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六休、石头居士，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明代官员与作家，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袁宏道官拜吴县知县、京兆教官、礼部仪制司主事、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三仕三隐，是清流官员。袁宏道为人自命不凡，才华洋溢，提倡诗文改革运动，批评前后七子的拟古派，强调个性和自然情感，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开创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袁宏道诗歌平直清新，自由明了，其游记舒适恬美，书信直接清晰，两者都是小品文典范。宗教方面，袁宏道热衷于佛教，常焚香参禅。明清两代对袁宏道之诗颇为推崇，1930年代则对其小品文评价较高，其作品一直受人广泛阅读，对后世文学有广大影响。
家世.
袁宏道的先世武勇好侠，家境富裕，为乡里中的望族。曾祖父袁映豪侠仗义，曾率领乡里子弟自卫抗贼。祖父袁大化为人慷慨，能救灾活民。父亲袁士瑜屡败科场，却颇富学问，对袁宏道兄弟启迪教导有功。外祖父龚大器，官至河南布政使，声望颇佳。舅父龚仲敏、龚仲庆都儒雅能文，分别官拜山东嘉祥县令及兵部郎。外祖父家对袁宏道也有开明而良好的教育。
履历.
《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履历》：袁宏道，六休，书三房，戊辰十二月初六日生。公安人，戊子乡试，三甲九十二名。礼部政，授吴县知县，丁酉改教，戊戌改顺天府教授，己亥升国子监助教，庚子升礼部主事，辛丑养病，丙午补原职，丁未补验封司主事，戊申调文选司，己酉升考功员外，本年陕西主考，庚戌升验封司郎中，本年养病，卒。
生平.
少年及壮年.
袁宏道7岁丧母，由庶祖母詹氏抚养长大，小时候就善写八股文，少年时已有文学天赋，15岁时在故乡组织和领导一个文学社团。1588年，袁宏道考中举人。1590年春，袁宏道兄弟首次到武昌拜会李贽，次年袁宏道再到麻城探访李贽，一住三月，拜李贽为师，思想和文学观都为之大变，受李贽赞誉为「识力胆力，皆响绝于世」。1592年袁宏道高中进士，但他对官场并不热衷，没有立即进入仕途，而是与兄弟相互切磋论道，三袁与外祖父龚大器，舅父龚仲敏、龚仲庆共六人，组织「南平社」论学作诗。1594年十二月，袁宏道受命为吴县知县，翌年十二月到任。他治事精敏，政声极佳，革除吴县许多税制弊端，去除了几个恶吏，使地方风气有所改善，颇受吴民爱戴。袁宏道在吴县两年间，游览过苏州不少名胜古迹，如虎丘、天池、灵岩，东西洞庭、姑苏台等。他无法忍受做县令事务繁杂，而且当时吏治败坏，宦官专权，做县令动辄得咎，遂决心辞职，但三次请辞都不获准。1596年八月，袁宏道患疟疾，一病五月，他以重病为由第四度请辞，终于在1597年二月获准。
袁宏道辞官后即到西湖等地游览，历时三月，游踪在江苏、浙江两省中，并与陶望龄等人切磋文学，然后在真州暂住下来，日子安闲而愉快。1598年春，正在京师任职的兄长袁宗道来信催促入京，袁宏道遂到北京出任顺天府儒学教授。不久，三弟袁中道也来到京师，三兄弟得以聚首。他们邀请供职京城的朋友组织「蒲桃社」，社址在城西崇国寺，主要成员除三袁外，还有黄辉、陶望龄、潘士藻、刘日升、吴用先、李腾芳等人。他们一起论学、作诗、参禅、饮酒，偶尔也讨论政治，批评时事。京兆教官是个闲缺，袁宏道这时生活安定，心情闲适，1600年三月，由国子监助教转任礼部仪制司主事。
中年.
1600年六月间袁宏道有庐山之游，到秋天因病告假，回到公安；十一月接到兄长袁宗道过世的消息，大受打击，与弟弟袁中道一同辞官，其后素食数年，以求替亡兄祈福。他在公安城南买下洼地300亩，名为「柳浪」，当中有一片大湖，湖边环绕万株柳树和假山，在此隐居六年，期间潜心研究佛理，往来的朋友也大多是僧侣。1604年八月，袁宏道曾与诸僧侣同游德山，同年受公安县令钱胤选所托，开始编《公安县志》。隐居六年后，袁宏道开始静极思动，父亲亦劝他再出仕。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秋天，袁宏道偕同袁中道上京，补礼部仪制司主事。1607年秋天，妻子李氏去世，袁宏道以因公探访谢鹏举之便，扶灵回乡，翌年二月回到公安，住了两个月便北上，扺京后补吏部验封司主事，摄选曹事，以明快手法改正吏员营私之弊，并为选曹立下考查制度，很得太宰孙丕扬赏识。1609年秋天，袁宏道授任为陕西乡试主考，亲自阅卷，擢拔了不少人才，并乘主考之便，遍游关中名胜。1610年，袁宏道升任稽勋司郎中，二月与袁中道一起南归，立志归隐，日常生活大多是焚香静坐，吃斋茹素，做些清心寡欲的工夫。九月时遽然病逝，年42。
袁宏道死后公安县和吴县两地都为其建造祠堂，以表纪念。袁宏道在公安三袁中声名最著，三兄弟都主张写作要清新活泼，自然率真，开创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
文学.
