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卞之琳（），原籍江苏溧水，出生于江苏海门，中国现代诗人与翻译家，自少喜爱写作，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学期间开始创作新诗与翻译西洋诗歌，毕业后从事翻译、编辑与教师为生，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加入四川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一度到访延安与随军生活。抗战胜利后卞之琳曾到英国研究，在内战结束前返回中国，任职北京大学教授，之后先后担当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获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革时卞之琳曾受批斗，一度到五七干校参与劳动，文革结束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负责指导研究生，整理自己的著译，出版诗集《雕虫纪历》收录代表作品，并曾出访美国。卞之琳新诗文字精炼，含蓄富哲理，耐人咀嚼，著重格律，多半形式整齐，采用了西方诗歌的若干体裁与表现手法，享誉海内外。他曾译介西方及象征主义文学，中年以后译出莎士比亚西大悲剧，并发表研究莎剧的论文，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翻译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
家族与家庭.
卞氏世居江苏溧水，卞之琳祖父卞天旦是学徒出身，太平天国后期因避战乱，到了海门定居，开设染坊，生意兴旺，积聚家财，捐了个监生，并刻意栽培独子卞嘉祐读书入仕。卞嘉祐回溧水原籍考科举落第，一度在家教授私塾，在父亲卞天旦死后接管了家产，但不善经营，家道中落，终于破产。卞嘉祐元配早卒，生二子一女。卞之琳是继室薛万芝所生。薛氏出身殷实人家，生二女二子，卞之琳排生第六，由于弟弟早夭，卞之琳实际上是么儿，最得母亲宠爱。1949年卞之琳结识在《工人日报》任编辑、擅于创作短篇小说的青林（原名青述麟），1955年10月二人结婚。1957年生了一女卞青乔。1995年夫人青林因病逝世。
生平.
童年与少年.
卞之琳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入学前，父亲在家教他珠算，卞之琳视为苦事。父亲偶然教他念《千家诗》，却使他兴味盎然，于是他翻检父亲藏书，八股、洋务等书引不起他兴趣，最爱几张世界地图和词章一类书籍，也偷偷学写旧诗。七岁时，卞之琳就读海门县汤家镇私立国民小学，次年转学镇北公立第七国民小学。小学是新式学校，课本还是文言文。念了四年，初级小学毕业，卞之琳进入私塾浒通镇袁氏国文专修学校补习国文，读《孟子》、《左传》等古籍，住校一年，打好国学基础。1920年，北洋政府下令国民学校分期废弃文言文教科书，逐步改用语体。1922年卞之琳入麒麟镇启秀小学念高小时，开始读到白话文。他在启秀小学念了两年，毕业后进茅家镇海门中学念初一，第一次买下白话诗集冰心《繁星》，开始尝试写小诗，风格学冰心；初二时，有三、四首习作刊于上海出版的《学生文艺业刊》。初中阶段，卞之琳换了三所学校：海门中学、麒麟镇启秀初级中学、江家镇三益初级中学。初二时，国文老师杨宗时给同学介绍鲁迅新书《呐喊》，使卞之琳对鲁迅作品有初步认识。卞之琳又买下《志摩的诗》，大感振奋。郭沫若诗集《女神》也给他极深印象，它在艺术形式上标明了古典诗与白话诗的界线。
1927年夏天，卞之琳离开海门，到上海考进浦东中学，越级插上高一第二学期。浦东中学以英文授课，卞之琳选修莎士比亚戏剧课，读了《威尼斯商人》，课余译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经老师同学介绍，他也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书刊。他于1929年创作短篇小说《夜正深》，两年后加以修订，在北平发表。卞之琳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课程，在1929年夏天提早毕业，暑假里考取了北京大学英文系。这时他家境拮据，母亲要变卖首饰细软和借贷，方能送他北上求学。1929年秋，卞之琳从上海乘火车到北方，在浦口换车时，与他对座的恰巧是钱锺书，从此相识。
青壮年.
