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事变

广州商团事变（广东革命政府称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商团暴乱，广州商团称广州屠城事件、西关屠城血案或西关惨案，当时英文世界亦称为“广州商团起义”、“广州焚城”（Burning of Canton）、“广州大屠杀”或“广州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是1924年10月一场于广州爆发的武装冲突。冲突双方分别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广州及周边珠三角商镇的商团军。冲突及其中的大火最终造成上千人死亡，及大量的房屋与财产损失。
事件由广州商团从欧洲购买的一批军械被广州革命政府扣留而起，此后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罢市，最终以全面冲突为结局。期间还发生广州革命政府与沙面各国领事团之间的相关外交争议。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广州革命政府将事件定性为英帝国主义外国势力操纵与支援，同时受到东江陈炯明粤军与北方吴佩孚直系支持的叛乱事件。而商团方及其支持者则指事件是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共产”、“压迫商民”的“屠城”事件。
背景.
清末民初的广州西关是广州乃至广东重要的商业区，被称为“广州的华尔街（Wall Street）”。“商团”（Merchant Volunteers）制度始于上海公共租界，其模式仿效欧美，主张以商民组织自卫，以“协助政府保护民众”。
广州商团沿革始于清末民初，商人岑伯著等人提议参照上海商团的办法组建。因为战祸经年、匪盗猖獗，地方人民组织武装力量以自卫。广州商人为自卫于1912年成立广州商团，由陈廉伯担任团长兼广州粤商公安维持会（商团公所）理财课主任，他支垫商团经费，借款购置枪械，得以在北洋军龙济光、旧桂系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统治时期维持广州商业的正常运转。期间珠三角各地的商埠也纷纷成立商团，共有百余个，遍布如东莞、四邑、南海等地，如加入商团的商人达数万人。
当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是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商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无论是清朝官员、革命党人还是军阀势力，他们在粤执政时，都希望得到广州商人在政治、财政等方面的支持。清末两广总督，民国都督、督军到粤莅任之时，都会接见商团代表。他们在制定重要政策时，通常会召集商团领袖征询意见。政府对商人越优容，商团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越高，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越大，当广州商人认为某项政策严重损害商界利益时，有时便会采取罢市等方式同政府抗争。
1917年陈廉伯任粤商公安维持会代理评议长，进一步武装商团。1919年3月，商团仿照西式议会政治完成改组，设立了最高机构评议会及十个分团，陈廉伯当选新一任团长。评议会有23名评议员，任期一年、可连任，期满后需重新选举。1919年8月，陈廉伯就任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至1924年，广州商团总人数已扩大到1.3万人。商团在此前的广州政权的多次更迭中一直保持中立，更因为保护商人利益及维持治安稳定受到广州民众的支持，从组织章程细则，正副团长的选举，到人员选择、费用收支、都奉行西方的民治理念，实行代议政治。
自从陆荣廷于1916年9月25日取得广东督军之位以来，广东便被桂系军阀所控制，造成地方财政紊乱。1920年10月，陈炯明率领粤军驱逐盘据广州已久的桂系军阀，开始「粤人治粤」时代。陈于1920年11月回到广东就任省长，并邀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广东参政。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改编陈的军队由其直辖。后陈与孙政见逐渐产生矛盾。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孙打算以武力制压北方军阀。
1922年6月16日发生六一六事变，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1923年，忠于孙的部队在广西藤县举行“白马会盟”，联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击败陈炯明取得广州的控制权。进入广东后，滇桂军等“私划防区，开征各种苛捐杂税”，例如打着“护商”的旗号，在水陆两路交通要道，设立“护商机关”关卡，向过往商旅征收“保护费”。一般商民皆愤然曰：“此等护运机关直同海盗之营寨”，对此，大元帅府大本营多次“查禁各部队设卡抽税筹饷扰民”之举，但屡禁不止。就连广东税收也多由滇桂驻军就地截留，孙中山屡次严令交还，均无成效。乃命邹鲁任广东财政厅长，整理财政，亦收效甚微，竟至按时发放官兵俸饷都相当勉强。孙中山同时征收寺庙等公共土地进行拍卖，并大量发行纸币以筹集资金。孙亦曾对客军“愤怒之极，甚至以首触壁”。一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沉痛表示：“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谢你们的。……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商团事变后，孙中山感叹说：“此次民心之激愤，实因恨客军而起”。
由于滇桂军入粤是孙文当初动用了西南政府的关余所请来，当时英语舆论常常称呼他们为“雇佣军”（Mercenaries）。而共产国际援助代表鲍罗廷也认为广东民众存在反对国民党军阀将领，甚至对孙中山本人也有不满的心理，因为孙庇护了这些行为。有学者认为，孙之所以不能与客军决裂，是因为他们是抵御陈炯明的主要力量，而孙最初的意图是率军北伐，把客军引出广东。最终孙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嫡系革命军，此后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滇军、桂军不愿参与东征、进而倒戈，遭蒋介石率黄埔军击败。
1923年8月，苏联顾问团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等抵达广州，后又兼任国民党特别顾问（组织教练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展开，同时在会议宣言中反对当时流行的包括“商人政府”、“联省自治”在内的政治思想主张，认为商人并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并且“托命于外人”，与“军阀政府”“亦一丘之貉而已”。广州商人恐惧在苏联协助下的孙中山会实行共产主义，故多转而敌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1924年6月，孙政府在苏联帮助下在长洲岛成立黄埔军校。而在苏联认知中，广东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成了“远东唯一飘扬着反帝斗争旗帜的地方”，更有人强调“广东省作为革命的桥头堡，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太平洋沿岸地区及各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1923年到1924年，广州商人为抗拒广州革命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断罢市罢业，在商团事变前几个月更形成高潮。每次罢市都迫使政府让步，商人取消新捐税的要求均得到满足。因此广州商人认为，如果进一步扩充自己实力，政府将对商人奈何不得。当时的广州面临三种财政压力，一是孙文政府的各项日益加重的杂税，二是各路客军的横征，三是各种帮会堂口日益严重的保护费。1924年2月，年关迫近，各军的催款加急。孙文于是命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下令发行50万元“军用手册”，所有款项收入军政府，而由善堂向信众筹还。商民的负担本已很重，认为这是将用于救灾的善产变相充公，于是善堂召开了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成命。广州的鱼贩首先罢市，随后，全市大小饭馆一律宣布闭门停业，码头装卸工人也宣布全体罢工。但孙政府坚持继续加税、抽捐与罚款，掀起全市罢市。仅从3月至10月，就出现了针对各行业的“鱼税”、“饭馆税”、“胶鞋捐”、“银市买卖捐”、“药品特捐”、“销汤捐”、“加二军费”、“横水渡捐”等。海关经纪人工会亦被罗织理由交罚款10万元。
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发布“统一马路业权”法案，以收取新的税项，借以抽收铺底捐，使广州市民严重不满，于是联络全市商团，和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孙政府征税，卖产拉夫等行为。同时，广州市铺底维持会发出三次宣言，“反对政府将市内七百余家铺户，高定各路地价，强主客交易，消灭铺底，勒迁铺位，破坏租约，增加租金，名为改良路政，实则贻害商场，断非市民所能忍受”。宣言末称：“宜图自救，既是无力遵办，待人勒迁，不若先期暂行停业，公定5月28日为各行商店一律停业，自行结束帐目之期”。27日，经过调停，孙政府表示让步，允许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
在大罢市期间，广州商团召开会议，提议联合防御，并函请各县属商团派代表到广州开会。到会代表来自108个商团，共300余人。5月27日，会议推选陈廉伯、李颂韶、邓介石为正副主席，决定设立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机构，陈廉伯为联防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联防副长，李颂韶等十一人为参事会参事，机关设在广州西关。人员选定后，先行执行联防职责，待筹备完成后举行成立典礼。会议认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以“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为号召。据报道，大会讨论了“添购大炮、机关枪、手枪、长枪及轮船、电轮，与设置商团军医院、救护医生队、制弹厂、筹措抚恤准备金等项”，还打算在全省价值数千万元的善产中“拨出半数以充扩充商团之用”。
广东全省商团联防章程规定，联防总部“主持全省各埠之商团军之命令统率事项”，只向全省商团代表大会负责，章程“自代表大会议决呈报省政府备案之日施行”，完全不提政府的审核与批准。联防总部设立八大处，与当时中国军队的高级司令部完全一样。而且，商团联防总部“对于各属分团来往函件，均袭取政府公文程式，发号施令，商团总部，不啻一中央政府机关”。
孙中山曾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广州商团人士加入国民党，试图把商团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如派许崇智、吴铁城等人频频与商团要人接触。在陈廉伯与廖仲恺的谈话中，陈认为“吾辈商人、不欲自染政党色彩……政局变化无定、彼党来则此党去、甲党得势、则指乙党为敌为逆、吾人业商广州、财产眷属、不轻易移动、倘入党后、万一贵党有失势之一日、于吾人亦殊多不便也”，而廖仲恺则认为“君于商塲商团、占有势力、以君之势力、出而助（中山）先生，吾党在广东、更无失败之时矣……君如俯就、重要位置、任君自择也”。商团始终坚持“不入党”的原则，多次明确拒绝。
后来政府提议为商团搞授旗仪式，但商团反对党国体制，提出只能授商团旗，不能授国民党旗。吴铁城随后回复商团代表答应此要求。但在6月29日，举行军、警、团会操当天，政府所赠的商团军大旗上，仍然附加了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商团军见到后拒绝行举枪礼，仪式草草完成。此后“商团不加入孙党之表示、遂成为不易之信守、亦几为「商团不成文之宪法」” 。李大钊后来评论，认为“孙中山在华南的政策……他本人没有真正的凭借，前不久他甚至一度寻求“纸老虎”队伍（指商团军）的支持,参加了他们的检阅并且赠旗。近来的事态彻底揭穿了外国资本(家)的一切阴谋诡计,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真正的牢固的基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认为商团在同政府对抗的过程中，并无提出具体策略。商团建立联防总部，亦没有向政府申请，并且“其文件语气狂妄，见识却很低下”。以致有人说：“商团总部办事之人，皆商界分子，对于政治社会大势，多不甚了解。商联总部各事，听诸秘书处一二人所为，而该秘书等又多属好事而无常识之徒，故自商团总部成立后，所发布之文件，类多不依法律手续，往往因此而有逾越法轨之行动”。
邱捷也认为，商团在同政府、军阀发生冲突时，的确是弱者；但在1920年代劳资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兴起时，商团往往对比商人更为弱势的工人使用暴力，所以，商团与工人结怨颇深。多数工人不仅不同情商团，而且积极要求政府对它采取强硬政策。而商团的很多行为都远远超出了商人自卫武装的需要。商团拒绝加入国民党，使政府与商团武装共存的局面难以维持。如果商团联防的各项议案和章程都落实，就会出现一个不受政府统辖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中心。商团联防会议的高调举行，引起当局者的高度警觉。加以商团决定联防不久，即有大宗军火运到，所以扣留商团军械、禁止商团联防总部的成立，对广东政府而言势在必行。
事件经过.
