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

后金（1616年2月17日－1636年5月15日），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老城）称「汗」，国号「金」（）为了跟完颜氏的金朝分辨，历史上称为「后金」，与明朝并立，是为清朝的前身。改国号前夕，后金已占据包括今中国东北、内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的广大地区。
明朝末期，政治腐败，百姓受尽折磨，痛苦不堪，明朝东北部的女真民族最受到压迫，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女真的贵族，祖父和父亲都遭到明政府杀害，努尔哈赤怒不可遏，暗自誓言要跟明政府报仇，自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逐步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古勒山之战后努尔哈赤大体上统一女真各部控制现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八旗制度。同时还命令下属噶盖与额尔德尼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满文，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国号金，年号天命，天命六年（1621年）移都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天命十年（1625年）又迁都沈阳，改号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次年，努尔哈赤病逝，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继汗位。改年号天聪，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同时，皇太极进一步完善后金的政治制度，设立内三院和六部、增设八旗蒙古和汉军，废除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弊政，缓解后金统治下的满汉矛盾，史称“天聪新政”。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曰「大清」，改族名曰「满洲」。「后金」共经历两代二十年。
国号.
对努尔哈赤称汗迄皇太极称帝前，此政权国号究竟是“金”、“大金”、“后金”或皆曾使用，学界至今仍缺乏共识。一是主张“金”或“大金”是唯一国号；二是认为“后金”为唯一国号；三为“混合说”不否定“金”或“大金”但主张某段时期曾以“后金”为国号。
满语“爱新”意思是金，后金建国后承袭完颜氏的金朝，也称自己为金。此外，还以地名“建州”和族名“女真”称呼后金政权。
历史.
建州女真的兴起.
明初以后，散居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纷纷向南迁徙，其中一支是猛哥帖木儿，他率领部众离开斡朵里（今依兰马大屯一带），南迁吉林乃至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几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新的格局，成为建州女真的首领。这时的女真人分为三大部：一部以辽东洋河流域为中心的建州女真；一部是以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海西女真；一部是在松花江中下游，黑龙江流域的东海女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农业为主，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东海女真仍以渔猎经济为主，农业还处在萌芽，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
明太祖时，明为包抄和压抑北元残余势力，于是在满洲一带设立远东指挥使司，开始著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明政府先后将建州女真分成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其首领大多为女真部族的领袖，由明朝受封世袭镇守边疆地区。
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兀狄哈势力强大，南下压迫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部被迫南移，最终定居于兴京，并并入建州卫。南移后，建州女真部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
明万历二年（1574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沿边作乱，被击灭后，儿子阿台继续和明军对抗。辽东总兵李成梁又发动攻击，向导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在混战中死亡。这场战争使「建州三卫」瓦解，部落零散，各自为政。而此时正是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任明朝建州部首领。
努尔哈赤的崛起.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被明政府袭封为指挥使，传说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各地的女真各部。建州女真势力日盛，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授予努尔哈赤龙虎将军的称号，其势力更加强大。
随著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统一事业的发展，人口的集中，满族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特别是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宣布定国政以后，对内不断地发布政令，对外交在、书信往来更加频繁。作为民族的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历史的和现实的需要了。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鉴于本部移文往来，全部书写蒙古文，再译成蒙古语，十分不便。设想能以蒙古字编成满字，书写满文。于是，努尔哈赤责令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去完成。就这样，仿蒙古字书写，以女真语音读，创制了满族文字，颁行国中。这就是后人所看到的无圈点满文（也称老满文）。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将统治中心从费阿拉迁至该地。两年后对外行文改用「建州国」国名。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努尔哈赤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努尔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以守疆名义索要更高权利，虽然地位仍与过去相同，声势则已不同以往。明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605年12月20日），努尔哈赤致书朝鲜边将时更是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但对明朝则仍称「建州等处地方世放边疆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地域扩大，人口增多，因此迫切需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八旗制度。八旗制度的特点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旗人「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当兵。这样一来，努尔哈赤不仅将女真人统一编制起来，而且还建立起一支拥有数万精兵的八旗军队。
建立后金.
