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6）京0101刑初809号

案件类型：刑事案件（刑事一审）
案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当事人：邹
指控罪名：合同诈骗罪
关键词：传销、犯罪中止、偶犯、罚金
涉及法律概念：情节严重（是否适用：Yes）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东检公诉刑诉［2016］8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磊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11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杰、代理检察员晁晓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磊及辩护人张晓宾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9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王磊以“资本运作”、“商务商会运作”等为名，伙同他人，在本市东城区等地开展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取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截至案发前，被告人王磊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到120人以上并且形成三个以上层级。
被告人王磊于2016年3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阎村派出所民警抓获。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到案经过，证人证言，辨认笔录，银行对账单等书证，被告人王磊的供述及户籍材料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王磊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和事实不持异议，亦无辩解。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王磊系被骗参与传销组织，并非传销组织的策划人、发起人；被告人王磊主观恶性小，系初犯、偶犯，积极预缴罚金、认罪态度较好；被告人王磊在被抓捕前已脱离传销组织，属犯罪中止；被告人王磊家庭生活困难。建议本院对被告人王磊从轻、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09年，被告人王磊加入了以“资本运作”、“商务商会运作”等为名的传销组织，并逐渐成为该传销组织的管理人员。至2015年5月该传销组织被破获前，被告人王磊伙同邹某、龚某、袁某1等人，在本市东城区等地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到120人以上并且形成三个以上层级。被告人王磊于2016年3月28日被抓获。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
1.被告人王磊的供述证实，其于2009年经人介绍加入了名为“资本运作”的传销组织，并于2012年成为“支点”从原传销体系中分离。其发展的直接下线是咸某和段某1，咸某和段某1又分别发展了袁某1、邹某、马某1等人。于某的下线也由其管理。
2.证人邹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其与袁某1一起被同学咸某以考察餐饮项目为名叫到山西太原，有人向其介绍了“资本运作”的模式，具体就是投资6.98万元后成为三星会员，组织返回1.9万元，之后逐级发展下线获得提成，星级越高提成越高。其考虑了一段时间后与袁某1均同意加入，当时是王磊带其交钱。2013年，该组织改名叫“商会商务运作”。王磊于2012年成为组织的“支点”，“支点”就是组织的负责人。其、袁某1、龚某等人是组织的“大四”，“大四”负责协助“支点”进行工作，传递组织的消息等。其发展的直接下线是龚某、梁某、高某。组织于2009年起先后在山西太原、河南郑州、辽宁沈阳、山东济南、河北唐山等地进行活动。组织到唐山以后修改规则为一人返本。其被抓当天起获的5.03万元是新人要入会的费用。
辨认笔录证实，邹某辨认出王磊等部分涉案人员。
3.证人龚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底邹某说有个赚钱的事，并带其去了山西太原，有人给其讲解了如何通过资金孵化挣钱，就是投资6.98万元购买份额成为三星会员，通过发展下线分得返利，星级越高的提成越高。后其交了会费成为三星会员，之后其发展了直接下线李某1和何某。组织由“支点”总负责并且算账，“大四”负责发展新人时收钱并交给“支点”，“支点”算账后把向下返利的钱交给“大四”，由“大四”逐级返利。其加入的时候，王磊还不是“支点”，组织搬到沈阳的时候听说王磊成为“支点”，其与邹某、袁某1等人是组织的“大四”。组织于2009年至2013年先后在山西太原、河南郑州、辽宁沈阳、山东济南进行活动。2014年组织搬到河北唐山后改变了制度，加入组织后发展1名会员即可回本。
辨认笔录证实，龚某辨认出王磊等部分涉案人员。
