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黄开郎、曾春秀疑涉西来庵事件再度被捕拘禁，后经调查，两人无罪释放。日本政府于西来庵事件后，对鸾堂活动控制极严，甚至派日本人担任劝化堂住持，以为监视。1923年，编印第二本鸾书《警世玉律金篇》。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后重建。到了皇民化运动时，移到偏僻岩洞扶乩。日人一度强令劝化堂正殿要改奉天照大神，但没成功。战后，扶鸾活动在1960到1970年到达到巅峰，每逢开乩日扶乩案件曾达五、六十件，经常傍晚开乩到天明，后因附近寺庙兴起，纷纷开堂降笔，信徒分散，加上因社会型态和价值观的改变，扶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