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以阿拉伯语编纂的中东民间故事集，成书于伊斯兰黄金时代。
这部作品由西亚、中亚、南亚和北非等地区的众多作家、译者和学者横跨多个世纪搜刮汇集而成，一些故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及更早之前的阿拉伯语、梵语、波斯语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 然而，大多数故事原本是阿拔斯王朝和马穆鲁克时代的民间故事，而其他故事，尤其是框架故事（英语：frame story），可能取材于巴列维波斯作品《Hezār Afsān》（），而这些作品又可能翻译自古印度文本。
一些通常与《一千零一夜》有关的故事，尤其是《阿拉丁和神灯》和《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在最初的阿拉伯语版本中并无收录，而是由法国翻译家安托万·加朗听闻叙利亚作家 Antun Yusuf Hanna Diyab（）叙述有关故事后，将之添加到本故事集之中。
故事概要.
《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以包孕连环的方式开始。相传波斯帝国国王山鲁亚尔娶妻后，发现自己的妻子不贞，而哥哥的妻子极其淫乱，便将其杀死：由此，哀伤和愤恨导致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此后，山鲁亚尔每日娶一少女，翌日晨即杀掉，以示报复。最终，负责此事的维齐尔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少女了。维齐尔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山鲁佐德用讲述故事方法吸引国王，每夜讲到最精彩处，天刚好亮了，使国王因爱听故事而不忍杀她，允许她下一夜继续讲。她的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她白首偕老。
故事的范围很广：包括历史、爱情、悲剧、戏剧、诗歌、滑稽以及色情。故事讲述了神灵、盗尸、猿人、术士、魔法、史诗，包涵真实人物和地理，但不总是那么精确理性。常见主角包括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他的大维齐尔，以及宫廷诗人阿布·努瓦斯。有的人物生活在故事背景波斯帝国没落后的200年。有时，山鲁佐德故事中的人物会讲述另一个故事，使得叙述结构在层面上十分丰富。
不同版本中的细节不同。有时山鲁佐德哀求，有时国王看到孩子们后悔、有时国王被琐事中途打断。但不顾怎样，国王最终都原谅了他的妻子。
叙述制造了各种悬疑，较之今天的小说来讲更为广泛。有时，英雄处在生死危机中，故事哑然停止。有时，山鲁佐德试图解释抽象的哲学原理，或是展示人体解剖图，但没有后续——这些都证明她试图引起国王的兴趣，以留存自己明日的性命。
历史.
手稿.
《一千零一夜》的书名和骨干，来自一部名为《赫扎尔─艾福萨那》（Hazar Afsaneh）或称《千个故事》的波斯故事集，这部书在早于10世纪已译成阿拉伯文，成为《一千零一夜》的雏型，马苏第在他的名著《黄金草原》，书商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在他的《索引书》（Kitab al-Fihrist）中已有提及。现存的阿拉伯文手稿分为两批，一批在敍利亚产生，一批在埃及产生。最古老的《一千零一夜》手稿（不计残篇），是成稿于14世纪的敍利亚本，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学者认为两批手稿来自同一个已散失的母本，敍利亚手稿因为在内容与风格上的统一，实为「善本」，而埃及手稿的编者随意修改、增订原来的母本，虽然故事增多了（包括《辛巴历险记》），但引起了风格上了的歧异，不足为训；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两批手稿未必同源，埃及手稿可能来自更古老的手稿，不应贸然将敍利亚手稿推为善本。
印度起源的可能性.
有的学者认为印度是故事集的最初起源地。故事集使用了许多梵文文学手法，如框架故事和动物寓言。印度民间传说中的动物故事在《一千零一夜》中具有代表性。《五卷书》和"Baital Pachisi"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本生经》是547部佛经的集合，其中大多是道德方面的故事。《公牛与驴子的故事》与《商人和妻子的故事》之间有相互关联，在《本生经》和《一千零一夜》中都有存在。
出版与翻译.
