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妇女

印度妇女（）的地位在印度有文字纪录的历史中历经过多次变迁。尤其是在印度-雅利安语支地区，她们的社会地位在古代时期出现显著变化，在印度早期现代时期（约略为从中世纪晚期之后，到近代之前 -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之间），由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传统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从属地位持续被强化。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1757年–1857年）及英属印度时期（1858年–1947年），印度改革人士与殖民政府推行多项改革以改善妇女地位，其中包括通过《》、《》、《》以及《》。独立后的印度，其宪法明文禁止性别歧视，并赋予政府权力为妇女施行特别措施。印度宪法保障妇女的权利，主要涵盖平等、尊严及免于歧视，此外，印度亦制定多项法规以保障妇女权益。
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之后，成立的政府中已有数名女性担任过重要职务，如印度总统、总理及。然而，印度妇女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少女、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的营养不良比例偏高，对儿童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此外，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尤其是性暴力，在印度是个值得关注的重大议题。
英国统治时的印度女性.
在英属印度时期，有如拉姆·莫汉·罗伊、和等许多当地的活动者为改善妇女的地位而奋斗。一位名为（之前曾为的学生，也是"青年孟加拉"组织成员）于1847年在加尔各答郊区巴拉萨特（Barasat）成立印度第一所免费女子学校（后来这所学校被命名为卡利克里希纳女子高中）。或许这可显示英国人在英属印度时期并没提供正面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传教士的妻子如玛莎·莫尔特·米德（Martha Mault née Mead）和女儿伊莉莎·考德威尔·莫尔特（Eliza Caldwell née Mault）等因在南印度开创当地女孩的教育和培训，值得铭记。虽然拉姆·莫汉·罗伊推行初期曾遭遇当地传统势力反对，但他持续努力，促使当时的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颁布《1829年孟加拉寡妇自焚禁令》。伊斯尔·钱德拉·维迪亚萨加尔致力于改善寡妇处境的运动，则促成《1856年印度寡妇再婚法》颁布。此外，有许多如的女性改革家，也为印度妇女权益提升权益。
于今日卡纳塔卡邦基图尔土邦的女统治者，为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所采的而发动武装叛乱。占西女王，领导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以对抗英国。拉妮·拉克希米·拜在历史记载和流行文化中，被誉为抵抗的象征。阿瓦德的共同统治者，是另一位领导1857年起义的地方女性统治者。她拒绝与英国达成协议，后来撤到尼泊尔。也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性统治者。她们接受过武术训练。、和是几位最早获得大学学位的印度女性。
首个妇女代表团在1917年经由印度国民大会支持下，会见英属印度的印度事务大臣，争取妇女政治权利。全印度妇女教育会议于1927年在浦那举行，此会议成为重要的推动社会变革组织。[《1929年儿童婚姻限制法（Child Marriage Restraint Act of 1929）》通过，明订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为14岁。圣雄甘地自身亦为12岁即童婚的受害者，其后他呼吁民众抵制童婚，并鼓励年轻男子迎娶童婚后丧夫的女性。
独立后的印度.
独立后的印度女性在教育、体育、政治及媒体等领域皆有显著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英迪拉·甘地曾任印度总理，前后共执政15年，为全球任期最久的女性总理。
印度宪法保障该国女性享有平等权（第14条）、国家不得歧视（第15(1)条）、机会均等（第16条）、同工同酬（第39(d)条）及第42条所赋予的权利。此外，宪法亦允许国家为妇女及儿童制定特别条款（第15(3)条），禁止任何有损妇女尊严的行为（第51(A)(e)条），并允许国家制定相关条款，以确保工作环境的公正与人道，以及为产妇提供各种形式的协助与支持（第42条）。