文学批评.
袁宏道的文学理论深受徐渭及李贽影响，「性灵」等说源自王世贞，其文论的核心是历史的文学观。他认为文学随时发展，一朝有一朝的环境，文学的形式与风格也无法保持不变，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既不贬低过去，也认识到复古者的局限，不能以当代语言创作，就不能完全真诚地表达自我。无论过去有多么辉煌，都无法重现，无论一个作家模拟古人有多成功，他的作品也不过是一件假古董。他批评模倣古代作家，主张诗文都要有自由的心灵、自由的表现，抨击拟古派是空洞的模倣，反对当时流行的诗学带来同质而单调的诗风，将明代文学的衰落归因于以模拟为尚。正因唐代诗人无意模拟，唐诗才成为经典；复古派在唐代诗人身后亦步亦趋，这正是复古派无法获得唐诗真致的原因。三袁认为，复古派定立的文学样板（秦汉文与盛唐诗）过于狭隘，盛赞晚唐与宋元的作品。袁宏道质疑汉文唐诗的优越性，致力提高宋诗的地位，认为宋诗优点在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并推奖拟古派最避忌的两位诗人白居易与苏轼，甚至认为苏轼有过于杜甫。
袁宏道强调个性和自然情感，最知名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前一句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和情感的真实性，后一句强调文体和形式的自由。性灵的意义在于忠于自我，从一首好诗中，可见诗人的个性与情感，「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相信真正的美是朴实无华的，任何有意识的提炼与修饰不仅徒劳无功，还会破坏自然之美，文饰与技巧是无用的。他推崇白话形式，认为唯一可能流传的当代作品，是街头妇孺所唱的民歌，因为这些歌曲「能宣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作品应表现「趣」，「趣」指一个人天性中的风采或风味，以及通常见于小孩而大人少有保存的一种本能的喜悦。
诗歌.
袁宏道早期的诗歌深受前后七子影响，以模拟唐诗为目标，自会见李贽后，诗风剧变，著重自由表现，真诚而不拘格套，平直清新，自然平易，一如其偶像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风。袁诗一反拟古派的风格，自由明了，能反映现实。五古《二月十一日崇国寺踏月》：「寒色浸精蓝，光明见题额。踏月遍九衢，无此一方白。」早春寒冷的月光浸照寺院，山门上的题额亦清晰可见，京城街道上的月光，通处都不及这儿的白。袁宏道也有批评时政之作，《猛虎行》和《逋赋谣》是对当时重税及矿吏的抗议，有点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袁宏道喜欢用乐府诗体，作有一组17首的「拟古乐府」，如《妾薄命》，颇有民歌情调，偶尔会采用口语化词语，如《放言效元体》中的「鹅炙」、《淮安舟中》的「鱼子饭」、「蛤蜊汤」。袁宏道偶尔也会采用民歌体，如《采莲歌》、《横塘渡》，两诗采用女性的口吻，用词平易，意思清楚。
袁宏道诗歌主题广泛，从社会交往到个人思想，从自然景致到历史怀古，均有涉猎。他的政治诗有的调笑讽刺，如《醉乡调笑引》「天有酒则不倾，国有酒则不争」，有的严肃讨论，如《猛虎行》和《逋赋谣》，直接批评政府的重税与暴行。他的哲理诗则多具佛道色彩，常表达人生短暂、功名利禄易逝的主题。中年以后，袁诗常以「闲愁」为主题，风格冲淡宁静，如《潞河舟中和小修别诗》、《途中口占》。袁诗缺点是空疏鄙俚浅俗，近体诗部份过于随便，流于「油滑」，如七律《暮春同谢生汪生小修游北城临水诸寺至德胜桥》「浅绿疏黄是处有，泥人真自胜姬鬟」，谓暮春园林的色彩缠绕人心，其愉悦胜过美人的缠绵。
散文.
