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

中国目录学，又称中国古典目录学、古典目录学、目录学，是一门研究中国历代校书措施以及目录工作发展历史的学科。
中国目录学正式开始于汉代刘向所作的《别录》和刘歆所作的《七略》，此后历代都编写目录、提要，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大成。官修目录方面，汉代以后几乎所有朝代都为其藏书作目录。在史志目录方面，「二十四史」中有六部含《艺文志》或是《经籍志》。私人目录方面，则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
词源.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本意是人类的眼睛，后来因为树节也称目，因此引申为「篇名」或者「书名」。此外，目还有逐一举要的含义。「录」和「略」相对，意指详叙或者着重说明，又可以指「次第」的意思。将一批书名或者篇名依次排列则称为「目录」。早于汉代就有「目录」一词，《文选李善注》引《七略》指：「尚书有青丝编目录」，可见在刘向编写目录的时候就已经有「目录」一词。而「目录学」一词早于宋朝就已经出现，苏象先在《苏魏公谭训》指：「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则，原叔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可见「目录」作为专门学问不迟于北宋初年。
理论形成.
虽然「目录学」一词最早可见于北宋，但是「目录学」自「校雠学」分离却是较晚的事情。南宋郑樵编写《通志》，当中立《校雠略》以记途图书搜求、整理、编目等事，当中将目录学视为是校雠学的一部份。清代学者章学诚同样否定目录学的存在，他在《校雠通义·序》先是认可了刘向父子二人在校雠学上的作用，指「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句子经常被引用表明目录学的意义。在《章氏遗书·信摭》中他认为，「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辩者，乃谓古人别录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认为目录学只是校雠学的一部分。近代学者张舜徽又主张校雠大名可统目录小名，而不需要将目录学从当中分开，「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广校雠略》卷一，《校雠名义及封城论·论目录学名义之非》），并认为校雠学可以分作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三项。
至民国时期，余嘉锡、姚名达才将目录学自校雠学中分离。在余嘉锡所作的《目录学发微》中，他认为目录学可以从校雠学中分开，认为如刘向所指「一人校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则是校勘文字篇次的错误，认为和编写目录无关。此外，他认为郑、章等人只是将目录学当成「书目之泶」，没有观察目录学经什么具体内容和程序所编成，对于目录的认识过窄。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同样认为目录学可以从校雠学中分离，「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术究学之专门学术也」，表达目录学有独立、多元的学术功能。
目录的分类.
目录并不只是书单，很多都附有对整个分类和每本书的解释。对于目录的分类，学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当中意见可以分为三种，包括是按目录的纂集工作分类、目录和编者与读者间的关系，以及目录结构和发挥作用所分类。最早对于目录作分类的是清代的洪亮吉，他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的方式分作五类，包括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种，认为考订是最高层次的目录，掠贩则是最低层次的目录。周贞亮、李之鼎的《书目题要》中将书目分作十二类，包括部类、编目、补志、题跋、考订、校补、引书、版刻、未刊书、藏书、释道目等十一种，之后陈钟凡在此基础之上，加「自著书」作十二类。孙德谦将书目分作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作三类。张尔田将之分为官家之目录、藏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作三类。
按目录按编纂者和编纂目的，目录可以分作三类：
刘纪泽则将各家对于目录学定义之不同以判定目录的分类：
余嘉锡以目录的结构将目录分作三类，包括：
历史.
形成期.
