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瑞

裕瑞（），字思元，号思元主人。有萋香轩、樊学斋、师蛰轩等室名。爱新觉罗氏，清初第一代和硕豫亲王多铎五世孙，和硕豫良亲王修龄次子，母嫡福晋富察氏，外祖父是承恩公傅文。裕瑞的嫡妻博尔济吉特氏是都统存泰之女，妾章氏是章明之女。裕瑞的兄弟裕丰、裕兴先后承袭豫亲王的爵位，但都获罪被革爵，最后由五弟裕全袭爵。
作为清代宗室成员，裕瑞的仕途履历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有明确记载，但其政治生涯却充满坎坷。他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受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由此步入仕途，先后担任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管理火器营事务、镶红旗满洲副都统、署正黄旗护军统领等职。然而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曾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因事被革退全部职务，虽于十六年（1811年）复授散秩大臣、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但最终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再遭重大挫折，被革去公爵与所有职务，贬至盛京管理宗室事务，并于次年（1814年）四月被下令“永遗圈禁”。纵观其一生，虽长期居于官场，但职位始终不高，且屡遭贬谪，在政治上可谓建树寥寥。然而，与完全依赖科举晋身的汉族士人相比，其显赫的宗室出身本身已是一种特权，使其得以世袭爵位并官至正二品，这无疑是家族背景所带来的特殊优待。
关于裕瑞的生平，现今研究中存在一些常见的史实错误需加以辨析。例如，其受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的准确年份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而非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此外，《清史列传》卷五十所载的“裕瑞”实为满洲佟佳氏的另一位同名官员，并非宗室裕瑞；《爱新觉罗宗谱》中亦载有另一位生于同治年间（1871年）的同名者，研究者需仔细甄别，避免混淆。
生平.
裕瑞虽世袭爵位并出任官职，但政治建树有限，主要成就集中于文学、艺术与学术领域。生平根据其居住地与经历，可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肆意京城（约1771年-1813年）.
裕瑞出身显赫，其家族为清初豫亲王多铎之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其父修龄承袭豫亲王爵位，家族得以平反并重获荣耀。作为王府嫡次子，裕瑞自幼生活优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其父去世后，长兄裕丰袭爵，此时家族虽地位尊崇但已无实权。裕瑞本人虽在朝中担任一系列官职，如散秩大臣、副都统等，但多为闲散职位，并无实际政治影响力，其志趣与成就主要集中于文化艺术领域。这一时期是裕瑞人生中最惬意、创作最旺盛的阶段。近四十二年的京城生活为其打下了深厚的文艺基础，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也基本定型了他的审美情趣。这段优游肆意的时光，为其日后即便在贬谪困境中仍能坚持创作奠定了根基，同时也预示了其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结局。
寄情文艺.
四十二岁前居京期间，裕瑞将大量精力投入诗文、书画创作与学术研究，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据《清史稿》等记载，他“工诗善画，通西番语”，其艺术实践不仅限于传统文人画（尤以墨竹闻名，备受吴嵩梁、法式善等友人推崇），还涉及西洋地理学，曾绘制《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该图在当时文人中引起反响，裕瑞曾“索同人题咏”，诗人舒位、陈文述的同名诗作皆源于此，裕瑞本人诗集中《鹦鹉地》（疑脱“图”字）诗及小序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此外，他凭借通晓唐古特文（藏文）的能力，校勘唐时流入西藏的佛经数百卷，试图恢复古本原貌。
文学创作方面，他早年即成诗名，二十五岁前已集成诗文四册，并寄予文坛领袖袁枚求教，获其赞赏。自嘉庆七年（1802年）起，至离京前，他陆续刊刻了《萋香轩吟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眺松亭赋钞》、《草檐即山集》、《枣窗文稿》等六部诗文集，著述丰硕。
广事交游.
