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自发主义

毛主义-自发主义（）是一种于1960年代—1970年代兴起于西欧的政治理念，其介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之间。
这个词由“毛主义”和“”组成，因此这个词的法语全称应为。
一词有时也被其他极左派势力用作贬义词，源自（Spontex）牌海绵的清洁能力。因为在他们1980年4月25日，用铁棒强行阻止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在巴黎科学学院举行会议而得到这一蔑称，这一行为被认为是“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反对斯大林主义”。
定义与意识形态.
这一政治运动是在“五月风暴”运动之后，特别是6月之后诞生的。1968年6月，暴力冲突从学生群体转移到工人集中地，且发生了命案。6月10日，在弗兰的雷诺工厂附近，共青盟（马列）的一名高中生盟员在试图逃避机动宪兵队的冲锋时在塞纳河中溺水身亡。6月11日，在索绍的标准工厂，共和国保安队用9毫米子弹杀死了锁匠工人皮埃尔·贝洛。另一名工人亨利·布朗谢从墙上摔落身亡。这些暴力冲突标志着这一系列政治潮流的未来走势。
多重属性.
“毛主义-自发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盲动的工人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的愿景以及从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继承而来的直接行动理论的结合。正如在《Esprit》杂志中所说的那样，他既是威权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布鲁塞尔的《每周邮报》也指出，“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团体，尤其是‘毛主义-自发主义者’，将、直接民主、反威权主义的极‘左’信仰与参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斯大林主义相结合。”
其特殊政治属性建立在反威权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而在工人中则建立在反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与“小老板”和管理层进行斗争）。
毛主义-自发主义者将“文化大革命”工具化，将其描述为青年红卫兵对国家机器和共产党的自发反抗，他们将共产党描述为腐败的官僚机构。正如在其自传中所写的：“我们离想象一个与中国人民共生的孤独的反叛者毛泽东，一个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不远了！”
而在1971年，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在其所著的《毛主席的新装》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其在欧洲激进分子中的存在，描述为：这是一场由毛泽东本人引发的，敌对派别之间为控制权力而进行的无情斗争，而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机构中却被淘汰出局。
在当时的派系背景下，毛主义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截然相反，后者是与中国立场一致的教条主义毛派，他们被自发主义者戏称为“僵化的”。
运动理念.
毛主义-自发主义者的口号围绕着诸如“造反有理”“敢战敢胜”以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等。这一运动的特点是：
在其他政治思潮中，毛主义-自发主义促成了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学家所谓“新社会运动”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斗争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社会上的。他们践行着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表达，有时以一种近乎弥赛亚式的态度“为工人阶级服务”。
在媒体领域，毛主义-自发主义者们利用了知识分子的名望。尤其是在法国，他们在强大的理智性（例如，与阿尔都塞、萨特、福柯的联系，以及对拉康的极大兴趣）、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尤其是针对工人的“左翼民粹主义”）和对暴力言论的某种迷恋（见无产阶级左翼）。
概念的起源.
当时的活动家之一，无产阶级左翼的前领袖皮埃尔·维克托（化名）谈到了“毛主义-自发主义”一词的起源：
此外，根据朴茨茅斯大学（2010）的消息来源，“毛主义-自发主义”的来源颇具争议。另一个西班牙学术资料（Lleida, 2002）对“毛主义自发主义”和“毛主义-自发主义”进行了微妙的区分：它将第一个归因于五月风暴的自发性，将第二个（有连字符的）归因于让-保罗·萨特在《情境》中创造的一个关键概念，一个新的意义的统一性。最后，德国的学术来源（Munchen, 2001）则将其归因于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潮流，法国的来源则将其归因于托洛茨基主义者。
据称，一词也暗指（Spontex）牌的海绵，本意是一个贬义词；但其更像是一词的缩写，用于将其和其他极左派势力区分开来。
同义词.
这一政治概念也被其它的名称指代，包括：
在法国.
法国的“毛主义-自发主义”运动在“法国的极左政治”词条的段落中进行了描述。
无产阶级左翼和《人民事业报》.