印度女权运动（参阅）于1970年代末期逐渐兴盛。是当时凝聚全国妇女团体的重要事件 - 警察在警局内性侵少女马图拉，却获判无罪，引发1979至1980年间全国各地抗议。经历全国媒体广泛报导，印度政府被迫修正《1872年证据法（Indian Evidence Act, 1872）》、《》及《》，并增设"羁押强奸罪"之罪名。
由于酗酒在印度经常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有关联，多个妇女团体在安得拉邦、喜马偕尔邦、哈里亚纳邦、奥迪萨邦、中央邦等地发起反对饮酒运动。许多印度穆斯林妇女对于基本教义派人士诠释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妇女权益的看法提出质疑，并批判（即三次塔拉克（离婚））制度。
1986年，在印度最高法院赢得诉讼，挑战其所属喀拉拉邦圣多马基督徒社群的继承法，确立社群中女性在继承祖产上，与其兄弟享有同等权利。该教派社群过往遵循《1916年特拉凡科继承法（Travancore Christian Succession Act, 1916）》及《1921年科钦继承法（Cochin Christian Succession Act, 1921）》的条文，而印度其他地区的圣多马基督徒社群则依循《印度1925年印度继承法（Indian Succession Act, 1925）》。
1990年代，来自外国捐助机构的补助促成印度许多以女性为服务对象的非政府组织成立。自助团体与如（SEWA）等，在印度妇女权益的提升上，扮演有重要角色。许多女性成为在地运动的领导者，例如组织的。 
1991年，喀拉拉邦高等法院以10岁至50岁之间的女性正值经期为由，禁止他们进入。然而印度最高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撤销此禁令，并宣告任何形式的女性歧视，包含宗教理由，皆属违宪。
印度政府将2001年定为妇女赋权年（Swashakti）。同年正式公布《印度国家妇女赋权政策（Women's Empowerment (Swashakti)）》。
2006年，穆斯林妇女伊姆兰娜遭公公性侵的案件（参见），经媒体报导后引发关注。部分穆斯林教士竟宣称，伊姆兰娜应与其公公结婚，此言论激起社会广泛抗议。最终，伊姆兰娜的公公被判处10年徒刑。此判决获得诸多妇女团体及全印度穆斯林个人法委员会的支持。
于2011年发布的民调显示印度被评为全球对女性"排名第4危险的国家”，也是二十大工业国（G20）中对女性最不友善的国家。然而，该报告因可能传达错误印象而备受争议。印度联邦院于2010年3月9日（国际妇女节次日），通过《》，要求印度国会及各邦立法机构为女性保留33%的席次。汤森路透基金会于2017年10月发布的另一项调查，指出德里（联邦属地）是全球对女性第4危险的大城市（于40个列名的城市中），而在性暴力、强暴风险及骚扰方面，则是全球对女性最危险的大城市。
《2013年工作场所妇女免受性骚扰法案》是印度为保护女性免于职场性骚扰而制定的法案，于2013年12月9日正式生效。2013年《刑法（修正）法案》将《印度刑法典》修正，将性骚扰行为明确纳入第354 A条之罪行，最高可处3年徒刑及/或罚金。该修正案同时新增条款，将未经同意脱去女性衣物、跟踪，以及利用职权进行性行为等，列为犯罪行为。此外，泼酸攻击也被列为特定罪行，最低处10年徒刑，最高可处终身监禁及罚金。
印度孟买的家庭法院于2014年因丈夫反对妻子穿著（长衬衫）和牛仔裤，而强迫她改穿纱丽，而判决构成丈夫对妻子的虐待，可作为离婚的依据。该法院依据1954年《》第27(1)(d)条的虐待定义，判准妻子诉求离婚。
印度最高法院于2017年8月22日宣告传统的穆斯林立即离婚做法违宪。
汤森路透基金会于2018年所做的一项民调，将印度列为全球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然而及均对该调查的方法与透明度提出质疑，拒绝承认此项结果。
印度最高法院于同一年废除一项法律，该法律将男性未经丈夫同意而与其妻子发生性行为，视为犯罪。
在2018年11月前， 印度女性不得攀登，此禁令由法院判决撤销。
印度女性成就大事纪.
检视印度女性的成就，可突显她们的社会地位在稳步改变：
政治.
印度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女性政治家的国家之一。印度女性曾担任多项高阶职位，包括总统、总理、印度国会下议院议长和反对党领袖。印度各邦，例如中央邦、比哈尔邦、北阿坎德邦、喜马偕尔邦、安德拉邦、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喀拉拉邦、卡纳塔卡邦、马哈拉什特拉邦、奥迪萨邦、拉贾斯坦邦和特里普拉邦，已在潘查亚特制度（基层自治组织）中实施50%的女性保留席位。这些基层自治组织中的大多数候选人都是女性。于2015年，喀拉拉邦的科达塞里村（Kodassery）基层自治组织中，所有当选成员都是女性。截至2020年，印度共有16位女性邦首席部长。
2018年的统计显示，印度29个邦及德里中，已有12个邦出现过至少一位女性首席部长（2014年印度邦的数量达到29个，但现在只设有28个邦）。
现今印度国会中，女性议员占81席，男性议员占458席，比例分别为15.3%与84.97%。
文化.
