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女性主义

第一波女性主义是19世纪及20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活动和思想的时期，著重于法定议题，主要关注于争取女性投票权。这个词汇常被用来指称源自第一波时期、由自由派妇女权利运动所主张的女性主义，其组织如国际妇女联盟及其附属机构。这个女性主义运动，至今仍主要从法律层面追求平等。
「第一波女性主义」一词本身是由记者玛莎·利尔于1968年3月在《纽约时报杂志》中发表的文章〈第二波女性主义：这些女性想要什么？〉中提出的。 第一波女性主义以争取女性政治权力为主要诉求，相较于非正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一波女性主义普遍主张形式平等，而后来各波则多主张实质平等(Substantive_equality)。 浪潮隐喻已经被广泛接受，包括学界，但也有人批评这种分类方式，认为会片面地展现女性解放历程，忽略实际行动的脉络，并让仅有特定可见人物成为焦点。 「第一波」这个词以及更广义的浪潮模型，在提及非西方背景的女性运动时也受到质疑，因为这一时期及术语发展完全建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无法精确套用于非西方世界的事件。但参与性别平权政治运动的女性多以西方女性主义者要求法律权益的主张为蓝本。这与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相关，并在19世纪末至1930年代之间，结合反殖民民族运动持续发展。
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标志着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开始，而女性获得选举权则是它结束的标志。不过，由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并不是在每个国家同时进行的，所以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起止时间。虽然说女性主义运动的诞生是它开始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九世纪以前没有人关心女性的生存状态。从中世纪起，一些杰出的女性，像是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已经开始探讨丑化女性这一话题，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运动才真正地诞生。在美国，通常把1848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推动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当作是女性主义的起点；在英国，却并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给出它开始的时间。从十八世纪末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著作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在法国，第二帝国初期有限的言论自由使得女性主义随着而出现。而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1848年革命给女性带来了更多对自由的向往。
全球术语.
在美国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期间开始的包容性问题，并在随后的女性主义浪潮中持续存在，这是学术层面上讨论的主题。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浪潮模型令人困扰，因为它将漫长的行动历史浓缩成不同的类别，这些类别描述了不同世代的活动家，而不是承认一个复杂、互联且交错的女性权利历史。这被认为削弱了许多人的奋斗和成就，并加剧了不同边缘化女性主义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冲突。 现代西方和全球女性主义讨论中持续存在的争论点始于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标志性不平等。美国的女性主义者如bell hooks批评西方在全球女性主义讨论中被定位为权威，因为这重复了殖民讨论、知识拥有和以性别为平等基础的层级。 去殖民女性主义的概念是对西方女性主义所持的政治和知识权力地位的回应。通过承认世界上存在多种女性主义，回应了自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以来持续存在的狭隘范畴和对交错身份缺乏考虑。多种女性主义和行动形式的存在是由于第一波女性主义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影响。
起源.
扩展女性权利的运动早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西蒙·德·波娃写道，第一位「持笔为其性别辩护」的女性是15世纪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其他在15至17世纪活跃的「前女性主义者」包括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莫德拉塔·丰特、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和弗朗索瓦·普兰·德·拉·巴尔 (François Poullain de la Barre)。 古代文学和神话，如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已经与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并被解读为女性主义的象征。古代文学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学术研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欧兰普·德古菊被认为是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之一。她于179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的小册子，作为对《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回应。
吴尔史东克拉芙特.
玛丽·吴尔史东克拉芙特创作的时代受到了卢梭和启蒙时代哲学的影响。启蒙时代的奠基者定义了一个以男性平等为基础的理想民主社会，而女性常常受到歧视。女性被排除在讨论之外的现象，被吴尔史东克拉芙特和她的同时代人所关注。吴尔史东克拉芙特以卢梭的思想作为其著作基础。虽然乍看之下似乎矛盾，吴尔史东克拉芙特的想法其实是要扩展卢梭的民主社会，但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玛丽·吴尔史东克拉芙特大胆主张女性应融入公共生活；更具体地说，强调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她采用了「自由女性主义」一词，致力于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藩篱。
吴尔史东克拉芙特发表了最早的女性主义论著之一，《为女权辩护》（1792年），她在该书中主张两性在社会和道德上的平等，也延续了她1790年发表的小册子《为人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的理念。她后来未完成的小说《玛丽亚：女人之罪》，因讨论女性的性渴望，使她受到许多批评。她英年早逝，她的鳏夫、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很快撰写了她的回忆录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却与他本意相反，让她的声誉毁于数代人之间。
吴尔史东克拉芙特被认为是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母亲」，她的思想影响了争取女性投票权的妇女参政运动者。
教育.