早期的目录可以分为「一书目录」以及是「群书目录」两种，当中「一书目录」较「群书目录」来得早。先就「一书目录」而言，在简帛出土之前，一般学者都认为「一书目录」最早于《周易·十翼》《序卦》传中出现，当中编次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清代学者卢文弨、当代学者余嘉锡都同意此说。但此说法被后来出士的简帛所推翻，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山东银雀山汉简」被推断成书于战国时期，而当中有《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目录。早期的目录只有「目」，而没有「录」，只有「书名」，而没有对内容作简单的表述，如1973年出土的《养生方》，在全书正文结束后，分四栏列出各篇篇名，形成全书的「目」。
对于中国目录学起源，学者大致上有三个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刘向《别录》视为是中国目录学的起源，如章学诚、龚自珍、缪荃孙、范文澜、刘纪泽等。第二种的看法是由孔子整理古籍，作《周易》序卦传或者是《诗》、《书》小序作起，持这种说法的学者有清代的卢文弨、余嘉锡等。第三种的说法认为殷商的甲骨文献就是目录工作的滥觞，有姚名达、王重民等。
在甲骨文献中，可见当时的商人已经对于文献管理有一定的形式。当时商人已经会将甲骨排列整齐，如在1971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的21枚卜骨，就分作3枚一组，共七组保管。在甲骨文献上，在一些甲骨的表尾会有一些文献数量的管理标记，以表达文献的顺序编号。甲骨上也会留有占卜者和管理者的标记，已发现的甲骨文献管理者达27人之多。
姚名达据《史记·自序》推测，秦朝时期的秦宫室的藏书也应有目录。而在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记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考诚，命任宏论次兵法为四种」，当中记述了当时有《兵录》的兵书目录，然后在其之前有「删取」、之后有「定著」，可见当时已经有编写目录的过程。
汉朝.
中国第一部有提要的正式目录的是东汉刘向所作的《别录》和刘歆所作的《七略》，当时他们整理了皇室的藏书并整理出当时的目录，较欧洲的首部正式目录（1545年德国吉士纳的分类表）的早一千五百多年。刘向奉汉成帝之命以校对整理书籍，一般认为已经于生前完成，也有说法认为《别录》的工作是由刘歆完成的。以《荀子》的序录为例，先是记述了题名、卷数、篇数，然后列举了每篇的篇名，之后表述了整书的校雠整理情况，荀子的生平，成书过种，以及是对此书的评价。刘歆将《别录》的二十卷删节为七卷，即是《七略》，主要是删去了《别录》的目次、校雠整理情况、推荐阅读部份和结语，重心放置在介绍作者生平，表达作者的学术思想，以及是介绍图书大意和论证文献真伪。《七略》先是「辑略」，说明了「六略」图书类别的内容和意义，然后他将书籍分作六个「略」，共38个小类。包括：
《别录》、《七略》两书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有着录，至北宋《崇文总目》则没有，可见大约亡于唐末五代。东汉时期，有《东观汉记》、《仁寿阁新记》等等较为简单的分类目录，类例大致上沿袭了《七略》。班固在编写《汉书》的时候，新创了「志」的文体，共有十「志」，当中「艺文志」创立了史志目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综合性目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刘歆的《七略》之上再作删减，王重民认为《汉书·艺文志》删减的方式有以下数项：将「辑略」中的内容改为散附于「六略」和38个小类之后；增加了西汉末年的著作；合并改移了《七略》著录重复和分类的不当的地方。整体来说，其保留了本来《七略》的六略38小类的分类体系。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的目录编制活动频繁，此时不只有国家藏书目录，而且还产生了私家目录和专科目录，类型走向多元化。先就官家目录而言，当时魏晋两朝都有编写目录：魏秘书监魏默编制了《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编成了《中经新簿》、东晋王充编成了《晋元四部书目》；南朝各代都有目录，如南朝宋殷淳编审了《四部书目》、南朝齐王亮等编成了《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南梁殷钧编成了《梁天监六年四部目录》等。
