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由清朝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1783年）编成第一套，历时11年。整书一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四库全书》当中之书籍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另以「属」作分类，整书一共有44类、66属。封面按其所属的部使用了不同的颜色：经部为葵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蓝色、集部为灰色。《四库全书》每页16行21字，用楷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乾隆帝多次诏令各省督抚、学政收集书籍，翌年建立了四库全书馆以编写《四库全书》。四库馆以皇六子永瑢等人为总裁，总理其事；其下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人实际主编《四库全书》，下设纂修、总校、分校、总目协勘、督促、收掌、监造、缮写等职位，动员近四千人。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编纂者将书籍分为「应刊」、「应抄」、「应存」三类：「应刊」印刷流传，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应抄」收入《四库全书》，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著录」者；「应存」者收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存其目」（存目），为其编写提要但不收录，「存目」者有6,793种、93,551卷。另外，「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约有3,100种。据统计，在禁书过程中，文字狱发生四十余起。
《四库全书》一共制作了七套副本，并存放于七间藏书阁中，即四库七阁。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第三部存于北京郊区圆明园文源阁，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后又以江浙地区为人文渊薮，文风鼎盛，再钞有三部，分别存在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及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为便于士子入院钞阅」。《四库全书》各本之中有四套因太平天国之乱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受到损坏。文渊阁藏本与荟要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文津阁藏本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溯阁藏本藏于兰州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部分原本与抄本存于杭州浙江省图书馆，另外文源阁仅存散本则分别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日本东洋文库。
学者对于《四库全书》的评价较为两极。一方面，《四库》禁毁书籍甚多，甚至有不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内容的情况，被视为一大书厄；另一方面，以《永乐大典》为中心展开的辑佚工作保存了不少已佚的文献，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创了中国目录学，有相当的文化意义。
征收书籍.
收集书籍.
于乾隆六年（1741年）以及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就两次下诏，希望搜罗书籍。但是当时的效果不佳，官员并未认真执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正式颁诏求书，诏文目的是为了「副在石渠，用储乙览」（在皇家图书馆收藏副本，以供皇帝阅览），以得「稽古右文」（考察古代，弘扬文化）之名。在谕旨中他明确规定了搜集范围，认为应该要先检收「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的书籍，其次是「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书籍，再次是历代名文的诗文专集，而对于族谱、尺牍等则不作收录。在谕旨中他又定了具体的收录方式，并要求各省督抚「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明作者，要旨以供检核。
此谕旨并没有得到各省督抚重视。贵州巡抚奏报，指该省「鲜有撰述，殁邀圣明采择」，其他省份则「未见一人将书录奏」。乾隆帝见此，于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再次下令，令督抚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底，各省才先后回报查访情况，但是效果都不佳，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都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所得也只得数部，所得书籍最多的浙江省也不过116种，而且大多也是「近人解经论诗文私集」，收集工程不见成效。
有见于此，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再之下诏访求图书，当中见上次地方官大多观望不前，这次特意说明他「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疪，罪及藏书之人乎」，说明他收集书籍不会怪罪于藏书者。此外，他又再次强调官府征集书籍保证归还，并扩大收集书籍范围，以及说明收集书籍限期，并予之半年期限。次日，他又专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以及浙江巡抚三宝，指「其所隶州群藏书什倍于别省」，并点名访求，特意责成他们收集藏书。
在此半年期间，各省官员和朝廷使用了不少方法以收集书籍。在搜求方面，当地的官员会按当地的郡邑志乘所记述的书籍访购，又或者利用当时的书商以收买书籍。私人藏书家所收藏的书籍甚多，是征求书籍的重要对象。为了鼓励他们进书，朝廷设立了以下办法：
是次收集书籍得到了良好的成果。进书最多的是江苏，达4,808部；其次是浙江，达4,600部。进书最少的是云南和奉天，只有四部。贵州、广西无书可采。合计一共得书籍13,501种（含272重本）。
