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国、邬涛犯贪污罪、行贿罪刘某甲犯行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4）鄂汉阳刑初字第00816号

案件类型：刑事案件（刑事一审）
案由：贪污、行贿
当事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
指控罪名：对犯行贿罪的处罚
关键词：拆迁、共同犯罪、从犯、自首、减轻处罚
涉及法律概念：情节严重（是否适用：Yes）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武阳检刑诉（2014）第58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犯贪污罪、行贿罪，被告人刘某甲犯行贿罪，于2014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后因出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于2014年12月10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高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振国及其辩护人刘彦庭，被告人邬涛及其辩护人许文，被告人刘某甲及其辩护人常进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贪污罪
2011年4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成立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并决定由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某街办事处与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签署《某洲项目剩余拆迁代办协议书》，委托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拆迁代办事宜并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副经理陈某芳作为该公司现场负责人，具体负责参与拟定动迁安置方案、审核征地拆迁资料和掌控拆迁项目补偿执行标准、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
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被告人李振国、邬涛与陈某芳、赵某龙（均另案处理）合谋，利用陈某芳的职务便利，采取违规购买被拆迁房屋，并将不符合历史遗留房屋的无证面积按历史遗留房屋标准进行拆迁补偿的方式，骗得国家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471200元。其中被告人李振国、邬涛个人各实得人民币141607元。
（二）行贿罪
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在共同租赁武汉市某区教育局所属学校门面及房屋过程中，为谋取租赁门面及房屋的竞争优势，经商议后由三人共同出资经被告人李振国分二次向武汉市某区教育局负责该局所属学校门面及房屋租赁管理工作的勤工俭学办公室主任叶某（另案处理）行贿共计人民币45万元。
2014年5月28日，被告人李振国经通知后主动投案；同年7月10日，被告人邬涛经通知后主动投案；同年7月11日，被告人刘某甲经通知后主动投案。破案后，被告人邬涛家属已代其退缴赃款人民币283214元。
公诉机关提供了破案经过，证人证言，相关书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和行贿罪，被告人刘某甲的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且三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定罪处罚。
被告人李振国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无辩护意见。
辩护人刘彦庭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亦不持异议，但辩称被告人李振国具有自首情节，在贪污犯罪中系从犯，应减轻处罚，且起诉指控的行贿罪定性有误，应定性为单位行贿，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李振国从轻处罚，判处缓刑。
被告人邬涛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无辩护意见。
辩护人许文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亦不持异议，但辩称被告人邬涛具有自首情节，在贪污犯罪中系从犯，在行贿犯罪中有重大立功表现，且已退出全部赃款，请求对被告人邬涛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刘某甲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无辩护意见。
辩护人常进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均不持异议，但辩称被告人刘某甲具有自首情节，且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贪污事实
2011年4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成立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并决定由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某街办事处与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签署《某洲项目剩余拆迁代办协议书》，委托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拆迁代办事宜并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副经理陈某芳作为该公司现场负责人，具体负责参与拟定动迁安置方案、审核征地拆迁资料和掌控拆迁项目补偿执行标准、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
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赵某龙在得知瓜堤后街34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曹某英预出售该房屋后，与某拆迁公司副经理陈某芳、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合谋，由邬涛、李振国及被告人赵某龙介绍的买房人员许某、陈某芳介绍的买房人员胡某共同出资人民币150万元购买该处房屋，在明知该片区房屋已停止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况下，四人又通过仲裁程序，由李振国冒名顶替房屋所有权人曹某英儿子李某丙国名义办理该房屋的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违规购得该拆迁房屋。后四人又利用陈某芳负责该拆迁项目资料审核的职务便利，将该处房屋不符合历史遗留房屋条件的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按历史遗留房屋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共同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47.12万元，被告人李振国、邬涛个人各实得人民币14.1607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⑴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的主体身份材料
武汉市工商局提供的某公司工商资料证实：某公司于2011年8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邬涛和李振国，其中邬涛任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李振国任经理。
⑵同案人员赵某龙主体身份材料
武汉市汉阳区某汽车修理厂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及口卡资料等书证证实：赵某龙系武汉市汉阳区某汽车修理厂经理兼法定代表人。
⑶同案人员陈某芳主体身份及职务职责
①阳政办（2011）25号、阳鹦拆（2012）3号文件、拆迁代办协议等书证证实：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受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某街道办事处）委托代办某洲三期Ｃ、Ｄ片项目剩余拆迁工作。
②某拆迁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陈某芳工作简历、证明材料等书证证实：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陈某芳担任某拆迁公司副经理职务，系某洲三期Ｃ、Ｄ片项目的项目经理，全面负责该项目拆迁工作。
房屋拆迁相关政策文件
《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处理意见（试行）》一份证实：根据该文件规定，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是指1991年7月3日以前单位和个人已建设但未办理土地、房产权属登记手续的房屋。
