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之烈，实肇始于郑众受到重用，“宦官用权，自此始矣”。《资治通鑑》这种强调“前因后果”的概念，贯穿全书，又如司马光认为汉武帝逼死戾太子，实肇始于“尧母门”，而汉祚不亡则是武帝“晩而改过，顾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中唐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高丽人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爲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这时司马光发表议论：“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通鑑》又记牛李党争的开端。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