天命元年正月初一日（1616年2月17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老城）称汗，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曰「复育列国英明皇帝」。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弟舒尔哈齐次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命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同听国政。谕以秉志公诚，励精图治。
天命三年二月十二日（1618年3月8日），努尔哈赤公布名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起兵反明。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与明朝的第一场关键战役萨尔浒之战爆发。明神宗任命杨镐率领四路明军合击后金军，准备直捣后金大本营赫图阿拉。四路军的主帅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然而，明军情报却泄露给后金军，使后金军早有准备。结果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以少胜多大败明军，从而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格局，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此后后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并视明朝为「南朝」，俨然以“北朝”自居，而明朝相对于后金处于被动局面。
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1621年5月4日），努尔哈赤于率重兵围攻沈阳。沈阳城很坚固，而且埋伏火炮，故易守难攻。但由于城中降兵叛变以及后金军不断加强兵力，后金终攻克沈阳城。同年，后金还成功攻取辽阳，并下令迁都辽阳。辽东城市接连沦入后金手中，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更坚定了入主中原之志。天命十年（1625年），后金又决定迁都沈阳，并改沈阳为盛京。
兵败宁远.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1626年2月10日），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十三万，离开沈阳，亲征明朝，欲图席卷关外城堡，直捣山海关。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1626年2月13日），渡过辽河以后，连下右屯（右屯卫）、大凌河、锦州、小凌河、香山、塔山、松山等城。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626年2月19日），直抵宁远城下。宁远守兵不足两万，前后左右俱被金兵隔断，山海关虽有兵数万，却不敢来援。努尔哈赤谕守将降顺说：「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必破矣，尔众官若降，即封授高爵。」明宁前道袁崇焕拒绝说：「吾当死守，没有投降之理。」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1626年2月20日），努尔哈赤下令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战车、盾牌、铁钩俱至，万矢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痹」、「奋力攻打」。
明军铳砲齐发，箭镞如雨，打退了后金兵的多次进攻。后金兵随后在板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袁崇焕令福建军士罗立发西洋巨砲轰击后金军，十余门大砲「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烂可数里」，「城上铳砲迭发，每用西洋砲则牌车如拉朽」。后金兵接近城墙时，用西洋方法修筑的砲台又发挥了作用，「门角两台，攒对横击」，利用交叉火力杀伤大批敌军。经过3天激战，后金兵损失一万七千余人，努尔哈赤不得不率领残兵返回沈阳。这是他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遭受挫败，他痛心地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此役后金实际投入兵力6万人，而明军兵力约1.7万人，明军取得胜利，史称宁远大捷。宁远战役后，明清战争陷入一个相持阶段。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死于距沈阳40公里外的叆鸡堡，终年68岁。关于努尔哈赤之死，众说纷纭，但都与宁远战役有关。据说努尔哈赤在此役中炮负伤，不治而亡。张岱的《袁崇焕列传》中说：「大炮击中清军的黄龙幕，伤一神王。」《中国皇帝要录》、《历代帝王传记》等均持此说，认为努尔哈赤在此役中负重伤，于是撤回沈阳，不久病死。《明熹宗实录》中则写道：「大炮击毙清军一大头目，清兵用红布包裹抬走，放声大哭。」有人推测，死者就是努尔哈赤。而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引朝鲜人记载，有名叫韩瑗的译官，被袁崇焕请到了宁远，亲眼见到清军被诱入外城。守城兵士先从城墙往下投掷矢石，又发地炮，杀得清兵人仰马翻，于是撤退。第二天，袁崇焕派使者献礼物给努尔哈赤说：「老将久横天下，今日败于小子，岂非数耶？」努尔哈赤本已负重伤，见到礼物，又听到这些讥嘲之话，于是愤恚而死（《清代帝王后妃传》）。
皇太极继位.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1626年10月20日），皇太极于沈阳皇宫的大政殿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定明年为天聪元年（1627年），并大赦国内。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二日（1626年10月21日），皇太极与众大小贝勒一同拜天盟誓。皇太极宣誓「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三大贝勒宣誓要「教养」、「善待」子弟，并要求子弟「听其父兄之训」，「忠于君上」，「力行其善道」；诸小贝勒宣誓不背叛「父兄之训」，「尽忠于上」。作为父兄长辈，四大贝勒有教养子弟即诸小贝勒的责任；诸小贝勒则必须接受父兄的管束，以尽「子弟」的义务和责任。
由于东边的李氏朝鲜亲明，而且明朝作战时常有朝鲜兵参战，皇太极遂以此为借口下令攻打朝鲜，使得后者降伏。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此时山海关外，明政府只剩下锦州、宁远、松山三个据地，其他已成为后金汗国的领土，从此后金基本控制了关外。不过，由于朝鲜王朝之后仍然奉行亲明政策，皇太极于十年后再次下令进攻朝鲜，最终迫使朝鲜屈服并成为其属国。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丙子虏乱”。
统一漠南蒙古.
