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赎世主会四川福传史

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曾于1934至1952年间在四川省传播天主教信仰。四川是赎世主会教士在华的第一个永久传教驻地，他们主要活跃于成都宗座代牧区和宁远宗座代牧区。
背景.
赎世主会西班牙教省（）于1920年代期间应教宗庇护十一世之邀前往河北省宣化宗座代牧区的主徒会协助义大利教士刚恒毅作事工。
1928年2月，西班牙教省委派罗理格（）、何塞·莫兰·潘（）和塞贡多·贝拉斯科·阿林纳（） 三名传教士前往华北地区，他们于同年4月9日抵达北京。
襄助主徒会事毕之后，他们开始在河南省西平县传道。由于当地居住条件恶劣，其中两名教士在两天内相继逝世，包括塞贡多·贝拉斯科。为塡补空缺，教会派遣来自瓦伦西亚地区的毕生德·贝伦克·埃斯特班（）前往传教区。
他们在西平传教五年，有人受洗接受天主教。期间毕生德·贝伦克和另一名教士于1930年被派往时属广州法租界的沙面岛，他们称其为「天堂小岛」。但好景不常，两年后他们受命返回西平。
四川福传.
初期.
1934年，西班牙赎世主会传教团在地处西南内陆的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寻得落脚点。相较于其他各省，该地区在当时教徒众多，冬季也不比北方严寒。此外，传教团还在成都寻得一间环境舒适的住处。他们于1934年4月24日置办教产，成都成为赎世主会在华的第一个永久传教驻地。他们当时主要居住在羊市巷，位于今青羊区西御河街道辖下的羊市街社区。
传教团在写给西班牙教省会长何塞·马奇涅纳（）的信中表示对四川福传更有信心，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当地教徒对信仰的虔诚和投入。比如每个周日信徒都会在教堂待上一整天，除非教堂关门他们绝不离开。在神职人员和父母的教导下，堂区孩童的信仰也很坚固。传教团沿用在欧洲的福传模式，几次布道的参与人数都很可观，令布道员对教徒的热心感到欣慰。对南星耀（）和毕生德·贝伦克·埃斯特班（）而言，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数名信徒在作告解后将烟枪交予神父，以此表明决心戒除鸦片。
成都代牧区的宗教生活基本保持上述模式，一直持续到1952年传教团被驱逐出境为止。1934年年末，传教团对半年以来的福传成果总结为「很令人满意」。这期间他们布道次，为神职人员、修会人员和神学生避静次。
成都福传进展顺利，传教团于1935年9月开办了一家小修院（即）。西班牙赎世主会称这种小修院为「」，该词源自拉丁文「」，意为「青年」；称入读这种小修院的神学生为「」。新开的小修院迎来了十三名「」，其中两名出自天主教世家，其余均为新进教成员。何塞·佩德雷罗（）担任修院教授，南星耀和来自加利西亚地区的担任助教。
福传工作扩展至位于四川西南部诺苏州的宁远代牧区，时任代牧是法国籍教士包明扬。1938年，诺苏州首府西昌县成为赎世主会的第二个永久传教驻地。西昌县满清时隶属宁远府，当时则属西康省境内，和西藏东部接壤。山缪·博兰（）在〈赎世主会与中国福传〉一文中写道：「西昌在田春耕神父心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在华的大部份时间都是在西昌度过。每当他提笔书写在西昌的岁月，他都会感动得甚至有点欣喜若狂。」
赎世主会中华副教省.
