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价

碳定价（，或称二氧化碳定价 ）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所采的一种缓解方法。将这种成本附加在温室气体排放之上，以促使排放者减少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均为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此法已有广泛的合意，且被认为有效。碳定价被用来处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不利外部性问题。
碳定价通常采的是碳税或是限额与交易制度（碳交易，或称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 ）的形式，排放者必须支付税捐或是购买配额后才能排放。
由于于2021年推出，全球当年受到碳定价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因此增加到21.7%。实施碳定价的地区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加拿大和中国。而另一方面，排放大国如印度、俄罗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许多州等仍未引入。澳大利亚于2012年至2014年间制定碳定价计划。全球的碳定价于2020年的收入金额有530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数据，若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相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平均气温）控制在1.5°C之内，迄2030年，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水准需要达到135-5,500美元，迄2050年，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水准需要达到245-13,000美元。
根据最新模型计算的结果，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回馈和全球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率下降，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3,000美元/吨二氧化碳，而政策建议的碳定价范围仅约为50至200美元。Many carbon pricing schemes including the ETS in China remain below $10/t.许多碳定价方案（包括中国的碳交易计划）仍低于10美元/吨二氧化碳。一个例外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ETS)，其在2023年2月的碳定价超过100欧元/吨二氧化碳（约当118美元）。
由于碳税具有经济上的简单性和稳定性，而普遍受到青睐，限额与交易制度于理论上有将剩余配额予以设限的可能，目前实施限额与交易制度的目的仅在实现某些减排目标。
目的.
许多经济学家均认为碳定价是最有效减少排放的方式。表示此方式可花费最小的成本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所谓的成本包括改善效率的成本以及因减少商品和服务而带来的不便成本。而效率是透过从源头消除市场失灵（碳排放所产生的不利外部成本）来实现。
在经济学上，由于监管机构很难核算排放者从排放中获得的利益，而无法决定谁可排放、谁不能。此为经济学所指的强制命令并非有效，不如碳定价等市场机制。如同IPCC所言的"利用[再生能源补贴]方案以促进减排，其效益会低于透过采用碳税和排放交易的"（第 3.8.1.2 节）。
概念.
碳交易.
在限额与交易制度的设计中，排放许可市场会自动将碳定价调整到确保能将限额达成的水平。政府设定排放上限，例如每年1,000吨二氧化碳，然后这些配额或是分发给利益相关者，或是经过拍卖出售给最高出价者。排放许可分发之后，可经私下交易方式流转。无排放配额的排放者将面临比购买许可还要高的处罚。如果设定的排放上限较低，许可就会发生供应不足的情况（稀少性），其交易价格就会升高。
EU ETS即采用此法而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造成相当强劲的碳定价，但后来因供应过剩和2007年发生的金融海啸造成的经济大衰退而价格下跌。近来由于政策变化导致碳定价自2018年开始急剧上涨，于2023年2月已超过100欧元/吨二氧化碳（约当118美元）。
碳税.
混合设计.
限额与交易制度可包括带有下限和上限的物价稳定条款（如果价格超过上限，政府可释出更多许可，让价格降低，或者价格低于下限，政府可出面收购，抬升许可价格）。这种设计通常被称为混合设计。价格受到控制，维持在上下限的范围内，而可被视为一种税。
碳税与碳交易.
碳交易透过对排放者的排放量设定限额来发挥作用。因此价格会自动调整到符合设定的目标，此为其优于固定碳税之处。碳税被认为比限额与交易制度更易广泛施行。碳税的简单性与即时性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得到证明，从颁布到实施仅花费五个月。而混合设计的限额与交易制度会对价格上涨加以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设定下限。上限是在固定市场价格之上增加一些碳权供应，而下限是不允许以低于此价格贩售的机制。例如美国某些州的透过其成本控制条款而设定配额价格上限。
然而业界可能会透过游说的手段将碳税免除。因此有人认为透过碳交易，污染者会有减排的动机，但当它们取得免除碳税的优惠时，减排放的动机就会消失。而另一方面，任意发放排放许可可能会产生贪腐行为。
大多数限额与交易制度都会设定一递减的上限，通常是每年降低一固定百分比，给市场提供确定性，保证排放量会随著时间的演进而下降。透过税收而可预估碳排放量将会减少，但可能不足以改变气候变化的进程。递减的上限为确定的减排目标提供空间，并提供衡量目标何时可达成的工具。限额与交易制度与严格的税收不同，它还具有灵活性。在需要更准确的排放目标情况下，首选做法是在限额与交易制度下设置排放许可（也称为配额）的做法。
收入政策.
