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作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导的是爱和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