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字德约，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是中国明朝第16位(第17任)及最后一位皇帝，于公元1627年至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五岁时，其母刘氏被时为太子的光宗下令杖杀，年幼的朱由检随即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后于天启二年（1622年）被其兄长明熹宗册封为信王。1627年9月，明熹宗驾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登基，次年改元崇祯。
崇祯帝一生操劳，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崇祯年间的勤奋，与万历、天启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即位之初就大力铲除阉党，曾六度下诏罪己，惜其生性猜忌多疑，毕生独揽大权，未善与官员放心合作，故无法挽救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朝。崇祯时期，国内民变与自然灾害不断，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破都城北京，崇祯帝于四面楚歌之中在皇宫北侧的煤山自缢殉国，终年三十五岁（周岁33岁），其所统治的明王朝也随即灭亡，史称甲申之变。
崇祯帝死后，南明政权予其庙号「思宗」，后改「毅宗」、「威宗」，南明弘光帝为其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后清朝追谥其「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端皇帝」，庙号「怀宗」；后去庙号，改谥为「庄烈愍皇帝」，其被葬于思陵。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寅时。他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虽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立为太子，但光宗父亲明神宗其实一心想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是因为群臣国本之争，才勉强保住了朱常洛储君的宝座，故朱常洛一直得不到明神宗欢心。朱由检母亲刘氏则是朱常洛的婢女，亦不得朱常洛的欢心。祖父讨厌父亲，父亲讨厌母亲，所以朱由检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朱由检母亲刘氏得罪，被父亲朱常洛下令杖杀，之后将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及至朱由检长大，在天启二年（1622年），被当时已继位为帝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封为信王，刘氏追封为贤妃。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明廷选周氏为信王妃。十一月，朱由检出居信邸。次年二月初三，与周氏正式完婚。朱由检因为为人聪敏，目不旁视，不苟言笑，又曾经为了补贴边境军需而辞去自己赡田的地租银两，故而朱由检还是信王时便有很好的名声。后来，朱由检遭到魏忠贤猜疑，故而时常深居信王府邸不出，称病不朝。
登上帝位.
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廿二岁的明熹宗朱由校驾崩，由于朱由校三名儿子皆早夭，朱由检作为他唯一在世的弟弟继承皇位。当时朱由检年仅十六岁，是为崇祯帝。最初，魏忠贤曾在熹宗病逝前打算垂帘摄政，但在施凤来的反对下罢休。后来魏忠贤又一度打算借助提督忠勇营的太监涂文辅发动政变，但被崔呈秀以「恐外有义兵」劝止。朱由检在守丧期间极其谨慎，他听从了兄嫂张皇后的建议，为避免被人下毒毒害，他入宫前偷偷把丈人周奎家中制作的麦饼藏在衣内，不吃皇宫中提供的任何饮食。直至朱由检即位后，阉党和朝野官员大多知魏忠贤败像已现，都纷纷开始试探崇祯帝的态度，魏忠贤也惶惶自惧而请辞任职务，崇祯帝虽心厌忠贤而不动声色，反而选择继续韬光养晦，对其请辞温旨不允。后来陆续有大臣杨维垣弹劾阉党骨干成员崔呈秀，崇祯帝得以借机逐步削弱魏忠贤的权力。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陆续有朝中官员和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崇祯帝随后便把魏忠贤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崇祯帝又诛杀客氏，逼崔呈秀自尽，并平反冤狱追恤了许多在天启年间被太监魏忠贤逼害致死的东林党官员。