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上海市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作为中国重要的大城市，上海市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运爆发前，部分民运人士就开始在上海酝酿或参与当时的民主运动。1989年4月4日，民运人士陈军从北京到上海推动支持魏京生的签名运动，被当局以非法兑换外汇券为由扣留。此后陈军被当局以「自愿离境」名义从上海离开中国，从香港返美。4月5日，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胡平透露，五四期间，中国民联拟在上海等地安装传真机，随时传递大陆民运或学潮的信息。公安部亦报告，上海理论界、文化界一些思想活跃分子准备在五四七十周年之际提出四个反思，对共产党提出质疑：（1）五四至今从封建阶级到官僚阶级的统治，（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否行得通；（3）十年改革乱哄哄，（4）共产党四十年的统治。
4月.
胡耀邦去世后，从4月15日下午开始，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出现悼念胡耀邦的标语、挽联及大小字报。4月16日晚，复旦大学3108教室举行了一场追悼胡耀邦的仪式，室内外集聚约500人参加，20多人自由发言。深夜,约千名复旦学生游行至同济大学集会。有学生发言:「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随后,两校数百名学生在学校周围游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截至16日晚8时，上海近十所高校，包括华东政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均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官方还指华东师范大学有学生用砖块砸门窗玻璃，或烧自己的衣服。
4月17日，华东政法学院、财经大学等校出现包括「金星远逝,人杰长眠」、「耀邦同志,你太惨了!中国太惨了!人民需要你,中国需要你!」、「胡耀邦为民主而献身的勇气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等标语、挽联及大小字报。当晚，华东师范大学近千名学生走出校门，举着“悼胡公”“沉痛悼念耀邦先生”等横幅，携带两个花圈，前往中国纺织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串联，但未获明显响应，至次日凌晨3时返回学校。走之前他们还对中国纺织工业大学的学生说「你们的校名都是耀邦题写的,你们太差劲了」。晚10时，复旦大学数百名学生出发，11时抵达同济大学，聚集超千人后前往上海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要求与市领导对话。他们举着「沉重悼念胡耀邦」、 「耀邦,我们来了」、「士为知己者死」等横幅，至次日凌晨4时散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通告，要求悼念活动在本单位内进行，强调维护上海生产、学习、生活秩序，警惕有人借机挑起事端。该通告于次日早晨广播和登报。
4月18日，「华东师大」、「纺织工业大学」四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团体开始公开悼念胡耀邦。一些人甚至要求与市政府官员见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上午，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上海高校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情况和市委的对策。
4月19日，上海市政府发布限制民众悼念胡耀邦活动的通告，指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下午1时半,复旦、财经大学、建筑学院、轻工专业学校约六百名学生到同济串联。200多名学生打著 「还我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用我们的热血为后人签发通行证」、「沉痛悼念胡耀邦」、「民主万岁」等横幅游行,先到上海市政府,后到人民广场集会,演讲，随后学生返校。当日，有人在人民广场上海人大常委会门前的的交通栏杆上挂出四条横幅，引来几千人围观，造成交通堵塞。黄浦分局刑侦队便衣挤入人群，以“这里不安全”为由摘下横幅，把人群引出广场。一名示威者问便衣是否大学生，便衣则反问其是否大学生。此人语塞后离开，其他便衣警察趁机裹走了横幅。
大多数学生的活动都相对平和。上海立场靠近改革派的《世界经济导报》在胡耀邦死后第4天（4月19日）召开编务会，认为悼词应该带有实质性内容而不是一般的哀悼，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便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知市委书记江泽民。由于内容敏感，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500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直至报纸出厂时间过后，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钦本立才勉强同意删除相关内容，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400份已批发给报摊，还有大批报纸已送往北京。当局只能拦住通过邮局传递的《导报》，对于内部直送和街头贩卖的《导报》则无能为力。最后虽然追回两万份，但报纸的发行已经造成影响。
