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行兇，与刑法二百七十三条义愤杀人罪的当场基于义愤要件不符。至于邓如雯辩护人主张应鑑定邓如雯行兇时之精神状态，一审法院以邓如雯行兇后有明确记忆，并能将死者以棉被妥为覆盖，并清洗血迹与自首等行为，足见无精神耗弱现象，使用「亦无必要」一语驳回，并最终以《中华民国刑法》杀人罪判处邓如雯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民事部分，法官则以邓如雯身陷囹圄不便行使亲权为由，判由二伯为其子女监护人。由于当时报纸仅以小篇幅报导，社会视其仅为一妇女不堪长期受暴而杀夫之寻常案件，而未对此案予以关注。妇女团体等社会团体声援上诉，并要求仿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