从17世纪初开始后金即与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察哈尔部发生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不过直到此时，由于之前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明朝和漠南蒙古进行两线作战。萨尔浒战役大获全胜后，后金继续攻击明朝驻守的铁岭，大伤元气的明朝此时不得不向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求援，并给予蒙古以经济方面的好处。于是林丹汗急派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率军万余人驰援明军，当蒙古援军抵达铁岭时，后金军已经攻陷铁岭，在数量占优且士气高涨的后金军的攻击下，蒙古军战败。铁岭、沈阳之战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势力退回到漠南蒙古境内。
皇太极即位后，决定在南下入关之前解决蒙古这个后背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为消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而且由于林丹汗后期在西藏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的影响下皈依红教，引起信奉黄教的蒙古众多部的不满，使得这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同时，在后金军的优势武力打击下，漠南蒙古各部逐渐瓦解。林丹汗虽组织力量抵抗，但其下属已逐渐离心离德，纷纷向后金投降。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下令再次远征林丹汗。参加这次远征的蒙古部落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特、扎鲁特、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科尔沁等漠南蒙古各部，组成强大的满蒙联军，总兵力达10万人之多，准备一举消灭林丹汗的察哈尔部，统一漠南蒙古。皇太极亲率大军越过大兴安岭，连个察哈尔军的影子也没见到，后来才听说林丹汗得知大军来伐的消息，下令部众凡有两头牛以上的家业者一律弃本土西逃，又派人把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牲畜全部赶过黄河，向青海方向狂奔。由于仓促撤退，遗弃的人马箱重到处都是。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林丹汗在病交迫中抱恨终天，死于甘肃大草滩（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众纷纷投往后金，只有汗室困守大漠。天聪九年二月二十六日（1635年4月13日），皇太极派多尔衮、岳托、萨哈璘和豪格等人率精骑一万，远征察哈尔余部，收服林丹汗之子额哲。天聪九年四月二十八日（1635年6月12日），后金军抵达额哲的驻地托里图，额哲投降皇太极。林丹汗不仅是察哈尔部的大汗，而且是蒙古各部的宗主。察哈尔部的灭亡，既是漠南蒙古全部归于后金统治的标志，也是成吉思汗创立的大蒙古国在其故土最终覆灭的标志。察哈尔部被后金征服，明朝失去北面屏障，入塞通道被打开。
改国号为大清.
满洲原称女真，满洲这个词出现得很晚，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发布诏谕：「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上述的「诸申」即「女真」，都是（Jušen）的汉文音译。皇太极下令废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 Manchu）。从此，满洲族这个新的民族名称便出现了，满洲的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的典册上。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皇太极未允。后来萨哈璘说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璘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大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未大体就绪。
天聪十年四月初五日（1636年5月9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大贝勒代善及内外诸贝勒、文武群臣共上表，分别以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汉、蒙三重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重臣捧表至御前跪读，文曰：「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及外藩诸贝勒，恭维皇上承天眷佑，应运而兴。当天下混乱之时，修德礼天，逆者威之以兵，顺者抚之以德，宽温之誉，施及万方。征服朝鲜，统一蒙古，更获玉玺，内外化成，上合天意，下协舆情。以是臣等仰天心，敬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伏赐愈尤，勿虚众望！」表中简单回顾皇太极的功绩，并且指出该功绩足以让皇太极顺应天命，加皇帝之尊号。而且一再强调，加皇帝尊号其实是天意使然，不可推辞。皇太极表示同意，并发誓倍加干惕，忧国勤政。消息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
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1636年5月15日），皇太极于盛京（今沈阳）称帝，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大清王朝诞生了。
疆域.
