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玛斯·福赛斯·托伦斯

 
汤玛斯·福赛斯·托伦斯（英文：Thomas Forsyth Torrance或称T.F. Torrance；）MBE，FRSE，。他是苏格兰的更正教神学家。
早年生活.
托伦斯在1913年8月30日于四川成都出生，是内地会宣教士汤玛斯·托伦斯（Thomas Torrance； 1871-1959）和安妮·伊利莎伯·托伦斯（Annie Elizabeth Torrance；1883-1980）的长子。他的全名汤玛斯·福赛斯·托伦斯取自他的曾祖父。他在中国住了13年才回英国。
他曾在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和巴塞尔大学修学。他自1931年起在爱丁堡修读古典文学和哲学。由于他对于哲学、神学和伦理学的实在论逐渐成形，自他在1934年转到新学院(爱丁堡)修读神学后，他开始质疑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神学方法和其缺乏客观元素的实在科学主义。托伦斯认为，此客观元素意指神学概念需由事物本身的客观性质来定断。由此可见，神学与科学差别不大，唯一不同的是两者本身的客观性质。以此推论，从科学角度来看，世界是在上帝的创造里；而从神学角度来看，上帝作为创造者、协调者与救赎者，与创造物毫无隔离，衪道成肉身在衪的爱子、在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让世界能与衪和解。此观点令托伦斯反对所有二元论，认为此有碍人类理解上帝与他们在历史中的互动。他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无助人类客观地理解他们自己。托伦斯深受休·罗斯·麦金托甚（Hugh Ross Mackintosh；1870-1936）和但以理·拉蒙特（Daniel Lamont；1869-1950）影响。前者的神学以基督为中心，又强调神学与宣教的关系；后者则著重基督教与科学文化的关系。
学生时代与初期教授生涯.
托伦斯于1936年获得布莱基奖学金 （Blackie Fellowship）到中东进修。此旅程不乏惊险情节：他在伊拉克 巴士拉被误会为间谍而被判死刑。后来他说服官员们他只是神学生，才能经过巴格达进入叙利亚。 他后来回到苏格兰继续修学，专攻系统神学，并以一级荣誉毕业。及后，他前往巴塞尔向卡尔·巴特学习。托伦斯于1938至1939年间在位于纽约的奥本神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学。他原获普林斯顿大学聘请教授宗教研究，但他最后决定回到正在打仗的家乡苏格兰。 他于1939至1940年在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修学。1940年3月20日被按立为传道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在北非和意大利北部的苏格兰士兵提供传道上和实质上的支援。而他也靠著上帝的恩典逃过多次火灾。 他于战后回到他的教区埃利斯（Alyth）服事，后来在阿巴丁的比奇格罗夫（Beechgrove）教会当传道人，踏上了他敬重的教授休·罗斯·麦金托甚的步伐。1946年他与玛格丽特·伊迪斯·斯皮尔 （Margaret Edith Spear）订婚并以一级荣誉（magna cum laude）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使徒教父的救恩教义》。10月2日与玛格丽特在英格兰巴斯附近的库姆·唐教会（Combe Down Parish Church）结婚。托伦斯的家庭成员包括：现在在赫瑞瓦特大学教学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长子汤玛斯·斯皮尔·托伦斯（Thomas Spear Torrance；1947年7月3日-）；普林斯顿神学院前校长和教父学教授-二子伊恩·理查·托伦斯（Iain Richard Torrance；1949年1月13日-）；爱丁堡的注册医生-幼女艾丽森·米塔·托伦斯（Alison Meta Elizabeth Torrance；1951年4月15日-）。
托伦斯于1983年获赫瑞瓦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
神职人员.
托伦斯曾当1976至1977年的苏格兰教会年会主席（Moderato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而他儿子伊恩则在2003至2004年担当此职位。作为一个更正教神职人员和神学家，他致力促进不同宗派的合一里程、积极与圣公会、信义宗、东正教、和天主教保持友好关系。为表扬他对东正教会合一的供献，他在1973年被希腊东正教会阿克苏姆主教（Archbishop of Axum）按立为首席司祭（Protopresbyter）。他又曾在1974年当更正教与天主教圣餐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该会当时在荷兰 沃德斯霍顿（Woudschoten）开会，而他也因此认识了著名天主教合一神学家伊夫·孔加尔（Yves Congar）。他代表苏格兰教会于1949至1951年与英格兰教会谈论合一事宜，当中不单谈及属灵上的合一、也谈到真正的合一计划。他于1954至1962年是苏格兰教会浸礼委员会主席（当时阿拉斯代尔·赫伦的父亲约翰·赫伦是该会的秘书），而他曾出席普世教会协会1954年在伊利诺州埃文斯顿的会议。
而托伦斯又曾在1975年3月在瑞士主领有关卡尔·拉纳（Karl Rahner）的研讨会，认为拉纳的三一神学有助促进东西方天主教与福音派在合一议程上的发展。他也在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就因信称义和恩典的讨论上甚有贡献。此外，托伦斯的写作或多或少看到耶犹对话。他于1948年创立了《苏格兰神学期刊》（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由他的儿子伊恩在耶鲁大学和拜仁·斯平克斯（Bryan Spinks）继续编辑。
教义神学.
