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可伟

黄可伟（英语：Wong Ho Wai Tomaz，），香港作家。香港科技大学文学硕士、哲学硕士，作品散见《明报》、《字花》、《香港文学》、《回响》、《幼狮文艺》等。已出版小说集《田园志》、《逝者纪事》，小说散文合集《伪双城绘图志》，以及粤文儿童图文读本《揸巴士嘅彩虹恐龙》，作品多以香港本土题材为主，因此自称「香港土著」。
生平经历.
于2000年初，中七高级程度会考前夕，创作第一篇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冬生‧慎言〉，并获香港艺术发展局之「中学生创作奖励计划（1999 – 2000）」短篇小说高级组冠军，是第一个所获文学奖。
2000年9月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在第一年入读历史系，至第二年转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并副修历史，最后于2003年获文学士学位。大学本科期间曾担任第廿九届青年文学奖干事，联合书院历史系系会干事，及中大同志文化小组干事。2005年9月入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并于200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开始于同系修读哲学硕士，至201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
2010年开始获取多个香港、台湾、中国及海外之文学奖。他在2016年出版第一本作品中篇小说《田园志》。在2021年3月10日，他担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香港文学十三邀2之新生代小说作家》之嘉宾，于电台中介绍自己的创作历程。在2021年12月，他的第三本作品散文小说合集《伪双城绘图志》入围台湾第三十四届梁实秋文学大师奖长名单。
黄可伟说过自己习惯每天游泳，认为游泳亦是一种禅修，让他观照「无常」，他说：「即使你做的是相同事情，但你察觉到当中无时无刻都有变化，这就是无常。」每天持续游泳的习惯，也让他更有纪律和变得更坚韧，对长期写作的人有帮助。
评论.
“他（王德威）的论文评论几部香港长篇小说，其中有马家辉的《龙头凤尾》，还有一本是黄可伟的《田园志》。说来惭愧，这两部作品，我还没看过，至于黄可伟是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对于创作，他直言说源自一份对他土生土长的地方香港的爱，大概因为有恩怨爱恨，才有说不清的感情和爱。” 
“投稿文奖，既是渴求对自身写作的认可，也是一个规范性的练笔过程。黄可伟有专业文学作者的基本水平，但态度上却一直保持（或坚持？）著一种「业余性」（amateur）。容我挪用中国现代戏剧史中的一个概念作类比：「爱美的」（amateur）。民国时期，职业戏剧人大都沾染著商业气息而变得腐化，演出粗制滥造，对艺术毫无坚持，于是有一批戏剧人不甘堕落，提出「爱美的戏剧」，强调艺术的业余性质，甚至发展成一种艺术家的修身态度。当然「爱美的」有著隐性民族主义，与黄可伟的立场大概不合，然而他写作的动力密集而强韧，不拘文奖性质也愿投身试笔，正说明了他对写作有执著，却没有某些略有小成的文学作者的名气障。文奖之于黄可伟，如热爱游泳的他之泳池 ，他有他各种写作泳式，以配合不同条件的池水，自能畅写其中，即使不是每次都能有所斩获，但猎中率应该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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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伟的小说，即使对香港某类知识份子作批判，也能较心平气和地去聆听这一群知识份子的心意。而选择用小说这种形式，也是了解多于「揭露」。可伟这本小说，也的确是左翼知识份子需要认真参考的。” 
