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皇书院

英皇书院（）是一家位于香港西半山般咸道的官立男子中学，为香港名校之一。般咸道的校舍以红砖建成，属爱德华时代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英式学校建筑，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官立中学校舍，目前除新翼外的整座英皇书院般咸道校舍已被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评为法定古迹。英皇书院为香港英文中学之一，教学语言为英语。
英皇书院自1926年创立初期已经发展为全港学生人数规模最大的官立学校。1923年开始筑建的般咸道校舍，于1926年竣工。1927年2月至12月期间，校舍被英军征用作为上海防衞队的临时宿舍和军医院。校舍在1928年3月5日正式开幕，启钥及开幕典礼由下任总督金文泰爵士主持，全面使用作办学，并改用中央书院的八年学制，除了将西营盘官学堂的第八班至第四班迁入外，另增设第三班至第一班（相当于旧学制的高中至预科，或新学制的高中至大学一年级），并开始招生。民间以「新书院」迳称之，以将其与当时位于上环、属于同一办学模式的皇仁书院作区别。英皇书院的前身为政府于1879年兴办的西营盘学校（Saiyingpun School）。西营盘学校的前身为1857年建校于西角的西角官学堂（West Point School）。
香港政府于1999年推行直接资助计划，英皇书院同学会于2005年曾经倡议由官立中学改为直资中学。
校名释义.
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中文可翻译为「国王的学院」；惟书院由英国政府在香港英治时期成立，对校名的解释应遵从英国文化体系，而非一般字面意义。在英式英语语境中，「国王的」（女性君主在位时称「女王的」）一词有「标准的」、「正确的」、「优良的」及「纯正的」等意义，实为中文语境中「枢要」的意思，并非单独赋予「从属在位英国君主」之意，亦非以任何一位英国君主命名。而中译校名「英皇」的题字人已不可考，一说由时任港督金文泰题写校名。据传，香港开埠以来的建筑及街道，以「英皇」二字命名者，皆出自本地师爷的手笔，因易名年份（即1922年）在位英国君主—佐治五世，故名「英皇」。然而，几乎所有在英治时期影响力大的报章，乃至官方文献，皆无佐证。
而中译「书院」一词之滥觞，起自香港开埠之前在新界办学的本地学塾，比如清道光元年（1821年）由邓氏宗亲倡建的锦田二帝书院、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创建的周王二公书院，都是供学子寄宿修业、文人学士讲学授课的场地。书院与新界邓氏亦甚有渊源，首任掌院莫理士二战蒙难，幸得邓公伯裘及邓公炜堂（新界乡议局发起人）两位先生营救及担保。现时英皇书院和二帝书院皆被列为法定古迹，印证了香港在开埠前后的两段教育史。
历史.
西角官学堂（1857年至1879年）.
自1842年香港开埠至1859年间，是香港殖民地教育的萌芽时期。1847年，港英政府成立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曾被解散，直到1920年4月，由时任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重新设立；同时成立英皇书院），是为香港殖民地教育史的开端。同年12月，第二任香港总督戴维斯爵士获得殖民地大臣格雷勋爵（Lord Gre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the Colonies）批准，每月以十元补助维多利亚城、赤柱、香港仔的三所本地学塾；同时任命教育委员会监管，这三所学校实为政府在教育补助方面的试点。
直至1855年，政府将资助本地学塾改为「皇家书馆」（Government School），由政府直接办理，是为官立学校的开始。皇家书馆通常是由比较开明的本地学塾所提升，才能得到政府资助。提调须接受新事物和以新学科教授学童。当时皇家书馆有10所，西角官学堂（West Point School）是香港第二批皇家书馆，于1857年被提升。罗传列牧师（Rev. W. Lobscheid）在1857年受皇家书馆委员会委任为皇家书馆监督学院，向港府提交了一份视察报告。同年《皇家书馆则例》（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Government Schools）颁布，由监督学院罗传列牧师按圣公会欧德礼牧师（Rev. M. C. Odell）的草拟所制定，香港总督宝宁爵士批准。
1860年代，学校教育模式已初步成形，香港的学校主要由乡镇自办的书馆、政府资助的皇家书馆和基督教及天主教会所办的书院所组成。西角官学堂校址位于当时的西角，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运作，列作皇家书馆。往后皇家书馆数目及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在1866年已增至13所，共约400名学生。西角官学堂位处的西角一带是香港最早开发的住宅区。自1841年，舰长卑路乍率领军舰在水坑口登陆香港，建立英军军营，大量人口便聚居于此，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社区。
西角官学堂于1866年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为本地部（Punti）及客家部。西角官学堂首任提调是李镜州（Li King-chau），自1857年开始担任提调一职，于1870年逝世。1870年李镜州去世后，由 Lau Hiu Tung 和 Ip Cheung Shin 分别接任本地部及客家部提调。伦敦传道会信徒车纶阁在创校时担任学堂教习，后来获罗传列监督委任为提调。Chu Atuk 则于1859年获委任为英文老师，同时任教太平山学校。1878年，Chan Fong 获委任为本地部提调。翌年，冯扶获委任为本地部提调，在西角官学改为西营盘官学堂后，继续担任本地部提调一职。本地部在所有皇家书馆之中，排列最有效率第二名。
西角官学堂初期只有男生就读，1859年男生人数计有62名，分为四个班别。本地部及客家部分别在1868年及1872年才首次招收女生，在1876年至1878年间，女生人数逐年递增。本地部总学生人数于1876年达到100人。1861年，该校就读人数计有52人。上课时间为上午6时至8时、上午9时至中午12时以及下午1时至4时半教习主要教授英语、中文基本书、经典书及地理，又提供中外经典给学生阅览。根据1857年至1859年香港辕门报（现称香港政府宪报）及香港政府蓝皮书，西角官学堂学生人数计有约200名。1872年，西角官学堂改为西营盘官学堂（Saiyingpun School）。
西营盘官学堂（1879年至1926年）.
