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战时办公室

丘吉尔战时办公室（）位于英国伦敦，是帝国战争博物馆五大分馆之一。博物馆由两大核心构成：内阁战时办公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英国政府地下指挥中心的完整历史建筑群；以及丘吉尔博物馆——展示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生平的传记式展馆。
战时办公室深藏于西敏市白厅区财政部大楼地下，1938年秘密始建，1939年8月27日（即英国对德宣战前一周）全面投入运作。这座地下堡垒在二战时期持续运作，直至1945年8月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后废弃。
战后，战时办公室的历史价值得到认可，先后由工务部、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负责保护管理。此期间仅限极少数公众通过预约参观。1980年代初，帝国战争博物馆接管遗址后，于1984年4月正式向公众开放。2005年经重大改造后以「丘吉尔博物馆暨内阁战时办公室」之名重新开放。2010年，博物馆简化为现名。
建造.
1936年，负责管理英国皇家空军的政府部门——空军部预测，一旦战争爆发，敌军对伦敦的空袭可能造成每周高达20万人的伤亡。1937至1938年间，由沃伦·费舍尔（）和詹姆斯·雷（）爵士领导的政府委员会相继提出，核心政府部门应疏散至伦敦郊区，非必要机构则需迁往英格兰中部或西北地区。在此疏散计划全面实施前，帝国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于1938年3月下令，由对白厅区进行紧急勘察，以选定合适地点，在轰炸期间设立临时紧急政府中心。尽管这类应急设施在当今政府运作中已属常态，但对当时的英国政府而言却属首创——从选址标准、建筑形制到功能配置均无先例可循。同年5月，当德军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之际，工务局最终确定将新政府办公楼地下室作为最佳选址。这座建筑位于国会广场附近、毗邻骑兵卫队路与交叉口，其采用的混凝土框架结构，有效防止建筑物在遭遇炸弹直接命中后整体坍塌。
1938年6月，在伊斯梅爵士和爵士的监督下，新政府办公楼地下室的改造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程包含四大关键改造：安装军用通讯与广播设备、加装隔音系统、改造通风设施、进行结构加固。由于战时办公室所处位置低于泰晤士河水平面，工程人员特别设置了防洪闸门和排水泵组以防河水倒灌。与此同时，至1938年夏季，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已联合构想出「中央战时办公室」（）的运作机制，以便实现三军参谋长之间的实时战术研讨与联合作战决策。
由于英国战时最高决策权归属文官政府体系，内阁（或其精简后的战时内阁）必须与军方高层保持紧密联系；这意味著内阁的办公地点必须毗邻军方中央战时办公室。1939年5月，政府最终决定将战时内阁直接设于该地下指挥中心内。随著战争阴云密布，1939年8月27日，在郊区防护设施尚未完工的紧急情况下，办公室提前投入运作，而这距离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仅数日之隔。
战时使用.
工作人员通过新政府办公楼正门进入内阁战时办公室，经由15号楼梯下行后，即可抵达毗邻丘吉尔厨房的入口区域。运作期间，办公室两个区域变得尤其重要：其一是全天候运作的作战地图室，这里由海陆空三军军官轮班值守，同时肩负著为国王、首相及三军参谋长制作每日军情简报的重任。其二是内阁会议室——首相与其核心幕僚在此与三军参谋长举行战略会议。保密工作极为严密，会议期间门外会派驻两名哨兵，讨论有时持续至凌晨时分。1940年5月10日法国战役爆发前，时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战时内阁仅于1939年10月在此召开过一次会议。温斯顿·丘吉尔就任后，于1940年5月亲临该会议室宣告：「我将在这里指挥战争。」据统计，战时内阁共在此召开115次会议，最后一次举行于1945年3月28日——当日正值德军V型导弹轰炸行动终结。
1940年10月22日，时值伦敦大轰炸，英国政府决定加装巨型混凝土防护层，以强化内阁战时办公室的防御能力。这道被称为「厚板」（）的防护层，厚度达1.5米，经过分阶段扩建，至1941年春季已完成全部工程。防护层的加设也促使政府扩建办公室，最终面积增至原先的三倍。虽然各个功能室在战争期间多次调整用途，但整个设施始终配备有工作人员宿舍、高级军官与内阁大臣专用卧室，以及打字员和电话接线员工作间等基本功能区域。60A室和60号右室分别是打字室和电话总机室。由于当时影印设备简陋，打字室内常年配备多达11名打字员，手工誊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副本。电话总机室是办公室与外界沟通的桥梁；随著办公室扩建，在此处工作的接线员也变得愈来愈多，最终政府不得不另觅房间安置。60号左室安放了BBC广播设备，同时连接了BBC广播大楼和麦达维尔录音棚，令首相的演说可以快速扩散至英国以至世界各地。
内阁战时办公室内还有两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特殊房间——跨大西洋电话室（）与丘吉尔的卧室兼办公室。1943年起，英美政府秘密安装一套名为「SIGSALY」的无线通讯加密系统，於伦敦牛津街地下室与维珍尼亚州五角大楼各设终端机，使丘吉尔能与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安全通话。首次加密通话于1943年7月15日成功实现。此后，这套革命性通讯系统又扩展至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以及内阁战时办公室特建的跨大西洋电话室。丘吉尔的卧室兼办公室于1940年7月27日启用，室内配备广播设备——这位战时首相曾在此发表过四次重要广播讲话，首次播报于1940年9月11日。尽管该房间在设计上兼具卧室功能，但丘吉尔极少在地下过夜，反而倾向于返回唐宁街10号，或在位于战时办公室正上方的新政府办公楼10号小居室就寝。其女则经常使用为丘吉尔夫人准备的卧室。
在内阁战时办公室更下层，还隐藏著一个绰号为「船坞」（）的深层地下室。此处是为值班人员提供的避难休息区，使他们无需在交班后冒著猛烈空袭返家。不过，地下室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通风系统彻夜轰鸣作响，老鼠随处可见，低矮的天花板迫使居住者不得不弯腰行走，厕所仅配备化学厕所而无冲水设施。伊斯梅爵士的私人秘书贝蒂·格林（）形容这里「令人作呕」。
废弃与保护.
