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遣队 (纳粹德国)

title: 死亡工厂的工人.
content: 特遣队成员并不直接参与杀人;杀人的工作由党卫队负责,而特遣队的主要任务为处理尸体。大多数情况下,特遣队队员是在到达集中营后立即征召的,随后在死亡威胁下被迫上工。关于他们将要从事的任务,纳粹事先不会给出任何告知。令特遣队队员惧怕的是,他们有时会在处理的尸体中发现自己的家人。队员们没有拒绝任务或退队的手段,除非自杀。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情景中, 特遣队队员会被委婉地称作“犹太劳力”(Arbeitsjuden),还有些时候他们被称作“帮手”(Hilflinge)。1943年,比克瑙集中的特遣队达到了400人;而当匈牙利犹太人于1944年到达集中营时,特遣队的人数增长至超过900人,以适应屠杀灭绝的班次数增加。  德国人需要特遣队员保持胜任工作的身体状况,因此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在押者更为整洁:特遣队有自己的住宿营房,队员可以保留与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毒气室受害者带来的食物、药品和香烟。和一般犯人不同,特遣队员通常不会被卫兵随意杀害。特遣队员的生计和效益取决于他们维持纳粹死亡工厂运作的效率。他们在灭绝营中生存的时间比其他犯人稍长——但只有少数活到了战后。  由于特遣队员对纳粹的大屠杀政策了然于心,他们被认为是“身藏秘密者”(Geheimnisträger),住处与被用作奴工的其他犯人隔开。根据党卫队政策,每隔三个月,在灭绝营的杀人区域工作的特遣队员会近乎全员送入毒气室,以确保保密性。然而,有些队员因为拥有专业技能,能够存活一年以上。特遣队新队员的任务往往是处理前任队员的尸体。据研究计算,从一座集中营组建首批特遣队到集中营清场,大约会经历14代特遣队员。
title: 目击证词.
content: 1943年至1944年间,个别特遣队员可以得到书写工具,因此得以记录他们在比克瑙的部分体验和所见所闻。这些文档被埋藏在焚尸炉地下,战后重见天日。据辨认,这些手稿的作者有五人:扎尔曼·格拉多夫斯基、扎尔曼·莱文塔尔(Zalman Lewental)、莱布·朗夫斯、哈伊姆·赫尔曼(Chaim Herman)与马塞尔·纳贾里。前三人使用意第绪语写作;赫尔曼使用法语;纳贾里使用希腊语。其中的大部分手稿存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纪念博物馆的档案馆中;赫尔曼的信存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被驱逐者协会(Amicale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Birkenau)档案馆中;格拉多夫斯基的一份文档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医学军事博物馆,还有一份存放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 其中一些手稿由贝·马克编成《奥斯威辛卷轴》(The Scrolls of Auschwitz)出版。另一些手稿由奥斯威辛博物馆出版,题为《在罪案的梦魇之中》(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奥斯威辛卷轴被认为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最重要的证词之一,因为其中包括了在比克瑙毒气室工作的同期目击记述。  下文的记述被埋藏在奥斯威辛焚尸炉下面,是由在集中营起义中身亡的特遣队队员扎尔曼·格拉多夫斯基在1944年10月7日所写:  据记载,在曾被迫在纳粹灭绝营工作的成千上万名特遣队员中,只有不到20人活到了解放并能够作证(不过有些来源声称的人数更多)。其中知名的有亨里克·陶贝尔、菲利普·米勒、丹尼尔·本纳米亚斯(Daniel Behnnamias)、达里奥·加巴伊、莫里斯·韦内齐亚、什洛莫·韦内齐亚、安东尼奥·博尔德林(Antonio Boldrin)、萨穆埃尔·维伦贝格、阿布拉姆·德拉贡(Abram Dragon)、大卫·奥列尔、亨里克·曼德尔鲍姆以及马丁·格雷。除此之外被确认的幸存者最多还有六七名,但他们没有证词记录在案。后来在一些集中营还发现了被掩埋和隐藏的特遣队员记述。
title: 起义.
