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历史学派人士，包括凌纯声、芮逸夫、卫惠林等人，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详见下节）。社会学派继续留在中国，参与各地民族学院与民族研究所的设立，吴文藻主持中央民族学院。然而在1952年，中国宣佈人类学与社会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相关科系均遭到裁撤。费孝通、黄现璠则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们与同事被指派参与民族学工作，从事少数民族识别，依据史达林在1942年对摩尔根及恩格斯社会进化论的重新诠释，而且这个民族识别的方法较多源自于民俗学研究，而不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费孝通本人并不认为需要清楚划分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