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托瓦内特

玛丽-安东妮‧约瑟芬‧珍妮‧德‧哈布斯堡-洛林（，，），简称玛丽-安东妮（），于1755年11月2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于1793年10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在巴黎的革命广场被处决。她自1774年至1791年间为法国和纳瓦拉的王后，1791年至1792年间则为「法国人之王后」。她是旧制度下的最后一位王后。
她是奥地利的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室公主、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的王室公主，也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圣罗马皇帝法兰兹一世的倒数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
她于1770年与法国王太子路易-奥古斯特结婚，当时年仅十四岁，因此成为法国的王太子妃。她的丈夫后来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于1774年登基，而她也随之成为法国王后。婚后八年，她诞下长女玛丽-泰蕾兹，是四个孩子中的第一个。她后来因被指与法国敌国（特别是她的故国奥地利）关系密切而失去民心，再加上「项链事件」──虽然她并未涉案，实为宫廷中人受骗的一场离奇诈骗事件──更加重了她的恶名。她被冠上如「奥地利女人」（l'Autrichienne）、「赤字夫人」（Madame Déficit）等贬义称号。与她的丈夫一样，她不喜欢宫廷生活的束缚，偏爱独处时光，特别是在凡尔赛宫的王后村庄（hameau de la Reine）。
法国大革命初期，她与王室成员一同被安置在杜乐丽宫内接受软禁。1791年一家人企图逃往瓦雷讷失败，连带她在第一反法同盟战争中的角色，也使她的声望更加恶化。1792年，王室被囚禁于巴黎圣殿监狱，法国君主制度也被废除。随著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处决，王后也于同年10月14日被送上革命法庭受审。两天后，她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年仅37岁。后世将她视为一位兼具魅力与悲剧色彩的全球性历史偶像。
早年 (1755–1770).
1755年11月2日，玛丽·安东妮出生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其兄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与其姊玛丽亚安娜大公主代她受洗。其母玛丽亚·特蕾莎过去生产其他孩子时从未遇到问题，但在生下这位最小的女儿时却出现严重并发症，医生一度担心母亲的性命无法保住。她的教父与教母是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与其妻、西班牙的玛丽-安娜-维多利亚]]王后。几天后人们得知在大公主诞生前一天，里斯本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因此有人视此为不祥之兆，尤其是在1793年之后。
出生翌日，安东妮接受洗礼，正式取名为「玛丽亚·安东妮·约瑟芬·约翰娜」（）。名字中的「玛丽亚」是为纪念[[圣母玛利亚]]，「安东妮」源自[[帕多瓦的圣安多尼|里斯本的圣安东尼]]，「约瑟芬」是向她的长兄约瑟夫大公（即后来的[[约瑟夫二世]]）致敬，「约翰娜」则为纪念使徒[[圣约翰]]。一位朝臣曾如此描述这位新生的大公主：「娇小，但完全健康。」。在家中与宫廷中，她大多被简单地称为「安东妮」，而在宫廷场合中，由于通行法语，她通常被尊称为「安东妮特女士」（）
玛丽亚·安东尼出生于天主教的[[追思亡者节]]，这是一个哀悼日，因此她的生日在童年时改为在前一天的[[诸圣节]]庆祝，以避开这天所带来的负面联想。她出生不久后，就由皇室子女的女家庭教师布兰德斯伯爵夫人（Countess von Brandeis）照料。玛丽亚·安东尼与比她大三岁的姊姊[[奥地利的玛丽亚·卡罗琳娜|玛丽亚·卡罗琳娜]]一起成长，两人一生都维持亲密的姊妹情谊。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时困难，但最终仍是充满爱的；母亲称她为「小安东内夫人」（the little Madame Antoine）。
玛丽亚·安东尼在[[霍夫堡皇宫]]与维也纳的皇室夏宫——[[美泉宫]]度过了她的成长岁月，在比她年长三岁的姐姐[[奥地利的玛丽亚·卡罗琳娜|玛丽亚·卡洛琳娜]]以及年幼一岁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 (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的陪伴下长大。其他的兄长，如日后成为[[神圣罗马]]皇帝的[[约瑟夫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约瑟夫二世]]、[[利奥波德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二世]]，以及[[斐迪南·卡尔 (奥地利-埃斯特)|斐迪南公爵]]，早已在庞大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各司其职，扮演重要角色。
与一般出于[[政治联姻]]的皇室家庭不同，安东妮的父母之间有著深厚感情，且十分享受家庭生活。虽然在正式场合必须恪守礼仪，但在私下里，他们一家人的氛围相当轻松。父亲慈爱、母亲严厉，两者在安东妮心中皆占有重要地位。
玛丽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是一位备受爱戴、且极具威望的女皇。尽管她试图抽出时间亲自督导子女的教育，繁重的国政仍使她不得不将教养工作多半交给[[家庭教师]]。玛丽-安东妮所受的教育以仪态、舞蹈、音乐与外表为主，几乎没有政治上的培养。天性活泼可爱的安东妮自幼受到教师的溺爱，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玩耍上，甚至把所有的聪明才智用来逃避功课，这也导致她在语言学习上进展缓慢。尽管她接受了私人教育，学业成果却并不理想。她在十岁时仍无法流利阅读与书写德语，法语讲得少且不流利，义大利语更是所知甚少——而这三种语言当时在帝国家庭中皆为日常语言，此外她也只是略懂拉丁文。尽管如此，她仍具备写作能力与基本的历史常识，并对音乐课尤其感兴趣。在[[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的教导下，玛丽亚·安东尼成为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她学会了弹奏竖琴、大键琴与长笛。她在家族的晚间聚会中歌唱，据说她的嗓音非常优美。她也擅长跳舞，仪态高雅，并喜爱洋娃娃。1762年10月13日，当玛丽亚·安东尼七岁时，在美泉宫遇见了比她小两个月的音乐神童[[沃夫冈·阿玛迪斯·莫札特]]。据传当时莫札特还天真地向她求婚。。
1767年10月，维也纳爆发[[天花]]疫情，年长的姊姊[[奥地利的玛丽亚·约瑟法 (1699-1757)|玛丽亚·约瑟法]]不幸染病去世，这对年幼的玛丽亚·安东尼留下了永远的印记。她在日后曾回忆当时垂死的玛丽亚·约瑟法抱著她，并告诉她自己将不会前往那不勒斯嫁给[[拿坡里王国|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一世 (两西西里)|费迪南四世]]，而是前往家族的陵墓。
1768年，[[路易十五]]派遣马修·雅克·德·维蒙（Mathieu-Jacques de Vermond）前来教授玛丽亚·安东尼。维蒙认为她的教育不足，缺乏必要的写作能力。她的[[法语]]说得并不好，也不太愿意学习，始终偏好使用[[德语]]交流。不过他也赞美她说：「她的性格与内心都非常优良。」他认为她「比一般人所想的更为聪明」，但因为「她有点懒惰，极度轻浮，因此难以教导」。
在积极支持她未来婚事的[[艾蒂安·弗朗索瓦 (舒瓦瑟尔公爵)|舒瓦瑟尔公爵]]的建议下，她进行了一番改造，以更符合法国皇室的时尚风格。这包括由一位法国牙医为她矫正牙齿、丰富她的衣橱，以及打造出类似[[蓬帕杜夫人]]风格的发型。她也在尚-乔治・诺韦尔（Jean-Georges Noverre）的指导下学习，他教她以凡尔赛宫廷特有的滑步方式行走。
[[File:MA-Lebrun.jpg|right|thumb|180px|玛丽·安托瓦内特于1783年]]
太子妃时期 (1770–1774).
