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运动者爆炸和纵火行动

在1912年至1914年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妇女参政运动者策划了一场爆炸与纵火行动。这场行动由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WSPU) 发起，是其争取女性参政权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在艾米琳·潘克斯特等WSPU关键人物的领导下，行动目标包括基础设施、政府建筑、教堂及普通公众。行动中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纵火、信件炸弹、暗杀未遂等多种直接行动和暴力手段。这些攻击至少造成四人死亡，以及至少24人受伤（包括两名妇女参政运动者）。 随著1914年8月战争爆发，这场行动在尚未为女性争取到投票权的情况下停止，妇女参政运动者承诺暂停行动以支援战争。
当时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和政府当局都将这些纵火与爆炸攻击描述为一场恐怖主义运动。同时代的新闻媒体，无论是在联合王国还是在美国，也将这些事件称为恐怖袭击。C. J. 贝尔曼 (C. J. Bearman)、瑞秋·莫纳汉 (Rachel Monaghan) 以及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芬·里德尔 (Fern Riddell)和雪儿·约根森-厄普 (Cheryl Jorgensen-Earp) 等学者，也将此行动归类为涉及恐怖行为的运动。
背景.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各地成立了多个争取参政权的社团，它们都致力于推动女性参政权——在当时，只有部分男性拥有议会选举的投票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妇女参政运动者」(suffragettes) 成为一个新组织——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WSPU) 成员的流行称呼。 该联盟由艾米琳·潘克斯特和她的女儿们于1903年创立，采用直接行动来争取女性参政权。 联盟的座右铭「行动胜于言辞」(deeds, not words) 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经过数十年的和平抗议后，WSPU认为需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才能让政府倾听女性权利的诉求。 从1905年起，WSPU的活动变得日益激进，其成员也越来越愿意透过破坏财产和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违法。 WSPU的支持者曾冲击议会、对政治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并砸毁政府大楼的窗户。 在一次事件中，一名妇女参政运动者在布里斯托火车站的月台上，用马鞭袭击了未来的英国首相 温斯顿·邱吉尔。
然而，在1911年之前，WSPU仅零星地使用暴力，且几乎完全针对政府和文官。 WSPU并非唯一激进的妇女参政团体。妇女自由联盟 (Women's Freedom League) 在1909年伯蒙德西补选中用酸液攻击投票箱，导致一名选举主任一只眼睛失明，并使自由党代理人的颈部严重烧伤。 艾米莉·戴维森，一位后来因在1913年叶森德比中被国王的马撞死而闻名的妇女参政运动者，曾于1911年12月在伦敦策划了数起攻击，但这类攻击在当时并不常见。 12月8日，戴维森试图用一块浸泡过煤油并燃烧的布，放进信封里，企图烧毁繁忙的舰队街上的邮局，但火势并未蔓延。 六天后，戴维森在伦敦市放火烧了两个邮筒，之后再次试图纵火焚烧位于议会街的邮局，但在行动中被捕并入狱。
1911年后，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暴力行为逐渐转向商业机构，随后更扩及普通公众。 这种暴力行为得到了WSPU领导层的鼓励。 特别是WSPU领袖艾米琳·潘克斯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潘克斯特，积极策划了一场她自称为「恐怖统治」的行动。 艾米琳·潘克斯特表示，这场行动的目标是「让英格兰及英国生活的每个部门都变得不安全」。
行动.
行动的开始.