在印度，家庭关系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甚钜，并因文化及地区而异。印度人极重视家庭，且多数地区以父系为主。家庭结构通常为多代同堂，新娘婚后会与夫家同住。家庭关系多具阶层性，长辈对晚辈、男性对女性拥有较高权力。一夫一妻制为主流，但印度部分族群仍保有传统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印度婚礼的花费有可能相当高昂，且多数婚姻为。
在服装方面，印度女性普遍的穿著有纱丽和。是女性妆容的元素之一。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眉心红点是代表女性已婚，但实际上是（涂抹在新娘的发际线上，有时也会在额头上的朱红色或橙红色标记）才具有此意涵。
蓝果丽是印度女性中非常受欢迎的传统艺术。
于1991年，喀拉拉邦高等法院以女性正值经期为由，限制10岁至50岁之间的女性进入萨巴里马拉神殿。印度最高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撤销此禁令，并宣告以任何理由（包括宗教理由）对女性的歧视均属违宪。
印度电影对女性的描绘.
印地语电影产业随著时间演进逐渐改变，将女性描绘成独立且有能力的形象，反映出变化中的社会规范，而为观众提供性别平等的愿景。史上印度女性面临限制她们参与各种活动的法律约束，这些限制引发人们对该国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的担忧。以往这些女性因为法律不允许，而无法在电影角色上使用简单和自然的化妆，但如今状况已改变。印度电影产业在推动法律变革和改善印度女性生活方面发挥有重要作用，与其他媒体的作用相似 - 向观众传达挑战社会限制性的信息，宣扬女性应有自由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观念。
随著社会价值观转变，宝莱坞电影中女性的形象也逐渐摆脱传统束缚，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以1995年的经典电影《》为例，女主角西姆兰（Simran）被塑造成符合传统"理想印度女性"的角色，她温柔顺从、重视家庭，并坚守"纯洁"的道德底线。然而，电影同时也描绘父亲对她婚前恋爱自由的严格限制，暗示社会对于女性自主追求情感的负面评价。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像2006年的《火车站上的爱情》（Kabhi Alvida Naa Kehna）和2022年的《》等电影，则探索更加不墨守成规的女性角色。《深海寻人》中，主角们与精神疾病作斗争，发生婚外情，并来自破碎的家庭。这些角色的整体突显现代印度女性如何较少受到传统期望的束缚，且总体上多数人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独立，甚至在性生活方面也从早期的标准中解放出来。
其他具有不墨守成规女性角色的电影有2016年的电影《我和我的冠军女儿》、2022年的电影《》、2018年的电影《》等等。
军事和执法领域.
印度武装部队于1992年开始招募女性担任非医疗职位，这项举措反映印度军方对女性在军队中角色的重新评估。印度陆军于1992年开始招募女性军官。边境安全部队于2013年开始招募女性军官。塔努什里·帕里克于2017年3月25日成为边境安全部队委任的第一位肩负作战任务的女性军官。
印度政府于2015年10月24日宣布女性可在印度空军中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此前她们仅被允许驾驶运输机和直升机。此决定表示女性现在可在印度空军担任任何职位。印度于2016年宣布，允许女性在其陆军和海军担任战斗员的角色。
截至2014年，女性占印度陆军人员的3%，海军人员的2.8%，空军人员的8.5%。截至2016年，女性占印度现役和后备武装部队人员总数的5%。
基兰·贝迪于1972年成为首位印度警察女性警官，也是80名警官中唯一的女性，她成为阿鲁纳查邦-果阿邦-米佐拉姆邦暨中央直辖区干部的一员。阿莎·辛哈于1992年被任命为马扎冈造船厂中央工业安全部队指挥官，成为印度准军事部队首位女性指挥官。1973年次的第二位女警官坎昌·乔杜里·巴塔查里亚 (Kanchan Chaudhary Bhattacharya) 在被任命为北阿坎德邦警察局长时，成为该邦的首位女警察局长。2018年，1980年次的印度女警官阿尔恰纳·拉马孙达拉姆成为首位担任中央武装警察部队警察总监的女性。德里警方于2018年3月宣布将开始招募女性加入其SWAT队。
印度最高法院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历史性裁决，明确赋予印度陆军女军官与男军官同等的指挥权。法院严厉驳斥政府的反对论点，指出其论述充满歧视、令人不安，且基于过时的性别刻板印象。法院更进一步裁定，所有女军官皆应享有常任职位权，不受服役年限限制。此裁决强烈反击政府先前"部分部队不接受女指挥官"的说法。
教育与经济发展.