第一个印刷版本的《一千零一夜》，并非阿拉伯文，而是法国东方学家、古物学家安托万·加朗于1704至1717年间出版的法文译本（"Mille et une nuits"）。加朗的版本依据的主要是敍利亚手稿，但他自由地删改原文，以配合当时的文学口味与道德尺度。加朗的版本一纸风行，欧洲各国的出版商纷纷据此转译、改写，推出各种语言的《一千零一夜》。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丁与神灯》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这两个有名的故事，首次出现在加朗的译本中，在敍利亚手稿或任何别的手稿中都没有这两个故事。据加朗说，《阿拉丁》与《阿里巴巴》是由一个阿拉伯基督徒口授，再由他笔录的。加朗的版本问世后，两度有人声称发现《阿拉丁》的手稿，但经过检验，证实都是从加朗的法文「反译」回阿拉伯文的赝品。
首个阿拉伯文版本的《一千零一夜》，于1814、1818年在加尔各答发行，全两册，由当地的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出版，编者是该学院一名阿拉伯文教授，他以敍利亚手稿为底本，并自行添加了一些新故事。
1824年，第二个版本在布雷斯劳，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发行，全12册，出版经年，直至1843年才出全，这个版本的文本来源是敍利亚手稿与一分近代的埃及手稿。该分埃及手稿包含大量近代材料，虽然凑足了一千零一夜，但风格参差不齐，跟最古的十四世纪敍利亚手稿相去甚远。
正是根据这分「足本」手稿，1835年有人在埃及城市布拉克（Bulaq）出版了第三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1839至1842年，再有人根据该分埃及手稿的一个抄本，并参照之前的加尔各答本、布雷斯劳本，在加尔各答出版了第四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通常称为「第二加尔各答本」。
由于「布拉克本」和「第二加尔各答本」所收的故事最多，百多年来各地的翻译者多以这两版本作为翻译的文本。19世纪较为名的西方译本，要数英国探险家、翻译家伯顿爵士的16册「全译本」（"A Plai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ow Entituled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这个译本包括大量以至过量的情欲描写，跟同时代的保守版本大为不同。伯顿的译笔夸张，爱用古词兼自铸伟词，字里行间极力营造异国情调。评论家几乎众口一辞，将伯顿译本评为不忍卒读，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士对伯顿本另眼相看，加以赞赏。
在象征派诗歌鼻祖斯特凡·马拉梅的鼓励下，生于开罗的法国医生兼文人马尔迪鲁斯（Joseph Charles Mardrus）重译了《一千零一夜》，于1898至1904年间出版，这个版本收录的故事比加朗的多得多，而且保留了所有情欲的描写，以「足本」、「原味本」自居，得到同代文人如安德烈·纪德的大力推崇。然而，后世论者指出，马尔迪鲁斯不只随意删改原文，而且他的阿拉伯文水准压根就不行，错译、死译的地方比比皆是。
1984年，哈佛的阿拉伯文教授马哈迪（Muhsin Mahdi），将上述的14世纪敍利亚手稿校定出版（"Alf Layla wa Layla", Leiden），为求尽忠于原稿，甚至不加标点与变音符号。1990年，巴格达出生的哈达维（Husain Haddawy）根据这个「古本」译出新的英文本；2001年，法国的卡瓦姆（René R Khawam）根据藏在巴黎的敍利亚手稿，译出全新的四册本；2004年，德国的奥特（Claudia Ott）也根据马哈迪的版本译出了新的《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在汉语地区.
1900年，周桂笙在《新庵谐译》卷一中初次译介了《一千零一夜》，由故事的缘起直至（渔翁的故事）。1904年，周作人以笔名「萍云女士」在《女子世界》上发表了《侠女奴》，即（阿里巴巴）的故事，后来印成单行本。据他自己说：「《天方夜谭》里的《亚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他译了出来，──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著许多误译与删节。」这是周作人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但此书之后未有重印，也未有收入他的自编文集。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奚若的四卷译本，后被收入《万有文库》，跟周桂笙、周作人的版本一样，转译自英文，用的是文言文。
首个从阿拉伯文将《一千零一夜》翻成汉语的，是回族学者纳训。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纳训重新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三卷本，1982年再推出六卷本。据纳训自己所说，他「有意从阿拉伯原文翻译《一千零一夜》，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共译了六个分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五册，但所得稿酬还不够买一次公共汽车票。」1998年，李唯中根据「布拉克本」推出了新译本，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为目前含故事最多的中译本，其后在台湾推出了繁体字版。纳训与李唯中的译本经常成为盗版的对象。
文学主题与写作手法.
《一千零一夜》中使用了许多戏中戏，这是一种创新的写作手法。故事彼此层层累加，增进戏剧性、悬疑和其他感情。这些故事有的可以追溯至早期的波斯文学、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有的则是《一千零一夜》的原创。
诗歌.
《一千零一夜》中包涵了许多诗歌。人物也会在某些地方吟颂诗歌。然而，恳求、祈祷、赞美则是最重要、最具力量的地方。
使用过但不限于此的：
如，第203夜中，王子盖麦尔·奥泽马站在城堡外，想要告诉王后波多自己的到来，表示出高兴的心情时，将自己的戒指包在纸里，由仆人交给王后。当王后打开时，喜悦油然而生，便吟颂诗歌：&lt;br&gt;
&lt;br&gt;音译：
&lt;br&gt;字译：
&lt;br&gt;波顿诗韵翻译：
&lt;br&gt;中文翻译：
争议.
性描写.
《一千零一夜》充斥各种各样的性描写，在阿拉伯世界曾引起小小争议。埃及伊斯兰道德法庭曾一度宣布《一千零一夜》为淫书，没收了开罗出版的3,000多套《一千零一夜》，并向出版商和书商罚款。判决引起埃及文化界的强烈回响，文化界人士认为，这样做等于亲手摧毁自身的文化遗产，纷纷撰文、上书抗议。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说：「不管是文学著作还是法律著作，纵使目的有别，却都包含我们所说的『性公开』。像其他文化遗产一样，这是不能更动的……宗教经典中也出现许多类似的性描写，难道我们就因此修改宗教经典吗？」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道德法庭只得撤回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