4月21日，上海市委在锦江饭店召开会议，由市委宣传部长陈志立、市委副书记曾庆红主持，宣布从即日起对《导报》进行审查。次日，胡耀邦追悼会当天，该报的报刊送交上海市委, 市委要求其改版，而总编辑钦本立则坚持出版原版，导致当天报刊出现两个版本。之后尽管外媒开始报道该报即将被查封的消息，但其编辑部成员对此并不知情。期间，钦本立多次被市委召见，并因连日劳累而病倒。因其家中来访与电话不断,经导报领导决定,让其暂时离家休息。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召开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整顿《导报》。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共有孙恒志、马达等四人)进驻《导报》。上海市邮电局职工和前来没收、扣压报纸的上海市委打手发生了扭打事件。江的做法在当时和之后都赢得保守派的正面评价。
与此同时，上海市民、工人和学生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不满加深。同时全国各地的声援信件、电报也发往上海。有一名宝钢工人在来电表示“如果上海市委再这么搞下去,我们工人也要罢工了”，也有人写信给世界经济导报，指“改革、开放、公开性、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必胜无疑，并认为导报“是全国编得最好的一张报纸”。有人认为上海市委不允许“说真话的导报存在 ,是在推动中国走向黑暗”。一些读者来信说“动乱的原因之一是新闻不真实,说假话,若这方面再得到鼓励意味著鼓励动乱”，一名乡镇企业的工人表示“ 三年前我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今天(听到导报被整顿消息后)我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4月20日中午，复旦大学、财经大学、建筑学院、轻工专业学校约六百名学生到同济大学串联。傍晚，复旦逾千名学生在外滩和南京路打着标语、横幅上街游行，先到上海市政府，后到人民广场，近500人到广场演讲，沿途也有学生进行演讲，吸引万余人围观。警方采取措施将演讲学生围成一圈，要求进入者出示学生证，未干预演讲。示威者标语、横幅包括“还我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用我们的热血为后人签发通行证”、“沉痛悼念胡耀邦”、“民主万岁”等。晚上游行的学生返回学校。华东师大则有逾四千名学生冒雨在校内集会，抨击时政,要求民主、自由。
4月21日，复旦学生公布《行动方案建议》,提出22日上午10时半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大会”。次日（22日）下午,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广场静坐。华东师大的学生则在校内举行追悼会及游行。4月23-24日，学生继续游行，也有人开始罢课。
4月25日，上海高校传播“北京情况”的宣传品增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出现相关大字报、照片和传单，内容涉及“四二零事件真相”““四二一游行始末”“十万学生和平请愿”等。王若望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批评邓小平「倒行逆施」,「镇压民主运动」,并要求邓在“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可一误再误”。深夜，华东师大近千名学生在校园集会抗议提前播报的四二六社论。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上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很多学生参加了罢课。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亦引起新闻工作者的反弹，学生和记者也开始变得激动。4月27日，复旦大学学生试图冲出校门，响应北京学生大游行,要求与江泽民对话,抗议上海市委查封世界经济导报。复旦、上海财经、师范、华东政法大学等校都发现有来自北京的学生到校串联。在复旦大学学生集会上，一自称是北大筹委会成员，并亮出北京大学学生证的人，发表演讲。
期间“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等组织成立。4月29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继续有大学生因为不满，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讲话。4月30日，上海一些高校出现呼吁5月4日上街游行的大字报，还有的学生秘密串联筹备五月四日的游行。中共上海市委则要求各校在5月1日前后抓紧做工作，一律不承认学生“非法组织”，劝说学生不要罢课，要采取一切措施劝阻学生上街游行，要避免流血事件。
5月.
5月1日凌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大都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5月2日罢课、游行。学校保卫部门则在清晨将大字报揭掉。当晚，复旦大学300多名学生在3108教室选举学生自治会、“非常学生会”，散发了“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公告”等四份传单，会议由管理学院科学系86级学生张才（姚勇战）主持，宣布5月2日下午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校将一起行动集合上街游行。晚上，同济大学逾500名学生在129教室开会，由八六学潮骨干、化学系84级学生曹建华主持并宣布，5月2日上午全校罢课，下午1时半在校门口集合，等待复旦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到来后，一起行动。
复旦学生会、研究生会联合起草了《致市领导的一封公开信》要求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正视学生的对话要求。有人提议次日为统一行动,要成立全市学生联合会。游行的诉求包括将4月24日的《世界经济导报》原版重新发行，要求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及借口进行报复等。会上还散发了一份传单详细提出了「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的纲领、目的、要求、行动安排等」，亦有题为《上海市高校联合会公告》的传单在上海各高校散发：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高校采取一切措施，抓紧工作，稳定局势。对于煽动学生上街的大小字报，要坚决揭掉。明确宣布罢课是非法的，绝不允许阻止学生上课，只要有学生来上课就要坚持授课。要立即做游行组织者的工作，尽力把游行队伍拦在校内。
