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评价

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争议极大，褒贬不一。
自我评价.
文革初期，林彪、陈伯达和康生提出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作为毛泽东的称号，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也采用了“四个伟大”的口号，但毛泽东本人并不接受，曾在文件和新闻稿中删去“四个伟大”，并多次表达对此口号的厌恶之情，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会谈时称“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后和1973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政治局委员说，他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评价.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执政集体在革命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有效实践，是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其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的指南方针，将其本人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也是同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政军界人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抗日战争）、冷战时期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
1981年，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与先前的一段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认为其对党、人民、军队、国家、世界等都作出了贡献。2013年，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202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对其评价增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其它评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主编逄先知、金冲及认为：
犁、耙、栽、割，全套农活，毛泽东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疾苦也体会很深。父亲期望毛泽东将来成为生财有道之精明人，一旦发现毛泽东行为不合自己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最初反抗心理。母亲平时虔诚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信念灌输给孩子；当时毛泽东未必懂得多少佛教道理，但母亲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分析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确有其不同流浴之处，也许是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重要契机。
毛泽东最富特色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之重要，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之动力和目标；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中国有影响之农民运动权威。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朱德率领之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之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有2,000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大大增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力。毛泽东和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结果使井冈山斗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都是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之新起点。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解决枝节，而力求从本原探索。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周密调查实际事实，坚持从时地情况充分考虑客观事物各方面复杂因素和变动，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办法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之第二手材料，轻率决定政策；科学工作方法贯穿中国革命全过程，在实践中发展心，教育全党和人民；是中国革命能取胜之极重要原因；离此则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
面对复杂局势，毛泽东态度始终保持著沉著冷静总揽全局考虑和部署。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之本事。太原失守后几个月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消灭大量日军，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在山西战略目标，奠定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之估计上面，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毛泽东付出超乎常人之艰辛劳动，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丰富之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之问题。毛泽东之讲话有很强之感染力。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之工作。
毛泽东重视并采纳党外人士建议，充分展示宽阔胸怀和谦虚风格。在民族团结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之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之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而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真正主人，是翻天覆地之大事变，中国各族人民铭记在心。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之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国际共运领袖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在坚持原则之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之妥协和让步。当时连西方国家舆论也承认，签订中苏条约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重要事件，是苏联和中国重大外交胜利。毛泽东把注意重点逐渐移到经济，关心国民经济能否迅速恢复发展，能否尽快渡过严重经济困难。1950年7月，毛泽东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是具有远见卓识之战略决策。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之口号。批判电影《武训传》，毛泽东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也片面、粗暴和政治上纲过高，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方法，在思想文化界用政治批判学术争论之不好先例。思想改造运动出现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一些知识分子，发生过错误用教条主义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称：「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毛泽东本人始终生活简朴，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争取一个和平之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之经济建设创造有利之外部条件。
1954年7月7日和7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两次讲话，表明毛泽东发展和完善中国之国际战略及独立自主之和平外交政策，有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有具体可行之措施和步骤。
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毛泽东之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转移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一文，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毛泽东多年来抓住不放反对党内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毛泽东集中批评脱离实际和群众之思想作风；此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后，于1957年春提出全党整风之初衷。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之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之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之斗争；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但是，如何正确领导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之形势、对整个阶级斗争之形势作过分严重之估计；反右派斗争之严重扩大化，就是在此情况下发展起来。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之后果；大批正直之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之缺点错误提出尖锐之批评，甚至只是对党之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批判，并作为根据划为右派分子；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之政治局面之主观愿望相反，严重消极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极大妨碍党之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之贯彻；教训令人痛心。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之思想也急剧向「左」发展。
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之提高，毛泽东强烈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之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处境；访苏更加激发毛泽东只争朝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之决心。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之决策，无疑是正确；但它是在不断革命之思想指导下提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基本观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社会主义之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著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之新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那样。《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之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之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之情况下确定，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大跃进」，这是在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之口号激励下，在过高过急之任务压力下，逐步发动起来；为实现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之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之积累等，助长工作中之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之滋长；《六十条》有许多规定是正确，有理论意义和长远指导作用；正碓、包含著真理之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之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在建设速度；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之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直接导致「大跃进」开始发动。毛泽东一贯做法，当认为党内出现重大错误或偏差时，大声疾呼；待犯错者作自我批评后，毛泽东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在以后党内生活中，类似情况出现过多次；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之历史进程产生严重消极影响。