1929年卞之琳在大一读英诗必修课，翻译了一些英诗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不过都没有发表。他念了第二外语法文，认识了教师梁宗岱。当时在北大卞之琳的好友有秦宗尧和吴廷璆。大二该年，卞之琳开始写新诗，有小部份用笔名发表，并开始自行选读夏尔·波德莱尔、保罗·魏尔伦、斯特凡·马拉美等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加以试译。1931年初，徐志摩来北大教英诗，叫卞之琳把新诗交给他看，并带到上海给沈从文读，没有问过卞之琳就发表了他的五首诗。徐志摩和沈从文打算为卞之琳出版诗集《群鸦集》，但后来没有成事。1931年，卞之琳读了李广田和何其芳发表的新诗，登门造访李广田，然后把何其芳介绍给李广田。之后卞之琳写下和翻译更多的诗篇，加以发表。1933年初，卞之琳获沈从文资助，自印诗集《三秋草》，五月时在北平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夏天时，他在北大英文系毕业。
1933年秋天时，张充和来北大念中文系，住在姐夫沈从文家，在沈家与卞之琳第一次见面。卞之琳本来打算留在北平以翻译为生，但获曹禺要求代他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卞之琳就到保定教了一个学期，年底辞职回北平。1934年，卞之琳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译稿为生，发表译文多篇，后来大部份收入《西窗集》。同年，卞之琳筹办靳以主持的《文学季刊》的附属月刊《水星》，于10月创刊，卞之琳编完一卷共六期。卞之琳邀请何其芳、李广田合作编成诗集《汉园集》，后来到1936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卞之琳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翻译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传》，并在年终前把自己的译作编成《西窗集》。1935年，卞之琳因《水星》编务繁忙，于清明节前赴日本京都专心译书，住在已入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吴廷璆的住处。当时不少中国留学生受日本便衣警察监视，卞之琳便曾被带去警署传询，并发现住处行李被搜查。7月卞之琳自日本回北平，交出《维多利亚女王传》译稿。当时李广田在济南任教中学，卞之琳于秋初到达济南，在省立高级中学教书。12月诗集《鱼目集》在上海出版。1936年3月，《汉园集》和《西窗集》同时在上海出版。暑假时，卞之琳辞去济南的教职，到青岛会合在青岛大学任教的吴廷璆，10月时因得知母亲病重回乡，抵达时母亲已病故。丧礼完毕后，卞之琳往苏州探望张充和，留住数日，与张充和及其弟同游天平山等地。
1937年初，卞之琳回到北平暂住，然后南下江浙、上海等地。5月，卞之琳在杭州把所作诗20首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6月至8月初期间，卞之琳和芦焚住在雁荡山灵峰寺，听说平津失陷后即回到上海租界暂住，9月初经南京到汉口。他应文学院长朱光潜之邀，前往四川大学外文系当讲师，于10月抵达成都，并致函促请避居合肥的张充和前来成都。1938年3月，卞之琳与何其芳、朱光潜等创办半月刊《工作》，以宣传抗日战争，共出了八期。同月张充和到达成都，作词以示卞之琳。8月时，为了向所倾慕的异姓朋友证明自己有凌云之志，卞之琳与何其芳、沙汀夫妇从成都出发往延安，9月初获毛泽东主席接见。11月时卞之琳随以吴伯萧为团长的「文艺工作团」出发前往前线，进入山西省东南，访问期间写下多篇短篇通讯。翌年初卞之琳东行出太行山东阳关，经陈赓旅七七二团驻地，至河南武安先遣游击支队部，随游击支队在彭城辗转，然后返回太行山七七二团所在地，随军生活，于4、5月之交回到延安，留在鲁迅艺术学院代课约三个月，同时开始写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夏季时，卞之琳为了留在西南大后方的女性朋友，离开延安，回到成都四川大学复职。当时四川大学要迁到峨眉山，停课几个月，期间卞之琳整理资料和写作。翌年学年结束时，校方得悉卞之琳去过延安，不给他续聘，卞之琳转往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讲师。
1941年暑假，卞之琳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翌年5月，《十年诗草》在桂林出版。1943年初，卞之琳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并获邀与周恩来一聚晤谈；同年获升为副教授。1944年，任教西南联大的英国作家编英译《当代中国诗选》，卞之琳把16首诗自译为英文交稿。（该译诗集于1947年在伦敦出版）。1945年，卞之琳获英国文化协会给予1946年度「旅居研究奖」，邀往英国作客一年，日期最后因故推迟至1947年。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复员北返。卞之琳获评升为教授，前去天津南开大学，途经上海重遇钱锺书等许多朋友，也重见张充和，稍后到苏州张充和家过中秋节。11月初卞之琳到达南开大学。1947年暑假时，卞之琳南下南京办理赴英护照，临行前到苏州与张充和话别，9月时抵达英国牛津大学，埋头修订小说的英文译改稿，与史家克里斯托弗·希尔、亚瑟·伟利、熊式一等结交，翌年时常看戏剧演出，曾独访莎士比亚故居。7月时，「旅居研究奖」一年期满，但卞之琳译改小说工作还未完成，故继续留英。冬季时得知淮海战役消息，乘船回国，翌年初经香港辗转到达北平，4月时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6月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获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中年.