5月2日中午，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语学院等学校，近万名学生走出校门。其中华东师大逾4千名学生于下午1时走出校门游行，于下午3时率先抵达人民广场。他们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无罪”、“严惩腐败除官倒”、“恢复导报原状”、「新闻要说真话」、「开放报禁,还我导报」、「新闻自由是自由的根本」、“把教师待遇提高到乞丐之上”、“增加政治透明度”、「假如你不让人们写出事实,你就是有心遮丑」、“北京流泪，上海流血”等横幅上街游行，学生们边唱国际歌，边散发油印的“告上海市民书”的传单，全文大意为：
游行中，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一起行动，队伍前有两面蓝旗开道，复旦的蓝旗上绣着“民主”两个红字，同济的蓝旗上绣着“自由”两个红字。标语、口号还包括「学生爱国、贪官该死」、「结社自由、保障人权」、「新闻自由,强烈抗议查禁《世界经济导报》」、 「要求对话」、“打倒官倒,反对特权”「保持党的正确领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发扬五四科学民主精神」、「不让人民说真话,就不是强大自信的表现」等。华东师大一位研究生演讲认为这次学运与文革时期完全不一样，认为文革是愚昧与狂热的汇合，而此次学运很有秩序。
游行队伍经过上海市区主要街道，导致大量围观群众。游行队伍于3时抵达人民广场举行演讲和静坐。大约有8000人来到人民广场静坐以及发表演讲，并在给市领导的请愿书上签名。当天18时左右，游行的学生开始向上海市政府聚集，两名学生代表递交了署名“上海市高校联合会”的抗议书，要求与市政府领导对话，内容为“强烈要求恢复钦本立总编职务；强烈要求真正的游行自由，修改游行条例；强烈要求政府出公告保障学生运动参加者的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形式、借口进行报复；强烈要求各种新闻媒介客观、及时地报道这次学生运动”，并声称如不答应要求，将号召全市高校举行无限期的罢课，并再次来市政府示威。请愿书遭到市政府信访办公室退回。在警察禁止旁观者进入广场之后，学生们又搬到了外滩，在那里人数激增到大约8000，并继续静坐到深夜，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前的游行队伍陆续散开。这是胡耀邦逝世以来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上海市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游行未向公安部门申请批准，违反了法规。晚上,市委书记江泽民在虹桥迎宾馆会见西德经济合作部长,对记者表达其对学生游行的看法。
由于市政府未理会学生诉求，5月3日上午,复旦、华东师大、同济有7000学生罢课。高校出现呼吁罢课的大字报、标语、传单,鼓动无限期罢课,并呼吁罢课期间在宿舍、图书馆自习。有大字报说:「政府欺我们学生软弱,连四条要求都不屑于答复我们,昨天参加游行的学生们忍饥挨饿,腰酸腿疼,难道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白搭了吗?」。5月3日，上海《青年报》有记者编辑以个人签名的形式向《世界经济导报》致送慰问信，次日又有《文学报》、《文汇报》、《新闻报》等三家报纸的记者编辑加入。同日，华东师大、复旦、同济传出消息，次日上午上街游行到市人大门口集中。
5月4日，凌晨，复旦有人贴出《新五四宣言》等大小字报、 游行罢课通知。上午，逾万名学生复旦、同济、华东师大的上海学生上街游行，响应当天全国的五四游行，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游行队伍中有人演讲，号召“全中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也有学生宣读「波士顿来电」。游行队伍沿途高呼“民主自由”、“要求对话”、“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还我民主、还我人权”、“打倒官倒”“还我导报”“要求对话”“清除腐败”等口号。尽管学生游行造成沿途交通受阻，但警察没有采取阻拦行动。学生从校园游行到外滩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附近，并特意经过《世界经济导报》社以示声援。游行队伍下午5时许抵达上海市委、市政府前，再次在市政府前静坐。有人在市政府前竖立了模仿美国“自由女神塑像”的塑像，有学生宣读“四项要求”，要求和上海书记江泽民对话。据报道，他们散发的小册子和传单也让许多市民支持学生运动。学生们于次日凌晨返校。
5月5日，学生继续上街游行。5月11日下午，复旦、同济、华东师大的曹建华等“决策组”成员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有《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记者出席，约有四百名中外记者和学生参加。会上决定组织以上海高校联合会的名义的七人请愿团赴北京请愿，并于当晚出发。次日晚，7人请愿团抵京，10余名北京学生高举“热烈欢迎上海学生首批请愿团”横幅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随后上海请愿团到达北大，受到北大筹委会欢迎。请愿团赴京途中，列车每停靠车站，就把请愿团横幅挂到窗口进行宣传。曹建华等人继续在同济召集数百名学生开会，议论如果赴京请愿团失败了，如何争取与上海市委对话等问题，并计划成立“民主论坛”或“民主研究会”组织。
