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学是指针对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研究，一般可分三大学派：考据学派、词章学派以及地理学派。
前言
《水经注》是继《山海经》、《尚书·禹贡》 、《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之后的重要地理著作。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有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顾炎武称为“三百年来一部书”。明清学者十分重视《水经注》，世人称郦学。
《水经注》原书于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过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武英殿本《校上案语》说“《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泾水、洛水，皆不见于今书。然今书仍作四十卷，疑后人分析以足数也。”
晚明钟惺、谭元春评点《水经注》又发展出词章学派，这是由于《水经注》文字生动优美，长期来为士人所喜爱。但杨守敬表示：“词章之士，于地理学甚疏”“不值与赵、戴作舆台。”。
郦学研究中最后形成的是地理学派，因为《水经注》记叙河流兼及自然地理。杨守敬、熊会贞，撰成《水经注疏》，并绘制《水经注图》，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属于地理学派。
考据
金代蔡珪作《补正水经》三卷，已亡佚。明代竟陵（今湖北省钟祥县一带）朱谋㙔与谢兆坤等人合著有《水经注笺》，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这是郦学的考据学派新时代。
明代杨慎撰《水经补注》，又整理《水经》，归纳河川“八泽”之说。柳佥于正德间用宋本校《水经注》。
清朝的郦学研究达到一个高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都是治郦学名家。王先谦将《水经注》研究成果写成《合校水经注》。
乾隆十四年全祖望始七校《水经注》，乾隆十七年，七校毕，身后文稿散佚。经王梓材、董沛整理刊行问世。全祖望在五校本《题辞》说：“经文与注颇相似，故能相混。而不知熟玩之，则固判然不同也”。陈桥驿《全祖望与(水经注)》认为有五点，第一“合理编排”；第二“区分经注”；第三“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第四“提出《水经》成书于三国魏人之手”的见解；第五“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
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戴震开始研究《水经注》，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次校定《水经注》，补缺漏字2128字，删妄增字1448字，正臆改字3715字。此书区分经注，校勘字句，成为北宋景祐缺佚以来最佳版本。余英时谓：“东原谓方志当重地理沿革，这里显然表现出了一种狭义的考证观点。盖东原治《水经注》有年，即移《水经注》之法于方志之纂修也。”
黄宗羲在郦学研究中批判说：“朱郁仪（朱谋㙔）《水经注笺》毛举一二传写之误，无所发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运溶在《荆州记序》中所说的： “近世为《水经》之学者，又皆校正字句，无所发明。”
水经注百年公案
戴震的校订《水经注》一事引发一起百年公案。当时赵一清与戴震都校订过《水经注》，由于相似处极多，“十同八九”。戴震被指控抄袭赵一清的成果，此案争执了一百多年。段玉裁是戴震弟子，他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诸篇中竭力为戴氏辨白。段玉裁认为赵书袭戴。道光年间魏源力主戴袭赵说。张穆也论定戴袭赵书。谭献亦颇疑戴袭赵书。光绪年间，杨守敬作《水经注疏》，见有戴袭赵处，杨守敬每每点出：“此戴袭赵之确证。”更说，戴之袭赵，“证据确凿，百喙不能为之解。”王国维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负责编撰直隶《河渠书》时，确实看到赵校《水经注》，但他认为“似非全出因袭”。大致而言，除段玉裁之外，都认定戴震抄袭全、赵。
《合校水经注》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版；该书的主要校勘人是经学家王先谦先生。王先谦在该书的「例略」中表示，不认为戴震抄袭全、赵对《水经注》的研究。王先谦认为戴震的校本「增补删改多至七千余字」、「纂修时，或旁攷群书、或独伸己见」；因此，他不相信戴震「戈取」赵氏的见解。而导致这个「误解」，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世罕觏《大典》元文」。同时，王先谦亦肯定了赵一清的研究成果；认为赵氏对《水经注》的研究是「覃精极思」、「旁接广证」、「数十年考定的苦心」。王先谦认为，段玉裁、魏源、张穆等人就此事的「诸家聚讼」只是「各执一词」而已；所以，建议采取「存而不论」的立场。而王先谦亦在序中表示，他参与《合校水经注》的校勘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使秘籍不致湮没」和「因两美之合，以释千载之疑」。所以，《合校水经注》的校勘方法是「于官本案语下，并列赵氏所释」。可是，杨守敬在撰写《水经注疏》的「凡例」时，表明不认同王先谦的观点 ；杨说：「至于戴之袭赵，则昭然若揭。今观王氏合校本，虽百喙不能为之解者。」又说：「戴氏得见赵本，以其书未刻，略为改订，冒为己作，而又尽删赵氏识语，以泯其迹。厥后得见《大典》本，遂居为奇货。」不过，杨守敬对于戴震在《水经注》领域上的校勘工作也有肯定，说：「唯《经》、《注》混淆之故，戴氏条例分明，确凿不易。赵氏所订，约略言之，终不了然。」