后金建国之初，疆域东起日本海，西至辽东边墙，南达鸭绿江，北接嫩江，占据了今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改国号前夕，其疆域已经扩展到明长城以北、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以南、西起戈壁、东至鄂霍次克海。“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民族.
后金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在1616年宣布自己为大金皇帝，努尔哈赤生前的最高愿望就是统一所有女真人的部落，认为野人女真“语言与我国相同，本皆我一国之民”，“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自居辽东地方，满汉各自为国”，进而继续完成在漠南蒙古已开始的对邻国和相邻民族的征服战争。
首先后金进行的是反对汉人明朝统治的战争。同时在17世纪头20年征服漠南蒙古，忙于内讧的漠南、漠北蒙古王公根本无力抵抗后金强有力的军事威胁、外交压力和分化战略。后金统治者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巧妙的使他们的王公相互敌视，也就是借助于他们对中国的依附和传统的外交战略方式，“以夷制夷”策略。从另一方面讲，后金致力于利用蒙古的军事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一切力量吸引蒙古那颜到自己方面来，如政治联姻、丰富赏赐、高官厚爵、丰厚薪禄、贵重礼物和对不同部落的一系列的贿赂。正如当代德国女蒙古学家维拉尼克·法伊特指出的：“就象联盟者出于巧妙的政治联姻策略使得蒙古各部落象支持血缘亲属那样支持了后金那一方。”在1624年努尔哈赤和科尔沁部结盟，然后在1626—1627年间又与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签定了联盟与友好条约。在这里，毫无疑问后金和蒙古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利用某些习俗、文化和社会制度相似，后金统治者逐渐地向蒙古社会宣传，强调两个族群的“血缘”关系，利用蒙古的力量来打击后金的主要敌人——中国的明朝。
努尔哈赤一度收降汉人加入后金，但进占辽沈之后掠汉人为奴。汉民、汉官不断逃亡、反抗，还制定严厉的《逃人法》，凡被捉到的逃人统统处死，法律严苛却没有收到实际效果，社会骚动不安。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皇太极发布安抚汉人的命令，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有效排除了因为民族矛盾可能激发的诸多不稳定因素。
政权建设.
政治.
随着女真（满洲）部落的逐一归并，人口也在不断集结，作为对氏族社会传统的革新者，努尔哈赤刻意打破了旧有的血缘政治习惯。他在改革牛录制的同时，还设置“扎尔固齐”之职，来实现一个新政府的各项行政职能。天聪初年四大贝勒共同治理国政，后改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后金政权尚在关外之时，满洲统治者就非常注重吸取明朝各种法律法规制度的利与弊，特别是皇太极建国称帝后，逐渐意识到制度与立法的重要性。因而在明朝原有法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以"参汉酌金"为基础的法规法则。"参汉"意思就是借鉴明王朝时期的立法框架；"酎金"就是指结合女真族的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制定出一种因地适宜的法则。天聪年间后金建立了“三院八衙门”，1630年还效仿明朝建制设立了六部。
文化.
“巴克什”是后金时期对女真文人的称呼，分为一般低级文职役吏和“赐号”贵族高官两种，他们共同构成了后金时期的女真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中前者管理钱粮账目，记录文案档册，教授文化知识；后者创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通使往来。皇太极登基后还极力学习汉文化，并设立文馆，诏著名翻译家达海主持汉籍翻译事宜，因“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国体，乃命文成公达海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此处指《三国演义》）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精选了如《刑事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通鉴》、《六韬》、《孟子》、《明会典》、《大乘经》等一批有关军事、法律制度、历史等方面著作，命儒臣译为满文。
外交.
自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正式誓师伐明之后，女真和明朝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在辽东一带开展激烈的战争，皇太极即位后认为后金的国力尚不强大，遂谋求与明朝议和，争取时间发展。然而，明朝君臣以历史上宋金议和为鉴，拒绝了后金的谈判要求，皇太极便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明朝，制定了徐图渐进，通过削弱强敌和加强自身的方式，缩小两者国力差距。
朝鲜王朝保持多年对明朝奉行“事大”的传统。明朝在16世纪末国势日渐颓废，使注重现实利益的朝鲜不得不与日益强大的后金政权建立关系。后金势力的迅猛发展，迫使朝鲜国王光海君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方略，由初期牢固遵守与明朝的传统封贡关系，疏远后金“不与此辈交通”，转变为游离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分别展开对明朝和后金的“两面”外交交涉，即“不欲得罪于天朝，亦不欲激怒于彼贼（指努尔哈赤），欲为两全”。朝鲜仁祖上台后，极力推行“亲明斥金”外交政策，反倒招致后金的大军压境，后金在丁卯虏乱中强迫朝鲜缔结不平等的“兄弟之盟”，在政治军事关系上成为后金的半臣属国。由于朝鲜对后金依然采用“交邻”政策，在贸易、贡物等方面处处不与后金合作，由此导致新成立的清王朝对朝鲜的第二次军事征讨。
经济.
