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

title: 康德对休谟经验论的反对.
content: 在康德(1724-1804)之前,大卫·休谟(1711-1776)接受关于先天知识之理性论的一般认知。 然而,在对这个主题做了更详尽的考察后,休谟发现有些被认为是分析的判断其实是综合的,特别是那些跟原因与结果有关的判断。(即,对于主体的分析并不揭示任何断言。) 因此它们便外显地决定于经验,并且是后天的。 在休谟之前,理性主义者知道结果可从原因推论而来。 康德在理性主义薰陶下成长,他深深地被休谟的经验论所扰乱。「康德告诉我们,大卫·休谟将他从教条的睡眠中唤醒。」 康德决定要找到答案,并花了至少十二年的时间思索这个主题。 然后,康德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了《纯粹理性批判》。 同时,康德也发表演讲、从事教学。 另一方面,《纯粹理性批判》包含了康德在建构整体理论期间中的许多时期的思想。  康德决定认真对待休谟对于原因及结果之原理的怀疑性结论,这激发了康德往后的工作,这些工作早已深植在康德的理性主义根基中。 对康德来说,休谟经验论依赖于假设所有的观念都是感性经验的表现。 所以休谟发现的问题是因果律这样的基本原理并无法仅仅来自感性经验,因为经验能表明的只有一个事件规律地接续著另一个,而并非一个导致了另一个。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六章(纯粹理性的一般性问题),康德认为休谟没有进一步考虑综合判断可以得自先天。 康德的目的是找到不借着经验性的知识,便能导出因与果的方法。 康德拒绝分析性的方法,争论说分析式的推理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并非自明的东西。 并且,康德主张说综合式的推理是必要的。 然而,这将产生新的问题—不依赖经验性观察的综合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即,先天综合真理是如何可能的?
title: 先天综合判断.
content: 康德表示有些综合判断,像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连结(即,所有的结果都有原因),在此种判断中,分析主题并不能产生任何断言。 康德论证在几何学及牛顿物理中的命题,就是综合判断。 康德用了一个经典的例子7+5=12。 任何的分析都无法在7和5中找到12。 所以康德得到了所有的纯粹数学都是综合却也是先天的; 数字7是七,数字5是五,且数字12是十二,然后一样的原理可以应用到任何数字; 即是说,这是普遍且必要的。 所以对康德来说,数学是先天综合的判断。 这样的结论使他询问是否我们可以用先天综合知识为研究形而上学奠基,因为大多从柏拉图到康德当时的前辈们所发展出的形而上学原则, 做出的许多关于上帝及灵魂的断言都不是自明的,而且也不能从经验的观察中得出(B18-24)。 对康德来说,所有的后笛卡儿形而上学家都从一开始就错了:经验主义者错了,因为他们断言超越经验是不可能的;教条主义者错了,因为他们断言唯有理论论证才能超越经验。  所以康德提出了形而上学之科学的新基底。 一个形而上学的科学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真是如此,根据康德,只有实践的理性、意识的官能以及每个人都能立即了解的普遍规律,才让了解事物本身成为可能。 这些导致了他对形而上学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放弃以物体「自身」独立于感观经验的方式了解世界。 他用一个思想实验阐明这件事,对一个存在于时间及空间之外以及在理解范畴中没有结构的客体,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感知,像是质料以及因果律。 康德表示,虽然这样的客体无法被感知,但我们没有办法指出这样的客体是不存在的。 所以,康德说,形而上学的科学不该试图要超出可能经验的限制,而应该试图谈论这个限制,进一步将我们理解为在思考的存在物。 人类的心灵无法超出经验,所以无法得出终极实像的知识,因为从纯粹概念到客观的存有是不可能有直接进展的。
title: 《纯粹理性批判》 - 内容精要.
content: “纯粹理性”是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批判”是指对纯粹理性进行考察。康德为本书冠以这一名称,是为弄清人类认识的来源、范围及其界限。本书分为篇幅很不相称的两部分:“先验原理论(邓晓芒译本为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其中“先验原理论”为全书的关键和主体,同时也是最难于阅读的部分。  18世纪的欧洲哲学界, 认识论问题占据突出的地位,并形成了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性论和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两大认识论派别。康德认为认识论问题如不解决,哲学只能在歧路上徘徊。他首先批判了当时欧洲流行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唯理论,指出莱布尼茨认为不需要感觉经验,仅凭人类的理性思维便可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可以达到真理,是“独断”和荒谬的。康德坚决认为人的心灵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莱布尼茨代表的旧形而上学是虚伪的。康德同意休谟的看法,认为人类认识开始于经验。但他也批评了休谟否认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这实际上是否定科学知识。康德意识到了争论双方都有片面性,在批判双方错误的同时,也指出双方的说法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康德的观点是,人类的认识开始于经验,知识来自于理性。依康德的这一观点,人类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人的感官提供的后天感觉经验,这些经验是混乱零散的东西;另一个是人类头脑中先天固有的带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能力。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对感官提供的后天经验进行整理,才能形成科学知识,因此人们头脑中任何一个科学知识都是这两方面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人类是如何可能有先天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及其种种结论构成了这本书的主题。康德指出,人类的理性中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这两种形式先于一切经验,并且是经验形成的前提条件。