商团扣械事件与罢市.
当5月各商民团集中于广州时，曾以100万元向南利（丹麦）商行订购步枪4800余枝，另配子弹200余万颗，又短枪4800余枝，合共1300余箱。并向大本营军政部领取到入口护照（许可证）。八月中旬，丹麦（另一说为挪威籍）商船“哈佛号”将这批军火抵达广州。
商团团长陈廉伯此前曾向军政府申领枪照，而且已批出。但孙文政府发现其枪械比其更精良，故取消其批文，并认定枪械数量及到达日期皆有不符。第一，陈廉伯8月4日提出申请时，声明购买军火在“发照后始行签约，准三个月由欧起运”，“四十日后运到”，其实陈廉伯早在1923年12月就已和卖家签约，因此发照后仅仅6天，军火就运到了广州。其次，陈廉伯申请时，称所买的是“英制八二口径废枪”，实际运来的是“德制七六三口径”枪支。第三，陈廉伯申请了5000支枪的护照，运来的枪械却有9000余杆，其中有机关枪40挺，子弹300余万发。如此巨量的枪支，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需要。孙中山怀疑他们同吴佩孚、陈炯明有联络。8月9日，孙中山派蒋介石处理运械事件。8月10日，蒋介石率领江固舰登上运输军械的哈佛号，扣留了军火。
8月12日，广州商团派人赴军政府交涉未果，遂准备总罢市。商团召开商团总部会议, 指控政府扣械为“非法”,声称“以保存其自卫”的权利对付政府, 以致公开贴出对联：“联团为自治机关,拯众生于水深火热,责无旁贷; 武装即和平保障,举全粤之妖风毒雾,一扫而空。”
13日，商团宣布成立联防总部，并发动团军数千人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归还军械。14日，孙中山同商团代表会面，表示“经政府查明之后,如果知道你们不是利用这些枪来攻打政府,政府一定把枪交还你们;但如果知道你们利用这些枪来攻打政府,那么政府为自卫计,便不能把枪交还你们”，会面无果而终。
14日，广东省政府怀疑陈廉伯谋叛，通缉前往香港的陈廉伯。18日，广州军政府下令哈佛号除了军械外，其他货物和船只允许发还，并决定释放哈佛号，陈炯明、陈廉伯遂在香港发动舆论战，并派人往洛阳联络吴佩孚。22日，广州商团联防总部在佛山等地发动罢市，并与军方发生冲突。23日，广州军政府将所扣之军火充公。商团遂罢市。罢市期间，由吴铁城主导的公安局派出警员和警卫军,“手执白旗,上书“广东警卫军保护开市”,并沿途派员按店劝告”,分发吴铁城劝告开市布告。公安局派出铁甲车及员警,警卫军维持秩序。为保证粮食供应、广州市公安局亦执行省署命令,保护米埠米行,禁止米粮偷运出口。
扣械发生后，8月12日、15日，二千名商团赴大元帅府请愿还械，以罢市为威胁，并以“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名义，宣布主张“不党主义”而不承认“三民主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罢市。孙随即采强硬态度，指陈廉伯通敌（指陈炯明），“勾结吴佩孚”，“得英国暗中援助，阴谋推翻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与陈恭绶，并查封他们在广州的财产住宅。孙宣言如果罢市，将以劳工取代铺主复市。孙在致函商团的信中继续称，“此事关于民国存亡、革命成败”，而陈廉伯有“极大阴谋”，试图学习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墨索里尼，发动类似的政变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并称法西斯即“资本家顽锢党也”。此后中共领导人也开始称呼商团为法西斯，有学者认为孙的言论反映了孙的反法西斯思想。
8月20日，商团宣布西关罢市戒严、晚上关闭街闸，陈廉伯避往香港，联防移总机关于佛山。21日，陈恭绶号召全粤总罢工，佛山首先响应，22日商铺一律关门。孙中山在一军事会议上，决定“先打商团，后打陈军”的策略，即席由豫，滇，湘，桂四客军，各抽500人，攻打佛山。商团不愿与政府武力冲突，退出佛山防线，实行罢市政策。当时的香港华字日报评论：
罢市风潮，一时蔓延于孙政府所控制下的各县属。8月24日，孙中山宣布广州戒严，通缉陈廉伯。由8月22日至25日，南海、番禺、顺德、台山、东莞、增城、新会、清远、高要、曲江、阳江、罗定等20多个县属内的138处乡镇先后罢市，响应佛山声援广州商团。是时，广州市商店，闭门关户的，亦在十分之九以上。24日，广州其他区域的商团仿效西关，宣布戒严，抗议孙政府对佛山的进攻。孙文则派出军队进入市区，扼守要道。总参议胡汉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长短枪共9600余枝，商团每支枪再缴交60元，共57.8万，大本营即会重新办理许可证，发还扣械。商团拒绝接受，认为这是出尔反尔的勒索行为。26晚，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善堂等社团举代表七人，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进行调停。孙继续指斥陈廉伯勾结粤军、北洋政府与英国帝国主义，他对代表们说：
期间，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出任调停，与商会、善堂上述七名代表双方商定：（一）孙政府方面，滇军说服孙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发还被封财产，发还哈佛号被扣军械，撤退市内驻军；（二）商团方面，商会代表说服全省当日复市，「商团联防总部」改组章程，于七日内送交政府批准里立案，陈廉伯通电悔罪，并报效政府五十万元。各埠遂于29日先后复市。8月31日，孙中山赴黄埔与蒋介石商讨团械问题，限定商团改组才能发还被扣枪械。是日，虎门，太平等市场复业。
中共组织工农运动武装.
8 月24日,中共广州地委发动和组织2万余人集会,声讨陈廉伯等人“罪不可追”,并发表通电“誓为政府之后盾”,要求革命政府切不可姑息养奸,主张以果断措施解散商团,消除政府心腹之患。中共也要求将商团私运枪械悉数没收,拨给组织工团军、农团军之用。随后,广州工代会议决定即行编练工团军, 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也组织农民自卫军,配合政府军。8月21日，彭湃等人组建的农团军也正式成立。鲍罗廷指：“既然很多人害怕商团，那么就让工人农民的武装去解决商团吧”。并且指出“粉碎叛乱者”需要“注意团结整个广东人民”、“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共领导的广东工团军同时发表致孙中山的《工团之请愿呈词》,认为商团运武器到广州，“忖其用心,叵测已极”,“迨事发泄,联同逃匿,此其显也。窃以杀人军器私擅购入,当此军事时期,严禁入品,律有明条,乃陈廉伯、陈恭绶等竟敢冒犯,难保无受他方运动,谋害粤人”，“自商团军成立以来，其压迫我工团、残杀我工友之事，不知凡几”，支持政府没收的举动。
对于中共的行动，商人则认为这是莫斯科“赤化”广东的关键步骤，生死存亡之际唯有“起而自卫”。“报载共产党徒，以商人若有枪自卫，则共产主义，无由实行，故力争此械拨归工团农团之信服共产党者，以为赤卫军之用。由此可知军械一案，非政府与商人之争，实乃客军与人民之争，共产与反共产之争。”“在商人以为商团一日存在，即政府一日不能实行共产，于是群起以为商团之助。”
鲍罗廷的主张与行为，遭到国民党要人不同程度的怀疑。吴铁城于晚年回忆：“鲍在广州阴图赤化中国，攫取国民党的地位，这一阴险的用心，我们早已觑破了的”。而胡汉民则认为“这事并非全无办法，这种商团，当然应该解散，但不是鲍罗廷的那样办法”。胡并向孙中山抱怨：“鲍罗廷教共产党乱发传单，一定要引得广州市民都怕起来，教广州的市面通通陷入恐怖之中。鲍罗廷是存心只管破坏国民党的事。”
曾为中共党员的周佛海回忆鲍罗廷“告诉我们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国民党分做左、右两派。他把当时的中央党部当作左派的机关，把广州市党部当做右派的机关，使这两级党部暗中互相排挤”，从而使中共获取主动。鲍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来”，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要“分裂国民党，清除它的右翼腐败分子”。鲍罗廷则在事后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认为：“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需要玩弄权术”，从而“迫使中国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沿着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进”。
邹竞先之死.
