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

闯关东，又称为「跑关东」，是中国近代史上华北地区人口向山海关以东的「关外」地区（现中国东北地区，国际上也称满洲）的移民现象，清代东三省因为被认为是满洲人的“龙兴之地”而设柳条边加以管制，禁止汉人随意进入。清末，此时大幅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借机兼并阿穆尔，致使清朝丢失外满洲（又称外东北）土地，清廷为了「移民实边」从此彻底放开对汉民的禁令，因为农作土地富饶，大批人口到此开荒种地。民国与满洲国时期，也不断有关内人口流入，东北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历史.
明清时期.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建州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反明，建立后金汗国。其统治初期对汉民实行怀柔招抚政策，但统治后期对辖内汉民亦推行过不少苛政，导致汉人无以维生，大部分成为农奴，许多汉人不堪忍受而出逃。其子皇太极继位后，采取汉人壮丁与满洲人分屯居住、攻陷城池时不杀降民、为降人编独立户籍、放宽对逃人的惩治等等举措，使得后金内部满汉矛盾得到有效缓解。皇太极将分离于满洲八旗之外的汉人独立创建为汉军八旗这一重炮兵部队，使得旗下汉人充分地发挥出了自身的优势、增强了八旗军的战斗力。
皇太极之子福临（即顺治帝）继位后，清军入关，先后消灭农民起义军和南明。顺治八年（1651年）后，《辽东招民开垦令》、《辽东招民授官例》等相继颁行，规定“凡招来新民，归部遣官偕同县官，城中每丁给地基二绳，约三丈（二日）于野，每丁给地五绳（二十五亩），永为民业”，同时免费为移民提供口粮和农机作物，另外还规定“至百名者文授知县（县令），武授守备（相当于今军队的上尉）。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相当于今副县级），武授千总（相当于今中尉）”。顺治十五年（1658年）还规定“还依开垦面积之多寡，决定地方官的升迁，或赐匾额，高悬门第，以示褒奖”。政策十分优惠，许多地方整村屯迁来，有的地方官率领而来，推动了屯垦。关内民人经由各种管道进入关东。实际上这些关内民人，大部分是早年间受明清战争影响而选择逃亡的辽东人，他们通过陆路前往直隶，通过海路前往山东，先前的经验使他们成为招垦条例下移民最多的人群。清廷或设立州县，纳民入籍；或将出关民人编入八旗。但当时中原动荡，南方还有明朝残存势力，在北京的清政权可能被覆灭的情况下，满人需要守住其可以退守的根据地满洲。因此顺治皇帝下令沿著明代辽东边墙修筑“柳条边”，以分隔汉人较多的辽东和边外的传统女真祖居地。柳条边东起凤城，西至山海关下，挖土为沟，堆土为堤，在堤上插上柳条，筑成篱笆，并驻兵把守，关内人只能凭官府发的印票出去，而这种印票平常并不印发。
康熙年间，清朝在中国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但为了保住关东的满洲风俗，防止满人汉化，开始禁止汉人进入关东。但仍有零星移民迁移。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在东北推行民族封禁政策，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改变了顺治朝的招垦政策。朝廷除禁止流民进入外，还下达了“逐客令”，让汉民离开。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放松对人口的控制，人口急剧增长，百十年间人口便翻一倍，人多地少的问题日渐尖锐，在中原地区尤其剧烈。
雍正（1723-1735）时期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但没有太严苛地追究，对于偷盗人参的人也是网开一面。到了乾隆（1736-1795）朝，这一禁令再次升级，乾隆帝还为汉民制定了离开的时间表，抗旨不遵者直接下狱，甚至就地处决。但由于关内人口膨胀、食物匮乏等因素，“闯关东”的人数仍呈增多的趋势。
乾隆皇帝曾发布上谕，明确规定关东土地禁止耕种采伐，保留大片荒野以保持八旗骑射围猎的风俗。自该道谕令开始，封禁关东正式纳入国家法制，清政府加强对出关人员的盘查，在关东搜捕偷偷出关的汉人，一旦发现便立即遣送回原籍。
19世纪时，黄河下游水旱频仍，饿殍遍野，清廷仍维持对关外的封禁政策。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关内破产农民再次掀起闯关东的浪潮，尤其是丁戊奇荒时期，大批灾民涌入关东，朝廷也默许，从此闯关东成为社会上生活困难者寻求出路的广泛现象。
闯关东的移民主要来自山东和直隶，还有零星的其他地方移民，其中山东的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及直隶的永平府最多。闯关东路线有两条：一为陆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二为海路，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辽东半岛，例如由烟台到大连只需一夜时间。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
部分开禁到全面放开.