运用碳收入的做法有：
碳的社会成本.
一吨二氧化碳造成的确切经济损失取决于气候和经济回馈效应，且在某种程度上仍难以确定。最新估计所显示的是呈上升趋势。动态模型中会用到折现率将 - 特定研究中未来影响发生时间的价值转化为现值。显示的是当前状态的成本较低，而一旦碳预算用完，所需的成本就会更高。
价格水平.
大约三分之一的碳定价系统将价格维持在10美元/吨二氧化碳以下，大多数系统中的价格均低于40美元。EU ETS是个例外，其陡峭斜率在2021年9月让价格达到60美元。而在瑞典和瑞士是仅有的价格超过10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国家。
化石燃料市场价格飙涨.
天然气以及石油和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于2021年意外飙升，引发是否该将碳定价上涨推迟，以避免额外增加社会负担的争论。另一方面，根据平均方式回馈大众理论，甚至可给予较贫困的家庭补助，这些家庭往往比富裕的人口消耗更少的能源。碳定价越高，补助力度会越大。但从个人情况来看，补偿不适用于农村地区的通勤者，或是住在隔热性能较差的房屋中的人。这类人既没有多余的钱来投资使用较少化石燃料的解决方案，也更为依赖贷款或补贴。碳定价仍有助于激励人们使用更有效的化石燃料技术。
规模和覆盖范围.
在施行限额与交易制度（ETS）和税收的相关国家，大约已有40%至80%的排放量受到覆盖。这些方案在细节上大不相同 - 包括或是不包括燃料、交通运输、供暖、农业，或是否包含二氧化碳以外的温室气体（如甲烷或）。在许多欧盟成员国(如法国或德国等)，同时存有两种制度：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涵盖发电和大型工业排放，而国家ETS或税收则对私人消费的汽油、天然气和石油制定不同的价格。
其他税收和价格组成.
燃料和电能的最终价格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个别税收法规和条件。虽然碳定价正逐渐增大作用之中，但、增值税、公用事业费用和其他部分仍是造成各国间价格水准极为不同的主要原因。
对零售价格的影响.
下表设定碳定价为100美元或100单位（任何其他货币）的范例。对食品的计算全部基于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包括甲烷影响）。
经济学.
对于碳无论是否设有上限或是税收，碳定价的许多经济属性均存在。但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基于上限的价格波动性会更大，因此对于投资者、消费者和设定拍卖许可的政府来说风险会更大。此外，上限往往会削弱再生能源补贴等非价格政策的效果，而碳税则不会。
碳泄漏.
所谓碳泄漏，指的是一个国家/部门的排放监管对未受同一种监管的其他国家/部门的排放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长期碳泄漏的程度尚未有共识出现。
泄漏率的定义为采取国内缓解行动的国家，其来自外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除以采取国内缓解行动的国家排放量的减少量。因此当泄漏率大于100%，表示各国内部减排行动会增加其他国家的排放量，即国内减排行动实际上导致全球排放量的增加。
估计由于采取国内缓解行动的国家成本升高而丧失价格竞争力，必须将生产转移到未采缓解行动的国家，因《京都议定书》而采取行动，导致的泄漏率估计在5%到20%之间，但这些泄估计被认为非常不确定。对于能源密集产业，依照议定书附件一所列，透过科技发展带来的效益被认为会很巨大，但这种效益尚未能被可靠量化。根据研究人员巴克等人 (Barker et al. ，2007年) 发表的报告，经验证据显示当时的缓解行动（例如EU ETS）并未导致采行的产业发生显著的竞争力竞争损失。
根据EU ETS规则，运用其发布的碳泄漏暴露因子（Carbon Leakage Exposure Factor），可用于确定不同工业设施可得到免费排放许可的额度。
开发中国家的普遍看法是在贸易谈判中讨论气候变化，将会导致高收入国家采取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到高收入国家的货物征收环保关税（约等于每吨二氧化碳有50美元的碳定价），对于开发中国家而言有重大影响。 世界银行于2010年评论说，引入边境关税可能会导致贸易条件激增，造成竞争环境不公。高收入国家所征收的进口关税也可能成为低收入国家的负担，这些国家对于导致气候问题的作用十分微小。
与再生能源政策相互作用.