5月15日，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引发上海学生的支持与反响。5月16日，复旦大学有教师提出一份《教师呼吁书》，要求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平等对话，解决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不对学生打击报复；恢复钦本立的职务，撤出驻《世界经济导报》工作组。当天来自复旦、同济、上海工业大学等12个不同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前往市政府大楼开始静坐，要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辞职，并向政府提出了新诉求，包括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不惩罚任何示威者，恢复《世界经济导报》前主编辑钦本立职务，以及学生代表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公开对话 。市领导同意第二天与学生领袖会面。
5月17日，上海工业大学、交通大学、医科大学、师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中国纺织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解放日报社、世界经济导报社、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16家新闻、出版单位的部分职工，九三学社部分社员，共约四五万人上街，继续游行支持北京绝食学生，造成市中心交通瘫痪。上海绝食学生增加到近200人，绝食队伍中有人打出“绝食为了生存”的横幅。游行队伍中出现“小平，谁下台？”“为了宪法贞操”“学生绝食垂危，政府人性何在”等横幅、标语。
到5月17日上午，对话仍未进行，依旧有200名学生留守静坐，大约40名学生效仿了北京学生行为开始绝食抗议 。当天晚些时候，超过23,000名抗议者以及60名绝食抗议者在政府大楼外集会。但上海市政府却让来自官方组织的30余位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这种形式的对话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而且江泽民也没有出席对话。华东师范大学一个由12人组成的绝食请愿团在赴京途中。
5月18日上午，包括作家和工人在内的十万多名市民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全市有90个单位和学校十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合，到市政府门口游行。其中，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开除的前政治人物王若望、作家白桦、演员黄宗英、剧作家宗福先等人身披条幅参加了游行。王若望身上披着“铁石心肠、可悲可泣，救国救民、先救核心”的条幅（六四之后王被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被捕，入狱14个月）。
中旬，上海浦东中学有学生成立「双色党」，宗旨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该党由委员长及两位副委员长负责领导，设计了党章党徽，成立初期有党员廿三人，并开过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此前后，上海地区成立的民运组织还包括「上海爱国工人声援团」、“中国民主监督同盟会筹委会”、“民主党派联盟”、「中国青年民主党」、「爱国义勇军」、「赤仔治国自由社（自由社）」、“野鹅敢死队”等。其中“中国青年民主党”总书记为翁正明，“赤仔治国自由社”首脑为李治国。同济大学有人成立“同济英雄敢死队”、“同济大学民主协会”等组织。
5月19日，前往外滩市政府门前声援北京和上海绝食学生的高校学生队伍继续游行。20多所中学、师范的师生和一些小学的教师学生到外滩声援。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校和游行队伍中出现批判邓小平和李鹏的横幅、标语，如“我们不要白痴总理”、“垂帘听政何时休”、“打下傀儡，拆掉后台”等。至下午3时，因绝食送进医院治疗的学生累计188人次，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学生77人。市红十字会在绝食圈内安排了6个检查、治疗点和60名医疗人员，派救护车11辆，防疫车1辆。
为了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5月20日各院校均有50000名学生到人民广场和外滩游行，超过2万名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在雨中游行抗议。包括复旦大学1万余名、同济大学5000余名师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等口号 。5月21日，学生发动全体罢课。15所高校的部分学生、教师和一些工厂的工人共逾十万人上街游行，呼喊反对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反对北京戒严等口号，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世界经济导报把「同学们！导报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巨幅标语和北京示威群众照片张贴在公告栏，以示声援。还有人散发了各种的传单，谣传一些省市已宣布不承认李鹏政府，邓小平离京、北京有学生死亡等。一些大学生到工厂串联，呼吁工人罢工，被拒绝。还有一些高校出现个别党员以支部或个人名义张贴反对戒严的大字报。
5月22日，上海继续有示威活动。5月23日，大约有5.5万人到大学校园聆听学生们的演讲，有包括同济、复旦等41所大专院校的四万余名大学生的逾3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北京实行戒严，围观及自愿追随游行队伍的市民更多，“整个白天上海全城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之中”。还有部分学生到大型企业演讲鼓动工人罢工。