[[File:Marie_Antoinette_Young3.jpg|thumb|13岁时的玛丽亚·安东尼，Joseph Ducreux 绘于 1769 年，并于同年五月送至凡尔赛宫]]
[[File:Marie Antoinette in a red hunting habit-1772.jpg|thumb|16岁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 Joseph Kranzinger 绘于凡尔赛宫，并送给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
玛丽亚·安东尼的姐姐们很快与欧洲各国王族联姻。四姐[[奥地利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1742年—1798年)|玛丽亚·克莉丝汀]]嫁给了未来的[[奥属尼德兰|奥属尼德兰]]总督[[阿尔贝特·卡西米尔|泰申公爵]]，六姐[[奥地利的玛丽亚·阿马利娅 (1746年—1804年)|玛丽亚·阿玛丽亚]]成为[[帕尔马公国|帕尔马]]公爵夫人，而与玛丽亚·安东尼关系最亲密的十姐[[奥地利的玛丽亚·卡罗琳娜|玛丽亚·卡洛琳娜]]则嫁给了[[拿坡里王国|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一世 (两西西里)|费迪南]]。
[[七年战争]]与1756年的外交革命之后，[[玛丽亚·特蕾莎]]决定与长期敌人──法王[[路易十五]]──结束敌对关系。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打击[[普鲁士]]与[[大不列颠王国]]的野心，并为两国建立长久的和平。为了巩固这个同盟，他们决定以联姻作为保障.女王原打算让八女[[玛丽亚·约翰娜·加布里埃尔|玛丽亚·约翰娜]]成为法国王储的妻子，但约翰娜在1762年因[[天花]]去世。这使得年幼的玛丽亚成为备选人选。1770年2月7日，路易十五正式提出请求，希望迎娶玛丽亚・安东尼，作为他尚存的长孙与继承人──贝里公爵暨法国太子路易・奥古斯特（即后来的[[路易十六]]）──的妻子。
1770年4月，十四岁的玛丽·安东妮离开维也纳前往法国。临行前，女王向女儿哽咽告别，说：「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妳要对法国人民非常好，让他们能说我为他们送来了一位天使。」然而据传，女王真正想说的是：「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要对法国王子非常好，让他们能说我为他们送来了一位天使。」
玛丽亚・安东尼正式放弃她对哈布斯堡领地的继承权，并于1770年4月19日，在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与[[路易十六]]|路易・奥古斯特举行了代理婚礼，由她的兄长费迪南大公代替法国太子完成仪式。1770年5月，玛丽抵达奥法交界之地，准备正式与法国王储成婚。她在此面临重大的身分转变：宠物与原随从无法陪同，原有的奥地利服装也需全部更换为法式服饰。这些文化与情感上的断裂，或许是她日后挥霍奢华、与法国人民产生距离感的根源之一。1770年5月14日，她在贡比涅森林边缘首次与丈夫见面。抵达法国后，她改用名字的法文版本──玛丽·安东妮（Marie Antoinette）。隆重的正式婚礼于1770年5月16日在凡尔赛宫举行，婚礼结束后依照传统进行了「婚床仪式」。但这对皇室夫妇长期未能圆房的情况，接下来七年始终困扰著他们的声誉。
外界对这桩婚姻的最初反应褒贬不一。一方面，太子妃容貌出众、个性亲切，深受平民百姓喜爱。她在1773年6月8日首次于巴黎公开亮相时，获得热烈欢迎，堪称一大成功。另一方面，反对与奥地利结盟的人与玛丽・安东妮关系紧张；此外，也有人出于个人偏见或鸡毛蒜皮的理由对她存有不满。
玛丽·安东妮进入凡尔赛宫后，婚姻并不幸福。路易十六沉迷于制锁与打猎，对妻子关心不足。当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写信问她为何迟迟未怀孕时，玛丽感到极大压力。她开始热衷参与社交活动、打扮自己，以逃避现实。由于玛丽性格直率，对不喜欢的人从不掩饰，也因此得罪不少人，尤其是时任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利夫人。杜巴利夫人不是个省油的灯，对国王拥有不小的政治影响力。早在1770年，她便在罢黜舒瓦瑟尔公爵的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位公爵正是促成法奥同盟与玛丽・安东妮特婚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她也促使公爵的妹妹、太子妃的女官之一格拉蒙公爵夫人被流放。
在丈夫的姑母们劝说之下，玛丽・安东妮选择拒绝与杜巴利夫人来往，此举被部分人视为政治失策，可能会危害奥地利在法国宫廷中的利益。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与驻法大使梅尔西-阿让多伯爵（他会密报女皇玛丽・安东妮的行为举止）对她施加压力，要求她与杜巴利夫人说话。玛丽・安东妮最终勉强同意，在1772年元旦对杜巴利夫人简单说了一句：「今天凡尔赛宫里人真多啊。」这短短的一句话对杜巴利夫人而言已足够，这场危机也就此化解。
路易十五于1774年去世两天后，路易十六将杜巴利流放到莫城的庞多姆修道院（Abbaye du Pont-aux-Dames），此举让玛丽·安东妮皇后及他的几位姑母感到满意。两年半后，在1776年10月底，杜巴利的流放结束，她被允许返回她心爱的卢维西安城堡（château at Louveciennes），但她再也无法返回凡尔赛宫。
王后早期（1774～1778）.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五去世后，路易十六继位为法国与纳瓦拉的国王，玛丽·安东妮成为王后。一开始，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新王后对丈夫的政治影响力有限，这主要是因为路易十六自幼耳濡目染反奥情绪，身边的重臣如数皆为反对奥地利派系的重要人物。在首席大臣莫尔帕与外交大臣夏尔·格拉维耶两位重要大臣的支持下，国王阻止了她提拔数位人选担任要职，其中包括舒瓦瑟尔公爵。然而，王后在让路易十五最具权势的大臣艾格儒公爵失势并被流放一事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774年5月24日，在路易十五去世两周后，国王将位于凡尔赛宫园区内的小特里亚农宫送给了他的妻子。这座小型宫殿原是路易十五为其情妇庞巴度夫人所建。路易十六允许玛丽·安东妮依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装修它；然而，整修期间便有谣言流传说她在墙上镶满了黄金与钻石，奢华至极。自此，她逐渐被外界冠上「奢侈王后」的恶名。
尽管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百姓生活困苦，王后却在时尚、奢侈品与赌博上大肆挥霍。时尚设计师罗丝·贝尔坦（Rose Bertin）为她设计服装，以及如「发塔」（poufs）般高达三英尺（约90公分）的发型和羽饰冠（panache）等造型。她与宫廷中的女士们也采纳了英国流行的穿著风格，例如使用印花棉布（indienne）、细布（percale）与薄纱（muslin）制成的洋装──其中 indienne 为保护法国本地羊毛与丝织产业，曾于1686年至1759年间在法国被禁止使用。
由于她对时尚的热衷与引领，玛丽·安东妮主导了历史上最重要、最时尚的宫廷之一，并在宫中女子之间居于领导地位。尽管多年来因多次怀孕而体重增加，她的仪态与外貌仍展现出一种威严与魅力。
1775年的「面粉战争」是一连串因面粉与面包价格高涨而引发的骚乱，这场动荡进一步损害了玛丽·安东妮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最终，她的名声并不比历代国王好到哪里去。越来越多法国民众开始将经济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她，认为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是因为她挥霍王室财产所致。她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在书信中表达了对女儿花费习惯的忧虑，并指出这样的举动已开始引发民间的不安与动荡。
早在1774年，玛丽·安东妮便开始与一些男性仰慕者交好，例如贝桑瓦尔男爵（Baron de Besenval）、科伊尼公爵（Duc de Coigny）以及瓦伦丁·艾斯特哈齐伯爵（Count Valentin Esterházy），同时她也与宫廷中的多位女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玛丽-路易丝·兰巴尔公主，她因嫁入庞蒂耶夫家族而与王室有亲戚关系。1774年9月19日，玛丽·安东妮任命兰巴尔公主为其宫廷总管，但不久后便将此职位转交给她的新宠──勃利夫人。同年，她也成为前音乐老师——德国歌剧作曲家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的赞助人。格鲁克一直留在法国至1779年。
1775年8月6日，她的弟媳——萨伏依的玛丽亚·特丽莎公主——诞下一子，并在七年后成为法国王位的法定继承人。这对尚未怀孕的安东妮来说无疑构成威胁，使她的王后地位岌岌可危。
为人母、宫廷变化与政治介入（1778–1781）.