《汉阳区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会议纪要文件（第1期）》、《汉阳区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会议纪要文件（第11期）》、《某洲项目剩余拆迁房屋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等文件证实：在汉阳区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中，对历史遗留房屋的性质认定及补偿标准参照武规拆字（2003）9号文执行。对于无证房屋认定历史遗留房屋需上报某洲片剩余项目部，采取“一事一议”专题讨论。对于有证房屋拆迁指挥部按照不超过7000元／平方米补偿。房屋历史遗留的面积按照不超过6000元／平方米补偿，对于无证、违章、自搭房屋按照不超过10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涉案房屋拆迁情况的书证
某拆迁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实：根据当时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瓜堤后街34号曹某英房屋拆迁，其补偿标准为有证面积96平方米应按6800元／平方米，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应按1000元／平方米予以补偿安置，依据相关政策可选购4套安置房源（含1套经济适用房）。据此，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该房屋安置补偿应为人民币94.704万元。
土地登记收件单、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历史遗留房屋勘测图、武汉市房地产平面图、关于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中无证历史遗留房屋拆迁补偿的说明等书证证实：曹某英位于瓜堤后街34号房屋，有证面积96平方米，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某拆迁公司拆迁现场负责人陈某芳在办理该房屋拆迁补偿过程中，未经报告，对294.24平方米的无证面积，按照历史遗留面积予以安置补偿，且拆迁办出具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中记载的房屋重建时间与事实不符。
拆迁补偿预算单、拆迁补偿结算单、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等书证证实：2012年12月18日，位于瓜堤后街34号（新号43-46号）房屋，某拆迁公司按照有证面积96平方米是按6800元／平方米、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是按照历史遗留面积补偿标准6000元／平方米给予拆迁补偿，拆迁补偿共计人民币241.824万元。陈某芳代表某拆迁公司在拆迁补偿结算单上签字核准。
委托书、安置房选房单、抵扣款证明等书证证实：李振国、邬涛、许某、胡某分别选购安置房瑞园小区3-1-2703房、瑞园小区3-1-2803房、桥机嘉园9-1-102房、新城印象5-2-1701房并抵扣拆迁补偿款，李振国作为被委托人在抵扣款证明上签字。
拆迁补偿款支付记账凭证、转帐支票存根及某洲三期拆迁补偿明细表等书证证实：2013年2月2日由某洲街道办事处某洲项目拆迁资金专户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中，按照协议扣除购房款后，补偿给李振国共计人民币107万余元。
收条、银行交易流水及交易凭证证实：2013年2月5日，李振国中信银行账户收到上述拆迁补偿款，并分别转给杨辉银行账户人民币22万元、陈某芳银行账户人民币7.6574万元、许某银行账户人民币22.6958万元、赵某龙银行账户人民币26.7574元、邬涛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28.3214万元。
涉案房屋交易情况的书证
房屋买卖协议一份证实：曹某英将其位于瓜堤后街34号房屋以148.8万元价格，卖与许某、邬涛、李振国等人。其中载明合同签订日期为2007年5月3日，与实际签订的日期不符。
收条、中信银行个人转账凭证证实：2012年9月15日，李振国从其中信银行账户转账70万到郭素英账户。赵某龙作为代收款人在收条上签字确认。赵某龙在收条上实际签字日期与收条上的日期不符。
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汉阳分会提供的调解书、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协议书等书证证实：2013年1月21日，曹某英与李振国、许某、邬涛、胡某签订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协议书，曹某英将其拆迁补偿安置房屋4套让渡给李振国、邬涛、许某、胡某，仲裁员赵某在调解书上签字。
2、证人证言
⑴证人刘某乙的证言证实：某洲项目是2003年左右开始启动拆迁的。2007年9月份左右，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又委托某拆迁公司来拆迁。该项目到了2011年3月，大概还剩700余户未拆迁，武汉土地储备中心就打包委托给汉阳区人民政府拆迁，汉阳区人民政府将此任务下达到我们某街办事处，根据汉阳区人民政府相关领导指示，我们将此项目拆迁委托给某拆迁公司和晴川拆迁公司进行拆迁，并与这两家公司签订了拆迁代办协议。拆迁公司受我们某街办事处委托代办拆迁工作，具体包括代办动员拆迁户拆迁，收集拆迁户资料并审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制作拆迁补偿结算单，我们还聘请了审计公司湖北普华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拆迁公司进行了监督，防止拆迁公司不按规定进行拆迁补偿。2011年7月份至2013年11月，某拆迁公司指派副经理陈某芳担任该项目的经理，全面负责该项目的拆迁工作。拆迁工作的具体流程是先由拆迁公司代办动员拆迁，收集拆迁户资料并审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制作拆迁补偿结算单，然后由拆迁公司将拆迁资料报给湖北普华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核，审核通过后再由拆迁公司送至我们某街道办事处，我们街道办事处先由财务主管熊焰审核签字，再由分管拆迁的副主任李某乙审核签字，最后再由主任李某甲审核签字，我们办事处财务室通知拆迁公司、指挥部开户的银行给拆迁户发放拆迁补偿款。拆迁公司在拆迁过程中，对于违反拆迁相关规定的事项，如拆迁令下达后，拆迁户房屋转让转租等重大问题均要求拆迁公司向指挥部报告，因为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我们不会同意的。对于拆迁户将拆迁房屋进行转让的，我们对转让行为不予认可，拆迁时只能对原拆迁户进行补偿。
该项目是2007年10月评估的，当时综合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4000余元，拆迁分几期进行的，到了2011年拆迁时，房价已经上涨了很多，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为了推进拆迁工作，就根据拆迁的相关规定作了政策调整，将有证房屋从规定的两证调整到有相关证明就可以了，对于历史遗留房屋采取“一事一议”研究解决，将无证房屋面积由原来不予补偿调整到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进行补偿，到了2012年还采取了有证面积按不超过7000元／平方米价格，无证历史遗留房屋面积按不超过60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补偿。这些政策性调整都是经过拆迁指挥部开会集体决定的，并形成了会议纪要，要求拆迁公司和审计部门严格按会议纪要精神执行。对无证历史遗留房屋的认定是按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在执行，会议纪要上规定的比较清楚，是依照武规拆字（2003）9号文件在执行，文件规定只有在1991年7月3日以前建的未办证房屋才能认定为无证历史遗留房屋。对于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的无证面积也有超出1000元／平方米价格补偿的，但必须要上会集体讨论。
瓜堤后街34号曹某英的这处私房拆迁的无证面积明显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不应该按6000元／平方米价格进行补偿。这户房屋拆迁情况没有向我们指挥部汇报，陈某芳应该知道如果汇报了，我们也不会同意他这样补偿的。按会议纪要规定，该房屋无证面积应按1000元／平方米价格补偿，无证面积每平方米多补偿了5000元。我们指挥部上会研究拆迁工作时，也要求由我们办事处指定社区对历史遗留房屋出具情况说明并盖章认可。我们办事处也跟社区沟通过，对于历史遗留房屋配合拆迁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并盖章，具体工作由拆迁公司跟社区联系。
⑵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2011年，还剩700多户没有拆迁完。之后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与汉阳区政府签订协议，将拆迁剩余部分以15个亿整体打包委托给汉阳区政府进行拆迁。汉阳区政府又指定某街办事处具体负责拆迁工作，为此汉阳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拆迁指挥部，指挥部又委托拆迁代办单位晴川拆迁有限公司和某拆迁公司进行拆迁。指挥部主要是全面负责拆迁工作的进行，包括指导、管理、监督拆迁代办单位的拆迁工作，督促拆迁工作的落实，重大事项的研究决策，拆迁补偿款项的支付等等。拆迁代办单位具体负责收集拆迁户的相关拆迁资料，并对收集的拆迁户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对房屋的真实性负责，包括对拆迁房屋的面积、坐落的位置、建成的具体年份的真实性负责。还包括与拆迁户商谈拆迁价格并签订拆迁协议。另外在拆迁的过程中，一般是按照政府发布的法律法规执行，如果拆迁代办单位遇到问题，由拆迁代办单位提交指挥部来商定，形成会议纪要后贯彻落实。某拆迁公司在拆迁现场的负责人是陈某芳。