1945年8月15日，随著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翌日，作战地图室的灯光被永久熄灭，工作人员撤离了他们坚守六年的地下堡垒。尽管大部分房间被清空另作他用，但内阁会议室、作战地图室、跨大西洋电话室以及丘吉尔的卧室兼办公室，则因其不可取替的历史价值而被完整保存下来。
战后，内阁战时办公室的维护工作移交至管辖。1948年3月，国会就内阁战时办公室是否向公众开放展开辩论；时任工程大臣、工党议员明确表示：「将仍在处理机密公务的办公场所向公众开放参观并不可行」。尽管如此，政府仍于3月17日特别为新闻界安排了专场参观——伊斯梅勋爵亲自迎接媒体代表，并由办公室管理员乔治·兰斯（）引导讲解。
虽然内阁战时办公室未对公众全面开放，但接受预约参观，每批仅限少量访客入内。即便如此，到了1970年代，政府每年仍收到数万份参观申请，最终仅能批准约5000人入内。与此同时，办公室内干燥多尘的环境条件，对室内陈设、珍贵作战地图及其他历史档案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政府曾考虑将文物迁移至国家陆军博物馆或帝国战争博物馆等专业机构，但最终批出7000英镑专项经费，用于实施原址保护方案。办公室在1975年起改由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管理。
开放与改造.
1974年，英国政府曾主动接洽帝国战争博物馆，提议由其接管内阁战时办公室遗址。博物馆高层认为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必须妥善保护并向公众开放；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后，博物馆最终以资源紧绌、无力承担新分馆为由，婉拒了这一提议。转机出现在1981年——素来敬仰丘吉尔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明确表示，希望能在下届大选前正式开放该遗址。于是，政府再次向帝国战争博物馆发出邀请。经反复磋商，博物馆董事会于1982年1月作出决定：在不会动用博物馆现有资源的前提下，同意接管遗址。根据协议，初期建设资金由环境部承担，开幕后遗址将以自主营运方式维持财政自给自足。1984年4月4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丘吉尔家族成员及前战时内阁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正式为办公室遗址揭幕，向公众开放。初期，该遗址由帝国战争博物馆代环境部管理；至1989年，管理权正式移交帝国战争博物馆全权负责。
2003年重大扩建后，博物馆新增了丘吉尔夫妇及其核心幕僚曾使用的起居套间。这些战后被拆除改建为储藏室的房间，耗资750万英镑才完成原貌修复。2005年，遗址正式更名为「丘吉尔博物馆暨内阁战时办公室」（），并再度扩建，其中850平方米区域被改造为丘吉尔生平纪念馆。该馆通过私人募捐筹集600万英镑建设资金，大量运用多媒体技术——核心展项是一张15米长的互动桌，游客可通过「电子档案柜」查阅的数码资料，也可阅览有关丘吉尔一生的时间轴。2006年，该馆荣获欧洲委员会博物馆奖。2010年5月，博物馆简化名称为现时的「丘吉尔战时办公室」。
2012年6月，克莱什建筑师事务所（）与普莱斯-迈尔斯工程顾问公司（）联手，重新设计博物馆入口区。新入口设于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大楼与财政部大楼之间，外部由多块4毫米厚的青铜板制成，内部则完整展现了财政部大楼的波特兰石立面。帝国战争博物馆希望它能成为「一座灯塔，彰显博物馆在英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2020年至2021年间，适逢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因应英国政府封城措施，帝国战争博物馆两度宣布旗下所有分馆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