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婚姻

依据日本民法第739条，日本国民按照户籍法第74条提交结婚申请书后，除非有特定阻却事由，否则法律上就视为结婚。政府部门会在户籍中进行记录。结婚的适婚年龄，无论男女均为18岁。日本法律规定，结婚夫妻必须使用其中一方的姓氏，并遵守多项义务。依据民法，婚姻能赋予未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夫妻多项财产处理机制。如果日本人与外国人结婚，则须视当事人的婚姻法律而定。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日本的婚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土的婚姻习俗，在中世纪首先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改变。到了现代，又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性别平等、浪漫爱情以及核心家庭等观念的影响。随着人口日益城市化，曾经只为一小部分贵族所独有的习俗，也在大众中广泛流行。传统上，在日本寻找结婚对象的方式被分为“相亲”和“恋爱”两种，但战后西方的恋爱观念，改变了日本的婚姻观念，这种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
日本的晚婚趋势日益明显。学者认为女性对婚姻的期待提高、成家立业的难度提升、社会压力降低，皆为晚婚或不婚的理由。
统计.
下列数据取自厚生劳动省政策统括官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1947年至1972年的数据不包含冲绳县。1940年以前的总数中包含初婚和再婚情况不明的部分。1940年以前的结婚率是基于总人口计算，1947年以后是基于每1000名日本人口计算 。 
粗婚姻率（每一千人口中的结婚率）已超出OECD的平均值（2020年）。
初婚年齢.
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齢在缓慢上升，在2021年，男女的初婚年龄分别为31.0岁和29.5岁。
法律制度.
在战后的日本民法中，婚姻是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典型身份行为，它与仅在达成特定目的的限度内才被认可的、类似于财产法上契约关系的合同行为不同，属于涉及全部人身关系和人格权的法律行为。因此，婚姻是不能通过代理方式完成的，同时，也不适用条件和期限。
为节约篇幅，本条目中引用的日本民法条文仅记载相关的条款数。 
婚姻的成立.
日本民法第739条规定：
婚姻的成立要件.
日本民法采用了法律婚主义，即婚姻的成立需要满足法律规定的手续（第739条）。作为实质的法律要件，需要当事者达成婚姻意思的一致，并且不存在妨碍婚姻成立的事由。此外，作为形式要件，需要依据《户籍法》进行申报。
婚姻合意.
婚姻首先需要满足实质要件，即婚姻合意的一致。《日本国宪法第24条》第1项规定：“婚姻仅基于两性的合意而成立，以夫妻拥有同等权利为基础，必须通过相互的协作来维持。”
关于“婚姻合意”具体指什么，有一种形式意思说认为，它是指提出婚姻申报这种身份行为的意思。但通说认为，婚姻合意不仅是指有提交婚姻申报的意思，还包括按照社会通念，有创建被认可为夫妻的生活共同体的意思（实质意思说、实体意思说）。当不存在婚姻合意时，婚姻无效（第742条第1号）。
另外，成年被监护人结婚不需要其成年监护人的同意（第738条）。
婚姻阻却事由.
婚姻需要不存在民法规定的婚姻阻却事由（第731条至第737条）。如有违反民法第731条至第736条规定的婚姻，则作为“不合法的婚姻”，需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撤销（第744条）。但对于违反第737条的情况，如果错误受理了婚姻申报，就不能再撤销（后述）。
基于户籍法的登记结婚.
婚姻需要形式要件，即依据《户籍法》进行申报（结婚申请）（民法第739条第2项）。这是为了使婚姻的效力对第三人也产生作用。关于这种申请，存在两种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后婚姻即成立，申请只是婚姻效力发生的要件；另一种学说（通说）认为，没有申请就不成立婚姻，所以申请是婚姻的成立要件 （；）。结婚申请必须在当事人的本籍地或申请人的所在地进行（户籍法第25条第1项）。
结婚申请必须在确认不违反第731条至第737条以及第739条第2项的规定和其他法令的规定后，才能受理（第740条）。另外，在国外的日本人想要结婚时，可以向该国的日本大使、公使或领事进行申请（第740条前段）。
婚姻在户籍事务的担当者受理申请时成立（大判昭16・7・29民集20卷1019页）。如未进行结婚申请，将被视为婚姻申报的欠缺，婚姻无效（第742条第2号本文）。但是，如果只是申请不符合民法第739条第2项规定的方式，则婚姻的效力不受此影响（第742条第2号但书）。
2004年7月16日，《性别认同障碍者性别待遇特例法》开始施行，并对《户籍法》进行了部分修改。符合《特例法》要求的性别认同障碍者可以向家庭法院提起性别变更之诉，并可以改变户籍上的性别。根据户籍上登记的性别，接受异性之间的婚姻登记。
婚姻的效力.