1950年韩战爆发，全国展开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卞之琳也发表新诗多首，翌年2月编成《翻一个浪头》诗集出版，但受《人民诗歌》刊文严厉批评，卞之琳为文自辩，未得发表。他作为北京各大学教师土地改革运动参观团成员，一度到江苏吴江参与土改。1952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卞之琳调为研究员。同年下乡下厂，到浙江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翌年秋收后离开；9月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卞之琳开始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完成翻译《哈姆雷特》。为了创作小说，5月时一度南下江浙农村了解发展形势。11月时往波兰出席亚当·密茨凯维奇纪念会。1956年卞之琳加入共产党。翌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批判丁玲、冯雪峰等人，卞之琳被迫表态。1958年大跃进开始，卞之琳和何其芳都发表文章诗论新诗发展问题，受宋垒指斥二文「都流露著轻视新民歌的观点」。卞之琳为文自辩，宋垒再作反驳。1959年，卞之琳与袁可嘉等发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结果不能满足当时文学界更「左」的要求，受到批评。1960年，卞之琳短期参加大兴县基地生产劳动，同年往东柏林列席东德作家大会，并访问各地一个月，翌年卞之琳开始研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作品。
1964年卞之琳改隶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同年四清运动开始，10月时卞之琳到安徽寿县九龙公社协助干部展开工作，翌年6月回京。1966年5月，卞之琳与外国文学研究所部份同事到京西郊区参加农村「四清」，在公社学习。文革开始，8月时卞之琳与其他同事被揪出为「牛鬼蛇神」，罚扫院子及清理厕所，头戴纸帽，挂上「三反分子」牌受批斗，面对过三次专场批斗大会，被指斥为「叛徒哲学」。年底前，群众组织间斗争激化，无暇顾及牛鬼蛇神，卞之琳幸免继续受惩，仅被强迫劳动，定期交否定过去的书面交代，并偶尔被召去为领导人物陪斗。翌年得群众组织同意，卞之琳「解放下楼」，「靠边站」，每日上班自学，免除劳动，不介入派系斗争。1969年3月为抗议珍宝岛事件，卞之琳多次随队向苏联大使馆示威抗议。
晚年.
1970年，卞之琳随外国文学研究所同事到河南息县东岳干校，先后住牛棚和临时工棚，参加劳动大军，从事农务。翌年4月干校迁到明港镇，卞之琳只偶尔协助农民劳动，主要学习并参加清理「五一六份子」的运动，下半年参与批判陈伯达与林彪。1972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全体哲学社会科学部调回北京，学部各所恢复原有业务组织，卞之琳不愿再复原职，不得已只答应当西方组临时召集人，每次开会两派群众争吵不休，图书室关门，无书可读，学术研究继续停顿。1974年初，四人帮批林批孔，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卞之琳拒绝作拥护表态，以栽种花草自遣。翌年12月四人帮发动「批邓行动」等运动，卞之琳都避开不参与。1976年文革结束，翌年起卞之琳重按1950年代原订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1978年，卞之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负责指导研究生，开始写回忆和纪念文章，并整理自己的著译。翌年，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在北京出版，11月参加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仍获选为作家协会理事。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邀请卞之琳与冯亦代访美。9月时卞之琳二人到纽约，访问东西岸十余个城市、十余所大学，他与一众旅美华人欢叙，也与久别的张充和晤面，重建友好往来，年终前经香港回国。1981年11月，卞之琳应邀前往荷兰列席莱顿大学博士研究生汉乐逸（Lloyd Haft）的论文答辩会，与汉乐逸晤谈数日。1984年，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翻译全部完成。12月赴上海参加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大会，获推举为副会长。1997年8月，卞之琳在书房不幸摔倒，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休养三个多月。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
卞之琳禀性谦和，木讷寡言，与人交往不卑不亢，为人有真性情，温和内向。他母语是吴语，一直学不好京话，一口南腔北调，乡音很重。
文学.
新诗.
形式特点.
