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碑是三国时期吴国天玺元年（276）所立的刻石。根据年号，也称作天玺纪功碑，又因破损为三截（罗振玉认为是以三石垒成）而被称为「天玺断碑」「三段碑」「三击碑」。吴末帝孙皓暴虐无道，为稳定人心，迎合所谓祥瑞改元天玺，并编造上天降示谶言，刻石纪功。原石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今只存拓本。
碑文阴刻在一巨大圆幢形石头上，石顶原有纽。刻字面略呈四方，正面、背面稍阔（约八字宽）而侧面稍狭（约六字宽），文字三面环绕。书体为篆书，笔法在篆隶之间，起笔方而收笔尖，转折处方圆兼施，风格独特，为书法史上的特例。或归于「倒薤书」「悬针篆」。旧传为东观令华核撰文、皇象或苏建书写，然皆无确证。
同年孙皓于离墨山封禅，刻立禅国山碑，同为篆书刻石，记载祥瑞百余种。然而仅四年以后，东吴便为西晋所灭。
原石流传.
原刻石最初在秣陵县南之岩山段石冈（今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东北），传晋宋时断为三截。后不知何人移至江宁天禧寺（今大报恩寺原址）门外。宋元祐六年（1091），转运副使胡宗师于寺门外发现「半埋于土」的石碣，为加保护，移至转运司后圃筹思亭（今瞻园一带）。元代，转运司变为行御史台台治所在，至治二年（1322），台掾杨益「得之台廨草间」，乃募民夫移至庙学（今南京夫子庙）门内。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学宫失火，石碣又移至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五月二十八日，校官毛藻聚集工匠刷印《玉海》，工匠煮饭致尊经阁失火，书版与石碣俱焚毁，残片埋于卫山（尊经阁后小高地）下。
原石上段尾部有宋元祐六年（1091）转运副使胡宗师跋。宋崇宁元年（1102），转运判官石豫刻跋于上段顶部之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耿定向又刻跋于上段顶部之左。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到江宁府学尊经阁测量原石，见中段顶部有一大过手掌的「乔」字，又在下段之下加刻「北平翁方纲来观」七字。另据元代张铉《至正金陵新志》等记载，中段碑阴刻有「襄阳米芾」四字，当时已「磨砺几尽」。
前人著录往往逐段释读文字，连缀不成文。今存碑帖亦有逐石剪裱而成者，不可通读。康熙二十年（1681）春，祥符周在浚（字雪客，周亮工长子）首次将三段石碣联合释读，作《天发神谶碑考》一卷，并附整篇释文。
原石尺寸.
根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翁方纲测量原石的数据，以清代营造尺1尺折合今32㎝，视截面为圆形推算直径，可得下表：
第二段每行残存七字，可推算单字高度在10.6㎝左右。加上测量时已缺失两排字，推算原石整体高度在290㎝上下。再计入石顶部原有而后断裂的穿孔，原石高度为「一丈」的记载较为合理。
释文与补字.
原碑文字.
根据旧拓本及历代文献记载，可基本恢复原碑版式，并补充部分摩灭文字。
碑文二十一行（第十八行后空一行无字），行十八字（第十二行「诏」字单抬头，第十七行「大吴」二字双抬）。
碑文共三部分：一至五行为神谶内容，六至十八行为神谶释读经过，末三行为碑文作者、书者、刻工等。下为释文，补充文字以标注——
上天帝言天……下步于日月……帝曰：大吴一万方，甲午丙日……才仁中平予□人元示于山川……天发神谶文。
天玺元年桼'己酉朔十'日'，□□武中郎将丹'□□□□'□'□□，□然发刻，广省□，'是天谶，广多□'解，解者十二字。以'廿三日，'□□'文字，令史、建忠中'将会稽陈'□□，□'十三字。治复有□未解，以八月一'诏遣中书郎、行'将军、裨将军、关内'江费宇行视，更'二字，合五十桼'。宇与西部校尉姜□、'络、典校皋仪、备□、梅胤、章咸、李楷、贺□、吴宠、建业丞许□、'番约等十二人吏'，并共观视，深甄'，永归大吴，上天宣命，诏'平，文字炳朖，天'在诸石上。故就'□，□□'铭，敷垂亿'。
兰台东观令□□□□□□吴郡□□□巧工九江朱□□□□□□□□□功东海夏侯……
增刻文字.