夫妇同姓的规定.
夫妻在结婚时，按照约定，使用丈夫或妻子的姓氏（）。结婚后，夫妻所使用的姓氏，必须在申报书中记载并进行申报（户籍法74条1号）。即便偶然使用相同的姓氏，也是如此（的情况在法律上具有意义）。不允许使用与当事人结婚前的姓氏无关的第三者的姓氏。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治民法制定之前的明治时代初期，根据1876年（明治9年）3月的太政官指令，妻子应使用娘家的姓氏（夫妇别姓）（明治9年3月17日太政官指令15号）。然而，尽管有上述指令，日本社会的惯例仍然是妻子使用夫家的姓。
关于夫妻的姓氏，《修改部分民法的法案纲要》（1996年2月26日法制审议会总会通过）规定，夫妻在结婚时，双方可以约定使用丈夫或妻子的姓氏，或者各自使用结婚前的姓氏；当夫妻决定各自使用结婚前的姓氏时，夫妻在结婚时必须确定孩子使用哪一方的姓氏。目前，关于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以及引入该制度时孩子的姓氏等问题正在进行讨论。2015年12月16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判决指出，关于在结婚时仅认可夫妻同姓的民法750条的规定，不违反宪法第13条、第14条第1项、第24条。
另外，在日本的户籍实务中，日本人与外国人结婚，则不适用夫妻同姓的规定（昭和20年4月30日民事甲899号回答、昭和42年3月27日民事甲365号回答）。关于这一点，户籍法规定，与外国人结婚的人如果想要将自己的姓氏变更为配偶所使用的姓氏，那么可以在结婚之日起6个月内，无需经过家庭裁判所的许可，进行相关申报（户籍法第107条第2项）。
同居、协力、扶助义务.
法律规定，夫妻必须同居，相互协作并给予扶助。这被认为是婚姻的本质义务，构成身份效力的核心。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同居的配偶，另一方配偶可以请求其同居。不过，通说和判例认为，即使有同居的审判，也不能违背本人意愿进行强制履行（判例：大决昭5・9・30民集9巻926页）。此外，当婚姻关系已完全破裂时，同居请求将不被认可（大阪高判昭35・1・14家月12巻4号95页）。
如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履行同居、协力、扶助义务，将作为“恶意遗弃”构成离婚的原因（第770条1项2号）。
当因生病住院、外出打工、外派工作、家庭暴力等情况被认为存在难以同居的情形时，则不构成违反同居义务，法学观点认为对于因上述原因而被迫分居的配偶行使同居请求权，无异于权利的滥用（通说）。
忠诚义务.
夫妻负有忠诚义务（守贞义务）（通说、判例。大决大15・7・20刑集5巻318页）。虽然民法上没有直接的明文规定，但从婚姻的本质来看，这被理解为当然的义务，不忠行为会成为离婚的事由（第770条1项1号）。
婚姻带来的拟制成年.
未成年人结婚时，将被视为已达到成年（）。瑞士民法典和法国民法也有相同主旨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因为如果结婚的未成年人仍需服从亲权或监护，会阻碍夫妻生活，导致法律关系混乱等弊端。
拟制成年的效果原则上仅限于私法领域，在其他法律领域中成年拟制的效果根据各法律的宗旨来确定。不过，在少年法、公职选举法、关于禁止二十岁以下者饮酒的法律、关于禁止二十岁以下者吸烟的法律等公法领域，原则上不产生拟制成年的效果。
根据通说，未成年人离婚时，拟制成年的效果也不会丧失，也不会恢复为限制行为能力者（成年拟制存续说）。在婚姻被撤销的情况下，除了因未达适婚年龄而结婚的情况外，也不会恢复为限制行为能力者（通说、实务）。
夫妻契约撤销权.
