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谷事件

涩谷事件（），是1946年7月19日晚间9点发生于日本东京都涩谷区涩谷前的一起在日台湾人团体与本地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事件。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日本各地因为物资配给紧张，而出现了利润丰厚的大型地下黑市，各大帮派争相控制这些市场。而部分在日台湾人借由获得同盟国国民的特殊地位，取得了包括额外口粮在内的特权并借此在黑市牟利，引发了与当地日本黑道和取缔摊商维持治安的警察之间的冲突。
涉及的一方为警视厅涩谷警察署及与其合作的落合一家、武田组、万年东一一派等日本黑道暴力团成员；另一方则是在日台湾人社群成员。该事件共造成在日台湾人7人死亡、34人受伤；日本人方面则是有警员1人殉职、1人重伤。黑道份子则因有警方通风报信而趁乱逃走。
当天在日台湾人车队行经警署前时，一名日本警察遭到枪击(死于送医途中)，台湾人的车队遂遭到日警反击及其他日本黑道帮派的袭击。40余名被认为进行暴动、意图袭击涩谷警察署的在日台湾人遭到逮捕。但该案件很快被东京的盟军司令部的中华民国分部受理并受到了公开的审判，日本政府也被迫对参与事件的东京警察进行了审判，这在日本是闻所未闻的。审判结果是35人被定罪，最终被驱逐出境。
关于其起因，则有反抗涩谷警察署、落合一家、武田组、万年一派联手欺压的说法，以及近期涩谷站回家途中的在日台湾人突然遭前述势力单方面攻击这两种说法。
此事牵涉到在日台湾人战后的国籍问题，并凸显该问题解决的必要性。事件过后经中、美、日三方协商决定，有关国籍的最终确定虽仍有待和平条约，日本政府在1947年5月2日进一步将领有中国驻日代表团所核发的华侨登录证明书的在日台湾人(Formosan-Chinese)与朝鲜人视同为外国人。
背景.
日本自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之后，国内民生问题极为严重，粮食配给更是极端短缺，以致当时不少日本人选择以路边摊做起以物易物或是一些非法的黑市交易来满足生活所需。自然，当地日籍华侨及台侨亦不能置身事外。一众华侨及台侨联合起来于1946年（昭和21年）4月1日向当地日本公司租借位于东京都新桥与涩谷两地（东京都涩谷区道玄坂涩谷消防署一带）的土地，以设置露天货摊经商。
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乃是二次大战结束时的盟军五大战胜国之一，并且按照美英中三国开罗宣言这份战时宣言的意向：台湾与澎湖群岛在战后需交予中华民国。虽尚未签订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国民政府仍以此类推，单方面发布法令将仍领有日本国籍的日籍台湾人视作中华民国国民。
再加上自从日本投降后，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于旅居中国大陆各地时，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迫害；因此，国民政府于民国35年（1946年）1月12日颁布节叁字第01297号训令（又称为《台湾同胞国籍回复令》）。其中宣布：「台湾人自民国34年（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紧接著，行政院又于同年2月26日颁布《台湾人财产处理原则》，其中规定：「除被认定触犯战犯或汉奸罪者外，台湾人的财产和本国人一样受到中华民国法令的保障」。对于旅外台湾人，国民政府又于1946年6月22日公布《在外台侨国籍处理办法》，办法中宣布旅外台湾人只要依照华侨登记办法向中华民国驻外使领馆单位登记，就可以发给视同国籍证明书的登记证（第2条）；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的台湾人民其法律地位与旅外华侨相同，居住在日本、朝鲜半岛者，可与其他盟国侨民享有同等之待遇（第5条）。也因此，在日本居留的台湾人都可以向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暨各地代表处申请护照。但是，这种以制定国内法的方式来单方面地处理国籍问题并不符合国际法原则，所以在日台湾人国籍的国际法律地位也并未因此而确立。
战后在日台湾人的国籍回复问题，即因东京的盟军总部（GHQ）、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的立场不同，而有进一步的外交协商。GHQ根据华盛顿当局的立场，认为战后台湾人国籍问题，应于和平条约签订时才能确定。此外，若让台湾人取得盟国国民身分，即有权不受日本警察之逮捕，这对日方而言，不仅意味著黑市或其他行为的取缔更为困难，而且也将丧失对台湾人犯罪的管辖权。盟军总部与日本政府这样的立场，与国民政府恢复在日台人国籍、享有盟国侨民待遇之主张是相冲突的。在台湾所采取的恢复民国国籍作法是相冲突的。因此，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办理台湾人复籍工作，同时争取对恢复国籍者以联合国人民待遇对待之。
1945年（昭和20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向占领和控制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发出的投降后的基本初步指示》，提到战俘、同盟国国民、中立国国民以及其他人员的处置。其中，在军事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台湾华人和朝鲜人将被视为“被解放的人民”,但在必要时也可视其为敌国国民。如果他们愿意，可制定条例将其遣返，但遣返的优先权将给予同盟国的国民。总之，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同盟国国民的健康和福利。