宋元祐六年（1091）胡宗师跋，楷书，刻于上段石碣文字之后——
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门之外有石三段，半埋于土，窃疑以为天玺元年岩山纪吴功德段石冈之碣，因观之，果耳。人多传皇象书，稽之实八百十有五秊。字虽损缺，而尤有完者。寺僧不知护持，岁月之久，风雨所暴，必至泯灭，因辇置漕台后圃筹思亭。时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转运副使左朝请郎胡题。
宋崇宁元年（1102）石豫跋，楷书，刻于上段石碣顶部之右（二至七行上方）——
-{余}-奉命计台侍亲游此，得天玺-{断}-碑，亲之笔力高面雨文辞残簇不可读也。悲夫。崇宁元年中秋日，转运判官石豫安正题。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耿定向跋，行书，刻于上段石碣顶部之左（十七至末行上方）——
人见上古残碑，只字辄珍重，以为希奇。古人之心，千载如见，独不当一仰思邪？明嘉靖甲子，督学御史天台山人耿定向识，是日南畿举人修序齿会始也。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翁方纲题字，隶书，刻于下段石碣之下（第八行「解解」二字下）——
北平翁方纲来观
拓本与翻刻.
清代碑刻传拓的普及和流行多在乾嘉金石学复兴之后，嘉道以后传拓品种渐增，同光后传拓数量骤增。此碑石在嘉庆十年（1805）焚毁，错过了碑刻传拓的高峰期，导致原石拓本极为罕见。嘉庆时售价已昂，而翻刻本众多。
原石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一说旧称宋拓实为明初拓本，为已知传世最旧拓本，曾经罗振玉、朱文钧（翼盦）递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朱氏家属捐赠）。朱文钧另有一部张介侯旧藏明代拓本，故自署斋号「天玺双碑馆」，亦捐予故宫。
上海图书馆藏有赵烈文天放楼旧藏明拓本，曾经朱之赤、豫立、沈树镛、顾增寿等人递藏。上海图书馆还有张廷济旧藏本、龚心钊旧藏清乾隆整拓本。
安思远旧藏明拓本，曾经周亮工、曹仲经、张燕昌、刘喜海等人递藏，2018年同其他十种碑帖一起拍卖，总成交价逾1.9亿元人民币。
吴湖帆藏有明代拓本，精心装帧，作校碑图、碑式图，以双钩法补缺字，后归收藏家孟宪章妙鉴斋，2023年3月以1260万元人民币拍出。
陈郁嘉树堂藏明拓本，有褚德彝、张祖翼、杨澥、吴志恭、钱步文、陈景陶、秦淦题签、题跋。
孟宪钧小残卷斋藏有三种：何焯、何元锡（梦华）、朱为弼、何绍基递藏，启功等题跋明初拓本，2023年6月以近403万元人民币拍出；孙星衍、伍诒堂、沈肇年旧藏清初拓十四字残本，2023年6月以近15万元人民币拍出；罗振玉旧藏、邵锐（茗生）题跋明拓本（存半）。
端方藏明拓本，陈宝琛曾题咏。其中还有当时名流如吴锡永、-{余明震}-、张祖翼、杨守敬、李维翰、吴学廉、李葆恂、俞陛云、龚锡玲、章钰、朱益濬、陈伯陶、郑孝胥、陈三立、张謇、沈曾植、叶德辉、何维朴、汪咏沂、严复等人题咏、赋诗、观款，今藏日本藤井有邻馆。