日本郦学家森鹿三则否定“戴袭赵书”，1933年森鹿三发表《关于〈戴校水经注〉》，提出反证。自1936年起孟森一口气发表了九篇关于《水经注》案的文章，每篇都对戴震做出极为强烈抨击，骂戴震“诈伪盗窃，甘心不肖”。王重民说戴震“窃赵之迹益明”。胡适则替同乡戴震“打抱不平”，他撰写《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水经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纲领》等文，认为并无戴抄赵之事：“这十组证据都是赵氏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氏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的校语，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
但是胡适的拥戴论文一发表，即遭到港、台学术界许多反驳。吴天任在《杨惺吾先生年谱》中专文反驳胡适对《水经注疏》丑诋杨守敬的言论。对此，吴天任表示胡适：“于赵戴公案，虽力为辩白，亦终难取信于人。徒增纠纷，而于郦书本身，究何补益？”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说：“余年精力, 为兹枝节问题, 虽曰求是, 实于郦书何干? 亦费词矣。”杨家骆对《水经注》卷十八《渭水》进行抽样调查，证明“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杂于赵，固至显然也”。陈桥驿表示至今仍“未获得开脱”。即使是极力为戴震辩“诬”的胡适本人亦承认，“他们的两部校本有百分之九十八九的相同”。
戴震早年即校订了一次《水经注》，这个版本后来被称为“微波榭本”，这个版本的结论与后来的“武英殿本”几乎完全不同。在“微波榭本”完稿之时，戴震被召为《四库全书》编纂馆。一年之后，便迅速整理出“武英殿本”。1786年，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也被刊行，学者孙沣鼎终于发现，“武英殿本”和《〈水经注〉释》，居然“十同九九”。陈桥驿最后论定戴震确实全盘抄袭了赵一清。
地理
清初学者汪士铎等人曾绘制《水经注图》。1877年杨守敬与熊会贞开始撰写《水经注疏》，1904年，《水经注疏》稿成四十卷，是“郦学”集大成之作，“以《经》顶格，《注》水者低一格，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这是郦学研究中最后形成的是地理学派。《水经注疏》中“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如《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之句，传诵千古。杨《疏》文指出:“自三峡七百里……泪沾裳”之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实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又，杨守敬每每点出：“此戴袭赵之确证。”熊会贞称：“戴多本《大典》本，不尽本《大典》，而戴之冤可大白于天下，戴之伪亦众著于天下矣。”另有《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两部简本。1970年代史念海根据《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黄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1984年吴天任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收录了郦学史料共一百七十八篇。
现代郦学
熊会贞十九岁之年进入杨守敬之家为其长孙授读，他本人继续杨守敬的事业，“瞑写晨钞，二十余年如一日”。
1934年出版的郑德坤《水经注引得》一书称《水经注》注文引用四百三十六种。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吏》一书有“《水经注》注文所引用的书籍多至四百三十种”之语。1960年马念祖列出《水经注》引书共三百七十五种。陈桥驿在《郦道元评传》中记载《水经注》列名引用的文献，计得四百八十种，分成二十五类。
郦学界为戴震辩解者主要有段玉裁、森鹿三、胡适三人，其中又以胡适投入的精力最巨。胡适自1943年开始考证《水经注》，称之“小玩意儿”，1954年7月1日以后，他都是以《水经注》的考据自娱，打发“根株浮沧海”的时光。1947年，胡适读到钟凤年发表的郦学文章，写信邀他于星期日到胡寓作客，讨论《水经注》问题，两人有不少争论，日后又有信件反复讨论，双方见解仍然迥异，胡适曾回信说，“辩论无益，徒伤感情”，关于这次的争论，陈桥驿认为“胡适无疑是个输家”。胡适晚年写有二百万字手稿，他于1962年去世。1966年起，《胡适手稿》陆续出版，共十集，前六集都与《水经注》有关, “以论文而言实无出其右”。但许多人认为纯粹是浪费精力，徒增纠纷，陈桥驿称胡适不属于郦学三派中的任何一派。杨联升为《胡适手稿》作序说：“现在把他的大批考证文字印出来，可以让人充分评论。”费海玑指出胡适在戴东原辩诬时所采用的是“罗素方法”，胡适本人还搜集了四十一种《水经注》的版本。陈桥驿著有《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研究二集》、《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郦道元与水经注》、《郦道元评传》等五部专著。吴天任著有《郦学研究史》和《水经注硏究史料汇编》，集郦学研究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