寓禁于征.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发布了禁书的谕令，当中指「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希望「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诋触本朝之书籍），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是次禁书诏令下发之后，没有得到各省督抚的重视，至十一月为止，只有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屈大均著作数种，其他省份都无书上奏。乾隆帝见此，于三十九年十一月连发两谕，「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再次责成各省认真办理。是谕下发之后，各方官员才开始留心收集禁书。
内容方面，吴晢夫指出，乾隆帝主要禁止的是包括「华夷之辨」的文字、诋毁清人的文字、涉及明清史事的文字等三类。此外，还包括一些清初三藩之乱的书籍、兵法、不尊重儒家思想的书籍、明末阉党的书籍、迷信书籍。部份文人因为害怕文字狱而对自己的书籍作「挖空」、「涂墨」希望避祸，而这些书籍同样被禁毁。另外，《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亦指明，书籍内容涉及「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了伊等自著书籍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者，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只留其书。
书籍类型方面，禁书以明季末造的野史笔记为主。此外也包括了明代历朝的碑刻、语有违碍的剧本话本、地方志、天文占卜书籍。在查缴禁书的同时，乾隆帝连自己祖父康熙帝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都没有放过，认为他书后所附周礼所撰的《续通鉴纲目发明》、张时泰的《续通鉴纲目广义》各条中于「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认为「《通鉴》一书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至《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糊不可偏私」，下令查缴各省的《纲目》作删改。
查缴方法方面，乾隆帝初时只是要求各省督抚派员至藏书家中令他们自行交出。但至中后期禁书活动大规模展开后，在乾隆三令五申之下，各省督抚为了澈查书籍使用了各种办法，包括宣告谕令、检查各藏书家的书藏、设立禁书目录等等。四库馆定立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供地方官员排查书籍。搜得书籍之后，都需要「将原书封固进呈」，「交军机处奏闻销毁」，不得在地方自行销毁，以免地方人员认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据黄爱平所估计，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间，禁毁书籍大约有3100多种，15万1千多部，书板销毁达8万块，当中还不包括文人百姓自行毁掉的书籍。
即使部份书籍认为有收录的价值，在编纂的时候也会被抽毁、改易、重编。如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虽然《总目》中认为其「学有本原，博赡而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认可其编写态度严谨，但是因为当中的部分条目包括了民族意识，和南明史事，因此被当中部份的内容被整条掣出，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胡服」、「左衽」等等。改易方面，陈垣指出四库馆臣在辑校时有十忌：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并指馆臣会对这些字眼会作出修改。重编方面，乾隆帝认为一些书籍虽然有所违碍，会要求对之重编以作使用，明末诸人文集的奏疏最初虽被认为是「字句狂谬，词语刺讥」，理应查禁。但后来乾隆帝认为这些奏疏可见明末「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阉人窃柄，权幸满朝」等的问题，继而「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故此乾隆帝命人删减当中的抵触字句，并编录成《明季奏疏》一书。
学者对于乾隆帝禁毁，纂改书籍的行为多有批评，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影响没想像中大。鲁迅认为《四库全书》「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并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周锡侯认为，「乾隆之为此（修纂四库全书）也，带有狎弄士子，查辨禁书之阴谋，贻害典籍之烈，至足惊人！中国书厄，自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时禁毁的一厄，较以前各项更为惨烈」。相反，《剑桥中国史》认为，乾隆帝针对南明材料的禁书政策对「清初以来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指书籍不太可能因不一的禁令而在数年之间消失，反而「大大地刺激了学者对各种旧书的兴趣」。江庆柏指出，虽然四库馆臣虽会对于当中字句作改写，但改动未必被严格执行。如张孝祥《六州歌头》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在虽在张孝祥的个人文集《-{于湖词}-》中被改动为「洙泗上，弦歌地，亦凋零」，但在其他词集、词选、词话等却没有改动此词，保留「亦膻腥」的原貌。
纂修.
四库开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提出了四项搜索遗书的事项，包括：
为此，军机大臣刘统勋奉旨研辨，得到清高宗的同意，「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所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刘氏按指示研究方针，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具体辑佚《永乐大典》的方式，得乾隆帝批准，并命名为「四库全书」。四库馆于同月开馆。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中将四库全书馆的结构表述如下：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副总裁，大多由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主要是负责领导和监督四库馆的工作，他们在总办处工作。其下则分为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纂修官也大多兼任分校，对缮写处的书籍作校阅。在此之上尚有总纂官和总校官，总纂官负责实际主编的工作，总纂官陆费墀则负责整体的校阅工作。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参与了《四库全书》编修的主要人员包括有360人。据郭伯恭、黄爱平、张升等考证，《总目》所收的编纂人员有不少的缺漏。而据张升的不完全统计，前后在馆的馆臣有达476人。
书籍来源.