⑶证人李某乙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⑷证人王某平的证言证实：为推进拆迁工作，某街道办事处跟我们社区进行了沟通，让我们社区配合拆迁公司统一出具房屋历史遗留情况说明，我们不对拆迁房屋进行调查，只是根据拆迁公司提供的房屋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及历史遗留房屋的勘测图配合他们签字并加盖公章，房屋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等材料的真实性由拆迁公司负责。大概在2013年1月份，拆迁公司资料组人员拿过来一叠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到社区找我盖章，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些历史遗留情况说明等材料，在附有对应房屋勘测图的房屋面积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上签字并加盖了公章，其中就包括瓜堤后街34号房屋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上的签名是我亲笔签名的。据我所知，该房屋原来是2005年左右在曹某英家院内的猪圈地上修建的，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
⑸证人漆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⑹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某拆迁公司的前身为汉阳阳房拆迁公司，其上级单位为武汉汉阳区房地产公司。2005年汉阳区房地产公司被均瑶集团收购成立武汉均瑶房地产开发公司后，汉阳阳房拆迁公司改制成为某拆迁公司，公司法人是刘建文，经理是汤敏，副经理有陈某芳。2011年6月，汤敏因为贪污被判了刑，由我代管某拆迁公司。2012年初，某拆迁公司承接了某洲三期Ｃ、Ｄ片区剩余项目的拆迁项目。某洲三期拆迁项目是2007年12月份开始的，当时是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直接委托某拆迁公司进行拆迁。到了2011年上半年，还剩700多户未拆迁，武汉土地储备中心委托汉阳区政府拆迁，汉阳区政府又委托某洲街道办事处负责拆迁。2011年4月，汉阳区政府成立了拆迁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某街办事处办公，拆迁办公室主任由某街办事处主任刘某乙兼任，副主任由某街办事处副主任李某乙兼任，2011年6月，某洲街道办事委托某拆迁公司和武汉晴川拆迁有限公司两家单位进行拆迁，并签订了某洲项目剩余拆迁代办协议书。
2011年7月份之前该项目都是由某拆迁公司经理汤敏在负责，2011年7月汤敏被司法机关查处后，副经理陈某芳接替汤敏负责某洲Ｃ、Ｄ片区的剩余拆迁项目工作。陈某芳主要负责某洲三期Ｃ、Ｄ片区的剩余项目拆迁动迁工作、拆迁资料审核、安置协议审核、房屋拆迁验收等工作。拆迁项目的动迁、房屋勘察、项目核算等资料经陈某芳审批后，直接报给某街办事处跟踪审计部门审核，再报给指挥部审批发放拆迁补偿款。在拆迁的进行中，我们公司是严格依法依规拆迁，对于房屋历史遗留问题、困难补助等都有相关的文件规定及政策，安置办法在拆迁范围内进行了公示公告，我们对上述公示内容还专门制作了宣传手册予以发放。
⑺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11月左右有一天，动迁组组长肖某望跟我说有户拆迁户拆迁补偿要我办一下，具体要我去找陈经理。然后我到陈某芳经理办公室找到他，陈某芳跟我说，瓜堤后街有个叫曹某英的拆迁户，这处房子已经办理了拆迁补偿权益让渡手续，有证面积96平方米，有证的面积按6800元／平方米，无证的面积按6000元／平方米，还要4套安置房，并要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个拆迁补偿协议。我同意了。然后我就调取曹某英这户测绘档案并在一张白纸上算了数字，列明有证面积96平方米，按6800元／平方米计算的，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按6000元／平方米计算的，总共241.824万元。随后我将这张白纸上计算的补偿款拿给陈某芳看，并问是不是按这个价格做协议，陈某芳说是的。然后我就找曹某英的儿子李某丙国收集曹某英等家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建房许可证等资料。当时权益受让方也有个叫李振国的，他向我提供了他和邬涛等受让方的户口本复印件等资料，然后我根据这些资料做了拆迁补偿预算书，之后我拿着安置补偿协议、回购协议、补充协议和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到拆迁户曹某英的家里找她签字，曹某英的拆迁协议签订后，我就通知几个拆迁权利让渡受益人到公司签订拆迁款委托协议，我记得当时邬涛、许某、胡某都同意委托李振国领取拆迁补偿款。后来我就将拆迁资料交给资料组，资料组办理完手续后，将该户的拆迁资料交给审计部门，审计通过后，审计部门将该户的审计资料交到某街办事处审批放款。最后某街办事处通知我们公司去领取补偿款，我因为没有李振国电话，就跟陈某芳汇报并让陈某芳通知李振国他们去银行拿钱。
⑻证人肖某望的证言证实：陈某芳作为某洲三期Ｃ、Ｄ片区的剩余拆迁项目经理，负责该拆迁项目的全面工作，包括部署日常工作，审核、签批拆迁补偿预算单、拆迁补偿结算单、安置房选房资格会签单以及一些与拆迁补偿相关的证明材料等等。瓜堤后街34号（新号43-46号）这处房产按照文件规定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范围，该房屋在1991年7月3日以后建设的，不在历史遗留无证房屋划定的时间范围内。
⑼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某街办事处委托我们公司拆迁之后，该项目的剩余拆迁工作就由我们公司副经理陈某芳作为项目经理全面负责。我们资料组根据拆迁补偿预算单内容填写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回购协议和补充协议，然后将资料送给审计部门审计，审计后就转给公司结算组，结算组制作拆迁补偿结算单，再交给审计部门审计通过后直接给某街办事处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其中拆迁补偿预算单、拆迁补偿结算单、安置房选房资格会签单以及一些与拆迁补偿相关的证明材料都需要陈某芳审核签字。瓜堤后街34号（新号43-46号）拆迁户曹某英的房屋是在1991年7月3日以后才批准建设的，按照文件规定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范围。根据规定，该房屋有证面积96平米，只要不超过7000元计算都可以，是按6800元计算是可以的，但该房屋剩余无证面积294.24平米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所以不能按房屋历史遗留面积不超过6000元的价格计算。这份历史遗留情况说明是我填写的，然后由我交到杨泗社区居委会加盖公章。我是根据领导签批的拆迁补偿预算单内容填写拆迁协议，只是核算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房屋面积，由于该房屋没有房屋产权证，在填写拆迁协议前，我拿着拆迁补偿预算单、房屋面积测绘图和建房许可证到陈某芳的办公室问他能否办理，陈经理说可以办理，我才按流程填写拆迁协议书、回购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为了完善拆迁资料，就按公司领导要求填写了历史遗留情况说明，交给动迁组制作测绘图，是他们找产权人签字，是不是曹某英和李振国本人签的名我不清楚，产权人签字后我再拿着该说明到社区加盖的公章。我只是一个公司的资料员，属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领导说了算，我只是按照领导指示在操作拆迁业务。社区也派人配合我们拆迁公司进行拆迁，所以经我们拆迁公司填写的情况说明，社区一般会帮忙盖章认可。
⑽证人王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⑾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汉阳分会副主任。陈某芳是我的邻居，在武汉某拆迁公司工作。2013年6、7月份，当时陈某芳在负责某洲三期Ｃ、Ｄ片区剩余项目的拆迁工作。陈某芳打电话我约我一起吃个饭，并跟我说有几个难题请我解决下，我答应了。在吃饭的过程中，陈某芳跟我说他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买了栋拆迁户的私房，想办理仲裁协议，到时候可能要找我帮忙，希望我能够帮忙照顾下。我当时说没有问题，后来我们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家了。过了没多久，陈某芳又打电话约我在汉阳区拦江路的一家咖啡厅里见面，我到的时候，陈某芳还有他的三位朋友都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这次去还是商量为房子办理仲裁的事情，陈某芳问我他们买卖拆迁户的房屋如何办理仲裁。我当时对陈某芳说，拆迁房屋不能买卖，只允许在直系亲属之间转让，房屋买卖的仲裁协议肯定是办理不了的，如果实在要办理仲裁，就只能在直系亲属之间办理房屋权益让渡仲裁协议。陈某芳当时问能不能以他几个朋友的名义直接办理房屋权益让渡的仲裁协议。