西营盘官学堂（Saiyingpun School）于1879年迁至西营盘第三街35至41号，是当时香港教授中英文等科目的官办学校之一。西营盘官学堂亦有译作「西营盘书院」、「官立西营盘书院」等。
西营盘官学堂的首任提调是冯拔臣，又名冯扶（Fung Fu），为前西角官学堂本地部提调及前中央书院助教，与孙逸仙同为道济会堂教友，亦是该教会长老。当时香港华人社会习惯以校长姓名迳称各校，西营盘官学堂时任提调为冯拔臣，因此该校又有「拔臣学校」的名称。冯拔臣后来成为公务员，又在1905年担任「中国日报」的繙译。
1878年，时任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加强推行英文教育，强调英语及会话的重要性。在轩尼诗爵士的倡导下，学校积极推行英语教学并训练华人老师于乡村学校教授英文科。代理学校督学表示因英语教学的需求不断增加，学校教师有必要增加来应付此需求。殖民地政府曾派遣政府官员到各庠序视察，官员对冯氏办学成绩甚感满意，其中在1880年，冯扶因该年的工作被评为「非常好」，所以获得25元的嘉奖。根据1880年的政府通知（宪报108号），经教育署评估后，西营盘官学堂的教学在皇家书馆之中表现优秀。
当时香港实行一种旧式的学制，西营盘官学堂只开办第八班至第四班，分为本地部及客家部。本地部学生（Punti Scholars）使用第三街校舍的上层，校舍下层供客家部学生（Hakka pupils）使用。第四班学生于考获初中毕业试资格后，需转至中央书院升学第三班至第一班。
1880年，西营盘官学堂学生人数递增至74人，在1891年增至146人，第三街校舍不敷应用，所以迁至西营盘高街119号。根据1891年的教育报告，当年分别有147名学生入读英文部及72名学生入读本地部及客家部。
罗香林教授所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里曾经记载，曾与孙逸仙在学的同学中，有江云万及刘四福，二人皆于1887年与孙逸仙一同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根据基督教周报第二千零二期《陈少白在港学医有相为证》一文，江、刘二人曾是西营盘官学堂的学生，刘于1895年毕业，并取得西医专业资格。
有关西营盘官学堂时期的学科课程，校方只能在香港政府行政报告中曾经记载有关教育的部份找到零碎的资料，例如：1922年的香港政府行政报告记录了西营盘官学堂学生在地图运用、书写、英文说话和写作等方面均有佳绩。
课外活动方面，除了1922年的香港政府行政报告记载学生参与排球、足球、游泳和旅行等活动。当年西营盘官学堂学生曾为汕头救济基金（Swatow Relief Fund）筹募了800元，童军曾帮助慈善团体募捐了合共11000元。学校童军运动早于1921年便己萌芽。童军旅的校名为西营盘官学堂。其时之旅号为第7旅，是香港第2个以华人为主的旅团。根据战前文献，第7旅于1926年，曾获威尔斯太子锦标赛之童军支部冠军。此后，隶属英皇书院之第七旅亦派员参加每年一度之威尔斯太子锦标赛，直至太平洋战火席卷华南。
自1906年起，西营盘官学堂学生人数上升，校舍再次不敷应用。有见及此，普乐爵士最先在1917年10月24日的财政预算案上，询问时任港督梅含理爵士关于拨款兴建西营盘官学堂新校舍一事，港督梅含理爵士对此表示理解。翌年，时任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何理玉议员在10月18日发表财政预算案演辞，再次倡议政府兴建西营盘官学堂新校舍，以缓解旧校舍过份挤拥的情况，并得到两位华人议员何福、陈启明背书。时任署理港督施勋爵士对何理玉的提议持开放态度。但要到1920年，第16任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考虑到西营盘官学堂的情况，遂在行政报告中提出成立英皇书院，由西营盘官学堂为新书院提供生源。翌年，港府预留50,000元作为兴建英皇书院校舍之用，最终选址般咸道63A号兴建新书院。
英皇书院（1926年至今）.
背景.
1926年3月，英皇书院建成般咸道校舍，将西营盘官学堂第七班和第八班的学生首先迁入，至9月，全部五个班别的学生迁入新校。翌年，假育才书社校舍创校的官立汉文学校迁入西营盘官学堂高街的校舍。
莫理士（Alfred Morris，）在1927年成为英皇书院首任掌院，担任掌院期间，兼任香港大学教授。莫理士早在1905年6月16日已成为西营盘官学堂提调，接替于同年1月1日调任维多利亚英童学校（Victoria British School，该校在1931年停办，由中央英童学校继承）的威廉士（W. H. Williams）。莫理士的夫人（Mrs. Lily Morris）曾作为维多利亚英童学校的女校长（Headmistress），在1909年9月转到西营盘官学堂任教，开女性教师执教官办学校男生的先河，时任香港总督卢吉爵士曾对此表示肯定，遂将女性教师引入到殖民地的其他官办学校。当时般咸道63号A地段的使用权是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拥有，地盘地段曾经是罗马天主教圣安多尼堂的所在地，土地注册名称为「内地段755号」（Inland lot 755），属于罗马天主教教廷的物业。该地皮的另一部分曾经是在1864年落成的天主教米兰会圣心小堂，即是今属三级历史建筑的明爱凌月仙幼稚园的所在地。1875年，圣心小堂由喇沙会接办。当1879年圣安多尼堂在毗邻建成并献堂后，圣心小堂遂偃，由圣安多尼堂继承。天主教教区其后将圣心小堂所在地地皮业权转让给嘉诺撒仁爱女修会，筹建可供孩童寄宿的圣心学校，附设孤儿院，由嘉诺撒修女托管。
直到1920年，政府计划兴建英皇书院般含道校舍，便和罗马天主教教会交换地皮。1920年6月25日，政府刊宪与天主教会交换「内地段755号」地皮的南面，即是圣安多尼堂的所在地，让政府建筑校舍，而该地皮的另一部份则保留给嘉诺撒女修会。
上世纪前半叶，西营盘半山一带分布多橦用作校舍用途的建筑，当中包括位于高街、西边街与般咸道交界（与英皇书院现址一街之隔）的圣士提反书院初址（1903-24年，当时称为 Ball's Court，原署理首席法官 Henry John Ball 的宅邸，在1875年售予商人庇理罗士，后于1903年为海外传道会用作创办圣士提反书院，于1910年增建南座）、位于般咸道（今宁养台）的英华书院租借校舍（1918-28年，当时称为 Craigellachie，原为德国牧师的宿舍，是礼贤会的物业）、位于汉宁顿道（今礼贤阁）的培英小学租借校舍（1937-40年）、位于巴丙顿道（今俊杰花园）的培英中学校舍（1945-89年）等。「内地段757号」的邻近地皮于1862年1月7日由一名叫 Choy Akün 的华人购得，但购地后之发展则没有纪录。当时，该地段为中上流社会华人世家的居所，例如周永泰家族。
1894年至1926年的30年间香港鼠疫大流行，鼠疫几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现，导致当时许多人鼠疫病死。香港政府意识到殖民地医疗体系的不完善，严重缺乏医疗专才，政府要以高薪从英国本土或其海外领地招聘医生来港，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香港政府便以此为契机，更积极地在港培养本地医生。西营盘西约华人公立医局的筹建，以至到后来的赞育医院，便印证了这段历史。英皇书院在1926年成立后，毕业生有不少进入医学院，成为香港本地首批的执业医生，这亦是英皇书院学生习医的先驱。
八年制书院时代.