编纂《四库全书》所用的书籍可以分为六个途径，包括有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
进呈书籍是《四库全书》最主要的来源，当中可分作三类：各省采进本，各省在当地购买或借抄的书籍；私人进献本，藏书家主动或者奉旨送馆的书籍；通行本，当时最为流行的版本。这些书籍在收集之后会先由纂修官作清理甄别，然后由纂修官作进一步的校阅，经版本鉴别、辨伪、考证工作之后，会选择当中较好的版本作底本，编写提要，考订文字得失等工作，然后再「详细校正」，「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最后决定是应刊、应抄、应存。书籍和提要会上交给总纂官作审阅，一般还会交给总裁官作审阅，他们会对于提要和书籍的存留再给予意见。乾隆帝也会给审阅进呈的书籍，当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乾隆帝为了奖励献书之人，为其书籍作题诗，这类书籍经乾隆帝御览，决定拟抄、刊后，将会由纂修校办，总纂、总裁审阅后，由武英殿录副，再交还书主；二是纂修官校办过的书籍在抄成前上呈给乾隆审阅，其给予意见后再发还。
内府书籍（宫中收藏以供皇帝阅读的藏书）和奉敕编撰书籍方面，《四库全书》开馆之后，这些书籍被送至翰林院西斋房作集中处理。当中，一些「旧刻显然讹误，应行随行改正」的官刻旧本以及一些不够完善的敕撰书籍会送至校阅（流程大致如进呈书籍），其他书籍则在编成提要后则大多都直接送到武英殿缮写。另外，在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乾隆帝亦有命令编写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在编成完成后才会补入《四库全书》中。
《永乐大典》本.
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的典籍库中，经朱筠的提议之后，开始了辑佚的工作。纂修官会先签出《永乐大典》中的佚文，将会将可以辑出的书目粘贴标识，然后由缮写官抄出当中的散片。因为《永乐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缮写的工作都在翰林院里进行。其后会将缮写的散本粘连成稿本，然后将由纂修官校对、补辑佚文，再缮抄出修改稿，由原纂修校对之后，再由总纂、总裁校正为正本。和进呈以及内府书籍不同，《大典》本是由总纂官和总裁官决定应刊、应抄、应存。此外，提要是决定应刊、应抄、应存再编写提要。
学者虽然认可四库馆臣在辑佚史上的意义，但也批评他们的辑佚工作尚未完善。梁启超指：「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孙楷第批评，于《大典》本中，只有少数书籍会以《永乐大典》以外书籍以校勘、辑佚之外，其他都因个人散便，只是按章办公，没有按照其他书籍补充，引致佚文并不全面，「以《大典》所载为足，实自欺欺人」。史广超批评，四库辑本出现没有注明出处，出现漏辑，误以为他书为本书佚文，编排不当四项问题。
收录标准.
《四库全书》的收录标准有以下数点： 
学者对于《四库全书》选书的态度多有批评。郭伯恭认为，《四库全书》所选的书籍偏而不全，指《四库全书》重视程朱之学，加上收书上「贵古残今」，因此宁可收集「元明以降程朱（程颐、朱熹）一派的无聊著述」，也不愿意收录陆王（陆九渊、王守仁）一派和其他非程朱一派的书籍。吴哲夫指《四库全书》中充满了尊经崇儒的卫道观念，只考虑延续思想圣贤的思想，指《四库全书》的选书态度未够公允。杨晋龙认为，《四库全书》忽视了民间的通俗文献，如小说、戏曲、善书等都不作收录，而宗教如佛藏、回教和其他宗教的资料也未能收录。
首次校勘.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南三阁的三部四库全书即将完成。乾隆帝抽阅进呈的书籍，发现在李清所撰的《诸史同异录》中，有称清世祖「与明崇祯四十子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的语句。乾隆帝命令其书应该全部撤出《四库全书》（包括《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军机大臣商讨之下，决定以其他书籍或者是余纸取代撤出的空缺。同年五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清高宗驻跸热河。他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当中的讹谬甚多，再加上以前在南三阁的《四库》中都发现有「妄诞不经」之处，于是便下令复校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
文渊、文源两阁方面，乾隆帝则命令当时在京的官员都要参与协助复校的事宜。尚书、侍郎要每人每日各看一匣；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及工作不多的尚书、侍郎则各看两匣。文渊阁由六阿哥、阿贵所负责；文源阁由伊龄阿、巴宁阿所负责。由五月底开始，至七月底校毕，历时两个月，当中发现了很多错处，「各书缮写草率，讹错换篇亦颇不少」。清高宗见此大为震怒，指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所办书籍竟如此舛错」，令他们赔偿文津、文源、文津三阁装订挖改的工价，并且带人去校勘文津、文溯两阁的书籍，并处罚了相关誊写、分校人员，达二千人以上。
