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北京、天津的工厂开展“四清”。1966年6月，陈伯达命工作人员全体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陈伯达先后主笔起草了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及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也涉及田家英。会议期间，陈伯达三次到马列主义研究院讲话，严厉批判周扬、胡绳、田家英等人，重点是批柴沫，说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并说柴沫在和田家英的关系上犯有严重错误，缺乏革命原则性。此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