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指培养个人作为公民或国民，行使义务与权利的教育活动。它通过相关教材与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公民所应具有的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及相关的民主、尊重、守法、法治等的公民素养有基本了解和认识。公民教育的概念和实施和公民权及公民身份密不可分，和民主一词有一样长久的历史脉络，是从「我到我们」群我关系的政治教育。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教育往往以思想政治课程的形式开展，在传统公民教育的内容之外，还会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但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认为公民教育并不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
定义.
公民教育指培养「以权利意识为主的公民意识、公民资格和公民行为能力」，突出权利本位，使人成为权利的主体的现代性内涵。公民教育也因此是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建设，「以自由、平等为基础，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
公民教育的定义大致分二种维度，狭义的侧重公民教育的内容，广义的侧重公民教育的制度。狭义的公民教育指社会成员成为「好公民」的教育，以建立公民个体在社会的角色和地位，因此狭义的公民教育的内容会反映社会对公民政治、生活、社群等基础关注，也反映在个人、家庭、社区、国家、全球各层面所需的公民知识、态度及价值观。广义的公民教育指「对公民群体的教育」也就是「现代国民教育」（popular education）的基本制度；换句话说：广义的公民教育就是现代教育，是为现代国家中的个人，取得参与国家决策及发言权（包括立法及行政）的广泛教育，以保证每个成员能懂国家职能的现代教育制度。
许多国家现在改用「公民及公民权教育」（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来取代定义较狭隘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公民教育主要在于了解公民生活（如选举中的投票）等正式机构及流程的知识教授；「公民权教育」则聚焦在对公民生活及市民社会的参与及接解的知识、了解与机会。因此后者范围包括较广，包括公民如何互动并塑造他们自己的社群（包括学校）及社会。
由公民教育建立在对公民概念的理解，传统以国家、民族为中心或以国家立场国民教育的狭隘视野，因全球化和世界公民教育的发展而有所扩张。和公民的概念特性一样，公民教育也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概念，在内容上需要参考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人类文明的基础，不应将公民教育简化成「公德教育」（因为现代公民教育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不应将公民教育窄化至「关于国民的教育」等传统说教表述。
执政者与公民社会间力量的不均等是延缓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缺乏活动力的公民社会容易滋养威权体制的壮大。选民及一般人民的公民教育要普遍进行，而非只在具可信度的选举过程中，才能带动人们更多的觉醒，让选民更了解他们的权利。民主生活应有法治的精神相随，也就是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而非为了捍卫某一制度而压迫人民的法律。需有更多来自国内或国际社会的团体、网络积极工作，才能带动变迁。
美国政治学者本杰明·巴布尔即认为「唯有直接的政治参与才是民主制成功的公民教育教材。借由公民的直接参与才能体会民主真谛。」
成效与评估.
根据2009年的各国公民及素养调查研究（简称ICCS 2009）的跨国比较，世界排名前四分别为芬兰（576分）、丹麦（576分）、韩国（565分）及第一次参加的台湾（559分），由于分数高的国家文化及地理殊异性高，意谓著学校教育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ICCS 2009共有38个国家参加，针对相当于8年级的中学学生（国中2年级学生）的公民知识施测，施测范围包括：公民认知、政治组织、公民概念（如人权）、以及负责任公民的作为及态度等等。ICCS 2009有超过14万名的学生接受测验及调查，亦包括6万多名教师及校长等人的调查资料，亚洲参与的只有泰国、韩国、香港及台湾。
在亚洲模组的4个国家中，台湾与韩国学生对不民主政府的接受程度低，印尼与泰国接受则高，显示台湾学生认为政府施政应遵循民主程序，也不认为对政府授权愈多，愈能解决问题，学生的民主法治观念已逐渐形成。至于投票时是否考量候选人与自己的关系，或是否支持运用关系以获得回报，台湾与韩国学生的接受度也最低。台湾和韩国学生在亚洲的公民概念倾向相近，是因为两国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较为类似，且韩国与台湾对于权威、关系的接受程度较低。台湾学生对贪腐接受度最低；泰国因特殊政治与宗教体制密切关系下，对权威、不民主政府、关系运用与贪腐接受程度较高；印尼则对政治人物私德要求最低。
在青少年的公民教育的设计和实施方面，在台湾《天下杂志》的2011年公民教育专刊中，芬兰及瑞士被选为值得参考的案例国家。
性别平等.