英皇书院在1926年成立，由在位英国君主乔治五世授予皇家特许状，建校之初是当时香港官立学校中，规模最庞大，校舍设备最完善，全校可容纳720名学生。
般咸道校舍于1923年举行奠基典礼，同年由华资富隆公司进行地盘平整工程、地基工程及挡土墙修筑工程；上层建筑则于1924年由华资建利公司兴建，至1926年竣工，翌年1月开课。1927年2月16日起，般咸道校舍被英军征用作为上海防衞队的临时宿舍和军医院（防衞队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负责保护居于上海的英国国民）。于1927年2月21日起，书院高班第二、三、四各班改往皇仁书院校舍肆业，低班第五、六、七、八各班改往育才书社校舍肆业。1927年12月，英军归还校舍。
般咸道校舍在1928年3月5日正式开幕，启钥及开幕典礼由下任总督金文泰爵士主持。典礼上云集近百位当时殖民地的名流士绅，亦包括一批旧西营盘官学堂师生，当中有时任驻港英军司令卢押、书院共同倡议者普乐爵士、时任律政司金培源爵士、时任教育司活雅伦、时任警察司胡乐甫、时任工务司祈礼士诸君。宗教领袖有圣公会杜培义会督、香港宗座代牧区恩理觉宗座代牧、多位耶稣会神父，以及马田法政牧师（Rev. E. W. L. Martin）等多位圣公会牧师亦有出席。高级官员荣钟士、卡勒士顿（T. F. Claxton）、贾炳达（Edgar William Carpenter）、卫理（B. Wylie）亦有参与，议员有周寿臣爵士、曹善允、那鲁麟、傅瑞宪、科赫（W. V. M. Koch）、奥云晓士（J. Owen Hughes）、麦亚利（S. B. B. McElderry）等先贤，商绅有冯平山、邓肇坚、周埈年、何甘棠、利希慎、郭少流、伍华、李右泉、胡禧堂、李炳诸君，时任香港大学校长韩惠和爵士、时任皇仁书院校长古禄（A. H. Crook）等先贤，以及一批香港大学的中外藉教授都有出席。书院早期的捐赠人还包括何东爵士、黄金福及蔡立志诸君。
校舍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属于新古典主义英式校舍建筑，拥有底层庭院、拱门回廊及麻石圆柱，是一座以砖砌回廊配合红砖建成的大楼建筑。现时校舍内的拱形柱廊、饰有石柱的外廊、粗琢隅石、模制檐楣、围绕窗户典古典风格的石砌缘饰等，仍可瞻睹该时期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特色。校舍落成时，建有南翼及东北两翼，而位于般咸道和西边街交界建有钟楼。当时全校共有教室29所、高班实验室两间、礼堂和画廊各一座，以及北翼大楼的图书馆、收藏馆各一座，地理室、冲晒房、美术室及健身室各一间。康乐设施方面，除了用作体育场的中央方庭外，又设有戏院，以及香港最早期的校舍泳池。
当年香港政府殚力于书院之肇建，校舍装横可谓气派俨然，甚为肃祗。由英国远洋运抵的书桌和教具都价值不菲，这一点在战前教师梁浩然于1976年的一篇访谈录中有佐证。香港政府在1923年的行政报告中，铨敍般咸道校舍为「远东最优良、最新式的校舍之一」。1928年3月6日的《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更以「超级学校」（A "SUPER SCHOOL."）来嵩称英皇书院。
这段时期英皇书院实行中央书院的八年学制，最低为第八班（Class 8），最高为第一班（Class 1，大学预科班）。这套学制由史钊域在1860年代引入，仿效英国文法学校的传统制度，最早在中央书院推行。般咸道校舍完工3个月后，便已经开始招生。除将迁入旧西营盘官学堂第八班至第四班学生外，另招考各级插班生。第八班至第四班全年学费为60元，分12期缴付，每期5元；第三班至第一班全年学费则为120元，分12期缴付，每期10元。直至1933年，书院收生已达982人，成为当时香港收生人数及实际就读人数最多的官立中学，并且是当时香港收入最高、支出最大的公立学校。
第一班教授的科目共十个，包括英文、算术、数学、高等数学、地理、物理、化学、力学、绘画和中文。数学分为代数、几何和三角学三个课目；高等数学的教学大纲包括直线及圆形坐标几何。物理的教学大纲与五十年代六年级的课目大致相同，惟不包括磁学、电学，以及战后在高级六年级引入的核物理课目。力学与应用数学相若。绘画分为手绘、模型和设计三个部份。中文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作答论说和经义、阅读《四书》，以及认识中国历史和地理。
当年政府行政报告有佐证，书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教员来自英国本土。由于是公立学校，师资方面是私立学校不能相媲美的；当时在书院内任教高中三班的教师，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及伦敦大学，持学士、教育硕士学位，一些更具备大学教授的资历。史料显示，当时太古洋行所开辨的义学，亦有聘请书院的教员执教英文。英皇书院的战前教师包括两位前香港教育司—柳惠露（Thomas Richmond Rowell ）、高诗雅（Douglas James Smyth Crozier ）。高诗雅亦曾任英皇书院旧生会（英皇书院同学会前称）副会长。第二任掌院祈惠霖（William Kay）、西史教师富嘉新（G. P. Ferguson）等人，都官至代理教育司、副教育司、代理副教育司等职。物理教师麦罗伦（McLenllan）、化学教师韦信（J. M. Wilson）二人分别曾任新加坡代理教育司和北婆罗洲教育司。此外，不少华藉教育家，如张荣冕、前高级教育官胡兴德等人，皆曾在书院担任教职。
在建校之初，书院主要为香港的华裔及印度裔学生提供英文教育，以进入当时英国在远东的唯一的一所大学—香港大学。早年入学者亦有香港大学教职员的嫡子，当中就有许地山教授之子—周苓仲、马鉴教授之子—马临等先贤。当时香港大学的生源除本地学生外，校方还前往中国及东南亚等地区取录学生。海外招生的标准无异于本港，亦透过投考香港大学入学试取录，在香港和海外设考试中心（上海、吉隆坡及印尼巴达维亚）进行。由于英皇书院会保送学生参与大学入学试，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广州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学生入读，后来亦有华欧混血儿、犹太裔及英籍学生。
自1930年代初开始，英皇书院历年皆膺公开考试成绩最佳中学之一。圣公会刊物《St. John's Review》以「英国的牛津与剑桥、美国的耶鲁与哈佛」比喻英皇、皇仁两所书院之于殖民地的地位，并揄扬一番。&lt;ref name="a1933/863"&gt;&lt;/ref&gt;&lt;ref name="a1935/939"&gt;&lt;/ref&gt;从成立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皇书院在香港中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早期书院分别设有香港中学毕业会考、香港大学入学试、牛津本地考试（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等多个公开考试，入学试以香港大学入学试的应试人数居多，亦有学生投考海外大学。胡礼在任中央书院掌院的28年间，依香港公立学校校长比文（C. J. Bateman）的建议，在1886年引入剑桥本地考试（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该考试在1888年7月被牛津本地考试取代。牛津、剑桥本地考试均为升读外国院校所设，并附设奖学金制度。
香港大学入学试则于1913年首次举办，对象为修读第一班的男生，女生未有机会入读。1915年，香港大学依照1888年7月首办的牛津本地考试的方法，设高级和初级考试，与入学试同时进行。英皇书院会保送第一班和第二班学生报考这三项考试。1932年，教育咨询委员会建议取消香港大学入学试及两个本地考试；1933年，香港大学举行最后一届高级考试，而初级考试则停止举办。1934年教育当局决定新的中学毕业会考由香港大学主办，1935年，香港大学主办首届香港大学中学毕业会考（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1938年，香港大学取消中学毕业会考，复设香港大学入学试，对象为第一班学生。
