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者翁佳音认为此论点修正清朝视台湾为边疆、无足轻重，以及统治官僚颟顸无能的通说。
后期的积极治理时期.中华民国历史教科书普遍视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为消极转积极的关键，然另有史料着述如下。沈葆桢到任不足一年，被提升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而离开台湾，以致其改革构想未完全实现，但由其继任者、福建巡抚丁日昌继承下来。丁日昌和沈葆桢一样是属于清末改革运动、「洋务运动」的推行者。其施政计划，包括把沈葆桢的政策推进更上一层外，为强化台湾内部以及与清廷的连系，敷设通信用电线，以及在基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