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这些反对意见还认为，中文大学的营运开支当中，以教师薪金佔上一大部份，行政开支只佔小数，因此中大是否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并不能明显节省办学经费。尽管面对新亚书院和中大学生方面的激烈反响，港府最终仍然是接受了第二次《富尔敦报告书》的建议，并由立法局在1976年12月按建议通过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至此，中文大学改制的决定遂告尘埃落定，但最终包括正副主席在内的九名新亚书院校董却愤而辞职，以示对改制的坚决抗议。尽管富尔敦因发表第二次《富尔敦报告书》而激发中大校内校外就大学学制的争论，但《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