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

破四旧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运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期间，“破四旧”运动逐渐升级，翌年才被叫停。受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并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等的鼓动下，破四旧运动席卷中国大陆。与“破四旧”相对应的是“立四新”，意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破四旧运动最初的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中共官方党史宣称但是期间也被保守派蓄意利用并发展成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甚至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驱逐回原籍等的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损毁了大量文物古迹以及古书、古董、字画等。而实际上中央文革也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制止这些现象。
「四旧」释义.
「四旧」意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此后1966年8月8日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所肯定，而林彪于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再次提道“破四旧、立四新”。
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里，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尤其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风俗习惯，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
旧思想.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
旧文化.
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
旧风俗.
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
旧习惯.
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
历史.
运动肇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8月8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形成了一个初稿，有关领导同意用《中国青年报》的印刷厂把他们的传单铅印出来，向全市散发。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
“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把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爆发所谓的“改名潮”。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譬如，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将“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等等。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依据原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回忆，“破四旧”期间，毛泽东曾让他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毛泽东说道：“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则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破旧立新.
依据研究人员整理归类，红卫兵的“破旧立新”主张包括：1. 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2. 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3. 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4. 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等等。其中，红卫兵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勒令民主党派解散。
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于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红卫兵对“破旧立新”的要求，比如：
破坏升级.
破四旧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在短时间内，破四旧运动就被保守派蓄意利用并发展出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
自北京1966年“红八月”起，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譬如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大量文物古迹，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
群众反抗.
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
降温结束.
1966年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zh-hans:通;zh-tw:透}-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提道：“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至9月下旬全国范围内的暴力行为逐渐平息。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于9月5日发出一份内部“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记录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而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内部转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要求红卫兵查抄的黑五类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品退给本人，其它一律上交，且相关黑五类和不法分子“不准借查抄财务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此后，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国家权力机关保护文物。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激烈程度无法和1966年那样相比。
影响.
人道灾难.
依据1980年官方数据，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期间，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另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红八月期间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鲁迅胞弟周作人，曾与鲁迅一同居住在北京八道湾胡同，1966年8月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八道湾家里院中树下，被鞭打棍抽，家也被查封，此后又被多次抄家、被洗劫一空，个人手稿以及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通信被抄走。此后，81岁的周作人曾两次向当地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但无人会理，于1967年5月逝世。1969年，部分被抄物品运至北京鲁迅博物馆，文革结束后归还周家，而大多数物件则不知所踪。
还有统计，破四旧期间北京市共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其中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货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正在香港为父亲庆祝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赶回后却被中学生抄了家。家中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被红卫兵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遭到多次批斗。
文物破坏.
破四旧成为文物古迹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损古迹和文物都无法确切统计，大量名人墓地和故居、寺庙、教堂、清真寺等文化遗迹和宗教场所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6843处，“破四旧”中毁坏了4922处（占总数超7成）。1966年秋，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领200余名红卫兵前往山东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共同成立了“讨孔联络站”，严重损毁了孔庙、孔林和孔府，并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的万人大会：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谭厚兰于1970年在内斗中打倒被捕，文革结束后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此外，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夫妇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977册、唱片1083张等等，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等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画等。
破坏对象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