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馆后，仍继续钻研三礼，例如杭世骏在馆期间于《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在离开“三礼馆”后更倾心于《礼记》一经的搜讨和编纂，晚年撰成《续礼记集说》一百卷。又如王士让撰有《仪礼紃解》、官献瑶撰有《读周官》、诸锦撰有《夏小正诂》等都是离馆后的私人续作。惠栋之父惠士奇于干隆元年（1736）赴京纂修《三礼义疏》。然其学问不获方苞看重，在三礼馆未尽所学，贡献无多，四年后乃告归。三礼馆学风深刻表现在惠士奇与方苞学术风貌不同。方苞与三礼馆同仁多不协，于学术讨论，往往流于意气之争。干隆五年（1740年），汉学健将江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