首届香港大学中学毕业会考在1935年6月举办，共有考生674名，236名考生成功获取证书。英皇书院的考生共60名，34名考生获取证书，为全港最多。1937年6月，中学毕业会考改由教育司署主办，易名香港中学毕业会考（Hong Kong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同时亦为最后一届香港大学中学毕业会考。与考学校包括设有第二班的官办学校及资助学校；中央英童学校的中五级；考试委员会的准成员圣士提反书院亦获邀参加。其余本地学校需经本地考试委员会酌情处理方可报考。首届香港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共721名，423名考生成功获取证书。其中，英皇书院的考生共75名，70名考生获取证书，5名考生取得优等成绩。根据1937年6月的《本地考试委员会章程》（Local Examination Syndicate Constitution）所述，考生如果在香港中学毕业会考中取得及格后，可升读第一班，预备应考香港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因此，第一班的程度相当于大学预科。
香港中学毕业会考由考试委员会主持，由于英皇书院是考试委员会的成员学校，因此考生无须缴付相关考试费，其余与考学生缴付考试费20元。考试委员会另设会考执行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英皇书院掌院祈惠霖曾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作为该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历年成员学校还包括中央英童学校（今英基学校协会，当时为官办学校之一）、皇仁书院、拔萃男书院、圣若瑟书院、英华书院、喇沙书院、圣保罗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法国修院学校（今圣保禄学校）、意大利修院学校（今嘉诺撒圣心书院）、拔萃女书院和嘉诺撒圣玛利书院。
早年书院是一所体育优良学校，学生亦曾代表中国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篮球项目竞赛。战前，庇理罗士女子中学曾借用英皇书院的体操房及游水池上课。该校体育课有体操、游水、球类活动等。昔日的中学只有英皇书院及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有泳池，童军便在这两所学校考游泳章。
英皇书院旧生会（英皇书院同学会前称）后来由数十名校友创立，成立典礼于1935年7月5日在英皇书院般咸道校舍举行，由代理掌院韩德玺（W. L. Handyside）主礼，前掌院祈惠霖（William Kay）出任首任会长。同年，首期校刊出版。
香港日占时期.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令香港被牵涉入太平洋战争中，香港保卫战开展。由于首任掌院莫理士将圣约翰救伤队所用设施放置于校舍内，因此英皇书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便被用作救护站。战时东翼校舍被日军空投的一枚炸弹击中，瓦顶被摧毁，只有东翼校舍砖樯及用作支撑的柱廊幸存。因境内居民缺乏燃料，校舍的木制品及支撑结构的木制横梁、窗框、栏杆和一部分地板被附近居民用作柴薪，包括一批名贵书桌。
1941年12月8日，英皇书院第7旅旅长鲍德汉（John Pau）动员一群童军及罗浮童军，组织「童子军防空传讯队」（Boy Scouts' Air Raid Precaution Despatch Corps），以支援香港防务中之后方工作。他们主要负责分派粮水物资、传送军情及协助安置沦陷区中之儿童。
书院中外籍教师都要入伍香港义勇军（H.K. Volunteer Defence Corps.），李斯上尉（G. F. Rees, Captain）被编入防卫军第一连为司令官，物理教师麦罗伦中尉（McLellan, Lieutenant）亦为该连副司令，驻于港岛南面赤柱及鹤咀（Cape D'Aguilar），化学教师高诗雅上尉（D. J. S. Crozier, Captain，后来成为香港教育司）被编入防卫军第二连为司令官，防守大潭路段，西史教师（G. P. Ferguson）及卫路比（M. Wilby）二人为中尉。学生及教师均赴阵佐戎，不少更于该场战争中殉难，掌院毕道（Herbert Howell Beddow）于12月17日在礼顿山被日军榴弹击中，不幸阵亡，掌院威灵顿亦在同地中弹受伤，而派士老师在黄竹坑附近蒙害，李斯在赤柱于日军12月24日从港岛南面进攻时受伤。书院华籍学生有不少加入了中国空军自愿军，其中一批被编入盟军美国空军任联络官。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英皇书院校舍被日军占用为饲养军用骡马的马厩。英皇书院的两位教师郭士熙（G. S. Coxhead）和富嘉新（J. J. Ferguson）被监禁到深水涉战俘营，后来二人更被移往日本的广岛县因岛市船坞做苦工监。郭士熙、富嘉新二人在战后都先后成为书院校长。掌院威灵顿（H. G. Wallington）、Jill Beavis、McGuffog E. Gray 及代理掌院安士棣牧师（Rev. George E. S. Upsdell）被监禁在赤柱监狱，梁凤岐老师则逃亡至澳门避难。
战争期间，有关英皇书院的战前校史及校友纪录几乎全数遗失。现时撰写的战前校史主要是根据校友的口述历史、保留的零碎纪录，也有一批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的香港殖民地官员书信纪录作佐证。
日占时期，香港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全港学生人数由1941年的11万八千人跌至1945年的四千人，几乎所有适龄学童失学。英皇书院的日常运作亦被逼停顿。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日占时期只剩下34所。
复员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月月底香港重光，香港处于重建阶段。受到战火影响，师生大多已逃往外地，书院停课。同年十月，在战前入读的学生在坚尼地道临时校舍（圣若瑟书院26号校舍）复课，后迁往荷李活道临时校舍，称为荷李活道上午校（Hollywood Road A.M. School）。
中学毕业会考于1946年7月重新举办。翌年，本地考试委员会于2月5日宣布战前第二班学生可以战事投考生（War Candidates）的身份应考该年中学毕业会考。当年出任本地考试委员会秘书的前校长沙坚信（C. W. Sargison，于1951年出任英皇书院校长）称：「所有前曾决意投考于1942年7月间举行之中学毕业会考，而因战事受阻之真确第二班学生，可以战事投考生之资格，由以前就学之学校报名参加1947年7月间举行之中学毕业会考，各学生必须具确实证明其有投考之权，并且其所修之课程与此项考试所订之各条例相符。」
战后，由于香港大学被战火摧毁，港府需要重建大学校舍。期间港府的研究委员会曾有建议，考虑将首两年大学课程移师到英皇、皇仁两所书院；建议中更有阐述利害，指这样书院毕业生修读学士的时间便会缩减至两年，从而鼓励更多学生攻读硕士深造。
般咸道校舍一楼于1950年9月18日重开，用作开办英皇书院同学会小学，由书院战前教师胡兴德担任校长。葛量洪师范学院创院院长张荣冕于牛津大学深造返港后，曾于英皇书院任教理科，在他的安排下，葛师得以借用般咸道校舍礼堂创校。另外，罗富国师范学院附属学校亦曾经使用般咸道校舍授课。
1951年9月10日，英皇书院复校，入学人数计有640人。这年亦是书院首次招收预科女生。同年书院口琴队成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学届口琴乐团。
1951至1955年，般咸道校舍被政府用作开办伊利沙伯中学。
「5113」学制时代（英中会考（HKESCE）年代）.
