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焦虑

性别焦虑或性别焦虑症（，GD），又译性别不安、性别烦躁，指一个人因自身的性别认同——即个人对自我性别的感知——与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不一致而产生的痛苦困扰。2013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出版时，性别焦虑取代旧有诊断名称性别认同障碍（GID）。更名旨在消除「障碍」一词带来的污名化标签。国际疾病分类（ICD）则采用性别不一致 （）而非性别不安的表述，定义为性别认同与出生指派性别之间存在显著且持续的不匹配，且不以个人是否出现情绪困扰或功能损伤纳入判断条件。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称为易性症。
并非所有跨性别人士都有性别焦虑。非常规性别与性别焦虑不同，且未必会导致焦虑或痛苦。在青春期前的青少年中，相关诊断为儿童性别焦虑（又称儿童性别不安、儿童性别烦躁），和儿童性别不一致。性别不一致的成因尚未明确，但性别认同可能反映遗传、生物、环境及文化因素。
任何年龄均可作出诊断，不过儿童及青少年的性别焦虑表现可能与成人有所不同。相关并发症可能包括焦虑、抑郁及饮食失调。性别焦虑的治疗包括社会过渡，并常涉及激素替代疗法（HRT）或性别肯定手术，以及心理治疗。
部分研究人员及跨性别人士主张将性别焦虑「去病化」，认为相关诊断将性别殊异病理化，并强化性别二元模型。然而，这种去病化可能影响医疗可及性——保险公司或将激素替代疗法（HRT）及性别肯定手术视为美容项目，而非医疗必需治疗，进而影响承保范围。
概念.
许多性别不安者有着强烈且持久的愿望，希望过上与自身性别认同“相符”或能实现其性别认同的生活，他们会通过改变外表与行为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部分性别不安者（但并非所有人）可能希望借助激素治疗，有时也会通过手术，来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性别不安并非精神疾病，但有些人可能会因性别不安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性别不安与性倾向并无关联，性别不安者可能认同自己为异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双性恋。
征状及体征.
在DSM-5中，一个人感受到的性别与被指派的性别（通常为出生时）之间存在显著不一致，是诊断的核心要素，且这种不一致需导致痛苦。在青春期前的青少年中，其表现可能为坚持认为自己是或长大后会成为与出生指派不同的性别，厌恶自己被指派的性别，或坚持认为自己拥有或渴望拥有不同的生殖器官。他们可能厌恶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活动，渴望异性典型的玩具、游戏、活动或玩伴，不过在性别定型观念较少的环境中，这种表现可能不那么明显。
DSM-5指出，在非性发育异常人群中，性别焦虑倾向于（青春期前开始）或晚-{zh-hans:发;zh-hant:发}-型（青春期期间或之后开始）。那些早-{zh-hans:发;zh-hant:发}-型性别焦虑持续到青春期的人，大多自我认同为异性恋，被出生时指派的性别所吸引。部分个案中，性别焦虑会消退或被否认，此时青少年可能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但有些人可能在后期再次出现性别焦虑。一些晚-{zh-hans:发;zh-hant:发}-型性别焦虑者报告称，童年时期有过未表达的过渡愿望，另一些人则不记得童年时期的性别焦虑。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指出，那些在成年后经历性别焦虑的人“常常报告说，他们年轻时曾秘密隐藏自己的性别焦虑感受”。没有特定的性取向能作为性别焦虑的指标。2021年《临床神经科学对话》的一篇综述发现，性别焦虑与性取向无关，但承认历史上两者常被错误地混为一谈。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亦表明性别焦虑与性取向无关。
成因.
当一个人因性别认同而感到不满时，性别不一致就会存在，从而导致他们情绪低落。研究人员对性别不一致者的痛苦和损伤的本质持不同意见。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性别不一致者受苦是因为他们受到羞辱和暴力。而且，如果社会性别分化不那么严格，跨性别就会遭受少一点的痛苦。
性别不一致的确切成因尚未明确。有研究证据表明，遗传因素在性别不一致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性别认同被认为可能反映了生物、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
在2020年的一份立场声明中，指出，20世纪后期，跨性别和性别不一致者被认为患有精神疾病，且性别认同被视为可塑的、受外在因素影响的。但这一观点已不再成立，因为 “大量科学证据表明，性别认同背后存在持久的生物学基础。个人可能因生活中的其他因素作出选择，但似乎不存在真正促使个人改变性别认同的外在力量”。
引用的证据包括：
该学会2017年的临床实践指南指出：「遗传学、内分泌学和神经解剖学等多个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支持以下观点：性别认同和 / 或性别表达可能反映了生物、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指南还提到，研究指出性别焦虑和性别不一致与独特的大脑表型、病症的遗传倾向、产前和产后雄激素在性别发育中的作用，以及性发育异常者的性别认同有关。
诊断.