title: 莱茵哈德行动.
content: 在莱茵哈德行动期间建造的灭绝营中,有两起已知的特遣队员起义。 第一场起义于1943年8月2日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爆发、100名囚犯成功逃出。他们复制了营地军火库的钥匙,从库房偷走了20到25把步枪、20枚手雷、以及几把手枪。下午3时45分,700名犹太人发动了一场持续30分钟的叛乱,攻击灭绝营的党卫队守卫和特拉夫尼基人。营地的建筑物被烧毁,一个油罐被引燃。配备武装的犹太人攻打正门,其他犹太人试图翻越围栏。然而,全副武装的卫兵们集中火力攻击囚犯,几乎将起义者屠杀殆尽。约有200名犹太人逃出了灭绝营,但由于他们没有切断电话线,党卫队得以从四个不同的城镇调派援兵,设置路障。半数逃亡者死于乘车或骑马的纳粹的追逐。  幸存的逃亡者部分被波兰家乡军游击队员送过河,其他人则得到波兰村民的帮助和供养。700名参加起义的特遣队员中,有100人成功逃出灭绝营,其中已知活到战后的有70人。幸存者包括合著了“特雷布林卡回忆录”的里哈德·格拉扎尔、希尔·拉伊赫曼、扬凯尔·维尔尼克、以及萨穆埃尔·维伦贝格。  特雷布林卡起义两个月后,一场相似的起义于1943年10月14日晚在索比堡一号营爆发。特遣队隶属于“劳动犯”(),即运作灭绝营所需的一般奴隶劳工(如在到达中心工作、处理受害者的物品、组建工作小组等)。在来自明斯克的苏联犹太战俘亚历山大·佩切尔斯基的领导下,特遣队员秘密杀害了11名德国党卫队军官,制服了集中营的看守人员,并夺取了军械库。起义原计划杀死所有党卫队和特拉夫尼基看守,从灭绝营大门走出;然而由于刺杀行动被发现,犯人们不得不冒着被枪杀的危险逃生。  荷兰历史学家,索比堡幸存者尤勒斯·斯海尔菲斯估计,一号营的600名特遣队员中有300人在起义中逃走。其中158人被卫兵杀害,或者被环绕灭绝营的雷区炸死。107人在党卫队、国防军或 秩序警察营的追捕中丧生。另有53人逃亡后因其他原因在1945年5月前丧生。目前已知的起义幸存者只有58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10人。索比堡毒气室所在的三号营中的特遣队员未参加起义,于起义次日被全数杀害。  索比堡的起义后来被改编为电影《逃出索比堡》。  2019年6月,有报道称最后一位幸存的索比堡逃亡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去世,享年96岁。
title: 奥斯威辛.
content: 1944年10月,奥斯威辛二号营的特遣队员在四号火葬场起义。先前的几个月,犹太女青年从韦克塞尔联合金属厂(Weichsel-Union-Metallwerke,位于奥斯威辛一号营和二号营之间工业区的一座军火工厂)走私小包的火药。最终,这些火药沿着走私链条,被传到了四号火葬场特遣队手中。队员计划先摧毁毒气室和火葬场,然后发动起义。  然而在1944年10月7日上午,集中营的抵抗组织提前警告四号火葬场的特遣队员,说他们将被杀死。特遣队员用两架机枪、斧头、刀具和手雷攻击了党卫队和囚监,造成卫兵3人死亡,12人受伤。一些特遣队员从营区逃生,但大多数在当天晚些时候被重新抓获。在那些没有死于起义本身的人中,有200人后来被迫脱光衣服,面朝下躺在地上,然后从后脑勺枪杀。当天共有451名特遣队员被杀害。
title: 文学作品和媒体中的描写.
