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独立运动

广东独立，简称粤独，指的是认为广东应不受外界管辖和干扰，建立独立的政治实体的主张与运动。
在中国近代，包括康有为弟子（后与康因主张而反目）欧矩甲在内的人均曾提出此主张。欧氏在其著作《新广东》中提出了建立“广东人之广东”的主张。1911年辛亥革命，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各地组织军队发动起义。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广东省成为中华民国中的一省。在中华民国初年，受联省自治思想影响，广东省起草了《广东省宪法草案》，并于1921年12月19日由广东省议会通过。但是这个对广东省未来规划的主张并没有获得足够支持，并且随着苏联势力介入远东以及国共两党北伐而流产。
当代亦有一些“广东独立”的主张，大部分来自互联网，亦有部分人士在海外反对中国当局的示威中打出代表广东独立的旗帜或标语，乃至在中国境内行动，引起中国当局的警惕。
历史.
晚清.
“两广独立”计划与庚子广东独立运动.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21日发布招抚义和团和向八国联军宣战的上谕。掌握地方大权的多数督抚强烈反对，坚决支持主和派，形成地方与中央公开对抗与分裂的局面。清政府宣战后，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总督、巡抚等人实行东南互保，公然违背清政府的命令，不向外国开战。李鸿章更对清帝国向西方十一国宣战的诏书发出了极其强硬的回应：“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时东南各省抗拒朝廷的外交政策，自行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实际上成为了脱离清政府控制的政治实体。而广东人素来有独特的身份认同，较早受现代化洗礼，此时渐渐萌生分离主义的念头。广东士绅向李鸿章建议割据两广独立建国，往来粤港的商人亦寻求英属香港政府的协助，香港政府亦有意推动，借此扩张英国在两广的利益。由于本年为庚子年，因此此事件又被称为“庚子广东独立运动”。
与此同时，革命派已打算趁清廷势弱，在岭南建立根据地。早在5、6月之交，当清廷尚未对各国宣战时，香港定例局非官守议员，兼首名华人爵士何启便在请示香港政府后，联络留守香港的兴中会党人陈少白，建议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建立两广独立政府。陈少白表示赞同，随即与在日本的孙文联络，香港方面亦开始与李鸿章接触。
1900年6月初，李鸿章透过机要幕僚，广东士绅刘学询与孙文接洽，希望邀请孙到广州商谈合作事宜。刘学询对此计划亦十分热衷。随后，刘学询电联孙文：“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文当时正专注于发动惠州起义，他对此的态度是机会主义式的，也认为不妨接触：“此举设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6月15日后，清政府迭电谕令李鸿章北上述职，李鸿章心存观望，借故拖延。
根据冯自由记述，庚子五月，何启“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新政府”。陈少白则记述：何启“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
何启的角色是要争取香港总督卜力的支持。何启首先与部分兴中会成员讨论了两广独立后改造中国的方案，即《华南志士致港督书》，再由何启译为英文后交给卜力。由何启所起草，被称为《平治章程》的纲领支持在列强托管下重组中国的政治制度，内容包括“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将司法、教育制度西化，向外商开放中国市场，以及建立议会制度：
6月11日，孙文偕杨衢云、郑士良、宫崎寅藏等人自横滨启程，于17日抵香港海面，遇到了李鸿章派来迎接他的军舰。由于担心此乃清廷诱捕他的陷阱，孙文不敢贸然上船，便派宫崎等三名享有治外法权的日本人代其赴会。当夜10时许，宫崎等人抵达刘学询在广州的公馆，双方开始秘密谈判。在谈判中，刘学询表示在列强攻陷北京前，李鸿章“不便有所表示”，暗示独立之事需待北京易手后进行。宫崎则提出，李鸿章应保障孙文安全，并向兴中会借款六万元作为双方合作基础。刘学询当即请示李鸿章后表示同意，并当面付款三万元。次日凌晨3时，长达五小时的秘密谈判结束，宫崎等人随即漏夜返回香港，孙文亦于当日启程，经河内前往新加坡。
为了维护英国在珠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港英政府也对李鸿章与革命派合作之事兴趣甚大，决心阻止李北上，希望李鸿章留在广东建国，并支持何提出的李鸿章与兴中会合作实行两广独立的计划。卜力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合作。卜力和孙文许诺李鸿章，如果独立成功，将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总统”。李鸿章为稳定华南局势，对此计划颇为心动，与革命派进行谈判并给予贷款。6月20日，署任港督加士居少将电报殖民地部，要求英国政府准许港府介入李鸿章的行程。但英国首相梳士巴利于22日下令禁止港府介入。港督卜力之后结束行程，于7月2日返港，随即透过何启接触兴中会，并继续游说英国。
