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李立进合同诈骗二审刑事判决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8）粤刑终1196号

案件类型：刑事案件（刑事二审）
案由：合同诈骗
当事人：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
指控罪名：合同诈骗罪
关键词：非法占有、合同、合同诈骗、共同犯罪、从犯、减轻处罚、程序合法
涉及法律概念：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适用：Yes）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三洲公司及原审被告人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6）粤19刑初28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单位三洲公司及原审被告人李立进、李克军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3日在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牛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洲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潘应锋，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及辩护人李伟东、冼聪、王兴华、任振翮、林超冰、王悦峰均到庭参加诉讼。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陈波、彭波、王剑冰出庭履行职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4年8月6日，被告单位三洲公司与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协议书，约定三洲公司承包长安镇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经环保部门核实后报东莞市财政部门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2008年8月，三洲公司建成污水处理一期工程并投入运行。2012年5月，三洲公司建成污水处理二期工程并投入运行。2013年，被告人李立进收购三洲公司股东东莞华夏公司21%的股权，间接持有三洲公司股权7.875%。2013年、2014年，李立进与三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陶某签订《费用管理及考核协议书》，约定三洲公司年日均水量超过18万吨以上部分以0.18元／吨奖励李立进。
李立进为追求利润，安排三洲公司检修部部长、被告人李克军及运营部部长、被告人胡国俊等相关人员，通过隐瞒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误差、拆除泄洪管道内的鸭嘴阀门引入东宝河河水及篡改该流量计系数，以虚报污水处理量的方式骗取政府污水处理服务费。经北京中地泓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地泓科公司”）核算，三洲公司于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日、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6月30日共虚报污水处理量30777709吨，骗取政府污水处理服务费25545498.47元。
2015年10月24日，胡国俊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勘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单位三洲公司和被告人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李立进是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李克军、胡国俊是从犯，均应减轻处罚。胡国俊认罪态度好，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单位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二）被告人李立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三）被告人李克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四）被告人胡国俊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责令被告单位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25545498.47元给东莞市财政局。
上诉单位三洲公司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认为，李立进等人的合同诈骗行为是个人行为，无从体现三洲公司的整体意志，不是为了三洲公司的利益，不应认定三洲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原判采信的北京中地泓科公司的《水量分析报告》属于检验报告而非书证，且存在诸多问题，不应采信该报告并作为认定本案犯罪数额的依据，宜按各被告人供述并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对三洲公司一期工程不认定虚增污水处理量或将虚增污水处理量的基准日期起始日确定为2011年1月1日，对三洲公司二期工程则按申报数的7％计算虚增污水量。
上诉人李立进上诉提出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北京中地泓科公司出具的《水量分析报告》属于鉴定意见而不是书证，且存在叙述虚假等问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洲公司没有骗取污水处理服务费，李立进没有实施且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李立进实施了涉案合同诈骗犯罪行为；请求改判李立进无罪。李立进的辩护人当庭出示了以下新证据：三洲公司总经理黄志军关于三洲公司综合楼实际用电量及电表相关情况的证言，辩护人王兴华与东莞计量院总工程师李志得关于该院使用容积法或超声波法进行计量校准的相关情况的谈话整理稿，三洲公司董事长陈某、原董事长陶某、董事莫某关于三洲公司发给李立进的水量超产奖中包含二期工程建设奖的证言，反映三洲公司综合楼电表及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周围情况的照片。
上诉人李克军上诉提出，三洲公司拆除鸭嘴阀是为了管道清污而不是为了引进东宝河水，且三洲公司实际上没有引进东宝河水进行处理；其与胡国俊的地位和作用基本相当，而原判对其判处的刑罚比胡国俊重近一倍，明显不当；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李克军没有参与隐瞒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误差且没有参与篡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参数，原判认定李克军参与骗取污水处理服务费证据不足；原判认定北京中地泓科公司的分析报告系书证明显错误，直接根据该公司分析报告的结论进行定罪量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对李克军量刑过重且与胡国俊相比量刑失衡。请求对李克军从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胡国俊的辩护人辩护提出，胡国俊一直如实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出庭检察员在二庭庭审中建议调整本案犯罪数额，胡国俊的涉案金额及量刑亦应适当调整。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发表出庭意见认为，第一、在事实和证据方面，原判认定三洲公司及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实施涉案合同诈骗行为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难以或无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三洲公司污水处理量出具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根据环保部门的推荐委托中地泓科公司对三洲公司虚增污水处理量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认定本案犯罪数额有法律依据，且中地泓科公司出具的水量评估报告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报告反映的结果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备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资格；中地泓科公司在听取一审辩护人的意见后对该公司出具的《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2010-2015年污水处理水量分析报告》采取了有利于被告人的修正，重新出具了《根据吨污水综合电耗方式估算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实际污水处理量技术咨询报告》，最终计算认定的三洲公司虚增污水处理量（即申报水量减去估算水量）比原分析报告少了200多万吨，该结果符合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应当采信并据以计算认定三洲公司涉案合同诈骗行为的犯罪数额，并且应当充分考量电磁流量计使用当中3％的合理误差并从计算结果中扣减该误差，具体计算结果应调整为：［三洲公司在作案期间的申报水量（即304392726吨）－该申报水量3％的合理误差（即304392726吨×0．03＝9131781．78吨）－估算水量（即275843868吨）］×吨污水处理单价（即0．83元／吨）＝16116173．2626元。第二、在定罪方面，原判定罪准确，应认定三洲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单位犯罪，李立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主犯，李克军、胡国俊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和从犯。第三、在量刑方面，考虑到二审期间证据变化导致犯罪数额的降低，宣告刑有必要作适当调整，建议依法改判。检察员当庭出示了以下新证据：中地泓科公司出具的《根据吨污水综合电耗方式估算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实际污水处理量技术咨询报告》及情况说明材料，三洲公司出具的关于李立进任职经历的证明材料，东莞计量院出具的证明材料，证人叶某2、刘某2、李志得的证言。
经审理查明，上诉单位三洲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16日，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三洲路2号，注册资本人民币（下同）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东莞市长安镇锦厦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造、运营，设立股东为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占股38.5%，以下简称“上海复旦公司”）、东莞市华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占股37.5%，以下简称“东莞华夏公司”）和东莞市绿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占股24%，以下简称“东莞绿轩公司”），管理层架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下设检修部、运营部和财务部。上诉人李立进于2004年11月至2009年5月负责三洲公司全面工作，2009年5月至2015年12月正式担任三洲公司总经理，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工作。上诉人李克军从2009年起在三洲公司担任检修部部长，原审被告人胡国俊从2008年起在三洲公司担任运营部部长。
2004年8月6日，三洲公司与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签订《广东省东莞市污水处理厂特许权（ＢＯＴ）项目协议书》，约定长安镇人民政府负责提供市政污水及污水处理厂用地，三洲公司负责三洲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运营、维护及污水处理服务，长安镇人民政府从三洲污水处理厂投产运行之日起向三洲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污水处理服务费的基价为0.83元（人民币）／吨，特许期为25年。2008年8月，三洲公司污水处理一期工程通过验收投入运行。2011年1月7日，三洲公司与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签订《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厂一、二期特许权（ＢＯＴ）项目补充协议》，约定三洲公司在三洲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建设二期工程。2012年5月，三洲公司污水处理二期工程通过验收投入运行。上述一、二期工程验收批复的污水日处理量为15万吨（立方米），允许最大日处理量为19.5万吨（立方米）。在运营过程中，三洲公司根据处理的污水数量按月提交服务费账单并经东莞市级环保部门核实后报东莞市财政部门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处理的污水数量则通过安装在三洲污水处理厂出水口的电磁流量计进行计量且通过在线监测系统上传至东莞市环保部门。
2010年10、11月左右，李克军、胡国俊发现三洲污水处理厂出水口电磁流量计显示的污水处理数值偏大且超出3%的误差许可范围，导致三洲公司上传的污水处理量高于实际污水处理量，李立进得知情况后要求李克军、胡国俊隐瞒相关情况并在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东莞计量院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误差值进行年度校准时采取措施掩盖相关情况。李克军、胡国俊遂在当年及以后配合东莞计量院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误差值进行年度校准的过程中，根据事前对电磁流量计误差值进行检测和计算的结果，偷偷打开连接出水口的生物池的回流阀门排走部分水量以减少通过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水量，进而导致东莞市计量院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年度校准结果维持在许可的误差值（＋／－3%）之内。此后，李立进还指使李克军安排工人将进水池粗格栅前溢流管内防止东宝河水流进三洲污水处理厂的单向鸭嘴阀拆除并丢弃。2012年5月三洲公司二期工程投入运行后，进入三洲污水处理厂的市政污水量经常达不到该厂最高日处理量。2013年初，李立进指使胡国俊安排运营部员工在市政污水量不足时打开溢流管阀门，引进东宝河水充当市政污水进行处理，以保证三洲污水处理厂的日污水处理量达到最大值。在此期间，李立进还指使李克军、胡国俊等人调高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系数数值，虚增三洲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数量。