在女性参政权运动期间，瑞士年轻女性的教育非常重要。教育社会中的年轻女性，让她们了解自我认同和上学的重要性，对公众来说非常重要，对女性认识自身潜能也很关键。瑞士的参政权运动认为，让年轻女性知道她们的人生不仅仅只有生儿育女很重要，这也是1960和1970年代参政权运动期间普遍的想法和行动。根据大卫·威利兹勋爵在2015年的评估，他发现并指出，2013年英国大学部学生中有54%是女性，46%是男性，而1960年代英国全日制学生中只有25%是女性。女性受教育人数增加并参与教育体系，可以追溯到女性参政权运动，这些运动旨在鼓励女性就读学校，追求高等教育。 这项权利与政治议题最终在给予1971年政治选举投票权之后到来。在1960年代的英国，女性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通常是少数，甚至很罕见。
国家.
阿根廷.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阿根廷的女性组织并巩固了西方世界中最复杂的女性主义运动之一。她们与劳工运动密切相关，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解放主义者、教育主义者和天主教徒。1910年5月，她们共同组织了第一次国际女性主义大会。著名的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工人、知识分子、思想家和专业人士，如玛丽·居礼、艾米莉亚·帕尔多·巴桑、艾伦·凯伊、玛丽亚·蒙特梭利等，提出并讨论了她们的研究工作和关于性别、政治和公民权利、离婚、经济、教育、健康和文化的主题。
澳洲.
1882年，罗丝·史考特，一位女性权利活动家，开始在她位于雪梨的家中举办每周一次的沙龙聚会，这所房子是她已故母亲留给她的。透过这些聚会，她在政治家、法官、慈善家、作家和诗人中间广为人知。1889年，她协助创立了女子文学协会，该协会后来在1891年发展成为女性参政联盟。史考特接待的主要政治人物包括伯恩哈德·怀斯、威廉·霍尔曼、威廉·莫里斯·休斯和托马斯·巴文，他们在此会面并讨论起草最终成为1899年《早期关闭法案》的法案。
加拿大.
加拿大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变得显著。女性运动的兴起始于有意识地提高意识，然后转变为学习小组，最终通过组建委员会采取行动。运动的前提围绕著教育问题。教育被视为高优先事项的特定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针对年轻一代并改变他们基于性别的观点。 1865年，安大略省一所公立学校的督学埃格顿·赖尔森是第一批指出女性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人之一。随著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这些年中上学，她们的毕业率超过了男性。1880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51%的高中毕业生是女性。这些百分比一直持续增加直到1950年。 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其他原因包括女性参政权、劳工和健康权利；因此，女性主义者将他们的运动重点放在获得法律和政治平等上。 加拿大在国际妇女理事会中采取行动，并有一个名为加拿大国家妇女理事会的特定部门，其主席为亚伯丁夫人。女性开始超越园艺和音乐俱乐部等团体，投入到促进更好教育和参政权的改革中。这背后的理念是，女性如果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统一的声音，将会更有力量。
中国.
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关心中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男性和女性中国改革知识分子在公共辩论中提出了女性主义议题和性别平等；女子学校成立，女性主义媒体出现，并且成立了天足会，推动废除缠足。
在中华民国 (1912–1949)期间，女性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1912年，妇女参政同盟会成立，作为许多地方妇女组织的联合组织，致力于在废除君主制后的新共和国宪法中纳入妇女的平等权利和选举权，虽然努力未成功，但这标志著女性主义活动的重要时期。
在国家学校系统纳入女学生并在1920年接受女性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后，一代受过教育和专业的新女性出现，1931年的民法典赋予女性平等的继承权，禁止强迫婚姻，并赋予女性控制自己财产和提出离婚的权利。
直到1928年中国在南京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才有全国统一的妇女运动组织；妇女选举权最终被纳入1936年的新宪法中，尽管该宪法直到1947年才实施。
丹麦.
第一个女性运动由"Dansk Kvindesamfund"（「丹麦女性协会」）领导，成立于1871年。莱恩·卢普劳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塔吉亚·布兰特也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为了纪念她，设立了塔吉亚·布兰特旅行奖学金。丹麦女性协会作为女性领导团体的努力，促成了1915年丹麦宪法的修订，赋予女性投票权，并在1920年代制定了平等机会法，这些措施影响了现今的立法，赋予女性接受教育、工作、婚姻权利及其他义务的机会。
芬兰.
在19世纪中期，明娜·康特首次在公共辩论中提出女性主义议题，如女性教育和性别双重标准。 芬兰女性运动于1884年成立芬兰女性协会，这是芬兰第一个女性主义组织。 这代表了第一波女性主义。芬兰女性协会于1892年分裂为女性联盟和1907年的芬兰女性联盟，所有女性组织于1911年统一在女性组织中央联盟的伞式组织下。
女性在1906年早期获得基本平等权利，包括选举权。引入女性选举权后，女性运动主要透过政党的女性分支进行。 1929年的新婚姻法"Avioliittolaki"最终确立了已婚女性的完全平等，之后女性在法律上与男性平等。
法国.
