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学运

野百合学运，又称1990年3月学运、三月学运，指的是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之间，于台湾所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来自各校怀抱理想主义与改革企图的大学生群聚于中正纪念堂广场（今自由广场）以静坐抗议的方式要求政府实施民主并推动国会改革，其主要核心诉求为推动台湾民主化。运动以台湾野百合为名，并于3月19日提出。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行动，并对中华民国政治与台湾的民主进程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与质变。
野百合学运起初仅十余人，随后增长为人数近6,000名的大型运动。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出面与向学生承诺这些诉求、并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 随后政府于1991年5月1日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1年12月31日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1992年12月19日立法院全面改选，1992年12月21日国民大会全面改选，1994年12月3日开放直辖市长直选，1996年3月23日举行首次总统直选，使台湾全面进入民主化的阶段。
事件背景.
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开始经历剧烈变动。1987年，时任的蒋经国总统在美国的催逼压力，台湾民间社会运动与民主呼声的高涨，以及民进党成立后凝聚强大的民意力量要求下宣布解严、并解除报禁和党禁后，民间活力四起、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台湾各地弥漫著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世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重要场域。
虽然在1987年解严后，台湾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但政治的改革却缓如牛步，即使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后，政治体制的改革速度依旧缓慢，法统派对民主的抗拒处处可见。1990年是第8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年份，当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八届正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所谓「主流派」（支持李登辉）与「非主流派」（反对李登辉）之争。非主流派企图推出林洋港、蒋纬国参选，但因林洋港拒绝接受连署而破局。而这两派之争又牵涉敏感的「省籍问题」，史称「二月政争」。就在同年3月13日，政府迁台四十多年来从来未曾全面改选过的国民大会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自肥提案内容包括将每人每次的出席费由5万2仟元调高到22万台币，并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当时被嘲讽为「山中传奇」。此外，当时还有612名国民大会代表已担任长达43年从未改选，立法院内则仍有138位从1948年以来从未改选的老立委，监察院则还有18位来自1948年产生的监察委员，这些绝大部份在1948年从中国大陆产生的民意代表却在台湾霸占长达超过40年的席次而从未改选，被当时的台湾社会蔑称为「万年国会」，其功能为配合两蒋时期的一党专制统治，并扮演替独裁者背书的橡皮图章功能，极度不公平的阉割了台湾人民的参政权，使得台湾空有解严之名而无民主之实，这种荒谬的情形是引起当时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台湾民众对万年国会再也无法容忍的主因。也是野百合学运第一天，在学生挂出的布条上所写的：“同胞们! 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由来。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的行为与永不退职的情况，开始感到不耐烦，同时也开始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同时，由于民主进步党主席黄信介及代表赴总统府请愿时遭抬离殴辱，整体社会氛围有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
事件经过.
3月16日.
根据发起人之一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周克任(台大大气科学)的回忆，决定至中正纪念堂发起静坐抗议的想法始于1990年3月15日，当日他看到报纸刊出老国代自行通过自肥条款的新闻，气愤之余深感学生应该有所行动，当晚决定由他本人及杨弘任(台大法律)、何宗宪(台大哲学)三位共同担任发起人签署宣言、并于隔日(3月16日)，加上许世杰、杨沛儒、李维国，蔡耀聪，汪平云，赖慈芸，郭宗伦等十余名台大学生以及两名国立工业技术学院（今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的同学一齐前往中正纪念堂大门口展开静坐抗议，拉出写著「同胞们，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
由于学生选择的静坐地点在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了可能被警方驱离或逮捕的状况。于是，一些学运人士、社运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包括时任民进党增额立委叶菊兰的服务处也提供器材的协助。学生们在早春的寒风中一直撑到第二天早上，广场的指挥中心成立，野百合学运度过了最危险的夜晚。
3月17日.
