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优先于个人健康；这种理论将社会视为一个需要接受治疗的有机体，因此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或患有不治之疾的社会成员应该被消灭以维持社会整体的健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些倒楣的生物应该获得「慈悲的死亡」（"Gnadentod"）的待遇。除此之外，勃兰特在医生审判中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声称：「...任何个人的伦理准则均须为战争做出让步。」 美国历史学家霍尔斯特·弗雷哈佛（Horst Freyhofer）认为在没有勃兰特的同意下，恶名昭彰的纳粹医生们极不可能擅自进行这些残忍且特异的医学实验。在安乐死行动尚处于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