在京师期间，裕瑞凭借其宗室身份与文艺才华，活跃于当时的文化圈，结交了大量名流。其交游对象极为广泛，涵盖了诗坛巨擘（如张问陶、法式善、吴嵩梁、乐钧、杨芳灿）、书画名家（如瑛宝、顾弢庵）、学者（如地理学家徐松）等。他不仅是各类雅集的积极参与者，如著名的“寿苏会”（纪念苏轼）、法式善“诗龛”的集会，更是热忱的东道主，常在自家宅邸“樊学斋”中举办文人聚会，其园中“旋螺台”、“眺松亭”等十景成为友人唱和题咏的对象。此外，他还与友人们共赏书画，同为作品题跋（如为瑛宝《蝶仙图》题跋），这种频繁而深入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其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并留下了大量酬唱赠答诗作。
乐游山水.
裕瑞性好游览，足迹遍布京畿名胜古迹。他尤爱探访寺院静所（如大觉寺、潭柘寺、香界寺、卧佛寺、戒台寺、资福寺）与湖山胜景（如什刹海、积水潭、黑龙潭、尺五庄）。在这些游历中，他常与友人同行，并将所见所感付诸吟咏，诗歌成为了记录其游踪与审美体验的重要载体。
谪居盛京（1813年-1828年）.
盛京时期是裕瑞人生中的困顿低谷，却也是其文艺创作与学术思考向内深化、向外拓展的关键阶段。他通过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的持续耕耘，成功地在一片政治失意的废墟上，重新构建了自身的精神价值与文化身份。
贬谪因由与居盛京时的生活状态.
嘉庆十八年（1813年）底，裕瑞的政治生涯遭遇毁灭性打击，因“失察”之罪被贬至盛京（沈阳），并在此度过了近十五年的谪居生涯。其获罪直接源于当年震动朝野的“天理教起义”。裕瑞作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其属下兵丁曹幅昌及其父、四品都司曹纶均卷入此次谋逆事件。嘉庆帝震怒，裕瑞因御下不严、监管失职而受到严惩，先被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及所有职务，后于同年末被削籍贬谪盛京，管理移居宗室事务。然而祸不单行，抵盛京未及半年，他又因行为失检（被参奏“买有夫之妇为妾”）且未能有效管束其他宗室，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月被下令“严密圈禁，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处境雪上加霜。
尽管名义上遭到“严密圈禁”，但裕瑞的实际生活状态远非寻常囚徒可比。身为宗室成员，他依然享有一定的优待和行动自由。其友人焕明（时任复州城守尉）的访诗记载了他“泼墨挥毫事事幽”的潇洒状态。裕瑞自身诗作也显示，他不仅能购得辽阳太子河砚工所制石砚百余方，还能与砚工交流、命其依谱制砚，甚至可能有外出游览的机会（如千山寺疑似其题写的“法水常流”石刻）。在经济上他似乎也较为宽裕。在心态上，他虽偶有思乡之愁，但整体表现为一种闲静自适、宠辱不惊的豁达，通过参悟佛经、品鉴美食（食冰蟹、饮葡萄酒）、莳花养虫（养促织）等方式进行自我排遣，诗文创作中少见郁结不平之气，反而多悠然之境。
谪居盛京期间的文学艺术活动.
谪居期间，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成为裕瑞精神生活的核心。他笔耕不辍，将盛京所作诗歌辑为《沈居集咏》，其中题画诗占比颇高，内容既有自题所绘墨菊、风竹、梅花，也有为友人画作所题之诗，书画成为其寄情遣兴的重要方式。
他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圈。初至盛京时，在盛京将军晋昌的支持下，他曾与著名书商程伟元一同，支持本地名士缪公恩等组织“芝兰诗社”，参与其间的诗词唱和乃至子弟书创作活动。此外，他与当地诸多文官保持密切唱和，如学政程国仁（春庐）、彭浚，刺史陈炳（春渠）、何珩（立斋），宗伯升寅（宾旭）等，留下了大量酬赠诗篇，展现了其“乐交好学”的本色未曾因贬谪而改变。
更重要的是，此期他的学术兴趣转向经学与佛理研究。他撰写了考据文章《读孟子篇书后》、《读〈孔子家语〉书后》，敢于质疑经典，提出独到见解，如认为《孔子家语》并非全伪但掺杂附会，质疑孟子在当时的实际学术地位等。同时，他深入研修佛学，撰有《参经臆说》记录学佛心得，并于道光七年（1827年）亲手抄录《别译杂阿含经》一册，其佛学思想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慈悯众生（如不杀蜈蚣、为蚊念往生咒）的倾向。
重返京城（1828年-1838年）.