DSM-5.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规定，青少年或成人若符合以下至少两项标准且持续至少六个月，可诊断为「性别焦虑」：
此外，这种情况必须伴随临床显著的痛苦或功能损害。
诊断里还有两个分类说明（）：
DSM-5指出：「『性别焦虑』作为一般描述性术语，指一个人自己感受到或表达的性别，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时所伴随的痛苦。但作为诊断类别时，它的定义更明确——不包括因社会污名带来的痛苦，尽管污名可能是同时存在的独立痛苦来源。」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1994），要被诊断判定为「性别认同障碍」前，须达到五项条件： 
无论是1952年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一版（DSM-I）还是1968年的第二版（DSM-II），都没有类似「性别焦虑」的诊断。「性别认同障碍」首次作为诊断出现在1980年的第三版（DSM-III）中，归属于「性心理障碍」类别，但仅用于儿童诊断。青少年和成人则被诊断为「变性症（transsexualism）」（分为同性恋型、异性恋型或无性恋型）。1987年的DSM-III-R新增了「青少年及成人非变性型性别认同障碍」（GIDAANT）。2013年的DSM-5将该诊断从「性障碍」类别中移出，单独列为一类，并将诊断名称从「性别认同障碍」改为「性别焦虑」——此前「性别认同障碍」一词因被指带有污名化色彩而遭批评。同时，按性取向的亚型分类被删除，儿童诊断与成人分离，定为「」。为儿童设立特定诊断，反映出儿童较难洞察自身经历，或即使具备洞察能力也难以表达。若个人不符合性别焦虑诊断标准但仍有临床显著痛苦或功能损害，可诊断为「其他特定性别焦虑」或「未特定性别焦虑」。此外，性发育异常者人群不再被排除于性别焦虑诊断之外。
ICD-11.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列出了三种与性别认同相关的状况：
ICD-11 将「性别不一致」定义为「个人体验的性别与指派性别之间存在显著且持续的不一致」，且不要求存在显著痛苦或功能损害，并特别说明「仅性别变异行为或偏好不足以作为诊断依据」。
ICD-10 曾在「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中包含「变性症」和「儿童性别认同障碍」诊断。ICD-11将其更名为「青少年或成人性别不一致」及「儿童性别不一致」，并移入「性健康相关状况」章节，以反映「当前认知：跨性别及性别多元身份并非精神疾病，将其归类为疾病会导致严重污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ICD-11的这一调整「应能确保跨性别者获得性别肯定医疗保健及医疗保险」。
根据《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版（1993），列出与性别认同有关的几种疾病：
共病症况.
在青少年中，前往性别诊所求诊的个案约有20%至30%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焦虑症的诊断标准。跨性别青少年中，性别焦虑亦与进食障碍风险增加相关。
虽然临床医生普遍认为性别焦虑患者中神经发育障碍的比例偏高，但此观点因证据质量较低而受到质疑。针对性别焦虑儿童及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自闭症特质或确诊自闭症的比例甚高。前往专科性别诊所求诊的成年性别焦虑患者中，自闭症特质或确诊率亦偏高。据估计，自闭症儿童被诊断为性别焦虑的机率超过四倍，而在性别认同服务的青少年个案中，自闭症报告率介乎6%至20%以上。
自闭症人士更可能属性别多元，而性别焦虑患者中自闭症特质的比例亦偏高。在青春期前青少年中，年龄增长与更多行为及情绪问题相关，主因是性别非顺从行为较难被接纳；而处于包容环境的儿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较少或无心理问题。年纪较小的儿童亦较少表达对自身身体结构极端且持续的烦躁。
除焦虑症、进食障碍及自闭症谱系障碍外，性别焦虑儿童及青少年亦较容易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抑郁症，并有自杀倾向、自我伤害及等历史。
治疗.