2015年8月11日，国家环保部门到三洲公司检查时发现三洲公司涉嫌虚增污水处理量骗取污水处理服务费并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同年11月，公安机关调查发现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上有多次人为修改调高系数数值的记录。
经中地泓科公司评估，三洲公司于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日、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6月30日虚报污水处理量计19417076．22吨。按三洲公司与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约定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基价每吨0.83元计算，三洲公司先后骗取污水处理服务费计16116173.2626元。
2015年10月24日，胡国俊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同年11月4日，李克军在三洲公司被带回接受调查。同年11月9日，李立进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到约定地点并被带走接受调查。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侦查机关提供的立案决定书等破案材料，证明：东莞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11日和12日会同国家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广东省环保厅对三洲公司进行检查，发现三洲公司涉嫌通过篡改流量计参数、虚报污水处理量骗取政府污水处理服务费，遂于同月15日立案侦查。同年10月23日晚，侦查人员通知三洲公司运营部长胡国俊和检修部长李克军次日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胡国俊于次日自行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同年11月4日，侦查人员到三洲公司将李克军带走接受调查。同年11月6日，侦查机关对李立进办理网上追逃手续。同年11月9日，侦查人员电话联系李立进时李立进表示愿意配合调查，侦查人员随后在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48号将李立进抓获归案。
2.侦查机关制作的侦查实验笔录及相应录像，证明：（1）侦查人员会同相关人员于2015年10月29日10时30分至11时20分和2015年11月9日13时20分至13时40分在三洲公司粗格栅处打开该公司泄洪阀以确认有否东宝河水流进三洲公司进水池，结果发现打开三洲公司泄洪阀后确实有东宝河河水通过管道进入三洲公司进水池。
（2）侦查人员会同相关人员于2015年12月31日13时40分至17时40分到三洲公司监测站对排泥阀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从排泥阀排走部分水会造成电磁流量计的示值误差偏小，嫌疑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排泥阀影响对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结果。
（3）侦查人员会同相关人员于2016年1月28日11时20分至11时50分到三洲公司进水口电磁流量计房间针对修改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系数是否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流量读数进行实验，结果发现调高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系数时该计量计显示的瞬时流量随之增加，调低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系数时该计量计显示的瞬时流量随之减少，因此确认修改电磁流量计的传感系数会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流量读数。
3.侦查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1）侦查机关于2015年11月5日在三洲公司李克军办公室查扣了写有“东莞市天赐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和“2009”字样的笔记本2本。（2）侦查机关于2015年12月24日在三洲公司财务室查扣了记账凭证等涉案资料。（3）侦查机关于2016年1月29日在三洲公司查扣了进水口和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各1台。
4.侦查机关提取的涉案物证，证明：侦查机关查扣的三洲公司ＦＬＤ电磁流量计2台、ＦＬＤ电磁流量计说明书1本、抽水泵1台、三洲公司2008年至2015年财务帐资料1批、笔记本5本的情况。
5.侦查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拍摄的现场照片，证明：侦查机关于2015年8月15日和2016年1月22日勘查三洲公司的相关情况。
6.侦查机关调取的三洲公司用电资料（包括高压用电申请书、用电设备明细表、供用电合同、客户新装更换电能表、用电情况表等），证明：三洲公司使用的用电设备及用电情况。
7.侦查机关调取的三洲公司污水处理费支付申请书，证明：三洲公司2008年至2015年申请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的情况。
8.东莞市水务局提供的三洲公司污水处理量表，证明：三洲公司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29日申报的污水处理数量。
9.东莞市水务局提供的在线监控进水量表，证明：三洲公司2015年3月至10月的污水进水数量。
10.侦查机关拍摄的录像资料、制作的三洲公司电磁流量计修改数值记录表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公安人员在东莞市环保局、东莞市水务局、三洲公司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先后于2015年11月11日和12日和黄某（浙江富马公司广东销售经理）一起到三洲公司查寻电磁流量计参数，黄某在11日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进行操作后查找到32组的修改记录，在12日查找到30组的修改记录。
11.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提供的电磁流量计转换器使用说明书、电磁流量计购销合同及出具的转换器数据修改记录、情况说明，证明：（1）三洲公司两台涉案ＦＬＤ型电磁流量计系富马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及该型号流量计转换器的使用方法。（2）在流量传感器不变的情况下，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值受转换器上参数的影响。（3）富马公司ＦＬＤ型电磁流量计几个计量相关参数（包括出厂标定系数ＭＦ、特征系数乘积ＳＦ、流量零点修正ＳＺ）一旦人为修改，流量计上会记录修改记录，不修改则不会产生记录。在流量一定的条件下，流量计的显示值与特征系数成正比，流量计出厂时将此系数打印在铭牌上，转换器内的设置与流量计铭牌一致。如果在转换器上将此数值改大，那么流量显示值也会相应变大（正比关系）。误差计算公式为：Ｅ＝（ＳＦ-ＳＦ1）／ＳＦ1＊100%，公式中ＳＦ为当前设置的特征系数，ＳＦ1为准确的特征系数（以铭牌上的数值为准）。（4）富马公司工作人员于2016年1月27日下午在警方陪同下到三洲公司现场时发现出水流量计转换器上出现“铃铛”＋“ＳＹＳ字样”，经测量判断是励磁线圈绝缘电阻降低引起，但不能确定引起的结果。
12.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东莞计量院提供的校准证书及原始记录，证明：该院于2012年12月19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12月12日、2015年8月12日对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并出具校准证书的情况，校准结论分别为误差-2.4%、-0.9%、＋1.4%和10%。其中，《校准证书》记载校准时采用的主要计量标准器具均是超声流量计和钢卷尺；原始记录资料记载2012年、2014年、2015年检测时使用的标准器是超声波流量计和围尺，2013年是围尺，且2015年的原始记录资料显示使用体积法进行测量。
13.东莞市环保局提供的现场检查照片及统计数据，证明：该局于2015年8月11日检查三洲公司及三洲公司2012年至2015年7月的污水处理情况。该局在2015年8月11日临时查封了三洲公司的涉案电磁流量计。
14.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借聘李立进的协议书》及《三洲公司费用管理及考核协议书》，证明:（1）三洲公司、复旦水务公司和李立进于2012年2月21日签订协议，约定三洲公司向复旦水务公司借聘李立进到三洲公司工作，借聘期为2012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复旦水务公司推派李立进为三洲公司董事并由三洲公司聘任为总经理。（2）三洲公司和李立进于2013年2月6日和2014年7月4日先后签订了规范三洲公司费用开支和激励总经理工作积极性的协议，其中在第二条“年度费用的考核与奖惩”中约定年度无环保通报批评及无因管理原因造成的其他行政处罚的，奖励总经理6万元；年度水处理量达到满负荷即设计水量的120％、年日均水量18万吨的，奖励总经理12万元，年日均水量超过18万吨以上的部分按每吨0.18元提取超额奖奖励总经理，年日均水量超过18万吨以上部分引起的药剂费增加不另外补贴。
15.侦查机关调取的三洲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证明：三洲公司2008年至2014年的资产负债情况及2009年至2014年的利润分配情况。（13Ｐ1-18）
16.三洲公司出具的公司管理架构、岗位职责、任职情况等说明材料，证明：（1）三洲公司总经理为李立进，下设检修部、运营部和财务、行政部，检修部部长为李克军，运营部部长为胡国俊。（2）三洲公司总经理的岗位职责包括主持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各部门分解实施董事会决议等，检修部部长和运用营部部长的岗位职责包括负责本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等。（3）李立进在三洲公司的任职情况。
17.侦查机关调取的《广东省东莞市（三洲污水处理厂）特许权（ＢＯＴ）项目协议书》及《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厂一、二期特许权（ＢＯＴ）项目补充协议》，证明：（1）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与三洲公司于2004年8月6日签订协议，主要约定长安镇政府提供市政管网收集的污水并按红线无偿提供污水处理厂用地，三洲公司负责三洲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调试、试运行、运营、维护和维修并提供符合约定出水水质标准的污水处理服务；长安镇政府向三洲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三洲公司通过向长安镇政府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的方式回收项目的建设资金和投资回报；污水处理服务费的基价为0.83元（人民币）／吨，日处理量为10万立方米；项目特许期为25年。（2）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与三洲公司于2011年1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三洲公司将在三洲污水厂一期基础上建设二期工程，二期工程处理能力为5万吨／日。
18.侦查机关调取的三洲公司《运营值班记录》，证明：三洲公司值班人员记录的该公司2012年至2015年进出水口流量计仪表读数、综合楼电表读数、设备运行情况等相关情况。
19.侦查机关提取的涉案照片（6张），证明：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封条被扯开、李克军和一名男子观察电磁流量计、生物池深度等相关情况。
20.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制作的录像资料、拍摄的现场照片，证明：（1）侦查人员于2015年11月17日在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左边墙壁上发现写有“2.2”的字样。（2）侦查人员多次到证人李某4指认的地点进行打捞，未找到被丢弃的鸭嘴阀。
21.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件出具的说明函件，证明：（1）污水处理厂出水口安装使用的电磁流量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依法实行强制检定。使用单位必须将其使用的电磁流量计等强检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后报该局备案并向该局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对电磁流量计实行强制检定时，污水处理厂需要将电磁流量计从管道上拆卸下来送到计量检定机构的实验室进行检定，检定合格后再装回管道。（2）电磁流量计强检存在程序繁锁、耗时较长、拆装不方便等问题且东莞市污水处理厂的电磁流量计大多数超出省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能力范围。目前广州、深圳和佛山等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出于连续生产的需要均未采用强制检定方式进行量值溯源，而是采用不影响正常生产但计量准确度较低的在线校准方式，东莞市全部污水处理厂参照周边城市做法，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也采取该种方式，但由于在线校准方式不是法定的量值溯源方式，校准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校准结果只作参考，不能作为计量仲裁的依据，所以该局未将其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进行管理。（3）三洲公司自开业以来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其使用的电磁流量计等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登记造册、报该局备案并向该局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而是参考周边城市的普遍做法，按照非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的要求，从2009年起每年自行委托东莞计量院对电磁流量计进行在线校准。
22、东莞计量院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该院在二审期间到三洲公司实地考察，确认三洲公司现场不具有使用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条件。（二审卷）
