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 (艺术)

表征（，又称再现、表现、表象等）是使用符号来代表和代替其他事物。古今的许多哲学家认为人类是“具象动物”或，其独特特征是能够创造和使用符号，即用来“代表”或“代替”其他事物的东西。正是借助表征，人们以命名要素来组织世界和现实。其中符号被排列以形成语义结构和表达关系。
表征与美学（艺术）和符号学（符号）有关。米切尔说：“表征是非常有弹性的概念，它能够从代表一个人的石头一直延伸到代表几个都柏林人生活中一天的小说”。
“表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和解释。在文学理论中，「表征」也称为「表现」「再现」，通常以三种方式定义：
对表征的反思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早期文学理论，并已演变成语言、索绪尔理论和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
表征（再现、表现）自古以来就在理解文学、美学和符号学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早期西方文学理论的关键人物，他们认为文学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种表现方式，无论是言语的、视觉的还是音乐的，都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是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人类天性，因此认为表征对于人们在世界上学习和生存必要的。
相比之下，柏拉图对表征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识到文学是生活的表现，但也认为表现介于观众和现实之间。它创造了幻象世界，使人远离“真实”。因此，柏拉图认为，由于可能培养反社会情绪或有模仿恶行的危险，因此需要对表现进行控制和监视。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表现绝对是人类的活动。从孩提时代起，人就有表现的本能，在这方面，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更善于模仿，并且通过模仿事物来学习第一课。亚里士多德以三种方式讨论表征——
文学表现的媒介是语言。表现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材料和它所代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块石头可以代表一个人，但如何代表呢？这种对表示的理解是通过什么以及通过怎样的合意发生的？”
人必须通过现实的表征，也就是借由文本、话语、图像来理解现实，因为人无法直接或不经媒介地进入现实。但是，人只能通过表象看到现实，并不意味着人完全看不到现实。现实总是比任何表征系统所能理解的更广泛、更复杂，我们总是感觉到，表征永远无法“达到”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产生了如此多的、不断更迭的方式来试图接近现实。
因此，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人们对语言表达现实的能力感到不满，并因此发展出新的表达方式。由于人们只能通过表征来了解现实，人们始终必要构建新的看待现实的方式。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不断更迭的理论和表现模式，例如抽象、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
当代的表征理论.
在柏拉图的警告下，现代许多人都意识到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及其对表征的影响。将表征与文化和产生它们的社会分开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存在诸多对主题的限制，限制了允许使用的表征符号的种类，也对哪些观众能观看何种特定表现形式作出了限制。电影分级制度中的M级和R级电影就是此类限制的一例，这也显示出社会试图限制和修改表征，以提倡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尽管有这些限制，表征仍有能力在公共领域发挥自己的生命力，且不能被赋予明确或具体的含义；因为意图与实现、原本与副本之间总是存在差距。