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清廷内主和声音越发高涨，李鸿章于7月8日再次接到清廷电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觉察到朝政有开始向有利于主和派方向发展的可能，决定改变态度，离粤北上。离开前，他首先乘船从广州抵达香港拜会港督卜力，当面向港府表态。但卜力此时仍未放弃，亦得知孙文正从新加坡启程到香港，同时向伦敦发出一份紧急电报：
在谈话中，卜力对李鸿章说：“我认为考虑到华北当今的局势，刻下是两广脱离清廷独立之良好机会。我们应该准备好保护我们的利益。”，并表示独立的两广应由李鸿章担任领导人，而孙文仅任顾问。李鸿章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此时，立法局议员韦玉与卜力会面，请求港府不惜以武力挽留李鸿章，但英国外相约瑟夫·张伯伦再三下令禁止卜力采取任何行动，故“两广独立”之事终告流产。
在两广独立计划失败以后，何启继续试图游说港府方关于他改造中国王朝的思想与计划。7月21日，何启报道称，卜力支持华南成立一个共和国。8月1日，何在英文报纸《德臣西报》上发表一篇以此政治纲领为依据的文章，在8月10日更进一步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在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共和国”的文章。8月22日，何启在《德臣西报》上用“Sinensis”为笔名，“An Open Letter on the Situation”（关于局势的公开信）为题发表了公开信总结自己的观点，信的收件人是“约翰牛先生”：
何启认为中国在缺乏列强帮助下，终归会四分五裂，而帮助中国推行改革与解体是一项“崇高但艰巨的事业”，因此希望能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他表示：“许多有才有智的中国子民都对这件事情十分关心”。有学者认为，这恰恰是很多之前对何启的研究所忽略的另一面。
广东独立协会.
清廷在多次对外战争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1901年春，据传清廷将把广东割让予法国。留日粤籍学生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及梁仲猷等人发起了名为广东独立协会的组织，主张广东向清廷宣告独立，强调广东省是广东人的广东，命运应由广东人而非清政府来决定。。在日粤侨响应者众，“参加者二百余人”。组织发起者亦曾拜访当时居于横滨的孙文商讨筹商办法。广东留日学生与兴中会的合作便由此开始。该会的成立推动了各省自立的风潮。这个组织虽然不是纯粹的留学生团体，但是以留学生为骨干，由于事出于“割让广东”的谣言，而协会也是同乡会性质，该会成立不久后便停止活动。
欧矩甲与《新广东》.
清末的中国局势引发了知识分子及社会人士的思考。他们从各种立场、各种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迥异的主张及方案。康有为及其弟子主张通过改革上书的方式，建立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君主立宪制大一统国家。而孙文则带领同盟会以及其他组织在各地宣传革命，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甲午战争战败后，清廷被迫于该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周边岛屿割让予日本，遭到台湾本地人强烈反对，台湾部分仕绅因而鼓动前台湾巡抚唐景崧在该年5月25日宣布建国，成立了亚洲第一个以“民主国”自称的国家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虽然仅短暂存在，却启迪了后来各省独立自治的主张，并产生了密切影响。
在1902年，康有为弟子欧矩甲在其任总编辑的旧金山《大同日报》上，以笔名“太平洋客”连载一篇共五六万字的长文《广东独立脱离满清羁绊之说》，分载数十日，主张广东独立及脱离满清之必要，大受读者欢迎。这组政论文很快由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转载，并由新民丛报社印成了题名《新广东》，又名《广东人之广东》的单行本出售，卷首有彩色的广东地图并附有美国独立厅图。2月22日，《新民丛报》刊登《广东人之广东》出版广告，介绍推广本书：
欧矩甲在文中如此解释自己所取的标题以及主张：