卞之琳诗大多都很短，有时只有四、五行（如《断章》、《墙头草》），只有极少几首超过二三十行。在抗战爆发以前，卞之琳既写自由诗，也写格律诗。他初期的诗歌模倣新月派的格律，每行严守字数限制，虽然也讲求每行音尺数目的相同或对称，但遇到字数与音尺不能两全时，则舍音尺而取字数作为诗行的标准，同一篇里诗节多相同或对称，遵照闻一多标举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1930秋冬卞之琳所写的诗最能严守新月的格律，已发表的15首诗中只有《夜心里的街心》、《长的是》和《影子》三首是自由体，其余都是新月式的格律体。1931年写的诗则全是格律体，字数仍然整齐，音尺渐趋划一。1932年《八月的清晨》、《九月的遥夜》、《朋友和卷烟》都是诗行长短不齐的自由体，诗人用亲切随便的调子，重复的字句与双声叠韵贯串全篇，制造出幽黯轻盈的节奏。而同年发表的《几个人》、《登城》、《墙头草》等则是对新月格律的改良，诗篇内每行长短相差不远，而「顿」（即音尺）数则一致。他的格律诗自此打破字数的限制，而以顿作为格律的基础。在诗节组织上，卞之琳有受西方诗人启迪之处，《长途》一诗写北平郊区，倣照魏尔伦《》第八首，全篇六节，四行一节，首尾两节相同，第二和第四节也重复。诗人用这种安排来加强苦热天时的行路难。
从新月派的格律解放出来之后，卞之琳在1933至1935年写的都是自由体。如《古镇的梦》用自由体，节奏运用自然到家，充份掌握口语的规律。他的自由诗并非没有规律，而是利用声音和字句的复沓，制造与内容相调协的节奏，在韵律效果与结构上，一首诗仿佛一首乐曲。到1937年则自由体与格律体并用，甚至写出十四行诗。在1938年后他主要写格律体，严格讲求格律。抗战前期《慰劳信集》廿首中，有18首是严谨的格律诗，有五首是十四行体，与W·H·奥登于1930年代擅写的诗体最相近。其余的格律体最常用的，是接近绝句形式的四行一节来组成篇章，押韵方式也近似绝句的一二四押或二四押。《慰劳信集》显示卞之琳写诗格律化的倾向，解放后，诗作全是格律体。《翻一个浪头》诗集仍著意于各种西洋诗体的试验，包括十四行体、但丁《神曲》的、民歌调子、歌谣体，常用两行一韵（「随韵」），容易上口，许多是结合了西洋诗格律和中国民间文学形式的「」。1953年「农业合作化」五首采用民歌体，多是四行一节，双行一韵，格律严谨而琅琅上口。1958年《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都用四行诗节，每行一律三顿，韵式绝大部份是xaxa。
前期.
卞之琳诗文字精炼，含蓄富哲理，耐人咀嚼，著重格律，多半形式整齐，采用了西方诗歌的若干体裁与表现手法。卞之琳创作力最旺盛，诗艺最精湛的，要算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1930—1932年，卞之琳颇受新月派影响，《群鸦》、《噩梦》、《魔鬼底Serenade》及《黄昏》四诗都与「新月」格调一致。新月派给卞之琳最大的影响，在于能够戏剧性地描绘一个场面，其次是能够灵活地运用口语。但新月派诗歌感情的显露和放纵，终归不合乎卞之琳的个性。他能够接受的是格律的制约。卞之琳注重诗的技巧，努力在诗艺上推陈出新。《远行》把浓睡比拟作一缸烈酒，调子灰黯绝望，比喻新奇，字句安排巧妙，肌理绵密。卞之琳能巧妙地添加诗词典故，化文言的腐朽为现代的神奇。如《音尘》援引李白词《忆秦娥》中「古道」、「咸阳」、「音尘」等词语。卞诗语言简练有致，如《古镇的梦》：「小镇上有两种声音 ∕一样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锣，∕夜里是梆子。」两种声音形成了小镇的节奏和气氛。情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中主客对换，表达了一点悲观和洒脱。卞诗充满水的意象，往往以水的意象来结束一首诗，有万物无常和逝者如水的含义。如《水成岩》结尾：「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对照》揭示经验的不可言传，结束在「懒躺在泉水里你睡了一觉」。