无产阶级左翼成立于1968年9月，一个左翼运动的重要时期。其中最初汇聚了来自3月22日运动（）的大约50名楠泰尔大学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及来自巴黎高师共青盟（马列）的青年知识分子。
对于建立了无产阶级左翼的这几十名激进分子来说，1968年之后的时期必须延续五月风暴的思想成果，而非回归以前的做法。他们的主要理念是“无产阶级人民抵抗”，即在工厂、学校（尤其是技术学校）、移民工人宿舍、租户以及小店主和农民之中发起斗争，对“小老板”和工作节奏发起反抗。
1970年5月27日，由于“马塞林法”，无产阶级左翼被官方禁止，组织以半秘密的形式围绕《人民事业报》继续开展活动。这一禁令导致活动家们无法聚集在一起，导致了内部民主的缺失。不透明的“领导层”是围绕历史核心增选的：（皮埃尔·维克托）和的组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无产阶级左翼的领导层来自大学和大学校，是工人主义的极端代表。他们蔑视知识分子，将他们说成是“民主分子”和“进步分子”，并利用他们的名声。让-保罗·萨特、伊夫·蒙当、西蒙·西涅莱、让·热内、米歇尔·福柯皆是很好的例子。
1970年，每周出版的《人民事业报》刚离开印刷厂就被没收。5月，编辑被指控“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罪，鼓吹谋杀、盗窃、抢劫、纵火”（见）并被捕。一个月后，他的继任者被捕。无产阶级左翼随后要求萨特接管报纸的法律工作，以确保报纸的生存。
1970年春天，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年轻的毛派歌手、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创作并录制了歌曲《新支持者》，这首歌成为了毛派的颂歌。这首歌在诸多集会、示威游行、罢工期间，以及在移民工人的宿舍中被传唱。这首歌曲的唱片是在自主管理下制作的，只发行了几千份。在《人民事业报》解散后，唱片仅由由与《人民事业报》关系密切的激进网络和赤色济难会发行。
无产阶级左翼组织了反对戴高乐政权的象征性的游击运动，并将戴高乐主义斥为“新法西斯主义”。这一观点由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于1972年在萨特的期刊《》中提出的，文章题为《新法西斯主义，新民主主义》。面对这种所谓的国家机器的“法西斯化”，无产阶级左翼呼吁“新支持者”领导“人民抵抗”，并增加了破坏企业、焚烧雇主大楼、袭击警察局等活动的次数。从1968年成立到1970年解散，法国内政部将82次恐怖活动归因于该组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内战方面，该组织建立了一个组织“新人民抵抗运动”。其主要领导人在1970年5月出版的《无产阶级左翼备忘录》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者的暴力斗争》，阐述了自己的战略。除此之外，这个秘密组织还组织了破坏行动，并在皮埃尔·奥维奈死后绑架了雷诺公司的一名高管（见下文）。
该组织遭到了警方的系统性镇压：数百名活动分子转入地下、被监禁（200名）或逃亡国外（特别是比利时和意大利）。因试图重组已经解散的组织而被判处18个月监禁。
最终，无产阶级左翼的领导层放弃了与政府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并被迫解散了其所创建的地下网络。
这种自我解散发生于1973年11月1日，所谓的“菊花会议”上，并在1974年1月的《无产阶级备忘录》上有着如下的解释：“我们的第三个重大突破是在1970年春决定解散。为了‘扩大抵抗运动’，我们在群众中四分五裂，从而瓦解了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组织工具。这在1973年也很有启发意义，以后也会如此，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组织必须服从群众运动，任何组织理论都取决于人民革命理论。每一个组织都必须不断学会消亡，学会在脱离群众运动的要求时放弃自己的存在。”
相当一部分基层活动分子拒绝接受他们所谓的对该组织的“清算”。
皮埃尔·奥维奈之死.
1972年2月25日，带领着一小群人，手持撬棍和镐头，来到位于布洛涅-比扬古埃米尔-左拉大道的雷诺工厂的一个出口，目的是强行进入并战斗。皮埃尔·奥维奈就是其中之一。在运动中，他位于内院的最前面。一位新聘的安全部队高级成员，前上尉让-安托万·特拉莫尼手持手枪上前，向皮埃尔·奥维奈喊话。子弹卡住了。让-安托万·特拉莫尼重新装弹并一枪射穿了奥维奈的心脏。
《解放报》新闻社的摄影师克里斯托夫·希梅尔在现场拍摄了整个场景。底片被剪去了序列号。底片上出现的活动人士的面孔在被法院扣押之前已被氰化物抹去。二十七张照片中有五张在编辑部流传，法国ORTF第一频道的新闻节目开头就是特拉莫尼用枪指着皮埃尔·奥维奈的画面。在向媒体公布之前，照片被裁剪成只显示镐柄，而不显示皮埃尔·奥维奈挥舞镐柄的画面。
皮埃尔·奥维奈在无产阶级左翼建立之初就是一名活跃的激进分子，他在去世后成为了该组织的第一名“烈士”。1972年3月5日，20多万人的队伍伴随着奥维奈的灵柩穿过巴黎街头，前往拉雪兹神父公墓。一些人举起拳头，高喊“我们要纪念皮埃尔！”这是法国在五月风暴后最大的政治集会之一。
1972年3月8日，新人民抵抗运动（无产阶级左翼下属武装力量）绑架了雷诺-比扬古公司劳资关系部副部长罗贝尔·诺格雷特，两天后单方面将其释放。
一年后，无产阶级左翼解散了。
让-安托万·特拉莫尼未能因自卫而减刑，他于1973年1月被判处4年监禁。1977年3月23日，他被争取人民自治武装核心暗杀，该组织由前无产阶级左翼的部分人员组成。
2012年2月25日，为纪念皮埃尔·奥维奈逝世40周年，一些前激进分子、《人民事业报》和法国毛主义共产党的激进分子聚集在他的墓前。
《解放报》.
