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

毛泽民（），字咏莲，后改为润莲，湖南湘潭韶山人，中国共产党财经干部，毛泽东之弟。
生平.
投身革命.
毛泽民读过一两年私塾后在家务农、帮父亲理财。1913年，毛泽民和王淑兰完婚。1921年春，随哥哥毛泽东到湖南长沙，起初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做教务，同时在长沙工人补习学校学习。1921年秋后，来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并在该校从事庶务工作。。同年，由陈子博介绍在湖南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在湘潭开展农民运动，到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22年被派到制笔业工人中间开展活动。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江西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创办了中国首个工人消费合作社。1925年2月，随哥哥毛泽东回到湖南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奉派到彭湃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底，从广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任内，他负责领导上海书店，并在中国各地奔波建立发行网，使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都设有书店，香港和法国巴黎也设有代售处。
1929年冬，毛泽民率钱希均等9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共青团团员从上海来到天津，创办中共的秘密印刷厂。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夏，出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随后抵达江西瑞金，协助毛泽东筹备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任命毛泽民为行长，负责筹建该银行。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
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贸易、财政、工矿等方面的经济工作。在中央苏区，毛泽民兼钨矿第一任总经理，扩大了3个矿场，将钨出口到香港。1933年钨产量1800百吨，1934年产值200余万元。毛泽民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之一，常赴前线随部队筹粮、筹款。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接连失利，中央苏区受到的经济封锁加强，财政困难，苏区纸币信誉大跌。毛泽民为此多次到前线筹集物资，并通知前线部队将缴获没收的物资全部运回苏区合作社，他还指示金库拿出银元、光洋公开兑换苏区纸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十五大队队长，并任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任主任），负责整个中央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后勤供给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2月，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新疆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毛泽民积劳成疾，胃病严重，身体虚弱。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民取道亲苏联的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省，赴苏联治病。1938年2月1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到新疆做统战工作，到新疆省迪化（今乌鲁木齐），但因中苏边境地区发生鼠疫导致交通断绝，一时无法赴苏联。正逢盛世才希望中共派干部到新疆省政府工作，毛泽民接受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的建议，并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留在新疆省工作，化名“周彬”，担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当时，新疆省由于连年战乱，呈现出经济衰弱、财政混乱、通货膨胀的景象。毛泽民上任后，改革税收及币制，稳定物价，发行建设公债，财政上开源节支，在三年内对新疆省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
1939年，盛世才批准毛泽民到苏联治病4个月。1939年6月初，毛泽民以治病为名抵达苏联莫斯科。随即投入工作，先后撰写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近10万字的报告，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问题的会议。1939年12月28日，应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了《个人履历表》。1940年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宣读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问题备忘录》。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毛泽民离开苏联莫斯科回新疆。
1941年2月，毛泽民调任新疆省民政厅厅长，任内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推行民主选举，在新疆省整顿和扩建17座救济院，举办医药医疗训练班，为新疆省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被捕及死亡.
1942年，新疆督办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转而采取反苏反共政策。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扣押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在新疆工作的14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家属，软禁在迪化满城邱公馆。1943年2月7日，将毛泽民等人投入监狱。在狱中，毛泽民遭到软硬兼施、酷刑审讯，逼迫他招认所谓中共在新疆搞“暴动”的阴谋，逼迫他脱离中国共产党并交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组织。毛泽民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1943年6月，新疆边防督办兼省长盛世才电报称新疆十年来屡次发生暴动事件，牵涉军政人员及社会名流甚广，为慎重处理计，拟请指派中央亲信大员，来新主持审理。蒋介石在盛世才的报告上批了“派员参加审讯可照办，但暂不公开为宜”。蒋介石为此专门召集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高层人士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此案；在会上，蒋介石指示中统组织一个审判团去新疆审理被关押人员。陈立夫建议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与盛世才是同乡，早年共过事，有私交）当团长。1943年6月，国民党派出中央军法执行总监部新疆工作组4人：工作组主任王德溥（临时指派为中将主任军法官）、季源溥（中统核心人物，时任交通部人事处帮办相当于副处长，临时指派为少将军法官）、曾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长期在东三省当司法官的朱树声（临时指派为少将军法官）、郑大纶（1935年司法部法官训练所第五届毕业生，任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官，临时指派为少校军法官）。