卞之琳早期作品主要借鉴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在1933至1937年间，诗风与「现代派」的相近，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最大，之后又受T·S·艾略特影响。卞诗颇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西班牙影响。卞之琳初期新诗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就受波德莱尔《瞎子》和《流浪的波希米人》的启发，卞之琳《古城的心》写市况萧条中的商店小伙计，也受波德莱尔影响。《古镇的梦》写江南乡僻小镇居民自古过著传统生活方式，像阿索林散文《乡镇》写西班牙小镇里小人物的传统生活。《白石上》写废园中的老白杨，则脱胎自魏尔伦诗《三年以后》。卞诗《春城》、《距离的组织》和《尺八》，都受艾略特创作技法的影响。《春城》运用类似「蒙太奇」的手法，运用意象传达感情，是艾略特的拿手好戏和诗学理论。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卞诗颇多落寞、荒凉的情调，如《古镇的梦》隐含宿命论的无奈，《春城》有艾略特《荒原》那种荒凉、不安与嘲弄，《距离的组织》予人冷寂之感，意绪低沉，都颇有现代主义情调。卞诗常写厌倦、沮丧和无望的感觉，投射在落日、黄昏和阴影的意象中，如《墙头草》「五点钟贴一角夕阳，∕六点钟挂半轮灯火」。《一个和尚》诗中和尚懒洋洋地撞钟，敲木鱼，做白日梦，打瞌睡，弥漫著哀怨倦怠的气氛。
卞之琳擅于借物抒情，借事抒情，如《苦雨》通过一幕大雨下小人物的生活场景，显现出厌倦、失望和徒劳的情绪。写戏剧性处境，是卞诗特色之一，《酸梅汤》就模倣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戏剧性独白」，像闻一多的《天安门》与《飞毛腿》。《酸梅汤》引进英诗的「戏剧化独白」手法，说话者是个人力车伕，在夏末秋初的时节，在街角一面休息，一面和卖酸梅汤的老头儿说话，也向路人兜揽牛意，尽显其乐天个性，诗歌写法独特。《几个人》整首诗似一出微型的独幕剧，主要人物是踯躅北平街头的年轻人，以及在荒街上沉思的诗人。卞之琳新诗中，诗人或诗中人往往陷入沉思，「沉思者」或「多思者」的形象常见其早期诗篇。卞之琳在北平所作的诗流露出惘然若失、无可奈何的情绪。如《夜心里的街心》描绘主人公半夜独自在街上徬徨，无所适从；《记录》中的我在街上听到「晚报」叫卖声，矍然以惊，意识到一天又过去了，逝去的一天如皱折的废纸那样一片空白，只合丢去。卞之琳能以平淡的笔触勾画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如《路过居》写茶馆里赤膊露肩、纵声谈笑的劳苦大众，《过节》写中秋节晚上给人敲门讨账的小生意人：《苦雨》写面对市况萧条的卖烧饼老人和茶馆老王。尽管笔下的北平丰富多姿，一切设景与人物却因经济不景与日本侵略而罩上一层灰暗。1934年写的《春城》描述了日军压境的威胁。
卞诗有象征主义的特点，有时也有英国「」诗歌的风味。《记录》一诗就结合象征派与玄学派的技巧。卞诗「玄思」绵密，诡奇多变，令人「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如《白螺壳》、《圆宝盒》、《距离的组织》被目为晦涩难懂，都有深一层哲学的探索。据卞之琳的解释，《距离的组织》暗藏了「时空的相对」、「实体与表象」的哲学意旨。《白螺壳》则技巧圆熟，玄思通透。许芥昱把卞之琳归入玄学诗派，张曼仪则认为卞之琳与约翰·多恩一路玄学派诗人大异其趣。卞诗受佛道思想影响，有时表达佛道观念与哲学，如《投》写小孩子曾「像一块小石头，∕向尘世一投。」「尘世」乃佛教中转瞬即逝的虚幻世界。诗歌暗示生命的缘起只归于一个偶然，带点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嘲讽。《倦》：「蟪蛄不知春秋，∕可怜虫亦可以休矣！」直接引用《庄子》，突出生存时间的限制。1935至1937年间，卞之琳力求含蓄精炼，有时压缩过甚，以致读者难以追踪其思路，造成晦涩。在他受到艾略特，尤其是保罗·瓦勒里影响最大的几年间，诗篇结构趋于繁复，有些篇章因构思巧妙幽隐，颇难索解。如《白螺壳》写人对理想、对美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沉思，写得不太好懂；朱自清自认误解了《距离的组织》、《淘气》及《白螺壳》三首卞诗。
后期.