1912年6月和7月，五起严重事件标志著这场行动的正式开始：三位反对妇女参政的内阁大臣的住所遭到攻击、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被放置在内政大臣的办公室，以及都柏林皇家剧院在观众观看演出时被纵火和投掷炸弹。 对皇家剧院的攻击是妇女参政运动者所犯下最危险的攻击之一，由玛丽·利、格拉迪斯·埃文斯 (Gladys Evans)、莉琪·贝克 (Lizzie Baker) 和梅布尔·卡珀执行。她们试图在英国首相 H·H·阿斯奎斯出席的一场座无虚席的午间日场演出期间放火焚烧剧院。 一个火药罐被放置在舞台附近，汽油和点燃的火柴则被扔进放映室，那里存放著高度易燃的电影胶卷。 当天稍早，利曾向阿斯奎斯投掷一把手斧，但差点击中，仅划伤了爱尔兰议员约翰·雷德蒙德的耳朵。 四名执行皇家剧院攻击的妇女参政运动者随后被控犯下可能危及生命的罪行。
纵火攻击在1912年余下的时间里持续不断。 此外，一些破坏行为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例如皇家巴摩拉城堡的高尔夫球场的旗帜被换成紫色、带有反对内阁大臣口号的妇女参政标语，以及巴勒特至布雷马路上的纪念喷泉遭到破坏。 10月25日，休·富兰克林在火车驶入山上哈罗站时，点燃了他所在的车厢。 他被捕并被控危害乘客安全。 11月28日，英国各地的邮箱被设置了诡雷，开启了一场为期五天的邮筒破坏行动，部分邮箱被倒入危险化学品。 与此同时，在伦敦，许多信件在邮局转运过程中起火，石蜡和点燃的火柴也被投入邮筒。 11月29日，在阿伯丁火车站，一名旁观者被艾米莉·戴维森用马鞭攻击，因为她误以为该男子是伪装的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 12月17日，波特斯巴的铁路信号被妇女参政运动者绑在一起并使其失效，意图危及火车行驶安全。
日益增多的纵火和刑事毁坏行为受到了一些WSPU成员的批评。1912年10月，两位长期支持者艾米琳·佩西克-劳伦斯和弗雷德里克·佩西克-劳伦斯因表达此类反对意见而被开除出联盟。 1912年11月，一辆被认为载有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的汽车在阿伯丁遭到一名妇女的攻击，她跳上踏板，用石头敲打车窗。 到年底，已有240人因参与激进的妇女参政活动而被监禁。
此时，克里斯塔贝尔·潘克斯特创办了一份名为《妇女参政者》(The Suffragette) 的WSPU新周报。 该报以双页篇幅报导全国各地频繁发生的爆炸和纵火攻击。 这成为该组织宣称对每次攻击负责的方式。 独立媒体也开始每周汇总报导这些攻击事件，一些报纸如《格洛斯特日报》(Gloucester Journal) 和《利物浦回声报》(Liverpool Echo) 甚至开设专栏报导最新的「暴行」。
1913年1月的行动升级.
尽管暴力事件频发，但在1913年1月初，妇女参政运动者仍然相信可以透过宪法手段争取女性投票权。 1912-13年冬季会期，一项「选举权法案」(Franchise Bill) 被提交至英国下议院，该法案草案允许一系列修正案，若获通过，将引入女性参政权。 然而，在1月24日的初步辩论后，下议院议长裁定这些修正案不合程序，政府被迫放弃该法案。 作为回应，WSPU加强了其爆炸和纵火行动。 随后的行动由WSPU领导层指导，有时甚至直接策划，其目的明确，即透过暴力威胁来恐吓政府和公众，以改变他们对女性参政权的看法。 在一次演讲中，领袖艾米琳·潘克斯特宣布发动「游击战」。