教育.
虽然印度女性识字率正迅速攀升，整体而言仍落后于男性。此外，女童入学率明显低于男童，辍学情况也相当普遍。城市地区的女孩在教育机会上与男孩趋于平等，但农村地区的女孩仍面临严峻的教育不平等。1997年的国家样本调查显示，仅有喀拉拉邦和米佐拉姆邦接近实现全民女性识字。学者指出，识字率的提升是喀拉拉邦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改善的主因。
印度政府推行的非正规教育计划（NFE），致力于提升女童的受教机会。该计划特别为女性保留部分教育中心，其中各邦约有40%的NFE中心，以及各中央直辖区10%的中心专为女性设立。截至2000年，NFE计划共设立约30万个教育中心，服务约742万名儿童，其中约12万个中心专门提供女童教育。
然而美国商务部发表的1998年的报告，指出印度女性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校基础设施不足（如卫生设备）、女教师短缺，以及教科书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角色被描绘为软弱无助）。
印度女性的识字率低于男性：女性的为60.6%，而男性的为81.3%。然而2011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在2001-2011年的10年期间，识字率增长率为9.2%，低于前10年的增长率。印度的识字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距：2011年有效识字率（7岁及以上）男性为82.14%，女性为65.46%，而2001年的15岁或以上人口识字率，男性为73.4%，女性为47.8%。
劳动参与.
印度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活跃程度，远超出一般人的认知，无论是在传统或非传统产业，均有大量女性投入。然而受限于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官方统计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仅为23%，且普遍认为女性的实际贡献遭到低估。此现象反映出印度社会对女性劳动价值的忽视。女性在非正规经济领域的参与度高于男性，但在正规的有偿就业市场，女性的机会仍明显不足。
女性在印度城市地区劳动市场的参与度已有显著提升，尤其在科技与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以软体业为例，女性劳工占比高达3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地区的女性劳动力有高达81%集中于非正规部门，这也是他们整体参与率升高的原因。研究显示，提升教育水平能有效提高城市女性的收入。
在印度农村地区的农业和相关工业部门，女性占劳动力的比例高达89.5%。在整体农业生产中，女性的平均贡献估计占总劳动力的55%至66%。根据一份世界银行发表的1991年报告，在印度的乳制品生产中，女性占总就业人数的94%。
在以林业为基础的小型企业中，女性占总就业人数的51%。
在高级管理层女性比例方面，印度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
性别薪酬差距.
于2017年，一份由Monster Salary Index（MSI）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印度整体性别薪酬差距为20%。研究中提出在早期工作阶段，两者间差距会较小。
拥有0-2年工作经验的男性，其平均薪资中位数比女性高7.8%，而在6-10年工作经验的群体中，薪酬差距为15.3%。在高阶职位上，薪酬差距变得更大，拥有11年及以上工作年资的男性，其平均薪资中位数比女性高25%。
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拥有学士学位的男性，其平均薪资中位数比女性高16%，而拥有硕士学位的薪酬差距甚至更大。拥有4年或5年教育学位或相当于硕士学位的男性，其平均薪资中位数比女性高33.7%。
印度通过《印度1976年同酬法（Equal Remuneration Act, 1976）》，禁止以性别为由在薪酬方面进行歧视。而实际状况是薪酬差距仍然存在，并且是印度劳动力中仍存在的诸多性别不平等形式之一。
女性所创的企业.
在印度农村，最著名的女性商业成功案例之一是（名称中的帕帕德（Papad）是一种印度薄脆饼）。它由孟买7位女性于1959年创立，初始资本仅为80卢比，到2018年的年营业额已超过80亿卢比（超过1.09亿美元）。它在全国雇有43,000名（2018年）女性员工。
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合作社之一 - 乳品，最初是动员古吉拉特邦西部阿嫩德的农村妇女开始的。
著名商界女性.