1860年，面对俄罗斯帝国在《瑷珲条约》中吞并外满洲与库页岛，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疏朝廷，呼吁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获得采纳。此后清廷在关东局部弛禁放荒，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的经济。最终在光绪年间的1897年全部开禁，完全废除对关东的禁令，1907年设置东三省总督，管辖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汉人移民不再需要偷偷摸摸进入关东，于是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区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纷纷进入当时仍然地广人稀的关东垦荒，移民关东愈演愈烈，形成高潮。到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清王朝统治中国的200多年间，大约有1000万流民从全国各地进入关外，占了关外总人口的一半还多。大量的流民涌入，给关外地区的社会风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关内移民涌入之前，山海关以外的地区居住的主要是满人，由于清廷的保护政策，他们与外界的交流相对较少，保持了相对独立且原始的满族文化传统。而大量来自内地的移民带来了许多内地的风俗与文化，这种风俗与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关外满族的社会风俗，促成了满汉之间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
到民国初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为了大力发展东北地区，进行农业与工业的开发，不断修建铁路，使闯关东达到高潮。
盛京医院的创始人，苏格兰传教士司督阁曾经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道：
（奉天的）人们从古老的祖居地迁徙而来，各个省份的众多家庭聚居在一起，保守偏见和迷信色彩明显减少，地方观念和习俗常常面临著巨大的挑战，最后，经过相互的密切交往，很多东西都彼此融合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与那些居住在中国长城以南，仍然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的同胞们相比，满洲人更乐于接受新鲜事物。
其结果是：
满洲国时期.
这个过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共有数百万关内农民移民到关东。日本在关东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了满洲国，满洲国成立后，由关内向关东地区的移民达到了最高潮，来自中华民国统治区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满洲国。满洲国政府通过满蒙开拓团鼓励这种行为，并把这种移民作为「满洲无主论」的战争宣传的手段之一。以至根据194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满洲国总人口已经达到43,202,880人。
直至日本二战投降前，从关内移民至东北的各国人口已超过两千万，东北过往的遍地原野成了田地，随著人口聚集与日本资金的进入，形成了人烟稠密的村镇以及工业化都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数据统计，东北地区四千余万人口中，有关内移民背景的人口为七百余万，约占东北地区全体人口的17%，这其中80%的人口来自山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苏协商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大部位于东北，而三年困难时期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相对也不严重，这又使得大量关内人民移民到东北地区，但这段时间的人口迁徙一般不再视为“闯关东”的一部分。
背景.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内，关内的人民至关东谋生的历史。常见到的“闯关东”为狭义所指。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河北等地区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后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清政府以“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由，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自顺治朝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朝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和讯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这些移民到了新的广阔天地，接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开放乐观的满洲本土文化，也随之入乡随俗，面貌上发生了改变。在清末苏格兰传教士司督阁的回忆录《奉天三十年》中可见一斑：
那些初来乍到的观察者会问：满洲人怎么可能是汉人呢？因为，无论去哪里，他都会看到奇怪的、别具一格的和非常有代表性的满人妇女的发式，从而被那闪闪发光的、银质的、镀金的和彩绘的装饰品所触动。她们穿着满人的长袍，而不是汉族妇女常穿的夹袄和裙子；她们用天足走路而不是如汉族妇女一样把脚裹成残疾像子一样走路。如此明显的满人风格，怎么可能是汉人呢？事实是她们不是满人，而是满洲人。
每年，移民仍然继续从山东、直隶和其他省份涌入满洲。在老家反对露齿而笑和留长指甲的妇女们解开小女儿一英寸宽的裹脚布，随着丈夫来到遥远的满洲，在天足大脚和面色红润的北方姐妹们中间住了下来。几年后，家中的姑娘们长大了。她们长着天足穿着满人的服装，等到了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还要按照满人风格盘起头发，因为她们已经是满洲人。
面对关内移民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山东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对民系和语言影响.
这些关内移民在东北和当地的原住民融合，逐渐产生东北民系，但是这些关内移民来源多元，所说方言各不相同引起交流困难，所以都改用关东当地的旗人和土著民人所使用的辽东汉语，以方便交流，并根据移民来源多寡形成了东北官话在各地分布的不同。比如哈阜片中零声母加n的特征，就来源于冀鲁官话保唐片。比较特殊的是，在黑龙江嘉荫县太平屯分布有冀鲁官话，是当年的东光县、曹县、泰安县等移民带去的。而海路上的移民相互交流则形成了胶辽官话分布在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两地的情形。黑龙江省则受解放后来自辽宁安东县移民的影响，产生了胶辽官话二屯和虎林两个方言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