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勐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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