5月24日，李鹏与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谈话。江泽民坚定拥护中央决定，认为中央决定也是对上海的支持。华东师大一些党员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有千余名党员和群众参加。校内出现《华东师大共产党员声明》：“以李鹏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已丧失了对党心、民心的感应能力和判断能力，其倒行逆施已把我们的党、人民军队、国家又一次推到了动乱、分裂和内乱的边缘”。
在整个运动期间，由于当局徵调民航机载运军队赴北京，使得上海机场的部分航班需要停驶。上海公安的便衣人员常混杂在人群中，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搜集证据或破坏示威现场。例如某次示威中，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几位学生持手提扩音器在路中心演讲，引来市民围观。便衣警察靠上去低声对演讲者提醒其被摄象机拍下，于是学生便离开现场。某次示威中，一名便衣警察因拍照被发现而被围堵，有人叫喊“他是警察，打死他”“抢相机，打开曝光”，这时另外一位便衣，直接在人群高处架起摄象机，并表示其为“干个体的新闻专业户，国外有关系，录像带是发往国外的”，并顺利把一次大规模集会完整地摄录下来，为公安提供了日后的证据。某次虹口区公安一辆为民警送饭的警车被示威者围堵。有人鼓动群众掀翻警车，还拉开车门殴打开车的民警。几名便衣警察挤了进去劝其他示威者体谅警察。示威者让出路来，汽车退了出去。三个便衣在人群散去后悄悄逮捕为首殴打警察的人士。。
5月25日上午，华东师大、复旦、同济、交大等25所大中专院校约25000人上街游行，公开打出“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旗帜，有些教授乘坐面包车在前面开道。十时，各路游行队伍进入人民广场，上海高自联发动了「声讨李鹏 、反对戒严」群众集会。大会会议从下午一时开到二时三十分，有十几个人发了言。上海工人声援团也参加了集会。会议表示要向提前结束在美国访问回国的万里请愿，“要求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解除戒严令”。会上有人打出了矛头直指中国领导人的横幅标语。
5月27日，万里在上海发表书面讲话，称学生“爱国热情可贵”，惟事态发展已“走向反面”，并表示完全支持国务院所采取的措施。5月28日上午，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校二万名学生及中科院、上海市社科院的参与者，响应参加当天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打着“我们没有话说”、“为民主、为自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息尚存，我们要呐喊”、“我们敢于顶着压力干”等标语，先到人民广场静坐、演讲，后到市政府门前，围观群众达三万多人。29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出现《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通告》称“从今日起，开展空校回家运动”并提出四条要求。
5月28、29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活动「空校罢课」。30日，上海高自联召开「空校誓师大会」。5月30日下午，江泽民从上海乘专机抵京，分别受到陈云、李先念接见，得知将出任中共总书记。到31日，大多数高校坚持上课。但在复旦、同济、华东师大等高校，继续有游行组织者和外来串联人员进行干扰，有人撕毁学校张贴的恢复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有的指责上课的学生为“蛀虫”、“学贼”。复旦大学还有少数人扬言要组织“敢死队”强行阻止学生上课。同济大学有学生逐日到学生寝室了解不上课学生的人数予以公布，以给上课的人施加压力。有些学生离校回家或外出旅游。有数据指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离校的学生已达二三千人。受空校运动影响，一些高校在校学生开始减少，大批学生离校回家。各地官方加强了对学生自治组织及负责人的压力。北高联派遣的“南下民主宣传团”继续在上海高校中活动。
6月.
6月2日，上海高自联2000名学生集会抗议「新民晚报」的“歪曲报导”。6月3日，一队着装民警在人民广场西藏路口被示威者分割包围，有人趁机殴打警察。便衣警察插入人群，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人墙，同时采用挤、撞、顶、推等动作还击，保护其他警察撤出。上午，北高联的“南下演讲团“到复旦大学展览北京学运图片，引起围观。中午，南下演讲团召集复旦大学绝食团开会，鼓动他们坚持。当晚，北京学生南下宣传队继续在上海铁道医学院演讲，介绍北京学运情况。
由于北京六四清场，从6月3日晚到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14所高校的逾3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屠杀人民，不得好死”、“打倒李鹏，讨还血债”等口号。上海高自联、工自联与学生上街拦截车辆，在全市交通要道42个地段设置了50多处路障，致使千多辆车辆被堵，拦截军车，堵塞交通。还有人攻击清除路障的警察、武警和工人纠察队。另有500名学生在人民广场听取北京的消息。上海市政府在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在示威现场，上海公安的便衣亦在人群中活动进行搜证和抓捕。便衣警察锁定一位爬进驾驶室放气，又鼓动推翻汽车的人士，并在下午一路跟踪。但他偏不离开人群，于是一名便衣上去揪住他高喊：“你偷我的车”，几个便衣一起围上，推走了他的自行车。此人之后逃走，并在数日后被公安“以车找人”捉拿归案。