23.侦查机关调取的企业工商注册资料和企业章程等资料，证明：三洲公司的基本情况。
24.侦查机关调取的户籍材料，证明：上诉人李立进、李克军及原审被告人胡国俊的出生日期等个人身份信息。
25.国家水大流量计量站出具的检定结果，证明：经对侦查机关送检的两台三洲公司涉案电磁流量计进行准确度鉴定，结论是：三洲公司进水口和出水口使用的两台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制造的ＦＬＤ（ＤＮ1400）电磁流量计（出水口流量计的出厂编号为740322、进水口流量计的出厂编号为114916）均为1.0级不合格。
26、中地泓科公司出具的《根据吨污水综合电耗方式估算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实际污水处理量技术咨询报告》及情况说明，证明：（1）经综合分析，对三洲公司一期工程采用吨水耗可变电量估算法估算实际处理水量，对二期工程采用综合分析估算法估算实际处理水量。三洲公司一期工程流量计调整期间（即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日）申报水量为105942580吨，估算水量为102626383吨，申报水量比估算水量多3316197。二期工程流量计调整期间（即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6月30日）申报水量为198450146吨，估算水量为173217485吨，申报水量比估算水量多25232661吨。三洲公司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日、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6月30日申报水量计304392726吨，估算水量计275843868吨，申报水量比估算水量多28548858吨。（2）在不变电量中对综合楼用电量的计量问题：不变电量不仅包括综合楼用电量，还应该包括皮带输送机、螺旋输送机、刮砂机、砂水分离器、污泥水平输送机、污泥倾斜输送机、其他辅助设施等的总耗电量，该司未按三洲公司《运营值班记录表》记录的综合楼实际用电量计算认定三洲公司的不变电量。不变电量越大，计算得出的每度电处理污水量越大，则处理每吨水需要的电量即吨水耗电量越小。根据吨水耗电量、总耗电量及公式推算估算期污水处理量越大，虚增污水处理量则越小。（3）第二期项目评估期吨水耗电量的核算问题：该司在接受确定三洲公司申报水量与实际水量差异的任务后，认为最优先采用原流量计校验的方法，其次采用根据操作记录台账计算实际污水处理量的方法，而采用吨水综合电耗的方法仅能初步估算污水处理量，准确度易受质疑。公安机关根据诸多情况决定该司采用吨污水综合电耗估算三洲公司实际污水处理量，该司采用该方法估算污水处理量时利用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确定估算水量，应有一定置信度下的误差。根据一期工程基准期、二期工程基准期和2018年度吨水耗可变电量的情况计算，三洲公司吨水耗电量实际上越来越大，原因无法解释。
7.证人李某1（三洲公司检修部员工）的证言，证明：我负责配电房、中控室和在线仪表的检修工作。我厂的排污数据通过电磁流量计统计，安装在厂里监测站的房间，由浙江富马公司负责安装，平时由东莞计量院负责校准。检修部员工都能接触到该流量计，但只能查看，只有最高级别的密码才能进去修改参数和校准。2013年6月，生物池回流阀的流量计坏了，我更换该流量计的表头后我发现表头的累积流量数与中控室的累积流量数不对，就跟李克军说了这事，李克军叫我把表头的累积流量数更改成中控室一致的数据，我提出没有密码不可以更改。过了两天，李克军叫我到他宿舍拿一本流量计说明书，说“里面有密码，你去改一下回流阀的累积流量。”我看到说明书第二页上用黑色笔写着“09454”，就拿着说明书更改了回流阀的累积流量，之后把说明书放在办公室抽屉里。2015年7月，胡国俊叫我去把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参数改大点，我说没密码不能改，胡国俊说密码跟上次那个一样，我就拿着之前李克军给我的流量计说明书和胡国俊一起去，路上胡国俊说不懂操作流量计，让我带他去进水口流量计先试一下，我和胡国俊去到进水池，我使用“09454”的密码进入流量计，根据说明书上的说明教胡国俊操作。胡国俊看懂后，我退出系统，然后和他走到出水口，由他看着说明书并使用“09454”密码进入流量计系统对流量计进行操作并把参数改大了约0.1。修改前的数值是2.2，当时胡国俊用钥匙在墙上刻了一个“2.2”的数值。修改后流量计的流量改大了约5%。
三洲公司的流量计共有三个，一个是回流阀的电磁流量计，一个是进水池的电磁流量计，一个是环保局监管的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回流阀的电磁流量计是河南开封一家仪表厂生产的，进水池和出水口的电磁流量计是浙江富马公司生产的，密码都是“09454”。我认为出水口的电磁流量计偏大10%之内，每年计量院的人员过来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之前，李克军和胡国俊都会一起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等计量院人员来到后他们会在检测时偷偷把生物池的回流阀打开，让一部分水通过回流阀流走，从而使电磁流量计的偏大值变成正常值。大约2011年，我看到李克军和胡国俊一起在回流阀旁边计算水量，过了两三天计量院的人员就过来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
溢流阀是进水粗格栅前一个红色转盘的阀门，控制一条约1米的管道，工作原理是泄洪时把水往东宝河排走，设计上溢流阀内应有一个鸭嘴阀，作用是只能把公司的水往东宝河流走，不能把东宝河的河水流进公司，但我在2011年10、11月看见鸭嘴阀被拆出来放在配电房后面。我不清楚是谁拆下鸭嘴阀。2012年底，我在工作时经常看到运营部员工把溢流阀打开引进河水，但我不清楚他们在什么时间段打开。因为当时公司污水量不够，所以只能引进东宝河水充当污水处理。我不清楚是谁指使，但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和每一名员工都懂得打开溢流阀能引进东宝河水。
2016年1月11日3时许，毛某（检修部主管）说电磁流量计数值异常，我到出水井后看见他和王成岗正看着出水井底，水井内的雨水淹没了流量计接线盒，我和毛某开始维修。有条连接流量计的线脱落，毛某把线接上。
三洲公司二期工程完成后增加了一些设备，应该与污水处理量成正比关系，因为设备增加，用电量增加，污水处理量也增加。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的吨污水处理耗电量按道理是一致的，因为是按照进水池的液位高低和污水处理量的多少来决定提升泵的开启台数和时间。每吨污水处理耗电量主要看进水的污水质量，污水质量决定鼓风机开的台数和风量的大小，所以造成耗电量的变化。二期工程综合楼的用电设备没有变化，中控室只增加一台监控设备，综合楼机修办里有一个电表，负责综合楼的化验室、中控室、办公室、三楼员工宿舍、厨房的用电量记录，是三洲公司自行安装的，应该是准确的，但电表读数要乘以40倍才是用电量的真正数据，因为电表上加装了一个200／5的互感器，实际用电200度，在电表上只显示5度。《运营值班记录表》上有登记综合楼的用电量。
经辨认照片，李某1指认了三洲公司的粗格栅、粗格栅前溢流阀转盘、阀门，指认确认出水口流量计旁边墙上刻的“2.2”是经胡国俊修改的流量计之前的数据，表上的“2.34”是胡国俊修改后的数据。
28.证人文某（三洲公司运营部四班班长）的证言，证明：我于2008年12月至2015年4月在三洲公司工作，主要负责进水设备、滗水设备等运营设备的巡逻和操控。电磁流量计是环保局统计污水处理量的设备，由第三方公司安装，由质量监督局等部门监管，每年有计量部门过来校准并贴上合格标签，按规定任何时候都不能动该流量计及标签。运营部的每个班都要记录工作时间内的产量和用电量等数据并存档。我从2013年底左右抄表时感觉电磁流量计的数值偏大，因为一池污水按体积计算法能推算出大概的量，但我抄表时发现该流量计的污水量明显比实际污水量偏大很多。我听闻厂里有人故意调过该电磁流量计，但我不知是谁。2013年初，运营部长胡国俊要求我们将产量做到最高，我厂设计处理量是15万吨／日，经批准允许上浮30%，所以实际日处理量达到19.5万吨，胡国俊要求我将日生产量尽量做到这个数，有时进水不够，他会要求运行班将进水口旁连接东宝河的水闸打开，引进东宝河水增加产量。
2015年3月21日下午，我在巡视时发现监测站的门开着，胡国俊、李克军及一名陌生男子在里面对着电磁流量计讨论着什么，流量计的检测标签被撕开，我觉得不正常，于是拍了3张照片并保存在我手机里，拍照时间是2015年3月21日16时34分。
经辨认照片，文某指认出上诉人李克军、胡国俊。（补侦卷）
29.证人李某2（三洲公司检修部员工）的证言，证明：我从2008年3月到三洲公司工作，主要负责风机、气阀及泥阀的检修保养工作。在线监控室的电磁流量计由运营部的向某负责，平时贴着封条，每年由其他部门检测合格后贴上封条，平时不可以拆封，必须由专业人员打开并输入密码才能操作。我没见过有人操作过该流量计。我觉得该电磁流量计的读数偏大，因为我平时发现生物池的污水应该是5000多立方，但电磁流量计的读数差不多6000立方。我听说三洲公司近两年由李立进个人承包，且承包后福利待遇都变差了。2015年8月，前同事文某在ＱＱ上跟我说起他拍了些照片并发给我看，我在照片里看到电磁流量计的封条被扯开，李克军和一名男子在看着电磁流量计的显示屏。文某发给我的6张照片我都保存在电脑里，一张是电磁流量计房间的情况，两张是测量生物池深度的照片，一张是电磁流量计被质监局封住的情况，一张是电磁流量计封条被扯开的情况，一张是李克军和一名男子看着电磁流量计的情况。
经辨认照片，李继平指认出三洲公司的粗格栅、进水阀门（泄洪阀）、控制管道。
30.证人韦某1（三洲公司运营部班长）的证言，证明：我从2007年9月到三洲公司工作，负责污水处理和系统操作。运行部有四个班，班长是我和许某、李某3、韦某2，每个班长带一个员工，我之前带申某，后带王某1。三洲公司根据电磁流量计读取的日处理量收取费用，日处理量越大，营业额就越大，所以三洲公司基本保证日处理量在19万吨左右，但有时污水量不足，就会引进东宝河水充当污水。运营部长胡国俊从2013年开始交代我们四个班长说如果污水不够，就打开污水进水管旁连接东宝河的水管阀门，把东宝河水引进来处理，以保证每天的处理量。我没发现也没听说电磁流量计被人操作过。三四年前施工时电磁流量计的电缆线曾被挖机挖断，但很快被公司电工接好了。
我记得2013年公司年终奖比2012年高，2014年比2013年低。平时我们积极工作，确保日处理量基本超过18万吨，按规定2014年应拿的年终奖不会比2013年低，但李立进只答应给我们每人5000元左右，比2013年低很多，我和许某、李某3、文某、韦某2找他要求提高年终奖金额，大概意思是“如果不答应提高年终奖金额，就按正常去操作，以后不会再做多余的事情”（意思是以后污水量不足，不会再把东宝河水引进来处理），李立进说考虑考虑，他肯定明白我们这句话的意思，过了几天他答应按2013年终奖的七八成发给我们。
经辨认照片，韦某1指认出三洲公司的粗格栅、连接东宝河的水管进水阀门手摇柄、进水阀门。
31.证人韦某2（三洲公司运营部班长）的证言，证明：我从2010年5月入职三洲公司，负责整个污水净化和排放的操作。公司通过一个电磁流量计来计算排放水量，按规定我们不能调整这个仪器，只能在中控室接收检测站传送的数据，我也没见过有人去调整。平时大家传言公司的电磁流量计有问题，我也发现数据有些偏大。
一期工程时市政管网提供的生活污水量足够工厂满负荷生产运营，但二期工程运营时生活污水量在干旱期不能满足生产运营。2013年初，运营部长胡国俊要求我将集水池的事故溢流阀打开，让东宝河水流进来当作市政污水处理，从而提高污水处理量，他说总经理李立进要求他尽量提高产量。我认为李立进应该知道我们打开溢流阀让东宝河水当污水处理的事，因为有一次我和许某、韦某1、李某3、文某找李立进理论奖金问题，当时公司发的奖金减少了，我们去抗议，其中一人说如果不发奖金就按正常水量去处理污水，李立进便答应会给奖金，所以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李立进有时会到中控室查看污水处理量的数据，当日处理量少于19万吨时便会要求提高产量，他不会直接要求我们如何提高产量，只跟胡国俊提要求，胡国俊便会要求我们打开溢流阀引入东宝河水。
32.证人王某1（三洲公司运营部员工）的证言，证明：我于2007年11月入职三洲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和系统操作。我不清楚电磁流量计的情况。
三洲公司的溢流阀在2012年底二期工程完工后经常是打开的，胡国俊在2013年初说上晚班时进水池的水位高度不够4米就要打开溢流阀，之后又说上晚班时把溢流阀都打开，早班就关闭，中班时看水量情况选择性打开，周六日一直打开，且要求每日污水处理量要达到19万吨左右。运营部的同事都知道打开溢流阀的事，而且都有打开溢流阀的操作。我第一次打开溢流阀是2013年初，但次数太多了，记不清。公司打开溢流阀是因为生活污水量不够，所以从东宝河引进河水与生活污水混在一块进行处理，从而向政府多收污水处理费。我不清楚李立进是否知道打开溢流阀的事，他没有直接指令我开关溢流阀，但他在2015年9月的一天走进中控室问我“那个阀门没有打开啊？”，我说“没有”。
2015年3月，我在中控室发现电磁流量计没有显示数值，韦某2打电话给胡国俊后由胡国俊处理，过了二天电磁流量计就显示数据了。2015年7、8月三洲公司日污水处理量约18万吨，2015年9、10月约10万吨，因为环保部门检查后进水池的溢流阀一直没有打开，造成污水进水量减少。
经辨认照片，王某1指认了三洲公司的粗格栅、连接东宝河水管进水阀门的手摇柄及进水阀门。
33.证人李某3（三洲公司运营部班长）的证言，证明：我从2010年到三洲公司任运营部班长，负责中控室的设备控制和运营。对溢流阀进行操作是我们运营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2014年初，我接到胡国俊的通知说污水量不够，要求我们从凌晨0时到6时许把溢流阀打开让东宝河水流进进水池，6时至17时许关闭以防有人检查，18时许后看污水日处理量是否达到19万吨以上选择性打开溢流阀。因为政府给三洲公司的日处理量最多19.5万吨，如果只是城市生活污水可能达不到，只有引进东宝河水才能使日处理量达到最大化，从而收取政府更多的污水处理费。
34.证人申某（三洲公司运营部员工）的证言，证明：我从2010年入职三洲公司，负责中控室的调备操作和外部设备的巡视工作。公司平时处理城市生活污水量充足时是正常的净化处理的，但在城市生活污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公司会将东宝河水引进来与城市生活污水一起做净化处理。是班长许某交代我这样做的，许某说是胡国俊交代的。
经辨认照片，申某指认了三洲公司粗格栅及连接东宝河的阀门。
35.证人向某（三洲公司运营部员工）的证言，证明：我从2009年在三洲公司工作，负责巡查机器运作情况及污水排出情况。检测污水排出量的机器是电磁流量计，流量计贴了封条，一撕要上报，我们没人敢动。我记得电磁流量计在2010年或2011年换过一次。我不知流量计的运作正不正常。
2014年4月，市政提供的污水量严重不足，胡国俊要求我在水量不足时将泄洪阀门打开，引进东宝河水当做市政提供的污水进行处理，这样可以保持公司的污水处理量。
综合楼的电表由运营部人员负责每天登记在《运营值班记录表》上，但我只能找到2012年2月以后的记录表，之前的找不到。综合楼电表没有更换或维修过。电表读数要乘以40倍才是用电的正确度数。
36.证人刘某1（三洲公司检修部员工）的证言，证明：我于2009年到三洲公司工作，主要负责设备维修。2012年6、7月，我在上班巡视时发现东宝河水从溢流阀流进进水池，就打电话给李立进，李立进的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是说漏水就漏水，我处理不了就算了，我就不管了。回到检修间我跟同事说溢流管的阀门流了很多东宝河水进来，他们有人说2012年溢流管内的鸭嘴阀被拆掉了，是李某4带人去拆的，所以东宝河的水才流进来，还说被拆掉的鸭嘴阀还放在配电房旁草地上。我走过去查看，确实看到被拆掉的鸭嘴阀放在地上。检修部的员工都认为是李克军安排李某4去拆鸭嘴阀的，因为李克军负责管理检修工程。鸭嘴阀相当于一个单向阀门，用来控制从进水池流水到东宝河，防止东宝河水倒流进进水池。我平时有看到运营部的八个员工在城市生活污水不足时去打开溢流阀门引进东宝河水来一起处理，这八个员工是韦某1、韦某2、王某1、李某3、许永华、翟某、钟某、辛某。2012年底或2013年初的一天，我在粗格栅那里上班时胡国俊问我是不是我把溢流阀门打开引进东宝河水，我说不是我，胡国俊让我把阀门关上，我说是漏水，之前跟李立进说过了，胡国俊就生气地走了。
