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

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简称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台大历史系，为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学术单位之一。其前身系「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至1945年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台北帝国大学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史学科遂改易为历史学系，为今日台湾历史学界之学术研究重镇。其位置主要于校总区文学院（M5）二楼东侧。
沿革.
台大历史设立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自日治时期，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创建文政学部史学科，依日本的大学体制，设有「国史学」（即日本史）、「东洋史学」、「南洋史学」、「西洋史学‧史学、地理学」及「土俗人种学」五个讲座。第二阶段为1945年至今，初期曾留用部分日籍教师，如国分直一任史学系副教授、立石铁臣任史学系讲师，1947年聘任自日本学成归台的本地学者杨云萍担任教授，是年，台大文学院将前帝大时期五个讲座改组为「中国史学」、「西洋史学」、「南洋史学」、「日本史学」、「民族学」及「社会学」六个研究室。
因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而能够进入大学从事教育与研究的人才极为缺乏，另方面，即使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水准也参差不齐。194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聘任当时因战乱避走台湾的中国大陆学者。，加强该系师资。
以傅斯年为当代史学研究中坚「史料学派」之领航者，奠基该系在史学研究上的特色。在「史料学派」的学风下，该系也发展出其他面向的研究风气与史学思潮。如沈刚伯的史学研究，从整体文化的角度来了解、研究和诠释历史，重视史学与世变之关系，为该系的史学研究另开格局。1960年代以后，欧美学界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之新潮，该系领风气之先。在许倬云的领导下，系统性的引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教学。在研究上也强调史学不仅要「叙述」且要「解释」，历史研究者在「考史」之外，也需要「著史」。 
该系在国立台湾大学，作为一个独立单位而进行教学研究之外，同时承担全校共同课程中的历史领域。过去称为「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历史」，目前称「通识课程」，范围不限于中国史，由教师依其专业开设多元的历史课程。且自傅斯年以来，该系所有教师无分职级、资历皆须承担共同课程。
二战后的发展.
战后至1970年.
1945年日本战败，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罗宗洛来台接收台北帝国大学。1949年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也是近代中国近代学院历史学的创建者之一，对台大历史系的整备与扩充具有纪念性业绩。当时中国较有名望的历史学者也纷纷来到台湾，对当时日籍学者离开的台大历史系来说，有如及时雨。台大历史系也从日本时代日本学者一转为中国学者的状况，但这些中国学者因学问关心不同，也完全无法继承台北帝国大学累积的图书与研究成果，并抱著中国民族主义的心态，因此时台湾大学在学问上完全与帝国大学断绝，成为一个以教学（民族主义与反共意识形态为内容）为中心的大学，要到1970年代前后，接受战后完整学术课程训练的新世出现后，才有新的研究能量。
1947年课程.
必修科目（62学分）.
中国近世史、中国断代史、西洋近世史、西洋断代史、亚洲诸国史、西洋国别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地理总论、中国沿革地理、史学方法、史学通论、专门史、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
选修科目（30学分以上）.
中国古代史研究、民俗学、考古学、传记学、人类学、历史学科教材与教法、社会心理学、中国史学名著选读、西洋史学名著选读、国语或日文。
发展特色.
教学导向.
这些中国学者大都有相当家世，并于20世纪初期留学欧美，归国后成为成立阶段的大学教师，或在1920年成立的中国大学历史系接受教育。来台后，大多致力于教学而少见学术研究成果（劳干、姚从吾、方豪例外），处于「述而不作」状态。原本傅斯年校长理想是像柏林大学那种研究型大学，设置从事专门学术研究之讲座，但来台后认为台湾大学不适宜采取讲座制，而改采教学导向的美国式学科制。因此，战后来台的历史学者难以维持战前台北帝国大学之研究水准。
中国近代学院史学的移植.
北京大学于1917年成立史学系，但教员多为反对当时新文学路线的文科教员。1920年，朱希祖担任史学系主任，加入西洋史课程，才有了近代大学历史系的形貌。这个1920年代成立的北大历史系，成为以后中国近代学院历史学的雏型。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留德的傅斯年为所长，从研究体制上确立近代实证的历史学。若以1920年代作为中国近代学院历史学为起点，大概离日本晚了40年。而战后来台湾的中国大陆学者，恰好是1920年代近代学院历史开始之初的师生们。他们回国后将西洋近代历史学引进中国及教授中外历史。但自1930年代中期至1949年国府撤退来台，中国近代大学也历经约20年的不安定。
教师阵容.