与唐宋散文不同之处在于，袁宏道喜爱使用抒情风格，较少用哲学或说教的方式。游记中，以游西湖的文章最多，大部份游记记录苏杭两地城里城外的名胜，也写了一些北京地区的游记，此外以八篇短文组成一个系列，记叙了1601年的庐山之行；其后用一系列的文章描写1604年的德山之旅、1609年的华山与嵩山之旅。与徐霞客相比，袁宏道游记相当城市化，代表作《虎丘》一文，写于袁宏道辞去吴令后不久，文章重心不在山水景色，著墨最多的中秋夜在虎丘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游人的歌喉、乐器，以及饮酒欢会的情形，写的是都市生活，不是山林文学。《晚游六桥待月记》则给人舒适恬美之感。袁宏道游记中对自然的欣赏，往往止于感性的描绘，而缺乏托意深远的意境。他往往藉著相关的地名，品评古人或史事。如《孤山》，对宋代林逋的「妻梅子鹤」，致以景仰之意，并对自己之有妻室深表悔懊。《灵岩》中则为西施辩白，认为历来将亡国之罪归咎于君王好色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议论性的游记中，描写的功能往往退居其次，论辩的作用反居其首。
袁宏道在游记中有非常突出的形象，善用对话来写游记，如《文漪堂记》、《良乡三教寺记》，除了在篇首有一小段叙述外，全篇都是由几个人的对话所构成，但这类游记往往失之零碎松散，结构上不严密。晚年的游记《华嵩游草》，风格上与早期作品颇有不同，篇幅加长了，描写更细腻，议论则较少；遣词造句上，口语的成份减少了，排偶则增加，如《华山别记》「是日也，天无纤翳，青厓红树，夕阳佳月，各毕其能，以娱游客，夜深就枕，月光荡隙如雪」一段，8句中有6句是四字的，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袁宏道的书信尺牍是晚明小品文的典范之作，话题广泛，涉及从政治议题到生活琐事，体现了对陈规故套的蔑视和反抗精神。袁宏道书信的生命力，源于他愿意暴露内心深处的自己，与读者分享私密经验。在写给沈寅的信里，袁宏道勾勒了这幅自画像：「弟支离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树根，虬曲臃肿，无益榱栋，以为器则不受绳削，以为玩则不益观。」其幽默感在书信中表现无遗，不仅取笑自己，也拿朋友取乐。在给吴化的信里，他开起自己所患疟疾的玩笑，以轻松的口吻写下自己的痛苦，态度举重若轻而富幽默感。其书信用语简明而直接，少有用典或古辞，有力而清晰，能掌控口语，如「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与口语毫无二致。袁宏道《瓶史》先谈到花的灵魂，「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然后谈爱好花的人，最后谈正确的赏花方式，文章措辞简练，见解深刻，是「独抒性灵」的结果。
小说、戏曲.
受李贽的影响，袁宏道甚为欣赏通俗小说，将《水浒传》和《金瓶梅》等同于儒家经典，他是第一位评点《金瓶梅》的学者，认为《金瓶梅》不仅是诲淫之作，还包含道德教训，在情欲描绘的背后，有严肃的教化意义。袁宏道并著有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又修改了周朝俊原作的戏曲《红梅记》。
性情与嗜好.
袁宏道是清流官员，不同流合污，偶尔也感时忧国，为民呼号，明代思想家中最推崇王阳明。他以风雅自命，避忌俗人，甚至自称最怕入城，有时绝意仕进，但又无意做一个深山隐者，辞官几年住在庄园「柳浪」，便有些耐不住寂寞，有出山的念头。袁宏道性格甚为傲慢，曾将同代人描述为「瓮中鸡」，而以「云外鹄」自况，为人放旷自高，自信豪放，觉得自己的思想、人格、诗文都高人一等，轻蔑世人，自命不凡，其名士习气，颇受竹林七贤嵇康之流影响。他原本极好女色，中年以后则有了戒色的念头。
袁宏道闲居期间，每天读书、作诗、参禅，闲暇时游山玩水、下棋。他有很多特殊癖好。他不善饮酒，却很讲究饮酒的种种规矩，对饮器、酒质、酒品都有独到研究；又有茶癖和花癖，曾比较龙井与天池两地茶叶的优劣，辨鉴入微。袁宏道热衷游山玩水成癖，喜爱游览名胜，如北京城满井、崇国寺等，写下《满井游记》等文纪游。他所谓的山水癖，只是过厌了城市中喧嚣的日子，想到郊外清静一下。他真正向往的生活，是既有城市的方便，又有山林的清幽。他更喜欢将山水庭园化，自筑「柳浪」，充满小桥流水式的江南风光。在山水之乐不可得时，则转而嗜于花卉盆景之间。案头的瓶花，也可以满足他的部份山水欲。他的《瓶史》就是一本专讲插花的小册子，其中对花的种类、品第，插花器具、用水等都精心讲究。
宗教.