37.证人毛某（三洲公司检修部班长）的证言，证明：2016年1月11日3时14分许，我接到王成岗的电话说出水流量计显示最大值，叫我到中控室去看。我到中控室时看到出水流量计从当日2时30分开始一直显示最大值且不变化，我就跟王成岗到电磁流量计的井里查看，发现井里差不多满水了。我把井里的水抽干后，中控室说还是显示最大值流量，我就去清理电磁流量计传感器上的接线盒，发现有一根铜线脱落，就把铜线接回去，之后中控室说电磁流量计属于正常范围。我维修时没向相关人员汇报，不清楚要向环保、水务等部门汇报。
我不清楚一期和二期工程的用电量。一期和二期工程处理每吨污水的耗电量按工程设计来说应该是一致的。公司的生活用电量对污水处理耗电量基本没什么影响。
38.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明：2011年左右的一天，李克军叫我找人拆掉泄洪管的鸭嘴阀门，我叫了几个人将鸭嘴阀拆掉，之后按李克军要求放在电房后面，过段时间李克军又叫我将鸭嘴阀扔到泄洪管出口附近。我没有问拆掉鸭嘴阀门的原因，但我认为这样做是想引进东宝河水，因为平时市政污水量不足，而三洲厂要求尽量提高污水处理量，这样只好引进东宝河水来处理。
李某4经辨认指认了其扔掉鸭嘴阀的地点。
39.证人蒋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的一天，李某4带我和几个老乡到三洲公司围墙边的河边，让我们去拆一个洞口里的鸭嘴阀，但当天没能拆除，后来李某4没有再叫我。
40.证人覃某（三洲公司财务部长）的证言，证明：我于2010年4月入职三洲公司并担任财务部部长。总经理李立进由上海复旦公司委派到三洲公司负责全面工作。2014年初，李立进拿了一份他与上海复旦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给我看，协议书上写着三洲公司年度日均处理污水量超过18万吨就有奖励给三洲公司，污水、污泥处理成本数额、维修费用数额、工资费用数额等等。李立进说这是上海复旦公司给的每一项支出数额，叫我每月统计各项数据给他。
三洲公司二期工程完成后日处理量达到15万吨，2012年每月收取政府污水处理费约440万元，2013年每月约470万元，2014年每月约460万元，2015年每月约460万元。
41.证人陶某（三洲公司原董事长）的证言，证明：2011年三洲公司成立时上海复旦水务公司委派我当三洲公司董事并经董事会选任法人代表。三洲公司设董事会，我任董事长，成员有陈某、江某、莫某、李立进。三洲公司是总经理全面负责，总经理有管理权、人事权、财务权，董事会不参与经营管理。总经理下设检修部、运营部、财务行政部。总经理李立进，财务部人员是覃会计，我不清楚检修部部长、运营部部长是谁，也没见过。检修部部长的人员和职权由李立进制订，大概是负责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运营部部长的人员和职权也由李立进制订，大概是负责污水的工艺管理和运营管理；财务行政部先由东莞绿轩环保有限公司、东莞华厦实业有限公司各推荐一名人员负责财务工作，大约2010年由李立进聘用覃会计负责财务工作。涉及到投资、银行贷款、利润分配、还银行贷款、扩建等重大事项，由总经理李立进提出计划书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批准后才能决定。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是：1.三洲公司按章程规定，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2.董事会与总经理李立进签订考核协议规定。
污水处理费由三洲公司收取，部分用于公司生产运营和日常支出，结余部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董事会与总经理李立进签订的考核协议规定：发现总经理有违规行为，立即终止协议免除职务；如果全年没有环保处罚和通报批评，奖励总经理6万元。我不太清楚三洲公司的年利润，一期时每年利润约300至500万元，二期工程完成后每年利润约800万元。
我只参加一年一次的董事会，主要是对李立进的述职报告进行审核并针对三洲公司向银行的融资、还贷等重大事项进行表决。2015年5月底，我辞掉了上海复旦水务公司的所有职务，上海复旦水务公司停止了我在三洲公司的所有职务及待遇。
42.证人袁某的证言，证明：我持有华夏公司21%股份，华夏公司持有三洲公司37.5%股份。2013年初，我与李立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李立进分次给我800万元，我将华夏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李立进，李立进通过华夏公司持有三洲公司37.5%股份中的21%。我已将转让协议书交到华夏公司进行股权变更手续，但一直没办下来。
43.证人江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华夏公司法人代表、三洲公司董事。三洲公司董事会有五人，陶某是法人代表及董事长，李立进、莫某、陈某和我任董事会成员。公司由总经理李立进负责管理，我和陶某、莫某、陈某只参加每年一至两次的董事会。李立进年薪固定为25万元，年度内没受到相关部门处罚会奖励6万元。2013年后，三洲公司法人代表陶某与李立进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书》，约定李立进负责三洲公司的管理，如果超额完成指标数，超额部分以每吨0.18元的奖金给李立进分配奖给员工，而且每年定额办公费、定额管理费、定额维护费、定额工资，定额费用超标李立进要向董事会说明理由，有节省由李立进支配使用。
2014年下半年，华夏公司股东袁某想出售华夏公司21%股权，但没人认购。2015年，我听袁某说将华夏公司21%股权出售给了李立进，但工商登记还没更改。因华夏公司只投资了三洲公司这一项目，所以袁某把华夏公司21%股权出售给李立进后，李立进就间接占有三洲公司7.8%左右的股权。2015年初开董事会后李立进有说购买了袁某的股份，但三洲公司内还没有登记李立进持有股权的情况。2015年年初，李立进从华夏公司分过39万元左右的利润。
44.证人莫某的证言，证明：我是东莞华夏公司股东和三洲公司董事。华夏公司占有三洲公司37.5%的股份。华夏公司的股东有江某、梁某、袁某和我。三洲公司的股东是华夏公司、绿轩公司和复旦公司，平时由总经理李立进负责管理。2014年左右，董事会提出一个考核指标协议并委托法人代表陶某跟李立进协商签订，我不清楚具体内容。三洲公司日处理污水量18万吨左右，我没听说过污水量不够的情况。
45.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我是绿轩公司法人代表和三洲公司董事会成员。绿轩公司持有三洲公司24%的股份。三洲公司在2011年分配2009年至2010年两年红利共约840万元，绿轩公司分得约201.6万元；2013年时分配2011年至2012年两年红利共约1066万元，绿轩公司分得约255.84万元。之后三洲公司没有分发红利。
三洲公司于2008年开始投产，负责长安镇中心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由总经理李立进负责管理，我和陶某、莫某、江某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听李立进的工作总结汇报。我没有具体了解生产细节，不了解污水处理的工艺事项。2013年，陶某在董事会上提出一份《管理目标协议书》并与李立进签订，约定李立进负责全面管理三洲公司，污水日处理超额完成指标数，超额部分以每吨0.18元的奖金给李立进支配奖给员工，且每年给出定额办公费、定额管理费、定额维护费、定额工资，定额费用超标李立进要向董事会说明理由，有节省就由李立进支配使用。李立进没向董事会汇报过提高三洲公司产量的事情，我不了解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溢流管、回流阀等设备。
我曾听说李立进想购买华夏公司股东袁某的股份，但不清楚有没有转让成功。
三洲公司向银行借款、扩建工程、与总经理约定经营协议等重大事项都是召开董事会决定的。三洲公司的收益由总经理李立进审核后报给董事会复议，前几年的收益都用于还银行贷款。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享有管理权、人事权、财务权。2010年，陶某发现李立进的费用支出不是很清楚，于是制定考核协议书。李克军、胡国俊都是李立进聘用的。
46.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我是上海复旦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三洲公司属于上海复旦公司的被投资方，但人事不属于上海复旦公司。陶某是上海复旦公司总经理、三洲公司法人代表。我不清楚李立进是否属于上海复旦公司工作人员，因为上海复旦公司有一份《关于聘请李立进的协议书》，内容大概是李立进的人事关系保留在上海复旦公司，但由三洲公司安排工作和全面考核。
47.证人邱某（东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2015年8月11日9时许，我按领导通知和同事叶某1到三洲公司时环保部和环保厅的人员已在三洲公司。12时许，环保部人员得知三洲公司日处理污水能力是15万吨，但从流量表上看到日处理污水量是约17万吨，便通知电磁流量计供应商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的人员黄某到三洲公司。17时许，黄某到三洲公司后，环保部的人员要求黄某讲一下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并进去电磁流量计操作界面查看内设参数，黄某输入了两次密码后进到电磁流量计查看参数，环保部的人员问黄某能否修改参数，黄某说修改参数要另一个密码，他没有这个密码，只有公司更高层人员才有。当时环保部的人员怀疑电磁流量计的数据不准确，要求通知计量局的人员过来检测。8月12日10时许，东莞市计量局的人员来到三洲公司，应环保部要求对三洲公司的3号污水池进行流量检测，到了18时许，东莞市计量局出了一个结果是电磁流量计的误差值是偏大9.97%。我和叶某1找到三洲公司的相关人员，制作问话笔录后回局里讨论三洲公司的情况，怀疑三洲公司有诈骗污水处理费用的情况，然后将相关情况发给公安机关查处。
当时东莞市计量局通过3号污水池的面积和水位高度的数据计算得出3号污水池的水量，然后把3号污水池通过排污管排空池内的水，读取电磁流量计上的数据并与3号污水池计算出来的水量进行了对比。一共通过3号污水池进行了4次不同水位的检测。我不清楚前三次检测结果的具体数据，但记得有一次的误差值是负数，最后计量局提供给我局的误差数据是偏大了10%并出据了一份《校准证书》。
东莞市环保局每个月要去检查一次三洲公司，但主要是看三洲公司有没有偷排和污水处理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检查时有对相关设备进行检查，主要是看设备的数据与上传平台的数据是否存在误差，如果没误差就说明设备没问题。我局没有发现电磁流量计有异常，电磁流量计有计量局的封条贴住，封条完好，没有发现被扯开的痕迹，没有发现有人对电磁流量计数据进行篡改的情况。在线监控设备都由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和检查，如果出现问题由供应商进行维修。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运营和检查由聚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负，维修由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负责。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如果需要进行维修需要书面通知我局和水务局。2015年没有收到三洲公司维修电磁流量计的通知。
48.证人叶某1（东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其与证人邱某一起配合上级检查三洲公司的情况，证明内容基本与邱某的证言相同。
49.证人叶某2（东莞计量院计量室副主任）的证言，（1）在侦查阶段证明：2015年8月12日10时许，我和同事刘某2、孟辉按领导安排到达三洲公司现场，环保部的何处长说有人举报三洲公司的设备出现问题，他们11日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的结果是偏大了8%左右，要求重新检测。我使用三洲公司3号污水池进行流量检测，结果是误差偏大8.5%。11时30分许，我又在3号污水池进行检测，结果是误差偏小2.9%。当时我们觉得两次检测不可能存在这么大的误差，怀疑三洲公司有人故意将3号污水池的水从另一个出口偷排出去。15时许，我和环保局的人在安排人员看守3号污水池所有可能出水的阀门后进行检测，结果是误差偏大了9.97%。后来我和环保局相关人员进行汇总，认为三洲公司电磁流量计的误差偏大了10%，我们计量院出具了一份《校准证书》给环保部门。
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是浙江富马公司生产的，型号是ＤＮ1400。我单位只能检定800口径的电磁流量计，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是1400口径的，只能通过河南开封大流量检测中心才能做检定。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属于误差值正负1%的等级，当时我们与环保部门协商过许可误差值是正负3%，我采用的检测方式大概存在正负1%的误差。更改内置参数可以造成流量不准确。
从2008年开始，我和刘某2每年都去三洲公司检测电磁流量计，都没有发现误差值超过3%。检测完毕后，我把检测合格标签贴在电磁流量计的按键上并出具一份检测的《校准证书》。我在四五年前发现有合格标签裂开的痕迹。我不清楚三洲公司是否掌握电磁流量计的密码，按规定三洲公司不可以掌握密码，只有供应商才能操作。
我见过黄某更改表头的数值，但不记得具体年份，只记得有一次校准时我发现电磁流量计不准，超过正负3%的偏差（但忘记是偏大还是偏小），我就把测量数值给黄某说有偏差，然后黄某去把表头的数值进行更改，之后我再进行检测。检测正常后，我会将计量院的标签贴在表头的按键上。黄某说过表头的密码是商业秘密，不能告诉我，所以我在校准时没对表头内的数值进行登记。我记得黄某有约三次在现场参与校准工作。
我校准时一般是胡工和李工陪同。一般对生物池测量后，我会通知胡工或李工叫人放水，然后到监测站看着流量计的表头读数，刘某2会在生物池上看放水的情况以确认我测量的是生物池的水。我不清楚三洲公司的生物池是否有安装排泥阀的设备，不清楚在我校准时有否通过其他地方将水排走。
检定电磁流量计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将电磁流量计拆卸出来送到相关有资质的部门进行检定。第二种是在现场根据体积法测量水的总量，与电磁流量计的读数进行比较。第三种是在现场安装超声波流量计来读取流量的数值，再与电磁流量计的读数进行比较。三洲公司一直采用体积法进行校准，因为三洲公司出水口的位置不符合安装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检测的要求。
我只负责对三洲公司出水口处的电磁流量计进行年度校准的工作，我没校准过进水口的电磁流量计，不清楚出水电磁流量计有没有维修过，厂方不需要向计量院报告。我不清楚三洲公司的出水电磁流量计有否更换过表头。
（2）在二审阶段证明：我在2009-2015年负责到三洲公司校准出水口流量计，一般和同事刘某2一起去。校准的流程是：一般我们先测量三洲公司水池的长、宽、高，一个人去流量计那里确认流速是零并抄下水量的底数，水池排水后我们再看流量计上显示的读数，测量水池水位下降的高度，就可以计算出流量计显示的排水量和用长宽高记录的排水量。我和刘某2的分工看校准证书上写的分工，校准人是主要操作、校准人，核验人对校准数据进行复核、确认，校准人有时是我，有时是刘某2，工作记录的填写和结果的计算由校准人完成。我们校准只给出一个误差的结果提供给委托方参考，不需要判定是否合格。我们每年只使用体积法进行校准，三洲公司只能使用体积法，不能使用超声波法，因为三洲公司出水口流量计在一个坑井下，旁边管道都埋在地下，坑井位置小，无法安装超声波流量计，且没有其他管道符合安装超声波流量计的条件。打出校准证书的人不是校准人员，校准证书上记载曾使用超声波法应该是笔误。污水厂流量计的校准有可能用到两种检测方法，我们出门时一般会携带超声波流量计，所以打校准证书的人有时写检测工具是尺，有时写测量计，但我确定三洲公司的校准一定是使用体积法。手写工作记录是我们现场写的，我承认当时工作不严谨，填写时比较随意，所以有的年份的校准手写工作记录上手动勾选超声波流量计或两种都勾选。
