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J·安斯林格

哈里·雅各布·安斯林格（Harry Jacob Anslinger，）是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曾在赫伯特·胡佛、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肯尼迪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财政部首任局长。他支持禁酒令，主张将酒精以外的所有毒品定为犯罪——因为支持禁酒意味着他不支持将酒精定为犯罪——并带头发起了反毒品政策运动。 
安斯林格被认为是禁毒战争的早期支持者，因为他热心提倡和推行严厉的毒品惩罚，特别是针对大麻。 作为禁毒战争的宣传者，他专注于妖魔化种族和移民群体。 
安斯林格担任局长长达32年，任期之长史无前例，直至1962年。之后，他又担任了两年美国驻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代表。安斯林格曾经的职责，如今大部分都归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管辖，而他所管理的机构正是美国缉毒局（DEA）的前身。
早期生活.
安斯林格于 1892 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尔图纳。他的父亲罗伯特·J·安斯林格是瑞士德国人，生于瑞士伯尔尼，是一名理发师。他的母亲罗莎·克里斯蒂安娜·弗拉特出生于巴登大公国（今德国一部分）。 1881 年，全家移民到美国。罗伯特·安斯林格在纽约工作了两年，然后搬到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建立的小镇阿尔图纳。1892 年，也就是哈利出生的那一年，罗伯特·安斯林格去宾夕法尼亚铁路工作，寻求更稳定的工作。
哈里·安斯林格追随父亲的脚步，前往宾夕法尼亚铁路工作。八年级毕业后，他从一年级开始就和父亲一起在铁路上工作。14岁时，他继续在当地高中上上午的课，下午和晚上则为铁路工作。1909年，17岁的哈里没有获得高中毕业证，于是进入阿尔图纳商学院学习，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接受了额外的辅导。1912年，他获得休假，得以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攻读了为期两年的商业和工程副学士学位课程，同时利用周末和假期工作。 
声名鹊起.
安斯林格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声名狼藉。1915年，23岁的他担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调查员他进行了一项详细的调查，发现一名鳏夫在一次铁路事故中索赔的5万美元是欺诈性的。他为公司挽回了损失，并晋升为铁路警察局长。 [""]
1917年至1928年，安斯林格为多个军事和警察组织工作，致力于阻止国际毒品贩运。他的工作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德国到委内瑞拉，再到日本。他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毒品政策，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毒品政策，尤其是那些尚未就毒品问题进行内部辩论的国家，因此广受赞誉。 [""]
1929年，安斯林格结束国际巡演回国，接替列维·G·纳特担任禁酒局麻醉品处助理局长。 当时，腐败和丑闻笼罩着禁酒和麻醉品机构，纳特因儿子与黑帮和私酒贩子阿诺德·罗斯坦的商业关系而卷入丑闻。 随后的改组和重组为安斯林格奠定了基础，他被认为是一个诚实和清廉的人物，不仅在职位上，而且在政治地位上都有所提升。 安斯林格还承担了纳特作为联邦麻醉品管制局局长的全部职责，该委员会在不到一年的 1930 年 6 月解散。 
1930年，38岁的安斯林格被任命为财政部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的创始局长。 财政部打击酒精（当时仍处于禁酒令时期）和违禁药品的非法贸易，主要原因并非将其视为属于其他政府职权范围内的社会弊病，而是将其视为未征税收入的损失。安斯林格由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安德鲁·W·梅隆（他妻子的叔叔）任命，获得了10万美元的预算和广泛的职权范围。 
反对大麻运动（1930-1937）.
