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否定主义

历史否定主义，又称窜改历史、修改历史或改写历史（伪史），指一切出于各种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忽略、回避、销毁历史事实的书写或伪作、捏造历史。
修正主义.
历史否定主义有时也会被误称为历史修正主义，但这是有不同意义的学术名词。在历史编纂学中，历史修正主义（）指根据以往被忽略的证据，重新解读主流的历史观点。它通常意味挑战被专业学者所持有的对一个历史事件的传统观点，或引入新证据，或重新陈述参与人的动机和决策。
因为一些否定主义行为是同时间依赖新史料而进行，所以在个别行为，尤其是由历史学家所作的研究，那是否定主义还是历史修正主义，未必可以客观区分。
例子.
「否定主义」是严重的指摘，而基于社会价值观改变所作史实重新解释也往往被争议，两者未必可以区分清楚，以下列举一些例子：
否认犹太人大屠杀.
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 2005年末宣称「犹太人大屠杀是神话」，世界对此普遍哗然。
著名二战史学家大卫·艾文曾经就犹太人屠杀的具体进行方式有所质疑，例如使用毒气室的效果，他因此被奥地利通缉。他在放弃有关屠杀质疑后入境奥地利，仍然被捕及囚禁，在刑满开释后不得再次进入奥地利。这个例子突显了在惩罚否定主义者与包容历史修正主义者时，两者往往难以区分之矛盾。
否认耶稣基督的史实性.
目前史学界的共识认为，《圣经》里的耶稣基督是西元一世纪时期的史实人物，且是基督教建立的关键；多数的史学者，不论是否是基督徒，。
然而一直都有极少数否认耶稣基督史实性的人，尝试用各种方法「证明」耶稣基督是早期基督徒虚构出来的人物，而这说法也得到一些非基督徒的支持。而认为耶稣基督不是史实人物的看法又称「基督神话假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教科书问题.
评论.
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中国歪曲、掩饰的历史学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也是很多沿用了中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时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形象持和中华民国政府不同的负面看法，如称其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说蒋介石在抗日时“上山摘桃”，对于1948年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及政府也一度以「伪」称之，到近年两岸关系缓和之后，才开始出现转变。
中央党校出版的理论杂志《求是》，则将「还原历史」、「重写历史」、「否定党史、国史」的主张称为「历史虚无主义」。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实错误的指责，
也被中央宣传部的杂志指为「历史虚无主义」。
封从德认为，中共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
封建论.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的特点是“领主、封臣、采邑”，这些特点与中国传统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当年在翻译西方文献时就把欧洲中世纪的制度翻译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数千年来在中国都是称作“封建制”，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与封建刚好是相反的两个制度。封建主张“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则反对“地方分权”。数千年来，这些概念绝无异议，至今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都一直如此称呼。 
西周的封建制早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完全不相容。马克思本人认为五个社会发展阶段仅适用于西欧，指出东亚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这一理论从苏联时代开始被扩大到全世界。中共上台后，为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将秦至清的社会强行改称“封建社会”，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则被强行改称“奴隶社会”、「分封制”。因此出现了秦朝开始，各朝代“在封建社会（地方分权）推行中央集权”的逻辑矛盾。　
此外，封建一词又被中共加上落后、迷信等特点。
中国、中华民族的争议.
在民族观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民族定义为五十六个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及国族概念，亦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该词最早在晚清由梁启超所提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理论的前提，是在现阶段承认中国境内各历史－文化群体之间原本存在的差异和多元现象，但同时也乐见其一体化的趋势，希望建立有如美国的国家，在未来成为无差别的大民族。
晚清时期，面对列强的威胁，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其中一部分人将中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内部「异族」的统治，不满清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岐视政策，不满满族享受到满城等“超国民”待遇。这种认知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汉民族主义 ，形成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而维新派则警告革命派的「排满」种族革命主张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另外，清末留日满族和蒙古族人士及清朝官员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认知，影响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甲午战争后，清朝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民族矛盾，由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纷纷参与革命，日益威胁著满清统治权。为了度过自身低潮的统治时期，清朝统治者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之间，取得了透过「变法维新」将君主专制转化为君主立宪的共识，「五族共和」族群论述被晚清政府接纳并且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将自身定位为合「五族」、「五地」为一体的「中央」政府。与维新派相对立的是顽固派，两者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主张种族革命的革命派放弃种族复仇主义的主张，接受新成立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立国理论基础——「中华民族」观念和「五族共和」政策。
2002 年，中国教育部认定现代的民族观念与宋朝当年不同（或宋朝没有民族观念，都是与现代不同），把岳飞、文天祥等抗满(也就是抗金)与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称为爱国英雄。
中国教育部对这些行为作出澄清，并且指出：「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都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岳飞、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但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早在5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是否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由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这一类的学术讨论引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实际上社会公众对岳飞、文天祥这些历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质、民族气节始终是歌颂和尊敬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进行中小学历史教育时一直遵循的」。