成都和西昌两地的赎世主会后来发展成赎世主会中华副教省（），何塞·佩德雷罗（）担任会长。同时在西昌的教会开始接手培养神父的职责。为了实施该计划，两名神学生从西班牙被派往传教区。其中一位是田春耕的弟弟何塞·坎波斯·罗德里奎兹（）。
1937年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传教团影响不小。与欧洲总会的沟通几乎被完全切断，只有零星的信件和讯息抵达西班牙，一度在当地引起焦虑。1942年，佩德雷罗会长透过英国驻重庆大使薛穆报告了教省状况。成都是日本轰炸的焦点，有时炸弹刚好落在赎世主会会馆附近。1941年的一个晚上，该市的死亡人数估计为人。成都代牧骆书雅关闭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大小修院（神学院），赎世主会也被迫解散了成都和西昌的小修院。直到美国人参战后，情况才开始好转。
在此期间，南星耀（）结识了驻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之女，她对基督教新教差会在成都开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内的宗教生活甚为不满。1942年，南星耀到协合大学拜访董育德，并借给她一些关于天主教的书籍。次年她改宗天主教，于成都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受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的动荡局面。冲突初期，随著共产党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中国经历了一段恐怖时期。田春耕将1945至1948年描述为「暴力迫害」时期，并在1947至1948年之间的「血腥冬季」达到高峰。到1948年中期，田春耕记述道，共产党似乎变得比以前「宽容」，暴力野蛮行径有所缓解。山缪·博兰认为，「说毛泽东政权是一个宽容的时代，未免太仁慈了。特别是，新近崛起的共产中国对教会相当敌视。」1947年，因共产党的迫害，席德懋（）被迫放弃了在四川的传教工作。他远走墨西哥，之后辗转到瓜地马拉，1955年被任命为赎世主会中美洲副教省会长。
赫玛类（）大约在这个时期被任命为中华副教省会长。他于1930年岁时晋铎成为神父，随即前往英格兰学习英文，1931年加入在河南省的西平传教团，1933年11月转移到成都。在川省首府，除了常规的传教工作外，他还负责管理，并成为时任会长佩德雷罗的。1934年春，以赎世主会创办人亚丰索·利古里的传教模式为基础指引，他和席德懋数次参与区域传教活动。对于如何巩固赎世主会在中国的发展，赫玛类在1940年的个人记述中描述了传教团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他于1941年返回西班牙，同年在格拉纳达创办赎世主会玛利亚女子平信徒协会（），作为四川传教团的后援，同时藉巡回布道会在西班牙各地讲述传教情况。1948年12月17日赫玛类回到成都。
继成都和西昌之后，1947年赎世主会在北京成立了第三个传教站，但只持续到1948年11月底就被迫关闭。成都和西昌的传教工作相对乐观。田春耕在他的著作中述及1949年时成都传教团的活力。他应会长赫玛类的邀请前往成都，两人一同参与在市郊开展的传教活动。该次传教成果被描述为「非常出色」。不过当时随著共产主义威胁的加剧，许多宗教人士已经离开成都。四川的两个传教团也即将消失在共产政权的统治下。
尾声.
1950年，共产党军队进入四川，他们承诺「一个幸福的新时代即将来临，血腥冬季的恐怖已成为过去。」最初的几个月看似平静，直到1951年，赫玛类成为共产党憎恨的目标。原因是他在赎世主会小圣堂内布道时，鼓励信徒在即将到来的考验中保持对信仰的坚定。当时同他一起传教的还有刚巴诺（）和阿夫雷多·丰特斯（）两名教士。丰特斯被判立即驱逐出境，另外两人则被判入狱五个月。
赫玛类在监狱中依亚丰索·利古里冥想模式记录下内心反思。对刚巴诺来说，监禁期间的经历也许更为严酷，因为可以听见他在受审时剧烈的情緖爆发。此外，在一次批斗会中，一个叛教的女人被带进来指认刚巴诺的「罪行」，她「猛烈抨击他，说他不适合当神父，甚至认为他根本不是人，连动物都不如，堪比畜牲」。她继续表示到，「此人不应该留在我们当中，成都基督教团体请求政府为了教会利益将此人驱逐出境。」
10月24日，在监狱大院内召开了对赫玛类和刚巴诺的审判会。次日，他们被判驱逐出境。二人启程前往英属香港，十六天后于11月9日抵达目的地。田春耕写道：「在英属香港，他们终于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田春耕和南星耀在离开四川后辗转到葡属澳门，二人于1955年9月在当地开办了永援中英学校（今陈瑞祺永援中学），名称取自永援圣母，赎世主会是该圣像的保管人。田春耕的弟弟何塞·坎波斯则于1951年前往墨西哥传教。
1951年，圣母小昆仲会西昌会长（姓氏「李」为音译）的葬礼在西昌赎世主会小圣堂地下室秘密举行。亚尔伯·李原是河北河间人，后定居四川西昌并成为宁远教区的知名教会人物。1951年因拒绝共产主义被捕入狱并遭到酷刑折磨，三个月后被解放军枪杀殉道。南星耀著有亚尔伯·李的生平传记。
传教团的「元老」成员罗理格（）在河南西平传教结束后，就一直留在四川作事工。和他一起的还有何塞·米格莱斯（），也是自西平时期就加入传教团的成员。和其他同工相比，他们没有遭遇虐待监禁，但他们的房屋财产均被没收。他们流落街头数月，直到1952年年初获准离开中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群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经过三周的旅程，他们抵达中港边境线上的罗湖桥。山缪·博兰写道：「罗理格神父很不情愿地成为最后一个越过边境的人。」
1952年5月6日，玛弟亚神父（）和米伯铎（，姓氏「米」为音译）发下入会誓言，成为最早加入赎世主会的华裔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