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那张画，使批判失去靶子。公安机关为此到中央美术学院，将该画失窃作为政治案件处理。另外，张郎郎将自己作的长诗《进军号角》寄给《人民文学》杂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经邵荃麟签发，《人民文学》准备全文发表，但最终未发表。背景是当时文艺界已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邵荃麟首当其冲遭到批判，因此发表的事未果。后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之女告诉张郎郎，当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已将张郎郎描述为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郎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