欧矩甲认为“中国人言自立者，以台湾为起点”，并以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的《湘报》“为中国各省报言自立者始”。他在文中列出了他所认为的四点广东的“自立特质”：“人才之出众”，“财力之雄厚”，“地方之握要”及“户口之繁殖”。并提出了“自立报馆”，“自立学堂”及“秘密社会”（利用会党组织）三种手段促成独立。欧矩甲同时认为广东的三大民系，本地，福佬和客家均为广东共同体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欧矩甲在文后亦进一步提出了内地十八省的解体方案，以及广东与广西两地建成联邦的想法：
欧矩甲的文章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受欧矩甲影响，梁启超也曾提出“中国太大，应该让每个省独立，分成十八个国家，这样才容易治理”的看法，但因此被康有为强力驳斥。此书令欧矩甲被康有为严词斥责，有“云樵离经畔道，应逐出门墙”之语。康又致书欧矩甲说：“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地”，“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康有为为此接连撰写了竭力反对的数篇文章，斥责他的十八省各自分立的主张，论述印度亡国便是由于各省自立，因为康有为认为中国未被西方列强完全征服，就是因为领土足够广大。而高丽、缅甸等小国则很快被列强殖民。1902年，韩文举以笔名“忧患余生生”在《新民丛报》的“扪虱谈虎录”中赞扬欧矩甲的独立理论，认为这是能使中国本部的华人达到自立的方法，并主张中国各地的人亦可以加入此种运动：
1903年，在《新广东》问世后一年，留学日本的湖南反清人士杨毓麟（长沙人）仿照《广东人之广东》的标题，以笔名“湖南人之湖南”发表《新湖南》一文。杨毓麟的立论深受欧矩甲影响，亦主张中国本部解体。文章开篇即称：“太平洋客著《新广东》，三户之愤民，读而韪之”，并宣称“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杨氏甚至将清帝国的解体比喻为罗马帝国崩溃、将湖南独立比作欧洲民族国家建构。
1905年出版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族，非粤种，亦非汉种”，将客家、福佬、粤、汉视为四个不同的民族。
1905年5月8日，清廷军机处致函各省督抚严行查禁《新广东》、《新湖南》及《新民丛报》等宣扬变法或革命的“悖逆”书刊。冯自由在其回忆录《革命逸事》中也提及，《新湖南》“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与粤人欧矩甲著之《新广东》同风行于世”。值得注意的是，陈炯明后来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很大程度受到了欧的启发。
1908年，已与康有为决裂的欧矩甲与刘士骥等人希望在广西等地投资实业。欧到纽约为振华公司招股时，亦曾对人说:“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1909年，康有为一派与欧矩甲等人的矛盾白热化，包括刘士骥在内的多人被暗杀。欧不得不“出入率以死士相随”，战战兢兢度日。然而康有为抢先一步，举报欧借商谋乱，图为两广独立，密谋革命。康有为在告密信中指欧矩甲“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欲谋乱，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运购军伙，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反心盗据”，“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康有为因此拟请大理院勒令交还股款并请求朝廷“立拿乱首欧矩甲”。欧矩甲不得不走向隐匿生活，最后去世。
辛亥脱清后.
1911年湖北武昌起义后，广东各界“策划广东自保”。11月9日，广东咨议局宣布广东脱清独立。广东的士绅阶层在晚清的咨议局改革中曾初尝现代政治参与的滋味，对于他们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让他们主导实践广东独立自主的机遇。广东独立后担任广东民团总长的刘永福就在安民公告中如是说：
但也有人指出，辛亥的广东独立只是地方士绅脱离清帝国的一步，他们仍然非常期望加入未成立的中国共和政权。清末广东共和派对“中国”，“广东”有着一种二元的效忠关系。例如当时就有人在庆祝独立的文章中，将此次独立与美国建国，希腊独立，以及广东历史上南汉国与何真政权的建立区别开来：
中国异议历史学者刘仲敬认为，尽管辛亥革命时包括广东在内的各省各自宣布独立，并且由于汉族身份认同，最终希望建立一个联合的共和制中华民国，但由于例如广东、江浙、湖南等地民情差异，因此革命后仍然纷争不断。这个局面非常类似在大希腊主义影响下，希腊、罗马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等地的革命派，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希腊民族。但由于国际形势的演变，未能成功，因此最终形成不同的民族国家。
联省自治思潮.