印度首批生物科技公司之一 - Biocon - 创办人于2006年被评为印度最富有的女性。两位印度女商人和是2006年唯一入选《富比士》全球最具权势女性榜单的印度女性。古普特在2006年10月之前持续经营印度第二大银行ICICI银行，莫尔帕里亚则是摩根大通印度区的执行长。
肖在2018年仍列在印度白手起家类最富有女性名单中，她在《富比士》榜单上以净资产名列第72位。她榜单4位女性中，排名最后的1位，表示该国100最富有的实体中，仍有96个直接或间接由男性控制。
根据印度Kotak财富管理与胡润百富共同发布的"Kotak Wealth Hurun – 2018年领先富裕女性榜单"，榜单根据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净资产，编制出100位最富有印度女性，肖是前10名中仅有的两位并未依靠血缘继承财富的女性中的一位，另一位是。
印度有悠久的历史，既有许多继承财富并建立大型企业的女性，也有凭借自身能力开创成功事业的女性。
土地和财产权.
在大多数印度家庭中的女性不会以自己的名义拥有任何财产，也不会分得父母的财产。印度女性的财产权因宗教和部落而异，且受到法律和习俗复杂的混合影响，但原则上，该国自《》通过开始，一直朝著赋予女性平等法律权利的方向发展。
根据1956年的（适用于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和耆那教徒），女性有继承权。然而儿子在祖传财产中拥有独立的份额，女儿的份额则基于其父亲所取得的份额。因此父亲可通过放弃其在祖传财产中的份额来剥夺女儿的继承权，但儿子仍可继承。此外，已婚女儿，即使受到家庭虐待和骚扰的，也无权在祖传住宅中居住。印度女性由于前述2005年对印度教法律的修正，现已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地位。
印度最高法院于1986年裁定，一位名位沙·巴诺·贝古姆的年长离婚穆斯林妇女有权获得赡养费（参见）。然而裁决遭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领袖的反对，他们声称法院干涉穆斯林的个人法。联邦政府因而通过《》。
印度基督徒女性在离婚与继承权益上，长期面临不平等待遇。1994年，教会与妇女团体曾提出法律改革草案（Christian Marriage and Matrimonial Causes Bill），但政府未予采纳。直到2014年，印度法律委员会才再次呼吁政府，保障基督徒女性的平等财产权。
针对女性的罪行.
印度针对女性犯下的罪行，例如强奸、泼酸、嫁妆死亡、名誉杀人和强迫幼女卖淫，都有相关的报导。汤森路透基金会旗下的新闻服务TrustLaw，根据对213位性别专家的调查，将印度列为世界上女性居住第4危险的地方。印度警方记录显示，针对女性的犯罪发生率很高。（NCRB）在1998年报告中称，到2010年，针对女性的犯罪率增长将超过人口增长率。许多强奸和性骚扰的受害者及家人担心社会污名，而未向警方报案。而近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针对女性的罪行报案数量急剧增加。
泼酸.
根据对印度新闻报导的分析，在2002年1月至2010年10月期间，泼酸案件中高达72%的受害者为女性。[这些袭击中，常见的酸性物质包括硫酸、硝酸和盐酸（价格低廉且易于取得）。泼酸往往是出于报复，且加害者多为受害者的亲戚或朋友。近年来，这类骇人听闻的案件数量持续攀升，对印度女性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童婚.
传统上印度的童婚很普遍，但在当今印度已不再持续。史上的童养媳会与父母同住，直到她们达到青春期。以往的童婚妻子成为寡妇后会受谴责，过著极度痛苦的生活，遭剃光头，与世隔绝，受社会排斥。虽然童婚在1860年就被取缔，但迄今仍然可见。《1929年儿童婚姻限制法》是该国的相关立法。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世界儿童状况-2009年》报告，印度年龄在20-24岁的女性中有47%在法定年龄 (18岁)之前结婚，农村地区则的占比则达56%。此份报告并提起全球40%的童婚发生在印度。
家庭暴力.