文津阁的书籍，则最初由乾隆随行的阮文渊、阿肃等人负责，但因为受乾隆帝停留在避暑山庄的时间限制，完成了三分之一后便中止。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初，文津阁的《四库》发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内有引用钱谦益、李清诸说未曾删除」，并令纪昀自行赔写。十月初，纪昀奉旨带领受罚的人员往热河文津阁看书，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完成，发现抄写错误，字句偏谬计六十一部，检出七部书籍应毁，一部书重复抄写。
陆锡熊则负责校勘盛京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陆锡熊任满回京，随即率人至盛京校勘书籍，至七月十二日完成。四个月间，他们一共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的书籍计六十三部，又发现甚至有脱写全卷的。乾隆帝见此情况，相当不满意，令抄写、校阅文溯阁《四库全书》有错漏的去校勘《四库全书荟要》和缮写《八旗通志》，并对「总校王燕绪、吴绍洁，分校李斯咏，除罚校书外，仍交部从重议处，以示惩儆」。
南三阁方面，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一些大臣考虑到江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校对仅生监二十余人，又止校过一次，尤易草率从事」，提议校对南三阁的四库全书，得准。并由本来校勘文渊、文源两阁《四库全书》的大臣官员负责。至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完成，陆续发向江浙。乾隆帝命令，南三阁的装订挖改的工价由陆费墀则一人负责，即使他于五十年过世之后，乾隆帝命令除了为其家属保留一千两银之外，「如尚有余资，即作添保三阁办书之用」。
虽然乾隆命令四库七阁的有禁忌之语的书籍同样撤出，并令将「应行撤毁」的书籍「交进销毁」。事实上，撤出的书籍部份至今保留于宫中，未曾销毁。南三阁的书籍因部份册数在李清著作被毁之前就已经送往南三阁，加上地方官员未完全依乾隆帝的指示，因此尚保留于《四库全书》中，如周亮工《书影》一书则未则被毁。
再次校勘.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十八日，清高宗在热河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扬子法言》卷一有空白二行，发现将晋、唐、宋文注释名氏脱写，并发现没有如高宗先前所令，将《御制书扬雄法言》一篇抄入是书卷首。清高宗批评：「书中篇首空至两行，显而易见，开卷即可了然，乃详校官既漫不经心，而纪昀系总司校阅之书，亦全未寓目」，再命纪昀校勘。
纪昀先是领人前往圆明园校勘文源阁书籍，历时两个多月，于九月二十九日完成，发现「所签舛漏，较初次详校竟增数倍之多」，并发现有人捏做文字，「底本遗失，抵以他书，正本未全，伪注缺卷」的情况。其后纪昀再校文渊阁的书籍，发现虽然错漏之处较「文源阁书少十分之二」，但发现了底本上的问题，如《性理大会》所用的乃是康熙初年的刻本，而非原称的明末本，引致「页页俱错」，内廷四阁都如此，必需另得真本再写。
同年十二月，陆锡熊上折请赴盛京文渊阁校书，得准。次年二月，陆锡熊未待天气转暖便率人上路，半途而卒。同行的礼部侍郎刘权之接替陆氏主理校书的工作，至四月完成。
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纪昀领人到热河文津阁校书，至四月中旬，仅经部「已签出空白、舛讹一千余条」，并估计其他三部错误数目应该相同，清高宗批评前次「校勘一事，全属有名无实」，令他们认真办理。文津阁的校勘工作至四月底完成。
在两次校勘之后，因为缮写人员的学术水平不一，以及是缮写官员过多，因此难以保证缮写官员认真抄写。此外，孟森在阅读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书中的误字必然出现在每叶首一字，指馆臣可能为了显示「圣明之天纵」，刻意写错以待乾隆指正。因此，在两次的校勘之后，《四库全书》依然存在很多的错字。郭伯恭指，《四库全书》实际上只是对于刊本再抄一次，抄写是存有大量错误，校勘上亦多疏忽，亦有删除序、题、目录等情况，因此难称得上是善本。
补遗.
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命令礼部尚书纪昀负责查明尚有哪些书籍尚未编入《四库全书》。纪昀检明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并建议将《四库》告成之后的所有「御制」、「钦定」书籍都应该编入《四库全书》。嘉庆帝准许了他的章程，并增派庆桂、董诰、朱珪、戴衢亨、英和、钱樾、潘世恩七人协助增补《四库全书》的工作，并订明收入书籍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为限。
经军机大臣和嘉庆帝议订之后，最后决定补入八种书籍，包括乾隆诗文集四种、《八旗通志》、《平定廊尔略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缮抄工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结束，并补入七阁之中。
样式.
样式方面，北四阁本特征如下：
南三阁本特征如下：
七阁《四库》每册首卷的第一页都会铃印有各储书阁印：文渊阁本印有「文渊阁宝」、文溯阁本印有「文溯阁宝」。文津阁则本书末则印有「避暑山庄」及「太上皇帝之宝」之印。南三阁本则首铃印有「古稀天子之宝」，末印有「乾隆御览之宝」。
南三阁本为一式三份抄写，纸张、样式相同，只是封面有异。文汇、文宗阁本的封面绢色较文澜阁为深，而文汇、文宗阁本封面的「钦定四库全书」为印刷，文澜阁为手写。
分类.