由于媒体的报导与学运社团间的奔相走告，3月17日上午起陆续有来自各校学运社团 (以民学联系统与新青年系统为主) 的学生加入，此外，台大学生会则是第一个以学生会名义动员同学来现场支援的学生会组织。 
当日中午过后现场浮出指挥中心的雏形，负责轮流担任指挥工作的有当时担任台大学生会会长的范云(台大)，郑文灿(台大)，汪平云(台大)，廖素贞(辅大)等，并在下午成立最早的三个工作单位: 纠察组组长邱毓斌(中兴法商)和副组长许世杰 (台大) 协助维护现场秩序，文宣组由汪平云(台大)召集，晚间改由陈建志(东吴)接手进行新闻稿, 民主墙，大字报，标语布条等文宣制作，以及庶务组张素真(台大)处理开始涌现的民众捐赠物资。 至当日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 当天深夜学生经过了多次会议后，确立了临时组织，包括五人工作小组: 周克任(台大)，何宗宪(台大)， 杨沛儒(台大)，赖幸光，杨弘任(台大)，和七人决策小组: 范云(台大)，廖素贞(辅大)，吕明洲(北医)， 郭纪舟(东海)， 曾劲元(文化)，陈尚志(中兴法商)， 周克任(台大) 。 另设立指挥中心，指挥中心下设置六个工作单位 (会场组，文宣组，财务组，庶务组，纠察组，动员组)。另有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由于各级议会与社会团体自16日起就陆续发表「声讨国大」行动，源自中国国民党的内部路线政争已扩大转变成全民声讨万年民意代表的动员。在媒体持续披露广场静坐消息下，17日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并持续成长。
3月18日.
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国各大学的串联活动，参与静坐示威的大学生已达数千人。当天的现场总指挥为范云(台大)，廖素贞(辅大)，吕明洲(北医)。 18日下午，成立未满四年的民进党也来到中正纪念堂发起造势大会，动员数万群众在广场大门旁边进行演说，主轴在于声讨国大并呼应学生诉求。广场上的学生展现出仿如学生政府的自治能力，其超龄的政治运作与和平理性的态度持续扩大静坐学生的参与人数。 现场的校际代表与决策小组依共同讨论来形成各种决策共识，文宣组则透过发行《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各校学运干部很快的进行分工，并对现场学生进行组织以维持运动能量。当日下午则宣布自19日起于广场成立《民主教室》，并邀请支持学生的学者教授前来演讲。
广场里静坐的学生与围观声援的民众彼此间以绳索区隔以显示自主性。 在广场上决策小组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静坐抗争，至此学运已展现出学生能以自主运作的逻辑进行的特色，也显示这场学运已成为一股独立自主的社会新生力量。
另外，来自各校的学生团体中较特别的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神学院系统的学生，包括台湾神学院，以原住民学生为主的玉山神学院，以及台南神学院。长老教会的三所神学院由于拒绝教育部在学校内设立军训教官与人二单位，因此在当时不被教育部认可为正式的大专院校(但美国承认其学历)，这也说明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屈服于中国国民党专制政权的传统。这三所神学院的学生秉持基督长老教会长期以来关怀台湾社会与支持民主运动的精神，几乎是全校动员参加，同时长老教会在北部各大学里的青年团契成员(长青团契)也踊跃的加入，相形之下，属于体制内的校园团契成员便显得裹足不前。此外，建国中学则为广场上唯一以高中身分参与校际会议的学校。
也是在这一天，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
这四条要求，反应了当时台湾民间渴望政治改革的人士对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
3月19日的凌晨2:30总统李登辉首次尝试与广场学生沟通，他委托教育部长毛高文转告表示他向大家保证改革一定会加速，也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明确交代，并请学生保重身体早点回学校。学生给予的回应则是强调对四大诉求的坚持。