妇女参政运动者发明了信件炸弹，这是一种意图杀伤或伤害收件人的装置， 且邮寄数量日益增多。1月29日，数枚信件炸弹被寄给财政大臣 大卫·劳合·乔治和首相阿斯奎斯，但它们都在运输途中的邮局、邮筒或邮袋中爆炸。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科芬特里、伦敦、爱丁堡、北安普顿和约克等城市发生了更多针对信件和邮箱的攻击， 在阿伯丁，邮箱内的地址则被浓黑墨水涂抹掉。 2月6日，在丹地，五名邮差在处理一封寄给阿斯奎斯的含磷的妇女参政运动信件炸弹时被烧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 2月19日，劳合·乔治的住宅平福德庄园遭到炸弹攻击，两枚炸弹可能是由艾米莉·戴维森放置的。 只有一枚爆炸，严重损坏了建筑物，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爆炸发生在工人到达房屋前不久，而计时器——一根蜡烛——的粗糙性质意味著炸弹很可能在工人们在场时爆炸。 WSPU领袖艾米琳·潘克斯特因策划对劳合·乔治住宅的攻击而被捕，并被判处三年监禁。
2月至3月间，全国各地的铁路信号线被蓄意切断，进一步危及火车行驶安全。 妇女参政运动者的部分攻击灵感来自于早期的芬尼会炸药运动（1881-1885）。 尽管妇女参政运动者使用了更精密的爆炸装置，但她们从该运动中汲取了针对象征性地点的策略，例如英格兰银行和圣保罗座堂。 1913年5月，阿伯丁的艾什利路公立学校 (Ashley Road Public School) 的屋顶因火灾被毁，现场发现了纵火材料和《妇女参政者》报纸。
妇女参政运动者选择的其他目标还包括体育赛事：她们曾试图烧毁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场地，但未成功；一项在1913年足总杯决赛前夕烧毁水晶宫国家体育中心足球场看台的阴谋也被挫败。 同年，位于普林斯迪的庄园球场足球场的看台也被烧毁，造成1000英镑的损失。 被毁的球场是当时南伦敦俱乐部兵工厂（直到1914年才称为 Woolwich Arsenal）的主场。同年，这家陷入财务困境的俱乐部从南伦敦搬到了北伦敦海布里的一个新球场，至今他们仍在那里。 妇女参政运动者同年还试图烧毁普雷斯顿和布莱克本流浪者足球俱乐部体育场的看台。 这些传统上更具男性气质的运动被特别针对，以抗议男性主导地位。 高尔夫是经常被攻击的一项运动，高尔夫球场经常成为纵火的目标。 在其中一些攻击中，首相阿斯奎斯在打球时会遭到人身攻击。 一些政治家的私人花园也遭到破坏，植物被拔掉，草地被酸液烧毁并留下「为女性争取选票」的口号，其中包括阿伯丁市长亚当·梅特兰 (Adam Maitland) 的住所。
对艾米琳·潘克斯特入狱的回应.
4月4日，即艾米琳·潘克斯特因在劳合·乔治住宅爆炸案中的角色被判三年监禁的第二天，一枚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炸弹在英格兰银行外的街道上被发现。 它在首都最繁忙的公共街道之一被拆除，若爆炸可能造成大量伤亡。 该装置的残骸现陈列於伦敦的伦敦市警察博物馆。 几天后，在阿伯丁的杜西公园，草地被修剪成「释放潘克斯特夫人」的字样，棕榈温室则被墨水破坏。
铁路也成为了炸弹攻击的目标。4月3日，一枚炸弹在曼彻斯特一列经过的火车旁爆炸，飞溅的碎片擦伤了司机的头部，差点导致其丧命。 六天后，两枚炸弹被放置在滑铁卢至京斯敦的线路上，一枚放在东行列车上，另一枚放在西行列车上。 其中一枚在巴特西被发现，当时一名铁路搬运工在一个先前拥挤的三等车厢里发现了烟雾。 当天晚些时候，当滑铁卢开来的火车驶入京斯敦时，三等车厢爆炸并起火。 其他车厢满载乘客，但他们都成功逃脱，未受重伤。 这些炸弹里装满了锯齿状的金属块、子弹和铅屑。
伦敦地铁也成为目标：5月2日，一枚极不稳定的硝化甘油炸弹在皮卡迪利圆环站的月台上被发现。 尽管它有可能伤害月台上的许多公众，但炸弹被成功处理。 4月11日，位于皇家坦布里奇韦尔斯的内维尔球场的板球馆在一场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纵火攻击中被毁。 在许多攻击现场，人们故意留下《妇女参政者》报纸的复本，或潦草写著「为女性争取选票」等讯息的明信片，以宣称对攻击负责。