邹竞先，南海金溪乡人，曾服役于梧州商团军。商团事变期间为永汉路正昌纸店股东兼经理，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已婚无子。据商团方的说法，扣械案之后邹“愤当道强横无理”，因此即使政府限制，也常常四处发放“商团辩白之文件”，遇“无论识与不识之人、邹必为之解释”，并且常常撕毁街上抨击商团的文告、传单。
8月28日，邹出美利权咖啡店后，被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区警察林日雨、王励等在所辖永汉北路捕获、区署长即将其解送公安局。公安局指其身上搜出孙中山大元帅府、市内各政府机关以及军队驻扎位置，政府驻兵人数和长官姓名手册一本，其携带的传单则号召广东所有商团武装与政府对抗，“又在其鞋底搜出陈廉伯告商团团友传单一纸，劝商团抵抗政府”。由广州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吴铁城亲讯。邹在审讯时则发表政府“强夺我商团军械、箝制舆论”，“人民犯罪、国家尙公设律师、替人辩护、岂有压迫一方、不许讲话之理”、“我是正当商人、出任商团队长、与流氓不同”，“我为三千万人民而死，无怨无悔。今日杀不了你，死后我必化作厉鬼报复”等语，并且指“军队驻我地，我理应调查，问心无愧”。
随后吴铁城电告廖仲恺，廖仲恺认为邹“在戒严区域内调查军队驻址及驻军人数,显系逆党受人运动,希图扰乱, 实属罪无可赦”。期间广州商团也策划派武装和巡逻车,在惠爱中路、西路、维新路北以 “巡查”为名,准备于看到维新路公安局押出邹竟先时,即截车“抢犯”。廖仲恺于是令吴对邹当晚立即秘密枪决，使商团的计划落空。
邹死时23岁，留下遗书，谓“为地方牺牲，死得其所……望兄弟奋起杀敌，告团友继续前行，勿丧志气”。事后商团视邹竞先为“因公殉难第一人”，与以隆重纪念，挽联“真桀纣不杀商士、假汤武竟害乃公”等，并以每位团员捐款1元，交总公所转给邹氏家属作为抚恤金。邓介石则在会上称“邹竟先为国而死,为商人利益而死,设使商人屈服,献械倾家,亦不能满足孙文野心,为着阻止实行共产,商人如不猛省,以后无立足生存之地,亡团即亡家亡省”，并有人提议“邹君就义地点、建立纪念牌”“建铜像或石像”
国际领事团的警告与“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孙中山于8月26日向广州社团代表提出炮轰西关的威吓后，28日即饬令永丰舰升火准备行动。同日，派陈友仁面告法国领事，说政府将以大炮清除商团在西关设立的街闸，沙面租界对着广州市的一面，可能会得到流弹的危险。由于西关是广州市最富裕，人口最繁密的商业住宅区（楼下铺面，楼上住宅），而现在沙面也有受波及的危险，因此引起了外交风波。英，美，日，法总领事集议，以口头警告孙政府。由当时任首席领事（Senior Consul）、领事团主席的日本总领事天羽英二传达三条警告。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致函广州军政府，提出警告，表示已经接到香港海军总司令函，若广州当局镇压商团，英国方面将军事干预。日领事于同日晚11时，找到省长廖仲恺，廖对领事团的口头警告，表示谢意，并说滇军将领范，廖的调停已经成功，商人已答应明天（29日）复市。
8月29日，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再致函傅秉常，并将日领事三点口头的警告写在函上：（一）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孙政府应负全责；（二）抗议向无防卫的都市开火的野蛮举动；（三）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领事团将可取自由行动。翟比南在函末说：“我现接到高级英国海军军官的通告，说他已奉香港海军少将的命令，假如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在广州）可用的英国舰队，将立即采取行动”。翟比南这封信，又引发了一场外交上风波。广州政府指此为商团勾结英国的证据。
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指责英国干涉，指“中国反革命党”屡得英国“历来政府之外交的及经济的援助”，认为英国领事的通牒“主旨乃倾灭本政府”，并且再次指责商团是“法西斯蒂党之团体”。在9月7日庚款签约（1901年）的纪念日，广东革命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孙亦发表评论，认为庚子条约是中国重大国耻，“义和团事件”来自于“帝国主义的逼迫”。由于庚子条约对列强当时在远东的利益尤为重要，因此英美舆论认为孙正在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美国领事评论，认为孙中山现在无疑与苏俄政府采取了一致的行动（working in close accord）。9月4日，孙中山继续表示：“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指陈廉伯）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10日，孙中山再致电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提出抗议。
扣械案一发生鲍罗廷就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共产国际也认为它是进行反帝宣传和加强孙中山与西方对立的更好机会。9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谴责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法国总理赫里欧激进党政府计划对华南进行武装干涉，旨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破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封建反革命”，共同压迫中国劳动群众。宣言称陈廉伯为“叛乱领袖”、“汇丰银行的代理人”，服务于英国航运利益。
9月11日，俄共（布）政治局会议重新审议了“孙逸仙问题”及“对中国武装干预”两份专题报告，指示契切林就中国事务发表声明，并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提议，向中国提供2.5万卢布的援助。当时，北方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爆发。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侨民与通商利益，向长江华北等地增兵，同时主张划上海为中立区，亦被共产国际与中共视为“列强武装干涉中国”的一部分。苏联组织了“滚出中国! ”援助会，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于是“‘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消息报》则强调：“英美法日资产阶级对孙中山革命民主政权的进攻，意味着一场新的全球性战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举行游行，声援广州政府。
当时正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李大钊接受采访，认为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张作霖与段祺瑞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支持。而“英国资本家和直系军阀”支持“反动的陈炯明将军”、“汇丰银行买办中国商人陈廉伯”“人称“纸老虎”的法西斯队伍”，反对“在华南掌权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目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大乱,扩大内战并动摇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有利于他们侵略和奴役中国”、“如果南方政府不寻求工农的支持,敌人可能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内战的原因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同时,还将组织群众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
9月22日，声援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大会主席团由拉狄克、马克·曼奴斯、特来恩、片山潜及莫斯科工人代表组成。李大钊也参加并发表演讲，指“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拉狄克则在会中表示：“中国国民之奋斗，与世界人类之命运有极大关系，非区区民族独立问题。中国革命若胜利，吾人即可得四万万之同志，故促世界工人援助中国，乃吾人历史之天责。”共产国际同时发表《告欧美工人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认为帝国主义利用广州商团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广州政府的斗争，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此外，英、法、美共产党代表亦致电广州：“将尽全力向劳动群众揭破麦克唐纳、赫里欧、柯立芝之恶行，及铲除其阴谋”。孙文在得知欧洲各国共产党发起“不许干涉中国”运动状况之后，亦称赞“在自由的俄国，发出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呼吁。从莫斯科传出的口号……传遍了五湖四海，得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响应……这种同情比枪炮更加可靠。我们知道，苏联从不站在非正义一边，如果苏联支持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掌握着真理。真理必胜，正义一定压倒强权”。
9月29日，部分报刊分析英国方面敌视孙中山的原因，称：“自孙中山发表对英宣言后，香港舆论对广州政府，抨击甚力。国民党首领，尤受英报毁谤。……在此半殖民地中，乃有煽动者如孙中山其人，实有加以压迫之必要。……中国将来若革命成功，必竭力打倒英人在印之专制政治。中山为实行革命以实现真正民国之人，故英国视为危险人物。”美国学者韦慕庭指出英国并没有直接介入商团事变。根据当时的外交电文，英国外交大臣对英驻穗总领事及驻港海军少将警告孙中山的行为颇不以为然。9月12日，伦敦外交大臣致北京英公使密电，显露出当年英国外交上对华所采的态度。电文中说：
迁移到粤东的广东省议会随后也正式致电国际联盟，控告孙“歪曲事实”、是“扰乱了和平和国际友好关系”的叛乱分子。广东省议会亦认为英国驻广州领事制止孙“砲击不设防的广州”，是“履行了人道主义义务”、“绝不应被视为干涉”。事后，英国外交部责成英国公使麻克类严厉申斥这位未得到授权便自作主张的总领事。麻克类在9月5日给外交部的信中特别提醒说这将给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一个进行猛烈反英宣传的良机”。学者张俊义则指出有些英国商人介入购械，但无论英国还是香港政府都没有策动或引诱商团与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对抗。北洋政府一直关注事态的进展，从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等人的电稿看，直系军阀并没有唆使商团反抗广州军政府。
国民党北伐开始与冲突的缓和、反复.
因九月初旬，江浙战争爆发，直奉战事迫切，而此前，孙与奉系、皖系订立“三角反直同盟”，遂决定出兵北伐进攻直系。9月4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北伐大本营，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18日，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称“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9月10日，孙文发布告《广东人民书》，承认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对官商“隔膜”负有责任。孙亦认为，商团与政府的矛盾原因在于“广东与革命关系最深，其革命担负亦最重”、“然转输供亿，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因此“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人民”。孙同时宣布其政府三条“改弦更张”的措施：
此外孙还决定与东江“议和”，拟将广东交给陈炯明以换取他对北伐的支持：“余为顺应大局之趋势,即向陈炯明让一步亦无妨,宁放弃广东以向中原而跃进”。9月13日，广州军政府发表讨伐陈炯明、曹锟、吴佩孚的通令。在广州设留守府，以李福林为广州市长。
9月15日，按之前滇军调定的要求，陈廉伯、陈恭受等发表通电，否认利用广州商团军图谋推翻政府，表示拥护孙、服从广州革命政府。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9月16日，陈廉伯已通电表示服从政府，指“窃维广州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安危存亡所系，廉伯誓当竭诚拥护，以尽国民之天职。我大元帅宽仁为怀，谅蒙矜恕”，广东省政府遂取消对其的通缉令。9月20日，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分两路进军湖南、江西。孙计划将部队全部带往北伐。公安局长吴铁城离职，率领警卫军跟随孙到韶关北伐。其职位由李朗如继任、李朗如是大成药业陈李济的股东，因此与商界关系较好。
10月1日，广州军政府公布扣械请领办法，要求各商团分别请领，但商团要求政府将扣械送至商团总所，双方争执不下。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孙文武力解决商团的主张，10月3日，主张严办商团的廖仲恺辞职，胡汉民再次被任命为省长。4日，孙在韶关授权胡汉民处理扣械问题。同日，广东各商团代表在佛山集议，准备罢市。10月9日，孙科宣布下台。新任代理广州市长李福林转变态度，李福林取得商团同意，经孙核准，发还部分被扣军火给商团，商团纳款二十万，又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中止罢市计划。事态稍有平息。孙于是日下午电令蒋介石将扣械移交李福林。
10月4日，广东商团认为一个多月来，调解无着，政府反复无常，不可以信。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等188个商埠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准备以“直捷手段”，发动笫二次罢市，停止纳税，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广东商业联合会通电海外，呼吁华侨反对孙。9日,商团发出了总罢市的通牒。商团亦决定于10月10日国庆日起，再行第二次全粤总罢市，并宣布解决根本问题的新计划如下：
商团与粤军的暗联.
9月5日，段祺瑞之代表许世英抵达香港，与陈炯明接洽。9月29日，“报载，陈炯明军因得商团赞助，已大举向广州进攻。共分为三路：第一路林虎，由河源趋增城；第二路叶举，由平山，博罗向石龙；第三路熊略、练演雄等，由淡水趋平湖。近来东江孙军多调往他处，广州及北江各处防务非常单薄，连日已节节败退。并闻孙军拟中左两路以横沥为第一防线，茶山为第二防线，石滩为第三防线，路则以口果为第一防线，增城为第二防线，石滩为第三防线。”两日后，陈炯明致电粤中各将领，促令迅速勘定粤局。经各将领协商结果，决定分东、南、北三路进攻。东路由林虎出兵石龙，直捣广州；南路由洪兆麟出兵潮汕，牵制联军左侧；北路由杨池生、杨如轩会同方本仁夹攻韶关。
10月7日，《益世报》载英文导报消息，谓：“陈炯明现与商团军实行联络”，“极力驱逐孙中山及其所部离粤”。又据日人方面消息称，陈炯明代表刘某与商团总司令陈廉伯在香港商会议定：“(一)商团军助陈部，反攻广州；(二)克复广州后，由商会筹款三百万，资助陈军，驱逐客军；(三)陈炯明须负交还商团军械之全责；(四)广东全省善后事项，由商团陈军两方，各派委员四人或八人，协商处理；(五)厉行自治；(六)实行清乡，收编粤籍民军云。”
广州以外商团军与政府军的冲突.