在经济上，女真实力一直有着显著的增长。后金在与蒙古、朝鲜以及明朝的朝贡贸易和边疆的城镇贸易中，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17世纪早期，从欧洲和美洲流进明朝的白银中，有25%流向了后金。
然而后金遭到连年战争与自然灾害的打击，且为明朝封锁，无法展开互市贸易，故而财用严重不足。另外，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压迫政策，造成国内的主要劳动力──汉人纷纷逃亡和反抗。因此，后金的经济一度崩溃，天聪元年（1626），“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后金要求朝鲜开市通商，并索取大量岁币或贡品，以弥补明朝关闭边界贸易带来的损失；皇太极数次入关袭扰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掳掠财富，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
军事.
努尔哈赤建立了的八旗制度将女真各部严密地组织起来，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皇太极还利用汉军八旗形成了一支经过特殊训练的火器部队，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
技术.
后金在对明征战的过程中促进了自身军事技术变革。战争中皇太极充分认识到了红夷大炮这种先进武器的威力。他在天聪三年（1629）“己巳之役”中，特意俘虏了明朝方面熟悉制炮、用炮技术的工匠和官员，让他们为后金铸造火炮。佟养性、丁启明等铸成“天佑助威大将军”58炮，标志着后金初步掌握了造炮技术。天聪七年（1633），在后金与东江镇明军对峙期间，孔有德、耿仲明因遭到内部排挤，统率曾受葡萄牙军事顾问完整西式火炮训练的3600名军士向皇太极投降，他们不仅携带了包括10余门红夷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而且还把葡萄牙人所传授的、一般明军都不曾完整掌握的铸炮、操炮之法外传，后金特别重视新式火炮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军事科技的发展。
宗教.
当时的女真人受萨满教影响巨大，各部相继设立了祭祀本部祖先神祇与本氏族世代守护神祗的“堂涩”，这就是后来清宫“堂子”的雏形。各部落遇有重大事项，都要叩拜堂子。除了堂子，萨满对各部族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甚至当时建房的选址也要由萨满来决定，努尔哈赤建国时的都城赫图阿拉就是萨满用野鸡占卜决定的地址。努尔哈赤灭掉哈达、朱舍里、长白山、辉发、叶赫、董鄂、乌拉、斐攸等部时，兵马先破“堂色”，“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各部的神、神辞或被烧毁或被改造，以此割断人们同以往世界的联系。在摧毁堂子的同时，努尔哈赤还屠杀了大量萨满。通过在摧毁女真其他部落堂子的同时，努尔哈赤确立了爱新觉罗氏堂子的独尊地位，形成一个新的堂子祭神群，“通过皇族祭祀上的影响和强制性的祭礼大法进行推广新神、限制旧神的运动”。后金迁都辽阳东京城后，在东京也建了堂子祀神。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又把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后金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又积极吸纳其他民族的儒释道和喇嘛教等宗教。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又迎请多位蒙藏的喇嘛到后金传法。在击败蒙古林丹汗之后，皇太极曾得到一尊元朝末年从五台山辗转流落到察哈尔部的大黑天纯金像，特建庙（实胜寺）供奉，利用宗教影响力统治其他民族。 
然而后金统治者对宗教有自己的认识，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即晓谕其臣民曰：“人皆称仙佛之善，然仙佛虽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为也。必勤修善行，始能与之相合。人君奉天理国，修明政教，克宽克仁，举世享太平之福，则一人有道，万国数宁，胜于仙佛多矣。”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论及国家创建时就有曰：“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这是认为蒙古国力衰败的原因都是学喇嘛教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