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回护李德裕，说牛僧孺放弃唐原有的土地，并将归附的人捆缚送回是“以小信碍大计”，李德裕为洗刷前朝耻辱并奏请追封悉怛谋是大义的体现。后宋明理学着名的代表人物朱熹明确指出李德裕奏疏所言都是为过谋事，而牛僧孺尽管以义理说事，却是完全为了一己私利。明代史家王夫之在其着作《读通鉴论》中针对此事有更为详尽的评论。他指出，维州一事支持牛僧孺的观念是自司马光开始的，司马光的目的是为说北宋当时对外的军事政策积极，从而利用牛僧孺的观点来告诫皇帝。王夫之进一步说明了唐、宋两个时代对外的强弱对比不同，战略利害也是两个方向，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