content: 总体而言,特遣队的早期形象是不光彩的。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奥斯威辛:一个医生的目击报告》(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一书中写道,当其他囚犯正被饿死的时候,特遣队享受着配有吊灯和烛光的盛宴。尼斯利是一位公认的纳粹勾结者,曾协助约瑟夫·门格勒在奥斯威辛囚犯的身上做医学实验。他在二号火葬场的中有一间办公室,似乎应该能够很好地观察特遣队的行动;但是,他对火葬场中的一些实物描述严重失实,降低了他在这方面的可信度。历史学家吉德翁·格赖夫认为尼斯利的著作属于有关特遣队的 "流言与其他错误和诽谤性的说法"之列,只是由于缺少幸存的特遣队员第一手证词,才让这类说法得以盛行。  在《溺水者与获救者》中,作者普里莫·莱维将特遣队描绘为距勾结者只有一步之遥。尽管如此,他要求读者不要谴责。“因此,我要求我们对'火葬场的乌鸦'的故事要有怜悯和严格的思考,但要暂缓对他们的判断。”莱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间是在第三营/莫诺维茨(丁腈橡胶厂)度过的,可能没有直接接触过特遣队。他的描述据称是根据尼斯利的说法描绘的。  菲利普·米勒是少有的在战争中幸存的特遣队员之一;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在特遣队中服役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长得多。他在《奥斯维辛的目击者:毒气室中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中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于1979年出版。他在书中讲述了多起事件,包括他怎么试图进入毒气室,好与一群同胞一同赴死;但一个女孩阻止了他自杀,要求他活下来做证人。过去几年中,一些对特遣队更为同情的记述得以出版。首先是吉德翁·格赖夫自己的著作《我们欲哭无泪》,其中包括对前特遣队员的详尽且时而痛苦的采访。格赖夫用君特·安德斯的诗歌《你会怎么做?》(An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作为此书的序言,指出没有经历过特遣队的处境的人,无权对他们作出裁决:“你不能,我不能!我们没受过那样的折磨!”  第一部描绘特遣队起义的剧作由卢多维克·布鲁克斯坦在1947写成。布鲁克斯坦于1920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切沃(今属乌克兰),1944年5月在锡盖特被捕,送往集中营。布鲁克斯坦的剧作题为《夜班》(Nacht-Shicht),于1948年至1957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意第绪语剧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  1996年,在道格·休斯执导下,纽约MCC剧院制作了剧作《灰色地带》,是一部探讨特遣队员的道德困境的戏剧作品。该剧后来由制作人提姆·布雷克·尼尔森改编为同名电影。该片的基调与大部分情节基于尼斯利的著作,将特遣队的成员描绘成跨越了界限,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的人。比如片中的特遣队员霍夫曼(大卫·阿奎特饰)在一名微笑的党卫队员注视下,在脱衣室将一名男子活活打死。尼尔森明确表示,这种道德模糊性正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下的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许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是人。但我们不是圣化的受害者。”  2014年的“小说化”回忆录《破镜》探讨莱一名前特遣队员为了获得宽恕和终结所付出的努力:“善良的人可以被迫做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那么善良。”这位幸存者这样评价自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错的就不那么错。”  2015年由奈迈施·拉斯洛指导的匈牙利电影《索尔之子》详细描述了一名特遣队员将一个死掉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儿子,并试图埋葬这个孩子的故事。该片在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赢得评审团大奖。影片主演盖佐·勒里格对一名记者将特遣队员说成“半受害者,半刽子手”的说法表示愤怒。他说,“话必须说明白,他们100%是受害者。他们没有犯下喋血罪行,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杀戮。他们一到场就遭到了死亡威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和奥斯威辛的其他囚犯一样,都是受害者。”

Summary: 纳粹德国的特遣队(,,字面意思为“特殊小队”)是由纳粹德国灭绝营犯人构成的劳工队。组成特遣队的囚犯通常为犹太人,他们在死亡胁迫下协助处理犹太人大屠杀毒气室受害者。须注意在1938年至1945年间,党卫队也有名为“特遣队”的特设单位(SS-Sonderkommando),由党卫队的数个部门组建而成,与在押犯人组成的灭绝营特遣队并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