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另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继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发生于中华民国2年（1913年），江西省、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等一度脱离北洋政府独立。该次活动历时三个月，最后以北洋军击溃革命势力告终。
背景.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与孙文领导的国民党之间权力斗争并未立刻结束，国民党时有所谓“二次革命”之说。“二次革命”一语最早出现在北洋政府文献中是1912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的《》。
爆发二次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以及袁世凯的手下赵秉钧买凶刺杀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剑桥中华民国史》称，宋教仁曾在国会大选获胜后的演说中主张实行议会内阁制，削减总统权力，并认真考虑过赶袁世凯下台，但孙中山当时却支持袁世凯留任。《剑桥中华民国史》也认为，袁世凯在面对国民党大选胜利威胁他的地位后，准备发动与国民党的战斗。
宋教仁遇刺身亡.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同盟会在南北议和之际，早于隆裕太后的诏书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方独立各省最终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8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
1913年2月，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国首次举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由于《临时约法》采议会内阁制以制衡总统权力，依其法式共和精神当由时任国民党理事长的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被「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宋教仁的遇刺地点是上海沪宁车站，两天后去世。由于赵秉钧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担任国务总理，并且长期的袁世凯手下任职，外界诸多猜疑，认为赵秉均的行为乃是袁世凯授意。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赵的行动出于袁世凯授意，但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个事实。史学界一般认为袁世凯是暗杀主谋的可能性较大。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张耀杰认为宋教仁案的真正凶手是陈其美。张耀杰在其著作中称，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宋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无恙，刚转进陈其美老部队改编的军营中，就死亡了。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犯罪嫌疑人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的孙中山于事发后立即中断在日本的访问，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3月，孙与黄兴等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商讨集资讨袁。孙力主兴师讨袁，但黄兴认为兵力不足，主张循法律途径解决。袁竟不经国会通过，擅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名义用于平乱。
善后大借款.
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本次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借款年息5厘，借款总期限47年；而此次债券会以9折向外出售，并扣除6%作为佣金，预计净收入2100万英镑。此次借款指定用途为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另外也用于政府遣散各省多余军队，以及抵充政府行政运转费用外，剩下的760万英镑。到期后归还本息应为6789万英镑。此次借款用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盐区的盐纳税到帐后，要由中国人经理和外国人经理一起协商后会同签字后才可放行。国民党称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于非法，但袁世凯称借款事宜曾于1912年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因此拒绝交由国会表决。5月2日，财政总长周学熙发文称借款合法。5月3日，众议院会议上指出，根据1912年12月20日临时参议院议事录，大借款案并非大总统所提议的法案，仅为财政总长周学熙的报告，在法律上是无效的。4月，为反对善后大借款，孙策划讨袁。
5月上旬，袁下令「除暴安良」，公开威胁以武力讨伐国民党；旋又「传语国民党人」，辱骂孙、黄兴等「除捣乱外无本领」，称：不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讨伐之。」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
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岑春煊、章太炎、章士钊等人亦往武昌见黎元洪，冀望调解，但无功而还。5月20日，在上海国民党机关刊物《国民》月刊撰〈出世辞〉，称民国以来，「吾人所抱负之希望，未达其一」。孙主张法律程序无法解决，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
经过.
袁世凯备战.
5月6日和15日，袁世凯先后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用兵计划，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1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又以段芝贵为第1军军长，率2、6两师及毅军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2军军长，率第3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别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
5月12日，李纯下令，派遣所部第6师全数开至鄂省蕲春、武穴、田家镇、兴国一带分段驻扎，以控制九江、安徽方面。又命令22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蕲春。继6师之后，北洋第2师也于5月底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6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同时又命令段芝贵、冯国璋率部南攻。
除了准备北洋军，袁世凯还收买地方军。早在4月初，黎元洪已向袁世凯示忠，发出“鄂省不靖，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以兹镇慑”的请兵电。袁世凯以武汉为战略要地，乃于5月份拨给湖北军饷100万元，黎元洪立即将所部开至兴国、田家镇一带，一旦有事即可直捣九江、南昌。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也被袁世凯收买，率舰队北上，表示拥袁。
6月9日，袁世凯免去李烈钧（国民党籍）江西都督官职，令即日交卸，到北京听候酌用，由驻节武昌之副总统黎元洪兼署领江西都督（同日，黎元洪亦电劝李烈钧服从北京政府，翌日（10日），黎电辞兼领江西都督），15日，李烈钧遵照命令，离开江西，但是往上海。
6月14日，广东总督胡汉民（国民党籍）改命为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
6月30日，袁世凯命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任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都督。
自6月24日起，黎元洪在武汉缉捕地下党，北军即于湖北布防，后因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请求，7月7日，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驻江西九江沙河镇。
南方各省独立.
7月8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潜抵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12日，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
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胁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17日，程德全以求医为由，即逃往上海 。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
7月18日，上海遵从南京训令，宣告独立，陈其美即建立司令部，担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
7月18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
7月1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因许崇智逼迫，通电宣布福建独立。
7月20日，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中立。
7月22日，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
7月25日，湖南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
革命党失利和失败.