我当时说肯定不行，房屋肯定只能在亲属之间转让，你们和房主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但我看过资料，发现拆迁户曹某英的儿子与你们的一个合伙人同名同姓，都叫做“李振国”，你们到时候以李振国的名义冒充曹某英的儿子办理房屋转让协议，到时候让其他三位购房者一起与李振国签订一份委托协议，委托李振国一人全权办理房屋拆迁补偿的相关手续，这样审核时可能会更容易通过一些。我当时认为他们买卖房子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买卖的，不存在欺骗，他们办理仲裁应只是为了做个权属让渡的确认，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顺便又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因此我说如果他能够让汉阳区拆迁指挥部签批，我们这边按照正常的程序就可以顺利办理仲裁协议并制作调解书。后来我还提出仲裁协议上必须要曹某英本人的亲笔签名或纳印。接着我们又谈论了下房屋的具体情况及办理仲裁协议需要的程序手续。最后陈某芳他们就说如果这事情办成了，赚了钱，他们会对我表示感谢的。我当时就说，感谢就不必了，我现在正在装修房子，你们到时候把我房子的阳台封一下就行了，他们几人当时都说没有问题，吃完饭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后来，我让陈某芳通知他的几位朋友和拆迁户一起到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汉阳分会签署权益让渡协议，然后再让房屋权益受让人一起到仲裁委签字。陈某芳拿到签完字的权益让渡表后就到某洲剩余拆迁项目指挥部审批并签字盖章，盖章后我们又通知房屋权益受让人过来交费。我们根据这份指挥部的签批的权益让渡申请表及双方意愿制作调解书初稿，报市仲裁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将调解书正本送达给权益让渡双方当事人。
⑿证人许某（购房人许某的父亲）的证言证实：2012年6、7月份的一天，我跟赵某龙聊天时跟他说想跟父母买个房子住。当时赵某龙答应帮忙。过了一段时间，赵某龙打电话跟我说，他现在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买一套拆迁户的房子，现在还差钱，要我出50万元，买到拆迁户的房子后，等到拆迁补偿了，还我一套还建房，按照还建房的房价“多退少补”我的出资款，我当时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要赵某龙提供一个账户，我从我民生银行的账户上一次性转账给赵某龙50万元钱。大概在2013年1月，赵某龙电话通知我要我到汉阳区仲裁委去找工作人员签订仲裁协议，当时我是想以我女儿的名义购买该房产，于是我就带着我的女儿许某去仲裁委员会签订协议，到了仲裁委员会与工作人员见面后，工作人员将仲裁协议给我，当时我女儿签完字后，我还看到仲裁协议上还有其他几个人的签字，我就跟赵某龙打电话问清楚情况，赵某龙就跟我说这是通过拆迁办陈某芳的关系，几个人一起买的拆迁户房子，最后拆迁房子大家一起分，我当时只想要买一套房子，我也就没有具体的细问。2013年2月初，赵某龙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的那套房下来了，房价大概是28万元，当时我出资了50万元钱，按照先前的承诺退给我余下的22余万元钱。我就把我民生银行的卡号告诉了赵某龙，过了几天，赵某龙就把我买房剩余的钱转账支付给我了。
⒀证人李某丙的证言证实：2012年9、10月份的时候，我女儿和胡某准备结婚买房。我跟我弟弟李某丙谈起买婚房之事，我弟弟说他跟某拆迁公司负责拆迁的陈某芳很熟，说他那有一处私房要卖，面积有300多平方米，总价150万余元，这样算下来，均价是4000余元／平方米，让我出资30万元和其他人一共四个人一起把这套私房买下来，到时候拆迁的时候可以买一套安置房，我同意了。过了几天，我弟弟李某丙让我先出30万，到时候根据安置房的价格多退少补，然后我就跟我女婿说要出30万，我女婿就将他青山区的卖房款中的30万元现金取出来交给了我。我将这30万交给我弟弟去办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听我弟弟说陈某芳要求我们把钱交给具体办理买房事宜的一个姓赵的（名字不清楚）。不久，李某丙告诉我这处私房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签订了，正在办理公证手续。2012年11月份左右，在办理仲裁公证手续过程中，房主嫌150万的卖价低了，要求增加几万块钱，我又出了2万块钱给我弟弟，他交给了姓赵的。2012年12月中旬，我弟弟让我通知胡某到汉阳区仲裁委去签仲裁协议，我和胡某一起去的，胡某在仲裁协议上签的字。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申请表上面的签名是胡某签的字。这样，这处私房的拆迁权益就转移到胡某和其他三名购房人的名下了。仲裁协议签订之后，我就到某拆迁办公室找了陈某芳选房，选定了新城印象5栋2单元1701室这处房子。又过了几天，我又带胡某到拆迁办办理了拆迁手续，具体办理了哪些手续，我记不清了。在办理拆迁手续时，陈某芳说我们这套安置房要38万元左右，还需要我补交8万元。拆迁手续办完之后，我又叫胡某给了我8万元现金，我将现金交给弟弟，让他给了陈某芳他们去了。我们没有领到补偿款，我只是根据陈某芳的要求在这两个文件上签了字，并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到了2013年元月份，我记得孩子不久就要结婚了，急需用房子作为婚房，我还催过陈某芳加紧办。过了一段时间，到了2013年3月份，新城印象这套安置房就分到手了。我没有主动参与拆迁补偿的事宜，只是根据陈某芳的要求在一些手续上签了字。
⒁证人胡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⒂证人李某丙国的证言证实：我父母在1977年自己建了一栋四间两层楼的私房，原房号是34号，后来新房号是43号，大概有800多个平方米，1982年改建成四间三层楼，后来我们四兄弟一间房发了个门牌号，××、44号、45号、46号，面积扩大到1500多平方米。我于2005年年底个人出资15万余元在我父母住房院子的北方角落搭建了一栋三层楼的私房，没有门牌号，××平方左右。我父母的那套房子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我后来搭建的那套三层的私房只有我父亲在时找村子批得一张占地面积90多平方米的同意建房证明，未取得房产证。
我们村房子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启动拆迁，由世贸集团进行房地产开发，我们家的房子拆迁是三期，由某拆迁公司负责拆迁。大概是在2011年下半年进行的，当时有个叫赵某龙的人，通过我的街坊绰号叫歪歪（具体名字我不清楚）的认识了我，认识后赵某龙跟我说，他想出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我的房子，我知道当时其他拆迁户的拆迁价格还不到3600元／平方米，由于我当时还差别人20几万元钱需要及时还，就同意了。后赵某龙让我在房屋拆迁时配合他办理房屋拆迁手续，我说我卖给你后什么都不管，只提供一张村里同意建房的证明。后来赵某龙拿房屋买卖协议书让我签字，我签字后赵某龙就给我老婆银行卡上转了150万元左右的房款。然后我在几天时间内将我房子的东西搬走了。我将房子卖给赵某龙后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某龙陪同仲裁委员会的同志到我家里找到我，赵某龙跟我说原来证明是我父亲的名字，要我母亲在仲裁协议书上签个字。我看了下仲裁协议，上面将我的房子拆迁权益转给别人，我当时不同意给他签字，赵某龙说再给我补偿4万元钱，让我母亲在仲裁协议上签个字。我记得第二天赵某龙又陪仲裁委员会的姚律师到我家里找到我，给了我4万元现金，让我提供了我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并让我母亲在仲裁协议书上纳了个印。之后，我就没有再管这件事了。
⒃证人郭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⒄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9月份左右，赵某龙带着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来到公司后，过了没多久，公司李总将他的中信银行卡交给我，安排我去公司附近的中信银行往那个女子的银行账号上转款70万元，并让赵某龙给公司打张收条。我就让赵某龙在收条上签了名。然后我将这张收条一直保存在公司财务。转账后我才知道赵某龙带来的那名女子叫郭某。我大概知道是李振国和邬涛购买汉阳区瓜堤后街43号曹某英的房屋付给别人的购房款，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2013年2月份左右，他们购买的房子被拆迁了，获得了100多万的拆迁补偿款，全部都打在李振国的中信银行账号上，当时他还安排我将这笔拆迁补偿款分别转到了他说的几个人的银行账号上。我转款或存款后，按照转款金额打印好收条，让杨辉、陈某芳、赵某龙分别在收条上签字，转给许某的26.7574万元转款凭证上的客户签名是由赵某龙代签的，所有收条我都存在公司财务。
3、同案人员的供述
陈某芳的供述：2012年7、8月份的一天，我朋友赵某龙跟我介绍曹某英位于瓜堤后街43号的一栋三层楼300多平方米的私房想卖掉，问过我这处房子以150多万元的价格买下来是否划算。我让赵某龙到房地局和规划局查询该房屋有无办证。第二天赵某龙告诉我他到规划局查到了有证，约我到他的麦威咖啡厅商量。我到麦威咖啡厅后，赵某龙告诉我该房屋有个土地收件单，上面载明了建设许可证，有证面积为96平方米，收件时间是1991年10月，我听赵某龙说该房屋有建设许可证后，知道这片私房在拆迁范围内，就对他说，房子有证就可以买，这房子不久就会拆迁，有证面积不超过7000多元／平方米，无证面积补偿很低，我到时候想办法按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补偿价格要高很多，可以算到5000多元／平方米，还是有钱赚的，另外按照房屋面积算，还可以获得四套安置房，但现在该片区拆迁中断了，怕拆迁户知道房子不久拆迁信息后扯皮，让他买房后要跟拆迁户办个公证手续。当时赵某龙说他手上没那么多钱，提出与我一起先将房子买下来，通过拆迁从中赚些钱。我当时觉得这房子买下来肯定有钱赚，就同意了。
