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乐嘉

歧乐嘉，CMG（，），又作祈乐嘉、岐乐嘉，英国殖民地官员，1952年至1961年在任香港财政司。歧乐嘉在1930年加入香港政府，曾经于华民政务司署、理民府工作，亦尝任战时税务专员和首席助理辅政司兼立法局秘书等职位，但他于日治时期遭日军拘禁。战后，歧乐嘉回到香港政府，出任副财政司以及工商业管理处处长。
财政司任内，歧乐嘉积极落实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亦主张设立财政储备指标。此外，面对香港社会急速发展，歧乐嘉多次主张设立以按总入息原则的入息税，又加征产业税和修订遗产税法案。对于工商业发展，歧乐嘉修订《商业登记条例》，以便政府追踪企业交税情况，并赋予工商业管理处更大权力。不过，对于香港出口货被指价格太低廉，歧乐嘉认为应收窄香港与其他国家货品的价格差距，不主张以补贴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此外，他对工商界的发展大致采取自由放任的方针。
早年生涯.
歧乐嘉于1906年8月17日出生于爱尔兰阿斯隆，是哈利·奇勒（Harry Clarke）和苏珊·奇勒（Susan Clarke）的儿子。歧乐嘉早年就读位处都柏林的孟庄学校（Mountjoy School），后负笈都柏林三一学院修读科学，于1927年毕业。大学毕业后，歧乐嘉于1929年在远东殖民地官学生考试中脱颖而出，并被香港政府委任为官学生。与他同期的远东殖民地官学生还有后来出任香港总督的柏立基（后为爵士）。
殖民地生涯.
歧乐嘉初来香港便被派往华民政务司署出任助理职位，但于1936年被调往出入口管理处出任助理监督一职，同年转任副立法局秘书。翌年，歧乐嘉再度出任出入口管理处出任助理监督，至1938年出任南约理民官兼小钱债法庭法官为止。歧乐嘉于1939年再度分别出任助理华民政务司和副立法局秘书。随著战事临近，歧乐嘉于1940年担任战时税务专员（Commissioner of War Taxation），之后更擢升为首席助理辅政司（Principal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兼立法局秘书。不久香港沦陷，歧乐嘉与其他香港政府官员被日治政府拘禁于赤柱拘留营内。
香港重光后，歧乐嘉担任副财政司一职，亦兼任工商业管理处（香港海关前身）处长。任内，歧乐嘉主要处理香港对外贸易问题，并曾经向印度请求香港放宽棉纱出口问题与印度谈判。此外，因应美国向中国实施禁运，影响香港贸易，歧乐嘉返回英国与英国政府商讨如何应对禁运对香港的影响，并寻求美国以外地方的货源供应。他亦对香港出现物价飞涨的问题表示关注，但他表示香港政府未有向西方国家的货品实施制裁，药品供应也不会因此受影响。此外，歧乐嘉赴英前，曾安慰厂商不要为目前困难感到担忧，又表示欧洲、日本等地区仍有向香港出口工业原料，香港工业原料不致缺乏。除了与英国政府商讨对策，歧乐嘉亦受英国驻美国大使邀请，以特别顾问的身份前往华盛顿，为英国政府提供香港贸易的资料，并协助在美英国官员起初一份关于香港贸易情况的文件，以及参与英美双方官员的会谈，厘清双方对于香港贸易上的误解。
香港财政司.
1952年，歧乐嘉接替霍劳士任财政司，展开9年的财政司生涯。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对工业则不加以干涉。歧乐嘉的经济哲学后来为郭伯伟承继，之后夏鼎基爵士更从中发展出「积极不干预主义」，对香港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财政储备.
面对亚洲地区出现经济不景、市场贫弱的情况，歧乐嘉仍表示不加税，政府举债亦寥寥可数，以稳定工商业士气。对于库房储备，歧乐嘉主张设立财政储备指标，提出「财政储备应不少于一年预算税收」。1961年，歧乐嘉发表任内最后一份预算案时，更预言自己的继任人将来会与他一样，经常为寻找收入来源而烦恼，并低估政府的收入。
税务政策.