50、证人刘某2（东莞计量院检定员）的证言，（1）在侦查阶段证明：我从2010年底开始和同事叶某2一起到三洲厂检测电磁流量计。我们去现场后以体积法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结果出来后在电磁流量计贴上合格标签并给厂方提供《校准证书》。定期检测一般做三次测试，结果出来后取最大值作为《校准证书》的结果。定期检测时我们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更改电磁流量计内置参数的数值（流量系数和出厂标定系数）可以做假，更改流量系数和出厂标定系数需要密码进入系统界面，供应商有密码。我认为影响电磁流量计出现误差的原因主要有电磁流量计老化、人为篡改电磁流量计内置参数、管道堵塞、水位是否满管流出等。
2015年8月12日10时，我和叶某2等同事受领导指派来到三洲厂，环保部门的人员要求我们协助检测三洲厂的电磁流量计，我们进行三次检测后与环保部门人员协商出三洲厂的电磁流量计误差数值偏大10％。
（2）在二审阶段证明：我在2010-2015年和叶某2到三洲公司做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校准工作，校准证书上记载的校准人主要负责现场校准的操作、记录，核验人对记录的数据和计算的结果进行复验。每年校准时我们不判断三洲公司出水口流量计是否合格，只计算误差值。我们每年都采用体积法对三洲公司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根据流量计显示值和水池放水的长宽高计算出的实际排水量计算出流量计的误差。现场不具备使用超声波法的条件，因为超声波安装的位置要裸露，三洲公司大部分出水管都埋在地下，安装电磁流量计的位置又不符合超声波设备安装“前10后5”的要求。我不记得也不清楚我院的校准证书具体是怎么制作的，我们只使用体积法，有时会先写上两种方法，现场符合哪种方法的使用条件就用哪种。对于有的校准证书上只写超声波设备的情况，因为时间太久，我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但我确定我们现场使用且只能使用体积法校准。
51、证人李志得（东莞计量院总工程师）的证言，证明：我在三洲公司案发前与该公司没有工作业务联系，不清楚三洲公司出水口流量计每年校准的情况。一般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校准方式一是容积法，也称体积法；二是标准表法，指用更高精确度的标准流量计去校准。超声波检测法属于标准表法。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使用有直管道的要求，检测点前后端的管道必须有一定距离且管道必须是直的，必须保证液体通过的平稳性，另外对管道本身状况也有要求。经我观看三洲公司现场出水口流量计的照片，从图片显示的比例看不符合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条件，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位置大部分埋在地下，露出的直管道不够长，那里本身安装了电磁流量计监测设备，会影响超声波检测，说到底是直管距离不够，而且埋在地下可能会增加管道受到的压力，可能影响监测结果，对这种管道我们一般不会使用超声波流量计检测。我们计量院去做校准一般不会同时使用容积法和标准表法，使用一种就够了，除非检测结果有争议要用两种方法相互检验。计量院校准工作时除校准证书外一般会有一份存底工作记录，但从办案人员给我看的一份存底校准记录上看不出使用什么校准方法，因为没有显示出计算过程。三洲公司2009年以来的一些校准证书和工作记录同时写上超声波法和体积法有点不合常理，不排除是为了方便两种方法一起写上，看现场适用哪种再具体采用。三洲公司或李立进的律师几年前曾到计量院找我咨询一些情况，问三洲公司有否使用超声波法的情况，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参与当时的校准，只能解答一些情况，他们没让我看过记录谈话并签名，我不知道他们对谈话录音，他们也没征得我的同意。
52.证人黄某（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广东销售经理）的证言，（1）在侦查阶段证明：我从2006年开始在浙江富马公司工作，主要负责广东的产品销售。2007年，我给三洲公司安装好电磁流量计，之后由计量院的人员对电磁流量计按体积法测量好偏差数值，我再根据计量院的要求更改电磁流量计的参数以尽量达到标准，由计量院贴上检测标签。2011年，三洲公司因电磁流量计的表头坏了，向我公司购买了一个新表头，我把表头安装好后，经计量院和环保局的人员在场校准，我更改好参数。2015年3月，我接到胡国俊的电话说电磁流量计的信号传输线断了，问我能不能换线，我说每米30元，胡国俊说要请示李立进。2015年3月中旬，我又接到李立进的电话说电磁流量计可能大了，叫我去看一下，我说要通知计量院一起去，李立进让我先过去。我到李立进办公室时看见李立进、胡国俊、李克军都在场，我问胡国俊信号传输线换好没有，胡说只是把线接上，我说那肯定会变大，李立进就叫我和胡国俊、李克军一起去检测电磁流量计的误差有多少。我就去监控室查看电磁流量计读数，胡国俊和李克军到生物池去量水量。第一次，我根据胡国俊和李克军量的生物池水量与电磁流量计的读数测出电磁流量计偏大约7%，第二次检测还是偏大7%多不到8%,当时我不记得是胡国俊还是李克军走到监控室，叫我把电磁流量计调到允许误差正负3%的范围之内，当时我看到计量院的封条上端已被撕开了四分之一，就从封条上端把封条撕开一半，让我可以按到按键，我用密码进入电磁流量计把内置参数调低5%后把封条贴回去。搞好后我到李立进办公室，说电磁流量计大了差不多8%，现调到范围之内。李立进说不可能偏大这么多。我说你们要叫计量院的人过来测量一下。当时我记得电磁流量计内置的流量系数没有调之前是2点多，我把系数调低5%后流量系数也是2点多，具体数值不记得了。
2015年8月11日11时许，环保部的人叫我去三洲公司，我到三洲公司后环保部的何处问了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并叫我打开转换器的界面查看数据，我输入密码进入界面，让环保部的人员查看了电磁流量计的数据参数。环保部的人员提出能否更改数据参数，我就进入界面进行演示。12日10许，广东省计量院东莞分院的人员到三洲公司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测试，利用3号污水池的面积和水位的高度计算出容积，然后通过排污管排空池水读取电磁流量计的显示数据，再与3号污水池计算出来的体积进行对比的检测方法（容积测量法），给出结果是电磁流量计误差偏大，第一次测试结果是大概＋8%，第二次大概-3%，第三次大概＋9%。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流量计，肯定有误差，误差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一是人为篡改内置参数，二是附近有电磁场影响，三是需要水量满管测量，四是管内有空气，五是管内内径变小，六是旁边通水管道是否关闭或打开，七是现场检测方法等。只要把参数数值调大就会造成排水量偏大，相反把参数数值调小就会造成排水量偏小。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品牌是浙江富马，型号是ＦＬＤ，公称通径是ＤＮ1400，大约在2008年安装，大约2011年更换表头。电磁流量计有两个密码，一个密码可以进入查看和更改流量计内的参数，这个密码我知道，另一个密码是流量计的知识产权厂家资料，这个密码只有厂家老总才知道。我没跟任何人说过电磁流量计的密码。电磁流量计的密码不会标明在说明书上。2012年三洲公司二期工程还没有投产的时候，李克军打电话给我说电磁流量计不准，让我把密码给他自己调，我没有提供。我咨询我厂得知为三洲公司安装的电磁流量计有数据修改记录，我配合公安机关到现场翻查相关记录，该电磁流量计保存的可以翻查的数据是32组，每组数据包含有：出厂标定系数，简称ＭＦ；传感器系数，简称ＳＦ；流量零点修正，简称ＳＺ；修改次数记录，简称ＭＲ；存储记录序号，简称ＳＲ，这些数据共同显示于表头，能保存32组，通过翻查能查到最后32组数据的详细情况，而ＭＲ记录的是修改的总次数，不受只能显示32组的影响，共修改多少次都能显示出来。我在公安机关、环保部门、计量院、三洲公司等人员的见证下翻查了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修改数据，发现该表共被改动39次，其中有32次改动的数据可以翻查，具体可显示的关于传感器系数的数据值按顺序排列是：1.000、1.000、2.000、2.400、2.500、2.510、2.505、3.000、2.950、2.990、2.994、3.194、3.204、2.704、2.704、2.804、2.854、2.894、2.894、2.824、2.800、2.550、2.520、2.420、2.450、2.200、2.340、2.540、2.240、2.290、2.330、2.390。对照这些数据，结合我厂的表设置的初始值是1.0，三洲公司表的牌上标注传感器的系数是1.99，我想起2011年我为三洲公司安装该表时第一次设置的系数应该是2.000，当天设置了好几次后最后的定值应该是2.505，这个数值当时被认为是准确的，不过我当时觉得应该偏大，因为之前我帮他们厂装表时觉得瞬时流量不应该那么大，但我又找不到证据，后来那些被修改的数据怎么产生的我不知道，再后来三洲公司在2015年3月21日叫我过去帮他们调系数，印象中是2.2多，结合翻查的结果，我认为我最后帮他们调的系数应当是保存数据中第26次的2.200，之后我没有再调过了。保存的32组数据中有些传感器系统数据被修改后是相同的，因为数据是一组的，有时不一定修改传感器系统的数据，只是修改其他方面的数据。
2016年1月18日上午，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出现“ＳＹＳ”故障，听三洲公司人员说是传感器被水淹了。我更换了接线端子，还是解决不了故障。
（2）在审查起诉阶段证明：2015年3月21日，我修改三洲公司出水口的电磁流量计时调的传感器系数是2.2，就是32次修改记录中序号26的数值。我直接调成2.2是根据经验再结合标定值是1.99，认为2.2应该属于正常范围，所以就直接调成2.2，没有调成过别的数值。因为这次是李克军和胡国俊主动要求我来调的，所以当时用体积法测误差时应该那些暗管什么的都关了，测出来的误差很准确，在允许范围内。我调试好后跟李立进说“你们以前的误差偏大了，而且偏大很多”。李立进说：“是呀，就是因为觉得偏大了才找你过来调试的。”我建议他找计量院的人标一下，因为我调试时计量院的人不在。
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系数的变动会影响电磁流量计读数与实际出水量的误差。传感器系数数值变大，误差就变大；传感器系数数值变小，误差就会变小。电磁流量计正常情况下会存在误差，使用久了也会存在一点误差，一般是变小。富马公司出厂的电磁流量计有多个级别，有正负0.5%和正负1%，富马公司卖给三洲公司的产品是误差正负1%，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可能会超过这个值，所以计量院每年都要检定。
电磁流量计的修改记录是没有时间记录的，我和公安人员查看到32次修改的数值，都是2011年我帮三洲公司更换新的转换器之后，新的转换器上修改的数值记录；之前旧的转换器坏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旧的转换器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没有保留修改数值记录的功能。前三次（即序号01－03）是2011年该转换器出厂时富马公司出厂调试所留下的记录，因为转换器生产出厂，工作人员要调试看能不能用，1.000是初始值。一定是人为才可以调这个传感器系数，没有人去设置，这个系数不会有变化，而且是每设置一次，也就是每改动一次都会有记录，记录是删除不掉的。通过传感器系数来计算电磁流量计的误差，比如说标准值是1.99，最终调的传感器系数是2.1，误差就是：（2.1－1.99）÷1.99×100%。但除了改动传感器系数会影响电磁流量计的误差，还有别的其它因素会影响误差。
2011年11月计量院校准时三洲公司的人员可能通过一些方式把生物池的部分水从别的地方放走，使测量的生物池水量体积不变但实际排放水量减少，从而使流量计读数变小，造成流量计负偏差，所以我要把系数值调大到合适范围。
经辨认，黄某指认了其修改更改电磁流量计的数值。
53.证人唐某（富马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我是富马公司技术部员工，负责电路调试工作。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组成，传感器由两对线圈和电极组成，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电磁场，流体切割线圈产生磁力线，然后通过电极感应将信号传送到转换器，由转换器对数据处理后转变成流量读数。
54.证人李某6（富马公司股东）的证言，证明：富马公司销售过两台流量计给三洲公司，是负责广东业务的黄某销售的，分别是：出厂编号740322（传感器系数1.9900，出厂日期2007年12月）和出厂编号114916（传感器系数3.5110，出厂日期2011年12月），准确度都是±1%。这两台流量计的传感器系数是流量计转换器上对应的准确参数。
55.证人郑某（富马公司总工程师）的证言，证明：出厂编号114916的转换器修改总记录次数（即ＭＲ）是44次，出厂编号740322的转换器修改总记录（即ＭＲ）是39次，因为转换器只记录最近32次的修改记录，所以只能读取32次。经我查看，没有每次修改的时间记录。可以读取的32次记录即列表中的“00”-“31”，“ＭＦ”即出厂标定系数都是0.8575，“ＳＦ”即传感器系数（即有32次记录，详见列表），“ＳＺ”即流量零点修正值有32次（详见列表）。根据读取出来的修改，表中的每一项参数必须是人为修改才能操作。从转换器的修改记录来看，“ＭＦ”都没有改变，“ＳＦ”越大，流量计读数就会增大，“ＳＺ”的数据基本没改变，只是小数点后有个别变化，对该表影响可以忽略。“ＭＦ”不变的情况下，“ＳＦ”和“ＳＺ”的值变化对表的影响：“ＳＦ”值如果越大，流量读数就会增大，反之就减小。该表中“ＳＺ”修改记录值都是在小数点后第三、四位的位置，对表的读数影响不大，也就是低于下限（即在0.0100以内），对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参考ＦＬＤ电磁流量计说明书中的“流速流量对照表”）。电磁流量计标定合格后，如果按照规定安装，不会出现新误差。
56.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我是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在线设备维护、检修的员工，三洲公司与聚光公司存在第三方负责运营维护的关系，我平时负责对三洲公司的环保在线设备进行运营维护。从2015年2月开始，聚光公司与三洲公司签订了第三方运营维护合同后，我就到三洲公司负责设备的正常运营、维护和检修工作，大概一星期去一次。电磁流量计是计算污水流出量大小的仪表，而且电磁流量计的数据与市政平台对接。我对电磁流量计进行维护、检修，只要看到电磁流量计显示屏上有数据而且能正常上传数据就可以了，如果发现问题就直接通过公司向环保局和计量院进行汇报。我在三洲公司进行维护、检修时没有发现电磁流量计有损坏的事，我不懂电磁流量计的设置和相关操作手法，而且电磁流量计是计量院贴了封条的，我没有能力篡改电磁流量计的数据。我平时没有注意封条的完好性，只要显示屏有数据，就说明电磁流量计是正常运作的。
关于电磁流量计的误差：电磁流量计每年由计量院检测合格后才能使用。正负3%的误差值属于正常范围，因为仪器本身有误差，而且管道情况、测量情况等都会存在误差。2015年8月12日检测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误差值为9.97%，我认为有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篡改了电磁流量计的内置参数，二是电磁流量计老化产生误差，三是管道堵塞造成，四是上次检测时可能存在误差值等方面，都有可能造成误差值过大。此前我没有发现电磁流量计出现问题，所以没有记录检查结果。
57.证人刘某3（沈阳兰申公司股东）的证言，证明：我负责我公司电磁流量计转换器的技术研发工作。我公司有销售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给浙江富马公司。公安机关提供的两台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铭牌出厂编号为740332和114916）是我公司研发生产的，我公司生产时会在转换器内部电路板下方贴流水号（纸质）。该两台转换器的铭牌不是我公司刻印的。该两台转换器分别是约2010年、2011年销售给富马公司。转换器有修改记录功能，会有修改总次数及最后32次的修改记录，但没有设计时间记录功能。