1860年，纽约州的地方法律开始对大麻（ "cannabis sativa"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文献中常被称为“印度大麻”）作为一种药物进行限制。 [""]随后，许多其他州也纷纷出台地方法律，并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陆续出台了州法律。 | 1906年的联邦《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对含有“印度大麻”的专利药品的标签进行了规范。1925年，在第二次国际鸦片公约中，美国支持对“印度大麻”作为药品的使用进行规范。 国际鸦片公约的建议促使了1925年至1932年《统一州麻醉品法》的制定。 
安斯林格直到1930年左右才开始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安斯林格收集了大麻导致犯罪和暴力的故事，而忽略了允许其他解释的证据。沃尔特·布罗姆伯格医生指出，药物滥用和犯罪之间有着很大的混淆，他所审查的2,216起刑事定罪案件中，没有一例与大麻的影响有明确的联系。 他还忽略了美国医学会转发给他的一份讨论稿，其中30名药剂师和制药业代表中有29人反对他禁止大麻的提议。其中一份声明声称该提议“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必要。我从来不知道它被滥用。”然而，只有唯一的反对者（他指出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位大麻成瘾的医生）保存在了调查局的档案中。 
作为联邦麻醉品管制局局长，安斯林格在1936年寻求并最终收到了有关吸食大麻的报告，而这一现象在 1937 年继续加速蔓延。在此之前，吸食大麻的情况相对较少，并且仅限于西南部，尤其是墨西哥边境一带。 [""]
宣传大麻危害公众健康.
该局首先准备了一份立法计划，寻求国会通过一项新法律，将大麻及其分销直接置于联邦管控之下。其次，安斯林格在电台和主要论坛上发起了一场反对大麻的运动。 他的观点清晰、意识形态化且带有判断性：
安斯林格利用大众媒体作为平台，并得到了黄色新闻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大力支持，将反大麻情绪从州一级推向了全国性运动。他利用所谓的“戈尔档案”（一系列来自警方报告的引言）生动地描述了吸毒者造成的犯罪行为。这些引言的措辞简洁明了，如同警方报告的语言一样。他发表在"《美国杂志》"上最臭名昭著的报道是关于杀害自己家人的维克多·利卡塔的： 
1937年的反大麻电影"《大麻狂热》"曾提及这个故事。这是安斯林格“戈尔档案”系列记录的 200 起暴力犯罪之一。 后来发现，利卡塔杀害家人的原因是严重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在他年轻时就被诊断出来，而不是因为使用大麻。 研究人员现已证明，安斯林格错误地将“戈尔档案”中的 198 个故事归咎于使用大麻，其余“两起案件无法被推翻，因为没有关于这些犯罪的记录”。 在1937 年的《大麻税法》听证会上，安斯林格在国会作证时重提了 1933 年的利卡塔杀人案。 
种族偏见.
在20世纪30年代，安斯林格的反大麻文章经常包含种族主义主题， 以至于当时的保守派政客一度仅仅因为安斯林格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就要求他辞职： 
尽管这些故事通常都是真实的（无论大麻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但安斯林格的基本态度却体现在与任何特定故事无关的评论中，例如：
据约翰·哈里 (Johann Hari)称，安斯林格领导下的联邦麻醉品局 (FBI) 之所以将比莉·霍利戴 (Billie Holiday)列为目标，是因为她1939年演唱的歌曲《奇异的果》(Strange Fruit ) 批评了种族主义私刑。哈里写道，在霍利戴拒绝停止公开谈论种族主义之后，安斯林格派了一名特工跟踪她。 据哈里称，安斯林格以禁毒战争为借口，让联邦麻醉品局在禁毒期结束后无所作为。哈里称，安斯林格憎恨瘾君子、拉美裔和非裔美国人，安斯林格“种族主义倾向太强，在20世纪20年代被视为疯狂的种族主义者”。 然而，这些指控一直存在争议，历史学家刘易斯·波特 (Lewis Porter)指出，“联邦政府并没有反对歌曲《奇异的果》，也没有任何运动对其进行压制”，而霍利戴之所以被麻醉品局追捕，主要是因为她的吸毒史。波特写道，约翰·哈里2015年出版的"《追逐尖叫：毒品战争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一书中，提出了霍利迪因演唱《奇异的果》而成为攻击目标的指控，而且在此之前，这种说法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出现过。 
安斯林格在他1964年出版的书"《保护者"》中，有一章名为“爵士乐和垃圾不能混在一起”，讲述了黑人爵士音乐家比莉·霍利戴 (Billie Holiday) 和查理·帕克 (Charlie Parker) 的故事。比莉·霍利戴因涉嫌吸食和持有毒品而在临终前被戴上手铐 ，而查理·帕克则在多年非法吸食海洛因和酗酒后去世：
安斯林格希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场针对爵士音乐家的搜捕行动，并保存了一份名为“大麻与音乐家”的档案。 
活动评估.