20世纪初，本地教育奉行双轨制，英文学校跟随英国制度，中文学校则与内地接轨。1950年代，因内地政权更替，截断中文学校与内地的联系。为解决中文学校毕业生的困境，遂设立香港中文中学毕业会考。跟战前相比，政府在取态及政策等方面有明确转变，积极参与教育规划，香港中学毕业会考（在1962年正名为香港英文中学毕业会考前，已被俗称为英中会考）与中文中学毕业会考（中中会考）同时并存，均由教育司署统筹，顿使本港教育由政府主导。
这段时期，英皇书院采用「5113」学制，即中一（Form 1）至中五（Form 5）、低级六年级（Form Lower 6）、高级六年级（Form Upper 6）和三年大学；高级六年级实为一年预科。教授的科目包括英文、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公民教育、艺术、音乐和体操。中五年级生应考香港中学毕业会考，低级六年级生应考香港大学普通科入学试（Matriculation at Ordinary level），合格四科以上者准予升入高级六年级；高级六年级生则应考香港大学入学试，升读香港大学。另外，中六年级生及高级六年级生皆可报考伦敦普通教育文凭考试（G.C.E.），该考试分为普通科及高级科，主要用作申请海外院校，亦被香港大学承认，可以用作入学申请。
般咸道校舍在1950年至1959年间，先后经历两个阶段的扩展工程。在工程期间，书院一度不招收一年级生，而六年级亦一度只设立科学组。直到1963年，文学组（Lower &amp; Upper 6 Arts）才重新设立。英皇书院1957年度的班级编制如下：
自1973年起，六年级（Lower &amp; Upper 6）的两个班会教授医学相关的生物、化学及物理课目，为学生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作准备，后来该两个班被称为「医生预备班」或「M班」（M 即「Medicine」）。
1959年扩展工程完竣后，书院成为香港战后第一间全日制中学，收生人数亦首次恢复到了战前的规模，计有920人。直到1967年，书院的收生数目计有1,029人，包括10多位在1966年起收录的预科女生。
梁鳯岐（F. K. Leung）在1954年继任校长一职，成为书院首位华人校长。他是西营盘官学堂及英皇书院的旧生，蒙首任掌院莫礼仕雅教。翌年，英皇书院于香港中学毕业会考荣列第一，不仅产出最多成功获取证书的考生，还在所有应考学校中，取得最多的优良数目。同年，书院见证战后第一批高级六年级生进入大学。
在50年代，随着大批中国移民南下来港，本地教员的比例开始增加，已不像战前时期一样主要是来自英国。文献显示，战后教员除了有来自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格拉斯哥大学、威尔斯大学的英裔及爱尔兰裔教师外，亦有来自已经停办的中国圣约翰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的华裔教师。其余教师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包括连同校长梁鳯岐在内的一批英皇书院旧生。1965年教务报告记录，香港大学教育系和罗富国师范学院的学生亦有到书院实习试教。
至于学费方面，要到1980年九年免费教育推行后，学生才获得三年免费初中教育；此前入学者需要缴付学费。然而，早在免费教育推行之前，书院已提供一定免费学额；在1957年的教务报告中提及，该年度各级学生中，获得免费学额者共100名，半费学额者共196名。在核准免费或半费学额之给予时，对该学生之家境及学业成绩，均予以合理参酌。由此可知，这段时期英皇书院的入学者中，固然有富家子弟，亦不乏闾左百姓。
1967年，祈立德（H. W. Clarke）接替郭士熙出任校长。祈立德出身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个英国家庭，少读于巴贝多桥镇的一所英式公学，后来凭奖学金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修读古典学，在1939年以一级荣誉学位（Classical Tripos）毕业，并且在伦敦大学取得教育文凭。他以身为英皇书院的校长为荣，正如他在一埸访问中所说的那样，「这是香港一所非常有名望的学校，能成为英皇书院的校长，我对此深感荣幸。」祈立德当属书院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校长之一，甫上任翌年，英皇书院便在香港大学高级程度考试荣列第一，考生取得破纪录的共64项优等成绩（distinctions），成为香港社会的一时佳话；这是书院另一段黄金时期的开端。
由60年代中至80年代，香港考评制度迎来一连串改变，公开考试系统渐见透明及制度化。香港中学毕业会考早于1962年易名为香港英文中学毕业会考（Hong Kong English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及至1967年再易名为香港英文中学会考（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English)）。入学试方面，香港大学学务委员会在1965年1月决议成立高级程度考试委员会（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Board），成员来自香港大学、中学校长、教育司署、中大各方，并设秘书一名。翌年，香港大学入学试撤销，由香港大学举办首届香港大学高级程度考试（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大学高级程度考试于1980年由香港考试局接办，易名为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3223」学制时代（会考（HKCEE）、预科高考（HKALE）时代）.
从七十年代末起至2011年新学制实行为止的这段时期，称为「3223」学制时代。在这段时期，学制以1981年首次举办的初中成绩评核试（Ju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ssessment）、1976年首次举办的香港中学会考（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和1982年首次举办的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三个公开考试，分成4个学阶，与英国本土的教育制度大致相同，即3年初中、2年高中、2年预科和3年大学。学生完成三年初中并通过初中成绩评核试，可升读高中；高中应考香港中学会考后，成绩理想者可升读预科，预备应考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升读三年制大学。
该学制只于英文中学实行，中文中学则使用「3214」学制，于中六应考香港高等程度会考（Hong Kong Higer Level Examination）。香港高等程度会考于1979年首次举办，前身是1964年首办的香港中文大学入学试，以新亚、联合、崇基三间学院为基础。由于英皇书院是七年制的英文中学，中六、中七年级生均可投考香港高等程度会考，升读四年制大学。反之，由于中文中学使用六年制，学生毕业时只有中六程度，未达到香港高级程度会考的标准，因此只能报考香港高等程度会考。自1993年起，英文、中文两类型中学统一实行「3223」学制。
教育署在1978年令书院的班别由中一的四班开始扩班至五班，收录215名中一年级学生，导致四年后（1982年）中一至中五年级的总班数增加至25班，再加上中六、中七两级的八个班，全校总班数便增加至33班，超出校舍共28间课室的容量，结果有五班「流动班」。到1986年，书院收生人数计有1,200余人，收生规模一直维持到2011年教育局令英皇书院缩班至四班为止。
在音乐教育方面，自80年代开始，书院开始设立各个兴趣学会，并于中四、中五级设立音乐课。在1988年，书院进一步于中一年级推行「1人1乐器」计划，使管弦乐团有了发展的土壤；直到1994年，管弦乐团有了雏形，中一至中三童声合唱团亦已成立。书院的中乐团及口琴乐团分别于1968年和1951年便已成立。管弦乐团分别于1998及2000年在香港大会堂主办公开音乐会。
踏入2000年，书院积极推行资讯科技教育。而早在1985年，学科设置便增加了电脑的课目。2002年，书院推行跨学科专题研习。
继国际象棋大师 Eduard Gufeld 在1989年应邀赴校演讲后，书院历年都相继邀请到多位国际级科学家贲临演讲，当中包括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柯尔、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让-马里·莱恩等人。
「334」学制时代（文凭试（DSE）时代）.
2012年起，英皇书院取消「3223」学制，改行「334」学制，中一至中三为初中，中四至中六为高中，不设预科班，中六学生须参加新设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校史馆在2015年首次开放，由90周年校庆学校历史组师生负责整理及展出校史相关展品，并出版90周年学校历史单张刊物，亦借此组织了学⽣⼯作⼩组进⾏本校历史的研究⼯作，根据现有官⽅资料加上参考其他⾮官⽅的资料，努⼒去查出遗漏的史料、考证现有资料及尝试解开⼀些校史谜团。同年，香港邮政订制英皇书院90周年校庆纪念邮票首日封，于校庆晚宴限量发售。
校舍建筑.
英皇书院1926年创立之初是香港规模最大的中学，有学生及教师840名。般咸道校舍依山势而建，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属爱德华时代新古典主义英式校舍建筑。布局属学院式建筑风格，三翼大楼环绕中央方庭而建，中央方庭用作学校操场。在校舍南翼大楼与般咸道中间建有下沉式庭院、拱形柱廊的弧形边墙。石拱廊的弧形边墙前有石座，是地下水道的上盖物。校舍的拱形柱廊、饰有石柱的外廊、粗琢隅石、模制檐楣、围绕窗户的石造缘饰等，均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特色，在本港颇为罕见。
校舍建筑师道巴恩毕业于英国国王公学及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早年任职工务司署，曾与共同设计新加坡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校舍（今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校舍），并且在后来参与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重建。
般咸道校舍除了作为英皇书院的授业场所外，在战后复员时期，亦作为伊利沙伯中学、罗富国师范学院附属学校和葛量洪教育学院等，多所教育机构开办之初的校址。在60年代，由于香港的聚会场地不足，般咸道校舍曾用作举办社区活动的地方。当时，般咸道校舍经常预留予不同的团体举办活动，这些团体包括政府文职人员、医疗辅助队、香港辅助警察队、民众安全服务处、英皇书院同学会圣约翰救伤队等。
般咸道校舍是香港现存少数的英国爱德华时代建筑物；同时期建筑还有坚巷旧病理学院（建于1905年）、旧赞育医院（建于1922年）、旧英军医院（建于1903年）、香港大学本部大楼（建于1910至1912年）等。2009年12月18日，英皇书院被确定为一级历史建筑物。2011年，除新建之西翼以外，整座英皇书院般咸道校舍被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评为法定古迹。
南翼及东、北两翼.