但实际上“岳飞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本身就是历史修正主义。南宋建炎、绍兴时代真实的岳飞和南宋中后期历史学政治化之后被平反神化的岳飞是不一样的。详见《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蔡涵墨《历史的严妆》。
台湾学者王健文和腾讯历史责编谌旭彬认为“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套没有民族意识存在的世界观，古代中国发展出的“华夷之辨”自成体系，属于一套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区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礼治”以及是否接受「先进文明」（尤其是先进政治文明）的教化，而“不藉其地与其类”（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华夏和四夷的界线不是以血统划分，而是以文化为分别，这里所谓文化是指生活习惯与政治形态。辽朝辽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视为“中华”，以“礼法”、“文物”作为区分“夷”与“中华”的标准：“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中华”在当时并非“民族”或“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学者叶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叶适以“中华”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义，同样与“民族”无关。学者指出，一个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对“民族”必须要有“主观认同”，然而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的“中华”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既无“民族认同”，岳飞自然不属于“民族英雄”。
亦有评论指出「民族概念」的第一种释义是「基于『共同祖先语言或历史』而组成的领土国家」，按此释义岳飞自然是“民族英雄”；而“民族”的第二种释义是来源自德文“Volk”和“Nation”的翻译，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主张的“Volk”概念，其核心是将“民族”视为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的民族共同体，他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一个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强调文化的一体性，较之于他者（异人种、异民族、异国民）而言，自然易用文化或文明概念来区别和划分自我与他者的优劣，“语言、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本身就是“用文化或文明概念来区别和划分自我与他者”，换言之，所谓“文明共同体”本身就是德国源流的“民族”，说只有“文明共同体”而无“民族共同体”等于说“民族”不是“民族”是自我否认，是将同一内涵的概念冠上不同名字试图用其中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做法，有如“白马非马”，指出当时南宋人的“中华”、“华夏”文明共同体即是“民族”共同体。
蒙元史学家姚大力认为文天祥是中国的历史英雄，但却并非后世所谓的「民族英雄」，认为他所以选择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于一种王朝的遗民心态，其中没有与新王朝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更不含有后世所谓的「民族大义」：「正像元末明兴这样一个『华夏重光』的历史时代，却没有结束异族统治，歌颂『民族大义』的颂歌，反而却有底层的汉人为蒙元『异族』殉节，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今日人们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
东亚史学家宫崎市定指出元明鼎革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则不然。辽金史学家刘浦江教授认为「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但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
汉奸争议.
中国人类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王柯认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其实是他们企图在多民族国家的母体上，人工催生一个「汉族」单一民族国家时出现的「怪胎」。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义的目的，其实不在于确认「民族」，而在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不过是手段，国家才是目的。然而，因为现实的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国家，「汉奸」话语最终不过是强化了本来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识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国家为由表示不宜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对此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义造成中国人将自己的政治认同最终归结在民族，而不是中国的最好写照。
中国东北历史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及高句丽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份额不足，没有强调高句丽是中国历史这一看法，但也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事实上，于1954年开始编撰到1973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册》高句丽就已经被认作为中国的历史政权。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纪史》以及后来中国历次出版的历史地图册及教科书所继承。南北韩学术界认为中国的东北工程将原本朝鲜半岛历史的高句丽列为中国历史，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利用学术搞政治，并认为中国‘自古’就承认高句丽为朝鲜历史。
香港.
香港历史教科书争议.
时任香港民建联主席及立法会议员马力在2007年5月15日发表淡化六四事件及否定镇压死伤的言论后，当地媒体发现市面上部分高中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在淡化事件及中央政府在事件的角色和责任，这显示中央政府及亲北京份子对待六四事件及抗战角色等中国历史主题时，与其所针对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问题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利用侵华战争的历史对日本狂追猛打，另一方面却不愿正视自身的历史真相。
2020年9月1日，林郑月娥和教育局长杨润雄表示香港并无三权分立，此说法牵起舆论大波。同日，在教育局网站发布并由当时是香港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陈兆恺撰写提及「香港三权分立」的《基本法、法治与香港的优势》，被教育局从网站上移除，官方否定自己长期向社会各界及国际宣传的香港优势。
台湾历史教科书争议.
