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又称《鬼狐传》，英文名为《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或字面意思为《Strange Tales from a Studio of Leisure》。是清康熙年间蒲松龄所著的奇闻轶事小说。 全书共491篇，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仙、鬼、妖，反映了18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 作者也在这本书深刻地描写了狐仙、鬼和妖，而字里行间也透露出鬼比人还要有情义，采用志怪和传奇风格，据一些评论家称，这些故事暗含对社会问题的批判。 这部小说从 17 世纪末写到 18 世纪初，历时 40 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作者的朋友间流传，但直到 1766 年才付梓。 此后，许多广受好评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等其他媒体。
成书.
蒲松龄出生于书香世家，他早年也曾想借助科举入仕，可惜屡试不第，只能以教书为生。他自幼便对民间的鬼神故事兴致浓厚。据说，蒲松龄曾为了搜集素材，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来喝茶的人可以用一个故事代替茶钱。借助这个方法，蒲松龄搜集了大量离奇的故事，经过整理、加工后，他都将其收录到了《聊斋志异》中。
《聊斋》一书四百多篇短篇小说中，有刺贪刺虐，有描写花妖狐魅和鬼、妖、仙女等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像是作者自主创作以借此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对爱情的向往，然而也有一些故事仅仅是情节怪异而已；其情节单一，甚至只有短短十余字，这些故事不像是作者创作的而像是百姓之间的传说。
学者章培恒写道，原《聊斋志异》共有八卷，最早完成于 1681 年前后，最晚完成于 1707 年至 1714 年之间。 据报道，1693 年左右，于成龙以一千两购买《聊斋志异》手稿，但松龄婉拒了他的好意。
松龄死后，他的家人小心翼翼地保存手稿定稿，包括当地县令在内的许多人都要求复制手稿。 现存最早的《聊斋志异》印刷版本是 1766 年由出版商赵起杲在杭州印刷的，他声称溥仪最初打算将他的文集命名为《鬼狐传》。赵起杲在出版物的序言中写道："我删去了简单扼要、枯燥通俗的注释，共四十八个。"此外，赵氏还删去了简略提及敏感话题的故事。尽管如此，赵氏版本仍广受好评，1767 年学者李时宪首次重新出版了赵氏版本。
1871 年后，蒲松龄第七代后人将原稿重新装订成八卷，据说原稿共有二十卷。 1950 年，蒲氏家族将残存的四卷本捐赠给辽宁省图书馆，其中包含约 237 篇短篇小说。
内容.
与许多中国和西方恐怖小说不同，《聊斋》中的恐怖故事并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模糊超自然现象与日常现实之间的界限，利用物理和心理细节使这些领域之间的移动显得自然。
《聊斋志异》多写人与花妖狐魅的恋爱故事，如「青凤」、「莲香」、「小玉」、「婴宁」和「丫鬟」等。《聊斋志异》也批评科举制度的腐败，如「考弊司」、「王之安」、「司文郎」、「三生」等；并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黑暗，如「席方平」、「依织」、「红玉」、「窦氏」、「续黄梁」等。
《聊斋志异》尚有其他题材，如「劳山道士」写好逸恶劳；「黄九郎」写断袖之癖也；「娇娜」写朋友之义矣；「张诚」写兄弟之爱；「阿绣」写男女互恋之爱；「堪舆」写风水迷信；「仇大娘」写仗义行为；「田七郎」写猎人侠义；「促织」写斗蟋蟀的悲喜剧；「罗刹海市」写海上奇遇记；「偷桃」「口技」写民间艺人的绝技。「公孙九娘」写清初镇压起义军的惨烈，“-{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堪为史笔。
艺术特色.
情节上，《聊斋志异》的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方面，善于塑造人物，通过写景烘托人物；语言方面，善于提炼语言；风格方面，寓浪漫主义色彩。
对于人物及人与人的关系刻画的十分清楚，将人的复杂性道出，引导读者反思道德观念。
笔法及内容上，兼具魏晋志怪及唐代传奇之特色。
总体来说，阅读《聊斋志异》能加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能感受古代的社会风貌，能思考人性与道德议题，对妖、神、仙、精等再更加一层的理解。
评价.