道光八年（1828年）初，年近花甲的裕瑞终获赦免，结束了近十五年的谪居生活，重返北京。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现存直接诗文创作较少，但其行迹仍可通过细微处得以窥见。
此一时期，裕瑞的核心活动是对其一生丰富的文学与文化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整理、编纂与刊刻，意在为自己的文学生涯作一总结。他陆续将谪居盛京期间及此前未及刊行的著作付梓：道光八年（1828年）刊成诗集《沈居集咏》，道光九年（1829年）刊成记录东行见闻的《东行吟钞》，道光十年（1830年）又刊成《枣窗文续稿》（亦称《再刻枣窗文稿》）。然而，其佛学心得著作《参经臆说》则未予刊行，仅以稿本存世。
重返京城后，裕瑞并未中断与旧友的交流。他将新刊的《沈居集咏》赠与老友郑亲王乌尔恭阿，乌尔恭阿回以题诗，盛赞其诗作并感念十年睽隔后的重逢。同时，他也将《枣窗文续稿》寄赠给在盛京共度艰难岁月、情谊深厚的侄孙兼挚友焕明，延续了这段跨越地域的情谊。此外，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仍以书画与同宗交往，曾绘墨菊条幅赠予晚辈宗室耆英（字介春），上款题识显示其晚年仍号“思元”。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翻检出在沈阳时所写的读《孟子》的札记，加以整理并作序，汇辑为《论孟余说》一书，这表明其学术思考直至晚年仍在持续。
重返京城的晚年岁月，裕瑞虽无新的轰动性创作，但其角色已从积极的创作者转变为自身文化遗产的总结者。他通过有计划地刊刻著作、与友人分享成果，从容地为自己的文学与学术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最终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去世。
交游.
裕瑞一生虽主要生活于北京和盛京（沈阳）两地，但其文学交游极为广泛，涵盖了蒙、满、汉等多个民族，涉及诗、书、画各个艺术领域，交往对象从宗室亲王、朝廷显宦到布衣处士、地方官员，乃至江南文坛泰斗，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多元化的交流网络。他的交游活动不仅是其个人文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刻地反映了清代中期在文化融合背景下，宗室文人积极融入汉文化主流、参与文坛互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景象。其交游材料主要保存于其《思元斋全集》以及友人的诗文集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身份与关系，可大致分为前辈文人、同辈文友和同宗友人三类。
与前辈文人的交往.
作为宗室文人，裕瑞对汉文化界的名士大家充满敬仰，并积极求教问益，这与清代宗室王公普遍礼敬文士的风气一脉相承。他与当时诗坛领袖的交往，对其诗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性灵派主将袁枚的神交.
裕瑞虽从未与袁枚谋面，但通过书信往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对袁枚极其推崇，曾寄赠自己的诗文四册至江南请求指正，并恳请袁枚为其作序以期“一经品题，便成佳士”。袁枚对这位好学的宗室子弟赞赏有加，称其“好学虚怀之意，尤可敬也”，不仅将裕瑞的赠诗收入《续同人集》，还亲自撰写了《思元主人诗序》予以鼓励。裕瑞珍视这份情谊，曾将袁枚的回信手札精心装裱收藏。这种跨越空间的神交，体现了裕瑞主动向主流诗坛靠拢的强烈意愿。他在创作上也直接受袁枚影响，写有《咏桃奴戏效袁简斋体》等诗作，即使在袁枚遭舆论非议时仍公开效仿，表明了对性灵说的坚定认同。此外，裕瑞还通过袁枚与女弟子骆绮兰有间接交集，曾为其《秋灯课女图》题诗。
与性灵派副将赵翼的诗文请益.
裕瑞与赵翼亦有密切的书信往来。嘉庆五年（1800年），他与女诗人归懋仪同日寄诗向赵翼乞序，成为一时佳话。赵翼曾为裕瑞所作的《风雨快游图》题诗，裕瑞则回以《答赵云松先生寄题风雨游图》表达感激之情。即便在被贬盛京后，裕瑞仍次韵赵翼的《美人风筝》诗，二人的文学交往持续十余年，直至赵翼去世。
与诗龛主人法式善的京师雅集.
