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之争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产生了政治定性、群起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甚至贾植芳曾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