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英国，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多伊奇哲学教授，有人便以此来证明美国学术比起英国更为繁荣，将他的出走称为从英国学术界到美国学术界的“人才外流”。某一次他曾一家英国报纸对说，以他身为一名学者的薪水都很难在伦敦市中心买一套房子。2002年11月，他告诉《卫报》，他很遗憾他的出走变得人尽皆知：“有人曾劝说我，当时的学术条件有着很严重的问题，我的出走能够使这种情况引起大众的注意。结果是这虽然确起到了一点作用，但却显得我脾气很坏，而在我三年后回来时情况变得更无法理解——我与其他人住在一起时感觉同他们难以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