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自杀问题

印度农民自杀问题 （）谈论的是该国自1970年代开始发生的多起农民自杀事件，原因为他们无力偿还主要是来自放高利贷者和银行的借款。印度是个农业国家，约有70%的农村人口直接或间接以务农为生，农业部门的产出于2023年印度经济中占比有15%，根据（NSSO）提供的数据，农业部门于2022年雇用的人数约占印度劳动力的45.5%。印度活动人士和学者对于农民自杀问题提出几个相互矛盾的原因，例如不利于农民的法律、债台高筑、不良政府政策、补助金贪腐、农作物歉收、心理健康问题、个人与家庭问题。
（NCRB）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国于1995年至2014年期间累计有296,438名农民自杀身亡，而在2014年至2022年的9年间，自杀身亡的农民为100,474人。印度于2022年共有11,290名农业部门人员（5,207名农民和6,083名农工）自杀，占全国自杀者总数的6.6%。
印度农民在截至2005年为期10年间的自杀率，每10万人中有1.4人至1.8人。然而在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显示该国平均每天有超过10名农民自杀（即每年自杀的人数仅为5,760人）。有人指责该国各邦操纵农民自杀数据，而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
历史.
有关印度农民，特别是经济作物农民的不满、反抗和高死亡率的历史记录可追溯到19世纪即有。然而因此而自杀的情况却很少见。英属印度于1870年代征收高额土地税，无视频繁的饥荒对农业产出或生产力的影响，均要求以现金支付，再加上殖民时期对高利贷、放债者和地主权利的保护，造成种植棉花和其他作物农民普遍的贫穷和不满，最终导致于1875-1877期间发生。
英国殖民政府于1879年颁布《德干农民救济法（Deccan Agriculturists' Relief Act in 1879,）》，限制放债人向德干棉农收取的利率，但只选择性适用于种植外贸用棉花的地区。印度殖民地于1850年至1940年代，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农村死亡率非常高。但与饥饿相关的死亡人数远超过自杀的，后者被官方归类为"伤害"。于1897年，印度当时的因"伤害"而死亡的比率，每10万人有79人，而在当时的，此类死亡率每10万人有37人。
研究人员Ganapathi和Venkoba Rao就1966年坦米尔那都邦部分地区的自杀事件进行研究，而提出限制农民取得有机磷化合物（农药）的建议。同样的，研究人员南迪等人（Nandi et al.）于1979年指出免费提供的农业杀虫剂在西孟加拉邦农村自杀事件中的作用，并建议对其供应作监管。研究人员Hegde对1962年至1970年间于卡纳塔卡邦北部村庄的农村自杀情况进行研究，指出自杀发生率为每10万人口有5.7人。研究人员Reddy在1993年进行的过往数据研究，显示安德拉邦的农民自杀率居高不下，且与耕作规模和生产力密切相关。
大众媒体对印度农民自杀的报导始于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印度专栏作家撰写的。此问题在2000年代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也导致印度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救济措施。
印度内政部所属的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自1950年代开始即持续收集和发布印度的自杀统计数据（印度年度意外死亡和自杀报告），而从1995年开始单独收集和发布农民的自杀数据。
受影响的印度邦.
马哈拉什特拉邦受农民自杀事件的影响最为严重，于1995年至2013年期间有超过6万人因此死亡。
根据NCRB的数据，2022年农民自杀发生率最高的是马哈拉什特拉邦（4,248人）、卡纳塔卡邦（2,392人）、安德拉邦（917人）、坦米尔纳都邦（728人）和中央邦（641人）。这5个邦的农民自杀事件合计占全国农业部门自杀事件总数约80%，占农民自杀人数约85%。
自杀原因.
