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远古史，找寻资料并不容易；郑樵以毕生精力独纂二百卷《通志》，以“三十年着书，十年搜访图书”，他的成就是巨大的，“闻人家有书，直到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清代纪昀认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1947年顾颉刚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对各家中国通史着述的评论：“所有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中国共产党历史专家杨奎松也以为，写通史“其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