南翼大楼为课室，向般咸道有红砖拱廊和陶立克式（Doric Order）列柱走廊。南翼地下的正面和走廊有一列由红砖砌成的罗曼式拱形石柱，而一楼和二楼的凉廊则由多条对柱修筑而成。校舍所用红砖均从英国本土入口，现时英皇书院校史馆仍庋藏一块刻有英国造砖公司「D. W. B.」标记的红砖。
东、北两翼的正面也可看到罗曼式拱形柱廊，东翼底层以红砖拱券承托，而在北翼各个砖砌拱券的上方开有纵向石圆窗，部分门道属罗曼式拱形或装有玻璃气窗的平拱式设计。
入口门廊.
书院位于般咸道、西边街与汉宁顿道交界的圆形入口门廊颇具特色，石砌弧形门廊由爱奥尼亚式花岗石柱承托，类似设计只见于香港大学解剖学馆与生理学馆大楼，建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边孔，爱奥尼亚式柱头上饰有螺旋形托座，而柱础设计则依从新古典主义简约风格。入口大楼顶层有一个穹棱式拱顶。早期，位于般咸道和汉宁顿道交界，正门入口的弧形柱廊上建有的钟楼和烟囱已经在一九五零年拆去，以腾出地方在东、南两翼加建一层。现时入口门廊上三支旗杆，中央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左右悬挂香港区旗。
英国皇家徽章石雕饰.
般咸道校舍正门上方的外墙可瞻睹皇家徽章石雕饰，即是英国政府皇家徽章的石雕，是校舍建筑保留下来的一个具英治时代特色的设计。
皇家徽章的中心为圆形盾牌，盾面分为四格，第一格和第四格雕有三头脚踏前的巴巴里狮，是英格兰王国的纹章；第二格雕有以后脚屹立的巴巴里狮，是苏格兰王国的纹章；第三格雕有金竖琴，为北爱尔兰的纹章。徽章顶端缀以圣爱德华皇冠，左右分别以巴巴里狮和独角兽扶盾。徽章下端悬有饰带，带上用法文写着英国皇室铭言「Dieu et mon droit」，中文意思为「君权神授」。它类以旧最高法院大楼正面三角楣的盾徽，只是英皇书院的皇家徽章外围多了一圈用古法文所写的格言「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中文意思为「心怀邪念者蒙羞」，这个圈饰是嘉德勋章上的吊袜带。
下水道遗址.
般咸道校舍建成之前，天主教教堂旁有一水道，从山上一直流向今日的水街，水街亦因该水道而得名，整座校舍就是兴建在该水道之上。
设施.
校内设施包括教室33间、实验室6间（初级化学实验室、高级化学实验室、初级物理学实验室、高级物理学实验室、初级生物学实验室、高级生物学实验室）、媒体学习中心1间、电脑室1间、活动室1间、多用途室1间、视觉艺术室1间、音乐室1间、学园电视室1间、中乐房1间、领袖生室1间、辅导室1间、演讲室1间、图书馆1间、礼堂1座、有盖操场1个、户外操场1个（篮球场3个）、健身室1个、游泳池1个及男更衣室及女更衣室各1间。
过去多年来，英皇书院校舍曾进行多次大规模翻新和改建工程。日占期间，泳池多处地方，包括过滤系统在内，均遭受破坏。校舍的原貌多少受到影响，但主要的建筑特色则保留至今。
重光后，校舍即进行修葺和重建工程。第一阶段扩展工程于1953年完竣，加设了实验室2间、预备室1间、演讲室1间、美术室1间和课室5间。1959年12月，第二阶段扩展工程完竣，南翼与东翼大楼各新建一层，北翼上两层亦重建完毕，礼堂侧东翼上又再额外新建一层，成为后来的图书馆。全校共设有课室26间、特别室10间和实验室7间。内部装横于往后几个月完工。泳池则由英皇书院同学会斥资，于1971至1972年间重建。
2000年，校舍拆去西翼旧建筑，加建一幢新的西翼大楼，内设多个课室和实验室。2002年，泳池于装修后重开。2003年，图书馆、演讲室、实验室重建。2004年左右，校舍庭园亦进行翻新，而喷泉亦进行重建和改善工程。在1961年种植的无花果树生于校内花园东南隅，而在1977年种植的紫荆树则在校舍庭园的北面角落。在1986年埋下时间囊藏于花园地下，定在2035年开启。
根据1926年香港政府行政报告，英皇书院于创校时，本港共有19间官立学校，惟大部分官立学校的校舍到现今均已经拆卸，目前香港仅存6幢战前官立学校校舍。英皇书院般咸道校舍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战前官立学校校舍。英皇书院的校舍已成为区内的地标。邻近地区多座专为教学而建的校舍，包括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建于1923年），以及香港大学本部大楼（建于1910至1912年）、孔庆荧楼（建于1919年）及邓志昂楼（建于1929年）在半山区合组成一个具历史价值的学校建筑群。这些建筑物都已被列为法定古迹。
校政.
校管会.
英皇书院现时的办学团体为教育局，列作官立学校，学校的管理权在过往是由教育局掌握。直至2004年，香港立法会通过《校本条例》，条例规定津贴学校成立法团校董会。全港官立学校亦相继在2005/06学年内，参照津贴学校的法团校董会管治架构模式，推行校本管理。教育统筹局推行校本管理旨在把学生学习和资源调配等决定权下放给学校，英皇书院遂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简称校管会），功能上类似津贴学校或直资学校的法团校董会，并按照政府的规定，在校管会内加入教师、校友、家长为委员。
名义上，校管会委员有权通过召开校管会会议，对学校的各项发展议题下定论，无需跟随政府的政策。惟英皇书院校管会主席一职由教育局高级官员出任，而表决的否定权又为校管会主席把持，因此会议决策依然是紧跟政府的教育政策。
历任校长.
作为官立学校，英皇书院校长是由教育局委任，属公务员体制，甄选校长并非校管会的职责；而资助学校的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则有权通过委出校长遴选委员会甄选属校的校长。在过往，教育部门惯常委任英皇书院前教员或旧生出任该校校长一职，当中有富嘉新、梁鳯岐、郭士熙、朱家辉和梁植颖等人，为一不明文规则。
学术.