赵某龙说他找许某借50万元，许某想买一套安置房，我有个朋友李某丙为他侄女婿也想找我搞一套安置房，可以出30万元。当时我们只能筹到80万元，还差70万元，赵某龙就说我们都没有钱投资，看李振国、邬涛他们愿不愿参与进来。我同意了。过了几天，我和赵某龙到某公司邬涛的办公室，与李振国、邬涛商量这件事。商量时赵某龙介绍说汉阳某洲三期马上要拆迁了，是我在负责拆迁，有个拆迁户是个80多岁的太婆，家里急需用钱，她家里有个300多平方米的私房想卖掉得现金，出价150万元，她家还不知道该房子马上要拆迁，就想我们四人一起把这处房子盘下来，我们目前手上有80万元，还差70万元，等到房子拆迁以后，赚的钱大家一起分。我也补充了几句，我说我是负责拆迁的，知道这套300平方米左右的私房在3个月内就会拆迁，按照拆迁面积可以获得4套安置房，其中有3套属于商品房名额，到时按4000余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还有一套属于经济实用房名额，购买价格按3000余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政府按6000多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扣除四套安置房款后，会将多出来的钱返还给我们。按照汉阳的市场行情，房子差价每平方米有2000多元，我们当时按照差价大致估算了一下，至少可以赚到40万元左右。另外拆迁补偿后获得的商品房市场价格也不会低于7000元／平方米，到时候卖掉的话，也可以赚一笔钱。李振国和邬涛知道我是负责该片区拆迁的，听我们介绍后，就同意投资70万元购买该房屋。随后我们还商量由我负责拆迁手续，赵某龙负责与拆迁户商谈房屋买卖价格和付款，李振国和邬涛负责配合办理拆迁手续就行了，赚的钱我们分作三份，我和赵某龙各得一份，李振国和邬涛各得一套安置房，两人共得一份。
我根据当时的安置房价让李某丙筹集30几万交给赵某龙，赵某龙也找许某筹集了50万元。过了没几天，赵某龙打电话约我到他的麦威咖啡厅里再具体谈谈买房及筹钱的具体事宜。我到了麦威咖啡厅里之后没多久，李振国和邬涛也一起过来了，当时赵某龙说他和我负责的80万已经到位了，问李振国和邬涛的70万何时可以到位。邬涛当时说70万块钱没问题，但这不是笔小数目，到时候带拆迁户到他公司与他和李总见个面，直接在公司将钱转给拆迁户，顺便让赵某龙在转款后给他们公司写个收条就行了。当时李振国还提出说70万不少，这笔钱何时可以收回来。我当时回答说根据内部信息这处私房在三个月左右就会被拆迁，拆迁后补偿款在3个月左右就会拨付下来，肯定可以兑现，另外你和邬总还可以获得两套安置房。李振国还问我200多平方米无证面积的补偿标准，我说房子的无证面积补偿标准很低，到时候可以想办法按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价格在5000多元／平方米。这样李振国和邬涛就没再提出异议了。当时我们四人又谈到由赵某龙负责与拆迁户签订购房协议及付款事宜，我负责拆迁相关手续的办理，李振国和邬涛到时候配合办手续就行了。我当时说拆迁相关手续的办理由我负责，不需要他们操心。另外，我当时还告诉他们拆迁期间房屋是不能买卖的，拆迁开始时间是2007年7、8月，在与拆迁户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把时间提前至拆迁开始之前。
接着赵某龙就又跟拆迁户商谈几次，最后谈到购买价格是150万元左右，后来赵某龙告诉我他与拆迁户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于当天就将筹集的80万元房款给了拆迁户，另外还带着拆迁户到某公司，让李振国、邬涛将剩余的70万元也转给了拆迁户。李振国、和邬涛转款70万元后过了一个月左右，大概在2012年9月底的时间，李振国催促我们尽快办理公证。我了解到公证的费用比办理仲裁高不少，我就跟李振国和邬涛说只能办仲裁协议。后来我、赵某龙、李振国和邬涛又在赵某龙的麦威咖啡厅里商量办理仲裁的事情。我们四人见面后，我跟李振国他们说汉阳仲裁委的赵某主任原来是街坊，关系比较好，到时把赵主任约出来见个面。过了几天，我就约赵某到汉阳公园的“山水人家”餐厅吃饭，赵某龙、李振国和邬涛作陪。吃饭的时候，我向赵某介绍认识了赵某龙他们三人，并简单介绍了我们购买拆迁户房屋的情况，并向其咨询办理房屋买卖的仲裁事宜，让其帮忙办理房屋买卖仲裁。赵主任说拆迁房屋买卖不符合拆迁规定，只允许在直系亲属之间进行权益转让，并且还需要所有继承人都签字同意才能办理。过了几天，我又约赵某和李振国、赵某龙一起到赵某龙的麦威咖啡厅再次商谈房屋仲裁的事宜。我向赵某详细介绍拆迁户房屋及四位购房者的情况后，李振国还问赵主任能否通过仲裁形式将房屋过户给他们。赵主任说办理房屋买卖的仲裁不可能，但他可以出一份仲裁，将老太太的私房拆迁补偿权益转移给四位购买者。我们当时在闲聊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李振国与拆迁户曹某英的儿子李某丙国（外号“哑巴”）同名同姓，赵主任提出直接让李振国等四人冒充曹某英儿子的名义办理房屋让渡的仲裁协议就可以了。我们听后都表示同意，并表示到时候仲裁协议办成了要感谢他。我跟赵某打好招呼后，便安排赵某龙带李振国他们到汉阳仲裁委去办理仲裁手续。后来赵主任按我们商量的内容给我们办理了拆迁权益让渡仲裁协议。
2012年10份左右，该房屋正式启动拆迁时，在该房屋办理仲裁之前，我跟动迁小组的组长肖某望、组员肖某都说过，说这是我朋友他们买了的房屋，让他们配合拆迁户尽快办理拆迁补偿手续。他们说晓得。过了不久，我让肖某望办理曹某英房屋的拆迁手续，肖某望让肖某到我办公室找到我，我跟肖某说，瓜堤后街有个叫曹某英拆迁户，这个房屋进行了让渡给了我朋友，让他配合办理仲裁手续。后来肖某配合仲裁办理了仲裁手续。过了几个月，肖某又到我办公室汇报拆迁工作，我跟他说，曹某英的房屋有证面积96平方米，有证的面积按6800元／平方米，无证的面积按6000元／平方米，还要4套安置房，让他做个拆迁补偿协议。肖某答应说好。不久，肖某就做了一个预算给我看，并问我可不可以。我接过预算单一看，上面有证面积96平方米，按6800元／平方米计算的，无证面积按历史遗留处理，面积294.24平方米，按6000元／平方米计算，一共240余万元，我看预算是按照我的要求做的，就对他说可以，就按这做协议。然后，肖某就按照给我看的预算制作了两份拆迁补偿预算单，剩余部分就以困难补助的形式制作了一份补充协议。
后来肖某就找曹某英等相关人员收集全拆迁资料后，制作好了正式拆迁补偿预算单，并交由肖某望和我签字审批。然后，肖某再将预算单交给公司资料组由资料员填写拆迁安置协议，与拆迁户曹某英签订安置协议。签订协议后，将拆迁资料一并转给交给审计部门审计通过后，再将资料交给公司结算组，结算组制作拆迁补偿结算单，经我审核签批后，再交给审计部门审计通过后，再上报给某洲街道办事处审核支付拆迁补偿款。
曹某英34号房屋建房许可证收件单上的时间是1991年10月份，建房应该是在1991年10月份之后建的，但我后来看房时发现该房屋差不多有个七八成新，可以肯定不是1991年7月份以前建的，那么按武汉市拆迁文件规定，该房屋明显不属于历史遗留无证房屋，不能认定为历史遗留房屋。因为房屋购买后，只有将房屋无证面积部分认定为历史遗留问题，才能获得更高的拆迁补偿，而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最高价格就是6000元／平方米。我是负责该项目拆迁的项目经理，有权对该拆迁户的拆迁资料进行审核，并将曹某英的34号无证房屋面积按历史遗留问题认定，根据我们拆迁流程，资料员自然会填写历史遗留情况说明拿到社区盖章认可，社区认可后审计部门和某街办事处一般不会提出异议，就会同意我们拆迁公司的补偿意见。再说了，这些拆迁户本来就是些“钉子户”，能够谈妥又没有突破现行补偿标准，审计部门和某街办事处也不会认真审核这些拆迁资料。
在拆迁补偿中，根据拆迁指挥部规定，对于无证面积超出6000元／平方米标准进行补偿的，都要报请拆迁指挥部“一事一议。”拆迁过程中发现拆迁户的房屋进行买卖，就应该向拆迁指挥部领导汇报。这处房屋是我和我朋友一起买下来，我们想通过拆迁从中赚些钱的，我要是向拆迁指挥部领导汇报了，拆迁补偿就不会这么顺利，毕竟是违反拆迁法。再就是我想通过自己负责该项目的拆迁职权，安排下面的拆迁人员将这处房屋无证面积按历史遗留问题补偿，且有社区盖章的历史遗留房屋说明，凭我的工作经验，应该可以蒙混过去，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
后来曹某英的34号房屋的有证面积96平方米是按6800元／平方米补偿的，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是按6000元／平方米补偿的。后来我为了尽快拿到拆迁补偿款，另外胡某也因为结婚想早点拿到安置房，我就安排资料员王欢写了份“关于加急支付拆迁补偿款的批示”，我还在这份批示上签名进行了核实。不久，拆迁补偿款批下来后，肖某让我通知李振国让他到银行办理领取补偿款手续。2013年2月，拆迁指挥部根据邬涛、许某、胡某的委托将补偿款直接支付给李振国，我通知李振国到银行办理领取拆迁补偿款，李振国一共领取了107万元左右的补偿款，还获得了桥机嘉园、新城印象、瑞园小区的4套拆迁安置房。这4套拆迁安置房，赵某龙、李振国、邬涛还有我，一人一套，我那一套归我亲戚李某丙的侄女了，赵某龙的那一套归他的合伙人许某了，李振国、邬涛各得一套房子。随后我和赵某龙、邬涛一起在某公司李振国办公室算了个帐，赵某龙说许总出了50万元，房款用了28万元左右，把剩余的钱要还给许某。我也说过李某丙出了35万元，房款差不多抵了出资，另外我在签仲裁协议时曹某英家不同意签字，另补偿了曹某英家里4万元。李振国跟我们算了个帐，除去出资成本，赚了80余万元，李振国接着说赚的钱分成三份大家平分，每份差不多27万元左右，他和邬总两人算一份，我和赵某龙各算一份。赵某龙、邬涛和我都表示同意。这样每份分得27万元左右，李振国应该比较清楚，具体以你们查证为准。后来含这4万元钱我分得近30万元，因为当时我要支付杨辉房款22万元，就让李振国直接将这22万元转给了杨辉，剩余近7万余元钱我看病取现用了几万，其余的钱还在我的银行卡上，不是中信银行就是中国银行卡上。李振国分给我和赵某龙拆迁补偿款，主要是因为我和赵某龙负责办理拆迁户曹某英这处私房购买手续和拆迁手续，再加上我和赵某龙共筹集资金80万元，我们事先也商量好的，赚的钱平分为三份，我和赵某龙一人一份，李振国分给我和赵某龙拆迁补偿款也是按事先商量好的在执行。
赵某龙的供述与上述供述基本吻合一致，相互印证。
4、被告人的供述