在大量诽谤小册子（libelles）流传的氛围中，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以「法肯斯坦伯爵」（Comte de Falkenstein）的化名秘密来到法国，展开为期六周的访问，期间他深入游览巴黎，也曾到凡尔赛宫作客。1777年4月18日，他在米埃特堡拜访了国王与王后（即他的妹妹），并与路易十六坦率地交谈，想了解为何王室婚姻迟迟未完成圆房。最终，他得出结论：这对夫妻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障碍，唯一的问题在于王后缺乏兴趣，而国王也不愿在此事上多费力气。
在写给弟弟──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的信中，约瑟夫二世形容路易十六与玛丽·安东妮是一对「彻底的笨蛋」。他透露，毫无经验的路易曾向他坦白自己在婚床上的做法：路易「将性器插入」，但「停留约两分钟不动」，然后退出，并「说声晚安」就结束了。外界曾有传言认为路易患有包茎，并因此接受了割礼来解决问题，但这一说法已被证实不成立。然而，在约瑟夫二世介入之后，这段婚姻终于在1777年8月完成圆房。八个月后的1778年4月，便有传言说王后似乎怀孕了，而皇室则于5月16日正式对外宣布。王后首位孩子──玛丽-泰蕾兹，亦称「皇家女士」（Madame Royale），于同年12月19日诞生于凡尔赛宫。然而，包括这名女儿在内的所有王室子女的生父，都遭到诽谤小册子（libelles）的质疑与抹黑。
在王后怀孕期间，发生了两件对她日后生活影响深远的事件：其一是她的好友──瑞典外交官汉斯·阿克塞尔·冯·费尔森返回凡尔赛，并停留了两年；其二是她的兄长（约瑟夫二世）声称拥有巴伐利亚王位的继承权，并遭到萨克森与普鲁士的反对。玛丽·安东妮恳求丈夫让法国出面支持奥地利。在她母亲（玛丽亚·特蕾莎）的坚持下，她促使法国进行调停，最终于1779年5月13日签署《特申和约》(Treaty of Teschen)，结束了这场短暂的冲突。根据协议，奥地利获得了拥有至少十万人口的因河地区，尽管这一成果与法国早期对奥敌对的立场大相迳庭，但却是王后推动法国进行调解的结果。这导致外界产生一种印象──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认为王后站在奥地利一方，反对法国利益。
与此同时，王后开始对宫廷礼仪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一些变革遭到年长一辈的不满，例如她舍弃厚重的妆容与当时流行的大型裙撑（paniers）。新潮的时尚风格提倡更简约自然的女性造型，最初以带有乡村气息的「波兰式长袍」（robe à la polonaise）为代表，后来则转为「高尔裙」（gaulle）风格──一种层层堆叠的薄纱洋装。玛丽·安东妮在1783年由维吉·勒布伦所绘的画像中，正是穿著这种样式的服装。1780年起，她开始参与业余戏剧与音乐演出，并在为她建造的「王后剧院」（Théâtre de la Reine）中演出，该剧院由建筑师理查·米克（Richard Mique）设计兴建。
偿还法国国债始终是一大难题，而外交大臣伯爵夏尔·格拉维耶与玛丽·安东妮推动路易十六介入美国独立战争的举动，更让财政困境雪上加霜。可以说，王后在这段期间涉入政治事务，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的真正兴趣，不如说更多是为了在宫廷派系斗争中维护自身与盟友的地位。尽管如此，她在协助美国革命方面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她成功争取奥地利与俄罗斯支持法国，促成了「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的成立，该同盟有效阻止了英国的攻击行动。此外，在1780年，她坚决支持任命塞居尔侯爵为战争大臣，以及夏尔·欧仁·加布里埃尔·德·拉·克鲁瓦为海军大臣。这些人对协助乔治·华盛顿击败英军、促成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玛丽·安东妮的第二次怀孕于1779年7月初以流产告终，这一点可从她与母亲之间的书信中得到证实。然而，也有历史学者认为，她当时可能只是因月经周期不规则而出现出血情况，误以为自己流产了。1781年3月，她的第三次怀孕获得确认，并于同年10月22日诞下路易·约瑟夫·泽维尔·弗朗索瓦，为法国王太子。
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于1780年11月29日在维也纳去世。玛丽·安东妮担心母亲的死会动摇法奥联盟，进而对她本人造成不利影响。然而，约瑟夫二世写信向她保证，自己无意破坏两国的联盟。1781年7月，约瑟夫二世第二次访问法国，旨在巩固法奥同盟，同时探望妹妹。不过，这次访问却因流言而蒙上阴影，有谣言称玛丽·安东妮从法国国库中汇款给兄长，这些说法并无根据。
声望下滑（1782–1785）.
尽管王储的诞生引起了全国欢庆，玛丽·安东妮的政治影响力却被普遍认为主要有利于奥地利。在「水壶战争」（Kettle War）期间，她的兄长约瑟夫二世试图开放斯海尔德河以供军舰通行，玛丽·安东妮成功迫使外交大臣夏尔·格拉维耶向奥地利支付巨额赔偿金。此外，王后也设法争取兄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支持法国对抗英国，并成功化解法国对其与俄国结盟的不满，使两国关系维持稳定。
1782年，王室子女的女家庭教师吉梅内公主（Princesse de Guéméné）因破产而辞职后，玛丽·安东妮任命她的宠臣──勃利夫人接任此职。这项任命在宫廷中引发不满，因为公爵夫人出身不够显赫，被认为不配担任如此高位。然而，国王与王后都对勃利夫人十分信任，不仅在凡尔赛宫为她安排了拥有13间房间的套房，还给予她丰厚的薪资。整个勃利家族因王室宠信而获得大量爵位与职位，迅速致富并过著奢华生活，这引发了宫廷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他们痛恨勃利家族在宫中的权势，也进一步加剧了巴黎民众对玛丽·安东妮的不满。奥地利驻法大使梅尔西－阿让托（Mercy-Argenteau）甚至写信给女王玛丽亚·特蕾莎说道：「王室恩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一个家族带来如此庞大的利益，实属罕见。」
1783年6月，玛丽·安东妮宣布再次怀孕，但在11月1日至2日之夜、她28岁生日当晚，不幸流产。同年，她在政治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亲自促成了两项重要人事任命：她提拔勃利家族的亲密友人夏勒·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为财政总监，并任命布雷特伊男爵为王室内务大臣，后者也成为当时最强势且最保守的部长之一。这两项任命的结果是，王后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新上任的部长们坚决反对对旧制度进行任何重大改革。此外，当时的战争大臣塞居尔侯爵颁布一项法令，要求军官任命者须具备「四代贵族血统」──此举主要保护传统贵族家庭的利益，包括许多已经贫困的地方贵族。然而，这项规定却被许多中产阶级、专业阶层出身者、新晋贵族，以及巴黎的民众与媒体视为保守倒退的象征。这项法令实质上阻碍了来自非贵族阶层（尤其是专业阶层子弟）及新封贵族的子弟进入军队高层的机会。也因此，它成为长期支持王室与现存秩序的社会阶层（如中产与专业阶层）对王权产生不满的重要导火线，而这些人后来正是法国大革命初期领导阶层的主力来源。
1783年6月，汉斯·阿克塞尔·冯·费尔森从美洲返法后，进入了王后玛丽·安东妮的私人交际圈。外界一直有传言称两人之间有恋爱关系，然而由于他们的大部分书信已遗失、销毁或经过删改，多年来始终没有确凿证据。直到2016年，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 of Museums of France）的科学家，成功揭露了部分被涂改的王后书信内容。虽然这些揭示的文字并未提及两人之间有肉体关系，但却明确显示他们之间存在极为深厚的情感联系。