自香港大学入学试在1913年首次举办以来，英皇书院一直作为香港大学的重要生源。早期，英皇书院会保送第二班（Class 2）及第一班（Class 1）学生参与三场由香港大学举办的考试—香港大学入学试、香港大学初级本地考试，以及香港大学高级本地考试。入学试、初级试和高级试后来在1935年改为香港大学中学毕业会考（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对象是第一班学生；1937年，教育司署接办中学毕业会考，易名为香港中学毕业会考（Hong Kong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对象是第二班学生。香港大学亦于1938年复设香港大学入学试，对象为第一班学生。
首届香港大学中学毕业会考（香港中学会考的前身）共有考生674名，236名考生成功获取证书。其中，英皇书院的考生共60名，34名考生获取证书，为全港最多。而首届香港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共721名，423名考生成功获取证书。其中，英皇书院的考生共75名，70名考生获取证书，5名考生取得优等成绩。时任英皇书院掌院祈惠霖（兼任代理教育司）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作为考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香港中学毕业会考在1974年与中文中学会考合并成香港中学会考（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而香港大学入学试后来亦在1980年改为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对于有意申请外国院校的学生，可以报考牛津本地考试（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该考试的前身是在1886年引入的剑桥本地考试（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在1888年改为牛津本地考试。牛津本地考试和剑桥本地考试均为升读外国院校所设，并附设奖学金制度。英皇书院学生素有投考牛剑的传统，以往历年都有不少学生取得英国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入学资格。其中在1984年，书院分别有4位学生凭奖学金升读剑桥、2位学生凭奖学金升读牛津，当中有一人在牛津大学的学院考试取得第一名。在1987年，书院有6位学生升读牛津大学。
战后，六年级（Lower 6）及高级六年级（Upper 6）学生可以应考伦敦普通教育文凭考试（GCE），该考试主要用作报读海外院校，亦被香港大学承认，可以用作入学申请。1956年，中六年级学生通过伦敦普通教育文凭考试取得香港大学入学资格者计有3名。
在1979至1993年间，英皇书院的中六、中七年级生可以选择投考香港高等程度会考（Hong Kong Higer Level Examination），以该考试成续报读四年制的中文大学。英皇书院的中六年级生如选择投考香港高等程度会考，便会在该年中六毕业离校，不会升读中七。于1979年设立的香港高等程度会考，前身是于1964年首次举办的香港中文大学入学试，以新亚、联合、崇基三间学院为基础。
2011年，三三四学制实行，香港中学会考和香港高级程度会考被撤销，中六年级生改为应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在2010年的末代香港中学会考，英皇书院中五应考学生共185人，应考科目共17科。全校考生考取优等共226个，考取优良数目合共935个，全级共有7名学生取得7优、3名学生取得8优、1名学生取得9优及1位学生取得10优成绩。至于同年的香港高级程度会考，英皇书院中七应考学生共111人，共获取178个优良成绩，全级共有2名学生取得3优及7位学生取得2优成绩。
惟值得注意一点，在香港中学会考年代，英皇书院的人均优良率一直相当高，但「十优状元」却相对于其他传统名校为少，这是由于过去校方只会鼓励学生应考八至九科，因此历来有不成比例的学生考获八优或九优，而非十优。这情况并非只在英皇书院出现，例如传统名校嘉诺撒圣玛利书院的学生亦曾有类似处境。于1994年英皇书院首次出现十优状元。于2004年出现另一位十优状元。于2010年最后一届的中学会考，学生吕旻轩考获十优，卷面分数总分更是全港第一，获香港中英学者基金颁发“莫凤麟奖学金”“Charles Frankland Moore Award”。
在历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皇书院是产生最多文凭试「7科5**状元」（在甲类科目中至少3个选修科及4个核心科获得5**成绩）的学校之一。近年，几乎每届都有英皇书院中六年级生于文凭试应考七个科目同时应考数学延伸部分（在甲类科目中的3个选修科、4个核心科及数学延伸），竞逐「超级状元」颔头；进取者甚至会报考八科科目。
荣誉及奖项.
英皇书院「元首勋章」（The Dux Medal）.
英皇书院的元首勋章是校内的最高荣誉奖项，每年授与一名杰出兼品格优良的中五/中六年级生，获奖者的名称会被刻上校舍礼堂的「英雄榜」。元首勋章由英皇书院同学会在1954年开始颁发，当年奖金为2,500元。首位元首勋章得主是 U Tat Ming。
元首勋章（Dux Medal）的英文名称「Dux」源自拉丁文，有「最高领袖」、「首领」或「元首」的意思。在苏格兰、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中学亦有类似奖项，授与各年级在考试取得第一名，又或者在艺术或体育方面成就突出的学生。这些尖子会被分别称为「Dux Litterarum」（学术领袖）、「Dux Artium」（艺术领袖）和「Dux Ludorum」（体育领袖）。
学者（Scholars）.
除了元首勋章及政府奖学金外，书院会授予多项由私人赞助的奖学金和奖项，当中包括：
传统上，只有奖学金得主才能被称为「Scholar」（学者）；奖项得主则被称为「Prize Winner」。
历年公开试成绩.
在历届香港中学会考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皇书院是产生最多会考「10A状元」及文凭试「7科5**状元」（在甲类科目中至少3个选修科及4个核心科获得5**成绩）的学校之一，截至2025年，共有8位，其中3位会考「10A状元」及5位文凭试状元，全港排名第9。
于2010年香港中学会考，学生吕旻轩为10优状元，于当年中学会考卷面总分全港第一，获「香港中英学术基金会学者联会」「Hong Kong 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 Scholars' Association」颁发「莫凤麟奖学金」「Charles Frankland Moore Award」。
收生.
1950年代之前，英皇书院的收生准则是学生在书院自办的入学考试、面试的表现，以及其家庭背景。这类似于该年代其他英文书院的收生准则，不论是官办或民办学校。1933年及1935年的政府行政报告均有纪录，英皇、皇仁两所书院的高班（Upper Schools）设有一个共同的入学考试，由教育司署主办，每年免费开放给整个殖民地的学校学生报考，附设奖学金制度。1933年入学试考生共327名，其中188名成功通过考核，取得入学资格，升读两所书院的第三班（Class 3）。
直至1950年代，由教育司署统筹的香港小学会考创立，英皇书院开始以学生的公开考试成绩来决定该学生能否入读。1962年，教育司署设立香港中学入学考试取代小学会考，再到1978年在「九年免费教育」实施之后，中学入学试亦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在1978年推行的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当中的香港学业能力测验。学能测验在2001年后被取消，学校改为参考学生历年小学校内考试的成绩来评核其学力。
现时英皇书院的中一收生程序是按照由教育署在2007年最新修定的香港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进行，该校在2020-2021学年的中一学位共144个，其中43个为自行收生学位，除了必须设立的8个重读生位外，其余93个学位会用作不受校网限制的甲部统一派位（7个），以及受校网限制的乙部统一派位（86个）。乙部统一派位的86个学位之中，有23个学位会保留给英皇书院的四间联繋小学的学生，这四间联繋小学分别是中西区的般咸道官立小学、李升小学（共11个）和南区的香港南区官立小学（共12个）。
该校在2020-2021学年经由自行收生及统一派位（甲部+乙部及联系小学）录取的中一年级生来自以下小学：
除此之外，往届录取的中一年级生亦有来自黄大仙区的华德学校、大埔区的大埔旧墟公立学校、沙田区的香港道教联合会纯阳小学、离岛区的啬色园主办可誉中学暨可誉小学、圣公会伟伦小学、救世军林拔中纪念学校、长洲圣心学校、宝安商会温浩根小学、荃湾区的深井天主教小学等。
编班试.
英皇书院中学一年级生在入学后，需要应考「中一入学前香港学科测验」（俗称编班试），该试决定该学生于中学一年级被分发到哪一班别（精英班、非精英班），以及用作调整该学生所属小学的往后数届小六学生的呈分试成绩。中一入学前香港学科测验的成绩每隔两年需提交教育局一次，用作上述调整的样本。
收生自由度.