分类方面，《四库全书》将书籍分作44类、66属，别集中又按时代暗分子目。本来，四库馆臣希望在经史子集之外另话有圣义、圣谟两门，列出朝廷的钦定书目，和乾隆帝御制、御批书籍。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乾隆帝下诏认为这样编排另外增加义例，实在不便，认为只要将这些书籍放置在各属之先即可。事隔两日之后，他又认为这样做于编例不协，经史子集内只需按时代先后排列即可，即今日《四库全书》所见之分类法。
详见下表：
副产品.
《四库全书荟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四库馆开馆不久之后，乾隆帝考虑到《四库》「卷帙浩于烟海，将来庋弃宫庭，不啻连楹充栋，检玩为难」，因此希望「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黄爱平和吴哲夫认为，当时乾隆帝已经六十三岁高龄，因此希望编写《荟要》以尽快看到《四库全书》。
为了尽快编写《荟要》，在四库馆之外另外设立了荟要修书处以编写荟要，由于敏中、王际华负责。荟要修书处任职人员计八十一人，分总裁、总校、编纂、提调、承办、收掌等工作。誊录人员方面，则约八百人左右，整体的编纂方式和四库馆大致相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荟要》大致已见雏形，荟要处被裁撤，由武英殿修书处接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一部的《荟要》编成，藏于紫禁城坤宁宫后御花园的摛藻堂。次年，《荟要》的副本编成，藏访圆明园内味腴书屋。《荟要》一共收书463种，11718册，20808卷。种数约是《四库》的七分之一，册数约是《四库》的三分之一。咸丰十年（1860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味腴书屋所藏之《荟要》随圆明园被毁。摛藻堂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所发的书征书谕令之中，清高宗则已经要求各省督抚「先将各书叙列目录」，当时督抚所上奏的都是较为简单的书名、卷数、册数、作者、内容大旨的内容，又或者只列书名、作者，没有解题。同年十一月，朱筠在《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也指应该要考法中国目录学的传统，「校其得失，撮举大旨」，编写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刘统勋的奏折中提出应该「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份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得准。
在《四库》的编纂过程中，先是由纂修官在辑佚、校阅的同时为其经手的书籍编写一篇提要。纂修官所负责的书籍提要完成之后，则夹于书内送访总纂官、总目协勘官作考证修改。总纂官看到了提要后，要考虑此书应该是刊刻、钞录、存目，或者不作存目。决定是否收录于《四库》后，纂修官会对于当中的内容作校订，当中以主要由纪昀负责修改定稿。最后，再上奏于乾隆帝。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总目》完成，但其后亦经过多次修改。编成后，《四库》所用的分类方式有所变动，不以本朝官书为首，《总目》也因此作修改，至次年七月毕，并得到乾隆帝认可，令「缮写四分于四阁陈设」。但因《四库》书籍内容有所增补，《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等书籍还在编修之中，因此迟迟未定稿。五十一年，李清《诸史同异录》被提出销毁，《总目》也需修改。乾隆五十七年，纪昀等对内容再作校订。乾隆六十年（1795年），《总目》「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予武英殿刻成书籍出版。
此外，乾隆帝《总目》长达二百卷，不便阅读，还下命编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当中只记述某书某卷，注明作者和作者年份，二十卷。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帝决定辑校《永乐大典》，而当时则已经考虑对于当中流传甚少的内容与之出版。《四库全书》开馆之后，总裁大臣即将《永乐大典》辑出书籍「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并由武英殿员外郎刘惇、永善，以及是总官内务府大臣金简处理出版事宜。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首批《永乐大典》辑文付梓，包括有《易纬八种》，《汉魏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四种二十卷，雕版印刷。
其后，应刊书籍的范围扩展至《大典》辑本之外，各地所进的遗书也成为印刷的一部份。总裁大臣金简见所有雕版甚多，选择改为使用枣木活字印刷，得到乾隆的准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正式开始印刷，一共印刷了一百三十八种《四库全书》中的书籍。
《四库全书考证》.
在《四库全书》编篡的过程中，纂修官会对当中的内容作校签。在进呈本中，原有的校签中以黄纸誊抄一次，即为黄签，由四库馆的黄签考证处王太岳、曹锡宝二人负责。他们会对于当中的内容作选择并修改，当中很大部份的黄签都被收录于《四库全书考证》之中。北京师范大学张升教授指出，《四库全书考证》主要是对《四库全书》所收的书籍作「文字、顺序、内容的辨误订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活字印刷出版，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
抄本.
