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节了解到西方各国均有蒙古之研究，且水平极高，因此激起了中国史学界对蒙古之重新研究，当中更借助西方之学。清代，侍郎洪钧出使欧洲德俄奥荷四国后，从西书辗转译成《元史译文証补》，使中国之学者惊叹西方汉学研究水平之高，更一度掀起「非《元史》」之风。洪钧当时即在书中提出「也里可温为景教之余绪」。及至1902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当时沈家本即在《元典章》中发现「也里可温」之义。民国初年，由于基督教在华再次兴盛，对其在华历史之研究亦随之兴起。当时辅仁文社即有研究也里可温教者。其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