美国2016年《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人士的内分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指出，性别肯定是多学科治疗，性别焦虑或不一致者会寻求或获转介至内分泌科医生，以发展肯定性别的身体特征。激素疗程旨在抑制内源性性激素，并维持肯定性别的正常性激素水平。不建议对青春期前青少年使用激素治疗。性别焦虑及不一致的青少年，建议在青春期开始的坦纳分期（Tanner Stage 2）使用青春期阻滞剂。性别肯定激素须经多学科团队确认焦虑或不一致持续存在，且具备知情同意能力（通常16岁发展完备）后方可处方。
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PATH）2022年发布第八版《》，指出「引发临床显著痛苦及功能损害的性别不一致，常需医疗必需的临床干预」，如内分泌及外科手术。其他性别肯定干预可能包括脱毛／植发、声音治疗／手术、辅导及其他医疗程序。
2025年发布的指南指出，「对于永久性持续性别不一致者，无证实有效的替代治疗可取代身体改造医疗措施」。
性别焦虑患者的治疗可能包括心理辅导、支持个人的性别表达（又称性别表现），或涉及医疗干预的身体过渡，如激素治疗、生殖器手术、电解疗法、激光脱毛、胸部手术、乳房手术或其他重建手术。
历史上，性别认同改变努力（针对性别认同的转换疗法）曾被视为性别焦虑或不一致者的治疗选项，尤其是青少年。直至1970年代，「变性症」和性别焦虑属于心理疾病、仅应透过心理治疗处理的观点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部分临床医生此后仍坚持这一观点。通过改变患者性别认同以符合指派性别的方式缓解性别焦虑的尝试已被证实无效，且多数医疗机构将其视为转换疗法。指南指出「心理治疗建议用于共病障碍，因其本身已有适应症」，但批评「管理性别焦虑相关痛苦」的心理治疗建议，强调「相关回顾研究均无法证实心理治疗能减轻性别焦虑」。
儿童.
医疗、科学及政府机构反对转换疗法（定义为将非常规性别视为病理状态并试图改变的治疗），支持肯定儿童多元性别认同的方法。性别焦虑越强烈、跨性别行为越明显，以及越明确以渴望／体验的性别自我认同（例如声称「是」不同性别而非「希望成为」不同性别）的人，越可能持续存在性别焦虑。
治疗儿童性别焦虑的专业人员有时会处方青春期阻滞剂，以延迟青春期开始，直至儿童被认为已足够年长，能就是否进行荷尔蒙或手术性别重置作出知情决定。青春期阻滞剂的短期副作用包括头痛、疲劳、失眠、肌肉酸痛，以及乳房组织、情绪和体重的变化。有关大脑发育、认知功能、生育能力和性功能的长期影响研究有限。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发表的一篇回顾指出，青春期阻滞剂具有可逆性，并与成年期自杀倾向减少、情绪及心理功能改善、社交生活改善等积极结果相关。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表示：「由于青春期发展的动态特性，缺乏性别肯定干预（即社会、心理及医疗干预）并非中立决定；随着不协调且不受欢迎的青春期推进，青少年常经历焦虑加剧及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跨性别肯定治疗（如使用青春期抑制剂）与跨性别及性别多元青少年的情绪痛苦缓解，以及社会心理和情绪发展的显著改善相关」。
在2020年12月发表的立场声明中指出，有确凿证据显示性别认同具有生物学基础，适当监测下的青春期抑制、荷尔蒙治疗及医疗指征手术有效且相对安全，并已确立为照护标准。他们注意到，获得性别肯定照护的青少年自杀意念减少，且青春期前社会过渡的青少年抑郁水平与顺性别同侪相当。其2017年性别焦虑治疗指南建议，当儿童进入青春期（乳房或生殖器发育的坦纳二期）时开始使用青春期阻滞剂，16岁开始使用跨性别荷尔蒙，但指出「部分性别焦虑 / 性别不一致的青少年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在16岁前开始性激素治疗」。指南建议由医疗及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团队管理18岁以下患者的治疗，并建议「性激素治疗期间每3至6个月监测临床青春期发展， 6至12个月监测实验室指标」。
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PATH）2022年发布的《照护标准第八版》宣布青春期阻滞药物为「医疗必需」，建议跨性别青少年达到坦纳二期发育时使用，并指出纵向数据显示接受治疗的跨性别患者结果改善。部分医疗专业人员认为，青少年在认知上尚未成熟，不足以就荷尔蒙治疗或手术作出决定，并建议不可逆的生殖器手术不应对其所在国家法定同意年龄以下的个体进行。
英国卫生部委托的一项回顾发现，青春期阻滞剂在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及对性别焦虑影响方面的证据质量极低。芬兰政府委托的未成年人治疗研究证据回顾显示，认为「无基于研究的未成年人​​性别焦虑照护方法」。尽管如此，他们建议对未成年人​​个案逐案使用青春期阻滞剂，而美国儿科学会声称「对认同为跨性别及性别多元（TGD）的儿童进行青春期抑制，通常会导致青春期及青年期的心理功能改善」。
在美国，多个州已提出或正在考虑立法禁止对跨性别儿童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美国医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精神医学会和美国儿科学会反对禁止跨性别儿童使用青春期阻滞剂。在英国「」案中，上诉法院推翻原判，裁定16岁以下儿童可同意接受青春期阻滞剂治疗。2022年，瑞典国家卫生福利局发布新指南，建议仅在「例外情况」下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称其使用基于「不确定的科学」，并建议临床医生提供儿童精神治疗、社会心理干预和自杀预防措施。
生物治疗.
