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印象是，他在见证一种转型过程。更具体地说，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场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上层建筑的革命——改变了工业组织，使工人全面参与一切决策，并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那些年，中国是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流派”的基准，这个流派由贝特兰、保罗·斯威齐、安德烈·甘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萨米尔·阿明和反对“现代化”理论的其他人组成，他们确认，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在“欠发达”国家，唯一可能的“发展”是，在这些国家摆脱不平等且不对称的由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世界市场联系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