7月21日，安徽军中内哄，孙多森和都督胡万泰于深夜逃离安庆，祁耿寰、刘国栋相继接任都督。
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大败，徐州失陷。
7月25日，江西湖口失守。
自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五次进攻江南制造局，因有海军协助袁军，制造局未克。讨袁军司令部从南市迁至闸北后，27日，上海领事团派兵驱逐。
镇江、苏州相继取消独立，南京后防尽失，北军自徐州南下，江西、安徽又战事失利，黄兴见大势已去，28日便悄然离开南京，岑春煊也从上海乘船往香港。
8月4日，陈炯明被部下第二师师长苏慎初驱逐，广东取消独立。
8月5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命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入川镇压。
8月8日，何海鸣在南京再次宣布独立，当晚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系直隶总督陈夔龙之子、冯国璋女婿）拘何于南京第八师司令部，再次取消独立。
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8月12日，谭延闿电告黎元洪取消湖南独立。
8月13日， 孙道仁通电宣布取消福建独立。
8月13日，拥袁的济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
8月13日，袁海军攻占吴淞，上海讨袁军退往嘉定，随即解体。
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8月28日，倪嗣冲率兵进驻安庆。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辑，相继逃亡日本。
9月11日，熊克武放弃重庆，解散部队，化名逃亡。
9月12日，滇军入重庆。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
后果.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不仅派倪嗣冲、龙济光、李纯取得原属国民党的安徽、广东与江西3省，甚至将非袁派的南方都督程德全、蔡锷、谭延闾、孙道仁、黎元洪都加以撤换。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以“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统一国家不应有此等庞大地方会议”为理由，一律解散各省省议会。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公布省官制，把民政长改为巡按使，使省政府变成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5月31日又发布命令，连划分中央与地方税的国家税、地方税之名目也行取消；到6月30日后，更进一步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而于北京设立将军府，将原先各省都督，改名为定武、镇安、泰武等将军名号，使其不再具有地方色彩。从此，中国国内再无反对中央集权的呼声。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其一手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此项约法规定，大总统对外有代表国家宣战、媾和以及缔结条约之权力，对内有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吏，统帅海、陆军、授予荣典及发布紧急命令之权力。其中，缔约权与官制、官规以及民政长等官员之任免权，均系以往各省省议会及都督与中央竭力争抗之问题，至此完全由大总统独断独行。所以，不仅国民党人借地方主义保障自治的计划落空，而原本拥护袁世凯立宪的梁启超进步党人等，在“狡兔尽，走狗烹”的情况下，也开始走向反袁。
北洋政府镇压二次革命后，黎元洪追随袁世凯，于1913年8月关闭湖北革命实录馆，将所搜集的革命文献全部封存。研究者冯天瑜撰写武昌首义史文稿时，无法读到包括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在内的文献。直至1981年以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实录馆文献，研究者才得以阅览这批最具初原性的文字。1913年10月，内务部把原先由孙中山、黄兴发起的革命纪念会，改名为共和纪念会，体现出“去革命化”的倾向。据记者黄远庸的记述，1913年的共和纪念会在先农坛举办，其中所挂的烈士肖像，加入了二次革命中政府军战死者，而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肖像，全被移除。1913年底，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以中和门、通湘门改为起义门、聚义门，窃以为不妥”，“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段祺瑞下令恢复中和门、通湘门原名，此时“革命”已成为不合时宜之事了。此外，南京临时政府曾改前清昭忠祠、专祠为大汉忠烈祠之制度，北洋政府渐渐改变了其创设初衷，如前清官员松俊、载穆等也能得以抚恤、建祠纪念，昭忠祠和前清显宦专祠名目竟然死灰复燃。不仅革命的意义荡然无存，连共和也面目全非了。
普通大众对民国成立以来未能实现民主共和而感到失望，故有评论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尽为袁军所消灭。袁氏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国民党既失其武力，其在议会及舆论之势力，亦受压迫。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至此仅存中华民国之四字矣。”
争议和评价.
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称孙文不顾广泛民意和国民党内黄兴等人遵循法律解决的意见，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随着暴力革命的发生而毁于一旦。所以，袁伟时将国民党冠以恶谥“暴民专制”。但实际上，黄兴本人最终也已转向武力讨袁：
原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唐德刚认为，孙中山是现代政治家，却如此轻视法治；袁世凯是个老官僚，不动声色的调兵遣将也就没什么奇怪了。但在革命党人看来，武力解决之所以成为最后选择，正因为袁世凯长期蔑视法制。1913年7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袁通电，便称此举“以武力济法律之穷”。时任参议院院长的张继亦曾痛言：
曾经历北洋政府时期的记者和历史学者陶菊隐认为，袁世凯和国民党早就不能共存，而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派遣第一军和第二军南下以铲除对手，国民党人在诸省首长被免职以及北洋军南下后发起暴动对抗袁世凯行动。
《宋案重审》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尚小明指出，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应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宋案，不该诉诸武力。这种看法无视了国民党曾追求法律程序解决的事实。反而是袁世凯为阻止宋案真相大白，放纵洪述祖到青岛德国租界，又支持赵秉钧拒绝出庭，使两名被告迟迟不到案。国民党并非不愿或没有遵循法律程序，但是袁世凯堵死了法律程序，又在军事上逼迫国民党人，把国民党逼到了死角。国民党没有其它的反抗途径，“二次革命”实际上是被迫发起的。国民党不但没有破坏民主共和，其发起革命正是要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逐步走向帝制，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证明当初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阻止北洋军阀乱政，是有远见的。
死伤情况.
据1914年7月统计，二次革命中死难的革命党人将近1万人。被通缉或捕杀的武职人员（旅长以上）和文职人员（厅长以上）不计其数。
仅南京一地，由7月中旬开战，民军三失三得，至9月1日民军撤退，北洋军入城后大肆屠戮。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从随阵掩埋到清理郊野，历时三月，计掩埋尸棺7350具，为3327冢（墓）；立碑18座，碑文刻“南京癸丑掩埋阵亡军士纪念碑”、“南京癸丑掩埋军民纪念碑”等字样，分别记载自卫岗口、孝陵卫、灵谷寺、蚂蚁腰、万寿寺、大山顶、一人泉等处遇难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