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开会称： “中央文革认为有必要开大会抗议缅甸政府。政府发表的声明，有局限性。总理做事稳重、谨慎，未免有点保守。会后要搞两路游行，一路到缅甸大使馆，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精神。”1974年4月29日，聂元梓在致江青的信中作了检查，检查的第四条为：“我受陈伯达的欺骗，1967年7月参加了‘抗缅大会’和‘揪刘火线’的群众活动。”内称：“我参加‘抗缅大会’，会后还根据金××（大会主席）或戚本禹的指示，带了学生到外交部提出批评，要求对缅甸政府持强硬态度，并要求转述红卫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