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威令

梅威令（，），英国人，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来华担任海关医生。1879年来台，在台期间参与扩建慕德医院（前身为打狗医院）一事，并开办台湾最早的西医教育。1896年，因其颇为了解台湾情势，被日本政府聘用为台湾总督府顾问。
生平.
梅威令于1868年自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即动身来华。在中国福州短期居留后到山东芝罘，1870年开始在芝罘行医，于1872年取得芝罘海关医师资格，同年与来自利物浦的妻子Alice May Jones结婚。
1876年梅威令被调至浙江温州海关，成为温州第一位海关医生。
1879年接替去世的海关医生万大卫 （David Manson）担任台湾打狗海关医生。并于同年开展台湾最早的西医教育（1879年-1889年）。
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海关归日本管理，梅威令虽不再任海关医生，但仍继续担任英国领事馆医生及主持慕德医院，且因在台已久且关注领域不仅限于医疗，被日本聘为台湾总督府顾问同时赠予五等旭日勋章。梅威令在担任顾问期间曾提出政治与行政相关建言，例如对台人实施安抚政策和县以下地方制度加入中国传统的士绅与宗族阶级，但被接任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拒绝，后于1899年遭解除顾问职位。
1901年3月梅威令离台后前往上海。不久后北上天津，获准后在义和团事变与八国联军时加入英军担任医生，在洋村作战时抢救沉船伤患，进入北京后再获准参加联军列队进入紫禁城的胜利游行。1901年福州罗星塔锚地海关医生病故后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命递补，1905年始再兼任英国副领事直至1920年2月28号过世，享年74岁。在福州期间未再有华人相关报导，也无继续写作出版之消息。
贡献.
治疗鸦片成瘾患者.
在海关行医期间，梅威令著手治疗温州和台湾的鸦片瘾者，且同时参与传教士关于鸦片隐患和治疗方法的讨论。
进行血丝虫实验.
曾协助厦门海关医生万巴德进行丝虫病实验，并对南台湾的血丝虫病例进行分析，最后证实万巴德医生提出的蚊子可能是疟原虫宿主的这一假说是正确的。
免费提供痢疾药物.
慕德医院在台湾痢疾流行的初期，即张贴公告建议本地人就诊，并且免费提供药物，希望让本地人对医院产生好感。
开办西医教育.
19世纪，因马偕、马雅各等人在台的医学贡献，台人较能接受西方医学态度，但却因此容易受到假冒西医伤害，因此在1886年慕德医院扩建完毕后，梅威令于该医院开设附设医学课，希望能够培养出台湾本土的西医医生。
课程采一年四学期制，课程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基础化学、一般外科等，经笔试及格再到香港或上海接受医学委员会之考试（考试委员会成员由当时在华的英、法、德等国名医和驻华英军军医等共计19人组成），后再回慕德医院实习一年，修习内科学、产科学、临床内科学、药学。最后学员再到香港或上海由国际委员会作专业考试，通过者授予执业证书。
1879 年梅威令招募了两位台湾本土的学徒，签下3～4年的合约，令其先修成英文课程后再学医学专业。两年之后，梅威令发现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遂决定放弃教授英文，转而考虑招收有英文基础的学生。
1883年11月，梅威令从香港招到两位华人学生：广东番禺人李荃芬和广东东莞人陈呈杰。1886年，梅威令再得一名学生，福建海澄人吴杰模。经过两年学习后，两名学生在1886年以高分通过在香港的初试，后来新加入的学生吴杰模也在1887年通过考试。三人初试通过后，梅威令北上天津寻求李鸿章的支持，但成立军医单位的心愿却因刘铭传希望能成立在台北而非打狗因此作罢，改为担架（战地）救护班。
1887年8月午师徒4人手持军刀、臂佩红十字袖章，开始在李鸿章的武备学堂操场表演了“车营救治死伤之法”。李鸿章于第三次救护班操演时前来检阅，他对学生的表现给予鼓励和奖赏，并承诺给与三位学生相关职位。
1888年7月，三人在上海复试皆以优秀的成绩通过，在及格证书颁奖典礼上时任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爱德华·韩德森(Edward Henderson)表示这三名学生已是合格的医生。但最后李鸿章并未遵守承诺，三人只能另寻出路。而久久等不到李鸿章来音讯的梅威令，在1888年与1889年之交决定结束进行了九年的医学教育。
倡设电话.
