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军阀

新疆军阀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统治新疆省的军阀派系，亦是民国军阀中最特别的一个派系，其领袖全为来自外省汉族，亦因地理因素未曾参与其他派系的混战，主要专注于应付省内内战。北洋政府主政时期，省长杨增新奉行「认庙不认神」的孤立主义，远离军阀混战；盛世才当权以后，新疆省达到前所未有的割据程度，其不挂国民政府中央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挂盛个人的六角星旗，完全由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执政并掌控大小军政事务，国民党政府对新疆无任何权威，新疆自治当局与苏联进行外交往来，形同独立，后因盛氏与斯大林交恶而被苏联放弃，其失势下野后，新疆的多年割据才得以结束。
历史.
杨增新主政时期.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期间，清政府任命的地方官袁大化等人逃离迪化（今乌鲁木齐）。由杨增新率领的云南人平定了哥老会在新疆发动的叛乱，随后杨增新被拥立为新疆省都督，总揽大权。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认可杨增新的实权地位。洪宪帝制时，杨增新也是为数不多的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地方实权人物；他清除了新疆军队中同情蔡锷领导护国运动的军官。袁世凯死后，他认同其后的各届北洋政府，无论哪派军阀入主北京，杨增新都一概认之，有人说他这是“认庙不认神”的策略，这种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使新疆远离中国其他地区所经历的动荡。
对内，杨增新清除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军政人士，先后下令处死喀什噶尔长官马福兴、绞杀民变领袖铁木尔·尼牙孜，以此震慑异己势力；对待沙俄和白俄进入新疆的势力，杨增新在收编为“归化军”的同时严加防范，并积极联络新生的苏俄红军予以剿灭。杨增新在治理上强调“保守主义”，以羁縻之策笼络人心，以铁腕政策排除威胁，既驱逐来自土耳其和中亚等国的泛伊斯兰宗教势力，也拦截中国内地的国民革命宣传。他在该地区拥有绝对的权力，并将电台的钥匙一直随身携带。杨增新常常亲自查阅新疆报章的每一条报道，并禁止他所不喜的内容。
回民马福兴和马绍武也是该派系成员，他们在杨增新手下有军政职位。杨增新运用「以回制回」的策略，使得讲汉语的回民和突厥语穆斯林「缠回」互相牵制，确保新疆的稳定。他还是新疆汉族统治者中少数懂一些察合台语（维吾尔语前身）的人，并一再督促各县知事学习维吾尔语，否则“不惟难以联络地方之感情，洞达人民之隐屈”。
杨增新的副手，军务厅长、外交署长樊耀南曾在日本留学。他被黎元洪任为新疆驻外武官后来到新疆，樊耀南非常不喜欢杨增新的愚民政策，并试图将更多的进步思想引入该地。黎元洪希望樊耀南最终杀死杨增新，接替他担任新疆省长。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樊耀南抓紧时间准备行刺。1928年7月7日，也就是杨增新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并改旗易帜的数日后，樊耀南在新疆政法学院（新疆大学前身）的一次宴会上枪杀了杨增新。出席宴会的人除了中国官员还有苏联总领事及其夫人，总领事夫妇得以逃脱。
金树仁治下的纷扰.
杨增新遇刺后，其下属的公署政务厅厅长金树仁杀死了樊耀南一伙。之后他自任省主席，并很快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认可。金树仁执政期间任人唯亲，用家乡甘肃河州的汉族官员取代新疆当地官员，他的很多同乡都被安插进新疆任职。他严密控制该省，对占新疆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奉行高压政策，禁止其朝觐。并一改杨增新的“弱兵政策”，积极扩军备战，新疆财政日益困难。为筹措经费滥印钞票，造成高通货膨胀，百姓苦不堪言。金树仁垄断贸易，买官卖官，甚至设立“土药局”公开种植鸦片来聚敛钱财，新疆政局日益混乱，对其统治的不满也逐渐增长。1931年因所谓「改土归流」，哈密地区开始反抗金树仁。随后出身马家军的甘肃马仲英也率军入新，战火遍及全疆，分离主义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和田地区宣告成立，同时这些组织也互相对抗。
盛世才掌权后的自治.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城迪化市（今乌鲁木齐）爆发军事政变，史称「新疆四·一二政变」，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被逐出迪化，出逃塔城。4月14日，手握兵权的盛世才率部进入迪化，依靠武力继任临时督办。
1933年6月和9月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派黄慕松（参谋本部次长）、罗文干（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人视察新疆，并任命刘文龙为临时主席，后又认可为主席。盛世才很快就软禁刘文龙，迫其辞职，改以年老多病的朱瑞墀为代理主席。次年朱瑞墀病故，盛世才又推李溶为主席，自己仍然掌握实权。盛世才为取得苏联援助一方面实行「反帝亲苏」路线，但同时表态保障新疆为中国领土。
1934年4月，盛世才公布了新疆政府的新政治纲领“八大宣言”，取消了原“十大纲领”。6月，盛世才以新疆省政府名义，未经国民政府核准私自与苏联签定《新苏租借条约》（系租借新疆锡矿条约，亦称《锡矿协定》），向苏新贸易公司借款，国府不予承认。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项新任务，以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维持中苏亲善政策为主。此后，他成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并陆续提出六大政策，为此，盛世才专门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设制了六角星旗。他并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提出在新疆实行社会主义，并将其推行到甘肃和陕西，此事为苏联政府劝阻。此后，其主政期间更在苏联支持下于1937年击败马虎山，终将新疆变为苏联事实上的保护国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庇护所。1940年李溶病逝，盛世才继任主席。