此时候还出现了私人目录以及是其他类型的目录。据《梁书．任昉传》，其为自家藏书编有目录。阮孝绪《七录·序》指「然，其遗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可见当时有多家的私人藏书目录以供阮孝绪收集。佛教目录方面，东晋时期释道安编写了《综理众经目录》，其后有佚名的《众经别录》，以及是齐梁时期的僧祐《出三藏记集》。道教目录方面，晋代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中记录了道经图书204种678卷，南朝宋道士陆修静编写了《三洞经书目录》等。此外还出现了专科目录，专门收集某一专科的文献，如南朝宋裴松之的《史目》收集了史学文献、挚虞《文章志》收集了文学文献等等。
分类方式方面，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中，提出了四部分类法，当中将书籍分为甲部（经部、小学、对应本来的六艺略）、乙部（诸子百家、术数、兵书等，对应本来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丙部（史书、旧事、皇览簿）、丁部（诗赋等，对应本来的诗赋略）。至东晋时代，李充将乙部和丙部次序互相交换，即乙部为史书、丙部则是诸子百家的书籍，由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的方式正式形成，并大致保留至今。「史部」的独立表示当时历史书有大量的增加。
当时尚有其他的分类法，如南朝宋末王俭在《七略》的基础之上编成了《七志》共70卷，当中分作七部，包括：
另外在书后附有佛经录、道经录，当中每一条书名之下都有解释说明。其优点是为当时南渡而增加的图谱之作另作一分类，但是王俭将史部重新归于经典志之中被视为是一种倒退。阮考绪批评：「刘、王以并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
阮孝绪所编的《七录》，当中分为内篇五部（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数）以及是外篇二部（佛法、仙道），虽然依然是以「七」作为分类单位，但实际上「术数」一部是独立的，也可作是四部分类法的一种。南朝梁的官撰目录也继承了他分类方法。姚名达指，《七录》的分类体系对于《隋书·经籍志》的影响相当大。
隋唐五代.
在隋统一中国之后，牛弘提出有偿向民间收集书籍，增加了官方藏书量。在开皇九年（589年）灭陈以后，得到了陈朝的一批藏书，计三万卷。当时在西京（今西安）嘉则殿的藏书更一度达到37万卷。为此，朝廷先后编定了数次的目录，如牛弘的《开皇四年四部书目》、王劭的《开皇二十年书目》等等。当时还有一些佛经目录，如隋文帝时期由法经等所撰的《大隋众经录目》、费长房撰的《开皇三宝录》等；隋炀帝的时候有灵裕所撰的《译经录》、彦琮撰的《林邑所得昆仑诸经目录》等。此外，开皇十七年（597年）许善心仿效了阮考绪的《七录》编成了《七林》，但《隋书·经籍志》也没有收录，早佚。
唐贞观年间，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书修成之后，都没有「志」，因此于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等篇写《五代史志》，本是单行本，后来并入《隋书》。《隋书·经籍志》最初就是《五代史志》中的其中一篇。《隋书·经藉志》将以四部分类法，将书籍分作以下五个类别：
《隋书·经籍志》一共记录了89666卷书籍，是现存第二部完整的目录。其总结了汉代以来的学术流变，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其分类方式主要继承了阮孝缩的《七录》。《隋书·经籍志》在《汉书·艺文志》之后定立了分类标准，之后的《旧唐书》、《新唐书》在制定目录时都以此作据。此外，日本藤原佐世所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吸收了《隋书·经籍志》中的分类法。之后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止，中国的目录分类方法大致在《隋书·经籍志》的基础之上。
唐代另一部较为重要的目录是开元年间编撰的《群书目录》200卷，初由马怀素主编，之后由元行冲、褚无量等接替后，经七八年编成，在宋代已佚。余嘉锡认为，「其书之浩博如此，则在清修《四库总目》以前所未尝有也」。毋煚在此基础上简化补充，编成《古今书录》40卷。在此之后，后晋时期的《旧唐书·经籍志》又节选了《古今书录》，并删去了原有的大小序文及注释。基于《古今书录》在唐初完成，因此只收录了唐初的书籍。整体上分类大致沿袭了《隋书·经籍志》。北宋欧阳修私撰的《新唐书·艺文志》同样使用了四部分类法。在各类之中有「著录」和「不著录」两种，前者是对《隋书·经籍志》或《旧唐书·经籍志》稍有修改，而后者则是按《崇文总目》、史传文献所载的唐代书籍，补充了《古今书录》之后出现的唐代书籍。
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佛经被放在子部的道家类中，反映了唐朝重道轻佛的政治背景。在随后的《崇文总目》中，著者反对了将将经纳入道教范畴的做法，并单独设立了"释家"的分类。在此之后，道教经书和佛教经书被归入子部。
宋元.
