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体成为文化的真正代表时，这个个体才有了真正的人格”。他认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在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方面变得同质化。民族认同的概念具有利于统一的价值被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所扩张。在一篇1911年的文章里，他提到“土耳其人就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设想的“超人”。他主要的社会学工作是放在区分“欧洲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模仿）和“现代性”（主动采取措施）上；他感兴趣的是日本，将它视为在没有放弃固有文化特性的基础上还进行了现代化的国家模型。他认为，使“文化”（非功利主义、利他主义、公德心）服从于“文明”（功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