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

黄蕙兰（），外交家顾维钧第三任妻子，南洋富商「糖王」黄仲涵之女。1904年负笈美国，后在伦敦与顾维钧相识，1920年结为连理，生子裕昌、福昌。黄蕙兰本人善于交际，且娘家巨富，蒋宋美龄曾指出，黄蕙兰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离婚。著有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2012年再版，ISBN 9787503432347）。
黄蕙兰的父母来自显著的家世背景：父亲出身爪哇首屈一指的富商家庭，母亲是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三宝垄任命华人官员的后裔。黄蕙兰与英国外交官Caulfield-Stoker的第一段婚姻失败后，和顾维钧于1920年在巴黎相识。婚后随顾维钧出使各国，以顾维钧夫人Madame Koo之名在上海，巴黎和伦敦等外交社交圈著称。
生平.
早期经历.
1889年12月21日，黄蕙兰出生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三宝垄（现今印度尼西亚， 中爪哇省首府）富裕的土生华人家庭。她的祖父黄志信于1863年在三宝垄设立建源公司，父亲黄仲涵继承家业后，发展成为20世纪初期东南亚最大的跨国贸易商。
她的母亲魏明娘是元配正室。有别于丈夫黄家经商暴富的背景，她出身于荷兰统治时期土生华人的上流阶级 Cabang Atas。荷兰在殖民时期为了便于统治多元族群的社会，委任当地有声望的华人协助殖民政府管理华人相关的事务，并授与 “雷珍兰” "Luitenant der Chinezen"，“甲必丹” "Kapitein der Chinezen"，“玛腰” "Majoor Der Chinezen"（负责当地华人事务的最高领袖）等华人官阶。魏家的祖辈是18世纪末期三宝垄的华商Goei Poen Kong（），他同时具有殖民政府华人官员的身分，担任官职 “武直迷” （"Boedelmeester"），后晋升为“雷珍兰” 。 魏明娘的娘家曾因为碍于黄家在社会地位上的悬殊，于前期婉拒过黄仲涵的提亲。
黄蕙兰在年轻时使用 Angèle 这个名字。她有一位同父同母的姊姊魏琮兰。她父亲总共纳了18名侧室和妾，经认可的子女有42名。
黄家两位正室所生的姐妹和父亲住在一起，父母聘请欧洲人的家庭教师和专任老师来家中让她们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教育和教养。这反映了从19世纪末开始，在印尼殖民地的土生华人上流阶级迈入西化的写照。黄蕙兰除了熟稔本土的马来语之外，同时具备流利的英文和法文能力，也通晓福建话，北京话和荷兰文。
1905年，她和姐姐在新加坡学习音乐，并在当地的音乐会上表演。她在三宝垄音乐会的演出也登上了当地的报纸：「一位华人少女在马来国度里为英国观众演唱法文歌曲。Angela Oei 小姐（原文）演唱的 「蝴蝶」 融合三地的崭新演出立即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她的努力掳获了在场的观众，若不是因为现场不允许安可曲，她一定会在一片叫好声中重返舞台。我们曾在欧洲三大城市出席过盛大且新奇的音乐会，但必须承认 Angela Oei 小姐的歌曲令我们惊艳。再简短的重述这场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出： 一位来自苏门答腊（原文!）的华人少女在英国观众前演唱一首法文的经典歌曲。这应该是世界纪录吧！尤其是发生在离西方世界遥远的东方?」
「1907年三月，Angèle在三宝垄THHK学校大楼募款的音乐晚会上担任独唱。来自新加坡的16岁姪女 "Lim Tshoen" 在旁，由12岁的姪子"Arthur Lim" 伴奏。 Angèle 以优美流利的法文演唱法国作曲家的作品：查尔斯古诺的（浮士德「西贝」）和 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黄家姐妹所展现的进取心和成就获得爪哇贵族同时是女权倡导者 "R.A. Kartini" 的赞赏。虽然她们面向世界见闻多广，不过对于爪哇文化的接触似乎仅限于和家中仆人互动， 还有随母亲拜访爪哇皇室和参加各种宫廷乐器演奏会而已。
第一段婚姻: Beauchamp Caulfield-Stoker (1909–1920).
