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title: 近代欧洲的中国风.
content: 中国自明朝中后期隆庆开关起后,为数不少的欧洲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有部分传教士回到欧洲,并将中国的各种文化、经典等带到欧洲,致使欧洲在17世纪初18世纪末时(此时中国正值明朝灭亡到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曾长时间流行“中国热”,在这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内欧洲对中国的许多方面均十分追捧,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 其实早在14世纪时,当元朝忽必烈攻入欧洲时,就把中国丝绸上的图样传至欧洲,且被天主教会所沿用,常出现于祭衣和背心上。事实上,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主要借由欧洲本地商人与使者来传递。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更是由耶稣会传教士的记录与报导把中国资讯带回欧洲。经由不断的记录与报导,他们更正传统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十八时期的中华帝国以最理想的形式与形象被介绍到欧洲,是具有高度文化与高度文明的大帝国。十八世纪几乎全欧洲都受到中国风艺术风潮的影响,包括意、西、葡、法、荷、德、英、瑞典、丹麦、匈牙利、波兰、俄国等地区都有中国风艺术,横跨南欧、西欧与东欧。中国风被运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工艺器物、绘画、版画、雕刻、建筑、园林、绿地与城市规划等等各种范畴。包括陶瓷器皿、挂毯、壁饰、漆柜、漆屏、屏风、乐器、床、桌、族徽、纺织、丝绸、刺绣、油画、镶嵌画、壁画等等,其它还有室内装潢、家居装饰,园林建筑有宫殿、亭、台、楼、阁、曲桥、奇岩怪石、石雕、砖、雕、彩绘、木雕等设置,以及中国风村落,如日耳曼地区卡瑟尔(Kassel)威海姆苏赫山地园林(Bergpark Wilhelmshöhe)内中国村(Chinesisches Dorf Mou-lang),瑞典、俄国中国村等等,另外就是中国风自然风景园林在欧洲的盛行。  1700年,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盛大的舞会时曾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使得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种中国风尚体现在当时整个欧洲社会中,并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受中国风影响的洛可可风格与中国式园林亦在欧洲各国王室流行。欧洲的中国风尚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直到19世纪以来才消退。  18世纪的西方,对于东方的认知多半是从他人叙述或游记等了解,进而想像出来的东方色彩,因此许多器物及绘画会同时出现波斯、中国、印度、日本及南洋的图像元素。如《皇帝出巡》系列壁毯,其上的描绘结合了中国人物、热带植物、还有些不像东方又不像西方的服装与轿子,以及怪异的寺庙。
title: 瓷器.
content: 当商人从东方运回大量瓷器后,欧洲便疯狂喜欢上瓷器,然而进口瓷器成本太高,于是欧洲各国开始研如何究制作瓷器,并大量生产出带有中国风的瓷器。  首先是荷兰,设立台夫特(Delft)窑厂,以软陶制作。跟在荷兰后头,德国也开始研究如何制造瓷器,并在1708年制出了真正的「硬瓷」。在1710年时,德国即在首都德累斯顿(Dresden)设立皇家瓷窑,随后迁到迈森(Meissen)地区,生产出许多中国风的瓷器向全欧洲销售。例如「青花洋葱瓷器系列」(blue and white onion series)可媲美景德镇的瓷器。白底蓝纹,花草图纹带着中国韵味,又自成一家。还有「红龙」(Red dragon series)瓷器,模仿中国的龙凤祥图,但其一对凤鸟,短喙圆身,虽没中国的凤鸟华丽,却显得轻巧可爱,别有一番趣味。  而法国,则在路易十四时,设立皇家制瓷中心「塞芙尔」(Manufacture Nationale de Sevres),早期法国瓷器上的图案较情境化且写实,有人物、背景和各种中国元素;然而发展成熟后,渐渐趋向图像化,尤其是植物图腾,运用中国的绘画技巧,展现线条的风采。此外贵族也会向中国订制瓷器,将家族徽章绘在瓷器上,流行了一阵子的「族徽瓷」(Fitzhugh)。 中国风的瓷器餐盘上常出现的图绘中有凉亭、曲桥及柳树,盘缘常均分成数格(大部分是四格),其内有横式的中国山水。
title: 壁纸.
content: 事实上中国风较少用于大型的艺术绘画中,反而是更多的运用于装饰性的镶嵌画、地毯、壁画。不过这些物品与绘画仍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前者经常是经由画家打稿,再将图案印上去。  壁纸最常看到的设计是,以一棵或两棵树为主,细细长长的从底部厂到顶端,其枝干婀娜弯曲与细碎的叶子及花朵占满整个构图,几只小鸟点缀其中,整体看来既轻灵又带了些华美。而「树」这个意象取自于东方神话中的神木,树根、树木、树枝的连接代表了阴间、人间、天堂的相连。  1700-1730年间,欧洲产生具有强烈中国风的「古怪丝绸」(bizarre silk),这是将异国情趣的画版印在软麻布家具上。而其中中国风的设计以于埃(Christophe Huet, 1694-1759)和皮耶芒(Jean-Baptiste Pillement, 1728-1808)最为出名。在法国巴黎的尚蒂伊城堡(Petit Chateau de Chantilly)有于埃1735绘制的六幅一系列室内装饰壁板猴戏图。而皮耶芒的对中国的想象中,是一个梦幻、美丽而和平的国家,也因此他的画中常有各种异国的植物、花朵,物品。
title: 建筑.