1938—1939年，卞之琳在延安和前线生活了一年，之后写了《慰劳信集》新诗廿首，这组诗可算是政治诗，在题材的选取与处理两方面，都与抗战前作品迥异。这些诗原是为响应慰劳信征集运动而引发的。廿首诗分别写给前线将领与士兵、后方的工人、农民、开荒者、卖笑者、妇女、儿童，以及所有对抗战有所贡献的人。主旨是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形式上多借鉴西洋诗体，文字畅顺，节奏明快自然，富音乐性，易为读者接受，诗多直陈，语贴大众。《慰劳信》仍受象征主义诗歌，尤其是奥登的短诗和「」影响。第4首《给一位政治部主任》和第14首《给一位集团军总可令》都有观微知著的洞察力，从他们军中生活的琐事勾勒人物性格，轻松幽默，精神乐观。《给空军战士》一诗形式上套用了瓦勒里的变体短行十四行诗《风灵》，也受叶慈《一个爱尔兰空军预见其死亡》的启迪，战士在空中作逍遥游，所以说他「轻于鸿毛」，他却肩负重任，所以说「重于泰山」。卞之琳处理抗战题材，不减一贯从容不迫的静观态度，不著意渲染慷慨激昂的英雄时事迹，而是选取平居生活的琐事，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肯定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为了尝试接触广大读者，诗句力求写得浅白，没有早期作品那么耐人寻味，比喻较为明晰而显露。
1950年韩战爆发，卞之琳响应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号召，写了廿几首「抗美援朝」诗，后结集为诗集《翻一个浪头》。这组诗浅白通俗，有时过于俚俗，个别篇章流于骂詈，缺少机智与雍容。比较特别的有《从冬天到春天》，两行一节一换韵，声调悠扬，「搁在架子上锈破，∕铁锅白做了铁锅！∕衣裳枉做了衣裳——∕锁起来叫虫子咬伤！」全诗取譬近在眼前，勉励志愿队开赴前线。后来卞之琳批评《翻一个浪头》「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可说败了他的名声。1953年，卞之琳写作「农业合作化」五首，包括《收稻》、《采菱》等，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诗篇都写生产热潮，对未来美好的展望，报喜不报忧，描绘片面的乐观景象，也生动呈现农家生活和水乡风物，用字清浅而耐人咀嚼。1958年卞之琳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写成《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以日常口语为主，多对话。《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马上招来抨击，被批评为难懂隐晦、支离破碎、似通非通、迷离恍惚，卞之琳甚至被指摘思想「不够健康」，宣扬封建主义。卞之琳也没有充裕的辩白空间，回答文章被拒刊登，于是卞之琳只好搁笔停止写诗。这组十三陵诗几乎成为卞之琳的绝唱，此后廿多年他都没有创作新诗。1982年，卞之琳写成《飞临台湾上空》和《访美杂忆》六首，记述前两年的访美之行，各首颇多西方的味道，调子平静而有控制，格律的掌握尤其到家，用字尚算浅白，意境则凝炼含蓄。
诗歌理论.
卞之琳认为，一首诗应有「内在的像音乐一样的节拍和节奏」，诗行应由「顿」组成。与中文口语结构一致，顿多数是二、三个单音字，一个顿相等于一个「词」或「词组」。顿里不拘平仄，不讲究轻重。顿不仅是白话新诗，而且是中国旧体诗和民歌，乃至多数西方格律诗的基本结构原则。闻一多当年倡议的「音尺」即是顿，卞之琳却又打破了闻一多要求每行字数均齐的规限。在中文诗中，一般而言一行超过五个顿就嫌冗长，同样地，英诗中超过五音步的诗行从未占据主流。一行如全用三字顿，节奏就显得「急促」；如全用二字顿，节奏就「徐缓」，如用三、二字顿相间，节奏就「从容」。卞之琳极重视听觉节奏，诗歌「规律」就是节奏。语言节奏在诗歌中，较其他任何要素都绝对优先。他认为闻一多对诗歌「建筑美」的强调，混淆了「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根本区分」。顿是每行的基本构成单位，至于把行组织成节，把节组织成诗，则没有统一规则可循，可以自由变化，形成多种体裁。卞之琳赞同艾略特的说法：「没有诗是真正自由的」，服膺法国诗人瓦勒里把诗比喻作跳舞，把散文比喻为走路这个区分，也赞同何其芳「跳舞的人必须懂得步法」的说法。要发展新诗，除了继承旧体诗和民歌的传统，也应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诗。
翻译.