为了缮写《四库全书》，朝廷需要大量人手以进行抄写的工作。最初，四库馆使用的是保举法，「令现在提调，纂修各员于在京之举人及贡监各生内择字画工致者各举数人」，命令提调、纂修等人推荐合适的人选。在缮写五年期满后，可以按他们抄写的数量以议叙得官。但是保举法推行不久，就成为了不少科场失意之人成官的捷径，一些提调、纂修以此索贿。再者，朝廷没有给予誊写者工资，「自备资斧」，因此誊写者大多不认真，甚至另寻书手代写。
在此情况下，监察御史胡翘元上奏，建议由保举制改为考查制，得准。他提出，「在京士子，有愿充誊录者，毋宁仍令纂修、提调等官保举」，而是由他们自行推荐，由总裁官考验其抄写能力，「各令当堂亲书数行，择其字画端正者，照数取录，以次充补」。其后，因为考察方式所得的人数不足，因此改为于乡试落第的试卷中选取。
武英殿四库馆为了确保誊写的速度和质量，建立了一套制度。四库馆建立了「稽核字数考勤簿」，规定「每人每日写一千字」，「五年共限写一百八十万字」。对于某些特别情况，则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如「篆字以一作十，隶字以一作五，绘图一页作字一千」等等。对于字数写得较多者，其得官职亦有别，「缮写二百万字列为一等，一百六十五万字列为第二等」，以誊写字数作为议叙的方式。为了确保抄写的质量，四库馆订立了《功过处份条例》，誊抄者的抄本中出现错字记过一次，分校、复校未能发现誊抄者的问题也同样记过，并于各册后列明校订人员姓名，以明文责。
抄本中，首先完成的是文渊阁本，其次是文溯阁，再者是文津阁，最后是文源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内廷四阁本都抄写完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高宗见第一套《四库全书》完成，为了方便江南子弟查阅，「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因此在又令人于江南地区准备三套《四库全书》，被统称为「南三阁」、「江浙三阁」，包括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南三阁的《四库》抄写工作也在武英殿中进行，但改由国库开资，而非议叙。具体送藏和管理工作则由地方督抚和两淮盐官负责，实际工作则由两淮盐政、盐运使办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陆续抄成，浙江派盐政部门领回未经装潢的《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南三阁三套《四库全书》抄写完毕。
为了建设藏书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特意命令营建官员寅著特意视察了天一阁的兴建方式，「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尺丈，呈览」。寅著因此观察了天一阁的建造方式，并上报乾隆帝。乾隆帝对于天一阁的兴建方式大为欣赏，决定按天一阁的设计方式兴建七阁。「天一阁」的命名方式来自于《周易》「天一生水」，而七阁的命名方式也参考了天一阁，以水字偏旁汉字命名，以水克火。
乾隆四十一年（1785年），乾隆帝在纂修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时候，本来是打算准许翰林院士子和其他好学的官员进内阅读，但不准外借，「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司，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但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帝改变了主意，指文渊、文津、文源三阁「俱系禁篽重地」，「不便任人出入翻阅」。为了让翰林、官员得以阅读，本来打算在七阁《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再抄一副本于翰林处。但因乾隆末年，国库空虚，已经没有能力再抄一套《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库馆总裁永瑢提出不另再抄副本，而是直接贮存底本，除了「奉有御题者，业经臣馆随时录副，将原本敬谨发还本人祗领珍藏」外，其他的底本全部保留于翰林院，得准。唯已经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的庚子之乱时被毁。
北四阁.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北京紫禁城皇宫之中，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完成，在北四阁中最早。在外观上只有两层，但因为使用了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多造一层，实际上是三层。文渊阁宽六间，阔34.7米，进深三间，阔14.7米。
1782年，《四库全书》入藏，当时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必须晒书十天，以避免书籍受虫蛀霉变之害。民国六年（1917年），清室内务府派人对《四库》进行了清点，发现有23卷丢失，并从文津阁本中补抄。1924年逊清皇室被逐出紫禁城后，《四库》改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库》由该院图书馆接管。。1925年，为了供学者研究以及方便覆印，《四库》转入北京大学图书馆。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避免落入日人之手，故宫博物馆遂于1933年将《四库》运至上海，其后又被运至重庆。1949年，《四库》迁往台湾，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文源阁.
文源阁位于圆明园，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入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四库全书》被毁。今有散本，如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有《公是集》十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明史》卷九至三，日本东洋文库有《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等等。
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库全书》入藏，并按文渊阁做法，每年夏季抖晾书籍一次。至道光年后，文津阁的管理开始松弛，曝书成例停止。同治初年，文津阁因日久失修，阁顶部份坍塌，雨水渗漏，部份书籍被沾湿。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在时任热河都统麒庆指示下，重新恢复成例。光绪二十年（1894年），热河总督大臣世纲等奉命查点，除经部《日讲书经解义》一书，原未补入，有函无书外，其他书籍基本无阙。
宣统元年（1909年）8月，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因只有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无阙，计划将《四库》入存京师图书馆并得准，但因辛亥革命而未成事。民国三年（1914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鲁迅重新著手此工作，并和热河方面联系；但时任热河都统-{姜桂}-题未待教育部来人办理接收手续，已先行将《四库》送至北京，由内务部接收，藏于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次年，鲁迅以教育部名义致函内务部，要求将《四库》交给京师图书馆。1918年，《四库全书》、原贮书架的接收工作完成，至今一直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的《四库全书》。
2016年8月9日，故宫博物馆举行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捐赠仪式，将文津阁本的复制本重新安于文渊阁中。此次所制作的影印本制作长达12年，全部使用了手工宣纸。整套书籍使用了6144个金丝柚木盒，占128个书架。
文溯阁.