下午五时，高自联组织全市11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上街，到市中心和外围各个主要道口，将汽车轮胎扎破横在路口当路障，并组成人墙挡车，致使一千多辆汽车被堵，数万名工人无法上下班。18条公交路线被迫停驶，还有一二百公交车辆轮胎被刺坏或放气。上海医科大学20多名学生在漕溪北路铁道口挡住了金山开往上海的列车，直至公安赶赴现场后撤离。华东师范大学在陆家宅铁道口拦住2000多辆汽车，刺破轮胎，又去公交电车场把门堵住。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一时间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厂为此被迫停工，市工业用电量下降。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英国广播公司则报导说：「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
6月5日，上海16所高校逾7千名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呼喊“讨还血债”、“反对暴政”等口号。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工业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校少数学生占领校广播站。学生全面罢课,工人罢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学生自治组织在校内设立大喇叭，广播“美国之音”等外台有关北京的消息。当天还有3万多名学生早上在市内设置路障，在全市交通要道设置120多处路障，封锁公交车场，破坏公交车辆，堵塞隧道交通，致使122个交通道口堵塞，1500多辆公交车辆全部停驶，市区交通全部中断，其中500多辆被放了气。打浦路、延安东路两个渡口遂道被堵。光新路铁路道口和中山路铁路道口被阻拦，火车运行受阻。交通民警岗亭被占领。交通处门口的五六辆警车被放了气。上海市委党校的一辆大轿车被推翻。两名交通民警被打。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
当时几天民众尝试拦截火车，意欲拦下火车上去北京支援被武力镇压的北京学潮。6月6日凌晨，上海市政府派遣6,500人强力清除路障，抢运了一大批粮食、副食品及生产急需物资。9所高校的许多学生继续上街。此后又有近万名学生和市民重新设置路障，连同昨天留下的，全市共有145处。一些学生在被堵路口发表演讲，聚集大量群众。还有数十人卧轨试图阻挡列车进站。晚8时45分，由北京开往上海的161次列车在进入上海市区光新路道口（京沪铁路的必经道口，发生前数天都没有火车通过）时，撞上正在围观被堵列车的9名市民，其中5人当场死亡。《人民日报》报导造成6人受伤、6人死亡；《文汇报》则指出有8人当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
到了晚上10时，现场聚集3万多人，铁路道口发生骚乱，上海市政府紧急调派700名公安警察维持现场秩序，并与群众发生冲突。有部分群众因不满列车撞上市民而殴打火车司机，试图阻止的公安干警同样遭受攻击。群众纵火焚烧列车车厢以表达不满，并阻扰消防车救火。161次京沪列车遭到焚烧，一节邮政车厢全毁，最终有8节车厢被焚毁，被烧火车为一列空车。同时6辆公安摩托车遭到烧毁，消防器材亦遭砸毁。沪宁、沪杭铁路中断。有民众指称撞人火车司机明知道口有大量民众拦截，却完全不作减速通过而恶意撞死拦截火车民众，并有便衣混迹于民众中。在焚烧列车的现场，上海公安普陀分局刑侦队副队长何志强带领几名技术员、侦察员，拎着勘查、摄录器材，绕过人群进入，摄录了当时的场面。第二天，这些图象记录通过官方媒体播放，并成为日后抓捕、起诉参与者的证据。在示威现场人多的情况下，刑侦处三队的公安定位一名纵火焚烧公安摩托车的人士，一名便衣警察上去用胳膊夹住此人的脖子，同时对人群指其“偷我自行车”，其他便衣警察也跟着喊“这时还偷人家自行车！”，导致其他示威者也要送其去派出所，最后此人被捕。上海公安当时逮捕了11人。有十余人受伤。还有40余名警察受伤（公安指十多名警察重伤）。据回忆者描述：
6月7日凌晨，在中山北路曹杨路口，普陀分局刑侦队长陈惠德和一名侦察员，发现一名示威者一连将三辆汽车的轮胎气放掉，便尾随其后将其抓获。早晨六时，一些人继续在一百二十多处主要交通干线上设置路障，各种车辆受阻，交通中断。公安机关指其抓获71名几天在市内“搞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大部分是“外地民工和社会闲杂人员”。当日，浦江之声报道上海三天来由于示威活动交通瘫痪。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以及教学大楼，并且将其安排成灵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越来越多学生们参与架设路障阻碍交通的行动，如华东化工学院、华东师大、上海交大、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学生，使交通再次全面受阻，但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后便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
当天晚上，上海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谈话，表示上海交通瘫痪、生产受阻、物资无法运送，出现暴力行为如烧毁车辆、殴打警察，强调「上海不能乱」，提出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如成立工人纠察队等组织参与恢复秩序。朱镕基同时警告“社会的闲杂人员、不法分子”“不要把形势看错了，不要以为要变天了”，并表示要对光新路口事件进行“依法从严从重判处”。朱镕基并且提到：「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他们是要搞乱上海，是要毁掉上海，是要毁掉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制造一场浩劫、一场灾难，把我们上海人民的命运当作他们的政治赌注”。朱镕基亦提醒学生群体“你们的爱国热情，我自己认为是好的，但是你们的行动一直在走向你们愿望的反面……你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边缘。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你们跟那些社会渣滓站在一起了？你们现在的感情很冲动，我无法跟你们讨论问题”，并认为学生等示威者听信了“从国外、从香港来的谣言”，指其为“攻心战”，“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