法式善是京师的文坛核心人物，其“诗龛”是北方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作为前辈，法式善与裕瑞过从甚密。他们一同游览京郊名胜如潭柘寺、大觉寺，共同参与“寿苏会”、“寿欧会”等文坛盛会。法式善极为欣赏裕瑞的画艺，尤其对其墨竹赞誉有加，多次为其画作题诗，如《思元道人写竹见贻》、《题思元道人画竹》等。同时，法式善也为裕瑞的《樊学斋诗集》作序，盛赞其诗“不求工而工”。更重要的是，法式善的诗龛为裕瑞搭建了进入嘉庆京师文人圈的桥梁，通过他，裕瑞得以结识张问陶、吴嵩梁、徐松（星伯）、杨芳灿等一大批中坚文士，极大地拓宽了其交游范围，对裕瑞在京师的文学地位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同辈文友的切磋.
在融入文坛的过程中，裕瑞与众多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同辈文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其中与性灵派殿军张问陶和“诗佛”吴嵩梁交情最深。
与性灵派殿军张问陶的密切过从.
张问陶与裕瑞在京期间交往频繁。他们是诸多雅集上的常客，曾共同出席裕瑞在“樊学斋”举办的集会，以及肃亲王府邸的西园小集。二人一同瞻仰欧阳修画像，共庆苏轼诞辰，还为共同的藏画或友人画作题诗，如共赏丁云鹏的《洗象图》、为瑛宝的《蝶仙图》题跋、为友人蒲快亭的《出塞图》赋诗等。此外，他们还一同参与了《观我观物诗卷》的集体创作。这种频繁的集体活动表明二人处于同一紧密的文人圈子之中，相互切磋诗艺，交流甚笃。
与“诗佛”吴嵩梁的深情厚谊.
吴嵩梁是裕瑞最为亲密的文友之一，二人唱和诗作数量在裕瑞友人中位居前列。他们频频互访宅邸（萋香轩、樊学斋），裕瑞曾为吴嵩梁画竹并题“干青云而直上”以勉励，吴则回赠诗篇答谢。二人互赠礼物，如裕瑞赠吴佳茗，吴则报以诗章。中秋佳节，裕瑞亦寄诗表达思念。即便在裕瑞谪居盛京后，吴嵩梁仍从京师寄诗寄序，裕瑞作诗答谢，情谊并未因距离而中断。这段持续一生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诗学趣味（均受性灵说影响）和频繁的文学互动基础之上。
与地方官员陈廷桂的盛京唱和.
谪居盛京期间，裕瑞与当地文官保持了文学往来，其中与奉天府丞陈廷桂（字梦湖）交往最深。陈廷桂调任盛京后，将自己的诗集《香草堂诗略》赠予裕瑞，裕瑞不仅为之作序，还择其诗中十三首进行唱和。二人共同探讨本地见闻轶事，裕瑞作有《和梦湖铁兜鍪歌》、《和梦湖晋砖歌》等。这段交往始于盛京，得益于二人早在京师就有共同友人（如乐钧），是裕瑞在贬谪地维持文学活动的重要体现。
与同宗友人的情谊.
在宗室内部，裕瑞也与多位擅诗的皇族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真挚的情谊。
与郑亲王乌尔恭阿的世交之谊.
乌尔恭阿与裕瑞年纪相仿，家世相当，兴趣相投，交往极为频繁。二人经常互赠礼物，从食物（熏鱼、点馔、杏叶笋、醉枣）到文玩（海上文石）无所不包，并伴有大量的唱和诗作，乌尔恭阿的《石琴室稿》中有24首与裕瑞相关的诗。裕瑞曾受邀游览乌尔恭阿的惠园并作《惠园赋》。裕瑞被贬盛京时，乌尔恭阿写诗送行；十余年后裕瑞返京刊刻《沈居集咏》，又赠予乌尔恭阿，乌尔恭阿作诗题咏，见证了二人持续一生的深厚情谊。
与侄孙焕明的师友之谊.