中华民国初年，受联省自治思潮影响，政治家与地方实力军人提出联邦制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张各省自治立宪。
当时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亦赞同此种政治制度，并推动当时的广东议会起草了《广东省宪法草案》，规定了广东的军事与财政独立自治制度以及与中华民国邦联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联省自治思潮影响下，陈炯明治下的广东开展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的县长选举。1921年9月，全粤民选县议员完成；11月，民选县长亦告完成。在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有一位读者来信为广东的选举大受鼓舞，并主张广东不应该再寻求“统一中国”的行动，而是“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的新国”：
而在湖南，包括毛泽东等人则发起了湖南独立运动，反对“大中华民国”，主张“湖南共和国”以及中国各省独立建国，得到中国内外包括胡适和杜威等人士支持：
与主张广东制定省宪法及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不同，包括孙文在内的国民党认为，联省自治和制定省宪法，只会促进中国的分裂解体和各地的独立甚至建国。孙文认为：“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更为强烈地反对了联省自治派，认为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 
 廖仲恺、邹鲁、古应芬在广东省宪法草案出台之后，便对其反对和抵制，认为其
胡汉民则指「陈炯明之制定省宪，纯是从本省出发，除图巩固省之武力，不为中央所支配之外，甚至对外宣战，『国政府』之于省军，仅有指挥之权，而无调动之权。而省军之建制等等，以省法律定之，是集中军政于省长一身。表面似是以文武之清官制，究其实直是一独立王国。」康有为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反对联省自治，认为联治最终会导致中国分裂为十八个国家，而如广东这样的“小国”将会成为“大国之控制奴隶”。
陈炯明与国民党的此种分歧最终亦导致了六一六事变的发生，其后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开展大规模合作，并进行联俄容共，其后更是通过国民革命军东征击败陈炯明。经济学者杨小凯认为，在军阀割据的时期，如果军阀能“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杨小凯认为以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派就代表了中国朝多国体系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异议历史学者刘仲敬对此认为，联省自治立宪的实践如果最终没有被国共两党的北伐所干涉，最终会慢慢将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权力瓦解。而列强对不同地方军阀事实割据的保护会产生接近西班牙美洲解体的效果。以乌拉圭国家形成的过程为例，刘认为乌拉圭最初的独立并非是希望建立一个有别于阿根廷或者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认同，反而希望如同民国时期广东军政者陈炯明一样，希望完成阿根廷的统一。但随著独立既成事实的巩固，因此发展出了独立的国家。刘同时认为，中国五代时期，岭南和越南均由残唐的节度使据守，最终南汉国被宋消灭而静海军节度使变为中国的藩属，是这两地后来走向不同路径的原因。
当代.
2004年，香港出现的主张香港独立的网络团体和网站我是香港人连线除倡导香港独立外，亦鼓吹广东、台湾、东突厥斯坦、西藏、内蒙古、满洲、福建以及吴越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2015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将广东省的广州、惠州、东莞及深圳光明新区列入试点，改善外来人口的福利，估计成本达1, 490亿元人民币，此举激发起网络上的骂战。有广州网民在微博上宣示不满，认为此计划没有考虑过原住民感受，并批评外省人没有决心融入，不学习广州的文化，指“无义务将广州的资源分给外省”，更有人高呼“广州打响独立战争！一人一票决定我地的未来！” 而外地网民则指广州人不包容，认为应该允许全国人自由迁徙，更表示“没有外来人口，广州经济将瘫痪”。
2017年1月，广州五羊小学推出了第一本小学校本粤语教材《粤读羊城》，此举让很多广州人反响热烈。然而此事却在中国互联网掀起了讨论热潮，有人批评推广粤语是对国家标准语言文字教育推广的阻碍，“显然是一种地方主义渲染，极不利于国家稳定与统一”，希望当局出手制止，又质疑此举是为了建立学生使用粤语的自豪感。安徽一名名为章晓华的高中语文老师甚至在微博指这是在鼓吹粤独，质疑学校违反宪法在内多条法律。章晓华同时认为，中国人应该“维护中央权威、推动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否则会重蹈南斯拉夫解体的覆辙。更有网友向教育部举报五羊小学做法。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为此事曾经联络章晓华，但对方拒绝回应，事件令五羊小学备受压力，校方多次婉拒受访，更指学校教材无存货，无法向外界借阅。
2019年11月，广东茂名民众抗议政府在本地兴建火葬场期间喊出“光复茂名，时代革命”的口号，与同一时间香港开展的反送中运动呼应（“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香港议员梁天琦创立的示威抗争口号），并且与公安发生冲突，掀翻多辆警车。&lt;ref&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