当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至三千人。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总统李登辉与行政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将道德张力推向高峰。合计参与绝食的学生至3月21日下午总共累计60位。。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票选出由东海大学邓淑慧所提议的「台湾野百合」为本次学运之精神象征，并由文化大学美术系的同学以市民捐赠的布匹、铁丝、木头很快地搭建起来并安置在广场的中央，因此此次学运称为「野百合学运」。在一份由学生广场文宣组所发出之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学生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该次运动之精神象征的原因，有如下的说明：
台湾野百合道尽了学生心目中的野百合学运意涵，包含了对台湾主体性的认同（自主性）、全民的运动（草根性）、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开）、学生的理想道德象征（纯洁）、以及参与者生命中的荣耀（崇高）。
此外，3月19日的组织调整为: 
校际会议: 依比例代表制产生(为最高民意单位，代表现场的各校学生)
决策委员会(决策小组): 负责运动决策，成员有范云(台大)，廖素贞(辅大)，吕明洲(北医)， 郭纪舟(东海)， 林德训(文化)，陈尚志(中兴法商)， 周克任(台大) 。
指挥组: 负责执行现场指挥控场工作与节目规划，成员有郑文灿(台大)，李威霆(东吴)，翁章梁(中原)
增设秘书处，并将五个工作单位 (生活组，文宣组，财务组，庶务组，纠察组) 移至秘书组之下，取消动员组。
3月20日.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七人决策小组成员也有所异动替换为: 汪平云(台大)，何东洪(中央)，林致平(北医)，彭建智(成大)，曾若愚(文化)，丁勇言(中兴法商)，郑文灿(台大) ，并于上午十一点召开抗争行动以来的第一次记者会。。面对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全国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学生婉拒任何政治人物上台发言。 总统府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野百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陈燊龄上将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联合劝告学生尽快复学。当晚十一点决策委员会决定由原来七名扩增到十二名，并决定将隔日(三月二十一日)订为民族之耻日。
3月21日.
3月21日凌晨，由十二人决策小组与五人教授团 (贺德芬，张国龙，夏铸九，郑村棋，瞿海源)，以及三名研究生咨询小组 (李建昌，吴介民，曾旭正 )共同研议如何确保运动的成果，与政府谈判结束行动的底线，并决定与甫当选第八任总统的李登辉的会面。 两位教授先将学生的撤离附带条件声明带给总统以探询他的态度。 同时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四点要求共识：
李登辉总统决定于晚间在总统府接见53名代表，成员包括32名各校校际代表，2名绝食学生，16名指挥中心/决策小组/工作小组代表，2名教授，及1名混入队伍的记者。 53名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于晚间十点由范云向广场全体学生说明与李总统会面的经过，并让广场上的全体学生观看与总统会面内容的录影带后，进行分校讨论表决，以决定是否要结束这次抗争。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
3月22日.
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最后决定将成立「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之组织工作延续这场学运的未尽之业，直到3月22日下午各校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七日的野百合学运，并成立善后处理小组来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置工作，该小组成为最后一批自广场撤离的学生。
善后处理小组成员有: 范云(担任召集人)，刘建忻(台大)，陈水龙(台大)，伏嘉捷(台大)，吴克明(台大)，谢志锋(台大)，徐逸萍(政大)，陈能绍(海洋)，王思棠(淡专)，陈建志(东吴)，叶奉达(东吴)，侯念祖(东海)。
学运组织架构.
1990年3月19日，针对集结的学生及学校增多，学运调整内部组织，并在《广场通讯2》文宣广为宣告：
后续决策小组增加至11人，其中，郑文灿担任决策小组发言人，范云担任总指挥。
学运社团与学生会的角色.