因此，对于上述每个定义，都存在一个通讯过程，即讯息的发送和接收。这样的通讯和表征系统中，难免出现潜在的问题：误解、错误和谎言。表征的准确性绝不能得到保证，因为它们在一个符号系统中运行，而这个系统永远不能脱离其他符号或文化因素而发挥作用。例如，对表征的解释和阅读在一套解释规则体系的中发挥作用，并且在社会中，许多这些编码或惯例都是被默许的，并且由来已久。然而，这种理解并非一成不变，它可能会随着时间、地点、民族和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同意”或对代表性的理解是如何发生的？符号学家普遍认为，表征关系可以分为三种：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和规约符号（symbol）。
例如，物体和人没有固定的意义，它们的意义是人类在其文化背景下塑造的，因为人类有能力使事物具有意义或表示某些东西。这种看待表征的方式着重于理解语言和知识生产系统如何创造和传播意义。表征只是构建这些意义的过程。与后结构主义者的方式大致相同，这种理解表征的方式将其视为比任何单一表征都更大的东西。另一个与之类似的观点是将表征视为更大领域的一部分，正如米切尔所说：“...表征（在记忆中、在口头描述中、在图像中）不仅‘调和’我们的知识（关于奴隶制和许多其他事物），而且阻碍、碎片化和否定这些知识”，他建议从只将表征看作“对象表示”的观点，转向关注表征的生产、评估、查看和交换的关系和过程。
在中文里，“”一词常译作「再现」或「表征」，此外也有「表现」「表象」等译法。其中，21世纪前更通行的译法是「再现」。「再现」意即「再次呈现」，与其他包含“”（呈现）的词语，如“共现”（）、“代现”（） 、“元再现”（）、“再再现”（），构成了整齐的系列。而「表征」在引入社会科学之前原本是理工科词语“”的翻译。不过在20世纪，「表征」也有作为“”的中译的用例。
但是，2003年，伯明翰学派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文集《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简体中文译本出版。译者徐亮与陆兴选用了“表征”一词。译者指出霍尔的“”有两种意思：
而对于第二种情况，译者认为「再现」就不够准确了，因此虽然承认可能有争议，但仍选用了「表征」一词暂时「姑且」。该译本影响极大，后来「表征」几乎全面取代了「再现」的译法。符号学学者赵毅衡指出，并非所有“”都是文化权力冲突的征象；他基于徐亮与陆兴的译法主张，表意功能上的“”应译作「再现」，而文化研究中的含有文化权力冲突意味的应译作「表征」。
皮尔士与表征.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是一位创新性和颇有成就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兼科学家，创立了哲学实用主义。皮尔士的中心思想集中在逻辑和表征上。
符号学和逻辑.
皮尔士将作为逻辑本身的哲学逻辑与逻辑的数学区分开来。他认为逻辑（本身）是哲学的一部分，是美学和伦理学之后的规范领域，比形而上学更基础，并且是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他认为，更一般地说，作为推理，“逻辑根植于社会原则”，因为推理取决于立场，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立场是无限的。
皮尔士认为逻辑是形式符号学，它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符号的形式研究，符号不仅包括人工的、语言的或符号的符号，还包括表象或指示性的符号，例如反应。他认为“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符号，甚至是完全由符号组成”，以及它们的表征和推理关系，可以通过心灵或准心灵（任何功能类似于心灵的东西，尽管实际上可能不是）来解释；这里的重点是一般的符号动作，而不是心理学、语言学或社会研究。
他认为，由于所有思想都需要时间，“所有思想都在符号中”和符号过程中（“”）并且符号过程的三个不可简化的元素是（1）符号，（2）对象，符号的主题，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可以是任何想得到的东西——品质、残酷的事实，或法律——甚至是虚构的（哈姆雷特王子），以及（3）解释项，这是符号的意义或衍伸形成的概念或效果，即进一步的符号，例如翻译。即一个符号的表示是基于相似性或不依赖于解释的事实，该符号也是一个符号，因为它至少有可被解释的潜力。一个符号依赖于它的对象的，这种依赖允许（且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符号被解释，形成一个解释项，而解释项又依赖于符号和对象，就像符号依赖于对象一样，因此是解释项又是一个新符号，允许并决定了进一步、再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三元的过程在逻辑上得到结构化，使之永存，并且定义了符号、对象和解释项。
