會在未來發生戰爭的準備；而「南進」則是包括太平洋地區以及為確保掌握東南亞石油資源而針對美國和英國的战略部署。諾門罕戰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对俄國形成的固有觀念，使得日本軍部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評估蘇聯軍事實力以及被迫擱置「北進」戰略計劃，轉而掉頭實行「南進」戰略計劃，最終引發了太平洋戰爭，把美國拖入了二戰。 作爲獲勝方的蘇聯，達到了其對日本產生威懾之戰略目的，諾門罕停戰協議簽署一年半之後，兩國於1941年4月13日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蘇德战争爆發後，蘇聯西部戰綫吃緊，蘇聯高層最爲擔心的是如果調派駐扎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增援西綫，造成遠東方面的兵力減弱，日本趁虛而入，而使蘇聯陷於東西兩綫作戰的不利局面。當蘇聯高層收到了佐爾格在9月發來的日本將在年内與美國開戰，不會再輕易向蘇聯發動軍事行動的確切情報之後，便放心大膽地將部署在遠東地區的大部分部隊調往西綫，使蘇聯得以在蘇德戰爭期間全力以赴地應對與德國的戰事。 相關文學影視作品 日本電影導演山本薩夫1973年拍攝《戰爭與人間》系列電影的第三部「完結編」。 村上春樹1994年的著作《發條鳥年代記》中，有關於此戰役的描寫。此外村上創作本作的契機，也是因為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讀到此戰役相關文件之故。 2011年末上映的韓國電影《登陸之日》有此战役的场面。 2020年電影役無反顧描述哈拉哈河戰役。 脚注 参考文献 蘇聯官方記錄影片《哈拉哈河戰役》（Халхин-Гол），導演：伊利亞·科帕林（Илья Копалин）。（俄文） 朱可夫回憶錄 「“諾門罕事件”——未能汲取的失敗教訓（生かされなかった敗北の教訓“ノモンハン事件”）」日本TBS電視臺（2024年8月）。YouTube視頻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鏈接。（日語）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於1966年至1980年間編纂的《戰史叢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第27卷《関東軍（1）対ソ戦備・ノモンハン事件》（关东军第一辑 对苏战备·诺门罕事件）。（日語） 司馬遼太郎. 《戦争と国土 司馬遼太郎対話選集6》. 文春文庫. 2006. ISBN 9784167663261. （日語） 半藤一利. 《ノモンハンの夏》（諾門罕之夏）. 文春文庫. 2001. ISBN 9784167483104. （日語） 秦郁彦. 《明と暗のノモンハン戦史》（諾門罕戰史的明與暗）. 講談社. 2023. ISBN 9784065325759. （日語） 田中雄一. 《ノモンハン 責任なき戦い》（諾門罕——不負責任的戰爭）. 講談社. 2019. ISBN 9784065168578. （日語） 鎌倉英也. 《隠された「戦争」 「ノモンハン事件」の裏側》（被掩蓋的“戰爭”，“諾門罕事件”的幕後）. 論創社. 2020. ISBN 9784846019426. （日語） 外部連結 日星大碰撞--諾門罕的空中作戰（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美軍聯兵研究圖書館（Combined Arms Research Library）之文章（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戰史 滿蘇國境紛争 諾門罕事件（日語） 諾門罕戰役（日語） 諾門罕事件概略（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日語） 哈拉哈河战役（鳥飼行博研究室）（日語） 一個經歷戰場的日軍老兵回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日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