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弼仕爵士（Sir Henry Hessey Johnston Gompertz，2月4日），又名甘弼士、金弼士，英国殖民地官员、法官，1909年至1925年担任香港最高法院副按察司，后于1925年至1929年间担任马来联邦首席法官。
甘弼仕毕业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1899年以官学生身份加入海峡殖民地政府，初期曾于槟城供职。1897年，甘弼仕被调派至香港，并于1899年入读林肯律师学院，并取得律师资格。他于香港历任助理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秘书、田土法庭主席、巡理府等职位。其中田土法庭主席任内，甘弼仕协助土地划界事宜以及负责统筹土地登记事宜，并通知村民申报土地拥有权。而于副按察司任内，他曾参与审理不同性质的案件，当中包括涉及决定是否剥夺律师执业资格的迪克森案、涉及引渡的洪兆麟案、李康美案以及数宗涉及《租金法案》的案件。而于马来联邦首席法官任内，甘弼仕亦有参与审理不同案件，案件涵盖土地利益纷争、行骗等类型，甚至涉及商人控告政府的案件。
早年生涯
甘弼仕在1867年8月31日生于英属印度纳恩迪亚尔，是亨利·詹姆斯·科利·贡伯茨（Henry James Colley Gompertz）的长子。甘弼仕早年入读贝德福德学校，后负笈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1890年，他以人文学科二级荣誉毕业，并获得文学士学位。
殖民地生涯
大学毕业同年，甘弼仕以官学生身份加入海峡殖民地政府，并于1893年通过潮州话考核。通过考试后，甘弼仕于海峡殖民地政府担任不同公职，包括于1893年担任槟城最高法院助理司法常务官、1894年署任槟城第三裁判司、1897年担任第二助理华民政务官一职。同年，甘弼仕被调派至香港出任助理总登记官。未几，他于1899年入读林肯律师学院，并取得律师资格。1900年，他获委任为助理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秘书，后于1902年获委任为田土法庭主席。
田土法庭主席任内，他协助土地划界事宜以及负责统筹土地登记事宜，并通知村民申报土地拥有权34。但是初期土地登记工作进度相当缓慢，因为村民不肯呈报所拥有的山坡地，遇上节庆和播种、收割季节时无法从村民收集资料，而且宗族和农民之间有著利益分歧，两者均对政府的介入有所避忌34。另外，甘弼仕亦认为村民以为按香港法例登记地契后便完成一切的工作，以致村民对申报土地拥有权一事相当冷淡35。纵使登记工作困难重重，划界工作最终于1903年完成。
1904年，甘弼仕辞去田土法庭主席职务，转而署任警察裁判司，至1906年更一度署任律政司一职。另外，他于1907年获委任为首席裁判司，更两度署任最高法院副按察司一职，并兼任寮屋委员会主席和香港法律汇报编辑。1909年，他正式成为最高法院副按察司，展开长达16年的任期。
副按察司
迪克森案
甘弼仕担任副按察司期间曾参与审理不同性质的案件。1909年，甘弼仕曾与正按察司碧葛爵士开庭以决定是否剥夺涉嫌侵吞财产的律师克莱夫·弗莱彻·迪克森（Clive Fletcher Dixon）的执业资格。庭上，甘弼仕同意碧葛就著调查迪克森召开全席庭的决定。之后甘弼仕亦就著迪克森是否有还清借款，以及迪克森与其雇主黑斯廷斯与黑斯廷斯律师行（Messr. Hastings and Hastings）的雇用条款等问题质问控方律师埃尔登·波特（Eldon Potter）；另外亦就著迪克森是否抵触《1888年律师法令》（Solicitors Act of 1888）一事质问辩方律师卡尔斯罗普（Calthrop）。