在此期间，广州以外县镇的商团军与政府军间亦又发生了两件严重的冲突事件。第一件发生于南海县属的九江镇，滇军杨希闵所部因勒索税捐及「开拔费」不遂，与当地土匪联合进击民团。
第二件发生于东莞县城，东莞商团于8月27日起响应罢市。驻防军团长罗星枢干涉，但商会认为罢市是商民自愿承担损失，因此未理会罗的警告。8月28日，政府军指厚街富商、「竹溪商民联团」创办者王君晃通敌，与其会面后枪杀王。东莞商乡团被激怒，群起攻击政府军。8月31日，政府军严兆丰率200余人从石龙抵达东莞，称奉孙中山命令，要求9月1日上午9时前全面开市，否则以军法处置。当日中午，东莞商会开会讨论，准备派代表与严兆丰谈判时。而城郊爆发冲突，难民携家带口逃离。
此后东莞城郊各乡团集结。在十二坊等地，政府军与商乡团激战3小时。9月1日上午，乡团援军达8500人，包围东莞城。城内政府军因人数不足不敢出战，扬言若逼迫过急，将烧毁全城及十二坊，与乡团同归于尽。政府军指责东莞商团投靠陈炯明，袭击驻扎在当地的桂军刘震寰部。
东莞县长杨森在德国牧师缪嘉礼保护下出城调停，商团坚持要求撤军并惩凶。最终，政府军与东莞商乡团达成和约，要求包括“军队出入城门须解除武装；新来驻军立即撤回，不得增兵；冲突为误会，日后不得报复商团；十二坊由商团保护，不得驻军”等多项条件。此后香港东莞侨团代表拜见孙中山，孙则指要派豫军到东莞平乱。东莞代表则指“若与全体人民开战，政府将无立足之地”。经调解，孙同意不调豫军。香港东莞商会召开会议，致电广州当局要求撤军惩凶，并向上海、北京及海外汇款赈灾。
苏联军舰的到来.
9月12日，孙中山正式致函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请求援助，并宣称“中国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鲍罗廷一到广州便发现，提供武器的承诺是消除他与孙中山之间障碍的最有效手段。
苏联于10月7日依照1923年初《孙文越飞宣言》允诺援助，将第一批武器弹药终于送达广州。为避开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检查，苏联精心策划了「沃罗夫斯基号」军舰的远航路线，从波罗的海绕行至远东海参崴，再秘密驶向广州。该舰于1924年7月12日启航，搭载8,000支步枪、100挺机枪、2,000万发子弹、24门山炮、50门掷弹筒及价值10万卢布的黄金，由18名苏联保密人员严密看守，同时随船抵达的还有一批苏联顾问。10月6日，军舰在香港加煤时接到莫斯科密电，随即改变原定航线，驶入珠江直抵黄埔岛。10月8日晚抵达后，黄埔军校全校师生动员，耗时一天卸载军火。这些物资及苏联派出的军事顾问，显著增强黄埔军实力，令原本情况大为转变。
部分舰艇船员军官在卸货后，在舰长马克西莫夫率领下，受孙中山邀请乘车赴韶关参加“双十节”联欢。10月9日上午，孙先生在韶关飞机场参与“在韶各军庆祝武昌起义13周年暨北伐军阅兵典礼”检阅部队，受阅部队有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全体学员及苏联舰艇官兵、吴铁城警卫军3个步兵连，还有赴韶关参加北伐的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一部分，约有2000余人。在对苏联官兵讲话时表示：“今天是中国革命最令人兴奋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中国民众将永远不会忘记‘沃罗夫斯基’号的功劳。”同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强调“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苏方顾问切列潘诺夫认为，该舰停泊是“我国坚决支持孙中山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并称“俄国武器及时赶来救援，鲍罗廷准确估计复杂形势，最终组织赢得了胜利”。后来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也指：“国父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稳定期间,就有香港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筹集大量武器和金钱,接济广州反动商团,企图叛乱,来颠覆我们革命基地,苏俄乃自动提议愿以无代价的供给我们军械。后来反动商团实行武装叛乱时,苏俄武器亦正在这个时候运到了广州”。
广州革命政府内部对北伐或留守广州的争论.
此时孙认为“武力解决”遭到广州政府内部除蒋介石和廖仲恺之外的绝大多数军政要人的扺制。孙亦预测时局危急，有舍弃广州并要黄埔军校师生北迁韶关之意图，于是密电蒋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若商团再发生罢市和反叛行为，应将收缴的商团枪弹与苏联军火一同运到韶关，参加北伐或训练卫队之用，“决不瓜分各军”，“然我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广州有如此危急，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当机立断，切勿迟疑”，“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陈贼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可也”。
据任大本营参议田桓回忆孙中山当时曾表示：“我之来韶，目的在于北伐，为了破釜沉舟，放弃广州亦在所不惜”，并主张以“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军）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设在韶关”“请鲍（罗廷）顾问向各专门家代筹妥善，计划及招致特种兵之人才为荷”。
在孙看来，留守广州一方面要面临“英国的压迫”（孙认为“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一方面又要面临“东江敌人之反攻”（“如再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石牌之事”即1923年底粤军反攻广州至石牌一带被击退），加上“客军专横,造成种种犯孽”。因此孙认为广州“不能一刻再居”，而北伐因为有奉系和浙江方面对直军的打击，能够“此次一出”,“中原可为我有”,“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孙亦指示蒋，若无法立即将武器运往韶关，则次选方案是将武器分配给忠于革命、决心“起义杀贼”的部队，需仔细甄选可靠部队，集结后立下决死誓言，“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若无此决心，则不惜艰难仍将武器运往韶关训练卫队。
而蒋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 。“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之成败最大关键也”。蒋认为坚守黄埔岛更重要，而不是按照孙坚持北伐的计划：“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直到后来晚年败退到台湾，蒋仍然回忆起自己的抉择，认为非常正确：
中共对孙中山倾向于北伐而非留守广州的决策亦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仓促且具有“孤注一掷”性质，不仅无法“通过北伐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对“反革命”做出让步反而“削弱革命力量”，“加剧广州局势恶化”。中共认为北伐实际上只有警卫军、 湘军、豫军和朱培德部的直属滇军随行，“缺乏真正革命军”，难以具备“反帝反封建性质”。而孙被国民党右派、中派包围，“高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力量”，反而“助长了商团反革命势力”，导致广州局势的变化。蔡和森则认为北伐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的逃跑投降政策。邓中夏则认为孙的正确决策应是在广东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决一死战”，并指责谭平山率领刚刚组建的工团军、农团军随军北伐“更是错上加错”和“荒谬”。
双十西濠口交火事件.
10月10日，广州商团宣称“恢复武装出巡”,谓“照得现值地方多故，宵小窃发…本团为保护商场起见，特于本年十月十日起，分令各团恢复武装出巡。如有扰乱治安、乘机抢掠者，无论何人，定即迎头痛击”。当日下午，在鲍罗廷的推动下，中共广东区委响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发动广州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大同盟、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农团军的五六千人等团体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由中共广州地委呼吁，从“双十庆祝节”改名），“声讨帝国主义与军阀，揭露商团反革命阴谋”。
示威会场上遍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革命未成功，庆祝不必谈”等横额或标语。大会由孙律西主持，其言：“革命未成功，我们不应庆祝，应是警告。”出席者包括冯菊坡、周恩来、杨石魂、罗绮园、陈志文、高尚德等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周恩来代表民族解放协会发言，“号召团结反击”，在会上发表演讲声讨广州商团：“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他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嚣张，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团结在一起，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做宣传，有商人可以做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中共广州地委领导人谭平山为大会，谭甚至主张将革命政府内的滇桂等“军阀”部队也列为“反革命”而予以“打倒”。
集会结束时，共产党人号召参与者“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同时商团派队至西濠口收械，与当日在广州进行双十节庆祝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造成商团军与工团军和黄埔军校生的交火。事件发生地为李福林与廖行超的防区。关于此次冲突之起因与过程，不同各方有相反说法，具体如下：
亲工团军方说法.
根据中共说法，会后数千民众游行至西濠口，遭商团军开枪射击，致20多人死亡、13名工团军溺死，多人被捕，中共定性为「双十惨案」。而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学生指商团为“洋奴市侩”的反革命势力，指控其在游行中枪杀、刺杀、毒打“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手段残忍，造成重大伤亡，被视为民族奇耻和人类文明倒退。
根据工团方说法，游行队伍以群众为主，军校学生排在首列，但都是徒手的。《向导周报》称：“参加游行的群众里，没有哪一个有武器。号称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事实上是没有武装，而讲武堂的学生亦是徒手。不过各人手中都拿着各种标语的旗帜以表示警告的意义罢了”，“油业工人黄驹中枪击毙命后，复被剖胸割势［“割势”指割下生殖器］，死得最惨”包惠僧说：“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徒手，没有任何人带任何一种武器。”茅盾批判商团“横杀庆祝双十节徒手游行的群众……割肚挖心，切耳朵……”乃“生番之不若”的兽行。
国民党方面记载：“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列队巡行者，数逾二千，皆徒手无枪，忽被商团迎头开枪痛击。”“巡行者徒手经其地，商团疑将劫掠，突开枪击毙工团军数名，徒手群众伤亡数十人，事遂决裂。”海外国民党人读到英文报刊称：“西报快电，惊知广州商团军双十节日，向巡游队徒手工人学生乱枪截击，死伤男女数十人，失踪又数十名，当堂被剖肚、挖心脏、割阳具耳朵之工人一名。”邵元冲在日记写道，事发时“闻街中枪声隆隆，询系商团擅屠杀国庆巡行之工团军，而工团军为徒手，商团则持械实弹者也。”
孙本人在事变后表示：“商团竟于领得大部团械之时，枪杀国庆日徒手巡行之群众数十人，剖腹挖心，备极残忍”，“陈廉伯已经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枝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口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㓥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唯陈廉伯之命是听”。《李仙根日记》则称：“商团将政府发还枪起卸，适双十各界巡行队到西濠，商团放枪，伤人无算，死数十人，且㓥工团军一名。恶感益深，各军及党人见商团行为，群已拟解决之矣。”
苏联真理报报道，“「老虎队」（指商团）干扰示威活动的进行，并突然在人群中引起轰动”，“有些人开始自卫，但由于手无寸铁，他们被杀或受伤”，“老虎队抓捕民众，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大约有 100人被锁链锁住并遭到无情殴打……看到尸体后兴奋不已，用刺刀刺死尸体，把尸体切成碎片，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尸体上，挖出内脏、心脏，表现得像野兽一样。随后，警方拍摄了被杀害和折磨的受害者的照片”，“10月10日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总计造成20人死亡，100人受伤”。
《京报》评论认为：“李福林于10月9号早9时见胡省长，省长立下手令，由李福林带示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随即领出长枪四千支，子弹数十万。时已夜深十二时矣，各学生均入睡乡，故尚余枪一千五十支，子弹一百万，未能取出。连夜运送省城。先是商团于一星期前已预备罢市，至是日清晨，李福林在西濠口起运枪支，驰告商团领取。是日适迹国庆，学工各界整队巡行庆祝，道至西濠，值商团起卸军械，不知因何误会，商团遂发枪毙警卫军学生四人、工团队二人、车夫一人，路人受伤者甚多。商团并将工团死尸一具剖腹挖心，割下阳具，陈尸西濠。事既发生，各界均欲调和息事，且前由商团副团长李颂韶允于领回枪四千支后，即行开市。今不特枪已交发，且并一切杂捐亦命令取消。其余枪支，政府允于14号发给一千五百枝，两月后再发三千支，李福林市长因据以质问商团，各界代表亦至商团总事务所劝商团不可抵抗政府。而商团则坚持须解散政府，遍贴请孙下野、曹帝吴王之揭帖，显见其受吴佩孚及曹锟之指使，为谋叛的行为，不关商人自卫也。”
亲商团军方说法.