高爆炸性的硝化甘油被用于多枚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炸弹，很可能是由她们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实验室中生产的。 这种炸药极不稳定，硝化甘油炸弹可能仅因一次猛烈撞击就会引爆，使得这些炸弹非常危险。
在此期间，据报导年长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开始申请持枪许可证，据称是为了「恐吓当局」。 4月14日，国会议员 亚瑟·杜·克罗斯的前住所被烧毁。 杜·克罗斯一直投票反对赋予女性选举权，因此被选为目标。 杜·克罗斯房屋被毁的直接后果被影片记录下来，新闻片公司百代电影公司拍摄了仍在冒烟的废墟。 一些报社也成为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目标：4月20日，有人试图炸毁约克的《约克先驱报》(York Herald) 办公室。 4月在普利茅斯高地的斯米顿塔发现的一枚炸弹上写著「为女性争取选票。十分钟内死亡」。 5月8日，在一次布道开始时，在圣保罗座堂发现了一枚硝酸钾炸弹。 如果炸弹爆炸，很可能会摧毁历史悠久的主教宝座和大教堂的其他部分。 与此同时，妇女参政运动者的行动继续对邮政工人造成伤害，三名伦敦邮差因接触到倒入邮筒的有毒化学品而受伤。 5月14日，一枚信件炸弹被寄往据称反对女性参政权的地方法官亨利·柯蒂斯-班奈特爵士 (Sir Henry Curtis-Bennett) 在弓街的地址，企图暗杀他，但炸弹被伦敦邮政工人拦截。 两天后，妇女参政运动者再次试图在马盖特将柯蒂斯-班奈特推下悬崖来暗杀他，但他成功逃脱。
整个五月，铁路持续受到重大攻击。5月10日，在伦敦利物浦街车站的候车室发现一枚炸弹，上面覆盖著铁螺帽和螺栓，意图最大化对财产的破坏并对附近的任何人造成严重伤害。 四天后，在从滑铁卢抵达京斯敦的一列拥挤的客运列车的三等车厢中，又发现了三枚由硝化甘油制成的妇女参政运动者炸弹。 5月16日，第二次试图轰炸伦敦地铁的行动被挫败，一枚炸弹在西邦尔公园站爆炸前被发现。 另一次对铁路的攻击发生在5月27日，一枚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炸弹从一列特快列车上被扔到雷丁车站月台并爆炸，但无人受伤。 在五月份，全国各地由妇女参政运动者发动了52起爆炸和纵火攻击。
针对房屋的攻击.
在这次行动中，妇女参政运动者最常见的攻击目标是属于政治家或公众的房屋或住宅物业。 WSPU为这些攻击辩护的理由是，这些物业的业主无一例外都是男性，因此已经拥有投票权。 妇女参政运动者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拥有投票权，就应对民选政府的行为负责。 全国各地的房屋遭到轰炸或纵火攻击：1913年3月，萨里郡的私人住宅发生多起火灾，乔利伍德、诺里奇、波特斯巴和汉普斯特德花园的房屋也被纵火。 在伦敦的伊尔福德，三条住宅街道的火警线路被切断。
其他反对女性参政权的知名人士的房屋也被火灾和燃烧装置摧毁，有时是为了报复警方对WSPU办公室的突袭。 政治家的亲属的房屋也遭到攻击：位于汉普郡利普胡克附近的磨坊屋 (Mill House) 被烧毁，因为屋主是雷金纳·麦肯纳的兄弟西奥多 (Theodore)；而在伯明罕摩尔霍尔格林的一所房屋内引爆了一枚炸弹，因为该物业属于保守党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未来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的兄弟亚瑟·张伯伦 (Arthur Chamberlain)。 唐卡斯特的房屋也遭到攻击。1913年6月，一些妇女参政运动者在当地一场政治会议上被驱逐后，驱逐她们的男子的房屋被烧毁。 作为对此类行动的回应，愤怒的暴民经常攻击WSPU的集会，例如1913年5月，在唐卡斯特，1000人攻击了一场WSPU的集会。 作为报复，妇女参政运动者在该地区烧毁了更多物业。
死亡与进一步的伤亡.