“黄可伟一反新生代现代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书写风格，以写实的方法去写这场虚构的抗争运动。香港小说近年的「内向」与「外向」我在别处已有论及，若运用这个简单的分类，黄可伟可算是「外向」型的作者，甚至可以说，他是「外向」型的作者中最为「外向」的一款。若论近年新一辈写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可数李维怡和唐睿。但不论李还是唐，他们对于自身的虚构都甚有自觉，于是乎他们的小说总会出现「后设」的维度，也因此他们的「外向」中也有「内向」的成份。黄可伟的《田园志》虽有虚构的符号如海棠国（比喻中国大陆）、青蛙城（比喻香港）等──这大概是受西西《我城》的启发──但除此之外，就是平实的写实主义创作，也因此我会说黄可伟是「外向」中的「外向」，而亦难免会令人以写实之深刻仔细与否的这把尺，来量度他的作品。” 
“这个作品再一次提醒到在香港这块土地上也曾经有农村生活的。现在仍然有许多香港居民向往一种所谓世外桃源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实现的机会是多么卑微。从菜园村抗议事件可见，黄可伟似乎要试图投射出另外一种对香港过去的想像以及对于未来几乎大势已去、苍凉、惆怅的挥别手势。这个作品也特别提到香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所面对的挫折。这个故事在大环境里，能让我们想到革命者的行动在香港仍然有展开的一点征兆。另一方面，黄可伟也提醒我们，曾经的革命者到此时此地也不过看着过去明日黄花，已经变成「零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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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后来，《逝者纪事》却把有关个体死亡的思考延伸至我城生死之思考。香港（在《逝者纪事》中，则化身青蛙城）过去廿年的衰败，可谓路人皆见。天地间的生命固然有死，但一个城市呢？[……]青蛙城真的会变成北欧吗？作者对此没有答案。这样说来，《逝者纪事》其实是《田园志》的延续，黄可伟也尝试透过更具宇宙性的、有关死亡本体的思考探索一座城市的生老病死。” 
“可伟这本小说，正是从死亡的探索找到一个我们能安身立命（不是升官发财之道）的道理。生有生的法则，死也有死的道理。可伟这本小说触及了我们香港人今天不想触及的部位，就是安定繁荣也可能有烟消云散的一天。” 
“黄可伟刻意把一个现实的香港分裂成一个更美好一个更败坏的两个平行宇宙，他把败坏一个写进「青蛙城」，反将美好寄托于「香港」。如果殖民时代的「我城」书写传统是香港小说家对妾身未明的「未来」作出种种寓言式想像，黄可伟在《逝者纪事》里写的平行宇宙，则更像是描写垂死的城市现实，他显然不怎么在意虚构性，甚至乐意将小说跟现实绑定，因为「青蛙城」的垂死就是香港的现实，自焚、屠杀不是想像情节，而只是「应有」但「未曾发生」的现实。”&lt;br&gt; 
“当代小说也不乏作品叩问，人死之后可能发生甚么？余华的《第七天》(2013)告诉我们，人死后并不一了百了。丧葬机制未臻完善，许多幽灵和亡魂在身后第七天仍在寻寻觅觅，寻找生和死的秘密。香港作家黄可伟的《逝者纪事》(2018)，设定自己为死后的一个叙述者，逆转不知生，焉知死的逻辑。这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在想像死亡到底是甚么，人面对死亡，生前、死后所能做的交代以及极限在哪里。”&lt;br&gt; 
“《伪双城绘图志》穿入香港历史之巷弄，逡巡离岛与甚至海底，水文，地文，乃至人文。留下不仅只是个人的记忆，与青蛙城——那倒影中的虚构香港——的相互对照，一座存在又不存在的城邦之史与伪史，志与伪志，看起来却更似我所立足的台湾。近年来对于政治制度的不满足，对于公共治理的抵抗与反驳，最终，无论在香港或者台湾，都新生出对于在地文史的聚焦，并在更深入的地方耕耘之中诞生了对岛屿地方的全新认同。” 
“《伪双城绘图志》重新发现香港的乡土经验，以人物的怀旧带出乡土的人文意义，而在乡土之上所衍生的记忆，既保存了香港的消逝之物，也彰显了过去的美好价值。同时，这些记忆也是作为抵抗越发高压的政治局势之手段。人物的怀旧让我们知道，香港曾经有过这样美好的事物，曾经有过这样美好的价值，而在上面的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就这样，乡土经验进入了香港的本土论述之中，它让读者可以顺著来路知道自己的身世，同时让读者明白守候家园时要坚守的是甚么，要面对的抗争对象又是甚么。” 