⑴被告人李振国的供述：在2012年10月份左右，赵某龙打电话给我和邬涛说有一套位于某洲瓜堤后街的房子，大概300多平方米，马上就要拆迁了，但房主急需用钱，想把房子以150万元的价格卖出去，并要我、邬涛和他一起搞，我和邬涛对赵某龙不是很信任，当时就没有答应他。赵某龙又跟我说，过几天他把拆迁公司负责某洲片区拆迁工作的陈某芳带过来跟我们详谈，我和邬涛都知道陈某芳是搞拆迁工作的，又是机关里面的人，不会骗我们的，我和邬涛当时就答应了。
过了大概一两个星期后，赵某龙和陈某芳一起到了我和邬涛开的某公司，再次跟我们商谈买房筹钱的事。赵某龙跟我和邬涛介绍说房子位于某洲瓜堤后街34后，是一栋三层楼的私房，房屋大概有370平方米左右，有证面积96平方米，无证面积200多平方米，我们以150万的价格买下来，陈某芳是负责拆迁的，他知道这套300多平方米的私房在3个月后就会拆迁，可以通过公证的形式将房屋买下来，拆迁补偿款会转移到我们的名下，对于这套私房政府会按6000多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另外还可以获得4套安置房的指标（包括3套是商品房1套经济实用房），对于这4套房子，商品房到时我们可以按4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经济实用房政府可以按照3000元／平方米左右价格购买，购买房屋扣除房款后，会将多出来的拆迁补偿款给我们。我和邬涛估算了一下，按照汉阳的市场行情，获得的安置房最少可以卖到6000元／平方米，那么我们肯定是可以赚一笔钱的。赵某龙和陈某芳当时还说他们又另外联系了两家买主，一起大概可以凑80万，我和邬涛只需要再拿70万出来就可以，到时赚的钱我们三人平分，其中赵某龙算一份、陈某芳算一份、邬涛和我合算一份。
大概又过了两天后，赵某龙跟我打电话，让我和邬涛去他的咖啡厅再具体谈买房筹钱的合作事宜。我和邬涛去了之后，发现陈某芳也来了。陈某芳说他已经和另外两位买家谈好了，他们负责的80万已经不成问题了，问我们70万元什么时候能够到位。邬涛当时说70万元就在我银行卡里，随时可以支取。由于我和邬涛不认识拆迁户，到时将钱转给拆迁户后，我们要赵总给我和邬涛打个收条，就是要他负责我们这70万元的资金安全。我当时就对他俩说我们的公司需要资金运转，70万的本金必须要很快收回来，陈某芳就说房屋3个月后就会开始拆迁，拆迁补偿款在房屋被拆迁后就可以下来，肯定能够兑现，另外我和邬涛还可以获得两个商品房名额。我当时提问说房屋有200多平方米属于无证面积，无证面积的补偿标准是怎样的。陈某芳当时跟我们介绍说房子的无证面积补偿标准不高，到时候他可以将房屋无证面积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拆迁补偿的价格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有证面积每平方米不超过7000元，随着时间的推移，补偿价格可能还会有所上调，这样算下来，房屋拆迁补偿的均价就有6000多元。至于无证房屋的历史遗留认定问题，陈某芳说这事都由他去负责，他可以搞定，不需要我们操心。我和邬涛当时初步估算了一下，按照陈某芳给出的价格，我们除了可以获得两套商品房以外，至少还可以赚取40多万的拆迁补偿款，平摊下来，我们每人也还可以赚个十几万块钱。于是，我和邬涛当时就同意出资70万元。最后我们四人商量确定赚了钱分成三等份，陈某芳和赵某龙一起筹款80万元，陈某芳负责拆迁补偿相关手续的办理，他占一份；赵某龙负责提供信息以及与房主谈判沟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他也占一份；我和邬涛他们出资70万元，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各得一套还建商品房，两人合占一份。
后来我们四人一起又在某公司和赵某龙的麦威咖啡厅商谈过几次。2012年9月的一天，赵某龙给我打电话让我们提前准备好70万元，并安排曹某英儿子李振国（外号“哑巴”）和他老婆到我公司，我让公司会计杨某将70万元转账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账号上，并让赵某龙写了一张收条。在我们转账70万元钱给拆迁户之后，过了1个月，赵某龙约我和邬涛去他的咖啡厅，跟我和李振国说他已经与拆迁户谈好了，并拿出房屋买卖协议让我和邬涛签，我和李振国在购房协议上签了名，房屋购买价格大概在150万元左右，购房日期是2007年5月3日。陈某芳说过按照规定，拆迁令下达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是不允许买卖的，只有将房屋的买卖时间提前到2007年拆迁开始之前，房屋买卖才能合法，这样才能够顺利获得拆迁补偿款。过了大概一两个星期左右，陈某芳、赵某龙跟我和邬涛说房屋公证办不了，只能通过仲裁协议的形式将房屋转移到我和邬涛等四位购房者的名下，我和邬涛答应了。后来陈某芳说办理仲裁需要请仲裁委的赵主任帮忙，陈某芳便打电话约赵主任到汉阳公园的一家餐厅吃了顿饭。吃完饭的时候，陈某芳就让赵主任帮忙为房屋买卖办理仲裁协议，赵主任当时了解房屋情况后，说房屋不能办理买卖的仲裁协议，拆迁房屋只允许在直系亲属之间转让，到时候只能以继承转让的形式办理一个房屋转让仲裁协议。在饭桌上陈某芳就说这事办成后会感谢赵主任。过了两天，陈某芳和赵某龙到我某公司，跟我说我和拆迁户的儿子同名同姓，到时候就让我冒名顶替拆迁户的儿子办理房屋继承转让的仲裁协议，其他三位购房者到时候与我签订一份拆迁补偿款领取的委托书，让我代表他们全权办理拆迁事宜及领取拆迁补偿款，我当时同意了，并与其他三位购房者签订了委托书。过了没多久，我和邬涛就接到赵某龙的电话，他让我们到汉阳仲裁委签订仲裁协议。我们除按照房屋买卖协议支付148.8万元以外，还在对房屋进行测量时，将房屋面积多测量了20平米左右，感谢帮忙的人花了1.9万元。
签订协议后没过多久，陈某芳打电话通知我去领取拆迁补偿款，我和邬涛、公司出纳杨某一起到汉阳汉商银座附近的中信银行领取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款大概有107万元左右，这部分补偿款全部都打在我的中信银行卡上。领到拆迁补偿款后，当天下午，陈某芳、赵某龙还有另外的两位购房者一起到某公司，讨论分钱的事。当时是我记的账，我们四人各自汇报了房屋买卖及办理拆迁补偿过程中的各自费用后，我将剩余款项扣除掉需要退还给许某的22万元（许某出了50万，买房只花费28万元），我、邬涛和另外一位买房者出资的钱数刚好折抵了房款，再根据每个人的花费情况，进行公摊后，算出每人应该得的钱数。这样我和邬涛一共分得28万余元，赵某龙分得27万余元，陈某芳也分得30余万元，然后再根据他们各自提供的银行账号，我安排公司出纳杨某给他们转了账。我记得陈某芳让我们给他一个叫杨辉朋友的账号上转账了22万元，剩余的钱才转到了他的银行账号上，具体都是杨某办理的。我和邬涛共分得的283214元，其中我分得141607元。分得的14万余元钱，我都日常开销掉了。主要是用于平时的吃饭、买衣服、旅游等。
⑵被告人邬涛的供述与上述证据基本吻合一致，相互印证。
二、行贿事实
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在合伙租赁某区教育局所属学校门面及房屋过程中，为谋取租赁门面及房屋的竞争优势，三人商议后由李振国经手，分两次非法给予武汉市某区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主任叶某贿赂款共计人民币4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⑴受贿人叶某的主体身份及职务职责材料
①武汉市某区教育局提供的任职文件及干部信息采集表等书证证实：1992年7月至2010年6月，被告人叶某任武汉市旅游学校教师、政教处副主任、团委书记、党支部干事、副校长。2010年6月至今，任勤工俭学办主任。
②武汉市某区教育局提供的勤工俭学办工作职责及情况说明证实：勤工俭学办具体职能包括全面负责局属国有经营性资产日常管理工作，创新管理模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主任其工作职责包括全面负责勤工俭学、局属国有经常性资产日常管理、学生资助、教育实践活动中心管理等工作。
⑵房屋租赁情况的相关书证
①武汉市教育局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二份证实：2011年4月27日，叶某代表勤工俭学办与博鸣公司签订华中里小学房屋租赁合同，年租金61.1136万元；2013年5月1日，黄陂街小学与某公司职工何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房屋面积596平方米，年租金24.72万元。
②某公司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二份证实：2011年12月1日，叶某代表勤工俭学办与某公司董事长邬涛签订惠康里幼儿园（友谊路安仁里5号）房屋租赁合同，房屋面积768.34平方米，年租金26.6028万元；2014年1月1日，勤工俭学办与某公司签订武汉市第七十五中（自治街41号）房屋租赁合同，租赁面积683.1平方米，年租金28.776万元。
③武汉市某区教育局提供的《区国资办、区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管理的通知》、《某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房屋对外出租管理的通知》等书证证实：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租赁合同1年一签，合同期一般不超过3年，出租面积达500㎡以上应采取公开招租形式。
④武汉市某区教育局提供的《房屋租赁评估价格明细表》证实：某区教育局委托评估公司对某区教育局所属国有资产进行评估，经评估：安仁里5号（惠康里幼儿园）年租金评估价为26.6028万元，华中里小学门面年租金评估价为61.1136万元。武汉市第七十五中门面年租金评估价为28.776万元。
⑶其他书证
①中国工商银行王家墩支行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编号000679）证实：2010年11月24日，何某向叶某名下的工商银行存款30万的事实。
②叶某银行账户45×××19流水证实：2010年11月24日，叶某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收入30万元的事实。
③中信银行现金取款回单证实：2012年1月21日，被告人刘某甲从其名下的中信银行账户取现人民币30万元。
