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三篇文章，强调诗的健康特质，并认为诗所别具的美好言语应该对社会引起正面作用，更批判周梦蝶、叶珊、余光中等人对现实的逃避。随后，颜元叔发表〈唐文标事件〉一文加以反驳，因此该次论战又被称作「唐文标事件」。不久，余光中也发表〈诗人何罪〉，批评唐文标思想危险：“满口『人民』、『民众』的人，往往是一脑子的独裁思想；例子是现成的。不同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笔勾销古典与现代。这样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对于今日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也许尚有迷惑的作用。”并威胁《现代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