4.证人袁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4月与邹某一起被高中同学咸某以考察餐饮项目为名叫到山西太原，后其于2009年6月与邹某一同加入这个“资本运作”的组织，该组织后来改名为“商会商务运作”。该组织运作的方式就是新加入者投资6.98万元后成为三星会员，之后逐级发展下线获得提成，星级越高提成越高。其只有邹某一个直接下线。其上线是咸某，咸某的上线是王磊，王磊大概是在组织搬到济南的时候成为组织的负责人即“支点”。其于2014年成为组织的“大四”，“大四”是“支点”王磊选派的中层管理者，负责收钱和发放提成，传递组织的消息等。其成为“大四”后，有时候去唐山帮王磊收取新会员的会费，因为组织规定，收钱时必须有三个“大四”同时在场。“大四”还有邹某、龚某等人。组织于2009年以来先后在山西太原、河南郑州、辽宁沈阳、山东济南、河北唐山进行活动。
5.证人马某1的证言证实，其经朱某介绍，加入“商会商务运作”，当时是在郑州将会费交给了段某1。朱某的上线是段某1，段某1的上线是王磊。其加入的时候，王磊是该传销组织的“大家长”，后王磊在郑州、沈阳时成为组织的“大四”、“支点”，“支点”就是组织的决策者。组织搬到唐山时候改成一人回本就是王磊决定的。组织的“大四”有其和邹某、袁某1、龚某等人。其发展的直接下线是史某和张某1。
辨认笔录证实，马某1辨认出王磊等部分涉案人员。
6.证人高某、李某2、张某2、张某3、范某、张某4、彭某1、徐某、张某5、梁某、张某6、李某3、张某7、陈某1、孙某1、闫某、赵某1、曹某、夏某、何某、齐某、宋某、李某4、陈某2、董某1、张某8、许某1、许某2、王磊、陈某3、彭某2、丁某、金某、李某1、程某、张某9、王某1、李某5、张某10、陈某4、王某2、姚某、王某3、田某、李某6、任某、赵某2、焦某、崔某、张某11、蒋某、梅某、董某2、芦某、刘某1、冯某1、张某12、邱某、包某、杨某、李某7、张某13、张某14、汪某、宗某、李某8、孙某2、冯某2、段某2、李某9、陈某5、张某15、吴某、王某4、胡某、尚某1、王某5、尚某2、石某、王某6、翟某、李某10、陈某6、隗某、李某11、赵某3、李某12、王某7、彭某3、王某8、周某、刘某2、白某1、刘某3、马某2、张某16、李某13、宁某、白某2、张某1、霍某、宛某、史某、秦某、段某3、王某9、袁某2、郭某等人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5年5月间，上述人员先后经亲戚、同学、朋友介绍，先期缴纳数额不等的会费，加入名为“资本运作”、“商务商会运作”的组织，并按照顺序组成层级，从发展下线会员时组织所收取的会费中，按照岗位获取返利。
张某14、梁某、汪某、杨某等人所作辨认笔录证实，辨认出王磊等部分涉案人员的情况。
7.邹某、龚某、李某7、金某、张某14、汪某、宗某、李某8、石某、崔某、邱某、杨某、芦某、冯某1、陈某4、田某、张某3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本案部分涉案资金流转的情况。
8.部分涉案人员提供的传销问答材料证实，该传销组织引诱成员加入的情况。
9.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王磊到案的情况。
10.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王磊的身份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磊无视国法，加入传销组织后，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伙同他人积极发展下线，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从中获取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应依法予以惩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清楚，举证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王磊属犯罪中止、偶犯，可减轻处罚的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王磊自2009年加入传销组织直到该组织于2015年5月被公安机关破获期间，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已达到120人以上并且形成多个层级，故本院对辩护人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磊主观恶性小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磊明知传销活动违反法律规定，仍积极参与，且从事传销活动持续数年，所发展的直接、间接下线人数众多，严重扰乱了经济管理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故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王磊家庭生活困难，有2个幼儿需要抚养的意见，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理由，本院已予注意。鉴于被告人王磊并非该传销网络建立前的策划者、发起人，系初犯，在本院审理期间积极预缴罚金、认罪悔罪，本院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磊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3月28日起至2021年3月27日止，罚金已缴纳人民币三万元，其余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马晓宇
代理审判员杨蜜
人民陪审员刘深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张若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