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高乐

麦高乐爵士（，），前香港政府官员，1991年8月至1995年8月任财政司。他是最后一位出任财政司的外籍人士，任内提出香港式「共识资本主义」（consensus capitalism）概念。
生平.
早年生涯.
麦高乐在1940年1月6日生于英国苏格兰，父母分别名叫乔治·亨利·托奇·麦高乐（George Henry Torquil Macleod）和鲁思·纳塔利·韦德（Ruth Natalie Wade）。麦高乐在1958年至1962年入读伯明翰商学院（今伯明翰市大学的一部份），后在1962年升读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主修哲学，1966年毕业，并取得「文学硕士──社会科学荣誉学位」。
另外入读伯明翰商学院期间，麦高乐曾自1958年至1962年在伯明翰的斯图尔特及劳埃公司（Stewarts &amp; Lloyds）兼任商务见习生，并在1962年取得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准会员（ACIS）资格。
殖民地生涯.
麦高乐大学毕业后，旋即在1966年9月获聘到香港政府政务职系出任政务主任，未几在1967年出任徙置事务处政务主任（屋村）。在1970年，他复获港府补送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深造，并取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文凭。
学成归来后，麦高乐在1971年6月改任辅政司署助理秘书，翌年7月获晋升为高级政务主任，并在1973年4月升任助理财政司。在1974年4月，他复获晋升为首长级丙级政务官，同年升任首席助理铨叙司，至1977年4月短暂出任副社会事务司，与陈方安生共事，至同年5月再被改派任副铨叙司。
在1980年4月，麦高乐获晋升为首长级乙级政务官，至1981年9月获委任为副新界政务司，当时上司为钟逸杰爵士。在同年12月1日，由于政府改组，新界政务署改成政务总署，其职位亦改为隶属于政务总署。到1982年2月，麦高乐被派到政务总署新界民政署出任荃湾市镇专员兼理民官，后在1982年4月任政务总署荃湾高级政务专员。
麦高乐在1983年2月获调回政府中央，并获擢升为贸易署署长兼首席谈判代表，任内，时任贸易署副署长的曾荫权曾经是他的下属。另外，麦高乐在1985年9月获晋升为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1986年9月再获晋升为首长级甲级政务官，到1987年4月获委任接替何鸿銮为工商司，不久在1988年3月晋升为布政司署司级政务官。
在1989年3月，麦高乐被委任为副财政司，后在1989年4月，其职位因政府改组而易名库务司。
在1991年4月，麦高乐获港督卫奕信爵士任命为财政司，接替即将退休的翟克诚爵士，及后麦高乐在1991年8月12日正式上任。
财政司生涯.
经济繁荣.
麦高乐在任财政司期间，香港经济急速发展，他上任的时候，港府的外汇基金储备达2,361.21亿港元，位列全球第十二位，而1991年的全年生产总值为6,429.30亿元，人均全年生产总值则为111,721港元。受惠于股市畅旺及楼价上扬，政府在他任内年年达到减税增支和提高财政盈余的目标。
在金融市场方面，麦高乐在1992年10月1日更表示全球资产最大的一百家银行中，有八十三家有在香港经营业务，认为香港已成为主要国际银行业中心。为对金融市场进一步作出有效监管，港府又在1993年4月1日正式合并外汇基金管理局与银行业监理处为金融管理局，以维持货币及银行体系的稳定。
财政预算.
麦高乐曾发表过四份《财政预算案》。
在1992年3月发表的首份《财政预算案》中，尽管当年政府盈余高达141亿元，但麦高乐仍然坚持分别调高利得税和差饷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一点五，以用于新机场的建筑开支；同时，麦高乐只提出个人免税额由41,000元提高至46,000元，以作为税务宽减。由于当年是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后的首份《财政预算案》，为了争取民意支持，有关预算案遭到港同盟直选议员的一致反对，同时亲政府的启联也对预算案有保留。
当时港同盟与启联联手向港督卫奕信勋爵提出要求取消有关利得税和差饷的修订，但意见遭卫奕信拒绝，而麦高乐更扬言「预算案连一个逗号也不能修改」。然而，麦高乐后来突然表示修改税收较预期为多，自动取消了有关修订。修订取消后，有关预算案重新得到启联的支持，但港同盟则维持反对立场，最终预算案在十八票反对，两票弃权和三十六票支持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创下香港开埠以来取得最多反对票纪录的《财政预算案》。
有关差饷的问题在1994年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再度被立法局提出，当时，汇点、自由党和港同盟不约而同要求麦高乐承诺调低差饷，而汇点更以投反对票要胁，惟有关建议为麦高乐坚拒。后来立法局三大政党先后向立法局主席施伟贤爵士及时任港督彭定康提出有关修订，但也先后被拒，结果彭定康在当年遭立法局破天荒地通过谴责动议。
虽然麦高乐的首份预算案备受抨击，但总体上，由于配合时任港督彭定康的亲民作风，加上经济持续强劲，他往后的三份预算案都采取大量令市民受惠的措施。首先在个人免税额方面，麦高乐在1993年的预算案中把免税额由1992年的46,000元大幅扩大至56,600元，其后更分别在1994年和1995年的预算案把个人免税额上调至72,000元及79,000元。其次在社会及公共开支分面，他亦作出了大幅调整。当中在1993年3月的的预算案入面，麦高乐又提出一个预算为170亿元的「十大建设」计划，内容包含基建、教育和福利等等，而资助机构的员工待遇同时也获得改善。
此外，麦高乐也在1993年宣布改革沿行的「公援」为「综援」，计划大幅提高香港超过十万名贫困人士的援助金额。另外他还确认港府注资23亿元到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奖券基金，以扩展1997年以前社会福利服务，并支付资助机构的经常性支出。
至于在基建方面，尽管新机场、青屿干线、三号干线、北区医院等大型基建都在其任内施工，但麦高乐仍然能够有效控制工程的开支。在1993年3月，麦高乐估计港府1995年至1996年财政年度，基建开支将为531亿元，但到1995年3月的时候，估计开支则大幅减至仅365亿元。
共识资本主义.