刘世珩藏明拓本，陈三立曾观赏并题咏。前有罗振玉题字《斠碑图》一幅，由七人合作完成：周梓画松、陶瑢补石、吴观岱画人并补石桌、贺良朴画鹤、田步蟾缀蒲草、金城缀竹、那晋补山。后有罗振玉所赠合装之吴玉搢《天发神谶碑攷》手稿。刘氏还请当时诸多名家题签、题跋、释文，其中包括徐树钧、汪嘉堂、罗振玉、罗福颐、程颂万、柯逢时、郑孝胥、吴昌硕、吴郁生、王季烈、王崇烈、汪洵、张謇、章钰、赵世骏、褚德彝、叶昌炽、沈曾植、樊增祥、李详、冯煦、杨守敬、黄葆钺等。刘世珩之子刘之泗亦有题跋，并邀袁克文同观留跋。民国十七年（1928），刘之泗将该本影印，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刘之泗在抗日战争期间去世，家人变卖藏品，该部拓本原件如今不知所踪。
此外还有蒯光典本（整拓），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沈树镛本，藏北京文物商店。王耤、冯汝玠、李棪、陈庆龢等题跋，雍干以后拓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翻刻本.
清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曾摹刻《天发神谶碑》于北湖家塾。又以北京林曙生摹刻东云本（俗称「黄泥墙本」）为佳，不久即毁。此外还有江宁知府余霈元摹刻本、道光二十年（1840）张容园重刻本、咸丰十年（1860）俞文诏（字麟士）广州重刻本、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富华阁刻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后，两江总督端方受桐城张祖翼推荐，命张之门人姚京受（字巨农）根据端方自藏明拓本摹刻，含上、中、下三段及胡宗师跋，并刻端方题记一篇，嵌入两江总督署（今南京总统府）煦园的夕佳楼廊道墙壁。今尚存其上段、中段。
今南京夫子庙尊经阁后小高地「卫山」上的敬一亭前东侧立有当代复制石碑。
2023年，阮元后人在扬州邗江区公道镇阮氏祠堂旧址内复刻了《秦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华山庙碑》。
书法风格.
历代书家评论多赞碑文风格「奇」「古」「雄」「伟」。金农、邓石如、六舟、吴让之、徐三庚、李叔同等名家皆曾临习取法，赵之谦、黄牧甫、齐白石、钟以敬、钱瘦铁之篆刻作品多从中获取养分。篆刻代表作有：上海博物馆藏赵之谦刻「丁文蔚」印，齐白石受此启发，开创单刀冲刀直入面目；故宫博物院藏陈介祺所用「海滨病史」印，王石经刻。
然亦有人予以恶评，明郭宗昌《金石史》斥之为「牛鬼蛇神」，启功谑为「三段妖书」「六朝俗书戎首」。
《天发神谶碑》书法通常被视为独一无二之存在。21世纪以来绍兴地区出土凤皇三年（274）同坑砖三种，砖铭曰「凤皇三年太岁甲午造作」「凤皇三年六月儿氏造增」「会稽山阴儿建立葬」，字体与《天发神谶碑》风格极近，造砖年代亦接近碑刻立的天玺元年（276）。另有铭文为「黄龙元年（229）宋氏作」「永安元年（258）六月造」「永安桼年（264）二月造作」「凤皇初年（272）六月造」等的三国吴砖，皆悬针篆，亦似之，或可说明此类书风当时在吴地流行。
陆心源《千甓亭古塼图释》收录部分吴地出土西晋砖，如乌程所出「太康二年（281）九月八日章士康造」、武康所出「元康元年（291）宋氏造」「元康七年（297）宋氏造」，铭文仍可视为此类书风余韵。
2009年方正字库发布的「方正悬针篆变」字体，设计灵感即源于此碑，不过字体结构是楷书，且只支持GB2312-80字符集的简化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