宋代的藏书风气相当发达。政府方面，当时政府多次鼓励民间献书，至开宝年间已经达到8万多卷。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书肆林立，文献收集容易，因此私人藏书也是宋代的文化现象，当时的笔记中记述了很多藏书家的故事，宋代可考的藏书家有126人之多。宋代的四大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藏书也很丰富。
官修目录方面，北宋立国之后就开始了目录的编制，干德六年（967年），编撰了《新定书目》4卷，又有《大宋史馆书目》1卷，之后宋朝也多次编定目录。北宋中期王尧臣所编的《崇文总目》正式定立了四部分类法，其基本序列在后来1000多年基本上没有转变，其设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共45类：
南宋初期，政府也多次编定目录，有《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卷，《中兴馆阁书目》70卷，《续书目》30卷等等。淳熙五年（1178年），陈骙完成了《中兴馆阁书目》；嘉定十五年（1222年），张攀主编的《中兴馆阁续书目》完成。元朝有至正二年王士点、商企翁编撰的《秘书监志》，但是只是笼统的图书清册，较为不系统。
私人藏书方面，宋朝至今可考的私人目录约有40种。藏书目录中，当中较为著名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南宋时所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解题不拘形式，视乎书目的需要，少则十几字，多则百余字，可能论述书中要指，作者生平，学派源流、成书过程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袤《遂初堂书目》只列出书名，著录简略，但它是中国首部纪录不同版本的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已佚，《四库全书》有辑佚本。书中没有总序和大序，当中部分类目有小序。它是首部以「解题」作名的目录。元代没有留存的私人藏书目录。
专门目录在此时候得到很大的发展。个人著作目录在此时候出现，元丰七年（1084年），吕大防编成《杜工部年谱》和《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将杜甫、韩愈的作品在年谱标出年月。金石目录方面，北宋欧阳修将其自藏的千余卷金石碑文编成《集古录跋尾》10卷。北宋末年，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编成《金石录》30卷。推荐目录方面，元代的程端礼编成了《朱子读书法》，列出了读书的要求方法和必读和参考书目。戏曲目录方面，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已经有记述戏曲名目，而元代钟嗣成所编的《录鬼簿》则是中国第一部戏曲专题目录。佛经目录方面，宋代有释惟白《大藏经纲目指目录》，姚名达称之为「至高无上之解题杰作」。道教目录方面，宋真宗令人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天禧三年（1019年）完成，其目录以及分类得到后代沿用。
明代.
