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杨绛和钱锺书一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期间，他们会见了胡适。1949年，杨绛和钱锺书没有去台湾，选择留在大陆，她在《我们仨》中说：“郑振铎、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