content: 欧洲对中国建筑方面的认识可以追溯至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描述了中国的宫殿金碧辉煌,而17世纪初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也描述了南京的宫殿宝塔桥梁,给予欧洲人明朝都国的华丽想像。大约半个世纪后,荷兰人纽霍夫(Johan Nieuhof)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晋见中国鞑靼皇帝》中详细描写了中国建筑,对欧洲人影响深远,其中最著名的插图是南京瓷塔,此后欧洲的中国塔几乎都是以他为原型再演绎。  欧洲首个中国风建筑是法国凡尔赛宫的特里阿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是1670年路易十四在为取悦其情人蒙特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而建造的。这座建筑非常明显是巴洛克风格,例如山形墙和立柱,但采用圆形基面设计,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样式」的建筑,具有青花彩釉瓷装饰的栏杆、屋脊和簷口。  关于法国亭台楼阁受到的中国风影响,亦可追溯到法国设计师勒侯(Georges-Louis Le Rouge),他留给后人洛可可风结合18世纪中国风的铜版画,共有21卷,集结成《英中庭院》(Jardins Anglo-Chinois)一书。其中一幅插画描绘了杉特鲁之塔(The Pagoda of Chanteloup),其为当时最高的中国风建筑,由勒加穆(Le Camus)设计,建于1775至1778年间。  而路易十五为情人庞毕度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修建的香姆城堡(Chateau de Champs),由于埃(Christopher Huet)在1758年设计的。其大客厅除了典型的法国风格,也有中国装饰风格,例如摆放着中国的瓷器,壁炉价和墙上也陈列著中国题材的图画,家具覆盖着东方的丝绸,地上铺着远东来的地毯。同样需注意的是,这种洛可可风格的室内装饰同样参杂了法国艺术家的个人想像,混合使用了中国之外的东方各国的装饰艺术。  18世纪初,一位英国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他所著的《东方造园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1772)中指出,所谓的「东方」就是指「中国」。钱伯斯早年至少到过广州两次,后来发表了一部大力宣传中国风的著作《中国建筑、家具、服装、机器和器皿的设计》。钱伯斯是国王的建筑师,又才华横溢,他改变了欧洲人对待中国建筑的态度:从嬉戏式的想像到严肃而自由的模仿。  1763年,钱伯斯在伦敦邱园(Kew Gardens)中修建了本来就有的中国宝塔、孔子阁,还有一个在圆形池塘中间的、很像中国文人学者读书的凉亭的中国亭。宝塔明显是以纽霍夫的南京瓷塔为原型的,八边形,共十层。塔的每个簷角上有龙形装饰,但今已不复存在。之后影响亦可见于德国在慕尼黑的英国花园中建造的中国塔。  十八世纪中国风潮很快在日耳曼地区各大小公侯国的宫廷中发展与传播开来,日耳曼地区园林受到了中国风的自然风景图像、山水园林图像的启发,进而采取不规则平面布局,顺应自然理念,兴建园林。以德国沃里兹园林群 (Wörlitz Garten) 及其下的欧拉尼恩包姆中国园林 (Chinesischer Garten von Oranienbaum) 为代表例子: 沃里兹园林群位于德绍,为十八世纪德国东部安哈尔特-德绍 (Fürstentum Anhalt-Dessau) 侯王法兰兹 (Prince Leopold III Friedrich Franz) 下令建造,参考了中国园林图像,以反对传统的强烈中轴线、鸟瞰视觉效果的巴洛克式庭园,转而以乱中有序、自然的美感理念建造园林。安哈尔特─德绍亲王透过中国元素的吸收,彰显自身的开明形象与启蒙政策,而安哈尔特-德绍公园 也因此成为当时德意志境内的「模范国」。除此之外,中国元素的建筑在奥地利维也纳也有美泉宫。日耳曼地区很多宫殿中有很多具备中国风室内装潢的厅殿,德绍沃里兹宫殿(Das Schloss von Wörlitz)的中国厅就是最好例子,此外还有德累斯顿的皮勒尼兹宫殿(das Schloss Pillnitz)建筑、波兹坦(Potsdam)无愁苑(Sanssouci)的中国龙亭(Das Drachenhaus)、中国茶亭(Das Chinesische Haus)及德绍欧拉尼恩包姆中国园林 (Chinesischer Garten von Oranienbaum)内的中国塔楼(Die Pagode)、中国茶馆(Das Teehaus),或慕尼黑市区内英国花园(Der Englische Garten)的中国楼塔(Der Chinesische Turm)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钱伯斯爵士的好友,瑞典建筑师派帕(Fredrik Magnus Piper)设计的斯托海德园林(Stourhead)规划图,可看出圆明园的布局模式,有曲折的水流和人工岛屿,小山丘上有亭台楼阁,弯曲的山路点缀著小桥、岩洞、假山。他还制作了中国圆明园的木刻版画摹本,将它带回斯德哥尔摩。
title: 绘画.