与此同时，崇祯帝又召回了先朝大学士韩爌担任内阁首辅，并提拔了李标、钱龙锡等进入内阁，又任用了刘宗周、王洽、曹-{于}-汴、何如宠、乔允升等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担任朝廷主要职位，崇祯帝也起用了袁崇焕挂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阉党成员也在东林内阁主持下开始被搜捕，韩爌和东林内阁本来无意「广搜树怨」，因而只提供了四五十人搜捕名单，但崇祯帝认为人数太少而不高兴，两方数来数回，崇祯帝后来下令把逆案罪分六等（赞导、拥戴、颂美、祠颂、谄附等），并把谄附魏忠贤的内侍太监也一并追究，最终「钦定逆案」中名列了二百六十二人。阉党主要成员如崔呈秀、顾秉谦、田尔耕、太监李永贞等后来也被陆续籍没家产，以助边饷。
面对困局.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天灾以外，天启末年以来朝廷在魏忠贤乱政下出现了「兵穷、饷穷、民穷、财穷」的困境，不但财政亏空巨大，而且地方也广泛出现「百姓流亡，盗贼充斥」、「旱蝗肆虐，饥馑相望」的情况。魏忠贤也造成九边边镇拖欠军饷情况严重，例如陕西就积欠军饷高达二十七个月，其余各镇拖延几个月以至十数个月军饷的情况比比皆是，导致崇祯皇帝刚即位便要面临宁远兵变、蓟门兵变、锦州军哗等烂摊子。
朱由检为人节俭，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到后来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而遭辅臣批评时，崇祯也会连忙自我检讨，可见是愿治之主。为了解决自明熹宗以后「帑藏空虗」和「库藏如洗」的局面，崇祯帝听从辅臣刘鸿训建议，任用了毕自严担任户部尚书，推动「核逋赋，督屯田，严考成，汰冗卒」等工作，并修改了《赋役全书》和成功增加商税以增加财源，崇祯初年的财政情况因而稍有好转。接著又在东林党人瞿式耜推荐下，起用李邦华为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成功「汰京军虚冒者四千五十余人」与老弱千人，原来京营每年开支米一百六十万石，李邦华节省至一百四十四万石，成功使得京营「营帑遂裕」、「戎政大厘」。又有鉴此天启以来「冒额虚耗」的严重情况，督师袁崇焕为减少军费支出和保证朝廷财政能长期负担，对蓟、辽、登、莱、天津进行了三次裁兵减饷，定总兵数为十五万三千一百八十二员，马八万一千六百零三匹，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余万两。
崇祯帝早对毛文龙溢额请饷多有不满，袁崇焕逐为裁兵减饷而在钱龙锡默许下诛杀毛文龙。但不久后，后金便兵分三路从绕道蒙古突破边关，杀入京畿大肆掳掠人口和财帛钱粮，史称己巳之变，这不但导致赵率教、满桂、孙祖寿等明朝名将先后阵亡，更直接蹂躏破坏了北直隶地区的生产和毕自严整顿财政的努力。如仅仅在崇祯二年十月末至十二月末，为应对后金入侵，朝廷短短两个月间就花费了白银105万1984两，后续驱逐后金军队更是糜费难算，大大扩大了崇祯年间的财政缺口。京城的百姓和大臣都因突如其来遭受战祸而埋怨诽谤，指袁崇焕是「纵敌拥兵」，崇祯帝本来就讨厌袁崇焕办事独断专行，如今亦在暴怒下被后金的反间计煽动而杀死袁崇焕，这导致了祖大寿等辽东军在惊恐之下溃散东走。后续崇祯帝起用了德高望重的旧辅孙承宗招抚辽东军，并收复遵、永四城，史称遵永大捷。此外，东林内阁和有东林背景的高官也由于在己巳之变中应对不力，故而在崇祯三年后陆续倒台，此后崇祯年间内阁主要由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等主政，直至灭亡。
与此同时，已有一批官僚较早期便察觉出崇祯帝诸如急功近利、刚愎自用等毛病，例如刘宗周便进谏说「然(崇祯帝)程效过急，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日所规规于小利者，理财也。民力已竭，司农告匮，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大吏以催科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无宁岁矣」。河南推官汤开远也进谏说「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皇上又以执奏不移，疑其藐抗...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行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此外，据韩国史料《李朝实录》记载，尽管崇祯帝在铲除魏忠贤后，其名声已扬于中外，人人都认为皇帝圣明将可以中兴国家，但事实上其手下宫宦、官员仍然贪风难止，而且崇祯帝为人刚愎苛察，故颇为朝鲜君臣所诟病。
内忧外患.