1909年， 黄蕙兰在三宝垄嫁给 Beauchamp Forde Gordon Caulfield-Stoker (1877–1949)， 他是爱尔兰裔，担任英国驻三宝垄领事馆的官员，然后成为他岳父在伦敦事业的代表。夫妻婚后隔年移居英格兰， 1915年搬入蕙兰父亲在温布顿为他们购置的房宅。生有一名儿子 Lionel Montgomery Caulfield-Stoker (1912–1954)。二人于1920年4月19日在伦敦离婚。 之后蕙兰同母亲姐姐住在伦敦的高级住宅区麦菲尔。这段时间她以黄斯托克伯爵夫人"Countess Hoey Stoker" 在社交圈著称 (这名称应该是源于有些人称他的父亲为伯爵) 并喜欢以斯托克夫人自居 — 她在自传里省略这段经历。
他们的婚姻并不容易，有报导指出黄蕙兰的性格，炫耀和野心使得丈夫渐行渐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二人已明显不合。 英国周刊 "The Sketch" 提到 “ 黄斯托克伯爵夫人是伦敦社交圈的名人之一。她被誉为是中国洛克斐勒的女儿 」。时尚杂志 "Tatler" 形容她 “ 崇尚飞行，隶属最早享受民航飞行的一群名媛。」  泰晤士报也指出 "没有舞会或社交场合能少得了她 . . . 著名的美女，经常开著一辆灰色双人座的劳斯莱斯在伦敦街道中穿梭。 "Margaret Macdonald" （英国王室册封的首位女性少校）的观察中提及，黄蕙兰以中国风装扮出席在伦敦丽思饭店所举行的化装舞会，在场名流云集包括黛安娜·曼纳斯夫人 ，萨瑟兰伯爵夫人和英国首相夫人"Margot Asquith 等等""。"在伦敦上流社会的时尚聚会中都可以见到黄蕙兰的身影。 她曾评论自己 ： “ 飞来波的服装风格是属于我的的时尚潮流，它完全符合我纤瘦小巧的体型和活力。 如果你可以想像一位中国的飞来波女郎，那一定是我。”
1915年的时候, 斯托克在皇家陆军军团服役以便和黄蕙兰保持距离，回家时分房而居并努力打消她去军营德文郡找他的念头 : "妳不可能来这里的，因为妳没办法待上两三天。事实上，如果妳真来了我还要请假因为我不可能光待在这里。" 两个人的 "生活和想法南辕北辙，完全无法 [促使我再回家] "。黄蕙兰在1919年提出离婚要求，声称她的丈夫拒绝将她介绍给他的家人，并对她冷酷和行为不当。 伯明罕日报提到这对夫妻不幸的婚姻，宛如作家 "Joseph Hergesheimer" 1918年 的畅销小说"Java Head" 里面的情节， 「内容是关于一个美国人娶了中国贵族女子为妻，两人疏于沟通以致关系逐渐疏远。」
第二段婚姻: 顾维钧 (1920–1958).
离婚后的黄蕙兰，母亲鼓励她和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前途光明的中国外交官暨政治家交往：顾维钧，第一任妻子离婚，第二任妻子（唐绍仪之女）病逝留下两名年幼孩子的新鳏夫。在她母亲，姐姐和许多中国政治外交各方人士的撮合下，二人于1920年8月在巴黎的晚宴上相识。黄蕙兰回忆她当晚 「穿著最喜爱的晚装，一套绿色雪纺纱土耳其裤装，搭配金色金属丝马甲和简洁的黄色外套，金绿色花朵的发饰和卡地亚珍珠项链」。 两人随后在10月10日双十国庆酒会上宣布订婚，11月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华民国领事馆结婚。这对新婚夫妻随即前往日内瓦，顾维钧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国际联盟召开的第一次成员大会。 蕙兰自此开启外交官夫人的生涯。1921年，新任的顾维钧夫人身穿当代知名设计师Charles Frederick Worth的订制晚礼服和卡地亚钻石头饰出席英国白金汉宫的国宴。泰晤士报 (08.07.1921, p14e) 详细描述她当天的装扮，同时登上时尚杂志 The Queen 的封面照片(20.08.1921)。
1922年黄蕙兰随丈夫回到中国，顾维钧在北京就任北洋政府署理外交总长一职。 隔年，她的父亲玛腰黄仲涵斥资为她购置一座前清时期的王公府邸做为女儿和夫家顾维钧的私人宅邸。1924年，黄仲涵在新加坡骤逝，黄蕙兰代表元配母亲返回三宝垄以主丧人的身份主持后事。1925年，孙中山应北洋政府之邀北上共商国是，在北京肝癌末期病发后，和夫人宋庆龄借住在顾宅数月养病，直到3月12日逝世。黄蕙兰和顾维钧的私人宅邸见证这一段历史，现在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北京孙中山行馆。
黄蕙兰此时所在的新中国，处于各方势力竞逐，政治动荡不安的军阀割据时代。1922年至1927年顾维钧曾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位，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6月间署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期间黄蕙兰短暂的成为第一夫人。
1927年顾维钧离开公职后，夫妇定居在当时世界第四大城市的上海。蕙兰的社交名流圈中包括英籍犹太富商男爵维克多·沙逊和日后成为温莎公爵夫人的华丽丝·辛普森。 蕙兰在她的自传中提到华丽丝唯一会说的一句中文是 “服务生，给我香槟。”