一个对象要么（1）是符号的直接对象，即符号所表现的对象，要么（2）是一个动态对象，即对象实际的样子，而这个实际的样子是直接对象的基础。通常所讨论的一个对象，比如哈姆雷特或海王星，是特殊的或部分的对象。一个符号的完整对象是对象的论域，即客体归属的那个世界中事物的总和。解释项要么是（1）直接的，例如一个词的通用义，符号中存在的一种解释品质或可能性，或者（2）动态的，一个实际的解释项，例如一种骚动状态，或（3）终端的或规范的，它是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果思考或探究推得足够远，就能达到这种结果，它是一种规范或理想的终端，实际的解释项至多只能与此相吻合。
皮尔士说，为了知道一个符号指涉的是什么，头脑需要对符号对象的某种体验，在给定符号或符号系统之外的体验，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体验。因此，他谈到了附随经验、附随观察、附随熟知，所有这些都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术语。例如，艺术作品既可以利用观众体验的丰富性，也可以利用观众体验的局限性；一位小说家在撰写时，会假定一般读者没有亲身接触过小说中描绘的真实人物。然后，读者以惯常的方式将符号和解释项指向小说所（有意或无意）表现的对象。无论怎样，对象（无论是性质、事实或规律，甚至是虚构的）都通过人们与对象的附随经验来决定符号指向的解释项，附随经验中对象是新发现的或被回忆起来的，即使它是与符号所唤起的想像中的对象的经验，这种情况不仅在虚构作品中会发生，在理论和数学中也会发生，这一切都可能涉及在特定的规则和约束下对对象进行心理实验。通过附随经验，即使是和某个不在场对象偶然地相似的符号，也会受到该对象的决定。
皮尔士认为逻辑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皮尔士所说的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发现符号如何有意义、符号有哪些种类、它们如何组合，以及一些符号如何体现或包含其他符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广阔的领域内，皮尔士发展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普遍符号三分法，分别取决于 (1) 符号本身，(2) 符号如何代表其对象，以及 (3) 符号如何为其解释项代表其对象。每个三分法都根据所涉及的现象学范畴进行划分：第一性（感觉的性质，本质上是一元的），第二性（反应或抵抗，本质上是二元的）或第三性（表征或媒介，本质上是三元的）。
不同三分法的一些（但不是全部）符号类别是相互交叉的。例如，质符一定是像似符号，而不会是指示或规约符号。他认为在这三个通用的三分法的逻辑定义下，只存在十类符号。他认为还存在更多这样的通用的三分法。此外，一些符号需要其他符号才能体现。比如说，一个型符，如英文单词“the”，需要借助一个单符才能被表达出来。另一种组合形式是附加或包含：指示符号可以附加到或包含于像似符号或规约符号中。
皮尔士将标签、图例或其他附加在像似符号上的指示符号与一般的像似符号分别开来，称为“亚像似符”（hypoicon），并将亚像似符分为三类：(a)图像（image），依赖于简单的性质； (b)图表（diagram），其内部关系（主要是二元关系或类似二元关系）通过类比表示另一事物之中的关系； (c)隐喻（metaphor），通过表示另一事物的平行关系来表示出某一符号的代表特征。图表可以是几何的，也可以包含在代数表达式的数组中，甚至可以是“所有的___都是___”这样的日常表达，因为它与其他图表类似，可以转换成逻辑或数学形式。
2.逻辑批评（logical critic）或逻辑本身（logic proper）。这是皮尔士所讲的日常意义上的逻辑。对于皮尔士来说，其主要目标是对论证（argument）进行分类并确定每种论证的有效性和效力。他看到了三种主要模式：溯因推理（猜测，对假设解释的推理）、演绎和归纳。一件艺术作品可以体现一个推理过程，可以成为一个论证（argument），而不是一个明确的论辩（argumentation）。例如，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大部分内容及其结尾部分之间的区别。
3.思辨修辞（speculative rhetoric）或方法学（methodeutic）。对皮尔士来说，它是在对真理的调查、阐述和应用中有效使用符号的理论。其中，皮尔斯对该术语的解释与莫里斯的语用学概念不谋而合。他还称之为“方法学”，因为它是对调查中使用的方法的分析。
使用符号和对象.