根据ICCS 2009报告评比，在所有参加的国家和地区中，女生在公民认知及了解上的表现，都优于男生。而在性别平权的支持度方面，台湾学生排名世界第一，女学生比男学生更支持性别平权。在男女分数差距上，台湾公民认知的男女差距达到26分，其他排名前面的芬兰及韩国男女差距也有20几分的差距（芬兰28分、韩国22分），只有丹麦差距最小，男女差距只有8分。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根据ICCS 1999研究资料的研究总结，大多数国家老师则同意学生们在学校内可以学到了解他人、和他人合作、环境保护、关心社会及投票的重要性等面向的公民教育价值目标。
各地公民教育.
芬兰.
根据ICCS 2009报告综合评比，芬兰的公民教育与丹麦并列世界第一，然而其课程大纲中完全没有公民课，而是落实在社会研究、心理、哲学及道德（ethics）或宗教课等不同阶段的必修课为主，以全人教育为理念，来形塑芬兰的公民。芬兰和部份国家强调爱国教育不同，主张应该先教共通的价值，如人权、尊重，而非教条；小学生一到五年级有四个核心内容，第一核心内容是「人际关系与道德成长」，老师以讨论方式和学生思考同理心、分辨是非、友谊、落实正义、贫富是否会影响正义的判断、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宽容、避免歧视等等价值的生活思考；其他核心内容是「自我认知与文化认同」、「人权与社区的概念」、「个人与世界」（含自然环境、人类的进化、地球与宇宙、永续发展等议题）。芬兰教育要到七年级才开始教关于国家事务的公民须知的社会研究，包括各类福利制度、媒体、司法、国防与外交政策等公共事务及其影响。
中华民国.
大陆时期.
在中国近代史上，公民教育和学生运动的政治效应密不可分，因此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常富有文化及政治争议。
当蔡元培倡议在中华民国教育现代体制下建立标准化课程时，中国开展了25年的公民教育辩论及实验，其公民教育性质较接近强调公民参与的公民共和主义。于1920年代，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都在争取学生支持，其方式是以政治组织活动来鼓励学生的政治行动参与，然而在1928至1930年间，国民党将教育及相关的政治活动实施更严密的控制，使这些公民参与变得更具仪式性而远离共和主义要求的公民参与；因此，共和主义的理想虽持续影响国民党及反国民党的意识型态，但在实质的政治活动参与上，不管在国民党及后来共产党执政期间，学生参与的范畴都不断地缩小，学生抗议等的公民参与活动常变得形式化及仪式化。
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名为新生活运动的公民教育，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该运动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上，糅合了中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传统礼教、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这可见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台湾时期.
台湾自日治时期起，政府即借由学校体系（如「修身」、「国民」、「国语」等课程）和非学校体系内相关公民教育的实施灌输意识型态及统治者所期待培养的国民形象。
根据ICCS 2009报告综合评比，台湾排名世界第四，在性别平权意识排名世界第一。中华民国的文化及公民教育政策因1980年代族群运动, 政策在1990年以后采「多元文化」的思考，在公民教育中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及协商，并不但肯认了「闽南次文化」与「客家次文化」，也纳入1990年代以来发展的女性主义，一改1970年代以前的大汉族主义、大中国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大男人主义等倾向。从1999年起，国小一至六年级学生，在「乡土教学」中须就台湾话、台湾客家语、台湾原住民语等三种「本土语言」4任选一种修习，到了国中则依学生意愿「自由」选习。民主及在地意识发展产生2001年的九年一贯政策的公民教育强调须学习「多元文化」、「性别平等」、培养民主素质、法治观念以及负责的态度等价值有关的课程。台湾的公民教育主要在公民知识及公民资讯，以教育讲课和课堂讨论为主要型式，辅以伦理思考及批判思考的教法。台湾学校鲜少鼓励学生参与学校或社区事务的参与，但著重在学校日常活动的合作，包括参与社团活动、学校午餐、打扫、学生会、户外活动日、运动会、早周会等等。
2008年的「99课纲」则废除教条式的教义宣导，改以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可包括参观法院审理）与经济学四大领域做为高中公民与社会科的基础。
2012年的台湾教育部委托「学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实践政策咨询小组」调查结果发现，大专院校学生参与正式的学生自治组织选举投票率普遍低于4成。
1980年代以来的台湾的公民教育在公民社会的积极强调「差异的（或多元的）公民资格观」的概念论述及推动「公民参与」，使以下素材皆纳入学校公民教育内容，如台湾日治时期开始的「1935年议会员选举」、「1950年－1951年中华民国县市长选举」及其后的各级选举与党外/在野党的政治抗争、乃至三月学运、国会全面改选、总统公民直选、政党轮替、公民投票、及争取新闻自由的反媒体垄断运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基本照搬苏联模式，所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也是如此。苏联的教育体制适宜于初建国时所必须的政治和思想的控制、意识形态的培养与灌输的需要与经济体制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一贯反对国民政府实行的包含传统礼教的公民教育，反对其提出的新生活运动。第二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是大陆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必修课程。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工作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思想政治课程的教材主要是《马恩列斯语录》、《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修正本）》和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
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就明确强调：“我们的高等学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将政治理论课作为"一切专业教育之基础"，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科教学进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明确提出“以俄为师”，他说：“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因此不少教学大纲是在1952年以苏联大纲为蓝本编订而成的大纲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的。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在中等以上学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课，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1953年，高等教育部又发出通知规定各类高校一律加开《马列主义基础》课，共136学时。至此，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制初步确立，基本沿袭了苏联由上而下集中统一的整体化课程体制。
1957年，由中共中央发动的一场“大鸣大放”开始，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12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从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便“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强调时时、事事都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问题，成为服从和服务于“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都被停开。 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直到1978年才被彻底恢复。
改革开放后.