他亦质问证人谭永光（Tam Wing Kwong，音译）为何部分交易没有收据，证人表示他是奉命不为。此外，由于律师行口译员洪锦宁（Hung Kam Ling，音译）亦有涉及交易，但他之后离职，所以甘弼仕亦对律师行更换口译员一事询问谭永光。甘弼仕听取控辩双方理据以及证人供词后后宣读判词，认为迪克森虽然是一位能干的律师，但他拿下律师行的财产后，主动离开律师行，欲自立门户；亦认为私底下与迪克森讨论交易一事的洪锦宁供词不尽不实，是不可靠证人。他基于以上证据认为迪克森侵吞财产，违反律师操守。他与碧葛裁定剥夺迪克森律师执业资格三年。
洪兆麟案
1913年，洪兆麟奉孙中山之命于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但而失败告终，1914年负伤逃至香港。但是，龙济光事前向港府通报洪兆麟犯下抢劫和谋杀罪，要求港府引渡他回广州，因此洪兆麟抵达香港之际便受香港警察拘捕。案件最初于中央巡理府审理，巡理府活约翰裁定洪兆麟罪名成立，但他亦依照重刑事案审理程序将案件转交至最高法院审理。洪兆麟不服活约翰判决，于是向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最高法院于1915年11月16日开庭审案，甘弼仕亦有参与主审。甘弼仕指出案件表面证供成立，但他亦指出活约翰虽然判洪兆麟罪名成立，但他对自己的判决仍有怀疑，他又认为活约翰基于之前的论据才作出判决，而且他亦对龙济光所提供的证供有怀疑。辩论历时十余日，至12月24日法庭宣布洪兆麟无罪，撤销原判。甘弼仕宣读判词时表示活约翰曾表示根据控方方面证供，认为龙济光的指控不可信，惟他最后裁定洪兆麟需要被遣返，并不是因为有被告犯罪的根据，是因为双方各执一词，而案情亦相当重大。然后被告以巡理府判决错误为由申请上诉，实出于武断。他又认为巡理府如认为案情重大，巡理府应将案件转交至最高法院审理。
李康美案
1918年，律师秘书李康美被港府递解出境，并将他扣押。后来李康美不复上诉，案件于是于最高法院审理。甘弼仕针对于状书上援引证据一事上反驳律政司金培源不透露部分机密内容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的论点，认为不透露包括行政局的会议记录、华民政务司报告在内的机密内容，对被告和公众均无益处。金培源仍坚持不透露部分机密内容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甘弼仕指出金培源的举措会令他对《递解条例》缺乏客观的了解。正按察司戴华士爵士听取华民政务司夏理德、警察司马斯德等人的供词后，认为港府应撤销递解李康美出境的决定，而甘弼仕亦有同样的结论。
房地产案件
甘弼仕于副按察司任内还曾经审理数宗涉及房屋的案件。1923年，他审理一宗涉及物业管有权的案件。案情指，两名持有西营盘第一街102－116号楼宇的业主欲取得物业管有权。物业共有25名租客，其中14名租客已放弃物业管有权，但其余11位租客拒绝迁出，业主于是控告拒绝迁出的租客。案件于最高法院审理。对于辩方律师传召华民政务司署代表的决定，甘弼仕最初认为华民政务司署倾向以妥协的方式处理问题，传召华民政务司署似乎作用不大；但后来他批准华民政务司署进行特权声称，拒绝透露业主与租客之间于华民政务司署进行的访谈。甘弼仕之后作出判决，判决考量的要点是业主提出取得物业管有权时是否需要通知租客。他认为，若要终止月租，业主须于一个月前通知租客的规定是不足够的，故此《1922年租金法案》中的法定通知期是三个月。另外，他认为法定通知书已经足够。而且他认为于法例条文中「迁出通知」（Notice to quit）前加上「可于任何时间失效」（Which may be expire at any time），以便租客有充足的时间另觅新居所，也方便业主租客迁出的同一天收回物业管有权。最后，甘弼仕认为由于现行法律是根据香港情况而制定的，所以并不会对地主做成不便，因此判业主胜诉。