野百合学运一开始能在广场成功撑起气势并吸引了全国许多学生的支持，除了发起人的勇气带出一呼百应的效果以及运动本身诉求具有强烈正当性之外，各校的学运社团以及学生会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换言之，野百合学运可谓全国学运社团的最成功的一次大集合。 
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后几年，各大学校园内，具有反叛与改革精神的学生陆续成立了许多以诉求台湾政治，城乡差异，环境保护，人权，本土认同，新文化思潮等为主旨的社团，由于这类的社团在许多大专院校里常不被校方所认可，所以又被称之为〔异议性社团〕或〔地下社团〕。 这类社团通常具有强烈的行动实践力，在80年代后期台湾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常可见到这类社团的成员在大学校园内争取校园民主 (例如修订大学法，争取学生会普选，要求军训教官退出校园，废除点名制度，废除审稿制度，废除社团审查制度等)，在校园外则是走上街头声援社运和参与抗争，例如: 
或是组成学生工作队在寒暑假期间下乡从事社会实践，例如: 
在这些场域里，来自不同学校的学运社团得以认识彼此并体认跨校串连合作的必要性, 因而组成了跨校的合作团体并举办不同主题的生活营，例如:
学生同时理解到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本核心其实是来自当年专制的国家体制，寡头的政治结构，以及校方的威权心态。 为了与之对抗，这些社团的学运色彩便油然而生。 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大学校园侦防与监控行动中，便将他们统称为〔学运社团〕。 至于学生会指的则是当时已透过普选方式，并由具改革派色彩的学生担任学生会长的大学学生会，其中又以台大学生会为代表。 由于改革派色彩的学生会在理念与各学运社团相近，彼此常有合作的关系，他们俩者都具有丰富的组织能力，这也是为何从3月17日下午起，当学运社团成员与学生会的干部开始加入野百合学运现场后，整个运动场合里的领导统御，指挥决策，以及组织分工便能在极短的时间组成，并以极高的效率开始运作。
野百合学运，恰好也是各个学运团体与学生会组织在参与了上述的诸多社会运动后，其经验与组织能量的一次总体检，也可说是时代的特殊性，使这群学生得以透过野百合学运彻底挥洒他们的社会关怀与追求大我的终极实践。
广场文献.
在学运期间，由文宣组在现场出版了许多宣传品提供参与的学生有关学运最新动态，除了肩负凝聚向心力和鼓舞同学的责任，也借此掌握透过媒体向外发声的话语权。文宣的印制由文宣组人员手稿编写排版后，再使用由市民捐款所购买的二手影印机在工作区现场印制后发送给同学。 
运动期间所发行的文宣资料有:
动员文献.
动员文献主要为学运发起始时，现场尚未编制正式的文宣组之前，由各校与运动团体对外发起兼具动员与号召功能的文宣品，包括:
参与学校.
参加野百合学运的学生来自近四十所大专院校与少数高中，根据法务部调查局的档案纪录显示如下:
全台各大专院校的同步声援与行动.
由于野百合学运诉求的正当性以及活动广受媒体报导，其感染力很快的在全台湾各地的大学院校蔓延开来。许多学生虽然无法北上亲自参与在中正纪念堂的抗议，于是就在各大学校园内与校园外同步举办了各式的声援行动，从广义而言，这些活动应被视为野百合学生运动的一部分。从国家档案局的解密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些纪录，兹略摘录于下:
海外的支持.
在学运期间，分别有来自乔治亚理工学院，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哈佛大学，麻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大学，西蒙斯学院，以及匹兹堡地区的台湾留学生从美国发起越洋的声援。
影响.
李登辉承诺召开国是会议之后，行政作业迅速展开，4月3日公布筹备委员名单，4月14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履行先前对学生的承诺。6月28日，李登辉于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国是会议，计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一一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就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而言，政治上实际的推动者实际是立法院与大法官会议，而不是国是会议。对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不愿退职及国大代表扩权不满的增额立法委员，以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余政宪、彭百显为首，结合国民党籍的赵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声请释宪。而在国是会议召开、朝野未达成具体共识之际，6月大法官会议做成，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终止行使职权，才使得退职条例的功能得以彰显，也正式宣告了「万年国会」终结的最后期限。 
野百合学运对台湾政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于台湾政治发展而言，虽然野百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针对四大诉求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也逐渐内化成台湾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和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那么畏惧政治，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更民主化」。
