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餉

三餉 ， 明朝末年的遼餉 、 剿餉 、 練餉三項賦稅的合稱 。 “ 遼餉 ” 又稱新餉 ， 萬曆四十六年 （ 1618年 ） 爲應付遼東防衛後金的軍事需要 ， 戶部尚書李汝華議請畝加三釐五毫之賦 ， 明年復加三釐五毫 ， 四十八年 （ 1620年 ） 又議請再加二釐 ， 前後平均每畝土地加徵銀九釐 ， 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 ， 崇禎四年 （ 1631年 ） ， 提高到一分二釐 ， 共銀六百六十萬兩 ， 另加關稅 、 鹽課及雜項 ， 共得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 。 崇禎十年 （ 1637年 ） ， 兵部尚書楊嗣昌爲鎮壓民變的費用 ， 奏請增兵十二萬 ， 加徵 “ 剿餉 ” ， 總數兩百八十萬兩 ， 直到十三年 （ 1640年 ） 被迫停止 。 崇禎十一年 （ 1638年 ） 九月至十二年三月 ， 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直入內地打草谷及屠城 ， 楊嗣昌提議徵派 “ 練餉 ” 七百三十萬兩 。 當時朝廷議論紛紛 ， 楊嗣昌說 ： “ 無傷也 ， 加賦出於土田 ， 土田盡歸有力之家 ， 增銀三 、 四錢 ， 稍抑兼併耳 。 ” 崇禎亦常發內庫之帑金以濟餉 ， 如崇禎八年出帑金二十萬助剿餉 ， 崇禎十二年出帑金三十萬濟餉 。 三餉的加派使得激化的社會矛盾更趨尖銳 ， 崇禎三年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人在奏疏說到財政窘境 ： “ 今日而思開節之法 ， 誠難言之 。 議者或欲開礦 ， 而慮得不償失 ， 仍滋亂階 ； 或欲加稅 ， 而關稅已增 ， 徒撓商旅 。 至於間架門攤 ， 均屬苛細苟且之政 。 權衡子母 ， 又鮮實心任事之人 。 爲今日之計 ， 求其積少成多 、 衆擎易舉 ， 無逾加派一策 。 ” 御史郝晉言 ： “ 萬曆末年 ， 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 。 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 。 剿餉三百三十萬 ， 業已停罷 ， 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 。 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 ， 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 ？ ” ， 其它雜項加派又多如牛毛 ， 故官兵愈剿 “ 盜 ” 愈多 ， “ 民越窮而寇越起 ” ， 成爲明朝滅亡主因之一 。 顧炎武在 《 天下郡國利病書 · 福建三 》 中記載 ： “ 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 ， 納餉至十兩 。 ” 清兵入關後 ， 多爾袞令蠲免三餉 ， 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發佈 “ 大清國攝政王令旨 ” ： “ 前朝弊政 ， 厲民最甚者 ， 莫如加派遼餉 ， 以致民窮盜起 ， 而復加剿餉 ， 再爲各邊抽練 ， 而復加練餉 。 惟此三餉 ， 數倍正供 ， 苦累小民 ， 剔脂刮髓 ， 遠者二十餘年 ， 近者十餘年 ， 天下嗷嗷 ， 朝不及夕 。 更有召買糧料 ， 名爲當官平市 ， 實則計畝加徵 ， 初議準作正糧 ， 繼而不肯銷算 。 … … 予哀爾百姓困窮 ， … … 爲爾下民請命 ， 自順治元年爲始 ， 凡正額之外 ， 一切加派 ， 如遼餉 、 剿餉 、 練餉 ， 及召買米豆 ， 盡行蠲免 。 ” 福臨登極詔書又重申 ： “ 地畝錢糧俱照前朝 《 會計錄 》 原額 ， 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 ， 按畝徵解 。 凡加派遼餉 、 新餉 、 練餉 、 百買等項 ， 悉行蠲免 。 ” 但清初由於軍費繁浩 ， 財政困難 ， 並沒有認真實行 ， 特別是順治四年 （ 1647年 ） 復徵遼餉 ， 七年 （ 1650年 ） ， 多爾袞邊外築避暑城加派9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 ， 順治十四年 （ 1657年 ） 遼餉編入 《 賦役全書 》 ， 即爲 “ 九釐額銀 ” ， “ 順治十八年 （ 1661年 ） 還食言自肥 ， 恢復了明朝剿餉 ， 加賦五百多萬兩 ” ， 州縣也常私自另有科派 ， 終清一代 ， 從未蠲除 。 例如清光緒十三年臺灣民田中田每甲徵租稅2兩8分5毫4絲 ， 不含地方官員加派 ， 相當於每畝徵2分4釐8毫 ， 是明初稅制 「 卅取一 」 的八倍 ， 若加上地方官加派則達十倍之譜 ， 惟清末此稅率仍僅日本戰國時代及江戶時代的一半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