人们提出多种造成印度农民自杀的原因，有洪水、干旱、债务、基因改造种籽使用、公共卫生以及由于无力负担农药使用而导致农产下降。但对于何者为主因，并未达成共识，而研究显示造成农民自杀的动机不只一种，平均有三种或是更多，而主因是无力偿债。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帕纳加里亚（Panagariya）表示，"由农业本身问题而导致的自杀只占25%"，而"研究显示，导致农民自杀具一致性的证据是过重的债务及民间借贷"。
于201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具高自杀风险的农民有三个具体特征："种植咖啡豆和棉花等经济作物者、拥有不到一公顷"边际"农地者以及负债达300印度卢比或更多者。研究也发现，这三个特征出现最高的印度各邦，其自杀率最高，在自杀率差异因素中的占比达到近75%"。
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对在马哈拉什特拉邦的维达尔巴（Vidarbha）农村地区的农民自杀情况进行调查，并应用史密斯显著性法（Smith's Saliency method）对因自杀而失去亲人的农民家庭中所表达的原因进行定性排名。自杀背后原因依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债务、酗酒、环境、农产品​​价格低、压力和家庭责任、冷漠、灌溉不足、种植成本增加、私人放债、购置化肥成本和农作物歉收。以此观察，债务和家庭责任的评级明显高于化肥和农作物歉收。于2006年在同一地区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负债（占87%）和经济状况恶化（占74%）是导致自杀的主因。
于2004年至2006年期间进行的研究确定农民自杀的几个原因，例如信贷体系不足或是不良、半干旱地区耕作困难、农业收入低、缺乏替代收入机会、城市经济低迷迫使非农民进行农业活动，加入竞争以及缺乏适当的咨询服务。 孟买高等法院应全印度生物动力和有机农业协会（All India Biodynamic and Organic Farming Association）的要求，于2004年请编制一份关于马哈拉什特拉邦农民自杀事件的报告，塔塔研究所于2005年3月提交。报告指出，"政府漠不关心、农民缺乏保障、资讯不足是导致该邦农民陷入绝境的主因"。
印度于200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从事创业活动（例如涉足新作物、经济作物和追随市场趋势）的受害者与受到一系列限制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关联。
政府经济政策.
Utsa Patnaik、Jayati Ghosh和Prabhat Patnaik等经济学家认为印度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变化（有利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是导致农民自杀的根本原因。商业经济学家对此观点予以反驳。
基因改造作物.
许多社会活动团体和研究提出昂贵的基因改造作物与农民自杀之间有关联。种植被称是导致农民自杀的原因，这种棉花种籽的价格几乎是普通棉籽的两倍。高昂的成本迫使许多农民借入更多的钱，而私人放债者可能会收取高达60%的年息。放债人会强迫农民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他们出售棉花以还债，而造成农民债台高筑与经济压力，最终走上自杀一途。即使采用基因改造棉籽，农业成本增加与产量下降也常被认为是印度中部农民状况恶化的原因。 于2015年在同行审查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提出印度雨养地区的农民自杀率与"基因改造抗虫棉采用率的增加直接有关联"。导致自杀的因素包括"此种棉花成本高"和"引入后生态破坏和收成损失"。而有些学者说这种基因改造抗虫棉的理论在某些前提假设上存在不足，且未能充分考虑田间的实际状况。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简称IFPRI，总部设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一倡导采用农业技术创新的智库）于2008年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我们甚至连种植传统棉花农民的自杀数据都缺乏，更遑论基因改造的苏力杆菌棉。"