1980年，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 1980年代，中国政府一度开始淡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又重新加强了对思想教育科的重视程度
1992年，全国中小学调整了思想政治课程，小学一至三年级设立“品德与生活”课、小学四至六年级设置“品德与社会”课，初中设立“思想品德”课，高中设立“思想政治”课。1998年，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也作出了调整，设7门或6门必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另有“形势与政策”课。2004年，思想政治课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07年，思想政治课又进一步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般简称为“马原”“毛中特”“史纲”“思修”）。2018年开始，思想政治课新增《形势与政策》内容，考研政治大纲中表述为《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一般简称为“时政”）。
2016年，中国教育部宣布调整中小学思想政治公民教育课程，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三级课程合并为统一的“道德与法治”，而高中的课程仍称“思想政治”。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完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
2020年9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思想政治课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用人才的必要课程。
2014年，上海市高校开始探索实践“课程思政”新理念。2016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思政工作会议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充分阐释。“课程思政”不是一门或一类特定的课程，而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思维方式，认为大学所有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功能，承载着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有机、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不改变专业课程的本来属性，不把专业课改造成思政课模式或者将所有课程都当作思政课程。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课程思政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香港.
「公民科」在二战之前已经是独立的中学科目，1950年列为会考科目，1965年由新的「」（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 EPA，简称为经公科）取代；至于初中课程，相关的科目很多，学校可择一开办。
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将原本去政治化的公民教育课程，往国家认同的重心移动，并在1999年将公民教育重新纳入中学的选修课：在相关描述上，香港公民教育著重在政府角色和好公民的义务，回归以后的公民教育则增加了对爱国主义及中国价值的提倡及涵化。
香港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设计争议上，香港电台的老师专栏作家洪昭隆援引ICCS 2009的研究结果：「86.6%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83.3% 认同自己是香港中国人，91.1% 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86.1% 认同自己是世界公民。」，主张「香港学生的国民意识不足」是个伪议题，并援引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对研究结果的评论为「在国民身分认同上，香港学生普遍认同自己拥有多重的身分，而且热爱香港和祖国，同时拥有全球视野。」洪昭隆进一步主张，有鉴于调查之中，世界前两名的芬兰和丹麦均将未将公民教育独立成科，而采类似香港现行的跨课程的整合模式，来主张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不需要独立分科。
澳门.
自从1999年澳门主权回归中国后，与香港相同，将原本去政治化的公民教育课程，往国家认同的重心移动，在相关描述上，澳门公民教育著重在政府角色和好公民的义务，回归以后的公民教育则增加了对爱国主义及中国价值的提倡及涵化。
澳门教青局于2008年委托中国大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澳门学生编写小学至高中的公民教材「品德与公民」。在特定的政治议题上，例如「爱国教育」、中共历史以及政治相关的内容等，大多是以中共的角度出发，不利中共的历史事实却只字不提。甚至澳门政府将有关课程纳入中、小学「基本学力要求」，而背后正是社文司策划推动「爱国爱澳教育」的其中一项政策。
据澳门电台报道，教青局所选用的《品德与公民》教材，小学、初中及高中三个阶段的学校分别有63%、56%及51%使用。
美国.