事后香港亲商团媒体出版的《广东扣械潮》描述冲突爆发称，“工农军自西瓜园而来…及抵西濠口与运械之商团相遇，商团请其让道而行，工团军不允，且复大呼如前”、“工团军竟有一人自怀中拔出手枪，向天开放示威。商团以为工团军意图夺械，遂还枪轰击”，“一时彼此散开，互相轰击，开枪约三四百响，始告停息”。商团方面称此事件为共产党人与孙政府设下的“还枪一面、夺械一面”的“毒计”,对于中共指商团军对工团军尸体“挖心肝”的指控，商团方则认为是中共对商团的污蔑，认为是其趁机向孙文耸动镇压商团捏造的事情。
香港德臣西报，指商团军在口角中首先对天开枪，冲突中商团军两人受伤，工团军死亡6人，上百人被俘。其报道称，商团军要求工团军游行队伍改道，工团军拒绝，而在争执中由口角迅速升级为暴力冲突，“双方开始正式交火。工团回击，群众中爆发了恐慌”，大量的行人为躲避火力四处逃散。报道声称该报记者与采访对象当时身处周边酒店，目击冲突经过，指断续的枪战持续约半小时。随后李福林率领的正规军福军加入战斗，使得商团军赢得胜利。部分工团军试图逃跑，被福军的步枪射杀。也有一名苏联军官在岸边和马路上巡逻，检查工团方伤员并维持秩序。在冲突过后，工团军的俘虏被福军与商团军拳头、棍棒与枪托殴打，被送往河南的福军总部。另外有一穿便服的人用刀取出工团军死亡者的尸体心脏，在工团军俘虏面前展示，声称要“为商团而死的团军（邹竞先）献祭”。大部分人在此次冲突后都认为会进一步爆发新一轮暴力冲突。
《华字日报》报导，引述该报多名专访员的记述，其中一人称，在工团军队伍与商团军对峙期间，互相辱骂。工团军有人宣称将来要“拿获陈廉伯”并处以死刑。“忽而枪声突起”，而商团军以为有人要抢夺正在卸货的团械，于是开枪向巡游队射击，而另一人则称工团军“前队为首数人先响枪示威，商团军与福军闻警，一律还枪”。记者亦记录战斗过后，有人将已经死亡的某个执大旗的工团军尸体“胸部剖开”，“不知此人与该工团军有何夙仇也”。
香港的英文士蔑西报指商团军与工团军的冲突由工团军游行队伍挑起。商团军在李福林许可下于码头卸载武器，遭千名工团军冲击并首先开火。商团军反击，击溃对方，逮捕80人，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数人受伤。报导称商团军冷静专业，而工团军挑起冲突后尝试脱下制服混入人群。此后商团在一名警卫军的尸体里找到一封孙文签署的信，指示他们扣押所有正在卸货的武器和弹药。交火结束后，在场的福军也协助商团军，逮捕了在场的部分工团军。
孖剌西报则采访后来乘坐客轮到香港的目击者，指称商团军在码头搬运武器时，“一大群“红军”突然出现在现场。他们推开街头卫兵，开始向武器卸货地点进发”。商团军担心工团军冲击商团军阵地，并且为吴铁城警卫军的前锋，要求其改道。工团军反对，并首先对商团开火。冲突爆发后，李福林与广州的宪兵、警察赶到，帮助商团军，导致工团军大量弃械投降（注：同篇报导前文又有指商团方先开火的矛盾说法）。
《益世报》谓孙中山得知商团罢市，“乃授意李福林通知商团，准于十日先将枪械四千余支无条件交还(或云二千支)，以和缓罢市风潮。商团总部遂于十日正午，召集团军二千余人，全副武装，列队前往西濠口接收。李福林则预先用舰由黄埔将械运至海珠，再由海珠用盘艇运至岸。商团由西濠口码头用货车装载，三四箱为一车，沿途由团军押运经太平路至总部，福军及保安队亦到场协助。当起运时，沿途戒严，禁止车辆来往，但系重要人物乘坐之汽车，尽可通过。论至下午二时半，忽有警卫军、讲武堂学生及工团军三大队数百人排队至此，商团以双方正在点交枪械，恐因此混乱，或生不测，劝令让路。工团军等不从，即起冲突，互开枪轰击，枪声隆隆，行人奔避。工团军溃散，商团军以所谓工团军者，俱是地痞盗贼，并非正当工人，乃奋勇将其包围。计工团军被伤毙者二三十人，被沿途捉获者数十名，当即解往西瓜园总团部，将转解当局发落。闻有十余名则由福军解往河南福军司令部，商团军死伤数名，路人亦有中弹者，至三时半械始起完。闻商团决议，须待枪械全数交回，方不罢市。”
此次冲突之结果，据12日香港电称：“工团死七人，伤十余人，商团死二人。李福林军死四人，路人亦误毙多名。”另有消息称：“是役之结果，工团军被击毙者十五人，溺死者十三人，被擒者五十人。商团则死者一人，伤者二人而已。路人死者七人，溺死者十二人云。现闻工团军团长施卜纷诉各要人，要求一面保出被拘在福军司令部之工团军，一面调大军惩办商团云。商团因积极戒严，西关一带，已筑炮垒，并堆积沙包，预备大战……商团此次，已下决心倒孙，并确要请陈军，从速反攻，彼即从中发动云。是此次风潮，不过其发端而已。”
双方备战与部署.
孙文认为商团的举动是陈炯明进攻广州的计划，急电胡汉民，蒋介石，并指商团与粤军勾结，“商人罢市与敌反攻同时并举，是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如果确有其事，则用干部及其他学生协同福军忠勇之士，临门劝告，如有不从，即日将货舖充公。此事当向西关最反对政府之店户办起，并请将能作衣服之货物，先行运韶……陈贼与逆商本不足平，只要诸兄心决胆定，勿为物议所摇，则革命前途幸甚”。
双十冲突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广州商团。孙在韶关获悉前日事件的消息后，令胡汉民“立即宣布戒严”，但亦认为“北伐重要,不能回省戡乱”。他指示蒋介石收束军校,将扣械和苏联支援的武器运韶。而鲍罗廷立即指示蒋介石向孙中山请战，并称工团军及学生“被商团击毙数十人”。孙闻讯震怒，据侍卫李荣回忆，其愤怒程度“生平以此为最”。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称，此事件为主张镇压商团的一派“提供了绝妙的口实”。
在鲍的授意下，中共广州地委当晚决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镇压商团，并发动广州及周边工农学各界向政府请愿，准备镇压行动。中共广州地委、青年团广东区委亦发表《为双十节屠杀事告广州市民》书,指出,“广州市双十节的大屠杀,谁也知道是广州反革命的商团所为”,“英国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陈廉伯等洋货商人陈炯明”等,“统都是这次屠杀的最有关系者”,告市民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起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中共主张“立即以少数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不出两途: 一是政府塌台,一是商团解散,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
鲍罗廷同时主张成立镇压商团的“革命委员会”，在他拟就的人选中，主张排除汪、胡。而孙开始完全接受该方案，在致函蒋介石时，认为胡汉民、汪精卫可以不加入革命委员会，因为“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同时孙也致函胡汉民，劝其对商团强硬“不可姑息”。后经蒋介石力争，鲍接受“汪进胡出”的折中办法。胡被剥夺“表决权”。鲍则被孙任命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孙缺席时“得有表决权”。10月11日，孙中山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6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孙电饬胡汉民「立即宣布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孙于10月12日决定镇压商团，同时又决定不返回广州，12日和13日，孙曾先后两次电令胡汉民将政府全权移交革命委员会。
10月12日，陈廉伯赴港会见陈炯明部将洪兆膦，请求其从东江进攻广州，并据传向港督寻求支持。公安局长李朗如目击这种情形，以局长和商人身份前往叫开木闸，并到亲到总商会召集商人开会，要他们缴械。
黄埔军校此时成为策划镇压商团的大本营。镇压行动发动前夕，鲍、蒋二人频频致电远在韶关行营的孙中山，促其返穗“震慑”。鲍“积极参与了策划反对商团的各种计划”，苏联顾问列密和切列潘诺夫也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该计划规定，各军应于10月14日夜或15日凌晨向商团发动攻击。在军事计划中，鲍罗廷将革命政府的军队分为直辖与非直辖两类，非直辖部队即包括“军阀”范石生、廖行超、许崇智所部，若其“不欲举动”则由直辖部队“举事”。
当时，鲍罗廷和胡汉民在处理商团的方式上存有歧见，而且他们所依靠的力量也各不相同。据鲍于10月14日上午写就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长，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是鲍罗廷一派的直辖部队，包括：“(1)黄埔学生军；(2)飞机队；(3)甲车队；(4)吴铁城宪兵学校的学生；(5)吴铁城的警卫军；(6)滇军干部学校的学生；(7)陈其美湖南干部学校的学生；(8)工团军；(9)农团军；(10)兵工厂卫队。”这些军队以黄埔学生军和吴铁城的警卫军为主力，其中黄埔一期生499人，警卫军一千五六百人，加上其他几种(除却工团军和农团军，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放火)，共计应3000人左右。除了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外，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更多属于听命于孙中山的非直辖部队，与胡汉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包括：“(1)粤军李济深的第一师；(2)粤军张民达的第二师；(3)范石生的滇军部队；(4)廖行超的滇军部队；(5)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其他部队。”此外，还有李福林的福军，谭延闿的湘军，刘震寰的桂军等，共计不下2万人。后来由商团出资编纂的《广东扣械潮》一书，认为镇压商团的策略应为胡汉民所定，并为“非直辖部队”安排重要角色。
有学者认为，胡汉民在动员李福林的“福军”时使用了“激将法”，使李福林为了避免“串通商团”的嫌疑决定出兵，李指：“大元帅既疑我，我当有以自明。苟政府下令剿商团者，我登同当率兵打头阵”。在确定武力镇压的政策后，范石生和廖行超也曾犹豫不决，主张中立。但是，范、廖此前担任调停，并一直被认为与商团关系良好，其主张遭到其他各军的反对，以“如各人均走，两君岂能在市内立足”相劝告，其后两人改变态度，决定以严厉手段对付商团。其他各军则抱着“趁火打劫”的心态，“讵知胡汉民等已决定以兵力解散商团，各军亦闻令大喜。盖可借端劫掠全省最繁盛之西关商场，而大发洋财也”。
10月13日，根据孙手令，革命委员会饬令胡汉民解散广州商团机关，将商团军缴械。胡汉民宣布广州戒严。大批军队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令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学生，统归蒋司令指挥」。同晚，吴铁城的警卫军从韶关连夜赶回广州。
当时一些报刊，如《向导周报》、《申报》等均称孙已经秘密返回广州指挥镇压，但未有确切日期，同时期的国民党机关刊物《广州民国日报》则以辟谣的方式登报否认。部分学者著作，如中山大学学者敖光旭，认为孙嘱鲍及苏联顾问对部队进行巷战训练，以投入战斗，随后于14日夜密返广州。但根据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张秀梅、陈志刚考证，孙在镇压期间并未返回广州，而是一直留在韶关进行相应的命令与部署。孙在事变之后的10月30日才自韶关返抵广州，并在11月13日偕夫人宋庆龄等人启程北上。又如直到后来解密的当时孙与胡汉民、蒋介石等人的通信电报，都是从韶州与广州之间来回。