58.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我丈夫胡国俊从2008年开始在三洲公司任部长。我在家里衣柜下面找到三本胡国俊平时工作的笔记本提供给公安机关。
59.证人李某7（东莞市长安镇农林水务局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长安镇的城市生活污水管网由市政工程办建造，然后通过管网将污水流进三洲公司进行污水处理，污水处理达标才能排放出东宝河。三洲公司的污水处理费由市水务局运营中心负责核算，然后发给财务局支付到三洲公司。根据三洲公司与长安镇政府2004年签订的ＢＯＴ项目协议书，双方以每处理好1吨污水以0.83元的价格结算。三洲公司骗取的污水处理费的数量无法准确计算。根据三洲公司2008年到2015年7月共处理污水大约4亿吨，以0.83元结算共付给三洲公司约3亿元污水处理费。
60.原审被告人胡国俊的供述和辩解，（1）在侦查阶段供认：我于2008年11月到三洲公司工作，2009年后任运营部部长，负责运营部日常工作，具体包括化验室、生产报表、运营部员工工作安排、对外联络等工作。2012年5月三洲公司二期工程投产以后，市政污水进量不足，每天基本达不到最高产量。2013年1月开始工厂由李立进承包，承包合同3年，产量越高李立进赚得越多。2013年上半年，李立进在和李克军、覃慧琼、我召开例会时向我要求污水的日处理量要达到18万吨以上，越高越好，直到顶峰日产量19．5万吨，如果污水量不足就将东宝河的水通过泄洪闸门引进来当作市政污水进行处理，从而增加产量。我同意之后组织班长文某、许某、周某（以及后来的班长李某3、韦某2）和韦某1开会布置。从2013年1月开始，我要求运营班工人在水量不足时将东宝河水引进来处理以提高产量，然后我整理数据制表签名后找李立进审批，再将表交给政府部门申请污水处理费。我没有通过其他方法虚报产量，但不确定厂里有无通过其他方法虚报产量。
引进东宝河水处理的情况：2012年的一天，我看见刘某1将集水池旁边的泄洪阀打开，东宝河水流进集水池。我认为东宝河水很脏，怕影响我们的污水处理工艺，所以马上去阻止。但几天后李立进在会上要求我们在污水不足时引进东宝河水以增加产量，我化验河水基本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就同意并安排员工引进东宝河水。泄洪阀门是一个鸭嘴式的，工艺要求该阀门只能将集水池的水往东宝河排，不能让东宝河的水往集水池流。因为泄洪阀的鸭嘴阀被员工拆卸了，泄洪管直接与东宝河连通，只要打开阀门即可将河水引进来。我没看见是谁拆卸鸭嘴阀，也不知道时间，但知道在2012年以前就已拆掉了，当时拆下来的鸭嘴阀放在鼓风机房后面，后来李立进怕别人知道，便安排李克军带人将鸭嘴阀扔掉。我看见李克军带着李某4等人抬着鸭嘴阀扔到东宝河边。
东莞市计量院每年校准电磁流量计时我们弄虚作假的情况：2010年下半年，三洲公司更换电磁流量计表头后通知计量院进行校准，计量院几次校准发现流量计偏大超过3％的许可范围，要求公司调整好流量计再通知他们。李立进便组织我和李克军进行初步检测，经检测流量计偏大11%左右，但李立进没有打算去检修，而是想如何隐瞒偏大的情况。因为流量计偏大会使流量计显示的数据比实际流量大，这样可以虚报污水处理量骗取污水处理费。李克军便说他懂得如何处理，只要在检测时将水池的排泥阀（回流阀）打开，偷偷将部分水排出，这样通过流量计的实际水量就会变小，然后结合流量计偏大的比例，就能使流量计显示的数值与体积法计算的水池水量变成基本一致。李立进表示同意，我和李克军便开始试验如何才能完成操作。我负责在水池测量水位，计算出水池的容量及记录流量计的相关数据，李克军在中控室负责操作排泥阀。根据当时的推算，李克军告诉我要将排泥阀阀门打开10多秒，保持这个口径排水10多分钟，这样总排出量约500立方，这时剩余的水池水经过流量计时显示的数值与水池的容积基本上能做到一致，计量院就看不出问题。然后计量院的人过来校准时就由李克军在中控室偷偷排水，我在外面陪计量院的人量水位和记录数据。因为每年都偏大，所以每年校准时都要偷排。
操作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事情：我一直知道出水流量计数值偏大，但不知谁去操纵。我认为可能操作的是李克军和李某1，但我也操控过。2015年7月下旬的一天，因为污水处理量小，李立进要求我想办法，我去找李克军将流量计的数值调大一点，李克军叫我去找李某1，我便找李某1调大了3%，当时李某1教我如何去调并告诉我流量计密码是“09454”。第二天我怕出事，又将数值调回原来那样。我找李克军询问调流量计的原因是2012年上半年开会时李立进有时会问流量计大多少，李克军回答说偏大5-8％，所以我知道李克军应该知道流量计的密码。
李立进要求我一人承担责任的事情：2015年8月15日14时许，李立进找我谈话，要求我承认我厂被举报一事，叫我去被拘留，说会给我15万元。我没有答应。同年9月20日，李立进找我说会安排我去其他地方工作，要求我辞职，那样三洲公司的事就不关我的事了，我也没有同意。后来李立进多次跟我说我家在东莞，他什么事都能搞得掂，我女儿在东莞读书等话语，故意暗示我不要说太多的事。
电磁流量计32条数值修改记录的事情：经我仔细查看，序号26、数值2.200的数值是2015年3月我请黄某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后黄某修改的数值，当时电磁流量计应该偏大3%左右。序号27、数值是2.340的数值是2015年7月李立进说水量不够，让我想办法把水量做大，我就找到李某1并一起将数值调大到2.340（序号27），之后李某1去中控室看说水量没什么反应，我就把数值调到序号28、数值2.540，李某1说差不多了。过了两三天，我怕了，自己跑到监测室把数值改为序号29、数值2.240，之后我没再动过电磁流量计。在这次修改之前，我为了记住之前的系数，特意用钥匙在流量计表头左下方墙上写了个数值“2.2”，所以我记得序号26、数值2.200是黄某修改的数值。
2015年8月11日环保局到三洲公司测量时我一直陪着环保局人员在我办公室找资料，没有操作回流阀使电磁流量计的读数不准。
我妻子向公安机关提供的三个记录本中，白色的本子是我的会议记录，黑色是我2006年底至2013年底的工作记录，黄色是2014年后的工作记录。其中，黑色本在2012年5月3日记录有“四、进水流量计还是小于出水流量计”、2013年12月19日记录有“用2号池校准流量计2次，误差均6％以上，不合格”等。
2011年12月开始，我和李克军开始在计量院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时通过偷排部分污水影响校准结果，每次偷排走的水根据回流流量计的读数大概300至400立方。也是2011年12月开始，我和李克军每年都自行采用体积法测量一次电磁流量计，2011年12月好像偏大3%多一点，2012年12月大概是偏大4-5%，2013年12月大概偏大5%多，2014年12月大概是6-7%。每年的测量都没有记录，我和李克军都是拿一张纸记录水池的长宽和液位的高度简单算一下，算完就把纸扔掉。
经辨认照片，胡国俊指认了三洲公司的粗格栅、泄洪闸门、泄洪闸摇手、监控室电磁流量计旁边墙上写的“2．2”字样，还指认说明了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电磁流量计的32条数值修改记录。
（2）在审查起诉阶段供认：我负责三洲公司污水处理的工艺和技术、水质检测及运营部的人事安排，直接向李立进汇报工作。李立进是三洲公司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也是三洲公司的承包者，公司大小事务都要经他审批同意。我在三洲公司工作七年时间，只见过公司法定代表人陶某一次，不清楚李立进和陶某之间的关系。李克军是检修部部长，主要负责设备的检修包括设备的更换、采购和一些土建工程。三洲公司二期工程由李克军负责。
一期工程时三洲公司只有一个出水电磁流量计，二期工程时按环保部门要求增加了进水流量计。三洲公司污水日处理量通过出水电磁流量计确定，相关数据会上传环保部门，长安镇政府通过上传数据跟三洲公司结算污水处理费。长安镇政府跟三洲公司之间的约定有一个封顶数，在封顶数以内当然是越多越好，超过封顶数部分不算钱。污水处理费的前期申请由我负责。三洲公司出水电磁流量计的数据会通过在线设备上传环保局，我从环保网下载数据之后填进东莞市水务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中心提供的一个表格，这个数据要跟三洲公司的电磁流量计和环保局的数据对得上才可以，填好表格后要拿去长安水务局和长安财政分局盖章，另加上三洲公司的公章，盖好三个章后送到东莞市水务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中心，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后面的事情交给财务管。我不清楚三洲公司收到污水处理费后如何分配。
进水的电磁流量计有在线监控，但不用上传，因为环保部门没有要求。理论上进水大于出水，但不是每一天都这样。因为每天都是12点自动结算，如果当天进水还没处理完，留着和第二天的进水一起处理，出水就会大于进水，但这种情况很少。
进水和出水的电磁流量计都有误差，这种大型电磁流量计（直径1.6米）对低流量的水量不敏感，对高流量的水量敏感，所以在大水量流过时参数会偏大，在小水量流过时参数又会偏小，我是听李克军说的。2015年3月厂家来维修一次，当时感觉流量计偏大较多，所以叫厂家的人过来维修，厂家派黄某来维修，发现电磁流量计不稳定，因为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到表头的连接电缆在2015年春节前断过，是三洲公司员工自行接回去的，接回去后发现数据不稳定，就跟李立进汇报，李立进让厂家来看一下。黄某先用体积法检测误差大小，再去表头那里调整参数。黄某调参数时我没在现场，后来我去李立进办公室，黄某改完参数后也去了李立进办公室，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李总，我又帮你们省了几千块”，意思是他调参数没有损坏封条，如果封条损坏，一次检测要花8000多元。黄某接着说电磁流量计确实偏大7%到9%，他调好了，电缆要等厂家订，之后匆匆忙忙走了。后来我跟李某1去调流量计参数时发现黄某把参数调为2.200。
我不清楚电磁流量计的原理，不知道电磁流量计偏大是人为修改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流量计参数偏大，三洲公司的收入就多一点，李立进作为承包者自然赚得也多一点，李克军是李立进的心腹，有利益关联，我和其他员工不会因为三洲公司和李立进赚多了就拿更多工资和奖金。
我自己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2015年8月10日，李立进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到长安派出所录口供，其他几个人也会去，我去后就没再回家。
61.上诉人李克军的供述和辩解，（1）在侦查阶段供认：我于2006年10月到三洲公司工作，2009年开始任检修部部长，负责检修全面工作。
溢流管和鸭嘴阀的情况：2011或2012年，李立进、胡国俊和我在李立进办公室开会，李立进提出污水量有时不足并问我能否打开溢流阀引进东宝河水作为污水处理，我说溢流阀有鸭嘴阀，没办法将河水流进来。李立进就叫我找临时工把鸭嘴阀拆掉，引进河水加大污水量。我就联系李某4帮忙，后来李某4把拆下来的鸭嘴阀拿回三洲公司放在配电房后面空地上。过了约一年，我发现鸭嘴阀还放在配电房后面，就向李立进请示，李立进说扔掉，我就叫李某4把鸭嘴阀扔到东宝河进水口处。把鸭嘴阀拆掉，再把溢流阀打开就能把河水引进三洲公司集水池。
电磁流量计：2009年下半年，我听黄某说电磁流量计给厂里调大了，但当时计量院的人员来校准说电磁流量计是达标的。2010年底，我和胡国俊在计量院过来校准前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发现偏大约7%，之后向李立进汇报是否请富马公司协助校准，李立进提出能不能在不动表的情况下处理好，不要老叫富马的人过来。当时好像是胡国俊提出可以通过回流阀把部分水流走，就不会造成电磁流量计偏大。李立进要我和胡国俊把事情处理好。没多久，计量院的人过来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我和胡国俊陪同对生物池的尺寸、水位的高度进行测量后，计量院的人在监测站查电磁流量计的读数，胡国俊在回流管查看回流的水量，我在中控室听从胡国俊指令对回流阀进行控制。经过我对回流阀的操作，计量院的人员校准出电磁流量计在误差范围之内。之后每年计量院来三洲公司校准时，我和胡国俊都会操作回流阀放水，使电磁流量计的误差值在范围之内。2015年初，厂里有员工找李立进说加工资的事，但双方谈不拢，该员工就威胁要将公司在电磁流量上做手脚的事情揭发出来。2015年3月21日，李立进让胡国俊找计量院和富马公司的人将表调到正常，富马厂来人在我和胡国俊的见证下将表调回正常状态。
三洲公司电磁流量计的误差：计量院过来校准时是根据体积法算出生物池的水量，然后把水排走，通过电磁流量计的读数来计算出误差值。因为电磁流量计一直有约7%的偏大，所以只能通过回流阀把生物池内超出的部分水排走从而达到经过电磁流量计的水量变小，使误差值在范围之内。当时计量院跟我们说过正负3%之内属于正常。从2010年至2014年，我和胡国俊都一起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结果都是7%左右。
操作回流阀：回流阀平时用来回流生物池内的污泥，安装在生物池底部。就是污水在生物池处理好后，本来只能通过连接电磁流量计的管道排到东宝河里，但计量院来校准时我们将部分污水通过生物池里的另一条污泥回流管排出，减少生物池的部分水量，抵消电磁流量计系数偏大的误差。一般我和胡国俊都会在计量院过来校准前两天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并算出误差值，然后根据误差值算出生物池需要偷排的水量。当天由胡国俊查看回流阀读数，我负责控制回流阀开关，一起将需要偷排的水量放走。2015年8月11日环保部门到三洲公司进行检测时我确定没有偷排水，因为没人通知我去操作回流阀。
电磁流量计的密码：我有电磁流量计的密码。我在2009年下半年接手检修部工作时在文书中发现电磁流量计的说明书上写有密码。2012年中控室搞二期建设时我把说明书交给李某1，后来一直没见过了。2015年7月，没人问过我电磁流量计的密码。我没有通过电磁流量计的密码更改参数，不清楚有否其他人篡改了电磁流量计的参数。
公安机关在我办公室电脑旁缴获两本记录本的情况：一本《2009》的记录本是2009年至2011年的工作记录，一本《东莞市天赐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的记录本是2011年以后的工作记录。《2009》记录本上2009年8月19日至2009年8月29日的页码（共3页）上记有一串计算数字，这是2011年9月、10月我和胡国俊一起对回流阀计算出该回流的水量以确保电磁流量计的准确度时的计算内容，计算的方法是先把生物池的水的长、宽、高计算出排掉的水量的体积，然后根据电磁流量计的读数与实际排出的水的体积计算出差额，然后通过回流阀把差额的水量排走，从而计算出回流阀需要开启的时间和大小，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计量院来校准时把准确的差额的水量排走。我们通过自己几年的校准计算出电磁流量计偏大了7％左右。我没有修改过电磁流量计的内置参数。
我不清楚综合楼的用电量是多少，但一期和二期的综合楼用电量没什么变化。董事会成员没有直接管理和指挥过我们的工作，李立进负责所有员工的工作安排。
经辨认照片，李克军指认了三洲公司内的粗格栅、格栅溢流管及闸门，还指认了涉案电磁流量计的数值修改记录。
（2）在审查起诉阶段供认：2013年，李立进和三洲公司董事会签订考核协议后跟公司的人讲过很多次，他说三洲公司日处理量超过18万吨的话，超过部分以0.08元／吨奖励给他本人，这部分奖励全厂员工都有。三洲公司通过出水电磁流量计的在线监控确认读数，然后通过读数向政府领取污水处理费。我不清楚污水处理费如何分配。日处理量多、营利好对我的工资和奖金影响不大。
我不清楚哪些因素可以影响电磁流量计的误差。2009年和2010年计量院来检测时厂家的人都在，2011年我和胡国俊发现误差偏大7%，但不清楚原因。我不清楚出水电磁流量计的32次修改数值记录，我认为是人为调的，因为参数不会无缘无故自己变动。2007年安装时、2009年和2010年计量院和厂家来检测时，厂家的人来调过电磁流量计。2011年流量计的转换器坏了，厂家修好后调了电磁流量计的参数。2014年底有员工威胁李立进说如果不加工资就将公司电磁流量计不准的事情举报出来，2015年李立进就叫胡国俊通知厂家和计量院的人一起过来检测看是否有偏差，2015年3月厂家的人过来调了电磁流量计，说调回正常误差范围内，当时没有把计量院的标签撕烂，所以我猜想李立进和胡国俊没有通知计量院的人过来，因为每次请计量院的人来检测要给几千元。