在这段期间，包含王后与其宫廷友人在内的荒谬性丑闻小册子（libelles）在全法国愈加流行，内容常以夸张、下流的方式丑化宫廷生活。《红鞋跟的手札》（Portefeuille d'un talon rouge）是最早期的一本，借由将王后与多位贵族牵涉其中，发表对宫廷不道德行为的政治批判。随著时间推进，这类诽谤越来越集中于玛丽·安东妮本人，指控她与各式各样的人物发生情欲关系，从勃利夫人到前国王路易十五皆在其列。这些恶意攻击与她与奥地利的关联被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激起公众的反感。人们甚至公开暗示，她所谓的淫乱行为是在奥地利宫廷学来的，尤其是女同性恋行为，当时在法国社会中贬称为「德意志恶习」（le vice allemand），进一步妖魔化她的形象并将其与外国敌意相连结。
1783年，王后玛丽·安东妮正忙于打造她的「田园村庄」（Hameau de la Reine），这是一处仿乡村风格的隐居园地，由她钟爱的建筑师理查·米克（Richard Mique）依据画家于贝尔·罗贝尔的设计兴建。当这座田园村落的建造成本广为人知后，又一次引发舆论哗然。然而，这项建设并非王后的奇想或特例。当时法国贵族之间正流行在私人领地中建造模仿乡村的小村庄。事实上，这个设计原本来自孔代亲王的庄园，且规模与复杂度远不如其他贵族的类似建筑。在这段期间，玛丽·安东妮也建立了一座拥有约五千本藏书的图书馆。她最常阅读的是音乐书籍，许多书甚至是献给她的；此外，她也热爱阅读历史。王后大力赞助艺术，尤其是音乐。她偏好在凡尔赛宫的「王后小套房」（Petit appartement de la reine）或她的「王后剧院」（Théâtre de la Reine）中举办音乐沙龙（musicales），观众多为亲近的朋友与少数音乐家。其中一位演奏者是圣乔治骑士（Chevalier de Saint-Georges），他被「获准与王后同台演奏」，很可能曾在这些聚会中与王后一同演奏其为两件乐器所写的小提琴奏鸣曲，王后则弹奏古钢琴。她也对某些科学探索表达兴趣与支持，其中包括由让-弗朗索瓦·皮拉特尔·德·罗齐耶主持的孟格菲气球（Montgolfière）首次升空──这是一项被视为人类文明重要里程碑的壮举，玛丽·安东妮亲自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784年4月27日，皮埃尔·博马舍的戏剧《费加洛的婚礼》在巴黎首演。该剧原本因对贵族阶级的负面描写而遭国王禁止上演，但在王后的支持下，以及宫廷内部对该剧广受欢迎（包括玛丽·安东妮曾私下为宫中人朗读）的情况下，最终获准公开演出。尽管在艺术上成功，这出剧却对王室与贵族的形象造成巨大打击。剧中揭露社会阶级的不公与贵族的腐败，激起了观众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此剧也启发了莫札特创作同名歌剧《费加洛的婚礼》，该作于1786年5月1日在维也纳首演，成为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1784年10月24日，路易十六指派布雷特伊男爵负责购置圣克卢城堡，并以王后的名义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一世手中购入。王后希望拥有这座城堡，是因为她的家庭日益扩大，也因她渴望拥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她曾表示，希望能够「把它留给我想留给的任何一个孩子」，这样她就能根据自身判断将产业传给最需要的子女，而非受制于父权式的继承制度或家族安排。有提案认为，此笔开支可透过出售其他王室资产来补贴，例如波尔多的特隆佩特城堡（château Trompette）。然而，这笔购买引发了广泛不满，不仅激怒了宫廷中原本就对王后反感的贵族派系，也引起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反对，他们无法接受法国王后独自拥有私人不动产的观念。圣克卢城堡的购买进一步损害了玛丽·安东妮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其购价高达近600万里弗，加上装修费用庞大，造成更多本应用于偿还国家巨额债务的资金被挪作他用，进一步加深人民对她挥霍无度、脱离现实的印象。
1785年3月27日，玛丽·安东妮诞下第二个儿子──路易·夏尔，封号为「诺曼第公爵」。然而，孩子的出生时间正好是费尔森回到法国的九个月后，这个巧合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也让外界对孩子的亲生父亲产生怀疑，进一步加剧了王后声望的下滑。尽管如此，大多数关于玛丽·安东妮与路易·夏尔的传记作家，包括史蒂芬·褚威格与安东尼亚·费雪(Antonia Fraser)等人，皆相信路易·夏尔的生父是路易十六。即便这些作家也认为王后与费尔森确实曾有过恋情，但他们指出孩子的出生日期与路易十六的一次已知探视吻合。凡尔赛宫廷的日记记录也显示，孩子的受孕时间与国王与王后长时间共处的时段一致，但在当时针对王后人格的猛烈抨击中，这些细节多被忽略。这些对王子血统的质疑进一步激起民众对王后的反感，助长了她「放荡、挥霍、愚蠢又是外国人」的刻板印象，这种形象迅速在法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地形成。
1786年7月9日，玛丽·安东妮诞下她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后一名──女儿玛丽·苏菲·海伦·碧雅翠丝，封号为「苏菲女士」（Madame Sophie）。她以国王的姑妈──法国的苏菲公主──为名。然而，小苏菲只活了十一个月，于1787年6月19日夭折。
革命前夕：丑闻与改革失败（1786–1789）.
钻石项链事件.
玛丽·安东妮开始逐渐放弃过去较为无忧无虑的活动，转而以法国王后的身分，愈加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她试图透过公开展现对子女教育与照顾的重视，来改善自己因钻石项链事件而遭受重创的形象。在1785年爆发的该事件中，虽然王后实际上与诈骗案毫无关联，却因舆论误解而被指控参与诈骗珠宝商的一宗丑闻──该项链原本是为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利夫人所打造。尽管她并未涉案，王后依然被民众视为罪魁祸首，这起事件大幅强化了她挥霍、虚荣与道德败坏的负面形象。为了挽回民心，她开始更积极塑造自己身为慈母与王后责任感强烈的形象。
这起丑闻的主要涉案人物包括罗昂枢机主教（Cardinal de Rohan）、罗昂-吉梅内亲王（Prince de Rohan-Guéméné），以及让娜·德·拉莫特（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玛丽·安东妮自幼便对罗昂极为反感，这源于他曾在她孩提时期担任法国驻维也纳大使时对她和其家族的轻蔑态度。即使他在凡尔赛宫中身居高位，王后从未对他说过一句话。
其他涉案者还包括：
让娜·德·拉莫特（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设下诡计，欺骗罗昂主教购买一条极为昂贵的钻石项链，声称是要作为献给王后的礼物，借此博取王后的欢心。实际上，这场阴谋与玛丽·安东妮毫无关联，但民间与媒体仍将她视为事件的中心人物，进一步重创了她的名誉。
当这起案件曝光后，涉案人士被逮捕、审判并定罪，部分人遭监禁或被流放——唯独拉莫特伯爵（Count de La Motte）与伪造者雷托·德·维耶特（Rétaux de Villette）成功逃亡。让娜·德·拉莫特（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被判终身监禁，关押于皮蒂耶－萨尔佩特里耶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 Hospital），该院同时也是女性监狱。而由巴黎高等法院审理的罗昂枢机主教则被宣判无罪，获准离开巴士底监狱。玛丽·安东妮在此案中坚持要求逮捕罗昂，最终却因他被无罪释放而遭受重大打击，不仅是个人层面，整个君主制度也因此受创。虽然真正的罪犯被定罪，但这起事件对王后的声誉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毁灭性影响，她从未真正从中恢复，公众对她的观感也进一步恶化。
政治与财政改革的失败.