文溯阁是北四阁中最后建成的，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才完工。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总管内务府先后将五批《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送至盛京文溯阁，至次年五月二十日完成。在嘉庆、道光时期，文溯阁和当中的藏本一直保存良好。光绪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占沈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沙俄军队将文溯阁作马厩和炮兵营房，此时有39卷《四库》被窃。
1914年，奉天督军段芝贵为了讨好即将称帝的袁世凯，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至北京。1925年，经东北各方人士争取，《四库》获送还奉天。因当时文溯阁被占用，于1927年才复藏于文溯阁。1935年，奉天图书馆见文溯阁日久失修，于文溯阁西南处建造了新的书库，1937年6月运至新书库中保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护文物，《四库》先是运至黑龙江省讷河，其后又迁运至北安。1966年，基于中苏交恶，为了保证《四库》的安全，《四库》获运至甘肃，最初存放于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大经堂。1969年，甘肃省拨款40万，筹建榆中战备书库。1971年，《四库》入存于该书库。2001年12月28日，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获列入甘肃省“十五”规划和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决定于兰州市北山九州台建立新的藏书楼。2005年7月8日落成使用。
南三阁.
南三阁的藏书在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装潢和收藏的工作。入藏之后，当时有很多江南士子入阁阅读书籍，以助研究，进内抄写《四库全书》。如陈寿祺曾借文澜阁藏书以修方志、阳湖学者陆清臣曾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刊行先祖陆文圭的《墙东类稿》。抄写方面，据统计丁氏八千卷楼有11种抄自《四库全书》，张金吾爱日精庐有91种，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有7种，陆心源皕宋楼有160种。郭伯恭指南三阁的规定和近代的公共图书馆相似，指其打破清初私人藏书不外传的风气，有助传播知识。
文宗阁、文汇阁.
文汇、文宗两阁先后毁于战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英国发动了扬子江战役，在镇江保卫战中，文宗阁藏书受损。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攻占了扬州、镇江，两阁毁于战火。早期南三阁的四库全书并不准借出，但至后期，相关措施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因此文宗、文汇阁被焚之后，个别书籍因士子借出未还而未受影响。
文澜阁.
杭州西湖圣因寺本来是康熙皇帝南巡时的行宫，于雍正五年（1727年）改建为佛寺，同年八月雍正帝定名为圣因寺。文澜阁初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位于圣因寺寺后玉兰堂以东，经费由浙江商人承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文澜阁《四库》陆续缮成，于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装潢和收藏的工作。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袭击杭州，文澜阁于是次袭击中被焚。丁申、丁丙两兄弟本已经离开杭州，往西溪避祸。一天丁申在购物的时候发现包物纸是《四库》的纸张，才得知文澜阁《四库》本已经离散。当时他们召集了勇丁数人，乘夜检拾，检得数千册。为了保护《四库》，丁氏兄弟将《四库》运至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保管。在上海，丁氏兄弟以收集「惜字纸」的名义，辗转委托当时在上海的杭州书商收集阁书，又收集得不少，「每包高二尺许，有八百包之多」，合共有8689本，约为整套《四库》的四分之一。光绪五年（1879年），浙江巡抚谭钟麟见文澜阁旧藏书籍甚多，有必要重建文澜阁以方便保存。建筑成本计为12913银圆，次年三月落成，重建工程则于九月完成，十月初六之前将书籍都移至重建的文澜阁内。光绪帝颁赐了御书满汉文的“文澜阁”匾额，御赏“丁申四品顶戴以示奖励”。
丁丙见文澜阁的《四库》未见完整，提出补抄。光绪八年（1882年），补抄工作得到了谭钟麟的批准，经费由政府提供，设局于东城讲舍，抄写者达百余人。当时所依的底本大多都是丁丙家中的八千卷楼的藏书，后来发现不敷使用，便向各地藏书楼借书；不愿借出的，则派人到对方当地借抄，最远甚至曾向广州孔氏岳雪楼借抄。其后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钱恂又主持了一次补抄（乙卯补抄）。接着，张宗祥继续了钱恂的补抄工作（癸亥补抄），是次补抄大多都是以北京文津阁本作底本，少数按浙江省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作底本。
1937年7月底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为了避免文澜阁《四库全书》受劫掠和被炸，命令总务组赶制木箱以准备迁移。8月4日，文澜阁《四库》本先运向富阳鱼山，然后于12月3日运抵建德。12月24日杭州沦陷，建德也受影响，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建议迁往内地，但浙江省政府不肯，《四库》又先后转运至金华、龙泉等地。其后教育部决定将《四库》运到贵阳，12月30日到达，寄存贵州省立图书馆；为了避免受日军轰炸，先是移至城外张家祠堂中，次年4月8日又移至离贵阳10公里的地母洞里，至1944年为止。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同年11月桂林、柳州先后沦陷，贵阳也有失守的风险，于是便运至重庆青木关保存。
抗战胜利后，文澜阁《四库》本由重庆运回杭州，收入浙江省图书馆。1954年3月改藏于浙江省图书省西北侧的青白山居。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为了备战，《四库》于1970年1月被运至龙泉县收藏；1976年12月返杭后，依然藏于青白山居。1998年，浙江省图书馆建造了新的地下藏书库，《四库全书》以及补抄本都移至该处收藏至今。
出版.