有关于麦高乐的财政哲学，他在1992年上任财政司不久，就高调地在《南华早报》表示「积极不干预主义」已经过时，他更直言「它的有用性已于年前耗尽」。相反，在1995年的预算案中，他则将自己的财政哲学归纳成香港式的「共识资本主义」，当中他表示「政府必须鼓励自由进取及竞争，同时促进公平及扶助有需要者」，他提出了两点原则来解释其理念：
为实践其理念，麦高乐任内打破制定《财政预算案》的传统，积极地向立法局议员咨询意见，并经常主动讨论有关收支建议的措施，因此其开明务实的工作态度获得不少好评。至于综观麦高乐任内，港府的确在楼市（例如在1993年确立「七成按揭」指引）、股市和金融市场作出规管；而社会福利开支方面，在1992年至1993年的财政年度，有关开支占整体公共开支的百分之六，到1995年至1996年的财政年度则上升至百分之七点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之比率，却由1992年至1993年财政年度的百分之十八点八，降至1995年至1996年的财政年度的百分之十七点六。
面对有关共识资本主义的概念，学者曾澍基认为，香港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其实「早已死亡」，而麦高乐任内的做法，亦只是其前几任财政司施政的一个延续，而另一学者张炳良亦指出港府自1990年代以来的确甚少或避免提及积极不干预主义方针。不过，麦高乐的继任人曾荫权则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麦高乐的共识资本主义并不代表港府已放弃自由市场经济哲学，他亦不同意不再提出积极不干预主义，就等如支持政府积极干预。至于麦高乐亦曾补充到，指出「香港的经济哲学是不难说明的。这就是我们承诺鼓励创业、承诺奉行低税制、承诺奉行自由市场及自由贸易。」而当中的「承诺」则「或可称为共识资本主义」。
提早卸任.
为了配合彭定康的公务员本地化政策，麦高乐在1995年8月31日卸任财政司一职，并由华人库务司曾荫权接任，麦高乐遂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后一位外籍财政司。早在麦高乐于1980年代出任贸易署署长时，曾荫权就曾经为麦高乐的下属，并获得麦高乐的器重。而麦高乐在任财政司期间，更在1993年钦点曾荫权为库务司，曾荫权在任库务司时，亦曾在麦高乐外出公干时署任财政司，因此被视为日后出任财政司「铺路」。
卸任以后.
麦高乐在卸任以后离开香港，并返到苏格兰爱丁堡定居。麦高乐自1995年至2002年出任苏格兰社区基金（前称喀里多尼亚基金）董事；1995年至1999年出任高地酿酒厂（Highland Distilleries）董事；另外又在1997年至2003年出任JP摩根大通富林明亚洲投资信托（前称富林明亚洲投资信托）主席。而自1995年至今，麦高乐一直是苏格兰东方小型公司信托（Scottish Oriental Smaller Cos Trust）的董事。
「FS」车牌.
在麦高乐以前，历任财政司的座驾皆使用「2」号车牌（「1」号车牌则由警务处长所有）。在1993年，在其政务助理张建宗的建议下，麦高乐决定将「2」号车牌公开拍卖，并将拍卖所得的950万港元善款全数捐赠予公益金。自此，历任财政司和主权移交后的财政司司长，均以「FS」作为座驾车牌。
家庭.
麦高乐在1970年6月1日在香港与菲奥纳·玛丽·坎贝尔（Fionna Mary Campbell）结婚，两人育有一女一子，分别名凯特（Kate，1972年2月8日－）和托奇·马格纳斯（Torquil Magnus，1973年8月27日－）。麦高乐之子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务，2007年11月娶韩裔女子为妻。
麦高乐的兴趣包括高尔夫球、步行和红酒，他是香港会及香港游艇会（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等等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