限额与交易制度及碳税与再生能源补贴等非价格政策的相互作用并不相同。 IPCC对此的解释如下：
碳税可对再生能源供应补贴等政策产生额外的有利环境影响。相较之下，如果限额与交易制度发挥其约束力（足够严格以影响与​​排放相关的决策），那么再生能源补贴等政策在排放者已达到限额的程度时将不会对其减少排放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译者加底线以强调）。
碳定价与经济成长.
根据一项于202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碳定价并未损害富裕民主国家的经济成长。]
优点和缺点.
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及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于2013年底出版一本名为《气候赌场（The Climate Casino -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的论述，其中对国际"碳定价制度"的归结是 - 如此的制度要求国家对碳定价做承诺，但不需要具体政策。碳税、限额和混合做法均可用来履行这样的承诺。于此同时，哈佛大学领导气候经济学家马丁‧韦茨曼发表一项理论研究，认为这样的制度将会让达成国际协议变得更加容易，而仅关注国家目标将会导致其几乎难以达成。诺德豪斯也提出同一论点，但并未采用直白的说法。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史蒂格里兹之前已经讨论过类似的观点，且多次在其论文中引用。价格承诺观点似乎获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个别支持。
包括九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500多名经济学家于1997年签署《》。该声明总结碳定价的经济观点如下：
减缓气候变化最有效的方法是透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为让世界以最低成本实现其气候目标，国家之间需要采取合作方式 - 例如国际碳交易协议。美国和其他国家可透过碳税或排放许可拍卖等市场机制，最为有效地实施其气候政策。
此声明认为碳定价与再生能源补贴或对个别碳排放源的直接监管相比，是一种"市场机制"，因此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够最有效实施气候政策的方式"。
个人和企业的碳抵销与碳信用也可透过美国的等零售商购买。
日本内阁气候变化特别顾问西村六善（Mutsuyoshi Nishimura）提出一新的数量承诺法，是让所有国家承诺同一全球排放目标。透过"国际政府会议"发放全球排放目标的许可，所有上游化石燃料供应商必须购买这些许可。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欧·古特瑞斯于2019年提出各国政府征收碳税的呼吁。
税收和限额与交易制度于经济学原理上基本相同。两种方法均为有效，如果透过拍卖的方式出售排放许可，它们具有相同的社会成本和收入的影响。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设定限额会阻止再生能源补贴等非价格政策产生减少碳排放的效果，而碳税却不会。其他人则认为强制实施限额是确保碳排放能真正减少的唯一方法。碳税不会阻止那些负担得起的组织继续排放。
除限额与交易制度之外，碳排放交易也可指基于专案的计划，也可指信用或是抵销计划。此类计划可将经批准项目达成的减排额度出售。一般来说，有一种的要求，他们减少的排放量必须超过现有法规的要求。此类计划的其中一例是《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所得的信用可供别的设施使用，以符合限额与交易制度的规定。可惜的是额外性的概念很难定义和监控，结果是有些公司会故意先将排放量夸大，以获得信用，供别处做抵销之用，而有些公司会扩大生产以谋利，增加排放，而以购买信用的方式来抵销。
限额与交易制度通常允许将许可"储存"，供将来使用。而导致一组织可在早期严格遵守，而取得许可，期待随后几年的碳定价会更高。这类机制有助于稳定许可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