1913年6月初，布拉福农村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纵火案，导致至少两名男子和数匹马死亡。 妇女参政运动者在其官方报纸《妇女参政者》中正式承认责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攻击持续威胁著生命和造成伤害。6月2日，在伦敦东南区邮政局发现一枚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炸弹，内含足够的硝化甘油，足以炸毁整栋大楼并杀死在那里工作的200人。 6月18日，一枚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炸弹在伯明罕亚德利伍德的斯特拉福雅芳运河附近爆炸，但未能炸毁堤岸。 由于在11英里内没有船闸，一旦决堤，这段运河的所有水将会涌入下方人口稠密的山谷，很可能造成生命损失。 第二天，妇女参政运动者哈利·休伊特 (Harry Hewitt) 在雅士谷金杯赛马会上拔出左轮手枪，在比赛进行中闯入赛道，当参赛马匹接近时挥舞著枪和妇女参政运动旗帜。 领头的马撞上了他，导致他和骑师头部严重受伤。 休伊特后来被送入精神病院。 这一事件是受1913年叶森德比事件启发的模仿犯罪。在1913年6月4日的叶森德比上，艾米莉·戴维森闯入赛道，扑向乔治五世的御马，导致她自己死亡，骑师也受了重伤。
1913年7月19日，伯明罕各地的邮筒被填满有毒物质，导致一名邮差严重烧伤。 同一天，伊迪丝·里格比在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大楼放置了一枚管状炸弹，并在公共大厅爆炸。 她被捕后表示，她的意图是「展示获取炸药并将其放置在公共场所是多么容易」。 8月8日，在劳合·乔治访问萨顿因阿什菲尔德镇期间，一所学校被炸毁并烧毁，后来发现如果当时楼内有人，这些炸弹可能对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12月18日，妇女参政运动者为抗议一名囚犯被关押，轰炸了霍洛威监狱的一堵墙。 监狱附近的许多房屋被炸弹损坏或窗户被震碎，一些儿童在睡梦中被玻璃碎片淋到。 其中一名肇事者在爆炸中受伤。
在其中一次较为严重的妇女参政运动者攻击中，1913年12月20日，朴茨茅斯造船厂被人为纵火，火势在工业区蔓延，导致2名男子死亡。 在火灾中，一艘战斗巡洋舰，HMS《玛丽皇后号》，不得不被拖至安全地带以避开火焰。 圣诞节前两天，诺丁汉的几名邮政工人在妇女参政运动者的信件炸弹导致邮袋起火后被严重烧伤。 到年底，《泰晤士报》报导称，全国共记录了39起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炸弹攻击事件。
1914年的攻击.
纵火和爆炸攻击持续到1914年。当年首批攻击之一发生在1月7日，一枚炸药炸弹被扔进里兹的哈伍德军营 (Harewood Army Barracks) 的围墙内，当时该军营正用于警察训练。 爆炸导致一人受伤，另有数人被震倒在地但未受伤。 2月4日，在苏格兰佩斯郡康姆里的阿伯鲁契尔城堡发生的一起纵火攻击也险些造成人员死亡。 大楼在仆人仍在屋内时被点燃，他们侥幸逃生。 次月，另一位内阁大臣，内政大臣 雷金纳·麦肯纳的住所也遭到纵火攻击。
教堂是妇女参政运动者攻击的常见目标之一，因为她们认为英格兰教会在强化对女性参政权的反对立场上是同谋。 在1913年至1914年间，有32座教堂成为妇女参政运动者攻击的对象。 1914年，数座教堂和座堂遭到轰炸：4月5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圣马田教堂被炸，窗户被震碎，碎玻璃洒向路人。 在伦敦的都会会幕教堂也发现了一枚炸弹。6月，一枚炸弹在西敏寺爆炸，损坏了加冕宝座。 当时教堂内挤满了游客，约有80至100人在爆炸发生时在场。 该装置很可能是在爆炸前片刻离开西敏寺的一群人中的成员放置的。 有些人距离炸弹仅20码，爆炸引发了恐慌，人们纷纷冲向出口，但没有严重伤亡的报导。 炸弹中装有螺帽和螺栓，以充当弹片。 巧合的是，仅100码外的英国下议院当时正在辩论如何应对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暴力策略。 下议院的许多人听到了爆炸声，并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西敏寺爆炸案两天后，在圣保罗座堂发现了第二枚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炸弹。
安妮·肯尼也于7月12日第二次试图轰炸西敏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堂，她在一次布道期间将一枚炸弹放置在长椅下后离开。 然而，炸弹被一名会众发现，而已经被特别支部侦探跟踪的肯尼在离开时被捕。 会众随后拆除了炸弹。 5月22日，丹地的一家医院也成为目标，妇女参政运动者烧毁了该建筑。
同年还发生了两起针对公职人员的预谋袭击：3月，苏格兰的医疗囚犯专员 (Medical Prisoner Commissioner for Scotland) 在公共场合被妇女参政运动者用马鞭袭击；6月3日，霍洛威监狱的医官福沃德医生 (Dr. Forward) 也在公共街道上被鞭子袭击。 7月，另一人在索尔维克因一枚妇女参政运动者的信件炸弹点燃了一列行驶中的火车而受伤。 炸弹导致一节车厢起火后，列车的警卫将燃烧物扔出火车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坏。 他的手臂被严重烧伤，但成功处理了燃烧物。 另一次试图淹没人口稠密地区的行动发生在5月7日，当时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上温德尔登 (Upper Windleden) 的彭尼斯通水库 (Penistone Reservoir) 旁。 如果成功，这次攻击将导致1.38亿加仑的水涌入下方人口稠密的山谷，但预期的决堤并未发生。
中止的阴谋.