袁宏道往来于儒、释、道三教，深信轮回与鬼神之说，经常吃斋茹素，焚香静坐，俨然是个居士，写过许多为寺院募捐的文章，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僧侣朋友，颇以自己在禅学上的造诣而自豪，其佛教思想倾向消极避世，而无普渡众生的担当。1597年，袁宏道与友人一同造访云栖山，认识了高僧祩宏。当时他尚未有直入念佛法门之意，还是希求能游步于「见性之道」的禅。在北京时，袁宏道指出当时修禅者学人卖弄，滥用悟道意识的乱象，批评士人往往以为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以致走火入魔。其后他写成《西方合论》，借由净土以发扬禅宗，合禅宗与净土宗二者加以论述，以「禅、净一如」为修道的大前提，以追求悟道之路。撰写《西方合论》时所参照的内典，包括龙树、智𫖮、李通玄、永明延寿等大德的论著，也受到袾宏《阿弥陀经疏钞》的影响，书中流露的念佛思想，接近袾宏的教学理念。袁宏道友人虞淳熙将《西方合论》与《阿弥陀经疏钞》、永明延寿《万善同归集》等书相提并论，推崇其价值。《西方合论》10卷收入智旭《净土十要》，此外袁宏道撰有禅宗著作《宗镜摄录》12卷。
评价.
明清两代对袁宏道之诗评价较高，1930年代则对其小品文评价较高。竟陵派的钟惺认为学习袁宏道的弊病有过于学习高攀龙，尤其不喜欢袁宏道闲散的文风。钱谦益赞赏公安派的独立精神，却批评袁宏道导致明代诗风鄙俗空疏。清代批评家指责袁宏道忽视诗律，用语过于浅白，其著重自我表现的文学观是鄙俚而空疏的。沈德潜指责三袁导致「诗教」衰微，危及明朝国祚。四库馆臣赞赏公安三袁使「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却认为袁宏道「第喜逞才辨，不自知其言之过也」，要为明代社会的衰落负一定责任。袁宏道文集在乾隆时，被列入禁书目录中，受诋为异端邪说，被认为应为明代诗歌的衰落负责，他的诗甚至被视为「亡国之音」，预示了明朝的灭亡。
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后，袁宏道的名誉得以恢复，经历三个世纪的批评和忽视后，他在1930及1940年代成为文学英雄。1930年代，林语堂和周作人鼓吹小品文，袁宏道的散文被视为小品文的典范，袁宏道被视为明代的重要散文作家，也被描述为一位名士：沉浸于文学与艺术，鄙弃陈言故套和社会规范，压恶政治。《瓶史》是晚明典型的闲适小品，很受林语堂推崇。周作人相信白话文运动正源于公安派传统，胡适的文学理念是袁宏道理论的现代版本，袁宏道是胡适的前驱。周作人又赞赏公安三袁的文章「清新流丽……不在文章里面摆架子」，诗歌「巧妙而易懂」，但也批评他们的文章「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并且不喜欢袁宏道涉足于禅宗与净土宗。
袁宏道的作品也传到日本，深受江户初期僧人喜爱，称其「乐府妙绝，不复可言」。
影响.
袁宏道反对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观点，「一扫王、李云雾」，他去世时，公安三袁的诗风已取代拟古派，吸引住当时的诗人，导致复古派衰落。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改变了公安派中其他成员如袁宗道、黄辉的诗风，三袁兴起以后，自我表现连同一种个体的声音，成为晚明文学界的趋向。袁宏道的诗歌和小品文，一直受人广泛阅读，他的一些文学批评观点，到明末已成为老生常谈。公安三袁推崇白话形式，为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开辟了空间，奠定其发展基础。袁宏道极力推崇作家徐渭，大大提高徐渭的身后名。公安派在破除拟古主义和倡导个性主义方面，一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其影响不久即衰微。清朝初年，金圣叹精神上继承了公安派，也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主义观点；提倡「性灵」的袁枚也继承了公安派的一些观念。清政府尽力减小公安派的影响，三袁的作品被列入《清代禁毁书目四种》。袁宏道散文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林语堂的文论部份源自受袁宏道，他借用袁宏道的话，拈出「性灵」二字，来提倡写幽默趣味的小品文，提出以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作为小品文的写作原则。袁宏道又撰有专论插花的《瓶史》1卷，该书在18世纪传入日本，启发花道「宏道流」，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