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朱一贵事变后，社学制度逐渐废弛，义学代以兴盛，所有社学多变为义学。社学一辞，到了干隆年间，成为诸子以文会友之场所，有文昌祠即设有社学，原来的意义近失尽失。「土着社学」，系专为熟番而设，康熙二十五年，诸罗县令樊维屏，在其辖区内四番社（新港社、目加熘湾社、萧壠社、麻豆社）各设社学一所，是为发端；康熙三十四年，台湾知府靳治扬到任之初，大量创设社学。干隆年间为其鼎盛时期，嘉庆年间，由于熟番急速汉化，原来的土着社学，逐渐变成一般的汉民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