有些攻击在执行前被主动中止。1913年3月，一项绑架内政大臣雷金纳·麦肯纳的妇女参政运动者阴谋在英国下议院和媒体中被讨论。 据报导，妇女参政运动者正在考虑绑架一名或多名内阁大臣，并对他们进行强制喂食。
根据特别支部侦探的说法，1913年WSPU还计划创建一支妇女参政运动者的「军队」，称为「人民训练团」(People's Training Corps)。 一名侦探报告称，他参加了一次集会，有300名年轻女孩和妇女聚集在一起准备接受训练，据称最终目标是强行前往唐宁街，强行监禁大臣们，直到他们承认女性参政权。 这个团体被暱称为「潘克斯特夫人的军队」。
战争爆发与行动的结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实际上导致了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爆炸和纵火行动的结束。 英国参战后，WSPU决定暂停自己的行动。 领袖艾米琳·潘克斯特指示妇女参政运动者停止暴力行动，并在对抗德国的冲突中支持政府。 从此以后，妇女参政运动者主要将精力转向支持战争。 到战争爆发时，实现女性投票权的目标仍未实现。 在战争后期，WSPU和潘克斯特领导层日益关注支持战争，导致了妇女党的创建，这是一个继续推动女性参政权，但主要关注爱国支持战争的政党。
对行动的反应.
普通公众.
妇女参政运动者使用的暴力引起了一些公众的愤怒反应，有些行动甚至引发了暴力回击。1913年2月劳合·乔治住宅爆炸案一个月后，WSPU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集会，但由于公众对妇女们变得暴力，集会很快演变成一场骚乱。 人们向WSPU成员投掷土块，一些妇女遭到粗暴对待，许多人对她们高喊「纵火犯」或「砸店者」。 这并非孤立事件，对个人住宅的攻击常常引发愤怒的回应，例如1913年5月在唐卡斯特，在该地区数处住宅被烧毁后，一个由1000人组成的暴民冲向一场WSPU集会。 1913年10月23日对布里斯托大学体育馆的一次攻击后，大学生们为了报复，突袭了该市的WSPU办公室。
更广泛的女性参政运动.
最大的女性参政权社团——由米莉森特·福西特领导的全国妇女参政权社团联盟 (NUWSS) 的「参政权支持者」(suffragists) 是反对暴力的。在行动期间，NUWSS的宣传和福西特本人越来越多地区分WSPU的激进分子和他们自己的非暴力手段。 NUWSS也公开与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暴力和直接行动划清界线。 另一个主要的女性参政权社团——妇女自由联盟 (Women's Freedom League) 也公开反对暴力。
特别支部的回应.
伦敦伦敦警察厅的反恐 特别支部，这个在早期芬尼会炸药运动（1881-1885）期间成立的部门，负责应对这次行动。 特别支部官员被派去监视WSPU的集会和示威，以预防犯罪、提供公共秩序情报并记录煽动性言论。 从1907年起，WSPU的领导人就一直被特别支部官员跟踪，艾米琳·潘克斯特本人也受到该支部的官员跟踪。 1909年，该支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妇女参政运动者部门。 在行动期间，由于官员被认出并遭到攻击，参加WSPU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些攻击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警方不得不发明前所未有的反恐新方法。 这些方法包括使用双面间谍、秘密拍照监视、公开呼吁资金支持，以及在伦敦圣詹姆士公园的鸭岛上设立一个秘密的炸弹处理小组。 该支部还增加了人手，以保护日益成为目标的大臣及其家人。 首相阿斯奎斯写道：「即使是我们的孩子，也必须时刻警惕，以防被绑架的威胁。」 许多逮捕行动也在WSPU的集会上进行，并且经常对WSPU的办公室进行警方突袭，试图找到炸弹制造者的军火库。 在对珍妮·贝恩斯住所的一次突袭中，发现了一枚半制成的炸弹、一枚完全制成的炸弹和枪支。 对《妇女参政者》报社的办公室也进行了突袭，印刷商受到起诉威胁。 因此，有段时间报纸无法出版，但为了尽可能多地出版，报社保留了秘密储备。 当时，放置炸弹是可被判处绞刑的罪行，因此妇女参政运动者在进行爆炸攻击时采取了特别措施以避免被警方抓获。
影响与成效.