国王因为罹患严重的忧郁症，开始转而向王后寻求意见。随著她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玛丽·安东妮尝试调解国王与巴黎高等法院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她角色的转变也象征勃利家族影响力的终结，以及他们对王室财政造成的压力告一段落。
尽管王室缩减随从与宫廷开支，国家财政情况仍持续恶化，最终在外交大臣格拉维耶的建议下，国王、王后与财政总监卡洛纳决定召开「显贵会议」──这是自160年前以来首次召开，目的是为了推动必要的财政改革。首次会议于1787年2月22日举行，距离格拉维耶于2月13日去世仅九天。玛丽·安东妮并未出席会议，这使她遭到质疑，指控她有意破坏会议的目的。这次会议以失败告终，不仅无法通过任何改革方案，反而开始出现与国王对抗的倾向。在王后的建议下，路易十六于4月8日解除了卡隆的职务。
1787年5月1日，在玛丽·安东妮的推动下，图卢兹大主教暨王后政治盟友艾蒂安·布里埃纳被国王任命接替卡隆，先担任财政总监，后升任首席大臣。布里埃纳在宫廷内进一步削减开支，同时试图恢复被巴黎高等法院削弱的王权。然而，他未能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由于他与王后关系密切，这项失败也对玛丽·安东妮的政治声望造成不利影响。在持续恶化的财政困境下，显贵会议因无法有效运作而于5月25日遭解散，而这场改革失败的责任，也被公众普遍归咎于王后，使她的形象与政治地位再度遭受打击。
法国的财政问题源自多重因素交织而成：数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庞大的王室成员（其开支由国家负担）、以及特权阶级——包括贵族与神职人员——普遍不愿放弃自身的财政特权来分担国家开销。由于社会普遍认为玛丽·安东妮一手毁了国家财政，她在1787年夏天被戏称为「赤字夫人」（Madame Déficit）。虽然财政危机并非完全由她导致，但她无疑成为任何重大改革努力的最大阻力之一。她曾在多次关键时刻扮演关键角色，使试图改革的财政大臣遭贬或罢免，包括1776年的杜阁以及1781年首次被撤职的贾克·尼克。若将王后的秘密开销纳入考量，宫廷总开支实际上远高于官方公布的国家预算中所占的7%，这更加深了民众对王室挥霍与不公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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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试图透过宣传来挽回形象，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慈爱的母亲。最著名的例子是由画家维吉·勒布伦于1787年8月在巴黎皇家美术学院沙龙展出的画作，画中描绘王后与她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温馨场景，企图对抗外界对她奢靡与冷漠的批评。然而，几乎同一时间，让娜·德·拉莫特（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从监狱中逃脱，逃往伦敦，并在当地发表了一系列对王后极具破坏性的诽谤言论，声称自己曾与玛丽·安东妮有情欲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王后的怀疑与敌意。
1787年的政治局势因玛丽·安东妮的干预而进一步恶化。她敦促国王对抗反对改革的巴黎高等法院，结果该法院于8月15日被放逐至特华，引发公愤。局势在11月11日更加恶化，当时路易十六试图动用「司法御座会议」（lit de justice）强行推行立法，引发重大争议。奥尔良新任公爵（即未来的「平民公爵」）公开抗议国王的专断行为，随即被流放至自己的别墅──维莱－科特莱城堡（Château de Villers-Cotterêts）。翌年5月8日发布的《五月敕令》（May Edicts）同样遭到民众与高等法院的强烈反对。最终，在财政与政治压力交织下，路易十六于1788年8月8日宣布将召开三级会议──这是自1614年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选举议会，象征旧制度权力结构的重大动摇。
自1787年底至1789年6月路易·约瑟夫去世为止，玛丽·安东妮的主要关注焦点是罹患肺结核、健康日益恶化的长子。然而，尽管身为母亲承受著沉重压力，她仍直接参与了驱逐巴黎高等法院、《五月敕令》的颁布，以及召开三级会议的决策过程。她开始参加国王御前会议，成为175年来首位参与此机构的王后──上一位是1614至1617年间曾被任命为「国王会议领导人」（Chef du Conseil du Roi）的玛丽·德·麦地奇。玛丽·安东妮在会议背后扮演重要决策角色，实际上对王室政策有极大影响力。
1788年8月26日，在她的关键推动下，财政改革者贾克·尼克重新获任为财政大臣，这项人事任命受到人民广泛欢迎。尽管王后个人对此举有所保留，担心若贾克·尼克改革失败将连带影响她的声誉，她仍支持其上任。为了牵制贵族势力，王后也接受了贾克·尼克提出的建议──将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这项措施成为日后三级会议与革命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玛丽·安东妮出席了为其重启所举行的弥撒仪式。1789年5月5日会议一开幕，民主派的第三阶级（主要由资产阶级与激进贵族组成）与保守派的第二阶级贵族之间的裂痕迅速扩大。玛丽·安东妮很清楚，她的政敌──奥尔良公爵──因在寒冬期间向民众发放金钱与食物，深得人心，将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而这对她而言极为不利，进一步削弱了她在舆论与政治上的地位。
1789年6月4日，王储路易·约瑟夫去世，对国王与玛丽·安东妮造成沉重打击。然而，这件王室悲剧几乎未受到法国人民的关注，因为他们正全力关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下一阶段的进展，并迫切期盼解决不断恶化的面包危机。就在此时，第三阶级自宣为「国民议会」，同时各种传言四起，甚至有人相信王后想要「以人民的鲜血沐浴」这类夸张而恶毒的说法。面对社会动荡与仇恨情绪，玛丽·安东妮进入哀悼长子的悲痛中。尽管深陷丧子之痛，她仍在政治上发挥决定性影响力，坚决劝说路易十六不要向群众的改革诉求让步。更重要的是，她展现出明确立场──若有必要，将动用武力镇压即将爆发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瓦雷讷事件前（1789–1791）.
局势在1789年6月20日急剧升高。第三等级联合部分神职人员与激进贵族，前往原定的会议地点却发现会场大门已被国王下令关闭。于是，他们转而聚集在凡尔赛的一座网球场中，发下著名的《网球厅宣誓》，誓言在未为法国建立宪法之前绝不解散。7月11日，在玛丽·安东妮的推动下，财政大臣贾克·尼克被罢免，改由王后所属派系的布勒特伊接任，王后意图借此调动佣兵──由她的亲信贝桑瓦尔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de Besenval de Brünstatt）指挥的瑞士军队──以武力镇压革命。此消息传出后，巴黎爆发骚乱，最终在7月14日达到高潮──民众攻占象征王权压迫的巴士底监狱。7月15日，吉尔伯·拉法叶侯爵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标志著民间力量正式组织化，王权动摇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在巴士底监狱被攻陷后的数日内，出于对暗杀的恐惧，加上国王的命令，高级贵族的外逃于7月17日开始。首先离开的是阿图瓦伯爵、孔代家族（国王的堂亲）以及备受民众厌恶的勃利家族。尽管自己的性命同样岌岌可危，玛丽·安东妮选择留在国王身边。此时，国王的权力正逐步被国民制宪议会剥夺，王室的地位日渐式微。
1789年8月4日，国民制宪议会正式废除了封建特权，并于8月26日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这份宣言由拉法叶侯爵起草，并在汤玛斯·杰弗逊的协助下完成。这些举措为法国日后的「君主立宪制」（1791年9月4日至1792年9月21日）奠定了法理基础。尽管这些改革带来剧烈变化，凡尔赛宫廷生活仍维持如常，然而巴黎的局势因9月的面包短缺而迅速恶化。10月5日，愤怒的巴黎民众涌向凡尔赛，迫使王室迁往巴黎的杜乐丽宫。在拉法叶指挥的国民自卫队监视下，王室实际上被软禁在宫中。与此同时，普罗旺斯伯爵（即日后的路易十八）与其妻子则被允许居住在小卢森堡宫（Petit Luxembourg），并一直停留至1791年6月20日他们出逃流亡为止。
玛丽·安东妮仍持续参与慈善活动与宗教仪式，但她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在照顾子女上。尽管不常公开露面，她在1789年至1791年间其实扮演著重要的政治角色，与多位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关键人物维持著复杂的关系。其中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财政总理贾克·尼克。玛丽·安东妮对他支持革命深感不满，并对他于1790年的辞职毫无遗憾。
拉法叶在此期间担任王室的监管人。尽管他对王后极为反感──甚至曾威胁要将她送进修道院──而王后也同样厌恶他，但在巴黎市长让·西尔万·巴伊的劝说下，他最终同意与王后合作，并允许她多次会见费尔森。他甚至听从王后的指控，将被认为煽动动乱的奥尔良公爵流放。拉法叶与国王的关系则较为友好。作为一位自由派贵族，他并不希望君主制度完全瓦解，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如英国所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在国王与人民之间达成合作关系，这也是1791年宪法的基本构想。
尽管王后尽力避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她仍遭诽谤小册子（libelles）恶意指控与拉法叶有私情。这类诽谤直到她身亡前都未停止，并在她的审判中达到高潮，甚至出现了她与儿子乱伦的荒谬指控。这些指控全无证据支持，纯属恶意中伤。
米拉波伯爵.