1971年6月18日，与无产阶级左翼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让-克洛德·韦涅尔和让-雷内·于勒）创立了解放新闻社，其宗旨是提供“传统”新闻媒体未能充分报道的社会运动的原始信息，但最重要的是传达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活动者的观点，让“人民发出声音”。
1973年，作为《人民事业报》的直系后裔，《解放报》从废墟中崛起。“解放报”（）这个名字最早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1927年使用，之后于1941年被法国抵抗运动继承。
《解放报》继承了《人民事业报》的无政府主义-毛主义-自发主义理念。1973年1月5日，《解放报》发行了第一期，共计4页，并在封面上写道：“对《解放报》而言，政治意味着直接民主。如今，议员选举意味着人民每五年才有一次发言权。即便如此，在这四年中，‘民选代表’就能为所欲为吗？他不受选民控制，他只代表他自己。但是，如果人们想说说他们投票的原因，他们可以在《解放报》上这样做。这种形式的辩论可以在报纸的专栏中进行。就其本身而言，《解放报》团队拒绝认可一种剥夺人民发言权的制度。”
从1973年至1981年，《解放报》由其员工运营：工资上没有等级制度，所有重要决定均由员工大会以多数票做出。
革命万岁与《一切！》报.
建立于1969年7月。这个团体自称为自由意志毛主义者，也被某些人描述为“毛所希望者”。
革命万岁发行了《》报，副标题为“我们想要的：一切！”（1970年9月23日的第一期）。让-保罗·萨特任出版总监。其组织人包括、、、、以及米歇尔·舍曼。
1971年4月的第12期被禁止销售。该期被指为“色情作品”，萨特因此被指控品行不端。在的帮助下，萨特起草了这期报纸，要求“同性恋和所有同性恋行为的权利”以及“未成年人的欲望自由及其实现的权利”。
作为反工人主义者，该小组更多的参与社会话题：反主流文化，激进女权主义和，同性恋公开化，青年运动（青年解放阵线），等等。
革命万岁于1971年4月解散。
在比利时.
比利时的毛主义-自发主义运动在“比利时的毛主义运动”词条中进行了描述。
大学工厂联盟.
大学工厂联盟于1968年11月由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特别是社会学研究院）的学生、前学生以及研究人员建立，它是毛主义-自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该组织吸引了被毛泽东思想叛逆形象吸引的高中生的加入，开展了旨在使各机构违背其学术原则的典型行动/宣传。
大学工厂联盟迅速与无产阶级左翼建立了联系，1969年无产阶级左翼的秘密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的激进分子的家中举行。
大学工厂联盟逐渐放弃了大学领域，转而优先干预布鲁塞尔郊区的工厂（如福雷的大众汽车工厂）。该组织培养了比利时第一批“在职”的学生，即离开大学去工厂工作的学生。
1970年，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裂后，大学工厂联盟消失了。
人民之声.
“人民之声”于1970年年末创办于布鲁塞尔的一个左翼基督教社区。当时出席的有罗贝尔·菲斯、、让·弗兰凯、，等等。
这是一个由脱离比利时共产党（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和反独裁、受五月风暴后自由主义精神影响的年轻人（学生、中学生、工人）拼凑成的集会。
人民之声是1972年创立的解放新闻社比利时分部及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创立的比利时-葡萄牙协会的起源。
该组织于1977年解散。
在21世纪初期，三名前毛派分子在布鲁塞尔创立了Attac，其中包括人民之声的前成员让·弗兰凯。
在瑞士.
20世纪60年代末，瑞士的第一个毛主义-自发主义组织出现于洛桑（为共产主义而决裂，RPLC）和日内瓦（政治联络中心，CLP）。
为共产主义而决裂.