明代的出版印刷事业相较前代有所发展，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刻书的地区遍布全国。此外还出现了套印、饾版、拱花、铜活字印刷术等技术。而当时的史学、文学、科学等都有所进步，小说、戏曲的创作也更为繁荣。
官方藏书方面，藏书数量相较以宋元时期的藏书量为多，在明英宗时期，官方的藏书一度达到近百万卷。当时朝廷为了整理这些藏书，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等奉诏对于北京文渊阁的书目进行整理，编成了《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作标识，估计收录了43200册书籍，共50橱40余类。万历十三年（1605年），张萱等人奉诏编写了《内阁藏书目录》，对比《文渊阁书目》，当中本来存有的宋元版本大半不再存在，而收录新存的明代文集和地方志。当时的地方机关也有编成目录，如梅𬸦编成了《南雍志经籍志考》收录了南京国子监的书籍，郭磐的《明太学经籍志》收录了《北京国子监》的书籍。
私人藏书方面，明代至今可考的私人藏书家共有245人，为其藏书编写目录的风气益盛，如高儒《百川书志》20卷、《宝文堂书目》3卷、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14卷等等。当时的专门目录范畴更为多元。刻书目录方面，明代中叶后，一些出版商为了推广自己的书籍，而于出版书籍之后列出自己的出版物内容，如汪谅于嘉靖元年（1522年）刻的《文选注》后就列出出版物14部。周弘祖所编的《古今书刻》按各省书商所刻的书籍作排列，列出刻书2488种。戏曲目录方面，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基于钟嗣成所编的《录鬼簿》有所增补。地区文献目录方面，有明末的曹学佺的《蜀中著作记》，收集上古至明代的四川文献。学科目录方面，殷仲春所撰的《医藏书目》收集了医书共590种，将医书分作20种，当中使用了佛教术语对于分类作命名。佛经目录方面，释智旭有《阅藏知津》44卷，将书籍按经、律、论、杂四部分类。道经目录方面，白云霁于天启六年（1626年）编写了《道藏目录详注》4卷，收录各书书名，子目，以及是摘录原书序跋。个人著述目录方面，有焦竑编写了《升庵著述目录》等等。
清代.
清代的官方藏书目录主要有两部，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是《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谓是中国目录的一大成，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目录，著录了图书10254种、约172860卷，当中存目（《四库全书》未收录者）有6793种，93551卷。当中设立了44类66属（括号中为属，原有「之属」二字皆略去）：
此外有暗分子目，别集中又按时期作分类。《总目》中为每书编写了提要，据「凡例」，其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册，篇帙分合」。在《总目》编成之后，除了《孙氏祠堂书目》之外，大致上清代的目录学界对于《总目》作为编写的楷模，加以模仿，如《天一阁书目》、《爱日精芦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皕宋赖金藏书志》等都按《总目》的分类方法编写。
《孙氏祠堂书目》由孙星衍撰，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年）。此书的分类方式并不按四部分类法，而是将书籍分作12大类，44小类，包括：
其分法将本来《总目》本来二级类目的上升为一级类目，显示孙星衍认为这些学科的发展越见成熟，或者学科上的壮大，因此将其地位有所提升。其编制书目的方式反映了西学书籍的涌入，并影响了后来的《书目答问》、《艺风堂书目》。姚名达认为此分类法虽然误合「医学」、「律学」为一类，但是其不效法《总目》的权威，「胆敢立异，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矣」。
史志目录方面，清代有《明史·艺文志》。在清康熙十八年（1676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黄虞稷在未进入明史馆之前，已经开始编写《千顷堂书目》，内容主要以明代著述为主，并附有一些南宋、辽、金、元人的著作，收录著作达一万二千余种。在黄虞稷于康熙二十年入明史馆后，他负责了编写《明史·艺文志》的工作。当中内容大致和《千顷堂书目》相同。其后，明史馆总纂王鸿绪将当中一些已经不传以及是没有卷帙、姓氏者作品删去，又删去非明代的作品，仅剩下约四千多部书目。学者大多批评，王鸿绪的编纂工作并不完善，没有收录明代内府历代的著作，以及是没法得知明代之前的作品存佚情况。张廷玉大致没有对于《艺文志》作变动。
清代的私人目录也相当丰富，普通的藏书书目有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等等。版本目录是当时藏书家显示自己藏书量的方法之一，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等等。当时的藏书家有从收集古人序跋以编成目录的风气，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等。专门目录方面，当时的专门目录题材相当多元。周永年建立了《儒藏目录》，以收集至今存世的儒家文献；朱彝尊《经义考》则是收集经学文献为主；章学诚的《史籍考》则是收集史学文献为主，未成稿；周中孚的《子书考》则是收集子书；顾修的《汇刻书目》收集丛书261种，以丛书名为纲，列出子目，书名。金石目录方面，清朝的金石目录多达数十部，如毕沅《中州金石记》、黄叔𤩀《中州金石目》、杨铎《中州金石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