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变大局是非论》，认为“津沽之事，诸夷实先攻我炮台，是兵端自彼开之。”他反对议和，认为“与其拱手援敌，坐而待毙，不如战也。战而胜，京师自可收复。”他的主张未被清廷接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安维峻获起用为内阁侍读，总纂《甘肃新通志》，不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十多个省响应。安维峻“誓不与革党共戴天日。”他在《董统领讨革党檄》中，称革命党“叛逆”为“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之贼。”他还致信清廷诸位统兵大员称“凡为大清臣子，各宜手提义旅，力翦凶讐。”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