后来，其中一位租客上诉，案件亦于最高法院审理。甘弼仕作出判决时考虑两个要点，分别是《租金法案》条款是否有追溯期以及业主是否需要于发出法定通知书后，再于租客迁出前最少一个月前发出通知书。甘弼仕认为，迁出通知的安排并不理想，因为通知的有效期并不是按月来计算。然后，他认为《租金法案》新修订的条款没有追溯期，因为旧有条款并不涵盖迁出通知，而业主亦被视作不受这些条款约束，故此驳回上诉。
马来联邦首席法官
1925年，甘弼仕调任马来联邦首席法官，任内他曾处理大大小小的诉讼。1926年，甘弼仕审理一宗商人控告政府的案件。案情指，工务司署其中一辆货车驶至距离吉隆坡4.5英里的桥梁时，撞到一辆道奇车，而此车辆是由一名叫文森特·荷马·科林斯（Vincent Homer Collins）的商人所拥有。科林斯之后控告雪兰莪政府，要求政府赔偿。案件由甘弼仕主审。他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后认为货车司机不小心驾驶是意外发生的主因，故此判定科林斯获赔偿10450元。而于同一年，一名名叫坡地·辛高（Podi Singho）的僧伽罗仆人涉嫌私吞其主人切利亚（Chelliah）转交予朋友的资金，被吉隆坡警察裁判司判处3个月劳役。后来辛高提出上诉，上诉一方求情时表示切利亚是一名受敬重的政府官员，不可能捏造供词。而且辛高若是私吞资金，不可能主动到警署报案。甘弼仕为此作出判决时指他不同意裁判司的判决，又表示他若不判其上诉得直会违背自己的良心，故此判辛高上诉得直。
1926年4月，居于吉隆坡的D·J·艾比（D. J. Abey）的经纪人与T·M·孟席斯（T. M. Menzies）达成卖地协议。同年6月，双方透过雪兰莪政府完成买卖土地手续。但是艾比于同年5月在无权定价或接受报价的情况下，提出14000元报价。但孟席斯却接受报价，并授权法律代表将土地转售。艾比之后控告孟席斯，并要求孟席斯赔偿915元。甘弼仕听取双方陈词后，认为艾比定价或接受报价的权利早已失效，而且他亦没有收到佣金，因此判艾比败诉。而于1928年，N·M·马利克（N. M. Mallik）与另外一对华人夫妇假称自己拥有的土地种有橡胶树，以骗取橡胶出口券（Rubber Coupon），被判监1年，后来马利克提出上诉，由甘弼仕审理。甘弼仕认同控罪，但考虑到华人夫妇在狱中表现良好，故削减两人刑期至6个月。
甘弼仕就任马来联邦首席法官之时，也有数件趣事。1934年，署名「M. T. S.」的读者于海峡时报撰稿，忆述他与甘弼仕对于法官假发的对话。该读者对于马来联邦法官不带假发的习惯感到好奇，于是便询问甘弼仕。甘弼仕表示，他也不知原因，又表示他于香港担任副按察司时，常佩戴假发，而于马来联邦供职之时也想延续这习惯，但是又怕别人取笑，所以在开庭时没有佩戴假发。另外，甘弼仕于1927年到彭亨关丹游览，但是关丹一带刚发生水灾，以致道路被淹，他所乘坐的车辆要在水中行驶，之后他更要以船只代步。
晚年生活
甘弼仕于1929年卸去马来联邦首席法官职务，展开退休生活。他卸任后，社会上有传闻指香港最高法院副按察司活约翰或是香港律政司金培源爵士将会接任此职。甘弼仕退休后先是与妻子赴英格兰德文郡和苏格兰度假，然后定居于意大利阿拉西奥。1930年2月4日，甘弼仕于当地逝世，终年62岁。身后，他妻子为他于吉隆坡圣马利亚座堂树立纪念牌匾，牌匾于1932年揭幕。
个人生活
甘弼仕于1897年迎娶罗莎莉·比格斯（Rosalie Biggs）为妻，甘弼仕夫人的父亲曾经担任槟城殖民地牧师。两人育有三名儿子。
甘弼仕闲余时喜欢垂钓，并曾经担任香港垂钓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