在1914年8月行动结束时，这些攻击总共造成了约70万英镑的损失 ()。不过，根据历史学家C. J. 贝尔曼的说法，这个数字不包括「对艺术品的损坏或较轻微的激进形式，如砸窗和烧信」。 贝尔曼还指出，这个数字也不包括妇女参政运动者暴力行动造成的额外成本，「例如额外的警力时间、为保护财产而雇用的额外看守和夜间警卫，以及因担心妇女参政运动者攻击而关闭哈登庄园和温莎城堡国家套房等旅游景点所造成的收入损失」。 考虑到这些额外因素，贝尔曼断言，仅在1913至1914年，这场行动就使英国经济损失了100万至20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1.3亿至2.4亿英镑）。
1913年平均每月发生21起爆炸和纵火事件，1914年平均每月15起，在1913年2月至1914年8月期间，每个月都有纵火或爆炸攻击。 贝尔曼计算出，在1913年至1914年间，至少有337起纵火和爆炸攻击，但他表示真实数字可能远超过500起。 到行动结束时，英国各地有超过1300人因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暴力行为被捕入狱。
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暴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1918年人民代表法最终赋予女性选举权，这一点在历史学家中有争议，但历史学界的共识是，这场恐怖行动并无成效。 随著1914年战争爆发时争取女性投票权的目标仍未实现，WSPU未能制造出那种可能迫使政府让步的「国家危机」。 历史学家布莱恩·哈里森也表示，反对女性参政权的人认为，激进运动对他们有利，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疏远了公众舆论，并使参政权问题超出了议会的考虑范围。 1913年5月，议会曾再次尝试通过一项引入女性参政权的法案，但在投票时，该法案的表现甚至比之前的尝试更差，许多媒体将此归咎于妇女参政运动者日益暴力的策略。 WSPU的暴力攻击的影响使许多公众不再支持这一事业，WSPU本身的一些成员也因暴力的升级而疏远，这导致了组织的分裂和1914年东伦敦妇女参政联合会等团体的形成。 贝尔曼断言，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WSPU的暴力行为已将女性参政权问题搁置，直到该组织「恢复理智或从舞台上消失」。 当时，主要只有妇女参政运动者自己认为她们的运动是有效的。
在1930年代，即所有21岁以上女性根据1928年人民代表（平等选举权）法获得投票权后不久，一些历史学家断言，激进主义显然取得了成功。 妇女参政运动者联谊会 (The Suffragette Fellowship)，这个编纂了后来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关于该运动的资料的组织，也在这个十年决定，他们将不在任何资料中提及任何爆炸事件。 这部分是为了保护前妇女参政运动者免于起诉，但也是为了摆脱暴力言论，改变妇女参政运动的文化记忆。 许多关于妇女参政运动者暴力的官方资料直到现在才开始从档案馆中解禁。 一些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女性主义偶像艾米琳·潘克斯特的支持者，如珊卓拉·史丹利·霍顿 (Sandra Stanley Horton) 和琼·珀维斯，也重新提出了恐怖行动成功的论点，珀维斯认为，关于暴力适得其反的说法否定或贬低了潘克斯特的成就。 然而，珀维斯的论点受到了贝尔曼的挑战。 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如哈里森和马丁·普也试图让更多人关注非激进分子的角色，例如反暴力的全国妇女参政权社团联盟 (NUWSS)（被称为「参政权支持者」），并强调他们在为女性争取投票权方面被低估的作用。
恐怖主义分类.