英皇书院与香港其他官立中学、资助中学一样，其收生自由度相较香港的直资中学、私立学校、国际学校为低，受教育局的学位分配办法所限制。该校只有约30%的学额可供校方自由选择新生，其余约65%学额的收生由教育局所掌握，学生会按小学呈分试成绩分组，依选校意愿随机分配学位。除非教育局重新修订学位分配办法，废止硬性的分地区统一派位，让全港官津中学可以100%自行收生，又或者英皇书院自行转制，成为可以自主选择参与分区统一派位与否的直资中学，有助取回收生自主权，亦使全港各区、有意报读的学生可以不受校网所限，享有平等的报读机会，否则这种情况将会持续。
英皇书院每年吸引超过500份、来自全港各区的自行收生报名表，大部分报名学生的条件非常优秀，惟教育局只容许43个自行收生学位，因此，只有不足10%的报名学生能够在自行分配阶段成功入读。
近年事件.
修改校徽（1997年）.
英皇书院校徽的象征设计为中心的校盾，校盾式样于1928年出版，以红色作为底色，最中心为太阳。战后经历调整，沿用战前设计，增添书本样式和「KC」字样，后来书本被改成两行白箭咀，寓意「进步向上」，设计上更明快简洁。在英治时代，校盾上方缀有圣爱德华皇冠，象征英国皇权。在香港回归后，出于政治、民情等各种原因，校盾上的皇冠已觉不合时宜，遂改用「贤达赍书」的式样替代，书本上写有校名「英皇」二字，下方的五颗有色宝石分别寓意德、智、体、群、美五育。
英皇书院是香港三所因回归而修改校徽的中学之一，另外两所分别为皇仁书院和伊利沙伯中学。
转制直资提议（2005年）.
2005年，旧生组织英皇书院同学会通过，支持英皇书院转为以直资中学的形式办学，希望借此收回录取新生的自主权。英皇书院在校友推动下，与香港教统局展开转制讨论。教统局曾就英皇转制直资问题，完成了一份顾问报告。报告建议英皇书院转直资后，公务员教师可依「借调」的模式留任。这类似于香港医院管理局的运作。教统局亦初步设定转制时间表，过程会遁序渐进，认为转制完成最快都要2007年。教统局当局对英皇书院研究转直资持开放态度。至于家长忧虑的学费问题，校友代表郭天福强调英皇书院转制直资亦不会收取高昂学费，「有办得好的直资学校，每年学费亦少于二万，英皇书院学费亦会有限。」
英皇书院学校管理委员会校友代表郭天福医生解释英皇转制直资的背后原因，指当年教统局改革升中派位制度，导致英皇书院收生质素下滑，学生质素的好坏直接影响教学成效，「这是近年教统局推行教育社会主义造成，我们只想学校收生引入市场机制，让好学生可以入读英皇。」
自香港政府在1991年推行直接资助计划起，不少香港传统名校为减少所受到的限制，决定转为直接资助学校。当中拔萃男书院和拔萃女书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6年转制直资，圣保罗书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先后在2001年和2002年加入直接资助学校计划，英华书院和圣士提反书院则在2008年转制直资。此外，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曾在2013年考虑转为直资学校，香港华仁书院亦曾在2018年申请转制。
自愿减班争议（2011年）.
2011年，因应香港适龄学童人数下降，为解决中学杀校危机，教育局推出自愿优化班级结构计划。按照既有程序，英皇书院会就应否减班召开校管会，在辩论后进行表决。然而，时任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兼英皇校管会主席谭贯枝在强烈反对声中，代表局方宣布英皇书院将参与减班计划，并拒绝表决。事件引起校友、家长不满。多名校董抗议谭贯枝强行决定减班，直指学校「被迫自愿减班」。英皇校友会主席、前天文台长林超英在会议后在其网志发文，质疑政府公信力。另一参与会议的校友兼校董郑文容批评「这是一个不现代的解决办法」，又暗讽教育局一意孤行。
2011年2月28日，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每周新闻纪录片电视节目《铿锵集》以该事件作为主题，标题为「何谓自愿减班」。
著名旧生.
在英皇书院就读的学生和校友，分别会被称为「Kingsians」和「Old Kingsians」。英皇书院的校友名单包括多位影响力人物，其中多位校友服务于政界、法律界，以及从事公务，除了香港前任特首、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之外，有「香港法律元老」之称的李福善亦毕业于该校，他是香港首位华人高等法院按察司，并曾表态参选第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另一位香港政界元老钟士元爵士亦曾就读该校。前广州市委书记钟明为书院最早期的毕业生之一。此外还包括现任香港终审法院常任法官林文瀚、前铨叙司及运输司高礼和、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前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前运输局局长萧炯柱等人。香港天文台三任台长：林鸿鋆、林超英及李本滢皆在英皇书院完成中学教育。香港警务处两位前处长：在1989年出任皇家香港警务处处长的李君夏及香港回归后首任处长许淇安亦在名单之内。名单中还包括多位前任和现任议员，遍及香港行政、立法、乡事、地区各个咨询机关，当中有林顺潮、许贤发、招显洸、杨少初等人。
此外，多位传媒大亨亦与该校甚有渊源。香港经济日报集团创办人冯绍波、香港商业电台创办人何佐芝等人就毕业于英皇书院。英皇书院亦是多位亿万富豪的母校，他们包括前英资贸易行会德丰最大股东张玉良、前协成行集团主席方润华、前利丰集团主席冯汉柱和合和实业荣誉主席胡文瀚。名单中还包括多位巨型企业的创办人及高级管理层，包括现任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他于2017年入围全球五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另一位腾讯公司高层—副总裁赖智明亦是该校旧生，他与刘炽平同是腾讯「香港帮」的代表人物。长江和记实业及长江实业集团副董事总经理甘庆林、恒基兆业副主席林高演、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行政总裁卢韦柏亦曾就读该校。前通用电气亚太区总裁黄广扬、前思捷环球主席柯清辉、前科勒厨卫集团总裁阮家明等人亦为该校校友。多个著名的品牌的创办人亦是英皇生，包括大家乐创办人罗腾祥、大快活创办人罗芳祥等人。于六十年代创制恒生指数及恒生消费物价指数的关士光亦曾就读该校，该指数已成为反映香港股市行情最为重要的一项指标。
在旧学制底下，英皇书院的预科班中的低级及高级六年级（Lower &amp; Upper 6）都有一个班教授医学相关的生物、化学及物理课目，为学生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作准备，素有「医生预备班」的美誉。该校是香港近七百位医生的母校。英皇书院在医学界的著名人物有香港医学会前会长方心让爵士及沙士抗疫英雄张锡宪等人。
英皇书院培育出相当多的教育家，这是该校另一项显著的特点，他们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共同创校人郑栋材、香港中文大学第二任校长马临、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方心谨、香港理工大学前副校长高赞明、香港大学前教务长韦永庚、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两任院长：罗炳良和刘殿爵、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前院长吴冬生、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前院长高秉强，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嘉堡分校前校长信广来等人，还有无数大学教授，以及服务于不同教育机构的教职员。多位科学界名人都在英皇书院接受中学教育，如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邓青云。此外还有碗形液晶的发明人林磊。
自香港授勋及嘉奖制度于1997年创立以来，英皇书院的校友之中有6位获授大紫荆勋章，当中包括梁振英、李福善和方心让等人。除此之外，校友累计共获授金紫荆星章12面、银紫荆星章17面、铜紫荆星章12面、荣誉勋章4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