夫妻之间签订的契约，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任何一方可以随时撤销该契约。但是，不得损害第三者的权利（）。
当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时，即使在形式上仍处于婚姻关系中，也不能被认为是本条所说的“婚姻中”，无法行使夫妻契约撤销权（最判昭33・3・6民集12巻3号414页、最判昭42・2・2民集21巻1号88页）。
关于本条的妥当性，有很多持质疑态度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本条在历史沿革上源于罗马法，其目的是防止丈夫的家产流失到妻子手中，但这样的立法理由在今天已经不成立了。此外，也曾出现过契约撤销权被滥用的问题，因此判例对其行使进行了严格限制，契约撤销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实质意义。基于这些原因，“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纲要”（平成8年2月26日法制审议会总会决定）认为应该删除民法754条的规定，目前这一问题正在讨论中。
夫妻财产制.
婚姻在夫妻之间产生的财产关系，也就是规范夫妻之间费用的负担、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权等方面的制度。
日本民法依据及以下条款，首先认可在结婚申报前通过契约进行规定（契约财产制），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则遵循法定财产制（）。
契约财产制.
契约财产制是基于夫妻财产契约的财产关系。夫妻财产契约并非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契约，而是通过登记产生对第三者的对抗效力的法律关系。夫妻财产契约是指夫妻在结婚申报前就其财产关系所签订的契约，当签订了夫妻财产契约时，不适用法定财产制（的反对解释）。然而，在日本，由于没有这样的习惯，并且民法规定的制度也较为严格，所以签订夫妻财产契约的例子极少，几乎所有的夫妻财产制都依据法定财产制。
当夫妻签订了与法定财产制不同的契约时，若不在结婚申报前进行登记，则无法对抗夫妻的继承人及第三者（）。夫妻的财产关系在结婚申报后，不得变更（1项）。
当夫妻一方管理另一方的财产时，若因管理不当而使该财产面临危险，另一方可以向家庭裁判所请求自行管理该财产（2项）。对于共有财产，可以在提出前项请求的同时，请求进行分割（3项）。
根据家庭裁判所的审判或契约中预先规定的条款，变更财产管理者或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时，若不进行登记，则无法对抗夫妻的继承人及第三者（）。
婚姻的解除.
在法律上，婚姻关系在夫妻一方死亡时（包括夫妻一方接受失踪宣告的情况）以及离婚成立时解除。
日本的国际结婚.
在国际私法上，对于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结婚等国际婚姻，会产生应适用哪个国家法律的准据法问题。而在日本，法的适用通则法对国际婚姻作出了规定。
婚姻的成立及方式.
根据日本的法的适用通则法，婚姻的成立依据各当事人的本国法（法的适用通则法24条1项）。此外，婚姻的方式依据婚姻举行地的法律（法的适用通则法24条2项），但符合当事人一方本国法的方式也被视为有效（法的适用通则法24条3项本文）。不过，当在日本举行婚姻仪式，且当事人一方为日本人时，则必须依据日本法（法的适用通则法24条3项但书）。
婚姻的效力.
根据日本的法的适用通则法，婚姻的效力，在夫妻的本国法相同时，依据该本国法；当没有共同的本国法，而夫妻的常居所地法相同时，则依据该常居所地法；当既没有共同的本国法，也没有共同的常居所地法时，则依据与夫妻关系最密切地的法律（法的适用通则法25条）。
夫妻财产制.
根据日本的法的适用通则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原则上与婚姻效力的情况作相同处理（法的适用通则法26条1项、25条）。
不过，若夫妻以记载了日期的书面签名文件，确定应依据下列法律中的哪一部法律时，夫妻财产制则依据该法律（法的适用通则法26条2项前段）。
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定仅认可其具有将来的效力（法的适用通则法26条2项后段）。
对于应适用外国法的夫妻财产制，涉及在日本实施的法律行为以及位于日本的财产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者（法的适用通则法26条3项前段）。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与该第三者之间的关系，夫妻财产制依据日本法的规定（法的适用通则法26条3项后段）。不过，即使是依据外国法订立的夫妻财产契约，若在日本进行了登记，则可以对抗第三者（法的适用通则法26条4项）。
历史.
