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存运动

实存运动（；）是台湾日治时期的一个重要哲学运动。指的是一九二〇年代知识份子为反抗殖民同化的论述，以欧美哲学与西方价值作为思想武器，进而发展成对台湾的社会反思与文化建构。它与当时的政治反日、文学运动紧密连结。代表人物有林茂生、洪耀勋、廖文奎、刘明电、陈绍馨、林秋梧、苏芗雨、张深切、黄金穗、黄彰辉、杨杏庭、吴振坤等人。与台湾实存运动与日本京都学派、中国新儒家都是二十世纪初期重要的东亚哲学运动。这种思想反抗运动，最早由学者廖仁义在1988年所观察提出。廖仁义指出：「台湾哲学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囿于学院藩篱的观念推演，而是源自于民间寻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 然而，以「实存运动」一词指称此运动则要到2014年后才开始普及。
「实存」（じつぞん）一词是三〇年代哲学家常讨论的概念，它源自九鬼周造对德国哲学「Existenz」的翻译，本指形上学的存在概念。但后来也被挪用在自他辩证、主奴辩证伦理议题上，意涵多样早异于原意。现多用以指称不依附他者的独立存在。为避免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混淆，英文称作 Si̍t-chûn Movement 。由于实存运动的反支配特征与艾里斯·玛丽恩·杨以反压迫来定义「正义」的政治哲学主张相符，故有学者认为实存运动可视为是台湾在面临各种帝国支配下，追求正义的过程。
理论.
实存运动之所以称之为运动，乃在于其反抗目标与行动策略的相似性。例如林茂生、陈绍馨、林秋梧等人均透过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巡回演讲直接与民众对话。林秋梧、杨杏庭也都参与抗日学潮。张深切与苏芗雨甚至参加武装反日。然而，与京都学派一样，实存运动哲学家之间关心的议题并非完全一致，其共通点较像维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
存在与真理.
曾天从的《真理原理论》（1937）主要从现象学的角度考察了真理的本质。根据日本学者志野好伸的分析，曾天从首先批评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念，因为在这两种观点中，真理的价值因环境而异。其次，他区分了「形相」（Keisō）与「理念」（Rinen）两种真理；前者只有形式，而后者则具内容，可用纯粹的逻辑和存在理论来解释。最后，他认为两者可通过绝对无和绝对存有的概念进行整合。这三个观点的前两个是从胡塞尔的哲学发展而来的，后者是继承自京都学派。曾天从的挚友洪耀勋在〈存在与真理〉(1937)也有类似观点。然而，相较于曾天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厌恶，洪的主要作品都涉及现实世界中的人类存在。例如，洪耀勋的〈风土文化观〉主要透过和辻哲郎和黑格尔的理论，并以辩证法来探讨文化的形成，进而证成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吴叡人认为，洪耀勋企图完成属于台湾人的《精神现象学》。
教育与民主.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分别在1920与1921年间访问亚洲，在中国与日本引起风潮。林茂生也出版了〈社会之进化及学校教育〉（1924）系列，从东方的角度分析了教育哲学。林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改善人类和文明，而进步在于实现两个条件：改善精神和积累文化。前者涉及探索不仅限于物质生活的思想和知识，它将人类与野兽区分开来。后者涉及完善社会而不重复错误。但日本的同化教育政策则是相反的。该政策充斥著帝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偏见以及对历史和战争的军国主义固执。林茂生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日本统治下台湾的学校教育：其发展及有关文化之历史分析与探讨》（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更进一步提出批评。他引用杜威对教育本质的看法，提出了四项教育原则以评估台湾的教育系统。林茂生认为日本总督间违的同化政策压制了当地语言和历史，导致文化歧视。与传统史学家观点相反，学者郑喜恒（2016）认为，林茂生对日本殖民的批判是源自人类的普遍价值，是基于民主观点出发，而非台湾民族主义的激情。
个人与共同体.