在那段时期，玛丽·安东妮最重要的政治成就之一，是与霍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米拉波伯爵建立了联盟。米拉波是制宪议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与拉法叶一样，他也是一位自由派贵族。他加入了第三等级，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而是希望将其与革命和解，实现改革。他也有意担任部长，且对金钱诱惑并非全然免疫。在奥地利大使梅尔西（Mercy-Argenteau）的建议下，玛丽·安东妮与米拉波展开秘密谈判。双方于1790年7月3日在圣克卢城堡私下会面。该处是王室获准在夏季短暂居住的地点，远离巴黎激进势力的严密监控。会面中，米拉波对王后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致奥古斯特·马克伯爵的信中写道，国王身边唯一坚强的依靠就是王后：「La Reine est le seul homme que le Roi ait auprès de Lui」（王后是国王身边唯一像个男人的人）。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米拉波成为王后的秘密政治盟友。作为报酬，玛丽·安东妮承诺每月支付他6,000里弗，若他成功恢复国王的权威，将再额外支付他100万里弗。
在那段时期，王室夫妇唯一一次返回巴黎是在1790年7月14日，为了参加「联盟节」——这是一场于战神广场举行的官方仪式，用以纪念攻陷巴士底监狱一周年。当天来自全法各地的民众达3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18,000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欧坦主教塔列朗主持了在「祖国祭坛」（autel de la Patrie）前的弥撒。国王在活动中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当他宣誓效忠国家、承诺遵守宪法会议所通过的法律时，群众高呼「国王万岁！」甚至王后也获得掌声，特别是她向群众展示王储路易·约瑟夫时，更引来一片喝采。
米拉波真诚希望王后能与人民和解，而王后也乐见他努力恢复国王权力，包括对外交政策的主导权以及宣战权。尽管拉法叶与其盟友反对，国王仍获得了「暂缓否决权」（veto suspensif），可在四年内暂时搁置任何新法律。随著时间推进，米拉波对王后的支持愈发坚定，甚至建议国王应「暂时迁往」卢昂或贡比涅，以摆脱巴黎的压力并重整王权。然而，这一切努力随著米拉波于1791年4月去世而终止。尽管数位革命中温和派领袖曾试图与王后接触、建立合作基础，但米拉波之死让她在国民议会的影响力几乎归零。
教士民事宪章.
1791年3月，庇护六世谴责了《教士民事宪章》（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该宪章虽由路易十六不情愿地签署，却将主教人数从132人减少至93人，规定所有主教与神职人员须由省或地区选举人团投票选出，并削弱教宗对教会的权威。宗教在玛丽·安东妮与路易十六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两人皆在罗马天主教信仰中成长。王后在政治上的理念，以及对君主绝对权力的信仰，皆根植于法国长久以来的「君权神授」传统。
1791年4月18日，当王室准备前往圣克卢参加由一位非宣誓神父举行的复活节弥撒时，一群民众──后来甚至包括违抗拉法叶命令的国民自卫军──阻止他们离开巴黎，促使玛丽·安东妮对拉法叶宣称，她与家人已不再是自由人。这一事件强化了她出于个人与政治考量离开巴黎的决心，而不是单独逃离，而是与全家人一同出走。就连一向犹豫不决的国王也接受了王后提出的计划，即在外国势力与反革命力量的协助下出逃。费尔森与布勒特伊分别代表王后在欧洲各宫廷中运作，负责策划整个逃亡计划；而玛丽·安东妮本人则继续与法国革命中的温和派领袖进行秘密协商。
逃亡、在瓦雷讷被捕与返回巴黎（1791年6月21日至25日）.
曾有数次协助王室逃离的计划，但都因王后的拒绝或国王的犹豫而未能实行。王后不愿在没有国王陪同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长期迟疑不决，也使一些方案失去可行性。最终，当路易十六终于决定实施出逃计划时，却因执行不当而导致失败。这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即为著名的「瓦雷讷逃亡事件」，目标是逃往保皇派据点蒙梅迪。计划中，王室成员将伪装成虚构的俄国富有女男爵「科尔夫夫人」（Madame de Korff）的仆人，而这位假扮的贵妇角色则由王室子女的女家庭教师──路易丝-伊莉莎白·德·克鲁瓦·德·图尔泽尔（Louise-Élisabeth de Croÿ de Tourzel）担任。
在多次延误后，逃亡行动最终于1791年6月21日展开，但不到24小时，全家便在瓦雷讷被捕，并于一周内被押送回巴黎。这次逃亡的失败几乎摧毁了国王在人民间仅存的支持。在王室被捕的消息传回巴黎后，国民制宪议会派出三位代表──安托万·巴纳夫、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以及夏尔·塞萨尔·德·费·德·拉图尔－莫堡（Charles César de Fay de La Tour-Maubourg）──前往瓦雷讷护送王后及其家人返回巴黎。途中，民众对他们不断嘲笑、辱骂。在这段返程中，代表议会温和派的巴纳夫保护了玛丽·安东妮不受群众伤害，甚至连佩蒂翁也对王室一家表示怜悯。王室安全返回巴黎后，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沉默的人群。多亏巴纳夫的努力，国王与王后未被立即送上审判，并在公众面前被宣布未犯与此次逃亡有关的任何罪行。
王后的首席侍女珍娜-路易丝-亨丽埃特·康庞（Jeanne-Louise-Henriette Campan）在回忆中写道，1791年6月21日至22日那一夜之后王后头发的变化：「……仅仅一夜之间，她的头发就变得如七十岁老妇般雪白。」（En une seule nuit ils étaient devenus blancs comme ceux d'une femme de soixante-dix ans.）
瓦雷讷事件后革命的激进化（1791–1792）.
从瓦雷讷返回后，玛丽・安东妮、她的家人及随从被严密监控，关押在杜乐丽宫，国民警卫队对国王与王后实施日夜守卫。无论王后走到哪里，都有四名卫兵随行，甚至连她的卧室门在夜间也必须保持敞开。她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使她的活动能力进一步下降。
1791年7月17日，在巴纳夫及其友人的支持下，拉法叶的国民自卫军朝向在战神广场集结、签署要求罢黜国王请愿书的群众开火。据估计，死者人数在12人到50人之间不等。这场事件严重损害了拉法叶的声誉，他的名声自此一蹶不振，并于同年10月8日辞去国民自卫军司令一职。由于两人之间的敌意持续存在，玛丽・安东妮在1791年11月成功阻止拉法叶当选巴黎市长，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从她的书信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巴纳夫冒著巨大的政治风险，坚信玛丽・安东妮是他的政治盟友，并在她声望低落的情况下，设法争取到愿意与她合作的温和派多数，但女王始终未被视为真诚地与法国大革命中的温和派领袖合作。这最终断送了建立温和派政府的可能性。此外，民众普遍认为这位不得人心的王后在操控国王，这种观感进一步损害了王室夫妇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雅各宾派成功利用这种情绪，在瓦雷讷事件之后推动其激进议程，促使废除君主制度的行动获得支持。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1792年春季。
玛丽・安东妮始终寄望于由欧洲各君主国组成的军事联盟能成功镇压这场革命。她最期待获得奥地利家族的支持。在1790年其兄约瑟夫二世去世后，继位的利奥波德二世虽然对她有所支援，但仅限于有限程度。她希望奥地利军队的进军威胁能吓阻革命暴力的进一步升级。1791年9月，她在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革命反应的期待：「……革命将因战争逼近而终止，而不是因战争本身。国王的权力将得以恢复，他将负责与外国势力谈判；而诸位王子也将在局势恢复平静后回到朝廷与国家中，再次担任他们原有的地位。」同封信中，她也写道，若法国君主制垮台，并引发革命理念的兴起，那将对「所有政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1792年利奥波德二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法兰兹即位，这位保守派君主更加积极地支持法国王室夫妇的事业，因为他担心法国大革命及其理念会对欧洲各君主政权，尤其对奥地利在欧洲的影响力，带来严重威胁。巴纳夫曾建议玛丽・安东妮召回梅尔西－阿让托（Mercy-Argenteau），这位大使在革命爆发前曾在她生命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当时梅尔西已被任命为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总督，无法返回法国。1791年底，尽管情势危险，身在伦敦密友的朗巴勒亲王妃仍选择返回杜乐丽宫陪伴玛丽・安东妮。至于费尔森伯爵，尽管王后受到种种严格限制，他仍在1792年2月最后一次见到了她。
导致1792年8月10日废除君主制的事件.