在《人民运动，沃州工人及人民党派史（1943-2001）》（""）一书中，皮埃尔·让内雷研究了该运动的历史：
1971年5月25日，电影行动委员会（CAC）在洛桑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对电影票实行统一、适当的价格。此后，电影行动委员会变得更加政治化，开始普遍反对“休闲社会”和“资产阶级文化”，并对社会提出质疑。青年学生在工人阶级社区组织的首次集会表明，对他们来说，电影票价问题不如住房和房租问题更重要。从1971-1972年的这次集会开始，作为对房地产投机行为的反击，L'Écho du Boulevard周围的居民委员会成立了。
正是考虑到这点，1972年，为共产主义而决裂（RPLC）成立了。该组织汇聚了电影行动委员会中参与社区斗争的激进分子及青年进步派中参与政治程度更高的激进分子。当时的一位见证者对RPLC做出了如下描述：“该组织与无产阶级左翼关系密切，后者被查封的《人民事业报》曾被让-保罗·萨特当街售卖。RPLC不注重理论问题，以‘工厂和街头动员’为名拒绝直接或半直接民主（因此提出了‘接管地区 ’的口号），原则上反对工团主义，将“运动”和“人民群众”神话化。该组织反对“托洛茨基派”和毛主义者，后者被指责为教条僵化。它在平行的 CAC 运动中找到了扩张的基础。在意大利武装分子的影响下，受到持续斗争的启发，该运动于1972年5月1日更名为‘为共产主义而决裂’（RPLC）。该组织走向了毛主义-自发主义的路线，用当时的话说，这是来自中国的灵感和五月风暴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融合。”
激进分子随后进行了“工人转向”：RPLC将其活动转移到洛桑西部，其成员在那里定居并寻找工作。RPLC的行动方式多种多样：社区行动、“妇女斗争”运动（尤其是争取堕胎自由）、支持凯撒奥格斯特反核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工会行动委员会”、中学生运动，等等。1977年，RPLC消失，它分裂为“自发主义派”和“正统毛派”两部分。
在意大利.
持续斗争.
持续斗争出现于1969年秋，同名报纸的第一期于当年11月出版。
其意识形态是多种的复合：毛泽东思想、自发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和工人主义。第一阶段（截至 1972 年）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运动主义色彩。
持续斗争与法国、瑞士、比利时的毛主义-自发主义组织有着联系。
通过五月风暴事件和1969年的火热之秋，法国和意大利的激进分子之间出现了重要的交集。许多法国人前往意大利目睹了罢工和工人集会，并回国作证，都灵菲亚特大型工厂周围的学生和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无产阶级左翼在《人民事业报》增刊中专门介绍了意大利的运动。革命万岁组织则从持续斗争联系工人和学生的例子中汲取灵感，使用意大利口号和图形来丰富其出版物。意大利人已经将五月风暴解读为一个潜在的革命事件，并将运动的象征意义融入到他们的表达中。跨阿尔卑斯山会议（以瑞士为枢纽）在形成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参照。
该组织于1977年解散，但同名报纸持续发行至1982年。
在德国.
Sponti.
20世纪70年代，“毛主义-自发主义”（）在德国指的是1968年五月风暴后从中涌现出的团体和激进分子，而非一场运动。这股潮流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所体现的列宁主义先锋队概念，捍卫“”的理念。约施卡·菲舍尔称其为“无政府主义-毛主义-自发主义”。
在自由意志主义的启发下，毛主义-自发主义者组建了自己的集体，并开展了旨在创造真正的反主流文化的示范性和创造性行动。特别是，他们建立了被视为“解放空间”的社区，在那里“生活可以改变”，他们还建立了“反威权”托儿所。女性激进分子在新女性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德国的主要大学城，如明斯特（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西柏林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毛主义-自发主义者占有一席之地，几年内，它通过“基层组织”管理着 “学生议会”。该组织积极参与欧宝和赫斯特等大型工厂周围的社会动乱。还积极参与法兰克福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呼吁大规模开放占屋。
在法兰克福，组织了一部分的毛主义-自发主义者，包括约施卡·菲舍尔和丹尼尔·孔-本迪。德国毛主义-自发主义的重要报刊为《》。曾任该报编辑的丹尼尔·孔-本迪特称其为“法兰克福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参考杂志（"Sponti-Szene"）”。
1978年1月，于柏林召开，标志着该运动到达高潮，会议汇集了15000人和数百个地方倡议。就从这场运动中发展而来，重新诠释了运动的反主流文化内涵和自治原则。
在自我解散后.
随着组织的自我解散，20世纪70年代，毛主义-自发主义运动页消失了。大多数激进分子加入了新社会活动。有些人，尤其是无产阶级左翼的成员，“不忍心看到梦想的终结”，于是自杀或沦为边缘人。还有一些人，有时被戏称为“毛主义的孤独者”，拒绝接受这种被称为“清算”的解体。其中一些人成为自治运动的温床。
在法国，毛主义-自发主义产生了两个军事组织：（1974-1977）和争取人民自治武装核心（1976-1980）。后者声称他们于1977年3月23日暗杀了让-安托万·特拉莫尼，以使他对无产阶级左翼的激进分子皮埃尔·奥维奈的死负责。
在21世纪00年代，“毛主义-自发主义”的故事被警方再度提起，特别是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