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人士翟暖晖指出，政府以「工运」作为颁奖予杨光的理据，刘千石及李卓人亦有从事工运，如果刘、李不能得到勋章，那么杨光获奖便是明显存在政治因素。杨光逝世之后，曾任第四至十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会议香港特区代表、香港培侨中学校长的吴康民，2015年在香港明报撰文表示，六七暴动时，杨光的角色「...『一切听指挥』，自己并无决策权。事无大小，都得听新华社的。而且事实上斗委成立不久，杨光就已成港英当局监视以至追捕对象。他率众到总督府示威以后，就只能躲进中国银行（旧址）大厦顶楼，作为『寓公』达数月之久。」至于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