利奥波德二世与法兰兹二世为了支持玛丽・安东妮所采取的强硬行动，最终导致法国于1792年4月20日对奥地利宣战。尽管玛丽・安东妮本人反对奥地利对法国在欧洲领土的领土主张，她仍因此被视为敌人。当年夏天，法兰西革命军在与奥地利的战事中接连败北，局势更加恶化，部分原因是玛丽・安东妮向奥地利透露了军事机密。此外，在玛丽・安东妮的坚持下，路易十六否决了数项旨在进一步削弱王权的法案，这使王室夫妇被民众讥称为「否决先生」（Monsieur Veto）与「否决女士」（Madame Veto）。这两个绰号广泛出现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与群众歌曲中，包括著名的《卡玛纽拉》（La Carmagnole）。
巴纳夫一直是玛丽・安东妮最重要的顾问与支持者，只要他能满足她的要求，她就愿意与他合作，而巴纳夫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做到了。当时在新成立的国民立法议会中，巴纳夫与温和派大约有260名议员，激进派约有136人，其余约350人立场中立。最初，多数议员支持巴纳夫，但王后的政策导致议会逐渐激进化，使得温和派失去了对立法程序的控制。1792年4月，温和派政府垮台，由吉伦特派为首的激进派取而代之，成为议会多数。随后，议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教会、贵族，以及新国民自卫军单位组建的法律，全部遭到路易十六的否决。此时，巴纳夫所属的温和派已缩减至仅剩120人，而吉伦特派则掌握了330席，控制了立法议会。该政府中两位最有权势的人物为内政部长让-马里·罗兰与外交部长夏尔·迪穆里埃将军将军。迪穆里埃对王室夫妇抱持同情，曾试图挽救他们，但却遭王后拒绝。
玛丽・安东妮拒绝与吉伦特派合作（该派自1792年4月到6月掌握政权），她的行为导致吉伦特派公开谴责「奥地利的背叛」，这是直接暗指王后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当时罗兰夫人向路易十六递交一封信，谴责王后在这些事务中的角色；在王后的催促下，路易十六解散了政府，这也使他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迪穆里耶则辞去职务，并拒绝在任何新政府中任职。此时，反对王权的浪潮在民间与政治派别中不断高涨，而王后则继续鼓励国王否决1792年立法议会所通过的新法案。此外，早在1791年8月，《皮尔尼茨宣言》已威胁要入侵法国，这一举动促使法国于1792年4月向奥地利宣战，从而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战争。接著，1792年8月的事件最终导致君主制度的终结。
1792年6月20日，一群「面目可怖的暴民」闯入杜乐丽宫，强迫国王戴上象征革命忠诚的红色佛里几亚无边便帽，并对王后玛丽・安东妮进行辱骂，指责她背叛法国，甚至威胁要夺她性命。因此，王后请求费尔森敦促外国势力加快入侵法国的计划，并发表一份宣言，威胁若王室成员遭遇不测，将摧毁巴黎。这份《布伦瑞克宣言》于1792年7月25日发布，随即引发了8月10日的叛变事件。当时，一支武装暴民队伍逼近杜乐丽宫，迫使王室成员逃往立法议会寻求庇护。九十分钟后，宫殿遭暴民攻入，瑞士卫兵遭屠杀。8月13日，王室一家被囚禁于玛莱区内的圣殿塔，生活条件比先前在杜乐丽宫时更加严酷。
一周后，数名王室随侍人员（其中包括兰巴尔公主）被巴黎公社带走审讯。她们被转送至拉福尔斯监狱（La Force Prison），在经过快速审判后，朗巴勒亲王妃于9月3日惨遭杀害。她的头颅被架在长矛上，游街示众，并被带到圣殿塔，意图让王后看到。玛丽・安东妮虽被阻止目睹这一幕，但在得知此事后当场昏厥。
1792年9月21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君主制度被正式废除，国民公会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执政机构。王室的姓氏也被降级为非王室的「卡佩家族」。随后，国王的审判程序正式展开。
路易十六的审判与处决.
被控叛国罪的路易十六在1792年12月被与家人分开，接受审判。国民公会由雅各宾派主导，他们否决了将国王作为人质的提议，坚决主张处决。1793年1月15日，国民公会以微弱多数（仅多六票）判处路易十六死刑。他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执行处决。
入狱.
被称为「卡佩寡妇」的前王后玛丽・安东妮，陷入深沉的哀悼之中。她仍抱持希望，认为她的儿子路易－夏尔——已被流亡的普罗旺斯伯爵（即路易十六的弟弟）承认为王位继承人——有朝一日能成为法国的国王。王党人士与拒绝效忠革命政府的教士（包括正在旺代地区筹备起义的人士）皆支持王后与王政的复辟。在被囚禁期间直至处决之前，玛丽・安东妮仍获得来自保守派与反革命的宗教社会团体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有富有的个人愿意贿赂共和官员，试图协助她逃脱。然而，这些逃亡计划全数失败。在被关押于圣殿塔期间，王后、她的孩子们及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遭到侮辱，甚至有卫兵当面朝她脸上吹烟。为防止她与外界联系，当局实施了极为严密的监控措施。尽管如此，仍有数名守卫愿意收受贿赂，让王后与外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
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后，王后玛丽・安东妮的命运成为国民公会激烈争论的焦点。有些人主张处死她，也有人提议将她用来交换战俘，或以高额赎金交给神圣罗马皇帝。汤玛斯·潘恩则主张将她流放到美国。1793年4月，在恐怖统治期间，由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主导的「救国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有如雅克-勒内·埃贝尔等激进人物公开要求审判王后。至5月底，吉伦特派被完全逐出政权。同时，革命派也开始主张「再教育」年仅八岁的王储路易-夏尔，使其服从革命思想。为此，1793年7月3日，在一场激烈的拉扯中，路易-夏尔被强行从王后身边带走，交给鞋匠、巴黎公社代表安托万·西蒙照管。王后奋力抗争，但最终无力挽回。在被从圣殿塔移送之前，玛丽・安东妮仍每天花数小时试图窥见儿子的身影。几周内，儿子便被迫背叛了母亲，并被教唆指控她犯下不当行为。
巴黎康西尔日监狱.
1793年8月1日凌晨1点，玛丽‧安东妮被从圣殿塔转移至巴黎康西尔日监狱的一间隔离牢房，登记为「第280号囚犯」。离开圣殿塔时，她的头撞到门楣，一名守卫问她是否受伤，她回答道：「不！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了。」这是她囚禁期间最艰难的时期。她被全天监视，完全没有隐私。8月底曾有一次营救行动，称为「康乃馨阴谋」()，企图协助她逃狱，但因无法收买所有守卫而失败。在这段时间里，她由罗莎莉·拉莫里耶照料，对方尽力在艰困条件下照顾她。至少有一次，一位天主教神父获准探视她。
审判与处决（1793年10月14日至16日）.
