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做法，将中国的相关路名改为“虐囚街”、“斯诺登街”、“本拉登路”，甚至还有“莱温斯基路”等；不过有未具名的网民也指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期间，红卫兵的确曾把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的街道改名为“反修路”。AHR组织的执行董事大卫·凯斯在接受法新社採访时表示：「（此举）将提高中国监禁包括刘晓波在内的异见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代价……这是象征性的，这个举动很小，但如果我们能提醒中国有关暴政的代价，并给在押的异见人士带去希望，就能给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中国释放政治犯并对外开放。」中国民运人士方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