歧乐嘉任内多次认为税务条例下所订立的税制并不完善，无法应对香港社会的需求，故此他提出以按总入息原则的入息税代替固有的入息分类税制（schedular tax system）。1952年，港督葛量洪爵士成立税务条例检讨委员会，由歧乐嘉担任主席。时任香港总商会主席嘉薛地不主张代替固有的入息分类税制，但赞成改善入息分类税制之漏洞。虽然歧乐嘉倾向以按总入息原则征税代替固有的入息分类税制，但他对嘉薛地的意见表示赞成。尽管歧乐嘉认为现有税制会带来不公平的情况，而且委员会亦认为税务条例有诸多缺陷，但委员会最后没有推动按总入息原则征税，但建议修改入息分类税制。1961年，歧乐嘉重提修订入息税一事，因为他发现许多纳税人借《税务法例》漏洞逃税，而且税务局长亦向他反映该法例已经过时，并主张修订《税务法例》。但是，歧乐嘉亦认为若只是修订《税务法例》，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所以他提出制定入息税，根据个人入息而课税，以致令税制更公平。
此外，歧乐嘉又于1954年按标准税率12.5%加征产业税，又废除公司须另缴利得税，但非公司组织则不须缴付利得税规定。他认为现时以按一半标准税率征收产业税的做法会令业主纷纷宣称自己的物业没有作牟利用途，以令自己缴付较少税项，加上不受业主与住客法例管制的楼宇越来越多，政府税收将大幅减少。为矫正此漏洞，歧乐嘉遂加征产业税，以增加税收；他又认为新措施对于一般自住业主有困难，但他重申会有弥补措施。
歧乐嘉注意到逃避遗产税的问题变得严重，并令香港政府的税收大幅减少，故认为有必要修订法例来杜绝此问题。1958年，歧乐嘉提出《1958年遗产税（修正）法案》，法案旨在防范逃避遗产税的行为，并豁免向遗产总数25000港币以下人士纳税。他又指出自己倾向保留海外遗产不征收遗产税的做法，并按照英国的做法，将遗产转赠年限缩短至三年，换言之若一个人在逝世前三年内将财产转赠他人，则其财产仍视作遗产的一部分，需要纳遗产税。
工商业发展.
虽然政府干预香港的食米市场的政策自战前已有制定，但政府自战后仍有干预香港的食米市场。随著私人米商与政府于食米质素和价格上竞争愈益激烈，歧乐嘉于1952年表示拟修订《商业登记条例》，规定公司须向工商处登记其业务和其股东，以便政府追踪企业交税情况。1954年，歧乐嘉就著《商业登记条例》的修订与工商处处长商谈，最后决议修订《商业登记条例》，赋予工商处更大权力。
随著香港工业迅速发展，歧乐嘉于1957年举办的世界贸易协会会议中宣称香港已达到不用靠中国也可以自立的程度。他指出大量难民的涌入为香港带来资金和人才，令香港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发展迅速。他亦指香港已成美国棉花最大出口地区，香港纺织品亦在全球市场上有竞争力。
歧乐嘉曾于1958年的立法局会议表示，政府的一贯做法是拨地予企业设厂，并以签发出入口证等方式协助企业。虽然政府已发展观塘为工业区，但搬入工业区的大多都是较具规模的企业，而较少新兴公司，变相只能帮助企业获得巨额收入，而不能帮助新兴的企业发展。歧乐嘉又指出香港的出口货太便宜，令许多国家限制入口香港货。他认为应收窄香港与其他国家货品的价格差距，令香港的出口货能够被推广之余，也不失其竞争力。他不赞同祈德尊补贴香港本地企业的做法，认为此举会会令货品价格更低，从而恶化问题，并且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指控。
1960年代，工商界人士及立法局议员为维护工商界利益而向港府提出不同的要求，要求政府介入经济发展，港府亦一度考虑介入调控香港出口增长。但是这会改变一贯的「自由放任」方针，所以歧乐嘉只在预算案中作简单的讨论，大致上仍维持自由放任政策。工商界认为不宜贸然改变「自由放任」方针，但应该调整政策方向，建议港府可向银行界、工业界和商会咨询意见，以促进香港工业多元化以及扶助新兴工业发展。但歧乐嘉认为不需要向工商界咨询，因为他不愿意与工商界共同决策，他亦不主张积极介入工业发展。
社会福利.
歧乐嘉接任财政司之时，正值香港人口急速增长，处理民生问题因而成为香港政府的一大任务。1953年，歧乐嘉提及香港医疗系统发展快速，尚有许多建设中的工程，医疗开支因而大幅增加。故此他提出全民保健计划，并主张使用纳税来提供更多医疗服务予贫穷市民。值得注意的是，歧乐嘉于1957年回应立法局议员周锡年时，他又以英国作为例子，指出即使英国实施保健制度，所有纳税人无论有否使用服务，均须缴纳费用。他又指，虽然政府承担购置医疗设备的责任，但随著医疗系统的发展，医疗开支必然会大幅提升，有必要考虑改由纳税人承担医疗开支。房屋方面，歧乐嘉以「不赚钱、不亏蚀」的原则拨款兴建房屋，他于1957年财政预算案中透露政府已预留4000万作兴建房屋之用。
晚年生涯.
1961年，歧乐嘉卸任财政司一职，展开退休生涯。港督柏立基爵士于歧乐嘉最后一次出席立法局会议时向他表达敬意，并因歧乐嘉的幽默而称他为「立法局的希治阁」。临行前，中华总商会、保良局均有为歧乐嘉饯别。歧乐嘉离港当日，更受大批政府高官和社会贤达欢送。他退休后先旅居澳洲与新西兰，再返回英国居住。歧乐嘉之后迁居至都柏林福克斯罗克（Foxrock），并于1993年8月15日在当地逝世，享寿86岁。
个人生活.
歧乐嘉于1934年迎娶罗达·麦克莱恩·阿诺特（Rhoda McLean Arnott）为妻。罗达于1980年去世。同年，歧乐嘉另娶维奥莱特·露易丝·莱利（Violet Louise Riley）为妻。这段婚姻持续到1993年歧乐嘉逝世为止。歧乐嘉也是梁昌之妻梁文燕的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