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鑑》；尽管司马光宣称“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尽废新法，苏轼无奈的说：“又是一个拗相公”，虽然司马光将历朝党争提写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却深陷于党争之中不可自拔，《资治通鉴》也差点为新旧党争所毁。
影响.司马光的《资治通鑑》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着，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鑑》，则欲治而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