195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师一览表：
相关人物.
沈刚伯（1896年ー1977年）.
对中国历史教育强烈主张「我们深知神州之沉沦实由邪说『为厉之阶』，因谋建立一新而正当的史学以端正人心而正风俗，乃决定讲求『史义』以根绝一切史演之学，并培养『史识』以补考据之不足」。沈刚伯举出所谓拨乱反正的「史义」，包括：严夷夏之防、明人伦之敦、辨王霸之道、通古今之变及究天人之际。沈刚伯讲求史义之外，还须培养「史识」。沈刚伯对台北帝大时期因研究目的而致力的各种外文贵种书籍，完全不予措意。他认为：「在台湾学历史，却有一件极大的困难，就是缺乏书籍。在异族统治过五十年的地方，故国的图籍当然流行甚少。光复不久，大陆极乱，旧书的来源顿绝。现在要在台北买三、五部《资治通鉴》，都非易事」。沈刚伯认为理工科学生必须认识中国文化，并开列了一份书单，包含：《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周礼》、《老子》、《荀子》、《韩非子》、《通鉴》及《宋》、《元》、《明纪事本末》。沈刚伯即使留学英国，并大学历史系讲授英国史、西洋古代史，但他著重的是中国传统书籍。
方豪（1910年ー1980年）.
浙江杭县人，是自学出身的学者。12岁时进入天主教修道院，走神职的人生道路，1935年晋升司铎（神父）。在修道院期间，方豪对中国文史产生浓厚兴趣，私下搜集学术刊物、阅读名家论文、揣摩历史研究方向，并写信向学者请益。晋升神父后，结识南派重要人物、亦是浙江同乡的张其昀及陈训慈，之后开始发表论文。1941年方豪正式进入学术界，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浙江大学是南派大本营，他很受张荫麟影响，并在复旦、辅大任教。1948年底方豪获胡适推荐来台大任教，1949年就任，著述极多。其领域为中西交通史、宋史、台湾史，早期以中西交通史，晚期以台湾史为主。方豪深受南派领袖人物援引，治学完全遵循主流，典型的史料考证派。
陈荆和（1917年ー1995年）.
台中龙井人，父亲是台中著名妇科医生陈茂堤，战后曾任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陈荆和幼年时，父亲到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从事研究工作，陈荆和在日本接受小学、中学教育，1936年进入庆应义塾大学预科部，师事松本信广，当时庆应义塾大学为研究越南史重镇，为陈荆和打下越南史研究基础。陈荆和从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后，在庆应义塾大学语学研究所担任助手，后来成为日本、法属印度支那的交换学生，前往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研究东南亚史，尤其是越南史。
1946年陈荆和返台，12月以讲师受聘国立台湾大学，1948年9月兼任省立师范学校讲师，开设「亚洲诸国史」、「南洋史学名著选读」、「东南亚洲史」、「安南史研究」、「东南亚洲史专题研究」、「南洋华侨史」、「华侨史研究」，被称为「最具日本史学实质传承内涵的学者」。但1960年8月陈荆和辞职，前往顺化大学汉学院任教，日后成为越南研究国际级学者。
杨云萍（1906年ー2000年）.
杨云萍出身士林世家，父亲是医生，家境优渥，旧、新学具佳。1921年考上台北一中，1925年创刊台湾白话文学杂志《人人》；1926年进入日本大学，而后入大学院。1933年返台，投入南明史、台湾史、台湾民俗研究领域。日治时期，杨云萍沉潜乡土研究，并在《台湾日日新报》撰文呼吁台北帝大非得研究台湾不可。
战后杨云萍先在报界针砭时局，呼吁夺还语言、修纂台湾史；并担任台湾省编译馆的编纂兼台湾研究组主任。二二八事件后，编译馆关闭，进入台大历史系任教，开设「南明史」、「台湾史」、「台湾史日文名著选读」等课，并指导研究台湾史博硕士完成论文。杨云萍是战后第一个在大学院校开设台湾史课程的人，上呈连雅堂、林献堂之史学，下开解严后台湾史研究风气。其重要著作为《台湾史上的人物》、《南明研究与台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