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产物，刘恕《通鉴外记》卷三引此文后云：“《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金履祥撰《通鉴前编》多引《纪年》之文。清代雷学淇是研究《竹书纪年》的大家，研治之初，就有人称此书“悖经诬圣”，并责问雷某“劝以甲第，别有当务”。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多根据《竹书纪年》。钱穆在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曾大量引用雷学淇的成果，以致于白寿彝在1961年写《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称“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