美国的公民教育强调事实性的公民知识，如政府体制、法律等等，然而各州在执行公民教育的内容及方法差异性大，比较学术的公民教育强调批判思考，而比较不学术的则强调核心知识。一份关于亚太六国（澳洲、香港、日本、台湾、泰国及美国）的青少年公民教育跨国比较研究指出，在学校系统执行公民教育方面，美国教育体系的极度去中心化使得联邦政府在课程上没有控制权而是由各州及市政府决定，这和日本、台湾及泰国在公民教育有必修课的直接政策、人事、教科书、课程上的集中化形成反差。面对愈来愈低公民参与程度，美国公民教育教学方式，朝「自己作主」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课程转变。
日本.
避开争议议题，日本公民教育倾向于将重心放在经济及政府体系，在学校活动主要重心在鼓励合作：如学校午餐、打扫、学生会、户外活动日、运动会等。由于二战的历史因素，战后日本社会在延续使用日本国旗国歌上有争议：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国旗国歌因为战时的军国及帝国主义，不适合做为战后日本的国家符号。因此，1989年日本文部省在公民教育中要求学生要尊敬日本国旗国歌时，反对的日本人主张：强迫日本人及日本学生尊敬日本国旗国歌的作法，同时违反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及《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
泰国.
泰国的公民教育以教育部版的教育科及指引为依据，强调过程、以学生为中心并辅以社区参与及公共服务的活动，正式课程则以每周一至二堂的必修社会科与佛学科为主。
澳大利亚.
澳洲的公民教育并没有将公民教育独立设科目，也没有专门教公民教育的老师，在1997年澳洲联邦政府发展出一套公民教育政策，名为《发现民主：公民与公民权教育》，用来发展民主公民素养教育。
苏联.
在列宁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产生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所以他非常重视苏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各高等学校必须要开设“共产主义”、“革命史”等政治理论课程，以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他甚至还强调，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使用渗透教学法，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业务教学中，使各专业课教学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
斯大林更加强调大学教育中的政治倾向性。在《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信》中，斯大林明确指出，苏联专家都应是通晓马列主义学说、明确党和国家政治目的，具备广泛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精通自己专业的人。斯大林在其它的各种发言中也再三指示，必须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确保大学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受到了广泛的重视。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他主持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我们不能吝惜钱财……在这些场合，我们不应吝惜钱财，也不能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根据这一指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惜成本、大造声势，大量印刷出版马列主义、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苏共领导人的著作，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尤其是高校师生认真研读、学习。此外，苏共中央还增办、出版大量新的报刊，去充塞和占领宣传舆论阵地。
1973年，苏联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1980年苏联又批准实施了《高等学校学生在学期间共产主义教育示范综合计划》，系统性地制订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操作规划。在其后的1987年3月，苏共中央颁布的《苏共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更是要求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员都积极参与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出要大大提高高校马列主义教学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教学法水平。
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开始了“公开化”、“多元化”的新思维改革，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放松乃至放弃了对大学生的共产主义教育。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罗马尼亚共产党时期，学校被视为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罗马尼亚全国有统一的学前（4—7岁）幼儿组织“祖国之鹰”，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通识教育。与此相衔接，直到大学，都不间断地形成公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在罗马尼亚各地，人们经常看到少先队员手持火炬状的指挥棒到交通路口作交通规则实习。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指出：“对各民族的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对青年进行热爱祖国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它必须在整个政治和文化工作中占有中心地位。”
俄罗斯.
俄罗斯政府于2001-2005年实施名为「爱国教育」的政策并恢复军训教育，并在2005-2010更新相关内容，这从1990年代较为自由主义模式的公民教育转向爱国教育的做法，有人认为是为了要恢复苏联时期的中央控制、课程确立及政治意识型态的教育。
北韩.
金日成在197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教育提纲》中，特别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等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朝鲜各中学的全部课时中，劳动党革命史和共产主义道德等思想政治课，约占三分之一，使学生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系统教育，在政治思想上打下基础”。朝鲜最高领导人经常到各级学校和社会教育机关视察，进行现场指导。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时，朝鲜政府十分重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精心修筑了大批纪念馆、展览馆、图书馆、少年宫，利用报告会、野营所、音乐会等等方式方法。朝鲜当局强调，在社会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新闻、出版、电影、文学艺术事业担负的重大使命。
公民教育效果.
此列表为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于1999年收集各国资料所做的公民教育研究（CIVED）项目报告中，由老师意见报告各国学生在校学到的公民教育效果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