1941年，苏联遭到纳粹德国闪击，盛世才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即将灭亡，于是再度转向改投国府中央。12月，盛世才透过中国驻苏联武官郭德全转达与国民政府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意愿，同意重新加入国民党、驱逐苏联顾问并处决共产党员。
1942年6月，盛世才邀请国府翁文灏（经济部长）、朱绍良（第八战区）共同商讨新疆「独山子油鑛」问题。会后双方达成协议。7月，苏联察觉盛世才归顺国府中央后以驻华大使潘友新向国府「揭发盛世才的罪行」，形容其为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拟订「收复新疆主权方略」，经蒋中正审核后决定采行；国民政府将一面安抚盛世才，一面遏止苏联分裂中国的举动，设法收复新疆。10月，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除外交人员外，其他苏联顾问、矿场人员、苏联部队均需在三个月内撤离新疆省」。盛世才开始组建10万人的游击队并在迪化挖掘地下掩体，表达支持国民政府与苏军一战的决心。苏联则改为开始于阿山行政区扶植反盛亲苏的阿尔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其领袖乌斯满终于1944年3月起义）。
1943年，盛世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角星旗亦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944年初，鉴于苏联开始反攻德国而国军在豫湘桂会战失利，盛世才评估局势认为国府将会战败，因而企图再次投靠苏联。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终于8月29日将其罢黜下野，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并由朱绍良代理新疆省主席。至9月11日，盛世才离开新疆到重庆赴任。
经济.
由于新疆军阀地理位置远离中央政府，与沿海地区贸易路途遥远并需经过许多其他势力，因此其不得不在经济上重度依赖邻国苏联，而苏联也很乐意利用新疆来确保自己的边界之安全，为此，苏联投资和援助了新疆的许多经济产业，包括石油及棉花等。在盛世才的请求下，1934-1937年苏联向新疆派遣大量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和联共党员，苏联出资帮助新疆修筑公路，开发资源并建立现代工业。苏联顾问还帮助新疆建立并统一了财政预决算制度，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恢复了金融秩序。至30年代末，苏联总计向盛氏政权贷款831.5万金卢布。
新疆独山子油矿（今克拉玛依）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开发的油气田之一，最先于1939年由盛世才政府和苏联政府口头约定合作开发，在新疆当局与苏联合营期间取得了不错进展。在双方关系破裂后，苏联改与国民政府开始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几个月后以失败告终。
对外关系.
相较于西藏来说，西藏是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必争之地，然而新疆的地理位置却没有如此的重要，因此并没有爆发如同“大博弈”式的外交斗争。直到苏联成立和盛世才掌权后，新疆对于莫斯科的重要性才开始显现。
1931-1933年新疆因金树仁的暴虐统治引发的动乱，不仅使苏新贸易关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对苏联中亚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了不良影响。1933年4月8日，苏联《东方真理报》发表题为《英日在中国西部角逐》的长文，指出“新疆无论是继续动乱还是形成一个独立国或几个分裂政权，都将成为帝国主义武力攻击苏联的基地”。尽管英、日、德在新势力范围根本无法与苏联相抗衡，苏联通过报纸的极力渲染，为下一步直接干涉新疆政局制造舆论。苏方最初“准备联合张培元攻击盛世才”，但是张培元因受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之策动而与苏联结怨；苏方又找到喀什行政长马绍武合作，马绍武也对苏联人表示“届时你们将在这里得到日本在满洲所拥有的一切”，但南疆因英国势力过大，苏联势力无法介入而作罢。此时率军入侵新疆的马仲英和盛世才都向苏联申请援助，但他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的头衔及其与日本勾结的传闻，使苏联对他不大放心。盛世才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使苏联对他产生了好感；新疆“四一二”政变后不久，盛世才公开表示承认苏联与金树仁政权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并愿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1933年8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下达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必给新疆地方政府以积极的支持，以粉碎马仲英和其它回人的队伍”。此后苏联全力帮助盛世才政权击败新疆各地的敌对势力，使盛氏坐稳了“新疆王”的宝座，双方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关系也在不断升温。苏联进一步支持盛世才亲苏政权，并使新疆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1933-1936年，盛在苏联驻新疆官员帮助下，逐步提出了以反帝亲苏为中心内容的六大政策，将其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盛苏同盟关系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因盛氏背弃苏联而出现裂痕。1942年3月，盛世才借自己的弟弟盛世骐被杀，捏造“阴谋暴动案”嫁祸给苏联人员，并投靠国民政府，双方关系最终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