报告指出，家庭暴力在印度是个极为普遍的问题，对社会和法律都有深远的影响。前部长表示，印度约有70%的女性受到家庭暴力侵害，这个数字凸显问题的严重性。印度在1980年代通过法律手段以遏制家庭暴力，《印度刑法典》于1983年增设第498A 条，明确将"丈夫或丈夫的亲属对妇女施加残酷行为"列为犯罪行为。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该国每3分钟就会发生1起针对女性的犯罪，每29分钟就会发生1起强奸案，每77分钟就会发生1起嫁妆死亡案，每9分钟就会发生一起丈夫或丈夫亲属的残酷待遇案件。虽然印度女性受到《》的保护，但这类情况仍持续发生。
在印度，家庭暴力有相当广泛的定义，不仅包括身体上的虐待，更涵盖任何对女性构成威胁的行为，无论是精神、心理或性方面的伤害，现任或前任伴侣皆可能成为施暴者。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家庭暴力在印度社会中往往不被视为严重的犯行，而是被淡化为"家务事"，这种观念严重阻碍受害者寻求协助。针对投诉案件的分类，往往基于种姓、阶级、宗教偏见和种族等因素，这些因素同时也影响著是否采决定取进一步行动。虽然众多研究揭示暴力事件的普遍性，并强调应采取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许多受害妇女碍于社会文化背景，即使宪法赋予她们正义、尊严和平等的保障，仍选择不报案。由于这些妇女拒绝诉说受暴经历并寻求协助，她们往往无法获得适当的治疗与支持。
嫁妆.
印度政府通过《1961年嫁妆禁止法（Dowry Prohibition Act 1961 ）》，让对婚礼的嫁妆索求成为非法行为。然而仍有许多与嫁妆有关的家庭暴力、自杀和谋杀案件出现。在1980年代有大量相关案件受到报导。
为遏制嫁妆习俗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印度政府于1985年制定《嫁妆禁止（新娘和新郎礼物清单保存）规则》，要求在婚礼时必须详细记录赠送给新娘和新郎的所有礼物，包括礼物的描述、价值、赠送者姓名及其与受赠者的关系。然而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这些规则在实际执行上遭遇极大困难，往往形同虚设。
一份发表于1997年的报告揭露印度每年至少有5,000名女性因嫁妆问题而丧生，其中更不乏被伪装成意外的"厨房火灾"，每天至少有十几名女性因此遇害。这种残忍的""行为，不仅在印度国内备受谴责，更凸显嫁妆习俗对女性生命的严重威胁。官方统计的2011年嫁妆死亡人数为8,618人，然而非官方数据显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官方数字的3倍以上。
女婴杀害和性别选择性堕胎.
在印度，男女比例呈现显著失衡，男性人口明显多于女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女性在成年之前便不幸夭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印度部落社区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其他种姓群体，识字率较低，医疗设施也相对匮乏，但他们的性别比例失衡程度却较为缓和。许多专家认为，印度男性人口过多的现象，与女婴杀害及选择性别堕胎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西北部的哈里亚纳邦以及查谟和喀什米尔邦地区，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尤为严峻。
超音波扫描在母婴照护上是一项重大进步，且随著扫描仪器日益便携，这项优势也扩及至农村地区。然而，超音波扫描常揭示胎儿性别，导致孕妇选择性堕胎，以期未来能怀上男婴。这种做法普遍被认为是新生儿男女比例失衡的主因。
印度政府于1994年立法，明令禁止妇女及其家属于超音波检查（或其他可得知胎儿性别之检查）后询问胎儿性别，同时严格禁止医师或任何人士提供相关资讯。然而，此法（如同禁止嫁妆之法）实行上多遭忽视，女胎堕胎率居高不下，且新生儿性别比例持续严重失衡。
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很普遍。有时这是疏忽所造成，例如，家庭可能不会花钱购买关键药物，或不为生病的女孩提供照护。
嫁妆习俗持续盛行是印度性别选择性堕胎和女婴杀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名誉杀人.
在印度，名誉杀人的案件屡见不鲜，尤其在北部地区更是频繁。这类事件的起因往往是年轻男女未经家族同意而结婚，特别是跨越种姓、宗教，或在印度西北部地区，违反与同一结婚的禁忌情况。印度最高法院于2010年针对此问题，特别向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比哈尔邦、北方邦、拉贾斯坦邦、贾坎德邦、喜马偕尔邦和中央邦等地区发出通知，要求注意及回应。
猎巫.
在印度，特别是北部地区，针对女性具巫术能力的指控，往往演变成残酷的暴力事件。由于印度社会对超自然力量的强烈信仰，女性受指控而被私刑处决的案例，在媒体报导中屡见不鲜。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于2003年至2008年间，便有约750人因此丧命。恰蒂斯加尔邦的官员更于2008年指出，该邦每年至少有100名女性因被怀疑为女巫而受凌虐。
强奸.
