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这一行为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但谢富治并不接受周恩来的批评，公开对抗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6年年底，张春桥、谢富治等人经过策划，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简称《公安六条》）。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0位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力，我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