一些批评安斯林格的人声称，他反对大麻的运动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利益，而不是社会福利。 其中一个例子是，杜邦公司、石化利益集团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合谋发起了轰动一时的反大麻运动，以消除工业大麻作为合成材料的工业竞争对手。然而，杜邦公司和工业历史学家否认尼龙的发展与工业大麻相关法律的变化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并指出尼龙从一开始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直到1934年，也就是安斯林格任职的第四年，他才将大麻视为对美国社会的严重威胁（华莱士·卡罗瑟斯于1935年2月28日首次合成尼龙）。这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与美国的种族或工业问题无关；国际联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对大麻实施限制，美国许多州在安斯林格上任之前的几年里也开始限制大麻。1935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司法部长都公开支持这场运动。 安斯林格的努力是政府更广泛推动的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警示公众对娱乐性毒品的危害并将其取缔。他这样做是出于他自己的目的。 
1939年，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发起成立了拉瓜迪亚委员会（La Guardia Committee），这是首个对吸食大麻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的机构。该委员会系统性地驳斥了美国财政部关于吸食大麻会导致精神错乱的说法，并认定“吸食大麻并不会导致医学意义上的成瘾”。 该报告于1944年发布，激怒了安斯林格，他谴责该报告不科学。 
晚年.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安斯林格因拒绝停止试图阻止由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尔弗雷德·R·林德史密斯编辑的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医学协会关于麻醉品成瘾的联合报告而受到审查。 林德史密斯撰写了其他著作，包括"《阿片类药物成瘾》" （1947年）、 "《瘾君子与法律》" （1965年）以及许多谴责将成瘾定为犯罪的文章。林德史密斯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批评了毒品战争，他特别谴责了安斯林格的作用。 AMA/ABA 之争有时被认为是导致安斯林格不再担任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原因。 
安斯林格晚年还遭受了精神崩溃，其特点是严重的偏执和非理性想法，比如认为毒瘾会“传染”，瘾君子必须被“隔离”，或在世界各地谈论“秘密阴谋”；他最终因为这种崩溃而住院治疗。 
1961年2月，安斯林格意外地被约翰·F·肯尼迪总统重新任命。新总统倾向于启用更年轻的公务员来振兴政府，到1962年，安斯林格已经70岁，达到了他这个职位的强制退休年龄。此外，在前一年，他目睹了妻子玛莎因心力衰竭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失去了一些干劲和抱负。 1962年5月20日，安斯林格70岁生日那天，他向肯尼迪提交了辞呈。但是，由于肯尼迪没有继任者，安斯林格继续担任他每年18,500美元（按2014年通胀因素调整后为145,733美元）的职位，直到当年晚些时候。 8 月，亨利·焦尔达诺接替了他的职位。 此后，他担任了美国驻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代表两年，之后退休。 
到1973年，安斯林格已完全失明，前列腺肥大，并患有心绞痛。讽刺的是，安斯林格去世时，正在接受常规剂量的吗啡治疗，而这种药物正是他治疗心绞痛的处方药。 
此外，安斯林格还向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吗啡，而麦卡锡同时沉迷于酒精和吗啡。当安斯林格试图劝说麦卡锡戒掉吗啡时，麦卡锡提醒他这可能会引发公众丑闻。安斯林格最终妥协，并持续向麦卡锡提供吗啡，这些吗啡由联邦调查局支付，并从当地一家药店购买。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麦卡锡1957年去世
1975年11月14日下午1点，安斯林格因心力衰竭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的原仁慈医院（后来称为阿尔图纳地区卫生系统的 Bon Secours 医院院区，现已不复存在）逝世。 享年83岁，被安葬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利迪斯堡的霍利迪斯堡长老会公墓。
他身后留下了儿子约瑟夫·利特·安斯林格（Joseph Leet Anslinger）和一个妹妹。根据约翰·麦克威廉姆斯（John McWilliams）1990年出版的"《保护者：哈里·J·安斯林格与联邦麻醉品局（1930-1962）》一书，"安斯林格的儿媳比娅（Bea）当时仍住在安斯林格位于霍利迪斯堡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