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少年》刊物上出版时事杂谈《民国花》一文，认为北洋政府勋章、货币上的嘉禾图案（稻花）可称为“民国花”，但在民国初年仍多沿袭明清习惯称牡丹为国花。1914年，侯鸿鉴应约编写“国花”一课教材，认为民国国花应为牡丹。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也称“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1920年，《申报》发表黛柳《我中华民国之国花》一文，认为“以言国花，则无宁牡丹”。鲁迅于1925年7月19日创作的杂文《论“他妈的！”》中曾提到牡丹为国花的说法。1927年至1928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东北易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