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发掘了钱钟书与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19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夏也相当欣赏白先勇的作品，在《白先勇论》一文中认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他推崇白先勇兼採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作为小说家，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艺术成就是无庸置疑的。夏氏是西洋文学专家，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