康德认为,即使人的感官没有任何实际对象,“时间”和“空间”也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当人们进行认识活动时,我们体验到的外部世界就是一连串处于“时间”和“空间”形式中的过程,人们运用“先天的”思维形式对这一过程混乱零散的感觉材料进行整理加工,人们才能获得感性认识。所以只有从人类的立场才能谈到空间与时间,它们不可能离开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它们属于人类的条件,是人类感知的先天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  康德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时间”与“空间”形式获得的感性认识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感性只能认识直观材料,不能算科学,还必须经过更高一级被称为“知性”的人类思维活动。而“知性”则是运用范畴、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能力。康德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所以必须将两者联合起来,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他把“知性”自身规定为包括统一性、多数性、必然性、偶然性等12个概念或范畴,“知性”活动把这12个概念或范畴运用到直观形式所提供的感性材料中去,使这些材料具有必然联系和因果关系,才能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与“时间”和“空间”相同的是,“知性”也不从自然界中得出它的规律,而是把自己的规律加于自然界,所以正如康德所说:“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  最后,康德指出,人类通过“知性”获得的科学知识,仅仅是对“现象界”的认识。而“现象界”中的东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要超出“现象界”的认识,进一步把“知性”的各种知识再加以“综合”、“统一”,把它们整理成无条件的,绝对完整的知识,这是人最高级的认识活动能力,叫“理性”。康德认为“理性”企图达到最完整、最高的统一体:灵魂、世界和上帝。康德把这三个统一体称为“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都是“现象界”之外的,康德把它们称为“自在之物”。康德断言说,“自在之物”是超经验的,不属于人的认识范围,因而不能用“知性的概念”去认识。然而,当“理性”去追求“理念”时,却又必须运用“概念”、“范畴”去认识它们,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康德把这一矛盾称为“二律背反”。  康德举出四种这样的二律背反,各由正题和反题组成。第一种二律背反中,正题是: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就空间来说,也是有限的。反题是世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没有界限;就时间和空间双方来说,它都是无限的。第二种二律背反证明每一个复合实体既是由单纯部分组成的,又不是由单纯部分组成的。第三种正题主张因果关系有两类,一类是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另一类是依照自由律的因果关系;反题主张只有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第四种证明既有又没有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  利用形式逻辑的归谬法来论证“二律背反”,即事先肯定命题的反面,以此推翻对立的反命题,来证明正命题是正确的,从而证明理性要求超出“现象界”范畴,去达到最完整、无条件的“自在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至此,康德完成了他的认识论学说体系,并骄傲地声称,他在哲学界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理性是无能的,“自在之物”是人的认识根本达不到的,是不可知的。在人的认识所达不到的领域,应当留给宗教信仰。正如康德所说:“我发现必须否定知识,才能给信仰保留地盘。”

Summary: 《纯粹理性批判》( )被公认为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流传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初版于1781年,并于1787年再版的该书,常被称做康德的“第一批判”,并与其后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并称为康德“三大批判”。

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La 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en allemand, "", est une œuvre d'Emmanuel Kant, publiée en 1781 et remaniée en 1787. Elle est considérée comme son œuvre majeure, la plus lue, peut-être la plus difficile, commentée, étudiée et la plus influente. Incomprise à son origine, elle donna rapidement prise à une littérature de controverse. Après la première parution, Kant continua à tenter de clarifier la problématique qui la portait, celle des limites de la raison. Elle donna lieu notamment, à un autre ouvrage intitulé "Les Prolégomènes à toute métaphysique future", ce qui lui permit de mener à bien une refonte de son maître ouvrage dans une seconde édition, enrichie d'une nouvelle préface, en 1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