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日本的婚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土的婚姻习俗在中世纪首先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到了现代，又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性别平等、浪漫爱情以及核心家庭等观念的影响。随着人口日益城市化，曾经只为一小部分贵族所独有的习俗也在大众中广泛流行起来。
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
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标志着其古典时代的巅峰，当时庞大的皇室宫廷在平安京（现今的京都）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并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平安时代的社会是由一套复杂精细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婚姻的目的是生育后代，这些后代要从地位最高的家族血统中继承尽可能高的社会等级。当时的婚姻既没有严格的仪式要求，也不一定很稳固。
贵族们在安排天黑后见面之前，会先通过书信和诗歌往来交流数月甚至数年。如果一个男子连续三个晚上与同一个女子相会，他们就被视为已经结婚，女方的父母会为这对新人举办一场宴会。大多数下层阶级的人会与一个伴侣维持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并且丈夫会安排将妻子娶进自己家中，以确保他们后代的合法性。
地位较高的贵族男子有时会拥有多位妻妾。贵族妻子可以继续住在女方父亲家中，而丈夫会通过正式赠送礼物的方式来确认亲子关系。平安时代的求爱方式以及种种风流韵事，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特别是《竹取物语》《更级日记》《枕草子》和《源氏物语》。
江户时代（1600年-1868年）.
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婚姻与“家”这一社会基本单位密不可分，家族具有独立于任何个人生命的集体延续性。家族成员被期望将自身所有的利益服从于家族的利益，遵循从儒家思想中借鉴而来的孝顺观念和社会等级制度。据穗积陈重所言，对一个男子来说，选择单身是他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婚姻由家族的户主来正式安排，户主对外代表家族，并在法律上对家族成员负责，婚姻双方中任何一方对婚姻安排表现出的个人选择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财产被视为属于家族而非个人，继承严格遵循父系长子继承制。一个女子（女）嫁入丈夫的家族（家），因此表示“妻子”的汉字“嫁”和表示“结婚”的“嫁入り”（yomeiri），字面意思就是“妻子进入家族”。
如没有亲生儿子，一些家族会收养一名男性继承人（养子）来延续家族血脉，这一做法在现代日本企业中依然存在。几乎所有的收养对象都是成年男子。婚姻被限制在社会地位相当的家族之间，这使得婚姻对象的选择成为至关重要的程序。尽管儒家伦理鼓励人们与本家族以外的人结婚，但将选择范围限定在对等的阶层内仍然是确保门当户对的最简便方法。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大约五分之一的婚姻发生在原本就有亲属关系的家族之间。
像部落民这样的被排斥群体不能与本阶层以外的人结婚，即使1871年的一道法令废除了种姓制度，婚姻歧视在整个20世纪仍在继续。
在中世纪和江户时代，婚姻的目的包括在家族之间建立联盟、让家族摆脱对女性的抚养负担、延续家族血脉，尤其是对于下层阶级来说，还要为家族劳动力增添新成员。17世纪的论著《女大学》（Onna Daigaku，意为“女子的高等教育”）教导妻子要把孝敬公婆放在孝敬自己父母之前，并且对丈夫要“恭敬、谦卑、随和”。
丈夫也被鼓励将父母和孩子的需求置于妻子的需求之上。一位英国观察者评论道：“如果你爱你的妻子，就会有损对你母亲的奉养。” 从那时起，家庭主妇和婆婆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日本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中世纪的婚姻中，浪漫爱情所起的作用很小，因为情感依恋被认为与孝道相悖。有一句谚语说：“因激情结合的人，最终会以泪水相伴。”
对于男性来说，性满足被视为与和妻子的婚姻关系是分开的，与妻子结合的目的是生育后代。浮世绘这种木版画流派颂扬了那个时代的奢华和享乐主义，通常描绘的是花街柳巷中美丽的艺伎和妓女。在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的封建社会之前，纳妾和嫖娼是常见的、公开的且相对被容许的行为。
明治维新与现代化（1868年-1912年）.