尽管如此，黄蕙兰觉得1920年代的上海是失落的，「充斥做航运的俄国人和英国人...在家乡是无名氏, 在中国却故作上流人士...这些封闭的中产阶级看轻所有美好的固有的... (中国) 文化 ：玉石，瓷器，古玩。然而贫乏无知的上海本地人却对这些暴发户的品味趋之若鹜，争相效仿他们在家中堆砌『西方』家具（所谓时髦的上海家具全部来自于大急流城 "Grand Rapids" 而且又重又难看）」 。 相对而言，她倾心的是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北京，井然有序中带古典余韵宛如巴黎。在晚年时她曾感叹 「北京是我的城市，我曾经的归属，如果有生之年情况改变的话，希望有一天我会回去。」
大使夫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2年至1940年顾维钧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夫妇定居在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法国之后，顾维钧转任驻英国大使至1946年。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华民国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顾维钧为首席代表。
这段期间，顾维钧夫人是巴黎伦敦名闻遐迩的社交圈女主人。凭仗父亲遗留给她的巨额遗产，她应对接待巴黎伦敦上流社会的交际能力，非其他外交官所能比拟。1939年夏天，她参加"Elsie de Wolfe" 在凡尔赛宫为印度公主 "Maharni of Kapurthala" 策画的宴会， 席间宾客名单包括可可·香奈尔，艾尔莎夏帕瑞丽等。那场名流云集的豪华盛宴被喻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前的绝响。
她也负责两个儿子顾裕昌 (1922–1975) 和顾福昌 (1923–1977) 的教育。他们就读巴黎的 "MacJannet School"，同校的有希腊与丹麦王子菲利普，日后的菲利浦亲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夫婿。蕙兰的长子"Lionel Caulfield-Stoker" 则同父亲和继母住在英国。
后期经历.
1941年，黄蕙兰搬至纽约市，两个儿子在父亲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她则意图利用自己国际社会的人际关系，说服美国加入同盟国协助中国的抗战。这对夫妻后来在纽约重聚，尽管如此，战争的岁月和分离已对婚姻造成了伤害。两人在1958年离婚，黄蕙兰长驻于纽约。她祖父和父亲所建立的庞大事业在苏卡诺领导的印度尼西独立革命之后分散。1980年代期间她曾投资印尼的航运，烟草，自行车事业但并不成功。1992年她在纽约逝世，享嵩寿103岁。
她出版过两本英文撰写的自传：1943年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Mary Van Rensselaer Thaye"r 合作的《"Hui-lan Koo (Madame Wellington Koo): An Autobiography as Told to Mary Van Rensselaer Thayer" New York》 以及 1975年和记者"Isabella Taves" 合作的《"No Feast Lasts Forever 》/" 中译书名 《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
时尚、艺术和当代文化影响.
黄蕙兰善用结合东西方的元素，例如利用欧式蕾丝长裤搭配中式传统服装和翠玉项链。她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重塑旗袍的设计让女性的曲线美更加彰显。传统上旗袍开衩仅到脚踝小腿部分，1920年代初她率先将开衩提高及膝盖。她的这些创新风格让旗袍变得时髦有品味更受大众欢迎，也间接让旗袍成为中国服饰里的重要代表。不同于其他亚洲名媛一昧的追求西方时尚，她深信中国丝绸和质材的优良品质，也坚持使用本地生产的衣料制作服装。
她做为一位品味敏锐前卫的时装鉴赏家，是许多当代画家如Federico Beltrán Masses、埃德蒙·杜拉克、Leon Underwood、Olive Snell、Olive Pell和Charles Tharp画笔下的肖像主角, 也是许多时尚人物摄影大师Henry Walter Barnett、E. O. Hoppé、Horst P. Horst, Bassano和George Hoyningen-Huene镜头捕捉的对象。
她在20世纪20-40年代之间, 数度入选为美国《时尚（"Vogue"）》杂志的最佳穿著女性，该杂志在1942年赞誉她以开明的方式促进东西两方的友好，堪称是“中国的世界公民、国际佳人”。
顾维钧夫人的时尚传奇依旧吸引国际的目光。2015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为期四个月的主题展「中国：镜花水月」，在「时尚女性」单元中展出她的服装和影像. 
她的一些肖像画，相片和服装现今已分别收藏在伦敦的国家肖像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新加坡土生文化馆等地。
她戴过的钻冠与翡翠被珠宝商卡地亚保存著，并在其品牌旗舰珠宝展中展出。
争议.
据张学良说，黄曾背着顾，与张宗昌有婚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