从政党政治人才库的角度来看，经过十数年后，很多现在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和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菁英，其实都和野百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野百合学运世代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里，本质上是与民进党站在同一侧来对抗中国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特别是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6年台湾总统首次直选的这段期间。 野百合学运成员中有不少人在这段期间被民进党政治人物延揽加入团队成为幕僚协助公职服务与辅选，也有人被培养直接代表民进党参选县市议员。在当时台湾的政治光谱上，主要政党仅有中国国民党，新党，民主进步党三个选项，而其中民主进步党是唯一一个从台湾追求民主的土壤中所诞生的本土政党，因此有志从政或是想透过公职实践理想的学运世代成员，自然而然会选择与民主进步党站在一块。 比如说，行政院政务委员马永成、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行政院长办公室主任林德训、外交部部长林佳龙、驻法大使郝培芝， 行政院政务委员史哲、考试院秘书长刘建忻、前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俋，考选部部长刘孟奇、文化部次长王时思、内政部次长董建宏、数发部次长阙河鸣，前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前国发会副主委曾旭正， 嘉义县县长翁章梁、台南市市长黄伟哲、高雄市市长陈其迈、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民进党立法委员李昆泽、民进党立法委员林宜瑾、民进党立法委员蔡其昌、民进党立法委员吴秉叡，民进党立法委员钟佳滨、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发惠，民进党前立法委员郭正亮、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李建昌，民进党前台南市议员蔡旺诠，环境部高级环境技术师赖正庸，前内政部政务次长颜万进、《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和蕃薯藤执行长陈正然等等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
此外，亦有不少人深耕学界或是在二次政党轮替后参与催生新兴本土政党，如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兼社会民主党第二任召集人陈尚志、前社会民主党召集人丁勇言，前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青年部及文宣部主任兼第三社会党发起人周奕成，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助理教授暨社会活动家以及人权活动家顾玉玲、国立台湾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主任林国明，国立台湾大学社科院副院长洪贞玲教授、国立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陶仪芬，翻译家暨国立师范大学赖慈芸教授，国立屏东大学社发所系主任邱毓斌副教授、国立中山大学副教授邱花妹、国立联合大学副教授李威霆，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宗荣，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弘任，辅仁大学副教授何东洪，朝阳科技大学副教授方孝鼎，台北医学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崇僖，国立成功大学李忠宪教授，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詹镇荣 ，国家文官学院蔡瑞霖教授，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员胡维新，社运人士陈嘉君，国立中央大学兼任副教授暨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曾建元，经济民主连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绿色阵线协会创办人伏嘉捷前，台日产业技术交流合作协会秘书长陈俊升等。也有为数不少的成员进入各产业界，如经纬航太董事长罗正方，建筑师郭宗伦，生技产业的戴章皇，林世嘉，文创产业的郭纪舟，资通讯产业的于慧坚, 陈建志，医界的何宗宪，吕明洲，林致平，陈炯鸣，简立建，潘建志，长老教会牧师谢怀安，欧蜜伟浪，叶启祥，台湾法语译者协会理事长尉迟秀(本名郑立中)，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语言。
野百合学运后续团体.
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
这是在野百合学运结束后，由来自各校的主要学运社团联合组成的全国性学生组织。这也是广场学生代表在学运期间与李登辉总统于3月21日会面时所提的四点要求共识中的第四项，"为了确保上述主张得以落实，我们将即刻组成校际联合组织，持续监督国是会议，必要时并随时号召全国学生再度组织动员"。各校学运干部在野百合学运结束后立即著手讨论成立此一跨校性组织，这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能有效串连并发动学生集会参与政治议题的全国性学运团体，并由民主运动的影像工作者邱万兴先生为全学联设计了专属的符号与旗帜。全学联于同年四月十五日于台北元秾茶艺馆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为确保野百合学运后能持续保持跨校的动员能量，组织上全学联依区域划分为北, 桃竹苗，中，南四区，各区设召集人。为强化各校学运社团的串联能量，全学联各区在暑假期间以举办营队的方式进行交流与实务分享。由于90年代初期，台湾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学生也经常以全学联的名义声援各种民间团体发起的集会游行与请愿活动，包括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原住民权益运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 
在全学联成立后以全学联为主体所发起的大型集会活动则有:
反军人干政运动 (又称五月学运).