在明治时期，上层阶级和武士阶层的包办婚姻习俗逐渐取代了农村平民曾经所享有的自由结合和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形式。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将更多的人口吸引到城市，结束了农村生活的相对隔绝状态。在1872年到20世纪初之间，公共教育日趋普及，学校强调传统的孝道观念，首先是对国家尽忠，其次是对家族尽孝，最后才是个人的私人利益。根据明治民法典，结婚需要得到户主的许可（第750条），对于30岁以下的男子和25岁以下的女子，还需要得到父母的许可（第772条）。
在包办婚姻中，大多数情侣会事先在一种被称为“相亲”（，字面意思是“相互看”）的正式场合见面，甚至有些夫妻会在婚礼仪式上才第一次见面。一位访问日本的外国人这样描述相亲：“在这样的见面中，男女双方（如果彼此不认识的人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被允许互相见面，有时甚至可以交谈，从而评估彼此的优点。” 然而，他们的反对意见往往没有什么分量。相亲原本是一种武士阶层的习俗，在20世纪初变得广泛流行，当时平民开始通过媒人（仲人）为他们的孩子安排婚姻。“相亲”这个词至今仍被用来区分包办婚姻（即使没有正式的见面）和“自由恋爱结婚”（恋爱）。
直到1873年3月14日，日本才正式允许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之间结婚。外国公民需要放弃他们原本的国籍并获得日本国籍。
在这个时期的日本，恋爱仍然很少见。男孩和女孩在学校、电影院以及社交聚会上都是分开的。在企业内谈恋爱的同事可能会被解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起出行的情侣可能会被逮捕。父母有时会安排一场包办婚姻，以使“自由恋爱结婚”合法化，但也有许多这样的情侣最终分手，有时甚至会选择殉情自杀。人们认为爱情对于婚姻来说并非必不可少。曾出国留学的穗积男爵提议将没有爱情作为离婚的理由，但这一提议在1898年关于明治民法典的辩论中未获通过。一位作家在1930年写道：“根据传统的道德观念，‘陷入爱情’被认为是心理和道德上软弱的表现。”
婚姻，就像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女性一直被教导，作为女儿应该服从父亲，作为妻子应该服从丈夫，作为寡妇应该服从儿子。人们期望女性在婚姻中保持贞洁，一项直到1908年才被废除的法律允许丈夫在发现妻子通奸时杀死她和她的情人。尽管清教徒的道德观念偶尔会对日本相对宽松的性观念产生冲击，但女性卖淫的现象依然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的法律规定变得更加平等。在江户时代，丈夫可以通过写一封休书来与妻子离婚，而妻子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到尼姑庵。明治早期的法律规定了几种丈夫可以离婚的理由：不育、通奸、不孝顺公婆、多嘴、盗窃、嫉妒和疾病。如果妻子被丈夫遗弃或囚禁，或者丈夫挥霍无度或患有精神疾病，在一位近亲男性的陪同下，妻子可以上诉要求离婚。1898年的民法典确立了双方同意离婚的原则，不过在20世纪初之前，女性的同意仍然可能是被迫的，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女性才逐渐获得了接受教育和实现经济独立的机会。争取离婚权利的斗争标志着日本女权运动的开始。
战后时期（1945年—至今）.
日本投降并被盟军占领后，颁布了1947年《日本国宪法》。该法第24条以平等和自主选择为基础重新确立了婚姻制度：“婚姻仅应以两性的相互同意为基础而成立，应在夫妻双方享有平等权利并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予以维持。关于选择配偶、财产权、继承、住所的选择、离婚以及其他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事项，所有法律均应从个人尊严和两性基本平等的立场出发制定。”
宪法废除了家族制度（家）的基础以及其核心的父权权威。现存的家庭予以保留，仍然保留着一份单独的户籍，在结婚时以丈夫或妻子的姓氏开始登记，但每个家庭的户主不再对其家属拥有任何特殊的法律特权。所有合法子女，无论男女，都获得了平等的继承权，终结了长子继承制以及对家族血统的关注。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以及基于丈夫不忠而提出离婚的权利。明治时期强调的儒家价值观和国家神话逐渐从教育中消失了。传统的家族模式被一种新的模式所取代，即“家族”和“核心家庭”（核家族），成为了社会的基本单位。
