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理性的暴力威胁

《论无理性的暴力威胁》（）是由美国参议员暨总统参选人罗伯特·甘迺迪所发表的演说。他于1968年4月5日，在主办、举办的活动上发表该演讲。该日为马丁·路德·金恩遇刺案发生后的翌日。透过这场演说，甘迺迪希望回应因金恩遇刺而在各地爆发的与混乱，同时针对他所认为日益严重的美国社会暴力问题发声。
1968年4月4日，著名非裔美国民权领袖金恩牧师遭到暗杀，随后全美各地爆发了种族骚乱。罗伯特·甘迺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即席发表了后，返回下榻的饭店，并宣布暂停总统竞选活动。尽管如此，在社区领袖的劝说下，他仍决定保留唯一的一场公开行程，于克里夫兰市政俱乐部发表演说。甘迺迪放弃原先准备的讲稿，其演讲撰稿团队于4月5日凌晨通宵工作，起草了对金恩遇刺事件的回应；甘迺迪则在前往克里夫兰的路途中审阅并修改了草稿。这场演讲仅长约十分钟，甘迺迪在2,200名听众前阐述他对美国社会暴力问题的看法。他同时谴责暴动者与白人建制派，认为两者皆对美国社会条件的恶化负有责任。虽未提出具体解方，但他呼吁群众寻求共识，并努力与其他美国人合作。
甘迺迪此番演说未如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即席发言般广为人知，亦在新闻媒体与学术界中逐渐被遗忘。然而他的多位幕僚认为这是他最杰出的演说。记者认为，这篇演说堪为这位参议员的墓志铭，因为甘迺迪在演讲后两个月即遭遇刺杀身亡。
背景.
1968年4月4日，非裔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遭狙击手暗杀，罗伯特·甘迺迪当时正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进行总统竞选活动，途中得知此事。他即席发表了后，宣布中止所有竞选活动并返回下榻的。与多位非裔社区领袖通话后，甘迺迪决定公开反对针对金恩遇刺事件的，并如期出席在的演说。 幕僚一致认为这是最佳行动方案，并建议他在演说后即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停留至金恩下葬为止。甘迺迪亦致电位于亚特兰大的金恩遗孀科丽塔·斯科特·金。在她的请求下，甘迺迪指示幕僚安排飞机将金恩遗体运返家乡。由于多家航空公司不愿承接此任务，最终由甘迺迪友人协助包机处理。约翰·路易斯与等人亦被派往协助科丽塔·金。甘迺迪还为金恩住所增设三条电话线，以应对大量来电，其幕僚亦在亚特兰大的西亨特浸信会教堂设立呼叫中心供金恩家族使用。
当晚在马罗特饭店，甘迺迪与14位当地黑人领袖举行会谈。这场会议由幕僚詹姆斯·托兰（James Tolan）在金恩遇刺前便已安排，并于托兰的房间内进行。 与会人士曾讨论是否应继续举行会议。甘迺迪最终出席，但会谈很快陷入激烈争论，多位领袖指责他是「白人建制派」中不可信赖的一员。甘迺迪在争论中失去耐性，说道：「我不需要承受这些烦扰。我大可以坐在自己的泳池边。你们知道的，上帝对我很好，我其实什么都不缺。但我觉得既然祂如此恩待我，我应该回馈一些。而你们自称为领袖，却只会抱怨个人的问题，从没谈过你们自己人民的处境。」会议最终在多数与会者承诺支持甘迺迪的竞选下结束。 其中一人后来表示，甘迺迪「完全展现出同理心与理解」。
甘迺迪随后在饭店内不安地来回踱步，并探视其幕僚人员。当被问及金恩的遇害是否让他想起了兄长约翰·F·甘迺迪总统于1963年的遇刺事件时，他回应说：「是啊，但也让我开始思考，他们会不会也对我这么做。」他对撰稿人说：「你知道吗，马丁·路德·金恩的死，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的事。」格林菲尔德后来表示：「当时我完全无法理解他这样的冷漠，直到我意识到——他当时想的是他哥哥的死。」
同时，格林菲尔德与另一位撰稿人在房内撰写针对金恩遇刺事件的正式回应，并透过电话获得位于纽约的泰德·索伦森的协助。不过索伦森的回忆有所不同。他记得1968年4月4日晚间接到甘迺迪打来的电话时，自己人在华盛顿特区而非纽约。甘迺迪请他就即将在克里夫兰发表的演说提供意见，并表示将在一小时内再次来电。索伦森想到约翰·F·甘迺迪的遇刺事件，立即在废纸上开始撰写笔记。甘迺迪回电后，索伦森口述起草内容，由参议员亲自手写纪录。 曼基维兹后来回忆自己在演讲撰写过程中「偶尔」参与其中。 大部分内容则由瓦林斯基撰写完成。