女性权利的议题在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讨论。透过新的继承权（Loi sur l'héritage des enfants）和离婚法（Loi autorisant le divorce en France）取得了一些成功。
在共和政府取代传统天主教君主制的同时，一场将女性主义带入讨论的运动发生了。一些女性担任领导角色，组成依财务稳定性、宗教和社会地位划分的团体。其中一个团体，革命共和妇女协会，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显著的关注，并倡导革命政治中的性别平等。另一个团体是两性爱国者友谊协会。这些团体透过举办会议、撰写期刊和组织具有相同目标的机构来推动经济机会的增加。
然而，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消除了革命期间取得的进展。女性权利在1870年的共产主义巴黎公社统治下得到支持，但公社的统治是暂时的。
1897年的报纸《La Fronde》是最具声望的女性经营报纸。它作为日报维持了6年，涵盖了如职业女性和倡导女性政治权利等具争议的话题。
法国的第一波女性运动在1870年由玛丽亚·德莱梅斯和利昂·里歇创立的"妇女权利协会"组织起来。 随后是"法国妇女权利联盟"（1882年），该联盟提出女性选举权问题，并成为与"法国女性选举权联盟"（1909-1945年）并行的主要选举权社会。
德国.
德国的第一波女性运动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下组织起来。它首次在德国的第一个女性组织"全德女性协会"（ADF）中组织起来，该组织由路易丝·奥托-彼得斯和奥古斯特·施密特于1865年在莱比锡创立。
中产阶级的女性寻求改善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前景。人文主义的愿望将女性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希望被认同并受到尊重为完整的个体。 她们被吸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斗争中，因为她们被承诺在之后获得完全的平等。女性改善的议程包括获得工作、教育、堕胎、避孕和寻求职业的权利。 德国女性主义的前提围绕著政治公益，包括社会正义和家庭价值观。 女性对社会施加的压力导致了1918年的女性选举权。这进一步促成了扩大女性权利的女性运动。
与美国相比，德国女性主义针对集体代表和女性自主，而美国女性主义则专注于普遍平等。
荷兰.
尽管在启蒙时代的荷兰，男女平等的理念有所进展，但并未产生实际的制度措施或立法。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荷兰出现了许多女性主义者的倡议。
Aletta Jacobs（1854–1929）于1871年成为荷兰第一位申请并获准进入大学学习的女性，成为第一位女性医生和学者。她终生致力于女性参政权、平等权利、节育和国际和平的运动，并为国际妇女联盟等组织在全球旅行。
Wilhelmina Drucker（1847–1925）是一位政治家、多产作家和和平活动家，透过她创立的政治和女性主义组织争取投票权和平等权利。她在1917至1919年间实现了女性参政权的目标。
Cornelia Ramondt-Hirschmann（1871–1951），荷兰妇女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WILPF）主席。
Selma Meyer（1890–1941），荷兰妇女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WILPF）秘书。
纽西兰.
早期的纽西兰女性主义者和女权运动者包括莫德·彭伯·里夫斯（出生于澳洲，后来住在伦敦）、凯特·谢帕德和玛丽·安·穆勒。1893年，伊丽莎白·耶茨成为奥尼杭加的市长，这是大英帝国中首次由女性担任此职位。早期的大学毕业生有艾蜜莉·西德伯格（医生，1895年毕业）和艾瑟尔·班杰明（律师，1897年毕业）。《女性法律从业者法》于1896年通过，班杰明于1897年被接纳为纽西兰最高法院的律师（参见纽西兰女性参政权）。
挪威.
挪威的第一波女性运动组织于1884年成立挪威女性权利协会。
俄罗斯.
在帝俄时期，于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成立政治组织是非法的。因此，在此之前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公开组织的女性权利运动。然而，19世纪期间实际上存在著女性运动。
19世纪中期，成立了几个文学讨论俱乐部，其中一个由安娜·菲洛索福娃、玛丽亚·特鲁布尼科娃和娜杰日达·斯塔索娃共同创立，讨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成为俄罗斯第一个事实上的女性权利组织。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罗斯比西欧落后，导致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教育改革和女子学校的建立。俄罗斯的精英女性通过她们的文学俱乐部和慈善社团事实上为女性权利改革发声。她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女性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安娜·菲洛索福娃、玛丽亚·特鲁布尼科娃和娜杰日达·斯塔索娃的女性俱乐部成功地争取到女性可以参加大学课程，这些为女性开设的独立课程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1876年被永久设立。然而，1876年禁止女性学生获得学位，所有女子大学被禁止，除了位于圣彼得堡的贝斯图热夫课程和莫斯科的格里耶课程。
1895年，安娜·菲洛索福娃成立了「俄罗斯女性慈善联盟」，这在名义上是一个慈善社团以避免政治组织的禁令，但实际上是一个女性权利组织：安娜·菲洛索福娃于1899年当选为国际妇女理事会成员。由于俄罗斯禁止政治活动，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对女性主义议题的认识。
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俄罗斯允许成立政治组织，女性运动得以以"Liga ravnopraviia zhenshchin"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于同年开始了女性参政权运动。1917年的俄国革命正式使苏联法律上男女平等。
南韩.