在当时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下的日本，被驻日本盟军总司令部（GHQ）占领时，采取的统治方法是「间接占领」的方式：日本虽然丧失了独立主权，但是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依然存在，只是必须接受司令部的指挥。
同盟国之占领军及侨民属可享有粮食配给上的特权以及广泛的治外法权；其余中立国侨民虽也有粮食配给上的特权，但是必须服从日本政府的管辖；轴心国侨民则更是没有任何的优惠仅能得到部份的救济与返国的协助。
由于中华民国属于盟军战胜国阵营，持有视同为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侨登记证的台侨不但没有被视作前殖民地的“第三国人”，反而能获得同盟国侨民的身份，在战后的日本亦与其他同盟国侨民一样可以享受许多特权：像战后日本被司令部接管期间，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国民不准随便进入司令部总部或任何驻日本各地的盟军基地，唯有同盟国侨民（中、英、美、苏等）可凭其护照进入，司令部总部及各地盟军基地的军人福利中心，以廉宜价格购买各种粮食及民生物资。因此，当年有部份台侨利用中华民国护照做为掩护，暗地里囤积物资做黑市生意，由于台侨曾经历过日本统治，多数能操流利日语，再加上货源充足，因此生意相当兴隆。再加上台侨被视为同盟国侨民，所以他们可以凭借手持中华民国护照享有不受日本政府司法体系管辖的特权—根据司令部指令，自1946年2月开始，同盟国侨民之犯罪行为一概得经由美军宪兵部队暨军事法庭管辖。由于台侨被同盟国视作其侨民，所以日本政府的执法及司法机构自然也对其无权可管。而这些特权也令当时的日本人民眼红，但却是敢怒不敢言。
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却主张在正式签订和约之前，台湾人与朝鲜人依然具有日本国籍，换言之从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正式签订降书开始，到后来日本与同盟国于1951年9月8日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并根据该条约的规定与国民政府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之前，台湾人原则上依然具有日本国籍。
于是乎就产生了一种极为微妙且尴尬的情况：按照日本外交主张，台侨依然属于日本国籍，需接受日本法律及司法、执法机关管辖；但是实际上依照当时盟军司令部的定义，台侨被视为外国的战胜国侨民。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对于在日台湾人国籍处理态度有极端重大的差异：台侨希望继续被视为外国人并保有盟军战胜国侨民的特权，但日本政府则企图重新掌握对在日台湾人与在日朝鲜人的管治权（最不济也要拿回治安管辖权）。因此，当时的日本台侨与本地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就此降至冰点，同时也埋下了引爆「涩谷事件」的地雷。但是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双方一直都未曾爆发大规模冲突。
事件经过.
有关东京涩谷事件发生的原委，及旅日台湾人对判决过程和结果的反应，曾经参与其事的林岁德有所说明。惟整件事情及国府外交部等机构的处理经过甚为复杂，与林岁德之记录有些出入，故以下分别陈列中日双方对于事件始末的记录。
中华民国方面的记录&lt;br&gt;
日本方面的记录&lt;br&gt;
台湾方面的反应.
事件发生之后，台湾上千名学生示威，抗议驻日美国宪兵对台湾人做出不公平的处理，企图包围台北美国领事馆。美方要求陈仪予以保护，并建议请台湾民间人士出面调解。当时，蒋渭川偕同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上百位同仁协助引导游行队伍，使队伍有秩序地到达领事馆，并且由廖进平等陪同学生代表进入领事馆表达抗议，使该次示威抗议得以和平地完成。由于此件成功调解事例，后来当二二八事变爆发及冲突行为蔓延全台湾时，陈仪、张慕陶、柯远芬、李翼中等党、政、军方面人士先后函请蒋渭川再行调解民变局势。
影响.
1946年7月间发生的涩谷事件，对于国民政府与GHQ的协商有重大的帮助。在经过长期的讨论后，中美日三方终于同意，凡在1946年12月31日之前申请登记为中国国籍者，就其刑事审判权，推定为取得中国市民权，未申请登记者则推定为拒绝中国市民权；但有关国籍与市民权的最终确定，仍有待和平条约。1947年2月，最高司令官承认此一协议内容，并通知日本政府。至此，有关在日台湾人的法律上地位（但非国籍），算是得到了暂时的解决；而日本政府也在1947年5月2日，进一步将领有中国驻日代表团所核发的华侨登录证明书的在日台湾人(Formosan-Chinese)与朝鲜人视为外国人。
台湾史学者郭誉孚在海峡评论103期1999年7月号中，曾做出以下评价：&lt;br&gt;
该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亚洲热战转为冷战的一次重要过场；就冷战而言，它是一场可以类比慕尼黑协定的新姑息主义型态。事件的发生与处理过程及结果对当时的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威信大受打击，造成当时的中国与台湾民众普遍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更甚而造成国民政府于大陆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惨败与在台湾于本次事件发生7个月过后爆发的二二八事件的远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