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金履祥撰《通鉴前编》多引《纪年》之文。清代雷学淇是研究《竹书纪年》的大家，研治之初，就有人称此书“悖经诬圣”，并责问雷某“劝以甲第，别有当务”。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多根据《竹书纪年》。钱穆在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曾大量引用雷学淇的成果，以致于白寿彝在1961年写《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称“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