他的神学为后人所爱戴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神学虽以基督为中心、却没有唯基督论的倾向（即以基督为所有神学的答案），相反他把所有基督教教义融合到基督教信仰中、让人易于理解。这种神学的整合先由尼西亚信经的同本体论开始，解释耶稣与上帝和圣灵本质（essence）相同、同在永恒当中，且因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后延伸至三一论、创造论、道成肉身、救恩、末世论、圣灵学、教会与圣礼和按立服事神学。他从普世派的三一神学开始研究 （此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一致认同），解释凭恩典称义的概念，及此如何与为何和基督独特的身分有关：他从神降生为人在充满罪与邪恶的地上，又作为神人为众人胜过罪恶、苦难、邪恶和死亡。这让托伦斯的神学既有深度和意义，又充满盼望和喜乐。因为耶稣不单是好生命的伦理典范，他也是神愿意舍己作为人在地上受难、为众人以无条件的爱钉在十架上，而他能作此正因为他道成肉身。托伦斯曾提及如果耶稣只是人类死在十架上，那么基督教便是不道德的，因为此宗教展示一个残忍的上帝要求人类以死奉献才能得到衪喜悦。此将变成「因己称义」。但当神在十架上整个画象也变得不同了-因为神牺牲的爱证明了上帝不只让人受苦、衪也愿意让衪的爱子承受，以至人类不会失去与上帝的团契。这一切也从基督的复活以及衪继续在新天新地与教会同在，此群体因著信与望而与已升天的上帝及圣灵有联系，此也因著长期参与圣礼、在讲道和传讲福音上有更深的认识。
神学与科学.
托伦斯于1978年因著他对神学与科学的贡献获得邓普顿奖。 他的成就也让神学家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发现很多神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形式和方法毫无认识，而开始写这类研究。因此麦格拉思也形容托伦斯的写作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性」。 P·马可·阿赫特迈尔（P. Mark Achtemeier）形容托伦斯在这领域的研究「相当有权威和非常有原创性」。 克里斯托弗·凯萨（Christopher Kaiser）提到如果爱因斯坦被媒体誉为世纪人物，托伦斯也应因著他的科学角度被誉为世纪神学家。托伦斯在他的举世著作《神学的科学》中，强调神学与科学皆透过我们的思想明白我们以外的真实性、而不受我们的主观经验或知识影响我们理解客观的真实性。神学与科学应为「同一战线的盟友、视自己为内在的敌人，因自己取代了创造者的位置⋯⋯」（《神学的科学》，xiii）只要神学与科学仍在对话，托伦斯认为「我们无需逃避浪漫的自然主义」。因此，他认为我们应专注在神学与科学我对话，以至神学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同对话，因为此两种方法同样「以科学方法寻找他们的位置和各自的领域。」（《神学的科学》，xiii）他在他的《空间、时间和道成肉身》与《空间、时间和复活》谈到两种科学的联系，让人认识到上帝如何在创造的时间与空间中作工，又如果肯定创造物的特质，包括它的坠落与复和。托伦斯曾支持约翰·费罗普勒斯（490-570）学派那非二元论和非一元论的神学与科学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的思想无助神学与科学的讨论。此两派学说认为神只是一个不动者，而不是一个活的上帝、能自由穿梭于创造物中、而不受创造物限制。托伦斯认同爱因斯坦、詹姆斯·克拉克·马克士威和迈克·波拉尼的学说，认为他们将想法与实况、经验与理念连在一起，而不会将这些事情分开。他认为神学家需向此学习。他觉得这种统一的科学思想有助排除神学家偏向康德或笛卡儿的二元论。他的神学也按此途径表述，尤其是他分析经文的方法。当形式与本质分开时，就如我们的想法与客观的真实性分开，这将会令我们难于认识耶稣的本质，因为我们只认识到耶稣在他门徒前显现的状态以及这会让任何人凭著他们的信仰来分析耶稣的本质。这也令人难以认识已复活的上帝。当形式与本质的连系被切断后，复活只会被人当作是一个神秘的想像来认识耶稣的死亡，而不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的事
迹而能从此事迹来理解经文中形容他的人生与工作。
后世影响.
托伦斯的科学神学帮助今日的基督教神学来理解拣选与上帝三为一体的关系，以及讨论三为一体的上帝如何拣选我们、而不会影响他作为创造者、复和者与救赎者的本质与工作。托伦斯跟随巴特的想法，同样反对永生神的本质会因为衪在历史与人类的关系而受影响。而这正是他神学的独特之处。托伦斯比许多廿世纪的神学家更体会耶稣作为大祭司帮助人透过圣灵与天父联系。正是这种理解，托伦斯认为无人能取代耶稣作为人的位置-他作为已升天又已降临的神，既有神性和人性，继续存在、直至他第二次降临，藉著他在地上的身体 （教会）、因信心与恩典联合众人。正如他的导师巴特一样，他的神学包含了圣经的诠译和对早期教父神学的理解，令他的神学能流行于各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