廖文奎的《个人与共同体》（1933）主张「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但却可能成为社会的指引」（1933）。廖认为人类行为是由自发因素（如冲动和欲望），调节因素（如家庭和社会）和适应性因素（良心，感知和反思）推动的。当社会强加的规范与良心的发生冲突时，应该遵循自己的良知。正如廖所说，良心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斗争并非罕见。中研院学者蔡政宏（2016）认为，廖的说法可以被归类为道德直觉主义，他认为存在非推理合理的道德信仰。同样，陈绍馨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很感兴趣，尤期是苏格兰哲学家福格森（Adam Ferguson）和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理论。其〈黑格尔市民社会论〉（1936）指出，黑格尔关于公民社会的概念介入家庭和国家之间，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然而，由于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和欲望不同，冲突和不平等在公民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陈似乎同意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可能是解决冲突和不平等的观点，但陈呼应洛克对绝对君主制的批评，暗示日本皇帝和军国主义政权是不适当的。陈似乎和廖文奎一样，也渴望一个独立于日本帝国的民族国家。但这种期待从未实现，战后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下，陈绍馨放弃了对解决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哲学追求。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归来后，致力于人口统计学。
与日本京都学派、中国新儒家派之比较.
早期台湾哲学受日本哲学影响。例如在京都帝国大学求学的郑发育、黄金穗分别是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的学生。在田边元指导下，黄金穗于京都哲学会的期刊《哲学研究》发表了〈日常性について―现象学的试论〉。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后，文政学部哲学科的教授如、、也清一色是日本第一代京都学派哲学家的学生。虽然早期台湾哲学深受京都学派影响，但不少实存运动哲学家也尝试走出自己的路。例如日本当代京都学派的重要学者，也是京都大学教授的就认为：「洪耀勋的思想意义在于，并非只是单纯地继承田边的「种」概念，也就是将它视为单纯的理论媒介项，而是将它解释为「现实的生活基础」，并试图建构一个奠基在台湾历史及社会的特殊性之上的文化创造论。」。
与新儒家比较，学者黄崇修则认为林茂生以西方哲学研究王阳明思想的方法相当前卫，比1921年以后新儒家的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等人还要早。 林茂生的思想之所以有别日本、中国的台湾特色乃在于：一方面，林茂生对阳明学的诠释与日本学者不同。虽然他接受明治学者井上哲次郎、等人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的方法，但日本与中国的阳明学的传统差异甚大。林茂生自幼接受汉学私塾教育，对于阳明学的理解也有别于日本江户以来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林茂生也与当时中国的阳明学者不同，因为当时中国尚无以康德与笛卡尔等西方哲学的比较阳明良知概念者（例如梁启超〈论私德〉全文虽提及「康德」三次，但仅一句提及两者相似且亦无任何说明。相较之下，林茂生在文章开头就明确定义康德的「观念即现象」为何，并分别从内容与方法论比较两者异同）。由于林茂生作为前清遗民、后为日本人民的属于殖民地台湾的特殊经历，则被学者认为具有台湾特色。
战后发展.
实存运动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随著皇民化运动加速而发展停滞。战后各种社会文化改革倡议如雨后春笋，计有林茂生创办《民报》、黄金穗创办《新新》、廖文奎成立《前锋》、洪耀勋与张深切等人在北京创办《新台湾》。但二二八事变后，本土哲学发展全面停止。除战争期间郭明昆全家搭乘的船遭美军潜艇击沉罹难外，战后幸存的15 位台湾学人中，计有一位遭杀害（林茂生）、一位因白色恐怖而发疯（张冬芳）、六位远走海外（廖文奎、吴振坤、杨杏庭、蔡爱智、林素琴、黄彰辉）。其余留在台湾的亦不享有学术自由。例如1954年张深切的《孔子哲学研究》因批判儒家思想而被查禁，连带使其手稿《老子哲学研究》也无法出版。学者廖仁义认为在戒严时期，「中国哲学以一种外来思潮暂时扮演台湾本土哲学的整体」。
解严后，廖仁义在1988年呼吁正视台湾哲学并批判：「一个寻找不到自己时空座标的学院哲学，亦恐怕很难确定该从什么样的基础上继续成长」。1996年台湾哲学学会创会宣言也指出其宗旨在「以民间力量，致力于对台湾哲学之学术探讨，也将致力于推动台湾哲学多元的研究与教育」。2017年后中央研究院的「日治台湾哲学与实存运动」主题研究计划更指出「除了为战前以来的本土哲学传统『继绝学』，更要替当代困境寻找未来出路。近年来，实存运动的相关研究逐渐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