6月5日至8日止，上海公安已抓获90名破坏交通的示威者，亦有破坏交通的人士向上海公安投案自首。6月8日上午，复旦大学有三百余名学生到市内设置路障，有少量人员阻拦、破坏过往车辆。当局表示公安干警及时出动，抓获十余人，控制了事态。全市大部分路障已被清除，主要路口交通已恢复正常。上海交大一百多名学生企图到宝钢鼓动工人罢工，被厂方拒之门外。各厂矿、企业生产基本正常。复旦大学和上海纺织大学等校学生和工人约900人在人民广场集会，追悼北京死者。各高校也继续发起“空校”行动。
6月8日，美联社、法新社指上海过去两天所设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但火车运行仍被打乱，无法恢复正点行驶。上海师大、上海海运学院、上海机械学院等校少数学生继续设置路障。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向学校表示不再搞设置路障的活动。上海铁道学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在消除路障中帮助维持秩序。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同济大学等校一些学生仍在校内设灵堂，悼念北京的死难学生和民众。复旦大学有学生在校门口降半旗。复旦大学上午有几百名学生冲击学校印刷厂，要求印制《行动纲领》，下午部分学生占领印刷厂胶印车间，印刷工人不敢帮助印刷，全部离厂。上海机械学院学生自治会组织三四百人参加的沙龙，讨论行动方案。多数人倾向采取激烈行为，如烧汽车，冲击江泽民住宅。
从6月4日至9日,徐家汇、五角场、上海埠、虹口公园、中山路、朝西路、外渡桥、南京路外滩、静安路等五十多个路口,被示威者设置逾百个路障,阻拦车辆。不少公共汽车及电车司机因为支持学生,将车停在交通路口,任由群众将轮胎放气，全市公共交通瘫痪。6月9日，上海市当局动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5万多名学生、工人、市民不顾当局的警告，举行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北京死者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著花圈、举著校旗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游行队伍中出现近千名打着“上海市自治联合总工会”旗号游行的工人。在追悼会中，上海公安南市分局的刑侦队长王根富和队员张锦海等利用递香烟等手段混入圈内，装作工自联的核心人物，并站在他们的旗帜下搜集情报。下午三时，在接到公安“摧毁”工自联的命令后，便衣警察分头跟踪目标，先后抓获五名骨干分子。当日，上海公安捕获4名拦截车辆、阻碍交通之飞车队成员，亦抓获「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9名领袖及「爱国义勇军」刘士海、陶文刚、刘冬华、张起旺等四名骨干分子。
6月10日，上海市府发出通告,明令「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上海市公安机关捕获民运组织「自由社」领头者翁正明、李治国。北京「高自联敢死队」队长周少武亦在上海被以搞「非法串联」罪名逮捕。全市交通全面恢复，生产逐步转入正常。复旦和同济有近百名学生在上海市公安局前示威静坐，抗议上海工自联领袖被逮捕，要求释放工自联负责人，并有一人宣布绝食。
6月11日凌晨一时许，静坐的学生全部离去。晚上，“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声称“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了在现在历史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鉴于目前时局，要保护学生现有力量，停止进一步的激烈行动。随著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与其他参与者，各地示威陆续终止。
6月上旬，上海市区因交通严重受阻,波及水运几陷停顿,造成出口货物运不到码头, 进口货物全都堆积码头,空船积压港口,直接经济损失2144万美元（上海市外经贸委主任事后透露）。而从6月4日至9日，上海市区交通瘫痪导致客货运输中断,大部份企业、工厂被迫停工,商店停业。据上海市工业部门统计,仅6月上旬,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7.2%,净减145亿元人民币。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4日至8日，上海有234个路口被堵塞979次，6000多辆机动车被拦停用作路障，其中16辆被掀翻、砸坏、烧毁，铁路运输中断近50小时。全市15个大中型企业被围堵,工人无法上班,五万多名工人不能正常上岗。
后续.
6月11、12日，有6名参加破坏、堵塞交通的示威者前往所在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上海公安公布至6月12日止，在近一周内已抓获166名“破坏交通、治安秩序、围攻执法人员”的示威参与者。其中，烧砸列车的有19人,破坏车辆、设置路障的有77人，冲击党政机关、公安机关,围攻殴打公安民警的有21人,成立民运组织、“煽动闹事”的有34人。6月12日，原「工自联」成员顾某、曾在北京参与民运活动的外地职工傅某和大学生张某,分别到公安机关登记自首。上海文汇报报道，连日在多次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沈志高被公安机关拘押审查，并指沈为“原「文革」造反派头头”。
六四事件后，市委书记江泽民在上海市处理具有改革派倾向刊物、积极响应四二六社论的作法，使得他赢得保守势力的支持，获得提拔而进入中央领导高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件中。
事件后，上海“高自联”和“工自联”等组织遭到强行解散，《民主之声》等刊物停止出版。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复旦大学学生、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机场公安边防部门抓获。袁智明、彭家民等被指控制造光新路铁路道口骚乱并遭到逮捕。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负责人6月20日称为加强因私出国管理,将分批换发出境卡。