生物治疗通过物理改变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以减少个体身体与性别认同之间的差异性别焦虑的生物治疗通常与心理治疗结合进行；然而，指出，心理治疗不应作为生物治疗的绝对要求。
荷尔蒙治疗已证实可减轻多种与性别焦虑相关的精神痛苦症状。WPATH委托的荷尔蒙治疗结果系统性回顾「发现证据表明，性别肯定荷尔蒙治疗可能与跨性别人群的[生活质量]评分改善及抑郁和焦虑症状减少相关」。由于所开展研究的方法学限制，证据强度较低。部分文献表明，性别肯定手术与生活质量改善和抑郁发病率降低相关。选择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人对结果满意度高，尽管这些研究存在局限性，包括偏倚风险（缺乏随机化、缺乏对照研究、自我报告结果）和高失访率。
从业者对青少年治疗的分歧部分源于缺乏长期数据。根据荷兰模式（包括从幼童期开始性别焦虑并在青春期加剧，且无可能影响诊断或治疗的共病精神疾病），符合生物医学治疗条件的年轻人发现性别焦虑减少，尽管这些结果研究存在局限性，如缺乏对照组或未考虑心理治疗等替代方案。
内分泌学会（Endocrine Society）在2020年12月发表的立场声明中指出，有确凿证据表明性别认同具有生物学基础，适当监测下的青春期抑制、荷尔蒙治疗和医疗指征手术有效且相对安全，并已确立为照护标准。他们注意到，获得性别肯定护理的青少年自杀意念减少，且青春期前社会过渡的青少年抑郁水平与顺性别同伴相当。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发表的一项回顾发现，青春期阻滞剂完全可逆，并与成年期自杀倾向减少、情绪及心理功能改善、社交生活改善等积极结果相关。
需要更严谨的研究来评估荷尔蒙和手术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及长期益处和风险。例如，2020年Cochrane回顾发现，由于缺乏「符合 [其] 纳入标准的已完成研究」，证据不足以确定性别女化荷尔蒙是否安全或有效。多项研究发现，手术治疗后存在显著长期心理和精神病理学问题。
2021年，《整形与重建外科》发表的一项回顾发现，约1%（95%置信区间&lt;1%–2%）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人对决定感到后悔。结论指出：「跨性别患者术后后悔率极低。我们认为这项研究证实了性别肯定手术选择标准的改进。然而，后悔评估存在高度主观性，且缺乏标准化问卷，这突出了在这一人群中开发验证问卷的重要性。」
流行病学.
不同研究对性别焦虑的流行率得出不同结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指出，出生时指派为男性者的性别焦虑流行率为0.005%至0.014%（每10万人5至14人），指派为女性者则为0.002%至0.003%（每10万人2至3人）。DSM-5称这些数字可能低估实际情况，因数据基于专科诊所的转介个案——并非所有寻求医学过渡的成年人都会被转介至专科诊所。
根据《》，性别焦虑「在每30,000名男性新生儿及每100,000名女性新生儿中出现1例」。2000年代初欧洲研究发现，约每12,000名出生男性成人（每10万人8人）及每 30,000 名出生女性成人（每10万人3人）寻求性别肯定手术。荷尔蒙治疗或法律改名的研究显示流行率高于性别重置手术——例如2010年瑞典研究发现，每7,750名出生男性成人（每10万人13人）及每13,120名出生女性成人（每10万人8人）申请法律改名为异性别名称。
透过自我认同衡量跨性别状态的研究发现，与出生指派性别不同的性别认同流行率更高（尽管部分自认跨性别或性别非顺从者可能未经历临床显著痛苦，因此不属性别焦虑）。纽西兰一项研究显示，每3,630名出生男性（每10万人13人）及每22,714名出生女性（每10万人4人）已更改法定性别标记。麻萨诸塞州成人调查发现，0.5%（每10万人500人）自认跨性别。纽西兰一项针对91所随机选取高中的8,500名随机选取中学生的全国调查发现，1.2%（每10万人1,200人）的学生对「你认为自己是跨性别吗？」给予肯定回答。在临床环境外，跨性别或非二元身份的稳定性未知。
研究显示，成年后进行性别过渡者中，出生指派为男性者的比例高达三倍；然而，童年期过渡者的性别比例更接近1:1。由于缺乏正式流行率研究，儿童性别焦虑的流行率仍不确定。2022年一篇文献回顾指出，专科性别诊所评估的青少年中，约36%为出生男性，63%为出生女性。回顾中一项研究强调，2014至2016年间这些比例无显著变化。然而，与早期研究相比，近期数据显示出生女性比例上升（比例1:3），而早期研究比例接近相等（0.8–0.9:1）。
社会与文化.