裕瑞与同族侄孙焕明（字瞻庵）的关系尤为特殊。二人虽辈分不同但同年出生。裕瑞谪居盛京时，焕明正任复州城守尉，他主动前往探望，二人迅速成为挚友。在盛京期间，他们论文说诗，交往极密，焕明视裕瑞为师，称“思元族祖足吾师”，认为自己诗艺的精进深受裕瑞影响。二人唱和之作极多，焕明的《遂初堂诗集》中有逾百首诗与裕瑞相关。裕瑞为他的诗集作序，并多次寄送自己的新作。即便在裕瑞赦免回京后，二人仍保持书信往来，裕瑞将新刊的《枣窗文续稿》和成亲王、吴嵩梁的诗集寄给焕明，延续着这段跨越地域和辈分的深厚情谊。
裕瑞交游的特点.
综上，通过诸多记载裕瑞及其友人的生平事迹的文献，可以大致勾勒出裕瑞与诸 位友人的唱和、交游活动。裕瑞交游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因宗室身份得以广交诗友。
裕瑞生平交游广泛，诗友不受门第、民族、学 派限囿，其所交游者既有公主额驸丰绅殷德、满洲宗室永瑆，也有八旗文人法式善， 汉族文人乐钧、吴嵩梁，当世名士袁枚、赵翼、张问陶，更有平民画家顾鹤庆等。裕瑞之所以能广交好友，有赖于他的宗室身份。裕瑞为多铎五世孙，多铎一支虽未有位 极人臣者，但在先祖功勋的庇佑下，裕瑞一直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生活，并因其宗室身份任官。据《思元斋全集》所载，裕瑞的诗文创作和交游多集中于其前半生在京城任职之时，其主要的交往对象也多为京中相识：他曾做客同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后裔郑亲王的惠园，并为其写下《惠园赋》；他参与嘉庆帝面前的红人法式善的诗龛活动； 他热爱书法，能结识刘墉，永瑆，铁保；即使远隔千里，也能托人寄书信与袁枚和赵翼求得诗文上的指点。这些都与其特殊的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京师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无数有意求取功名的文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因此，他能与 进京谋求前途的张问陶、吴嵩梁、顾鹤庆等非京城人士且非位居高官的汉族人士交往。 即使是后期缘事被贬去盛京，也是有“管理宗人事务”的职务挂身，虽因地处偏远未能结识更多名士，但地方官员对其也多有尊重，酬唱赠答之作不在少数。
其二，交游圈层在同期宗室中层次较高。
在对与裕瑞交游密切的文人的具体交游活动进行爬梳时，可以看出裕瑞常与几位交游密切的文人组织集体活动，这种情况在 与吴嵩梁和法式善二人的交游中格外明显，这说明裕瑞在京师有一个朋友圈，他以这个交游圈为基础，不断地拓宽自己的交友范围，让自己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相知相识。裕瑞的交游与清初因文学交游广泛而留存于《清诗史》的红兰主人岳端自是难 以相比，但与同期宗室文人相比，裕瑞交游的圈层可称高层次。同期宗室文人晋昌、焕明、舒敏、乌尔恭阿等人或因地域、行迹、诗文数量等所限，文学交游的友人数量 不多且所交之人多声名不显。值得一提的是，同期宗室汲修散秩主人昭梿与裕瑞有多 位共同好友，如法式善、谢芗泉、吴嵩梁、鲍桂星、吴鼒等人，但因昭梿三十卷诗文 集毁于获罪期间，仅存《蕙荪堂烬存草》一集中三百余首诗，故亦难以窥探其交游活 动全貌。然昭梿集中有《题思元主人风雨纪游图》《赠思元主人》二诗，可知二人相识；但裕瑞集中并未提及昭梿，且二人诗作创作年份标定不清，难以断定裕瑞与诸多 好友集会之时是否还有昭梿身影。裕瑞诗文作品中并未提及昭梿或许是二人相交不多，无唱和赠答之作，亦不排除裕瑞因昭梿喜谈时政为嘉庆帝所不喜而无奈避嫌之因。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与同期宗室文人相比，裕瑞记载交游活动的文学作品数量多，所交文士亦多为文坛名士，且交游活动类型丰富，有诗文探讨、雅集、诗歌寄赠与奉达 等各类形式，可知其文学交游活动在同期宗室文人中亦属难得。裕瑞也通过相互的诗文唱和及序跋评点等形式，提高了文学创作的水平和鉴赏能力。