卞之琳是译介的先锋。自1930年起就开始发表零星的译作，他到1934年的译篇都收录于《西窗集》，介绍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洋象征主义和属于意识流的现代主义作家及其作品。所收译诗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占多数，如波德莱尔、马拉美、雷米·德·古尔蒙、瓦勒里等，散文小品则以西班牙的译品为主。卞之琳译笔严谨，忠于原文，也著意于风格上的相应。他译马拉美《海风》，以十二字诗行译十二音缀的，照原诗双行一韵，格律工整，允称译诗的佳作。1934年起零篇译稿减少，开始长篇翻译，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约稿，翻译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传》，其后再受这个编译委员会特约，译成安德烈·纪德《赝币制造者》、《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窄门》。1937年又译成邦雅曼·康斯坦《》、《新的粮食》。 
卞之琳译笔精确传神，尤其讲究格律严谨，主张「不但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应运用相应的格律，提倡以顿数为格律基础，顿数相抵于英语格律诗以固定的轻重位置组成的音步，刻意讲求形式上的对应。奥登于1838年访华，写出27首十四行诗《战时在中国作》，卞之琳在1940年代初期把其中六首译成格律严谨的十四行体，为中国读者津津乐道。在1949和1950年度，卞之琳在北大教英诗，选讲伊丽莎白时代到十九世纪末二、三十位诗人的代表作百多首，把所选诗的十之七、八译成中文，后来附上法国译诗12首，在1983年结集成《英国诗选》。他译威廉·布莱克《欢笑歌》，在形式上以每行五顿合原诗五音步，双行押一韵，且能传达出原诗的风格特色。为了收翻译与创作相长之功，卞之琳译诗时尤喜选取格律上可作借鉴的诗篇，如韵式和韵脚较特别的。的《为什么这样子苍白，憔悴，痴心汉》，韵式是每节ababb，多用复韵，卞之琳一律译成相应的格律，韵脚上恰如原样而诗句自然可诵。
卞之琳主张，文学翻译在艺术上要严守本份，译者在严守本份里发挥创造自由，通过译本的风格传达原文的风格。他译莎士比亚戏剧有其完整绵密的肌理，是艺术的再创造。1954年他译成《哈姆雷特》，1956年出版；事隔廿多年后，先后译成《里亚王》、《麦克白斯》、《奥瑟罗》，与先前译出的《哈姆雷特》合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88年《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出版。格律上，卞译《哈姆雷特》的最大特色在于用「诗体」摹拟莎剧的「无韵诗体」，而能细致传达原文风格。以往《哈姆雷特》的汉译都一律以散文翻译原剧的无韵诗体，以致原剧诗体与散文交迭运用的戏剧效果尽失。莎剧的无韵诗，每行基本格律是抑扬格五音步，不押韵；卞之琳的翻译受孙大雨翻译《黎琊王》的启发，每行用五顿合五音步，每行字数大致在10至15个之间，不用脚韵。其他体式上的讲究，如戏中戏的双行一韵体、民谣片断的格式，以至剧文整体的节奏，卞之琳无不亦步亦趋，在莎刻汉译者之中，以他最为严谨，且能控制自如。《哈姆雷特》的重要意象是「疾病」，周兆祥认为在各家翻译中，在传达意象的效果上以卞之琳为最好。莎士比亚擅于利用双关语以制造戏剧效果，卞译每逢原文用双关语处，都尽量灵活处理，以求曲尽其妙。整体来说，译文的一行对应原作的一行，反映原作的效果和诗行长短的变化。原作中偶尔出现的短行和断行也保留在译文中。 
小说.
卞之琳早期所写短篇小说《夜正深》，以「灰黯的乡镇」为背景，凯儿母亲独力支撑家庭，在儿子啼哭的半夜倍感心焦，这个孤独无助而命运坎坷的人，唯有把渺茫的未来问卜于算命先生。从1941年至1943年，卞之琳写出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然后用英文译改，至1948年底才改定上半部，八年间全神灌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解放后卞之琳不满此部小说只写知识分子和穿织了儿女感情，焚毁全稿，现存已发表的片断不足全书的十份之一。《山山水水》主要写1938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三年间，各种知识分子对抗战的反应和由于抗战引起的变化，以男女中心人物梅纶年和林未匀贯串起来。结构方面，他汲取了亨利·詹姆斯的叙事手法，虽用第三人称叙事，却摒弃传统小说用的全知观点，而采取小说主要人物的视点或角度。场景则从武汉转移至成都、延安、昆明。《山山水水》基本是诗人的小说，肌理绵密而富抒情冥想，情节的推进似不及「哲学」的表现受到重视。当林未匀乘轮船冲破急滩，见巨幅水花与船身相撞的奇景，顿觉峡中充满喜悦，想起读过的「一位现代法国作家的一段议论，一个把喜悦当德行的赞颂」，这里作者藉林未匀的思绪发挥纪德《新的粮食》宣扬的「福音」，后者赞颂充沛宇宙间的生之喜悦。
报告文学.