《四库全书》的出版工作始自1916年旅沪犹太商人哈同（）的提议。其后十余年，数届政府都有提案研究出版的事宜，计有五次，但都未果。1933年，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合同，决定出版当中较为珍贵的版本，即《四库全书珍本》；当时，学者对于要以何形式出版形成了「库本」和「善本」两派意见：「库本」派有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当事双方，他们认为应该以原貌印刷《四库全书》；「善本」派有北平图书馆为代表的学者，包括有董康、蔡元培等，认为《四库》「成书于专制帝王之私意，毁禁所余，仍有删改」，版本粗劣，应该以善本代替之以出版。教育部代表王世杰拒绝了「善本」派的要求，认为「以库本与刊本并印，则与普通丛书相同」，商务印书局代表张元济也认为应该刊印库本。1934年，上海举办的国际图书馆展览会展出了部份影印的《四库全书》。1935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印毕。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刊行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曾重印。商务印书馆又按选印时定的目录，于1971年至1974年，继续编印《四库全书珍本》第二至五集。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印了《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诸佚书》，将《四库》大典本全部出版。1976年至1982年，商务印书馆对《四库全书珍本》有续编第六至十二集，至此《四库》中近一半已经出版。
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印文渊阁本，并得到台北故宫的批准。由同年年底开始进行，至1986年3月全部出齐。其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间翻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中文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此计划集合了两岸三地的学者，是「九五」重点电子出版项目之一。
文津阁方面，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和商务印书馆先后两次召开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研讨会，决定出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并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澜阁方面，2004年，杭州出版社和浙江图书馆决定共同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出版，历时十年后，于2015年完成。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现存三部半中唯一一部没有完全影印出版的。2003年，甘肃省图书馆从文溯阁《四库全书》中选出四部著作，汇编成《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年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工程」成为了甘肃省的20个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之一，计划出版2500套。
续修.
在《四库全书》编成之后，曾多次提议续修。光绪十五年（1889年），翰林院编修王懿荣曾提出要续修《四库全书》。三十四年（1908年），翰林院检讨章梫也提议续修，得到了喻长霖、孙同康等人的同意。孙同康还为此编写了《重修四库全书条例二十则》。但两次的提议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根本不可能执行。
1925年，美国等国家退还了庚子赔款。日本政府逼于国际压力，也随之退还赔款并计划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组织了「人文科学研究所」，计划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写工作分作两期，第一期主要拟定书目，于1928年开始。当时编纂委员会以及研究所的经费都来自于日方，实权也在日本，再加上抗议日本侵占济南（五三惨案），中方委员于同年五月全体辞职，因此整个编纂工作都以日方作主导。拟定书目的工作至1931年6月结束，拟定了书目27,000种。第二期着重撰写提要，于1931年开始编写。1942年，因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续修工作因此停止，提要没有完成。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推出了整理本，收书有三万一千余种，为清修《总目》中存目、著录之三倍，约一千五百万字。
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成编印工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一共一千二百册。当中主要是收集《四库》中只存其目而没有着录的书籍。
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库禁毁书丛刊》。是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等多家单位的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共同编纂，一共有31册，当中包括目前现存的一千五百余种《四库》禁毁书籍。其后有《补编》，一共401册。
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完成了编印工作。1994年，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北京图书馆业务长李致忠、中华书局编审许逸民等开始计划编纂《续修四库全书》之事，并得到深圳南山区政府的投资。当中主要的是收集乾隆朝之后出版而有价值的书籍；以及是《四库存目》以及《四库》禁毁书中较为有价值的部份。整套《续修四库全书》一共收集了书籍5213种，为《四库》之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