1793年10月14日，玛丽・安东妮在革命法庭接受审判。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审判的结果早在「康乃馨阴谋」被揭发时，就已由救国委员会预先决定。她与辩护律师仅获得不到一天的时间准备辩护。控诉内容多半来自此前在诽谤小册子（libelles）中流传的谣言，包括：在凡尔赛宫策划淫乱集会、将数百万里弗的国库资金汇往奥地利、计划于1792年屠杀国民自卫队、宣称她的儿子是法国新国王，以及乱伦罪——这最后一项指控来自她的儿子路易－夏尔，他是在激进派的雅克-勒内·埃贝尔控制与逼迫下做出的指证。
这最后一项乱伦指控引发了玛丽・安东妮强烈的情绪反应。她拒绝对此做出回应，而是转向法庭中在场的所有母亲呼吁。她的这番诉求获得了这些女性的同情——尽管她们原本对王后并无好感，这样的反应给予她一些安慰。当一位陪审员进一步逼问她是否要回应乱伦指控时，王后回答道：「我之所以沉默，是因为身为一位母亲，对这样的指控作答是违反天性的。对此，我请求所有在场的母亲作见证。」当陪审员约阿希姆・维拉特（Joachim Vilate）晚餐时向罗伯斯比尔讲述这一幕时，罗伯斯比尔气得当场摔碎餐盘，怒斥道：「那个蠢人埃贝尔！」
1793年10月16日清晨，玛丽・安东妮被裁定犯下三项主要罪名：挥霍国库资金、阴谋颠覆国内外国家安全，以及通敌叛国（因她曾向敌国提供情报）。其中「通敌叛国」一项罪名即足以判处她死刑。她与辩护律师原本最坏的预期只是终身监禁，却最终被判处断头台死刑。在生命所剩无多的几个小时里，她写下了一封信给她的小姑伊莉莎白，信中表达了她问心无愧、坚定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对孩子们的深切爱与关怀。然而这封信并未成功送达给伊莉莎白。她的遗嘱后来被发现在罗伯斯比尔床下的文件中，并由埃德姆－博纳旺图尔・库尔图瓦（Edme-Bonaventure Courtois）公开出版。
在准备赴死前，玛丽・安东妮被迫在守卫面前更衣。她原本希望穿上黑色衣服示哀，但被强迫穿上一件素白色的衣裙——白色是法国寡妇王后传统所穿的颜色。她的头发被剃去，双手被紧紧反绑在背后，并被系上绳索牵引。与她的丈夫路易十六在行刑当日乘坐马车相比，王后则必须坐在一辆敞开的木制囚车中，在群众的嘲笑辱骂声中，花费一小时自康西尔日监狱沿著圣奥诺雷街行至断头台所在的革命广场（即今协和广场）。尽管受到人群羞辱，王后始终保持冷静沉著。当局派遣了一位效忠共和国的宪政神父为她办理临终告解，他在囚车中与她同坐，但王后全程无视，因为该神父曾对共和政府宣誓效忠。
玛丽・安东妮于1793年10月16日中午12点15分被送上断头台，遭到斩首。她的遗言据记载是：
——这是在她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后所说的话。
杜莎夫人受命制作了她的死亡面模。她的遗体被草草埋入附近安茹街上的马德莲墓园（Madeleine Cemetery）一座无标记的墓坑中。由于墓园不久后即达到容量极限，该地于1794年3月25日被正式关闭。
国际反应.
玛丽・安东妮被处决后，在国际间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与争议人物。有人将她视为革命灾难的替罪羊，将各种失序与暴力的根源归咎于她。美国前总统汤玛斯·杰弗逊在1821年撰文时写道：
在1790年出版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于玛丽・安东妮尚被囚禁在巴黎时便写下感叹之语（此书出版时王后尚未被处决）：「骑士精神的时代已经逝去，诡辩家、经济学家与精算师的时代取而代之，欧洲的光辉已被永远熄灭。」他又写道：「我们再也无法见到那种对阶级与性别的慷慨忠诚了。」
王后挚爱的姊姊、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琳娜在得知妹妹的死讯后，陷入深沉哀痛与对革命者的强烈愤怒。她迅速中止对改革派与知识分子的保护，并授权那不勒斯的主教们积极阻止国家的世俗化改革。
此外，她也向大量逃离法国大革命的流亡者提供援助，许多人获得了生活津贴，成为她对抗革命的一部分行动。
波旁王朝复辟.
在法国波旁复辟期间，1815年1月18日，玛丽・安东妮与路易十六的遗体被起掘，当时普罗旺斯伯爵登上新复辟的王位，即位为法国与纳瓦拉国王路易十八。三天后的1月21日，两人的遗骸获得基督教仪式的正式安葬，重新安葬于法国历代国王的陵寝——圣但尼大教堂中。
后世影响.
对许多革命人物而言，玛丽・安东妮是旧制度种种弊病的象征。革命法庭将国家财政困难的责任归咎于她，视她为导致灾难的元凶。在新兴的共和理念中，「成为国民」意味著对国家的忠诚与排除外来影响，而玛丽・安东妮的奥地利血统，以及她持续与外国对手通信的行为，使她被视为叛国者。对法国民众而言，她的死是完成革命不可或缺的一步。她的处决也被广泛视为革命已达成目的的象征，宣告了旧制度的终结与新秩序的建立。
玛丽・安东妮以其对精致事物的品味闻名于世，她向著名工匠如尚・亨利・里斯内（Jean Henri Riesener）所做的订制品，不仅体现了她的审美观，也展现了她作为艺术赞助者的持久影响力。例如，一张现藏于沃德斯登庄园的书写桌，即被认为出自里斯内之手，原本位于凡尔赛宫的王后私人起居室「子午室」（de la Méridienne），后来被王后迁至她最钟爱的简朴居所——小特里亚农宫。这项举动反映出她渴望逃离宫廷繁文缛节的压迫氛围。她在这座小巧、私密的别墅中摆放了许多她钟爱的物品，这些收藏透露出她性格中柔美、感性与重视个人空间的一面——这些面向在革命时期的讽刺政治漫画（如《革命画报》Les 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中早已被扭曲抹煞。此外，玛丽・安东妮也是音乐爱好者，拥有数件乐器。1788年，她购买了一台由名琴制造师塞巴斯蒂安・埃拉尔（Sébastien Érard）制作的钢琴，可见她对音乐与艺术生活的深厚热爱。
玛丽・安东妮的个人藏书共计736册，于1863年由保罗・拉克鲁瓦（Paul Lacroix）以笔名 P. L. Jacob 发表书目目录。这些书主要来自她在小特里亚农宫的藏书，许多书籍甚至可追溯至她的闺房，大多为小说与戏剧类作品。
从中随机挑选几本，可见她的阅读兴趣颇为广泛，包含：
此外，王后在巴黎的杜乐丽宫内还拥有一个更大且更具正式性的图书馆，显示出她不仅热爱艺术与音乐，也对文学怀有浓厚兴趣。
玛丽・安东妮在死后多年，依然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被视为保守主义、天主教会、财富与时尚的象征。她的形象成为众多书籍、电影与其他媒体的主题。对许多具有政治立场的作家而言，玛丽・安东妮成了阶级冲突、西方贵族制与专制政权的代表性人物。一些同时代人，如汤玛斯·杰弗逊，更直接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归因于她的行为与影响。她的名字至今仍引发激烈讨论，既代表著极致的皇室奢华，也承载著革命浪潮下君主制度的崩溃。
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
「那就叫他们吃蛋糕吧！」这句话长期以来被惯例性地归因于玛丽・安东妮，但其实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她曾说过这句话，如今普遍被视为一种记者笔下的陈腔滥调。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卢梭自传体作品《忏悔录》第一部第六卷中，该书于1767年完成，1782年出版，内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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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仅称这句话出自一位「伟大的公主」，并未指名玛丽・安东妮，而这段文字的写作时间也早于她抵达法国（她于1770年成为法国王太子妃）。学者认为，这段话很可能是卢梭完全虚构的，用以讽刺贵族对民间疾苦的无知。后人出于政治宣传或误传，才将其强加于玛丽・安东妮的名下，进一步加深她「冷酷、奢华、无知」的历史形象。
在美国，为感谢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协助，1788年命名了一座城市为玛丽埃塔，以表达对法国的感激之情。
玛丽・安东妮的一生成为多部电影的主题，例如《玛丽皇后 (1938年电影)》（Marie Antoinette, 1938 年）与《凡尔赛拜金女》（Marie Antoinette，2006 年）。关于她的生平，有一本由安东妮雅・佛瑞泽（Antonia Fraser）所著的书，书名为《玛丽・安东妮：旅程》（Marie Antoinette: The Journey）。2022年，她的故事被 Canal+ 与 英国广播公司 携手改编为一部英语电视剧 Marie Antoinette。
家谱.
Notes:
Solid vertical lines indicat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hile dashed lines represent more distant ancestor-descendant connections.
子嗣.
除了她的亲生子女外，玛丽安东妮还收养了四名孩子：
在这些孩子当中，实际与王室同住的只有阿尔芒、欧内斯廷与柔伊。尚·阿米卡尔，以及柔伊与阿尔芒的年长兄姊（他们也曾被王室夫妇正式认作寄养子女），并未与王室同住，而是由王后资助生活与教育。王后遭监禁后，资助中断，对某些人（至少对阿米卡尔）带来致命影响──他被寄宿学校驱逐，据传饿死街头，但事实上是被其中一位老师收养，几年后因病去世。
阿尔芒与柔伊的地位与欧内斯廷更为接近：阿尔芒自幼与国王与王后一同住在宫廷中，直到革命爆发后因支持共和理念而离开；柔伊则被选为王太子的玩伴，就如同欧内斯廷曾是玛丽-特蕾丝的玩伴一样，在1791年王室逃亡瓦雷讷前被送往修道院学校与她的姊姊们一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