而由于研究者缺乏直接的数据，只能采用次佳的方法来评估苏力杆菌棉与农民自杀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因此在种植苏力杆菌棉和农民自杀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但报告也指出无法排除"苏力杆菌棉可能在安德拉邦和马哈拉什特拉邦农民自杀事件于2004年激增中发生作用" 。报告还指出，农民自杀早于孟山都于2002年正式引入苏力杆菌棉的种植（另有纳夫巴拉特种籽公司（Navbharat Seeds ）于2001年非正式引入），此类自杀从1997年开始即在全国总体自杀率中占有相当稳定的比例。报告指出，虽然苏力杆菌棉可能是特定自杀的因素，但与社会经济因素相比，影响力可能微不足道。研究人员Gruere等人提出在印度其他地方，如中央邦自2002年以来引入苏力杆菌棉和种植增加，而该邦农民于2006年自杀总数却下降。然后他们质疑苏力杆菌棉种植增加对马哈拉什特拉邦农民自杀的影响到底是将情况改善或是将之恶化。
IFPRI的研究人员于2011年在《》上发表一篇关于苏力杆菌棉与印度农民自杀之间关系的证据综述，表示"现有数据显示并无"农民自杀率回升"的证据。此外，苏力杆菌棉的种植在印度总体上绩效良好。"农业经济学家发现不论学术证据为何，苏力杆菌棉在印度仍存在争议。印度的反生物技术活动团体重申他们认为证据表明苏力杆菌棉与农民自杀之间存在联系，而大众媒体持续宣扬这一说法。将农民自杀与生物科技产业连结，导致公众对政策制定过程产生负面看法。
研究人员Stone认为基因改造棉花的引进和扩张，导致各方竞相传播错误讯息，加剧农民的困境：活动人士以牲畜死亡和农民自杀的耸人听闻的说法助长苏力杆菌棉失败和遭拒的传说持续存在，而另一方却根据实际上并无结论的文献，错误地宣称种植苏力杆菌棉取得重大成功。Stone表示种植棉花农民的情况很复杂，并且不断变化。研究人员吉尔伯特（Gilbert）在2013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基因改造苏力杆菌棉于2002年的引入与印度农民自杀率的上升无关，与通行的传说恰恰相反"。
而研究人员Ian Plewis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现有数据并不支持农民自杀率在引入苏力杆菌棉后有所增加的观点。将所有各邦的数据综合，有证据支持相反的假设：男性农民自杀率实际上在2005年后有所下降，在此前却呈上升趋势"。
政府补助及资金的错误配置.
根据中央政府和NCRB的报告，该国于1993年至2018年期间的农业补贴主要流向种籽和化肥的生产商和经销商，而非农民。 该国于2017年向新德里和昌迪加尔这两个没农民的城市的实体提供3,500亿印度卢比的贷款和补贴。同样的，在马哈拉什特拉邦，60%的政府贷款和补贴发放给位于孟买的个人和实体。这导致资金在政府、银行、大小不等的公司和政客之间流通，而没任何资金进入农民口袋，让他们的困境更为恶化。大多数农民的贷款金额均低于50,000印度卢比。
严峻干旱.
由于印度的灌溉设施落后，有多达79.5%的农地依赖季风季节的降水，降雨不足会导致干旱，而导致农作物歉收。气候变化增加印度发生干旱的频率和范围。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印度于2020-2022年期间有近3分之2的地区容易发生干旱。当干旱发生，农作物产量随之下降，供养牛的草地更为稀缺，农民自杀率也随之上升。
自杀意念.
经济学家帕特尔（Patel）的研究发现印度南部各邦的自杀率是北部一些邦的10倍。帕特尔和其研究团队说，这种差异并非是对个人的死亡做错误分类的结果。印度南部最常见的自杀原因是社会问题的综合影响，例如人际关系和家庭问题、经济困难和既有的精神疾病。印度南部的文化与一些高收入国家一样，也接受自杀意念。帕特尔等人认为印度南部各邦的高自杀率可能部分是因为社会接受自杀作为应对困难的一种手段。农民自杀者幸存家庭成员的自杀意念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3分之1的自杀者留下的家庭成员在受评估前一个月就曾兴起自杀的念头。
债务.
印度农民的许多自杀事件都与他们累积的巨额债务和利息有关。根据帕拉古米·赛纳特于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安德拉邦、旁遮普邦、卡纳塔卡邦和马哈拉什特拉邦的农民有债务在身的比率分别为70%、65%、61%和60%。
马哈拉什特拉邦政府实地调查.