近代以来，日本人口出现了新的变化，包括结婚年龄推迟、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缩小、迅速生育两个孩子、非婚生子数量很少以及离婚率较低。终身雇佣制成为日本男性的就业常态，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后经济繁荣时期。一种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一种性别化的家庭模式，男女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丈夫作为上班族提供家庭收入，妻子作为家庭主妇管理家务并养育孩子。更好的健康状况和营养意味着预期寿命迅速延长，政府政策鼓励人们组成“三代同堂家庭”（三世代家族）来应对快速老龄化的社会。 在战后初期，由父母或媒人安排的相亲结婚仍然是主流，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自由恋爱结婚”的数量稳步增加。这两种婚姻方式的区别变得模糊：父母在“安排”婚姻之前几乎总是会先征求年轻人的意见，许多年轻人会请雇主或老师作为他们“自由恋爱结婚”的媒人。如今，每20对已婚夫妇中只有一对将他们的结合描述为包办婚姻，即使是从相亲开始，双方也往往会谈上几年恋爱。五分之三的夫妇是在工作场所或者通过朋友或兄弟姐妹认识的。
日本的在线约会服务曾因被视为招揽性交易（常常是与未成年女孩）、存在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以及使用诱饵账号（在日语中称为“おとり”或“さくら”）来拖延用户以延长他们的订阅期而声名狼藉。像拥有800万用户的Pairs或Omiai这样的新服务引入了身份验证、年龄限制、严格的审核机制，并利用人工智能为认真寻找伴侣的人安排配对。用户资料通常包括年龄、所在地、身高、职业和薪资，也可能包括兴趣爱好和家庭相关的信息。
“相亲活动”这个词自2007年以来变得流行起来：它反映出一种专业的相亲服务行业，这些服务通常通过社交活动来安排潜在伴侣之间的见面，并且常常包括交换简历。日本的婚姻介绍所（结婚相谈所）以及它们所属的协会，自2005年以来越来越受欢迎。日本政府也发布了一些关于使用婚姻介绍所的文件，特别是将促进国际婚姻作为应对人口下降问题的一种方法。
关于不婚及晚婚趋势的分析.
日本近几十年来，平均结婚年龄逐年上升，未婚率也在上升，不婚主义、晚婚趋势日益明显。一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她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受薪劳动者）。如今，女性自身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收入，因此不再处于“不结婚就无法生存”的境地。
此外，日本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导致育儿（尤其是男性参与育儿）变得困难。“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结婚”这样的社会观念（对结婚的强制要求）逐渐淡化。女性社会地位与男性趋于平等，这也引发了女性对于因结婚、生育而暂时退出职场的担忧，原因是多方面的。另外，与结婚相比，一些地方自治体对单身父亲等只生育孩子而不结婚的情况提供育儿支持，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以下列举的观点来自作为婚姻中介顾问得以长期观察众多晚婚男女的白河桃子女士。这仅仅是一些晚婚男女的例子，并非是学者在对全体成年男女进行科学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和考察。
文化.
日本人对于提交结婚申请书的行为，在俗语中会说“籍を入れる（入籍）”，媒体等有时也会用“入籍”来表述，但这与户籍法上的“入籍”含义不同。户籍法上的“入籍”指的是成为已有户籍中的一员。已有户籍是指存在户主的户籍，要加入其中，只能成为户主的配偶，或者作为子女（包括养子女）被添加到户籍中。在户籍法上，结婚时如果是初婚（且没有进行分籍的情况），结婚申请书被受理后，双方会从原来各自所在的父母户籍中分离出来，建立新的户籍，夫妻二人构成这个新户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属于户籍法上的“入籍”。不过，如果有离婚或分籍的经历，当事人就会成为户主，此时迎接配偶进入自己的户籍，从户籍法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入籍”，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同样，“结婚申请书”有时会被表述为“入籍申请书”，但入籍申请书是父母离婚或收养时，子女进入另一个（基本上是非户主一方的）户籍所提交的申请书，严格来说与结婚申请书完全是两回事。
近年来，出于想要实现夫妻别姓等原因，不提交结婚申请书而选择事实婚姻的情侣也在增多。即使在法律上没有提交相关申报，也会根据两人是否同居、同居时间长短、关系状态等判断标准，来判定“两人事实上处于婚姻状态/曾处于婚姻状态”等情况。而且在住民票上可以记载“夫（未申报）”“妻（未申报）”等内容。详情请参考事实婚姻的相关条目。
此外，作为结婚的近义词，从一方的角度出发的表述有“嫁入り（嫁入）”“舆入れ（迎娶）”“婿入り（入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