④叶某提供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回单证实：2012年3月16日，叶某女儿严某向李振国名下的中信银行账户转账汇款人民币10万元。
⑤叶某提供的中信银行存款回单证实：2012年3月30日，叶某向李振国名下的中信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20万元。
⑥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证实：2010年12月28日，佘丹丹购买方玲娜位于江岸区后湖街金桥大道18号东方明珠6栋1单元6-7层2室房屋一套，房屋面积187.25平方米。
2、证人证言
⑴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勤工俭学办的职责主要是为某区教育教局提供后勤服务保障，包括校服、饮用水管理等等。另外勤工俭学办还负责监督、管理某区教育局义务段学校（小学和初中）经营性的国有资产，通过对这些国有资产（校区内房屋及门面）进行出租并收取租金，确保这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对于国有资产（校区内房屋及门面）租赁的过程中，面积超过500平米的，必须公开招租。未超过500平米的，采取协议招租，协议出租租金必须高于评估价格，直接由勤工俭学办与租户签订协议。某区国资办还明文规定行政事业单位房产租赁期限原则上1年一签，合同期一般不超过3年，特殊情况下经区国资委主任会研究批准后，可适当延长租赁期，最长不超过5年。另外文件还规定对于租赁的门面每2年必须重新评估一次，按照市场行情对于租赁的门面提高相应租金。
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主任主要负责监督、管理某区教育局管辖范围内校区门面及房屋的出租，代表勤工俭学办与租户签订租赁合同。对于学校自己负责管理的国有资产，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主任负责监督学校门面及房屋的租赁具体包括合同的签订、租金的收取。
⑵证人何某（原某公司职工）的证言证实：在2010年11月，何某向叶某名下的工商银行转账30万元钱。另外在2013年5月，何某受邬涛委托，以自己名义与勤工俭学办签订六渡桥小学房屋租赁合同，但并不参与实际经营。该房屋的实际经营者为邬涛和李振国。
⑶证人佘某（叶某妻子）的证言证实：在2010年11月，叶某夫妇花费120余万元钱购买后湖街金桥大道18号新地东方明珠房屋，其中叶某向其工商银行转账25余万元钱用于购房。另外叶某与其花费40余万元钱装修该套房屋。
⑷证人叶某（叶某的姐姐）的证言证实：在2012年3月，叶媛按照叶某的要求，分两次转账30万元钱到李振国银行账户，一次转账10万，一次转账20万。
⑸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在2010年11月28日，其将位于后湖街金桥大道18号新地东方明珠6栋1单元6-7层2室房屋以112余万元卖给叶某夫妇。
3、另处人员叶某的供述证实：我在担任某区教育局勤工俭学办主任期间，利用勤工俭学办负责监督、管理某区教育局义务段学校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的职责，及自己负责监督、管理某区教育局管辖范围内校区门面及房屋的出租的职务便利，共收受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送给的人民币45万元。我当时是勤工俭学办主任，对辖区学校的房产有管理权，他们给我钱也是希望我能在某区让他们承租到更多学校门面及房租，让他们有利润可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门面及房屋的改造和经营方面，如果遇到问题，我作为勤工俭学办主任也能够出面，帮他们协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帮他们解决问题。我认识了李振国、邬涛和刘某甲他们之后，一共介绍了4处门面给他们。包括华中里小学的门面，惠康里幼儿园整栋楼、六渡桥小学以及75中学的门面。
4、被告人供述
⑴被告人李振国的供述：某公司是我和邬涛在2011年8月注册成立的，邬涛任公司的董事长，我担任总经理。我们主要是以比较低的价格租赁商铺或者门面，然后我们自己出资对所租赁的商铺或门面进行改造，再转租给第三方，从而赚取中间的差价。在某公司成立之前，我、邬涛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刘某甲一起合伙做门面租赁的业务，我、邬涛、刘某甲三人有时以博鸣公司的名义承接各类门面商铺的业务，有时以我们自己的名义签合同，无论我们是以谁的名义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我们三人共同承担经营费用，赚取利润后，我们三人平均分配，比如有一个门面要出租，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商议，商议一致同意后，我们三人分摊门面前期的租赁费用，然后三人按照比例投资对租赁的门面进行改造，改造之后再以高于承租价格转租给第三方，赚取利润后，我、邬涛、刘某甲平均分配。
我、邬涛和刘某甲一起承接过汉钢的房屋、协和医院的门面房、某区教育局所属的房屋等等。2010年初，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叶某，之后我和邬涛去叶某办公室闲聊时，谈到我们的业务就是从事商业房屋租赁业务，希望他能关照我们做点生意，叶某同意了。过了几天，我和邬涛去叶某的办公室找他，希望他能够介绍房屋租赁的业务给我们，叶某拿出一些他们辖区各学校方用于经营门面的名单给我们看，上面都有租金价格。我们跟叶某提出，只要能够把辖区内学校的这些门面租赁给我们，他不用投任何钱，其余的投资都是我、邬涛、刘某甲出。我们赚钱后，分25%的“干股”给他，叶某同意了。之所以给叶某25%的干股是因为我、邬涛和刘某甲三人私下的商量过，只要能够和叶某搞好关系，能够让我们承接他分管的房屋租赁的业务，我们是有钱赚的。我提出我、邬涛、刘某甲每人占一股，叶某占一股，四人每人25%的股份，叶某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也不承担任何的经营费用。也就是给叶某25%的干股。邬涛和刘某甲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谈给他25%的干股，一方面因为叶某是某区教育局勤工办主任，负责管理某区教育局学校的房产租赁，包括门面的租赁地点、租赁年限、租金以及租金的递增等等，我们给他25%的干股也是希望他能帮我们以较低的价格承租到辖区内的房屋及门面，由于某区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我们改造之后就可以以较高的价格转租出去赚取利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门面的改造过程中，叶某也能够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些关系。给叶某干股其实就是以“干股”的名义，给叶某的感谢费，感谢他给我们介绍业务，让我们赚钱。另外，以干股的名义给叶某送钱，也是告诉他我们会长期给他送钱，只要他给我们介绍房屋及门面租赁的业务。
2010年5、6月的一天，叶某打电话跟我说华中里小学有几个门面要出租，并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我实地考察后，觉得位置不错可以做这个业务，当时由于华中里小学门面原先的承租户没有腾退完，我们就以博鸣公司的名义与勤工俭学办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意向书。
2010年年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叶某电话，叶某跟我说想在后湖买一套房子，需要向我们借30万元钱。我跟叶某说借钱的事情要和邬涛和刘某甲商量一下，商量后我再给他回话。我将叶某借钱的事情告诉邬涛、刘某甲，他们也都同意。刘某甲将10万元打入我工商银行的卡上，邬涛打了20万元钱到我工商银行的卡上，这样凑齐了30万元钱。钱凑齐之后，我跟叶某打电话要他把银行的卡号发给我，之后叶某将他工商银行的卡号通过短信发给了我。当时我因为要出差，我就将这30万元钱取出来，要我单位的员工何某将这30万元钱转给了叶某。我从上海回来后，叶某给我打了一张欠条。我和邬涛、刘某甲其实是以借钱的名义给叶某送钱，送钱给叶某主要是因为叶某是负责辖区内校区门面的租赁，我们给钱叶某主要是想和他长期保持好关系，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些业务。叶某曾经和我说过借我们的30万元钱，他不还给我们了，他给我们介绍业务，从我们给他的感谢费中扣除。2012年2月份的一天，叶某打电话跟我说，那个借款的30万元，是转账给他的，银行有记录，怕影响不好，要求我们给他30万元现金，然后他再从他的账上打过来。我跟邬涛和刘某甲商量这件事，他们同意了，当时由于我和邬涛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金，我和邬涛就找刘某甲借了这30万元钱。30万元现金凑好后，我打电话叶某到我某公司办公室里来拿的，当时邬涛也在场，叶某拿到钱后，过了一个月，大约在2012年3月，叶某分两次将这30万元打到我中信银行的卡上，一次是10万，一次是20万，每次打完钱后，叶某都会跟我说他转了钱给我，我记得有一笔他告诉我是从他姐姐账户上打给我20万元。此事办完后，没两天叶某到我办公室里来，让我给他打了一张收到30万元的收条。之所以要这么做他认为以借的名义从我们这里拿的30万元，银行是有记录的，会暴露我们给他送钱的事实，所以想到通过我们给他30万现金，然后再打给我们30万元，银行就会有他还款的记录，并且他还让我们给他出具收条，来掩盖收受我们给他30万元的事实。
在2010年底我们给叶某30万元钱之后不久，叶某问我们想不想承租十九中马场角小区的十几个门面房，我们去了一下现场，回来后对叶某回复说这个项目可以搞，后来在他的关照下，我们以博鸣公司的名义和十九中签订了租赁合同。由于这些门面属于违章建筑，这个项目我们就没有做成。
