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title: 代表产生.
content: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到达上海,提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所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团队展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2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各地加上日本小组,共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出席大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陈独秀又指派代表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其中包括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另外,南京和徐州两地也分别派出代表郭青杰(或说刘真如)和陈亚峰抵沪出席一大。但南京代表因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不愿受纪律约束,中途退席,并“挽陈返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会议。  这13名代表的身份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他们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但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会议。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担任南方政府广东省教育厅长。同时,陈独秀考虑到陈公博刚刚结婚,让他顺便到上海游玩。对于李大钊未参加会议,中国史学界有三种主要说法,一是,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二是,筹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三是,领导北平八大高校的索薪斗争运动。李大钊于6月3日率代表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受伤,入院治疗。有作者认为是北京小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故未通知李大钊。即刘仁静在多年后回忆所说称: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北京小组选举时,张国焘成为第一个被推选的代表。邓中夏、罗章龙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当选代表。最终刘仁静成为北京小组第二个代表。  当时在法国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由于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也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会议。但学界仍将之与七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同视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另一方面,由于郭青杰和陈亚峰的退出,南京、徐州小组未被归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亦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党员统计范围之内。
title: 会议经过.
content: 7月23日晚,会议召开,大会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地点位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改为望志路106号,现黄浦区兴业路76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屋“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1921年春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即108号与106号,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7月30日晚,周佛海忽然腹泻没过来开会,正在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时,一名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从后门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那人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说:“这儿哪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后退出去。当时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提出要立刻转移会议地点,立即散会撤离会场。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书房里。陈公博在《寒风集》中写:“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就在代表们刚刚散去不久,那个陌生人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陈公博在发生该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在1921年8月《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采取一些隐语,记叙随后发生的事情: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br><br>......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br><br>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情节:  最初决定在杭州西湖继续会议。在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下,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会议。由她提前在嘉兴安排会议事务。8月2日,王会悟与部分代表等先行乘火车抵达嘉兴。她为会议在烟雨楼前预租了一艘丝网船。次日,其余代表乘火车抵达嘉兴,由王会悟接站、登船。他们佯装成游湖的客人,在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代表当天赶回上海。  马林、尼克尔斯基以及李汉俊、陈公博未前往南湖参加闭幕会议。陈公博与妻子于31日夜乘车至杭州游玩,8月3日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宁轮回广东。离开前,周佛海等人与他谈话。周佛海告之陈公博会议已在嘉兴南湖结束,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
title: 会议日期.
content: 陈公博、周佛海各有文章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从《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由此可以确定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闯入一大会议的时间为7月30日傍晚。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一大开幕确定为7月23日。。这一开幕日期也与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行程相符:7月21日到上海,7月22日拜见2名外国教授(马林与尼科尔斯基)。  嘉兴会议既大会闭幕时间仍长期未有定论,相关文献只能笼统的说是八月初的一天。存在的六种说法(日期),分别是7月31日,8月1日、2日、3日、4日、5日。  陈公博的两次回忆,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宁轮回广东。陈公博回到上海后,周佛海与他谈话,提及嘉兴会议结束。研究者根据《申报》刊登新宁轮于8月4日出港的公告,推定嘉兴会议时间在8月4日之前。8月2日作为常见的说法,或视为定议。王会悟作为嘉兴会议会务人员,持8月2日说,但其对嘉兴会议的回忆亦有改变。2013年,中共嘉兴市委组织课题组对这一问题展开专题研究,2018年宣布经研究推定为8月3日。  对于闭幕会议的日期各种资料存在的冲突如下:  其他考证:
title: 会议决议文件.
content: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这些一大文件的中文原文已经佚失。  1937年尼姆·韦尔斯女士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向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1950年,中国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中文文言译本,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但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葛萨廖夫写此文时在中国,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有工作接触。这篇历史文献,出自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的文言文写的书籍,没有标明何时由何出版社出版。经查证,此书来历是: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突然包围、突袭、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苏联代表处,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从大使馆搜去所有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此书。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访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1957年苏共向中国移交了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两份文件,翻译成中文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其中《纲领》中写明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入党条件、组织原则等。但这两份文件无作者、无年月日、无收发文方、仅仅就是稿件而已。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刊载于内部保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请求鉴定。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的评语。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室主任韦慕庭听说哥大在整理图书馆档案时发现一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名字叫《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作者是Ch'en Kung-Po,即陈公博。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两份英文附件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被法租界巡捕打断后,陈公博没参与南湖上的最后一天会议,但是最后定稿的《纲领》和《决议》被陈公博带了一份递交给未能参会的陈独秀了。陈独秀决定先不发表,于是这份文件就这样留在陈公博手里了。1923年赴美留学,在美国写硕士论文刚好用上。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1972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回到单位,到北京图书馆翻阅文献,在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读到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该文一条注释中写着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北京图书馆里当时就收藏了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李俊臣把该书的韦慕庭写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译成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宗旨和原则等决议,并且制定有关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的临时性纲领。在纲领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而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还有从事各类工人运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为领导机构,称为“三人团”。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李达担任宣传主任,主编《共产党》月刊。
title: 会议影响.
title: 政治影响.
content: 会议召开前,与会人员并未意识到会议的意义和政治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成功执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普遍的观点认为,“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每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
title: 流行文化.
content: 与中共一大相关的电影有《开天辟地》(1991)和《建党伟业》(2011)等,电视剧则有《开天辟地》(2011)和《中国1921》(2011)等。
title: 后续.
title: 会址现况.
content: 现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黄陂南路347号,新天地附近。会议结束后,至中共政权在1949年占领上海时,因城市变迁,已无法确定详细地址。1950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人员确认一大会地。最终,通过周佛海妻子杨淑慧辨识,确定兴业路76号为一大会址。1952年9月,会址复修,成立纪念馆对外开放,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Summary: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7月30日会场被租界巡捕房搜查后休会,8月3日在浙江省嘉兴闭幕结束。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