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王夫之则以为宋政之乱“自仁宗开之”，又说：“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范仲淹等人的屡次上书，“以启上之佚志”，最终引发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又开了以后熙宁变法、朝臣党争的先河。王夫之全盘否定宋儒的“上书陈利病”，尤其反对在上书中“以先王为口实”，即宋儒挂在嘴边的“复三代之治”。王夫之认为，高宗时“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但它仍能苟延百余年者，实有赖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