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title: 起源.
content: 此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的设立是在同一系列的事件。「人的基本权利宣言」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被提出,该会议促成了联合国以及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受委托负责起草宣言,起草过程之始,该文件就被拆分成一份列明人权的基本原则之宣言,和一份包含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之公约。前者演变成世界人权宣言,并在1948年12月10日得到通过。  公约之约国(包括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须促进落实自决权利;以及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条文尊重该权利。  随着起草工作继续,联合国各成员国之间对于公民和政治范畴的消极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范畴的积极权利,这两种权利相对上的重要程度之见解有了显著的差异。最后使原公约再拆分成两份公约,「一份包含政治权利,另一份包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两份公约被设计成尽可能写有互相相似的条文,而且同时开放供签署。两份公约都包含让所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第一份文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份文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54年,草稿获提交至联合国大会讨论,并在1966年通过。 作为外交谈判的结果,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点点通过。
title: 各地实践与效果.
title: 美国.
title: 保留、谅解和声明.
content: 美国参议院在1992年在作出五项保留、五项谅解、四项声明后批准了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意见认为对公约作如此多的保留,故其履行对国内效力很少。特别的,参议院声明「公约1-26条文规定不可自动生效」 。在一份参议院行政报告中说明这项声明是为了「阐明协约不会在美国法院成为私人的起诉理由」。当一份条约或公约不是自动生效,而国会也没有为履行协约而提出立法议案时,则条约或公约批准后也不会在美国司法系统中造成私人诉讼权 。  如果对条约作出的保留是「不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国际法这保留是无效的,因此这个「非自动生效」的声明是否符合国内法也成疑问。
title: 不遵守公约.
content: 199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有否获遵守表示关注。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广泛提出的保留,这些保留基本上使得凡是需要改变国家法律以确保遵守《公约》义务的所有《公约》权利无效。因此没有接受真正的国际权利或义务。而当没有规定能确保《公约》权利在国内法院可以提出起诉,而且未能允许个人根据第一项「任择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申诉,则《公约》的保证的所有基本要素已被删除。  实际上,美国没有接受《公约》规定的任何一项国际义务,没有改变其国内法,以符合《公约》订出的限制。其公民也不被允许提出起诉,以实行他们按《公约》享有的基本人权。美国也没有批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OPCAT)。因为这样,《公约》已失去了效力,争议的焦点是美国官员坚持要求保留主权、司法、检察和行政部门的豁免权的一张大网,这往往使其公民丧失了在法律下的「有效补救措施」,这原是《公约》旨在保证的。  2006年,人权委员会对其解释为重大的违规行为表示关注,劝告美国立即采取纠正行动:
title: 中华民国.
content: 中华民国于1967年10月5日由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刘锴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签署该公约,而后于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联合国,直到总统陈水扁推动「人权立国」之目标,立法院才开始讨论该两公约的国内法化,法务部分别于2007年3月23日、2008年1月28日以法规字第0960600200号函、法规字第0970600032号函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草案(以下简称「两公约施行法」草案)呈报行政院核转立法院审议。历经立法院第6届第6会期及第7届第1会期至第3会期,在野的中国国民党执反对意见。  2009年3月31日,立法院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在2009年6月15日被联合国以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代表而拒绝。
title: 中华人民共和国.
content: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约》,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但是由于《公约》与现行法律有诸多冲突之处(比如关于死刑的使用范围,如公约规定只有“最严重犯罪”才可以判处死刑,其中要排除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和政治犯罪,“但根据中国1997年刑法,一共规定了68种犯罪可以适用死刑,半数与政治、经济犯罪有关),其国务院至今未提出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无法批准该公约。截止2015年11月1日,死刑罪名已逐步删减至46项,取消了绝大多数经济政治犯罪的死刑惩罚,仅保留了制售假药,有害食品罪的死刑上限。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胡佳一案时回应,“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并承诺尽快施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然而,该公约至今仍未被批准。这意味着被签署的公约内容虽已在中国国内生效,但若是中国执政部门本身所引发的违约侵权行为则可以免除与此相关的责任。  2013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之际,百多名中国民间人士联署呼吁人大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title: 香港.
content: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香港法例》第383章)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收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并对附带及有关连的事项作出规定。  本条例草案于1990年提交香港立法局审议。《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及关于香港的一九九一年(第2号)英皇制诰均由1991年6月8日起实施。比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5.2条,《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I部导言称:香港境内依法律、公约、条例或习俗而承认或存在之任何基本权利,不得借口人权法案未予确认或确认之范围较狭,而加以限制或减免义务。比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II部香港人权法案第十四条称: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扰,其名誉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坏;对于此种侵扰或破坏,人人有受法律保护之权利。《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4条「日后的法例的释义」规定,在人权法案成为法律制定之香港法例,在解释上应以符合《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之规定为目标;反映出解释法律之一项现有准则,即在可能情况下,法例应根据现行国际义务来解释;如果日后制定之法律中之一项条文不能根据此准则解释,该条文便会因而告失效。《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5条「紧急状态」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社会进入严重紧急状态时,当局可采取若干通常会与公约有抵触之措施;本条例第5条亦载有类似条文;当局如正式宣布紧急状态,便可采取措施,限制人权法案所赋予之权利和自由,但限制范围必须严格,以在当时迫切情况下为应付紧急状态而有需要者为限;不过,措施不能限制下列权利:(1)生存的权利(人权法案第二条);(2)不得施以酷刑及不人道待遇(人权法案第三条);(3)不得使人为奴隶(人权法案第四(1)及(2)条);(4)不得因违约而被监禁(人权法案第七条);(5)在发生时并不构成刑事罪的行,不得定为刑事罪(人权法案第十二条);(6)被承认为享有法律权利的人的权利(人权法案第十三条);(7)思想、信念及宗教的自由(人权法案第十五条);此外,在采取上述措施时,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阶级有别而给予不同之对待。1997年2月23日,中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前述条文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基本法》第160条决定前述条文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其他条文仍予采用。  即使如此,《基本法》第39(1)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第1(2)条因为具有追溯力,被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裁定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1)条而删除。

Summary: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英语: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又称“B公约”,是一份在1966年12月16日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多方条约,是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第一个文件, 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该公约使缔约国承担责任,要尊重个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存权、宗教自由、集会自由、选举权、正当法律程序和公平审讯权利等等。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所监管。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独立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外,成员是从成员国中选举产生,但这些人并不代表任何国家;该会的专家开会期间,需要考察其成员国依据公约提交的定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