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陶铸便摘掉了这批人的“右倾”帽子，一律平反。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中央、地方的责任是三七开的说法不能服人。他认为责任主要在上面，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此次大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够深刻。三年困难时期后的1962年，由于广东省饥荒，陶铸一方面扩大农民自留地，另一方面原则同意适当放宽对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由此出现了第二次“逃港潮”。而在当年6月初处理民众在广州集中拥港的东站事件（"参见：大沙头站）"时，在高官内部会议中定之为所谓敌我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