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群臣的疑心。由于明神宗过于偏爱郑贵妃及其所出的皇三子朱常洵，在国本已立之后，外廷对郑贵妃及其子朱常洵的疑心依然不减。发生于万历二十六年的妖书案，万历四十一年，王曰干诬告郑贵妃为立己子，施行厌胜之术，诅咒李太后、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郑贵妃都被或多或少的牵涉其中。对于郑贵妃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所充当的角色，清朝的史官在编写《明史》的时候认为，郑皇贵妃“亦非有阴鸷之谋、干政夺嫡之事，徒以恃宠溺爱，遂滋谤讪"，不过是因为明神宗对其过于溺爱，无端招致诽谤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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