韩国的女性运动始于1890年代，随著赞襄会的成立，随后出现了许多其他团体，主要专注于女性教育以及废除性别隔离和其他歧视性做法。
当韩国在1910年成为日本殖民地时，日本禁止了女性协会，许多女性转而参加地下抵抗组织，如女性爱国同志会和大韩爱国妇人会。 
战争结束和1945年韩国分裂后，韩国的女性运动也分裂。在北韩，所有女性运动都被纳入朝鲜民主女性同盟；在南韩，女性运动于1959年统一于韩国女性团体协议会，该组织于1973年成立了全国妇女修订家庭法协会，以修订1957年的歧视性家庭法，这一议题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仍然是主要焦点，直到1991年才有重大改革。
瑞典.
18世纪时，Margareta Momma、Catharina Ahlgren、Anna Maria Rückerschöld和Hedvig Charlotta Nordenflycht等人在媒体和文学中讨论女性主义议题和性别角色，但并未形成任何运动。第一位公开演讲并支持女性主义的人是Sophie Sager，于1848年，而第一个处理女性议题的组织是由Josefina Deland于1855年创立的"Svenska lärarinnors pensionsförening"（退休女教师协会）。
1856年，弗雷德里卡·布雷默出版了著名的"赫塔"，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引发了所谓的"赫塔辩论"。两个主要问题是废除未婚女性的法律掩护，以及国家提供女性相当于大学的教育机构。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回应：1858年，一项改革赋予未婚女性通过简单程序申请法律成年权的权利，1861年，Högre lärarinneseminariet成立，作为“女性大学”。1859年，瑞典和北欧国家的第一本女性杂志"Tidskrift för hemmet"由Sophie Adlersparre和Rosalie Olivecrona创立。这被认为是瑞典女性运动的起点。
有组织的女性运动始于1873年，当时已婚妇女财产权协会由Anna Hierta-Retzius和Ellen Anckarsvärd共同创立。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废除法律掩护。1884年，弗雷德里卡·布雷默协会由Sophie Adlersparre创立，致力于改善女性权利。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多个女性权利组织，并在积极组织和知识辩论中展现了相当的活动力。188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Sedlighetsdebatten"，在文学辩论中讨论性别角色，涉及性别双重标准与性别平等的对立。1902年，全国女性选举权协会终于成立。
在1919年至1921年间，女性选举权终于被引入。女性选举权改革之后是1923年的"Behörighetslagen"，其中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所有职业和职位上正式获得平等的进入权，唯一的例外是军事和神职人员职位。最后两项限制于1958年被移除，当时女性被允许成为神职人员，并在1980年至1989年间的一系列改革中，所有军事职业向女性开放。
瑞士.
瑞士女性运动在1848年宪法引入后开始形成，该宪法明确排除女性权利和平等。然而，由于法语区和德语区的分裂，瑞士女性运动长期无法有效推动，限制其仅能进行地方活动。这种分裂对全国性的瑞士女性运动造成了长期障碍。然而，当玛丽·戈格-普舒兰于1868年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女性运动组织"国际妇女协会"时，瑞士女性运动在国际女性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85年，第一个全国性女性组织"瑞士妇女协会"由伊莉莎·霍内格创立。该组织很快分裂，但在1888年，第一个永久性的全国性女性组织"瑞士公益妇女协会"（SGF）终于成立，成为瑞士女性运动的伞形组织。从1893年起，一个地方性女性组织伯恩妇女委员会也作为联邦政府与瑞士女性运动之间的桥梁。瑞士女性投票权的问题由"瑞士妇女协会"从1899年开始提出，并由1909年的"瑞士女性投票权协会"继续推动，这两个组织成为瑞士众多投票权组织中的主要力量。
瑞士的投票权运动在社会中为平等奋斗了数十年，直到1970年代初；这波女性主义运动也包括了赋予投票权。1971年10月31日，瑞士女性获得了参加政治选举的投票权。根据李·安·巴纳萨克的说法，瑞士女性投票权运动缺乏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成员动员进入投票权组织的差异、投票权运动的财务资源、与其他政治行动者结成的联盟，以及政治系统的特征。因此，瑞士女性投票权运动的成功受到资源和政治结构的严重影响。「瑞士运动必须在一个由共识构建的系统中运作，反对党从未发起选举挑战来促使执政党采取行动。」这解释了封闭的立法过程如何使投票权活动家更难参与或甚至追踪女性投票权。瑞士投票权运动在争取政治选举投票权时也缺乏强有力的盟友。 1970年代对瑞士女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并且它们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开始稳步取得更多进展，直至今日。
英国.