其三，诗文创作于交游之中增染性灵之气。
裕瑞与性灵三大家均有往来，无论是 与袁枚和赵翼的书信往来还是与张问陶直接的交往，都可见出裕瑞对性灵派的认同态 度。他在《论诗四首》中有“作诗本性情，诗人遍今古”之语。不仅如此，翻阅其 《思元斋全集》，可看出裕瑞诗文中的性灵之气。裕瑞为闲散宗室，远离政治斗争，生活比较闲适，这一点与性灵派诗人多处于安定社会环境中的境况相似。他将目光投 向生活中平凡的事情上，其《萋香轩诗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中多写琐 细之日常，《樊学斋诗集》中《采煤》《烧炕》《腌菜》《调粥》等，透露出对平常 生活的关注。《樊学斋诗集》中有《余得一枣骝马雄骏健步又有一黑白花狗名茉莉花纹甚圆且解人意因赋二诗》：“大宛龙媒异，良朋自远将。雄姿矜凤耸，骏步逐云翔。 最耻遭群策，时思效寸长。九方如眷顾，八尺细平量。”“珍爱金铃系，花阴昼卧时。 草行疑玉兔，球搏似猱狮。顾盼生新趣，憨嬉骋俊姿。蒙茸翻雪墨，圆璧样偏奇。”性灵派诗人的闲适之趣基本上表现于闲居生活中，而闲居生活亦委实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除了朋友应酬、读书吟诗，就是乡野漫步、养花莳草、书斋坐卧，突出 的是闲散任意。裕瑞的诗集所展现的多是朋友间的出游唱和，如《游香界寺》《买石行和诒晋斋韵》；绘画作诗的生活，如《自题竹兰图二首》《题慈寿寺图卷子》； 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如《野菊》《洋镜八首》等。而性灵派诗人皆有的语言文字上的白描和口语化，在裕瑞的一些诗中同样有体现，如《闲歌》云：“所思不在花与酒， 所赏不在诗与文。胸中磅礴有奇气，秋风吹作青天云。云兮云兮出岫迟，太空舒卷皆 相宜。为晴为雨俱无意，举首问云云不知。”又如对其新养的小狗进行描写：“我有尨儿剧可怜，浑身白质花章黑。黑毳连钱缀墨球，美人发泽争漆髹。”一只黑白 相间的小狗跃然纸上。《秋思》一首则赋予海棠花灵性与情感，一如性灵诗意象灵动 的特征：“海棠愁化断肠魂，清泪晕花千万点。”海棠花染秋日愁，裕瑞将露珠喻为海棠之泪，不仅将海棠花拟人化，更是将本为两个独立个体的海棠花和露珠凝为一体，赋之以生命，可见性灵诗风之影响。
文化.
裕瑞在文学创作领域成就卓著，其著述不仅数量丰富，而且体裁多样。据苏晓君《苏斋选目》记载，裕瑞在近三十年间自撰自刻的书籍可考者达九种，著述总量在清代宗室中名列前茅。目前可考的诗文别集有十一种，另有三部笔记杂说类著作，共存世十四种，且多数为写刻本形式。
他的作品陆续刊刻于不同人生阶段：前期在京时已刊行《萋香轩吟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眺松亭赋钞》《草檐即山集》《枣窗文稿》等集；谪居盛京期间又创作了《沈居集咏》《东行吟钞》《枣窗文续稿》《参经臆说》《枣窗闲笔》《萋香轩文稿》《思元斋文集续刻》等作品，晚年返京后相继付梓。
裕瑞的学术视野广阔，创作类型多元：除诗文外，所著《枣窗闲笔》是最早的红学专著之一，开创了《红楼梦》研究先河；在经学方面著有《思元斋文集续刻》《论孟余说》探讨孔孟之学；《参经臆说》则记录其佛学思考。此外，他多才多艺，工诗善画，通晓西番语，曾绘制西洋地球图（鹦鹉地图），并因现存佛藏版本单一而运用唐古特文字进行校勘，恢复了数百卷唐代佛经旧本，著有《思元斋集》。值得注意的是，裕瑞的先辈姻亲与曹雪芹交好，他通过长辈口传了解到曹氏及《红楼梦》创作的相关情况，这使得《枣窗闲笔》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家世.