关于性别焦虑患者的痛苦和功能损害的本质，研究者们观点不一。部分学者认为，性别焦虑患者的痛苦源于社会污名化和；若社会对性别的划分不那么严格，跨性别者的痛苦可能会减少。
围绕性别焦虑诊断的创立存在一些争议。戴维（Davy）等人指出，尽管诊断的提出者声称其有严格的科学依据，但「这些主张无法被验证，因为相关讨论、方法论过程及承诺的诊断现场试验均未公开」。
一些文化中存在「第三性别」或更多性别类别。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被社会认可的性别类别可能会缓解跨性别认同带来的痛苦。例如，在萨摩亚，Fa'afafine（意为「像女性的男性」）群体普遍被社会接受。从终身性别认同和性别化行为来看，Fa'afafine与跨性别女性相似，但他们的痛苦远少于西方文化中的跨性别女性。这表明，性别焦虑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因文化中的社会排斥而加剧。总体而言，性别焦虑是否在存在第三性别类别的文化中持续存在，目前仍不明确。
作为「障碍」的分类.
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引入了「性别认同障碍」（现称「性别焦虑」）的精神科诊断。学者和指出，这一诊断的加入是将同性恋重新污名化的政治操作（1974年DSM-II已将同性恋）。与此相反，和Robert Spitzer认为，DSM-III纳入性别认同障碍是因为它「符合DSM-III制定者采用的普遍认可标准」。包括Spitzer和Paul J. Fink在内的部分研究者主张，变性症中的行为和体验属于异常（abnormal），并构成功能失调（dysfunction）。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声明，「非常规性别」与性别焦虑不同，且「非常规性别本身并非精神障碍，性别焦虑的关键在于存在与该状况相关的临床显著痛苦」。
性别焦虑患者可能认为自身的跨性别感受和行为属于障碍（disorder），也可能不这么认为。将性别焦虑归类为障碍有利有弊。由于性别焦虑在医学文献中曾被归类为障碍（如旧版DSM手册DSM-IV-TR中称「性别认同障碍」），许多保险公司愿意承保性别重置治疗的部分费用。如果性别焦虑未被列为医疗障碍，性别重置治疗可能会被视作美容疗程而非医疗必需，从而失去承保。在美国，跨性别者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比普通人低，还经常遭遇医护人员的敌意或冷漠。《美国残疾人法》将性别焦虑患者纳入保障范围。部分研究者和跨性别者支持取消该状况的疾病分类，因为他们认为相关诊断将性别变异「病理化」，并强化了性别二元模型。
对萨摩亚第三性别「fa'afafine」的研究显示，DSM-IV-TR诊断中的痛苦并非跨性别认同的天生特性，而是源于个体遭受的社会排挤和歧视。心理学教授Darryl Hill强调，性别焦虑不属于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反映的是当父母和他人难以接纳儿童的性别差异时，儿童产生的心理痛苦。跨性别者常面临骚扰、社会排斥、歧视、虐待甚至暴力，包括谋杀。
2002年12月，英国大法官办公室发布《政府针对变性者的政策》（Government Policy Concerning Transsexual People"）"文件，明确指出「变性症（transsexualism）不是精神疾病」。2009年5月，法国政府宣布不再将变性性别认同归为精神疾病，但法国跨性别权益组织称，除声明本身的影响外，实际状况并未改变。丹麦在2016年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将性别认同障碍重新归类为「性别不一致」，纳入性健康相关状况。负责重新分类的工作小组建议在ICD-11中保留该诊断，以确保患者能获得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