“本书书名中以「伪」字起题，主要不是指文学上的虚构，而是指「另一可能的想像」。书末收录了黄可伟一篇托名而写的「撰写背景」，一方面接续了其前作《逝者纪事》的某些故事，也姿态鲜明地回应了当下香港的抗争现实。一瞬间，全书阴影叠叠的城市影像又被串连起来，个人经验、记忆和日常生活也从来没有摆脱大政治现实的阴霾。只是，在最坏的时代里，文学之用，不是无意识的疗愈，而是在恰当的虚实交错中，坚持著一种守势的希望感。” 
《伪双城绘图志》全书分为五辑，第一辑由四篇散文组成，如同辑名「制图指南」所示，四篇文章可视为概括全书主题的指引[。……]全书共五辑，第一辑为指南，后面四辑分别为「水文之部」、「山林之部」、「城巷之部」以及「方外之部」，作者结合了记忆、经历、史料、传闻等，用文字构筑了这幅独特的地图。书中尚有很多篇章，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写作特色也很丰富，读者可从不同角度例如文章的寓言性、口语化的文字等进行研究，相信又有另一番乐趣。”
王德威：“你我生活在当代的此刻当下，难道这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方式把一个不同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吗？回到鄂兰最基本的定义，所谓的「讲故事」就是在一个公共的领域里面，人与人互相沟通、有意义的叙述行为。讲故事不是讲过去的故事、现在的故事，也是在讲未来的故事。所以你问到香港的文学前景，理论上，香港还有很多故事可讲。[...]黄可伟的《伪双城绘图志》写青蛙城前世今生，藏有淡淡的忧郁。这些作家都还在努力地讲故事。用鄂兰的话来总结，当一个社会有讲故事的能量和意愿的时候，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只有一种故事可讲的话，那就不是公民社会了。我乐意去相信，香港新故事不只有一种讲法，我们目前尚有很多讲故事的办法，而其中最值得讲的是「可畏」的故事。” 
青年作家黄可伟在晚近之作《伪双城绘图志》中，则坚定地表达了对香港「乡土」概念的重认与扩展。这部小说分为「水文之部」「山林之部」「城巷之部」，除第三部分与舒巷城、海辛等前辈著眼市井的「乡土」书写相呼应外，前两者关于水上人与新界乡村的风貌书写，则隐然呈现出对中国现代文学谱系中乡土文学脉络的传承。其中一章《土米盟》写新界元朗丝苗米的种植历史，亦清晰借香港农业史点出事实：「外地人都觉得香港是金融中心、国际大都会，他们一定想不到香港有七成是乡郊土地。」这部作品另一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其建构了粤语方言为主的完整小说书写体系，且在行文中凸显了本土化甚至乡土化的表达形式：
多数都唔知咩叫渔村，更何况而家青蛙城变咗世界金融中心，大家炒股就叻，同佢地讲渔村生活根本就嘥气，你同佢地讲，人哋仲嫌你烦嫌你老土，佢都唔知而家仲学埋咩叫蛙城四大渔村有咩嘢用。唔同旧时，水生仲细读小学𠮶时，全个青蛙城嘅小学生都知道大母、蛙城仔、金鱼门、大筛湾系四大渔村，𠮶时青蛙城仍然有唔少人出海捉鱼，不过都系旧时嘅事，而家已经过咗四十几年，咩都唔同晒。
哈娜‧内舍（Hana Wirth-Nesher）曾在《城市符码》中提出城市空间「再现」（re-present）理论，并将文本中再现的「城市景观」（cityscape）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自然环境、建筑物、人物和语言（the verbal）。相对于前三者，语言与城市文化／文学生态间的耦合，往往未引起足够重视。考察香港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虽则出现如「粤港派」「三及第」等创作群体和文学形式，将粤语作为书写元素纳入文学写作，但因受到内地现代文学及南来作家「侨寓文学」的深刻影响，香港作家往往选择以标准现代汉语作为主流书写语言。职是之故，一旦涉及乡土／本土题材，便隐然体现内涵与外延的反差。《伪双城绘图志》承继黄碧云、董启章等作家的努力，以粤语乡俚造就文本，足见其笔耕复归「乡土」的用心。难能可贵的是，其以语言建设空间，以隐喻重认「地景」，较之同类前作，亦现其格局。「万物不居，宇宙房子会变，身体房子会变，当然香港这间地图上的房子也会随著时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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