我不清楚出水电磁流量计几次调的参数是多少，因为我没有参与。平时电磁流量计的看管和抄表是运营部负责。
2015年1月，出水电磁流量计的传输电缆被挖断了，表有点不准。胡国俊咨询过厂家，好像是没货还是预订很难，最终没有买电缆，又接上去，然后流量计继续用。
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读数误差偏大对三洲公司肯定有好处，公司向政府申报的污水处理量变大，获取的污水处理费就多，但对我个人没有影响。
2015年8月11日和12日环保部等相关人员到三洲公司对电磁流量计检测时我没有通过污泥回流阀偷排水影响检测结果。
62.上诉人李立进的供述和辩解，（1）在侦查阶段供认和辩解：我于2004年到三洲公司工作。三洲公司有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市华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绿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三个法人股东，分别占股38.5%、37.5%、24%，法人代表是陶某，一年到公司两三次，我每月回上海向陶汇报一次。我是三洲公司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执行董事会决议，主管财会行政部、运营部和检修部三个部门。
三洲公司污水处理的情况：公司项目设计容量每天处理污水计15万吨，但市政府允许可以处理19.5万吨，实际情况是每天处理约18万吨，按流量计计算，每处理1吨污水政府给0.83元。日处理量与雨量和人口数量有关，一年当中会有不能达到18万吨的情况，一般是当年12月至次年3月。处理的是城市生活污水，有时也有工厂偷排的污水，东宝河河水不属于公司的业务处理范围，公司没有引用东宝河河水进行处理。2015年10月26日、27日，我接到水务局人员的电话说有人举报三洲公司引进东宝河水，他们到三洲公司了解管网情况，当时我叫水务局的人员去三洲公司找黄总和李克军了解。2015年6月，我听毛某说有人开了那个闸门（即溢流管，一头连接进水池，一头连接东宝河），我问胡国俊是不是有这个情况，胡国俊说东宝河水很难处理，没必要引进。
溢流管：溢流管在粗格栅前的进水池旁，是一个红色的转盘式阀门，作用是当三洲公司的污水处理不过来，可以通过溢流管排出去东宝河。溢流管在东宝河一边有一个单向阀门，只能把水排出去东宝河，不能把东宝河水流进公司。因为溢流管是单向设计的，当时毛某跟我说有人打开闸门时，可能是溢流管的单向阀坏了，我认为是毛某故意向我告胡国俊的状，因为毛某与胡国俊关系不好。我当时没叫人维修，因为胡国俊说不能要这个河水，所以我没有通知水务部门去维修。三洲公司的人员没有拆除溢流管的单向阀门，我没有为了提高三洲公司的污水处理量叫相关人员打开溢流管引进河水进行处理。只有在单向阀损坏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溢流管引进东宝河河水，溢流管的单向阀应该有损坏。2009年，我在配电房后面看到一个单向阀，当时我问李克军是什么东西，李说是政府的施工队验收临时放的，我就叫李克军把单向阀交回给他们，李克军答应了，过了几天我就没看到这个单向阀了。
与三洲公司的协议情况：2013年，我与陶某签订了年度考核协议书，2014年又与陶某签订了三年的协议书。协议内容是：三洲公司日处理量要达到18万吨以上，超出部分董事会按每吨0.18元返回给我分配给工人，处理量没达到18万吨也不扣我的钱。如果年度内没有受环保部门处罚就有5万元奖励给我发给员工，还有设备费、药费、员工生活费等项目。我没有要求下属把污水日处理量做到18万吨以上，当时我跟胡国俊和李克军说过污水日处理量达到18万吨以上的就按超出部分每吨0.08元发给员工作为奖励。
电磁流量计的情况：流量计是市环保局指定品牌，三洲公司出钱购买，厂家安装，由第三方聚光公司负责维护，于2008年上半年安装，2011年更换过显示器，有设置密码，三洲公司调动不了流量计的参数，我也没有指示下属篡改过出水流量计（的参数）。平时计量院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校准时，一般是胡国俊和李克军接待，我在校准过程中没有通过手段影响校准结果。
回流阀：回流阀是生物池里有污泥时通过回流阀把污泥排到污泥池里的一个管道，我没有操作过回流阀影响电磁流量计。胡国俊和李克军没有向我提出回流阀排走部分水影响计量院的校准结果。
在线监控数据问题：三洲公司污水处理的在线监控数据通过光纤传送到市环保局，数据传送由聚光公司管理。省环保厅对三洲公司进行检查后发现在线监控仪器的进水口有三条管道可以进水，一条是污水管，另两条是自来水管，我向聚光公司了解到自来水管是用来反冲洗和吸流泵引流用的。我没有指示下属通过控制在线监控仪器进水的三条管道的阀门来用自来水稀释污水后进入仪器分析检测。聚光公司是东莞市环保局与市财政局联合招标决定的，然后由三洲公司与聚光公司签订合同，由聚光公司管理（电磁流量计、在线监控设备），三洲公司付钱给聚光公司。聚光公司从2015年1月开始管理三洲公司的在线设备，此前由长城环保公司管理。
李克军、胡国俊的情况：胡国俊是三洲公司运营部部长，李克军是检修部部长。我没有指使他们违规操作三洲公司的相关设备。
我持有三洲公司的股份：2014年3月，我与华夏公司股东袁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我用800多万元购买袁某持有的华夏公司间接持有的三洲公司约7.8%的股份，当时给了袁700万元，还有100万元左右没有给。
到案经过：2015年11月9日12时许，我接到上海公安机关的电话，对方叫我到公司门口的小店等他，之后我去到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48号一个饭店门口时被上海市凉城新村派出所民警抓获。同年11月13日13时许，我被长安派出所民警从上海带到长安接受审查。
经辨认照片，李立进指认了三洲公司的粗格栅、粗格栅前溢流管控制阀门、溢流管。
（2）在审查起诉阶段供认并辩解：三洲公司日处理量多、营利好对我们的底薪没有影响，但对奖金有影响。日处理量达到18万吨以上，我的年终奖金有25多万元，胡国俊有8、9万元，李克军有7万多元，普通员工有1－2万元，而年终奖金的多少跟平时的工作量有关系。如果增大日处理量，对三洲公司肯定有好处，日处理量越大，从政府获得的污水处理费就越多，三洲公司的赢利和员工奖金就越多。
2009年至2012年，我们只有工资，没有奖金。2013年开始，公司按0.83元／吨收取政府污水处理费后按0.18元／吨的价格给我分配的钱，我除去药剂费、设备维修费等费用后将剩余的钱分配给员工作奖金，我和员工的奖金只占公司污水处理费非常小的比例。2013年至2014年我和员工的奖金大概有113万元。
三洲公司处理污水的过程就是生活污水从市政管网进来，到粗格栅，经过一系列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到生物池，再排到东宝河里。生活污水从市政管网进来时通过一个进水的电磁流量计读数，但因为进水口流量没有相关部门要求检测和监测，所以没有在线监控，而出水的电磁流量计因为跟三洲公司的污水处理量有关，所以出水口的电磁流量计有在线监控，将数据上传到东莞水务局和环保局。进水电磁流量计在2012年安装。进水量应该比出水量要大一点，我不太清楚有没有出现过进水读数比出水读数小或大很多的情况。进水和出水的电磁流量计读数与实际水量是否有区别，要看表的读数准不准，我不知准不准。平时电磁流量计由胡国俊负责抄读数，李克军负责看管。我不知有没有人调过流量计，我认为李克军、胡国俊不具备调表的权限和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32次修改记录。
2015年3月6日左右，胡国俊说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表有点跳（瞬时流量数字不稳定），我说赶紧叫厂家过来检查。3月23日左右，一名黄姓男子（黄某刚）过来修，李克军和胡国俊陪。后来胡国俊汇报说修好了，之前坏是因为有根电缆受潮，我说最好把电缆换掉，胡国俊说要预订。我还跟胡国俊说叫计量局的人过来看看，见证我公司修电磁流量计的过程或报备一下，胡国俊说他问一下，事后他说计量局的人最近很忙，赶不过来。
东莞计量院每年到三洲公司校准一次电磁流量计，每次都由李克军和胡国俊接待，没有出现过校准不通过的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偷排水的方式影响校准结果。2015年8月11日和12日，环保部等相关人员到三洲公司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时，我没有通过污泥阀偷排水的方式影响检测结果。
我认为李克军和胡国俊指证我参与作案是想推卸责任，我没在案发后叫胡国俊去公安机关承担责任。
针对上诉单位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事实和证据的问题
（一）关于中地泓科公司出具的污水处理量评估报告的证据种类及证据资格问题。经查，在证据种类方面，中地泓科公司关于三洲公司污水处理量的评估报告是该公司在本案案发后组织相关专家针对三洲公司实际污水处理量进行检验后出具的证据材料，虽然具有书面表达形式并系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本案事实，但其实质上是相关专家针对专门性问题发表的科学意见和作出的主观判断，具有言词证据的性质，与属于实物证据的书证明显不同。因此，三洲公司、李立进、李克军及相关辩护人辩称中地泓科公司的评估报告属于检验报告而不是原判认定的书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在证据资格方面，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因此，在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对三洲公司的污水处理量作出鉴定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根据环保部门的推荐聘请具有环境保护和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的中地泓科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检验具有法律依据，中地泓科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具有合法性，具备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能力。其次，中地泓科公司接受聘请后，在现场调查和调取大量涉案资料的基础上，多次组织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系统分析论证，根据案件情况使用多种评估方式对三洲公司的实际污水处理量进行测算，并在尽可能有利于被告人的考量下出具了相关的评估报告，其评估结果与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在经验上和逻辑上对相关事实具有证明力，具备真实性和关联性。因此，三洲公司、李立进、李克军及相关辩护人辩称中地泓科公司的水量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中地泓科公司的水量评估报告具备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资格理由成立，应予采纳。
（二）关于三洲公司合同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经查，中地泓科公司在一审期间出具《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2010-2015年污水处理水量分析报告》，认定三洲公司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日、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6月30日申报水量计304392726吨，核算水量计273615017吨，申报水量比核算水量多30777709吨。原公诉机关据以指控三洲公司骗取政府污水处理服务费计25545498．47元（30777709吨×0．83元／吨），原判经审查后采信认定为三洲公司实施涉案合同诈骗行为的犯罪数额。二审期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调取并当庭出示了中地泓科公司重新出具的《根据吨污水综合电耗方式估算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实际污水处理量技术咨询报告》，该报告调整认定三洲公司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日、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6月30日申报水量计304392726吨，估算水量计275843868吨，申报水量比估算水量多28548858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根据中地泓科公司重新出具的评估报告计算认定三洲公司涉案合同诈骗行为的犯罪数额并在计算时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从中扣减电磁流量计使用当中3％的合理误差，即认定三洲公司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日、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6月30日申报水量计295260944．22吨，估算水量计275843868吨，申报水量比估算水量多（即虚增水量）计19417076．22吨，骗取政府污水处理服务费计16116173．2626元。从本案证据和查明事实看，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调整认定三洲公司合同诈骗犯罪数额的意见理由充分，计算准确，应予采纳；三洲公司及其辩护人辩称应按各被告人的供述计算认定三洲公司的虚增污水量、李立进及其辩护人辩称三洲公司没有骗取污水处理服务费均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三）关于李立进有否实施涉案合同诈骗行为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李立进安排李克军、胡国俊等相关人员隐瞒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误差、拆除泄洪管道内的鸭嘴阀门引入东宝河水及篡改该流量计系数，以虚报污水处理量的方式骗取政府污水处理服务费。第一、李立进有否指使李克军、胡国俊等人员偷排生物池部分水量以影响东莞计量院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校准结果、隐瞒电磁流量计误差的问题。从在案证据看，李克军供认他与胡国俊在2010年底检测发现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偏大7％后向李立进汇报，李立进要求他们在东莞计量院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进行年度校准时排走生物池部分水量以隐瞒电磁流量计误差偏大的事实，他们随后在东莞计量院到三洲公司校准出水口电磁流量计时合作偷排生物池部分水量并促使电磁流量计的校准误差值保持在允许范围之内，之后每年均配合实施相同行为并影响了东莞计量院的校准结果；李克军还辨认确认他在封面标有“2009”字样的记录本中的三页纸上记录的一串计算数字是他和胡国俊在2011年9、10月一起计算应该回流（排走）的水量的内容。胡国俊亦稳定供认李立进于2010年下半年组织他和李克军检测发现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偏大11％后同意李克军提出的通过偷排生物池部分水量以影响计量院检测结果的提议，之后在东莞计量院每年到三洲公司校准出水口电磁流量计时他和李克军均配合偷排生物池部分水量并成功隐瞒了相关事实。证人李某1指证李克军和胡国俊每年在东莞计量院到三洲公司校准出水口电磁流量计前都会对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并在计量人员检测时偷开回流阀排走生物池部分水量，且他曾于2011年计量院人员到三洲公司校准电磁流量计前几天看到李克军和胡国俊在回流阀旁边计算水量。