1968年4月5日凌晨约2点半，甘迺迪发现瓦林斯基趴在打字机上睡著，格林菲尔德则已倒卧在床上。 甘迺迪替格林菲尔德盖上毯子，格林菲尔德醒来后说：「看来你也没那么无情嘛。」甘迺迪回应道：「别告诉别人。」当日上午，瓦林斯基与格林菲尔德将索伦森的内容补入讲稿，完成了这篇演说。
此时，甘迺迪接受了娱乐主持人的访谈。当时的甘迺迪情绪沉重；当被问及白宫是否能容纳他那么庞大的家庭时，他答道：「你觉得这会是我最大的问题吗？」帕尔接著更严肃地询问，是否提供就业机会就能解决都市贫民窟的问题，甘迺迪表示，虽然工作机会确实重要，但还必须伴随「对他人的同理与关怀」。帕尔再问：「当你听到金恩博士被暗杀时，你有什么想法？」甘迺迪回答：「我想的是，越来越多人诉诸暴力。而到了最后，这将摧毁我们的国家。」
甘迺迪在飞往克里夫兰的途中审阅并大幅修改了演讲稿。 飞机最终延误90分钟抵达。 为表对金恩的尊重，原定自克里夫兰霍普金斯国际机场出发的游行车队取消。 甘迺迪改乘一辆白色敞篷车进入市区。途中，一名幕僚从配有车载电话的车辆中拦车通知甘迺迪，警方怀疑在他即将发表演说的饭店对面教堂尖塔中可能藏有狙击手。其贴身保镳比尔·巴里（Bill Barry）建议甘迺迪暂时停车等待，由他先行探查。但甘迺迪愤怒地拒绝，说道：「不，我们绝不会因为这种威胁就停下来。」甘迺迪随后穿越，现场聚集了约一万人，正举行金恩的追悼活动。原先甘迺迪也预定在该处发表演说，但该行程已取消。
演讲.
甘迺迪的演说备受瞩目；在活动前一周内，克里夫兰市政俱乐部已售出逾1,400张门票，供民众参加于举行的午餐演说会。当地频道与中断原本对金恩遇刺事件的报导，改为直播甘迺迪的演讲。现场共有约2,200名市政俱乐部成员听取此演说，全长仅10分钟。甘迺迪语气平静且庄重， 演说中亦融入了悲剧主题。
总结.
甘迺迪在开场时即淡化自己作为总统参选人的政治身分与抱负，强调当下的局势， 并说道：
这番话为整场演说定下了基调。 接著，甘迺迪以强烈且充满情感的语言阐述他对「暴力」的观点。 他指出，暴力对所有美国人造成伤害，无论其种族为何。他随后暗指金恩之死，并强调暴力的无意义，提问道：
透过这段话，甘迺迪劝诫民众不要因金恩之死而发动暴动， 并实质上将暴民的行为与刺杀民权领袖的凶手相提并论。他随后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并将美国社会描绘为一个愈发屈服于暴力倾向、从而侵蚀其国家理想的民族。 他主张，任何死亡事件都会贬损美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并因此采取坚定立场，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
甘迺迪指出，美国社会对暴力的容忍度正在不断上升， 从对越南战争新闻报导的冷漠接受， 到电影与电视中杀戮场景的频繁出现， 乃至于枪枝管制措施的不足。他亦批评美国在内政与外交上的双重标准，指出有些美国人支持海外实行非暴力，却不愿在本国推行；另一些谴责暴动的人，却正是造成暴动发生的社会条件的始作俑者。 紧接著，他指出，一些美国人「总是在找替罪羊，有些则在寻找阴谋」。 随后，他进一步批评政府与民间建制派：
即使在1960年代，这番言论仍被视为激进且可能引发争议。 随后，甘迺迪警告说，当一个社会试图「教导」人民彼此仇恨，或灌输某个人是「次等人」的观念（暗指当时其他公众人物常见的种族歧视言论），就会降低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并提高暴力冲突的风险。
甘迺迪在演说中并未列出任何具体计划或政策提案来解决当前问题， 因为他相信，暴力的终结并无单一解方。 即便如此，他仍明言，若什么都不做，美国的暴力问题将持续存在。他表达了希望，只要人们携手合作、推动改变，暴力或可得以遏止。 随著演说进入尾声，甘迺迪的语气愈发坚定而充满希望。 他最后以亚伯拉罕·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作结，作出隐喻呼应。
当甘迺迪演讲结束时，有数位女性已感动落泪。 他打破克里夫兰市政俱乐部历来讲者接受观众提问的传统，未开放问答环节。观众起立鼓掌向他致意。 克里夫兰当地主要报纸《诚恳家日报》赞誉这场演说为「永恒之言」，并给予大量报导。但在全国媒体层面，甘迺迪的谈话所获关注相对有限。
后续.