马哈拉什特拉邦政府对其农民自杀总数为印度之最的情况感到担忧，因此委托进行实地调查。所发现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债务、低收入和农作物歉收、家庭问题（例如疾病和无力支付女儿的嫁妆），缺乏产生第二份收入的副业，也缺乏增加收入的机会。
农民自杀统计.
NCRB在2012年发表的年度报告中称印度有135,445人自杀身亡，其中13,755人是农民（11.2%）。于全国29个邦中，有5个邦（马哈拉什特拉邦、安德拉邦、卡纳塔卡邦、中央邦和喀拉拉邦）合计共发生10,486名农民自杀死亡的事件（76%）。
印度于2011年共有135,585人自杀，其中14,027人是农民。2010年有15,963名农民自杀，当年该国的自杀总数为134,599人。从1995年到2013年期间共有296,438名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印度在同一时期每年约有950万人死于其他原因，如营养不良、疾病和与农业无关的自杀，这段期间的印度累计死亡人数为约1.71亿人。
马哈拉什特拉邦于2012年有3,786名农民自杀，约占当年印度农民自杀总数（13,754人）的4分之1。该邦于2009年至2016年期间共有25,613名农民自杀身亡。
比哈尔邦和北方邦（按面积和人口计算是印度的两个大邦）的农民自杀率比马哈拉什特拉邦、喀拉拉邦和朋迪治里市低约10倍。北方邦于2012年有745名农民自杀，估计该邦人口为2.0543亿。 北方邦于2014年发生8起农民自杀事件。
根据IFPRI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印度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古吉拉特邦、喀拉拉邦、旁遮普邦和坦米尔纳都邦的自杀人数分别为387人、905人、75人和26人。恰蒂斯加尔邦于2009年有1,802名农民自杀身亡，于2010年有1,126名农民自杀身亡，但该邦于2011年公布农民自杀率降至零，而受到数据操纵的指控。
根据NCRB于2012年的数据，农民自杀统计如下（附注：印度NCRB列出不同职业类别的自杀情况，但农民类别中列出的自杀人数不一定是由于务农或农作物歉收所造成）：
根据NCRB的数据，2014年农民和农工的自杀人数增至12,360人，而2013年为11,772人。这些自杀事件中，有5,650起是农民，其余6,710是农工。
至2018年，印度政府尚未公布2015年以后的农民自杀数据。NCRB局长伊什·库马尔（Ish Kumar）指出这些数据正在进行审核，2016年的报告预计将会推迟发布。
农民与其他职业的比较.
帕特尔等人利用2001年和2003年的代表性调查样本统计研究，推论印度于2010年可能的自杀模式。他们说，印度失业人士和其他非农业人士的自杀死亡率，总体而言，大约是农工和土地所有耕作者的3倍。即使在农村地区的各个行业，印度农工（包括农民）的自杀频率并不比其他职业更频繁。
计算每10万名农民中发生的自杀率并不易取得明确的数字。因为每年各邦或全印度的实际农民总数无法取得，所有估计都是基于推测。由于印度在2001年的人口普查提供当年各邦准确的农民人数数据，因此估计2001年每10万名农民中的自杀人数会更为正确。在2001年，每10万名农民有12.9人自杀，高于同年度印度10.6人的整体自杀率。.以性别划分，每10万名男性农民中有16.2名自杀，而在全国，每10万名男性中的自杀率为12.5人。在女性中，每10万名女性农民中有6.2人自杀，而在全国，每10万名女性的自杀率为8.5人。
农民总数.
