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使命，是要补查时政洩导人情。然而自诗经以后，中国的文学渐渐地离开他的使命，而趋于唯美个人浪漫。于是他们便下了改革文学的决心，提出「文章合爲时而着，歌诗合爲事而作」的主张。
地位.《与元九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刘大杰认为《与元九书》「在中国过去的文坛，这是一篇最大胆最有力量的文学运动的宣言，在这篇文字里，他对于往日的古典文学格律文学大胆地批评破坏，同时于新文学又加以理论的建设。杜甫张籍有这种意见，没有说出来。韩愈柳宗元有这种意见，虽是说出来了，但是说得太含煳太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