期间，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亦参与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动员广州工人及市郊农民配合镇压。入夜时分，陈廉伯下令各分团团军于14日下午5时至西关集结，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邓介石、李颂韶等商团领袖会议，计划在15日拂晓出兵攻下广州城内省署、公安局以及财政各机关。10月14日，孙又任命胡汉民为代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商团代表此间曾拜会廖仲恺，警告若广州发生战事，损失将极大。廖仲恺则强硬回应，称「广州剩二成人已足」，意指即使牺牲大部分人，保留少数人亦足以维持革命政府。胡汉民同样态度强硬，胡廖均强烈支持对商团采取武力镇压。而谭延恺反对此行动，认为战事将导致严重后果，向孙中山力谏「胜则无市，败则无兵」。与商团来往交涉几天无效果后，胡汉民、卫戍总司令杨希闵会衔布告，限商店于十三日开市， 否则予以军事处分。杨希闵以交涉几天毫无结果，下令要烧木闸，交任务给公安局，要李朗如率领福军焚烧太平门木闸。李朗如则要求给更多时间，并“不愿意焚烧自己的家乡”。最后决定胡汉民决定把李朗如留在省长公署，看管达四小时后，后杨将李撤职，以吴铁城继任。吴铁城在接任一个小时后,立即下令把广州西关的电话线完全测断,阻止商团的联络。
胡汉民于13日下午4时半在广东省署召开了紧急会议，“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许崇智、刘震寰等代表均列席，讨论应付方法。会议亘十小时之久，最后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由范廖两人出名向商团劝告，着令即日开市。倘仍属无效，则实行以武力解决”。
入夜时分，陈廉伯下令各分团团军于14日下午5时至西关集结。当晚,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邓介石、李颂韶等商团留市各分团长及总团部重要人员在沙面召开了紧急会议,由李颂韶主持,会议久而未决,一部分也想开市暂时缓和一下,但总团部秘书关楚璞坚持不可,遂散。会议计划在15日拂晓出兵攻下广州城内省署、公安局以及财政各机关。
14日拂晓，商团军在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发布紧急戒严令。商团于西关张贴“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等反孙传单标语，“市中攻击政府及求孙文下野之传单，散布各处”，更有“以孙文之肖像粘贴张傍，用钉钉之者”。“又剪出报纸或书刊上的孙中山像，剪开两截或两片，倒贴街上，有些像之双目被挖去，伴以一联曰:“一世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商团的军事部署包括，在广州市内，将全市枪枝集中西关，架设天桥、炮台，沿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至西濠口等要道，于西门口、白糖桥、太平桥、普济桥等街口设木闸、沙包，拆街石筑堡垒，分队驻守。武装团员分组巡逻西关至西门一带，部分配备武装汽车。商团联防总部秘书长关楚璞在部署期间亦则拜访驻亚洲酒店的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争取其在起兵时「严守中立」的密约。在广州市外，则策动各县镇商团、乡团围攻广州，鼓动粤汉铁路沿线新街、源潭、琵江等地民团响应，计划若北伐军回援，即破坏铁路。。
据美国驻广州领事报告，认为商团以推翻广州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来赢得滇军的支持。商团方面认为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与福军李福林均表同情，又有各县乡民团为后盾，及外国领事团的同情，以为孙政府不会采取激烈的武力，故集中西关，戒严防御，拒绝复市。孙亦从韶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廖行超、范石生二人，要其“务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而港英舆论本认为李福林为河南统治者和广州市长，本应支持商人，但出人意料带领部队攻击并参与抢掠。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原本被认为是调解者，可能倾向于支持商人，但他们选择中立，仅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部分士兵亦加入了进攻。
“广州政府既下14日解散商团没收团械之命令，即分令滇湘桂福等军及警卫军，分赴西关毁拆街闸”。“当布告发出后，当局犹以为商团可以威吓，自能贴伏缴械。不谓商团中人，既抱与械存亡之念，解散令下，益紧闭街闸，于扼要路口堆叠沙包，预备决一死战”。共产党的杂志《向导》则报道，港英政府“从香港暗输军火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令攻广州”，“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利用广州的买办阶级，暗输军火给他们，组织所谓商团，阴谋直接扑灭广州革命政府”。当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各军出动平叛。
孙文发出“平叛”手令后，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并下令胡汉民并转告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李福林：“收缴商团枪支刻不容缓，务于二十四点钟内办理完竣，以免后患”“否则，东江逆敌反攻，必致前后受敌”。根据日后在美国发表的鲍罗廷本人所作的报告，是日会议中，即决定以全力围攻西关，限于24小时内结束战斗，一鼓扑灭商团。各小队伍如工团军，甲车队等统归蒋介石指挥。又以汪精卫为政治部长，周恩来，廖仲恺，谭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筹划革命委员会及各军队的行动」。蒋中正随即将黄埔学生调入市区。
西关战斗过程.
据广州商团称，“担任总攻击者，为许部之张民达旅、许济旅，福军数千，吴铁城警卫军全部，警察游击队。工团军则担任纵火，滇桂湘军则担任警戒。其攻击及防备之点全在西关”。
14日下午5时半，在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下，黄埔军校第1、2期学生军，桂军、滇军、湘军、福军、铁军、廖仲恺的工团军、彭湃的农民自卫军、兵工厂卫队，以及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两路学生军，手持各种轻重型武器进攻西关，公安警察、消防队亦协助战斗。许军张民达、许济等部在黄埔军校学生队及湘军一部协助下进击西关等一带，李福林部攻击太平门、西堤一带，由太平、丰宁两路进攻,莫雄部队由西门马路进攻,林树巍所领一师由省长公署出发, 向西瓜园进攻。吴铁城之警卫军进攻普济桥、回澜桥等处，滇军则留守地盘长堤、沙基、黄沙等地。警卫军同时和黄埔学生军担任清剿的任务。两方相持均四五小时后，吴铁城遂开炮轰击西关。
10月15日凌晨4时，革命委员会发布总攻击令。商团军在暗夜中还击，战斗打响。在太平门、普济桥一带，双方激烈交火，反复拉锯，战况异常惨烈。至天明时分，商团退守西关内围，以街闸为护，与政府军互相射击。西濠口和太平南一带,战况最为激烈。商团总部在最紧急关头,亦曾在禺北及花县需求民团增援，发给枪枝,迎击政府军队。
由于商团在西关修有牢固的工事，政府军“为速战速决，完成任务”，“用火油燃烧栅闸，又以小钢炮扫射高楼大厦”，由消防队的救火车载煤油，喷射接连马路的竹木栅，引火焚烧。理发工人则趁南风甚急之际担任放火。因此政府说在军事行动中，“出万死不顾生作政府军队的内应的，就是工人”。由于西关房屋密切相连，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时火势蔓延，无法控制。下午2时左右，在大火中商团遂停止其抵抗。部分部队循西关三圣社、泮塘等地出禺北向江村方面陆续撤退。当商团败退时,驻防西关的滇军曾为其指点退路。但廖行超又布置他自己的部队在退路上缴获商团的军械。最终，武装商团的一万二千人并击溃缴械。
广州市公安局战后根据政府的命令,按照商团名册 (事先公安局已作过细致调查),对商团实行缴械、罚款。到了晚上，大部份西关已在火焰之中，受到严重损坏。目击者报告称政府军占据屋顶，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有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政府军迫退回火区，直至焚毙。战斗过后，西关“全城抢掠殆尽，人民死伤遍地”。然而大火仍在燃烧，甚至连16公里外的佛山都能看到火光。大火到17日晨，才自行烧尽。日本领事天羽也记述此为“广东市前所未有的事件，火灾延烧至16日上午6时才逐渐平息”。而在战斗中，孙文的旗舰「永丰号」因外国军舰炮艇的存在未参与战斗。商团失败后,仍有少数人员因西濠口大新公司领有香港政府执照、高踞该公司楼上放枪狙击密击政府军。孙文则令胡汉民将该公司占领充公。
根据中共建国后采访亲历者的回忆，在商团军败退期间还发生商团杀害理发工人事件，回忆者指“理发行在从前曾请求加入商会商团，但会和团这两个组织都是资方的集团，理发店除老板一人是资本家外，其余都是工人……且又上承清末贱视‘剃头仔’的传统思想，拒绝其加入”，“故事发时他们站在政府一面反对商团”。当时商团发现一家理发店中有纵火用的工具，指其企图放火，枪毙在街上。商团领袖陈恭绶遂则指“理发工友放火，在败走时见了理发工人，不问情由，当场枪毙，或推下河中溺死。西关一带被惨杀的理发工人达十九人。”
据日本驻广州领事天羽的报告，胡汉民政府当时亦向英法总领事要求取缔及引渡身处沙面的“阴谋者”陈廉伯、陈廉仲等人。而英法总领事表示，除国际法认可的政治犯庇护外，严禁将沙面作为政治争端的根源。当时逃入沙面法租界的商团干部，希望日本、法国领事对冲突进行调停。但领事表示“除保护在留民生命财产外，不愿干涉中国内部纷争，但对广东市民当前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因此，在不损害政府或商团利益，且不引发内政干涉嫌疑的范围内，若有任何可行方法，愿非正式提供斡旋”。最后陈廉仲在英国总领事的警告下，于15日晚乘船前往香港。孙政府方面认为商团得到英国援助，对英国抱有强烈反感，其机关报持续攻击英国及英国总领事。但天羽认为商团应未直接从英国总领事获得任何援助。相反政府背后有俄罗斯代表的积极活动。
混乱之中，陈廉伯从沙面乘船流亡香港。商团副团长陈恭绶下令全军投降。胡汉民宣布通缉陈廉伯、陈恭绶、关楚璞、邓介石、何盈光等九人。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政府16日发出“安民布告”，17日令全市复业，滇军挨家挨户收缴商团枪械。18日，胡汉民下令广州市区解严；政府军在城中举行“平叛庆祝”。孙又两次电令胡汉民,嘉奖平定叛乱各军,并勒令各军对“未附乱”的各县商团一律保护。“前日占领之商团总所、分所、各机关房屋,当悉行充公”,“永不发还。”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孙于15日晚电示胡汉民处理善后事宜:“未入商团之商店,应严令即日开市。其已入商团者,应分别处罚,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论情罪轻重,由数百元至万元作北伐军费。”胡等遵令执行,按商团名册,逐店追缴枪械。每缴枪一枝,并罚缴现款二百元。商店均照罚缴, 乐免追究。19日，路透社在广州发电报导：“孙中山命其部下向十五日未遭殃之户，征收三个月之房租，以充北伐军费。并言陈炯明如攻入广州，则彼与部下或复将焚烧全城，故当速助款以拒陈军”。10月24日，孙中山令免予处罚各商团。
战后，福军攻进太平(路)内街、桨栏街、登龙街,搜劫各银铺、当押铺、金铺。预先在长堤泊大船多只,把搜劫的白银、现钞、贵重物品无数,搬至码头船内,运归河南住屋中。滇、桂军同样参与抢掠。后部分经过负责巡查市区和维持军纪的黄埔学生军制止后,抢风始息。在逃难的平民试图携带财物逃离，亦遭到士兵的抢掠。《华字日报》描述情形如下：
西关以外，商团与政府军亦发生战斗。10月16日，报载：“佛山商团联合九十六乡民团，16日攻在佛滇军，在通济桥一带剧战。滇军败退出佛山，吴铁城赴援，在五眼桥被团军击败，退至石围塘。”10月19日，“闻北路商团民团围兵工厂，顺德商团民团占大良城，东路商团民团现攻虎门。……闻洪兆麟攻占虎门炮台，林虎围增城，孙令许崇智速派援军。”
伤亡与损失.