以10万印度农民为基础计算而得的农民自杀发生率，取决于当年估计的农民总数。印度农民总数的估计差异很大。有些计算耕种者的总数，有些在农民定义中同时包括耕种者和农工，而有些则包括从事任何形式的农业和农业活动的人。估计印度于2011年的农民总数为9,580万 (占总人口8%) 至2.63亿 (占总人口22%) 至4.5亿 (占总人口38%)，而当时印度的总人口数目超过12亿。Others其他人估计的印度农民总数约为6亿（占总人口的50%）。 印度于2011年约有14,000名从事农业和农业活动的人自杀，对农民总数的不同估计，对每10万农民自杀发生率的估计自然不同。此外，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可靠也受质疑。 研究人员K. Nagaraj表示官方数据可能高估印度农民的总数，又将每年农民自杀的总数低估。相较之下，学者汤姆布拉斯 (Tom Brass) 认为印度的官方人口普查及调查全面将印度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低估。
对农民自杀问题的回应.
印度政府已指定几项调查工作以了解农民自杀和与农业相关的困境原因。 国家农民委员会委员Krishak Ayog访问印度所有农民自比率一向较高的农业地区，然后在2006年发表3份报告及提出建议。随后当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同年前往维达尔巴访问，并承诺提1,100亿印度卢比（约2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政府也向自杀身亡农民的家属提供10万卢比（1,200美元）的恩惠性给付，但金额曾经历过多次更改。
2006年救济计划.
印度政府于2006年认定安德拉邦、马哈拉什特拉邦、卡纳塔卡邦和喀拉拉邦4个邦的31个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农民自杀率。为减轻这些农民的痛苦而启动一项特定的复兴计划，为农民提供债务减免、改善机构信贷提供、改善灌溉设施、聘用专家和社会服务人员提供农业支援服务，以及透过引入园艺、畜牧业、乳制品和渔业以增加收入机会。印度政府也宣布经由总理国家救济基金向农民提供恩惠性现金援助。此外，印度政府也宣布下列措施：
农业债务减免和债务减免计划，2008年.
印度政府随后于2008年实施农业债务减免和债务减免计划，有超过3,600万名农民受益，投入的资金达6,530亿卢比（78亿美元）。这笔支出系为清偿农民债务本金及利息，并特别针对使用农民信用卡（Kisan Credit Card）取得直接农业贷款的农户，以减轻其财务负担。
区域倡议.
印度各邦政府也推出自有的措施来帮助防止农民自杀。马哈拉什特拉邦政府于2006年成立一专门小组来处理农户困境，名为瓦桑特拉奥·奈克农民自立发展计划（Vasantrao Naik Sheti Swavlamban Mission），总部设在该邦的阿姆劳蒂。卡纳塔卡邦政府也成立一研究农民自杀问题的小组，由农业大学前副校长Veeresh博士担任主席，Deshpande教授担任成员。
马哈拉什特拉邦法案规范农民贷放条款，2008年.
马哈拉什特拉邦是受农民自杀影响最严重的邦之一，该邦政府于2008年通过《放款（监管）法》，以规范所有向农民提供的私人放款行为。法案规定向农民提供的任何贷款的最高利率，（将其设定为略高于印度储备银行的放贷利率），更重要的是将尚未偿还的贷款也纳入管制范围。
马哈拉什特拉邦救济计划，2010年.
马哈拉什特拉邦政府于2010年将无照放债人索偿行为定为非法。邦政府也宣布成立乡村农民自助小组来发放政府资助的贷款、低利农作物保险计划（保费由农民及政府平均分摊），并在自杀率较高地区提供当地农民取得其他收入的机会，例如饲养家禽、生产乳制品和实施养蚕业。政府进一步宣布将在集团婚礼计划（Samudaik Lagna）下设立一个基金，每年为每个地区提供1,000万卢比（12万美元）经费，用于社区婚礼仪式，让许多男女集团结婚，以最大限度将婚礼的费用降低 – 此费用也是当地农民无力负担而导致自杀的原因之一。
喀拉拉邦农民债务减免委员会（修正案）法案，2012年.
喀拉拉邦于2012年将《2006年喀拉拉邦农民债务减免委员会法案》修订，为所有在2011年之前陷入债务困境的农民提供协助。
2013年收入来源多元化计划.