父系.
经由五世更迭，裕瑞家中爵位虽未旁落他系，但早已远离权力中心。
母系.
裕瑞的母族沙济富察氏是满洲富察氏中最显赫的一支，因祖居沙济城便以地名为姓。沙济富察氏世代簪缨，贤才辈出。裕瑞的外祖父傅文为沙济富察氏第九世，官至一等承恩公。虽然傅文资质平平、并无建树，但其姐姐却贵为清高宗孝贤纯皇后，弟弟富察·傅恒亦是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衔太保，授一等忠勇公。除此之外，外祖父傅文的儿子富察·明瑞亦是清中期的名将，他承袭其父傅文的一等公公爵，先后师征阿睦尔撒纳、平定回乱、进军缅甸，骁勇善战，屡屡担任要职，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战死缅甸战场。
裕瑞的文学创作背景.
综上可知，裕瑞家世显赫，无论是父族还是母族都是建设清朝的中坚力量。豫亲王爵位几经变更，但作为多铎后人中主要承袭爵位的多尼一支，在豫亲王府的庇护之下，其华贵的出身还是让其享有较为优渥、闲适的生活，所结交的友人也均为达官显贵、文坛名士。优渥的家世为裕瑞系统地学习汉语、深入进行文学创作以及与文坛名士交游提供了机会，对于裕瑞的汉语文创作发展而言十分关键。裕瑞虽于政治上无所建树，这种生活环境对于其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显赫的家世带给了裕瑞闲适的生活与交游的便利。豫亲王一系世袭世爵，裕瑞也被授以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时任八旗都统，这样的家世带给了他优渥闲适的生活条件，有充裕的闲暇时间 和足够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同时，他久居京城人文荟萃之地，特殊的身份使他可以接触到来自各个地区的优秀文人，参与文坛集会，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游。从另一个角度看，豫亲王王爵经几世承袭已无实权，包括裕瑞在内的不少王族子弟养尊处优，能 力弱化，才干有限，虽有官职但职位不高，加之其先祖与满洲上层贵族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属斗争失败集团，这类人群“大都失去轻裘肥马的显赫地位，没有施展政治才能的客观条件”，政治难有建树，故而他们转而将精力投入到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事业上，在诗文书画等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裕瑞家族以军功起家，族中人多以功业著闻，裕瑞作为多尼一支唯一从事文学创作且有作品传世的族人，近亲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裕瑞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室文学的影响。清代宗室多有投身文学创作之人，早在入关之前，便有宗室诗人高塞，入关后亦有宗室文人文昭、博尔都、岳端等，岳端更是以交游广泛闻名。裕瑞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清代诸多宗室子弟之中，乾隆帝之子热衷文学者尤甚，其十二位成年皇子中有诗文留存于世者多达六人，而乾隆帝更是作诗四万两千余首，可见及至乾隆年间，宗室文学创作之盛。及至嘉庆年间，嘉庆帝亦受其父影响，不仅刊刻了《味余书室全集》《御制全史诗》，更为铁保所辑八旗诗歌总集《熙朝雅颂集》命名题序，足见汉语文诗文创作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嘉庆年间，宗室中兄弟或夫妇能诗者皆有，如敦敏、敦诚兄弟，奕绘、顾春夫妇，更有一些小型文学家族出现，如睿恪亲王如松，其妻佟佳氏、其子淳颖、其孙禧恩、宝恩皆能诗，并有作品留存至今。可见，清中期宗室文学创作已蔚然成风，这种文化氛围无疑对裕瑞等宗室中人投身文学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裕瑞部分交游人物一览.
"此表仅录交游考中未提及的人物，按音序排列，无著作流传于世者、身份不详者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