崇祯元年时，陕西就曾因为朝廷加派税收而「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到明年，诸贼又继续恣掠关中，固原也出现逃兵劫掠泾阳。崇祯二年五月，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崇祯帝在给事中刘懋建议下，不顾韩爌、毕自严等人反对大力裁减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因而失业，也造成大量驿卒从贼，后来陕西流贼更加蜂起。另外，因为朝廷长期注重辽事而不在乎陕西，故而萨尔浒之战的溃兵长期不得朝廷招抚而流亡到陕西延绥，这逼使他们后来大部份落草为寇，成为明朝的一大强敌。到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出现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崇祯四年时，崇祯帝虽派吴甡以十万两赈济灾民，但无疑杯水车薪，贼党解散后又重新聚集起来，所过「荒乱尤甚，县中之民，半化为盗，因之饥馑，人心汹汹……城十里外皆是贼巢」。
崇祯四年十二月，崇祯帝在考选科道官员后，开始设立考核地方在任官员征税的制度，地方官员若无法征收足够的正税、加派和金花银(上供到内库的银两)，就不能参加考选晋升。这使得户部尚书毕自严后来因郑友玄一案而被下狱，而天下官员也自此变得「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汤开远在崇祯五年时就指出很多能臣如左应选、胡良机、马思理、吴澧、高倬等，都因为一些小误小错就动辄被崇祯帝褫革重罚，使得大量官员灰心不敢任事。
崇祯六年，全陕继续出现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主政后，更是一意媚上，严苛为政，使得地方官员只能更加严苟地对百姓横征暴敛，以免因为征输不及而获罪。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
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左懋第督催漕运时，便在路途中上书说：“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灾与蝗灾并发，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物价大涨。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流贼兴起，游民更是加入阵营，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崇祯帝先用杨鹤，抚恤变民；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讨伐流贼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流贼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北方满人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崇祯帝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清修明史说崇祯帝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这种讲法终明之世并无所本，仅流行于乾隆之后。一些学者倾向于相信崇祯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崇祯帝生性多疑，所以仅擅杀毛文龙一事，便足以使崇祯帝心存忌惮。再者毛文龙旧部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不可收拾。袁崇焕不能不为此负责。
随著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想以重典治世，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连拥有崇高地位的内阁首辅也不能幸免，被杀二人，而其他各级文官武将更是多不胜数，不能详列。崇祯帝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被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崇祯帝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而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后来陈新甲因失陷城寨之事被崇祯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和不情愿负责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事后崇祯帝指责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后来，崇祯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华复议南迁的计划，并要大学士陈演担当责任，陈演不情愿，于是在不久后被罢职。第二次南迁计划失败后，崇祯让驸马巩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师，并以“圣驾南巡，征兵亲讨」为由出京，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变成农民军发泄怒火的替死鬼，故依然不让崇祯离京。
至此，流寇叛变已经十多年，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阵亡将士、罹难难民和殉国的各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功德法会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
穷途末路.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八月，崇祯帝催促孙传庭出战，最终被李自成大败收场，损失大量兵器辎重。十月，李自成攻克潼关，随后攻占关中重镇西安，巡抚冯师孔殉国，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先后投降。随后，李自成乘胜西进攻克甘肃、宁夏、榆林诸镇，所至风靡，杀总兵尤世威，甘肃巡抚林日端等殉国，自此李自成尽有陜西之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崇祯帝得知后大惊，令大学士李建泰督师抗敌。二月初八日，李自成领兵渡河东进，攻陷山西重镇太原，山西巡抚蔡懋德死之。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大同巡抚卫景瑗与总兵朱三乐等殉国，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宣府巡抚朱之冯殉国。十三日，居庸关失守，总兵唐通、司礼太监杜之秩等迎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在真定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期间，蒋德璟、范景文、李邦华、李明睿、倪元璐、项煜、史可法、姜曰广等大臣累疏请求崇祯帝南迁、或派太子朱慈烺到南京抚军监国，但遭到给事中光时亨所阻，最后意见都没有被采用。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围攻北京城，崇祯帝把防务全数委任太监负责，他人不得过问。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军以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守军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开彰仪门（一说十八日，贼攻广宁门急，群回倡乱开门，外城遂陷。次日，贼自东直门角楼缘城而上，大城遂陷。一说是十九日王相尧开宣武门，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下），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未死）、长平公主（未死）、昭仁公主。
自缢殉国.
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老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死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时，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其遗诏（王世德则指遗诏放在乾清宫玉几，并非写在衣前）：
而据亲历甲申之变，长期任职侍奉大内的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则有不同记载：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帝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梓宫移出东华门外，后来移至佛庵中命僧人诵经，诸人不得入。四月初三日，葬崇祯帝后于原来田贵妃的园寝坟中，后来又允许投降的诸臣前往送葬，惟当时诸臣送葬者人数不多，“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只有主事刘养贞极其悲痛。
崇祯帝死后，自杀官员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前户科都给事中吴甘来、武库主事成德、兵部主事金铉、左谕德马世奇、检讨汪伟、右庶子周凤翔、太仆寺丞申佳胤、吏部员外郎许直、户部员外郎宁承烈、光禄寺署丞于腾云、副兵马使姚成、中书舍人宋天显，滕之所、阮文贵、监察御史王章、陈良谟、陈纯德、经历张应选，顺天府知事陈贞达等、外戚如驸马都尉巩永固、新乐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宣城伯卫时春，锦衣卫都指挥使王国兴自杀，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庙谥号及陵寝.