证人李某2证实他平时发现生物池污水量应该是5000多立方米，但电磁流量计的读数是差不多6000立方米。并且，侦查机关案发后所做侦查实验证实从排泥阀排走（生物池）部分水量会造成电磁流量计的示值误差偏小，可以通过控制排泥阀影响对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结果。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李立进实施了指使李克军、胡国俊偷排生物池部分水量以隐瞒电磁流量计误差值偏大的行为。第二、李立进有否指使李克军、胡国俊等人拆除泄洪管内鸭嘴阀引入东宝河水当作市政污水处理的问题。从在案证据看，李克军归案后多次供认李立进在2011或2012年开会时叫他找临时工拆掉鸭嘴阀引进东宝河水加大污水量，他随后找李某4帮忙拆掉鸭嘴阀且随后按李立进指使将鸭嘴阀扔掉；拆掉鸭嘴阀后打开溢流阀就能将东宝河水引进集水池。胡国俊供认鸭嘴阀在2012年前就被三洲厂员工拆掉且之后被李立进安排李克军带李某4等人扔到东宝河边，他在2012年某天看见刘某1打开泄洪阀引进东宝河水时上前阻止，但几天后李立进开会要求在污水不足时引进东宝河水增加产量，他化验河水后同意并安排员工引进河水。证人李某4证实李克军于2011年左右让他找人拆掉鸭嘴阀并让他将鸭嘴阀扔到泄洪管出口附近，他认为拆掉鸭嘴阀是为了引进东宝河水提高污水处理量。证人蒋某证实李某4于2011年带他及几个老乡去拆鸭嘴阀但当天没能拆掉。证人刘某1证实他在2012年6、7月发现东宝河水从溢流阀流进进水池，李立进听他报告后说漏水就漏水，处理不了就算了，之后他听检修部同事说溢流管内的鸭嘴阀在2012年被李克军安排李某4带人拆掉并看到被拆的鸭嘴阀放在配电房旁的草地上；平时他看到韦某1、韦某2、王某1、李某3等8个员工在污水不足时打开溢流阀引进东宝河水。证人向某证实胡国俊于2014年4月要求他在市政污水不足时打开泄洪阀引进东宝河水以保持污水处理量。证人申某证实三洲公司在污水量不足时会引进东宝河水做净化处理，班长许某交代他这样做并说是胡国俊交代的。证人李某3证实胡国俊于2014年初要求他们在凌晨打开溢流阀引进东宝河水、白天关闭溢流阀以防有人检查、晚上看当日污水处理量是否达到19万吨选择性打开溢流阀；操作溢流阀是运营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证人王某1证实三洲公司因生活污水量不够而在2012年底二期工程完工后经常打开溢流阀引进东宝河水，李立进曾在2015年9月走进中控室问他“那个阀门没有打开啊？”。证人韦某2证实三洲公司二期工程运营后干旱期污水量不够生产，胡国俊在2013年初要求他打开溢流阀引进东宝河水作生活污水处理并说李立进要求尽量提高产量，他与许某等人因公司奖金减少找李立进抗议时有人声称不发奖金就按正常水量处理污水，李立进便答应会给奖金。证人韦某1证实胡国俊从2013年开始交代他和许某、李某3、韦某2四个班长如果污水不够就打开阀门引进东宝河水，他和许某、李某3、韦某2等人找李立进交涉2014年年终奖时提出如果不提高奖金额就不再引进东宝河水，李立进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证人文某证实胡国俊在2013年初要求运营部员工在污水达不到最高日产量时打开水闸引进东宝河水。证人李某1证实他在2011年10月、11月看见溢流阀的鸭嘴阀被人拆掉放在配电房后面，在2012年底经常看到运营部员工打开溢流阀引进东宝河水充当污水处理。并且，侦查机关在案发后所做侦查实验证实打开三洲公司泄洪阀后确实有东宝河水通过管道进入三洲公司进水池。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李立进安排李克军、胡国俊等相关人员拆除三洲公司泄洪管内的鸭嘴阀并引入东宝河水当作市政污水进行处理的事实。第三、李立进有否安排李克军、胡国俊等人修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系数以虚增污水处理量的问题。从在案证据看，一方面，根据侦查机关案发后拍摄的现场照片、制作的录像资料及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修改数值记录表、侦查实验笔录，富马公司提供的涉案电磁流量计使用说明及转换器数据修改记录，以及证人黄某、郑某、谢某等人的证言，上诉人李立进、李克军及原审被告人胡国俊的供述等证据，可以证实三洲公司出水口电磁流量计显示器显示的污水处理数据系在线监控且实时上传到相关政府部门信息平台，该流量计的传感器系数调高时显示器显示（上传）的（污水处理）数值随之增加、调低时随之减少，该流量计传感器系数存在多次人为修改设置的记录且其中多数系数数值高于三洲公司2011年更换该流量计显示器和2015年3月21日该流量计信号传输线断开重接时厂家工作人员设置的系数数值。另一方面，上诉人胡国俊供称李立进在2012年上半年开会时有时会问电磁流量计大多少且李克军会回答偏大5-8％，2015年7月下旬李立进因污水处理量小要求他想办法，他按李克军指点找李某1并根据李某1提供的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系数修改密码和方法后调高了流量计系数；上诉人李克军否认他知道或参与修改出水口流量计传感器系数但供称他从2010年底起知道流量计系数偏大且李立进在2015年3月21日让他和胡国俊找富马公司工作人员将流量计系数调回正常状态；证人李某1供认李克军于2013年6月将修改电磁流量计系数的密码提供给他且他在2015年7月将修改密码和方法提供给胡国俊并由胡国俊调高了流量计系数数值。因此，结合李立进一直否认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指使李克军等员工拆掉鸭嘴阀以偷引东宝河水、偷排生物池水以影响校准结果，以及调高流量计系数以虚增污水处理量的直接受益者是三洲公司等情况，可以认定李立进指使胡国俊等员工修改调高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系数、虚增污水处理量的事实。综上，李立进及其辩护人辩称李立进没有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立进实施了原判认定的涉案合同诈骗行为、李克军上诉辩称三洲公司拆除鸭嘴阀不是为了引进东宝河水且实际上没有引进东宝河水、李克军的辩护人辩称李克军没有参与三洲公司骗取污水处理费的涉案行为理由不成立，均不予采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李立进实施涉案合同诈骗行为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四）关于是否采信新证据的问题。经查，李立进的辩护人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在二审庭审中均提交、出示了多份新证据。第一、在李立进辩护人提交、出示的新证据中，证人黄志军的证言与侦查机关调取的证人李某1的证言及《三洲公司运营值班记录》虽然内容重复，但基本一致，可以采信；证人陈某、陶某、莫某的证言主要证明三洲公司发给李立进的120多万元水量超产奖中包括三洲公司发给李立进的二期工程建设奖50万元，相关证言与本案事实及三洲公司、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的定罪量刑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相关照片证明了三洲公司综合楼电表及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的周围情况，但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辩护人王兴华在向证人李志得了解使用超声波计量法和容积法进行检测的相关情况时没有告知将对谈话内容录音，没有征得李志得的同意，事后记录的谈话整理稿没有经李志得签名确认，且李志得的谈话内容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或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该谈话整理稿缺乏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采信。第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交、出示的新证据均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予以采纳。
二、关于三洲公司及李立进的定罪问题
经查，现有证据证实三洲公司的管理层架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李立进在三洲公司成立后一直负责全面工作，2009年5月正式担任三洲公司总经理后继续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工作，期间李立进为了保证三洲公司的经营效益，获取非法利润，以三洲公司的名义决定并组织、指使李克军、胡国俊等三洲公司员工刻意隐瞒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计量数值大于实际污水处理量的事实，在东莞计量院对出水口电磁流量计进行年度校准时偷排生物池部分水量掩盖电磁流量计表显数值偏大的真相，在市政污水不足时引入东宝河水当作市政污水进行处理，甚至人为调高出水口电磁流量计系数数值以虚增污水处理量，多年累计骗取东莞市政府按合同支付的污水处理服务费达16116173．2626元。在此过程中，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均以三洲公司的名义、在各自任职的权责范围内实施涉案行为，所骗取的污水处理服务费亦均归三洲公司所有。因此，原判认定三洲公司成立单位犯罪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三洲公司、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的刑事责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洲公司及其辩护人辩称三洲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李立进及其辩护人辩称李立进无罪均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定罪准确理由成立，应予采纳。
三、关于量刑问题
经查，根据证据的变化情况及查明的事实，认定三洲公司骗取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数额相比原判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建议对三洲公司及相关被告人的刑罚予以调整理由合适，应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单位三洲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与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通过虚增市政污水处理量或引进河水冒充市政污水进行处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上诉人李立进是三洲公司总经理和涉案合同诈骗犯罪的决定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对三洲公司合同诈骗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上诉人李克军和原审被告人胡国俊是三洲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和涉案合同诈骗犯罪的积极参与者，是对三洲公司合同诈骗犯罪直接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在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实施的共同犯罪中，李立进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李克军、胡国俊各起次要作用，均是从犯，依法均应减轻处罚。胡国俊在接到侦查机关通知后能自动归案，虽在开始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未如实供述，不具备自首情节，但随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未再翻供否认，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从轻处罚。李克军归案后基本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亦可从轻处罚。李立进归案后一直拒不认罪，认罪态度差，应酌情从重处罚。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因二审期间事实和证据情况发生变化等原因，应在进一步查清事实后对三洲公司、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的量刑及责令三洲公司退赔的财产数额和对象予以调整。三洲公司及其辩护人请求不认定三洲公司成立单位犯罪、李立进及其辩护人请求改判李立进无罪理由不足，均不予采纳；李克军及其辩护人请求对李克军从轻处罚、胡国俊的辩护人请求对胡国俊的量刑予以调整理由成立，均予以采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建议依法改判理由成立，应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9刑初287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中对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的定罪部分；
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9刑初287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中对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李立进、李克军、胡国俊的量刑部分及第（五）项；
三、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
（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立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2026年11月8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
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克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4日起至2020年5月3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
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国俊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10月23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
七、责令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向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退赔人民币16116173．26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王晓文
审判员梁美
审判员黄玉良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谢瑞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六条【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扰乱市场秩序罪的处罚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