蒲松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所谓“数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乾隆年间，余集在整理《聊斋志异》刊刻写序，指出这部作品在“恍惚幻妄，光怪陆离”之中“托志幽遐”，有“微旨所存”。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但纪晓岚也批判聊斋“一书兼二体”。
冯镇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评点《聊斋》，并称“当代小说家言，定以此书第一”。“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
鲁迅评论《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郭沫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早期的《聊斋志异》评论将其视为志怪体裁中 "上乘而典型的范例"。后来的评论家和作家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将重点放在故事的寓言性质上。
赵启高的秘书虞集在为赵启高版本的《聊斋志异》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说《聊斋志异》与稀有现象集或奇闻异事集差别不大，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与作者的意图大相径庭"
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认为《聊斋志异》是 "一次严肃的自我表达"。
清代评论家但明伦在 1842 年为《聊斋志异》所作的注释序言中写道："从《聊斋志异》中，我也领悟到了文学的方法"
在同一时期，《聊斋志异》也引起了西方作家的批评关注，如塞缪尔·威尔斯·威廉斯在其著作中提到《聊斋志异》是 "一部语言纯正、风格典雅的完美作品"，其 "优美的文风 "也得到了威廉·弗雷德里克·梅耶斯和卡尔·居茨拉夫等人的赞誉。
庆应义塾大学的藤田幸宪 1954 年写道："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众多文学作品中《聊斋志异》是最杰出的。
今井博正形容《聊斋》是 "鬼怪文学的巅峰之作"。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将《中国画室怪谈》列为他最喜欢的书籍之一。
版本.
1、稿本系统（即作者亲手写的本子）：作者去世后五十余年中，子孙因家贫也无力将手稿刊行流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聊斋志异》手稿同蒲氏其他一些手稿（文集四卷、诗集六卷、杂著五种、戏曲三出、俚曲十四种）一直深扃严藏于淄川城内玉英街蒲氏家祠。咸丰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在山东淄川老家于家族间因子女过嗣，引起了纠纷， 携家远走东北，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2012年，辽宁省图书馆商上海古籍出版社，将馆藏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用高仿技术影印出版。
2、抄本系统（即作者以外的人所传抄的本子）：《聊斋志异》完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蒲松龄生前及去世五十年内多以抄本流传
3、刊本系统（即正式发行出版的本子）：
翻译本.
《聊斋志异》享誉全世界，有数种翻译本。
吉尔斯的译本.
约翰·明福德和唐曼将赫伯特·吉尔斯的译本描述为 "审慎的"，因为他选择不翻译 "任何与性、生殖、血有关的内容，有时甚至是人体的任何方面"，并经常 "不遗余力地掩盖自己的痕迹，表现出相当的狡猾和奸诈"。"
在吉尔斯的译本中，狐狸精希望与人聊天、喝茶，而不是试图引诱和进行性交，浪漫的伴侣最多只是交换吻。 他们写道，"吉尔斯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因为他必须遵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并呼吁读者 "不要过分解读吉尔斯对《聊斋志异》的篡改"。他们补充说，"广泛发行的商务印书馆（香港）版本的《聊斋志异》也做了许多与吉尔斯相同的审慎删减"。"闵福德和唐文写道，尽管吉尔斯的译本 "充其量只是被悄悄地容忍，更多时候是被嘲笑，被斥责为东方主义的低俗化..."蒋丽娟将闵福德和唐文的文章描述为 "赛典赤后的重新评价"，将吉尔斯的译本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故事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
影响.
《聊斋志异》是自明代三大话本以来最受赞誉的中国灵异故事集、 这三部作品分别是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和邵景瞻的《觅灯因话》； 这三部作品在东亚产生了深远影响。
《聊斋志异》在清代风行一时，类似《聊斋志异》的小说大量出现：
时至近代，《聊斋志异》魅力未减，书中多部作品如《聂小倩》、《劳山道士》、《阿宝》、《促织》、《陆判》、《田七郎》、《罗刹海市》、《画皮》、《酆都御史》、《龙无目》、《狐谐》、《雨钱》、《画壁》等经改编成小说、戏曲、电视剧、电影，脍炙人口，为今人所熟悉。
《聊斋志异》曾被中国政治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提及。毛泽东在1958年“炮击金门”时提到《狂生夜坐》的故事；邓小平的“猫论”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则来自《秀才驱怪》——“黄狸黑狸，得鼠者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