皮尔士得出结论，符号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表示对象。它们是他最著名的符号三分法的基础：
该术语指借由相似性来表示的符号，例如肖像和一些绘画，但这种符号也可以是自然的或数学的。像似性与实际连接无关，哪怕它可能是由实际连接而产生的。一个像似符号，只要它的对象不需要实际存在，就是或者体现了一种可能性。一张照片可以视作像似符号，因为它与其对象相似，但由于它与对象的实际联系，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指示符号（上面附着了像似符号）。同样，一幅写生的肖像也是同理。像似符号的相似性是客观的，独立于解释，但与某种理解方式（如视觉）相关。像似符号未必是感官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像似符号，例如一个简化的论点（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符号）常用作充满细节的论点（另一个符号）的像似符号。
皮尔士认为，指示符号借助事实的联系来表意，这种联系通常是因果关系。例如，如果我们看到烟，我们会推测：它是某个原因——火灾——产生的结果。如果联系是事实的，无论相似性或解释如何，都可视作指示符号。皮尔士通常认为人名和指示词（例如“这个”一词）也是指示符号，因为尽管作为词它们依赖于解释，但它们是依赖于与其指示对象之间必不可少的事实关系的符号。个人姓名与其命名对象具有实际的历史联系，通常记录在出生证明上；而“这个”这个词就像手指的指向。
皮尔士认为，规约符号是指称和意义的习惯或规范。规约符号可以是自然的、文化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和合乎逻辑的。它们作为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将如何被解释，并且缺乏或已丧失和它们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像似性或指示的联系，哪怕它在某次出现时可能是符号接收者对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对象的体验的指示。规约符号由专门的指示的单一符号（indexical sinsign）。一个命题，不考虑其在特定语言中的表达，就已经是一个规约符号，但许多规约符号都是从社会上接受和文化上认同的东西中提取出来的。传统符号，如“马”和“caballo”，规定了它们实例的声音或外观性质（例如，页面上“马”一词的个别用例）基于相当于任意规定的内容。这样的规约符号利用社会中已知和被认可的东西来赋予意义。它可以是口语，也可以是书面语。
例如，我们可以把有四个轮子、四个门、一个引擎，以及座位的大型金属物体称为“汽车”，因为这个词语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致的，它使我们能够交流沟通。类似地，作为一个对语言和符号有着共同理解的社会，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使用中文的社会环境中写下“汽车”一词，且知道它象征什么、代表什么。
索绪尔和表征.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符号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需要理解这些符号系统才能充分理解语言学的过程。符号学研究考察人类用来表达感情、想法、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符号和表征类型。尽管符号学通常以文本分析的形式使用，但它也涉及表征研究和表征过程。
表征过程（再现过程）的特点是使用我们在精神上或语音上回忆的符号来理解世界。索绪尔说，在一个人能够使用“树”一词之前，她/他必须在心中想象一棵树的概念。
索绪尔认为有两个事物是符号研究的基础：
能指是单词或声音；所指是表征。
索绪尔指出，符号：
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意义实际上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能指是单词或单词的声音，所指是单词或声音的表示含义。例如，当来自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人提到“sister”（姐/妹）一词（能指）时，可能会将该词与代表其家庭中同一父母所生的女性（所指）联系起来。而澳大利亚原住民可能会将“sister”一词与他们的亲密朋友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能指的表示含义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文化、语言和社会背景。
索绪尔认为，如果文字或声音仅仅是世界上现有事物的标签，那么从一种语言或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文化将很容易，但事实是这可能非常困难，这表明文字会触发一个对象或思想的表示含义，而这依赖于能指的发出者。从一种特定语言中的能指表示触发的所指，未必表示另一种语言中的相同所指。即使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中，许多词指的是同一事物，但代表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一个人可能会把某个个特定的地方称为其“作品”，而其他人则将相同的所指表示为“最喜欢的餐厅”。这也可能受到能指和对象表示方式的历史变化的影响。
索绪尔声称，所有书面语言和字母系统的必要功能是“代表”口头语言。大多数语言都没有表现其音素的书写系统。例如，在英语中，字母“a”在不同词中可能代表不同的发音。字母“a”在以下每个单词“apple”、“gate”、“margarine”和“beat”中的发音各不相同，因此，一个不知道音素发音的人难以仅通过看字母拼写来正确地发音词语。单词在纸上的表示方式并不总是单词在语音上的表示方式。这导致了对语音音位的常见错误发音，并表明书写系统并未正确代表单词发音的真实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