印度政府于2013年为安德拉邦、马哈拉什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和喀拉拉邦等农民自杀率较高地区推出一项特别畜牧业和渔业计划。目的在让农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化。整个计划的经费为9.12亿印度卢比（1,100万美元）。
政府应对措施的成效.
学者Surinder Sud表示印度政府的因应措施和救济方案的总体成效不彰、方向错误且有缺陷。措施所关注的是信贷和放款，而非针对收入、生产力和农民生活水准提升。由于不利于农民的法律，农民没有经营、出售或租赁农地或农产品的空间。为农民偿还未偿本金和利息只有助于放债人，但未能为农民创造可靠和良好的收入来源。高利贷业者仍然收取24%至50%的利率，而农民的土地创收潜力仍无法提高，同时又受气候条件影响。Surinder Sud指出政府未能理解债务减免只会将问题发生的时间往后推，长期解决农民困境的办法只能依靠可靠的收入来源、更高的农作物产量、稳定的灌溉和其他良好的基础设施来达成。 学者Ramesh Golait在印度储备银行刊出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政府在应对农民自杀报导后宣布的作物多样化倡议能发挥积极作用。他补充道，"印度农业仍存在以下问题：i) 生产力低下、ii) 地下水水位下降、iii) 利率高昂的信贷、iv) 扭曲的市场、v) 许多中间商和仲介将成本拉高，却没提高附加价值、vi)扼杀私人投资的法律、vii）农产品价格受到控制、viii）基础设施薄弱、ix）不合理的研究工作。不顾前项因素而仅强调信贷将对农业无助"。Ramesh Golait另外建议，为解决印度农民的困境，政府应更积极创造和维护可靠的灌溉和其他农业基础设施。
国际间比较.
农民自杀是一全球现象。除印度外，对斯里兰卡、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均显示农业是一种高压力职业，其成员的自杀率高于一般其他的职业。对于小规模农户和发生经济困难时期后尤其是如此。同样的，研究人员Fraser等人在对52份学术出版物进行审查后的结论是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农业人口自杀率是所有行业中最高，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此行业的自杀率最高。Fraser等人声称全球农民自杀背后有许多原因，包括心理健康问题、自然环境、家庭问题、经济压力和不确定性。根据报告，英国和美国等已开发国家的农民自杀率明显比一般民众为高。
流行文化中的描述.
其中受到最广泛注意的作品之一是《尼禄的客人（Nero's Guest,）》，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呈现的纪录片，记录《印度教徒报》乡村事务编辑P. Sainath报导马哈拉什特拉邦维达尔巴和马拉瓦达（Marathwada）地区农民的自杀事件，并立即引起印度政府的关注，随后总理也前往受灾地区访问。印度制片人Atul Pandey于2008年制作的电影 -《》，重点在关注马哈拉什特拉邦维达尔巴地区的农民自杀问题，2010年代的宝莱坞电影 、、2023年作品乱世勇者以及2014年坦米尔语电影也是如此。在此之前，由Fred de Sam Lazaro执导的一部纪录片（迈向死亡的土地（The Dying Fields））于2007年8月在名为的电视影集系列中播出。 2010年得奖影片《》以马哈拉什特拉邦农民自杀的情感议题为背景，剧情著眼于农民的无能为力，及债务对其家庭的影响。安舒尔辛哈 (Anshul Sinha) 在其2018年出品的电影《》中展现农业危机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于2009年在其名为《经济：妇女与全球经济》的特展中可观察到农民自杀对其妻与子女生活的影响。为展览制作的幻灯片"不停膨胀的债务"和策展人马苏姆·莫玛亚（Masum Momaya）撰写，题为"她自己的钱"的随附文章显示有多少寡妇背负丈夫的债务，被迫成为契约劳工，不停工作来偿还债务。这种寡妇不易寻得第二春，社区中的男人不愿意为她们承担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