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是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南明兵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史可法组织军民对清军殊死抵抗。同年四月十八日，清豫亲王多铎成功突破江淮防御线包围扬州。
四月廿四日，清军调集红夷大炮轰击扬州，史可法再次向弘光帝求援，仍没有回应。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欲拔剑自刎，为部下所阻。多铎劝其投降，遭史可法严辞拒绝，多铎遂下令在军前斩杀史可法。史可法的部将刘肇基继续率领余部和城中居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经过激烈战斗，清军才占领扬州。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屠城。根据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扬州城被清军屠杀80万人，现代有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安东篱和中国学者张德芬等认为扬州城被屠80万为夸大之说。
多铎后来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宣告：“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过程
1645年（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四月，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城。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家军，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大小船只为之一空。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逃，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当清军初至时，刘肇基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率众出击，但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写下四道遗书给他的家人，在他死后，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国，愿归葬钟山明太祖孝陵之侧。二十一日，总兵官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投降清军，史可法也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城中力量更加单薄。
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副将史德威随可法有年，可法纳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军以红夷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被俘。多铎劝降他：“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我来此，祗索一死耳！”后壮烈就义，终年45岁。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等皆遇难。
多铎因清军攻打扬州伤亡甚大，攻陷扬州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
相关记载
* 《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大肆屠杀，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五天后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
* 《明季南略》：“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缒城潜去’之说非也。更闻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淮扬，见公生祠谥为‘清惠’，父老犹思慕焉。忆顺治六年仲冬，予入城应试。有浙之嘉兴人同舟，自言久居于扬；问以大清兵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稔知颠末。初，扬人畏高杰淫掠，乡民避入城；后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许，遂居于城。”又，“大清或令一、二火卒侦伺，守兵获之，则皆欢呼请赏，可法赐以银牌；殊不知大清兵甚众。可法日夜待黄得功至；围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丑）也，忽报曰：‘黄爷兵到’。望城外旗帜，信然；可法开门迎入。及进城，猝起杀人，知为大清人所绐，大惊；悉弃甲溃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时哗叫，不知所为；皆走出城，可法不知所终。
* 雍正年间《扬州府志》：“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
*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1614—1661，中文名卫匡国，字济泰）所著《鞑靼战纪》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争议与辨误
《扬州十日记》
王秀楚著的《扬州十日记》是一本记载了扬州被屠城的约八千字左右的小书，有说法认为该书因长期被清廷禁止而无法流通，直到清末才有人将该书由日本带回，清学者姚觐元于光绪八年（1882年）所刻的《禁书总目》中曾记述此书，乾隆时期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亦列有一本名为《扬州十日录》的书，然而在清朝咸丰年间的史书《小腆纪年》却有引用《扬州十日记》：「臣鼒曰，予读王氏《扬州十日记》，言可法抑万里长城之黄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杰，至谓坏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且清代史学家计六奇亦有记载清兵在扬州的屠杀。时人对《扬州十日记》一书的部分内容和有关数据有所质疑。
区志坚认为有清一代满汉种族冲突为一个重要问题，明末清初不少明遗民及南明抗清人士，多高举华夷之辨，号召排满。但太平天国被平定后，种族冲突的口实再次成为潜流；及至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北京两次陷落，对外用兵的失败，清朝统治的弊点进一步暴露，知识分子更多由排外转而排满，汉人民族主义日炽，再次复兴满汉冲突的历史记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此均为排满革命的宣传作品。
陈国庆，曹金生指出，像《扬州十日记》这样的著作，与严肃的史学著述并不相同：「它是文学，文学以形象性和艺术性为特征，文学是允许夸张的，明末清初诗人吴嘉纪在他的《李家娘》里对扬州大屠杀作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夸张：『城中山白死人骨，城中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鞘，红颜随走。西家女，东家妇。如花李家娘，亦落强梁手。』我们若因此得出扬州大屠杀杀人一百四十万人的结论，那就是贻笑史家了。《扬州十日记》不是正史，也不是有史可考的历史人物记载下来的，作者只是封建社会一个名不见传的小文人，尽管它所记事实是客观的，真实的，可靠的，从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扬州大屠杀之惨烈。……《扬州十日记》所记载的史实是极具历史价值的，但不能用其数据作为孤证，在史学界广泛引用，左右清史的研究。」
遇害人数
史学家张德芳对《扬州十日记》提供的死亡数字提出质疑，他指出，根据当时扬州附近各个乡村的报告，该地区人口总数是78960户，或者说是495497口。加上在17世纪扬州的人口统计数，扬州府总人口为100万。在各种情况下，攻城时挤进扬州城的人口最大数量至多应该是20万—30万人。
张德芳亦指出城外灾民大量往城中迁入的说法并不可信，虽然有文献记载有城外灾民为了逃避高杰逃兵而往扬州地中逃去，但只是属于极个别例子，理据如下：
* 根据相关记实，居民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大量向扬州逃避；
* 居民逃避兵灾时须考虑迁入的地区是否「城高池深，有险可守」以及「大军云集，足能抗敌」两个条件。然而四面平野、毫无险要可资防守以及不足万人留守的扬州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史可法于四月十七日退驻扬州，准备守城时「檄各镇兵，无一至者」；
* 据文献记载，在扬州城沦陷前九天，扬州居民为了躲避许定国和高杰两家兵的寻仇内哄，至于「斩关逃出」以及「舟楫一空」，由此可见扬州城的居民没有突然增多，反而是突然减少；
* 传统社会里形成巨大城市的条件，大致是政治中心或具有极其繁盛的工商业；扬州城在生产方面仅有一些规模狭小的小作坊，商业上除运销两淮盐产外其他方面也很有限，不可能是一个拥有八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 历史上扬州曾经遭受过几次严重破坏，如在九世纪晚期，高骈、毕师铎、孙儒等割据军阀在扬州数次攻围杀戮，导致「城中遗民才数百家」。经过这次大破坏后，过了一两百年的北宋中期，扬州还未恢复至隋朝及唐朝时期的盛况，然而扬州在明清战争中被破坏后不到十年就已经恢复了繁荣，已「非他处比」。再过三十年，扬州的繁盛已超过了明代。
* 《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兵屠城五天后放赈，「米数千石，转瞬一空」，可见刀下遗民的人数还相当的多；
* 以两万僧人作最大的估计，要焚化一具尸体，大概需要一百斤木材，八十万积尸就需要八千万斤木材，这两万僧人要筹集这么多的木材，还要很快将之焚化，几乎是难以想像的事。
澳大利亚东亚史博士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指出《十日记》记载的八十万数字不可能如此之高，又指出明清战争时期的伤亡数字通常都不可靠，认为王秀楚提供的数字最好被理解为对屠杀的可怕程度的表述。
后世纪念
诗篇
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50首。如黄宗羲“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蒋士铨“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
康熙年间诗人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酬朱监纪四辅》）
小说
清初小说《雨花石》中也提及扬州大屠杀作为背景：“大清兵破了扬州城，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石成金：《雨花石·第五种·倒肥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