6月13日，文汇报报道曾在黄兴路、延吉中路口鼓动群众、阻塞交通秩序的江林生、钱丁国被公安机关拘押审查。曾在人民广场多次进行反共宣传,企图推翻政府的民运组织「中国民权自治联合会」带头者徐秉立亦被拘押。6月14日,「上海爱国工人声援团」成员龚全成到黄浦公安分局投案自首。上海科技大学王洪明、宋烈浦两名「高自联」领袖到嘉定县公安局登记。「上海爱国工人声援团」九名骨干成员全部归案。
6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出通告，限定“参与一切非法活动者”在7天内到公安机关登记自首,并公布举报电话,提供民众检举。此后至19日，有65人到单位保卫部门和住地公安机关登记自首,其中上海高自联及其他民运组织领袖42人。登记自首的最后一天6月21日，一周来共有114人到单位保卫部门和公安机关登记、自首。从6月15日至21日，已有126名上海「高自联」、「工自联」成员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6月20日，上海当局宣布实行新的签发出境卡办法。
6月21日，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宣布第一批执行死刑的犯人。上海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因为「在6月6日沪宁铁路光新路铁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放火焚烧列车、肆意破坏交通工具和交通设备」，上海啤酒厂工人徐国明、无线电厂工人严雪荣和“无业人员”卞汉武被枪决。包括美国和几个西欧国家请求考虑量刑，但当局仍实施了死刑。发言人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三人的死刑为15日宣判，并在6月20日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终审裁定原判死刑。由于这三位嫌疑人从被捕到正式处决仅用了八天，远快于正常的案件处理速度，因此部分人士质疑时任上海领导如市长朱镕基等在处理时违反了中国刑法，也有人质疑其中一名被处决者为精神疾病患者。同日，另六名同案被告亦作出一审判决，彭家明、韦迎春无期徒刑，赵建明有期徒刑12年,艾启龙、袁智明10年，孙满红有期徒刑5年。
6月22日,黄浦区人民法院公判6月4日以来参与“骚乱,拦截、破坏车辆,堵塞交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并围攻殴打执勤人员的案件,分别判处尤荣林、赵国正、王勤、李华中(均音)有期徒刑三至七年。6月23日,杨浦区法院以“聚众闹事、破坏交通工具”等罪名,分别判处宋瑞英、刘亚捷有期徒刑五年,兪嘉丰、王志强、顾培军、张克斌为三至四年有期徒刑。6月24日,黄浦区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野鹅敢死队」成员唐忠坚有期徒刑13年,陈宏根有期徒刑11年,展兴虎、袁志强有期徒刑各8年;另外戴忠伏,优李勇、顾安荣、刘健、朱银堂、何恒、胡家豪、孔旭明、董琅君、吕国栋等人亦被判刑。
6月26日深夜，杭州开往上海的364次客车行至沪杭线松江至协兴间时，第7号车厢发生爆炸，死亡24人，重伤11人，轻伤18人，中断运输5个多小时。公安局指爆炸是人为，为“敌人”所作。7月6日，普陀区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光新路铁路道口骚乱中的参与者唐兴良有期徒刑10年,赵家骏、林象利分别为6年和4年，单宏光、仰大东为有期徒刑3年,袁国正、钱红卫分别为5年和4年。张旻因“坦白交待犯行”当庭开释。7月18日,「中国民联」成员杨巍被控继续以其组织名义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犯罪活动”被拘留审查。
其他示威的参与者与领导者，部分人也相应被上海警方和司法机关进行逮捕审判。例如“上海工人联合会声援团”召集人王妙根（时有“北京韩东方，上海王妙根”的说法），因领导“非法工人组织”的罪名，未经审判被公安劳动教养两年半，被送去苏北劳动改造。王为孤儿，出狱后又断断续续被关押，收容到精神病院，并与外界失联。石化集团上海炼油厂打字员孙宝强在6月5日下午和6月6日上午，在上海不同地点，如四川北路海宁路小花园处、天潼路长治路口公开演讲谴责中国当局暴力镇压，并带领示威者将堆放在人行道上的竹篱笆搬至天潼路长治路南侧道路中间，设置路障，阻塞交通，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3年，是上海唯一因六四事件入狱的女性。官方数据指，共有143名“非法组织成员”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拘捕273名“各类动乱分子”；破获3个“反革命集团”和2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
上海监狱和劳改队也在事后开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浦东中学生在民运期间组织的“双色党”亦被学生家长检举而被破获，官方指这些中学生“动乱期间,多次到市区观看游行,阅读标语,受到严重影响”、“到1990年1月,已发展党员22人”，他们提出““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强国”的最高纲领和“建立一个以双色党为中心的真正政党”的最低纲领”“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7月2日，据香港「中国通讯社」从上海报导：14名「野鹅敢死队」成员中，唐坚忠被判14年、陈宏根11年、展兴虎、袁志强各判处8年,戴忠等8人分别判处3至5年不等。另「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许小薇亦被当局逮捕。
1989-1990学年的复旦大学的学生由于学运而受到集体惩罚，宿舍被限制用电。学生也被要求提前一周返校，非自愿地从事除草、修剪、耙地和粉刷等体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