中华民国在民主进步党陈水扁政府执执政时（2000年－2008年），开始去中国化，并强调台湾主体性，从认为台湾与中国一边一国的角度编修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更改为台湾为一个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的观点，并以此将中华民国领土范围依现状界定为仅只于台澎金马而无中国大陆，记述历史的视角不再由中国出发，而是以台湾为独立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周边国家，这些修改反映了民进党一边一国的主张，质疑者以当时亲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李庆华为首质疑民进党窜改教科书,后续也引发了正反两极的各种讨论。历史教科书内容以台湾史为国家史，来看待台湾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关系；在使用文字上将「大陆」改称「中国」、「中共」、「我国」改称「台湾」、采用「两国」来取代「海峡两岸」、「古人」改称「中国古人」等。并且，重新检视日本统治时期的各种历史内容，以修订由于过去对于抗日历史过度著重，而使台湾人民对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历史内涵，未能有全面性的认识，因此，重新修改了教科书中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各项内容，其中更将「日据」改称「日治」，「光复后」改称「终战后」，且不使用孙中山为「国父」等有价值倾向的称呼，而以此派学者认为较为中性的名词来称呼。同时，也将一些事件以较中立的方式，去汉族中心的方式重新解释，例如汉武帝「征伐」或「征讨」匈奴改为「攻击」匈奴，「武昌起义」改称较中性的「武昌起事」，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内容去掉。
2012年6月，马英九政府在历史教科书定案出版前临时「增聘」审定委员，主张中华文化为主体，不应切割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声称50,000-5,500年前的长滨文化和4,000-3,000年前的华夏文明可能有关；以「荷据」（荷兰占据）或「荷领」（荷兰占领）取代「荷治」(荷兰统治)，西班牙用语亦同；将「郑氏王朝」、「东宁王国」改为「明郑时期」；「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统治」，简称「日殖」而非「日治」时期；不使用「清领」而使用「清朝治理」或「清治」时期；删除「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意见，因而被质疑为酬庸非历史专业系所者，引发学术界部分人士抗议并于台湾连署资源运筹平台发起「『我是民众，我反对窜改历史』 抢救历史教科书连署活动」，民间连署意见书送至教育部，要求比照办理纳入教科书。
韩国历史教科书争议.
有关韩国历史教科书称山东、辽宁等中国省市为古朝鲜一部分，而近期在中国辽宁出土的青铜器也被韩国方面宣称为其先民所有，并在教科书上把该国的青铜器年代上推了一千年。韩国一些新的研究认为平壤城（阿斯达）不止一个，韩国岭南大学文化人类学副教授李忠奎曾在论文中提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一些学者认为辽宁地区是古朝鲜先民活动的场所’，有人据此推断‘在今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各有一个平壤城。一个国家有两个首都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檀君朝鲜的首都其实位于中国东北，朝鲜的平壤只是檀君朝鲜的南部首都。’并有韩国教科书认为高句丽人占领乐浪郡前后的历史均为其民族历史，并把渤海国认定为高句丽的延续，也是民族北部历史。 
朝鲜主体史学历史教科书争议.
自1950年代提出主体史学这一命题以来，朝鲜史学家们开始以新的观点分析和解释历史文献，在许多问题上得出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为了使这些成果固定下来，自1975年12月始着手编写主体史学著作《朝鲜全史》。&lt;br&gt;80年代初以后半岛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86年朝鲜提出“朝鲜民族第一主义”。1989年苏东剧变后进一步强调“高度发扬民族第一精神”。据此反观1982年出齐的33卷本《朝鲜全史》，认为有些地方已落后于形势。如：
在这个新体系中，檀君占有龙头地位。据此史学新谱系，1993年5月和1994年1月先后修复高句丽东明王陵（位于平壤力浦区）和高丽太祖王陵（位于开城松岳山）。汉城（今首尔）是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传统上被视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檀君陵挖掘后《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称：“檀君陵在平壤发现，说明平壤是朝鲜民族发祥地，是朝鲜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中心。”&lt;br&gt;韩国学界对新近兴起的“檀君热”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此非学术，但也有人认为：“在开放时代，外国文物思潮汹涌而至，我民族文化及其正统性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族正统性和基础定位于檀君……檀君有无其人倒在其次，首要的是树立主体。”
田中奏折争议.
田中奏折之指张学良秘书王家桢收到蔡智堪声称抄下日本一份数万字的奏折，据蔡智堪所称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的上书，转载的内容公开田中义一侵略中国的野心。「田中奏折」是香港八十年代教科书其中一个题目，较常被引用的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欧美各国曾证明「田中奏折」是一份假文书、日本产经新闻二日、「正论」月刊，也揭发「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蒋立峰表示「当今的主流是认为田中奏折并不存在」。
美国历史修正主义争议.
在美国，有历史否定主义者主张：「美国没有必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是为了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投下原子弹是为了向史达林示威」。美国学术界对这些主张都提出证据反驳。
争议不强的历史修正.
一些基于社会价值观改变所作史实重新解释，因为新的社会值未被争议，因此其相关的历史修正的争议亦不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历史学家在描述有关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与其他西方人发现新大陆时，过去往往过度重视西方人的视角，忽略美洲先住民的生活文化与及西方人对美洲先住民的影响。在修正历史后，历史学家也同样去研究美洲先住民的生活，而在使用「发现」一词时，往往采用引用或斜体文字，以注明此「发现」与一般的发现略有不同。 
另外，历史学家也考虑到维京人在哥伦布之前到达新大陆，但是他们对历史影响不及哥伦布那么强，因为哥伦布舰队是首个回航汇报并以活字印刷术公告事迹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