成都会议毛泽东之批评，提出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结合独创，但由于指导思想上之「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合理之规章制度当作迷信废除，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之规定，破坏正常经济秩序。毛泽东之话传达下去，使得整风运动增加「左」之做法，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曾产生过消极影响。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之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时，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之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甚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创立者，调查研究之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毛泽东背离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之政策，片面夸大主观动性和人之意志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情况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调查研究大多是走马观花式之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之汇报中得到很多不真实和虚假，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多么危险，是严重教训；在「大跃进」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20年之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来。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之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过分自信，由于听到赞扬越来越多，毛泽东就逐渐难以听不同意见，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导致毛泽东轻率发动「大跃进」，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之经验教训。当时杜勒斯一再散布「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告诫台湾不要跟美国人跑到底，不要相信美国人不会抛弃他们。逢单日炮击使金门成为美国之绞索；也使蒋介石有充分理由拒绝从金门、马祖等外岛撤军，以利于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边缘政策。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之「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之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毛泽东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之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问题。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做大量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主张，包括纠正自己曾经认可之看法。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之全局形势估计为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此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之初始。毛泽东把党内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大概在党的历史是第一次；把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之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之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运动破坏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历史背景下，发生「左」之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极端；但无论如何，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重大贡献。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之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也没有经受住实践检验，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价值规律。〈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生命力。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实行之一个重要国际战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实事求是之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不符合实情之报告，因而对高指标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实际可能，搞背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
在毛泽东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总想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之发展；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之发展。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同志之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甚至是颠倒，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分岐，错误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或叫做「修正主义」批判；不可能做到正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分岐，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上之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之斗争看，是带有规律之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小说《刘志丹》也确有缺点或错误；但是毛泽东把上述论断用到当时文艺界，用到习仲勋等人身上，则是用错；而且给中国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损害，导致后来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严重后果。对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是一种进步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之直接导火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之根源。苏联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之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种种压力，没有跟著赫鲁晓夫等人之指挥捧转，保持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之地位。
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性质、基层干部状况之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之直接原因之一。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毛泽东很重视和喜欢自然科学，更重视和喜欢社会科学。以后文化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毛泽东之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此，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之发动。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之估计，严重混淆是非、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之建设社会主义之主张一直受到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社会上原有之错综复杂之矛盾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集中大爆发，所造成之恶果远超毛泽东原来之预料，反映出他想法严重脱离实际。「全面阶级斗争」即将来临，重大决断只是由毛泽东个人来决定和宣布。毛泽东决定对「王、关、戚事件」采取隔离审查之断然措施，沉重打击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对遏制局势恶化产生积极影响。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之民族自尊和自信。「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之震动和打击极大，是「文化大革命」之重要转折，宣告「文化大革命」之理论和实践之失败；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沉重打击，毛泽东之健康迅速恶化。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赢得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钦佩和赞誉。1972年尼克逊访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引起后来《中日联合声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但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之指导思想，以后几年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之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对「文化大革命」翻案。毛泽东谈话主题仍是「斗争」，使毛泽东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给「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对后来党顺利粉碎「四人帮」极为重要。《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之多次谈话，继续从错误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等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不属于阶级斗争之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又沿用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之意见，多少反映出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之复杂心态；毛泽东还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加以保护邓，以免遭受不测。中国各族人民沿著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之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毛泽东先后以不同理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先后使社会形势陷入乱局，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具体表现为：
这些运动产生的消极后果均重创了彼时国力尚有限的中国正常的发展和建设。也因此国际历史学界在研究讨论此段历史时多对其具有争议或批评意见，包括中国官方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时亦承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相关决策上犯有错误评估形势时局的历史错误。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称毛泽东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980年3月，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反右运动以及毛泽东作出评价（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980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与此同时，在回答法拉奇关于文革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我可总结地说，毛主席的过错是政治性的过错，这样讲并不减低他所犯过失的严重性，更不能说是为这些错误有所辩护；可是，讲到政治过错是一回事，讲到林彪或者四人帮的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确纵容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利用他的政治过错来篡夺权力……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决议》如此评价和总结毛泽东之历史地位和毛思想：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著，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中国两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通过公开讲话，对毛泽东形成了下列官方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时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