印度的女性主义者，学者和作家将印度的强奸现象描述为该国针对女性最常见的罪行之一，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也直指这是印度亟待解决的"国家问题"。妇女权利团体从1980年代起持续倡议将婚内强奸定为非法，但2013年《》却在第375条的例外条款中把婚姻中的性行为列为豁免，明确指出"男子与其妻子（妻子未满15岁）之间的性行为，不构成强奸"。此条款引发极大的争议。虽然以人均计算，印度的强奸案报案率相较于其他国家，乃至已开发国家，仍属偏低，但平均每20分钟仍新增一件报案。根据印度政府2018年公布的国家犯罪记录局数据，印度平均每15分钟即发生一件强奸报案。
新德里为印度各大城市中，强奸报案率名列前茅的城市之一。资料显示，印度强奸案件于1990年至2008年间增加一倍。
性骚扰.
夏娃的挑逗（调戏妇女）是描述性骚扰或猥亵女性行为的一种委婉说法。许多活动人士将针对女性的性骚扰事件日益增多归咎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印度1987年通过《》，禁止通过广告或出版物、著作、绘画或任何其他方式对妇女进行不雅表示。
印度于1990年的犯罪报告显示，针对女性的犯罪中，有一半与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相关，显示此问题的普遍性。印度最高法院于1997年针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并制定详细的预防和申诉处理指南。随后，印度国家妇女委员会将这些指南进一步细化为雇主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印度最高法院于2013年更介入调查一起法律系毕业生指控退休最高法院法官性骚扰的案件。同年12月，《》正式生效，以全面预防和处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
虽然印度法律明文禁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但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指出，许多女性在挺身而出后，仍面临社会污名和报复的威胁。原因为政府在推动、设立和监督投诉委员会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人权观察组织南亚主任更直言，印度虽有进步的法律保护女性免受老板、同事和客户的性骚扰，但却未能有效执行。
总部设于南非的非政府组织英国分部的研究也发现印度有高达80%的女性曾遭受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包括不受欢迎的评论、身体触摸或性侵犯。然而，许多受害者因害怕被家人排斥，而选择隐忍不报。
人口贩运.
印度已于1956年通过《不道德人口贩运（预防）法案（Immoral Traffic (Prevention) Act ）》。
聋人/听力障碍女性.
教育.
如同先前所述，印度女性在教育等诸多领域明显处于弱势，识字率低导致辍学率高、性别偏见与资源匮乏是主要因素。此外，研究显示教师是否具备身障相关经验，显著影响其对身障学生的态度，这使得聋人女性在寻求公平教育时，面临性别与听力障碍的双重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加剧聋人女性在无障碍教育方面长期面临的困境，更带来新的挑战。她们既要应对性别偏见与需求被忽视的问题，还要克服因缺乏面对面交流及口罩阻碍唇语辨识所造成的障碍。印度非营利组织冉冉火焰(Rising Flame)提出的研究报告指出，超过九成的受访聋人、视听障碍及听力障碍女性，在疫情期间及其他资源的可及性方面遭遇严重困难。
其他问题.
女性参与社会生活.
印度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深受地域文化与家庭背景影响。例如，西北部拉杰普特人女性传统上需遵守披戴蒙面头巾（ghunghat）的习俗，至今仍普遍存在。然而随著时代变迁，越来越多女性勇于挑战传统束缚，如哈里亚纳邦农村女性便积极摆脱蒙面纱。由于印度多数人口居住于民风保守的农村地区，女性行为稍有不慎，便可能为家族"名誉"带来负面影响。
的概念在印度北部尤为盛行。是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荣誉概念。Izzat适用于男女两性，但方式不同。女性必须保持贞洁、被动和顺从，以维护"家庭荣誉"，而男性则必须强壮、勇敢，并愿意且能够控制其家庭中的女性。德里周边的农村地区是印度最保守的地区之一。估计印度所有名誉杀人事件中有30%发生在西部的北方邦，哈里亚纳邦则被描述为"在种姓、婚姻和女性角色方面为印度最保守的地区之一。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种姓纯洁至关重要，婚姻的安排是为维持现状。"
印度最高法院于2018年推翻禁止10至50岁女性进入喀拉拉邦为期达数十年的禁令。两名女性于2019年在警方护送下进入神庙，引发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印度人民党喀拉拉邦分部主席将此举斥为无神论者摧毁印度教寺庙的阴谋，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亦批评共产党人对印度传统文化缺乏尊重。由于该神庙供奉禁欲神祇，信徒认为女性进入会玷污圣地，违背神祇意愿。进入神庙的两名女性被迫躲藏，并接受全天候警方保护，其中一人甚至遭丈夫逐出家门。此后，多名欲进入神庙的女性均遭示威者阻挠。
在2018年11月之前，女性被禁止攀登，此禁令由法院裁决后撤除。
健康.