早期的女性主义改革者是未组织化的，包括一些曾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卡罗琳·诺顿，她因无法获得离婚并被丈夫拒绝探视三个儿子而遭遇个人悲剧，这促使她积极展开运动，成功促成了《1839年婴儿监护法》的通过以及幼年原则在儿童监护安排中的引入。 该法案首次赋予已婚女性对其子女的权利。然而，由于女性需要在大法官法院提出请愿，实际上很少有女性有财力为自己的权利请愿。
英国女性主义的第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是1850年代的兰厄姆广场圈，其中包括芭芭拉·博迪肯（娘家姓李-史密斯）和贝西·雷纳·帕克斯等人。 该团体为许多女性事业进行运动，包括改善女性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权利。它还通过其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推动女性的财产权。1854年，博迪肯发表了《英格兰关于女性法律的简要总结》， 该文件在1857年成立的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中被用来推动《188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的通过。 1858年，芭芭拉·博迪肯、玛蒂尔达·海斯和贝西·雷纳·帕克斯创办了第一本英国女性主义期刊《英国女性杂志》， 由贝西·帕克斯担任主编。该杂志持续出版至1864年，并于1866年由洁西·布歇雷特编辑的《英国女性评论》接替，该杂志持续出版至1910年。洁西·布歇雷特和阿德莱德·安妮·普罗克特于1859年加入兰厄姆广场圈。该团体活跃至1866年。同样在1859年，洁西·布歇雷特、芭芭拉·博迪肯和阿德莱德·普罗克特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协会，以促进女性的培训和就业。 该协会是英国最早的女性组织之一，并继续以注册慈善机构「女性未来」运作。 海伦·布莱克本和布歇雷特于1891年成立了女性就业保护联盟，以捍卫女性的工作权利免受限制性就业立法的影响。 她们还共同编辑了1896年的《工厂法与女性工作状况》。20世纪初，女性的就业仍主要限于工厂劳动和家务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多女性在家外找到工作。由于战时女性在劳动力中的经验，《1919年性别歧视（取消）法》开放了职业和公务部门给女性，婚姻不再是女性在家外工作的法律障碍。
1918年，玛丽·斯托普斯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婚姻中的爱》， 她在书中倡导婚姻中的性别平等以及女性性欲的重要性。（该书进口美国被禁为淫秽品，直到1931年。）
《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将选举权扩展至至少30岁且她们或其丈夫为财产持有者的女性，而《1918年国会（女性资格）法案》赋予女性在国会中任职的权利，尽管女性实际当选的速度很慢。1928年，《1928年人民代表（平等选举权）法案》将选举权扩展至所有21岁以上的女性，与男性平等。
许多女性主义作家和女性权利活动家认为，她们需要的不是与男性的平等，而是承认女性在工作、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实现自身潜力的需求。弗吉尼亚·伍尔芙根据女性作家和小说角色的观点撰写了她的文章《自己的房间》。伍尔芙表示，女性必须拥有金钱和自己的房间才能写作。
应该承认，早期的英国女性主义运动与英国帝国计划密切相关，并且是其重要的一环。当代作家如莫娜·凯尔德主张，女性应在“国家议会”中作为白人种族及其优越性的捍卫者而获得代表权。 为了获得作为女性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女性主义者将自己定位为“外国女性”的仁慈解放者。安托瓦内特·伯顿写道，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家并未颠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假设，而是利用这些假设来证明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声称女性的道德属性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 伯顿提醒我们，女性通过诉诸将她们束缚在家庭中的道德假设，对男性同伴施加了真正的权力。认为这些女性未参与或未对海外的帝国压迫做出贡献是天真的，但以往对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处理忽略了在道德秩序的上层结构中导航的权力关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的性别和性别地位比维多利亚道德为自己想像的更为多样和多元。
美国.