1990年5月2日，时任总统李登辉宣布提名前参谋总长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军人干政」争议。为抗议李登辉提名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全学联为首的学运组织在1990年5月发起反军人干政运动，这也是全学联成立后所主导的第一场大型学生运动， 集会的地点选择于5月2日晚间重返中正纪念堂，自5月2日到5月6日这五天，学运团体以中正纪念堂广场为基地，白天加入各社团所组织的抗议活动，以及分组前往各处进行喷漆抗议标语，晚上回到中正纪念堂广场开会讨论。与野百合学运不同的是，学运团体不再画地自限，撤除了所谓分隔学生团体与群众的纠察线，改为与理念相近的各个民间社团包括当时在野的民主进步党一起合作推动民主运动，联合成立「全民反军人干政联盟」并在1990年5月20日共同举办了「打倒军人统治、反对个人独裁」的大游行。执政当局这次对学运的处理态度改为采取封锁主流媒体报导，有效阻碍了事件透过新闻传播，使得社会大众并不晓得有学生的抗议行动，也无法因此产生共鸣，因此全学联在这段期间亦发展出除静坐抗议外，社会运动场合里首创的「小蜜蜂特攻队」抗议模式，学生们两人一组骑著摩托车在台北街头各地以「喷漆」方式宣传理念与诉求，尝试透过破坏性的创作行为来抗议媒体的全面封杀。
声援独台会案运动.
为声援遭受法务部调查局在1991年5月9日，以加入独立台湾会为由，进入国立清华大学拘捕清大历史研究所硕士生廖­伟程，台大社会学研究所毕业的文史工作者陈正然、社运人士王秀惠及原住民传教士Masao Nikar（汉名林银福），协助贴传单的鲁凯族青年Cegau Drululan（汉名安正光），全学联号召学运成员再次重返中正纪念堂集会抗议，但遭情报单位事前掌握，因此当各校学运成员与声援的老师们5月12日聚集在中正纪年堂国家戏剧院的露台时，政府即刻出动镇暴警察与宪兵先对广场上的民众进行驱离的清空动作后，接下来便以镇暴警察的优势力量将集会的学生与老师一一强行解押至警备巴士后带离广场，学运团体在当天晚上讨论后决定转进改为占领台北车站一楼广场做为号召学生与群众持续静坐抗议的地点，这也是新落成的台北车站至今唯一一次遭群众占领的社会事件。从5月15日到5月20日，抗议的学生在台北车站总共待了六天五夜持续给予当局压力。5月17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废除《惩治叛乱条例》，遭受逮捕的四人获得交保释放。 5月20日全学联决定撤离台北车站并与各社运团体发起一场反政治迫害的大游行。
开放的野百合论坛.
成立于2000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由于许多野百合学运的成员随著民进党第一次中央执政进入不同的政府机构服务,有些人则是参与选举成为新生代的民意代表﹑还有许多学运成员进入大专院校任职，为了将年轻时的理想能在体制内落实，前学运成员(陈建志，钟佳滨，周奕成等) 提出建议组成此一意见交流的平台，该平台结合举办实体活动以及透过封闭性网路讨论串来进行意见的交流，并相互思辨,挑战彼此的观点，以淬炼学运世代走入社会后的共同价值与使命感。
野百合学运世代联盟.
成立于2017年之后，成员主要为曾参与野百合学运前后期的学运世代，背景涵盖各行业, 宗旨在于当台湾处于重大危机之际，透过发表宣言集体发声表达立场。包括:
与其他后期台湾大型学运的关联.
由于野百合学运被视为台湾学生运动的里程碑，它赋予了尔后台湾学生遭逢国家社会发生重大危机时，站出来集体行动直接诉求社会力量来扭转现况的正当性。野百合学运的组织运作方式，特别是过程中强调跨校合作，以民主机制运作，共同发声集体行动的原则也为后来的大型学生运动提供了经验和典范。
此外，在野草莓运动(2008)，太阳花学运(2014)以及青鸟行动(2024)中，许多在大专院校担任教职的前野百合学运成员，皆以师长的身分到场支持学生。例如在太阳花运动时，前野百合学运的成员即以老师的身分到立法院外直接轮班进行街头民主教室，或是到现场参与助讲，包括范云(任教于台大社会系)，蓝佩嘉(任教于台大社会系)，洪贞玲(任教于台大新闻所)，邱花妹(任教于中山大学社会系)，徐斯俭(任职于中研院)，邱毓斌(任教于屏东大学社发系), 陈君凯(任教于辅大历史)等人。 在2024的青鸟行动中，部分前野百合学运成员则以野百合学运世代联盟为名义参与立法院外的「反黑箱反扩权」集会，并发表声明提出三大诉求号召公民力量，反对黑箱毁宪恶法，揪出国会扩权黑手，力抗国会暗黑势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赖中强律师，在大学时经历野百合学运与台大学生会长的洗礼后，2010年6月在马英九政府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后，赖中强与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协会、澄社、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劳工阵线等社团与学界共同成立「两岸协议监督联盟」，批判马政府与中国签署协议的流程违背民主程序，开启了2013年起反服贸运动的滥觞。他与他担任召集人经济民主连合智库，在2014太阳花学运与2024青鸟行动中皆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2025大罢免运动中的成员。
当局对学运成员的监控.
