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他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辩论”。但1970年代初期，贝特兰在《世界报》上宣布与古巴决裂，谴责了这个政权的“苏联化”。1966年，贝特兰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他在理论规划方面帮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但不直接隶属于该组织。为了研究文化大革命创造的新的工业发展方式，他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的身份，多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6年毛泽东去世、怀仁堂政变后，1977年5月，贝特兰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职务，对新的领导人（华国锋和邓小平）持严厉批评态度。从1980年起，贝特兰越来越停止——第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