1939年，随八路军的七七二团作客几个月，搜集资料，写成小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同期的报告文学还有《晋东南麦色青青》。两者翔实反映战时景况，描写舒徐细致，笔触轻松风趣，并且保存可贵史料。部份篇章笔法严谨细致，题材与诗歌《慰劳信集》相同，如《晋东南麦色青青》的《煤窰探胜》跟诗歌《给山西某一处煤窰的工人》就是写同一题材。
学术.
卞之琳做学问态度严谨认真，自改调文学研究所，便提出莎士比亚研究计划，他选择现实主义的莎剧作研究，包含政治上的考虑，当时译介莎剧是比较安全的。从1954年起，卞之琳先后写出关于《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的论文，又在1963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写成一篇总论莎剧创作发展的文章。1986年，他辑录并补写旧作，编成《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论文集，总结研究成果，收录论文九篇，全书23万字。卞之琳参考西方莎剧评家的意见，尤其在论解剧文时多采用英国学者的注释，对莎剧整体的处理手法，则尝试把它纳入马克思主义批评架构之中，深受四、五十年代苏联评论家的影响。卞之琳的莎剧评论，强调其现实主义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把莎士比亚的时代，理解为英国封建关系瓦解、资本主义关系兴起的交替时代；贵族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贵族化，导致劳苦大众饱受剥削，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展开了矛盾，莎剧中的人物就成为这些矛盾的典型体现。以《哈姆雷特》为例，卞之琳否定了歌德、柯勒律治等人的旧说法，不以为哈姆雷特的悲剧是出于他的性格，而是采取了苏联莎剧评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的手法，把悲剧的成因溯源于那个「残酷的时代」。卞之琳强调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强调哈姆雷特的「人民性」，以阶级矛盾来阐述时代与社会的悲剧。卞之琳理解这位忧郁王子个人奋斗之所以失败，在于他孤军作战，不相信人民的集体力量，显示出历史条件的限制。
影响.
1940年代，卞诗启发了西南联大一群年轻诗人，新进诗人竞相倣效，如1939年林绥的《诗二首》，分别是卞诗《小别》和《入梦》风格的模拟。1940年代以还，九叶诗人，尤其袁可嘉，多受卞诗影响。五、六十年代成长中的港台诗人也有从卞诗中汲取养份，影响扩散至中国大陆以外。卞之琳的译诗精确传神，讲究格律，累积成汉译诗歌的可贵传统，使同代和后来者得以参考借鉴。吴兴华校订朱生豪所译《哈姆雷特》时，不少处就采取了卞译的构思，加以改进。1979年11月，英国的老维克剧团（Old Vic Troupe）在中国上演《哈姆雷特》，所配中文台词乃是以卞之琳译本为基础。同时期根据卞译配音的电影《王子复仇记》也在全国各地上映。
地位与评价.
卞之琳享誉海内外，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翻译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在中国大陆，文学史对解放前卞诗的评价一度相当负面，在1950—1970年代，绝大部份的新文学史里都没有卞之琳的名字。在少数的报道里，卞之琳还是受到贬斥和批评。刘绶松指早期卞诗「都是属于少数人的」，作出含蓄但严峻的批判。1995年，卞之琳与巴金、冰心等17位老一辈的翻译家获颁翻译荣誉奖，肯定其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汉乐逸（Lloyd Haft）认为卞之琳是「20世纪影响力最持久，风格最独特的中国诗人之一」，黄维梁认为卞之琳作品少，「称不上是大家」，但名篇颇多，「可说是一名家」。赵毅衡认为卞之琳写出中国现代诗一批最佳作品，而在20世纪上半期，能让中国文学及得上世界文学最佳水平的，只有卞之琳与张爱玲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