关于事变中的伤亡与损失，两方有差距很大的统计数字，按照当日政府的官方报告，政府军死伤100人，商团死伤较少，焚毁房屋580间，被抢房屋1881间，损失190万港币，平民受伤仅数人。香港《士蔑西报》则统计政府军死100人，商团死亡200-300人，焚毁房屋3000间，大小街道30余条，损失5000万港币，平民死亡1700-1800人。而美国领事的报告则统计各方军队共有数百人死亡，焚毁房屋1100间，受抢房屋600间，损失3000万港币，平民死伤远超过士兵。有资料称这次事变中的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而据20日香港报刊的报导：（一）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二）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其中，黄飞鸿的“宝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当时的名记者林白水记述：“广州西关的兵火惨劫，所杀害的人命千百条，所丧失的财产五千余万，所焚毁的家屋商店二千余间”。
10月25日，有报导统计：“当战争起时，各处均有火起，由15晨延烧至16早始熄，闻系因战事期内，无人赶救之故。其邻于火灾地点之居民，则哭声震天，多有慌至不能行者……南路、白糖街、乐善戏院、青云里、三界庙、长寿街、芦排巷、下九甫、十三行、浆栏街、第八甫、西濠口、二马路、太平路、打铜街则由东方烧至第八号意记祥及对门大兴，再隔数店，烧去43号刘诒斋、45号心泰及24号白泰来，直至16号瑞元店止，浆栏街西便烧至65号及69号浩隆止。西荣巷烧至41号德安堂，及对门怡珍、灯笼街则由东而西，烧去一半，至于十三行。普济桥、迥澜桥一带，已尽数焚去。乐善戏院前长寿街水塔脚烧去数十店，西门直街烧去数十间，第八甫北便烧至锦经纶，对门烧去生聚店，又状元坊口烧去七八户，又普济街、仁安街、同兴街、豆栏街、源昌街、东西中三约、靖远街、故衣街、装帽街、宁远坊等，或烧去大半街，或十余店。又第五甫闸脚起，烧至青紫坊金泉茶店，第三甫烧至第二甫，又上九甫则烧去数店，只十三行一隅，约烧去店铺三百间，总各处而计，约有千间，此次火灾之损失，约在千余万之巨。”
10月18日，日本总领事报告中统计的伤亡损失则为：烧毁房屋约700间，战死军人约300人，火灾及掠夺损失约3000万至4000万元。对于冲突中外国公民的受害情况，葡萄牙提议各领事将本国公民受害情况统计汇报，由首席领事统一向中方报告。最后初步统计外国公民财产损失为：日本及法国各2件、葡萄牙4件、德国1件，原因为火灾或掠夺。由于北京政府将广东革命政府视为叛乱团体，各领事同意同时向广东政府及北京政府交涉。赔偿要求仅针对火灾或掠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未涉及人身伤害时，不要求惩罚责任人）。
各方反应.
支持政府方.
英国共产党认为广州政府的行为是镇压“资本家”的“法西斯军队”的“辉煌胜利”，因此对孙文表示庆贺。中共认为镇压商团的行动成功是因为依靠了工农群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为核心。中共领导人蔡和森视事件为“英国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及国民党右派勾结反革命的行动。蔡和森指陈廉伯等买办及右派（如范石生、廖行超）受英国炮舰政策支持，试图颠覆孙中山政府，批评孙政府初期姑息商团。他认为孙中山过早建立广东政府，依赖“反革命军阀”，导致苛税重压、革命目标丧失，呼吁孙与帝国主义及右派决裂，停止北伐、废除杂捐、惩治串通商团的军阀，并转向工农革命，否则革命将破产。中共广州地委发《告广州市民书》，号召支持孙政府平叛。16个团体组「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为政府后盾。中共视事件为帝国主义与商团反革命的屠杀，强调团结工农支持革命。
陈独秀说：“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茅盾撰文批判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抹煞事实”，指其只知道为“粤政府打散了商团”大鸣不平，只字不提商团“横杀庆祝双十节徒手游行的群众……割肚挖心，切耳朵……”的兽行。
鲍罗廷认为商团“试图夺取政权”，“消灭广东的国民党”，因此尽管革命政府内的军阀腐败且不得人心，但商团受香港的英帝国主义操控，如果商团获胜则“等于我们把政权交给了香港”的帝国主义，而军阀尚可被利用和控制，因此共产国际应支持先击败商团，再对付革命政府内部的右派。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工作使“反革命才没有得逞”，“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广东省”得以“仍然掌握在孙逸仙手中”。“由于在中国南方劳动群众的支持下镇压了商团的叛乱，中国的解放运动才能在这一年的冬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规模。”。维经斯基则说，镇压商团标志着“中国解放运动史上（除直接起义外）进行了首次有广大民众参加和支持的、一场公开的、有准备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这也是“空前规模地进一步发展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起点”。而真理报则发表《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失败》等评论和报道，认为广州革命政府对商团的行动是对法西斯组织的镇压，称西关为法西斯区，商团“法西斯”在双十事件中“袭击了庆祝中国革命周年的和平示威活动。许多人被杀或受伤”、“犯下难以形容的暴行”进行挑衅，“导致全体人民都反对他们”,“近几个月来，孙逸仙得到了苏联群众的支持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最后他成功粉碎了法西斯，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敢干涉广东人的内部斗争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公然干涉中国事务，公开反对南方革命政府，不仅在苏联，也在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中激起了最强烈的愤慨”。
事变平息后，孙文为广州政府辩护，称商团事变由英国帝国主义挑动，“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他认为香港英国报纸“诽谤政府”，在英国“少数流氓”煽动下陈廉伯反对革命政府，试图建立“商人政府”，做“中国的华盛顿”，是英国欲将广东变为“第二个印度”的阴谋，“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孙认为政府与商团本可和平解决，但英国帝国主义“离间挑拨”，导致杀戮。他强调事变凸显帝国主义的危害，“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与海关，消除外国影响，反映其坚定的反帝立场。
《日本新闻》记者曾采访孙，孙指责英国在后煽动广东商团的行动。当记者问他是否由他真正下令以火烧西关，孙回答：“当然（certainly）”。孙文亦将此次事件与伦敦的「西德尼街事件」进行比较。孙认为在西德尼街事件（一名消防员死亡）中，一些劫匪以武力抵抗警方，军队进行镇压，因此行动中烧毁了一些房屋。而孙认为广州商团在西关地区设防，拒绝屈服，因此必须采取焚烧行动。而伦敦事件中敌人只有少数几人，而广州商团涉及约7,000人，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广州烧毁了三四百间房屋。
孙中山本人亦曾经公开表示：“商团作种种军事布置，预备大举。政府万不获已，乃下解散商团之命，并令各军驰往镇压。乃商团以为陈军不次可至，率先向我军攻击。政府忍无可忍，下令反攻，幸不数小时乱事即告平静。讵商团于败窜之余，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技，复残杀理发工人以数十计。是此次乱事，商团实尸其咎。事后政府一面严饰各军申明纪律，禁止骚乱；一面责成有司妥筹善后。在省百数十万人民共闻共见，惟报纸或以远道传闻失实，或有供奸人利用者。诸君明达，事实俱在，当勿任彼无稽调言肆其荧惑也。”
国民党通过其党报《民国日报》明确表达了对商团的谴责和对广东革命政府镇压行的支持。国民党将商团定性为受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和香港）操控的“反革命”势力，指控其通过私运枪械、强迫市民罢市、制造混乱等行为，试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危害民族利益。党报评论《扑灭反革命》强调，商团的行动不仅是针对革命政府，更是“对广东民众的压迫”，“其依附帝国主义的本质使其成为革命的首要敌人”。对于军事行动中对广州造成的伤亡损失，《民国日报》认为这是“革命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呼吁读者理解广东革命政府的“断然手段”。同时，国民党高度赞扬中共领导的工人团体在事变中的支持。此外，国民党猛烈批判部分媒体（如《时事新报》）为商团辩护的言论，指其混淆是非，实为反革命势力的代言人。对于事件中伤亡的责任，国民党认为事件责任在于商团，商团以发还枪械为借口，拒绝开市，并密谋颠覆政府，其行为导致社会动荡及焚屋惨剧，构成对革命政府的严重威胁。国民党亦呼吁认清商团的“谋乱本质”，支持政府“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
蒋介石晚年在1973年国庆讲话中，亦对平定广州商团事变对“国民革命”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北伐之师「胜兵先胜」的关键之战”：“黄埔师生以无隔宿之粮、无尺寸之地，训练初成的孤军，终于起而敉平了商团之变……制压了帝国主义的觊觎野心”。他认为，孙中山在北伐初期仅以广州一隅为根据地，面临北洋军阀百万大军的压迫，以及杨希闵、刘震寰等地方军阀与商团勾结引发的内乱，形势极为险峻。然而，黄埔军校师生在缺乏充足粮草与地盘、训练刚刚成军的孤军状态下，成功平定了商团之变，戡乱杨、刘叛军，并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觊觎。这一战役不仅为北伐奠定了关键基础，更成为北伐之师「胜兵先胜」的转捩点，展现了黄埔军的战斗力与革命决心。
事变后，“中国反共产党青年同志社”在长沙大公报中发表言论，认为广州商团勾结陈炯明谋叛，但也认为中共的活动在从中激化了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人挑拨广州政府与商团之感情……此惨剧之起。其远因实与共产党人有关”，“共产党…乃收买一般无业流氓。未经政府之许可。竟公然打起“歼灭商团军”之旗旌，号称为工团军。凌乱游行，以激怒商团商人”，“商团则以为广州政府将实行武力共产。故万分激昂态度同趋强硬。于是有最后之决裂”。
学者杨津涛认为，《华字日报》一直秉持反孙立场，其报道的中立性受到影响。而所谓孙中山在广州制造“西关屠城”，是商团和其它反孙报纸的“片面说辞”。杨认为西关人员的伤亡、店铺的毁坏，只是双方战斗带来的损失，没有理由只责难一方。香港《华字日报》本系英国《德臣西报》子报，后来虽独立出版，但仍然隶属于徳臣新闻纸馆。广州革命政府认为陈炯明与陈廉伯乘广州政府与港英政府关系恶化之机，在香港发动舆论战以攻击孙中山。而英国对国民革命一贯持反对立场。如根据胡汉民回忆，辛亥革命时期“港英文报恣诋余辈，谓之暴徒，谓之暴民专制。从其顽固保守之素性，与绅士之假装，固不足以语非常之变革。而且以帝国主义之首魁，则尤不乐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有何成功，而必多方反对之、破坏之。”
英国左翼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亦指出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中山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中山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孙文读此书后，称其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罗素同时批判英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明确支持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他指责英国驻香港官员煽动商团叛乱，试图通过控制广东铁路和矿产“破坏中国独立”，并认为商团受汇丰银行支持，“组织法西斯民兵谋反”。罗素赞扬孙中山“作为开明领袖”，推动反帝反封建政策，代表“中国爱国力量”。他呼吁英国保持真正中立，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反对政府方.