美国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开端传统上以1848年的塞内卡瀑布会议为标志；然而，这一事件的推动力来自于1848年前几年女性在废奴主义运动和美国禁酒运动中变得越来越活跃，并开始让她们的声音被听到。这些早期的活动家包括索杰纳·特鲁斯、伊莉莎白·布莱克威尔、珍·亚当斯和桃乐丝·戴。 第一波女性主义主要由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领导，直到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期，有色人种女性才开始发声。 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在那个时期被创造出来，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的出现是基于平等条件下对民主改革和修正的讨论。
在19世纪初期之前，殖民地美国的白人女性在社会上被期望留在家庭中，她们的财产和政治权利受到婚姻的严格限制和控制。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社会期望并不鼓励女性积极参与政治或寻求正规教育。 女性也被期望将基督教价值观传递并教导给她们的孩子。因此，南北战争后许多男性受到酒精影响，这不仅成为女性积极参与禁酒运动的道德动机，也成为她们控制财务和财产的一种方式。教会中的女性社群聚集并在家外为此事业集会。 对第一波女性主义影响最直接且深远的运动是废奴运动。黑人男女在禁酒运动期间及之前一直在为权利而奋斗。白人女性开始认同自身与权利斗争的关联，并参与废除奴隶制。
朱迪思·萨金特·穆雷于1790年发表了早期且具影响力的文章《论性别平等》，将女性教育标准低劣视为女性问题的根源。 然而，英国同时代的凯瑟琳·麦考利和玛丽·吴尔史东克拉芙特的个人生活丑闻，将女性主义作者推向1790年代至19世纪初的私人通信中。 约翰·尼尔在1820年代于《布莱克伍德杂志》和《洋基》发表的女性主义文章，填补了穆雷与1848年塞内卡瀑布会议领导者之间的知识空白， 该会议通常被认为是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开端。 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尼尔免受许多针对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常见攻击，他的倡导对将女性主义重新带入美国主流至关重要。
玛格丽特·富勒的《十九世纪的女性》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常被拿来与吴尔史东克拉芙特的《为女权辩护》相比较。 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包括卢克丽霞·莫特、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露西·斯通和苏珊·B·安东尼；安东尼和其他活动家如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和马蒂尔达·乔斯林·盖奇曾在法律允许之前尝试投票，因此许多人面临指控。其他重要领袖还包括几位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反对法律的女性（如莎拉和安吉莉娜·格林克），以及其他活动家如卡丽·查普曼·卡特、爱丽丝·保罗、索杰纳·特鲁斯、艾达·B·威尔斯、玛格丽特·桑格和露西·伯恩斯。
第一波女性主义涉及广泛的女性，其中一些属于保守基督教团体（如弗朗西斯·威拉德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另一些如马蒂尔达·乔斯林·盖奇属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其激进主义类似于许多第二波女性主义。这些组织的创立是19世纪初宗教运动第二次大觉醒的直接结果，该运动激励了美国的女性改革者。
大多数第一波女性主义者比起激进或革命，更加温和和保守——像美国女性选举权协会（AWSA）的成员一样，他们愿意在政治体系内工作，并理解与有权力的同情男性合作以推动选举权事业的重要性。NWSA的有限成员专注于获得女性选举权的联邦修正案，而AWSA拥有十倍的成员，致力于在州层级获得选举权，作为联邦选举权的必要前提。NWSA有广泛的目标，希望实现女性更平等的社会角色，但AWSA意识到这些目标的分裂性，选择专注于选举权。NWSA以更具攻击性的公开策略（如示威和绝食抗议）而闻名，而AWSA则使用更传统的策略，如游说、演讲、施加政治压力和收集请愿书签名。
在第一波中，废除奴隶制运动与女性权利运动之间有显著的联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积极参与这两个运动，并认为两者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在种族和性别方面实现真正的平等。 关于非裔美国女性参与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不同说法被提出。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爱丽丝·保罗指出，与南方团体达成了一项妥协，让白人女性先游行，然后是男性，最后是非裔美国女性。 根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另一个说法，因为难以隔离女性，非裔美国女性与各自的州一起游行，没有受到阻碍。 其中包括艾达·B·威尔斯-巴奈特，她与伊利诺州代表团一起游行。
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结束通常与《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1920年）的通过相关，该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这是该运动的重大胜利，还包括高等教育、职场和专业领域以及医疗保健的改革。女性开始在学校董事会和地方机构任职，且人数不断增加。这一时期也有更多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1910年，「女性开始就读许多知名医学院，1915年，美国医学会开始接纳女性会员。」 《1923年婚姻诉讼法》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离婚理由权利。与第二波相比，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很少关注堕胎、避孕和女性整体生育权的议题。安东尼虽然从未结婚，但她发表了关于婚姻的看法，认为女性应该被允许拒绝与丈夫发生性行为；当时的美国女性对于丈夫的强奸没有法律救济途径。
在1920年代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失业率上升首先影响到女性，当男性也失去工作时，家庭面临更大的压力。许多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约有30万美国女性在海军和陆军中服务，担任秘书、打字员和护士等职务。
州法律.
美国各州是独立的主权，拥有自己的州宪法、州政府和州法院。所有州都有立法部门负责制定州法，行政部门根据法定授权颁布州法规，司法部门则应用、解释并偶尔推翻州法和法规，以及地方条例。各州保留制定法律的全权，只要不被联邦宪法、联邦法规或联邦参议院批准的国际条约所排除。通常，州最高法院是州机构和州法律的最终解释者，除非其解释本身涉及联邦问题，此时可以通过调卷令请愿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自独立以来，州法律在几个世纪中显著分歧，以至于美国不能被视为一个法律体系，而必须被视为50个独立的侵权法、家庭法、财产法、契约法、刑法等系统。
Marylynn Salmon 认为每个州在处理与女性相关的各种法律问题时，尤其是在财产法方面，发展出不同的方法。 1809年，康乃狄克州成为第一个通过法律允许女性立遗嘱的州。
1860年，纽约通过了修订版的美国已婚妇女财产法，赋予女性对其子女的共同监护权，允许她们对子女的遗嘱、工资有发言权，并赋予她们继承财产的权利。 纽约和其他州经历了进一步的进展和挫折，但每次新的胜利都能被女性主义者用作例子，对顽固的立法机构施加更多压力。
白人女性主义.