顺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摄政多尔衮以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端皇帝，庙号怀宗，并建议改葬梓宫。后因崇祯帝梓宫已入葬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的园寝，便不再迁葬，改田贵妃园寝为思陵。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因而清代史书多简称为庄烈帝或明愍帝。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顺天府部杂录十一》、《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七》、《读礼通考·卷九十三》三书均引《肃松录》和《北游纪方》，称思陵神牌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又引《北游纪方》称思陵神主题为“大明怀宗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又引《肃松录》称思陵立有“庄烈愍皇帝之陵”的石碑。《明诗综·卷一》则称神牌是由顺治初年定的“一十六字”加上改书的“庄烈愍皇帝”组合而成。神主甚至又改“愍”字为“端”，并仍题庙号“怀宗”二字，可见康熙年间的思陵神牌和神主是由顺治年间两次加谥崇祯帝的庙谥号混杂而成。《崇祯长编·卷一》作“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是清廷所给谥号在传抄中产生了讹误。
南明安宗之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高弘图拟庙号“思宗”，顾锡畴议庙号“-{干}-宗”。赵之龙上疏弹劾高弘图议庙号之失，称“思为下谥”。顾锡畴又拟庙号正宗，但未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 
弘光元年李清上疏请改思宗庙号，多次上疏皆被驳回。管绍宁拟“敬宗”和“毅宗”两号备选，同时又有人上疏请求改为“烈宗正皇帝”。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庙号毅宗，谥号未改。唐王监国，改思宗为威宗。
人物评价.
崇祯皇帝和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不同，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崇祯通过勤政，力图挽救明朝祖辈皇帝的过失。崇祯帝即位的时候，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30多月，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36月之久，加上崇祯帝个人才干不高，在内外交困之下最终无力回天，明朝灭亡。 
推翻明朝的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去除太监魏忠贤时，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将军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明史》说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轶事典故.
崇祯帝将内库历朝诸铜器，尽发宝源局铸钱。内有三代及宣德年间物，制造精巧绝伦，有商人不忍心旧器毁弃，每称千斤愿纳铜二千斤。监督主事不敢，于是古器毁弃殆尽。
崇祯帝自经之后，在其身上的遗言旁边又有一行书曰：“文武百官全都到东宫行在去。”原来崇祯帝以为内阁诸臣已经看到了他所写的朱书，却不知道实际上内传将朱书送入内阁时，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朱书。当初大内中有一间密室，看管的十分严密，相传其中有诚意伯刘伯温所藏的秘记在内，说没有重大变故不能随意开启。到此时，事情紧迫，众人开启来看，看到是一副绘图三轴，最末一轴图像酷似崇祯帝模样，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脚，披头散发悬在空中，与上吊后的崇祯帝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
明代冯梦龙撰《燕都日记》记载，李自成攻陷北京前夕，大厦将倾之际，崇祯帝念及魏忠贤昔日的事功，在太监曹化淳建议下，收葬魏忠贤的遗骸于香山碧云寺（后于康熙四十年，即1701年被捣毁）。但根据「日侍先皇(崇祯帝)左右」的锦衣衞指挥佥事王世德著作《崇祯遗录》考证，他指出「野史有上(崇祯帝)命收魏忠贤骸骨一事，荒谬不足致辨。」。时任左谕德的杨士聪也对此说予以反驳，他指出当时曹化淳早就闲住不在京城，崇祯皇帝又如何接受曹化淳面奏? 杨士聪称这伪说是「一二逢迎时局者」所为。而且根据明朝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卷九正监蒙难纪略》，当中记载曹化淳正是被魏忠贤逼害的王安旧属，因此魏忠贤得势时间曹化淳也深受逼害，故而曹化淳为魏忠贤说情的可能性较低。
信仰.
明朝文化三教合一，天子大都笃信佛教和道教，也力图做儒家的弟子。崇祯年间，受徐光启和汤若望的影响，皇帝对罗马天主教有所了解。满人屡次犯边，流寇兵事又不宁静。有人趁机劝说皇帝撤去宫内神像与佛像，改信耶稣。皇帝急于图治，闻言有所动。后几年，觉其言非是，又复崇儒（见1939年中华民国论文《崇祯帝之撤像及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