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依附而来，但此处“国花”中的“国”与“国手”“国色”等一样，是远超群类，冠盖全国的意思，并非现代民族国家象征的意义。到明朝晚期，文献中将牡丹称之为国花的逐渐增多，根据刘侗《帝京景物略》及袁中道《珂雪斋集》记载，北京西直门外的极乐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夏因广种牡丹而修建“国花堂”，后来清代书法家爱新觉罗永瑆曾为该堂题写匾额。袁中道《海淀李戚畹园大会》中“野鹤止同家鹜狎，国花长作圃蔬看”中也以“国花”指李戚畹园（后世清华园）的牡丹。同时期以“国花”称牡丹的还有王彦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