帝国主义.
美国对于美国男性在菲律宾的道德堕落和诱惑的焦虑，激发了女性参与殖民政府政治的动机。1900年《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将菲律宾描述为一个相对宽松的道德观念环境，使白人男性「失去对错的概念」。据说白人男性「玷污了他们被任命的职位」，尽管他们离开家时「有著无可指责的记录」，但却因「新生活条件而堕落」。远离社区施加的社会压力，他们缺乏维持「社会纪律」所需的道德品格或原则的力量。
在这段历史背景下，白人女性主义者宣称她们优于白人男性和棕色女性。她们受到现代有色女性作家如瓦莱丽·阿莫斯和普拉蒂巴·帕尔马的批评。
不平等.
在第一波的背景下，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为平等权利进行了两场不同的斗争。白人女性在社会中争取与白人男性平等的权利。她们希望纠正教育、职业、财产、经济和投票权的差异。她们也为避孕和堕胎自由而奋斗。另一方面，黑人女性面临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使得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斗争更加艰难。当白人女性无法投票时，黑人女性和男性也无法投票。玛丽·J·加勒特在纽奥良成立了一个由数百名黑人女性组成的团体，她表示黑人女性努力争取教育和保护。确实，「接受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被孤立、未被充分利用，且常感到士气低落」，她们共同对抗这种情况。她们反对「白人男性的剥削」，并希望「过上有道德和勤勉的生活」。黑人女性也为她们的丈夫、家庭以及整体的平等和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奋斗。种族主义限制了白人和黑人女性共同为社会变革而奋斗。
苏珊·B·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是废奴主义者，但他们并不提倡普选权。他们不希望黑人男性在白人女性之前获得投票权。全国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成立是为了与支持黑人男性投票权的立场区分开来。 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应因种族而被剥夺投票权。安东尼和斯坦顿反对该修正案的通过，除非它伴随著第十六修正案，以保证女性的选举权。否则，他们表示，这将创造一个“性别贵族”，赋予宪法权威以支持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这项新修正案的提案被命名为“安东尼修正案”。 斯坦顿曾说，让黑人男性在女性之前投票“会在黑人男性和所有女性之间造成对立，最终导致对女性的可怕侵犯”。 安东尼表示，她会“砍掉自己的右臂，也不会为黑人而不是女性争取或要求选票”。 玛丽·丘奇·泰瑞尔在1904年呼吁，“我优势种族的姐妹们，不仅要为被压迫的性别站出来，也要为被压迫的种族站出来！” 全国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维持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并限制了她们的贡献能力。
美国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并未同等程度地记录黑人女性的贡献。包括苏珊·B·安东尼在内的活动家和其他女性主义领袖倡导性别平等；然而，他们忽视了包括种族在内的其他多个议题的平等。这使得白人女性相对于白人男性获得权力和平等，而白人和黑人女性之间的社会差距却加大。这种排斥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普及，特别是白人女性主义，同时积极忽视了黑人女性主义者对运动的重大影响。
苏珊·B·安东尼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共同成立了美国平等权利协会，倡导性别平等。1848年，苏珊·B·安东尼邀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纽约塞内卡瀑布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积极的支持者。 后来，道格拉斯未被允许参加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全国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大会。苏珊·B·安东尼表示，“我不想让他受到屈辱，也不想让任何事情妨碍南方白人女性加入我们的选举权协会，因为她们的兴趣已经被激发。” 道格拉斯反对卡迪和安东尼对黑人投票权的极度不支持。 白人女性在支持白人选举权运动的情况下，容忍了对黑人女性的种族歧视。
制度性种族主义.