演讲结束后，甘迺迪搭乘包机前往华盛顿特区。 当飞机接近城市时，乘客们可见下方因骚乱而引发的浓烟升起。甘迺迪要求飞行员再绕一圈，以便再次观察情况。抵达后，甘迺迪提议亲自前往暴动区域安抚群众，说道：「我觉得我可以对这些人做些什么。」此举令大多数幕僚震惊不已。为了拖延时间，建议甘迺迪先礼貌性地告知市长他的计划；则劝他暴动未平息前难有作为，并警告这样做会让他看起来像是在。甘迺迪最后勉强同意返回住处。
两天后，甘迺迪与妻子埃塞尔·甘迺迪出席了位于骚乱区域的新伯特利浸信会清晨8点的棕枝主日礼拜。被广泛指责为煽动当地骚乱的也在会众之列。虔诚天主教徒的甘迺迪与其他教友一同领受圣餐礼，此举令华盛顿主教颇感不悦。礼拜结束后，他询问牧师沃尔特·E·福恩特罗伊周边地区的破坏情况有多严重。 随后，福恩特罗伊带他步行前往最为严重的灾区。埃塞尔、幕僚与其妻，以及数位记者、地方官员与教友紧随其后。 随著人群行进，队伍越聚越大，最终大到令一组美国国民警卫队误以为是一群劫掠者。警卫队因恐发生冲突，戴上防毒面具并装上刺刀。一辆跟随的警车紧急加速驶入人群与卫兵之间，阻止冲突发生。 福恩特罗伊回忆道：「当他们看到那是小甘迺迪时，立刻取下面具放我们通过。他们看起来如释重负。」
当晚，甘迺迪召开电视记者会，探讨是否可设立一个类似和平队的国内计划，以减少白人郊区的种族歧视现象。 4月8日，甘迺迪与其妻依照柯丽塔·斯科特·金的请求，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马丁·路德·金恩的葬礼。随后他与幕僚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吸引对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感到疲乏的中产白人关注，以缓解全国种族紧张情势。甘迺迪随后返回印第安纳，并于4月10日发表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受金恩之死启发的演说。与先前呼吁同情与终止暴力不同，这次他直言劝告白人应接纳并欢迎黑人融入美国社会。 接下来整个四月，他逐步降低竞选语调，改以「团结与和解」为主轴。甘迺迪在后续竞选中反复重申克里夫兰演说中对美国内部弊病的批判。
评价.
〈论无理性的暴力威胁〉这篇演说在历史上长期被甘迺迪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即席谈话所掩盖，亦鲜少受到学术界关注， 但仍被部分人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演说。 记者认为这是「整场竞选中写得最好的讲稿，也可能是甘迺迪政治生涯中最优秀的演说之一」。另一位记者大卫·哈伯斯坦则评价道，这是「也许是这场竞选中最出色的一篇演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出色的一次」。 格林菲尔德亦曾称其为「竞选期间撰写得最出色的演说」。曼基维兹则写道，这可能是「甘迺迪在竞选期间发表过的最佳演说之一，无疑也是其整个公职生涯中最杰出的一篇」，且是「最能体现甘迺迪对人性观点与其所面临威胁的演说」。记者表示，这篇演说「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成为罗伯特·甘迺迪总统竞选中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它让他得以找到一个新的主题来重新定位竞选方向。1968年6月甘迺迪遇刺后，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说，称该篇克里夫兰演说是这位已故参议员在「犯罪与暴力问题上最具分量的声明」。 纽菲尔德认为，这篇演说正是对甘迺迪本人最恰如其分的墓志铭。
1999年，玛丽安·莱特·埃德尔曼在科罗拉多州发表演说时引用了甘迺迪的讲词。 在2015年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发生后不久，她又在第25届「击败逆境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说，谴责枪枝暴力，并再次引用甘迺迪的言论。 总统巴拉克·欧巴马在2016年达拉斯警察枪击案后致美国执法部门的公开信中也引用了这段讲词。 记者兼前白宫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在达拉斯枪击事件后撰文指出：「如今，[甘迺迪]动人的话语依然如此贴近现实」。将这篇演说形容为一篇「美式的」，并指出它「与其说是竞选演说，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讲道」。 根据《旗帜周刊》的说法，「[这篇演说]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暴力』一词成为任何令人遗憾的社会问题的代名词。」
尽管许多书籍与电影详细探讨甘迺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演说，大多却完全忽略他在克里夫兰的讲话，或仅略作提及。最广为人知的呈现方式，是2006年电影《》的结尾，当中以这场演讲的录音作为旁白，搭配罗伯特·甘迺迪在加州遇刺的真实与重现片段。 罗伯特·甘迺迪的女儿凯莉后来表示：「我其实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他前一天发表的那场演说，人们会一直认为他在克里夫兰的讲话是他最出色的演说。」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于2007年发生后，历史学家柴克瑞·J·马丁（Zachary J. Martin）撰写了一本关于该演说的书籍《〈无谓的暴力威胁〉：罗伯特·F·甘迺迪的愿景与当下的迫切》，并于2009年出版。2015年推出了一部名为《无谓的暴力威胁》的短篇电影，描绘美国各地社区中各种族群间的枪枝暴力，画面搭配该演说的部分录音片段。2018年4月5日，克里夫兰市民俱乐部（City Club of Cleveland）举办活动，纪念该演说发表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