1887年9月，梅威令向台湾政府申请设立「地律风」。「地律风」即为英文「telephone」的英译。梅威令在禀报中指出，架设地律风可以「教导门徒习学，以广学业」，也能让民众「便于请医，以期速到」。梅威令拟定先从官衙的旗杆上开始架设电话线，「然后沿江悬达至于德人蚶阿之家，一路所过，俱在洋楼租界之内树桩配挂，并无罣碍民居房舍。」但官员唐赞衮以「查各国通商条约，仅准在各口地方租地盖屋、设立栈房，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末准设地律风明文」的理由予以驳回。
个人著述.
曾多次于《海关医学报告期刊》刊登文章，撰写主题多为他担任海关医生时当地的卫生与健康情况，并就相关疾病提出个人医疗见解。
也曾在《格致汇编》上连载三期〈种蔗制糖略论〉长文，并撰写内容不尽相同的英文版，由英国领事霍必澜收入「1890年台南贸易年报」作为附录。
出版书籍.
1889年，出版《呈医学教育计划报告书》(Report to the Subscribers to the Medical Education Scheme)一书，主要报告了自1879年起开始的十年华人学生医学教育计划，以及各界捐款和经费之核算。
争议.
医学教课及考试上的争议.
从1887年8月至1888年9月，梅威令一边在台湾培训弟子战地救护训练，一边持续通过媒体影响，扩散李鸿章已认可的资讯，制造既成事实，并不时地对医学传教的教育方式和结果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只教给中国学生简单使用药物的方法和医疗器具操作的技巧。医学传教士也随即奋起反驳并且对他的教学方式进行抨击；此外，也有昔日的同行对他提出了质疑。他们从技术上对梅威令的教育模式进行攻击，包括他在“一人教学法”上的缺陷、教学上的局限，甚至对试题内容以及学生资格提出质疑。最终，梅威令败下阵来。但在1889年，一切尘埃落定后，梅威令还是出版了《呈医学教育计划报告书》解释自己的计划。《呈报告书》没有直接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医学传教士，仅是委婉地批评医学传教模式的局限。
考试模式.
1887年9月，上海一份发行不到半年的医学杂志——「博医会报」同时刊发两篇了与梅威令考试相关的文章，作者都是身为医学传教士的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在《在华医学教育》一文中，马根济先称1887年7月19日「字林西报」报导的（梅威令详细地记录了考试的所有经过，并将全部考题公之于众）梅威令考试读起让人感觉有点像“小说”。
教学方式与教科书.
马根基也对考试学生的成果与资格提出质疑，认为凭医学传教士多年的教学经验可知，中国学生即便懂英文，也难过医学英语的关卡，比如英文教科书的阅读、接触最新医学刊物发表的论文等。同时也剑指梅威令的学生用的是医学传教士所译之中文教科书，而非正规教科书，如此又如何能获得与欧洲相等的文凭。
“一人教学法”.
曾为梅威令同事的万巴德 ，在一场他主持的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开学致词中，将梅威令与较早的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及马根济三人相提并论，他首先对他们几人于华人的医学教育的奉献表示敬佩，但随后也批评他们单枪匹马的行动成果有限。万巴德认为：他们的小学校完全仰赖一个人，因此随时都可能会中断、消失。而1888年8月13日香港的《德臣西报》更是出现了“...一个人不可以自以为甚么都可以教的，即使他有的是时间。”针对「一人教学法」的严厉批评。
不过梅威令本人亦在他所编印的结束报告中为大家批评的「一人教学法」做出辩驳，他认为：只要这种方式确实能达到教学效果，就没有什么可以苛责的，且他的这种采用个别指导的教学方式使得师生间得以维持长期而密切的关系，也比西方医学教育通常采用的班级上课演讲方式更有助于学习，更适合处于刚起步的中国西医教育。且表示：事实胜于雄辩，就结果而言，他的学生经过了许多卓越的考官考验合格，其医学知识水准是一点也不容置疑的。
对日本政府之批评与争议.
1899年，梅威令遭到日本解除顾问一职后，在上海接受《北华捷报》访谈时，直率批评日本对台政策和谈论总督与民政长官人格特质与作风的不同。该两千字报导与后续补上的一千字社论引起台湾总督府不满，由官员投书《北华捷报》表示梅威令的言论为无稽之谈，并谴责他回避自己遭免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