黑人女性被排除在女性主义运动之外，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种族主义；制度性种族主义也阻止了许多女性积极发声和表达立场。在考虑黑人女性在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中的劳动时，及其在第一波女性主义中的角色时，这段历史显示出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之间完全不同的经历。无论性别，黑人美国人都面临著一段暴力的压迫历史，这段历史剥削、虐待并将身体商品化为劳动力，这是美国经济早期发展和成功的基本方面。黑人女性对于维持奴隶的大量劳动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可以生育未来也会被强迫劳动的孩子。这使得黑人女性与美国经济成功的基础有著独特的联系。因此，黑人女性面临基于阶级、种族以及性别的压迫，这意味著她们与女性主义旨在改变的法律、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机构的互动，与白人女性对这些系统的互动不同。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目标主要是解决法律问题，尤其是确保投票权，仅考虑到白人上层阶级女性的需求。第一波女性主义完全模仿了维持剥削黑人女性的权力动态的种族阶层，并完全将黑人女性排除在女性主义运动之外。 由苏珊·B·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成立的全国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并未邀请黑人女性参加特定会议，完全将她们排除在外。在黑人女性占人口主导比例的南方州举行的女性主义和妇女选举权大会是隔离的。
制度性种族主义在1913年的华盛顿游行中排斥了黑人女性。黑人女性被要求分开游行，并排在游行队伍的后面。 她们被迫缺席，这可以从缺乏黑人女性参加游行的照片和媒体报导中看出。白人女性不希望黑人女性与她们的运动有关联，因为她们认为白人女性会与一个整合的团体脱离关系，并创建一个更有力量的隔离团体。
Sojourner Truth 的「难道我不是女人？」.
尽管在所有女性主义运动中积极参与并做出巨大贡献，黑人女性却很少被认可。玛丽·麦克劳德·贝松表示，世界无法接受黑人女性所做出的所有贡献。苏珊·B·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共同撰写了1881年出版的《妇女参政史》。这本书未能充分认可同样对美国历史变革负有责任的黑人女性。 索杰纳·特鲁斯成为女性权利运动的有影响力的倡导者。1851年，她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女性权利大会上发表了「难道我不是女人？」的演讲。此时，黑人女性开始变得有力量和自信，公开谈论不成比例的不平等。特鲁斯谈到她和其他女性在生育十三个孩子后，仍能像男人一样工作。这次演讲是白人和黑人女性共同为同一目标奋斗的方式之一。索杰纳·特鲁斯的演讲最初由她的好友马里厄斯·罗宾逊记录，他当时在女性权利大会现场。索杰纳表达了她对女性公民权利的看法。1863年，在她发表演讲十二年后，弗朗西斯·盖奇发表了她对索杰纳当天演讲的回忆。盖奇改变了索杰纳的大部分话语，使她看起来像是有南方奴隶口音，而事实上罗宾逊的准确版本显示她并没有。盖奇写下了诸如「chillen, whar dar's so much racket dar must be som'ting out o'kilter」的短语，而索杰纳实际上说的是「May I say a few words? I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is matter。」 虽然这次演讲是女性运动的一大进步，但仍然显而易见运动的重点是谁。特鲁斯在1867年于纽约的美国平等权利协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她说：「如果有色人种男性获得权利，而有色人种女性没有，你会看到有色人种男性将成为女性的主人，这将和以前一样糟糕。」 她的演讲引起了对运动的关注，不仅是为了黑人女性，也为了白人女性。尽管私人生活仍然是隔离的，女性主义联盟开始融合。两个不同的原因促进了女性主义运动的融合。宝拉·吉丁斯写道，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两场斗争无法分开。格达·勒纳写道，黑人女性证明她们同样有能力为平等而奋斗和创造变革。
批评.
在凯拉·舒勒的《情感的生物政治：十九世纪的种族、性别与科学》中，「生物权力是女性主义的启动条件……性别平等运动在一个权力场域中实现，至少自马尔萨斯以来，生殖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形成了政治的主要领域。」 舒勒认为，「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性别的进化概念，被理解为生理、解剖和心理功能的专门分歧，只有最文明的人才能达成，这本身就是一种种族阶层……性别作为生物和政治主体性的概念，是与物种变化科学携手展开的生物政治逻辑的产物。」 舒勒引用加拿大哲学家米歇尔·墨菲在《掌握生殖手段：女性主义、健康与科技科学的纠结》中的话：「将女性主义历史化为一种生物政治，将『性别』及其附属的『生殖』作为核心关注，要求我们理解女性主义在其多样性和矛盾中，是在主流治理和科技科学的配置中被激活的，而不是逃脱。」 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女性主义再现了它们本有潜力去抗争的社会阶层，这印证了米歇尔·傅柯在《性史第一卷：导论》中所说的「抵抗从未处于与权力的外部关系中。」
第一波女性主义没有提供交叉性视角。性别并未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也未认为各性别所扮演的角色是性别歧视的。 这一时期也专注于生物差异，认为只有通过生物或性别才能被视为女性。 它没有考虑并为有色女性或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奋斗。 它也加强了殖民化，并增加了对不同国家女性的情色化。 第一波理论家也忽略了有色女性的贡献。像玛丽亚·斯图尔特和弗朗西斯·E·W·哈珀这样的活动家在这一时期的废奴或选举权运动中几乎没有被提及或给予任何功劳。 第一波女性主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意味著它是以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形成的。 另一个问题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能够决定什么是女性问题，什么不是。 第一波缺乏女性渴望但无法拥有的性自由，而男性却可以拥有。 也有人说，许多白人基本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者与有色女性结盟，但当她们发现可以为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取得进展时却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