虽说野百合学运在当年为执政当局开明派所认可，但李登辉总统的权力尚未稳固，政府中既有的法统势力依旧庞大，加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与刑法第100条也尚未废止，原本负责政治侦防工作的单位，包括法务部调查局，军方的警备总部依旧透过在各大专院校内布线已久的情监侦人员，对主要学运成员进行严密的监控。在调查局，警备总部两大单位指挥下，配合监控的单位包括: 教育部人二处，教育部军训处，中国国民党青工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中国国民党知青党部，救国团总团部等等，实际执行监控的人也包括被侦防单位收买或吸收的老师与学生。 
当年学运干部也约略知晓自己是被监控的对象，许多人都曾表示家中电话有明显被监听的迹象，原本透过电话彼此联络的方式，有时常被迫改为亲自面对面的讯息传递。这些被监控的档案迟至蔡英文总统在她的第一任期内(2016~2020)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才得以摊在阳光下。促转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将过去的监控档案解禁，并于2019年启动「监控档案当事人阅览计划」，邀请少数档案当事人阅览已解密的档案，协助校正内容，并承诺将来开放给大众与加速档案的解密工作。在促转会于2022年解编后，原本的业务转为由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负责持续进行，同时将调查局3万多件的校园监控档案移到国家档案局。目前已有许多当年的学运成员申请阅览自己当年被监控的档案，并讶异于当年政治侦防的绵密，布线对象甚至包括学运成员当时身边的同学与师长，这也引起社会对当年于校园内担任抓耙子角色的人，如今是否应被揭露或究责的讨论。 
在调查局的解密资料中，有一份主旨为检陈「中正纪念堂学运事件研析」专题，该报告中的〈侦证作法〉章节里，确实描述了当时国家情治系统有吸收学运成员身旁的人来协助监控: 
因此，许多被监控的当事人表示，目前政府只做到档案解密，但对当年体制内的协力者与加害者毫无揭露与究责的设计，如此做半套的转型正义恐怕只是造成受害人者的二次伤害。
从已揭露的档案可知，当年对校园里学运成员的监侦报告主要在两大专案(「安苑专案」与「春风专案」)之下，与野百合学运相关的案子则包括了:
报告的内容依类型则可分为:
此外，针对个别重要的学运领袖则另有独立的报告卷宗。从近几年解密的监控档案可推知，当时的执政当局仍将学生运动视为政治侦防的重点对象，也就是将他们视为潜在破坏国家安全的叛乱成员，所幸在李登辉总统权力稳固后，逐步压制党内保守阵营对民主人士的惩治心态，这些资料才未被情治调查单位拿来成为对学生罗织罪名的借口，唯一的例外是1991年的独台会案件，该案可视为政府内保守势力最后一次以戒严心态对学运相关团体采取逮捕的行动，该案在社会压力与全学联发起的声援独台会案运动后，也促成了刑法第一百条的修改。
野百合学运与八九学运的比较.
由于野百合学运发生在天安门的八九学运不到一年后，两者也皆为大学生为主体，选择的抗议方式也类似(静坐,绝食)，也有各自的运动象征图腾，因此常为后人拿来做比较，甚至野百合的学运领袖之一范云被媒体比喻为台湾版的柴玲，但尽管两者时序相近，却因台湾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背景，展现出天壤之别的发展与结果，常见的比较可归纳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