在2011年5月，华中里小学（江汉二路44号）门面原先的承租户全部腾退完之后，在叶某的办公室我们以博鸣公司的名义与勤工俭学办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我们租了华中里小学的这10几个门面，经过改造，我们又转租出去了，每年的利润大约30余万元。在华中里小学房屋租赁的承接上，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的主任，负责校区房屋的租赁，没有叶某的介绍我不可能承接到华中里小学门面的租赁。另外就是房屋的租赁金上，叶某是以评估价标注的价格与我们签订的合同，租金非常低。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应该在扣除成本以后，给叶某利润的25%作为感谢费。但是叶某和我商量过，之前找我们借过30万元钱，给他的分红从这30万元钱中扣除，我们也同意了，所以没有给叶某感谢费。
在2011年12月，叶某跟我打电话说惠康里幼儿园（安仁里5号房屋，面积768.34平方米）要出租，我们以某公司名义按评估价格与勤工俭学办签订了租赁合同，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主任在合同上签字。在这个项目上，每年的利润大约20-30余万元。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的主任，负责管辖房屋的租赁，没有叶某的介绍我们不可能承接到这个项目。另外就是按照某区教育局的规定，租赁房屋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的，要经过公开招标的，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主任把这个业务租赁给我，是没有经过公开招标的，这是叶某跟我们帮了忙。
承接了惠康里这个项目后，大概在2012年1月，叶某跟我说在后湖买了一套房子，需要装修，找我们拿15万元，并且还要我准备现金。我和邬涛、刘某甲商量后都一致同意了。这15万元钱是我、刘某甲、邬涛，每人拿出5万元钱凑齐的。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约叶某到刘某甲的台北某咖啡厅见面，当时刘某甲也在咖啡厅里，我和刘某甲在聊天的时候，叶某给我打电话要我在咖啡厅外见面，我记得叶某是开的一辆灰色的马自达来的，我上了叶某的车后，将装有15万元现金的深色塑料袋递给了叶某，他收下了，我就下车回咖啡厅了，在咖啡厅我跟刘某甲说钱已经给叶某了，我也就离开了。给叶某的这15万元钱就是给叶某的好处费，他给我们介绍了惠康里幼儿园这个项目，我们送这15万元钱感谢他。送叶某的15万元钱中，我出的这5万元钱是我从家里的备用金里拿出来的，我做生意家里一般会放大几万元钱。
2013年2月、2014年1月，叶某又陆续介绍了黄陂街小学和武汉市第75中学的房屋和门面给我们做，这两个项目加起来每年能大概赚到40余万元钱。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的主任，负责管辖房屋的租赁，没有叶某的介绍我们不可能承接到这两个项目。另外就是按照某区教育局的规定，租赁房屋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的，要经过公开招标的，叶某作为勤工俭学办主任把这个业务租赁给我，是没有经过公开招标的，这也是叶某跟我帮了忙的。叶某给我们介绍这两个项目，我们没有给他感谢费，因为我们分两次一共送给了叶某45万元钱，我们给叶某的钱已经超过了我们先前承诺给叶某的感谢费，所以我们就没有另外再感谢叶某了。
⑵被告人邬涛的供述与上述证据基本吻合一致，相互印证。
⑶被告人刘某甲的供述与上述证据基本吻合一致，相互印证。
2014年5月28日，被告人李振国经通知后主动投案；同年7月10日，被告人邬涛经通知后主动投案；同年7月11日，被告人刘某甲经通知后主动投案。破案后，被告人邬涛家属已代其与被告人李振国退缴全部犯罪所得人民币283214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破案经过证实三名被告人的到案情况。
2、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证实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已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退出全部犯罪所得。
综合以上证据分析：
1、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
⑴被告人李振国、邬涛虽然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但其与陈某芳等人相勾结，利用陈某芳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身份，及受委托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履行谈判、审核资料的职责，在其审核的资料被作为发放拆迁补偿款的直接依据的情况下，利用陈某芳审查资料的职务便利伪造情况说明，将无证房按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补偿，共同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其行为符合贪污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⑵三名被告人在租赁门面房的过程中是共同投资，共同分配利润，属于合伙经营的情形，虽然租赁协议是以博鸣公司或某公司名义签订，但其实质为三名自然人个人合伙经营，三名被告人在租赁门面房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叶某财物，且所送款项由三名被告人平均分摊，三人的行为均符合行贿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2、贪污数额认定问题
本案中涉案的瓜堤后街34号房屋实际获取的拆迁补偿价格为241.824万元。其中有证面积96平方米是按补偿标准6800元／平方米计算的，拆迁补偿价格为人民币65.28万元。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是按历史遗留房屋无证面积补偿标准6000元／平方米计算，拆迁补偿价格为人民币176.544万元。而根据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规定，该房屋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其无证面积补偿标准应按1000元／平方米计算。该房屋无证面积每平方米多补偿人民币5000元，应认定四人共同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47.12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振国、邬涛伙同陈某芳等人，利用陈某芳的职务便利，采取违规购买拆迁房屋，将不符合历史遗留房屋条件的无证面积按历史遗留房屋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共同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47.12万元，个人各实得人民币14.160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数额为人民币45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犯贪污罪、行贿罪，被告人刘某甲犯行贿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在贪污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犯罪后能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且在庭审中自愿认罪，系自首，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已退出全部犯罪所得，确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辩护人刘彦庭、许文辩称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系具有自首情节，且系从犯，初犯，自愿认罪，并已退出全部犯罪所得，可减轻处罚的观点，与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但辩护人刘彦庭辩称被告人李振国的行为为单位行贿的观点，与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许文辩称被告人邬涛具有立功表现的观点，无证据证实，且与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常进辩称被告人刘某甲具有自首情节，且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观点，与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振国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5月29日起至2020年5月28日止。）
二、被告人邬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12日起至2021年5月11日止。）
三、被告人刘某甲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暂扣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的退赃款人民币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一十四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邓玮
人民陪审员袁萍
人民陪审员李弘彦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李伊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