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这样的逻辑，而束缚住了还击的手脚。连干部队伍的政治排队情况，都是以对待群众的态度，来对应画线的。 在文革初期，这是一道预发的赦免符，以抽象的政治性的全称肯定，否定了所有法律秩序的具体规定。它被用作鼓动、放纵红卫兵行为上的随意性，从破四旧、砸文物到揪斗、体罚，从抄家到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即使有激烈、野蛮的举动，也被当作行为失检的枝末细节，是事出有因，不应追究。连“糟得很”的现象描述都被先验地纳入了指斥历史上湖南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官老爷”的观念范畴里。由此树立起一种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