content: 德国天主教学者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曾访问罗马,震慑于当时丰富的东方藏品,后于1667年出版《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以中国绘画和木板印刷为蓝本创作铜板画插图,成为后代对中国意象描绘的范本。  白晋神父(Joachim Bouvet) 在1700年为路易十四带回康熙赠送的绘画、屏风、瓷器及画论相关书籍,可说是开启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的序幕。他在巴黎出版《中国现状图像》图册汇编和插图本《康熙皇帝》,而礼物一部分被收藏在凡尔赛宫,一部分在南特(Nantes)拍卖,拍卖相当成功,于是法国又在1703年举办一次类似的活动。  法国画家之中,布莱恩(Jean Brian)、马哥特(Daniel Margot)、奇罗特(Claude Gillot)和华铎(多)(Jean Antoine Watteau)等人收藏了大量的东方绘画,例如画家华铎留给好友的大量中国绘画和图书,1633年出版的《十竹斋书画谱》亦被运到法国,今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他们也较早发觉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而尝试应用于绘画作品中。例如华铎的《中国和鞑靼的人物画》系列画,这系列是专为王室狩猎行宫缪埃特城堡(Chateau de la Muette)绘制,该城堡和其中的许多绘画都已毁损,如今剩其他画家从原图翻制的版画,其中一幅《中国花园》(今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阿须摩林博物馆),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在花园中玩耍,图中男子的长袍和斗笠都是中国式的,孩子的服装也有中国特色,人物的轮廓和背景是想像出来的,未能掌握中国绘画独有的味道和意境。另外一件作品《中国系列》之一,绘于1708年,由巴黎 贝莎索‧德‧华格纳(Besançon de Wagner)收藏,是一架老式钢琴的盖板上的油画,图中的音乐家和乐器是对中国的臆想,富有异国情调,而画花鸟的风格更是具有中国韵味,可能是受到中国进口的屏风启发。而华铎最有名的作品是《驶向西堤岛》(Pèlerinage à l'île de Cythère):  布雪(Francois Boucher)的九幅中国风画版,例如《中国庭园》,今藏于法国的贝桑松艺术与考古学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Besançon),人物形象与景物充满想像的东方特质,但人物的姿态和画面的构图但仍是西方的。  18世纪后百科全书派的潮流之下,陆续有西方人到中国游历,并将见闻编纂成册,供后人参考,文化交流没有止息。如法国画家及旅游家奥古斯特伯尔热(Auguste Borget),于1838、1839年间游历中国,其作品真实描绘中国人民生活,回国后亦融入个人经历大量创作,浓厚的异国色彩和简单的风格有别于当代画风,受皇室喜爱,也得到对同代及后代家、艺术家及诗人有深远影响。  整体而言,西方所接触的中国绘画并非最高品质的珍宝,加上语言、文化和审美的差异,中国绘画对欧洲的影响不如装饰性的工艺品深刻。 中国风在欧洲持续了约莫两个半世纪。中国风最初随着商船、使团、教会进入欧洲,与巴洛克与洛可可的风潮交流、激荡,被19世纪上半叶古典主义浪潮逐渐吞没,随着人们对中国社会实情的了解越多,对中国艺术品的认知越是扭曲,远离中国人真正的生活内涵。中国方面,耶稣会传教士离开北京,中国宫廷内少有外国学者或外交使团,与欧洲的接触只剩广州和澳门的商人,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有敌意,可见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这段期间欧洲少有中国风尚的体现,较特别的案例是1832年建成的英国南部布莱顿(Brighton)的皇家穹顶宫(Royal Pavilion)内有仿中国的装饰画,可源于1802年摄政王收到中国的壁纸的影响而创作的。
title: 现代中国风.
content: 21世纪以来中国风尚的文化和艺术开始再次流行于现代中国社会中,包括广告、电影、音乐、服饰、建筑等。例如:

Summary: 中国风(英语:Chinoiserie)也译成「中国风情」、「东洋风情」,在艺术史上是一个专有名词。此风格起源于十七世纪,在十八世纪成为风行全欧洲的国际时尚,表现在各种艺术类型,并在各地发展出不同特色。

Chinoiserie: Une chinoiserie est un objet d'art dont l'esthétique procède du courant orientaliste. Il évoque l'attrait du collectionnisme pour les objets et architectures provenant d'Extrême-Orient, plus que de Chine en particulier. Il reflète un goût pour un Extrême-Orient rêvé, son imagerie et ses symboles, dans la forme (asymétrie, jeux sur les échelles) comme dans le fond (motifs et canons) ; l'art d'Asie orientale à proprement parler n'en est pas le moteur.