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通鑑》即批评商鞅变法，说“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对李悝变法更是只字未提，并且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司马光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资治通鑑》；尽管司马光宣称“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尽废新法，苏轼无奈的说：“又是一个拗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