事件发生后，美国领事报导说：“广州市民给孙中山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17日，一位英国记者报导说：香港英语德臣西报事后以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比喻孙文，认为其既是「和平之人」（Man of Peace），又是「嗜血之人」（Man of Blood）。评论认为，“如果广州政府不愿意容忍商团，它完全有权力解散它”，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让人想起了列宁政权在俄罗斯所犯下的最恶劣行径”，因此指孙为「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评论认为商团的武装极其简陋，远不如孙指挥的4万士兵。政府本可轻易实现几乎无血的胜利。然而，政府选择了暴力镇压。评论者亦认为孙政府在早前的沙面事件中默许罢工作为抗议手段，但现在却对商人的罢市进行血腥镇压，显示出其虚伪，并且广州政府的英文机关报《广州英文日报》（Canton Gazette）亦为屠杀负责人「洗白」（whitewashing），将责任推给商团的「阴谋活动」。
10月28日，流亡的广州商民在香港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派代表团到海丰请求陈炯明出山，率领粤军反攻广州，驱逐孙政府，并答应捐助一切军饷，又表示支持和平统一中国，贯彻联省自治的主张。而旅沪广潮商人团体亦对广东军政府极为愤怒：
上述团体在致孙中山及商团、广东各商业慈善团体的电文中，对广东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10月23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24日，冯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遂于11月13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11月孙中山离粤前夕，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对于孙文有评论指陈廉伯意图组建“商人政府”，《香港华商总会报》评论批评广东商界“平昔之畏难苟安”、“祇知畏共产、惧共产……而不敢径行其志”，“我国祗有暴民，而无暴商”，批评商界对政治运动不仅不参与而且不敢触及，因此“商人政府”之说不实。
10月28日，「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成立，派代表团到海丰请求陈炯明出山，率领粤军反攻广州。陈炯明组织的广东省议会的议长钟声致电北京公使团主席，请求禁止孙中山入境（租界）居留，并予以逮捕：“我们代表广东全省人民请求贵主席转告各国驻华公使：孙中山于十月十五日广州屠城惨案中，犯了欺诈，掠夺，盗窃，谋杀与放火等严重刑罪。我们请求各国在华租界当局，公使，领事等转告其政府，禁止孙中山入境居留，并予以逮捕，等候广东人民引渡就案”。北京的广东同乡会闻孙中山将抵京，特开会议，因接广州及各埠旅外同乡来函，对于孙中山两年治粤之苛政，及10月15日屠城均甚愤激，请旅京同乡向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提出，由会议解决粤事，听候国民裁判，治孙中山以纵火殃民之罪，不得以待罪之人，出席「善后会议」。就此种质疑，段祺瑞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则表示“孙氏未必欲以实现于广东之事、再实现于北京”，因此愿意继续与孙进行对话。
署名“何民魂”的评论员在《华字日报》的评论《自杀底（的）孙文》中悲愤地表示：“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华字日报》亦通过搜集香港各报纸对商团事件的评论，编成了《广东扣械潮》（英文名为Canton Volunteers Arms Case，广东志愿军军械案）一书，其中包含对事件脉络的整理，以及社论部分。该书被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指为「毁谤政府」「惑乱人心」，因此要求广东海关及邮务管理局没收从香港运入内地的《扣械潮》，以「维护公安」。
对于孙文有评论指陈廉伯意图组建“商人政府”，《香港华商总会报》评论批评广东商界“平昔之畏难苟安”、“祇知畏共产、惧共产……而不敢径行其志”，“我国祗有暴民，而无暴商”，批评商界对政治运动不仅不参与而且不敢触及，因此“商人政府”之说不实。1925年孙在北京去世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
争议与评价.
广州革命政府认为，孙中山的北伐对手直系军受英美两国支持，而任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的陈廉伯又是英籍华人，广州商团的活动受到英美的支持，以牵制北伐进程。事变发生于北伐军入赣之际，吴佩孚有进行军事行动之举。但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南北各大军阀，都没有给广州商团以实质的援助，而在广州商团采用共议机制，陈廉伯的个人作用不大。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认为广州军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定得到黄埔军以及中共领导的工团、农团的支持，且获得苏联帮助。站在商团一边的只有商界，其处境实际上非常孤立，因此商团迅速被击垮，事变迅速被平定。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学者敖光旭认为，共产国际是事件的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而在事变中，共产国际和中共第一次成功地在中国“引入”了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它预示着中国“阶级革命”的开端。
广州革命政府的“共产”争议.
在事变前后，广州商团及其支持者多次指责，当时正在与苏联和中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共产”或“将行共产”。而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则多次否认相关的舆论，认为是谣言。
如1924年5月广州军政府宣布实施“统一马路业权法案”时，没收西关马路两边商店业权并下令所有组户改向政府交组，商人认为这是“试行共产之初步”。对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认为，广州商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而孙政府并不想实行“共产”，而且多次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这个立场，并强调国民党的纲领，只有维护而没有损害城市商人利益的内容。邱捷也认为“统一马路业权法案”只是政府为增加税收和改革广州商业而作的一项新政策，与“共产”风马牛不相及。
9月30日，前广州市长孙科接受记者采访，谈话称：“广州有一新闻通信员，以为吾人凡事皆经赤化，因向外报告谓吾人皆属赤党，国民党亦变化赤党。此殊未近乎事实，国民党仅有共产党数人为中国共产党分子，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乃属两事，前国民党于广州举行大会讨论改组，共产党员亦预焉，然其除于数问题与多数党员意见不同外，未尝违反国民党党纲及主义。共产党在俄国，吾人并不以为其系成功，亦不认共产党之主义在现在即可施诸中国。”同时，广东省长廖仲恺也表示对“散布当局将实行共产之谣言者”将“严惩不贷”。
后续影响.
此事使得被击败流亡的广州商界人士开始倾向于陈炯明粤军。10月底11月初，流亡香港的陈廉伯在一家俱乐部请陈炯明代表宴会, 商谈如何补救商团失败后仍保持在广州的潜伏力量,及与陈炯明此后如何在行动上互相配合等问题。续后又谈了一些要向全国公布广州政府“摧残商场、屠杀商人、 杂军洗劫商店”等种种情况,并要联络大小报纸,以揭露“广州政府暴行”。
广州商团事变后，中共组织领导的广东工团军、广东农团军任务基本完成。1924年10月19日，广州工代会召开大会，决定工团军服务期满后退伍。10月30日，在广州惠州会馆举行退伍仪式，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秘书，中共党员冯菊坡主持，廖仲恺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发表演说，场面热烈。工团军正式解散，其成员多返回工会或加入其他国共两党的武装。同日，随着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员毕业，农团军亦正式解散。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自身武装的重要性，促成其第一支武装力量的形成。周恩来在战事中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后来他建议改组孙文原表现不佳的铁甲车队，获批准后成立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成为中共掌控的第一支武装。同时，黄埔军校师生参与战斗，首次实战锻炼第一期学员，于10月19日毕业，部分成为教导团骨干。战后其缴获约9,000枝枪械（连同被扣团械及苏联武器）为教导团提供主要武器来源，结合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干部条件，推动第一、二教导团于11-12月成立。此举标志中共从政治动员转向军事建设，增强革命影响力，为日后独立武装发展奠定基础，反映事变对中共军事策略的深远影响。
部分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商团事件的介入，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由于共产国际“远东路线”的突破，其“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事件为鲍罗廷成为“南中国的无冕之王”。苏联顾问切列帕诺夫认为事件使孙中山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并成功打击了怀疑和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
事变之后，新政权的税收与局势的动荡使得在广州的美国籍华人感到恐惧不安，国民党拥抱反帝国主义，使得大批美籍华人选择移居更稳定的上海、香港乃至回流美国。由于事件的暴力程度远比以前广州发生的严重，许多美籍华人寻求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保护。一位美国公民的妻子因被军队怀疑是商团军成员而向美国领事馆求助，也有非美国公民的广州市民询问美国领事馆是否可以付费悬挂美国国旗，以寻求保护。而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国民党海外党员数目下降，从海外华人中得到的捐款从1922年的数万美元，跌至1924与1925年的数百美元。
美国华人返回广东经商或定居的数目亦出现明显变化。1922年，逾150名美籍华人向美国政府申报将永久返回中国，主要落脚于广东地区。然而仅两年后，同类人数骤减超过三分之二。与此同时，选择自中国返回美国的人数显著上升：1923年约有1,600人返美，至1925年几乎翻倍。许多美籍华人虽未完全撤离华南，但选择将家人迁至较为安全的香港，导致当地美籍华人人口在1921至1931年间增长一倍。
事变之后，澳门也迎来大量的难民避居，使得1924年底澳门人口首次突破十万大关，增至193175人。事变平定以后，避居澳门的难民，大部份返回广州。。
纪念.
1925年10月15日，即事变一周年，流亡香港的商团成员在些利街举行纪念会，设佛坛悼念公祭事变中战死的商团军，并指是“殉难先烈就义周年”，设联「大众毋忘此日。看仇讐暴至何时」。陈炯明、唐继尧等联省自治派政界人物皆送上挽联，如「民治之盾」、「反共先驱」、「自卫之道。在实行不在空言。抉颈陷胸搏豺狼，卓尔诸君，百粤男儿好模范」等。1927年事变三周年时，商团成员又在士丹顿街万善寺设坛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