徐恩曾带中统高级特务陈建中（即陈庆斋，原名胡大海，中统局侦破专家）、李宏基（徐恩曾的秘书）等同行。从重庆飞抵迪化后，组建的临时审理委员会，以新疆高等法院院长兼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曁省府秘书长刘效黎为主任委员，王德溥为副主任委员，朱树声、季源溥与盛世才指派之督署参谋长及省府厅处长等十数人均为委员，郑大纶为书记官。判决各案，均以军务督办名义，报奉中央核定执行。成立了3个审判组。盛世才对王德溥、朱树声说：“中共中央代表团四人，就押在这座楼下面，都是老共产党，主义信仰极为坚定。我曾亲自审问多次，也用过重刑，但是他们死生不贰，绝不招认，以致无法处理，祇好长期拘留。”“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暴动案审判组”由季源溥为审判长，李溥霖、李英奇、彭吉元、郑大纶、盛世骥为审判委员，郑大纶和裘朝永负责审判记录。上述7人中，只有李英奇、盛世骥、裘朝永系盛世才的人，其余均为中统特务。从软禁的中共人员中，提审了已公开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时任教育厅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潘同（潘柏南）、刘希平（刘西屏）等各方面负责人15人。还翻检了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便下令新疆公安处长李英奇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于是，在新疆公安处的刑讯室里，对陈潭秋、毛泽民等刑讯逼供要他们承认有所谓的“阴谋暴动”计划并要其“脱离共产党”。在对毛泽民施以连续七天七夜的严刑拷打，阿姆尼亚（即氨水）的烈性刺激不让合眼的车轮战术，动用了站炭渣，抽鞭子、打板子、背扛子、针刺指尖、坐老虎凳等酷刑。在严刑拷打下，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马殊等人仍然守口如瓶，而潘柏南（化名潘同）、刘西屏（原名刘西平，曾用名刘希屏，化名刘希平）、徐梦秋（化名孟一鸣）先后叛变。盛世才与徐恩曾原不知道陈潭秋的真名，由于刘西屏、潘柏南的出卖，中统审讯人员知道了陈潭秋的真实身份，并对他多次用酷刑，陈仍坚贞不屈。最后，季源溥下《判决书》：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和杜重远被判处死刑，马一欧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和3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1943年6月15日，王德溥将审讯的案卷（包括“四一二”暴动案、杜重远暴动案）呈交蒋介石审批。蒋介石因太忙，交给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看，并嘱要看细一些。唐纵审查了多天，其中6月21日审查了一整天。唐纵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办理……徐杰（陈潭秋）案、阿山暴动案，各案百余人，供词巨厚，费两日夜始办完毕。徐杰案参加阴谋暴动者，厅长3名，军事高级人员20名，团长8名，行政高级官员14名，各案均凭口供，全无事实佐证，只得照盛意办理。”1943年9月，蒋介石同意处极刑的批示才到达新疆。1943年9月27日，深夜由盛世才的军警秘密处决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及陈秀英，中统特务监督执行，并呈报重庆验证。
身后.
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正在重庆参加谈判的周恩来，要“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判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世才扣留之徐杰（陈潭秋化名）等140多人的要求。”6月，中共中央又派林伯渠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意见书，再次要求释放包括新疆监狱中关押的中共人士在内的爱国志士，“以利抗日”。
1944年10月，因盛世才到重庆后给迪化来电报说，军统要看尸体照片，执法队队长张思信乃奉命带人扒开坟墓，补拍照片寄往重庆。
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中共中央一直对此情况不知。1944年，还不知道三人被害、三人叛变的事实。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员，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
1945年5月召开中共七大时，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陈潭秋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5年9月2日，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再次提出释放包括被关押在新疆监狱内的人员在内的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这一要求列入两党共同声明之中。当时新疆出现了三区革命事件，矛头直指国民党新疆当局。9月13日，蒋介石派张治中飞往新疆迪化紧急处理三区革命问题。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闻讯后，马上前往他的寓所为其送行，周恩来拜托张治中帮助查清被盛世才关押的140多名中共人士的下落，并无条件地释放回延安。张治中应允。
1946年4月1日，蒋介石为调整对苏关系，缓和同新疆三区革命的矛盾，安排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七大”闭幕后一年，在新疆被盛世才长期关押的共产党员及家属、小孩129人被张治中释放送回延安，这些人于1944年在狱中听到传闻说三人已牺牲，但没有确切消息。1946年7月11日抵达延安当天，朱旦华带儿子毛远新看望了毛泽东。1946年7月27日，周恩来又从重庆给时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发去了询问电报：“兹尚有恳者徐杰即陈潭秋，周彬即毛泽民二君还未返延之列，闻移解关内羁押不知确否？祈鼎力周全，惠予省释。即使因受刑成残，但望生还，他非所计。”张治中于8月27日复电说仍查无下落。张治中说：“徐（即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周（即化名周彬的毛泽民）、林（即林基路）三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时没有交代给吴忠信。吴忠信走时更没有交代给我，遍查监狱档案无着落。”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占甘肃武威、张掖、酒泉，进逼新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威军管会主任刘护平是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当年也曾被盛世才扣押，和毛泽民不在同一监狱。刘护平到武威后随即破获一个潜伏特务网，其中有多名从新疆来的特务。刘护平亲自审讯，追问李英奇（当年盛世才手下的公安管理处处长、审判委员会副主任）的去向，但几位特务所知情况不多。
1950年初，中共新疆分局社会部部长刘护平发现了当年审讯毛泽民的记录，记录时间是1943年5月5日。次日他到六道湾坟场寻找毛泽民的遗骨，但一无所获。
不久，新疆公安机关获悉李英奇手下的执法队队长张思信在武威一带瞎混。1950年春，张思信在武威落网，随即被押解到迪化，经刘护平审讯，张思信交代了1943年9月27日深夜处决毛泽民等人的情况，以及同年10月扒坟拍照的情况。张思信还在六道湾坟场指认出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的遗骸。刘护平等人将三位烈士遗骸放入棺中重新安葬，每位烈士坟前立下一个高2尺的木碑，并简单举行了祭奠仪式。
1950年8月，刘护平的一位当年的维吾尔族狱友向他报告，有人在北京西单商场见到很像李英奇的人在摆烟摊。刘护平当即电告北京市公安局协助查清。不久，李英奇、富宝廉等人被捕并被押至乌鲁木齐。1951年4月29日，李英奇（曾任新疆公安管理处长）、富宝廉、张思信（曾任新疆第二监狱狱长）等一批杀害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的凶手在乌鲁木齐被公审处决。
1956年7月初，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的灵柩被移至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