相较于多数国家，印度女性平均寿命仍偏低，但近年已逐步改善。然而，尤其在农村地区，家庭内部的营养歧视导致女性普遍贫血与营养不良，近半数青春期少女长期面临此问题。怀孕期间的营养缺乏更易引发生产并发症。
印度的孕产妇死亡率位居全球第56位。虽然全国有42%的生产在医疗机构中进行，农村地区仍以家庭成员协助生产为主，这些非专业的接生者，可能无法及时应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并发症，从而威胁到孕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lt;refname="un_women_free_equal"/&gt;
家庭计划.
印度农村地区的女性对于是否要怀孕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自主权。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女性，他们无法取得安全且能自主控制的避孕方法。公共卫生系统倾向于推广绝育等永久性避孕手段，以及无需后续追踪的宫内节育器等长期方法。绝育占印度所有避孕方法的75%以上，其中女性绝育几乎占所有绝育手术的95%。估计该国于2007/2008年的避孕普及率为54.8%。
印度最高法院于2022年9月29日针对民事上诉第5802号案件，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做出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这项裁决不仅将"女性"的定义扩展至所有需要安全堕胎的人，更明确纳入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别多样化人士，而不仅限于顺性别女性。法院在此次裁决中强调，医疗从业者在处理堕胎需求时，应避免施加法律未明定的额外条件，例如要求取得家属同意、提供文件证明或司法授权。法院明确指出，除非寻求堕胎者为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否则仅需其本人同意。法院更进一步阐明，"每位孕妇都拥有自主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内在权利，无需任何第三方的同意或授权"，并明确宣告女性是"是否要进行堕胎的最终决策者”。针对已婚与未婚妇女在合法怀孕期上的差异 - 已婚妇女为24周，未婚妇女为20周 - 法院裁定，此区别构成歧视，既不合理也也缺乏法律依据，并违反《印度宪法》第14条的平等原则。法院同时宣告，"所有妇女均享有安全且合法的堕胎权利。"此外，关于因婚内强暴导致的怀孕，法院裁定，妇女得在怀孕20至24周的期限内，以"性侵或强暴幸存者"的身分寻求堕胎。
低种姓妇女.
印度低种姓妇女的地位已显著提升。受过教育且经济状况良好的达利特妇女曾透过政治活动争取地位，然而，随著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参与政治的达利特妇女人数后来有所下降。达利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被认为有所改善。
性别比例.
印度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归因于性别选择性堕胎和杀害女婴，每年约有一百万女婴受此影响。印度政府于2011年称印度少了3百万女孩，而现在每1,000名男孩中，女孩人数比正常情况少了48名。印度政府已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改善这一比例，据报导，这一比例近年来已有所改善。
全球因性别选择而流失的女性人口总数达到一亿人。在亚洲的开发中国家，包括印度，男女性别比例明显偏向男性，远高于北美等地区。
男女两性之间的差距，直接反映出印度社会内部的性别偏见。在印度，男女在健康和教育权利上并不平等。男性教育和健康被视为更优先的事项，因此女性的死亡率正在上升。
卫生设施.
据报导，农村地区的学校卫生设施已得到改善。但于现有的社会文化规范和学校卫生状况，女学生仍不准像男学生那样在露天如厕。家中缺乏卫生设施迫使妇女等到晚上才到外头露天如厕，以避免被人看见。比哈尔邦的卫生设施普及情况一直受到讨论。根据2013年的一项估计，比哈尔邦约有85%的农村家中无厕所，这对妇女和女孩到田野间解决排泄问题，而在田野中被跟踪、袭击和强奸的风险因而随之增加。
于2011年，印度最大城市孟买有一场媒体称之为"小便权"的运动应运而生。虽然法律明文禁止，但孟买的女性如厕却需付费，对男性则无此要求。此外，女性在田野如厕时，更屡遭性侵犯。活动人士为此发起连署，收集超过五万份签名，向地方政府提出诉求，停止向女性收费、增建公共厕所、确保厕所清洁、提供卫生棉及垃圾桶，并聘用女性服务人员。面对舆论压力，市政府承诺在孟买兴建数百座女性专用公厕，部分地方议员亦承诺在其选区内增设女厕。
参见.
各项专业印度女性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