在行动期间，WSPU将其自身的爆炸和纵火攻击描述为恐怖主义，妇女参政运动者在1913年宣称自己是「恐怖分子」。 克里斯塔贝尔·潘克斯特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恐怖主义」一词来描述WSPU在行动期间的行为，并表示WSPU的更大规模「叛乱」是一种恐怖主义形式。 艾米琳·潘克斯特表示，妇女参政运动者之所以采取暴力行为，是因为她们想「恐吓英国公众」。 WSPU还在其报纸《妇女参政者》中以「恐怖统治」为标题报导其每一次攻击。
当局将纵火和爆炸攻击称为恐怖主义， 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也使用「妇女参政运动者恐怖主义」一词来报导WSPU的攻击。其中一个例子是在1913年2月对大卫·劳合·乔治住宅的爆炸攻击后，《帕尔摩公报》以「妇女参政运动者恐怖主义」的特定标题报导了这次攻击。
这场爆炸和纵火行动已被学术界归类为单一议题恐怖主义行动，并在《牛津恐怖主义手册》中被如此分类。 许多历史学家也断言该行动包含恐怖主义行为。瑞秋·莫纳汉在1997年、2000年和2007年在以恐怖主义为主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认为该行动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恐怖主义性质。 2005年，历史学家C. J. 贝尔曼发表了一篇关于爆炸和纵火行动的研究，他断言：「根据《简明牛津词典》（1990年版）的定义，该行动的意图无疑是恐怖主义的，该词典将恐怖分子定义为『使用或偏好暴力和恐吓手段胁迫政府或社区的人』。胁迫社区的意图在WSPU的第七次年度报告中有明确表述，而根据安妮·肯尼的说法，胁迫议会的意图得到了艾米琳和克里斯塔贝尔·潘克斯特本人的认可。因此，问题不在于该行动是否是恐怖主义，或者WSPU（在1912-14年）是否可以被称为恐怖组织，而在于其恐怖主义是否奏效。」 贝尔曼后来在2007年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也声称妇女参政运动者的行动是恐怖主义行动。 芬·里德尔也强调，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爆炸和纵火攻击不仅是今天会被定义为恐怖主义的行为，在当时也被视为恐怖攻击。 其他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如雪儿·约根森-厄普也同意该行动是恐怖主义行动，理由是WSPU正在进行一场正义战争。 其他断言该行动涉及恐怖主义的历史学家包括宝拉·巴特利 (Paula Bartley)、萝拉·梅霍尔 (Laura Mayhall) 和乔治·莱格 (George Legg)。
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珀维斯一直反对将妇女参政运动者的行为定性为恐怖主义，部分原因是她认为WSPU领导层不对其某些成员的行为负责。 她认为WSPU领导层强调其追随者被指示不得危及人的生命，因此断言妇女参政运动者不能与现代恐怖分子相提并论。 她进一步声称妇女参政运动者没有杀害或伤害任何人。 然而，珀维斯的论点仍然存在争议。芬·里德尔批评了关于妇女参政运动者没有造成伤害或意图造成伤害的说法，她说：「报纸（甚至激进妇女参政运动者的记述）证明，发生了许多造成伤害的事件，而且个人风险，甚至死亡的风险，都很大。」 瑞秋·莫纳汉认为，妇女参政运动者使用信件炸弹让人质疑WSPU是否真的旨在避免危及人的生命，而C. J. 贝尔曼则直接批评珀维斯，称声称WSPU不对其受薪成员的行为负责是不准确的，并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珀维斯坚持认为，那些支持妇女参政运动者犯下恐怖行为说法的人，「试图谴责这些为争取议会投票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激进女性」。
对后续行动的影响.
这场行动部分启发了英国后来的爆炸和恐怖行动，例如由爱尔兰共和军 (IRA)发动的行动。 1939年至1940年的S计划利用了对邮筒进行燃烧装置攻击的策略，并且也放置了爆炸装置。 将螺帽和螺栓装入炸弹以充当弹片的策略，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IRA的发明，但实际上最早是由妇女参政运动者使用的。 几起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爆炸案，例如1913年试图轰炸利物浦街车站的事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妇女参政运动者结合使用高爆炸药、燃烧装置和信件炸弹的模式，也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IRA行动提供了蓝本。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20世纪在北爱尔兰爆炸的第一枚恐怖炸弹并非由IRA引爆，而是由妇女参政运动者在1914年8月于利斯本座堂引爆的。 妇女参政运动者的策略也为英国更近代的攻击提供了模板。
行动时间线.
以下是该行动中一些主要记录事件的时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